目录

银头

我们飞

去见那个男人

黑暗中的绽放

山区光棍

拳头

屋顶上的一架飞机

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

美好的事物无法久存

出轨

不中用的狗

奇山飘香

夏屋，以后

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

绕颈之物

版权信息

银头

作　　者：[意大利]路易吉·马莱巴

译　　者：沈萼梅

品 牌 方：99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恺撒之梦

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

环保女士

是普鲁斯特的过错

八月的那个夜晚

一个真实的故事

新罗马的海豚

美洲豹之家

策略

彗星

蜘蛛侠

剽窃——以噩梦形式写的故事

一身灰色的姑娘

秘密故事

言语和爱情

译者

字母表的第十三个字母

高明的骗子

机器人作家

过敏

两个耳光

猴子标本

苦涩的友情

那两个裸露狂

谈谈大海

布鲁图斯右手的日记

描述

银头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恺撒之梦

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白茫茫的平川，阳光照耀在远处的高地和犬牙交错的山坡上，强烈的反光令人眼花缭乱。不，那不是白雪皑皑的山脉和丘陵，但在肯定它们是云彩之前，我得走近细看一番。于是，我就开始晃晃荡荡地缓步下山，在洁净的空气中，敞开胸怀深呼吸，因为在那样的高度，往往缺少氧气。

随着我慢慢地下山，白色的轮廓并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变得更清晰，反而变得更加隐隐约约和模糊不清；那正是云彩。现在我从远处看它们，发现广袤的平川实际上是虚虚实实的深渊，那白茫茫的一片变成了灰色，而在一朵云彩和另一朵云彩之间，透过深暗的大裂缝，可以瞥见底下的平川是一些被切割成几何形的一块块耕地，有些还呈现出被犁过的田地的颜色，有些呈深黄色，然后就是一方方绿叶葱葱的树林。一条河流曲曲弯弯地把一片宽阔的丘陵地分割成两片。那是台伯河吗？从那个高度上我不指望能认出它来，何况在一片片云彩之间的那些裂缝口不便耽搁太久，以免冒被一团气流吞吸而一头栽下深渊的风险。

这时我看到了某处的云彩像是高高地卷成螺旋状，不再是白茫茫的一片，而是光彩夺目，像是一顶金光闪闪的华盖似的。那是光的效应，我自言自语道。不，那些呈螺旋状的云彩支撑着一个金碧辉煌的皇帝宝座，我越是靠近，那宝座便变得越来越清晰，在一张巨大的靠背椅上，坐着一位端庄的老人，他满脸白胡须，就像在维亚雷焦的狂欢节里的一个大头娃娃似的，慢悠悠而又可笑地晃动着大脑袋。他是谁呢？我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念头，但尔后我对自己说，悠荡在云彩之中遇见一位神仙，这简直不可思议，哪怕有那样的想法也够狂妄的了。可是，我又多次见到过那位貌似神仙的老人，那位老人我认识。他手持雷电，就是发光的神盾，像锯子一样呈齿状，像电光一样闪闪发光。没错，只能是他，宙斯，天神之父，奥林匹亚山神，克罗诺斯之子，掌管雷电引发暴风雨之神。

宙斯示意我靠近他。宙斯想要我做什么呢？他把雷电搁在宝座的扶手上，把他那洁白的手伸给了我。我在跟他握手时，发现那手是用大理石做的，是用来塑造雕像的冰凉的纯大理石做的。老宙斯从头到脚全身都是大理石制作的，可他却自如地挥动手，摇晃着洁白的大脑袋。我甚至看到他嘴唇上似乎掠过一丝微笑。可是，他与我握完手之后，重又掌管着他那闪闪发光的雷电，而且仰头往上看，像是在等待某人从天上降临似的。这时候，我明白自己该走了。我不失时机地做了一个告别的手势，又在云彩上方上下飞荡。我任凭自己滑翔而行，又突然冲刺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我拐弯时速度很快，急闪而过，又升到一定高度，不时地闭着眼睛飞着玩。

我在黑暗中睁开眼睛，在床上辗转反侧了两三回，然后费劲地起了床，打开窗户。外面在下雨，一种密密的细雨，在逆光处闪闪发光，对面房子的砖瓦也淋得光灿灿的。我不必多作思考就意识到我是做了一个我已经熟悉的梦。我走过去从书架上取出一本书，立刻找到了那一页，念了起来：“Ea vero nocte, cui inluxit dies caedis ei ipse sibi visus est per quietem interdum supra nubes volitare, alias cum Iove dextram iungere.”那是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 [1] 讲述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在三月的第十五日前夕做的一个梦，翻译出来大意是：“在命中注定的那天天亮之前，尤利乌斯·恺撒飞到云彩里去与宙斯握手。”正与我在梦里所做的一样：我飞到云彩里，并且与宙斯握了手。总而言之，我做了一个早在两千年之前尤利乌斯·恺撒做过的梦，就是在他被布鲁图斯及其他密谋者阴谋用匕首刺死的头天夜里。一个历史性的梦，否则我该怎么称呼它才好呢？

我手里拿着苏维托尼乌斯的书待在那里，对自己做的梦惊愕不已，我对这个梦记得特别清楚，不像别的梦，很快就消逝了，对那白色云彩的回忆历历在目，还有在太空飞翔所产生的微微的心醉神迷之感，但我记不清当时我的身份，弄不明白梦里是我自己还是另一个人。在梦里我究竟是谁呢？严格地说，打从我毫无疑问地做了一个“跟他一样”的梦之后，我应该进入尤利乌斯·恺撒的角色才是。但在记忆中我是个不确定的、十分脆弱和模糊不清的形象，一点儿都没有“历史的”味道。那么，我是自己非法地做了一个一位历史人物做过的梦。确定无疑的是，我面对宙斯，思想上把他比作维亚雷焦狂欢节里的大头娃娃。尤利乌斯·恺撒或是哪个进入他角色的人是永远不会这样比拟的。

除了这已经是非同小可的梦之外，我跟这位罗马军团指挥官之间还有一种特别的巧合，一种小小的不安因素：我的名字也叫恺撒。要是我像很多人那样相信梦是天上的神仙带给我们的话，那么，我就可以隐约地推想到某种命运的蓝图了，而且，我还对自己说，有时候，梦产生于某些连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巧合和联想。

很自然，我跟我妻子讲了我做的梦，并且让她注意到了巧合。我并不觉得她对此有多大兴趣，我承认我对她那种心不在焉和厌烦的态度感到有些失望，但是我把她的漠不关心归诸于一般的不在心，这样已有好几年了，她对于我和我身上发生的一切都不很在心。确切地说，是一种相互的漠不关心，因为我们是许多协议同居的夫妇中的一对，就是出于一种习俗惯例、出于怠惰图个方便而相互并不关心，在各自的隐私方面享有一种充分的自由。我知道我妻子有一个情人，但我什么也不问她，她也不跟我谈论这个。她知道我有自己不想明言的隐秘的内心世界，而且这的确也是我们从来不碰触到的一个议题。我们找到了一种十分文明的生活方式，尽管有点儿单调乏味，因为我们之间没有对话，在餐桌上我们也很少有什么话说。有时候我们一起去看几场演出，但实际上我们是两个吃力地寻找着某些借口而共同生活的陌生人，那种借口当然不仅仅是罗马老城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一间十分漂亮的套房。我本想与她共同议论的梦的话题也因此落空了。

当天下午，我对我妻子讲述了我的梦之后，纯属偶然，我发现我妻子的态度令我吃惊，坦白地说是令我不安。我们的套房是围绕着一个小院子设计的，有一条用来堆放杂物、里面还安了取暖的燃气锅炉的玻璃凉廊，从那里可以看到坐落在院子相反一侧的我妻子卧室的窗户。这扇窗经常是打开着的。我进入凉廊去调高锅炉的水温想洗澡，看见我妻子在她卧室里手里拿着一件闪闪发光的东西，这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一把匕首。它是我们几年前从苏黎世一位小古玩商那里买来的，一件不值钱的东西，但很精巧，刀刃“锋利”，刀柄是铜制的。我们花了很少几个法郎，古玩商说那是特价，因为那匕首没有刀鞘。购买的喜悦过去后，那匕首有一段时间就像是一件摆设似的被随便撂在一张小桌子上，最后，被塞进一个抽屉里销声匿迹了。

我妻子手里拿着那把匕首干什么呢？为什么恰恰在现在这个时候把它从抽屉里拿出来？为什么她要擦亮它？她怎么想起来重又拿起那件东西？我不得不对自己提出这些问题，最后，我不得不把这与我所做的梦联系起来。恺撒的梦和布鲁图斯及其同谋者对他的行刺可能使她回想起那把匕首来了，那是出于一种联想。是一种简单的纯粹的联想吗？我当然不能去想我妻子有用匕首杀害我的企图。我们的关系虽然冷淡，但还没有到令我想到她会谋杀我的地步。

我一动不动地待在凉廊那里观察我的妻子。她用一块抹布擦亮了匕首后，又在一个手指肚儿上试了试刀尖，然后用一张彩色的纸小心翼翼地把它包起来，就像把它当作一件礼品似的。最后她用一根牛皮筋把包装纸扎紧，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手提包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奇怪，使我处于一种不安的精神状态，就好比发现了一个我不情愿知道的秘密。我任由本能的支配，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也许可以让我试探我妻子的反应：我在凉廊里故意把一桶杀虫剂掉落在地上，想让响声吸引她的注意。正像我预计到的那样，我妻子惊跳了一下。她的反应令我惊愕不已，如果我从她的反应来判断意外的重要性，那么我就应该想到，我的出现以及她发现自己被我看到手里拿着匕首所表现的恐慌，肯定会引起她极大的惶恐不安。我用余光扫视她之后，故意漫不经心地抬起头来，并对她微微一笑，目的是让她明白我是刚发现她在屋子里的。然后，我就走出凉廊，去厨房看午饭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和妻子在餐桌上都没有正眼看对方。我们装出一副担心的样子，谈论了一阵我们侄子的高中毕业考试的事儿。其实，我们只是想借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寒暄几句，以填补我们之间总是无话可说的空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侄儿完全能通过毕业考试，他在学校里的功课根本没问题。我从餐桌上站起来之前，骤然改变了话题，冷不防地问她道：

“你读过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的作品吗？”

“没有全读，读过的那点儿也记不得了。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呢？”

“你知道昨夜我做的梦吗？对了，苏维托尼乌斯说，恺撒的妻子在同一天夜里也做了一个梦。”

“那又怎么样呢？”

“你不是恺撒的妻子吗？我不是也叫恺撒吗？”

我妻子勉强地微笑了，显然她很尴尬。

“你记得恺撒的妻子卡尔普尼亚的梦吗？”

“我跟你说了我什么也记不得了。”

“我重读了苏维托尼乌斯的那一页书。他讲到卡尔普尼亚在那不幸的日子的头天夜里，梦见家里的屋顶塌了，恺撒在她的怀里被人用匕首刺死了，而且最后他们卧室的门自己打开了。你是不是也凑巧做了一个类似卡尔普尼亚这样的梦？”

“昨天夜里我什么也没有梦见。”

我妻子在说谎时的语气比平时都肯定，显得那么平静而且有说服力，这是在结婚多年之后我才学会辨认出来的。我肯定，她说什么也没有梦见，那是在说谎。不过，我自然是没法知道真相，因为她从来不跟我说实话，我也不想坚持让她说实话。

沉默了片刻后，她补充说道：

“我们有两间卧室，不是一间。”

“幸好不是完全巧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说是幸好？”

“因为我不想被人用匕首刺死。我见到血就害怕极了，我的血和别人的血我都怕见到。”

我妻子好像惊呆了。她往咖啡里放的糖比往常多，喝得十分慢，像是为了赢得时间。然后，她用她那低沉的略带威胁的声音——每次她这样说话都令我害怕——说道：

“你肯定在卡尔普尼亚的梦里恺撒是被人用匕首刺死的吗？”

“你言之有理，苏维托尼乌斯没有谈及用匕首刺杀的情节。用匕首刺杀的情节是我加的。”

我妻子说漏了嘴，承认她记得苏维托尼乌斯写的书，现在她显然很不自在，可是，我得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以免触怒她。否则的话，她可以一个星期都不跟我说话，以往好几次她都是这样的。

“苏维托尼乌斯没有谈到匕首刺杀的情节，”我平静地补充说道，“不过，我觉得匕首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当人们谈论恺撒之死时，头脑里首先联想到的就是匕首，如同人们谈论到另一位恺撒，即恺撒·巴蒂斯蒂 [2] 时首先想到的是绞刑架一样。”

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意识到餐桌上的情形奇怪地弄颠倒了，我作为臆想中的牺牲品，生怕臆想中的杀人凶手——就是我的妻子——生气，就竭力为其开脱使她放心。可是，一想到我做的梦和发现我妻子手持匕首这一事实，受害者和杀人凶手的提法乃是对这件事情的一种发挥，它清楚地表明了我处于神经质的状态。我眼前不断地晃动着我妻子擦亮那把旧匕首的样子，从而又接二连三地想象出我被人用匕首从背后刺死的场面：当我走进电梯时，我就觉得我身后有轻微的脚步声，突然感到有人用匕首一下刺中我的后脑勺，使我一下子失去了全部力气，接着又被匕首刺了几下……或者，夜里我回家时，街道上空无一人，我走近大门要把钥匙插入锁眼里，当我正要迈步走进过厅时，感到有人在黑暗中走近了我，并用匕首在背后捅我，我摇晃着身子，接着又挨了几下刺扎，我的衣服渗透了热血……

在这些想象中匕首刺我并不特别疼，而突然密集尖锐的刺扎，使我突然失去了反抗的能力，而且令我骤然处于一种十分惊恐不安的状态，在还未倒地之前，立即处于一种沮丧和屈从的状态。尤其在无法入眠，处于半醒半睡的时候，我常常体验到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在我入睡之前我胡思乱想了一阵，然后我就酣睡了，连梦也没有。

我在就寝之前，有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的习惯，好像生怕有人进来打搅我的幻想似的。可是，我真的就只怕这一点吗？自从我发现我妻子手里拿着匕首之后，我的思路就分岔到别的方向。比如，我想起与我们家交叉的那条小路就叫“罪恶的小径”，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之所以称它为“罪恶的小径”，大概是因为昔日里这条小路曾是歹徒们埋伏、拦路抢劫的地方。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罗马，朱利奥大街周围可并不那么太平，那是红衣主教们出入的一条十分气派的街道，但也是拉皮条的、妓女和刺客们频繁活动的场所。而且，我想起我妻子的情夫名叫布鲁诺，不是叫布鲁图斯，这倒没什么，不过，我不能排除匕首会落入他的手里，不能排除他就是主谋。什么密谋呢？我自己笑了起来。我对自己说，你又不是尤利乌斯·恺撒，布鲁诺又不是布鲁图斯，总之，我竭力淡然处之，不去想这事儿。

每次我从头又开始这样想象时，眼前就重又出现我妻子在她房间的窗口用一块抹布擦那把旧匕首的样子。一切都是从那个梦和那次令人不安的发现开始的。有时候，为了中断那一连串的想象，我想到过直接问我的妻子，我们在苏黎世买的那把匕首到哪里去了，以看她会作何种反应，并且看她如何回答我。但是我不愿意用我的猜疑惹她生气，所以我就没有问过她。

当然，为了摆脱这场噩梦，我可以最后做出一种断然的决定，但是我马上又竭力驱除了这种想法。我一直在驱除这种想法，而这种想法却重又顽固地产生：一桩精心策划的凶杀案万无一失地悄悄完成了。在设想一桩凶杀案的细枝末节时，我找到了用来代替匕首刺杀的一种办法。我对自己说，那样做并非那么困难，何况大部分凶杀案都是不受惩罚的，而不受惩罚的凶杀案又都是完美无缺的。可是，不行，不能为了摆脱某种想象出来的怀疑而去凶杀，去谋害自己的妻子。这样，我就放弃了设计无懈可击的谋杀案的企图。

几天以前的一个早晨，我像往常那样八点钟起床，我发现我妻子已经出去了，那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她什么也不对我说就在我之前出门，而以前的不多几次她总是从我的房间经过，并告知我说她要先出门，并且与我道别。我独自在家里转悠，心神不安。我像往常一样准时在九点一刻出家门去办公室上班。我只留了一个心眼：我没有按往常地在底层下电梯，而是在二楼下的电梯。我想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在靠近电梯门的底层过道里，从背后逮住可能用匕首刺我的刺客了，也许那刺客就是我的妻子。我慢慢地打开电梯的门以免发出声响，然后，我踮着脚尖走完最后一段楼梯，从最后一个台阶我探头张望：没有人。最好是如此。

我意识到，要想给我设下埋伏用匕首刺死我是再容易不过了。晚上，朱利奥大街周围的这些小巷里空无一人，在危险的情况下，没有人能救你，如今在我们这个跟狼一般吃人的时代里，这似乎已成了法则。我妻子过分的平静始终令我不安，而我却决定既与我的命运挑战，也与我的精神状态挑战。我觉得一天里时时刻刻都有人在窥视我，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于是，我就决定把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和我所想的一切都写下来，而且把这些记录都藏在我的写字桌抽屉里那本放电费、煤气费和电话费单据的文件夹里。

自从我做了那个梦后已过去一个星期了，现在我照常出门，按照我平时的作息时间干我的工作，但是只要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就免不了要惊跳起来。我害怕，但我不再为要冒的风险而感到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我承认我既喜欢冒风险又喜欢自己那样害怕。我生活在一种持续的紧张状态之中，而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在令人厌烦的日常生活中日渐习惯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令人疲惫而又激励人的状态。尽管我不相信宿命论，但我深信，一个人的命运是由很多的机遇、偶然性和巧合构成的，它们集聚成了生命的重大转折点。我这里说的是我的生命，而重大的转折点就是指我被人用匕首刺死。

我深知，每种心理的紧张状态就像一种交响乐一样，都有其时间和节奏，也有其结局和了断的时候。很显然，担心被人用匕首从背后刺死的惧怕心理不能总是跟随着我。于是我想到了我将继续留着这本日记，并且继续留意我周围发生的一切，直到三月底，尽管知道古罗马的年历中，三月的第十五天是在月中，但是经过两千年以后，对于所谓命运的巧合之不确定性，也得留下一定的余地。我日复一日地记载着细小的可疑的事情，或者，当我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记的时候，就像今天一样，我就会写：我独自一人在家，外面天很黑，我出去散步。回来之后，我就写：我在朱利奥大街周围的小巷走了半个小时，我很平安地回了家，一切都很好，没有人用匕首捅我。

今天是三月二十三日，离月底只有一个星期了（附带要说明的是，二十三就是当年恺撒身上被匕首所刺的数目）。我决定这星期每天晚上天一黑都出去做一次短距离的散步，回来就把我的怀疑、惧怕和发现的小小的线索，都在日记的新的一页上记载下来，自然，要是没有人向我行刺的话。不然的话，日记也就到此为止了。

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

在草坪尽头的一道砖墙跟前，有个人被绑在一把厨房用的椅子上，他脸色苍白，两眼被布蒙上，双手被绑在背后。那大概是一个寒冬的黎明，不过，不一定就是在冬天。空中突然响起一阵枪声，那人惊跳了一下，然后被击毙了，脑袋耷拉在胸口。有六个穿着便衣的人，他们挎着步枪沿着湿漉漉的林荫道往远处奔去，追上了一辆小型运货车，立刻消失在雾霭之中。他们没有说什么废话，但每个人都期望放空枪的就是自己。好像在俄国革命时期，不时兴让行刑队有这种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不过，我们这里可不是俄国革命。那么，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艾米丽亚大区游击战争期间的一场就地正法，脸色苍白的人应该是犯了严重的背叛罪，否则，他们不会枪决他。

这仅仅是一个故事的开始，至少暂时是这样。细节无关紧要。那道墙也可以是石头垒成的而不一定是砖墙。如果执行枪决的时间是在傍晚，并不是在黎明的雾霭之中，也改变不了什么。重要的是故事的结局。

枪决后那六个行刑的男子回到游击队，之后各自追随自己的命运。六个人中最年轻的那个，我们权且称他为1号，就在全国解放前的几天失踪了，后来在一条沟里被找到时，全身让子弹打得满是窟窿，双手被人用一根铁丝绑着。

从这里开始，就以六个人中的一个人的角度来讲述故事，我们可以称他是6号，他将用第一人称讲述故事的下文。战争结束后，每个人都回到平民生活之中。掌握故事线索的是6号，他是位律师，回到他出生和学习过的波河平原上，在一个城市里开了个律师事务所。那城市可能是帕尔马抑或是皮亚琴察。一天早晨，当年行刑队中的另一个成员，我们把他叫成2号，被人发现死在了他别墅的花园里，他是被手枪击中头部而死亡的。没有任何人听见什么，也没有任何人看见有什么人，人们对此一无所知。2号原来是一家油漆厂的厂长，深受下属们的爱戴，他的家庭生活绝对平静而又节俭。他被人错杀是难以置信的，因为枪杀是发生在他的别墅里，地点是不会搞错的。报纸不知如何报道新闻，就说是一桩神秘的凶杀案，没有别的。然而警方连一条线索都没有提供，也提不出一种接近真相的假设。

6号有些心不在焉地听了案发经过，因为他跟死者只有过在游击队时期为时不长的关系，之后，相互就没有再见过面。事发几个月后，当3号在郊区的一条林荫道上被人发现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他开始产生一些奇怪的想法。3号是在黑暗中被一辆车撞倒的，但肇事者逃走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事故很可疑，林荫大道上的人行道很宽，晚上灯光暗淡，难以理解的是他怎么就行走在车辆行驶的马路上，而偏偏不在人行道上面。另一个不清楚的事实是，车辆在如此宽阔的林荫大道上行驶，怎么会紧贴着树木的那一侧行驶以致撞倒不幸的人？那么，是蓄意撞人，总之，是一桩凶杀案。

6号心想，所发生的奇怪的巧合在不断增加：当年的行刑队中已经有三个成员暴死了，可是连罪犯的影子都找不到。到了这个地步，不能排除1号，他表面上是德国人的受害者，实际上却沦落成私人凶杀案的受害者了。

6号着手寻找行刑队的其他成员。当他发现4号也死在了一起车祸中时——他是驾车离开了马路，撞到一棵大树上——故事有了进一步发展，既令用第一人称讲述故事的主角屏住了呼吸，也因为故事还未写成、没有结局而令还不存在的读者透不过气来。把当年那支行刑队的成员捆在同一个悲惨命运里的神秘之线在哪里呢？现在很显然，有人在暗中行动。可那人是谁呢？《该死的行刑队》，这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书名。

6号开始提防，注意观察5号的一切行踪，一天晚上，他发现5号在他家楼底下行走在大雾弥漫中，他吃不准自己该下去跟他直接谈，还是继续窥视他。终于有一天，他去5号工作的旅行社，但受到冷淡的接待。5号不愿意谈及游击战争那个时期的事情，更不愿谈及那次枪决，不过6号坚持想谈。当时我们枪毙的那个人是谁？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个没有政治观点的旧货商。谁也不明白，他为什么给德国人当间谍，把游击队员藏身处泄露给他们。藏身处被包围，被点火焚烧起来。四周白雪皑皑，游击队员逐个出来，一个接一个地被机枪扫射击毙。十八个人，没有一人逃生。

说到这里，故事应该延续到5号突然的暴死。表面上是打猎出的事故，他的头部被步枪近距离击中。事实上是另一起凶案。

现在6号在那里等着结局，该轮到他了。不过，他突然发现了造成他昔日同伴相继死亡的秘密。故事的结局。从5号死在狩猎的一次事故中，读者应该想到，前面所有的凶杀案的责任人就是他6号。

总之，故事的情节应该像侦探片《十个小印第安人》那样发展，带有悬念的情节，有一个令人意外的结局。

我七次着手写这个永远没有结局的故事。究竟谁杀了行刑队前面的五名成员呢？你们可别跟我说是讲述故事的6号。在其余的五个人都死了之后，太容易这样认为了，而且这是可以预见得到的。可他们为什么被杀害了呢？如果我对这些问题找不到答案的话，就不用浪费时间重写故事的前面部分了。有好几次，我满以为答案会浮出页面来，然而，答案却应该出自于头脑。至于结局，我应该有一个十分简单的想法，几乎合情合理而难以预见得到，否则故事就站不住脚了。凶手应该有其杀人的动机，其动机到最后一刻都不为人所知，而最后的结局则出人意料。

我试着讲述了这个故事的前面部分，我发现随着故事情节的逐渐展开，听这个故事的人都会产生兴趣，自然都想知道结局如何，否则会觉得自己仿佛受到捉弄而火冒三丈。当用第一人称讲故事的那个主人公发现5号在他家楼底下散步时，他惊恐万分，无法控制自己，他应该是犯了一个错误，即使是小错误。也许正是这个错误引导他发现了罪犯。这样说来似乎一切都很容易，答案就唾手可得了，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极其难解的奥秘。

除了这外部的困难以外，我得加上我面对所有这些凶杀案内心的困惑。现在我自己似乎也在这个故事里面了，接连好几个晚上我都无法入眠，尽管我竭力想闭上眼睛，因为我眼前总出现那次枪决案的场面，就在那片草坪上，在那道砖头墙跟前，好像我就站在6号的位置上。我并不认识那个用第一人称讲故事的6号，他并不存在，是我臆想出来的，而如今我仿佛跟他是同一个人，我感到有人在跟踪我，用隐藏在黑暗中的眼睛窥视着我，我随时随地都生怕自己会落得像其他人一样的下场。我害怕。

环保女士

我几乎天天都劝她逃走，一起到非洲大森林里去生活。我知道她从事生态保护工作，我想，她是在世界自然基金会里任职，定然热爱野生动物，包括鳄鱼和蛇蝎。她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不过她对我的提议很感兴趣，而且对此很有把握。我说，我最喜欢的森林是栗树林，不仅树木漂亮，也出于生存的需要。栗子是很有营养的，无论是烤着吃还是煮着吃，而且松仁栗子糕是我特别喜欢吃的。“我也喜欢吃。”环保女士说。我说，在栗树林里还隐藏着蘑菇、牛肝菌和鹅膏（胚珠），它们很容易在炭火中烹调，加上点盐就行，无需别的佐料。当我跟她谈论到蘑菇时，她两眼发亮，她没有多加评论，但看得出她很喜欢蘑菇。人说，有个性的女人，也是贪吃的女人。

她说，好像非洲没有栗树林，得事前打听清楚。我说：“要是有生长香蕉和椰子的树林，我也满足了。我可以跟你逃到任何一种森林里去，因为我爱你。”不过，她并非那么喜欢椰子树，香蕉也一般。不过，我说，为什么我们非得考虑在非洲有没有饭馆呢？有些森林的附近肯定会有一家饭馆的，这样，到了进餐的时辰，我们想吃什么就让人给我们做什么，我觉得这个主意太好了，而且我跟你两人在饭后可以重新做一回野人，就我们两个人，像两只猴子那样赤条条地在树叶铺成的床上打滚。倘若我们愿意，没有人阻拦我们随身带一条被子铺在树叶上，另外再带上一把牙刷。另外，我们可以光着身子从早到晚在森林里游逛，反正在非洲天气很热。我们只需留神蛇蝎和咬人的蚂蚁，它们会在瞬间把人身上的肉吃光的。我说还得留神其他的猛兽，如狮子、老虎、非洲豹、豹子，以及指甲锋利得跟刀子似的凶狠的猴子。总而言之，我是劝她逃走去森林里生活，不过，我可不情愿让食人兽吃掉，抑或让一头非洲豹撕烂吞食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女士说，她也不愿意。正当我向她介绍从一本医学杂志上悉心读到的那些热带病时，她突然打断了我，并对我说，没人强迫我们非得去会危害我们健康的非洲，我们可以去许多别的地方，如奥地利的卡恩滕、德国的黑森林。

我说，奥地利和德国很冷，我们不能光着身子随便在林子里转悠。于是我们就淘汰了奥地利和德国，决定不如选一个意大利的森林更合适，比如加尔加诺的森林。何况，那里有一条美丽的柏油马路，具备驾车穿越整个森林的有利条件，倘若停留其中，可以看到在树林之间相互追逐的狍子，看到成千上万只鸟儿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抑或在丛林中拍翅起飞。可惜在这条大道的边沿有一张两米高的大网，阻挡人们进去，我说，都是你们这些环保人士让安上这种大网的，保护自然是对的，不过，不该把整个森林都留给动物，排斥人的进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才是动物之王。她笑了，可我说，没有什么可笑的，也有一部分像我们一样的人，愿意像野人似的生活在大自然之中，可是因为有这些高达两米的大网阻拦着而不能那么做。

“你知道我想跟你说什么吗？”我对这位劝之逃到森林里去生活的女士说道：“我告诉你，在离开罗马约三十公里的布拉恰诺湖岸上的曼齐亚纳，那里有一片非常美丽的大森林，里面长有几百年的古老橡树。加尔加诺太远了，至少约有六七百公里的路程，算上如今昂贵的汽油费以及高速公路的通行费，那不是开玩笑的，而去曼齐亚纳只需半小时就可抵达。在那里有这样一片长有百年老橡树的森林，而且还有各种鸟类，有雀跃在树枝上的松鼠，还有野兔、刺猬、鼹鼠、蜥蜴和绿蜥蜴。自然也会有蚂蚁、蜘蛛、蝮蛇、蝎子和毒蛇。”我说道：“不过只要留神别被它们叮咬就是了。不然，我们也可以穿上靴子，没有人会不让我们穿。”我的女友说，有许多羊肠小道和土路通往曼齐亚纳的森林，可以驾车前往。这我知道，因为那些穿上戏装拍电影的人在需要有一座森林做背景时，他们就会去那里。可那样一来，我们怎么能光着身子到处游逛呢，我说，要是有拍电影的人在场，我会不好意思的。她说我说得有道理，而且也会有碰到某个熟人的风险，比如她丈夫的几个朋友，他们周日会跟全家人去那里野餐。周六和周日，森林里挤满了游客，他们去那里纳凉、采花，这本来是禁止的，因为有些花草很稀有，不能胡乱碰触，否则花种不掉入土壤里，第二年就不再生长了。也有些肮脏的不讲卫生的人，把不可溶解的塑料和玻璃容器扔在地上，都是些根本不知道有生态学存在的人。而我说，应该迫使进入森林的人们都脱去衣服才是，因为不管怎么说，赤裸的人体是可以被溶解的。我一旦投入其中，认真起来，比任何国际自然保护人士都更有生态保护意识。“别了，原始人的生活，”我说，“我怕我们真的得放弃赤条条地在大自然之中游逛、在大森林里生活了。”我只是在我们之间这么说说罢了，其实这种劝人过原始人的生活，这样光着身子在森林中游逛，即便是在意大利的大森林里，只不过是为了诱惑这位热爱大自然和野生动物的环保女士的一种罗曼蒂克和离奇的想法。实际上我连蚊子都忍受不了，而且我倘若看见一只蝎子，就会双膝发抖连站都站不起来。我当然不是像野人那样不怕千难万险，适合生活在森林之中的那种人。然而，在一个女人面前我是永远不会承认我的脆弱的，有一次，我因为被一只黄蜂蜇了一下竟然晕了过去，这我是永远不会跟人讲的。

于是，我们决定就在博尔盖塞别墅公园 [3] 里散一次步。我们在私底下说，走得那么远没有用，眼前就有这么一座奇妙的公园。博尔盖塞别墅里有几百年古老的树木，罗马松树、圣栎树、梧桐树，还有一条林荫大道，两旁长有高大的玉兰花树，那儿还有两个金鱼游弋其中的小湖，无数的鸟儿在枝头啭鸣。幸好那里没有蛇也没有美洲豹、老虎和鳄鱼，连长有锋利指甲的凶猛的猴子也没有。卧躺在草丛里得小心，这没错，因为青草里总是会有一条毒蛇，而且肯定有蚂蚁和千千万万种其他危险的昆虫。不过，无论如何不会像非洲的蚂蚁和昆虫那么厉害。

是普鲁斯特的过错

患者经常真是些无赖。我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说，说的是那些不想被治愈的病人。听来似乎很奇怪，但是这种事情却经常发生，以致令人难以相信。谁都知道，在疾病当中几乎总有一种被定义为心身的元素，在某些我所治疗的疾病中，这种元素往往是决定性的。我是医治肺部疾病的专科医生，特别是治疗气喘一类的病，而过敏症是这些病的基础。出于多种缘由，过敏的天性喜欢保持其过敏的症状。首先是有追求时尚的因素。过敏是非常时尚的，就像几年前神经衰弱曾经是挺时髦的一样，区别就在于过敏是不必有什么约束力的。神经衰弱的病人早晚都会显示出他的病症来，至少会有一种自杀的倾向。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从窗口纵身跳下去的，尤其是那些住在三层以上的人。使用瓦斯或是服用巴比妥酸中毒自杀也是有风险的，更不用说用枪支弹药了。很多人说他们有恐血症，这样他们就露了马脚，因为一个死人是看不到自己的血的，不过，他们压根儿就不想死。我的一位心理科医生的同行，提议他的神经衰弱的病人们采用一些比较保险的自杀方法，不过，不到几年工夫，就不再有病人找他看病了。并不是因为他们听从了他的建议，而是他们换医生看病了。

过敏完全是另一回事。通常我悉心做逻辑性过敏的分析，然后开出注射疫苗的治疗方案。自然，不管是采用哪种治疗，我采用的方法是比较痛苦的，因为我总是希望病人为免受痛苦，都是决心想治愈自己的病的。为了进行分析，我并不是像通常那样在胳膊上划破一些伤痕，而是采用一种瑞典式的穿孔冲头，那应该是由一位患虐待狂的人发明的，也许当年法西斯纳粹党卫军在死亡集中营里做活体实验时用过。注射疫苗我采用的是正常的皮下注射，在胳膊上注射本身就非常疼。患者们咬紧牙关，接受可以延续两三年的每周或隔周疫苗接种。一般来说，接种疫苗使病人有免疫力，就是说，治愈他的过敏症。但是很多患者是会复发的，经过深思熟虑，我说的是患者复发，而不是疾病复发。比如说，有那么一位患者，他对一种药用墙草过敏，那是一种世界各地都有的品种，生长在温带地区，有十好几种。而复发的过敏者要治愈对墙草的过敏。到这种地步该怎么办呢？很简单，让他变成对另一种植物过敏，可以从禾本科里选择一种十分常见的草本植物，如果他是一位很讲究的人，可以让他变得对艾蒿、倒挂金钟、晚香玉或者椴树过敏。

过敏会发生像神经衰弱那样的情况，病人决意要让自己生病，而后就真的成了病人。在这种情况下，过敏的先天性因素就会起作用，有时候也会以不正常的形式出现。有一种典型的案例，表明了过敏患者的“恶性症状”，这个案例我讲过多次，还在一本医疗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有一位对倒挂金钟过敏的患者，只要在方圆一百公尺范围之内有倒挂金钟，他就会开始打喷嚏。有一天，他走进一所没有倒挂金钟的房子里，就开始打起喷嚏来。过一会儿，人们发现那房子墙壁上挂着一幅绘有一束倒挂金钟的画。我把这种过敏症叫做“恶性过敏”或“假性过敏”，不过那个家伙打的喷嚏确实是真的。

最严重的过敏会引起气喘。在这些病人身上，心身上的疾病，也就是“恶性”过敏的比例比较高，不过气喘真是一种病，我得治疗它，这是我的职责。对于过敏，需要像一名警察那样去追寻其原因。比如，我注意到心灵上受过创伤的知识分子经常会得气喘病，这经常发生在有抱负的作家或是不成功的作家身上。我很纳闷，这里面有什么名堂，而后，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牵涉到普鲁斯特。大家都知道，普鲁斯特曾患有气喘病，而且年岁不大就死于气喘病。我相信许多心灵受过创伤患有气喘病的知识分子，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普鲁斯特。对于这些病例，我行事十分谨慎，围绕着这个论题兜着圈子，最后我突然说出那个名字。我的对话者通常会惊跳起来，但是竭力控制住自己。我仔细地观察他，却不让他发觉，最后，我就直面这个论题，并对他说，算了吧，别再读普鲁斯特的作品了，我叫患者把他搁在一边，读读别的作家。且不说别的，我说，他是一位十分啰唆的很令人厌烦的作家，只需十行字能说明的事情，他得用整整十页篇幅。为了能支持我的论点，我不得不把普鲁斯特所有的书都读了，那些书的篇幅十分长。不过，我觉得他的书很好看，但是我对我的病人可不能这么说，我得竭力说服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坏作家。

我的患者经常跟我进行令人疲惫的讨论，而且他们几乎从来不接受我的批评意见。能损害他们心中对普鲁斯特的钦佩和赞赏，我就很心满意足了。我得慢慢地侵蚀分化，耐心又顽强地做工作，我还寻找一些有助于证实我观点的文章，不过几乎没有一篇文章是反对普鲁斯特的，我只找到了安德烈·纪德的一种负面的批评意见，不过这远远不够。那些喜爱普鲁斯特的人一般都鄙视纪德，这样一来他的意见几乎会产生相反的作用。可怜的普鲁斯特，要是他得知纪德干了多少伤害他的事，他也许会在坟墓里造反的。可我不仅仅要说到对渴望成功的和没获得成功的作家们的身体造成损害，而且对文学界也有损害。而由于我一直关注这位作家，我变成了这方面的一位专家了。而且我察觉到所有普鲁斯特的模仿者，就是那些所谓通过回忆发掘现实生活真谛的作家，确实是一种比过敏和气喘还要糟糕的祸害。一个气喘病患者对世人是无害的，而某些模仿普鲁斯特的作家是真正的祸害。不过我是当医生的，我关注文学，只局限在我能够使自己对患者有用的范围内。我得说，自从我奋力拼搏揭穿了他们那些模仿者的伎俩以后，许多气喘病患者的症状有所好转，有些人最后甚至痊愈了。

我在给他们用药的同时，经常还用文学的解毒剂医治他们，以中和普鲁斯特对他们的影响。最有效的解毒剂就是乔伊斯。自然，我开始先推荐他们去读《都柏林人》，使得情感上的过渡不至于太受创伤。如果患者喜欢这本书，我就马上推荐《尤利西斯》。阅读《尤利西斯》的好处在于得相当投入，这有利于患者忘记普鲁斯特及其气喘病的发作。患者马上获益匪浅。而在患者拒绝接受乔伊斯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治疗的程序就变得比较费劲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采用接种疫苗的方式，让患者阅读一个比一个更糟糕的普鲁斯特式的作家，甚至阅读最拙劣的那些作家，使得他对那类文学作品产生厌恶心理。正如同我前面所说，这种办法历时较长，不过，我得到的结果几乎总是极好的。

可惜，有的病人对任何治疗都无动于衷，他们眷恋上了他们的病，这是一种无法医治的自恋的形式。我憎恶这些病人，我忍受不了不想痊愈的病人。我相信很多医生从不同程度上都遇见过这种情况，然而，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悲哀，令我难以入睡。有好几次，要不是我能完全控制住自己的神经，我就从窗口跳下去了。比如，最近这几天，由于一个病人的过错，我就生活在痛苦的悲剧之中，他是近年来我经手的最糟糕的病人，一个真正的无赖。他死了。

这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最严重的失败，我永远无法原谅他。我知道这么说一个死人是不厚道的，不过，他是因为自己的过失而死的。我的确认为自己将终止医生这份职业，我十分颓丧，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活下去。我想抛弃生命，迟早有一天，我会从窗口跳下去了结自己的生命的。要是我并没有这么做，仅仅是因为我住在五层。

八月的那个夜晚

距离八月的那个夜晚至今已经有两年了，那天夜里的那件突发事件如同一颗陨星的掉落，猛地搅乱了我的现实生活。我想更确切地说，并不是事件本身搅乱了我的生活，更主要的是我下定了决心，不管出于什么理由，绝对不跟任何人说及此事。总之，我决意把我生活中发生的这件事变成一个秘密。

于是，我总有一种占有欲，起初几天，拥有一个完全属于我的秘密（某些秘密是大家都知道的）的想法，使我感到自己很富有而且很神秘，有时候我仿佛还把自己看作是我在那里开了户头的商业银行的保险柜，有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起初的兴奋阶段过去之后，我开始感到胃里像吞食了一块石头那样不舒服，我没有了胃口，瘦了约有四公斤。痛苦了几个月之后，我决心摆脱这种重负，跟某个人吐露一切，但我很快发现事情并非我想象得那么简单。每当我打算把事情说出来，就会感到恐惧、羞愧和不安。总之，我是小市民世俗观念的牺牲品，深知某些事情能做，却不能说。然而，尽管事情本身讲述出来令人尴尬，却又是精力充沛之下产生的结果，而不是沉溺于恶习或堕落所致，因而有其可辩解之处，并不忤逆我的良知，也不违背我的下意识，虽然我从来没有发现自己有潜意识的东西（不过人们说，所有人都有潜意识，所以我大概也是有的）。

几个月过去了，我发现像我这样的一个秘密比害怕（害怕吗？）承认它更令人感到沉重和压抑，因此，我终于决定完全放松精神并坦率地说出来，这我是做得到的。我今天的星相占卜说：你应该与压抑你生活的一切做斗争。一次勇敢的直言不讳，将会开阔你思想的视野，并将给予你一种更强大的个性力量。

罗马的天空灰暗阴霾，气氛凝重，充满着紧张不安，我感到胃里的那块石头越来越沉重。不过，今天除了内外因素的触动驱使我打破沉默之外，还有一种更为实质性的，而且富有哲理性（是哲理性的吗？）的理由。我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而今我还在问自己：像我这样一个自认为的文明人，是否能以如此绝对的和武断的（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否正确地使用了这个形容词，不过我是不擅长写作的）方式来保守一个秘密呢？人的每一种经历，不管从某种程度上他做得是否有些出格（而我的经历肯定是出格的），不仅丰富了经历过的人的生活，也丰富了被告知这些经历的人，反过来，也是如此，尽管他们并没意识到，人的经历改变着他们跟世界的关系。长此以往，每一种新的经历从一个人逐步连续（连续吗？）反射到另一个人身上，最后整个人类的历史会因此受到影响，尽管是以极其微小的程度。为什么我写了极其微小的呢？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能够产生意想不到的可观的结果，如同克里奥佩特拉的鼻子（我知道鼻子不是一种动作，但这个比喻一样能站得住脚，因为一切东西都是可以比较的）。一次保守住秘密的经历可是一笔埋在地下的财富。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心克服我犹豫不决的心理，要公开地对人说出来的理由。

我经过跟自己面对面长期的一系列痛苦的对话后，才下定决心把我的秘密写在一张纸上。当然一个婚姻幸福的女人首先想到的是把一切都倾诉给自己的伴侣。这就是我第一个勇敢的决定。然后，又多次放弃后又下决心。倘若至今我都没有勇气这么做，那是有我的理由的。我担心过，现在我仍然担心，我丈夫会不理解事情发生的偶然性（是偶然性吗？），一个女人在偶然的情况下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身子，我担心我们至今如此稳定和谐的夫妇关系会受到冲击。我们俩都知道，有时候，一点儿微不足道的事情（而我的秘密并非是微不足道的）都会对一桩美满的婚姻有所冲击。我们完全能意识到这种现实，我们经常生怕说错话而好几个小时一言不发，好几个晚上相互不说一句话，不是看报纸，就是读新闻抑或是听音乐，或者是在电视机面前睡着了。我们俩都深信，沉默往往能挽救很多婚姻，而不是对话。况且，似乎就像我表明过的那样，如果泄露一个秘密能够改变历史进程的话，那么更容易颠覆的是婚姻的进程。

几个月之前我曾决定逐步供认我的秘密，随口提示一下，偶然说出几个字，讲些半真半假的事实，目的是为了避免太尴尬，同时也为逐渐排除堵在胃里的这块石头。可我刚想战战兢兢地供认一点儿自己的秘密，就引发了一场冲突，令我们到了离婚的边缘。很可能是我选择了错误的时机，我不知道，抑或是我没有找到正确的词语。事实是：当我的丈夫以为明白了怎么回事之后，就变得满脸通红，开始结结巴巴地说话，全身痉挛似的抽搐起来。我不得不向后退缩，并竭力让他相信一切仅仅是个玩笑。天哪，还谈什么对话呢，非得有好几年的沉默才足以抹去我这个错误，才能重新找到昔日的和谐。

于是，我想到跟一位女友交心，我有个无话不说的闺密。可惜她性格异常，倘若我把秘密告诉她，就会让我的心灵不得安宁。我是要摆脱这个秘密的束缚，而不是成为它的牺牲品。这样，我就选择了另一条路子，那是比较简单而又经典的做法，把写好的信息放进瓶子里寄给一位不知名的收件人。于是我想到了把自己的供词（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好像犯了一种罪过似的，时不时地使用这个词）写下来，把它放进一只信封里，信封上写了从电话本里随意挑选的一个地址，如同一封正常的信似的邮寄出去。而倘若这位陌生人出于某种原因不读我的信呢？而且如果信丢失了呢？为了摆脱心思，我需要绝对肯定地知道我的信息已抵达目的地，并被人读到并且领会（领会吗？）了。于是我决定从电话簿上选择不是一个，而是十个地址，寄发的不是一封而是十封信。然而，为什么是十封而不是一百封呢？又为什么是一百封，而不是一千封呢？究竟得发多少封信才有把握呢？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也因为有另一种原由。我是不是有勇气在我那份可能被人判定为可耻的供词下面签上我的名字呢？而且那封信会不会有风险，像一支飞镖似的落在我丈夫的眼前呢？当然，我不是寄发匿名信的那种人。要做一个守得住如此令人尴尬的秘密的人，是活得很累的。

我把它定义为“瓶子里的信息”的解决办法，可以有另一种出路。为何不利用我们每天使用的诸如电话这一类的通讯工具呢？这是我们可以支配的方式中最直接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最平庸的方式。对话者会听到你的声音，这是真的，但是一种声音留在记忆中的痕迹是转瞬即逝的，而且无论怎么样，电话机是可以使声音发生变化的，让人难以辨别，而一封写好的信，即使没有签上名，却可以相当容易让人分辨出发信的人。很清楚，我不想以任何方式跟某个抑或几个将会知道我秘密的陌生人有什么关系，我不想让他们对我感到好奇，我不想引起他人病态的兴趣。我唯一的目的是如实地（这次我找到了正确的词语）表述一个事实。我把一切评论都留给会得知秘密的人来做。尽管我承认，我真的很好奇，想看到那个知道我秘密——那奇怪而又少有的艳遇——的人的面孔，而我就是那艳遇的女主角。

为了找到表述我秘密的更为合适的词语，我像在打电话似的，大声地尝试了几次。可惜每次我都不满意，就像我曾经尝试在一张信纸上写我的书信那样。我意识到词语往往会背叛（就是歪曲的意思）事实，而且在我的词语和我想表达的意思之间，总是有那样的距离，以致一切都变得是假的了。在我的记忆中，两年以前的那个八月的夜晚，仍然是那么准确和清晰，不过，为了表达发生的事情，我脑海里出现的词语是绝对不够用的，而且也是不贴切的。我应该当托马斯·曼，以能够确切而又妥贴地表述我的秘密，而且我引用了一位我并没有读过其作品的作家，因为在我熟悉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我感到可以托付如此的重任。可惜我不是托马斯·曼，而且我真的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供认我的这个秘密，两年来它始终像块石头那样压在我胃里。我决心摆脱它，但我担心（我知道）我找不到言辞能以使自己得以解脱。我很遗憾。

一个真实的故事

倘若在一个小城市里发生一桩丑闻，当众出丑是比较令人难堪的（越往下看，就越会觉得这个形容词用得有多么贴切）。而故事就发生在帕尔马通向索尔菲里诺大道尽头的住宅区内，那是城市最富裕的地区。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我权且把男女主人公叫成玛尔塔和拉涅罗吧。我的故事中带有几分刻薄，不过我担心只有相关的人士才会明白个中原因。

玛尔塔的丈夫是马焦雷医院里很有名的外科大夫。对于一个不忠实的妻子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职业：玛尔塔给医院打电话，知道一旦她丈夫开始做一个外科手术，至少有两个小时是离不开医院的。如今她也学会了计算不同手术所需要的时间，有持续一两个小时的，也有持续四个小时的。

拉涅罗娶了一个富裕豁达的律师的女儿为妻，他与妻子住在维科菲蒂莱的一幢别墅里，离城市没有几公里远，老丈人在那里拥有不少田产。拉涅罗几乎每天都进城来，他在城里有一家贸易事务所，不过，他来城里不是为了与客户见面，而是经常到一个小小的别墅顶楼里与玛尔塔幽会，那顶楼就在跟索尔菲里诺大道交叉的一条小街上。

那天晚上，玛尔塔与一位女友聊天，耽误了跟拉涅罗的约会。

“已经十点差一刻了。”他甚为恼怒地说道。

玛尔塔看了看表：“不是啊，是九点三刻。”

拉涅罗不知是把玛尔塔纠正他的话当作是开玩笑，还是把它看作是她经常耍弄的那种小把戏，想最后激怒他。为了不至破坏美好的夜晚，最后他微笑着原谅了她的迟到。尔后，他放上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街的向阳面》，伤感又扣人心弦的爵士乐专辑。他知道女人总是喜欢让男人像是初次见面似的向自己求爱献殷勤，哪怕是一张唱片。

外面下起了雪，透过低矮的窗玻璃，从床上能看到街灯照耀下一簇簇晶莹的白雪。玛尔塔豢养的矮脚猎犬托比，像往常一样，当女主人跟拉涅罗在床上时，就嫉妒地撒娇，狂吠着在房间里来回走。现在玛尔塔也在床上叫，托比就用牙齿咬住煤气炉子的橡皮栓，疯狂地把它往两边拽，直到让橡皮栓脱离了金属插头。

终于轻松满足了的拉涅罗，懒洋洋地从床上伸出胳膊来取香烟和火柴。他本想用一只手搞定，但为了点烟，他得把另一只垫在玛尔塔脖子底下的胳膊抽出来。现在他终于可以点火柴了……

行走在索尔菲里诺大道上的路人，在黑暗中突然看见从顶楼冒出一股浅绿色的火焰，接着是一声爆炸的巨响，瓦砾碎片、砖头木梁、石灰墙皮像雨滴般落下。小别墅的顶楼像瓶塞子似的炸飞了，整个顶楼像是下一场大冰雹似的翻倒在林荫道梧桐树和柏油马路上。从掀了顶的小别墅里逃出来的人们大声地叫喊着。一颗炸弹。不，是供暖的锅炉爆炸。一次煤气泄漏。一次电线短路。邻居们纷纷给消防队员和警方打电话。马路上停满了小汽车和自行车，集聚了一小群人。最后，听到了汽笛警报声，消防车和警车到了。

拉涅罗和玛尔塔被人用担架抬走了。他们全身有一度和二度烧伤，两人像两只穿过火焰的小鸡似的全身黑乎乎。还没过一个小时，电话已经穿梭不停，全城都议论起这桩事件，而且人们打听着当地的小报第二天是否也会刊登这则消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人们得知她的丈夫（著名的外科医生）和他的妻子（富裕的律师的女儿）都提出要与对方分手。还有损失的赔偿，顶楼要重新修复，小别墅墙头也损坏了。幸亏冰雹似的掉落在马路上的碎砖烂瓦没有伤着人。然而，除了要赔偿的损失，还有要付出当众出丑的代价，因为全城人都嗤笑他们。

这个故事与现实中在帕尔马城内真实存在的人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一个故事，人物是想象出来的，纯属臆造。当然，帕尔马城里有许多叫玛尔塔的年轻女子，而且她们之中不能排除有一个会嫁给一位外科医生。如果是这样，那纯属偶然巧合。拉涅罗也是一个普通的名字，如果碰巧真有一个娶了律师女儿为妻的拉涅罗，那么事情恰好发生在一个冬夜里，在索尔菲里诺小区的一个顶楼里，顶楼的屋顶也因瓦斯爆炸被掀开了，这就很难有那样的巧合了。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这可以理解，但是巧合也是有一个界限的。矮脚猎犬托比是我臆造的，尽管它是一种平淡无奇的造化物，它的存在对于整个事件却是必不可少的。至于这对想象中的人物的结局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我不能不顾及故事必须设定的局限性去顾及他。如果有人仍然怀疑这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听到过城里人的确谈论过此事的话，则可以去翻阅当地小报的年鉴，查阅新闻栏目上的篇章。当然，我不排除确实会有与我讲过的故事类似的事件，不过要知道，新闻栏目总是不断地发布雷同的消息的。如果谁臆想出了一个故事，得顾及到现实生活中是否会真的发生类似他创作的故事的话，那种要求就是荒唐的。话得说清楚，顶楼里发生的故事，只是我的一种创作，一种多事的报复性的意愿，不过，没有人强迫我讲述故事，为我自己辩解促使我写作的个人的情感。这似乎不是解释的地方，也不合时机。

新罗马的海豚

身体健康而且事业有成的阿德里安到四十七岁时，突然感到有必要赋予自我存在一种意义。他家庭和睦，婚姻美满，凭借他机器人般的聪明才智，近十年来在石油公司对外关系研究室的工作也很顺利。他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他再也不愿意成为声名狼藉的庞大的社会群体里的一员，那些头脑空空如也的男男女女都没有自己个人的世界观，或者说得严重些，都没有自己人生的哲学。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种想法像根刺儿似的扎他的心，令他整宿难以入眠，睡着了又做噩梦，大白天里突然疲惫不堪和萎靡不振的情况越来越频繁。

有一天，阿德里安跟妻子聊天时，思想豁然开朗，他们的谈话内容大致如下：

“想象是现实的镜子，因此世界上发生的事件无非都是复制了人们想象到的事件。而想象过的事情迟早总会发生的。”

“迟早总会发生吗？”

“几乎总会发生。”

“几乎总会发生不说明问题。我要知道的是，不管男人和女人想象到的事情，是不是总会发生或者不会发生。”

“我不是对你说了吗，几乎总会发生的。想象和现实之间没有一种绝对精确的关系，得把偶然的差别考虑进去。即使在数学上也有分数、十进位数和无理数。”

“你给我举几个例子。”

这时候阿德里安不耐烦了，他没有按照妻子的要求深入具体地予以中肯的回答，却把话题转向普遍的通则。

“我认为想象和现实是世界的两种对称的互补现象。这是最起码的常识，用不着举例，也用不着解释。”

妻子竭力压抑着怒火。

“我可以发表一种观点吗？”

“说吧。”

“我说，人有时候会越思考思想就越乱。”

阿德里安难以忍受妻子的嘲笑，但是他需要跟人交谈，以加深和弄清他人的思想。反之，求证则应该是一个个人独自完成的步骤。

有好几个早晨，阿德里安没有到坐落在摩天大楼十三层的石油公司所在的办公室去上班，却沿着新罗马的湖岸来回散步，指望能看到银色的海豚跃出平静湖面，与他在热切的想象中眼睛里多次看到的一样。遗憾的是，海豚却老是固执地躲在水底不上来。

晚上入睡之前，阿德里安全神贯注地想着海豚的形象，以往他听人说过，巫师们给死人招魂时也是这样做的。他肯定海豚迟早有一天会跃出湖面来的。可是，他为什么总盯着海豚不放呢？

阿德里安把他的想象集中在最简单的远景上。他坐在起居室里，闭上眼睛，仿佛看到台伯河沿岸长出一株跟钉子似的干枯的海松。然而过去了好几个星期，又过去了好几个月，台伯河沿岸的所有松树一直是那样绿叶葱葱的。

有一天，他想象市政府的工人们会在一个星期之内，给布满尘埃的坑坑洼洼的人行道铺上柏油，当初他们在他坐落在斯克洛法大街的家门前铺设天然气管道时，就把人行道搞成这样了。为了他的想象能得以实现，他还给市政府的接待办公室打了个电话，一个昏昏欲睡的声音回答他说，他的要求会转给有关部门的。不用说，他压根儿没有见到工人们的影子，那段坑坑洼洼的人行道上仍然尘土飞扬。失望而又不善罢甘休的阿德里安自己寻思着，也许他不该把愿望与想象混为一谈。

通过阅读星期周刊，他对“理智的危机”有了新的认识，阿德里安深信他那些想法是对路的。现在已不是发明系统理论的时代了。思想不能也不该按照严格和合理的格式组织起来，而是应该像一群奶牛一样自由放牧，只有这样，思想才能够具体地体现在对称的和互补的事件中。但他不喜欢用自由放牧的奶牛来作比喻，所以他很快就在记忆中把它抹去了。他还对自己说，得考虑到这些事件发生的各种偶然性、短暂性和不确定性，犹如雾霭一般，使其周边模糊不清。然而，到了这个地步，他应当意识到他关于想象的理论正在分解成一连串令人难堪的矛盾。他是不是因此认输了呢？永远不能认输。他自言道，每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本身都包含着矛盾，犹如每一种活的机体都包含着抗体似的，能允许其抵抗病毒侵袭。是抗体还是解毒剂？他查阅了字典，对自己说，用抗体一词是正确的。但他对于自己的思想还是不满意，有时候，他简直完全不同意自己所想过的和正在想的东西。对于思想的思考是一种病，阿德里安下了决心。也许他的妻子说得有道理，有的时候人越思考，思想就越乱。

他不时地把妻子叫来，向她发表对他理论的新的看法。

“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没有不是人想象过或能够想象到的。因此，人想象到的任何事情，迟早都是可以实现的，除非其想象的是荒谬的事情。”

“这就取决于你如何理解荒谬了。”

面对这些诡辩，妻子很纳闷，也很困惑。不过，她也乐意动脑筋思索，而且无论白天黑夜，什么时候都愿意跟丈夫讨论。

“依你看来，特洛伊木马的故事荒谬不荒谬？”

“如果发生了，那就不是荒谬的了。”

“依你看来，是有人事先想象到了？”

“至少奥德修斯想到过，不过，也许另有人早在他之前就想象到了。”

“总而言之，你这是一种假设的理论。”

“但假设要是实现了，就成为事实了。”

“按你这么说，我们就都是先知了。”

“只要等待就是了。对于想象的认证有时候得等到一二百年之后。赫拉克利特 [4] 的未分化原子的理论等了两千年才有了科学的论证。得有耐心。”

面对丈夫如此的傲慢自大，妻子用双手揪自己的头发，气得咬牙切齿。然后，就缄默不语，甚至一整天都不说话。

我开始对我的理论的可信性做一种冒险的游戏，就像用想象来玩轮盘赌似的。每个月初，我都把最新近的想象简短地记下来，写成三四页纸片。我把纸片放在一个信封里封上，并且让我的妻子画上押，免得怀疑有人私自打开。自然，那都是些大致在短期内可以实现的想象。四月初，我在信封里放入四页纸。我想象到的第一件事是当月在新罗马地区要发生一场致命的事故。果然，四月十六日，罗马报纸上的新闻登载了一则消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因过量服用海洛因死在他的汽车里。我打开信封，把纸条给妻子看，然后重又封上，把其余三张留在里面。她反驳说，我在纸上写的“致命的事故”指的应该是“车祸”。她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照样引发了一场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第二张纸条上我预见有一位外国君主来访问意大利。果不其然，英国世袭王储们来访了，他们还不能算是君主，不过他们将来会当君主的。我和妻子又争论了一番，但没有吵出什么结果。我写在信封内的另外两张纸上的想象是在月底取出来的，它们没有荣幸经受讨论。因为没有发生任何政府危机，没有一个部长被立案调查，尽管会发生这两桩政治事件的理由是再充分不过了。

“这样看来，作为先知者你可是彻底输了，你的理论可全都是站不住脚的。”我妻子说道。

“你说得有理。但是在找到事实的依据之前，所有的理论都会站不住脚的。”

“有人说过，事实多次否认过某种理论，而从来没有见过某种理论否定过事实的。”

“不过，这里缺少的是事实，不是那些使人们对理论产生怀疑的事实。我的错误就是指望在短时期内实现我的预见，仅此而已。”

后来，我列举了德国纽伦堡一位名叫马丁·贝汉姆的制图员的例子，他提前一个世纪绘制出了麦哲伦后来发现的去西南半球的路线。但我无法说出其出处，因为我是从一本书上知道这个信息的，但那本书的书名和作者我都记不得了。

“要是你不告诉我你是从哪里读到这位纽伦堡的绘图员的理论的，叫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你可以臆造出来这种理论的。”

我反驳说，在中世纪的时候，最终注定会变成地理和历史，变成探险家、传教士和征服者争夺的土地的图像，并不是很重要的。好像哥伦布也是用了一张秘密地图航行的。

我重又天天早晨去公司上班，不经常到新罗马的湖边去散步了。我所在的研究室专管国家从中东地区购买和交换石油产品和其他副产品。我搞定了一项与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签署贸易协定的计划，把伊朗和伊拉克排除在我的贸易设想之外，因为凡是国名里包含有“ira”这个词的国家 [5] ，我总是不太信得过。我责成公司的法律部门工作了一个多月，让他们研究这两个国家的贸易章程。然后，我让人准备好购置供提炼的原油以及提供石油副产品的合同细目。副产品有滑润剂、沥青、石蜡、各种溶剂、鞋油和其他产品。我详细说明了数额、日期、汇率、运输费用、保险金等一切事项。

公司的销售部主任大发雷霆。他认为我的合同绝对是凭空臆想的，预计的交流项目也是荒谬透顶的。再说，征调公司的整个法律部门去研究这些纯粹是疯狂的合同，不仅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轻率行为，而且还严重地超越了我的职权范围。

我解释说，我的贸易构想可不是那么荒谬的，我拟定的合同草稿是建立在精确的信息和直觉之上的。

“哪些信息？哪些直觉？”

贸易部主任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里，直截了当地审判了我，不得上诉，我听了他开始说的一番话就明白了。

我哑口无言。我坐在他的对面，仰着头，无话可说。我可不是那种对上司溜须拍马的人，即使身处困境之中，我也会保持我个人的尊严。我们一言不发面面相觑了至少有五分钟之久。

主任终于又开口说话了。

“您真的没有什么可对我说的吗？”

于是，我对他讲起了我那个有关想象的理论。说着说着，我看见眼前慢慢地升起了一道屏障，主任对我的论述是那么地难以置信、惊诧不已和怒不可遏。忽然，主任心不在焉了，他点燃了一支烟，都没问我是不是抽烟。我把这个举动看作是一种恼怒，一种挑衅。我一下子失去了自信，我不知所云，不知道自己都在胡说些什么了。

可是主任变得格外热情，简直像个保护神似的，他打断了我的话，建议我去度假，让我离开公司六个月，最好去乡下。我对自己说，在此期间，不排除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能证明我的贸易设想是正确的。我没有去乡下，我重又沿着新罗马的湖边散步，指望能看到海豚。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丈夫讲话颠三倒四的，但我并不是为此而提出跟他离婚的。实际上，我还是喜欢他的，尽管近来他言行怪异得都出格了。我心理的平衡能力、我良好的愿望、我耐心的程度，容许我们的婚姻能够像一部不能加速运转、但可以承受起码速度的发动机似的。我没有提到爱情，因为爱情如今已是遥远的记忆，已像是一辆被丢弃在路边的破旧的汽车了。

每天早晨我驾车把他送到矗立着他公司摩天大楼的小广场上，一种令人难堪的作假，在整个六个月的休假期间都这样延续着。阿德里安说公司的研究室里不能没有他，说每天早上他都得去向顶替他的同事提出他的建议。我把他放在广场的入口处，然后我就走了，有几次我索性跟我的一位男友或女友上罗马郊区，反正是为了散散心。可他并没有进公司的大楼，而是从旁边的一条路拐弯，沿着湖边来回走着，期盼着能看到海豚跃出湖面来。可怜的阿德里安，谁知道这件事会怎么了结。我可以回答的是：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星期六和星期天不能装着去上班，于是他求我带他去湖边，他说，看着水能让他的眼睛舒服些。

既然他那么喜欢水，我就有几次试着想把他带到布拉恰诺湖去。我们有一些朋友就在那个湖边有一幢房子，他们可是让他乘坐帆船在湖上兜风。毫无办法，他根本不想去布拉恰诺湖。

“那个湖里的水太深了，深水会令我头晕目眩，犹如从我公司大楼的窗户往外看一样。我是一种超验的动物，但是我需要双脚着地。”

我跟阿德里安从未谈起过他的神经衰弱。我们心照不宣地一致同意把它叫做是过敏性疲劳。为了假戏真做，我带他到一位研究过敏性反应的专家那里，那位专家给他做了近百次的试验，最后，他发现阿德里安对洋艾过敏，那是一种带香味的药草，生长在亚平宁山上，那种草在罗马是找不到的，在拉齐奥大区也没有。

好几天来，阿德里安又开始谈论他的理论，并且说他正在为写一本书收集笔记。我去他的文件堆里翻寻，找到了一本上面记有一些笔记的小本子，字迹绝对难以辨认。也许连字迹都不是，只是些虚假的符号，如今他的整个生活都是虚假的。我鼓励他写东西，因为我想让一种新的托辞占据他的头脑，也许这能帮助他痊愈。然而，我错了，他永远无法治愈了。

有时候我们不到湖边散步，而是坐在“湖上酒吧”的一张小桌旁吃一客冰淇淋，酒吧位于美洲大街尽头。然后，我们重又沿着湖畔的人行道走，以回到我们那辆阿尔法33型的小汽车平常停放的地方，从那里我们就可以回家。我渐渐地发现自己已不是阿德里安的妻子，而是成了他的护士，这可并不太令我高兴。我还给他当司机，因为他已有好几个月都不开车了。不过，这倒并不令我发怵，因为我很喜欢开车。

我早就料到，六个月的离职到期后，阿德里安是不能重新工作的，于是，他生存的压力，而且是心理上的压力，全都落在我的肩上了，可是我的肩膀似乎并不是那么壮实。我背着阿德里安去找一位心理医生谈。他说的话非常复杂，他说，他是一个在逃避生活的人，言下之意就是他是想逃避我，但这不可能，因为只要他有可能，恨不得从早到晚粘在我身上。然后，医生说阿德里安是生活在非现实之中，我觉得这一点他倒是说对了，他还补充说这些精神病症会有断断续续的复发过程，总之是时好时坏，但不能指望他彻底痊愈。这我也早就心里明白，当一个人掉入了那样的井底，是再也出不来的了。尽管我对他很有感情，但我是不愿意让自己也掉进那口井里去的。

昨天，我们照样沿着湖畔去散步。但我们没有到“湖上酒吧”吃冰淇淋，而是停留在一个在人行道上变各种戏法的老魔术师的台子跟前。他先有两三次把一叠塔罗纸牌抛入空中，每次他都在空中接住纸牌，重新又在手中理好牌。与此同时，他空话连篇地谈论世界的几何构成，依他看来，世界像他手里的塔罗纸牌一样是对称地组合成的。

“这是塔罗纸牌中的‘女教皇’，这是‘命运的车轮’。”魔术师用戏剧演员的声调说道。

“‘女教皇’并不是女性的教皇，而是一位辜负信徒们祈望的教皇，是不是？‘命运的车轮’带来变化、旅行、永恒的回归，是不是？我们这里有一位喜爱旅行的、周游世界的、善于钻营的教皇，但是最后他总是回到罗马。”周围的人冷笑着。阿德里安却被他关于世界的几何构成的说法所打动。

“小老头儿并不傻。”

我想走了，因为我站累了，可是他强迫我一直待到魔术师撤掉盖在桌子上的黑布，并打开了一只棱边镶铜的漆成绿色的大箱子。

“现在你们之中的一个人进入这只箱子里玩刀剑游戏。”他盯着阿德里安说道，好像想让他着魔似的。

阿德里安向前走了一步。

“我进去。”

当时，我本想往回拉他，但后来我想，任何一种超越常规的经历都会有助于他神经的康复，这样，我就由着他进了大箱子。“现在你闭上眼睛，尽可能地放松，尽力把自己化为乌有，就像睡觉似的。”

魔术师用不太准确的意大利语，并且带方言的口音说了“放松”这个词，而正当我在琢磨他是艾米利亚人还是伦巴第人的时候，他已把箱子盖扣在阿德里安头上，并从一只帆布袋子里抽出三把细长的刀剑，还兜着圈子亮给不多的观众看：几个士兵、两个印度支那女佣、两三个带着小孩子的妈妈。

“现在，请大家绝对安静。”可是观众早已安静下来了。“因为这种游戏冒有风险，有危险。”魔术师一边这么说着，一边向我投来一种会意的目光以让我放心。不过，我早已放心了，我压根儿没有想过阿德里安在那只箱子里会有什么风险。

老魔术师拿起一把剑，闭上一会儿眼睛像是想集中精力，然后一个大动作就把剑插入箱子侧面的一道缝里，并把剑的顶端从箱子的另一边露出来。

“一！”他随着欢呼声把一双空手高高举起来，大声说道。

用江湖骗子同样的礼仪，他把第二把剑插入箱子的另一道缝里，也让剑的顶端从另一面露出来。

“二！”

魔术师把最后那把剑抛向空中旋转了一下，然后把它插入箱子的第三道缝里。这时，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像是想在那么紧张的魔术表演之后稍稍歇一下。

不多的观众静静地看着他，而且好奇地朝穿透的箱子扫了几眼。魔术师又向我投以会意的微笑，很快从箱子里拔出那三把剑，最后，用一种故弄玄虚的动作打开了箱子盖。我见他脸色发白，待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盯着里面看。我即刻想到他那惊奇的神态乃是他表演的一部分，于是我平静地走近箱子也往里面看。箱子里面是空的。

“上帝啊，我的丈夫呢？”

魔术师伸开双臂无言以答。然后，他嘴里结结巴巴地嘟囔些什么。

“我不明白，我真不明白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一切都发生得那么快，我都来不及做些什么。老魔术师费劲地抬起箱子把它装在他身后的一辆三轮摩托车上，然后收拾起黑布、放刀剑的口袋和一块铺在人行道上的小地毯，把一切都装在三轮小摩托车上。最后，他开动马达，飞快地离开了，连观众投掷的钱币都没有捡走。当时我都没有心思记下那辆三轮摩托车的车牌号。

这一切都发生在昨天早晨。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阿德里安，他没有回来睡觉，也没有来过电话。我不知自己该怎么想，该怎么办，不知是否该等他回家来，是不是该向警察报告他的失踪，是不是该把自己看作寡妇。我对谁都没说什么，因为我深知没有谁会相信我。唯一可以与之讲述的人就是阿德里安自己，我想象当魔术师把剑插入箱子里去的时候，阿德里安是消失在虚无之中了。可阿德里安已经不在了。我感到遗憾，因为我想向他确认他的理论，而且我想告诉他，我的想象是出于对他的一番深情，是想保护他，绝对没有任何想摆脱他的企图。

美洲豹之家

我们这些地区里所有的房子像人一样都有名字。我在阿布扎比的那所房子叫做“美洲豹之家”，而因为我自从出生后就住在这里，许多人都以为美洲豹是我的别名。实际上，这个名字跟房子一样古老，十分的古老，他们对我说，在“海盗的海岸”的地名志里，乃至在整个阿拉伯，美洲豹这个词很常见。我曾经纳闷，为什么偏偏叫美洲豹呢，它在这一带是一种陌生的动物，生活在大森林里面，不是生活在沙漠里，它喜欢树荫和绿色，不喜欢那些地区里的沙漠和阳光。

对于所有一切事情，抑或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有一种解释。事实上，在十分遥远的时代里，似乎这个地区确实是全被森林覆盖着，后来被人类开垦出来，森林被改造成肥沃的耕地和水田。而且人们说，过分的灌溉最终就使土地变得贫瘠，因为水会融解并带走所有的矿物盐，就是说，所有能使土地肥沃的成分。而就是这样，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过程，被废弃的干旱的土地就渐渐变成了沙漠。

那些十分古老的森林在被开垦之前，很可能有野生动物栖息在里面，其中就有美洲豹。这就是为什么至今美洲豹这个词还出现在阿拉伯的地名志中，尽管美洲豹在整个阿拉伯已经销声匿迹了。骆驼的历史正好相反。你们倒是说说，为什么在阿拉伯古文献中从来没有提到过骆驼，可是阿拉伯却到处都是骆驼呢？实际上，阿拉伯古文献来自一些古老的传说，当这些地区覆盖着森林的时候，人们知道在森林里有美洲豹，而没有骆驼。

我说的所有这些有关森林和沙漠的话，是为了解释我们阿拉伯人有着双重的自然天性，“树荫的天性”使我们热爱植物的清凉和绿色，“阳光的天性”却使我们向往干热的沙漠、沙子、热风以及烧灼皮肤烤干舌头的灼热阳光。一个欧洲人懂得人们怎么热爱植物界，但搞不懂怎么热爱沙漠。相反，在沙漠中生活或跟沙漠接触了几千年的阿拉伯人却学会了热爱沙漠。在某种情况下，对于阿拉伯人来说，沙漠简直变成了一种不可缺少的毒品。

石油改变了我们这些地区很多事物，意想不到的失衡的财富改变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的生活。在许多情况下，可以说，石油也改变了大自然。以往有干旱的土地和沙漠的地方，现在却有了树林和英国式的草坪。有钱能得到，或者几乎能得到一切。我们运进来船只，装载着从丰饶的欧洲地区尤其是从意大利挖掘出来的土壤。我们进口从卡普阿地区 [6] 运来的火山土壤，以及从翁布里亚地区种植栗子树的土壤。火山质地的土壤适合所有的植物种类，种植栗子树的土壤尤其适合种花。我用翁布里亚地区的土壤建造的花园枝叶繁茂，不过，我邻居为了节约起见，他们买了来自希腊的土壤，他家花园的树木也碧绿青翠。水是我们从两三百米深的自流井里汲取的。从这个深度取到的是水，从一千米以上的深度取到的是石油。

现在我们在阿布扎比全都住在十分清凉的房子里，因为有空调，四周环绕着绿色的树荫。总之，有了财富，我们能满足我们想生活在绿色植物界中间的古老愿望，不过，那样的生活并没有抹杀我们那种热爱阳光和沙漠的第二种天性。我这个岁数的人不能抵挡传统的诱惑力，这可是我很多年来羞于启齿的事情。就这样，我们在这个人工花园里生活了将近十来年，之后，我感到自己还有想满足“第二个天性”的需求，就是我称之为“阳光的天性”。起初，我跟我的同乡人一样，都以为住在这鲜花盛开的绿叶葱葱的花园里是一种巨大的成功，能满足我的要求，然而我内心却始终觉得还缺少什么，这种空调给予的凉爽和绿树成荫下的生活对我来说还不够，不能完全令我满足。总之，我根本不相信那是正确的选择，于是，有一天，我做了一件令人我的朋友和同乡们惊诧不已的事情。

在阿布扎比这里，像欧洲人那样，到乡下的住宅或在用石油赚的钱建造的豪华别墅里度周末的习惯也很普遍。一个星期六，我没有坐汽车去我乡下的别墅，而是骑上几天前在市场上买的一匹马，出发前往沙漠（Al Rimal），用我们的语言表达就是“沙子”的意思，后面跟着一辆装满储备物品的小车和一群母羊。经过在阳光下三个多小时的跋涉，在两位年轻力壮的仆人帮助下，我在沙土中搭起了帐篷。晚上我亲手挤羊奶。我把羊奶做成干酪，我在炭火上烤生长在沙土下面的肥草，我像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那样进食滋养自己。我在帐篷里睡了个好觉，相反，在城里我夜里通常总难以熟睡安眠，而在这沙漠中的帐篷里我一夜睡到天亮，身上盖着车上带着的粗羊毛被，抵御夜晚的寒冷。在我看来，睡眠是显示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的征兆。不安的睡眠经常隐藏着某些疾病和精神上的不适。当我自己内心平静与世无争时，我就会做称心如意的好梦。

说来也许很奇怪，但是我在沙漠中那第一个夜晚所做的梦，是在一个花团锦簇的绿洲里，那里的花朵开得像伞那么大，树上长满了鲜嫩香甜的果实。我坐在那些花簇中吃着那些果子，感到十分惬意。说到此，肤浅的观察家一定会说，何必去沙漠里梦见花草树荫呢，我完全可以待在自己家的花园里，那里真实的花草树木比比皆是，无须做梦见到它们。可那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沙漠激发人的某些欲望，欲望本身变成了一种快乐，因为没有欲望的生活不是幸福的生活，我们古代的诗人们也是这么说的。

那个星期六第一次去过沙漠之后，接着的每个星期六，我几乎都去沙漠里过周末，就是欧洲人说的weekend。我骑着我的马儿，带着帐篷和能产出多泡沫羊奶的小小的母羊群，行走在浩瀚的沙漠里。在跋涉途中，我不止一次地遇见在沙漠油井上工作的欧洲人，他们是向相反的方向跋涉，是到城里去度过他们的周末。在沙漠里我又多次梦见过繁茂的树木、清澈的水泉、硕大的花朵和鲜嫩的蔬菜。我认为以这种方式可以满足人对森林和沙漠的双重天性需要，这样的天性存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我想说的是我们阿拉伯人。

起初，我的朋友们嘲笑我说，瞧那个疯子，竟然去沙漠里过周末。后来有几个人出于好奇，要陪同我一同前往，另一些人想自己尝试尝试，而如今，我看到每个星期六有那么多小车队从城里出发，去到我们沙漠最干旱的地区搭起帐篷，倘若偶然遇上沙尘暴，他们就开心之极，回来时津津乐道地讲述他们历险的经过，就像战胜了海上风暴返航归来的水手似的。

策略

从一些细小的迹象我察觉到她有感到厌倦的征兆。从外表上看，玛格丽塔还是像往常那样亲切温柔，晚上我们出去时，她帮我挑选领带，要是我累了就由她来开车；要是我们出去旅行，她就精心地准备行李；我要替自己买鞋或衣服时，她总陪着我，而且每年圣诞节她都送我一件能使我称心的礼物。不过，我注意到某些现象：当我说话时，她老是心不在焉，而且往往答非所问；晚上，如果就我们俩单独待在家里，她总显得不那么高兴；早晨，我们俩用餐时，她从来没话可说，只顾浏览报纸的标题。我们之间的谈话变得乏味了，而且已经局限于谈些琐碎的小事。以往我们常常畅谈各自的看法，谈论我们看过的书，议论议论政治，或者对我们的朋友们说长道短。我还注意到一点，每次我们出去看电影或是看剧，玛格丽塔总是要打好几个电话，约个朋友陪我们一起去，一旦我们上床睡觉，她总说头疼。还有，她老是犯困，老是感到疲惫，没完没了地睡觉。应该说，我们的婚姻当初是十分美满的，但自从我们的儿子开始疏远我们，更愿意与他的伙伴们在一起以后，我们就天天陷入一种疲惫、困倦的氛围之中，也可以说是厌烦了。玛格丽塔与我在一起感到厌烦，她对我的厌烦程度直接使我对她也产生与之成正比的厌烦。于是，我暗自思量，为了避免发生即将面临的婚姻危机，是到了我该采取一些措施的时候了。

一起出去作一次旅行怎么样？我提议去印度，但她对印度丝毫不感兴趣。我试着提议她去埃及看金字塔，去里约热内卢看狂欢节，去非洲的塞舌尔群岛，去挪威的峡湾，自驾小汽车去西班牙，或到巴黎去玩一个星期。但对我提出的每一个建议，玛格丽塔都撇嘴。于是我明白了，旅行不是挽救我们婚姻的办法。与此同时，她除了困倦、疲乏之外，夜里还总做噩梦。半夜里我常常被玛格丽塔吵醒，她在梦中烦躁不安地大喊大叫。她常常梦见一个中国人想强暴她，或是一个黑人用鞭子抽她。前天夜里，她梦见我在餐厅的吊灯上吊自尽了。还有，她大白天就犯困，经常看着电视就睡着了，可我们一上床睡觉她就失眠，开始一个劲儿地吃安眠药。困倦是神经系统紧张不安的征兆，而神经系统的紧张不安又是婚姻危机的征兆。

我试图让她对我的工作感兴趣。我在一家大石油公司负责对外关系，也可以说是搞外事联络以促成生意洽谈的。我可以过问具体的业务部门，诸如国际协定、业务研究、机械承包、技术交流、金融投资运作等。当然，每个部门都有一个专门的办事机构，但我的任务是协调和管理公司的各项创议。我这个部门的主管快要退休了，也许以后由我顶替他的位置。我与玛格丽塔谈起此事，她却不以为然地说：“谁叫你这么做的？你挣的钱已经不少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自讨苦吃，自找麻烦。”好吧，就听她的。我这样做原本是为了她，为了实现她的奢望，但是，我明白了这也不是挽救我们婚姻的正确办法。

在某些情况下，男人得独处，得在自我孤寂中自己做出决定。我对自己说，要是我们的婚姻已处于危机，采取外部的办法去解决是无济于事的，必须通过与我们的婚姻关系有密切相关的途径去解决。于是，我决定设法激起她的嫉妒心。我不知道是谁说的，嫉妒是婚姻的调味品，不知道是莎士比亚，还是皮蒂格里利 [7] 说的，不过，这话应该是一点不假，因为我的直觉也说明了这一点。莎士比亚和皮蒂格里利加在一起都比不上我的直觉。就这样，我决定激起玛格丽塔的嫉妒心。

我采用了传统的策略：与女秘书勾搭。我的女秘书虽然办事得力，十分聪明，但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有魅力的姑娘，所以我就把目光盯在拉丁美洲处一个我下属的女秘书身上了。她是个潇洒豁达的姑娘，她在多种场合对我表示过好感。我请她到拉尼耶饭馆吃午饭，那家饭馆的人都认识我，我与玛格丽塔和朋友们常去那里就餐。可是后来，我改变了策略，我盘算着：为了装出背叛家庭的样子，我不能做得太明显、太露骨，第一条准则就是要谨慎。

我找了个似是而非的理由，但对玛格丽塔来说也不过分。我对她说，最近我有许多外国客户途经罗马，而且我开始每星期在外面过夜两三次。可玛格丽塔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起疑心。我属下的那位女秘书叫乔娅 [8] ，我与乔娅在台伯河对岸和罗马阿比亚古驿道上的几家饭馆吃饭，在那里我们可以混杂在那么多人里，饭馆里顾客嘈杂的说话声与外面摊贩的叫卖声搅混在一起，使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更强烈的亲切感。乔娅与我一起出去好像显得很高兴，我们在桌位上每次都待到很晚，直到有一天晚上，她提议我到她家去喝杯威士忌。我觉得这很自然，再说，既然我要装出背叛我妻子的样子，她的邀请应该说很是时候。

原来我担心乔娅住的一定是那种简陋寒酸的小屋子，单身姑娘通常安身的一个狭小肮脏的蜗居。她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钱，更没有足够的情趣去搞一个像样的家。我结婚之前倒是经常出入这样的蜗居：有些姑娘在她们自己的床上要她们干什么都乐意，但决不愿意睡在一个单身汉的床上。我始终弄不懂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总之，我原先满以为乔娅也一定住在那种简陋、狭小的套间里：砖石地板上铺着蒲草席，墙上挂着过时的招贴画，床上铺着尼龙床单，有一个用来煮面条或者咖啡的小煤气炉。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看到的是一个小套间，不过窗口对着万神殿，客厅里陈设着古老的家具，地上铺着几块漂亮的地毯，起居室挂着两幅漂亮的十七世纪的静物写生画和一些古老的复印画，还有布拉克 [9] 、马蒂斯和封塔纳 [10] 的石版画，在小巧玲珑而又舒适的小房间里，放着一张漂亮的拿破仑时代风格的宽敞的单人床。上了蜡的镶木地板上铺着一块豪华的花地毯。这姑娘一定是出身有教养的名门望族，有相当的文化修养。屋里还珍藏着相当多的世界名著，其中有很多是法文原著，还有一些意大利作家的新作。总之，她是能引起我妻子嫉妒而又能使我设计假装背叛的理想的姑娘。因为我是在假装背叛玛格丽塔，这是问题的关键。我还是眷恋着玛格丽塔的，我开始向乔娅求爱，只是为了挽救我们的婚姻。

姑娘先是请我喝一杯放了冰块的威士忌，然后问我是否想听听莫扎特或维瓦尔第的音乐助兴。言下之意呢？我自问道。我说，我要听维瓦尔第的，当然是维瓦尔第的作品了。她放上了斯图加特交响乐团演奏的《里拉琴》（九号作品，十二小提琴协奏曲）。她是故意选这组曲子，目的在于：这组协奏曲会让我感到一种微妙的刺激，每次都会使我像服了毒品似的兴奋和乐观。我们坐在长沙发上待了片刻，后来我很自然地把一只胳膊搭在她的肩上，然后我就去吻她。我吻了她。乔娅紧紧地搂住我在沙发上辗转，还发出一种奇怪的哼哼唧唧的声音。于是，没过几分钟，她就把我搞到那张具有皇家风范的床上去了。我根本没想过，她那温文尔雅的外貌后面，竟蕴藏着一种那么强烈的性感。一场地震。

我生性忠厚老实，我憎恶通奸。我深信一次背叛本身，就意味着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许多婚姻就是这样宣告破产的，而且夫妇中另一方在宽恕了对方之后，只要一有机会，就少不了报复。人的本性就是如此。可我的情况与一般通奸不能相提并论，那是一种精心设计出来的作假，目的是为了激起我妻子些许嫉妒的火花，从而使我们夫妇关系重新获得生气而得以巩固。我与乔娅肉体上的交媾，在我那幅为挽救婚姻所采取的策略的宏大蓝图上，仅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细节而已。

自那天晚上之后，我想，我是不是装得太过头了。不，我只是为了顺应当时的情况，因此，我没有什么可自责的。我越是投入，装得越像，玛格丽塔就越有可能以所有的女人都具有的那种直觉，察觉到我的背叛，而最后从麻木不仁中觉醒过来。可是，她一点儿反应也没有。我与乔娅干脆每星期幽会两次，星期二和星期四，但玛格丽塔压根儿不起任何疑心。我对她说，星期二和星期四有阿拉伯客户到罗马。是固定的日子？她问。我那么含糊其辞地回答说，是的。谁听了都会起疑心的。可是玛格丽塔却说，那太好了，那两天她可以安排与女朋友玩桥牌。

每星期二和星期四我都是夜里一两点钟回家。我发现，玛格丽塔总睡得很安稳，她不再做噩梦，也不失眠了：我想，可能是打桥牌使她的神经放松了。现在就差稍稍使她产生一点嫉妒心理了。实际上，这也是我与乔娅逢场作戏的全部目的。当然，与一个像乔娅这样富有激情的性感的姑娘有了关系之后，我就很少有精力再奉献给玛格丽塔了，但这也并没有引起她的怀疑。我只好坚持继续假装下去。一天，我把一个小包忘在门口的桌子上了，里面装有要送给乔娅的一条开司米围巾。玛格丽塔打开看了，等我下班回家时，她问我那礼品是送给谁的。我本来完全可以轻松地回答她，让她相信是送给她的，我却说是送给我一位阿拉伯客户的太太的。玛格丽塔重又仔细地封好包，就这样，第二天我把它带给了乔娅，我与她在上班时也能见上几次面。

自然，时间一长，我的同事们发现了我与乔娅之间的暧昧关系。但当玛格丽塔往办公室打电话或到办公处来接我时，他们都特别注意，绝不泄露半个字。过分的谨慎小心的结果，恰恰是延长了我希求激起玛格丽塔嫉妒的时间。但我没有失去勇气，我是个十分有耐心的男人，这一点正是我在跟阿拉伯人打交道中学到的，除了星期二、四这两天外，我真的会见阿拉伯客户。就这样，每星期与乔娅的幽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一起去饭馆进晚餐，还时常到罗马郊外游玩，然后就去她家，而且我们很快就上床一起睡觉。

我们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了一年，我不禁自问，我要装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玛格丽塔的态度使我茫然。我经常不在家，而且深更半夜才回家，还有我总是心不在焉，但她对此却若无其事，我现在也变得有些分心和走神了。我深感，玛格丽塔对我们的夫妇关系已完全麻木和无动于衷，可我曾一直把这种关系看得高于一切。而现在，我自己对此也时常表现出无动于衷了。但那是短暂的精神状态，因为实际上我始终迫切地期望玛格丽塔会对我产生嫉妒。

四月份，我得去柏林出差，要筹备公司总经理与西德企业家们的会晤事宜。以往几次这样的旅行，我都是带玛格丽塔去的，但这一回我带乔娅去。她是个媚人的旅伴。上午，我一般都有会，商定会晤的议题，收集文件材料，拟定工程日程表。下午，我们就一起去夏洛滕堡的公园散步或是参观博物馆。我们有两次到文物博物馆的地下室，参观希腊人、伊特鲁里亚人和罗马人收藏金银财宝的地下古堡，那些地堡都装有铁门。我心里明白，我们离罗马这么远，现在我的假装对于我原来为自己设想的目标已根本无济于事，而离家又那么远，致使我们相互投入对方的怀抱。这样，不仅在夜里，有几天下午我们也关在旅馆的房间里寻欢作乐，直到我们搞得精疲力竭入睡为止。柏林的大都市气氛对人很有刺激，社会的堕落和人们的骄奢淫逸大大激发了乔娅的性想象力。但我头脑里始终想着与玛格丽塔的夫妇关系问题。

等我回到罗马后，我疲惫不堪，面容憔悴。玛格丽塔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但她想这是工作劳累所致，不是有别的缘由。尽管我做了不懈的努力，我已觉察到我们的夫妇关系已冷落到极点。我们之间已没有欢乐，没有激情，没有爱情。这是可悲的现实。奇怪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玛格丽塔却比以前精神，而且还稍稍发胖了，甚至显得更活泼、快乐了。她仿佛在走自己的路，我对她来说，好像不存在似的。她对我始终很客气，也很亲切，但看得出来，这种客气和亲切只是表面现象，像是履行夫妇之间的习常礼节，她是为了求太平才不得不这样做。

我与乔娅继续每星期见两三次面，柏林之行后，我们的性行为更加充实，花样更多，更富有想象力。方式和动作有时是事先设想好的，有时则是即兴发挥。乔娅在床上有一种无限的想象力，有一种惊人的素质。玛格丽塔继续玩她的桥牌，至少在我没发现她有一个该死的情人之前，我是这么认为的。一次纯属偶然的发现，令我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我万万没有想到玛格丽塔竟然会背叛我。

尽管我有良好的愿望，尽管我用尽心计想竭力挽救我们的婚姻，尽管我挖空心思地假装背叛她只是借以激起她的嫉妒心，我没曾想到，玛格丽塔真的背叛我了。事情竟然就这样发生了。到了这种地步，我们的婚姻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彻底的崩溃。

我没有干出任何悲剧性的举动，我竭力克制住想诉诸暴力的本能的冲动，因为在这种时候，很多男人都会失去理智。在乔娅的帮助下，我强制自己忍受了侮辱和委屈，克制了愤怒和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乔娅对我来说，是一位珍贵的伴侣。没有她，我真不知道自己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彗星

塞特卡米尼山丘后面一个狭小的山谷，坐落在巴尼奥雷焦和奥尔维耶托之间的半道上，如今呈现出一片荒凉的景色，映入眼帘的是因霜冻而枯萎的橄榄树和耷拉着葡萄藤蔓的葡萄园，半山腰上耸立着一座古老的小农舍。由于它背靠着一道天然的凝灰岩墙壁，从下面看过去仿佛是一座小塔，由于水平的落差，塔上面第一层的门几乎像是开在地面上。

农舍底层有牛棚，有一个也当地下室用的放工具的仓库，还有用来堆放饲草的顶棚。最高层由三间屋子组成。两间卧室在牛棚上面，在寒冬腊月里，当天寒地冻牧场一片萧然，抑或覆盖着皑皑白雪时，卧室地板就靠关在牛棚里的一头牛和一头驴的自然体温取暖。在几乎占了半个小厨房的壁炉里，用栗子树枝燃烧的炉火终日噼啪作响。

农舍里住着由老人萨尔瓦多雷 [11] 、儿子努齐奥和儿媳妇贡切塔组成的一家人，小田庄的产品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农舍周围的土地总共就四公顷多一些，一部分还被一个空旷的老采石场占据着，那里采集黑色白榴火山灰。因此，努齐奥只能干一些临时的诸如嫁接果树、剪葡萄或采摘橄榄等杂活，要不就是给周围的农舍修修门窗一类简单的木匠活。

据邻居们回忆，牛棚里就养着一头牛和一头驴。等牛长到两三岁就卖给屠宰场，然后再领养一头小牛，等它长到适当的岁数，长足了分量再卖。对承担运载甘草和木料重任的驴也是这样。

在这样一个安分守己的安静节俭的家庭里，很长时间以来，每隔七十六年就重复发生一件大事：恰好遇上哈雷彗星的出现。有关的人从来不谈及此事，不过，邻近的波拉诺镇上的老人们仍然讲述着所发生过的事，彗星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一九一零年五月十七日至十八日的夜里，他们是听父辈们这样说的。萨尔瓦多雷如今七十五岁，他的名字是从祖父传到孙子辈的，他的母亲就是在那天夜里忽然腹部阵痛发作要分娩，当时彗星带着两条呈微红色的尾巴出现在阿米亚塔右边朝西北方向的低空中。父亲和丈夫陪同女人来到楼下的牛棚里，就在铺着稻草的牲口槽里生下的孩子。新生的婴儿就在牛和驴释放的气息中初次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就在镇上的许多居民关闭在屋子里等待世界末日的同时，一小群乡亲却来到俯瞰山谷的小广场上，从这里可以观赏到彗星的出现，据老人们讲述，彗星带着发光的核子，仿佛就停落在那座背靠着山坡呈深暗色的小农舍的屋顶上。这就是发生在婴儿来到人世的时刻，几天之后，这个婴儿在波拉诺本区教堂里洗礼，取名为萨尔瓦多雷。

当地的农民和乡亲们对哈雷彗星及其在历史上无数次的出现所知甚少，不过，他们肯定地说，彗星在伯利恒上空的出现是为了给（耶稣诞生后）去朝圣的“三王”指路。从伯利恒一下子就跳到一八三五年，又重复出现了一次彗星，那年牛棚里生下的是另一个萨尔瓦多雷（救世主），后来，他就成为如今还活在塞特卡米尼山丘后面农舍里的萨尔瓦多雷的爷爷。

家乡的老人们和周围的农民们发誓说，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故事一直重复着，不过，他们的叙述总是带有童话或传奇的色彩，有时还几乎像在讲述巫术魔法，以一种神秘的神情悄声地私底下传述。几年前，当地有一位信奉共产主义的镇长，他不信神，但他很好奇，特意去翻阅本区教堂里的旧登记簿册，发现一八三五年出生的萨尔瓦多雷的爷爷的确也是叫萨尔瓦多雷，日期也跟哈雷彗星的出现相符。也就是在那年，人们担心彗星的来临预示着会大难临头，不过，在塞特卡米尼山丘后面的小房子里，在由牛和驴释放的气息而得到些许热气的牲口槽里，彗星的出现带来的却是一桩被认定为令人高兴的事件。

这个故事没有续篇，而且也不容易弄明白与哪些愿望和期盼相符合。如今可以肯定和查证的是，七十五岁的萨尔瓦多雷一生中没有发生特别异常的事情。他平静地过着日子，种植田地和经营小葡萄园，一九三六年他去埃塞俄比亚打过仗，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去希腊打过仗。每年的收割期间他都会喝醉一次，有人私底下说，一天夜里，他在镇子附近的一个鸡舍里偷母鸡被人逮住过。不过，当时他得抚养一个儿子，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忍饥挨饿的岁月里，他就像那一带的狐狸似的，待春天来到，就走进农舍捉几只母鸡给窝里的小东西充饥。总而言之，他不是个圣人，不过，也不是个坏蛋。当他妻子过世后，儿媳妇不能下地干活了，他不得不加倍努力，使田庄里不多的土地能出产更多。当有人问到他为什么在牛棚里只养一头牛和一头驴时，他回答说，这两条牲口能够满足他的需要，牛是用来养殖的，驴适合在他那样的一个小田庄里干活。对它们丝毫不必大动肝火，只需在必要时打它们几棍子就是了。

镇里许多人都纳闷，一个儿子的诞生与彗星的出现怎么能那么准确地巧合呢？巧合可以发生一次，不过，这里似乎每隔七十六年就有规律地重复一次。而且怎么总是生男婴呢？有人影射说，那个家里有一种代代相传的草药秘方，那草药可能有提前或推迟分娩的效能，而且使其与彗星出现的时刻相巧合。如果考虑到那可都是些很简单的粗人，那么，这种事情就显得相当令人匪夷所思了。

不过，唯有一八三五年与一九一零年的两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其余的一切就属于传说或传闻了，尽管口头传述也有某些可信性。现在我们到了一九八五年的年终，哈雷彗星的出现预计是在十二月三十一日。萨尔瓦多雷的儿媳妇，就是努齐奥的妻子已怀孕了，婴儿预产期业已临近。见过她的人都说，女人挺着她那大肚子走路的模样很滑稽，她在厨房里围着炉火来回地转，小声哼着从电视里听来的歌曲。她好些时间不去镇上买东西了，几乎总是萨尔瓦多雷老人去的镇上，他双腿还挺健朗，步行两公里路没有问题。几天前，他走进杂货铺买了三支小蜡烛，一支黄色，一支白色，一支天蓝色。是用来装饰圣诞树的吗？杂货铺老板问道。不，是为了装饰牛棚，萨尔瓦多雷说道。于是杂货铺老板想送给他一颗硬板纸做的彗星，上面撒有闪光发亮的玻璃碎末，然而，老人面带微笑谢绝了。“我深信不疑。”杂货店老板评说道。

十二月三十一日夜晚，波拉诺的年轻人将出去转悠，载歌载舞地通宵欢庆，不过，其他的乡亲们将到小广场上观看哈雷彗星是否会再一次停落在萨尔瓦多雷家的屋顶上空，而后，他们将等待全家人带着男婴到本区教堂里洗礼命名。如果这一切不会发生，那就将被视作咄咄怪事了。

蜘蛛侠

我是永远当不了一个真正的“蜘蛛侠”的，现在我算是服了。许多正经的事情几乎都是从玩笑开始的，这件事也同样如此。一天晚上，我感到十分寂寞。孤寂往往能将每个人内在的一些特异功能发挥出来。若不是因为孤寂，莱奥帕尔迪 [12] 是不会成为一位诗人的，爱因斯坦也不会发明相对论。我举的例子似乎太过严重了，为的是让人明白我的意思，绝没有要把自己与他们等同起来的意思。我一生从未写过一首诗，也没有尝试过发明某些用来解释世界的理论。我所有的向往集中在一个模式上，这种模式既不是从文学中获得的，也不是从科学中吸取的，而是从连环画和电视中学来的。可惜愿望和志向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当你的力量无法克服愿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时，那就成了一场灾难了。我这个故事就是一场灾难。

我早就从连环画中认识“蜘蛛侠”了，当我从电视机里见到他时，我完全被他征服了。那简直是世界的末日。我从扶手椅里站起来，懵懵懂懂地去买了一只红色的网袜。回到家里，我对着镜子把袜子套在头上，就这样闹着玩。嘿，我瞧着镜子里的人，目瞪口呆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一只红色网袜竟然能使我变成那个样子。我看到眼前的自己是那么古怪，那不再是我，一个意大利商业银行办事处普通的出纳员：我成了个“蜘蛛侠”了！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可是，这外表的改变使我体内的东西也发生了变化，我内在的自我感觉也不一样了。我说的体内的东西，是指内脏，也就是肠子。

多年以来，我时常模仿电影里的英雄人物，并为此感到很得意。不过，我得马上声明一下，犯人和歹徒我是从来不模仿的。我总是跟警方站在正义一边的，除了有道德层面的因素外，这还与我在银行当出纳员这份职业有关。不过，警察要是成了一伙混蛋时，那我就站在另一边。如果没有侦探片可看，我就情愿在家里看连环画。连环画往往错误地受到指责，人们总是笼统地批评它们。愚昧无知。这跟对小说的态度一样，仅仅因为有不好的小说，就一概而论地批评它们。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连环画，也有各种各样的小说。我就是在连环画中第一次看到了“蜘蛛侠”，后来才在电视中看到它。

“蜘蛛侠”是一位伸张正义的正面的英雄人物。他的敌人是可怕的金并和可恶的黑寡妇，还有一些像章鱼博士那样可恶的人物。连环画中的英雄人物往往与童话中的人物一样，像曼德雷和超人那样，都是些魔术师或是好逞强的人，或者仅仅是崇尚暴力的人。“蜘蛛侠”不是暴力者，他是反对暴力的，是个神奇而又慷慨无私的伸张正义的人。不知他的政治倾向如何，从他的冒险行为中这方面表现得不很明显，但在我看来，他是倾向于左派观点的。

自然，要成为“蜘蛛侠”，光把漏孔的红色网袜套在脑袋上是不够的，否则就太容易了。本来我可以满足于就这样站在镜子跟前欣赏一番自己这副装扮，再不断地自我完美一番，然后关起门来在屋子里沉湎于幻想。可是我着魔似的被一种疯狂的意念所困，欲罢不能。

我就到一家出售垂钓渔具的商店买了二十米长的尼龙绳。合成纤维的发明应用于制绳工业上取得的进步是惊人的。商店的经理拿出一种完全不比铅笔粗的绳子，他对我解释说这种绳子足以承受一千公斤的重量。我说我不相信，反正我不想做这种试验，尤其是那条绳子上系着的是我自己的生命呢。他说可以给我写一张书面担保。我说那倒无关紧要，我就把绳子买下来了。他对我说，唯一的困难是打结头。麻绳很容易打结，结头也结实，因为麻绳不滑，打的结不会松，而用尼龙绳打结，可就不那么容易了，需要打一种特别的结头。会打结也是一种艺术，有的专题论文就是教人打结的技能的。不过，要是你没有耐心学，也可以随便打个结，然后用蜡烛的火苗在结头处加热，这样，尼龙结就黏住了，结头也就不会松开了。

当天晚上，我就在绳子上打了好多结，差不多每隔半米就打个结头。然后，我把绳子的一头固定在暖气的一个散热器上，用蜡烛火苗把绳子的结头黏住了。我房间的窗子朝着我住的楼房前面的院子，我住在八层，确切地说，那院子是三幢楼房合围而成的，像口井那么深。天一黑，我就把红网袜套在头上，再穿上让人特制的一套贴身的红色运动衣。然后，用尼龙绳的另一头从胳膊下面绑住我的胸部，用蜡烛火黏住结头。终于我打开窗子，跳到窗台上站住。我本想一头栽下去，一下子蹦到对面楼房的墙檐上，可这是我第一次当“蜘蛛侠”，还是谨慎点儿为好。我双手紧紧地抓住绳子结头，开始慢慢地往下滑落，顺着打好的结头一个结头又一个结头地往下滑，手上戴着赛车运动员使用的红色漏孔防护手套。

但我突然脱手了，尽管绳子上面有结头，我还是栽了下去，悬空吊在距地面十来米高的地方。幸好结头没有松开，绳子也没有断，真悬哪。不过，应该承认，凌空落下去时那种兴奋的感觉是很奇妙的。一切都是在几秒钟之内发生的，我当时兴奋的程度简直难以用言语来描述。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在绳子顶端悬空吊着的那个滋味可不好受。我坠落时，那最后感到的突然一扽，腰背上被绳子勒得疼极了，而且滑到绳子顶端回弹时，我的脑袋撞在三层楼的一家窗台上了。

黑暗中，我半死不活地吊在院子里，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额头上淌着血，胸口的绳子勒得我透不过气来。等我恢复元气后，我再也没有力气顺着绳子爬回我自己的窗口去了。于是，我决定去敲近旁三层楼一户人家的窗子，屋里亮着灯，里面住着一对年迈的夫妇。我本来担心他们看到我这一身“蜘蛛侠”的打扮会吓坏了，说不定还会剪断挂着我的绳子呢，那我就完了。可万万没有料到，这两位老人热情极了，面对我这个“蜘蛛侠”并没有感到任何惊讶。他们摘去了我头上的红袜子，给我额头上的伤口敷了药，然后还请我喝了杯茶。

继那个倒霉的晚上那次失败之后，我又系着那根尼龙绳子往院子里跳，尝试过两次，可惜结果同样很糟糕。最后一次我还把一只胳膊给摔断了，医生说我得上四十天的石膏。在办公室里，我只好说自己是在过马路时让一辆摩托车给撞的。看来，今后很多年之内，我都不能再做这种尝试了。于是，我当“蜘蛛侠”的梦也就此结束了。

昨天早晨，我从家里出来时，住在同楼的一个小男孩走近我，他对我说：“我知道，你是‘蜘蛛侠’。”我对他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当时我真想哭出来。

剽窃——以噩梦形式写的故事

是一出喜剧，一场梦，抑或是一出悲剧？普罗科皮奥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夜晚，他仿佛做了一个恐怖的梦，不过，他也肯定自己笑了好久。如今他只记得有一种害怕的感觉，然而他没有留下那场梦的任何形象。通常用形象可以重新构建梦，但是感觉却如同空气一样，透明又让人抓不住。通常普罗科皮奥一醒来就从床上跳下来，不过，他这一次却犹豫不决地靠在铁制的床背上，不想起身下床。他竭力想从这种奇怪的不安状态中恢复过来，头脑里空空如也，像是被夜里的恐惧和疲惫耗竭了。一场梦，一出像是在剧场的舞台上演出的悲剧，消融在孤寂之中。脸颊上的一阵痒痒，几乎重又唤起他对夜里梦见的形象的回忆，然后重又是空白。可是，有什么必要跟记忆闹着玩儿吗？一场噩梦，他对自己说，最好还是忘了它。

普罗科皮奥从床上摇摇晃晃地下来，他感到格外轻飘飘的，不过，他已经有过几次这样失重的感觉。迟早有一天，我将会像一只小鸟儿似的飞起来，他径自这样想，然而，那样想并不能令人宽心，总之，也不能令人高兴。他走近窗户，想让早晨的空气进来，他动手要打开窗子，但窗户的拉手留在了他手里。他用双手打开了窗，然后伸长脖子想察看在拉手位置上留下的洞孔：里面的木头好像完全腐烂了。他从未发现过窗子会损坏到这种地步。在白日的阳光下他仔细观察了那个洞，他看到里面有一种呈海绵状的深色的物质，湿漉漉的。从外表看木头保持了正常的样子，仿佛完好无损，但实际上在发亮的硬树脂下，只留有薄薄的一层皮。普罗科皮奥想起来从乡下的房子里卸下来的完全被虫子蛀坏了的一些屋梁，里面呈粉末状；然而，从外表看上去却完好无损。这里窗子的内部木结构没有变成粉末，而是成了这种海绵状湿乎乎的物质。真是咄咄怪事，先前他从未察觉到什么，似乎一切都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

普罗科皮奥在窗子的另一边木框上按了一下，发现手指头立刻陷进薄薄的表皮里面了。他把手指头抽回来时，上面沾着一种褐色的糊状物。他试着摸摸另一扇窗，轻轻地一按，手指头又陷进糊状物。他立刻去浴室用肥皂洗净手指，因为上面留有一层薄薄的这种黏糊糊的物质。他仔细擦干双手，然后走近浴室的小窗，并且又在窗框上按一下。表面立刻凹陷下去，跟房间里的窗户一样，不过，普罗科皮奥抽出了手指头生怕又弄脏了。事情不断地令他惊诧不已，然而他不知更多的是感到惊愕、困惑，抑或是厌恶。霎时间他想自己是在做梦。不过，他对自己说，那只是想做梦的愿望。

他回到房间，站立在那里，仍然在想这奇怪的现象。这很可能只是一种木头的疾病罢了。他知道，一截锯下来进行过加工的木头，即使过了很多年，仍可以继续“活着”，并且令人难以觉察地活动，直到结束其生命的全部过程为止。木头跟活着时一样，同样会生病，会死亡。毫无疑问，窗子的木头是遭受到一种疾病的侵袭，那种病腐蚀了它，分解了它。

他决心继续自己的考察。他走近了大衣柜伸出手指碰触它。他似乎觉得衣柜比窗子结实。他更加用力地按一下，手指头陷进表面层，深深地插进木头中。普罗科皮奥抽回被那种令人恶心的糊状物再次弄脏的手指头。在去浴室清洗之前，他把手指头凑近鼻子。他仿佛闻到一种淡淡的烂苹果的臭味。他跑到浴室，又用肥皂洗净手指，不，他不是在做梦。

他在镜子面前照了片刻。他脸色十分苍白。追溯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他断定这无疑是一种怪异的现象而心烦意乱。抑或也许是因为被梦境烦扰的夜晚？普罗科皮奥回到房间，碰触每一件东西。一只陶罐，一个金属盒子，糊在墙上的壁纸。金属完好无损，陶器也没损坏，不过墙壁纸已经变成了粉末。稍稍搓一下它，就一层层地脱落，掉在地上，露出了灰泥层。那么，这不仅仅是木头的疾病，而是也会耗尽其他物质的某种东西。

他在床上坐了下来，待了好久。他无法计算时间，不过他闭着眼睛，坐了约莫五分钟，也许是十分钟，试图从怪异的现象中回过神来，想与神灵沟通。没有来自上天的任何启示。他比较实际地寻思着去询问能够向其求得解释的人。去问一个木匠？去请教一位化学家或是一位植物学家？去求教一位医生？向医生求教的想法比较称他的心。我家里的木头病了，该怎么办？而医生会开一些药医治那种怪病。不过，能指望它会痊愈吗？实际上，那木头和那糊墙的壁纸已经无法修复了。他自言道，那些物质确定已经是“死了”。这一点儿都不滑稽可笑的想法却令他笑了。

普罗科皮奥在穿衣服之前，懒洋洋地朝浴室走去，但后来，他决定那天他将留在家里休息。他感到浑身骨骼疼痛，全身乏力不舒服，大概是发烧的征兆。可能是流感初起，而这又怎样？这解释不了令他感到兴趣的那件事情。他取来体温表，把它放在腋下。他看了看体温表，上面显示二十五度。他想是自己没有把它放好，不过，无论如何，他没有发烧。他又照了照镜子，看到自己死尸般苍白的脸色，还是有一种不快的感觉。多难听的词语呀，他自言道，有些词语应该逐步消灭或者用在别人身上，千万别用在自己身上。不过，比苍白的脸色更让他不安的是他感到自己内心是如此的空虚，感到勉强的困惑。他靠在洗脸池上，在那儿待了好几分钟。然后，他拿牙刷想刷牙齿，但是他立刻改变了主意。最好躺在床上，以抓紧时间恢复体力，然后再去厨房煮一杯咖啡。他经常是早晨喝咖啡之前感到乏力。以往他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夜里起身时得靠在一件家具上以免摔倒。低血压的效应。

普罗科皮奥没有回房间，而是上前走了一步，登上浴室称体重的磅秤。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被称体重的磅秤给吸引住了。以往他想减肥时，他检查过体重，但这个时期他的体重没有问题，反而变得太瘦了。他看了看指针，标出是二十五公斤。他在磅秤的踏脚板上动了一下。指针就摆动了一下，然后还是停留在二十五公斤的地方。普罗科皮奥突然感到心里怦然一跳，霎时间待着一动不动。然后把一只手指靠近脸颊用手指肚儿按在脸上，手指头一直深入到肉里面。普罗科皮奥恐惧地缩回手指，把手指头放在眼前一看：手指头奇怪地沾上了那黏糊糊的软软的物质，就像陷进窗户腐烂的木头里似的。

这时，普罗科皮奥走出舞台，我，就是这个故事的作者，进来了。

按照规则，作者现在应该签上他的名走了。而我却不走，我在这里迟迟不签名，为编织这个故事我绞尽脑汁，故事的文本几乎是违心地从我的打字机里出来了。因为这并非是一则故事，而是一件“真实的”事情。看来似乎夸大其词，但确实是如此；不过，当我说这个故事是我梦中见到的，这就意味着我经历过那样的事，像真的似的，说明那件事是属于我的经历，因为我们的梦是属于我们的，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我没能抵御住把这个梦写成像是一篇短篇小说的意图，我不能增添或删减任何东西，只是把形象演绎成语言，并且给主人公取了个名字。我本来可以用第一人称来代替主人公的，但我没有那样做，因为我想把那篇东西看作是我文学上的遐想。现在我却正是在写我自己，我用的是第一人称。不过，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事实上，那个梦是难以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因为主人公最后发现自己“死了”，有如窗子上的木头，而死人是不会写故事的。或者赋予主人公一个名字，也许是让那个可怕的梦远离我本人的一种尝试，一种逃避的设计。

谁知道我是怎么理解经历的。我这么问自己是因为很多年来，我的生活与书籍融合在一起了。我只阅读臆想出来的著作，几百本各种类型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还有喜剧、悲剧和古代史学家写的历史，它们就像是童话故事似的。我是如此热切地投入到故事的情节中去，我那么卖力那么准确地进入到人物的角色之中，以致我的阅读真的成了我的经历了。为了印刷在那些书本上的事件，我感到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喜悦，那么具体又亲切，就像唐吉诃德为了骑士的故事那么兴高采烈一样。不同的是，我在虚构故事时让思绪海阔天空地向各个方向遨游，我贪婪地无所不读，吞噬着小说创作出来的大大小小的故事，而且也不顾及方式上和文化上的清规戒律，慢慢地自己按次序逐个变成了故事中的主人公了。我从来不在乎作者，而且也不知道那些故事究竟是在哪个时期写成的，我的阅读从未有什么计划，像刮风似的从苏联人到法国人，从德国浪漫主义作家到意大利短篇小说家，从《马伦勃拉》 [13] 到《米歇尔·斯特洛戈夫》 [14] ，从《骑鹅历险记》 [15] 到《雷格尔·安慕兰夫人和她的小儿子》 [16] ，阅读的作品像是一张飞毯，悄悄地把我迅速运送到幻想之地，那是我唯一可以安身立命的友爱的现实。

我从早读到晚，什么都读，深夜里也读，第二天重又开始读，如同一个有病的人，一个吸毒的人，欲罢不能。由于拼命地阅读，我的视力也毁了，我失去了朋友和未婚妻，后来我随便跟一个过路的墨西哥女人结婚了，而且我也被其随意地背叛和抛弃了。我无法投入到所谓的现实生活中，因为我的生活是在那里，在书籍的篇章纸页之中。

不知是怎么回事，我突然决定从阅读转为写作。艰难的一步。我自己也想写几篇短篇或几部长篇小说，不过，尝试过几次后，我发现每次我写出来的故事都是别人已经写过的，都是我从哪儿读到过的。我必须只写些自己身上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可是我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以往没有，现在也没有。因为我以读书为生，一再经历着书本上写的故事。我在一个本子上记载了我本来打算写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题目，但每次写完，满篇都是别人已经写过的故事。我不禁自问，世界在哪里，自然，我无法找到答案。

最后我想克服障碍，决心写我自己的梦。我觉得梦境是一个未曾受到损害的完好的地带，完全是一种个人的经历，有时候言不尽意，含糊不清，然而没有被阅读过的东西所污染。于是，我就开始每天早晨记录我的梦。我做很多梦，与普罗科皮奥不同的是，我能记得我梦见的事情，因此我日复一日地轻松地写下了一页又一页的篇章，我不知道那本记录梦境的书是否会问世，不过这相对地并不那么重要。反正我写成了一本完全是我“自己的”书，讲述的事件尽管是发生在梦境里，但都发生在我身上，不是在别人身上。

普罗科皮奥的故事仅仅是一个梦。我是在几年前一月份的一个夜里躺在床上梦见的。我记得那天早晨我起身时很累，还稍有害怕的感觉，有一种奇怪的不安心理，脑袋空空的，像是被夜里的恐惧和疲惫所吸空了。某些戏剧表演特别是斯特林堡的喜剧对我产生这种效果。我摇摇晃晃地下了床去开窗户，抓住窗子的把手时，我停住了：我害怕现实中再次出现梦里发生的事情。

我从来不赋予梦以特别的含义，我不认为梦能向我们解释什么，能表达我们隐藏在心里的夙愿，更不能预示将来。但既然梦由我们头脑里产生，而且我的梦又不同于其他所有人做的梦，那么梦应该与我们的生活有某种联系。我待在房间的窗户跟前，是否该打开窗户让早晨的空气进来，我仍然犹豫不决。这些思绪在别的时候不会令我困惑，而当我要抓住把手时，几乎令我瘫痪了。而倘若像普罗科皮奥那样将窗户的把手留在手里了呢？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我能远离那种场景，并且换“另一个人”在我的位置上，那我就会心甘情愿那么做的。那无非是一种落寞孤寂的愿望。

我继续孜孜不倦地写我的梦，不过好些时间以来，我极端怀疑那些梦也源自我阅读过的作品。有一些是以故事的形式出现的，就像普罗科皮奥的故事一样。发表出来的不是一本叙述梦的书，而是一部故事集子，自然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有时情节略微虚假而且曲折离奇，不过，我知道许多作家刻意寻求情节的曲折离奇和人物的虚构手法。我在一月份那个夜里所做的梦，后来写成一篇故事，实际上故事已经自己写成了，落到手指肚儿笔尖上的句式就是按照精密计算好的程序写的，从害怕进而发展到胆战心战。然而那如此简洁精炼的风格并不属于我，喜欢渲染恐惧的手法更不属于我。倘若我头脑冷静些去判断那个故事，我觉得确实是由另一个人所写。是由谁写的呢？我亲身梦见过这件事的事实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

话说到此，在结束之前我得插一句。以第一人称叙述其读者的生涯，后来待在窗户跟前迟疑不决是否打开的第二位人物，也是属于虚构的。普罗科皮奥后面，以及第二位人物后面有我，是我写了他们俩，而且现在我得在这重叠的故事下面署名。不过，我也有某些困惑不解。首先我得调和一个矛盾，对此读者可能会觉察到。为了让读者自己发现这个矛盾，从而使其有某种满足感，我试图不去拆穿这个矛盾。不过，我喜欢马上解决小小的症结，并试图解开它。

异议可以是这个：如果读者—作家讲述梦后的早晨停留在窗前，他拿不准是否打开窗子，抑或生怕窗户的把手留在手中不打开它，随之发生的一切是一个虚假的悬念，因为我们知道他已经写了普罗科皮奥的故事了。他在穿过房间从床边走到窗户的同时要写下故事，这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事情的确并非如此：做梦多的人都知道，经常会发生梦里在做梦的事，也就是梦见自己在做梦。总之，故事的第二部分，那也是以第一人称作为一种忏悔而写就的，可以是一场虚构的梦，而不被揭示为梦。混乱就产生于自述的时间过长，尤其是因为做梦的人赋予了第一个梦里的主人公一个名字这个事实，这样就产生了跟第二个梦之间一种人为的脱节。不过我们都知道，梦的世界是没有界限的，总是可以接着做下一个梦，包括其他所有的梦，无休止地做下去。事实上，普罗科皮奥因为一个可怕的梦度过一个不安的夜晚之后，也从床上起来了，他记不得那个可怕的梦，然而他现在可以同样是梦里的主人公。很难知道世界在何方，假设世界存在的话。

讲述到这里的这一切都来自第三个人，他现在正承担这两篇故事的责任，当然还包括这第三篇。现在我们看看，为什么这第三个人在署名时感到了困惑。

以第一人称讲述的第二个故事中有一部分是臆造的，但也有某些东西是真的，我真的也读过很多书，不过，不是那么多得不得了，而且无论如何都是符合严格筛选的标准的。真的，结果有时候把所读过的长篇或短篇小说都互相搞混了，或者从我的记忆中消逝了。真的，我在一年过程中改编了我的梦，不过，我也把它们以《一个梦想家的日记》为书名出版了。这本书可以见证我真的做过本篇故事中的一部分所讲述的梦，普罗科皮奥是主人公：在书的第三十六页能找到那个可怕的梦，以第一人称简要地改编了。

作家常常会在自己的创作中失去控制，而且在编写自己的梦的时候更容易这样。在读到过的、听到过的、梦见过的、想象过的事情之间常常会发生干扰和重叠。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丑闻。现在我的问题很简单：由于已经发表了这个梦，而且怀疑梦见了一个从什么地方读到过的一篇小说，所以我不想在“偷窃来的”小说上签上我的名，总之，我不想被指控为剽窃。我担心这篇故事—梦已经由某个人写过了，不过，就像另外一个人以第一人称在讲述的人物似的，我更担心梦和现实之间的一种交织，就像有时会发生的那样：从我房间的窗户进来的不是早晨的阳光，而是黑色的寒风，一股我不敢给它取名的寒风。

这样，我今天早晨起了床，睡眼惺忪地走近窗口，为了让早晨的空气进来。但在抓住把手的时候，我停住了，我摇摇晃晃地朝浴室走去，觉得格外轻飘飘的，不过，这种失重的感觉我已有过几次。迟早有一天，我会像一只鸟儿似的飞起来，我自己寻思着，然而，那不是令人放心的思绪，总之，也不是令人高兴的。在浴室里，我没有踏上磅秤，而是在镜子跟前照自己，发现“我自己”脸色也很苍白。我没有试着用手指按脸颊，因为我不喜欢演戏演得过头了，要适可而止。我自然笑了起来，不过，我房间的窗户一直关着。

现在我只是请求：谁读了这篇故事后，倘若知道某个短篇小说、某部长篇小说，抑或是小说中的某个片段，与我所写的故事全部地或是部分地相似的话，请告诉我，因为直到那一刻我房间的窗子将会一直关着。我可以把报社要付给我写这几页的稿酬给他，还有把已经结集出版的，以及在国外可能译成其他文字版本的所有作者版权都让给他。当然，我更愿意知道自己犯了一种剽窃罪，而不是从我并非是死尸般苍白，而是无法解释的苍白的脸色中发现，现实是可以复制我的梦或我的故事的，你们愿意怎么称呼它都可以。读到这里读者将会发现我诚心诚意地深陷在一个逻辑上的误区了：万一谁发现了故事的来源，就会证实这牵涉到一种剽窃。那么，如果文本的作者是我，那我又怎么能把著作版权交付给他呢？

你们就不妨下结论说，我是个大笨蛋，不过，请求你们别相信我读过的作品，也别相信我的评说，个人亲身经历或虚构的手法的痕迹，印证了我所写的书的内容：虚构的、模棱两可的、超越了我臆想的内容。这就是我在这篇以噩梦形式写就的短篇故事下面署名之前想写的扣人心弦的话语，不过，我确实怕犯下了真正的剽窃罪，因为这些漂亮的言辞并不是我的，我该不会是从莎士比亚或是从王尔德那儿偷来的？热情的读者，请帮帮我的记忆，你会得到报酬的，是响当当的钱币呢。

一身灰色的姑娘

每星期五晚上，在电视屏幕左角的“多味”糖果广告里都会出现一个身穿灰色衣服的姑娘，那就是我。出现在电视屏幕右角的是另一个姑娘，她身穿彩色衣服，头上戴着许多蝴蝶结，活像是个赶麻雀的稻草人。我不认识她，只知道她演过黄色影片，是人们称之为“硬核”的角色，其实，她是为了给自己做广告才做起糖果广告来的。演员们得利用一切手段和一切机会在公众面前露脸，否则公众就会把他们遗忘了，前程也就完了。大腿固然很重要，这大家都明白，但脸蛋更重要。如果你们只让公众看到一个著名女演员的腿，没有人会认可她。大腿可以是漂亮的或难看的，但是腿没有个性。

他们推荐我做“多味”糖果的广告时，我马上欣然接受，不仅是为了赚钱，而且是因为我可以每星期一次连续半年在电视新闻之前，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我将会有好几百万的观众。我签了一个月的工作合同，用预支的酬金付了彩色电视机的第一笔分期款项。

第一次播放我做的广告的那天晚上，我邀请了两个女友。我心情相当紧张，在等待广告播放时，我吃了一小包“多味”糖果。糖果挺好吃的，尽管他们告诉我里面含有许多染色剂。现在，我得言归正传，就是该触及我的问题了。当我看到自己被“印发”在屏幕上时，我目瞪口呆了。不仅我的衣服是灰色的，连我的脸和大腿都是灰色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也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诀窍。不过如果早知道这样，我想我是不会接受做这个广告的，或者得要他们付我双倍的酬金。不管怎么样，我就不会花钱去买这台彩色电视机的，黑白的就很好了。我想他们在拍摄时用了特殊的光线，或是用了什么别的窍门，然而效果实在太可怕了。自然，在广告里我是那个不吃“多味”糖果的姑娘，而那位穿花衣服的姑娘却不断地吃着糖果。

我首先想到的是，要为本人所蒙受的损失把生产糖果的公司告上法庭，但那天晚上跟我在一起的两位女友对我解释说，一个女演员要是沾上了爱惹是生非的坏名声就玩完了，人们就不会再聘用她做什么广告了，因为公司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他们会互相传话，尽管他们相互都是竞争者。我在前面说过，演员应该让公众见到他们的容貌，可要是某个厂商一打开电视机，看到我从头到脚这么一身灰色，他们想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把我永远忘了。我无法平静下来，我生性叛逆。第二天我给我的一个律师打电话，我认识他，因为我跟他上过床，但他也劝我这事儿还是别张扬为好。同时，他还告诉我说，你既然还从来没有当过演员，也就没有你自己的身价，那么人家怎么确定你所蒙受的损失的价值呢？他谈到身价时，就好像我是一家企业似的。总之，跟往常一样，我既蒙受损失又受到嘲讽。后来为了安慰我，他说，不排除那样的一身灰色，也许反倒会引起某个厂商的注意呢。但愿如此。而我每星期一次地已经在电视屏幕上出现四个月了，可是连半份新的工作都没有招来，连一个招聘的电话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跟我一起为“多味”糖果做广告的那位姑娘穿着一件大花的衣服，脖子上系着一条桔红色的闪光丝巾，紫色的大喇叭裤子，绿色的缎子鞋，双唇和指甲涂成红色，脸上的颧骨、眼睫毛以及眉毛都涂红了，简直像《团结报》上节庆日挂满红旗的会场似的，一片红色的海洋。她真幸福，因为她身上那些五彩缤纷的色彩会营造出一派欢乐的气氛，尽管她显得有点可笑。不过情愿可笑一些，也比灰色和灰心丧气要好得多。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想当个女演员的姑娘来说，灰心丧气是世上最大的不幸。在广告人的头脑里，另一个姑娘的色彩是符合“多味”糖果的色彩的——柠檬味的、草莓味的、樱桃味的、菠萝味的、咖啡味的、柑桔味的、栗子味的、橘子味的、香瑗果味的，等等，不一而足。他们还发明了女人味的糖果，我得把这告诉女权主义者。反之，灰色就是那些不吃他们生产的糖果的人的标签，因而，他们过着一种灰色的生活，可怜的人，这是因为他们享受不到“多味”糖果的味道和色彩给人带来的快乐。但是我迟早有一天会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而且告诉公众说他们的糖果是添加了人工染色剂的，这样一来，公众就会唾弃这些糖果了。

做完广告后，他们把我穿过的衣服都送给我了，反正他们也不知拿它们做什么用。那都是些用上好的面料做成的衣服，做工极为精细，因为是出于高档成衣店的手艺，就是那些为影视界服务的成衣店，他们还为名演员们制作衣服。看在那些衣服的价值上，我当然不能拒绝不要，尽管我当时曾想从道义上羞辱一下那些吝啬鬼。于是，几个月来，我到哪儿都穿着那身灰色的衣服。结果呢，那衣服竟然把它们灰色的情调也传递给了我，使我变得心情非常郁闷。我几乎从来不笑，朋友们都纳闷儿，以为我发生什么事了。我说，没有发生什么事，我就是心情郁闷。

晚上有时候我独自一人待在家里，因为我不想看见任何人，于是我不是坐在沙发椅上，就是趴在床上哭，一边想着所有令人伤心的事情。有人会说，那你为什么不把那些灰色衣服扔掉呢？可我是个不愿意浪费东西的人。何况，当初我没有立刻就明白灰色会产生这种令人心情忧郁的效果，可如今一切都为时已晚。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曾想从窗口跳下去。有些思想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你的身躯和头脑里，就这样说说笑笑，开玩笑地哭着哭着，你就会落到想摔死在人行道上的地步。

当我能够使自己的头脑重新保持平衡时，我真的知道自己是个可爱的姑娘，我肯定自己总有一天会像从前一样，又变得很快乐和风趣的，但尔后我又哭了起来，一连哭了好几个小时。由于总那么哭，我变得越来越忧郁了。前天夜里我竟然在梦里哭醒了，枕头都被泪水沾湿了。自从我认识到我自己以来，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毫无办法，自从我穿上那灰色的衣服以后，我的生活也变成灰色的了。更糟糕的是，我已对我的忧郁和伤心产生了感情，如今我也像我所有的女朋友一样苦恼。我疯了似的想去找心理大夫，不过，我先得签一份新的做广告的合同，因为他们说心理大夫的要价很高。

当没人请我去饭馆就餐时，我就在家里单独给自己做饭。昨天，就我在吃面条时，我突然号啕大哭起来，大滴大滴的眼泪像雨水那样掉在盘子里。我一旦哭起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不过，哭到一定的程度，我就对自己说，得采取措施，得跟那些把我弄成这样的家伙算账。我拿起电话，找那家生产糖果的公司的会计评理，我认识他，可我没有跟那个会计上过床。我对他说，在为他们工作的那个月里，我光交付房租、电话费和出租车费就花了五十万里拉，加上彩电的预付款十万里拉，扣除有关款项，当初他们就给了我八十万里拉，而我已花费了六十万里拉。要是他们以为我干了一个月只是为了赚那不到二十万里拉，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那会计一直没吭声，因为显然他不知如何回答，然后，他竭力想说服我说，房租、电话费、出租车费，还有彩电的预付款，跟我收到的支付给我的酬金没有关系。他说的是给“您的”酬金，这个笨蛋。在某些人看来，女演员都是吸血鬼。我对他说，再也别对我谈什么酬金了。他对我表示抱歉，然后又说他们给我的报酬已经不低了，八十万里拉是一笔丰厚的收入了。他是搞会计的，好像他压根儿不明白，收入是扣除开支的费用计算出来的。我说，那是谁付的房租、电话费、彩电的钱呢？是你们付的还是我付的呢？还有坐出租车的钱呢？还有上饭馆吃饭的钱呢？按你们的逻辑，一个人干活就不该吃饭啦？而他却说公司不能承担所有这些费用，而且，电话费是三个月交一次的。是的，可我就是在为你们工作的期间交了电话费的。他无言以答，我的推理是无懈可击的。我说，尽管我不是会计，但我知道怎么结账。他在电话里哈哈大笑起来，他说我不是个公司，而是个姑娘。人们真不知道男人们竟然会那么愚蠢：在支付和收入方面来说，一家公司和一个姑娘之间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我回答说。他在电话里跟我纠缠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最后，他说要请我到罗马郊外一家清静的饭馆去共进晚餐，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边吃一盘美味的面条一边继续讨论。我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我们说好他再打电话给我。有关我的灰色衣服和忧郁的心情，我没跟他说什么，有些话题我是不喜欢在电话里说的。

像我这样单身的姑娘，一般来说，接受他人的邀请是为了排遣孤独。有时候当邀请你的人令你倍感亲切时，你就会跟他一起过夜，你可以肯定第二天他保准会设法送你一件礼物。这是一种已经非常过时的观念了，现在的女孩子跟男人平起平坐，尽管她并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我从来不接受礼物，除非是送我小金币、英镑或佛罗伦萨古金币。我对小金币有特别的爱好，这点我不掩饰，不过，倘若有一个男人送我几个英镑，第二天我就会把一条真皮腰带或一个打火机送到他家里的，以表明我是不能放弃我的人格的。

于是，我像出现在电视屏幕里为糖果做广告那样穿着一身灰色衣服去赴约了。会计就我的衣服开了一晚上玩笑，然而，因为一个劲儿地开玩笑，他也发现了不仅穿灰色衣服的人心情会变得忧郁，连挨近穿灰色衣服的人也会变得心情忧郁。他说，过一会儿，他也会哭起来。我竭力克制自己，但我不时地忍不住哭了。不过，最后我得到了我所要的东西：下一次他们为“多味”糖果做广告时，我将是穿彩色衣服的姑娘。我要他发誓，他说他可以发誓，我们已经以“你”称呼对方了。他还答应让公司在做完广告后把衣服赠送给我，而我说有劳他务必让他们把这写在合同里，我可不要他们送我什么礼物。晚饭后，我们上他的家去喝了一杯威士忌，而且为了让他高兴，我脱去了灰衣服。

秘密故事

我以私人秘闻的形式匿名写下这些笔记。虽然事情很蹊跷，导致了一家大银行的总经理和两名中心主任的辞职，不过这可能对某些读者会有借鉴意义。我决定保守这个秘密，把这些笔记存放在一只抽屉底部，我通常把自己好的与坏的主意写在纸上束成一捆，藏在那里。与此同时，另外三位银行的高层领导仅仅是因为被怀疑盗窃资金，神速地获得了国家行政事务的要职。这就说服了我着手以故事的形式发表这些笔记，但要等到事情真相的披露确实成全了我的前程之后，就像我的高层领导那样，否则就得保留以匿名的形式。我选择了这家报纸的一位合作者所署的名字，打着他的一种我也不知如何评价的文学创作的名义，自告奋勇签署发表了这篇涉及官僚机构的散文，这颇令我受宠若惊。

我们银行搬迁那天，行长向所有的官员、职员和电脑操作人员做了个简单的讲话，在新的办公地点，不说别的，我们将会享受到一种校准好的恒定气温，也就是说，温度、湿度和气压将完全符合五月份大晴天将近上午十一点时的气候标准。会计中心迁移的新址将坐落在地下十几公尺的地方，有可以调节的阴极管灯泡照明，有一架注入臭氧的空调设备可以按照季节制冷或加热。此外，经过某些改动，地下室好像可以改造成一个能防原子弹辐射的极佳的庇护所，不过，这一点行长并没有说。

我们的银行行长是个有远见足识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尽力使他属下的员工能在最合适的心理和生理条件下，以最高的效率、最轻松地从事工作。地下室装有假窗的墙壁后面的灯光，可以由安装在银行屋顶上的一个电子显示器调节，不仅能向下传播外面的光线强度，还可以让人看到天空的形象。按不同的季节以及白天黑夜的时辰，显示白色的云彩、灰色的光线、灿烂的阳光、蔚蓝的天空。落日的红霞，漆黑的夜晚。幻象是极其完美的。

在新的行址，听觉也改善了。从电动式计算机过渡到电脑，消除了老机器在运行时用杠杆和齿轮运转的旧时的金属噪音。如今听见的只有电脑和复印机轻微的响声。不过，说实话，我并不高兴。我还是喜欢原来四层楼上声音嘈杂的大屋子，尽管在那儿夏天热得淌汗，但是可以打开窗子，尽管冬天有时候屋子里热得受不了，而有些天里因锅炉发生故障，暖气设备突然冰凉，我们就会冻得直朝手指头哈气。

连我的同事们也不喜欢那像活埋的死人般的新工作环境，几个月整天与电脑作伴的地下生活之后，他们显出患有奇怪的头热病，就像昔日里被婉转地定义为神经性毛病。银行诊疗室的医生毫不犹豫地对各种不适症状定名为：幽闭恐惧症、歇斯底里症、意志丧失症、言语模仿症、退行性忧郁症，最后有一种精神性运动型癫痫症，患有这种病症的一位姑娘，总做一些与她职业不相符的举动。她计算出会计中心的工作人员产生的尔格降低了约百分之二十。我得告诉不知道什么是尔格的人，尔格就是测量人的工作能量的单位。而后，她断言说，如果我们工作经历中深层的主观能动性，抑或我们借以工作的“土壤”遭受到破坏的话，我们的行为举止也将是带破坏性的。每次诊断之后，医生有义务让我们所有有关人员知晓他们的调查，不过，会计中心主任则倾向于大事化小。而且还把医疗报告当作儿戏，就只是因为他不想把实情汇报给银行总经理，这本来是他的职责。何况，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虽然从我们的假窗口可以看到天空形象，但我们的天地越来越狭小，而且最后我们将会与工作的场所，也就是会计中心的地下室同化了。当医生列举了莱布尼兹 [17] 的例子下结论说，办公室不应该变成“没有窗户的单元”时，我发现他闪电般的扫视了我们的假窗户，上面显示出飘着几朵白云的蔚蓝天空。

在阴暗又憋闷的古代墓室般的环境中，几个月来又添加了一阵令人不安的风波，开始流传一则消息，发现银行内部涉嫌一桩巨额欺诈案，丑闻已刊登在报纸头版。每次银行发生财务上的事件，不管多大多小，自然都会竭力把责任全部推卸到会计中心。而人们不能总是把过错归诸电脑，它们在银行界可是享有一种无可争辩的威望。

一切就始于发现一位客户的财务报表上的一个小错误。一个微不足道的错误，因为牵涉到少于693里拉的差别。从我们输入活期存款账户的电脑上显示出总数的确是007里拉，而不是700里拉。出纳员不该傲慢地对待那位爱钻牛角尖的客户，一个床垫修理工，那人向出纳员指出了他的错误。前者出于报复心理，去核查了以往所有的对账清单，而且发现了分散出现在最近一年过程中不少别的误差，出奇地都是对他不利的。鉴于那位被触怒的床垫修理工的告知，其他的客户也纷纷核查了他们的清单，也发现了另外一些误差，其实都是些微小的错误，数目很小，但都是对存款人不利的。尽管每年的差额从未超过两三万里拉，可是算上银行几千客户的倍数，到年终就累积成了财务上的腐败，出现了总数高达好几个亿的差别了。

持续的盗窃消息传到了出纳主任那里，继而又传到总经理那里，而后又传到两位中心主任那儿，最后传到银行总行长那儿，行长展开了调查，要找出责任人，或者盗窃的责任人，由于盗窃性质持续范围广泛，那么，应该有一个智囊，或者会计中心内部应该有一个内贼。

两位巡查员检查了几千份存款人账户清单，还核查了作为银行服务交付给客户的单子，向国外支付的表格，以及外汇局、证券所和支票业务的清单。结果是一样的，是一系列总是有利于银行的微小额度的差错。谁在操纵数额？偷得的钱款落到何处？视察员无法搞明白谋划这些财务盗窃案究竟对谁有利。总之，究竟谁是窃贼呢？

当然，我没有跟任何人说，不过，我立刻发现了操控偷盗的智囊是一位神秘的X先生，一年多来，他持续变换往来账户的数字，强行使电脑出现无数一系列的错误，就是说，一系列的小偷盗，却没有引起人丝毫的怀疑。他是个四十岁上下的大胡子男子，单身汉，胆小怕事，生性内向，他专职管理储存数据，他是四个操作者之一，负责把各个业务窗口的操作输入到储存器，又从储存器转到资料库，编制并转发到安装在银行无数代理处的端口上。这个少言寡语的大胡子男人特别巧妙地掩饰计算机上的错误，他是个诚实之人，不会为了私利偷窃一个里拉。然而他却成功地把一家历来享有信用的银行变成了一家偷盗资金的银行，因为根据两位巡查员调查的结果，所有从客户那里偷窃所得的款目都专款转入了银行的账户。没过多久，银行偷窃客户的消息就刊登在各大报纸的版面上，而我们这家历史悠久的银行将因蒙受从未有过的丑闻而倒闭。然而，因为始终没有发现盗窃款项的收款人，就是没有受益人，怀疑就将落在银行的最高领导人身上了，中心主任、总经理，也许甚至是老行长。

对恶意的操作行为是不该赞赏的，这我知道，不过，这一次在洞察到他的某些伎俩之后，我不得不承认，狡黠无比的X先生做得是天衣无缝。把700改换成007，用6来代替9，或者挪动一个0，删除一个0，这是些乍一看来十分平常的手法，实际上却不仅颠覆了数学，还颠覆了人的视角或心理。正因为如此，过去一年多了，却没有人发现什么迹象，直到那天那个爱钻牛角尖的床垫修理工发现了第一个错误，以及后来其他所有的错误。总之，事情的进展完完全全如同这位狡黠而又睿智的大胡子男人预见到的那样。

我知道这个男子的一切。我了解他的原则，以及可以说是启示他这么干的思想动机，我了解他的志向和他的挫折，我甚至知道他的履历。我可以不怕有人反驳地说，在会计中心的工作对他来说，只是在他中断了工程学学业之后的一种权宜之计。早在令他困惑的大学生涯之前，X先生对数学始终怀有一种富有激情的而且是挑衅性的情愫，这种情愫首先源于科学哲学家们的态度，他们给数学运算强行贴上了确切而又完美无缺的封条。在上大学的岁月里，他曾与一位教授有过无数次的争论，那位教授赞同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 [18] 的论点，认为数学的概念是纯粹的思想法则的直接释放。那位教授认定，作为结果，唯有这种概念，才允许我们能获得真正精确而又严密的理念。

当初X先生还是一个自负、冒失、好争论的小青年，他认为对于数学运算的严谨性和完美性的怀疑往往是合理的，数学运算仅仅只有静止的和不出成果的优点，如同所有封闭的系统一样。数字本身的天性却是碰运气的，就像所有无法断言的抽象事物一样，可以不断地受到质疑，数字是个无可名状的抽象东西，至今没有一个人能赋予数字一种确切的定义。无限累进的数字读数法的序列，在纯科学理论研究领域中，也许存在最大的开放程式，应该促使我们按照复杂的本性及其从来并非是严格的和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和难以预料的现象，采取一种策略，让数字拥有一种可变化的、自由的、偶然的用途。总之，从大学的岁月开始，X先生就为数学提出一种全然非理性的夸张的用途，超出任何一种符合逻辑的规矩。实际上，他是提出错误地使用数学，把数学看作跟知识和进步自相矛盾的工具。封闭的程式和传统的合理的数学运算，无疑是可以用来达到应用性目的的。然而，在更为广泛的和自然的进步框架内，其结果却是全然无效的，而且这一切并无助于进步，数学运算不仅仅是无用的和消极的，而且还是非人性的和令人悲哀的。

这些理论曾使从事分析高等基本原理的教授勃然大怒，拒绝了他以这种立场观点作为其毕业论文的论题，而且还以一个令他尴尬的问题刁难他：大卫·希尔伯特 [19] 的形式逻辑，与恩斯特·策梅洛 [20] 的语义学逻辑相比，哪个更严谨可靠？即将毕业的年轻人以其科班出身的经院式的回答，确认了他那种与导师大相径庭的态度，从而激起了教授对他的敌视和对立。此后，他放弃了大学的学业，接受了在我们银行任会计的职务至今。

自然，在会计中心的工作无法满足X先生的勃勃雄心，而对银行的一种恼人的无法摆脱的完全对立情绪在他内心与日俱增，他把银行看作是一种封闭的、落后的、窒息人的体制。他从一开始就想在这个体制内部引入某种变数。不过自打大学里令人失望的经历之后，他不想冒别的风险。然而他的决心就像复仇似的爆发了，那天，他们让他搬迁到地下室里伴随着那些完美无缺的电脑——他的那些理论的天敌，如今正肩负着波及整个星球的一种电子革命。电脑本身对他来说既不亲切也不讨厌，不过，它们没有任何人情味，这一点应该承认。

正如我所说，X先生不是个窃贼，他在客户往来的账户上陆续盗窃资金，却没有从中为自己捞取任何金钱上的好处。不过，他的目的达到了：使银行失去了信用。今天，在一家全国发行的日报头版头条上，发表了题为《银行在偷盗吗？》的文章，标题中的问号很快将会消失，我们在许多报纸的头版上将会榜上有名，对此，我确信无疑。

至于我，是绝对不会对任何人说什么的，我不会去揭发X先生，他将永远不会被发现，因为他犯的是一种无作案动机之罪，没有任何逻辑上或实用主义的前提能以追溯到盗窃的缘由而去揭发他。现在，你们会问，我是怎么不仅知道事情的所有细节，而且还知道启示X先生作案的指导思想的。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了解他的一切，知道他的想法，理解他的挫折、他的抱负、他的感情、他的思想、他的“破坏性行为”，因为X先生就是我。

倘若现在有人想依照这个故事辨认出我来，我马上可以说，我可没有那么天真：X先生的体貌和心理特征，就是说本人的体貌和心理特征，与现实不相符，自然，个人的履历资料也并非如我转述的那样。总之，这个故事与人物，跟现实中的事件和人物没有任何参照关系。

言语和爱情

每天下午将近五点钟光景，我都得准备伊丽莎白的来访。我总是选择一件夹克运动衫，寒冬季节里穿的是苏格兰式双色花格图案的，春秋季节里穿的是丝绒的，夏天穿的是麻织的。有几次我穿的是厚毛衣，不过我更喜欢穿一件夹克衫，因为我穿厚毛衣不好看，显得更肥胖。我知道，穿着丝绒裤子，上面套一件不同的丝绒上衣是很不搭调的，违背美观大方的基本原则，不过，我并不想让自己显得有多么气派，而是想让自己显得并不刻意穿着打扮，这是包括伊丽莎白在内的女子所喜欢的。当我十分疲惫的时候，我就用电动刮胡刀在脸上过一下，并不是刮胡子，而是按摩一下做皮肤保健。至于家里，我竭力收拾得与我这人的品位相符合，不能到处是脏杯子，只能有几只空烟灰缸，壁炉跟前的低桌上散放着一些报刊杂志，长沙发上随意扔一条花格毛毯。不十分整齐，也不过分凌乱，太乱了会显得自己不修边幅缺乏教养。

下午五点左右，伊丽莎白的丈夫肯定在办公室，因为那个时辰得召开营销员会议，他是部门负责人，是不能缺席的。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我们选择了那个时辰私下约会。准备工作就绪后，我就待在家里翻阅一本书或一张报纸等候。当我终于听到第一声铃响时，我不是去开门，而是去拿电话听筒。每天我都像等待伊丽莎白要来访似的做这些准备工作，而实际上，我们有一年没有见面了，我们就是这样互通电话约会，这漫长的爱情的通话。如同所有被禁止的爱情，我们的爱通过言语，也达到了较高的温度和强度，这是不习惯把电话作为爱情载体的人所不能想象的。

等待电话是一种仪式，一种典礼，唯独恋爱中的人才能够精心这样安排。有时候没有来电话，这是属于爱的游戏，那是估计得到的意外，是为了使欲望倍增而事先安排好的。有时候是我不回电话，为了我接不到电话时期待落空而重新恢复平衡。有一次下午，我算过有十二次没有去接电话，情爱的快感确实不亚于长时期通一次电话所感受到的。

我跟伊丽莎白通电话的历史已有一年了，这部电话机充实了我和我情人长达一年的生活。两人通过电话线可以毫无障碍地交谈任何话题，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无论是牵涉到几十亿的生意，抑或是谈情说爱的事，都一个样，电话线根本就不在乎，它只是传达着言语、数字、问题、回答、责骂、信息、叹息、安慰的言辞或尖刻的恶语。如果一个人说了一句脏话，电话不会拐弯抹角，直接就传达过去，因为电话不查禁言语，它是个忠诚审慎的仆人。

要是我不得不跟伊丽莎白通过书信来交流的话，我会不时地想到写东西太费劲，而且要冒风险。在古代小说中，爱情故事里的主角要交流感情得费很大的周折，尤其是不幸地爱上了已婚女子的男士们，就像我跟伊丽莎白似的，他们得不断地耍各种花招，寻找传达他们信息的同谋，而如今，只要拨个电话号码就足矣。

然而，时间一长，我意识到光靠电话不足以维持一个爱情故事。交谈多了之后，我特别想拥抱伊丽莎白，抚摸她，亲亲她，跟她一起钻进床头。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她怕让人偷看到，她说丈夫嫉妒心很强，很可能让人跟踪她。一年多了，我们只是通过言语维持着一种感情，不过，如今的我开始有一些感到疲惫的初步征兆了。比如，我发现在她来电话之前，我不再在意自己的准备工作，屋子里到处是脏杯子，烟灰缸也忘了倒空，也不注意照镜子看看胡子是否太长了。在对话中我声音也变得有气无力的，才讲了一会儿就疲惫了，老是重复已经多次说过的话，音色也像思维一样衰竭且平淡乏味了。

当爱情的对象不在了时，一年的时间是很漫长的，当经过一次漫长的航行后回家的海员们，发现自己的妻子已不再爱他们或者已经背叛他们时，是会深知个中的滋味的。我没有背叛过伊丽莎白，不过我身上正在发生某些几乎比背叛更糟糕的事情：我发现她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正在变得模糊，像是没有对准焦距拍摄的照片那样，形象显得混乱而不清楚了，或者像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褪色了。我勉强地重新勾勒出她脸部的线条，但是想不起来她的表情、她的微笑，还有她那不同于一般人的特别的目光。我记得她有明亮的眼睛、栗色的头发和稍长的尖鼻子，我知道她有细细的牙齿、薄薄的嘴唇，但我无法把这一切连贯起来，在我的记忆中重塑她的表情，我确实想不起来伊丽莎白有哪些不同于其他所有女子的地方。倘若我闭上眼睛竭力想让自己的脑海里重新浮现出她的形象，我只能回想起一种瞬间即逝的轮廓，不过她有着亮丽清晰的声音，那是与她那如此模糊不清的形象很不相称的。

我惶恐不安地意识到，如今我不再爱着一个女子，而是爱着一种声音。我自问：这一切能够持续多久呢？我一再地努力回想起伊丽莎白的样子，然而结果一次比一次惨，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我的脑海里意想不到地闪过她昔日里的形象，那么清晰，那么光彩夺目，不过，那仅仅是一瞬间，然后又是一片漆黑。

从那以后，又过了很多时间，也许又是一年，而电话变得越来越少，我不再像以往那样焦虑地期待了，有时候，一到下午，我索性把电话拔了，以免受到骚扰。有一天，我跟她说了，如果我们不想见面，就不必继续打电话浪费时间了。她哭了起来。我自言自语地说：她活该。我不能爱一个幽灵，我不跟幽灵说话，我不想跟幽灵打交道。一个月之前，我安上了电话录音机，里面录了我的声音：“如果您有话要留下，请在听到信号后留言。”每天下午我都把电话录音机装上，每天晚上我都听录音，不过，至今伊丽莎白都没有留下过任何信息。

译者

很多年以前，在瑞士苏黎世附近塔尔维尔镇的一家诊所兼旅馆长期疗养期间，我开始了长短篇小说的翻译工作，从法语译成意大利语。从我所住房间的窗口可以看到湖面景色。诊所的有些旅客把这看作一种特权享受，我却觉得难以忍受。为了不强迫自己老看着湖面，为了排遣那些月份里漫长的空闲时光，我全文翻译了左拉所著的长达五百页的《萌芽》。五百页。除了翻译，没有任何别的办法能帮助你发现作品的秘密。在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句子是怎么构成的，而且你能发现句子背后的写作诀窍，它向你打开丰富的词库，你能从中习得构成形象的思维。特别是有些像《圣经》所说的“太初有道”那样的词句。不过，对我来说，最了不得的发现就是觉得自己仿佛与作家融为一体了。我发现自己在翻译过程中逐渐进入作家的头脑，与其视同己出。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译者都这样，而对于我来说，只需翻译一页，有时候只需寥寥几行，我就走出自我，移位到作家身上去了。

这个事实赋予了我的人生一种新的航向。我一直想当作家，不过自从我爱上了翻译工作，我明白自己是写不出东西的。是的，我发表过对我自己翻译过的几位作家的一些评论，我还得过一个评论奖，不过，我是当不了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的，我写不了一部长篇小说，连一篇短篇小说也写不了。我曾经尝试过，这可以理解，可是与昔日的大作家相比，我感到我的任何一篇作品都令人作呕，以致最终我把所写的一切都付之一炬了。我的确烧掉了两部长篇小说和二十多则短篇。如今我不再去想这事儿了，我就只搞翻译，我满足于当翻译。我说“我挺满足”，不过我应该说“我挺高兴”当翻译。这是实话。

我可以流畅地将法语或英语，尤其是将法语翻译成意大利语，如今我熟知法语词语的任何细微变化，甚至胜过法国人自己。我像是一位探索家，能发现首次看到的一个地区里的奥秘，比在那里土生土长的土著人看得更清楚。比如，我在翻译列那尔 [21] 的《自然纪事》时，发现列那尔在观察动物和大自然时，只是像察看可选择的文学题材似的，像一个篇章的论题，抑或是一小篇自相矛盾的悖论（悖论可大可小），然而他内心深处却是既厌恶动物又厌恶大自然的。列那尔只喜欢文学。你们试着仔细地读一读他写的关于鸭子和火鸡的篇章，就会发现作家是多么厌恶这些动物。我更想说的是，就这样一些我们称之为三流的读物，人们从中发现他也得到了回报，因为动物也鄙视他。我肯定，奥弗涅地区希特里镇和绍莫镇饲养的鸭子和火鸡一定憎恶列那尔。译者对此类事情比他人更先明白，就是因为译者自己与其所译作家一样将作品视同己出。在翻译《自然纪事》时，我觉得自己就是列那尔，尽管我的看法似乎过分了，但我翻译完这本书之后，当出版商让我翻译《寄生虫》一书时，我拒绝了，因为我不喜欢感到自己就是列那尔。说实话，感到自己被最愚蠢的家禽所憎恶，并不是件愉快的事情。不过，话得说清楚，要让自己进入一位作家的角色，不必要了解他的生平，我只是再次体验他与其想象的世界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重温他的表面的履历。如若要进入一位十八世纪作家的角色，我无需戴上假发，也不必穿上当时的服饰，尽管我得承认，我有过几次这样的奢望。特别令我感兴趣的是重走作家创作作品时的历程。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磨砺，不过，我得在其中小心翼翼地行走，以免让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为此，在我从事翻译的初期，我更喜欢翻译一些像皮埃尔·洛蒂 [22] 那样的小作家，我选择了洛蒂，因为我喜欢异国情调，然而我很快又感到麻烦和困惑了，因为我发现他作品的背后有许多作假和诀窍。我并非不喜欢文学上的诀窍，但我发现自己比我所翻译的作家更有野心。

我对一些大作家却敬畏有加，因此，在短期内我真不敢着手翻译拉伯雷或者莫里哀。我得谨慎小心，一步一步慢慢来，因为一旦我在进入角色时失败了，我也许就抹去了我为之活着的一个理由。因为我的生活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者的生活，而是我逐渐进入的我所翻译的角色的生活，他们在法国或英国文学中多少占有重要地位。我翻译了亨利·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我觉得自己十分得心应手。较之翻译洛蒂的作品，那是一次飞跃。

记得我在翻译司汤达的作品时心里特别高兴。就在出版社责成我翻译《论爱情》时，我心醉神迷地度过了三个月的时光。你们别听那些人把司汤达描绘成一个倒霉蛋，一个酒囊饭袋，抑或是一个沉湎于女色的变态者。这也许是他生平的一部分，但是当他写作的时候，他是个幸福的人，而我，当我翻译他的作品时，我就是司汤达，我是幸福的。我美滋滋地把自己关在乡下的房子里，径自翻译我的《帕尔马修道院》，即便没有出版商的合同也无所谓，仅仅是出于高兴把自己“当一回司汤达”。我把这部译稿放在抽屉里了，出版商愿不愿意出版它我不在乎，因为翻译过程中所得到的快乐，已经是对我的回报。

以往我的朋友们常常到我乡下的家里来找我，他们当中有些是作家。有时候，他们向我谈到了他们的作品，而我心里觉得好笑，他们令我好难过，可怜的作家们，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曾经是司汤达”啊。我心里在说，你们写吧，你们尽可写你们的书，你们让我觉得好可笑。他们当然无法想象，他们是跟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在说话，不过，后来我注意到他们一个个地不再来找我了，他们之中有人到处散布说我骄傲自大得令人难以忍受。我可是一直尽可能地显得很谦虚的，但看得出来，我无法完全掩饰自己那种压倒一切的优越感。记得那段时间里有一种相当奇怪的现象：在翻译司汤达整个时期里，我不得不抱怨自己有一种局部的性冷漠，抑或是暂时的激情低下，一种体质上的弊病，正是那位作家曾有过的身体缺陷。这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已经注意到我的一位同事，他曾长期患有气喘病，那个时期他正致力于翻译普鲁斯特的作品。

在尝试极其有风险的事业之前，我有过很多犹豫，这我承认，不过，那也是我生命中最有诱惑力的事业。经过许多次痛苦的犹豫不决后，我终于鼓起勇气，我开始翻译莫里哀的作品。莫里哀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法国作家，我一直特别欣赏他，敬畏他。我先从翻译《悭吝人》开始。这种选择的背后有我个人的小花招，因为我知道自己也有吝啬的本性，选择一部主人公与自己有某些相像的作品，我想翻译起来会比较容易成功地进入作者的世界。尽管吝啬对于我来说，与其说是一种弊病，还不如说是一种嘲讽，因为我实在太穷了，穷得都没法吝啬。

打从“我成了莫里哀”之后，我的生活就变了。我待在乡下的房子里翻译，从清早翻译到深夜，我逐字逐句地慢慢推敲。我的译作出版了，而且还在剧场里十分成功地上演了，这样，我也挣了不少钱。不久，我就富有了，那么，我终于可以允许自己吝啬一把了：既然我有了这个名声，就得真正地名副其实。我很高兴把自己当作莫里哀，也许比莫里哀本人还要高兴，因为我意识到我是把自己当作一位大作家，而且我可以把自己放在历史的框架里去看自己，评价自己，莫里哀却不能像我一样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评价。然而，我没有像他那样在那个年代里遭受过审查机构的非难，而且我不像他那样，我不嫉妒我妻子，因为我没结婚。

有一段时间以来，我的朋友们怀疑地看着我，有人还想说我的翻译很一般，有些戏剧评论家还写了那样的文章，不过我并不在乎，因为“我是莫里哀”，这对于我就足够了。我以自己就是作者自居，我傲视他们，我颇有优越感，他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吧。没有人能降低我的身价，因为如今我业已决定：我毕生就将是莫里哀。事实上，我已经决定按时间循序翻译他所有的作品（包括我至今陆续翻译过的），而这还将占据我很多年的时间，只是当我翻译完他最后一部作品《没病找病》之后，我就将死去。

字母表的第十三个字母

恋爱中的男士们总喜欢把自己所爱的女人的名字刻在树皮上，刻在灰泥墙壁上，刻在古老的大理石柱子上，或者拿喷漆筒用大字体喷写在教堂的门面上或是纪念碑的底座上，像是想让昔日的名人或上帝亲自记住那个名字似的。我十分尊重上帝，而且我相信他时常记得这个星球以及他的子民们，不过，我不相信上帝会对这些破坏文物的恋人们感兴趣。他们之中有些人避开守卫的警戒，在教堂内部抑或在他们认为十分浪漫之地坚硬的石板上胡乱地凿刻文字图案，比如罗马的平乔公园和天使古堡、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埃及的金字塔、俄国的克里姆林宫、圣彼得堡的柱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跨海大桥、维也纳的申布伦宫 [23] 城堡或柏林的夏洛滕堡宫 [24] ，而如果他们蹲在监狱里，他们就会在牢房的灰泥墙上划痕。有人竟然破坏了像奥尔维耶托大教堂内的《最后的审判》那样古老精美的壁画。他们希望以这种方式为他们所爱的人刻下永恒的印记。这纯粹是愚蠢的幻想，因为纪念性的建筑物终将留下，而他们所爱的人经常会消逝得无影无踪。

我可从未做过类似破坏文物的行为，我尊重纪念碑和古老的绘画作品，而且我也尊重树皮。我承认我不止一次有过那样的企图，把玛尔塔的名字用一颗钉子刻写在成双行停放在我家楼底下的汽车油漆上面，但我不值得冒险，因为反正车主会很快让修车人把它擦掉的。于是，我情愿在白天无数次地重复玛尔塔的名字，夜里在梦里，或者说晚上在入眠之前半醒半睡中也不断地重复。我常常只是在脑海里重复，当我独自在家的时候，有时我轻轻动着嘴唇，而且在肯定没有人能听得见的时候，也大声重复。总之，我用各种声调呼唤着她，有出于内心的，也有流于外表的。有那种柔声柔气的，有那种仿佛想要求她出现在眼前似的祈求式的，有那种犹如从远处呼唤她似的呼喊，也有好像我把她拥抱在怀里时那种动情的。当我大声喊叫时，我喜欢待在装有双层门窗玻璃的卧室里。当然，若是在大街上，我只是在脑海里或用嘴唇喃喃地重复着她的名字，免得自己像那些疯子似的自言自语。

不过，相当一段时间来，发生了一件怪事。当我行走在大街上或待在家里时，有时候甚至在梦中，我突然会有失去了什么东西的感觉，诸如家里的钥匙、雨伞、钱包或是眼镜儿之类，我说是一种奇怪的事，因为我不戴眼镜儿，下雨时我不喜欢用伞而是穿带风帽的雨衣。那么，失去了什么东西的感觉与一种实际情况没有联系，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一种不安和焦虑的状态，所有心不在焉的人对此都颇有同感。我失去了什么东西，我对自己说，而且我开始在衣兜里翻寻，想看看我是否还有钥匙，抑或摸摸自己的上衣，想察看钱包是否还在那里。不，我既没有丢钥匙，也没有丢钱包，我什么也没有丢。然而，我的另一个自我坚持道：我肯定你少了什么东西。可你的确错了，我回答道，而且我依然往前走。后来我疑惑了，我就往回走，并重新低着头，眼睛看着地行走，想看看我在人行道上是否丢了什么东西。与此同时，我嘴里十次、二十次、一百次地不断重复玛尔塔的名字。

这就是我丢失的东西，我是在不断重复玛尔塔的名字时发现的。既不是伞，也不是钱包，既不是家里的钥匙，更不是眼镜儿。这牵涉到没有实质内容的某种东西，而我对它的需要，却胜过我叫得出名字的任何东西。它是字母表里的一个字母，一个在舌头和牙齿之间形成颤音的字母，它就像心电图上面的小箭头上上下下地移动：这就是字母r，用来呼唤玛尔塔（Marta）名字的字母r。要明白，那是意大利语中的字母r，要发大舌颤音，不是法语中的小舌颤音，就像我们这里身份高贵的人士那样，也这么用小舌发颤音。我在撒落在石板地上的废纸和香烟头中间继续寻找我的字母r。没有，我深知不可能有。

我用舌头抵住牙齿，努力让舌尖颤动，可是舌头几乎像瘫痪了似的，我的嘴唇发不出字母表上第十三个字母r的音来，只发出一种模糊的刮擦声，一种跟颤音字母r一点儿都不像的嘶哑声。我龇牙咧嘴地徒然地尝试发出颤音来。这个缺憾妨碍了我发出我所爱的女人的名字。麻烦的是我在思想上也失去了玛尔塔名字中的r，以至于我头脑里也无法发出这个音了。我尝试着在夜里带着一管喷雾筒转悠，把她的名字喷写在楼房和教堂的墙壁上，后来还用一个钢制的尖头把它刻写在大理石建筑物上，还刻写在鲜花广场乔尔达诺·布鲁诺的青铜像基座上。不过，我发现我需要发出声来，写下来不能给予我任何满足感。每次我回到家，我都比以往更加绝望，我绝望得用脚踢椅子。

为了自我安慰，我自言自语道，有人失去了父母亲，有人在一场车祸中失去了骑摩托车的儿子，或是在一场火灾中失去了女儿，有人失去了一只胳膊或一条腿，有人失去了一叶肺或一只眼睛，还有人失去了理智和记忆。这个世界上可以失去那么多的东西，人们可以在股市或在赌场上失去金钱，会在沙漠中或者热带森林中失去方向，冒着渴死或被猛虎撕裂的风险；也发生过一位赛车手在跑道上失去了一只车轮摔得粉身碎骨的事情，还有一架飞机在飞行中失去了一个马达，总之，生命中可以丢失许许多多的东西。而说到底，我只是丢失了构成我女人名字的颤音字母r，仅仅为了字母表中的一个字母，我大可不必为此如此绝望。

我试着用醋漱口，还在自己嘴里放上小石子，像德摩斯梯尼 [25] 那样。没有任何办法。我决心去找我的医生，我一直把他看作是个聪明人，不过，这一次，他什么都不明白，而且我很遗憾地说，他表现得像个白痴。他以为我是跟他开玩笑，逗着他玩。当他终于明白了我的问题后，他说这种毛病没有名字，也无法鉴定，而后他反复想了又想，并对我解释说，从狭义上说，很可能是一种失语症。那又怎么样？我问道。那就意味着它是一种个性化的障碍，一种自我的叛逆。不，不是这么回事，我说道，你给我的毛病下不下定义我不感兴趣，还不如就说说我怎么能够治愈吧。于是他开始引用弗洛伊德，反正我知道最终他会搬出弗洛伊德来的，而我得尽力为我自己弄清楚我得此病的缘由。而一旦原因弄清楚了，事情很可能就自己迎刃而解了。您得明白，您与玛尔塔的关系中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因为一切都取决于那个。绝妙的发现，这我也知道，当我说到她的名字时，颤音字母r消失了，而说到别的带颤音的词语时，颤音r却仍然能正常发出来。医生们一旦搞起心理学来，我不知道该拿他们如何是好了。

我确实绝望了。所有带颤音字母r的词，如correre（奔跑），ridere（笑），arrivare（到达），rompere（打碎），tramare（策划），credere（相信），arrendere（归还），rotolare（滚动），等等，我都可以发出颤音来，然而当我突然试图叫玛尔塔时，颤音字母r就是发不出来，我总发成玛塔（Matta），在意大利语中就是“疯子”、“神经病”的意思。不过，因为发不出颤音字母r这令人沮丧的事儿，我自己的确正朝“神经病”的方向在发展。

随着名字中的颤音r的丢失，就发生了人的形象也在逐渐丢失的现象。自从玛尔塔名字中的颤音字母r逃逸到不知去向后，我记忆中也不再有她在身边了，她的形象日益渐行渐远，往日里我可以在家里或是在路上，在公车上，在火车上，或是在办公室里拥抱她，亲吻她。只要我一闭上眼睛，哪怕是一刹那，我都能想象有玛尔塔在我怀里，并亲吻她。接吻，尤其是亲吻，亲吻她柔软又性感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以往我常常闭上眼睛，并亲吻她。唯独在驾车时我竭力避免这一瞬间想象中的碰面，因为坐在方向盘后面驾车时闭上眼睛，是不谨慎的行为。我可以为玛尔塔做任何事情，不过，我不想冒生命危险，我自己以及他人的生命危险。

我谈论到了名字，可忘了谈论到她，玛尔塔其人。我住在罗马，她住在米兰。我给她写过三封平信、一封快信和一份电报，说明我是想确定近几个月以来她对我的感情没有发生改变。可我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我不能给她打电话，因为我不像早先那样，再也没有关于她丈夫的任何信息，不知是因工作在外或是在家。写信邮寄没有风险，因为我把信寄到她的一位女友家，以往我总是这样做的，但我也不能给她的女友打电话，因为她丈夫怀疑她爱上了我。玛尔塔已经三个月没有来罗马了，而且不给我任何消息。通常她总是给我写一些亲切又略带幼稚的短信，抑或是给我打电话。可三个月以来已没有交往，是绝对的沉默。

发不出颤音字母r的现象发生在我们关系中断的同时，这不可能是简单的巧合。如今我在脑海里构建了一座记忆的大厦，就像利玛窦在十六世纪末传授给中国人似的，既然现在玛尔塔躲着我，至少能以记住玛尔塔的过去。这座想象中的大厦有一个屋顶平台，而我就把对玛尔塔的记忆存放在那上面，不过，后来我不得不把它挪到一间封闭的屋子里，以免风把它刮走了。风儿会妨碍人唤起对以往形象的回忆。

我与玛尔塔交往已持续了三年多，玛尔塔每个月来罗马一次，她是为一家艺术画廊组织画展的。我们在我家见面，她给我准备晚餐，然后，我总是在电唱机上放上一张拉威尔《波莱罗舞曲》的磁带，那本身就是一种循环的音乐，而且音乐放完后会自动重头回放。一座跟音乐磁带一样能延续九十分钟的旋转木马，它伴随着我们的性欲冲动不停地旋转，一直到我们精疲力竭地快乐入睡为止。第二天早上我总会让她发现一件小礼物，一小瓶玫瑰露香水，或者是一本书或一个小打火机。有一次，我送给了她一条可以丈量展览画作的卷尺，另外一次我送她一个漂亮的放大镜。最后一次我们见面时，我送了她一把式样别致的中国剪刀，刀锋很短，上面带有可以套在手指上的钩环儿。她对我说，任何一种带刀锋的礼物是含有风险的，因为它象征着刀刃，也就是关系的中断。我对她说，我觉得这些迷信的象征很可笑，不过，现在我开始想，她是有道理的。我已经有三个月不再跟她有任何形式的交往了。

可惜我不知如何治愈我发音上的这个毛病，不过，与此同时我在练习不再发我所爱的女人名字的音。无论如何我得设法从脑海里抹去她的名字。倘若她继续不露面，我也将竭力抹去她的形象，而且我还应该拆毁整个记忆的大厦，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拆除它。

我认识了另一位女士，我觉得她蛮适合我的。她比玛尔塔还要漂亮，尤其是她大腿上没有那些又硬又黑的毛，我马上开始拆毁我想象中记忆的大厦。我好奇地想看到，那个令我觉得自己像是个残疾人似的颤音字母r最后究竟会如何。这是一种纯学术性的好奇，不过，我想看到自己是否能平静地发出玛尔塔的名字，那是我曾经爱过而如今已忘却了的女子的名字。那另一位漂亮的女士是意大利航空公司一位飞行员的妻子，而这是一种令人有安全感的优势，因为当她丈夫出发飞行时，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意外。她住在罗马离开我家不远。她还有另一种优势，她的名字里没有颤音字母r，她名叫伊丽莎白。

高明的骗子

每个人都有其弱点，我的弱点就是喜欢弄虚作假欺骗人。我也喜欢诈骗，因为诈骗来自欺骗、伪装、作假。人们还出版了各种有关著名的诈骗案的书籍。那些书我都拜读过，不过，书中没有一个案例与我策划的那样一桩诈骗案相似。说真的，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否算得上是一种真正的诈骗，抑或是一种作假，它耗费了我一生中漫长的岁月。

与出自精心设计的典型诈骗案不同的是，对我来说，一切都始于偶然。我的第一个步骤，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它与我在瑞士的一次度假有关，我不知当时我是小学三年级还是四年级的学生。在阿斯科纳我遇上了一个与我同龄的小男孩，他会滑雪、骑自行车、玩乒乓球，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和法语。我喜欢他的父母亲胜过喜欢自己的亲生父母。我十分欣赏他，竭力模仿他，假装会说法语，而在假装会滑雪时，我把踝骨扭伤了。我暗地里恨死他了。他对我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然而几年之后，不知是因为什么，我得知他也欣赏我了。反正他没有对我说，他从来不想让人理解他。

这个小瑞士人，稍稍有点儿结巴，不过，也谈不上是口吃，他说有些词语时有点犹豫，话说半句就稍作停顿，像是想以突然的空白引起听众的期待似的。后来我知道，某些赶时髦的英国人，在讲话中也练习用类似的结巴显摆他们的绅士派头。于是，我说话也开始这样突然吞吞吐吐地结巴起来。不过，我这个样子，并非是天生的一种缺陷，也不是一种赶时髦，而是一种纯粹简单的作假。这惹得我父母亲许多责备，他们竭力想纠正我，却白费力气。从那以后，我说话就不断地稍带些结巴，而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种神经质的癖好，正如人们所说的，是不可逆转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在数学方面没有任何天赋。初中时只要一打开方程式的书页，我眼里就掉泪水，像是有过敏体质的人，一接触到有毒的花粉就有反应似的。可是有一天，我决定要欺骗所有人：我报名上理工科高中，然后拿到了工程学的毕业证书，甚至还写了一篇有关计算潜水钢筋水泥的小论文。我不得不对付一些十分难的演算题，不过这里也有窍门，因为只要掌控电脑就行，它能完成我要做的大部分工作。当然，即使是跟这些机器建立了一种对话，我也不得不付出特别惊人的努力。不过，我有一种劈石开山般坚强的意志，当我决心假装是计算机方面的专家时，我超出了我自己的预见。这是一种十分令我自豪的欺诈，我的满足感与我付出的艰辛是直接成正比的。

有些秘密要我供认是很困难的。比如我那种对小偷们过度的欣赏，我并不是对随便什么小偷都欣赏，我欣赏的是那些在干他们的行当中表现出个性和创造才能的小偷。某些行窃手段确实堪称天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艺术作品。这种对于小偷的过度欣赏意味着什么呢？毫无疑问：我有偷窃的倾向，我自己也是一个潜在的小偷。不过，在我整个一生中，我连一张邮票都未偷过。一天中哪怕一次偷窃的意图都没有过。我打算假装做个诚实的人，我始终十分小心翼翼地遵循着这种假装的信念。倘若一个人本性是诚实的，那么，他也可以允许自己做一些违规的事情。不过，如果是一个像我这样的小偷，那么就不能偏离假装诚实的框架，哪怕只是一毫米，否则整个框架就会塌了。自然，所有人都上了我的当，我渐渐地树立了一个十分诚实的人之声望，而我要重申的是，我恰恰是个小偷。我欺骗了朋友和敌人，欺骗了所有的人。

不时地我会有产生疑惑的时刻。我不想把那些疑惑称作是良知的危机，因为我不相信有一种良知。如果我偶然发现有良知，我将会第一个感到惊讶。于是我自问道，我这样坚持作假、佯装、欺骗下去是否正确。我在自己身上臆造了一个人物，不仅不符合现实中的我，还与真实的我截然相反。我妻子、儿女和朋友们是与一个彻头彻尾臆造出来的假人生活在一起，或者与他有着关系。不过，我深知，自己已经成为这种弄虚作假的俘虏，再也无法摆脱作假的生活状态。这样一来，我就是双料的不诚实的人，生来就不诚实，我的不诚实还在于：我是以欺骗手段让所有的人相信我是诚实的楷模。现在，请你们别来跟我说，这是皮兰德娄式的情景 [26] 。不，这跟皮兰德娄毫无关系，因为我的第二人格仅仅是一种欺骗，它不触及双重或三重真理的重大问题。倘若一个人决定欺骗他人，应该有力量克服抵触情绪。我痛恨穷人，痛恨肮脏的人，我想，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贫穷是对好吃懒做的人之惩罚，肮脏的人应该让人把他抓起来马上叫他进监狱。在城里游荡的乞丐是一道很难看的风景线，有损旅游事业，使国库收入亏损太大，因为他们到处乱扔瓶子、塑料袋、废纸和烟头，弄脏了街道。昔日的乞丐们至少还捡拾烟头，如今他们还抽带有双重过滤嘴的香烟，把烟头随便扔在街上，或把燃着的烟头扔到废纸篓里，每天都引起小小的火灾。尽管如此，每年的主显节 [27] ，我都要请我家住宅小区的叫花子们来我家用午餐。最后一次，他们之中有个人还抱怨说午餐席间有意大利香槟酒，而不是法国香槟，我真想宰了他，不过，我还是耐心地解释说，我选择意大利产品是对法国人的反击，他们破坏我们的葡萄酒的出口。如今我能假装得如此好，对那些可怜的乞丐们显出那么有爱心，以至于几乎忘记憎恨他们了。

我意识到在假装骗子的行为后面，竟然有一种相当特殊的矛盾：这样骗着骗着，最后我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全然正面的人物形象。每当遇到一种情况，我都有两种选择的可能性。第一种是符合现实中我的人格，驱使我做出极为恶劣的行为。第二种则符合我想让人相信的那个人的人格，那是弄虚作假欺骗人的路子。这样，为了颠覆造假，掩盖我真实的本性，我整个一生都表现得各方面都像个堪称楷模的人，如今我继续这样表现着。

还有，我一生都假装自己十分聪明，而且表现得令人相信，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甚至还写了一篇关于水泥的小论文。至此，我已完成了当骗子的杰作。如今我在思考怎么出其不意地给人一个惊喜，而且我肯定能成功，就像我至今所做的所有计划一样。我要写一部成功的小说。我头脑里已经构思好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连题目都想好了。那将是一部以平实简单的形式写成的小说，不过里面得论及许多哲学思想。一部源自哲学上的对立而犯下的凶杀案史。我觉得那是一个独特的主意，抑或是我错了？通常人们在小说里为了感情或钱财而相互残杀。这里不是，这里的许多神秘的凶杀案，是由那些想使他们的思想观念能占上风的人物策划的。我知道自己并没有任何写作的天分，我实在不会写东西。我已经买了一本适合我使用的历史畅销书，我将用不同的词语和不同的思想翻印复制出模式来，把人物的行为放到如今的时代里，而且我将会把发生凶案的环境改变一下。没有人会发现我模仿了那本书。我犹如魔鬼般阴险狡诈。

写了这本成功的小说之后，我将着手做我生平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一部叙述我一切欺骗行径的自传，书中我将不加任何掩饰地揭示一切。在选择了最高尚和最慷慨的行为表现之后，我终于将由衷地做个诚实和严肃的人。谁在笑啊？真没有什么可笑的。

机器人作家

我不想用个体生态学来解释文学，就是用研究动物习性跟环境的关系的科学来解释文学，不过，我肯定在未来的岁月中，作家之间将会爆发剧烈的争斗，在某些“威胁的态度”中，尤其是在出版社内部的“习惯化的战斗”中，已经有了初始的迹象，这些迹象只能从被关闭在十分狭窄的笼子里的小白鼠攻击性行为中得到验证：唯有较为强势的、更具条件的、尤其在技巧上不断更新的作家将得以生存。从中应该认识到的是，文学与个体生态学并不矛盾，跟电子计算机的控制论也不矛盾。

诚然，对于旨在改变写作艺术的传统观念的这一切，愚钝地对其抱有敌对态度的，还是很普遍的。销售量跨过十万册门槛的成功，被视作一种犯罪，因为对于群体是有危险性的，而获得成功的作家将被撕扯得体无完肤，或者像得了麻风病似的将被放逐。虚构的手法从文本的构思扩展到作家之间的关系，似乎每一个行为都得翱翔在“无比崇高的”天空，那是强烈冲动下的空虚的伪装。于是，我决心改变策略，像变色龙似的伪装起来，总之，隐藏在一个假名后面，以便实现我新的文学抱负。

我几乎像是开玩笑似的写成了我的第一部小说。销售量达二十万。此后，为了能使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我丢弃了在一家电子仪器设备公司当设计工程师的工作。我又发表了另外四部小说，销售量都超过二十万。《永别了，美人鱼》一书的销量达到了三十万。自然，开初时我曾受到攻击和讥讽，尔后就无人理会了。我深知销售量的成功不足以表明一本书的质量，不过按照计算概率里最基本的统计，那三十万的读者不会全都是白痴吧？我并不是那么容易消沉的人。最近我让一家妇女报社来采访我，我说了一件应该会有所效用的事情：我说柯林斯 [28] 的名著《月亮宝石》（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女的，后来才发现是个男的）完全不被当时的评论界所关注，尽管他深受公众欢迎，就像我似的。人人都谈论如今甚至连名字都记不得的作家们，然而一谈及柯林斯，则是绝对的沉默。我在采访中说：请注意，也许你们错了，也许一个世纪以后，人们还会阅读我的作品，而且《永别了，美人鱼》一书，还将会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如同今天的《月亮宝石》。不过，我的访谈录也没有引人注目。我写的作品很畅销，我的读者给我写了几千封来信，可我的名字却无人知晓。这无所谓。

继几本获得成功的小说之后，几个月以来，我开始写一部“极品小说”，当然，我将使用一个笔名，那样一来，今天对我的那些畅销书不屑一顾的那些人，将会谈论一位新作家，他们不会知道在那个假名后面隐藏着《永别了，美人鱼》的作者。我将隐姓埋名地在背后取笑他们。

这段时期里可以读到许多评论畅销书的文章。净是一大堆滑稽可笑的胡言乱语，比如，他们说，那些书是“按程序编制出来的”，是“机器制造出来的”，是由新的文学技术生产出来的。可是情况恰恰相反，我可以用精确的认知能力这么说。商业的成就只能用手工制造出来，十九世纪的巨大成就就证实了这一点，而小说首先是手工艺品。而当时电脑还未出现呢。反之，艺术上的成就可以编制程序，并且可以用技术加以获得。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书，理论上可以借助电子技术制作出来，可《铸铁厂的主人》一书，抑或我的那部《永别了，美人鱼》，那就连想也别想了。

我害怕挑衅，因此我正借助一台小电脑悄悄地在写我新的小说，电脑是我从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一家著名美国公司借来的。我努力把试验的结果通报给他们的研究室，它是与几所美国大学联合创办的，我不知名的其他作家们正在其他国家里工作，他们也在试验使用电脑进行文学创作。明尼阿波利斯的作家们以为我正在写一部畅销书，可我恰恰是在写一部“极品小说”，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

我运用了我的“人工智慧”，也是为了修改一些未出版过的短篇小说（包括我此时正在写的文本），不过我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尤其这是在撰写新小说，它将标志着我艺术生涯的腾飞或是消亡。我首先把有关我文学上的意向的资料都储存在电脑上，就是有关我打算写的小说的类型，以及我想在读者身上引发的激情（冷淡的激情，这应该明白），还有启示自己灵感的一些总的想法，它们不应该显得那么表面肤浅，不过，这就是难点所在，可以这么说吧，它们应该贯穿在我文本的脉络之中。随着我写作的进展，我把故事之中的人物、背景、环境和外部事件的有关资料传达给它，最后一章又一章地使其处在不同的情节之中。而电脑会告诉我说，这儿得删去，这儿得加上更多一些细节，当那两个人相遇时，得有更多一些激情，这儿的过渡情节得更清晰些，因为太含糊不清了。总之，电脑就像一位很有学识的睿智的朋友似的，给予我很多建议，与我合作撰写了许多篇章，尽管有点随波逐流的倾向（为了“引导”它），我让它储存了许多名著，按照我新的文学思想的标准选择作者。要斯特恩 [29] ，不要萨克雷 [30] ；要司汤达和福楼拜，不要莫泊桑和狄更斯；要卡夫卡，不要海明威；要多西 [31] 、斯韦沃和加达 [32] ，不要曼佐尼 [33] 、维尔加 [34] 和邓南遮 [35] ，诸如此类。

比如，我不知是出于幼稚还是不信任（我甚至怀疑它是否被明尼阿波利斯的那些美国人所左右了），电脑有时候想引入完全不合适的悬念效果，而我竭力想在这部小说中避免有过分激烈的情节和惊险的场面。有一天，我试图让其中的一个章节躲过电脑的审视，挡住它不让电脑修改，不过电脑很快就发现了。它也是很狡猾的。

我不知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不过，我已经获得了一些好处。比如，在我以往的作品中，那些人物往往令我很失望，他们四处乱跑，我追不上他们，抑或他们总是狂热地想当主角，总是以第一人称说话。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总是变得太复杂了，而且最后我得从一个人物中挖掘出两个来，有时候我处在必须把他们一再不断地分裂的地步，一直到我感到被一群大大小小的幽灵所包围，不知怎么对付他们。而我不得不一切从头来过，因为我不是托尔斯泰，我从来不采用《战争与和平》的模式（甚至现在我决定改变的风格也不是他那样的）。自从我用电脑写作以来，这一切就不再发生了。

我借助电脑也成功地创造了一种富有表现力的独特的语言。直到昨天为止，在我的小说中我运用了一种简易且容易沟通的语言，有效地叙述了我想讲述的故事，我计算着效果和发生突变的意外，构建称得上精密仪器般的情节，在着手写作之前就精心设计好了。在这个领域里，电脑仍处在幼儿园的阶段，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电脑运用最得心应手之处，就是搅乱句法，改变过分普通的词语，或者创造新词语。分割或搅合那些已存在的词语，读者赞赏的正是那些东西。在搅乱故事叙述的年代这方面，我的电脑也显得很有创造力、很有能耐。总之，我从电脑中学到了许多东西，不过，这只是第一步。我想在控制论的道路上行进，尽可能地“使自己机器化”，哪怕付出要采用电击疗法的代价，就像一位医生建议我的那样，我想成为“一位机器人作家”，不过是优绩作家。在未来的岁月里，文学的生存法则将永远是残酷的，不过，我不会让自己感到措手不及的。

过敏

我一直很关注我的健康状况，不像有些人，明明身体不舒服却硬装作没事儿，结果有一天就落到去住院的地步。我不是那样的人，一感到身体有什么不适，就跑去看医生，并绝对按医嘱行事。我有一位管看小毛小病综合科的医生、一位看肺部疾病和过敏症的专家，还有两位牙医和一位眼科医生。我很在意牙齿，牙齿是心灵的镜子。

近两个月来，我身体没有任何不适，就是说我身体不错，我很健康，或者说我觉得自己似乎挺健康，这可是新鲜事。我不能说我真的担心什么，却开始紧张不安。甚至每年在一定的时期里出现的恼人的诸如甘草热或气喘等过敏症，这两个月来也消失了。两个月了，什么都未发生。我对自己说，事情不妙，一个人不可能什么病都没有。于是，我开始担心了。我对我妻子说了自己的心事，她自然不明白我的问题所在，如果我们可以称它为问题的话。她说了一些感谢上帝保佑你身体康健之类的话。着实让人恼火。

我决定去找医生，可是得找什么医生呢？我十分敬重普通的内科医生，但他跟我妻子关系太密切了，难免会遭人闲话。我选择了专长治疗过敏症的肺科医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大学教授，我去他那里看病时，他总像是在大学讲台上似的给我上课。我差不多都能听懂，当我听不懂时，我就假装听懂了，免得他浪费时间重复。过敏是一种神秘的疾病，它甚至算不上是一种病，而是一种反常，也就是一种怪态。比如，我几乎对什么都过敏，对花粉、霉菌、皮革、尼龙、尘埃、油漆、鸟儿的羽毛、猫身上的毛，还有其他许多别的东西我都过敏。我认为自己对某些噪音也过敏，但医生说这不可能。我会突然开始打起喷嚏来，一直打上个把小时，却不知是什么原因。不过，我对某些东西的过敏胜过对另一些东西的过敏，就像我每年做过敏方面的检查结果表明的那样。比如，像倒挂金钟那样的花，不仅令我打喷嚏，还会令我哭泣，就是令两眼淌泪水。我厌恶倒挂金钟，我觉得它们不仅形状丑陋，颜色也不好看。我一见倒挂金钟就想逃。只要在倒挂金钟的旁边待上几分钟，我就会有过敏反应，而且能持续一两个小时。有一天，我进到一户人家，那家挂着一幅装在镜框里的倒挂金钟的水彩画。我像是看到真的倒挂金钟，而不是一幅画，就开始打起喷嚏来。

所以我说过敏是神秘的病症，我是有我的理由的。

我曾把见到倒挂金钟的画就过敏这事儿，讲述给教授听过，可是连他也找不到一种解释。不过，我见他在一张小纸片上记笔记。我从诊所出来时，他向我道了谢。通常应该是患者向医生道谢的，而那一次是他向我道谢。他甚至不要我交付就诊的费用。

于是，我就去医生那里陈述我新的担忧。我当即对他说，让他不必惊讶，我来找他只是因为两个月来我一直挺好。他微笑着看了看我，并要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他仿佛一点儿都不惊讶，于是我就畅所欲言了。我说近两个月来我身体没有任何不适，这令我几乎难以置信。我生怕这表面上的健康背后暗藏某种大自然设下的玄机。大自然有时候会捉弄我们，它会潜伏起来，伺机突然袭击我们。总之，对大自然得抱怀疑的态度，尤其是在人们以为自己身体挺健康的时候。

教授让我说下去，把一切都讲述出来。我沉默了片刻，因为我已经全说了。我身体挺好，真的是挺健康，可我不能相信。没有什么令我“开心”的事儿，我仿佛是悬在真空里活着。这里，我犯了一次口误，错把“过敏”说成了“开心” [36] 。我说，生命是由许多小小的痛苦构成的，人通过这些小小的痛苦才感觉到躯体的存在，而现在我好像“没有躯体”了，因为我不再感到有躯体。在那两个月里，我甚至连一次小小的过敏反应都没有，没有打过一个喷嚏，甚至连脚腕或手背上都没有过一次痒痒，什么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是挺可怕的。

教授饶有兴致地听我说着，最后，由于我老是说同样的话，就开始向我提问题。“您一点儿都不失眠吗？”不失眠。“您焦虑吗？”不焦虑。“食欲不振吗？”也没有。我注意到这一次他几乎是漫不经心地在一张小纸片上作笔记，不过，我自然是无法读到他写的是什么，首先，他的字体很小，其次，倒着看字是很困难的。突然，他说，一切都可以纳入atopico患者的范畴，我记得他说的就是atopico，我不懂这个词的意思，决定回家翻阅字典查寻这个词。然后，他问我是否对某人谈了我的情况，他微笑着说，他不能对他人将此定义为“疾病”。我对他说我对我妻子谈起过我的情况，可是她不能理解我的忧虑。他问我跟我妻子的关系如何？我说马马虎虎，除了那次她企图让我掉进布拉恰诺湖以外，不过，那件事已被遗忘了。“然而，您还是记得的。”教授说道。“记忆有其自己的功能，”我说道，“不过，对我而言，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不再有理由怨恨。”“总之，您的心里是平静的。”我回答说：“是的。”

我发现教授已不知如何是好，不知该说什么，最后，他向我承认说，他没有能力解释我的病情。他说，仿佛很奇怪，一位医生居然承认自己无能为力，但是他得对他的患者诚实，否则他无法求得他们的信任。这就是一位聪明的医生和一名庸医的区别所在。一位聪明的医生能够承认自己无法解释一种病情，而一位庸医往往胡编一通，寻找一些不存在的理由，不顾一切地给人治疗。而就在医生挖空心思地寻找病因，愣下医嘱给人治病时，病人常常就死了。

突然间，教授盯住我的眼睛看，用手托住我的下巴固定住我的脑袋，他说要看我的鼻尖。“我早就想象到了。”他说道。他想象到什么呢？现在是我盯住教授的眼睛看了。“您患上了隐形斜视症，一种相当稀有的病。”请注意病名叫做隐形斜视症。这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您是从两侧看到鼻尖的，是不是？”我请他注意到我的鼻子相当长。不过，教授却说，这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他说我的眼球的肌肉功能有缺陷，说我随时都可能变成斜视。正因为如此，此病的名字就叫作隐形斜视。我听后着实不高兴，说自己可以接受一切必要的治疗，但教授摇摇头，像是说没有任何办法了。他补充说，如果我在四岁的时候发现这种病，可以通过做专门的眼睛操加以矫正，可现在为时已太晚。总而言之，我的病是少有的，无法治愈的。教授感到有责任让我放心，他说隐形斜视不会造成任何后果，不会给我带来任何麻烦，没有人会发现我的病，总之，不必为此而担忧。除此之外，他的解释是：我是一个“隐形”患者，没有别的。教授站起身，我明白诊断结束了。有过第一次反应之后，现在我相当满意了，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感谢他。当我出来走在街上时，我快乐地吹起了口哨。

我一回到家就去翻阅字典查寻atopico这个词，想知道是什么意思，然而却令我颇为失望。 [37]

两个耳光

一切都是从我发现了我妻子的那档子事儿开始的，我都不知道该如何作定义。背叛？那是个太一般化的词，而我习惯于用词准确。同时，背叛可以是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而两者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当女人想背叛你，却并没有这么做，也可以仅仅是精神上的背叛。天主教教义有一条戒律甚至还告诫说：不能要他人之妻。我真希望我的情况是属于后面一种背叛，不过，那就应该说是不能要他人之夫，而不是他人之妻。说真的，甚至这样说也不确切，因为那个镇长，我妻子火辣辣地向其送秋波的男人，不属于任何女人，他没有结婚，甚至都没有订过婚。算了，我们甭去管这单方面的戒律，也甭管我妻子在镇长走进我的肉铺时那火辣辣的目光。我问自己，处于这种情势下，我该怎么做才好。也许我应该直面问题，跟我妻子当面问清楚那种目光的背后意味着什么。或者也许我应该干脆扇她几个耳光。可是，我能为了每年就那么五六次火辣辣的目光而扇她耳光吗？且不说，一种精神上的背叛与动手惩罚之间是不成比例的，我干的行业也不允许我动手打人，否则会被镇上的人看作是不堪的行为。我得解释一下：一个法院书记员扇妻子耳光与一位法官扇耳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一个开杂货铺的扇妻子耳光与一个开肉铺的扇耳光也是不一样的。正是我开肉铺的行业使我处于窘境。一个宰牛羊肉的屠夫，无论其秉性和行为如何温和，一旦动手打人，其受到的惩罚会较之任何别的公民更为严厉。宰牛羊肉的整天手持屠刀，因此他得格外注意别犯什么暴力行为。于是，我就默默地将一切都咽在肚子里，已经整整两年了，我忍气吞声地活着，这样一来，如今我就陷入了窘境，我的全部生活都被困住了。要说全部生活，也许太夸张了。被困住的意思，首先就是我再也干不了我那个行当了，而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得把肉铺关了。

说到我卖肉的手艺，很少有人像我那样准确有效的，还有人从附近的城镇也到我的肉铺来买肉，首先，我选的牲口是野生放养的，肉质干香，肉味鲜美，唯有吉亚纳品种的小牛肉才有那样的品质 [38] ，不过，我得确准它们是在牧场野生放养的，因为那些在牛棚里饲养的牛，几乎全是发育不良的。当地的农民我个个都认识，而且，我知道他们是怎么饲养牲口的。我从来不从那些用化学饲料喂养牲口的人那里进肉，更不从用雌激素催大的大养殖场那里购买，那些大养殖场在不使用法律严厉禁止的雌激素时，就在牲口饲料槽跟前放入一大卷盐巴，这样一来牲口总是口渴，不断地饮水。你买来的肉一经烹调，大部分都缩水了。除了肉的质量之外，还有刀工的水平。肉切得到位，会区分不同部位的肉，会建议顾客买到称心的肉，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比如切一块好的做牛排的肉，就是所谓牛臀尖，就是切那块贴着牛腿、连着大腿内侧的肉。这些都得知道。我要建议顾客买的另一块可用来做牛排的肉，自然是里脊肉。不过得区分里脊肉的心和里脊肉的头，肉头形状不规则，质量较差，里面有一根很硬的筋，切起来很困难。买肉的顾客并不知道这些，就是说，他们不在行，不过，只要你有两三次给他切的肉不好，他就会不高兴，而且，他会好几个月不买你的肉，在家里吃起冷冻鱼来。

这里镇上的人口味很简单，甚至连肋骨和软骨，腿肉和臀尖，薄胸和厚胸都分不清，可一到饭桌上，他们就一切都明白了，并且会估摸出其所吃到的肉和所花的钱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自己在八年的卖肉生涯中，从来没有让任何人有过不满意，即便是那些为其豢养的狗或猫来买牛羊的内脏的顾客。后来，就发生了我妻子和镇长之间的那档子事，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我所干的卖肉的活儿。

我发现，当我要为女顾客切肉时，我不时地想闭上眼睛，这令我开始担心了。我想闭上眼睛，我说，看来我是累了，这的确是神经紧张引起的抽搐，人在需要休息的时候就会这样。于是我休了一周的假。镇上的人都抱怨，不过那是八月份，我也有权利沐浴一个星期的阳光和海水。而后，我回到了我肉铺柜台后面，可是一切又重新开始，而且比以前更糟糕。到了这种地步，我不能再否认现实了，那是与我想让自己相信的那种现实有所不同的。那并非是疲惫，或者说，即便是疲惫，其中却有别的隐情。事情是这样的：比如，当我在切用来炖着吃的小牛的脖子时，我看到我刀子下面是镇长的脖子。就这样，我在切肋排肉、腰肉、大腿肉或里脊肉时，我眼睛底下看到的是我情敌身上的肋骨、腰部或大腿。这似乎很奇怪，不过，对于一个刀工了得的屠夫来说，很自然会把牛身看作是人体，而且会很自然地分辨出相应的肉的部位来。人体的构成与牛身的构成几近相似，当然还是有比例上的区别和差异的，这能明白。

我没有勇气跟任何人吐露心声，更不想与我妻子谈及此事。每次肉铺里进来一位女顾客要买一块肉，我心里就难受，因为我不能再把镇长身上的肉一块块切下来卖了。我是恨他，这可以理解，对于一个搅乱了你夫妇生活的人怎么能不恨呢？我恨他，但是我不愿意用我的屠刀把他切成肉块。当有人来肉铺买肉馅时，我的脊梁骨直打寒战。怎么能把本镇之长身上的肉做成肉丸子呢？何况，他是个正直的镇长，稀有的动物。尽管我能够想象到他与我妻子兴许有精神上的奸情，可就是连这种奸情我也并不肯定，我绝对不能以这种残忍的方式对待他。总之，我不想成为一个杀人凶手，我不能养成每天想宰杀他的习惯。倘若我由着自己这样下去，我会逐渐真的变成一个杀人犯的，也许有一天，我会手持屠刀，在一道篱笆后面的阴暗处等着他。正是这个令我害怕。

镇长生活在他的一个姨妈家里，他姨妈常来我的肉铺买肉。当她来我这里买肉时，我真的快要崩溃了。我不止一次地竭力对她说，我这里没有她要的那种肉，于是她说，给她另一种肉也行，不做牛排可以做炖肉块。我一再刁难她，想找些可笑的借口惹她不高兴，她只好连着几个星期烧冷冻鱼吃。镇长很少到我的肉铺露面，但打从他姨妈生我气之后，他来过两三次。我那位帮着我秤肉和收款结账的妻子，又开始用火辣辣的目光扫视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我恐惧地发现如今我在切镇长身上的肉时，不再像以往那样发抖了，反而还带着一种以往从未有过的快感。总之，正在发生我一直害怕发生的那样的事：我渐渐习惯了有杀害镇长的念头。

我跟妻子谈了。不，不是谈论她和我情敌之间的那些目光。我对她说我打算关闭肉铺，想洗手不干了，否则我会神经衰弱。我妻子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她不明白，她无法相信这突如其来的怪念头，她想带我去看医生，她说我们一起上科罗诺那里的医院去就诊。在科罗诺有精神病患者的医院，就是精神病院。我大发雷霆，并且扇了她一记耳光，打得她头晕目眩。她吓得张开嘴，瞪大眼睛，愣在那里看着我。我乘机又扇了她一个耳光，令她晕头转向地倒在了另一侧。当时她用双手捂着脸哭了起来，抱怨着说：“我真可怜啊，我丈夫竟然疯了。”可怜的妻子，她以为我真的疯了，殊不知，我反而痊愈了，那两个耳光重又使我恢复了我曾经失去的平衡。

第二天，我回到了肉铺柜台后面，我又开始为我的女顾客们切肉。一切都很平静，一切恢复如初，那两个耳光创造了奇迹。我跟女顾客们开着玩笑，我又恢复了好心情，而我妻子却变得比平时稍稍严肃些了，打那以后，她就带着些许猜疑看着我，偶然有几次镇长进来时，她只是略略瞧他一眼，不再以那种曾令我晕头转向的目光扫视他了。

猴子标本

在这种时刻，倘若我说因为跟一只猴子标本关系恶化而决定辞去我的职务的话，只会令人感到莫名其妙，这我明白。但我还是想简述一下我的故事，也是为了向我自己证实我的决定是否有根据，证实我所处的那种窘境是否能够解释我所做出的决定。每当我要面对一种困境时，我就停下来思考。要是我觉得自己做出的决定错了，我还会继续思考，直到我觉得它是正确的为止。这几乎是我行之有效的一种处事方式，至今受益匪浅。出于谦虚，我加上了“几乎”两个字，因为我生来就是谦虚的。

我的父亲原本是一位常去非洲的勘察家。我不知道用勘察家这个词是否准确，因为他并非去那里勘察未名之地，而多半是去那里寻找动物，他是动物收藏家，凡是动物他都收藏，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现代的还是史前的。正是他在撒哈拉的南端发现了有名的恐龙的公墓，正是他发现了两万七千种新的昆虫品种，并把它们一一分类编目。这个数字是由阿姆斯特丹和里昂的两家自然博物馆馆长新近予以确认的。

我先说到了昆虫，但在土著人的帮助下，我父亲更喜欢活捉到的那些大动物，然后把它们卖给全欧洲的各家动物园。那些卖不出去的活的动物，就把它们宰了做成标本。其中有些的确是稀有动物，如一米多长的巨型蝾螈，它的出名不仅因为其体积庞大，而且因为其嘴唇上挂着的一种微笑，是那么神秘而不可捉摸，所以深得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们的青睐，就像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深得绘画爱好者的青睐一样。

这样一来，我们在乡下的家就逐渐变成一座动物标本博物馆了。而我父亲每年去非洲旅行回来后的几个月，我们家更变成一所混乱不堪的喧闹的动物园了。我们得与长颈鹿、猴子、斑马、河马、鳄鱼、蛇蝎和各种鸟类同住一个大棚屋里。直到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前来收购有意思的样品后才能清静点。我父亲把“剩下的”动物都杀了，并把它们做成标本。我们把“重样的”动物做成各种怪兽闹着玩，比如，把猴子的头嫁接在一只长颈鹿的身上，还把灰鹤的翅膀和狮子的尾巴插在它身上。它们的样子十分荒唐又可怕，可又同所有的魔鬼似的散发出某种魅力。我父亲拼制了不少这样的怪兽，并总是指望有人会把它们买下来。然而，根据我的记忆，他连一个都未曾卖出去。人们不喜欢幻想，对违背自然规律的东西总是抱怀疑态度。这使他感到莫大的沮丧。

我已两次提到了猴子，却还没有进入正题。我父亲非常喜欢猴子，他远征回来总带来好些猴子，家里总是到处都是猴子。这些动物给我们家造成许多问题。首先，我父亲卖猴子总做不成好生意；需求量很大，但竞争也很激烈。其次，猴子是一种歇斯底里地爱招惹人的动物，有时候还很调皮而且很幼稚。有猴子在我们家里，是我母亲突然离家出走的主要原因，当然其中也真的有一位炮兵军官的掺和，但她下决心弃家而走的直接原因是有一只猴子打开了她的衣柜，并把她那件海狸皮大衣扯得粉碎。而养猴子最后的受害者则是我。

记得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发现草坪上冒出一股浓烟。我父亲把他那些拼制成的怪兽都堆在了一起，并点火把它们全烧了。那些怪兽太占地方，自从我母亲弃家而走后，它们发出的臭味着实难闻。我父亲没能花钱雇人专门照料那些动物标本，要知道，湿度会损坏动物标本的肌体组织。我见我父亲满眼泪水，不是因为那堆烧毁的动物标本散发出呛人的烟雾所致，而是因为伤心而流泪。当时我十六岁，深知我父亲是多么爱他的那些怪兽。过了几天，他又去非洲做一次新的远征，关照我要特别照看好那只名叫朵拉的猴子。自从我母亲不再在家后，我父亲叫来一个老姨妈跟我们同住，我跟她得一起给动物喂食。

生活在我们家里的猴子中间，有一只长得很俊美，那是一只埃塞俄比亚的长尾猴，毛皮色彩鲜艳，有淡紫色、褐色、白色三种不同颜色。它是只雌性的猴子，我父亲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朵拉。我跟长尾猴交上了朋友，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因为它总是跟在我身后，当我开始学习时，它就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把前爪放在额头，像是想集中注意力，要帮助我解开常常令我发怵的那些算术题似的。我对这只猴子也特别宠爱，喂它吃美国果仁、干栗子，还不时地给它带几块巧克力，因为它特别馋。一天，我带了一小袋巧克力回家，当我看着朵拉在把巧克力放进嘴里之前，小心翼翼地剥去巧克力的锡纸时，觉得它很好玩。我给了它四块，这我记得很清楚，然后，我把剩下的巧克力藏起来想留到第二天再给它吃。朵拉走近了我，还向我讨巧克力吃，而我就给了它一颗果仁。可是朵拉不吃果仁，却吃掉了我的一个手指头。说时迟那时快，它一口就把我的手指头咬了下来，然后，它就跳到一只柜子上，继续咀嚼着指头，直到把它全部咽下去为止。我痴痴地望着它，而它舔着嘴唇也望着我。

老姨妈立刻把我送到医院，大夫给我消了毒，并把我断指周围的皮缝上。过了二十天左右，伤口重新长上了，我父亲也回家了。我没有把发生的事情立刻告诉他。当时父亲心情极坏，非洲之行很不顺利，我不想给他平添烦恼，也不想遭受他的责备。是父亲自己发现我少了一个指头的，因为连老姨妈也不敢跟他说。他立马就把朵拉杀了，然后涂上防腐剂把它做成了标本，因为这是一只十分美丽的猴子标本，尤其是它毛皮的颜色很鲜艳。

我父亲指望用出售他收藏的动物标本来抵债的计划落空了。我们家所在的市政府也不愿报价，因为没有合适的地方收藏。其他城市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甚至都拒绝接受免费馈赠，因为他们都不想花钱装修展室，尤其是不想找麻烦。我父亲绝望了。他卖掉了田庄，只留下我们住着的乡下的房子。最后，他找到了一家修道院，那里有一个传教士们一起搞的小小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修士们答应把动物标本收藏在里面。他们没有付一个小钱，不过，竭力想雇我当个向导，什么时候我想去就什么时候雇我。可刚刚雇用了我一年之后，我就决定辞掉这份工作了。

在修士们的博物馆里当向导不到一个月，我就发现了一件令我没有预料到的事情。靠近第一展室中央的玻璃柜里摆着那只名叫朵拉的猴子标本，就是那只咬断了我手指头的长尾猴。当有参观者来观看时，我就陪他们参观两个展室，因为这原本是我的工作。我就是干这个的。但是，每次走到朵拉跟前时，我就感到一种强烈的痛苦，以至说话时情不自禁地结巴起来，同时还大汗淋漓，仿佛发高烧到四十度了似的。有几次我力图绕着走以避开朵拉，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所在的位置可以说是“战略性”的，要看到博物馆最有意思的部分，就非得从它面前经过不可。

我请求修道院院长把朵拉从展室撤走，但他回答我说压根儿不会考虑我的建议。于是我又请求把它挪个位置，这次他又斩钉截铁地回绝了我。我不得不想是修士们想为难我，是存心要撵我走。很清楚，他们已经找到一个修士顶替我那份不拿薪水的工作了。

在放弃我的工作之前，我想了很多。我认真的审视了我对长尾猴标本的感情。那不能说是仇恨。它吃了我一只手指头，这没错，但是这种肉体的混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使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亲缘关系。也许正是因为我拒绝这种关系，使我在面对朵拉时产生了那种折磨人的痛苦。有时候，当博物馆没有来访者时，我就坐在博物馆入口处，我的头脑里立刻浮现出朵拉的模样，我闭上眼睛，而它总在那里以嘲讽的目光盯着我看。我对它的那种感情不是仇恨，这一点我敢肯定，更多的是被抛弃的男子一种无能为力的和无法弥补的爱。现在朵拉死了，被做成了标本，但是我的某些东西，我身上的一部分却留在它里面了。我一想到它，就立刻感到忧郁，同时还沉浸在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情之中，我就像中了催眠术似的，感到内心空荡荡的，有一种强烈而又可怕的空虚感。一天夜里，我甚至梦见自己在炼狱中的其他悔罪者中间见到了朵拉，我们在熊熊燃烧的火焰中相互拥抱和接吻了。我竭力想忘记这个梦，因为我不相信释梦，而结果是我越来越沉沦了，并且无力摆脱。

当我陷入我所说的那种忧郁而又奇怪的温情之中时，我简直想写一首诗来抒发我那复杂的心情。我有一些朋友，他们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为了一时出现的坏心情，为了一种目光，为了一种伤感，就诗兴大发。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竟然想到只有用诗句才能表达我对朵拉的感情。可惜我不是一个诗人，而且我特别怕诗歌。我还想把我的故事写进一部小说里去，可是谁会对一本以一只猴子当主角的书感兴趣呢？就算我把它写成功了，人们最终会说猴子究竟代表谁呢，也许是代表意大利，也许是代表永恒的女性、死神、妈妈或圣母，天知道。不，诗歌我不会写，小说我也不会写，我只给修道院院长写了一封信，告知他，出于个人的原因我辞职不干了。

苦涩的友情

我甚至去拜读了哲学家塞内卡 [39] 的作品，但毫无用处。我天性爱发火，我很容易生气，脾气不好，有人说，我的脾气太坏了。我妻子说，这样下去我们会孤立的，由于你的过错，我们会失去所有的朋友，会像两只蟑螂似的在黑暗中孤寂地死去。我妻子有时说话怪怪的，爱夸大其词，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十分严重。不过，我得承认，她是有道理的。去年夏天，在卡拉布里亚度假期间，我跟我部里一位名叫阿里斯蒂特的同事吵了架。几个月之前，公寓楼的住户开过会之后，我再也不理睬佩鲁齐夫妇了。我们与佩鲁齐夫妇是住在同一楼层的。

当我想到阿里斯蒂特，我仍然无法解释，在度假的头一周我怎么能忍受得了他。他从早到晚跟别人做比较。他说，他的汽车比我的速度快，他驾车的技术自然比我好；他说，他的橡皮摩托艇的引擎比我的要大多少马力；说我游泳的水平如此之差，以至于每次进到水里就有淹死的危险；还说他一点儿都不喜欢我的太阳镜，也不喜欢我的妻子。我一直忍着，咬着牙一言不发，我刚读过塞内卡，作者对卢基里乌斯 [40] 说，对朋友要容忍，要假装看不见他们的缺点。我按照哲学家说的那样做了。大错特错了：我越是容忍，阿里斯蒂特就越惹人生气。他把我的哲学智慧，的确是哲学智慧，当作是软弱可欺和无能为力，而且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加蛮横无理。有一天，他竟然敢来跟我解释说，他已经晋升为部里中心的副主任，并不是因为他跟一个营私舞弊贪污公款的副部长联手，他曾帮那位副部长掩盖盗用公款的罪行，而是因为他确实有其个人的聪明才智。言下之意就是：我没有能青云直上，是因为我愚笨。都到了这个地步，我对自己说，够了，这哪里还是什么假期啊。我把妻子装上车，确实是把她像一只手提箱似的装上车，因为她还想留下来继续度假，而后我们就不告而别了。

自打那天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阿里斯蒂特。他从罗马给我们打过两次电话，他是跟我妻子说的话，因为我拒绝去接电话，没有别的。很少几次在部里的走廊上遇见他时，我也没停下脚步，只是跟他稍稍打个招呼，而且明年夏天，我们不会再像以往六七年那样，一起去海边度假了。我已经决定去希腊，这样，我肯定不会遇见他。这就是听从哲学家劝告的结果：失去了朋友。

不过，如果我说全是哲人塞内卡的过错，那我就不够诚实了。当我听从他的劝告要忍让克制，事情是不妙，然而在日复一日的小小的人际关系中，当我忘记了他哲学上的行为准则时，事情就更糟。我住在一条很短的小街上，人人都相互认识，可如今我像是流放在那里似的。我跟卖报的发过火，因为有一天他不愿意收回我买的一本杂志，事先我不知道我妻子也买了那本杂志。我避免跟人斗嘴，我相当温和地抱怨，说他这样做不够厚道，而他却装作什么也没听见，好像聋了似的。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从他的报亭里买过一份报纸：就此了结。这样一来，现在我就得到离家较远的一家报亭那里去买报。而那个卖报的比原先那个更不厚道。我跟理发师生气，因为有一天他非得强制我洗头，他三番两次地坚持，像是想让我明白我的头很脏。我回答他说，我的头我什么时候想洗就什么时候洗，而且得在我自己家里洗。此后，我就再也没有进过他的理发店一步，这样，他自会明白的。面包师傅那里，自打他想把自己刚拧过抹布的双手碰触过的长条面包塞给我之后，我有两年不去了。当我提醒他注意到，他已经用打湿的双手碰过我的面包了，他还得意地微笑，把用纸包好的面包放在柜台上，好像我非得买下来不可似的。我把面包留在那里走出了店门，打那天以后，我就上另一条街上的另一家面包师傅那儿。我妻子不顾我生气与否，继续上原来的报亭和面包师傅那里去，而且还平静地走进对面的那家酒吧，那儿我有四年不进去了，因为我与酒吧老板也吵过架。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她真有福气，从来不生气。可惜我的记忆力太惊人，我无法抹去任何记忆，而且一旦我生气了，我就永远难以释怀。

我心里明白，我妻子的确有道理。她说我再这样下去，我们会像两只蟑螂一样孤寂，千真万确。开商店的老板倒算了，反正换一条街买东西，可以找到别的商店，可是朋友是不能说换就换的。于是，我决心认真调整与剩下不多的几个朋友之间的关系，尽管他们简直总是那么令人讨厌，那么的可恶。由于我改不了自己的性格，不管古代的哲人塞内卡怎么说，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于是，我决定设定我生气的时间和期限，就像开支票似的。当一位朋友惹我生气时，我就与妻子一起评估形势，一起决定我是该生一个月抑或是两三个月的气。在最严重的情况下，我可以生上一年的气，不过，不能更长，因为如果时间过了太久，要重归于好就会难上加难。有很多次牵涉到要决定延长生气的时间，做起来就很艰辛，我和妻子私下审定时得讨论上好几个小时，有时往往要延续至深夜。当我们终于做出决定之后，我就给朋友送一张字条，向他解释我生气的理由，说明生气的持续时间，以及重归于好的日期。出于夫妻之间的恩爱，每次我妻子都站在我这边，不过，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其实她几乎从来就不生气。起初她都不赞同这种做法，并且说，你瞧瞧，这是一种幼稚的处事态度，所有的人都会取笑我们的。后来，她意识到这是能避免与朋友决裂的唯一办法。

现在我有一个本子，上面记着所有的一切：生气的日子、生气的理由和场景、生气持续的时间、重归于好的日期。我是习惯了在部里的一个办公室工作的，我处理公务准确又准时，这样，我在处理私人关系上也不难做到准确又准时。如果我说好哪一天要与某人和好，我就觉得必须遵守承诺。自然，在所有这一切里面，我也加入了相当讥讽的成分。讥讽是必不可少的，免得外界对你有不好的口碑。这我知道，比如有人开始开玩笑地说我这个人有点儿怪，还有点儿疯，最后他们会真的把你当作疯子，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这对我的个人生活和我的工作损害就太大了。正是这个缘故，我跟安杰洛和阿尔贝塔也生气，我知道他们四处散布说我疯了，他们让跟我天天见面玩桥牌的一群朋友嘲弄我。我们决定两个月不见他们，这样，他们就会意识到，在这种话题上可不能那么开玩笑的。我们给他们递了张条子，确定了重新和好的日子，在台伯河彼岸的一家饭馆共进午餐，自然，由我来埋单。

那两个裸露狂

终于把那两个有裸露癖的人从罗马弄走了，是夜里偷偷地弄走的，为了避开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 [41] 疯狂的报复，然而，如果那两个人再次坠入海底，我就太高兴了，他们本应该待在海底，他们是从海底来的，我真希望他们回到那儿去。要说他们很美，没有人否定，不过，有艺术品的美，有体态的美，也有肌肉的健美，不言而喻，那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事情，这得搞搞清楚。从美学角度看，一个驼背的身材或一个大胡子老人，就像米开朗基罗雕刻的摩西像，也可以是美的，而形体上的美，则是一位美女或一位美男子的体态之美。总之，体态美与艺术无关，如果一个人想看身材美，应该欣然上健身房或去体育场，而不是上博物馆。我千方百计地对我妻子解释这概念上的区别，但当她听不进去时，她就变得比平时更加迟钝，因此，就不必浪费口舌了。我原本想对她说，你应该上健身房或体育馆去，而不是去奎里纳莱宫 [42] 。可惜，我没有勇气说清楚，而现在为时已晚。

我们顶着大太阳在广场上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长队，当走到奎里纳莱宫的院子尽头时，她睁大眼睛盯着在那里展出的第一尊雕像看，然后盯着第二尊雕像，她只说了雕像仿佛真人似的。我承认自己也以为是见到了两尊纪念丰碑，两位巨人，然而，我发现自己是站在两个跟真人一般高大的男子面前，这是我在报纸上看着照片时从未有过的事情，可怕的赤身裸体。我说是可怕的，因为我从未见过两尊这样赤身裸体的雕像。可能是青铜，也可能是特殊的铜绿，有时候这种金属是会出现铜绿的，那两位赤身裸体的武士雕像，较之别的我所见到的任何裸体雕像更让我感到不自在。一个赤身裸体的男子，总会使另一个男子感到不自在，尤其是当着他妻子的面。从我个人来说，一个赤裸的男子，不管他是美或丑，都会令我有些恶心。女人的裸体却不同。另一种妙不可言的裸体是有名的帕奥利娜·博尔盖塞 [43] 的大理石裸体雕像，是由卡诺瓦 [44] 雕塑的。白色的大理石凸显出女子的一种裸体形象。青铜雕像却突出男性的裸体形态。青铜是一种“热”合金，就像是人的皮肤一样，摸上去很惬意。当一个人的皮肤在阳光下变黑了，人们就说他晒黑了。不过，我并不是在这里谈论哲学，我只是尽力在对我自己解释，因为这两尊该死的青铜像给我的夫妇生活带来了如此多的纷乱，我真不知道，把它们弄到罗马来展出是谁的主意，我的确很想知道。

许多报纸竭力解释展览获得意外成功之原因，不过，他们似乎没有一个论据能完全令我信服。我想，事情多少如同那些时尚的影片或畅销书那样：成就完全是炒作出来的。人人都竞相去看时尚的电影和当红的书籍，是“羊群”精神牵动着人心。许多人都喜欢跟风，看着别人做什么事就跟着做，这纯粹是出于本能的模仿：跟那些奉行教条主义的“绵羊们”是无法讨论的。还有那些讲究辩证法的“大公羊”们，总想别具一格地推理评论一番，不过，他们是凤毛麟角，是避开不跟“羊群”说话的。辩证主义的“大公羊”们在报纸上刊登文章，在电视里发表演说，使得成功效应倍增。当我与妻子在奎里纳莱宫前排队时，我亲耳听到一位姑娘说，她还以为是去参观西斯廷教堂呢。我说的是一位姑娘，不过我本该说是一只“绵羊”。这就是成功的“程序”，不过，一切事情的源头是涉及两个完全赤身裸体的男子，是从两尊裸体雕像开始的连锁反应。

参观过奎利纳莱宫之后的两三天，我妻子对我说，今天她得稍晚些回家，因为她得与办公室的同事一起去看青铜雕像。我妻子在一家国家银行的电子会计中心工作。我不是在谈论她同事们的知识水平：工作上是得力的抑或是低能的，是些与其无法沟通的人，还是从来不读书不看报的人，抑或是一些机器人。我总是对我妻子说，倘若是能用数字而不是用言语与其交谈的人，也许还可以忍受。而如今她已经习惯那样了，何况，说句心里话，她并不比她的同事们好到哪里去。

我终究还是对我妻子说开了，我说，那几尊青铜像你已经去看过了，再说，我就不明白了，你的同事们是连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像都不去瞧一眼的，为什么现在非要跑去看那两尊裸体的武士雕像呢？你的同事们什么时候对雕塑像表现出兴趣来了？尤其是对希腊的雕塑和文化突然那么感兴趣了呢？这些青铜像来到罗马之前，他们听说过菲狄亚斯 [45] 的名字吗？比如说，她们知道什么是希腊语的不定式过去时吗？我妻子说，这一切跟她无关，她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再去看一看那两尊非同寻常的武士雕像。为什么说是非同寻常的令人惊异的呢？我问道。在我看来，与其说是两尊武士雕像，更像是两个有裸露癖的花花公子，甭说别的，光看那两个青铜乳头就够了。她低下了脑袋，我觉得她似乎有些害羞。然后，她说出了实情，那些去看青铜雕像的其实都是女同事，于是，我觉得一切都更加清楚了，我就不再提问题了。也是为了让她别以为我实质上是出于男性的嫉妒。两年前，当她跟会计中心主任去布鲁塞尔参加一个电子专家的研讨会时，一路上他们全都待在同一节卧铺车厢里，我连最小的小动作都没有做。我都没有吭气。更不用说我会为了两尊青铜雕像会嫉妒得大发脾气。再说，我是生怕她会做出强烈的反应，少不了会讽刺挖苦我，那往往是相当严重的，有时还会发展到扇耳光的地步。我没有任何意见，我说，你就跟你的那些女同事（绵羊们）一起去看吧。这里我得补充一句，那个会计中心可是激进的女权主义的老窝，一个个都比我妻子还要厉害得多。我可不跟女权主义者斗。

晚上，她回到家时，我谈论了别的事，就像那跟我毫无关系似的。我觉得她本来是想说说又去看青铜雕像一事，而我却避而不谈，我不想给她这种满足。夜里，我发现她在床上辗转反侧地睡不着，而第二天早上她告诉我说她做了一些噩梦。我说，下次你起来服用几滴缬草油，就会发现噩梦过去了。她做了一个小小的鬼脸，表示难以容忍，像是说，你什么也不懂，你太不敏感了。你以为几滴缬草油就能解决这样一件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事情了？也许我真的是太不敏感了，我总是讨厌太过敏感的人，然而，我不想卷入一场新的争论，因为结果我总是会惨遭失败。其实我有我的尊严，既是作为丈夫，又是作为意大利一位职业海军军官的尊严。我很在乎我的公众形象，也在乎我的私人形象，这一点得说清楚。

第二天，将近十一点的时候，我从海军军部的办公室打电话到她的会计中心。他们回答说，她已出去一刻钟了。她去了哪里？他们不知道，不过，她留下话说，她一点钟之前回来。我没有浪费时间，我出去叫了一辆出租车，因为我从来不用办公室的车子去办我个人的私事，我用十分钟的工夫到了奎里纳莱宫广场。在临时搭建的栅栏后面，“绵羊们”像往常一样排着两行队，等着轮到他们看那两尊雕像。我没有搞错，我妻子就在“羊群”中间，在那里排着队。我首先想到的是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拽到家里辱骂她一顿，让她知道自己的过错。不过，要是她在那些人群中扇我一记耳光，那可怎么办呢？我采取了一种比较谨慎的策略：我排在她后面不让她发觉。撇开报纸上卖弄的所有诡辩法，且不说所有那些关于希腊文化以及裸体像的争论，我就是想弄明白，我妻子既没有学过希腊语，也没学过拉丁语，为什么会第三次去看那两尊青铜雕像呢。

强烈的阳光直射在头顶上，没有办法遮挡。我满头大汗，两眼灼烧，双脚发麻。终于他们让我们在同一组里进去了。他们在门口拦住我们要检查提包，然后，第二次拦住我们以让前面的一组人先散去。我一直低着脑袋，我只是不时地瞧一眼我的妻子，看她在做什么。她仿佛很平静，总是那么全神贯注地、端庄地跟着别人挪动脚步。

她终于到了两尊雕像跟前，我稍稍在后，把她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她注视第一尊武士像时没有显出特别的兴趣，而且急忙走到第二尊雕像跟前，那尊雕像彷佛缺了一只眼睛，长着一颗梨状的脑袋。哦，这一回，她伸出手抚摸了青铜像的脚，脸上带着一种痴迷的表情，直到穿深蓝衣服的监管对她作了示意。于是，她抬起触摸过青铜像的那只手放在脸上，也许是放在嘴唇上，也许她是在亲吻那只她曾经抚摸过那只脚的手。我像阅读一页报纸似的读懂了我妻子的举动和表情。在那一刻我明白了一切：我妻子是爱上了那尊青铜武士雕像，那第二尊长着梨状脑袋的斜眼雕像。这并非是一种任性，可遗憾的是，那是一种爱的任性。我内心逆反的情绪在增长，我怒不可遏，并非是冲着她，而是冲着斜眼武士的青铜雕像。

倘若我不是在人群之中，不是在那个总统府所在地，倘若我在海军军部没有现任军官之职，我会绝望地躺倒在地。我没有倒在地上，反而假装若无其事地立刻独自回了家。我觉得好像有人用指甲撕扯我的肚子，但我不想大吵大闹。我既不想让人同情，更不想扇自己耳光。当她回来时，我只是说，我决意要离婚。我没有解释理由，她也没有问我，因为她心里比我更清楚。当我们步行往律师事务所走去时，我甚至还很幽默地说，过一会儿你就自由了，而且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移居到雷焦卡拉布里亚 [46] 去。我生怕在那一刻，我会恨不得她也摔入海底里。倘若我这样想过的话，我会感到后悔，并且会感到羞耻。

当我在律师事务所往文件上签字时，我眼前总浮现那第二尊武士雕像的面容，一只空洞洞的眼眶，以及他那令人恐惧的青铜乳头。

谈谈大海

那么多年来，我都不敢说实话，现在如果有人向我问到大海，我可以平静地回答说：我不喜欢大海。这似乎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可是，每次人们对我的回答都会瞠目结舌地开始问：“这是怎么啦？这是为什么？这可太奇怪了！”或者他们不愿意相信，而且认为我是想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好像我整天埋头干我修理钟表的活儿，头脑里不想别的似的。修理钟表是一门建立在真实和准确基础上的科学。对我来说，生活也是建立在真实和准确的基础之上的。跟钟表和跟生活是不能胡闹的。

不知为什么，像大海和花朵那样的东西，本应该是讨人喜欢的。我敢说有些花我不喜欢吗？好像不能，似乎花儿都是十分美丽的，对花有非议是要倒霉的。可是倒挂金钟，反正就是举个例子罢了，我觉得它很难看：我不喜欢它那样倒垂的形状，我不喜欢它那种葡萄酒色，我也不喜欢它的叶子，更不喜欢它十分腻味的香味。另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花是晚香玉，香味熏人，令人恶心。我讨厌倒挂金钟和晚香玉，我可以毫无顾忌地这样说，而且也可以书面把它写下来。另一个比花儿更困难更微妙的论题是孩子们。不错，孩子们是圣洁的，对孩子需要理解，并且尽可能地爱他们，这我也知道。不过，如果我说有的孩子可爱，而有些孩子并不可爱，我想自己并不是个魔鬼吧。对我的那些顾客的孩子们我必须得忍受，不过，有些孩子只要看见他们，我就想扇他们耳光。但话得说清楚，我生平可从来没有打过孩子的耳光，无论是我的孩子还是别人的孩子，但没有人可以阻止我在某些情况下说他们不可爱。不过似乎是不允许这么说的，好像所有的孩子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小天使似的。

还是回到大海的话题上来，我真不明白，人们发现大海有什么美的呢。唯有从远处遥望大海时我才能容忍它。我承认，从远处看去，大海可以是很美的。我对美丽的风光并不感兴趣，我不会因观赏一片美景而有片刻的流连忘返之情。不过，有时候人们会定睛从远处眺望泛着银光的海水。好吧，我不能说，从远处望去的大海没有魅力，不过并不是很有意思。乘坐一只小船或一艘轮船观望四周的海水，看到的除了水还是水，我觉得那是欧洲人所做的最愚蠢的事情。陆地上生长着树木花草，有城市、山川、丘陵、草坪、山崖，总之，有名目繁多的事物，大自然呈现出它丰富的宝藏。陆地上还有人，男人和女人。海上却什么也没有，大海一望无际，平平淡淡，如果偶尔有海浪，那就另当别论，最好就到别处去了。海上是没有生命的，而即使有，也看不见。鱼儿也能使大海变得充满生机且有意思，但它们在海底，看不见。纵然有千百条鱼，它们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和颜色，可是看不见它们，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树木也有各种奇形怪状的树根，可是没有人谈到树木的根，因为它们在地底下看不见。抑或有人待在海边开始谈论大海的颜色，并说道，你瞧，多美丽的蓝色海洋啊，你瞧，多么光灿灿的色彩，碧绿色、青绿色、深蓝色，或是刚才说过的银光色。当然大海依照时辰和季节的变更而改变颜色，当天空是蔚蓝色时，大海也变成蔚蓝色；当天空是铅灰色时，大海也变成铅灰色；在某种情况下，海水甚至还会变成“葡萄酒色”，像《荷马史诗》里说的那样，而这又怎样呢？山脉也会变颜色，不过，没有人会待在那里为山脉浪费形容词的。当人们滥用形容词时，就是一种不好的兆头。不过，荷马当初也可以更加精确地说，大海究竟是何种葡萄酒的颜色，红的还是白的，这可是有很大差别的。

另有一件事是我不明白的，有人竟然能在海边待上几个月，还在海滩上晒太阳。他们愣待在那里晒太阳，热得受不了了就跳入海水中冲凉。可我说，天气热为什么不到荫凉的地方去待着呢？冬天里天气寒冷要去寻找阳光，这我可以理解，可那些人却在夏季大热天里去海滩晒太阳。那么，海水肯定就成为一种冷冻剂了，可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事情吗？

多少世纪以来，人们都不像如今的那样去海边。这是投机商们新近发明的一种时尚。当有人兴起做一件什么事，其他所有人就像猴子似的模仿。尽管当人们从海水里出来后，就赤裸着身子躺在沙地上，沙子会黏在皮肤上，可以想象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厌烦的事情。唯有猪才会在泥地里打滚，但是猪是愚昧无知的，这大家都知道。为了到海边能让太阳晒黑皮肤，有人会把他们的积蓄统统花光分文不剩。可是，他们不知道，以那种方式晒太阳对皮肤很不好，会引起皱纹，而且过分暴晒会导致皮肤癌。多年来医学杂志上已经发表过这种观点，但是投机商们至今都不让这方面的消息刊登在发行量大的报刊上。

可怜的人啊。我有时候去海滩上散步，去看看所有那些在太阳底下受罪的可怜的人，我对自己说，瞧，他们多受罪，活该他们倒霉。我看见他们到中午一点时，打开冷冻包，拿出冰冷的夹馅面包和啤酒瓶，就在沙地上吃起东西来。没有比沙子进到牙缝里去更糟糕的事了，可那些可怜虫能忍受一切，因为他们以为那是在消遣娱乐。倘若你们喜欢游泳，你们就游泳吧，不过，请你们别满嘴是咯咯作响的沙子嚼着吃那些夹馅面包。一想到这里我就哆嗦。

很多人自己扛着一顶大遮阳伞去海滩上，或者从投机商那里租用。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情吗？如果你们喜欢荫凉，你们就待在树荫底下，何必去太阳底下，又去待在遮阳伞下面呢？如果你们想晒太阳，就晒太阳，要是双脚踩在灼热的沙地上发烫，你们就默默忍受着点儿，可别抱怨。如果你们喜欢脚上沾满沥青回家，就尽管那样做，好玩呗。而事实上天热的时候谁也不乐意待在大太阳底下。总有一天，有人会开始对大家说，夏日的大热天里待在沙地上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有害于健康，那么沙滩上就会空无一人了。迟早有一天会这样的，到那时，人们只在傍晚时分借着淡淡的阳光去海滩上散散步，就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那样做似的。

如果我能在电视上说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我就会那样做的。一个钟表匠也是有权利说话的。我会说：贝都因人出于需要不得不穿越沙漠，我能理解，骆驼也出于同样的理由要这样做，或者渔夫们为了谋生不得日复一日地待在渔船上，可是那些没有任何理由去海边的人，还以为自己是在娱乐，在我看来，他们是疯子。不过，我说我不喜欢大海，大家都会看着我，好像我才是疯子。然而，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人能阻止我：我不喜欢大海，我甚至厌恶它。随便你们怎么想我好了。

布鲁图斯右手的日记 [47]

三月十二日

要说我起码还是学过弹奏里拉琴的呀。可惜我总跑调，就是说，打从我的女友们（女友吗？）开始管我叫“挠肠子的”（何况里拉琴的弦是铜质的）以后，我就故意弹得走调。人家都在角力场扔掷标枪，而我却在那儿抓挠琴弦，弹奏曲调。于是，我也到角力场去，现在，我就在这里拨弄琴弦一直抓挠到指甲尖端，因为当布鲁图斯给我下命令，我就必须执行，没什么办法。见过人的一只手不听脑瓜子指挥的吗？可惜我仍然不知道他头脑里在想什么，也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我将扮演什么角色。他们总是在偏静处悄声地嘀咕什么，常常在阴暗处或是在烛光底下密谋。真不明白他们在搞什么名堂。不错，布鲁图斯是拉科尼亚 [48] 的学校出来的人，可别的人呢？

昨天夜里他们还开会了，他们谈到了一次“突然出手”。很清楚，我就是那只手。当然不是左手，左手从未牵涉其中，左手那位小姐的皮肤又细又嫩。可是自从我拒绝弹奏里拉琴之后，我不断地玩弄标枪、刀剑、飞镖，以及系马的缰绳。每天晚上我浑身的骨头跟散了架似的，手指头磨得全是水泡。前天，我的剑鞘还把我的一个指甲劈裂了。当有碰杯的机会举杯的就是我右手，这也是真的，不过，上星期左手那个荡妇难道她没有企图去抓杯子吗？为了些许小小的满足，得忍受多少烦恼和劳累哪。可现在会轮到我干什么呢？对了，这牵涉到要刺杀“他”。可是这个“他”是谁呢？具体地由谁去刺杀他呢？这是问题的关键。从昨夜的谈话中，可以说是大家一起干，可我觉得事情不太可信（即使是大力士赫拉克勒斯抑或是波吕斐摩斯 [49] 也不行）。可为什么布鲁图斯跟卡斯卡 [50] 那个老贼和利贝奥内那个酒囊饭袋搞在一起呢？

为了让他明白可不能指望我做什么，我把一只雅典风格的瓶子摔在了地上。总是那么关注他自己事情的布鲁图斯，这时像头驴似的目瞪口呆。何况，我摔的似乎是一只贵重的花瓶，但已经摔得粉碎了，没人能再让它恢复原状。他把碎片扔进了垃圾桶，对谁都没说什么，而且毫无抱怨。换在别的时候，他可能会哭出来。这就向我证实，那桩密谋占据着他全部头脑，他所有的思绪都倾注其中。餐桌上举杯的一刻，我开始发抖。我倒是想看看他会说什么。我本希望他能感到惶恐不安，至少会到乡下去休息几天。可是他不但不紧张，反而觉得事情很自然，因此可以满不在乎。

重新和解之后，他对卡西乌斯 [51] 爱戴有加。这说不上更糟，却令人诧异。对我来说，跟众所周知的那位前任握手，仍令我深感厌恶。这些天来有多少次的握手啊。跟斗牛士教练（抑或是驯养员？）阿尔比努斯 [52] 那次的握手。他那瘦骨嶙峋的手，像铁一般死硬死硬的，几乎要握得我脱臼了。阿尔比努斯这个家伙简直像是个囚徒。难道他们脑子里想把整个元老院都干掉吗？不，这只牵涉到一个人，而我都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一位元老院议员。他会是谁？同时，似乎他们商定了在三月的第十五天，就是说三天之后动手。可以这么说，无论如何，要是有可能，我确实不想参与这件事。

三月十三日

手指肚儿依旧痒痒还发麻。尤其在季节更换时，我时不时地感到不适。我想方设法利用这种状况让他感到惊恐不安，我夸大症状，不时地让手指变得僵硬，像瘫痪了似的。这一回布鲁图斯把我送到医生那里。医生说，是手指顶端供血不足，并不严重。我瘫痪了似的待在那里像块石头一动不动，而布鲁图斯说并无大碍。他想看看脚趾如何，然后他想起了左手。倘若是情绪上的一种障碍，正如他所说，那么左手的手指肚儿也会肿的，不是吗？可是，左手只是有点发麻。他吩咐人用秋水仙加醋替我热敷，这样，现在我不得不带着这种臭味把自己包扎起来。

我的皮肤被醋烧坏了。按照医嘱，为了促进血液循环，布鲁图斯得在角力场度过早晨的时光。扔标枪和练习传球。我故意制造障碍，而他一再给我热敷。体操教练建议他放弃标枪，只做些徒手体操。后来医生问他为什么不重新弹奏齐特拉琴，就像他少年时代在希腊的那样。说到底，只要重新恢复手的功能就行了，而我就在这里，我没指望别的。布鲁图斯却不予以回答。

终日待在衣服口袋里或斗篷里面睡觉挺舒服的，就像左手那个荡妇似的。可假如我真的病了，那左手往哪里放呢？把她从兜里抽出来？稍稍加以练习，左手也是可以摆弄刀剑和匕首的呀。人不是生来就是左撇子，是后天变成的。可是左手很狡猾，很快她就累了，而且还装傻。总之，我在胡言乱语，因为我已肯定会轮到我出手。我不喜欢干这事，也因为我好像明白了那个受害者“他”是谁。然而，谁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么多人聚合在一起要刺杀一个人呢？总而言之，只要把布鲁图斯·阿尔比努斯那种屠夫推到前面就是了。我莫非是个孬种？

角力场之后，布鲁图斯又跟卡斯卡那个老贼会面，然后跟提里乌斯·辛布尔 [53] 见了面。布鲁图斯看上去似乎很伤感。他引用了一句谚语：“死尸是不咬人的。”他想说明什么呢？辛布尔会意地微微一笑，似乎他明白了，不过，在我看来，他什么也不明白。到这个时候，唯一可以肯定的事情就是，阴谋的首要策划者就是布鲁图斯。对此，没什么可怀疑的了，我可以让自己跳进火里打赌。总之，我将不得不沾染上鲜血，而这的确令我十分烦恼，不管那个“他”是谁。

三月十四日

昨天夜里，他几乎没睡。他总在床上辗转反侧，并且还说梦话。手指肚继续发麻，不过肿消了。我会不会大祸临头呢？他今天骑马在卡西利纳溜达，那里有他的田产。我突然想到他会不会决定放弃那个计划。哪里啊，他只是在动手前放松神经罢了。中午他吃了一小篮子非洲樱桃，是卡西奥送的礼物。我沾上了红色（我想说是血红色）。多么恐怖，多么恶心啊。他用棕榈油和沙子把我清洗干净，但皮肤上还留有些许红色。当他出家门时，脖子上系了条紫红色的大围巾。不过，当时他是有意这样做的。

上半晌他在科雷奥皮奥会见了利贝奥内，他们谈论了政治，还特别抱怨说一切都不顺利，行政大权掌控在窃贼们（那么是卡斯卡？）的手里，然后，谈话就落在西塞罗 [54] 的身上。是否把西塞罗也拉进这件事情中来，他们对此没有把握，后来，他们决定不那么做。西塞罗话太多，太懦弱。世界上似乎没有像西塞罗那样懦弱的人了。说真的，他就是为人胆小怕事，因为他说起话来可是口若悬河。当西塞罗的右手可真幸福，他永远不必握剑舞刀，而是在古罗马集市广场上做各种手势显摆其演说才能。不知为什么，我曾经还想到过那个“他”也许就是西塞罗呢。后来我明白了他们的目标，也就是受害者，应该是个位高权重的人。总之，按照布鲁图斯的看法，为了拯救祖国，这个密谋似乎确实很必要。他是这么说的。可我能怎么做呢？我明白了，打从我放弃不再去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拯救祖国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不知道从谁手里，又从何种情况下把国家拯救出来的话），如今我只能委屈自己充当我的角色了。

我握过恺撒的右手，我的朋友。我与他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而且我简直不想放开他，我一直希望能让他保持警惕，可他是个笨蛋。我没说那桩密谋正是牵涉到恺撒，因为真的是没有任何人说出过“他”的名字，不过，按我的看法，最好是睁开眼睛看清情势。

我皮肤上还有几道红色痕迹。这些非洲樱桃比我们国产的樱桃能染色，红颜色能渗入皮肤深处。可是卡西奥送这份礼物究竟是出于何种想法呢？布鲁图斯继续策划他的密谋，与那些我根本不喜欢的家伙们会面。卡斯卡的手总出汗，阿尔比努斯的手满是老茧，卡西奥的手干瘪枯瘦。日期确定在三月份的第十五天，就是明天。

布鲁图斯在角力场度过了半个下午。扔掷标枪（这次我扔了几次漂亮的）、拉弓射箭、练习击剑，像是准备打仗似的。我试图用剑柄故意弄破一个手指头，但没有成功。一次小小的脱臼，不算什么。如今继续假装疼痛已无济于事了，因为布鲁图斯反正不相信，也不在乎。他完全昏了头。

三月十五日

今天早晨，布鲁图斯把匕首藏在长袍底下，黎明时分就出去了，那个时辰里，沿路只看到有把蔬菜运往市场的车夫们。人们一定会说，他是想防备有人威胁他的生命。我们可别开玩笑。不过，为什么大家就非要跟他过意不去呢？莫非他是担心密谋者当中有人要背叛他？他遇见了盖乌斯·里加卢斯，他点了点头稍稍跟他打了个照面。里加卢斯也是密谋者之一。他们在夜里策划好了阴谋，相互耳语了好几个时辰。天一亮，他们就各走各的路。很清楚，他们不想让别人看见他们在一块儿。我觉得那个里加卢斯像是个文明人，但他的手冰冰凉，湿漉漉的，跟一条蛇似的。

阿尔比努斯在马路上转了一大圈儿，他要到恺撒那里想说服他去元老院。我一直认为他们要谋害的对象就是恺撒，这个想法我挥之不去。“他”是个危险人物，胜利让“他”冲昏了头脑（唯独令我遗憾的是他的右手是我的朋友）。可现在我却认为恺撒不可能是指定的受害者，不然，一直受到他庇护和恩惠的阿尔比努斯不会出力。为了说服恺撒去元老院，阿尔比努斯还取笑卡尔普尼亚的梦和她的恐惧心理，而且还嘲讽了占卜者的预言。然而，当时为什么围绕着恺撒他们这么忙乎呢？这是什么手腕呢？我真是搞不懂了。匕首一直在长袍底下，我随时等待刺杀“他”的命令。我十分厌烦，因为我不喜欢盲目行事，这就是一切。下手的时刻已经临近，左手那个荡妇也开始显得紧张了。

正就是恺撒。但当场我不愿意相信，尽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就怀疑是他。令人震惊的抉择，因为那位受害者在罗马境内外享有很高的民望。第一刀是卡斯卡刺的（谁这么说的？），然后，所有的人都乱作一团。要不是我动作敏捷往后退了一步，里加卢斯那个白痴差点儿就用匕首把我刺穿了。不过，他只是刺伤了我的皮。流了好多血，太吓人了。我的血与恺撒的血混在一块儿了。对一切总是那么无无动于衷的左手也很震惊。我见她十分苍白。至于我，我做了我应该做的，在这种情势下，我冷静地付出了必要的精力。应该说，一切比我原先想象的更容易些。怀疑是后来才产生的，事情往往是如此。围绕着大书特书的恺撒的伟业，后人会怎么评说我呢？我自问道。天知道，会有多少误解，会有多少无用的闲话，正统派会有多少振振有词的辩说。他们会把我称作杀人的刽子手，我似乎已经听到他们在这么说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他们会理解，当时是需要把恺撒干掉。现在我明白了，当初布鲁图斯为了拯救祖国打算干什么，虽然我一直不喜欢他那种表达方式。那只是言过其实的夸张，一只被鼓吹起来的大气球而已，而更严重的是，当时他是想在自己脑袋上戴上王冠。

描述

我的蓝图很难实现，这我也知道，无须他人告诉我。来自各方针对我的怀疑都无法制止我那么想。就连克里斯朵夫·哥伦布当初也不得不忍受萨拉曼卡 [55] 哲人们的嘲讽，然而，后来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而西班牙的哲人们却什么也没发现。

我的想法很简单，来自一次普通的观察，但是跟一切普通的事物一样，都是真实的：世界在快速地改变，我们已到了一个转折点，如果我们不加以注意，对我们所做过的一切，就是对我们的文明的记忆，就将会连同我们自己一起消失了。所以，这就牵涉到要为后人准备好一系列的描述。描述什么东西呢？这就是奥妙之处：打从世上的一切都注定要改变或者消失那一刻起，就要留下“对一切事物的描述”。自然，当我说一切时，我所理解的是具体的事物，既是大自然的产物，又是人类创造的成果，总之，是全部客观存在的事物。

我举个例子：汽车是人的杰作。我想大家都明白，这是一种古老的交通工具，注定很快会消失，不光是因为石油危机，而是事物内在固有的“疲劳”。汽车如今仍按照列奥纳多·达·芬奇式的齿轮和杠杆的物理传动原理在建造，消耗着巨大的能量。只要想想，一部喷气式发动机是由几百个零件组成，而一架内燃机中的零件有一千多个。当汽车消失时，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就不知道“汽车”这个词该怎样形容了，对许多出现了千百次这个词的书面的东西就难以理解了。许多文本将失去了意义，而它们将是我们时代的文化财富。如果我们往后退一小步，比如，我们的儿女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火车头。火车头如今已几乎全部消失了，光是在博物馆里保存的几个样品是不够的。随着时光的流逝，一个沉重的火车头也将会像肥皂泡似的消散在空气中（我说的自然是很长的时间），但是对火车头的描述却可以挑战几千年，因为语言比事物保存得持久。

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些习惯用语还在使用，并且已经成为我们语言的一部分，而它们不久就注定会在现实中找不到参照的系数了，其中有句习惯用语“把车搁在牛前面” [56] ，可是如若车子和牛都不复存在的时候，那么，对于将来的读者，这种表达方式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么，这就用得上我的建议了：既有对牛的描述，又有对车子的描述。

科学家们告诫我们说，很多动物的种类已经消失了，另外一些则正在被灭绝。应该赶快着手对这些动物的描述，否则我们（也就是我们的后人）将会面临不懂得狼是什么动物的困境，就如同我们如今无法逼真的描述恐龙是什么样的一样。在许多书籍中，狼有着一种上佳的形象，如果失去了对狼的认识和了解，那么甚至像圣方济各修士那样的高尚形象，最后都将会失去其部分意义。不过，这里的话题就扩大了。狼是什么？圣人是什么？我十分清楚，用科学的观点来描述一位圣人并不容易，然而，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就需要相当数量的科学家，特别是作家，他们得全力以赴地终日从事这方面的撰写工作。这样一来，还有个好处，可以减少每天印刷小说的数量。当人们可以全部或部分地利用已经存在的文本时，应该放心地允许抄袭，在某些情况下重新描写是毫无用处的。至关重要的是描写的结果、功能和精确性。

我提议的这样一项工程，自然应该从财金上和组织上获得大型的文化机构，尤其是来自大学的大力支持，编著的全部资料都应该汇集在一部独一无二的《事物描写通用大百科全书》之中，能翻译成所有各种语言，存放在全世界所有的图书馆里。这些描述应该包罗万象，我这个为了后人的利益所提议的大蓝图和最后的抱负是“描述全世界”。我深知，以这样的方式说的话，仿佛是一种空想。不过，乌托邦那样的幻想是实现不了的。我还想说的是：描述完具体的事物之后，应该过渡到对空间的描述，它们存在于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之间，就是事物的负面。不过，这是第二步，作为补充第一部并与其平行的第二部百科全书。

工作的标准当然应该有统一的规格，由唯一的操作中心来协调，以避免不平衡和重复。是否得使用电脑，这我尚没有把握，因为至今电脑表现得十分混乱。尤其是描写出来的文字要极其简洁，表述要十分清楚，这也是能使成果得以保存持久的保证。不能有文学上的过分修辞，而且尽量少用形容词。要像躲避鼠疫似的避开某些作家的恶习，他们往往刻意使用形容词或过长而又复杂的句子。插图也得采取文本同样的标准。

为了启动这项宏伟的事业，我所描述的事物已经写满厚厚的一本笔记，我希望能找到一家出版社发表。此书的题目是《描述》，它应该成为未来工作的样本。比如，我开始描写了“火柴”。火柴好像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可是，仅仅为了描述它，就付出了我几个月的辛劳，而且我不得不重写十几遍，才得到一篇令人满意的文稿。只要想一想使用的火柴的不同种类，就足以理解工程的复杂了。在“蘸蜡火柴”、“瑞典火柴”、“智慧女神火柴”和“硫磺火柴”之间就有区别，都得准确地说明和描述出来，因为这些词语会使我们的头脑中立刻反映出相应的形象，而对于将来的后人来说，那些词语却完全是没有意思的。

我举了火柴的例子，不过，我已经草拟出一系列对其他事物的描述。整个文明是可以从具体的事物重新创建出来的。某些似乎没有什么意思的事物，可以成为理解其他无限事物的关键。自然，不应该忽略过去，要回顾往事，只要对历史的回忆和历史资料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某些方面，我们已经迟了，我讲的是前天，而不是古老的过去。为了说得更具体些，我再举一个例子：以钢笔为例，就是写字的笔。谁还记得昔日的人们真的是用一根鹅毛写东西吗？如今没有人能告诉我们说，当初用来写字的笔是怎么装饰的？笔尖是怎么削的呢？是用一把小刀子吗？旧的金笔或是钢笔，笔尖上是不是有一道竖向的裂缝？抑或是联成一体的？用来当作笔书写的鹅毛是选择翅膀上的还是尾巴上的呢？只用鹅身上的羽毛吗？抑或也用母鸡身上的毛？这就是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当时没有人想到过要对一支写字用的笔做一个详细的描述。

银头

好些时间以来，我发现有一件怪事，说来简单，但不容易解释清楚：我跟自己身体的许多部位处不好关系。首先是我“感到”自己身上有皮肤。我觉得围绕着我的躯体有一层外皮覆盖着，像手套似的可以随意折叠，那层外皮覆盖着我身上的每一平方厘米。人人都知道自己有皮，这可以理解，不过，我想，很少人会像我似的感到身上盖着一层皮。不光是皮，我身体的其他部分都有同样的问题。我相信，人们往往会忘记自己身上有肝脏、脾脏、心脏等器官，只有在某个部位感到疼痛时才想起它们。当然，倘若有人肝疼，在确定疼痛的部位时，就会想起自己有肝脏。而我却始终记得有它们的存在，我感到有肠胃存在，因为它们进行消化；感到有肝脏存在，因为它过滤血液；感到有心脏存在，因为它像活塞一样跳动。我还感到身上有一根根静脉血管，还有肌肉和骨骼。在有些日子里，我得想办法消遣消遣，得散散心，因为我的头脑随着感受到的一切快承受不了了。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名卫士，头脑里关注着躯体这样一部十分复杂的机器的运转。

几年前我滑雪下坡时撞在一棵树上，我摔断了一条腿和一只胳膊。在医院里，他们分别在我的股骨和肱骨上“射”了两颗钢钉。我出院时，为了让我放心，外科大夫说一个星期之后，我将会忘记这些钢钉，不会再感觉到它们的存在了。不过，我一直感觉到有它们，相隔四年多了，我还是感觉到有两颗钢钉。当我发现除了这种敏感的记忆之外，还感到我对自己体内的钢钉一点儿也不厌烦，这着实令我惊诧。与这些另外添上去的金属附加物相比，我对自己体内天然的器官固有的感觉仍然是更为强烈。

腿上和胳膊上两处骨折之后，我就停止滑雪了，我开始骑着摩托车沿着亚平宁山脉的大道疯狂奔跑，大家都对我说，你得小心，因为你这样风驰电掣的，早晚有一天会撞破脑袋。我真的把脑袋撞了。人们在大道的一个拐弯处捡到我，把我送到医院时，我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要修复一个撞破的脑袋可不容易，不过当今的外科技术是能创造奇迹，四个月之后，我戴着这只银头罩出院了，那头罩是代替一大块头颅骨的，那是一只银头盔，如今已成为我脑袋的一部分了，我用跟自己头发一样的假发仔细地遮盖着它。我承认自己更愿意让这只头罩露出来，像家里的银制器皿似的把它擦得铮铮亮，但我妻子不许我这样做。我是善解人意的，我随她的意愿把头罩遮掩起来，尽管很不情愿。

有时候我与不知道我秘密的人打赌，我让他们用一根别针扎我的脑袋。我总是赢他们，不过，当我解释说我有银制的头颅骨时，我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的是一种尴尬的、也许是同情的目光。

起初我用自己的银制头颅打赌。后来我停下来了，因为发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金属逐渐地变得有感觉了。没有别的解释。我说，你试试用一根别针刺扎我的脑袋，那人试着扎了，但扎不进去，不过，我却觉得似乎有疼痛的感觉。与其说是真正的疼痛，我想说的是一种头颅的痛觉。显然，金属在与神经细胞接触过一段时间后，不再是完全迟钝的缺乏活力的材质了，而是在向脑子传送着一些冲击力，因此，我“相信”自己是感觉到了疼痛。我听人说过这方面的现象，有许多截肢的病例中，没有了肢体之后，还保留有疼痛的感觉。人们称其为“幻觉上的疼痛”，这是从事矫形外科的人士都知道的一种现象。我的疼痛也是一种幻觉上的疼痛。

就这个角度看来，另有一种现象令我颇感兴趣，就是玻璃眼镜的现象，尽管我的眼睛很健康。显然，光靠一只玻璃眼睛是看不见东西的，眼眶凹陷的外表形象仅仅是为了美观。不过，我有一位朋友，他多年来就仅仅有一只玻璃眼睛，他对我讲述道，有时候他用一只手捂着另一只眼睛，只用那只玻璃眼睛，却能够模糊地看到与现实相符的形象，他没说能看得见，但他在脑子里产生的形象与玻璃眼睛“看到”的物体形象相似。这就表明，一种像玻璃那样通常被判断为没有活力的材质，经过跟人体的接触，到一定的时候就能获得其另一种感光度（灵敏度），而能够与神经细胞交流。这可是一些官方科学拒绝考虑的现象。每次我试图与医生们谈及这些，我得到的是彻底的不理解。不，他们将永远不会理解。

我毫不迟疑地承认，一般来说我喜欢金属，因为我身上有钢针和金属片，我的许多牙齿都是用金子和银子镶嵌的。这的确是对金属的一种爱好。当牙科医生问我是用烤瓷或是用树脂为我补牙的时候，我总是回答说：用金子。除了前面的门牙以外，我要求所有的修补、填料、搭桥、牙套以及镶嵌，都用金子。

我对塑料不太感兴趣。用塑料再造心脏瓣膜，制作新的动脉和静脉血管。塑料可以再造局部的肠道和骨骼的关节，重新组装大腿和手臂。我听说很多人跟假肢共同生存，没有任何问题，但对此我毫无兴趣。我只对金属感兴趣。

我多次都想解释清楚这种对金属情有独钟的所谓哲学上的理由。最后，我以一个十分初级、也许有些简单化的命题下了结论：世界是很坚硬的，树木撞断了我的腿和胳膊，石块撞坏了我的脑袋，可树木和石块也能撞坏房子的墙壁、家具、地板、汽车、火车、街道、人行道、冰块。世上的一切都是坚硬的，山脉是坚硬的，整个地壳也是坚硬的，而人却是软弱的。我心情难以平静，思绪总是回到我感兴趣的金属上来。

当我说自己身上有些部分是用金属重新制作的时候，我心里挺高兴，可是没有人理解我。这很正常。为了理解，得首先有这种体验，而这还不够。得用“身体的注意力”去体验它。我把身体上那种特别的敏感性称为“身体的注意力”，那种特别的敏感性是需要天生具有的，不过，得通过锻炼加以完善。这种敏感性可以促使对人体的某个部位逐渐集中注意力，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成广泛的和自动的了。当我戴着银头罩出院时，感到金属上有轻微的痒痒，而奇怪的是，我很快觉得这种痒痒挺惬意。我不知如何解释：我的注意力自发地集中到那块金属上，它就像是我身体上一个享有特权的部分，而且几乎处于得到恩宠的状态。可以理解，我是夸大其词了，不过，这样就产生了我想使自己身体的其他部分也做成金属的念头。可你想想，外科大夫在辞别我之前把那四颗钢钉竟然定义为“外体”。

在我声明自己对植入我体内的金属感兴趣之后，我得坦诚地解释某些不便之处。比如，银子是一种非凡的导体，倘若我戴着银头盔在太阳底下待的时间过久，银盔就会晒得发烫，烤热我的脑子。那是一种十分恼人的感觉，似乎也是冒有风险的。医生毫不客气地对我说了，如果我不注意，我甚至会变疯的。这会令我十分遗憾。

人体与金属的共存，自然也造成了金属部分和其他部分之间的不平衡的问题。就是分散在身体各处的多个金属部分，它们之间在尚未协调好的时候，会有一段困难的时期需要克服。我承认，从一开始我就有过片刻的迟疑，对我自己能否与金属共存没有把握，但得考虑到我是经历过许多创伤的，遍体鳞伤，苦不堪言。断了一条腿和一只胳膊，然后是撞破了脑袋。痛苦又充满风险的经历。如果说我不是因为出车祸而不得已戴上银头盔的话，那一切就简单多了。然而，如今没有外科医生可以做这一类的手术了，因为没有病人要求做戴头罩的头颅手术，没有需求，所以也就不再提供。

事实上，人并不知道自己嫉恨机器，特别是那些可以代替逐渐在退化或受损的各种人体器官的机器。这种感情是很少人能说得清楚的。得开始普及对这种感情受到压抑的意识。至于我个人，我想公开说清楚的是：我喜欢自己从头到脚全部用金属制作。我这样说，似乎仅仅是一种荒谬的奢望，但是我相信，在并不十分遥远的将来，许多人能成功地变成闪闪发亮的机器。我发现自己还在使用虚伪的委婉的语句。事实上，我真不善言辞，因为我得明确地说：我愿意成为一个机器人，而且我相信在一个不久的将来，许多人能成功地变成机器人。

我得马上做一些说明。首先，我说的机器人，我理解就是一种机械制作的金属的机器人，比艾萨克·阿西莫夫在他的科幻小说中描写的还要聪明，总之，是一种“人性化”的机器人。我不想放弃我的个性化，我想保持我个人的特点。要是我得放弃我的“自我”，事情就不会令我感兴趣了。有人梦想自己变成鸟儿，而且我认识有那样一个人，他想变成一条鳄鱼。我有个朋友，他不时地梦想成为拿破仑，所以我梦想自己成为一个机器人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有一天，我试探了我的妻子，我自然是一般化地随便谈家常，我说，能当个机器人全身都是金属该多好，由半导体和电路安排你的生活及其余一切。她笑了起来，不过，当她明白了我是认真的时候，就勃然大怒。她对我说，你已全身打了金属补丁，如今你身上就差铁制的阴茎了，然后我们就一了百了了。我妻子说话厉害，不过，有时候她也会说出一些通情达理的话来。譬如，这个细节我就从未想过。对啊，机器人怎样能解决做爱的问题呢？想到这里，我觉得那个铁制的玩意儿似乎并不是坏主意，尽管倘若用黄铜、青铜、紫铜制作会更合适些，它们是比较有韧性的软金属，不会生锈，而且滑动时不会产生过多的摩擦，不会发出恼人的吱嘎声，怪不得人们常用它们来做水龙头和气泵。不过，我不得不中断关于阴茎和金属的对话：否则立马就得离婚。

然而，我并没有停止完善我的想法，没有中断酝酿我的梦。如果说大自然真的创造出相似的物种，那么属于大自然的人应该开始生产某些与自己类同的东西，不过，要更简单些的，尤其是要更坚实些的。简单和坚实，这就是机器人比人体更吸引我的地方。金属的特性是：铮铮亮，很坚实，不易碎，抗热防冻；而人体的器官却软弱无力，容易腐烂，只要用一根稍长的别针，就可以把这个世界上最强壮有力的人也杀死。

我的股骨和肱骨都断了，我身上有四根钢针。后来我的脑袋也撞破了，我还戴有银头罩。这还不够，我并不满意。在一个由诸多坚硬的、布满石头的、充满敌意的、易挫伤人的、充满棱角的东西组成的世界里，我觉得自己是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击。《圣经》里也这么说，肉体是脆弱的，不仅是从抽象的意义上看，另外还说，人体会变成尘埃，就如同是虚无。我不想沦为尘埃。我想让自己全身都是金属的，成为一部闪闪发亮的机械制作的机器，以对付那坚硬的世界。

[1] 苏维托尼乌斯（约69/75-130年之后），罗马帝国时期历史学家。他现存最重要的作品是从恺撒到图密善十二位皇帝的传记《罗马十二帝王传》。前引文字即该书原文（拉丁文）。其他作品内容包括罗马日常生活、政治、演讲，大部分已经遗失。

[2] 恺撒·巴蒂斯蒂（1875-1916），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奥匈帝国治下的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者，为使他的家乡特伦蒂诺大区摆脱奥匈帝国的统治而战斗。1911年后任奥地利政府议员。后参加了意大利军队，被奥地利当局逮捕后绞死。

[3] 博尔盖塞别墅公园，十七世纪建造的罗马最大的公园，周长六公里。

[4] 赫拉克利特（约前540-前480），希腊哲学家，因其宇宙论而著名，认为火是一个有秩序的宇宙的基本物质要素。

[5] ira一词在意大利语中是“愤怒”、“仇恨”的意思。

[6] 卡普阿，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附近的农业地区，位于维苏威火山地带。

[7] 皮蒂格里利（1893-1975），意大利色情小说家。

[8] “乔娅”在意大利语中是“欢乐”的意思，在此颇具讽刺意义。

[9] 乔治·布拉克（1882-1963），法国画家，立体主义画派的创始人。

[10] 卢齐奥·封塔纳（1899-1968），阿根廷/意大利画家，最著名的作品是一系列“割破的”画布。他因此成为极少主义的创始人。

[11] 萨尔瓦多雷（Salvatore），意大利语是“救世主”的意思。

[12] 莱奥帕尔迪（1798-1837），意大利浪漫主义诗人，其诗作自然纯朴，情调哀怨忧伤。

[13] 《马伦勃拉》（1881）是意大利小说家安东尼奥·福加扎罗（1842-1911）所写的第一部小说。

[14] 《米歇尔·斯特洛戈夫》（1876）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1828-1905）的小说。

[15] 《骑鹅历险记》（1906）是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1858-1940）的著名长篇童话小说。

[16] 《雷格尔·安慕兰夫人和她的小儿子》是瑞士籍德语作家戈特弗里德·凯勒（1819-1890）的小说。

[17] 莱布尼兹（1646-1716），德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历史上少见的通才。

[18] 恩斯特·卡西尔（1874-1945），德国哲学家。

[19] 大卫·希尔伯特（1862-1943），德国逻辑学家和数学家。

[20] 恩斯特·策梅洛（1871-1953），德国数学家和逻辑学家。

[21] 儒勒·列那尔（1864-1910），法国作家，擅长把自然主义学者们的人文资料改写成散文诗体。代表作有《胡萝卜须》（1894）、《自然纪事》（1896）。

[22] 皮埃尔·洛蒂（1850-1923），法国作家，作品有《冰岛渔夫》（1886）、《菊子夫人》（1888）等。

[23] 申布伦宫，又名美泉宫，是坐落在维也纳西南部的巴洛克艺术建筑。

[24] 夏洛滕堡宫是德国境内现存的最大宫殿，坐落于夏洛特堡和威尔默斯多夫大区下辖的夏洛特堡区。

[25] 德摩斯梯尼（前384-前322），古希腊政治家和演说家。

[26] 皮兰德娄（1867-1936），意大利当代著名小说家和剧作家，其作品以塑造“反常心态”的人物，营造纯属虚构和假设的情节为特点。“赤裸裸的假面”是皮兰德娄全部喜剧幽默的代名词。

[27] 主显节：一月六日纪念耶稣显灵的日子。

[28] 威尔基·柯林斯（1824-1889），英国侦探小说开创人之一，代表作有《白衣女郎》（1862）、《月亮宝石》（1868）等。

[29] 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英国讽刺小说家，代表作有《项狄传》。

[30] 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1811-1863），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代表作有《名利场》。

[31] 卡洛·多西（1849-1910），意大利先锋派作家。

[32] 卡洛·加达（1893-1973），以颠覆传统的浪漫主义文学为特色的意大利小说家。

[33] 亚历山德罗·曼佐尼（1785-1873），意大利浪漫主义作家、诗人、剧作家，代表作有《约婚夫妇》（1840）。

[34] 乔万尼·维尔加（1840-1922），意大利真实主义代表作家。

[35] 加布里埃莱·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诗人、记者、小说家、剧作家。

[36] 意大利语中“过敏”（allergie）与“开心”（allegrie）两个词的读音只相差一个音节，容易发生口误。应该说：“没有什么使我‘过敏’的事发生，我仿佛是悬在真空里活着。”

[37] 意大利语词典里没有atopico这个词。

[38] 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地区吉亚纳山谷里野生放养的优质肉牛。

[39] 塞内卡（约前4-65），古罗马时代哲学家、政治家、剧作家。

[40] 卢基里乌斯（前180-前103/102），古罗马讽刺作家。他的作品取材广泛，对古罗马社会各方面均有辛辣的讽刺，具有极大的热忱与勇气。

[41] 厄里倪厄斯，希腊神话中系冥界中司的复仇女神。先前视为是遭到杀害的亲人的鬼魂，追究那些不履行报杀亲之仇的诺言之人。

[42] 奎里纳莱是罗马七大山丘之一，上面有多座花园和温泉。建于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奎里纳莱宫曾为历代教皇和意大利国王的府邸，现在是意大利总统府所在地。

[43] 帕奥利娜·波拿巴是拿破仑最小的妹妹，嫁给了亲王卡米洛·博尔盖塞，雕像在1805-1808年间完成。卡诺瓦把帕奥利娜雕成像得胜的维纳斯那样妩媚动人，斜躺在帝国时期豪华的帝王睡榻上。

[44] 安东尼奥·卡诺瓦（1757-1822），意大利著名新古典主义学派的雕塑家。

[45] 菲狄亚斯（前480-前430），古希腊雕塑家。

[46] 雷焦卡拉布里亚，意大利南部港口城市，位于亚平宁半岛最南端，与西西里岛隔着墨西拿海峡相望。历史上曾是希腊的殖民地。

[47] 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前85-前42），晚期罗马共和国的元老院议员，后伙同他人密谋暗杀恺撒，被罗马大将屋大维和安东尼击败后自杀。

[48] 拉科尼亚，希腊一省城名。

[49] 波吕斐摩斯是希腊神话中吞噬奥德修斯六个伙伴的独眼巨人。

[50] 卡斯卡是与布鲁图斯、卡西奥等密谋刺杀恺撒的阴谋家。

[51] 盖乌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前85-前42），古罗马政治家。曾跟随庞培出征，后与恺撒结盟。但后来参与密谋刺杀恺撒的阴谋。最终被罗马大将安东尼打败后自杀。

[52] 布鲁图斯·阿尔比努斯（？-前43），罗马大将。恺撒大帝的追随者。因参加密谋暗杀恺撒被罗马三执政官判处死刑，曾一度潜逃未遂。

[53] 提里乌斯·辛布尔曾是恺撒的支持者，后密谋刺杀恺撒。

[54] 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哲学家。曾归顺恺撒麾下，恺撒死后，因反对安东尼篡位而被流放并被刺客所害。一生留下五十八篇演说词及多部哲学著作。

[55] 萨拉曼卡，西班牙沿海城市，以罗马大桥和扇贝之家闻名于世。

[56] 意思是本末倒置。

版权信息

我们飞

作　　者：[瑞士]彼得·施塔姆

译　　者：苏晓琴

品 牌 方：99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期待

异物

三姊妹

受伤

诊断书

我们飞

录像城

男士与男童

一封信

晚年

神的儿女

你得走进田野……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势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期待

奇怪的是，你只要等着，哪怕周围噪声再大，还是能听到一声轻微的响动。别人听不见，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楼上公寓的地板会吱吱作响，他们继续说笑，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他们一边说，一边笑，一边喝着我买的酒，吃着我做的饭，对此事却只字不提，他们可能以为来看我是在做善事。据说大多数女人是在工作时找到伴侣的，可我们的工作是跟一群五六岁的小孩，跟他们成双作对的父母或单身的母亲打交道。卡琳参加童子军那会儿就认识皮姆了，雅娜柯是在澳大利亚度假时遇到斯特凡的，两个荷兰人偏偏要在澳大利亚相识，这个故事我都听过上百遍了，他们还觉得挺有趣。他们现在正在谈论一年就要过去了，要在新的一年里改掉哪些毛病。卡琳冲着皮姆说：“上完厕所后，把抽水马桶的座圈放下来！”雅娜柯一脸作呕的样子：“你不会真这样吧？”她说自己早就教会斯特凡坐着撒尿了。可卡琳认为男人对个人卫生的理解有所不同，皮姆反驳道：“那女人呢，女人就能把用过的卫生棉条扔进废纸篓？”他们就这样，整个晚上都说不出一句正经像样的话来。

“能再来点咖啡吗？”斯特凡问，好像我是他们的服务生似的。“不行。”我说。他们没明白过来，我不得不响亮而清楚地重复一遍：“我累了，你们现在要走的话，我不会拦你们。”他们笑了，说：“我们去别处喝。”出门时，雅娜柯问我还好吧。她做出一副在孩子跌倒碰伤膝盖后满是怜爱、让人觉得她自己马上也要哭出来的表情。可当我回答我没事，只是想一个人待着时，她却完全有耳无心了。我认定他们不会再去喝什么咖啡，他们也不会议论我，我没什么好议论的。这也无妨。

我轻手轻脚地走回客厅，竖起耳朵。楼上先是安静了一会儿，接着，吱吱嘎嘎的声音又响了，听上去像是有人在楼上偷偷摸摸，刻意不想发出声音似的。我跟着脚步声从门口走到窗口，又走回房间中央。一把椅子，或一件比较轻的家具挪动了一下，然后是一声不知道从何而来的声响，听上去像是一件沉重、柔软的东西落到了地上。

我还从来没有跟德·格罗特女士打过照面，只是从门铃上知道她叫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了解她要甚于其他任何人。我收听楼上的广播电台，听她吸尘，她洗碗时哐哐啷啷的声音清晰得像是有人在我的厨房里刷碗。我能听见她半夜起床来回走动的声音，听见她在浴缸里放水，拉抽水马桶，打开窗户。有时，她在楼上浇花，水会滴到我的阳台上，可当我探身往上望去，却不见一个人影。我觉得她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房间。我喜欢这些声音，觉得像是跟一个幽灵生活在一起，一个无形而友善的生命体在呵护着我。可就在差不多近两个星期以前，楼上突然安静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响声。现在，那个吱吱嘎嘎的声音回来了。

我起先认为那是小偷。我一边脱衣服，走进浴室，一边想是不是应该报警，或者通知公寓管理员，最后决定自己去打探个究竟。这时，我已经换好了睡衣。我很惊讶自己不感到害怕。不过，我从不害怕，我什么都不怕，这是一个单身女人必须学会的。我披上晨衣，套上鞋，看了看表。十一点了。

我按了两次铃，这才透过门上的窥视孔看见里面的灯亮了。一个比我年轻许多的小伙子打开门，非常和气地说：“晚上好。”我立刻想到不该上楼来，为什么不管好自己而老爱去管别人的闲事。可大家也不是没有听说过有人死在家里好几个星期也没被发现的故事。那男孩穿着一条黑色的牛仔裤，一件黑色的T恤，上面写着“铁娘子”，我猜这是哪个摇滚乐队的名字。他没穿鞋，袜子破了几个洞。

我说，我住在楼下，听到脚步声，德·格罗特女士显然是搬走了，所以我想，那可能是小偷。男孩笑了，说我就这么上来了，很勇敢，如果是我，他就去报警了，还问我怎么知道是一个女的住在这儿？他问得对，门铃上只写了“P.德·格罗特”，但我从一开始就肯定那是一个女的，而且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我说我只听到过那人的声音，从没见过那人。他问，女人听上去是否跟男人不同？我一时以为他在取笑我，可他看上去是认真的。我说，我不知道。他用一种夹杂着好奇和胆怯的孩童般的眼神打量我。我向他道歉，说，我都已经上床睡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撒谎，从第一刻起，他就能迫使我说一些并不想说的话。我们一言不发地注视着对方。我正想着自己该走了，他问要不要跟他喝一杯咖啡。尽管我从不在这个时候喝咖啡，而且还穿着晨衣，我还是马上答应了。我跟着他走进屋，门在我身后关上的那一刻，我的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他可能是小偷，想把我骗进屋后再干掉我。他身材瘦削，面色苍白，却比我高出一个头，手臂的肌肉发达。我想象他怎样向我扑来，抓住我，把我狠狠地推倒在地，然后怎样坐在我的肚子上，紧紧地抓住我的双臂，把我弄得很疼，之后又在我的嘴里塞上东西不让我喊叫。可是，他却走进厨房，用锅子盛上水，点着炉子，然后看似毫无目标的一个一个打开橱柜。水壶、咖啡、咖啡滤纸、糖、糖精、牛奶——他嘟囔着，像在背诵单词。他没找到咖啡，我说，我可以下楼去取一些。“不用。”他说得极其坚决，我不禁打了个哆嗦。他想了想，然后说：

“我们可以喝茶。”

他的房间布置得跟我想象中的老妇人的家别无二致。客厅的茶几上放着电视节目预告杂志，沙发上摆着毛线活儿，房间里满是针织的靠垫和钩编的套子、各种各样的小物件、手工艺品和小镜框，照片里的人衣着过时，相貌丑陋。我们坐了下来，我坐沙发，他坐在一张大大的沙发椅上，沙发椅的扶手上有一个安装了几个按钮的小盒子。他按下其中一个按钮，一只脚凳从沙发椅的底座缓缓升起。他又按下另一个开关，让靠背先是往后，然后往前倾斜。他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摆弄那些按钮，像刚刚得到一件新玩具的孩子在骄傲地当众炫耀。我们还没互相介绍呢，他突然说，然后跃起身，把手伸了过来。我叫达芙妮，我说。他又笑了，说：“啊，我叫帕特里克，真奇怪，我们之前怎么就从没打过照面呢。”他一直握着我的手不放，问我是不是一个人住。他用“您”来称呼我，虽然我比他年长不少，可这还是有点让我恼怒。他询问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家人，他问了一大串问题，让我都没有机会问他些什么。我还不习惯有人对我感兴趣。我可能说得太多了，我谈到了我的童年、我四年前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死去的弟弟、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在幼儿园的工作。这些肯定都不是什么精彩的故事，可他却听得非常认真，眼睛一闪一闪的，就跟那些听我讲故事的孩子一样。

茶喝完了，帕特里克站起身，打开橱柜，找到一瓶积了灰的金万利酒，酒瓶差不多还是满的。他取出两只小玻璃杯，放到桌上，斟满，然后举起其中的一只，说：

“敬不速之客。”

我其实不爱喝甜酒，却还是把酒一口干了，他也在喝的时候扮了个鬼脸，好像同样不习惯烈酒。我说，我那儿刚才来客人了，是两个同事和她们的男友，我们每个月的头一个星期五都要聚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告诉他这些，不过也就这些了，其他没什么好说的。他说，他最喜欢一月，他的生日在一月，再过两个星期就到了，还有，他喜欢大冷天。

“您最喜欢哪个月份？”

“我从来没想过。不过，我讨厌十一月。”

他有一个他最喜欢的月份、一个最喜欢的季节、最喜欢的花和宠物、最喜欢读的书，等等，除了这些，他不提其他跟自己有关的事。我觉得他根本就没什么好讲述的，就像我幼儿园的那些孩子，问他们放假时都做了些什么，他们只会回答，玩儿了。

他真的像一个孩子，性格开朗，有些无助，有时有点害羞，看上去总是有点惊讶的样子。他还很喜欢笑。他问我喜欢孩子吗，我说，当然，那是我的工作。

“这不说明什么，屠夫也会喜欢动物。”

“可我喜欢孩子，所以我成了幼儿园老师。”

他满是惊恐的样子向我道歉，像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并再次把酒杯斟满。我说，不了，可还是喝了。

“我不该这么好奇。”

“是的，你确实不该。”

我听上去肯定像幼儿园阿姨，可是，我现在已经迷恋上了他的好奇和那种能够给最无趣的故事以某种意义的询问的目光。有时，他会长时间地沉默，只是微笑着，望着我。当他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时，我变得有些恼火。这个问题我听过太多次了，再说，这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不跟男人生活在一起并不说明……他睁大眼睛看着我，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的犹豫更加让我恼火。

“您现在生我气了。”

“没有，我没有生气。”

我们如此这般地继续下去，喝着酒，天南地北地闲聊，我们谈论我，就是不谈论他。他在向我挑战，但我觉得他不是故意的。他盯着我的大腿，我这时才意识到晨衣的下摆岔开一些，露出了我的大腿。我得刮腿毛了，可又有谁在乎呢？我拉起下摆，帕特里克看着我，好像做了不该做的事被我当场抓住似的。我醉醺醺的，他现在可以对我随心所欲。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便感到羞愧。他那么年轻，我都可以做他的母亲了。我真想用手捋过他的头发，我想抱住他，不让他受到任何伤害，让他像幼儿园的那些孩子一样拥抱我，把头枕在我的膝上，在我的怀里入睡。他打了一个哈欠，我看了看时钟。三点了。

“我现在真的得走了。”

“明天星期六。”

“可我还是该告辞了。”

他站起身，坐到沙发上。他坐到我的身边，问，可不可以亲我一下道晚安。他不等我回答便拉起我的手，吻了一下。我吓了一跳，猛地把手抽回。他跃起身，疾步走到窗前，像是害怕我惩罚他的样子。

“对不起。”

“不必。”

他说了一些“我尊重您啊”之类的奇怪的话。我们沉默许久，然后，他说，下雨了，现在，漂亮的雪就要全部融化了。我说，我不喜欢雪，却忽然变得连自己也不那么肯定。我不喜欢雪，是因为一下雪，孩子们就都穿得厚厚的，我得花上整整半个小时帮他们脱掉外套。还有，他们的靴子会弄脏屋子。我小时候喜欢过雪，那时，我喜欢过许多东西。我觉得自己整个晚上都在抱怨这，抱怨那，他说他喜欢什么，我讲我不喜欢什么。他一定觉得我是一个消极颓废、愤世嫉俗的老处女。我也许真是这样。我说，我不喜欢城里下雪，因为一下雪，马上就会有人在街上撒融雪盐，然后就……我想象同帕特里克一起滑雪橇的情形，他坐在我的背后，大腿紧贴着我的身子，我能感到它们的温暖。他用双臂抱住我，抱得很紧，他把脸探进我的头发，我的脖子能够感觉到他的呼吸。他在我的耳边喃喃细语。突然，他毫无上下文地说我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女人，他很高兴能够认识我。这是我没料到的。

“我们明天能见面吗？”

“周六是我探望父母的日子。”

我说，如果愿意，他可以星期天来我家吃晚饭，我无所谓给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做饭。我还补充了一句，我喜欢做饭。至少还有一件事情是我喜欢的。道别时，他又吻了我的手。

我无法入睡。我听见他来回走动，梳洗，上厕所。他友善，细心周到，很有礼貌，可他笑的时候，让人有点害怕。人们总是怀疑善良的人，这实在可悲。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头疼，嘴里有一股苦涩的味道。吃早饭时，我便已开始翻阅菜谱。我说了我会做一些家常便饭，可现在，我想给他留下深刻一点的印象。现在这个季节，商店里买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蔬菜大多是从老远的地方运来的，肯尼亚的豆角，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一点味道也没有，还不如买速冻蔬菜。傍晚的时候，我因为一件小事同父亲吵了一架。

星期天，我花了一整个下午在厨房准备晚饭。楼上没有一丝动静，帕特里克也许出去了。六点整时，门铃却响了。他送了我一大束鲜花，又吻了我的手。我希望这不是他惯用的什么花招。我没有大得能够装下那束花的瓶子，就先把花放进浴室的一只塑料桶里了。很少有人送我鲜花。其实，从来没有人送花给我，我自己也不买，很多鲜花是从第三世界国家运来的，农药会使采摘鲜花的男人失去生育繁殖能力。现在，我非但不感谢他送花给我，反倒又变得如此消极悲观。

吃饭时，他一再地说饭菜如何美味，弄得我都不好意思起来。菜确实做得不错，我挺会做饭。您还很会做饭，他说我太完美了。我差点笑出声来。我没法把他的恭维当真，那听起来总像是有人在学舌，在重复一些从大人那儿听来的话。但我好像真的打动了他，只是，我无法想象这从何而来。我每次开始说话，他都会停止用餐，睁大眼睛看着我，他还记得我说过的每一件事。他知道那么多我的事情，而我对他却一无所知。

后来，我们坐在沙发上，他笨手笨脚地把酒洒了，我差一点拍了他一巴掌，就像看到孩子淘气时那样，幸好，在最后一刻克制住了。我一边走进厨房去取盐和矿泉水，一边想象怎样把他的裤子扒下，狠狠地抽他的屁股，揍上他一顿。

那块酒渍当然去不掉了，永远也去不掉了。买白颜色的沙发也真够愚蠢的，可我就是喜欢我的白颜色的沙发。沙发是我在弟弟死后买的，它多少跟他有些关系。帕特里克不知所措地看着我吃力地把酒渍弄干净，他千道歉，万道歉，说会给我买新的沙发套，但我还是非常生气，很快便说，我得睡了，明天还要上班。他站了起来。在门口时，他又用一种难过之极的眼神看着我，道了最后一声歉。行了，行了，我说，都过去了。我们没有提再见面的事，他什么都没说，我还是有些怏怏不乐。

我问自己，他是不是也能那么清楚地听到我的声音。现在淋浴时，我会突然觉得自己赤条条的，上厕所时也会锁上门，有时，为了不让他听见我的声音，我也不抽水。我的肾脏不好，必须多喝水，所以得经常上厕所。总之，我现在才意识到自己发出的声音有多大。比如，我会穿着鞋子在屋里走动，吸尘时会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有时还会自言自语地训斥自己，或者哼唱童谣。这些毛病，我必须马上统统改掉。我买了一双软底拖鞋。失手将一只玻璃杯掉到地上砸得粉碎时，我静静地听了好几分钟，看楼上有没有动静。可上面静悄悄的。

他离我那么近，天知道他都会做些什么来窃听我的行踪，这让我无法忍受。我开始经常出门，去咖啡馆，或者去散步。天气又重新转冷，我得小心别感冒了。去年，我得了膀胱炎，康复得慢，还得服用抗生素，好几天上不了班。事后，雅娜柯和卡琳还风言风语地说是膀胱炎啊。她们的脑子里只会想到这一件事情。

三天过后，我刚回到家，帕特里克便按响了门铃，他之前一定是在等我。他拿着一个新的沙发套和一只包着礼品纸的盒子。帮我一起换沙发套时，我们的手碰到了一块儿。盒子里是一只煎鱼用的平底锅。上次吃晚饭时，我说过还缺只煎鱼锅，他就给我买了一只。这种款式的锅子可不便宜。

“你疯了吧，真的没这个必要。”

“为了弥补我给您带来的麻烦。”

他微笑了。然后，我们接吻了。这是第一次，我也说不上是谁主动，就发生了。他的吻有些贪婪，他用嘴唇套住我的嘴，然后一闭，一合，像要吞了我似的。他一直牢牢地抓着我的双臂，我感觉到他的力量，无法动弹。我说，他不该那么用劲，他立刻松开我说对不起。事实上，他一直不停地在为这为那道歉。我们接吻这件事似乎让他有些尴尬，我觉得他没有接过很多次吻。我想象他如何脱下我的衣服，如何在新铺了套子的沙发上跟我做爱，精液留下的痕迹可永远去不掉。我怎么尽想些如此无聊的事情呢。可他只是看着我。

他已经回到楼上，我还在想他。我对他一无所知，不知道他屋里的摆设是不是属于他的，他是在这儿常住，还是暂居。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年龄有多大，做什么工作。他似乎不缺钱花，能送我那么贵重的礼物。我在想，雅娜柯和卡琳如果看见我们在一起时，她们都会说些什么——她现在彻底疯了，或者——她本来就无药可救，或者——她花钱养他，他在利用她。可我却总是有利用他的感觉。

我们现在每隔两三天见一次面，有时他下楼，有时我上去，我们总是能马上知道谁回家了。有时，我们也会在电话上聊几个小时，这时，我会突然无法确定是通过话筒，还是透过天花板听到了他的声音。

我觉得我们共进晚餐时，酒总是喝得很多，可我却从没见他醉过。我们像相识已久的朋友那样交谈，只有在告别时才亲吻。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是我主动舌吻，主动抚摸他，然后，他也开始抚摸我，但只是用指尖抚摸我的臀部和我的腰。我的腰有时会隐隐作痛。有一次，我把他的一只手放到我的胸前，手一动不动地在那儿滞留了一会儿，然后缩了回去。我想，他还需要时间，可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当然没有这么说。我说话时已经变得小心翼翼。我观察他。我竖耳倾听。

他有时一整夜都不回家，那时，我便无法入睡，我留神倾听，第二天早晨就累得要命。我讨厌自己这样，却无法自制。我们下一次见面时，他却会主动告诉我自己去了哪儿，父母的家，或者他从未跟我提过的朋友家。他一定察觉到了我的疑心。

上班时，雅娜柯问我怎么了，是不是病了，我看上去很累。我只说了一句没睡好，就不再多言。我瘦了，提不起胃口。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雅娜柯说，她想跟斯特凡分手，这是她的另一个新年计划，他还不知道。她向我倾诉烦恼，谁都爱跑到我这儿诉苦，可当我想给她们一些忠告时，她们就又不爱听了，说，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卡琳的心情糟透了，可又说不上来为什么，她实在让人受不了，对孩子也这样，直到一个孩子哭了起来，她也跟着一块儿哭。

帕特里克说，他真的很喜欢我，他根本配不上我，然后，再次吻我，身体却跟我拉开了距离。我心想，他的身体是不是有问题，他看上去挺结实，不过，这不能说明什么。现在，失去性能力或性能力衰退的男人越来越多了，精子的质量也越来越差，这都要怪那些从塑料瓶进入瓶装水里的雌性激素。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期限，如果他到月底还下不了决心，我便全身而退。可是，下什么决心呢？我连自己都不知道我期待什么。期待他撕下我的衣服，把我推倒在沙发上？肯定不是。期待他敞开心扉，向我倾诉，哪怕就几句，也够了。

第二天回到家，我听到楼上传来莱昂纳尔·里奇的专辑《你好》，音量比平常大。我给帕特里克放过一次这张唱片，他肯定也买了。他在等我，这是他迎接我的方式。我期待着他现在就给我打电话，或者来我这儿。我听见他离开房间，锁上门，下楼。但他没有停下脚步。接着，大楼的门嘭的一声关上了。午夜过后，他才回家。我听见他的脚步声，步伐缓慢，地板吱吱作响，有一瞬间，我觉得那是两个人的脚步声。但这不可能。之后，一片寂静。寂静是最叫人害怕的，我无法入睡。我已经有好几天合不上眼了，脑子里尽是些荒唐至极的念头，一些让人脸红的可怕的幻想。

他过生日那天为我做了饭。他很费了一番心思，还用瓢虫巧克力装点了餐桌。吃饭时，我不小心弄脏了衬衫。我脱下衬衫清洗污渍，帕特里克跟着我走进厨房，我们继续交谈。他看着我，好像一切正常。哪怕我脱得精光，他也不会有所察觉，这可不太正常。我问自己他到底想要什么。我下楼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衣，听见他去厕所，还冲了两次。我就更不想上去了。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只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却离得更近。

吃饭时，我们又喝了很多酒，整整一瓶。吻别时，他突然悄声说，这不厚道，便停下了。现在，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他就在我的上面，仅数米之遥。我张开双腿，想象他躺在我的身上，爱我，紧紧地抓住我的臂膀，就像吻我时那样。他抓住我的头发，揪我的头发，抽我的脸，我用双腿搂住他，他贪婪地吻我，我们出汗了，周围如此安静，安静极了，只有他的呼吸声。我能够在我散开的头发中感觉到他的呼吸，我把手臂伸向他，来吧，我悄声地说，来吧，来吧！他离得那么近，我几乎能够触摸到他。

异物

克里斯托夫关上灯，观众席即刻安静了下来。黑暗持续了几秒钟，观众席便又骚动起来，椅子吱吱作响，夹杂着短促的咳嗽声和一些难以识辨来源的噪声。当观众席开始窃窃私语时，克里斯托夫打开了麦克风，音箱突然发出的声响令礼堂的空间愈加空荡，黑暗愈加浓重。他如果能够做到全神贯注，如果能够将这种专注转移到观众身上，那么，他就应该能够不需要一张照片，最后甚至不需要语言，而只需要在黑暗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让时间逝去。

那里有几十万年之久，没有光，没有气味，也没有生命，只有水的声音。水滴落，飞溅，流淌，穿过岩石的细缝，汇成细流，然后，将细缝磨宽，磨成岩缝，这时，水已经成了溪流。一千年，一万年，十万年，就这样，最后，冲出一个又一个岩洞。克里斯托夫打开投影仪。画面是一个水溶岩洞，好几枚闪光灯射向洞顶，可岩洞还是消失在黑暗深处。第一张照片是最关键的，它必须立刻捉住观众的注意力。他让那张经过精心挑选的幻灯片静置许久，一句话也不说。他能够感觉到今晚的效果会很不错。

接下去的几张照片逊色了一些。安了栅栏门的岩洞入口，进入洞口后的头几百米，水泥路，钢丝绳，几枚从岩洞深处挪到岩洞入口处用来吸引游客参加日间一日游的小钟乳石。观众席放松了下来，开始倾听克里斯托夫讲述岩洞发现的经过、第一次勘测时的情形，以及在地下工作和生活的技术难度。其中一张幻灯片拍了一张地图，地图上标满了各种颜色的杂乱的线条，那是一些已经勘测过的通道。

“人们已经完成了一百八十公里的勘测和地图绘制工作，但我们估计剩余部分还会是好几倍。”

下一张幻灯是一段通往下方的陡峭的楼梯，楼梯突然在一堆碎石堆上打住。“探险开始了。”克里斯托夫说。之后的照片不需要解说，那是一些险要的地势、狭窄的缝隙、深谷、曲流、断层，有几张是岩洞勘探队员，他们穿着满身是泥的橙色罩衣，头戴电石灯，或匍匐爬行穿过夹缝，或顺着绳索降入深不见底的洞穴。克里斯托夫说：“人居然能够穿过如此狭窄的缝隙，这每次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然后，是临时宿营地，勘探队全体成员首次合影，大家围坐在野营桌边享用瑞士火锅，喝酒。“有时，”克里斯托夫说，“你会忘了自己是在岩洞里，直到上厕所时，才会突然重新意识到。这时，如果手电坏了，或灯灭了，你在数秒之内便会完全失去方向感。”他又播放了几张勘探队员躺在睡袋里的照片，睡袋下面垫着厚厚的密封在塑料布里的泡沫垫。队员的脸很脏，神情疲惫，眼睛里却闪烁着晨醒之人迷乱的眼神。“我们现在休息一下。您在前厅售书点可以购买到我的书籍，也能够获得更多有关跟随向导参加岩洞一天或多日游的信息。”克里斯托夫打开音乐，然后匆匆走出会场，以便赶在别人之前到达已经摆好了书的售书台。

一个同克里斯托夫年龄相仿的男子兴味索然地翻阅着样书，他的身边站着一个看上去比他年轻许多、带着点孩子气的瘦削女子，两人都穿着羊丽绒夹克。男子问克里斯托夫有没有在岩洞里潜过水——他用“你”，而不是“您”称呼克里斯托夫。不等克里斯托夫回答，他便说自己已游历全球，去过各种岩洞。他的语调里有一种克里斯托夫在许多热衷极限运动的人身上经常能够察觉到的攻击性，有时，他觉得这类人是专门为了向他描述自己的经历，为了同他竞争、向他挑战才来听他的报告的。克里斯托夫答道，他会在中场休息后播放几张不对游客开放的那部分岩洞的照片。他因为没有不屑于同这个男人如此计较而感到有些惭愧。对方却没有反应，继续翻阅样书。照片拍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他说，并问克里斯托夫是否去过马来西亚的姆鲁洞。这时，一个年长一些的男子走近售书桌，也不翻阅，便买了一本，还请克里斯托夫在书中题词。这对男女便慢慢离开了。

中场休息结束前，克里斯托夫又注意到了那两人。他们在桌子附近停下脚步，男的一边朝他的方向看来，一边同女友说着什么，脸上带着讥讽的表情。

克里斯托夫不无戏剧性地说：“好，现在让我们去勘探‘涅槃’。那是一组难度极高的洞穴群，总共只有十来个人进去过。”一枚与人等高的石笋，一些几毫米高的石钟乳，一组组棕褐色、乳白色、黄色的钟乳石，它们从上个冰河纪开始在黑暗中生长，只为数万年后在光的冲击下于刹那间显现出来，闪着银光的潮湿的岩壁——克里斯托夫让幻灯片一张张地在黑暗中浮现，然后慢慢消失，就像闪光灯在岩洞中闪亮，然后又慢慢地从视网膜消失那样。

克里斯托夫每次看到这些照片便会不寒而栗，他又一次感觉到了那些岩群的重量，他感到了恐惧，那种对山体全然冷漠却只需要一个微小的动作便可将他压得粉碎的恐惧。这时，他便会开始摆弄闪光灯，给照相机充电，熟练的操作能够起到缓解作用，使他能够动弹。然而，这种恐惧不会消失，而且会永远存在。

克里斯托夫说：“地球上肯定还有成千上万的洞穴从未有人涉足，而且永远不会有人涉足，我们的脚下有一个神奇之极的岩石世界。”他打住了，不知道还该说什么——任何话语、任何画面都不足以表达，你得自己去亲身体验那种毫无意义的美——现在只能听见投影仪的响声、风扇的嗡嗡声，和一张张幻灯推入光源的吱嘎声。

“当你重新回到地面时，”克里斯托夫说，“让你喘不过气来的，不是阳光，也不是色彩，而是气味。树林的气味，生命的气味，生长和腐烂的气味。在岩洞里，你是闻不到任何气味的。”最后一张幻灯片将观众带回了地面，那是一片林间小湖，充满了诗情画意，湖水直接来自山的深处。克里斯托夫说：“每年，流水溶化数千数万吨的石灰，就这样每日每夜，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让岩洞慢慢生长。”他关上投影仪和扩音器，打开灯。观众鼓起掌来。

演讲结束后，几个观众走到他跟前提了一些问题，他们的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芒，向他打听跟随向导游览岩洞的情况。最后一位客人走后，克里斯托夫开始收拾投影仪，将幻灯片装进盒子，把它们同没有卖掉的书一起放到手推车上，然后走出礼堂，点燃一支烟。天变冷了。

“想跟我们去喝点什么吗？”

克里斯托夫愣了一下，他看见先前的那个男子站在数米开外处，岔着双腿，像是在向谁挑战。

“可以喝一杯啤酒，”他出于礼貌地说，“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开车回家。”

那个男子朝他走来，伸出手，说：“我叫克莱门斯。那是萨宾娜。”他朝着暗处指了指，克里斯托夫这才隐约地看见那个年轻女子的身影。

他们在酒吧已经坐了好一会儿了，对话还是进行得相当艰难。克莱门斯描述了一些他曾经参加过的探险活动，反复地使用同样的形容词道出一长串岩洞的名字，说自己拍了几千张照片，有机会的话让克里斯托夫看看，或许他还能找到几张演讲时用得上的。萨宾娜除了问好之外，就再没说一句话。克里斯托夫大部分时间也在沉默，偶尔点一下头，微笑一下，做出对克莱门斯的故事感兴趣的样子。在对某次潜水经历进行冗长叙述后，克莱门斯沉默了一下，克里斯托夫便借机问萨宾娜是否也参加过岩洞探险。

“我们就是在一次探险时认识的。”她答道。接着，像是有人按下了某个开关，她开始罗列自己曾经去过的洞穴。她只说出了岩洞的名字和探险的年份，说完便又沉默了，让克里斯托夫觉得她好似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我们为什么不三个人一起进行一次岩洞游呢？”克莱门斯问。

克里斯托夫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说：“看吧。我现在得走了。”说着，便挥手招呼服务生。大家沉默了片刻。然后，克莱门斯说：“去‘涅槃’。”他说这话时，声音比之前小，克里斯托夫起初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听错，直到克莱门斯又重复了一遍：“去‘涅槃’。”

“怎么才能进到那里？”他问，眼睛里闪着饥渴的光。

服务生走到他们桌前，克莱门斯说再来一杯啤酒，“你也来点什么？”他的声音现在是恳求的，几近胆怯。克里斯托夫要了一杯兑水苹果汁，等饮料到后，他开始讲述。在叙述时，他仿佛又回到了地下。

他在山体的深处，正淌水通过一条地下暗河。水是冰冷的，而且越来越深，深到腹部、胸部和下巴。水在岩洞的尽头离洞顶只有几公分的距离，那儿有一条极其狭窄的岩缝通向斜上方，克里斯托夫在进入岩缝后，手便再也无法后伸，只能紧贴着向导，用脚尖将自己一寸一寸地往前推。没有人说一句话，只有靴子擦划的响声，和队员时而发出的呻吟声或咳嗽声。当在他前面的人停了下来，说他们正处在岩石断层处，还得坚持一会儿时，克里斯托夫早已失去了时间感，对方的声音听上去非常近，这让他有些诧异。向导一边诅咒，一边挣扎着穿过岩缝最狭窄的部分。克里斯托夫等着。寒气已经侵入他的氯丁橡胶套装，似乎正慢慢地在他的体内扩散。他闭上眼睛，看到自己四肢伸展躺在那儿，被围困在岩石之中，成为一个异物。他心想，我们被活埋了，永远也出不去了。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呼吸急促。他强迫自己不去想身处何方，他试着回想儿歌的歌谣，在心里默算自己拍的那些照片能带来多少稿酬，想象外边的风景、辽阔的天空和飘浮的云朵。这时，他前面的人不见了，克里斯托夫看着那处断层，紧张地笑道：“你让我从这儿过？”“能过的。”他听见同伴不知来自何方、却仍然很近的声音，“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半路程。”克里斯托夫的身体开始像机器一般无意识地继续操作。

克莱门斯听得两眼发光，趁克里斯托夫停顿时，说：“我也要去。你们也加入？”克里斯托夫说，那一部分的洞穴没有向导。“那你帮我们通融通融。”克莱门斯答道，他不在乎破点儿费。萨宾娜半带疑问，半带对冒险的渴望，望着克里斯托夫的双眼，克里斯托夫对她说：“你长得瘦小，你最容易过了。”他说，那儿没什么危险，恐惧才是唯一的危险。“恐惧，是唯一的危险。”他重复了一遍。

克莱门斯上洗手间，克里斯托夫看见他下楼时对侍者说了些什么，服务生在他回来之前，便已端来了一瓶红葡萄酒和三只玻璃杯。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克里斯托夫问。

“两年了。”萨宾娜说。“他是个疯子，”她说，“什么都试过，徒手攀岩，峡谷探险，深雪越野。有一次，因为离开了滑行道，他还遇上了雪崩。他整个儿就是个疯子。”

“今晚你睡我们家。”克莱门斯说着又点了一瓶酒，上一瓶几乎被他一个人喝光了。他们讨论使用哪些装备，在哪里进行预备训练，什么时候是探险的最佳时间。萨宾娜喝得很少，仍像先前一样沉默。克里斯托夫仍旧不怎么喜欢克莱门斯，却被他带动了起来。这就像一场游戏，一次较量，这——他忽然恍然大悟——与萨宾娜有关：他们在为这个冷漠、童稚、看似无心倾听的女人进行较量。他觉得自己落入了陷阱，当克莱门斯邀请他在自己家里过夜时，他别无选择。这场游戏必须进行到底。

克里斯托夫能够感觉到酒精的作用，却没有醉。克莱门斯走在前头，跌跌撞撞地爬上公寓楼的楼梯，用了好一会儿才找到插钥匙的锁孔。克里斯托夫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从跨入公寓的第一刻起就感觉不自在。他的这两位主人看来根本无所谓摆设美观与否，他们只添置了几件最基本的日常用品，可尽管如此，屋里还是显得相当凌乱，家具互不搭配，摆放的位置也不对，很随意，像是被人搁下后就再也没挪动过。

克莱门斯什么话也没说就消失了。萨宾娜把克里斯托夫领到客房，他看着她铺完床单，很快出去拿了一条手巾回来。“克莱门斯已经睡着了，”她说，“衣服也没脱。”

克里斯托夫去浴室梳洗完毕回来后，发现萨宾娜在客厅，她正在翻阅一本相册。他坐到她身边，她把相册递给他，闪身进了浴室。相册打开的那一页页首写着：马来西亚姆鲁洞。照片拍得不好，在大岩洞里仅用一只闪光灯是达不到什么效果的。有几张照片是克莱门斯，另外几张是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做着鬼脸，最后一张是两人的合影。他们穿着脏脏的连身服，笑容疲惫，中间站着一个比他们矮了一截、表情警觉的当地人。相册最后一页夹了一叠尚未黏贴的照片。克里斯托夫开始从头翻阅相册。那是另一次旅行时拍的照片，还是那位金发女郎，她这次穿的是潜水服。

“那是他的前女友。”萨宾娜说。她站在他的面前，换了一条彩色的紧身裤和一件橙色的无袖汗衫。她的骨盆很窄，胸部像男孩一样扁平。她问他想喝什么，啤酒？水，克里斯托夫说。

她给他倒了一杯水，在他身边坐下。他继续翻看相册，海滩，古老的寺庙，那位金发女子一再出现。萨宾娜说：“他们是在那次雪崩后分的手，克莱门斯很长时间都没走出失恋的痛苦。你觉得她怎么样？”

她把手放在膝盖上，克里斯托夫看着她细得像是患了厌食症的胳膊，上面长满了细细的黑色毛发。她身上有一股——他纳闷了一会儿，才想起来那是樟脑的味道。她指着一张照片让他看什么东西，他这才发现她的手也瘦骨嶙峋。萨宾娜的年龄应该比他认为的要大，也许比他自己的年龄还大。

她轻声笑了。“他疯了。”她说，“我也疯了，还有你，不是么？我们都是疯子。我们为什么要去那个岩洞？你为什么要去那儿，去那个‘涅槃’？是因为几乎没人去过吗？”

克里斯托夫不置可否地耸耸肩，合上相册。

萨宾娜说：“操地球。”她站起来，把手伸向克里斯托夫，“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操地球。”

她不停地轻声说没事儿，她说，谁都难免遇上这种事。她的嘴唇离克里斯托夫的耳朵很近，他能感觉到她的嘴唇的运动。他们很努力了一番，可还是不行，克里斯托夫的脑子老是想着她在酒吧里罗列的那份名单，他觉得自己现在不过是她的又一个被征服者，她名单上的另一个名字而已。

“没事儿。”萨宾娜又说了一遍，像是为了说服自己，屋子里只有她的呼吸声。接着，她又开始在他身上倒腾，一边还咯咯地傻笑，这笑声持续得愈久，就愈发令人毛骨悚然。“别闹了，”他终于说，“我没有欲望。”她即刻住手，安静了下来。他稍稍挪开身子，他已无法忍受她的亲密。可她却跟了上来，用身子贴着他。他最后不得不起身坐在床沿上。屋里很黑，他坐着，凝视着黑暗。“你怎么了？”萨宾娜问。克里斯托夫还是一言不发。他告诉自己：承受住黑暗，忍受住沉默。他听到床单的沙沙声，应该是萨宾娜坐了起来。她没有碰他，可他能觉出她就在身后很近的地方。周围漆黑一片。他听见她突发而来的声音，语气甚是客观：“你是不会带我们去的，对不对？你根本就不想带我们去。”这个想法似乎把她逗乐了，她又开始咯咯地笑。克里斯托夫把脸半侧向她，说，他觉得自己再也不会去什么岩洞了。萨宾娜把一只手放在他裸露的后背上，像要把他推开似的。“我再也不行了。”他说。接着，他轻声地断断续续地讲述在去“涅槃”的路上，自己这辈子还从来没有那么害怕过，从前，恐惧总是能够激励他，能够帮助他绷紧神经，集中精神，可那次，在那条狭窄的岩缝里，恐惧令他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一切力量仿佛离他而去，他感觉全然无助，各种杂乱的思绪在脑海里急剧旋转，“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来的，我对归途没有任何记忆。”

萨宾娜把手从他的背上挪开，站起身，他听到脚步声，然后是沉闷的“砰”的一声，随后有人暗暗地诅咒了一句。屋顶的灯亮了。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踏入一个岩洞，”他说，然后直起身，“我连坐电梯都害怕了。”他嘶哑地笑了。萨宾娜说她要去睡了，语调里颇有推拒之意。他说他想回家，自己的酒应该已经醒了。萨宾娜也不接话，看着他穿上衣服，然后把他送到门口。她把脸伸了过来，他在她的嘴唇上敷衍了事地吻了一下。她看上去有些被得罪了的样子，“克莱门斯会失望的。”她说。“那你呢？”克里斯托夫问。她看着他，眼里带着一种可笑的责备的神色。

天空一片晴朗，星星在寒冷的空气里微微颤抖，克里斯托夫的心里又升起了那次在地下探险被围困数日后安全无恙返回地面重获自由时的感激和喜悦之情。他穿过空寂的村子，迷了路，可最终还是找到了先前那座多功能礼堂。他觉得轻松，感到一种异样的愉悦，不管那是一场什么样的游戏，他觉得自己赢了。

三姊妹

海蒂在凭记忆画那个女孩。她先用几根线条迅速地在纸上勾出轮廓，女孩低垂而略显臃肿的臀部、细细的腰、丰满的乳房，然后描绘局部，她的手、头发、腋窝和锁骨。“她为什么没穿衣服？”西里尔问。海蒂正在画脸，女孩的脸年轻单纯，不容易画好。“我现在就要。”坐在一旁看她画画的西里尔说。海蒂继续画。肩膀和手臂之间的过度部位很不好掌握，女孩的双臂像游泳运动员跳水前那样向后伸展着。海蒂用心地挑选颜色，褐色和红色画头发，粉红色、白色和一种明亮的黄色用来画皮肤部位。西里尔喊道：“这是我的。”一把抢走了装着彩色铅笔的盒子，又动手去抢母亲的画稿。她拦开他，继续画脸部，她得画出十七岁少女那种貌似无所不知、却什么都不懂的蛮横放肆的表情。“妈妈。”西里尔抱怨道，看到母亲没有反应，便拿起一支红铅笔横划过画稿，笔尖发出一声尖锐刺耳的声音，断了。海蒂想要抢救画稿，却把纸给撕破了。她气得狠狠地推了一把西里尔，他从椅子上掉了下去，躺在地上号啕大哭，不是因为疼。她能识破这种心计十足、能把她气得冒烟的号叫。

海蒂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里。她躺在床上，静静地一动不动。西里尔用拳头砰砰地敲门，然后停了下来，只能听到他呜咽的声音。她逐渐平静下来，开始深呼吸。她后悔推了那孩子。晚上，他会向父亲告状，他父亲会用一种担忧的眼神看着她，一语不发。他一直担心她不会带孩子，也把她当孩子看待。她怀孕和生产都很顺利，也从来没被孩子的教育问题难倒过，只是同他看法不一罢了。他心甘情愿地像宠她那样宠这个孩子。“雷纳是个软蛋。”海蒂的父亲有一次笑着对她说。可是，他同这位女婿相处得比自己女儿更好。

西里尔轻声呜咽着。海蒂打开门，跪下身抱住他。“没有人喜欢我。”他说。“我当然喜欢你了。”她说，“对不起，我不想弄疼你。”“这里疼。”西里尔说，她亲了一下他指的地方，“还有这里。”“你不该弄坏妈妈的画。”

西里尔去邻居家找莉娅玩了，他们上同一个幼儿园。海蒂细心地把画整平，用透明胶带黏贴好，然后把它放进衣柜的一只硬纸盒里藏了起来。她不想让雷纳看见，他即使看见了，也不会明白。然后，她动身去城里采购上午忘了买的东西。她路过火车站，在车站大门前停了脚步，查看张贴在外的火车时刻表。那趟列车的出发时间是午夜过两分，比六年前推迟了一分钟。她穿过地下通道，走到站台，在一张长凳上坐下。车站里空无一人，只有偶尔一辆货运列车猛地开来，又猛地消失。

那时，她也是独自一人在站台上。父母没有来送行，他们都反对她去维也纳，更何况她已经学有所长，还以优异的成绩从职校毕了业。她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同父亲说话了，如果不是怕邻里街坊议论，父亲早就把她扫地出门了。

海蒂一直等到最后一刻才开始收拾行李。因为只离开三四天，她需要的行李不多。在走廊穿鞋时，母亲走了过来，不知所措地望着她。海蒂都已经走到门口了，她这才说了一声“等等”，然后走进厨房，回来时，手里拿了一块巧克力。“考试前吃，”她说，“有镇静的作用。”

海蒂早到了不少时间。她走进火车站对面的露天餐厅坐下。花园里，栗树的树冠长成了一个密密的顶盖，几束零零落落的昏暗的灯链令黑夜显得更加浓郁。餐厅里除了一张桌子边坐着一帮男人就没有别的客人了，她一个也不认识，可他们还是夸张地扯大嗓门同她打招呼，像在取笑她似的。其中一个男人不停地说着黄段子，尽管压低了嗓门，或者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说的每句话，海蒂都听得清清楚楚。那些男人不时地偷眼瞧她。她知道自己长得像未成年儿童，直到现在，她上电影院，还会有售票员让她出示身份证。一个女招待走到她的桌前，那是一个比她大不了多少的女孩，说，餐厅已经关门了，走过男人那桌时，她说“最后一轮”，便走进了餐厅。不多一会儿，她拿着几瓶啤酒走了出来。“我们已经关门了。”她冲着还坐着不动的海蒂叫道，然后，走到男人那桌坐下。

海蒂起身走了。她转过身，发现一个男人正醉眼醺醺地盯着她，然后笨重地站起身。她还担心他会尾随而来，那人却走进了侧楼里的洗手间。

天还是暖暖的。阿尔卑斯背风坡的梵风已经连着刮了好几天，现在，那几座山峰即使到了晚上，看上去仍然近得出奇，比平时更加伟岸。为了定下神来，海蒂开始默念它们的名字：赫尔王、格弗莱、三姊妹，她也能从自己房间的窗口望见这些山峰。她不禁想起学校老师讲过的一个传说：曾经有三姊妹，圣母日那天不去教堂礼拜，却跑到山里采浆果，遇见圣母显灵，向她们讨食浆果，三姊妹不愿分享，从此被立在那里，化作石峰。海蒂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生来就喜欢站在铁石心肠的女人一边。那段山岭她已经在各种各样的天气条件下画过许多次，却从没去攀登过山峰。山路很陡峭，没有护栏，而她有些恐高。

两名边境官牵着一条德国警犬从地下通道走了出来。站台尽头忽然冒出一个穿着鲜艳马甲的站务员，海蒂随后望见了远处列车的车灯。

她来回走动寻找自己的车厢，因为担心火车会不等她上车就开走，她最后还是询问了那个站在卧铺车厢门外抽烟的乘务员。他指着一个方向，告诉她得赶紧了，火车还有三分钟就要启动。那两名边境官也上了车，列车的一头已经换好了火车头。海蒂慌忙地沿着站台疾走，一边走，一边不停地看着站台上的大时钟，当指针跳至午夜时，她上了车，沿着狭窄的通道，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车厢。她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那节包厢，卧铺列车乘务员已经走来向她索要车票和护照。她犹豫着把证件递了过去。乘务员似乎察觉了，他说，第二天一早就都会归还给她，还会及时叫醒她。火车猛地晃动一下便开动了，海蒂差一点摔倒，幸好乘务员眼疾手快，扶住了她的肩膀，可他随即又把手缩了回去，像是破了什么戒似的，向她道了声晚安，便走进自己的包厢不见了。

列车开过横跨莱茵河的大桥，现在，他们进入了列支敦士登，再过几分钟就到奥地利了。海蒂继续站在昏暗的走道里，望着漆黑一团的窗外。焦虑和紧张渐渐离她而去，她开始心怀喜悦地期待着这次旅行和她还从未谋面的维也纳。美术学院，她一遍一遍地在心里默念这几个字，偏偏是她，这个父亲曾经觉得是浪费时间，所以连高中也不让她读的大家眼里的小女孩要去报考美术学院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比我们都强还是怎么着？他说。父亲在乡里的办事处为她谋到了一个学徒位置。假如没有再次遇到从前的美术老师，她也根本不会产生当艺术家的念头。

布兰德女士几个月前来户籍登记处，她的钱包丢了，也许被人偷了，她来补办身份证。“你现在还画画吗？”她问。海蒂在填写表格，她点点头。布兰德女士说想看看她都画了些什么。

几天后，她们吃过午饭，在一家咖啡馆见了面。海蒂拿出几张画稿，女老师不慌不忙地查看了每一张，然后小心地翻到下一张。“都是些小玩意儿。”海蒂说。布兰德女士说：“很不错，线条明朗。你有没有想过报考艺术学院？”海蒂笑着摇摇头。“你可以考虑一下。”布兰德女士说，“维也纳，或者柏林，别去苏黎世。”

海蒂收集了一些信息，也没跟任何人说。收集信息罢了，她想，也不用花钱。维也纳的入学考试在九月，柏林是十月，现在才五月。海蒂在接下去的几个月里画得比之前更认真了，还去图书馆翻看艺术书籍，阅读自己喜爱的艺术家的传记。她不禁发现，成为艺术家，像女老师那样独立自信，是她一直梦寐以求的。当主管让她去办公室商议未来的安排时，她说，学徒期满后，她想报考艺术学院。主管满脸将信将疑的神情，“如果考不上呢？”他问，他说他可不能为她保留工作位置。海蒂还没有同父母谈过她的打算。办事处主管给她的父亲打了电话，他们是在体操俱乐部里认识的。父亲吃了一惊，可最让他受不了的，似乎却是海蒂没有自己把这件事告诉他。父女俩迅速而激烈地吵了一架，海蒂指责父亲粗俗，父亲说她疯了，之后，两人就再也不搭理对方了。

八月时，海蒂打电话给布兰德女士，告诉她自己想去维也纳报考。布兰德女士答应同她一起挑选投考作品，“那你明天晚上来我家吧，”她说，“带上你所有的画稿。”

第二天晚上，海蒂把画装进一只大纸箱，骑上自行车去布兰德女士家。美术老师住在城边一栋公寓楼里，海蒂还从没来过这片城区。公寓楼相当破旧，可老师的房间布置得很是精致，墙上挂满了照片和风景小油画，有些画的是城里那家搬运公司难看的库房、铁路公司的货运站和存货用的仓库。“我们去阳台吧。”布兰德女士说。“你想来一杯葡萄酒吗？”海蒂犹豫了一下，说，好的。

海蒂站在阳台栏杆前。她低头沿着屋后那片宽阔的玉米地朝三姊妹望去，远处传来高速公路忽起忽落的噪声。布兰德女士走到阳台，站在海蒂的身边，用胳膊搂住她的肩膀，把她拉到自己身边，说：“我好兴奋，感觉又像是自己去报考似的。”海蒂不由想起人们对布兰德女士的议论。但那肯定是无稽之谈，她的拥抱是友好的，没有任何别的意图，艺术家交往就是这般无拘无束，毫无顾虑，也不存偏见。

布兰德女士打开酒瓶，斟了两杯。“叫我蕾娜特吧。”她一边说，一边冲着海蒂举起酒杯，“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都画了些什么。”

她们花了好几个小时选画。天黑了，看不清了，她们就回到客厅继续挑选。她们把剩下的画摊铺在镶木地板上。蕾娜特光着脚，海蒂也把鞋脱了，她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突然觉得自己是赤身裸体的。她们在画稿之间来回走动，调整它们的顺序，除去这几张，添加那几张。屋子里很暖和。蕾娜特举起胳膊，若有所思地挠挠头，海蒂看见她无袖连衣裙上有染成深色的汗迹。她们从不同的方向慢慢靠拢，走到同一张画稿前，默默地并肩站着，然后一同弯下腰去，为了能够看得更仔细一些。这时，蕾娜特的身子失去了平衡，她笑着扶住了海蒂的肩膀，再次直起身子时，却没有把手抽回。海蒂闻到蕾娜特身上的香水没能盖住她身体的气味，它们融合成了一股夏日温暖的香气，让她联想到牛奶和青草的芳香。

终于只剩下最后二十张了，那是一些小肖像画、几张风景画，和她最近画的彩色铅笔画，上面尽是些形状怪异的犹如动物器官的东西。蕾娜特把那摞彩色铅笔画从纸箱里抽出来，问，这是什么。海蒂变得有些不知所措，她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膀。“这张看上去像女人的外阴，”蕾娜特说，“这张也是。”她笑了，看着海蒂的眼睛。海蒂垂下了眼帘，却不是因为羞涩。“你有男朋友吗？”蕾娜特问。

海蒂找到了自己的包厢。包厢里只亮了一盏微弱的指示灯，她听见有人呼吸的声音。她在下铺坐下，打开画夹，再次翻看画稿。“你好。”有个声音说道。海蒂赶紧关上画夹，抬起头。一个年轻的女子正低头望着她。“我们到哪儿了？”她问。“刚过边境。”海蒂说。“天呐。”那女子一边说，一边坐了起来，双腿裸露着悬空在床沿上，“我在卧铺里就是睡不着。”她爬下梯子，走进过道，不多久，又回来了，站在包厢门外，打开窗子，点燃了一支香烟。“你也想来一支吗？”她问。她说她坐夜班卧铺前总会事先喝一瓶啤酒，好让自己更容易睡着，可在苏黎世的酒吧时，她同一帮人喝多了，现在得不停地往厕所跑。“我叫苏萨，你叫什么？”海蒂说了自己的名字，对方笑了：“这是你的真名？”

卧铺乘务员走进过道，大声说，这里严禁吸烟。“混蛋。”苏萨悄声说道，把香烟甩出窗外，走进包厢。她说，她从基尔来，在欧洲搭便车旅行已经有两个多星期了，去了法国、巴塞罗那、意大利和苏黎世，现在想去奥地利和匈牙利，如果还有时间，再去捷克。“你有什么打算？”海蒂说她去维也纳美术学院投考。“你是艺术家？”苏萨问。海蒂摇摇头。“我只是去投考。”她说。“你的口音很可爱。”苏萨说，“那里面是你的画吗？能让我看看吗？”

海蒂有些犹豫，可对方把她当作艺术家，这多少让她有点自豪。她打开画夹。苏萨在她的身边坐下。“这是三姊妹，”海蒂说，“那山就叫这名儿。这是贡岑山，这是萨尔甘斯城堡，我母亲，这是一个同事。”苏萨说：“这是你。画得都很漂亮。”“对，是我。”海蒂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那是什么？”“我凭想象胡乱画的。”海蒂说。苏萨笑道：“它们看上去像屄屄。”海蒂停止翻动画稿，她觉得自己浑身上下的血一下子涌到了脑门。苏萨说：“让我看看，现在才带劲儿呢。”一边说，一边把剩下的画稿抽出画夹。“别。”海蒂说，可苏萨已经开始翻看了。“全是屄屄。”她很是失望。她说，她得想办法多睡一会儿，不能让自己明天看上去太难看了，说着便爬上梯子，躺下睡了。

海蒂把画稿收拾好，小心地放回画夹，又把画夹放到装有衣物的小背包旁，连衣服也不脱，就躺下了。她还在为自己羞愧。她画那些画的时候，压根就没去想会画成怎样，只是信手画来。那是她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在再现或复制，而是在创造新的事物，那是一种异常轻松而美妙的感觉，线条一根接着一根，好像是自己长出来似的，她当时想，都是些器官，某些生物体的器官。即使现在，她也看不出那些似乎每个人都能看到的东西，她可能过于幼稚。她想象那些画如何摆在考官们的面前，那些专家看到它们会怎么想。她仿佛看见自己赤身裸体地站在一群老男人组成的评委面前，其中一个指着她的私处说，这看起来真像一只屄啊，其他人猥亵地笑了。

火车放慢了速度，然后再次加速。车厢里有些热。海蒂拿出背包里的水，喝了一小口。她想起蕾娜特和她的生活，一个小镇上的美术教员，在闲暇之余画些画，每两年在天晓得哪个展厅，一个咖啡馆或一座办公楼的楼厅里展一下。海蒂曾经去过蕾娜特的画展开幕式，甚至连她都察觉到了那种活动有多么可笑。一个为当地小报撰稿的记者颠三倒四地说了几句跟蕾娜特的艺术有关的话，蕾娜特涨红着脸给红葡萄酒开瓶，为那几个同海蒂一样是局外人的客人斟酒，听他们说自己的作品有多棒。奇怪的是，海蒂之前从来没有怀疑过蕾娜特，她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老师的画是不是真的不错，也从来没有怀疑过蕾娜特的判断。她不禁想起在图书馆翻阅过的那些大师作品，她的彩色铅笔画又是什么呢？儿童画？

火车驶进站台，冷色的霓虹灯光透过车窗遮光帘的缝隙射进车厢。海蒂看了看表，两点二十分了。她不假思索地站起身，一把抓起背包和画夹，冲进走道。卧铺乘务员正站在敞开的车厢门口跟一个铁路员工说话。“我要下车。”海蒂说。“我们才刚到因斯布鲁克。”乘务员说。“我要下车。”海蒂重复了一遍。乘务员不甚友好地嘟囔了一句，然后慢慢地走进乘务员车厢，像是故意似的慢慢翻找装着旅客证件的信封，然后掏出海蒂的护照和车票，递给她。外面响起了哨声。海蒂刚跳下车，列车便开动了，那个铁路员工也不见了，站台上空无一人。

海蒂在那儿站了许久。她又累，又迷茫，不知何去何从。她在火车时刻表上找到一辆反方向的列车再有几分钟就会开往瑞士，但她还不能回家。她拿起行李离开车站，走在几乎空无一人的街上，这座城市沉重的建筑和狭窄的街道显得阴森可怖。灯光，和人的说笑声零星地从酒馆传出，偶尔夹杂着音乐声。可海蒂不想待在人群里，她无法忍受人们好奇的目光，无法忍受喧哗声和夜不归者酒醉后的欢乐。她走到因河河边，在一条长椅上坐下。她冷得发抖，从包里取出毛衣穿上。

海蒂是在那天晚上认识雷纳的。他正跟几个朋友走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她坐在河边长椅上。她后来问他为何上来跟她搭讪，他说，因为担心她会干傻事，一个女人深更半夜的一个人在河边，难免让人这么想。海蒂说，不会的，这种念头，她想都不想。雷纳的朋友们保持一定距离等了一会儿，催促了几声之后，便走了。

雷纳在海蒂的身边坐下。她告诉他自己的经历，却没有提苏萨和蕾娜特说的关于那些画稿的话。他看上去对她的画一点不感兴趣。他把她带回了家，他们毕竟不能在外面待上一个晚上。他非常友善，可之后，还是突然一把抱住了她，抚摸她。她没有怎么挣扎，她已经累得没有气力，脑子空空如也。或许，她就想这样让痛苦和耻辱来惩罚自己的怯懦，来让它们为自己的失败加冕。海蒂不由想起蕾娜特，想到她的不同之处，她更加从容自信，却细心而善解人意。

雷纳站在窗前。海蒂诧异地看着他毛茸茸的后背，不禁对他和他对自己做的那些事恶心起来。他转过身，看着她，也没想要用什么东西遮挡一下身子，问她多大了。她说，十九岁。“你没胡说吧？”他比她大十岁。

海蒂在雷纳家待了三天。他在一家体育用品商店当售货员，每天早上九点出门，商店关门后才回来。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屋里，思绪茫然。有一次，她取出画具，却在白纸前呆坐了一个小时，一笔也画不出来。她坐在暮色中等着雷纳回来，忐忑不安，却无法离开。她感觉自己是他的囚徒，可他给了她一把房门钥匙。有几次，她在房门口站了好几分钟，却无力打开房门。雷纳回家后就再也不想出去了。他买了面包、奶酪、熏肉和酒，吃喝完毕后，雷纳开始为她解衣，她也不反抗。他长得健壮，比她高出一头。他由着性子把她翻过来，倒过去，还让她做一些令她难堪的动作，可她却从没觉得这都跟她有什么关系。他好像离得非常遥远，只钟情于自己和自己的欲望。这让人宽慰，他在利用她。她毫无感觉，连快感都没有。也许，更是她在利用他。她这样旁观自己时，不禁奇怪了起来。

海蒂记不得刚到家后的那段时间了。她悄悄地溜进自己的房间，谁都不搭理。她听见父亲站在床边大声说：“你可以回办事处从头再来。”他走了，又回来，默默地站在那儿，低头望着她。母亲把吃的送进屋里，在床沿坐下，不知所措地说些什么，或者抚摸海蒂的头。有几次，她哭了，说：“你不能老躺在那儿，得吃点东西，你倒是说句话呀。”到了晚上，海蒂站在窗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她望着月光下的山峰，那变成了石头，既吸引她，又让她害怕的三姊妹。医生被难住了，做了各种检查，海蒂都默默承受。她坐在医疗台上，只穿着内衣，医生在病历卡上写了些什么，然后在调得过低的转椅上把身子转向她，说：“一切正常。”却做出一副好像什么都不正常的表情：“不过，你怀孕了。”

她请医生不要告诉父母，可很快便瞒不下去了。先是母亲注意到了，然后告诉了父亲。父母的反应倒是平静得出奇，他们问海蒂谁是孩子的父亲，他是不是已经知道。奇怪的是，海蒂还从没想过要通知雷纳，好像孩子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似的。海蒂在父母的敦促下，还是给雷纳打了电话。他周末的时候来了，海蒂去车站接他。他着实打扮了一番。她还发现他已经思考了一遍，把前因后果都解释通了。他们在火车站附近的餐厅喝了咖啡，雷纳小心翼翼地打探海蒂怎么看待这件事，她能不能想象跟自己一块儿生活。他们同海蒂父母共进午餐时，一切已成定局。

雷纳同海蒂的父母很合得来。他有一种能够立刻将自己置于他人之下的本事，这很讨海蒂父亲的喜欢。他替雷纳找到了一份工作，还帮小两口找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小公寓。海蒂能从公寓的阳台上看到三姊妹和铁路轨道，如果天气允许，她还能听到火车和扬声器报站的声音。星期天，雷纳和海蒂去她父母家吃饭，大家弄得好像孩子都已经出生，归他们所有似的。海蒂话不多，她预感到这一切都会过去，等着她的将是另一样她还不甚明了的生活。婚礼上，海蒂的父亲发表了一番演说，取笑自己的女儿带着艺术家的梦想出门，却怀了一个孩子回来。雷纳神情尴尬，海蒂却像捧着奖杯似的，微笑着把孩子举到空中。

海蒂在过去几年里常去因斯布鲁克，却从没去成维也纳。雷纳不喜欢那座城市，更不消说那里的居民了。还有，他说他不想让海蒂又萌发愚蠢的念头，跑去美院报考。

一列火车驶进站台，海蒂很快站起身，她不想让别人看见自己闲坐在那儿，好像无所事事似的。她去了超市，然后回家，按响了邻居的门铃。西里尔还不想回家，他想继续跟莉娅玩。女邻居说：“如果你们同意的话，他可以在这儿吃饭。”“今天不了。”海蒂说。“西里尔，”她一边尖声呼道，一边把头绕过邻居探进门里，“西里尔！”

做晚饭时，她又在废物回收箱边看到了那群半大不小的孩子。她认识其中的一个女孩，她在面包店当学徒。那个女孩上班时穿一条直筒筒的围裙，可在街上，只能看见她穿着超短裙和露出肚脐的无袖吊带衫，戴着让她已经足够丰满的乳房显得更大的丰胸胸罩。“她还是个孩子。”雷纳这样说过，语气让海蒂起了疑心。他常常这样评论别的女人，似乎除此之外，他对女人就没有别的评价了。海蒂在和他一起生活的这几年里失去了对他的尊重，她拒绝他的游戏，只要可能，就拒绝他的要求。他提议去接受治疗，还拿了一些情侣班广告小手册回家。“绝不，”海蒂说，“我绝不，也永远不会在别人面前谈这种事情。”因为恶心，她连碰都没有碰一下那些小册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在雷纳早上出门，西里尔送去幼儿园后，海蒂又开始画画了。她每天傍晚从厨房窗口观察面包房里的那个女售货员，看着她在男孩面前挺起胸脯，扭着屁股走来走去。海蒂想请她当模特儿，却不敢下去打招呼。于是，她开始凭记忆画她，想象她摆出各种姿势的样子，裸着身子，穿着衣服，背面，正面，蹲着，坐着，站着，扭过头去，一只手插在头发里。

海蒂脱光了衣服站在镜子前观察自己，根据自己的身体画那个女孩。那是一个属于跟父亲和母亲都长得很像，说不上哪里长得跟谁更像的孩子的身体。她把画藏在卧室衣柜的纸盒里，现在应该已经有几百来张了。

她有时问自己，如果她当初去了维也纳，交了画夹，又会怎样。也许，她根本不会获得考试资格，或者不会通过考试，或者通过考试，也完成了学业，现在成了某座小镇上的美术老师。西里尔不会来到这世上，这是肯定的。她已经无法想象生活中没有他，尽管有时她会希望他从未来到这个世上，自己是自由独立的，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她极想向蕾娜特倾诉一切，想让她看自己的新作。但自从回家以后，她一直回避那位老师。她想到那个晚上，想到蕾娜特的气味，她赤裸着的脚，她的手，她古铜色的皮肤和自己白色的皮肤。她感到自己在她面前抬不起头来，私底下，也有点把发生的一切归罪于她的意思。她也从来没有回谢过蕾娜特在西里尔出生后寄来的贺卡和毛绒玩具，她觉得那是老师在取笑她。

海蒂开始做晚饭。收音机里正在报道新闻，西里尔在客厅听童话磁带，他把音量调得很大，童话故事和新闻报道混成了一组奇怪的蒙太奇。窗外，卡门在同龄人面前炫耀着。海蒂把自己想象成那个走来走去，自信地不为别人，只为自己展示身体的女孩。海蒂现在已经知道自己对男孩不感兴趣，她只是在跟他们游戏而已。她跟卡门攀谈过，请她喝了咖啡，同她一起逛街，买了衣服和一些她只有雷纳不在家时才会穿的内衣。她让卡门为自己化妆，做发型，然后用卡门的手机拍照，拍小电影，玩化装舞会，玩游戏，想起什么就玩什么，她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了这个女孩，想象她会如何放肆地大笑着四处炫耀她们的小电影。海蒂期待着卡门能够抬头看她一眼，但她没有，她也在跟她游戏。

海蒂想象雷纳会如何在她不见后发现那些画。总有一天，在寻根问底时，他会去翻看她的东西，他会打开那只纸盒，看到那些画和照片。她还是个孩子，他会这么说，然后摇摇头，什么都不明白。

受伤

露西娅的母亲四十岁时疯了，我觉得这才是最让露西娅害怕的。我问，她是为什么疯的，露西娅耸耸肩，说：“是生活。她嫁给了一个爱自己比自己爱他更深的男人，然后生下我，把我养大，有一天，就再也受不了了，割了自己的手腕。我发现她时，她已经失去知觉。我那时十三岁。”

露西娅比我小两岁。我第一次遇见她，是在一个夏天，来山里祖父母家。我那年春天高中毕业，准备秋天读大学。我原本计划同祖父一起远足，可祖父病了，恢复得很慢，我便有了很多空闲时间。下雨了，我就看书，为上大学做点准备。出太阳了，我便会整天在外面溜达，在冰冷的湖里游泳，每次很晚才回家。

我是在湖边遇见露西娅的。我们很快心生好感，在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我们去山里徒步远足，在草地上一躺就是几个小时，遇到天气不好，我们就穿上雨衣继续往外跑。阿尔卑斯山的草地柔软得走在上头就像走在弹簧床上，天气晴朗时，没有一处的天空比这里更蓝。

露西娅常常让我给她讲故事。我没有经历过什么大事，但总能想起一些故事。我记不清都跟她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那时，我们笑得很多。露西娅告诉我她的梦想，她想去哪儿旅行，想为自己买什么东西，一辆车，衣服，一栋房子，她都想好了。她想在酒店酒吧工作，在很短的时间里挣很多钱，然后结婚，生两个孩子，在村口靠湖的地方买一栋房子，“然后，”她说，“我就待在家里，望着窗外，等孩子放学回家。”

有一次，露西娅病了，她一个人在家，母亲又住院了，父亲在楼下的商店里。他出售收音机和电视，是一个友善而内向的人。“没什么大病。”他说，便让我自己上楼去了。

露西娅穿着睡衣站在门口，我跟着她走进她的房间。这是我第一次来她家，有些不安，像是在做什么不该做的事。那天下午，露西娅告诉了我她母亲的病。“她只在夏天发病。这时，她就会整天待在屋里，一句话也不说，什么事儿也不干。父亲会每个小时上来看她一次，他担心她再干傻事。”露西娅说。“你能帮我泡杯茶吗？”

她其实没病成那样，可我还是去给她倒茶，我们像是在玩老公老婆的游戏。露西娅告诉了我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可我打开柜子时，还是觉得有人在窥视我。这时，露西娅走进厨房，望着我，我也看着她。她笑了。她咳嗽的声音听上去像是假的。

露西娅让我看她的照片。我们并排躺在床上，她在被子底下，我在被子上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她让我吻她，我吻了她。一个星期后，我们上床了，那次都是我们俩的第一次。

我们决定去远足，走过两个山口，在下一个山谷的青年旅店过夜。我们花了一整天，翻越了几座高坡，走过几片不很诱人的风景，傍晚时分才到达目的地。那是一个坐落在荒芜山谷深处的小村庄，青年旅店设在村边一栋砖砌的小楼里，门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取钥匙的地点。

房子里空荡荡的，又冷。底层有一间厨房和一个小餐厅，桌子上放了一本老旧的留言簿，最后一条留言是几天前两个澳大利亚人写的，什么到了世界尽头之类的。睡觉的地方在阁楼，里面光线很暗，只有两扇小小的窗户和一只从天花板垂吊下来的昏暗的灯泡。我把背包扔到一张沿着墙放在地上的窄窄的床垫上，露西娅选了我旁边的位置。床垫的一头各放了一摞棕色的毛毯。我们下楼，在厨房里煮了咖啡，吃了自己带来的面包、奶酪、水果和巧克力。

太阳早早地下山了，天一下子冷了许多，可天空还是蓝的。镇上的小杂货店一应俱全，我们买了一瓶一升装的红葡萄酒，然后沿着山谷朝上散步。我们能听见土拨鼠的呼叫声，却看不见它们。过了一会儿，露西娅说她冷，我想把外套给她，可她不要。于是，我们转身回去了。

青年旅店在一条山涧旁，即使关着窗，也能清楚地听到流水潺潺的声音。屋里不比外面暖和多少。我打开酒瓶。我们穿着衣服躺进睡袋，就着酒瓶喝酒，聊天。“给我讲一个故事吧。”露西娅说。于是，我向她讲述我的人生计划、我看过的电影和读过的书。

露西娅钻出睡袋上洗手间，回来时，在我的床垫旁蹲坐了一会儿，然后把衣服脱得只剩下内衣，躺到了我的身边。

秋天到了，露西娅在一家酒店的酒吧里找到了工作，我也回家，去上大学。我高中时成绩一直不错，可还是很难习惯大学的生活，融入不进去，所以，晚上大都待在父母替我找的那间小阁楼里。

我给露西娅写信，却很少收到回信。她有时会写来明信片，除了过得不错，村里没什么事，天气好，天气不好之外，没其他内容。有时，她会在卡片的空白处画满东西，一朵花，一间茅舍，一颗滴血的心。这些画让我想起文身图案。

第二年夏天，祖父去世了，我陪父亲回村里参加葬礼。我想见露西娅，可她不在家，我留了言，她也不回电。下山回家时，我们把祖母接走了。

我之后给露西娅打过几次电话，大多是她父亲接的，说她出去了。有一次，是她本人接的电话。我问能不能去看她，她不置可否，当我一再追问时，她说我是自由人，她不能禁止我来村里。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给她写信，但也没有忘了她，我曾经在那一年的夏天答应过她，我会回来。大学毕业以后，我在村里的小学申请到了工作，校长毫不掩饰地宣称，我是因为祖父母的关系才得到这份工作的。

露西娅四年前说过：“你不会回来的。”现在她说：“我根本没想到你还会回来。”我是那个星期早些时候坐火车到的，父亲答应周末开车把我的东西运到山里，我的一些书、一台小电视机和立体音响，可星期五时，下雪了，过山的隘口暂时关闭，父亲打来电话，问能不能推迟一个星期。我被围困在祖父母的小楼里，睡在祖父，可能也是曾祖父去世时躺的床上。我仰面躺在厚重的鸭绒被下，让两条胳膊像死人那样搁在胸前，想象自己再也无法动弹，只能这样等死。

我对露西娅说：“等东西运到后，我请你来家里吃饭。”我去了她工作的酒吧，她告诉我她还跟父母一起住，工作特别忙。她说，夏天的时候，她把车开报废了，想攒钱在春天时买一辆新的。我说，祖父母的车库里还有一辆老沃尔沃车，如果她愿意，可以先用起来。“就那辆老爷车？”她挖苦地笑了。

学校的工作不轻松。我在大学里上过几堂有关教学法的课，可这里的孩子野性十足，又调皮，让我的工作很难做。同事也不怎么帮忙，他们大多是本地人，课间休息时更愿意谈论即将进行的狩猎活动和村里的琐事，或者其他无关痛痒的事情。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一个顽劣成性的女孩的父亲，那是一个酒店的老板，他在电话上对我的态度就像对待一个黄毛小子似的。没过几天，校长下课后来到我的教室，说，如果有什么事情搞不定，最好先跟他联系，而不要把自己的无能推卸到家长的身上。我说：“阿斯特丽德看电视看到深夜，所以在上课的时候睡觉。”

校长看了一眼贴在窗玻璃上的剪纸，那是我和学生们一起做的。“雪花，”他说，“好像山里的雪花还不够多似的。”他慢慢地一言不发地把剪纸一张一张地从窗玻璃上撕下，撕完后，把它们放到我的讲台上，说：“您应该注意自己上课的进度，而不是去剪窗花。”

他走了。我听见外面孩子的喊叫声，我走到窗前。他们在打架，然后，好像突然接到命令似的一起跑出操场，沿着大街一哄而散。这不由让我想起曾经在村外垃圾场见到过的一群群羽毛凌乱的鸟儿。

白天变短了，而且越来越短，今年有很长时间没有下雪，雨水却很多。天冷了，乌云低得常常连山顶也看不见。露西娅说：“今年天气比往年糟糕，如果下雪的话，天倒会亮许多。”她说，她有时害怕会像母亲那样疯了。如果下午没课，我们就去村外的山上散步。那是今年秋天不多的几个晴朗日子里的一天，可太阳却很快下了山，只剩下高高的山峰还映照在阳光里。

露西娅说：“如果雪能够落下来，那大家至少还能去滑滑雪。”我请她吃饭，她说没时间。“那周六。”我说。好吧，她说。她说，空气里有雪花的味道，老人们说今年冬天会很冷，“可他们每年都这么说。”我想吻她的嘴，她却把头扭开，把脸颊送了上来。“给我讲个故事吧，”她说，“就凭你离开了那么久，也应该知道不少故事。”“我没离开，”我说，“我回家了。”

第二天，我们又去散步，走的是同样的路线，在昨天坐过的长凳上坐下。从那儿可以看到整个村子和湖边酒店难看的盒子似的房子。天空阴沉沉的，我们坐下没多久，便下起了雪，小片的雪花被风吹打到我们脸上，积聚在我们衣服的褶皱里，一旦落地，就即刻融化了。露西娅站起身，我让她等一下，可她摇摇头，独自沿着陡峭的山坡往下走，像孩子似的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我望着她，直到她走进山脚的村子。我又坐了一会儿，便沿着公路回到村里，刚好准时到达教学楼。校长站在大楼门口，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从身边走过，走进教室。

露西娅星期六来我家。我上午买了菜，整个下午都在准备饭菜。露西娅安静地吃着，我问她好吃吗，她说，好吃，然后继续咀嚼。吃完后，我们坐在沙发上喝咖啡。她站起身，走到了电视机前，把它打开。我问，非得看电视吗？她说：“不一定，你也可以跟我讲些什么。”她让电视机开着，把音量调低了一些。“我一直在等你。”我说。“我可没迟到。”“我的意思是，从那时起，自从我们……上床后。”露西娅皱起了眉头：“你的意思是，你之后就再没碰过别的女人？”我说：“没有。”突然觉得自己相当可笑。露西娅粗鲁地笑了，说我疯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我说，我经常想她。露西娅站起身，说她得走了。我关上电视机，放了一张CD，问她是不是跟很多男人上过床。她说，这不关我的事，然后迟疑了一下，说，那当然，这里什么热闹事都没有。她说，她准备了避孕套，可现在不想干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避孕套朝我扔来，“送给你。”然后穿上鞋子和外套，走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去看电影。入冬后，社区中心每个星期会放映一部电影，我们结伴去看。但露西娅再也不来我家了，她让我送她回家，有时，我们会站在门外聊上一会儿，如果觉得冷，她便会握握我的手，进屋不见了。

十二月初，雪终于落到了村里。这次，雪没有化去，而是一连下了一个星期，才停了。现在，空气很冷，天空晴朗无比，到了晚上，无数的星星显得比在平原上离地面近了许多。有一次，那是在圣诞节前，我们去社区中心看了一场美国喜剧片，露西娅告诉我可以跟她一起进屋，然后，在过道里吻了我。

“你有没有继续练习？”她笑着问，见我摇头，便说：“那你还知道怎么做吗？”

她让我待在过道里，自己走进客厅，我听见她和人说话的声音，然后就又走了出来。她打开自己房间的门，我刚好还能看见她的父亲把头探出客厅观望我们。

露西娅骑在我身上时，鼻子开始流血了。她仰起身子，用一只手捂住鼻子，可还是有几滴血滴到了我的脸上，她笑了。血是冷的，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后来，我听见她父亲在过道走动，我想留下过夜，露西娅却把我打发走了，她说不想让人看见我。我到家时，已经很晚了。

第二天下午，我没有事先打电话就去了她家。她的父亲像平时一样友好，说，上去吧。整个下午，我都在批改语文作业，现在又累，又困。露西娅说她这就得出门，六点上班，如果我愿意，可以陪她一起去，她会请我喝一杯。

酒吧里坐着几个村里的男人，露西娅想开班前同他们待一会儿。我不是很乐意，可她却已经把两把椅子挪到了桌边。她知道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小名。她坐在一个我之前从没见过的名叫埃利奥的男人身边，埃利奥夏天是登山向导，冬天是滑雪教练。他正在滔滔不绝地向众人讲述他组织过的攀岩游、将在一月举行的滑雪比赛和那些想跟他上床的女客户。“有一个，她每年都来，”他说，“一个住在慕尼黑的德国女人。她每次预订私人辅导，至于滑雪嘛，我们很少去。”那个女人的丈夫是某家银行的大人物，至多偶尔来山里过个周末，孩子都被她送去滑雪学校了。然后，他开始跟我们算那些私人辅导课能让他挣到多少钱，他说他干这个只是为了钱。

我想走，可露西娅不让我走。她挽住埃利奥的胳膊，让他继续说。他于是开始讲述当登山导游的故事，和自己如何攀登险峰又如何救人于难的英雄事迹。露西娅不再理我了，她喜形于色地看着埃利奥。在一个故事讲到一半时，我起身走了。回到家后，我无所事事，打开电视机，电视里正在播放访谈节目，一个男人在叙述自己同时跟两个女人一起生活的经验，观众席里一片唏嘘声。那两个女子也在演播现场，一再表白两人相处非常融洽。我反感地关上电视机。

我开始吸尘，楼上楼下地打扫整栋房子，然后洗碗，退空瓶。之后，我感觉略微好了一些。在回学校的路上，我又去酒吧看了一眼。露西娅已经开班了，酒吧里挤满了大声交谈的游客，埃利奥坐在吧台的尽头。露西娅看见了我。她走到埃利奥跟前，拿过他的香烟，吸了一口，然后从吧台探过身去吻他的嘴。她恶意地笑着，看着我。

第二天，我在街上遇见了露西娅。我给她买了一件圣诞礼物。她从我手中接过礼物，看也不看一眼，耸耸肩，走了。

圣诞和新年的那几天，学校放假，父母亲带着祖母来了山里，他们住在我这儿。父亲和母亲每天出去滑雪，祖母则坐在客厅里打毛衣，或者打盹儿。她因为我把墙上的一些画取了下来，又因为餐桌的石板桌面上多了一道划痕而喋喋不休。圣诞过后，他们终于走了，我不禁松了一口气。

假期还剩下几天。我每天早上尽可能赖在床上不起来，起床后也很少出门。到了下午，黄昏将近的时候，我打开电视机，看到的还是上次那套访谈节目，只是话题变了。看了一会儿之后，我关上电视机，把它挪到车库。我站在那儿盯着那台机器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搬到门外，摆在路边，在屏幕上贴了一张纸条：送人。我在窗前看着，等着。有时会有人停下，看看纸条，再看看房子，却没人拿走那台电视机。

除夕夜，我给露西娅打了电话。我们只聊了几句，她说她没时间。等我过后再拨去时，就只有电话留言机了。我留了言。我告诉露西娅，我爱她，我很孤单，很想跟她度过这个晚上。我等着，等到九点，放弃了。我走出家门。

酒吧里挤满了人，甚至在大街上就已经能够听到音乐和人们交谈的声音。露西娅和一个女同事站在吧台的后面，埃利奥依旧坐在吧台的尽头。我在他的身边坐下，要了一杯啤酒。露西娅对我不理不睬，有时，她会走过来，把身子探过柜台，大声地在埃利奥的耳边说些什么，吻他，或者向他要一支香烟。她急促地吸着，一边吸，一边用眼睛在屋子里扫来扫去。烟缭绕在她的手指之间，像是在抚摸它们。第一杯啤酒还没下肚，我就觉得自己快醉了。

我看着露西娅工作。她一边同客人说笑，一边轻快地来回走动。她穿着露腹的T恤，我发现她在肚脐上穿了一个环。她比我记忆中的要瘦了一些，这让她显得更加诱人，我浑身疼痛难忍。我想抚摸她，亲吻她，可同时，我瞧见自己坐在角落里，一个为情所困的可怜虫。

有一次，露西娅想休息一下，她从吧台后面走出来，走到我和埃利奥的中间。埃利奥站起身，用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肩，微微弯下膝盖，臀部扭起圈来，然后，他放开露西娅，磕磕绊绊地上厕所去了，还差一点摔倒。露西娅笑了，听上去却像在尖叫。她缓缓地移向音乐，双手一边轻轻抚过臀部，一边冲着我微笑。她说了些什么，我摇摇头，表示听不清。她走近我，把嘴唇紧贴着我的耳朵大声地说：“气氛很不错，是吧？”随即又消失在吧台的后面。我站起身，离开了酒吧。

我回到家，电视机还在路边，被雪盖住了。屋里很冷，我出门时忘了给火炉添木头。我去车库取木柴，经过厨房时，目光落在了桌上的一叠作文本上。《我圣诞节最大的心愿》，我翻看起来。滑雪板、游戏机、电动雪橇，这就是我的学生的愿望。可是，我又期待他们写些什么呢？世界和平？公平正义？爱？

我听到外面敲响了午夜的钟声，随后是汽车喇叭和烟花爆竹的声音。我把作文本塞进灶子，点着，然后透过火炉的小窗口看着它们在火中卷曲，先是缓慢地，然后更加迅速地燃烧起来。我在火焰灭了之前，从地上拿起一本教育学的书，撕下几页，送进火炉，一直撕到书只剩下了封面，然后去取第二本。因为看火的时间太久，我的眼前直冒金星，脸也因为热气的辐射而变得滚烫。

我一本一本地烧书，一摞一摞地撕下书页，扔进火里。我很吃惊撕书居然要费那么大的气力，连手都撕疼了。之后，也不知几点，我上床睡了。

第二天，我继续烧书。我现在变得更加有条不紊，先把书全部堆在火炉旁，然后一本接一本地烧。我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然后，我从抽屉里拿出笔记本、日记，还有那些被我留下，却从未读过的报纸文章。我把它们都烧了。屋子里满是从火炉炉口冒出来的烟雾。

晚上，我去了酒吧。人比前一天少了，埃利奥依旧坐在角落里。当我坐到他的身边时，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露西娅走来，记下我点的东西，问我新的一年有什么新的志向，我说，我烧掉了所有的书。“你疯了。”她说。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于是开始更像是讲给自己，而不是讲给她听那样地讲述我是如何第一次来到村里，如何认识了露西娅，讲述我们是怎样远足去隔壁的山谷和我们的初夜。

埃利奥慢慢地喝着啤酒，眼睛瞅着吧台，貌似不在听的样子。露西娅听着，她逐渐地被一种奇怪的不安的情绪控制住了，不敢直视我的眼睛。等我说完后，她把身子探过吧台，在埃利奥耳边悄声说了些什么，然后长时间地亲吻他的嘴，一边吻，一边带着一种愤怒而胆怯的神情看着我。至少现在，我觉得她不再无动于衷了。我站起身，走了。回到家后，我给她写了一封长信，写完后，把信扔进火炉烧了。

第二天，我一整天没出门，把能够找到的能够烧掉的东西都烧了。纸箱、祖父母的相册、堆在杂物间的老式的木制滑雪板和破旧的小板凳，如果东西太大，我就用锯子把它们锯小，用斧头把它们砍碎。那些老旧的工具很久没人用，锯条上长满了锈斑，斧头是钝的。

第三天，我开始烧家具。祖父母辈的东西都很结实，我没有料到得花那么大的力气才能把它们毁掉，我想，杀一个人都可能比这更容易，只要在要害部位按那么一小下，迅速地扭一下颈部，或者把刀插入肋骨，这些都是我在电影里看到的招数。我想过要把埃利奥杀了，不是露西娅——可这又能改变什么呢？假期过后，商店恢复营业，我去买了一把新斧头。

毁坏是有气味的。我在碎纸、马粪纸和破布上洒上汽油，好让它们燃烧起来。先是木头在爆裂时散发出来的气味，像树木刚被砍下时那样，好似这种味道一直就储藏在木头里面。然后是燃烧的气味：被我大捆大捆送进火炉慢慢燃尽的纸的酸味，汽油燃烧时呛人的气味，木头表面的油漆在木头着火前先起泡，然后变黑时发出的刺鼻的气味。

我把不能烧的东西统统装进垃圾袋，扔进沃尔沃车。行李箱放满了，就放在后座，最后放在副驾驶座上。

学校开学了，我平静了许多。上课时，我想着晚上将要继续进行的破坏活动，这个念头能够让我平静下来。我在过道里遇见校长，他友好地向我点头，祝我新年一切顺利。

周末的时候，我把车开出村子，开上一条小路。路口竖着一块禁止通行的牌子，下面补充道：农耕及护林车辆例外。雪地里几乎没有一丝痕迹，我左颠右颠地把车开上山，开了几公里，路突然断了。我下了车，沿着原路往回走，到家时，浑身上下都冻僵了。

村里的警察一个星期后打来电话，说找到我的车了。他起了疑心，提了不少问题，我编了个故事，可他看上去不太相信。

星期天，我去了教堂，那是我进山后头一次上教堂。我坐在最后一排。牧师请信众上前接受祝福时，我没有起身。我看见露西娅和十几个人跪在圣坛前，牧师把手逐个放在他们头上，为他们祝福。礼拜结束后，我试图同露西娅搭话，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没看见埃利奥陪着她。我说：“我爱你。”她说：“你疯了，别做梦了。”她继续往前走。我跟着她，又说了一遍我爱她，可她再也不搭理我了，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跟着她走到她家，跟在她身后上了通向后门的楼梯，她开门进去，在我的眼皮底下把门关上了。

一月底，我把床也拆了，在车库里把它先是锯，然后砍成小块，扔进炉子里烧了。那是楼里最后一件家具，现在只剩下床垫了。

之后的一天，我又去了一次村子高处曾经同露西娅一起去过的那个地方。我扫去长凳上的积雪，坐下。太阳已经下山了。不久，我便看见露西娅沿着公路往上走，她走得很急，眼睛看着地。有一次，她抬头朝长凳的方向望来，我挥了挥手，却无法确认她是否看见了我。她又朝前走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村了。

第二天，我正要让学生听写一篇文章，这时，露西娅从窗外经过。我告诉学生我马上回来，就冲出教室。当我到了街上时，露西娅已经不见了。我犹豫了片刻，然后回家收拾了几件东西，叫了一辆出租车。我认识开出租车的司机，他的一个孩子在我班上。我请他送我去车站，他没多问什么，好像也不怎么吃惊。

下一班列车半个小时以后才来，我突然担心会有人不让我走。出租车司机把车停好，下了车，一边抽烟，一边打电话，他笑得很大声，我在站台上都能听到。他不时地抬头看看我，尽管隔了一段距离，我还是觉得能在他的脸上看到获胜的表情。

列车准备就绪。几个滑雪的人跟我一起上了车，坐了一站便下车了，剩下我独自一人在车厢里。我打开车窗，探出身，冷空气吹了进来。天空布满了阴云，擦肩而过的山峰显得咄咄逼人。当列车拐过一个长长的弯进入隧道后，我方才平静下来。

诊断书

布鲁诺背上的药膏绷得紧紧的，不舒服。伤口不疼了，可一想到它，布鲁诺的身体便又虚弱起来，汗也比平常流得多了。天热了好几个星期，已是八月下旬，可有人说，这酷热还将持续到九月。

布鲁诺在酒店前台工作已有三十年。上个星期，他上早班，三点就能回家，奥丽维亚想让他陪着逛街。逛商店时，她提了一些他不知如何应答的问题。

晚饭前，布鲁诺洗了澡，他刚从浴室出来，奥丽维亚就已经在那儿说要给他换药膏。想到她特地从厨房跑到浴室门外等着他，他不禁有些不耐烦起来。“膏药肯定湿了。”她一边说，一边跟着他走进卧室。“没有，”他说，“没事儿。”

奥丽维亚解开他的衬衫钮扣，他太虚弱了，无力反抗，便跌坐在床上。她坐到他的身边，把衬衫拉到肩膀以上，让他转过身去。

“我撕啦。”话音未落，她就已经撕下了药膏。“不疼。”布鲁诺说。她说：“看上去不错。”“只缝了两针。”他说。她说他的伤口一直愈合得很快，他说伤口有绷紧的感觉。奥丽维亚似乎在很用心地贴膏药，然后说：“好了。”又用手捋过他的头发：“现在是奖赏你吃饭的时候了。”

七点了。他们总是七点用餐。“明天会凉快一些。”奥丽维亚一边说，一边盛满布鲁诺的盘子。他不饿，却早已放弃了想要告诉她的努力。

晚饭后，他走进花园待了很久，比平时时间还长。他进屋时，天已经黑了，起云了，奥丽维亚在客厅看晚间新闻。布鲁诺走进卧室，脱了衣服躺下。“雨下下来了吗？”奥丽维亚上床时问。布鲁诺没有做声。

他很高兴明天开始上夜班，下午三点到酒店，早晨想睡多久都可以。奥丽维亚午饭时叫醒了他，他一喝完饭后咖啡，便出了家门。他们住得离酒店不远。布鲁诺喜欢下班后骑自行车回家，夜晚市中心的街头咖啡馆到处是大声喧哗的年轻人，他到家时，奥丽维亚通常已经睡了，他只需要去卧室很快地同她道声晚安，匆匆地吻一下她，她会说，别太晚睡了。

冷空气的前锋晚上到达了城里，气温下降了十多度。雨下过之后，天阴沉着，秋意很快就要浓起来了。奥丽维亚午饭时问他什么时候能拿到诊断书，自从布鲁诺一个星期前去医生那儿切除胎痣后，她每天都要问一次。“明天。”他说。“肯定不会有事的。”奥丽维亚说。布鲁诺说：“当然不会，例行检查而已。”“确诊一下也好，”奥丽维亚说，“否则大家都提心吊胆的。”“是啊，瞎担心，我这不就让他们检查了嘛。”布鲁诺答道。“就是。”奥丽维亚说，“是他们打电话通知你，还是你打电话询问他们？”

布鲁诺把酒店的电话给了女助理医师，她答应星期三下午给他电话，那位主治医师甚至都不觉得有必要安慰他一下。恶性黑色素瘤的可能性确实很小，布鲁诺并不怎么担心，恰恰相反，也许是因为天气终于凉了下来，他那天心情大好，在跟同事换班时寻了个开心，还亲自摆弄了大厅里的鲜花，基督教商会晚上在那儿有一个联欢活动。然后，他走到露台，惬意地欣赏四周的景色。从露台望出去，能看到一小片湖水和远处的山林，同之前炎热的那几个星期相比，它们现在看上去更近了。塞尔吉奥打来电话，说自己病了，甚至这时，他也一点儿不气恼。这种情况下，通常会有一个大学生来顶班，可他也不在家，他的母亲说他很快就会回来。于是，布鲁诺打电话回家，说他今天要晚一些才能下班，具体几点，他也还不知道。“偏偏是今天。”奥丽维亚说。布鲁诺没有吭声。

基督教商会的客人一个个地回家了。玛塞拉把最后一位客人送出大厅后来到前台，她想同布鲁诺聊上几句。“基督教徒给的小费总是很少，”她说，“但愿他们至少在祷告的时候会想着我们。”她问布鲁诺怎么还不回家。“塞尔吉奥病了。”他说。玛塞拉问：“那个大学生呢？塞尔吉奥得了什么病？”布鲁诺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们认识都三十年了。”他说，“我刚来这儿工作不久，他也来了。你那时还没出生呢。”

玛塞拉笑了，说自己都已经三十五岁了。

“你看上去更年轻。”布鲁诺说，“上班的时候，谁帮你照顾孩子？”

“他们自己照顾自己。小女儿今年十岁了，她姐姐十三，大儿子十五。”

布鲁诺说他有三个孩子，很久以前就都搬出去住了。

玛塞拉说得去收拾一下大厅，“回见。”她说。

两个中年模样的女人离开了酒店。那些在这儿下榻的漂亮女人常常让布鲁诺感到困惑。她们两人或三人结伴旅行，也不带丈夫，同住一间客房，整天待在外面，直到晚上才拎着半打名贵商店的购物袋回酒店。他在巡查酒店时，偶尔会在游泳池遇见她们半裸着躺在躺椅上，这时，布鲁诺便会停下脚步，带着疑惑的表情，保持一定距离观察她们。晚餐后，那两个女人再次离开酒店，也不见她们回来。塞尔吉奥告诉他，那些女人有时会带男人回来，想悄悄地在他的眼皮底下把他们带进去，好像他对她们跟谁过夜感兴趣似的。看到那些男人一个小时后嘴里叼着香烟，面无表情，轻手轻脚地走过门卫传达室，他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布鲁诺想到穿黑裙子的玛塞拉，想象她回到家，孩子们已经睡了，丈夫在客厅看电视，她走进浴室，脱下裙子和衬裙，洗完澡，穿着内衣走进卧室，套上睡袍。

布鲁诺想起孩子还住在家里的那段日子，那些年有规律的生活，他们共同享用的早餐和晚饭。有时，他非常希望大家吃饭时不要言辞过多，即便说话，也都是讲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这里的美在于重复，在于知道明天大家还会坐在一块儿，后天、下个星期、明年都会如此。那时候似乎有的是时间，自从孩子们搬出去住后，他才意识到那些年，他们彼此之间就跟陌生人似的。看灾难片时，布鲁诺如果看到地震、山洪或火山爆发将要威胁到一座城市时，让他揪心的不是灾难带来的毁灭，也不是死去的人们，而是在一片混乱中绝望地寻找失散的家人的男主人公，如果奥丽维亚在这个时候说一句“什么乱七八糟的”，他都能哭出来。

布鲁诺十点时打电话回家，说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下班。奥丽维亚听上去很担心，却什么也没说。他答应稍后再给她电话。

他想到明天就要拿到诊断书。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告诉她真相，医生必定是不会哄他的，百分之七十的患者在五年内会死去，之前是一场持久的马拉松。他曾经在一个葡萄牙服务生身上亲眼目睹过那种无穷无尽的检查和治疗，治疗效果不错和几乎认不出那人来的阶段，失眠的夜晚，难以忍受的疼痛，接连几天不断的呕吐，最后，还死得非常难看。

他站在酒店门前。客人不多，有些窗子亮着灯，一个年轻人在窗前吸完烟，扔掉烟头，进屋不见了。布鲁诺感到害怕，对于可能已经在体内扩散的疾病，他感到惊恐。他害怕一点一点地失去生命。他的愿望从来不多，只希望能够让一切保持原样。或许，命运就是因此而挑战了他。

玛塞拉从楼里走出来，跟他打了声招呼，然后去给自行车开锁。晚安，他说，玛塞拉挥了挥手，骑上自行车走了。

布鲁诺端详着挂在酒店前台旁的那幅古典油画。他每天要在画前经过好几次，却几乎忘了它的存在。那是一幅告别的场景，暴风雨即将到来，金色的阳光中，男主人公身着链甲，肩披斗篷，头发结成辫子，上唇垂下两片胡须，这让他有了一些东方人的感觉。他可能将久战不归，也可能将投入十字军东征，或许，他再也回不到海边的城堡，回不到那位长衫女子的身边了。布鲁诺刚来酒店工作那会儿，还时常站在画前欣赏：男子吻别妻子，满怀喜悦和期待走进暴风雨，他终将走出暴风雨。现在，他只看见痛苦和无法逃避的离别之苦。

十一点过后，大学生打来电话，布鲁诺告诉他不必来了。那学生没做错什么，可他还是有些生气。布鲁诺等了一会儿，看了看表，走到办公桌前，坐下，然后又站起身来，从柜子里取出一瓶意大利格拉帕酒。那是一位老主顾送给他的圣诞礼物，他还没打开过。客人说这牌子不错，可布鲁诺不怎么喜欢格拉帕酒。他给自己倒了一大杯，迅速喝完，打了一个颤，又把酒杯斟满。他拿起电话，又放下。他该跟奥丽维亚说什么呢？跟她说实话？可什么才是实话？他不想回家？他不想同她度过这最后一个晚上？不愿忍受她虚假的关心和无用的唠叨，受不了她再给自己换膏药，像对待孩子似的用手捋过他的头发？他不是孩子，他是一个老男人，或许还是一个将死之人。他今天晚上想一个人待着，没有谎言，也不需要安慰。

他给奥丽维亚打了电话，告诉她自己不回家了，大学生没空，前台得有人值班。

“我也没办法。”他说。奥丽维亚问他吃饭了没有，说他该去睡了。“晚安。”布鲁诺答道，然后挂了电话。

午夜将近，那两个女人回来了，没别人，就她们俩，可兴致却很高，她们大声说笑着上楼去了。布鲁诺在她们身后锁上大门，如果再有人回来，就得按铃了，布鲁诺可以去睡了。但他却穿过空无一人的走廊，从侧门走进花园。游泳池在黑暗中闪闪地发着黑光，布鲁诺打开水底的灯，池子里亮起了一片明亮的蓝色，他喜欢这种颜色，喜欢它的冷和纯，还有游泳池淡淡的漂白粉味。酒店真正的奢华对他而言，不在于打点过的大厅，也不在于美食套餐，或周末偶尔在这里演奏的沙龙音乐师，而是游泳池。游泳池不同于他常去游泳的湖，它不存在于任何风景和日常生活之中，它代表着一种他永远无法过上的生活。可他无所谓，只要有人能够过上这样的日子，他能够在旁边为他们服务，这就够了。尽管自己能够支付得起，他也从没想过要去一家豪华酒店度假。

布鲁诺站在游泳池边，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开始脱衣服。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沿着铺了瓷砖的台阶往池子里走，弯着身，像是想让自己落进水里似的。水有些凉，但不冷。他站在那儿，看着自己赤裸的身体在蓝色的光中泛出一种黄而苍白的颜色。他将整个身子潜入水中，游到池子的另一头，又游了回来，他来回地游，身子先是暖和起来，接着又变冷了。他走出池子，用手掌抹去身上的水珠，穿上衣服。他异常兴奋，几乎有些亢奋，他想笑，又想哭。

布鲁诺睡在二楼走廊的沙发上，沙发摆在一个凹入墙内的小龛室。他睡得很不踏实，做了几个狂躁的梦，醒后却都忘了，天已经亮了，可他觉得自己没合过眼，他头疼，格拉帕酒还让他有点头晕。他把半空的酒瓶放回柜子，去洗手间洗脸，漱口。冷水让他清醒了一些。他来到楼下餐厅，餐厅还没有开始服务，他得耐心地等待咖啡机启动就绪，这时，他才想起自己从昨天中午到现在还没吃什么东西。他在一只抽屉里找到了切片面包，冰箱里有一些小块黄油和奶酪。

六点半时，同事来上班。布鲁诺告诉她，塞尔吉奥病了，她说他倒是可以通知她的。他摇摇头，表示不必，然后打电话给奥丽维亚。铃响了好几下，她才拿起话筒，他听到背景有无线电广播的声音。他想到她今天独自一人吃了早饭，想到每次他上夜班，为了让他能睡个够，她总是一个人吃早饭。他想，她今后得经常习惯独自一人吃早饭了。他对她忽然心生怜悯，却又马上为此羞愧。

“你睡得好吗？”他问。

“不太好。”奥丽维亚说。她说，屋里有些凉。

“为什么不开暖气？”他说，“我这就回家。”

“你拿到诊断书了吗？”她问。

“今天下午。”布鲁诺说，“不会有事的，肯定不会。”

我们飞

六点那会儿，安格莉卡还不怎么担心。她把玩具车重又取出来，可多米尼克不想玩了，他安静地坐在她的腿上，头靠在她的胸前。上两次门铃响时，他立刻冲到门口，随即又垂头丧气地回来了，门外站的是别人的爸爸或妈妈。家长大都认识多米尼克，他们每天早晨送孩子来托儿所时，他通常已经到了，晚上接孩子时，他还在那儿。他们问他好，谢谢他开门，顺带问一句玩得开心吗，可当他们一看见自己的孩子，就立刻喜形于色，把多米尼克丢在了一边。

“我们要不要看图画书？”多米尼克摇摇头。安格莉卡站起身，想把他放到地上，他却紧紧地抱住她的腿。她说，她去给他家里打电话，“放手啊。”他还是抱着她的腿不放。她生气了，不是生孩子的气，而是生他父母的气。她有些惭愧把气撒在了孩子的身上，她累了，想回家，本诺七点半来见她，她想在这之前冲个澡，休息一下。她看了看表，已经六点二十分了。

她挣脱，不，是甩掉了多米尼克，他现在躺在角落里大喊大叫。她给他父母打电话，把在通讯录里能够找到的号码统统拨了一遍，家里的，办公室的，手机，都没人接。她在两人的手机上分别留了言，毫不掩饰自己的恼怒之情。这时，她才平静了一些，走到多米尼克身边，弯下腰，用手碰碰他的肩膀：“肯定马上就有人来接你了。”

多米尼克问来接他的会是妈妈还是爸爸，安格莉卡说她不知道，但他们中的一个肯定很快就会来的。多米尼克问，现在是不是很快。不是，安格莉卡说。那什么时候是很快？是现在吗？不是，很快就是很快。是现在吗？还不是现在，如果很快到了，她会告诉他的。她把他从地上抱起，抱到沙发上，他紧紧地搂着她，“现在是很快吗？”她没有回答。她开始干活，收起最后几件玩具，打开窗子，让新鲜空气进来。七点时，她打电话给本诺，告诉他得推迟约会，他们约了八点半。多米尼克呆呆地坐在红色的沙发上看着她。

通常，送男孩来托儿所的是母亲，父亲来接孩子。他总是在托儿所关门之前的最后一刻才赶到，有时还会迟到一些，可现在，他已经晚了一个多小时。安格莉卡的怒气平息了一些，她开始担心起来。她有一种被胁迫，但不知道被什么胁迫的不祥之感。她对自己说，再过五分钟，我就走。五分钟过后，她又对自己说，再等五分钟。她给所长家里打电话，也没人接。她犹豫着要不要致电警察局，打听有没有出什么车祸，可最终还是没打。她给多米尼克的父母写了纸条，告诉他们她把孩子带回家了，还附上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她关了窗，帮多米尼克穿上夹克，戴上绒线帽，穿上鞋，然后拉起他的小手。她把门锁了以后，才想起那张纸条，于是又回去取了，贴在门上。

她经常带孩子进城，去动物园，去湖边，或者去托儿所附近的儿童露天游乐场，可这次不一样，她觉得像是跟自己的孩子上街，心里有一种异样的自豪感，好像手里牵着个孩子也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似的。多米尼克沉默着，天知道他在想什么。上了有轨电车后，他坐到她的身边，望着窗外。车开过几站后，他开始提问题。他指着一个女人问：“那女的为什么戴着帽子？”“因为天冷。”“天为什么冷？”“因为冬天来了。”“为什么？”“看，那只小狗。”安格莉卡说。“那只狗为什么是小狗？”“没有为什么，”她说，“有些狗长得小，有些狗长得大。”“我们回家吗？”多米尼克问。“是的，”安格莉卡说，“我们回家，回我的家。”

终点站到了，他们得换车。汽车晚点，他们在黑暗处等着，下午下过雨，过往汽车的车灯反射在潮湿的路面上。安格莉卡幸好明天不用上班，她打算和本诺一起去宜家买鞋柜，她在产品目录里看中了一件。

多米尼克已经沉默了好一会儿。她低下头，看见他突然单脚站立，像芭蕾舞演员那样绕着自己的身子旋转起来，双臂伸展着，转啊转，直到踉跄不已。他眼睛瞧着地，全神贯注于这种毫无意义的舞蹈，脸上的表情严肃而专注。“小心，”安格莉卡说，“车来了。”“我在飞。”多米尼克说。

安格莉卡住在城边八十年代建成的一片五层公寓楼小区里。刚搬来这座城市时，她没能马上找到更好的去处，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她也就习惯了，飞机起飞和降落的噪声也不怎么干扰她了，况且附近还有一片小树林，夏天她常去那儿慢跑。这里住了不少有孩子的家庭，有一天，安格莉卡也会有自己的孩子。她从来没有同本诺谈过这件事，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想。他不会搬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住，这是肯定的，他每次来看她时都这么说。他们大多在他那儿见面，只有在安格莉卡上晚班时，他才会偶尔来她这儿过夜。

多米尼克不假思索地跟着她上了楼，这让她多少有些吃惊。上到三楼时，他甚至追上她，跑到了她的前面，当她在自己房门前止步时，他已经超前了半层楼。她叫他下来，可他突然不愿意一个人下楼了，她只得上去牵着他的手一起下楼。

他站在房间走廊里，耐心地让她为自己脱下潮湿的鞋子和外套。她问他饿不饿，他点点头。她走进厨房，查看冰箱里还有些什么，然后煮了面条和即食酱汁。她一边吃，一边翻阅在有轨电车里拿的免费报纸。多米尼克吃相贪婪，用两只手抓着面条往嘴里塞，她让他用叉子，他说不会。“在托儿所里你不是会的吗？”她说。他于是装出不会用叉子的样子吃饭，当她再次训斥他时，他便胡搅蛮缠起来。“别装傻了。”安格莉卡说。多米尼克猛地推开自己的碟子，玻璃杯被碰倒了，水洒了一桌子，还弄湿了报纸。“你就不能小心点吗？”安格莉卡生气地说，站起身去取抹布。

她忽然觉得自己的家又难看，又不舒适，难怪本诺不愿意来她这儿。她不禁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父母的家，那栋温馨的老房子，她曾经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奈何得了那栋房子，好像它一直在，而且永远会在那儿保护她，为她提供避难之所似的。几年前，当父母亲说要卖掉房子，搬到一套公寓房里去的时候，她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母亲说，父亲的腿脚不行了，他们一天天见老，花园的活太多，打理不过来，况且他们两个人也不需要住那么大的房子。安格莉卡没吱声。父母搬家时请了一家搬家公司。她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有能力也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拥有一个这样的家。她觉得自己缺少信心，缺少安全感和爱。

饭还没吃完，安格莉卡就听见钥匙转动的声音。“是我。”本诺在走廊里喊道。他走进客厅，停下脚步，说：“嘿，这是谁呀？”安格莉卡告诉他多米尼克为什么在这儿。“这小家伙睡我们床上？”本诺一边说，一边咧嘴笑了，“那我现在就可以回家了。”安格莉卡说，这一定是阴差阳错。“忘了接自己的孩子，这叫阴差阳错？”本诺说。他走到两人跟前，在餐桌边坐下。多米尼克睁大着眼睛望着他，本诺也张大眼睛模仿男孩惊讶的样子，说：“他们可能飞走了，你的爸爸妈妈可能飞走了。”还学小鸟拍动自己的胳膊。多米尼克一声不吭。本诺问：“还有吃的吗？”“我以为你已经吃过了。”“胡乱吃的。”本诺说。安格莉卡说可以给他煮点面条，“你还要吗？”她问多米尼克。他点点头。

十分钟后，她端着面条回到客厅，本诺和多米尼克已经一前一后地坐在被他们挪到地上的沙发靠垫上。多米尼克坐在本诺的身后，抱住他的腰，本诺弯着身子前后左右摇晃，嘴里还一边发出嗡嗡嗡的声音，多米尼克欢快地笑着，跟着本诺一起前仰后合。“我们飞。”本诺说。

安格莉卡把面条放到桌上，摆好盘子和餐具。“来，”她说，“饭要凉了。”她又不由地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那句她曾经听过无数遍，现在才似乎真正明白它的含义的话。本诺站起身，张开双臂，继续做出飞的样子，驶向桌子，多米尼克抓着他的皮带，被拖带着，高兴得又蹦又跳。本诺突然转过身，一把抓住男孩，把他举起，放到椅子上，“现在吃饭，”他说，“飞机没油了。”

安格莉卡看着他俩吃。现在是多米尼克在模仿本诺，他把头低到盘子跟前，用叉子大把大把地往嘴里扒拉面条，还不时地瞟一眼本诺，安格莉卡也在观察男友。可他对这一切似乎毫无察觉。他自己还是个孩子，她想。这或许就是他能跟孩子处得那么好的原因，他有几次来托儿所接她时，她就已经发现了。他让她觉得他的年龄甚至比多米尼克还要小。多米尼克像是能够察觉一切，他会思考，会提问，本诺从来不问什么，他来她这儿，让她给自己做饭，跟她睡觉，第二天早晨就走了。她不能想象他当父亲的样子。其实，来托儿所接孩子的那些男人大都不能算是真正的父亲，他们像同玩伴那样同孩子交谈，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如果问他们一些正经一点的事儿，他们就只会耸耸肩，什么都不知道了。

“能来瓶啤酒吗？”本诺问，又问多米尼克，“你也要来一点吗？”“不了，”多米尼克不紧不慢地说，“大人才能喝啤酒。”

晚饭后，多米尼克还想玩飞行，可本诺说，飞机的发动机坏了，然后，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机。安格莉卡开始收拾桌子。她给多米尼克拿了几件为侄子和侄女准备的玩具，然后坐到了本诺身边，他正在看侦探片。她突然觉得自己很孤单。

多米尼克在胡乱地摆弄着摩比玩具小人儿，一边玩，一边不时地瞅瞅沙发上的那对男女。本诺把两只脚搁在沙发茶几上，一只胳膊挽着安格莉卡的肩，解开了她衬衣最上面的纽扣。“别这样。”她说，可他没停下，而是把手继续伸向她的乳沟。她想站起来，却被他按住了。“我可不想让那个小矮人坏了我的兴致。”他一边说，一边把她的衬衣脱了。“如果他说出去，我就得丢饭碗了。”安格莉卡说。本诺吻她的嘴，继续说着她听不太清的话，什么这孩子肯定在父母那儿见过，什么反正到时他自己也得学会。安格莉卡想忘了多米尼克，却做不到，她看见他在楼梯间哭哭啼啼看着她的样子，好像父母亲不来接他是她的错似的。我不喜欢他，她想，其实他们我一个都不喜欢。她躺倒在沙发上，抱住了本诺。他笑了，手慢慢地伸向她的两腿之间。他正要解她的腰带，却被她推开，他让自己跌下沙发，跌倒在地，仰面躺在多米尼克旁边。

“你想飞吗？”他问男孩，男孩不解地看着他。他一把抓起他，让他坐到自己的肚子上，胳肢他。多米尼克扭动身子挣扎着，却没有笑，重又满脸严肃的表情，像刚才在公共汽车站舞蹈时那样。安格莉卡坐了起来，把胸罩扶正，穿上衬衣。她感到羞愧。

“你知道小孩是从哪儿来的吗？”本诺问。多米尼克说自己是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的。“那你是怎么进去的呢？”本诺问。“我那时很小很小，”多米尼克说，“这么小。”他把食指和拇指靠得很近，中间只留下一条细缝。

快九点时，多米尼克的母亲打来电话，安格莉卡吓了一跳，每次手机铃响时，她都这样。对方的声音听上去半是生气，半是尴尬，她道了歉，说丈夫出去开会，事先却没有告诉她。安格莉卡听见父亲在后面抗议。“反正，我们都以为对方会去接孩子。”他俩正在托儿所门口，马上赶来。安格莉卡详细地告诉她来这儿的路。“那，待会儿见。”多米尼克的母亲说。“多米尼克很好。”安格莉卡说。“啊，那当然，”母亲干笑了一声，“我毫不怀疑。二十分钟后，半个小时，我就能到您那儿了。”

“她是律师。”安格莉卡说。

“长得漂亮吗？”本诺问，“有钱吗？”

安格莉卡说多米尼克的父母肯定不缺钱，他父亲是专为情侣提供治疗的心理医师。

“那她长得怎样？”本诺问。

“一般。”安格莉卡说。

半小时后，门铃响了。多米尼克十分钟前就已经穿好了鞋子和外套坐在沙发上等着。“再见，小朋友。”本诺说，“欢迎再来。你还会来的吧？”多米尼克没有回答。安格莉卡牵起他的手。

多米尼克一瞧见玻璃大门后的母亲便挣脱了她的手，跑下台阶。两人面对面，中间只隔了一块玻璃。母亲蹲下身子向男孩做手势，他用双手和脸抵住冰冷的玻璃，玻璃被他的呼吸蒙上了一层雾气。安格莉卡打开门，母亲站起身，安格莉卡看到她手里拿着一个小包。多米尼克问：“这是给我的吗？”“这是给好心的安格莉卡的，”母亲说，“谢谢她让你来看她。”她把礼物递给安格莉卡，又说了一遍非常抱歉出了这样的差错。安格莉卡之前想好了一些要说的话，这时却只说了句，这种事情难免发生，然后感谢他们的礼物。“希望您用得上。”多米尼克的母亲说，然后冲着多米尼克：“好，我们现在快快回家睡觉。跟老师说再见。”安格莉卡看着两人走向一辆横停在停车场上的吉普车，她只能看清父亲的影子。母亲弯着腰，像在跟多米尼克说什么，安格莉卡挥了挥手，两人却没再回过头来。玻璃门在她身后自动关上时，她转过身去，车已经不见了。她看见玻璃门上有多米尼克留下的手印，于是取出纸巾，把它们擦拭干净。

录像城

“你跟我说话？你在跟我说话？你是在跟我说话 吗？

见鬼，那你又是在跟谁说 话？

你在跟我说话？喂，这儿除了我，没别人 了。”

——影片《出租车司机》中特拉维斯·比克尔说

一切都是在他母亲去世之后，在他们声称母亲去世之后开始。对于之前发生的事，他几乎没有记忆，只有一些不连贯的画面：那是在室外，白天，一座大花园，耀眼的色彩，果树，一栋带宽边屋檐的房子，画面的边缘变形了，像广角镜。特写：母亲的脸，她微笑着把他举起，两只手紧紧地抓住他，转圈。他的眼睛是摄像头。花园随着运动越来越快而模糊成一个绿色的漩涡。频闪。

一条长长的走廊，灰色的油毡地板，白色的墙，汽车雨灯的灯光从室外投射进来，光线暗淡。他坐在一条长椅上，身边是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他们等了很久。一个医生从一扇门中走出来，摇摇头，说了一些他听不懂的话。医生的脸是灰色的。女人站起身，牵着小男孩的手，沿着走廊走了。他们离开大厅，然后，沿着一段宽宽的石头台阶往下走，慢慢地走出画面。画面静止片刻。频闪。

蒙太奇：食堂、寝室、体操房。他站着。他穿着裤腿太短的裤子。他穿着体操服。他穿着之前别人穿过的衣服。总是有别的男生在场。声道上尽是噪音和由不完整的句子、喊叫声、口哨声、孩子的歌声混合而成的回声。永远无法一人独处时的孤独。光灭了，似乎在同一时刻又亮了。牙膏、燕麦粥和硬面包的气味。有人在敲打一架钢琴。餐具碰撞，液体流动，然后漫出来的声音。沙沙的刮划声。他闭上眼，又睁开。

二十年之后。收音机闹钟传出“你是我的，宝贝儿”的歌声。一只手猛地盖住闹钟，音乐停了。一个男人从床上爬起。他在床沿坐了一会儿，脸埋在手掌里。他站起身，走出房间，我们跟着他走进浴室，然后走进走廊。镜头离开他，对准窗口，然后跃出窗子。窗外是贫民区里的一条街道，沥青马路是潮湿的，根据行人的衣着来判断，天气并不冷。群众演员像突然接到命令似的动了起来。一个男人手拿一束鲜花像每天早晨那样从这儿经过。两个三十岁左右留着黑色长发外国人模样的女子，两人都穿着牛仔裤和白色T恤衫，其中一个的肩上挎了一只亮蓝色的小包，她们之间虽然隔了几米，可看上去仍像是一块儿的，她们像两个克隆，两个闹翻了的姐妹。一幢楼的门开了，先前那个男人走上街，头发蓬乱，昏昏欲睡的样子。他在拐角处买了一杯咖啡，然后朝着之前那两个女人的方向走去。

两级台阶从人行道往下通到一个低矮的空间，玻璃门上写着“录像城”，门后挂着一块红色的牌子：非营业时间。男人用钥匙打开门，进屋将牌子翻过来。屋里有一股陈年烟味，光线暗淡，即使在那男人打开灯后也是如此。墙上的架子里摆满了不计其数的录像带，屋子尽头的柜台上放着一台现金收款机和一台小电视机。柜台后面有一扇门，门通向一个狭窄的空间，里面有一个抽水马桶和一台旧冰箱，冰箱上放了一个污渍斑斑的咖啡机和一个东倒西歪像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小橱柜。男人打开电视机，启动收款机，给咖啡机添上咖啡，这才脱下外套。

上午一个客人也没有。中午时分，一个五十见外、个子矮小的妇人走进店里东张西望。她穿了一双蓝色的鞋子、一件斜格子的上衣，脸上现出疑惑的表情，做出走错门的样子，一言不发，就又走了出去。经常有人毫无理由地在这里出现，然后消失，他们有时只是站在窗外朝里望，有时随便找个借口进来，说想找一部他从没听说过的电影，或者想买摆在橱窗里的那个真人大小的纸人，还有的想换一些停车用的硬币。他被困住了手脚，找不到任何有关这些人的证据，他们非常狡猾。一次，他发现有人晚上进了店里，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都会认真地记住东西摆放的位置。他们一定察觉到了，晚上不再出现。他们行动极其谨慎。

他们不光是一些穿着黑色西装，胸前别着写有自己名字的小牌子的年轻男人，他们有时也是小孩或老年妇女。还有外国人。他们把一个难以辨认的地址递到你的眼皮底下，说要找某某某。他记住地址，然后把它们标到一张地图上，再把那些点连接起来。但是，他还没能搞清那意味着什么。他连自己的老主顾都不能信任了。他们也来他这儿试探，不经意地开始跟他聊天，问他看没看过这部或那部电影，还想知道他对这些电影的看法。他出言谨慎。他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不能排除这些人不是一伙的。

背景是用木头和石头搭成的，做工精巧，你根本无法看出它们与实景之间的区别，但能感觉到缺了点什么，远处的房子背着光，像是透明的，只要朝着地平线方向走，地平线就会退缩回去，它是二维的，像是画出来的。他有时会发现一些漏洞，一些无关紧要的漏洞，但它们不可能是无意发生的。他敲敲墙，墙听上去是空的——有些事物比在现实中显现的更加微小。他有打开马路井盖看看下面究竟藏了什么的冲动，但这样做太显眼了。傍晚回家时，他想头也不回地一直朝前走下去，但是，他确信他们是不会容许他这么做的，他会在街头迷路，走进一条死胡同，或者陷入一起人为的交通事故。

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晚上，他能听见有人在楼上走动。他搜查过摄像头和麦克风，可它们太小，藏得太好，他找不到它们。也有可能，他的体内已经植入了一枚计算机芯片，能够确定他所在位置，监控他的身体机能、他的脉搏、他的血压和新陈代谢。他有时会触摸自己的身体，却什么也感觉不到，芯片一定是藏在肌肉深处了。他不相信他们能够读出他的思想，还没有这样的技术，但正在开发之中。

洗澡时，他给镜子遮上一条毛巾，去超市时，他经常会把已经拿在手上的货物重新放回货架，然后再从最下一层取出另一件。他好几次注意到售货员在观察他。他几乎肯定他们在他的食物中做了手脚，放了一些让他意识不清的药物，所以，他健忘，视障，脉搏过快，出汗过多，会突然恐慌。天晓得那个医生开的药会不会才是他病状的症结所在。

他已经很久不上餐馆了，他连小卖部的咖啡都不能确定是否安全。有时，他会突然改变主意喝茶，然后一整天观察自己身体的反应。

为安全起见，他切断了那台小电视机的天线，用缆线传送数据是易如反掌的事。他现在只看录像，这成了他与外部世界的最后维系。他一遍一遍地观看同样的电影，用慢镜头播放，留心最微小的细节和最细微的差错，比如，古罗马故事片里出现了一块手表，麦克风支架伸入了画面。

他曾经尝试同制片人取得联系，也给朱迪·福斯特和马丁·斯科塞斯写过信。他当然从来没有收到过回信，以为自己的信能够送到他们手上，这也未免太过天真，可那时他没有其他的办法。后来，他学会了使用“死信箱”，把笔记、图纸和试验样品放在公共厕所里的镜子后面或某些路口的废纸桶里。他是从电影里得知这些信箱的具体位置和他的情报是否送达的。你能在这部影片和下部影片之间看出其中的变化，每一部新上映的电影都是对上一部提出的问题的回答。那些信息被加了密，但他已经知道如何破译。有时，当突然明白了其中含义时，他会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是的，他常常狂喜，有一种知道再也不会上当受骗后的冷静的幸福感，他再也不会被脑子里那些“你不能走，你必须待在这儿，你属于我”的声音蒙骗了。

多年不知所云后的茅塞顿开。他行走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一边走，一边笑。他的眼睛能够穿透物体，他能够用一只手推倒房屋，连根拔起像太阳伞似的插在地里的树。他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身体，仅仅通过凝神专注便能掌控体内功能。

他确信自己的工作是重要的，否则，他们早就把他带走了，这是他必须也愿意做出的牺牲，这种牺牲赋予了他的生活以某种意义和形式。

他把面包忘在家了。他思考了一下，是不是应该冒险去小卖部买汉堡包。他们不可能知道他恰恰会在今天去那儿，如果自己行动迅速，一定能让他们不知所措，来不及在食物里做手脚。风险是无法完全避免的。

在等汉堡包时，他看见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穿过马路朝他走来。她穿着一件浅色的皮大衣，背着一个暗棕色的包。他们总是带着包，估计是为了放置技术设备和电池，他们可能也带着武器。那个孩子不可疑，他应该什么也不知道，只是为了遮人耳目。他盯着那女人的双眼，她得明白他是不会被愚弄的。果真如此：她躲开他，好像突然有什么急事似的从他的身边走过，走出几米后，还转过身来满是恐惧地看了他一眼。他得意地笑了。

他等了好一会儿才把店里的灯打开，在亮处，他更容易被人发现。这是一天中最危险的时候。有时，他会离开店铺，站在街对面观察，客人来时，就赶忙跑回去。

六点到八点是一天中最忙的时候，之后，客人就少了。他以前一直营业到半夜，现在，他有时十点或十一点就关门了。自从两条街外那家大型录像租赁店开张后，来光顾他的客人就越来越少了。他们想整垮他，但他不会，也不能放弃。他清点了一下一天的进账，把钱塞进口袋。自从有人破门行窃后，他总是让收银机的抽屉开着。

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状况，变得更加冷静。现在，当他早上从那些密探身边经过时，他也开始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吓了一跳，没有料到他已经认出他们，便悄悄地溜走了。他会在他们的背后冲着他们喊：“早上好！如果咱们今儿见不着面了，也祝您中午好、晚上好和晚安。”他必须强忍着才能不让自己大笑起来。他下班回家时，他们又回来了。他疾步穿过马路，跑上通向他公寓的楼梯，一步两个台阶，有时一步三个台阶。他是如此欣喜若狂，恨不得去按响每一扇门的门铃，冲着邻居的脸大声吼叫他知道真相。他锁上房门，一动不动地站立了一会儿，然后把门打开，看了一眼楼梯间，再关上门。他一进客厅，便立刻打开收音机，好让他们无法窃听他的行踪。邻居对噪声抱怨很大，这也在预料之中。

吃完饭，洗了碗，梳洗完毕后，他才把收音机关上。他关了灯，然后步伐响亮地走进卧室。他们现在一定以为他上床睡了，注意力会逐渐分散。他静静地等了好几分钟，累得有时以为自己站着睡着了。他思绪游荡，失去了对时间的感觉。

当一切沉寂，他也变得全然平静后，他悄悄地溜进客厅，打开录像机和电视机。他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把录像带放到了关键部位。

他在花园里玩耍，母亲走了过来，抱起他，带着他一起旋转。花园在运动中变得模糊不清，音乐达到了高潮。他再也无法忍住眼泪，向母亲张开双臂，他的手触到了荧幕。她望着他，友善地微笑着。

男士与男童

山脚下河边的那座游泳池关了，大门上了锁。天下着雨，有些凉，到处不见救生员的影子，他或许已经回家或进村了。卢卡斯在翻越用铁丝网拉成的围墙时，想起那个几年前在夜里翻墙而入，掉进水池，第二天早晨才被人发现的醉鬼。

他向更衣室走去。更衣室设在一栋漆成白色的矮砖房里，入口处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男士与男童”。光只能透过墙和屋顶之间的空隙投射进来，即使在大热天，更衣室里也总是阴暗潮湿。卢卡斯开始逐个检查储物柜，看是不是有人忘了拿走硬币，却一无所获。搜索到一半时，他放弃了。他走到位于低处的河边。水是浅棕色的，很满，流得急，这让河面泛起一阵阵不安的涟漪，树枝漂过的速度看上去比水流得还快。卢卡斯能听到远处流水的轰鸣声，想必是上游水库在暴雨后开闸了。雨变得很小，最后停了。他回到更衣室换衣服。

他想起在那些不用上课的下午，因为天热，大家都涌进游泳池，在草坪上围成大大小小的群组。卢卡斯的同学在游泳池边嬉戏，互相推搡，或猛地扎进水中，直到救生员向他们发出警告。卢卡斯一边来回地游，一边数着游过的泳道。游出一公里后，他爬出水面，身体很凉，他摇摇摆摆的，像是忘记了怎么走路。他的同伴躺在大草坪上，身下垫着色彩鲜艳的泳巾，他们在讨论去哪儿过暑假。他走到他们身边，躺进草里。

卢卡斯和别人待在一起的时候老是觉得自己身体的毛孔被关闭了。他觉得自己渺小，他几乎能够痛苦地感觉到身体的存在，感觉到自己被这个身体围住，成了仅此一人。独自一人时，他能够忘记自己，感官的局限——他走过的潮湿的草坪，天空飘过的浮云，地平线上蓝色的条纹，河对岸树林的边缘——成了他唯一的约束。这时，卢卡斯能够成为任何一个人，或者谁都不是。

他躺在游泳池边粗糙的水泥地上。树叶被暴雨打落，漂浮在水面，一只黄蜂在树叶间挣扎。卢卡斯伸出手，想救出这只昆虫，却又怕被蜇了。他把手停在了那只小动物的上方，像要保护它似的。它慢慢地漂走了，离池子的边缘越来越远。

卢卡斯想起跟自己同班的弗兰齐丝卡。他们住在同一个方向，放学后一块儿回家。在铁轨分岔处分手时，他们经常会站在路口聊上很久。弗兰齐丝卡仿佛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但是，上次班里开联欢会时，她却不愿意跟他跳舞，找了一个奇怪的理由，去取饮料了。后来，她同莱奥跳了舞。

卢卡斯从游泳池边的玫瑰园里取出三颗石子，把上面的土洗净，然后，把它们一颗一颗地扔进池子。水面平静后，他看见了池底的石子。他慢慢地沿着梯子走进水池，水冷得让他屏住了呼吸。他在最下面的台阶上站了许久，水浸到了他的腹部。然后，他松了手。只要一开始运动，冰冷的感觉就会慢慢消退。他朝那些石子游去。第一次时，他只捞起两颗，等到探出水面后，才看见第三颗石子。他让石子从手中滑落。石子滑入水中时，水发出了一阵轻轻的吞咽声，石子颤抖着降落到水底。第二次，卢卡斯一口气把三颗石子都捞了上来——他不是游泳好手，却很会潜水。他深深地呼吸了几下，然后从池边跳跃而出，向下斜倾着身体潜入水中。他能够隐约看见白线和池底迅速地在身边闪过。现在，他正紧贴着池底向前游。游过第三道标线后，他感觉喉咙和胸部一阵沉闷，必须立刻浮出水面，他无法一口气游到对岸了。但他还是继续朝前游。沉闷的感觉逐渐退去，他觉得自己现在能够永远这样潜泳下去。在游最后几米时，他从肺里排出剩余的空气，紧贴着水池边缘，跃出水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游回去。这时，他希望弗兰齐丝卡能够在那儿看着他。她有一次跃出水面时，比基尼的上衣滑落了一点，在她还没来得及把泳衣拉上之前，有一秒钟之久，卢卡斯看见了她赤裸的小乳房，暗色的乳头因为水冷而变得僵硬。

爬出水池后，他冻坏了，于是朝着跳台方向跑去，然后又跑了回来。水面逐渐恢复了平静。卢卡斯沿着游泳池的长边潜泳五十米，然后喊叫着从泳池的另一端跃出水面。弗兰齐丝卡站在那儿，微笑地看着他。她蹲下身，伸出手，帮助他爬出泳池。他想拥抱她，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们望着对方，一同走向草坪。弗兰齐丝卡穿泳衣走路的样子跟平常很不一样，显得更加自信，她的臀部、肩膀和瘦削的双臂，整个身子都在动。她坐下，看上去却像是跌坐下去似的，她就这么坐在那儿，坐在草坪上，双腿交叉，上身倾斜，不停地说着话。

卢卡斯四处游荡。他穿过大草坪，沿着树下的栅栏行走，那里有几块泥土赤裸在外，光洁得像抛了光。空气里有青草、泥土和鲜花或垃圾发出的甜丝丝的味道。太阳从云里探出头，低低地照在草坪上，树叶上和草丛中有水滴闪着光。天突然变得极亮。

卢卡斯走在草地上，希望能捡到些什么，一个钱包，一只手表，一把小刀，什么都行。他走到河边，躺下。他躺在被修剪得短短的草地上，看着棕色的河水流过。草湿湿，凉凉的。一切变得极度清晰而肤浅，幸福与不幸掺杂在一起，那是一种感觉上去像是不幸的幸福。

弗兰齐丝卡和女友结伴去游泳池游泳，她们围坐成一圈，预先买好了糖果，有说有笑。卢卡斯无法想象她们都在说些什么，他也记不得弗兰齐丝卡整天都跟他说了什么。总有一天，她也会有不知该说什么的时候，那也许就是人们接吻的一刻。接吻前，你先得沉默下来。

卢卡斯躺在草地上，把两只手放到胸前，拱成两个平矮的小丘。有几颗水滴不知从哪儿滴落到他的肚子上，风轻轻刮过，卢卡斯冷得战栗起来。

他站在更衣室门外：女士及女童，他走了进去。这里的单人更衣间更多，没有男更衣室里让大家一起换衣服的大更衣间。卢卡斯有些纳闷女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她们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和有什么样的秘密。

弗兰齐丝卡走了进来，腋下夹着一只装衣物的塑料袋。她走进一个更衣间，锁上门，脱下裤子和T恤，在脱得精光之前，她从包里取出泳衣，把它抖落干净，挂在衣帽钩上。她匆匆忙忙的，想着别人都已经围成了一圈坐在草地上等她。

卢卡斯脱下泳裤挂起来。他用双腿紧紧夹住阴茎，低头顺着身体朝下看，两只手贴着臀部往下抚摸，他可以是任何一个人，或者谁都不是。他觉得热，他的皮肤仿佛在燃烧，可他的身体里面却仍然是冰凉的。

他打开更衣间的门，一下子觉得自己更加裸露了。他朝着户外走去，但害怕被人发现自己赤裸着身子，不敢继续朝前走。他在门口停住了。一群女人从他身边走过，那是一些穿着鲜艳夏装的女孩，带着孩子的年轻女子和年长一些的妇女，她们消失在更衣室里，随即又穿着五颜六色的泳衣走了出来。

卢卡斯跑回男更衣室。他没有把衣服锁进柜子，它们现在就在一条长木凳上，堆成小小的一堆。他穿上湿湿的衣服，重新检查存物柜，寻找被人遗忘的硬币。他重新从第一个柜子开始，又在一半的时候停下，走出了砖房。

厕所的门锁了，卢卡斯没能打开女厕所和男厕所的门。厕所背后还有一扇门，门半掩着，里面传来一阵低沉而单调的嗡嗡声。卢卡斯朝漆黑的屋里望去。声音是一只大循环水泵发出的，地上放着几只装有化学品的白色和蓝色的塑料筒，散发出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他走进屋子。屋里比外面暖和许多。他在身后把门关上，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不敢动弹，忽然有些担心救生员会回来，在这儿逮住他。

他重又翻越围墙出去时，发现把泳裤忘在女更衣室了。他想象着弗兰齐丝卡如何手指翘得高高的把它从挂钩上取下，然后交给救生员，救生员把它扔进了那只用来失物招领的纸箱。

一封信

曼弗雷德去世后和举行葬礼前的那几天，约翰娜把他的衣服和鞋子处理掉了。她预感再过几天，自己就不忍心了。她把他的盥洗用品也处理了，还有他的药和一些只有他吃的、包装已经打开或他为自己储备的食物。夜幕降临后，约翰娜把那些大垃圾袋塞进车里，第二天开车去垃圾焚烧厂，亲自把那些袋子扔进了大坑。正值盛夏，天气即便在早晨也已经相当热了，垃圾散发出的恶臭味令人作呕。车出入厂区前需要称重，两次重量的差值被用来计算费用。“九十公斤。”收费员说，然后报了一个总价，“就这个价钱，您能处理掉三倍的垃圾。”“没事儿。”约翰娜给了他一些小费。对亡人的追思，是在葬礼结束后开始的。

约翰娜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准备好去整理那些她没有立即处理掉的东西。她先开始整理曼弗雷德留下的书，那大都是他上大学时用过的一些有关税务和企业管理的书籍。他生前是税务师，客户大多是小企业主，他替他们做账。他也有一些帮助他们免费填写和递交纳税申报表的私人客户。“你人太好了。”约翰娜有时会说，可曼弗雷德耸耸肩，说：“我很了解他们的收入情况，跟他们比起来，我们已经过得很不错了。”曼弗雷德去世后，同丈夫共事多年的女秘书海德薇茜接管了解散税务所的工作，她和客户取得联系，归还文件，向他们推荐新的税务师，最后还处理了曼弗雷德几年前新添置的办公家具。海德薇茜起初还打过几次电话，可约翰娜每次都说，我不懂这些事务，您觉得应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海德薇茜说：“我很想他。”约翰娜沙哑地笑了，答道：“那您说我呢？”

曼弗雷德去世已经七年了，然而，要去整理他的办公桌，约翰娜还是有些不安。可她总有一天得去完成这件事，费莉西塔有时会来她这儿住上几天，她得为孙女腾出一间房来。这孩子至今还跟她睡一张双人床，她已经六岁了，约翰娜觉得她应该拥有一张自己的床和可以放自己东西的地方。

书桌最上一层的抽屉里装满了杂物，阿德里安小时候对它们很是着迷。曼弗雷德有时会让儿子坐在自己的腿上，把东西一件一件从抽屉里取出，向他讲述它们的故事：他第一次去美国时带回来的“红袜”棒球队的棒球，和那把萨米刀、那头纸浆做的大象、一把计算尺、一只坏了的手表。那些物品，有些是曼弗雷德年轻时用过的，有些约翰娜知道它们的来历和它们对曼弗雷德的意义。她将每样东西长久地端在手中，无法决定哪件应该留下，哪件应该扔掉，最后，把它们统统放回抽屉锁了起来。她打算问阿德里安是否想留下几件，她自己什么都不要，它们只会让她伤心。

第二层的抽屉里挂着几只文件夹，文件夹里是各式文件、办公家具的产品目录、保险单据、产品使用说明书和一些毫无纪念意义的旧文件。约翰娜毫不犹豫地把它们一样一样地扔进废纸箱。有一个挂夹里放了几本七十年代的摄影杂志，其中一本的封面上是一个非洲打扮的乳房尖尖的黑人女子，约翰娜翻看起来。杂志里的照片毫无过分之处，这出乎她的意料，尽管如此，她还是有些困惑曼弗雷德为何把这些画报藏了起来不让她看到。她把清空了的文件夹从抽屉里取出，扔进垃圾袋。这时，一小捆信封滑落下来，掉在了地上。约翰娜捡起信，解开绑住信封的皮筋。那是一叠尺寸相同的小信封，大约有二十只，字写得漂亮，收信人的地址是曼弗雷德的事务所。信是在一年之内寄出的，邮戳上的日期快是三十年前的了。约翰娜犹豫了一下，抽出其中一封，读了起来。

阿德里安匆匆忙忙的样子，约翰娜开门时，他已经在同费莉西塔道别了。他急促地问候了母亲，说，伊丽丝等在车里，“我们不会太晚回来的。”“她可以在这里过夜。”约翰娜说，“我已经把办公室腾出来了。”然后对费莉西塔说，“你现在有自己的房间了。”费莉西塔牵着她的手，兴奋地望着她。“真的不麻烦你吗？”阿德里安问。约翰娜说：“你们明天过来吃早饭吧，我想跟你说件事儿。”“那谢谢你啦。”阿德里安一边说，一边匆忙地吻了一下母亲的脸颊，又摸摸费莉西塔的头，说：“明天见，宝贝儿。”“你们也可以在这里过夜。”约翰娜说这话时，阿德里安已经在下楼梯了，他说自己还是喜欢回家睡觉，谢了。

费莉西塔都已经上床了，还开始向奶奶打听爷爷的事，她总是想尽办法不去睡觉。约翰娜常常告诉她爷爷是如何可亲可爱，他怎么帮助了许多人，可这次，她变得寡言少语，她不愿意去回忆曼弗雷德。“他为什么死了？”费莉西塔问。“我们每个人都会死的。”约翰娜说，“他抽烟抽得太凶了。”“爸爸抽烟也很凶。”费莉西塔说，“抽烟太多就会死吗？”“有可能。”约翰娜说。“你爷爷在天上，我想他看不见我们。”费莉西塔的宠物天竺鼠前不久死了，她便开始想象它正同爷爷一起在天上，这显然超出了她的能力。“睡吧。”约翰娜说，“好好睡。”

第二天醒来，祖孙俩正说着别的，可费莉西塔看见摆在柜子上的祖父的照片时，便问那是不是在天上。“不是。”约翰娜说，“那是意大利托斯卡纳，我们在那儿度假，你也去过，是去年，和你妈妈爸爸一起。”“我忘了。”费莉西塔说，似乎有些难过，接着又开始问一些约翰娜也无法回答的有关天堂的问题。“没有人知道天堂是怎样的，因为还从来没有人从那儿回来过，它比天上的星星还要远。”她说，“对，我也会去天堂，你的爸爸妈妈会去，你也会去。”

吃早饭时，费莉西塔又开始唠叨“爷爷在天上，我也会去天堂。”伊丽丝用责备的目光看了婆婆一眼，阿德里安什么也没说。尽管他同父亲的关系向来不甚亲密，可到了现在，还是没法跟他提父亲去世的事。“我也会去天堂。”费莉西塔重复了一遍。“你还有时间。”伊丽丝说，“有的是时间。”她急着要走，约翰娜只能匆匆忙忙地把曼弗雷德的东西拿给阿德里安看。她看见他脸上掠过孩童般的欣喜，即刻又消失了。他拿起计算尺，把两边的刻度挪近，说：“我从来没搞明白这是怎么用的。你看，费莉西塔，电脑发明前，人们用它来算数。”约翰娜问：“你想留几件吗？”阿德里安有些犹豫。“我们的东西已经太多了。”伊丽丝说。“手表？”约翰娜问。“那已经坏了。”阿德里安说。尽管自己什么也不想留下，约翰娜还是有些失望。她把三人送到车边，伊丽丝已经帮费莉西塔系好了儿童座椅，阿德里安还没上车。他问：“你没事吧？”“我最近有点累，”约翰娜说，“睡眠不好。”“你想跟我说什么事来着？”他问。她说，没什么要紧事，等他有空时再说。“给我电话。”他说。

约翰娜给女秘书海德薇茜打电话，她们约了在一家咖啡馆见面。约翰娜见到海德薇茜时，不禁吃了一惊。她不染发了，穿着保健鞋，还戴了一副眼镜，她说自己不能戴隐形眼镜了。她们说不上话，她们俩话从来就不多。曼弗雷德的事务所是一个跟约翰娜毫无干系的世界，曼弗雷德也很少谈及工作，如果约翰娜问起，他便会摆摆手，说，一切正常。她有时去办公室接他下班，偶尔会遇见他正同客户告别，或同海德薇茜开玩笑，每次，她都会觉得自己是在观察一个陌生人，那人看上去跟在家时完全不同，更加果断、活泼、幽默。正是这样一个男人收到了这些信和写了那些信，约翰娜只能根据情妇的回信来猜测他写的内容：“我红着脸读了你的上一封信，你的想象令我兴奋，我也很想你。”约翰娜原本想向海德薇茜打听那个女人，可现在却做不到了，她难以启齿。女秘书又能知道什么？约翰娜无法想象曼弗雷德会告诉秘书自己还过着另一种生活。约翰娜根本无法想象他会有这样的秘密。

她现在只是出于责任心才去墓地。之前打理墓地时，她觉得离曼弗雷德很近，可现在，他似乎真的死了，他们之间那种超越生死的维系和纽带断了。她想过要去找到曼弗雷德的情人，让她交出他写给她的信，好抹清那次外遇的踪迹。可是，事情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而且她落款时，也只用了小名，没有姓。然而，抹去痕迹又能改变什么呢？谁是莫妮卡，这最终并不重要，她或许只是他众多情人中的一个。约翰娜不禁想起曼弗雷德的那些女客户，那个他们偶尔会去她那儿用餐的餐馆女老板，她在曼弗雷德的葬礼上哭个不停。约翰娜当时并不觉得什么，现在却起了疑心。曼弗雷德有不少女客户参加了葬礼。

她原本打算把这件事告诉阿德里安，可他打来电话时，她却一字未提。她对自己说，她不想让他失望，可私底下她知道，他不会因此失去对父亲的尊重，而是会瞧不起她，瞧不起被欺骗了的她。她仔细想过能同谁谈论这件事，却想不起一个人来。邻居肯定是不行的，她在村里的熟人大多是通过曼弗雷德认识的。他在这里土生土长，认识每个人，因为是他的妻子，至今还有不少人同她打招呼，她却跟他们一个也不熟。有一次，那是几年前了，她去学过意大利语，可班上的同学都比她年轻许多，课程一结束，大家也就失去了联系。她想起语言班的老师，他不是本地人，他们当时关系不错。可是，她又能告诉他什么呢？他或许已经不记得她了。

阿德里安过四十岁生日那天在家里办了一个盛大的晚会，说“要跟朋友们一起过”。他问母亲能不能在那天晚上照看费莉西塔。约翰娜下午的时候就到了，陪着孙女玩儿，伊丽丝和阿德里安在准备沙拉。晚会计划在花园举行，阿德里安担心天气多变，会下雨，在最后一刻还是请人搭起了一个大帐篷。第一批客人大约六点时到了，那是阿德里安的同事和一些约翰娜二十多年没见面，却能一一认出的老同学。她从前用“你”称呼他们，现在突然要用尊称，这让她觉得有点别扭。费莉西塔和几个孩子进屋玩去了，约翰娜跟在后头，发觉他们并不欢迎自己加入他们的游戏，于是就又回到了花园。阿德里安正忙着烤肉，伊丽丝在招呼新到的客人，把他们介绍给其他未谋面的客人，约翰娜站在人群之外，笑容停滞在脸上。她不想打扰别人，也不想让别人察觉自己心情不好。

起云了，随时都有下雨的可能。阿德里安叫道：“肉烤好了！”烤肉架前随即排起了长队。约翰娜将孩子从屋里招呼出来，让他们在小桌子前坐好，并尽量安静下来。偶尔会有父母走到小桌前，问，还都好吗？一名年轻女子走到一个安安静静、两岁模样的男孩身后，用手摸着他的头问：“你还不累吗？”这时，她才似乎注意到约翰娜的存在，伸出手，问：“您好吗？我们有大半辈子没见面了。”约翰娜犹豫了一下。“我是伊娃，”年轻女子说，“我以前留长发。”约翰娜这才想起，伊娃和阿德里安上的是同一所职业学校，他们还好过一段时间，她和曼弗雷德都喜欢这女孩，一天，阿德里安说他们分手了，他们还很失望。阿德里安没有说分手的原因，约翰娜也没有问。“啊，是您。”她说，“这是您的孩子吗？”“请您一定要用‘你’来称呼我。”伊娃说，“他叫扬。”约翰娜把男孩的小手握在手中，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她，她问：“你爸爸在哪儿？”伊娃说她和扬的父亲已经分手了。“我很抱歉。”约翰娜说，伊娃笑了：“我不。”

那些年龄大一些的孩子突然跃身跑到自助餐桌前，伊丽丝正在上甜点，小的们也紧跟而去。伊娃抱起扬，他扭动着身子，母亲只得把他放下，他跟着别的孩子一起跑了。“我想他们不需要我们照顾。”伊娃说，“您为什么不来我们那桌坐一会儿？”

吃完甜点后，约翰娜哄费莉西塔上床睡了，然后走下楼，看见伊娃站在走廊里摇着一辆婴儿推车。“下雨了。”伊娃悄声说，“我想他已经睡着了。”约翰娜低声问：“要我把灯关了吗？”“不用。”伊娃说，“他只要睡着了，就没那么容易醒。”她打开婴儿监听器，把监视端放在婴儿车旁，却不回花园，而是走进厨房，也不开灯，随手拿起一只用过的香槟酒杯，用水龙头接上水。约翰娜跟了进来，说：“等等，我给你一只干净的杯子。”可伊娃已经喝了。约翰娜还是从柜子里拿出一只玻璃杯，盛满水，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直到伊娃从她手中接过杯子放到橱柜上。“我很累。”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捋过头发，“男人的问题。”约翰娜沉默了，她不知道这个年轻女子指望她说些什么。“时间会解决一切问题的。”她说，然后在餐桌边坐下。伊娃笑了。“也许吧。”她说，“他已经结婚了，剩下的，就不用我跟您说了。”“用‘你’。”约翰娜说。伊娃说：“这种故事我都听过多少遍了，现在被我自己碰上了。不过，他从一开始就没有瞒我。”

她的情人同她一样是德语老师，他们是在一次教师培训时一见钟情，坠入爱河的。但是，他有两个孩子，不愿意离开他的妻子，伊娃说：“他怕失去孩子。还有，他的婚姻似乎相当美满——又一个毫无新意的故事罢了。”约翰娜还是沉默着。伊娃继续说，男友住在卢塞恩，他们很少见面，这也许挺好的。他们隔几个星期见一次面，是他来看她。她不知道他怎么跟妻子解释，她也根本不想知道。有那么一整个周末，他们像夫妻一样生活，之后，他就会回到家人的身边。伊娃笑了：“我甚至一点儿也不嫉妒他的妻子，不可思议。”

“如果他的婚姻是美满的，”约翰娜问，“那他为什么还有外遇？”伊娃耸耸肩，问：“你——觉得这不道德吗？”约翰娜能够感觉到她在说那个亲密的“你”字时的犹豫。“我告诉我自己，这是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伊娃说，“毕竟，是他欺骗了妻子。你觉得我应该跟他分手吗？”但这不是约翰娜感兴趣的问题，她问：“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跟你谈论他的家庭生活吗？他都跟你说些什么？”“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伊娃说，“不怎么谈自己的家庭生活，我也无所谓，反正不关我的事。”“这正常吗？”约翰娜问，语气比她想要控制的更加强烈，“一个已婚男人有情妇，这正常吗？这怎么可能正常？”她从走廊射进来的灯光里看见伊娃笑了：“阿德里安从来没有告诉你我们是为什么分手的，对吧？”约翰娜问：“如果他的妻子打电话来责问你，你会怎么向她解释？你会怎么说？”伊娃说：“我不知道。”两人都沉默了。然后，伊娃说：“我会告诉她，这没那么重要，她不必担心。”

走廊上传来了响声，有人进来上厕所。约翰娜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在问：“你好了没有？”接着是抽水的声音，门开了，一个女人说：“我觉得他不错。”“我很快就好。”男人说，又是门，然后是女人的声音：“我在外面等你。”伊娃耸耸肩膀说，她也要回家了。

那封信，约翰娜至少已经开了五遍头。“亲爱的伊娃，自从我们交谈以来，我思考了很多。我了解你的问题的另一面，我本人就是一个被欺骗的受害者。”不，她想，我不是受害者，我当时对此事一无所知。“我的丈夫对我不忠。”她写道，却不喜欢这种措辞，“我的丈夫有外遇。”可伊娃凭什么对这件事感兴趣？她原本想写，她应该离开她的情人，她正在伤害自己、对方和对方的家庭。可她真的这么认为吗？如果她没有看到那些信，如果没有读那些信就把它们扔了，那又会怎样？伤害她的不是曼弗雷德，而是她自己，是她没有让事情既往不咎。说到底，曼弗雷德的不忠不也是她的错吗？他们之间一定让他觉得缺少了什么，或许——这可能是最让人宽慰的解释——那只是一些与肉体有关的东西。“我红着脸读了你的上一封信，你的想象令我兴奋。”约翰娜从来没有给丈夫写过这样的句子，性生活在他们的婚姻中是一桩无言的、发生在黑暗中、不被谈及的事情。也许，你得跟一个男人分离，才能渴望他，才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她离开家从来不会超过几天的时间，那时，她会给曼弗雷德写明信片，写的内容，邮递员看了也无妨。

她把那些情书取出来重新读了一遍。她试着在读信的时候不去想曼弗雷德，而是把它们当作克服一切困难和障碍的两情相悦的见证。她把每一封信从头至尾读了一遍，然后，把它们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很久以来，她重又想起曼弗雷德，她想到的不是他的不忠，而是他对生活的热爱，他的耐心，他乐于助人和善于自嘲的天性，她想起他们曾经亲密无间，想到他的柔情，和她是多么想念他。顿然间她确信无疑，在他们的关系中，没有任何让他觉得欠缺的东西，他出轨，不是因为缺了什么，而是因为有太多的爱，太多的好奇，太多的敬畏和赞赏，无论是对孩子，对动物，还是对大自然，或者对待他的工作和整个世界，这就是他。她从信笺上撕下那封开了头的信。她开始给曼弗雷德写信，迅速而不加思考，那些句子是她之前从未写过的。

晚年

两个小时车程后，韦克斯勒看见那座山陵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那个与他同名的村庄就建在山上。他向来觉得那座山丘从远处望去像巨兽的身体，那只野兽在遥远的史前时代来到平原，躺下，身上渐渐长满了树林和草地。

他二十多年前离开了那座村庄。他在村里度过了童年，结了婚，他成为建筑师后的第一批订单也是在那儿完成的。同玛格丽特的婚姻破裂后，韦克斯勒搬到城里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事业发达，对村子的记忆也逐渐暗淡了。

今年二月的天气异常暖和，前几天时却下了一场雪，雪在占去大半片山坡的葡萄园里积了下来，葡萄藤一列一列排得整齐，像韦克斯勒草图里的阴影线。他立刻认出了这片风景。驶近村子时，他才发现在离开的那些年，村子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前种着玉米和甜菜的地里现在毫无章法地建起了一片五颜六色的厂房。韦克斯勒回想起当初在村里接手首批小型维修工程时，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同有关部门争辩窗框应该刷什么样的颜色，如今，谁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在那儿建楼。

韦克斯勒把车停在集市广场。他小时候上学时每天都要经过广场，有时下课后，他会偷偷跑去肉铺师傅那儿看屠宰牲口，他现在还记得那些拴在门外等着宰割的小牛犊满是恐惧的眼神。肉铺不见了，现在的店里卖内衣。广场四周建起了一片丑陋的新式建筑，有写字楼、购物中心，甚至还有一家酒店。

快到午饭时间了，韦克斯勒挑了一家他从前去过的餐馆走了进去。餐厅里的布置没有变，墙上铺着暗色的木质面板，桌上摆好了餐具，韦克斯勒却是唯一的客人。女招待问他想吃什么，然后颇不乐意地记下他的要求。当她一言不发地把咖啡放到他面前的桌上时，店主从厨房走了出来。他系着一条污渍斑斑的围裙，韦克斯勒恍惚之间以为自己看到了“椴树餐馆”从前那个无所谓他们还不满十六岁就把啤酒卖给他们的老板。这一定是他的儿子。他应该比韦克斯勒大不了多少，二十年前是个英俊的小伙子，没有哪个女人是他搞不定的。可现在，他变得又胖又苍白，还长了一张酗酒者特有的浮肿的脸。

店主走到韦克斯勒跟前，伸出手，向他问好，当地这种习俗似乎还没变。韦克斯勒问起他的父亲，店主满腹狐疑地看着他说，父亲已经去世多年。韦克斯勒告诉他自己曾经在这儿住过，并向他打听从前的一些朋友，店主尽力回答。韦克斯勒有些朋友搬走了，有些过世了，有些人的名字店主从没听说过。

“您可还记得那个建筑设计师韦克斯勒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

店主点了点头，模棱两可地做了个手势，好像在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的脸突然看上去疲惫之极。

“那次离婚可是一桩小丑闻，”韦克斯勒说，“女的不愿意，官司是霍德尔律师打的，您一定记得。”

店主说霍德尔现在是公证师，每天中午都来这儿用餐，然后说了声抱歉，得回厨房了。韦克斯勒叫来女招待，说自己改变主意了，想在这儿吃饭。

十二点钟，附近的教堂敲响了钟声，餐馆的客人渐渐多了起来，他们大多结伴而来，直呼女招待的小名。韦克斯勒觉得自己的过去被这些不曾相识的人占据，他搬走了，别人来到这里定居，从前的村子只存在于他的记忆之中。

霍德尔走进餐厅，站在门口打量着四周，仿佛他是这儿的主人似的。这位律师老了，头也秃了，个子看上去比从前还要矮，可韦克斯勒还是马上认出了他。两人的目光相遇，韦克斯勒半站起身，友好地向霍德尔点点头，后者走到他的桌前。

“您得原谅我，”他的眼中带着询问的目光，“我打交道的人太多……”

韦克斯勒做了自我介绍，霍德尔的脸上一亮：“一个来自过去的幽灵。你好吗？”

两人握了握手，坐下。霍德尔以老主顾才有的那种不经意的神情迅速地看了一眼菜单，订了菜，然后说，来一瓶用橡木桶酿的葡萄酒，不是平常待客的那种。女招待高兴地笑了。

“这儿连葡萄酒都比从前好了。”霍德尔说。

他说，他时常在报纸上看到有关韦克斯勒的报道，村里人都很为他骄傲，他建的那座室内游泳池……是水疗中心，韦克斯勒更正说。霍德尔想知道是什么让他回到了村里，韦克斯勒答道，那座殡仪礼拜堂需要整修，霍德尔点点头。韦克斯勒说，先看一下，再决定是否投标。霍德尔咧嘴笑了，说，他妻子那事儿早被大家原谅了，往事如烟，现如今，离婚几乎已是风雅之事。韦克斯勒突然后悔自己没有去另一家餐馆，他不愿意回忆从前的生活。时光已逝，他重新结了婚，当了父亲，他的长孙也快要出生了，他对自己的生活相当满意。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陪你去墓地。”霍德尔在喝餐后咖啡时说，“运动一下，对我也好。”

吃饭时，他一直在谈论自己，谈论自己的工作、他的妻子和两个住在城里的儿子。韦克斯勒很想甩掉这位老朋友，但又不想失礼。酒精和食物让他昏昏欲睡，一切让他作呕。霍德尔坚持要付账，他说应该的，他当初在他身上毕竟没少赚钱，此外，韦克斯勒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还为他造就了一段风流韵事。

两人并肩走在通向墓地的公路上，路上车辆频繁。霍德尔问他还记不记得自己的第一任妻子。当然，韦克斯勒说，他还想说些什么，却还是打住了。一个年轻女子推着一辆婴儿车迎面而来，霍德尔让了道，紧跟在韦克斯勒身后走了一会儿，跟得很近，像是要跳到他背上似的。

“她当然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同意离婚。”霍德尔说，“人们对她议论纷纷，教堂唱诗班也暗示她离开。可又有谁会料到呢……”

玛格丽特来自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他们结婚时，父亲就已经反对女儿嫁给另一个宗派的男人，离婚对他而言更是成了一场灾难。尽管错不在女儿，韦克斯勒也已经搬到城里和另外一个女人同居了，他还是威胁女儿，不许她离婚。玛格丽特是一个情感强烈、几近自负的女子，却从来斗不过自己的父亲。韦克斯勒把这件事交给了霍德尔，让他放开手脚处理。他从未得知这位律师最后是怎么说服玛格丽特同意离婚的，他也不想知道。

“这里的谣言传得很快。”霍德尔一边说，一边恶作剧地笑了，“如果离婚时判她有错，那么在经济上，她也会有不堪的后果。”

他说自己那时还能够不惜一切手段，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再也不必为此羞愧，他如今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市民，同每个有脸面的人物都能够称兄道弟。

“也有几个在大街上见到我不打招呼的。可干我这行的，如果没有几个敌人，就一定是蠢蛋。”

他们走进墓地，在殡仪礼拜堂前停下。礼拜堂是六十年代建的，当时还因为设计大胆而激怒了不少人，如今却显得破旧不堪，外墙也已经被公路的废气熏黑。

教堂里比外面还冷，有洗洁剂和蜡烛的味道。韦克斯勒走了一圈。他知道自己不会去投标，却还是用数码相机拍了几张内景。霍德尔一直紧跟着他，也不说话，只有一次，他轻声咳嗽了一阵。

“按部就班。”等他们走出礼拜堂后，霍德尔问，“你想去扫一下墓吗？”

他不等回答，就径自走在前头，走过一排排墓碑，最后在一块不起眼的白色大理石碑前停下脚步。韦克斯勒走到他的身边，两人就这么站了一会儿，两只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呆呆地望着那块只写着玛格丽特的姓名和生卒年月的石头。霍德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才是最操蛋的。”他说，声音听上去不同于之前，更轻，也更沙哑，“我不是说自己从前是什么善人，可人老了，那才是最没劲的。”

他转过身，用头示意了一下那个正在用小掘土机挖掘新坟的工人。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是不是该你了。”他说，“可再怎么着，他们也应该用手来挖……”

韦克斯勒突然有要哭的冲动，但霍德尔在场，他愧于流泪。他摇摇头，继续往前走。他在墓地边一丛松树下的长凳上坐下。霍德尔跟了上来，站在长凳前，望着墓地的围墙。墙后是铁轨。

“她曾经对我说，要跌，就要跌得狠。”他轻声地说，“她同椴树餐馆的老板好过一段，后来，他甩了她，她就开始酗酒，可能之前就开始了。然后，怎么说呢，她就不停地更换情人。我觉得她爱你，要比你想象得深。”

他也帮过玛格丽特几次，霍德尔说，他承认不是出于怜悯，绝望的女人是最棒的情人，你可以为所欲为，她们已经一无所有，不怕失去什么。即使在开始酗酒后，玛格丽特仍是一个漂亮女人，只有在最后才能看出濒临毁灭的痕迹。

“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韦克斯勒突然暴躁地打断他，“我是可以帮她的。”

“她说她给你写过信。”霍德尔赔着笑说。韦克斯勒举起的双臂又落回到腿上。他工作一直很忙，他说，几乎连照顾自己的孩子和第二任妻子的时间都没有。

“老掉牙的故事了。”霍德尔说。围墙后，一辆列车驶过，他停了下来，等轰鸣声远去后继续说，墓碑是他捐的，村里如今还有人打听买墓碑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可石匠的嘴很严，他也曾经拜倒在玛格丽特的石榴裙之下。

“看看，我们现在变得有多丑啊。”霍德尔摇摇头，说，他得走了，下次再来时，记得去找他。他把手递给韦克斯勒，也不看他一眼，就走了。

雪很快就会化的，韦克斯勒想。空气是冷的，但阳光是温暖的。他在长凳上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走到玛格丽特的墓前。他站在那儿，回想起那个他们相遇时曾经年轻的女孩，性格快乐，无忧无虑，他想到自己和霍德尔，还有不知道谁，是怎样毁了她的生活。他想哭，却哭不出来。他蹲下身，收拾了一下几株种在墓碑旁的植物干枯的枝叶，然后站起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墓地。

神的儿女

米歇尔还从来没听说过那个姑娘的名字，女管家向他介绍：这个曼蒂声称，孩子没有父亲，她住在邻村，W村。女管家笑了，米歇尔叹了一口气。礼拜天时几乎没人来教堂，去敬老院被老人赶出来，上圣经辅导课时孩子们放肆之极，好像这些还不够似的。他说，这是共产主义，它还在作祟。哎哟，女管家说，老早就这样了，他知不知道通往W村的路边的那块甜菜地？那地里有一小块凸地，长了几棵树，农场主不让砍。她说：“他老早就在那儿跟女人幽会了。”米歇尔问：“哪个女人？哪个农场主？”“那边的那个。”女管家说，“他的父亲和祖父也都那样。都那样，从古至今，就这样。我们都是人嘛，你是，我是，他是，都有七情六欲。”

米歇尔叹了一口气。自从春天接管这个教区以来，他至今未能与本地人走得更近一些。他是在山里长大的，山里的人、风景、天空，什么都不同。这里的天空，遥远无边。

女管家说，这个曼蒂说自己从没碰过男人，那个孩子难道是亲爱的上帝下的种？她啊，是格雷戈里的女儿，父亲在交通公司工作，是个又矮又胖的公交汽车司机，他把女儿揍了个鼻青眼肿，作为对她的回答。现在，全村人都在打探谁是孩子的父亲。能够列为怀疑对象的本地男人倒不多，可能是餐馆老板马柯，但也可能是不知道的哪个流浪汉，那女孩长得不漂亮，顺手牵羊，何乐不为呢。女管家说，这个曼蒂，脑袋瓜也是稀里糊涂的，兴许在爬梯子摘樱桃时出的事，她还不知道呢。好了，好了，米歇尔说。

曼蒂来牧师家时，米歇尔正在用餐，女管家把她带了进来。他请她坐下，让她叙说，可她却坐在那儿，低垂着眼睛，不吭声。她身上有一股肥皂的味道。米歇尔一边吃，一边不时悄悄地观察这个年轻女子。她长得不漂亮，但也不丑，年龄大了以后可能会发胖，可现在，她是丰满的，米歇尔心想，一个花样般的少女。然后，他偷偷地看了一眼她的肚子和隐现在五彩毛衣下的丰满的乳房。那是因为怀孕，还是饮食过度，他不得而知。年轻女子抬头望了他一眼，随即垂下眼帘。他推开吃剩一半的碟子，站起身，说：“我们去花园吧。”

深秋了，树叶已经变了颜色，雾气在早上的时候还挺重，可现在，太阳却探出了头。米歇尔和曼蒂并肩走在花园里。“牧师。”她说。他说：“不，请叫我米歇尔，我会称呼您曼蒂。”那么，她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从来就没有过这个父亲，”曼蒂说，“我从来就没有……”她打住了。米歇尔叹了一口气，心想，她也就十六岁或十八岁吧，年龄不可能更大了。“亲爱的孩子，”他说，“这是罪。但是，上帝将会原谅你，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各坛都要盛满了酒！’”

他们这时在一棵老椴树下站定，曼蒂从树上撕下一片叶子。米歇尔问：“你知道男女是怎么同房的吗？”“用鸡鸡。”曼蒂红着脸说，眼睛瞧着地。米歇尔心想，可能是在她睡着时出的事，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听说过。他们在学校里学过，曼蒂轻声说，速度很快：“勃起、交媾、安全期。”“好，好，”米歇尔说，“学校里教的。”这都是他们干的好事，那些共产党人到现在还占着学校董事会的位子不放。

“我以圣母的名义发誓，”曼蒂说，“我从来没有……”“好了，好了，”米歇尔说，突然变得异常激动，“那你觉得这孩子是从哪儿来的？你不会真的相信他是亲爱的上帝给的吧？”“我相信。”曼蒂说。他即刻把她打发回家了。

星期天，米歇尔在寥寥几个做弥撒的人当中看到了曼蒂。如果没有记错，这是她第一次来。她穿了一件朴素的墨绿色连衣裙，他现在能清楚地看出她的身孕。“真不知害臊。”女管家说。

曼蒂显得有些不知章法，米歇尔看到她东张西望，唱诗时，她也不跟着唱，大家走到教堂前方领圣体时，他还得提醒她：“把嘴张开。”

米歇尔宣讲如何在苦难中保持信心。每次都来做弥撒的施密特太太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朗读《圣经》：“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逃罪：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米歇尔在朗读时闭上了眼睛。他仿佛看到那位天使来到人间，他有着曼蒂的面容，腹部在白色的长袍下微微隆起，像曼蒂那样。教堂里突然变得异常安静，米歇尔睁开眼，发现大家都在用期待的目光看着他。他于是说：“因此，我们能够满怀信心地说，主与我同在，我必不惧怕。”

礼拜结束后，米歇尔疾步走到教堂门口，向老妇人们告别。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后，他关上门，这才看见曼蒂跪在神坛前。他走到她跟前，把手放在她的头上，她望着他，他看见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来吧。”他说。他把她领出教堂，带着她穿过马路，走进墓地。他说：“你看，这里的人，他们曾经都是罪人，但上帝把他们召唤到自己身边，那么，他一定也会原谅你的罪。”“我是一个有罪之人”，曼蒂说，“可我从未与人为妻。”“好，好。”米歇尔一边说，一边用手触摸曼蒂的肩膀。可当他触摸到这个曼蒂时，他感觉到自己的心和整个身子充满了一种他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欢喜。他把手缩了回去，像被火烫着了似的。

“如果那是真的呢？”那天下午，他在沿着乡间公路走向邻村时这么想。那天，阳光明媚，天空广阔，万里无云。米歇尔用过午餐后，有些困倦，心里却仍然充满了从曼蒂的身体流入他体内的欣喜——如果那是真的呢？

他常常出门长途远足，每次都是在星期天的下午。他疾步走过那些林阴道，去这个或那个村子，没有固定目标，但风雨无阻。可那天，他却有一个目标。他给那个村里一位名叫克劳斯的医生打了电话，说想跟他谈谈，但不能在电话上告诉他谈话的内容。

那位克劳斯医生在这里土生土长，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他认识附近每个人，据说如果急需，他也会为动物看病。他住在W村一栋宽敞的房子里，妻子去世后，一个人住。他说，只要不用上帝来烦他，他同样欢迎米歇尔登门拜访，不会将他拒之于门外。他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不，甚至连无神论者都不是，因为他什么都不相信，甚至不相信上帝不存在——他崇尚知识，而非信仰。一个共产党人，米歇尔一边想，一边说“好，好”，一边忍住哈欠。

医生取出一瓶烧酒，米歇尔因为必须打听一些事情，于是也喝了一杯。他一口气把酒干了，克劳斯医生随即又为他斟上，他也喝了。“曼蒂，”米歇尔说，“她是不是……或者……”他出汗了——“她声称那孩子不是她跟某个男人的结晶，她从来没有，不，她没有男人让她为妻……我的天，您知道我想说什么。”医生喝完杯中的烧酒，问米歇尔觉得这事儿到底是亲爱的上帝一手，还是用鸡鸡造成的。米歇尔绝望地盯着医生，喝完了医生再次为他斟上的烧酒，站起身，“那……处女膜，”他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处女膜……”“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奇迹。”医生说，“而且偏偏就降临到了我们头上。”他大笑起来。米歇尔告辞了。医生说：“我是知识的崇尚者，您是信仰的守护人，我们不要搞错了。我知道我知道什么，您可以爱信什么就信什么。”

在回家的路上，米歇尔的汗流得更厉害了，他头晕目眩，心想，这是血压的问题。他在甜菜田边的草丛里坐了下来。甜菜已经收割完毕，沿着公路被堆成长长的一垛一垛。农田宽阔极了，在远处能看到一片林子，女管家提到的那块小凸地就在这片辽阔的农田的中央，黑色的土壤里长出了几棵树。

米歇尔站起来向田里迈出一步，然后迈出第二步。他朝着凸地走去。大块的潮湿的泥土粘在他的鞋子上，他走得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很辛苦。他在心中默念：“放心吧！只是，我们必定要撞在一个岛上。”他继续朝前走。

他听见公路上有一辆汽车驶过，也不回头。他一步一步地穿过农田。那些树木终于移近了，他忽然到达了目的地。还真像一个孤岛，农田的垄沟在那儿分了开来，像窗帘裂了一道缝，凸地如同小岛一般从地面升起，只是，那岛从地面凸起仅半米多高。凸地的四周长着草，草丛后面是一片灌木丛。米歇尔折断一根灌木枝，用它掏出鞋底的泥块，然后踏着窄窄的草丛，绕着凸地走了一圈。长得密集的灌木丛里有一道缺口，他顺着缺口往前走，在树丛的中央发现一小片空地，长得高高的草被压了下去，草边扔着几只空啤酒瓶。

米歇尔仰目朝天。隐露在树冠之间的天空看上去不像平原上那般高远，四周安静极了。太阳已经西斜，可空气还是温暖的，米歇尔脱下外套扔到草地上。然后，连自己都不明白在做什么，他解开衬衣扣子，脱下衬衣、汗衫、鞋子、裤子、内裤，最后脱下袜子。他摘下手表，然后摘下眼镜和母亲传给他的戒指，把它们一件一件地扔到衣服堆上。他站在那儿，像上帝造他时那样，赤裸裸的如同神迹。

米歇尔仰望天空，他现在觉得同它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维系。他举起双臂，又一次感到晕眩。他双膝弯曲，跪了下去，他赤身裸体地跪着，双臂高举。他开始唱歌，先是轻声地，沙哑地，但不够，于是开始声嘶力竭地大声喊叫——他知道，在这儿只有上帝能够听见他，他知道，上帝在听，在低头望着他。

当他重新穿过农田走在回家的路上时，他想到了曼蒂，想到她离自己是那么近，像是与自己融为了一体。他不由想道：我在不知不觉中，接待了一位天使。

米歇尔回到牧师公馆，从餐柜取出一瓶烧酒。那个柜子还是一个农民在妻子的葬礼后送给他的。他喝了一小杯，又喝了一杯。他一直睡到女管家招呼他吃晚饭时才醒来，头隐隐作痛。

“如果那是真的呢？”女管家上菜时，他说。“什么真的？”“曼蒂，如果她真受了孕呢？”“受谁的孕？”“这一片土地难道不也是沙漠吗？”米歇尔说，“谁又能告诉我们，上帝不会垂青于此，不会将恩恰恰宠施于这个孩子，这个曼蒂呢？”女管家不耐烦地摇摇头：“她父亲是个开公交车的。”“约瑟夫不也曾是木匠吗？”“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难道不相信上帝如今尚在，耶稣会再次降临么？“相信，我相信，但不会在我们这儿。这个曼蒂是什么？她什么都不是，她在W村的餐馆跑堂，而且还是个临时工。”

米歇尔答道：“上帝是无所不能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将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女管家撇了撇嘴，回厨房了。米歇尔从来没能说服她跟自己一起用餐，她总是说，她不想让村里的人嚼舌头。“嚼什么舌头？”“我们都是人嘛，”她答道，“都有七情六欲。”

米歇尔晚餐后又出门了。他沿着公路往前走，院子里的狗狂叫起来。米歇尔心想：你们将会信任上帝，甚于你们的狗。但是，这都得怪共产党人，他应该好好教导他们的，可他失败了，来教堂的人不比春天的时候多，你只要愿意，每天都能听到纵情声色和狂欢乱饮的传闻。

米歇尔走进敬老院，说要见那位每个礼拜天负责朗读经文的施密特太太。“不知道她睡了没有。”那个名叫乌拉的女护士不耐烦地说，然后起身打探去了。女共产党，米歇尔心想，她肯定是共产党。他能认出这些共产党人，他也知道他们见到他时都想些什么，但是，如果他们中有谁死了，他们还是会来请他，“好让死者有个体面的葬礼”，那位乌拉护士在请他去安葬一个身前从不去教堂的人时就这样说过。

施密特太太还没睡，正坐在扶手椅里看“谁会成为百万富翁”。米歇尔握了握她的手：“晚上好，施密特太太。”他给自己拿了一把椅子，坐到她的旁边，“您朗读得真好。”他想再次向她表示感谢。施密特太太用整个上身点着头。米歇尔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皮革书皮的小本《圣经》，说：“今天，请允许我为您朗读。”电视里，节目主持人开始提问：公元七十九年，哪座城市被火山吞没了，特洛伊、索多玛、庞贝，还是巴比伦？米歇尔的声音也跟着变大：“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他继续念道：“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也都要烧尽了。”

米歇尔念诵时，老妇人不停地点着头，上身来回摇摆，像是在用整个身体说“是的”。最后，她开口说道：“不是索多玛，也不是巴比伦，是特洛伊吗？”

米歇尔说：“这一天，也许比我们以为的要来得更早，但谁都无法知晓。”“我不知道。”施密特太太说。“像贼来到一样。”米歇尔说，然后站起身。施密特太太说：“是特洛伊。”他把手递给她。她一言不发，当他离开房间时，也不回头望他一眼。“是庞贝古城。”节目主持人说。“庞贝。”施密特太太说。

“谁都无法知晓。”米歇尔在回家的路上心想。共产党人的狗们又狂叫起来，他猛地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朝一扇木门扔去，门后的狗叫得更凶了。米歇尔加快脚步，不想被人发现，却没有朝着牧师公馆方向，而是向村外走去。

去W村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一辆汽车在公路上迎面驶来，他远远地便能看见汽车前灯投射的光。他躲在林阴道的树后，直到车子驶过。那块凸地现在成了灰色农田中一块深色的斑点，看起来比白天时近了许多。天空布满了星星——天冷了。

W村街上空无一人，屋子里点着灯，两条街道的交叉处亮着一盏路灯。米歇尔知道曼蒂住在哪儿。他在花园门口停下，望着那座小平房。他看见厨房里人影晃动，像是有人在洗碗。米歇尔的心里暖暖的。他把身子靠在花园的门框上，听见离自己很近的地方有呼吸声，忽然，一条狗狂叫起来。他猛地后跳一步，然后拔腿就逃，跑出不到一百米，他听见房门打开的声音，一束光射入黑暗，一个男人大声喊道：“闭嘴！”

过了几天，女管家告诉米歇尔曼蒂在哪儿工作，他便去了一次W村餐馆。女管家说对了。

餐厅的屋顶很高，墙被香烟熏黄了，窗玻璃蒙着雾气。餐厅摆设陈旧，没有一件互相匹配，除了曼蒂，屋里空无一人。她站在柜台后面，两只手放在前面的吧台上，仿佛生来就在那儿似的。她微笑着低下头，米歇尔觉得她的脸在这个阴郁昏暗的空间里放着光。他在门口近处的一张桌子边坐下，曼蒂走了过来，他点了茶。她转身离开了。他心想，但愿不会有客人进来。曼蒂端上茶，米歇尔往茶里加糖，曼蒂依旧站在桌边。米歇尔心想，一位天使站在我的身边。他快速地喝了一口，嘴被烫着了，然后开始说话，眼睛却不看着曼蒂，她也不看着他。

“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米歇尔抬起头，看见曼蒂哭了。“不要惧怕。”他说，然后站起身，把一只手放到曼蒂的头顶，犹豫了一下，又将另一只手放在她的肚子上。“他的名字会是耶稣吗？”曼蒂轻声问。米歇尔愣了一下，他还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他给了曼蒂一份教会为年轻妇女和孕妇准备的指南小册子，他这方面的知识也都来自于它。他让曼蒂来参加圣经辅导课和做弥撒，说，这是现在最重要的事，她有许多课要补。

几个月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秋去冬来，第一场雪落了下来，雪盖住了村子、树林、农田，盖住了一切。冬天在乡间蔓延开来，取暖用的木柴燃烧后散发出的酸味落到了街头。

米歇尔由着性子在乡间散步，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然后穿过那片已经冻得僵硬的宽阔的甜菜地，朝凸地走去。他又一次站立在那儿，高举双臂，树上的叶子落光了，天空变得又高又远。米歇尔等待神迹出现。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天空中没有一颗星星不是之前就已经在那儿了，农田里没有天使显现向他宣示，没有国王，没有牧人，也没有绵羊。于是，他心感羞愧，想：我没有被选中，她，曼蒂，将获得神迹，天使将向她现身。

曼蒂现在每个星期三从W村开着轻骑来上圣经辅导课，每个星期天来做弥撒。她的肚子一天一天地大起来，脸却变得狭窄而苍白。礼拜结束，众人散去后，她会留下，同米歇尔坐在一条长椅上轻声交谈。她说，孩子的预产期是二月。米歇尔心想：怎么不是圣诞时分，或者复活节？圣诞节就要到了，复活节还得等到三月底，到时再说吧。

女管家从门里探出头，问，牧师先生是否有用午膳之意，她辛辛苦苦做好的饭菜也没人夸上一句，一句都没有，还剩了一半。米歇尔说让曼蒂留下一起用餐，反正足够两个人吃的，“不，够三个人吃的。”他说，然后，两人都羞涩地笑了。女管家一边摆第二副餐具，一边说：“我们索性开爿客栈好了。”她砰砰作响地端上饭菜，也不说一句“慢用”，就走了。

曼蒂说父亲折磨她，他想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当听到她回答“亲爱的上帝”时，便暴怒起来。不，父亲没有揍她，只扇了耳光，她说，她母亲也扇了。她想离家出走。两人沉默着吃了饭，米歇尔吃得不多，曼蒂却添了两次。他问：“好吃吗？”她红着脸点点头。他于是说，她可以搬到牧师公馆住，反正地方够大。曼蒂胆怯地看着他。

“那不行。”女管家说，米歇尔沉默了。“我会在这之前搬出去。”女管家说，米歇尔还是沉默，交叉着双臂，他想起《圣经》里描述的伯利恒之夜，心想：这次不行。这个念头让他坚强起来。“那我走。”女管家说。米歇尔缓缓地点点头，心想，这样更好，他早就怀疑管家是共产党了，天晓得她还是什么。她总是说她也只是一个凡人，她有一个异教徒的名字——卡萝拉，他也听说过有关她和自己结过婚的前任的风言风语，说他俩在教堂的法衣室里如何如何。这成何体统。这个女人没有资格教训他，她最没资格了，连饭都做不好。

女管家先是从厨房，然后从公馆消失了，说什么这样做不正派，不合礼数。曼蒂搬进来，成了新任管家。这是同她父母商议好的，他们因此还得到了一笔钱。曼蒂已经有五个月的身孕，肚子大极了，上楼梯时喘得像头奶牛，有一次，她背了一块厚重的地毯到露天晾晒，米歇尔都担心孩子会有闪失。

那天，米歇尔同往常一样散步回来，看见曼蒂在牧师公馆前敲打地毯的灰尘，便说她不能累着了。他的身体不甚强壮，却硬是自己把地毯搬进了屋里。曼蒂说：“圣诞节快到了，之前应该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米歇尔很高兴，觉得这话是好兆头。他向来觉得这女孩不够虔诚，即使在对着圣母发誓，并坚称自己的孩子——用她的话来说——是耶稣小圣婴时也是如此。她曾经说过，自己的教籍是新教，仅此而已。米歇尔曾经因此心存疑念，也为此羞愧。可这些疑念已经生起，侵蚀着他的爱和信念。

米歇尔从现在开始负担起了全部家务，曼蒂继续负责为他做饭，然后，两人坐在光线暗淡的屋里一起用餐，话也不多。米歇尔晚上工作到很晚，研读《圣经》，听见曼蒂从浴室出来时，他会停下五分钟。他欣喜得无法继续工作。然后，他会去敲曼蒂的门，她叫道：请进，请进。她这时已躺在床上，被子一直拉到下巴底下。他坐到她身边，把手放在她的额头或盖着她肚子的被褥上。

有一次，他问她都做些什么梦。他一直在等待神迹出现。可曼蒂不做梦，她说自己向来睡得很沉，很酣。他于是问她可是真的从没交过男朋友之类的，是否除了来月经，就从没在床单上发现血迹。他觉得这样同她说话很是尴尬，心想，如果她真是新圣母，那我这可算是怎么回事。曼蒂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哭着问他是不是不相信自己。他把手放在被单上，他的眼睛湿润了。他说：“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谁未曾认识他？”曼蒂问。

一次，她拉开被子。她穿着薄薄的睡衣，躺在他的面前。之前，米歇尔的手放在被褥上，现在，他把手抬了起来，悬空在曼蒂的肚子上方。“他在动。”曼蒂说着，用两只手抓起他的手放到自己圆滚滚的肚子上压住。米歇尔的手抬不起来了。那只手久久地放在那儿，沉重得像一桩罪孽。

圣诞节过去了。曼蒂平安夜去了父母家，可第二天就回来了。来教堂的人不多。村里已经有人开始议论米歇尔和曼蒂，好几封信写到了主教那儿，主教那儿也回了好几封信，还打来了一个电话。之后的某个星期天，主教的一名心腹来到村里，同米歇尔吃了饭，谈了话。曼蒂那天在厨房里独自用餐，她很是不安。客人走后，米歇尔却说不用担心，主教很清楚乡间人情险恶，老共产党人还在继续攻击教会，挑起纠纷。

时间一天天过去，胎儿一天天成长，曼蒂的肚子一天天变大，甚至在米歇尔早以为它不可能再大下去的时候也没有停止，好像那肚子不是长在那人身上似的。这时，米歇尔会把手放在那个即将出生的孩子上，感到幸福。

一天下午，米歇尔又准备去散步时，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走出不到半个小时，他发现忘了带《圣经》，于是调头往牧师公馆方向走去。他悄悄地进屋，悄悄地上楼，曼蒂现在也常常在大白天睡觉，他不想吵醒她。可当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时，却看见曼蒂赤裸裸地站在屋里，站在那面镶在大衣柜门背后的大镜子前观察镜子里的自己。她侧着身子站在镜子前，也就是米歇尔的面前，暴露无遗。曼蒂也已听见他上楼的声音，把身子转向他。两人于是就这么对视着。

“你来我房间做什么？”米歇尔一边说，一边希望曼蒂能用手遮挡一下身子。可她没有这么做，两只手像两片树叶似的垂落在身体两侧，一动不动。她说，她的屋里没有镜子，她想看看自己的肚子大成什么样了。为了能够不用再望着她，米歇尔朝曼蒂走去。于是，他的双手就这样触摸到了她的，就因为他同曼蒂，曼蒂同他在一起，他再也无法思想。米歇尔的手于是就这样搁在那儿，像一只刚刚从伤口里诞生的——兽。

然后，米歇尔睡着了。醒来时，他想，上帝啊，我都做了些什么。他蜷缩在床上，用手遮住自己深重的罪孽，曼蒂的血是她的见证和他的证据。他诧异为何没有烈火来销化那些有形质的，为何天不崩，地不裂，也没有闪电或其他东西来处死他，惩治他。什么也没有。

即使当米歇尔已经走在通往W村的林阴道上时，天也没有为他而开。他要去田里的那片凸地。他匆匆忙忙，磕磕绊绊地跨过一道道冻得僵硬的犁沟。出门时，曼蒂，那个寄他篱下的曼蒂已经睡了。

他到了凸地，在雪地里坐下。他又累，又伤心，又失落，他站不住了，他要待在这儿，再也不走，让他们，让春天来这儿纵欲的农场主和他的女人为他收尸吧。

天暗了，变冷了，夜幕降临了。米歇尔坐在凸地的雪中，潮气湿透了大衣。他感到寒冷，于是冷静了下来。他心想：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而是要在行为上——所以，为了让他们相爱，上帝把曼蒂带到了他的身边，把他带到了曼蒂的身边。她十八九岁，已经不是孩子了。不是说，这将无人知晓吗？不是说，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吗？于是，米歇尔想道：我无法知晓。如果上帝之子降孕于她是上帝的意愿，那她接纳了他，就也是上帝的意愿——他难道不也是上帝的作为和造物吗？

米歇尔透过树丛的枝叶只能稀稀落落地看见几颗星星，可当他走出树丛，走进田野时，却能够将寒冷之夜所能显现的星星尽收眼底。在来到这里之后，他第一次不再畏惧这片天空，他庆幸它是如此遥远，在这片无边无际的农田里，自己渺小得连上帝都得多看一眼才能找到他。

他很快回到村里，狗狂吠起来。米歇尔朝着院子的大门扔石块，模仿它们愚蠢的狂嚎和大叫，狗们被激怒了，叫得愈加疯狂。米歇尔哈哈大笑，笑得直到无法自制。

牧师公馆里亮着灯，米歇尔进了屋，闻到曼蒂做饭的香味。他正在脱下湿漉漉的鞋子和厚重的大衣，这时，曼蒂走到厨房门口，胆怯地望着他。他说，天变冷了。她说，饭做好了。米歇尔走到曼蒂跟前，吻了一下她的嘴——嘴唇笑了。晚饭时，他们为孩子起了一个名字，然后又起了一个。道晚安时，他们握了握对方的手，回到各自的房间。

一月，天一天一天变冷，老式牧师公馆怎么生火也暖和不起来，于是，一天晚上，曼蒂从客房搬进了主人温暖的卧房。她抱着自己的被子，米歇尔一言不发地挪到一边，她躺到了他的身旁。那天晚上，以及之后的每个晚上，他们就这样躺在同一张床上，一天比一天了解对方，更爱对方。米歇尔见到了一切，而曼蒂也不因此感到羞愧。

这可是一种罪孽？但谁又会在意？曼蒂不是已经用自己的血见证了那个成长中的胎儿是神洁净的孩子吗？可是，洁净能够存在于不洁之中吗？

当米歇尔早已不再相信自己的劝诫能够触动这个村子里的居民和共产党人时，他们却不知怎的被这个奇迹触动了，现在来敲门的也是他们。他们话不多，递上随身带来的东西。女邻居送来了一个蛋糕，说，反正一样是烤，多烤一个，少烤一个没什么区别——还有，曼蒂一个人可应付得了？

又一天，餐馆老板马柯来打听什么时候临产。米歇尔把他请进客厅，叫来曼蒂，然后去厨房沏了茶。三人因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这么坐在桌边，一语不发。马柯拿出一瓶科涅克白兰地，放到桌上，说，他当然知道这东西幼儿不宜，可孩子咳嗽时，难说用不上。接着，他想听个原委。米歇尔叙述时，马柯不可思议地望着曼蒂和她的肚子，问，你肯定吗？米歇尔说，这没人知道，谁都无法知晓。可这也太不可思议了，马柯说。他拿起那瓶科涅克白兰地，看了看，有些犹豫的样子，然后把酒放回桌上，说，三颗星，这是最好的牌子了，可不是给客人喝的那种。他显得有些尴尬，站起身，挠挠头，说，今年夏天，你还跟我一块儿骑摩托车呢，随即笑了：还真有这种事，他们一大帮子人去F村附近的湖里游泳，谁又能料到呢。

马柯告辞时，施密特太太已经走到前院花园了。她给孩子织了一些衣物，陪她一起来的是敬老院那位米歇尔原以为是共产党人的乌拉护士，她也带了礼物，是一件玩具，她还想让曼蒂触摸自己。

人们就这么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客厅的桌上堆满了礼物，柜子里又新添了十瓶或更多的烧酒。孩子们带来画着曼蒂和孩子的画，有时，画里也有米歇尔，还有一头驴和一头牛。

不久，开始有人从W村和邻近的村子来探望将为人母的曼蒂，询问她对一些日常琐事的建议。曼蒂做出回答，抚慰他们，有时，她把手放在他们的手臂或头上，一言不发。她是如此宁静安详，连米歇尔也觉得她焕然一新，不同于从前。一切变得井井有条。村里的一些纷争在这些日子里平息了，米歇尔现在上街时，连狗似乎也不那么野蛮了，一些房屋的窗户和门上重又挂起了圣诞节时用麦秆做成的星星和花环——整个村子沉浸在愉悦之中，仿佛圣诞将近。大家心照不宣。

一次，那位克劳斯医生也来探望。他敲门时，米歇尔却没有去开，他和曼蒂在楼上，安静得像两个孩子，他们望着窗外，直到医生离去。

第二天，米歇尔去W村拜会那位医生。医生斟上烧酒，问，那个曼蒂现在情况怎样。米歇尔滴酒未沾，只说，一切都好，不需要医生。那么，那些故事何从讲起？米歇尔答道：“那从地而出的，属于地，而且所说的也属于地。”“总之，”医生说，“这孩子会在尘世，而非天上出生。如果需要帮忙，拨个电话，我马上就到。”于是，两人握了握手，便无话可说了。米歇尔回到村里，却先跑去敬老院找到了乌拉护士，她有四个孩子，知道生孩子是怎么回事。护士答应到时帮忙。

二月到了，是时候了，孩子出生了。米歇尔和被他叫来的乌拉护士成了曼蒂的助产士。消息传开后，村里人聚集在屋外的街上，静静等候那一刻的到来。那一刻到来，孩子降生时，夜幕已经降临。乌拉护士走到窗前，把孩子高高举起，好让窗外的人都能够看到。可是，那是一个女婴。

米歇尔坐在曼蒂的床边，握着她的手，望着孩子。“长得不好看吧。”曼蒂说，其实是在问。乌拉女士问初为人母的她，现在不能靠替牧师做家务挣钱了，她想带着孩子去哪儿。这时，米歇尔答道：“娶了新妇的，便是新郎。”然后吻了曼蒂，好让女护士能够看到。护士后来是这样告诉大家的：他承诺了。

这个女婴现在不能叫“耶稣”了，于是，他们现在就管她叫桑德拉。村里人相信，这个孩子是为了他们降临人间的，既然如此，她为什么不能是女孩呢？于是，人人高兴，个个满意。

孩子出生后的那个星期天，教堂里还从未如此满座。曼蒂和孩子坐在最前排的长凳上，风琴开始演奏。乐音平息后，米歇尔走上布道坛，开始宣讲：“这个孩子是不是如同世人盼望已久的那样，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知晓。而你们自己也已经听到了：主的日子来临，就像夜里的贼来临那样。——主的日子就这样来临了，但你们，兄弟姐妹们，却不在黑暗之中。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但我们，蒙爱的人啊，都愿是神的儿女。”

你得走进田野……

那时，你从特鲁维尔出发，沿着狭窄的山路登上那座小山丘，然后穿过一片收割后的农田，去寻找更好的角度。泥土大块地大块地黏在你的鞋底，皮鞋的面料湿透了。一个不到十岁光景的孩子，是个男孩，看着你穿过农田，打开折椅，开始对着风景画速写。他先是从远处观察你，然后一步一步，慢慢地像一只猫似的小心翼翼地走近你。他身上的衣服又旧又脏，颜色近似于他出现的那块土地，头发有些红闪儿，在间或从云朵间投射下的太阳光中变得几近透明。他的鼻子塞住了，鼻翼不停地抽翕着，他半张着嘴，以便呼吸更加顺畅，这让原本漂亮的脸变得扭曲，显露出一副愚笨的样子。

你从画匣中用来清洁画笔的一小叠亚麻布里取出一块，递给他：

“擦擦鼻子吧。”

他吃惊地看着你，用布擦擦鼻子，然后又擦了擦颈脖，好像出汗了似的。可天气凉爽，他也没穿外套，那一定是在模仿他父亲的动作。

“你住在这儿？”

他点点头，摘下帽子。

“这是你们的地？”

他又点点头，走近一步。他想看你在速写本上画了什么，却缩着头，像是害怕挨打的样子。你从他的脸上看出那个问题是在转了好几个弯之后浮现出来的，但又不敢把它说出来，最后，还是好奇心占了上风，他问：

“先生，您为什么做这个？”

为什么做这个？这是所有问题中最让人害怕的，一个谁都不应该问自己的问题。他没问你在做什么，他不傻，他一定已经观察过其他画家。

他活到现在有没有见过一张画？他或许见过教堂里的圣像画，可风景呢？你弄脏了鞋子，站在他父亲的田里，试着去捕捉河与海的交汇处，捕捉海和他的村子里那几座零落的房屋。除了那座村庄，他还从没去过别处——在他看来，这一切该有多么荒唐可笑。

你给了他一块硬币作为报酬，他鞠了一躬表示感谢，就走了。你继续工作，迅速作画，为了不错过眼前的一幕——河口近处的渔船就要从你眼皮底下溜走了，它们正驶进港口。

后来下雨了，你心想，那男孩现在会去哪儿呢，他可有安身之处？这让你有些心神不安。你心想，那些乌云会从哪个方向飘过来？这无关紧要，天气是农夫才应该关心的事情。

现在，你成了眼睛和手，你哼着莫扎特，你挚爱的莫扎特的旋律。作画就应该像他谱曲那样轻而易举，顺理成章，画得再也没有人向你提出任何问题。

您为什么做这个？你是画家，就为这个。你除了画家，就什么都不是了。

当你回到画室根据那张速写完成油画时，你努力回忆当时的光线，阴影和光在海上的反射——海面有反光吗？——还有色彩和色调的变化。那个男孩不时地在你的脑中浮现，还有那个你还从未问过自己的问题：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可以，而且将会永远这么做下去，你现在收集的素材已经够用一辈子了。一本本满满的速写和满脑子的风景在等着你去画，每天又有新的风景出现，每个为你所见的风景都是一份作业——太阳为你而升，为你而落，风为你刮过天空，草儿树儿为你生长。

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不呢？你知道自己画得不错，你爱那些小速写胜于一切，它们挂满了你画室的墙壁。你也爱在户外工作，观察风景，作画。那里，只有光线在变化，阴影在缓慢地几乎不为人察觉地移动。在罗马那会儿可真叫恼人，街头那些男孩不等你画完便一哄而散，害得你攒下一堆没有完成的画稿。风景不会离你而去。

你画速写不是为了拿给人看，你也不在画展展出你的速写。那些来画室探望你的朋友希望看到你即将公开展示的带有神话场景或宗教画面的风景大作，他们会发表一些让你莫名其妙的评论。但你不在乎，你宁可自己犯错，也不愿意遵从二十个评论家正确的意见。他们谁都比你有见地，都想给你出主意，好像你不知道自己没有和为什么没有创造出杰作似的。你对《圣经》和神话故事里的人物毫无兴趣，你真正热爱的是速写，是气氛和情调。

你希望能够成功地捕捉住那一刻，能够让那个来自特鲁维尔的男孩一眼认出自己的村子，看到它的美丽，看到那一刻的美——可是，又有谁在乎这些呢？

塞纳贡老先生爱看日落。在鲁昂时，他每天傍晚同你一起外出散步，向你讲述《圣经》里那些千篇一律的故事，好像他需要一个借口同你待在一起似的。你无所谓那些故事，你从来不关心已经发生的事情和人们对这些事情的陈述，你对过去无动于衷，只在乎此时此刻。塞纳贡牧师走在你前头两步开外处，双手交叉在背后，说起话来不紧不慢，深思熟虑。突然，他沉默了，停下脚步，说：看，那云彩的颜色——好像你之前没在看它们似的。

你们坐在一条长凳上，默默地看着太阳落山。天暗得很慢，几乎让人感觉不到。可当太阳消失在地平线之后，一切在一秒之间全部改变。那是一个光明仿佛即将死去的可怕的时刻。你一次又一次地画日落，像为了摆脱必定降临的死亡。

你已经二十九岁了，很快将离开父母去意大利。想成为画家，就得去意大利。即将到来的旅行让你高兴，却也令你忐忑。那里，一切都会不同，你将结交新人，睡异乡人的床，说他乡人的话。你想到了罗马城的女人。你曾经去过几次鹈鹕街，可罗马的女人不一样，米夏隆告诉过你有关罗马女人的故事。那次，她们的故事引起了你的兴趣。

你添置了一只行李箱和一些旅行用的衣服、一顶宽边帽、颜料和画笔。一切准备就绪，再过几天，你就要上路了。现在，走在巴黎的街上，你看到的一切都不同于从前，你像是头一回见着它们，它们让你觉得新鲜和兴奋，你被这座城市的美丽惊住了。最后一眼，如同第一眼。

你在画自画像，这是父亲要求的，他希望你临行前留下一张自己的画像。父亲同这张画像会相处得比你更好，因为画像不会早上赖床，不会丢三落四，也不会因为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而惹父亲生气。

你第一次用画家的眼光观察镜子里的自己。你不英俊，可你喜欢自己的样子。你笑了。你会画自己面带微笑的样子。你用这种微笑勾引妇女，父亲训斥你，鞭策你时，你也用同样的微笑让他怒不可遏。只要你微笑，就没有人能够伤害到你。你不喊，不叫，只是微笑。

你在画你的脸，在捕捉自己。你总是想捕捉住画面，想倚仗它们。当学徒那会儿，你给人跑腿，总会在那些画廊前停下脚步，欣赏橱窗里的画，而且每次欣赏的总是同一幅。有一天，其中一幅画突然不见了，那是一张瓦朗谢讷的风景写生——你激动地冲进画廊，想打听画的去处，看它最后一眼，你觉得自己像是失去了一位亲人。可接着，你又胆怯了，说自己走错了门，红着脸跑了。

你的画是你的倚仗，你从来不想卖它们，也曾经把卖出去的画又买了回来。它们是属于你的，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看着它们，它们不会改变，即使晚上把灯灭了之后，你仍然知道它们在黑暗之中。

你真该在薇克托娃活着时为她画一张像。如果不是因为她，你永远也当不了画家。她的死让父亲痛不欲生，对一切心灰意冷，他把为女儿攒下的嫁妆钱给了你。如果你为她画了像，那她就会存活于世。可你是后来才学会画人，学会如何去看和去观察的。

你学会了：世界是平的，空间是模糊的，它是由阴影和明暗色调组成的，时间是不存在的。

在你早已死去，在你在特鲁维尔的田野上遇见的那个男孩也早已死去之后，你的画还会在那儿，几乎毫无改变。你真该对那个男孩说：在你我都死去之后，这张画将继续存在，即便你的村子已经改头换面，这幅画里依旧会是你认识的村子——可是，我俩死后，来看这幅画的又会是谁呢？孩子总是让你想到死亡，想到你自己的死亡和时间的流逝。或许这就是你从来不想成家的原因。

我这一辈子真正想做的事，是画风景——你在意大利写信给阿贝勒·奥斯蒙时这样写道，那时，你刚过完三十岁生日——画风景，我将锲而不舍地画风景。这个决心将妨碍我去建立任何一种固定的关系，我指的是婚姻关系。

好像这两件事水火不相容似的。你这是在骗他，还是同时在骗自己？你是一个画速写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原因。风景也好，女人也好，你下不了从一而终的决心。那些眼睛、肩膀、手和臀部，女人的样子，浮光掠影，惊鸿一瞥，短暂得什么都无法变化，对于你，就已经足够。可是，即便在罗马，短暂的光阴也是昂贵的。

你的情欲是用眼睛去看，你的房事是用画笔去画，其他任何与肉体有关的事情早已让你厌烦，它们只会让你从工作中分心。你做爱如同用餐，饿了就吃，迅速而漫不经心，从不挑三拣四。床是留给美丽的意大利女人，爱是献给可人的法国女郎的，你在给阿贝勒的信中写道，作为画家，我更喜欢前者——罗马的青楼女子，出工有固定的价格，完工后莞尔一笑，便走了。

你从来没有真正爱过谁。你害怕去爱，害怕失去她们，害怕依赖她们。爱情使人脆弱。或许，这就是你受人青睐的原因：因为你对人没有任何期望，因为你对他们无动于衷。你向来慷慨大方，帮过许多人，也不求留名，你以此换取自由。你不想被人干扰。

你也出于同样的原因不喜欢海。当你在特鲁维尔的农田里眺望大海时，你意识到了自己不喜欢海。海总在不断变化，它是危险的，它能淹死人，而你却需要脚踏实地——应该把这个世界冻结起来。可奇怪的是，你从来没有画过雪。

人是应该可以把爱的那一刻铭记于心，然后在回忆中生活的。然而，记忆是靠不住的，人能够回忆的，是情感，而不是外在的显现。有一次，你想凭记忆画安娜，你可亲可爱的安娜，可一拿起铅笔，她的面容就变得模糊不清了。你的记忆成为了一种情感，情感没有鼻子，没有脸颊，也没有嘴唇，情感是不准确和不可信任的。而准确，从来就是你最高的标准，作画时，你不可放任丝毫。

记忆在欺骗你，你也在欺骗记忆，你重新绘制它，摧毁它。这个世界不存在色彩，色彩是相互依存，互相显现的。你依从于它们。这种绿色，这种赭色，还有这种蓝色，在你在调色板上调出它们之前，它们并不存在。线条、平面和颜色构成了你的世界，你的光是铅白色的。

你在画自己。看到自己的脸在画笔之下一笔一笔地改变，变成了一道风景，一道不明确的风景，一个平面，你吃惊极了，有那么一刹那，你害怕会失去自己的脸。

我画女人的乳房如同画一只普通的牛奶罐，形状和色调的对比才是关键——你说这话时，有没有想到安娜的乳房？

她的爱只会让你心烦，为了把自己从她那儿解救出来，你必须同她上床，必须画她。您为什么不画我呢，她曾经开玩笑地问。她为什么要让你画她？她认为这是你的爱情的见证，却不知道这将会而且必定会毁掉你的爱情。只要被你观察过的事物都会改变，都会变成一张画。你一旦开始观察她，她的脸便会僵死，无论你如何反抗，你看到的仍将是线条、平面和颜色。一旦开始画她，你便会发现她的另一种美，她作为肖像的美，你会爱上她的肖像，安娜将会永远无法与之较量。

“您可以把它挂在画室里，让我一直陪在您的身边。”

“当模特儿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您知道，您得很长时间一动不动。”

“这对我可是轻车熟路，我这辈子就没干过别的。”

“可我不能画您，因为我没法观察您，我对您的感情会蒙住我的眼睛，我无法画我爱的东西。”

她笑了，有些受宠若惊，却带着责备的眼神看着你：

“如果您真的爱我的话……”

她打住了，该轮到你行动了。可你却只吻了一下她的手。没有人能够像你这样善于沉默。她想了一下：

“您难道不爱您画的风景吗？”

“我爱我的画，风景对我都一样。”

阿维尼翁风光、奥尔良圣帕泰尔恩教堂、枫丹白露的森林、特鲁维尔、图克河口，你起这些名字，像是为了呈现某个村庄、某个教堂、某座桥梁，你爱这些村庄和风景，可画它们时，你必须对它们无动于衷。你一次在开玩笑时道出了真情：你的创作源自充满激情的冷漠。

这很难解释，也很难让人理解。你尽量准确地描绘你所看到的事物，可你的用意却不在于画面的精确，你努力捕捉的，是感觉。你尽可能准确地捕捉那种模糊的感觉，果断是最重要的。

你的目光冷静，但不冷酷，目光冷静是前提。如果想做到冷静地看，就不能与对象产生共鸣。冷静地看，意味着你只能是眼睛，否则，你无法去感受一道风景或一个人。而想要感同身受，最重要、最首要的是——忘掉自己，脱离自己。你的目标是同物体拉开距离。如果没有省略不画，你也老是画不好近景。你拒绝近距离，近，意味着温暖。人们在相爱时，是彼此亲近的。

你重返特鲁维尔。为了核实一些细节，你又登上了那座山丘。你得走进田野，而不是去看画——这话你跟那些一边在卢浮宫里临摹、反刍大师作品，一边自以为了不起的同事们都不知说过多少遍了。贝尔坦先生也曾经让你去临摹画作，你却只画了那些紧绷着脸痛苦作画的可怜画家。人，得走进田野……

你沿着陡峭的山坡朝高处走。空气清凉，可你还是出汗了。午餐后，你有些睡意蒙眬。你听到远处海浪拍岸的声音，一条狗在狂叫。这次，为了不弄脏鞋子，你沿着田埂走。你又一次见到了那座村庄，那片河湾和大海。

你突然有一种可怕的感觉，你觉得那片风景不对头，它同你创造的真实世界不相符合。从那以后，你会经常去描绘这种感觉。那个“在读书的年轻女子”停止了阅读，从书本上抬起头，再也分辨不清这个世界。你会画出她眼中的惊愕，她的微笑也是你的微笑。她知道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伤害到她，她生活在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之中，一个时间不会消逝、没有死亡的世界。

你站在特鲁维尔高处的农田旁。这是你的田野。你俯视着你的村庄，你的大海，仰望你的天空。铅白色的光。

傍晚时分，你回到村里，遇见上次那个男孩，他正蹲在路边玩一块积木。他在地上把木头拖过来，拉过去，也不知道把它当作什么了，一头牛，或许一只猪？你问他。他胆怯地抬头望着你，像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被你当场抓获似的。他也许没有认出你来。

“是马车，先生。”

你怎么能看不出来呢。

“它去哪儿？”

“去巴黎。”

“我马上也要去那儿。车里还有空座吗？”

现在轮到他笑了，他在笑你上当了：

“这只是一块木头呀。”

一块木头，一张纸，一块画布，你可以把它叫作马车，叫作桥梁，叫作风景，叫作人。这是一种游戏，每个孩子都会玩。

“你为什么这么做？”

他用孩童才有的那种茫然的眼神望着你，然后站起身跑了，连自己的玩具都没带上，它就在你的脚下。你弯下腰，捡起它。那是一块木头，一块寒碜的木头而已。

版权信息

去见那个男人

作　　者：[美国]詹姆斯·鲍德温

译　　者：胡苏晓

品 牌 方：99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岩石堆

郊游

传宗接代

命中注定

桑尼的蓝调

游子情

来自荒野

去见那个男人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上海

献给

博福德·德莱尼

岩石堆

在他们的房子对面，街那边的两栋房子中间的一块空地上，坐落着岩石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居然在这里发现一大堆天然的岩石堆积在地面上；有人，大概是弗洛伦斯婶婶，曾经告诉他们，说岩石在那里，不能移走，因为没有它，地底下的地铁火车就会四散飞去，杀死所有的人。这是一个极其使人迷惑的解释，涉及自然界某种不可思议的事物，有关地球的表面和中心，没有谁能够提出异议，此外，它还赋予这个岩石堆如此神秘的重要性，所以罗伊觉得，在那里玩耍即使不能说是他的义务，也是他的权利。

每天下午放学以后，以及星期六和星期天整天，都会看到其他的男孩子在那里。他们在岩石堆上打架。脚步稳健，危险而不顾后果，互相冲撞，在岩石堆的顶上搏斗，有时消失在岩石堆的另一边，在尘土和尖叫的一片混乱中，脚底朝天，飞一般地溜下去。“他们没有送了自己的命，真是奇迹。”他们的母亲有时从防火的安全出口那里看着外面说，“你们小孩子们离开那里远点儿，听见我说的话了吗？”虽然说的是“小孩子们”，她的眼睛却看着罗伊，他坐在防火的太平梯上，约翰的旁边。“上帝知道，”她继续说，“我不想看见你们，在上帝赐予的每一天，都像猪一样流着血回到家中。”罗伊不耐烦地动来动去，仍旧注视着街上，仿佛在这种注视中，他就能以某种方式插上翅膀似的。约翰什么都没说。实际上这些话不是对他说的：他害怕岩石堆和在那里玩耍的男孩子们。

每个星期六的早晨，约翰和罗伊都坐在太平梯上，看着下面被禁止去的街道。有时候母亲坐在他们身后的房间内，做针线活，或是替他们的妹妹穿衣服，或是给婴儿保罗喂奶。阳光高高在上，带着救济般的冷漠，照遍他们全身，照遍太平梯；在他们的下面，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所有的罪人们，游荡闲逛；有时候一个教会的成员经过，看见他们，挥手打招呼。于是，他们也暂时有礼貌地挥手打招呼回应，有点受到惊吓。他们注视着那个圣徒，男人或者女人，直到他或她走得看不见了。一个被救赎的人的经过，引起他们的思考，无论这种思考多么茫然，思考这条街道的邪恶，思考他们自己隐而不见的邪恶就在他们坐的地方；并且使得他们想到父亲，星期六他要提早回家，不久他就会转过这个街角，走进他们下面黑暗的门厅。

但是直到他回来结束他们的自由为止，他们还是坐在那里，在街道的上方观看着，渴望着。街道的尽头，离他们的房子最近的是横跨哈莱姆河的大桥，一直通到一个叫布朗克斯的城区；那就是弗洛伦斯婶婶居住的地方。可是他们看见她来的时候，不是从桥上来，而是从街道相反方向的尽头来。她解释说，她是乘地铁来的，不愿意步行，此外，她也并不住在布朗克斯的那个地段。按照他们的想法，这是没有说服力的。他们知道布朗克斯在河对面，所以从来都不相信这一说法，而是采纳他们的父亲的看法，假定她刚刚离开某个罪孽深重的地方，她不敢说出那个地方的名字，比如，举例来说，一家豪华电影院。

夏季，男孩子们在河里游泳，到木头码头边跳水，从垃圾堆积的河岸蹚入水中。曾经有一个名叫理查德的男孩，在河里淹死了。他的母亲不知道他在哪里；她甚至来到他们家，问他是否在那里。然后到晚上，六点钟的时候，他们听见从街上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声和号啕大哭；他们跑到窗口往外看。下面的街道上，那个女人走过来，是理查德的母亲，尖声叫喊着，仰面朝天，脸上的眼泪往下流淌。一个女人走在她身旁，设法让她平静下来，努力想扶住她。一个男人在她们的后面走着，是理查德的父亲，他的手臂里抱着理查德的尸体。两个白人警察走在路边的排水沟中，似乎不知道该做什么。理查德的父亲和理查德都是湿淋淋的，理查德的尸体躺在他父亲的手臂里像一个棉花人。满街都听见女人的哭喊声；汽车放慢速度，车里的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人们打开窗户往外看，跑到门外，站在街边的排水沟中观看。然后一小队人消失在岩石堆旁边的房子中。接着伊丽莎白，他们的母亲，哭喊着“上帝，上帝，上帝呀！”砰的一声关上窗户。

一个星期六，在他们的父亲回家之前一个小时的时候，罗伊在岩石堆上受了伤，哭喊着被抱回楼上。他和约翰本来坐在太平梯上，他们的母亲与教会的麦坎德利斯姐妹一起走进厨房去喝茶。不久罗伊就变得不耐烦，坐在约翰旁边默不作声，心神不定；约翰在他的教科书上画一幅报纸广告，广告上是一种新的电动火车。好几个罗伊的朋友在太平梯下面经过，大声叫他。罗伊开始坐立不安，透过太平梯的横杠对着下面的朋友大声叫喊。接着没了声音。约翰抬头望去。罗伊站在那里看着他。

“我要下楼去。”他说。

“你最好待在你待的地方，兄弟。你知道妈妈不要你下楼去。”

“我马上就回来。她甚至都不会知道我走了，除非你跑去告诉她。”

“我不会告诉她。可是什么能够阻止她来这里向窗户外面看呢？”

“她在谈话。”罗伊说。他动身走进屋里。

“可是爸爸很快就要到家！”

“在那之前我就回来。你一直都这么害怕，你在害怕什么？”他已经在房子里面，此刻他转身靠在窗台上，不耐烦地发誓保证：“五分钟后我就回来。”

约翰愠怒地注视着他小心地打开门锁，然后消失了。转瞬间，他就看见他和他的朋友们一起站在人行道上。他不敢去告诉母亲，说罗伊离开了太平梯，因为实际上他已经答应不这么做。他开始大叫：记住，你说的五分钟！罗伊的一个朋友抬头看向太平梯。约翰低头看着他的教科书：他重新全神贯注于火车上。

当他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不知道过去了多久，不过现在岩石堆上打起了群架。很多男孩子在耀眼的阳光下互相殴打：费劲地爬上岩石，短兵相接大打出手，磨损的鞋在滑不唧溜的岩石上打滑；晴朗的空中充满咒骂声和欢呼声。他们还让空中到处飞扬着武器：石头、棍棒、锡罐、垃圾，无论什么可以捡起来扔的东西。约翰带着几分心不在焉的惊讶看着，直到他想起罗伊还在楼下，想起他也是岩石堆上的男孩中的一个。于是他害怕起来；在阳光下的人影中他看不见他的弟弟；他站起来，倚靠着太平梯栏杆的边缘往外看。这时罗伊从岩石的另一边出现了；约翰看见他的衬衫撕裂了，他正在哈哈大笑。他移动着，直到站在岩石堆最高的顶上。接着，空中飞出来什么东西，一个空罐头，击中他的前额，正好在眼睛上方。罗伊一边脸上顿时鲜血直流，他跌倒了，脸朝下滚下了岩石。一时间，所有的一切都停了下来，没有了声音，太阳也停下，照在街上、人行道上，和停在那里的男孩子身上。然后有人尖叫或呼喊；男孩子们开始逃跑，沿着街道，朝大桥跑去。地上的那个人，歇了口气，摸到自己的血，大声叫喊起来。约翰叫喊着“妈妈！妈妈！”跑进屋子里面。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当他们冲下黑暗、狭窄而且摇晃的楼梯时，麦坎德利斯姐妹气喘吁吁地说，“不要着急。男孩子生下来，没有一个不是经常磕磕碰碰的。主啊！”他们急急忙忙走到太阳底下。一个男人抱起罗伊，正慢慢地向他们走来。一两个男孩安静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街道的两头都有一群孩子在观看。“他伤得不是很严重，”那个男人说，“如果他伤得很厉害的话，就不会发出这种声音。”

发抖的伊丽莎白伸出手去接罗伊，然而比她高大、也比她镇静的麦坎德利斯姐妹，从男人的手中接过他，把他抛在肩膀上，可能就像她以前扛一袋棉花那样。“上帝保佑你，”她对男人说，“上帝保佑你，孩子。”罗伊仍然在尖声叫喊。伊丽莎白站在麦坎德利斯姐妹身后，注视着他流血的脸。

“这只是皮肉伤，”男人不断地说，“只是弄破了皮，就是那么一回事。”他们穿过人行道，朝房子走来。约翰向街角看去，看是否看得见他的父亲，此时他倒不害怕那些盯住他们看的男孩们。

在楼上，他们使哭泣的罗伊安静下来。洗去血迹后，他们看见皮肤表面上锯齿状的伤口，正好在左边眉毛的上面。“上帝啊，发发慈悲吧，”伊丽莎白低声说，“再近一吋，就会伤到他的眼睛。”她担忧地看了看时钟。“这可不是真的嘛。”麦坎德利斯姐妹说，一边忙着用绷带和碘酒处理。

“他是什么时候到楼下去的？”母亲终于问道。

此时麦坎德利斯姐妹在安乐椅中坐下，用扇子给自己扇着风，罗伊躺在沙发的顶端，被包扎起来，一声不响。她停了一会儿，很严厉地看着约翰。约翰站在靠近窗户的地方，手里抓住报纸广告和他画的画。

“我们坐在太平梯上，”他说，“他认识的几个男孩叫唤他。”

“什么时候？”

“他说过他五分钟后就回来的。”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他在楼下？”

他看着自己的手，紧紧抱住他的笔记本，没有回答。

“孩子，”麦坎德利斯姐妹说，“你听见你母亲对你讲的话吗？”

他看着母亲。他重复着说：

“他说过他五分钟后就回来的。”

“他说过他五分钟后就回来的，”麦坎德利斯姐妹轻蔑地说，“不要看着我，好像那没有正确的答案似的。你是这个家里的男人，你应当照顾你年幼的弟弟和妹妹——你不应当让他们离开家，弄得几乎被砸得半死。不过我想，”她从椅子上站起来，丢下硬纸板扇子，又说道，“你爹会让你说实话的。你妈妈的方法对于你来说太温和了。”

他并没有看她，而是看着扇子，它被丢在她坐过的压扁了的深红色座位上。扇子在为一种头发油做广告，上面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妇女和她的婴儿，两人都有一头闪闪发亮的头发，幸福地互相微笑。

“宝贝儿，”麦坎德利斯姐妹说，“我必须走了。也许今天晚上晚点儿我再顺便来你家看看。我估计今晚你不会去参加恭候圣灵礼拜了吧？”

恭候圣灵礼拜，就是每个星期六晚上在教堂举行的祈祷者的聚会，增强信徒的信仰，让教会为星期天圣灵的到来做好准备。

“我不指望去了。”伊丽莎白说。她站起身来；她和麦坎德利斯姐妹在脸颊上互相亲了一下。“不过祷告时你一定要记得我。”

“我肯定会的。”她把手放在门把手上，停了下来，低头看着罗伊笑起来。“可怜的小人儿，”她说，“我猜他现在大概会很满足于坐在太平梯上了。”

伊丽莎白跟着她笑起来。“这对于他肯定会是个教训。你不认为，”她紧张地问，但依然笑着，“他将要留下那个伤疤，对吧？”

“上帝呀，不会，”麦坎德利斯姐妹说，“不会有什么，不过是擦伤而已。我声明，格兰姆斯姐妹，你比孩子还要糟糕。再过几个星期，你就不可能看见那个伤疤了。不会，你继续做你的家务事，宝贝儿，感谢上帝，没有伤得更严重。”她打开门；她们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我估计那是牧师，”麦坎德利斯姐妹平静地说，“我打赌他要大发雷霆。”

“也许是弗洛伦斯，”伊丽莎白说，“有时她会在这个时间到这里来。”她们站在门道里，注视着，脚步声来到下面的楼梯平台，开始往他们这一层楼爬。“不，”伊丽莎白接着说，“那不是她的步法。那是加布里埃尔。”

“喔，我正好要离开，”麦坎德利斯姐妹说，“对他的心情要有一点儿准备。”说这话的时候，她按了按伊丽莎白的手，举步进入走廊，留下身后的门微微开着。伊丽莎白慢慢转身走进房间。罗伊没有睁开眼睛，或是动一下；然而她知道他没有睡着；他希望尽可能地延迟和父亲的接触，直到最后的时刻。约翰把报纸和笔记本放在桌子上，靠着桌子站着，眼睛盯着她看。

“这不是我的错，”他说，“我不可能阻止他下楼去。”

“是的，”她说，“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只要告诉你爸爸真实的情况。”

他笔直地看着她，而她则把头转向窗户，凝视着街道。麦坎德利斯姐妹说的是什么来着？这时她听见她的卧室内传来迪莉拉尖细的哭泣声，她转过身来，皱起眉头，朝卧室看了看，又朝依然开着的门看了看。她知道约翰正注视着她。迪莉拉继续号啕大哭，她气恼地想，这丫头如今已经这么大了却还要那样，可是她又害怕迪莉拉会吵醒保罗，她急忙走进卧室。她试图哄迪莉拉重新睡觉。接着她听见前门打开又关上了——声音太大，迪莉拉哭得更大声了，伊丽莎白恼火地叹了一口气，把孩子抱起来。她的孩子和加布里埃尔的孩子，她的孩子们和加布里埃尔的孩子们：罗伊、迪莉拉、保罗。只有约翰是没有合法名义的，一个陌生人，是对他母亲那些罪孽的日子的活生生、不可改变的证据。

“发生了什么事？”加布里埃尔盘问。他，如庞然大物，站在房间的中央，黑色的午餐盒挂在手中，眼睛则盯着罗伊躺在那里的沙发。约翰正好站在他的面前，她惊愕地看过去，约翰好像就站在他的下面，在他的拳头、他沉重的皮鞋下面。孩子出神而恐怖地盯着男人看——还是小女孩时，她曾经在家里见过兔子如此目瞪口呆地站在汪汪吠叫的狗面前。她赶紧走过加布里埃尔来到沙发那里，觉得手臂里的迪莉拉像盾牌一样重，站在罗伊的上方，说道：

“喂，不必为这件事心烦，加布里埃尔。我一转身，这小子就溜到楼下去，给自己弄了一点点伤。现在他没事了。”

似乎要证实她说的这些话，此时罗伊睁开了眼睛，严肃地看着父亲。加布里埃尔当啷一声扔下饭盒，跪在沙发旁边。

“你感觉怎么样，儿子？告诉爸爸发生了什么事？”

罗伊张开嘴巴想要说话，然后又重新陷入惊慌，开始哭泣。他父亲抱住他的肩膀。

“你不要哭。你是爸爸的小男子汉。告诉爸爸发生了什么事？”

“他跑到楼下去，”伊丽莎白说，“他本不该去那里，然后跟他们那些在石头堆上玩耍的坏孩子打起架来。这就是发生的事情，没有伤得更严重，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他抬头看着她。“你能让这个孩子自己回答我吗？”

不理会他的话，她更加温和地继续说下去：“他额头上受了伤，不过这没什么可担心的。”

“你叫医生了吗？你怎么知道这没什么可担心的？”

“是你有钱白费在医生身上吗？没有，我是不会叫医生的。我的眼睛没有什么毛病，我看得出他伤得严重还是不严重。他受到惊吓，超过其他任何伤，你应该祈祷上帝，给了他一个教训。”

“你现在有很多话要说，”他说，“可是我马上就会有一些话要说。我想要知道，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时你的眼睛在干什么。”他转身对着罗伊，罗伊静静地躺着，睁大湿湿的眼睛，身子僵直：此刻他在父亲的触摸下，回忆起岩石堆的顶上，他脚下尖利、滑动的岩石，太阳，阳光的暴晒，他陷入一片黑暗之中，还有他咸咸的血；当父亲用手触摸他的额头时，他退缩着，开始放声大哭。“不要动，不要动，”他的父亲轻轻哼唱，哆嗦着，“不要动。别哭。爸爸不会弄疼你，他只是想看看这个绷带，看看他们对他的小男子汉干了什么。”可是罗伊继续大声哭喊，不肯静止不动，加布里埃尔不敢揭开绷带，害怕更加弄伤他。盛怒之下他看向伊丽莎白：“你能不能把那个孩子放下来，帮我一起看看这个儿子？约翰，从你母亲手里接过你的小妹妹——你们两个不要看起来像没有脑子似的。”

约翰接过迪莉拉，抱着她在安乐椅中坐下。母亲弯腰对着罗伊，按住他不要动弹，同时父亲小心翼翼地——可是罗伊依旧大声哭喊——揭开绷带，注视着伤口。罗伊的啜泣声开始变小。加布里埃尔重新整理了一下绷带。“你看看，”伊丽莎白终于说，“他还没有到快要死的地步。”

“他还没有死，这肯定不是你的错。”他和伊丽莎白沉默不语地打量了对方一会儿。“他几乎就可能丢掉一只眼睛。当然，他的眼睛不像你的那么大，所以我猜你认为它不是那么太要紧。”听到这话，她的脸沉下来；他笑了笑。“上帝呀，发发慈悲吧，”他说，“你认为你有努力要学着操持好这个家吗？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谁让他去楼下的？”

“没有任何人让他下楼，他就是去了。他长了一颗正好与他父亲一样的脑袋，不撞得头破血流绝不低头。我在厨房。”

“约翰尼在哪里？”

“他不是在这里吗？”

“哪里？”

“他在太平梯上面。”

“他知道罗伊在楼下吗？”

“我以为。”

“你以为，你是什么意思？他不会是长了你的大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是吧？”他上下打量约翰。“小子，你看见你弟弟到楼下去了吗？”

“加布里埃尔，想要责备约翰是没有道理的。你十分清楚，很难让罗伊守规矩，他不会听他哥哥的话。他简直都不听我的话。”

“你怎么会不告诉你母亲罗伊在楼下呢？”

约翰没有说什么，眼睛盯着盖在迪莉拉身上的毯子。

“小子，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你要我拿皮鞭抽打你吗？”

“不，你不要，”她说，“你不要拿皮鞭抽打这个男孩，今天不要。罗伊现在躺在那里，除了你没有任何人有错——你，因为你宠坏了他，以至于他认为无论做什么事，他都不会受到惩罚。我告诉你，那不是养育孩子的方法。你不曾祈祷上帝帮助你，让你做得比现在更好一些，今天上帝没有取走他的灵魂，你要活着为此流下痛苦的眼泪。”她浑身颤抖。她目不斜视地走向约翰，从他的手里抱过迪莉拉。她回头看着加布里埃尔，他站起身来，靠近沙发，凝视着她。从他的脸上，她发现的不只是狂怒——那不会让她感到惊奇——还有憎恨，这憎恨是如此深刻，以至于缺乏人性而变得不能忍受。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一动不动，因狠毒而变得盲目——她觉得，好像地球的引力就在她的脚下，他渴望亲眼目睹她死后被打入地狱。似乎这也许是一种劝解，她再次摇晃着手臂里的孩子。随即他的眼神变了，他看着伊丽莎白，他的孩子们的母亲，上帝赐予他的配偶。于是她的眼睛模糊起来；她走了几步离开房间；她的脚踢到地板上的午餐盒。

“约翰，”她说，“像个好孩子一样，捡起你父亲的午餐盒。”

郊游

每年夏天，教会都会组织一次郊游。它通常安排在七月四号举行，那一天大多数的教会成员都不用去工作，它从早晨相当早的时候开始，持续整整一天。圣徒们称它是“随心所欲”的郊游，他们这么说的意思是，虽然它是橄榄山五旬节派教会为它的会众举办的，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参加，异教徒、犹太人、希腊人，或者罪人。犹太人和希腊人，更不用说异教徒——大部分圣徒的生计依赖他们——年复一年地表现出他们对这一邀请不感兴趣；可是怀着更多期待的罪人们却很少缺席。今年他们要乘船沿着哈德逊河北上，直到大熊山，在那里玩上一整天，等到月亮在宽阔的河面上升起后才返回。往年的郊游，他们都只是乘地铁去，最远也就是到佩勒姆海湾，或者范科特兰公园，所以今年的郊游，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特殊的重大活动，甚至教会执事的两个大儿子，约翰尼和罗伊，还有他们的朋友，大卫·杰克逊，也显得非常兴奋——尽管有点不情愿。这三个人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世故很深的人，不再像那些老人一样，任由爱或者是上帝的惩罚所摆布。

整个教会的人都要去，在这之前的好几个星期，大家谈论的除此之外别无话题。在这之后的好几个星期，郊游还将为他们提供有趣的会话。他们不认为这是无聊。郊游前的一个星期，站在讲道坛上的詹姆斯神父宣称，这次郊游的目的，是给上帝的子民们一天去放松放松，呼吸呼吸比较清新的空气，在天国之家的屋顶下喜悦地崇拜上帝；关于那件事，没有什么无聊的。而且，与其使船长担心，他们倒不如计划在船上举行教会的礼拜。去年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地铁车厢里，麦坎德利斯姐妹即兴做了一次礼拜，她敲着手鼓，唱着歌，告诫罪人，一路经过火车行经的很多地方。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这是值得钦佩的，在某些人看来，麦坎德利斯姐妹似乎有一点故意卖弄。“我走到哪里都要赞美我的救主，”她轻蔑地反驳道。“我离开教会的时候，圣灵没有离开我。我每天都获得宗教信仰。”

西维娅的生日是三号，大卫、约翰尼和罗伊在存钱为她买生日礼物。他们一共存了五元钱，可是他们无法决定给她买什么。罗伊建议给她买女性的内衣裤，被粗暴地喝止了：难道他想要西维娅的母亲杀了女儿吗？他们全都害怕那位不寻常的、消瘦而直言不讳的丹尼尔丝姐妹，而且为了西维娅的缘故，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来维护她余留下来的好脾气。最终，在大卫的姐姐洛兰的建议下，他们买了一枚镀金的切割成蝴蝶形状的小胸针。罗伊认为它太廉价，气愤地抱怨他们同样的坏品味（他大叫：“且等到它让她的衣服变得发绿吧！”）然而大卫并不认为它如此糟糕；约翰尼认为它够漂亮了，他肯定西维娅不管怎样都会喜欢（“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他问大卫）。他们一致同意，在郊游那天，由大卫当着他们大家的面把它赠送给她。（“老弟，我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家伙，”大卫说，“你们知道那个女孩为我而疯狂。”）此时是夏天，他们全都突然开始长大了，他们的身体变得有点令人烦恼和尴尬，甚至危险，他们的声音也变得不可信赖。大卫不断地吹嘘他下巴上增加的柔软的毛发，公开宣称他的胸膛上有了汗毛——“并且其他的某个地方也是。”他诡秘地补充说，对于那个，他们全都大笑起来。“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罗伊说。“是的，”约翰尼说，“我差不多和你一样大。”“差不多不见得就有。”大卫说。罗伊想知道：“这难道不是如今那些教会里的男孩子该死的谈话吗？”

郊游的那天早晨，他们全都起得很早；他们的父亲在厨房里唱歌，母亲表现出一种近乎年轻人的兴奋，用力擦洗，给年纪小一些的孩子们穿上衣服，摆放吃早餐的盘子。在他们共享的卧室内，罗伊愁眉苦脸地看着窗外，然后转身向着约翰尼。

“有一个好心情留在家里，”他说，“或许乐趣还多一些。”他朝厨房做了一个狂怒的手势。“为什么他不留在家里？”

约翰尼一直盼望着能和大卫在一起的这一天，没有一丝想要留在家里的念头，不管为了什么原因。此外，他知道，加布里埃尔不会让罗伊独自留在城里，即使是天塌下来也不会。他扭动着身体，穿上干净的内裤，轻松地说：“哦，他可能会忙着应付那些老家伙。我们可以躲开他。”

罗伊叹了口气，开始穿衣服。“我真高兴我是个男子汉。”他说。

他们到达的时候，洛兰、大卫和杰克逊太太已经在船上了。他们属于最后到的一拨人；教会的大部分人，詹姆斯神父、伊莱沙弟兄、麦坎德利斯姐妹、丹尼尔丝姐妹和西维娅，都靠近轮船的栏杆坐着，围成一个小小的半圆形，用刺耳的语调交谈着。詹姆斯神父和麦坎德利斯姐妹正在讨论，在上帝的子民中间日益增长的散漫放纵之风，争辩着教会是否应该举办一系列信仰复兴布道会。西维娅坐在那里，什么也没说，偶尔费劲地朝年轻的伊莱沙弟兄微笑一下，他大声地说到信仰复兴的需要，不断地企图把西维娅拉入这场交谈中。船上到处都在进行类似的谈话。上帝的圣徒们聚集到了一起，他们完全意识到他们这个早晨的聚会，完全意识到他们的圣徒品位；他们确定，这个不怎么开明的世界应该了解他们是谁，而且就此作出评论。为了这个目的，他们问候的时候，很多声音叫喊着“赞美上帝！”还有正式的神圣的吻。厌倦了这种熟悉场面的孩子们，早已四散跑开，大声叫喊，玩游戏，自己找乐子去了，他们在游玩中那种想要表现的狂热，一点也不比他们的父母亲流露出来的少。约翰尼九岁的妹妹洛伊丝自从宣称灵魂得到拯救以后，就不再适宜表现得像其他孩子们一样了；然而灵魂不管得到何种程度的拯救，她仍然没有资格加入成年人的谈话；她在青少年当中极不受欢迎，因此也无法加入他们。所以她逛来逛去，很不甘心遭到遗弃，便在某种程度上自我满足于在与那些未被拯救的孩子们发生冲突时，充分表现出来的美德，并且欢快地朝着那些成年人微笑。她来到伊莱沙弟兄的旁边。“赞美上帝。”他大声叫喊，摸摸她的头，继续他的谈话。

当约翰尼的母亲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船上的时候，洛兰和杰克逊太太第一次见到她。她穿一身轻薄而又虚幻的蓝色，约翰尼永远都会将这身蓝与他对她最深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约翰尼最小的弟弟，她最年幼最幸运的孩子，紧紧抱住她的脖子不放；当她被介绍给别人的时候，她让他站在地上，惊讶地注视着陌生的环形甲板。在所有的社交场合，他的母亲都似乎极为心烦意乱，好像她随时都在等待某种毁灭性的不可挽回的灾难。这种灾难也许是突然发现她的袜子抽丝了，或者是隐秘地了解到最后审判日的号声在五分钟内就要吹响。可是，不管这是什么，它给她增添了某种因焦虑不安而产生的妩媚，人们争着猜测它可能是什么，需要她在精神上予以如此的关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总是被说服，从来没有失灵过。她与洛兰和杰克逊太太讲了一会儿话，她的小儿子拉着她的裙子，约翰尼微笑地望着她；最后，那个小孩一直在吵吵闹闹，她说她必须走了——走进那一个人不敢想象的残酷无情的活动场所——不过希望以后还能见到她们，她的脸上带着一种绝望的笑容，那笑容清晰地表明她并没有如此快乐。她们看着她慢慢地走到轮船的另一头，有时停下来与人交谈，总是（好像这是一种责任）微微笑着，偶尔打量一下洛伊丝，她正站在伊莱沙弟兄的膝盖旁边。

“她非常友善，”杰克逊太太说，“她长得和你很像，约翰尼。”

大卫笑起来。“妈，为什么现在你要说那样的话？那个女人从来和你没有什么往来。”

约翰尼咧着嘴笑，有些不好意思，假装用拳头威吓大卫。

“你不要听那个又老又丑的男孩说的话，”洛兰说，“他只是想办法使你感到不舒服。你母亲是真的漂亮。告诉她我这么说的。”

这甚至让他更加不好意思，然而他带有嘲弄意味地鞠了一躬，并且说，“谢谢你，姐姐。”然后对大卫说：“也许现在你要学会闭上你的嘴巴。”

“谁要学会闭上嘴巴？那是怎么说话呢？”

他转过身来，面对着他的父亲。父亲站在那里，好像居高临下地朝着他们微笑。

“杰克逊太太，这是我的父亲，”罗伊迅速地说。“这是杰克逊小姐。你认识大卫。”

洛兰和杰克逊太太抬头看着教会执事，脸上带着一模一样礼貌的笑容。

“你好吗？”洛兰说。然后杰克逊太太说：“非常高兴见到你。”

“赞美上帝，”他们的父亲说。他笑了笑。“你们别让约翰尼对你们讲话无礼放肆。”

“哦，没有，我们仅仅是在开玩笑。”大卫说。一阵短暂而尴尬的沉默。教会执事说：“看上去是很适宜郊游的一天，赞美上帝。你们年轻人玩得愉快。杰克逊太太，这是你第一次和我们一起郊游吗？”

“是呀，”杰克逊太太说。“大卫回到家来告诉我这件事，我已经很久没有到郊外去了，就决定好好休息一天。而且洛兰一直感到不是太健康，我想新鲜的空气会对她有一点好处。”她说这话的时候，笑得有些费力。洛兰看上去被逗乐了。

“没错，会的，帮助虚弱的人，什么也不如上帝的新鲜空气。”听到他们把自己形容成虚弱的人，洛兰看上去好像随时会掉进哈德逊河，她捂着手帕咳成一团。大卫涌起想要故意捣蛋的念头，并受其驱使，快速地看了约翰尼一眼，小声嘟哝着：“那是事实，执事。”教会执事看着他，笑了笑，转身向着杰克逊太太。“我们希望有一天你的儿子会加入我们教会。每个星期天罗伊都带他出来参加礼拜。你喜欢礼拜仪式吗，年轻人？”最后这句话是他热情地对大卫说的；大卫惊讶地听到他提起，罗伊是他的特殊的好友，（而他是约翰尼的朋友，他去教堂是和约翰尼一起！）他从惊讶中回过神来，微笑着说：“是的，先生，我非常喜欢。”他看看罗伊，罗伊正以一种既鄙视、讽刺又顺从的表情端详着他的父亲；他又看看约翰尼，约翰尼的脸是一张狂怒的面具。他再一次锐利地看着教会执事；不过他还在讲话，他的手臂搂着罗伊。

“这个男孩子也几乎是一个月前才开始崇拜上帝，”他骄傲地说，“上帝就像那样拯救了他。相信我，杰克逊姐妹，不管是对于什么人，年纪轻的或年纪老的，没有比耶稣的怀抱更好的避难所。我的儿子将会这么告诉你，罗伊，不是吗？”

他们带着拘谨而又真挚的好奇凝视着罗伊。他凶巴巴地小声嘀咕：“是的。”

“约翰尼告诉我，你是牧师，”杰克逊太太最后说，“我和大卫有时会去教堂听你布道。”

“不要到教堂来听我布道，”他说，“你要到教堂来听福音。我们都是在他掌控之中的人。你了解耶稣基督吗，姐妹？”

“我努力按照他的意愿去做。”杰克逊太太说。

他亲切地微笑着。“我们全体都必须沐浴着天恩而成长。”他看着洛兰。“我也期望见到你，年轻的小姐。”

“是的，我们会来的。”洛兰说。他们握了握手。“非常高兴遇见你。”她说。

“再见。”他看看大卫。“现在你要好好的。我希望不久就能见到你被主拯救。”他放开罗伊，举步离开。“你们年轻人玩得高兴。约翰尼，不要胡闹，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他装作没有听见，将手伸进裤袋里，掏出一些零钱，假装在数钱。他的手冰冷潮腻，并且发抖。他的父亲重复他的训诫时，一部分零钱散落到甲板上，他弯下腰去捡。他既想要冲着父亲大声喊出他所知道的最可怕的诅咒，又想要流泪哭泣。他意识到父亲和自己上演的这一戏剧性场面，激起了他们所有人的好奇心，他们全都模糊地感到一种莫名的死一般的紧张氛围。他跪在甲板上，大声回话（声音里带着他胆敢有的最大限度的粗暴、最大限度的狂怒和憎恨）：

“不要担心我，爸爸。罗伊一定会留意我的表现。”

他说完这句话以后，周围一片沉默；他站起身来，看见他们都注视着他。大卫的表情看上去既同情又震惊，罗伊低着头，脸上充满歉意。他父亲喊道：

“你要请求原谅，约翰尼，到这里来。”

“对不起。”他说着，走向他的父亲。他生气地抬起头来直视着父亲的脸，他的怒气使他吃惊甚至害怕。可是他没有低下眼睛，他知道父亲看见了（他想要他看见）他是多么地憎恨他。

“你刚才说什么？”父亲问。

“我说你不需要为我担心。我不认为我会做任何胡闹的事。”他的声音令他吃了一惊，听上去比他想得多了些蓄意的冷酷和愤怒，并且在说到“胡闹”这个词的时候，还嘲讽地强调了一下。他知道，如果不是当着这些圣徒和陌生人的面，他的父亲当即就会将他打倒在地。

“你当心一点怎么和我说话的。你别是发育得太快了。等我们回到家，我要扒下那些长裤，我们要看看到底谁是男子汉，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没错我们要，他想道，但什么也没有说。他带着一种故意的漫不经心环视了一下甲板。接着他们感到船摇晃起来，它开始驶离码头。四周响起一阵兴奋的声音。“待会儿见。”他的父亲说完转身走开。

他静静地站着，试图使自己镇定下来，走回到杰克逊太太和洛兰身边。不过就在他把双手插在裤兜里转过身来的时候，他看见大卫和罗伊正在向他走来，于是他停下来等着他们。

“一个婊子。”罗伊说。

大卫看着他，感到震惊。“那不是被主拯救的男孩该使用的语言。”他用手臂搂住约翰尼的肩膀。“我们出发去大熊山喽，”他大声呼喊，“向着壮观的哈德逊河上游”——接着他用拇指比划了一个粗鲁的手势。

“假如现在西维娅看到你做那个手势，”罗伊说，“你将要说什么，嗯？”

“我们不需要担心她，”约翰尼说，“她一整天都会跟老家伙们坐在一起。”

“噢，我们要想出一个方法来对付他们。”大卫说。他转向罗伊。“如今你是被拯救的一个，当我们与那个姑娘谈话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去找丹尼尔丝姐妹谈谈话，分散她的注意力呢？不管怎么说，你是小孩子，姑娘家不会想要和你交谈。”

“我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拯救，来与那个母夜叉谈话，”罗伊说，“我得到的是爸爸制造的拯救。只有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候，我才是被拯救的。”他们笑了起来，罗伊补充道，“并且我也不是小孩子，我具备我爸爸有的一切东西。”

“还有许多连你爸爸都不曾梦想过的东西。”大卫说。

哼，约翰尼想，突然涌起一股恶毒的、令人恐惧的怒气，他根本不必梦想它！

“现在让我们的举动像基督教徒一样。”大卫说。“如果我们现在真的很聪明，我们就应该走过去，到她和那些人一起坐着的地方，装出我们想要听听有关上帝的事情，讨她母亲的喜欢。”

“假如他回来呢？”约翰尼问。

加布里埃尔坐在轮船的另一头，正在和他的妻子讲话。“也许他会待在那里。”大卫说，声音里带有抱歉的口气。

他们走向圣徒们。

“赞美上帝。”他们镇静地说。

“啊，赞美他。”詹姆斯神父说。“你们年轻人今天好吗？”他抓住罗伊的肩膀。“你是跟着上帝而来的吗？”

“是的，先生，”罗伊低声咕哝，“我在努力。”他朝着詹姆斯神父的脸笑了笑。

“这是一件神奇的事情，”伊莱沙弟兄说，“年轻时就献身于上帝。”他抬头看着约翰尼和大卫。“为什么你们两个男孩子不放弃呢？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你们留恋的，我要告诉你们。他说：‘在你年轻的时候记得你的造物主，厄运就不会来临。’”

“阿门，”丹尼尔丝姐妹说。“我们生活在世界的末日，孩子们。不要以为你们年轻，你们就有大把的时间。上帝对待年轻人和对待老年人一样。你要让自己时刻准备好，以免他到来的时候，发现你没做好准备。是的。现在是时候了。”

“今天你们男孩子都要来礼拜，不是吗？”麦坎德利斯姐妹问。“你们知道，我们将在轮船上面做礼拜。”她看看詹姆斯神父。“估计一旦等我们向着河的上游再走远一点儿，就要开始礼拜，不是吗，神父？”

“不错，”詹姆斯神父说，“我们要赞美上帝，正好就在壮丽的哈德逊河的中间。”说话的时候，他放开罗伊，倚靠着后方。“希望在那里见到你们这些孩子。我希望听见你们为了上帝而发出声音。”

“我从来就没有看见这些年轻人大声呼喊过。”丹尼尔丝姐妹说，带着不信任的神情打量着他们。她看着大卫和约翰尼。“真不相信我甚至从来没有听见过你们向上帝忏悔。”

“我们还没有被救赎，姐妹。”大卫温和地告诉她。

“那没有什么，”丹尼尔丝姐妹说，“你可以起床以后，为了你的生命、健康和力量而赞美上帝。为你所获得的一切而赞美他，他将会给予你更多的东西。”

“那是事实。”伊莱沙弟兄说。他向西维娅笑了笑。“我是见证人，感谢上帝。”

“他们终归要发出声音来，”麦坎德利斯姐妹说，“有一天上帝会触动这里的每一个年轻人，将他们带到圣坛前跪下。你们记住我的话，你们将会看见。”她对着他们微笑。

“只要你留在主的家附近的时间够久，”詹姆斯神父说，“总有一天，圣灵将跳上你的身。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它跳上我的身体的那一天。”

“那是事实，”麦坎德利斯姐妹大声叫喊，“多么高兴有一天它跳上了我的身体，哈利路亚！”

“阿门，”丹尼尔丝姐妹大声喊道，“阿门。”

“看上去好像此刻我们正在举行一个小型的礼拜。”伊莱沙弟兄笑着说。詹姆斯神父尽情地笑着，并且大声说道，“啊，赞美他，不管用什么方法。”

“我相信下个星期教会要举行一系列的复兴布道会，”伊莱沙弟兄说。“我希望看见你们这些男孩子出席他们的每一场布道会，你们听见了吗？”他一边说一边笑，当大卫刚刚准备抗议的时候，他补充说，“不，不，兄弟，不需要什么理由。你们要在那里。把你们这些男孩子送到圣坛那里，那时也许你们会更多地关注主日学校。”

听到这里，他们一齐笑了起来，西维娅嘲弄地看着罗伊，以温柔的声音说，“也许我们甚至会看到罗伊兄弟大声呼喊。”罗伊咧着嘴笑。

“也乐见你发出一些大声呼喊，”她的母亲抱怨。“你要努力更靠近耶稣基督。”西维娅笑了笑，咬住嘴唇；她看了一眼大卫。

“如今不是每一个人都具备同样的精神，”伊莱沙弟兄说，以支持西维娅。“不可能全都像你一样发出那么大的声音，”他温和地笑着说道，“我们都没有获得你那样的精力。”

丹尼尔丝姐妹笑了笑，皱起眉头，对这样谈及她的体型和激情表示不满，说：“兄弟，不要在意上帝什么时候进入你，你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我看见那个姑娘大声叫喊了一整夜，第二天夜晚回来，叫喊得更大声、更厉害。我不相信死气沉沉的宗教，绝不。上帝的圣徒需要复兴。”

“好吧，我们将设法说服西维娅姐妹。”伊莱沙弟兄说。

他们的眼前和身后，只有河水笔直地延伸开来，已经有很久看不见他们出发的地点了。他们的轮船在帕利塞德旁边行驶，粗糙而巨大的悬崖绝壁矗立在肮脏、宽阔、蓝绿色的哈德逊河上。约翰尼、大卫和罗伊闲逛着走下楼梯，来到底层甲板，站在栏杆旁边，俯身注视着尾随轮船的白色的翻滚的浪花。河面上浮动着一股轻柔而凉爽的微风，吹到他们的脸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安静地一起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河流和群山，隐约听见身后船上人们活动的嗡嗡声响。高高的天空，一片蔚蓝，间或飘过一朵泡沫似的变幻的云彩；太阳是橘黄色的，炙热地照射在他们没有遮掩的头上。

最后，大卫低声嘀咕说：“真滑稽，假如他们是正确的。”

“假如谁是正确的？”罗伊问。

“伊莱沙和他们——”

“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搞清楚。”约翰尼说。

“不错，”罗伊说，“可是我还没有思念天堂。”

“你怎么总是这么聪明。”大卫说。

“哦，”罗伊说，“你只是伤心，因为西维娅还在上面那儿，和伊莱沙弟兄一起。”

“你认为他们打算结婚吗？”约翰尼问。

“说话别像个傻瓜。”大卫说。

“哎呀，这是很简单的事情，直到你被拯救之前，你永远不要打算和她谈心说话。”约翰尼说。他本来是想说“我们”。他看着大卫，微微一笑。

“也许是值得这么做的。”大卫说。

“也许是值得这么做什么？”罗伊问，龇牙咧嘴地笑。

“正经一点。”大卫说。他脸红了，深色的血液从深色的皮肤下面涌上来。“假如你打算那样讲话的话，你怎么能指望我得到拯救？你本来应该作为一个榜样。”

“不要看着我，你这个家伙。”罗伊说。

“我希望你和约翰尼谈谈。”加布里埃尔对他的妻子说。

“关于什么？”

“那个孩子骄傲得目中无人。问问他，让他告诉你，今天早晨，当着他朋友的面，他对我说了些什么。他是你的儿子，确实。”

“他说了什么？”

他生气地看着河那边。“你问他，让他今天晚上告诉你这件事。我真想把他打倒在地。”

她看到了那个场面，所以知道这件事。她匆匆看了丈夫一眼，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愤怒，自己几乎没有意识到；她叹了口气，转身看着她最小的孩子，她坐在那里，正在用一颗红色的球、小石块、积木、一把断了的铲子，玩一种复杂的、费力的、又显然沉闷无趣的游戏。

“我会和他谈谈，”她最后说，“他不会有问题的。”她很纳闷，自己究竟要对他说什么；而他又会对她说什么。她暗地里四下环顾轮船，可是哪里都看不见他这个人。

“那个傲慢的恶魔正在将他吞噬。”他充满怨恨地说。他注视着河水飞逝而过。“假如上帝能够取走他的灵魂，那将是全世界最好的事情。”他本意是想说“拯救”他的灵魂。

现在是中午了，船上到处都在吃午餐。纸袋和巨大的篮子被打开来，于是呈现出一幅壮观的景象：冷切猪肉、冷鸡肉、香蕉、苹果、橙子、梨、汽水、糖果，和冰镇柠檬水。船上到处可见上帝的选民们轻松自在的样子；他们一群群地坐在一起，交谈并且大笑；有些人更加世俗地传播着流言蜚语，还有一些更加勇敢的年轻人，竟敢一起走开了。在他们的底下，强劲有力而又冷漠无情的河水在航道内汹涌澎湃，咆哮的浪花追逐着他们。在轮机舱里，孩子们随着轮船的起起伏伏而不断叫喊，同时仔细看着齿轮的转动。巨大的钢铁螺栓好像与人类差不多，它们所拥有的无情的力量却是没有人性的。这台庞然大物似的机器，它承载着如此巨大的重量和众多的货物。

丹尼尔丝姐妹把一个纸袋扔到旁边，用她的大手帕擦干净嘴。“西维娅，你要当心一点，如何与这些没有被拯救的男孩子说话。”她说。

“是，我会当心的，妈妈。”

“很不喜欢那个杰克逊家的男孩看着你的样子。那个孩子身上有魔鬼。你小心一点。”

“是，妈妈。”

“你以后有大量的时间来考虑男孩子们。对于你来说，目前是时候考虑一下耶稣基督了。”

“是，妈。”

“你现在要注意。”她的母亲说。

“妈妈，我想要回家！”洛伊丝哭着说。她哭泣着钻进母亲的怀里。

“为什么，出了什么事，宝贝儿？”她轻轻地摇晃着女儿。“告诉妈妈出了什么事？你哪里疼吗？”

“我想要回家，我想要回家。”洛伊丝啜泣着。

“一位非常优秀的牧师，一位神职人员，同时也是我的朋友，将为我们主持礼拜。”詹姆斯神父说。

“也许你曾经听说过他——彼得斯牧师吧？一位真正的神职人员，阿门。”

“我认为，”加布里埃尔笑着说，“或许某个星期天的晚上，我能够带来神示。很久以前上帝就召唤我。我过去在家乡有我自己的教堂。”

“你不要急于求成，格兰姆斯执事，”詹姆斯神父说，“你只要慢慢来。关于青年牧师之夜，你进行得非常顺利。”他停了一下，看着加布里埃尔。“是的，确实如此。”

“我只是想，”加布里埃尔恭顺地说，“我能够在主的家里更好地发挥作用。”

詹姆斯神父引用《圣经》的经句，这句话告诉我们，宁可在神殿中看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然后又开始引用圣保罗的格言，说应当在主里顺服那些在上的人，不过又断定（注意加布里埃尔的脸色）还没有必要如此。

“你只要持续不断地祷告，”他亲切地说，“就会离上帝更近一点儿。他会创造奇迹。你将会看见，”他俯身靠近执事，“而且努力离人们更近一点儿。”

罗伊和一个笨拙而又使人眼花缭乱的名叫伊丽莎白的女孩一起信步走开了。约翰尼和大卫独自在轮船上不停地上上下下闲逛。在一个人也没有的船尾，他们爬到最上面的甲板上，趴在栏杆上。上面这里的空气凛冽清新。他们面对着河水，互相勾肩搭背。

“今天早晨你老爸真的有点儿粗暴。”大卫关切地说，注视着经过的群山。

“是呀。”约翰尼说。他看着在天空映衬下的大卫的脸。他突然在寒冷刺骨的空气中颤抖起来，将脸埋在大卫的肩膀上。大卫低头看了看他，抱紧他。

“你爱谁？”他喃喃自语。“谁是你的情人？”

“你，”他热烈地低声嘀咕，“我爱你。”

“罗伊！”伊丽莎白咯咯地笑着说，“罗伊·格兰姆斯。你要是再说一次那样的事情看看。”

礼拜现在开始了。船上的每个角落都有上帝的圣徒们在活动。他们把他们所携带的各种各样的物品集中到一起，把他们从甲板顶层到底层的椅子都搬到大礼堂。这是午后不久，还不到两点钟。太阳很高，四处都洒满红铜色的阳光。在城里，热度将是不堪忍受的；但是在这里，当圣徒们鱼贯进入这间巨大而高高的房间的时候，空气慢慢开始变得沉闷。这个房间曾经被用作跳舞的大厅，这从它褪色的古董的陈设可以看出来。房间全是黑色的桃花心木，从明亮的甲板走进来，人们突然间在黑暗中摸索；通过立在房间前面一个小小的讲台上的漂亮的大钢琴，找到自己的方向感。

他们坐成短短的一排排，中间是一条宽宽的通道，差不多无意识地形成一个等级森严的组织。詹姆斯神父坐在前面，旁边是麦坎德利斯姐妹。他们的对面坐的是加布里埃尔和琼斯执事，紧靠在他们后面的是，丹尼尔丝姐妹和她的女儿。就在他们刚刚安顿下来的时候，伊莱沙弟兄迅速地走进来。他大步走向钢琴，先跪下片刻，然后站起来就座。当伊莱沙弟兄的手指试探性地掠过钢琴琴键的时候，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圣徒们调整自己，等待着。加布里埃尔有些不耐烦地寻找罗伊和约翰尼，无疑他们正忙着与大卫进行罪孽深重的交谈，心思还没有放在礼拜上。他转身看看后面和洛兰一起坐着的杰克逊太太，很不自在地朝她们笑了笑，然后瞥了一眼他的妻子，她安静地回视他带着探询的凝视，面部表情没有变化。

伊莱沙弟兄敲打着琴键，会众们加入一起歌唱《什么也不会让我离开神的爱》，敲着铃鼓，使劲拍手跺脚。古老大厅的墙和地板震动，高高的天花板上的大枝形吊灯摇摇晃晃。外面奔腾的河水流过帕利塞德的重重阴影，红铜色的阳光强烈地照射下来。一起来郊游的几个陌生人出现在门口，站在那里以一种拘谨的兴味观看。圣徒们继续歌唱，发出响亮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似乎没有意识到那些围观的未被拯救的人，这些人，将来有一天，可能因上帝的神力而颤抖。

詹姆斯神父站起来，面向着会众，满面笑容，这时歌声停止了。他们怀着热爱，期待地看着他。他沉默地站了一会儿，朝坐在下面的他们微笑。然后他说道，声音洪亮而充满欢欣：

“好啊，让我们一起说，阿门！”

他们顺从地大声喊叫，“好啊，阿门！”

“让我们一起说，赞美他！”

“赞美他！”

“让我们一起说，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啊，天国的荣耀！”詹姆斯神父大声呼叫。圣灵触及了他，他再一次大声呼叫，“啊，赞美他！赞美他的圣名！”

他们笑着跟随他大声呼喊，他们的喜悦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笑得像孩子一样，有些人还像孩子一样大叫；在完全而自信的拯救中，知道上帝就在他们中间，知道每一颗苦恼渐增的心渴望着仅仅被他的荣耀所充满。所以在那一刻，他们每一个人，或许都插上了像鹰一样的翅膀，远远地超越肮脏污秽的肉体的存留，超越内心的深不可测的罪恶，以及每时每日和每周的厄运；他们每一个人，都被等待在天国的荣耀中的新郎所欢迎；在那儿，所有的眼泪都被擦干，死亡失去权威；在那儿，邪恶停止扰乱，疲倦的灵魂得到了安息。

“圣徒们，让我们赞美他，”詹姆斯神父说。“今天，就在神的伟大的河流中间，在神的伟大的屋顶下，亲爱的教友们，让我们提高声音，感谢上帝认为拯救我们是恰当的，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

“——守护我们得到拯救，阿门，守护我们，啊，荣耀属于上帝，避开撒旦的陷阱，避开这个世界上的诱惑、淫欲和罪恶！”

“宣讲它！”

“布道！”

“在你可能在的任何地方礼拜上帝，阿门，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不对吗？当你得到这个伟大的拯救的时候，你不能够仅仅把它留在教堂里，哈利路亚！你要宣讲它——”

“阿门！”

“你要身体力行它，阿门。当圣灵触及你的时候，你要采取行动，感谢主！”

“啊，确实如此！”

“希望今天听到一些公开表白，阿门！我希望今天听到一些歌唱，感谢主！希望见到一些大声呼喊，感谢主，哈利路亚！”

“宣讲它！”

“我不希望看见任何一个圣徒退缩不前。如果上帝赦免了你的原罪，阿门，无论你走到哪里，他都给你一个见证。是啊！我的灵魂就是见证，感谢我们的主！”

“天国的荣耀！”

“假如你还没有被赦罪，阿门，无论如何，站起来赞美他。给予主赦免你罪孽深重的人生的荣耀，因为阳光和雨水而赞美他，因为他的双手所做的全部善行而赞美他。圣徒们，我希望今天听到一些赞美，你们听见我说的吗？我希望你们让这艘老旧的轮船摇动，哈利路亚！我希望感受到你们的拯救。你们被拯救了吗？”

“阿门！”

“你们被净化了吗？”

“天国的荣耀？”

“经受过火的洗礼吗？”

“是啊！多么快乐！”

“作见证！”

此时礼堂内充满一股急速流动的风，上帝永远驾驭着这股风，死亡或康复在他的手中无关紧要。在这种狂暴激烈之下，圣徒们深深地低头鞠躬，大声叫喊“神圣！”泪水跌落。空旷的甲板上，罪人们站在那里观看，越过他们，是炙热的太阳，深深的河流，黑色—棕色—绿色、没有变化的悬崖。有一天，照耀着大地和河流的太阳也许会拒绝发光，河流也许会停止奔流，无数的死者也许会浮上水面，悬崖也许会粉碎、断裂、倒塌；到那时，他们曾经的所在也许会不复存在，除了没有租约的上帝的神谴。

“谁将第一个对我们讲述？”詹姆斯神父大声地说。“站起来，宣讲它！”

伊莱沙弟兄大声哭喊：“发发慈悲吧，耶稣！”从钢琴的琴凳上站起来，他强健的身躯着了魔。圣灵触及了他，他再一次哭泣起来，身子几乎弓起来，他的脚在地板上跺着永恒的令人敬畏的信号，他的手臂像翅膀一样在空中舞动，他的面孔扭曲，不再是他自己的面孔，也不是一个年轻人的面孔，而是不受时间影响的、感到极度痛苦的、冷酷阴森的面孔，带着心醉神迷的恍惚，盲无目的地朝着天空。是的，上帝，他们大声叫喊，是的！

“最亲爱的……”

“宣讲它！”

“讲讲吧！”

“我想要感谢和赞美上帝，阿门……”

“阿门！”

“……为了在这里，为了我的生命、健康，和强壮，我想要感谢他……”

“阿门！”

“好啊，天国的荣耀！”

“……我想要感谢他，哈利路亚，因为有一天他拯救了我的灵魂……”

“啊！”

“天国的荣耀！”

“……因为有一天，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感谢主，让圣灵亮光在我的心中闪耀，阿门，我想要感谢他，因为在我的青少年时期使我得到拯救，哈利路亚，当我还具备所有的功能的时候，阿门，在撒旦有机会毁灭我在尘世间的肉体之前！”

“宣讲它！”

“他从尘世和尘世间的事物中拯救了我，亲爱的。从玩牌中拯救了我，阿门……”

“天国的荣耀！”

“……从酗酒中拯救了我，感谢主，从街头、电影院以及尘世间的一切肮脏污秽中拯救了我！”

“我知道确实如此！”

“他拯救了我，亲爱的，净化了我，让我充满受到祝福的圣灵，哈利路亚！赐给我一首新歌，阿门，一首之前我不知道的歌，踏上皇家大道。为我祈祷吧，亲爱的，我将站立在这些最后的罪恶的日子里。”

“祝福你的名字，耶稣！”

在他作见证的过程中，约翰尼、罗伊和大卫安静地站在门旁，不敢在他讲话的时候进去。就在他落座的瞬间，他们一起迅速地走向高大的礼堂前面，跪在他们的座位旁边祈祷。在这种结伴之行中，他们每个人的外表，不断地发生引人注目、甚至是令人兴奋的变化；仿佛他们的青春，几乎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抛弃了；而兽性，如此鲜明地焦躁不安但未被发现，如此紧张而具有活力，准备飞跃而出之际，就已经被追踪，被捕获，被奉献，仿佛一个永久的血淋淋的祭品，放在上帝的圣坛上。然而他们的身体继续变化成长，以惊人的速度，不可思议地为他们的成年做着准备。不管他们的行动多么小心谨慎，这些行动暗示着，也让被赎救者极端明显地看见，在血洗的罩袍之下异教的欲望。他们的内心，通过对抗自然的力量，不断地使启示的力量保持完美的平衡；而圣徒们，带着有点令人伤感的爱来关心他们，可以说为了偷偷地抢在众生之前，趁众生还没有睡醒的时候，努力把他们的灵魂带到安全的地方。他们经过时，一股来自地狱般的风暴，吹过教会的会众；有人大声叫喊：“保佑他们，上帝呀！”当他们跪下祈祷的时候，蜜黄色的罗素姐妹立即站起来向上帝忏悔。

从闭上眼睛、掩住脸孔的那一刻起，他们就被孤立于那使身边一切事物都为之感动的喜悦之外。然而这同样的孤立，却足以让圣徒们的荣耀更真实，让信念的脉搏，无论多么微弱，在他们的体内跳动，于是也让神的荣耀隐隐透着一种无助的恐怖意味。罗素姐妹结束了她的告解，啜泣着坐下来，头向后仰，双手伸向天空；正当此时，身体挺得笔直地坐在位子上、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的罗伊第一个站起来。丹尼尔丝姐妹立即提高她洪亮而又刺耳的嗓音，打响铃鼓，唱起歌来。坐在琴凳上的伊莱沙弟兄转过身，敲击琴键。跪着的约翰尼和大卫站起身，他们起立的时候，教会的会众们也站起来，拍着手唱歌。三个男孩没有唱；他们站在一起，小心翼翼地互不答理，他们的脚平稳地站在有点儿倾斜的地板上，但是当音乐渐渐变得越来越狂野时，他们的身体也随着前仰后合。有人放声大哭，不受时间影响的号啕大哭；激情飞溅上空旷的甲板，填满通道，沐浴着站在那里的罪人们；激情填满高高的大厅，飞溅上圣人们的面孔，一股超自然的风，在他们的头顶上盘旋。他们的手在面前弯成弧形，移动着，他们的眼睛抬起向着天空。汗水沾污了教堂执事的衣领，浸透了妇女们包扎得很紧的头巾。那么这是真的吗？有一天在伯利恒确实诞生了一位救世主，他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了他们而死——为了他们！——被吐口水，被荆条抽打，他戴着荆棘编成的冠冕，看着他的鲜血像雨水般流淌下来；他在墓穴里躺了三天，然后征服了死亡和地狱，在荣耀中升起复活——这是为了他们吗？

主啊，我想要去，给我指明道路！

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诞生，有一位儿子赐给我们——他的名字要被称为神奇的、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是的，有一天他会回来，荣耀的王；他要打开天国的正门，降临尘世，审判不信上帝的民族，召集他的人民，将他们带到他们的安息处。

牵着我的手引领我向前！

在后面的某个地方，一位妇女大声叫喊并且开始呼喊。他们依然互相不看对方，很小心地环顾四周，似乎从很远的距离，透过无法忍受的热度，看见一位圣徒正在上帝的神力之下翩翩起舞，那热度可能就像希伯来人的孩童被捆绑着扔进熊熊燃烧的火炉时面对的一样。她边舞边从人群中出来进入通道，那美丽叫人美不胜收，那优雅恰如从天堂源源而来。她的脸向上扬起，眼睛闭上，双脚此刻舞动得如此坚定无疑，仿佛已不是她自己的脚了。上帝的力量一个又一个地感动了其他的人——就像《圣经》里写的一样——圣灵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西维娅举起了双手，眼泪流下面颊，她也立即走出来进入通道，大声呼叫着。那么这是真的？圣徒们欢欣鼓舞，罗伊敲打着铃鼓。神情严肃、身体颤抖的大卫，拍着手，身体随着舞者的节奏不停地摇动。约翰尼站在他的身旁，激动并且头昏脑涨，一直不断地挣扎，在惊慌失措中，振作起全部的精力，让他不至于陷入这种狂热之中。然而他每天都认识到他是罪孽深重，他心中的隐秘在神的鼻孔里是一股恶臭。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来吧，让我们一起辩论，上帝说。

此时钢琴弹奏出一阵激烈的不和谐的音乐，伊莱沙弟兄猛然站起，跳起舞来。约翰尼看着那些旋转的身体，并且在恐怖和痛苦中，听着野兽般的哭泣声。男人中间只有伊莱沙在跳舞，女人们朝着他移动，他也朝着女人们移动。约翰尼感到一股冰冷的风向他吹过来，他全身的肌肉收紧，似乎在愤怒地抵抗某种即将发生的血腥的行动，就像艾萨克看见他父亲手中的刀，他的身体谅必会感到厌恶，恶心得几乎要啜泣，他闭上了双眼。如此卑鄙地站在他肩膀上的，肯定是撒旦；除了耶稣的血，到底还有什么能使他获得自由呢？他想起他曾经多次站在教堂会众那些正经的人们当中——他还是没有得救。他留在注定失败的大军中间，这些人的生活——正如他被告知的，正如他现在怀着忧伤自己开始发现的——陷入不幸的困境，他们的结局便是天谴和哭泣。由于觉得自己在陷落，他睁开了眼睛，看着欣喜欢乐的圣徒们。他的眼睛见到他的父亲，站在那里拍着手，汗珠晶莹闪烁，激动得不知所措。接着洛伊丝开始呼喊。他第一次看着罗伊；他们的目光在短暂的、反常的惊异中接触，罗伊几乎无法察觉地耸了耸肩。他看见母亲监督着洛伊丝，她自己的脸上隐藏着烦恼。从门口射进来的光照着她的脸，整个房间都充满这种奇怪的光线。此时没有其他的声音，只有罗伊手中的铃鼓和圣徒们沉重的节拍所发出的声音；沉重的脚步和手掌的声音，以及哭泣的声音。大概很多世纪以前，米利暗带领以色列的后代，走出荒芜之地的时候，发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喧闹声。今天为我们诞生了一位救世者，他是主基督。

然而，沐浴在红铜色的阳光下，约翰尼突然感到的，不是上帝的存在，而是大卫的存在；大卫的存在好像延伸到他，把手伸向他的手，随着狂暴的涨潮，把他拖至水底，或者安全地将他带到岸边。透过眼角的余光，他看着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以如此的力量吸引着他；在那一刻，他感觉到如此深厚的爱意、如此无可名状而又令人恐惧的喜悦和痛苦，他也许会当着那一群人的面，跪倒在大卫的脚下哭泣。

一旦到达大熊山，他们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要把西维娅带到足够远的地方，远离她母亲的视线，将她的生日礼物赠送给她。这本来就足够困难的问题，由于伊莱沙弟兄一直在场，而变得无比艰巨；伊莱沙弟兄被下午的礼拜和西维娅信仰的重生所鼓舞，逗留在她的身边，承担上帝的仁慈和力量的见证人。西维娅带着惯常的痴迷和费劲的微笑聆听着。她的母亲，在她的一边，伊莱沙弟兄在她的另一边，差不多好像轮流地，就她作为上帝的圣徒的品行，对她提出忠告。随着太阳很明显地向西移动，他们开始感到绝望，根本没有机会送给她那枚镀金的蝴蝶胸针，它正很不舒服地躺在大卫的背心口袋里。

当然，正如约翰尼之前提议的那样，他们确实没有理由，不能够走到她的身边，围绕住她，就像她现在被围绕住的那样，将首饰给她，把这件事情做一个了结——尤其是大卫还表明过要探索大熊山的奇观，而这一愿望必须等到这个任务完成后才能去实现。丹尼尔丝姐妹决不可能反对一个无关紧要的纪念品，它来自三位年轻人，他们全都虔诚地上教堂，其中的一位宣称灵魂得到救助。可是这远不能令大卫感到满意，他不愿意当着令人约束的圣徒们的面，听见西维娅口中的“谢谢”。所以他们等待着，在斜坡上的公园周围闲逛，在湖畔和溜冰场附近徘徊，并且留神看着西维娅。

“上帝，为什么他们不走开，去什么地方睡觉？或者祷告？”大卫终于大声喊道。他怒目注视着附近的高地，西维娅和她的母亲坐在那里，和伊莱沙弟兄谈着话。阳光照在她们的脸上，西维娅不安地转动她的头时，她的头发闪着细碎的蓝黑色的光。

看着西维娅是如何完全占据了他的伙伴的心，约翰尼压制住内心的嫉妒；他半带愤怒地说：“我仍然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走过去，把它交给她。”

罗伊看着他。“兄弟，你听起来好像很不明智。”他说。

约翰尼皱起眉头，陷入沉默不语之中。他斜视了一眼大卫皱着的脸（他的眼睛仍然在西维娅身上），出人意外地转身走开。

“你去哪里，老弟？”大卫喊道。

“我会回来的。”他说。他祈祷大卫会追赶他。

然而大卫决定独自拦截西维娅，和罗伊一起留在原地没动。“哦，赶快，”他说；他伸展四肢，笔直地躺在草地上。

一旦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他的步伐就慢了下来；他将额头靠在一棵树的树皮上，尽管激动不安，浑身颤抖发烧。树皮粗糙而冰凉，尽管它无法提供其他的舒适，他还是静静地在那里站了很长的时间，看见他身外更远处——不过这并没有带来平静——高高的清澈的天空，光辉渐渐暗淡的太阳在空中行进；纵深的大地覆盖着色彩鲜艳的旗帜、青草、花朵、荆棘和藤蔓，以及永远向上伸展的野蛮的树木。他听见他的身后传来小孩和圣徒们的声音。他知道他必须回去，至少万一大卫骗过丹尼尔丝姐妹，把金色的蝴蝶赠送给她的女儿时，他必须在场。但是他并不想回去，此时他认识到，他对生日礼物没有兴趣，对西维娅也没有任何兴趣——从一开始他就毫无兴趣。当他将他的思绪从那个突然裂开的深渊，从那个可怕的无底深渊，那个他已经多次在梦中遇到过的深渊，转过来的时候，他改变了他站立的姿势，从树旁转过身来。他慢慢地开始行走，离开圣徒们和孩子们的声音，双手插在口袋里，挣扎着不去理会那个问题，那个在他脑中明亮的鬼屋里不停尖叫的问题。

事情发生得极其简单。最终丹尼尔丝姐妹感到她需要去上厕所，厕所离她所在的地方有很长的距离。伊莱沙弟兄还逗留在那里，而罗伊和大卫，就像两只野兽，蹬伏在矮树丛中，注视着他并且等待着机会。接着他也站起身来，走开去为西维娅拿冰镇的柠檬水。她独自静静地坐在绿色的高地上，双手抱着膝盖，沉浸在幻想之中。

他们朝她走去，同时害怕丹尼尔丝姐妹会突然重新出现。西维娅看见他们走来的时候，微笑着并且愉快地向他们招手。罗伊咧开嘴笑，脸朝下扑倒在她旁边的草地上。大卫依然站着，手在他的背心口袋中摸索。

“我们有东西要给你。”罗伊说。

大卫拿出蝴蝶胸针。“生日快乐，西维娅。”他说。他伸出手，蝴蝶胸针在阳光下发出奇特的光芒，他惊奇地意识到，他的手在颤抖。她满脸笑容，又惊讶又高兴，从他的手中拿起胸针。

“它也是约翰尼送的，”他说。“我——我们——希望你喜欢它——”

她将小小的金色胸针握在手心，低下头凝视着它；她的脸被遮住了。过了片刻，她低声说：“我是如此地惊讶。”她抬起头，眼睛闪闪发光，几乎是潮湿的。“啊，太好了，”她说，“我从来没有期望任何礼物。我不知道说什么。妙极了，好极了。”她小心翼翼地把蝴蝶胸针别在她浅蓝色的连衣裙上。她轻轻地咳了一声。“谢谢。”她说。

“你母亲不会介意的，是吗？”罗伊问。“我的意思是——”在西维娅突然的注视之下，他有点尴尬，说话结结巴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想给你找任何麻烦——”

“是呀。”大卫说。他没有移动，站在那里注视着西维娅。西维娅的眼光离开罗伊，抬头看着大卫，他的眼睛与她的对视，她笑了。他也对着她笑，突然没有话说了。她再一次移开目光，朝她母亲离去的小路看过去，眉头微微皱起。“不，”她说，“不会的，她不会介意。”

接着一阵沉默。大卫很不自在地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罗伊脸朝下心满意足地躺在草地上。河流在他们下面看不见的地方，因为已经过了一天的高温时期，从河面上吹来的微风，也隐约地渐渐变得更加急切；太阳永远向着西方移动，照得树梢发亮并且发出光泽。西维娅叹了一口气，在地上挪动着身子。

“约翰尼为什么不在这儿？”她突然问道。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罗伊说。“他说他马上就回来。”他看着西维娅微笑。她正在看大卫。

“你八成是想要长得真的很高，”她嘲弄地说。“你为什么不坐下来？”

大卫咧开嘴一笑，盘着腿在西维娅旁边坐下。“嘿，女士们喜欢他们个子高。”他仰面躺着，凝视着上方的天空。“这是晴朗的一天。”他说。

她说，“是呀，”低头看着他；他闭上了双眼，他的脸沐浴在慢慢暗淡的阳光中。有点唐突地，她问他：

“你为什么不让自己得到拯救？你一直在教会附近，却还没有得到救赎吗？你为什么没有呢？”

他吃惊地睁开眼睛。除了带几分开玩笑的口吻说起过，西维娅以前从没对他提起过灵魂的得救，他最喜欢她的一件事情，就是她从来都不对他说教。这一来，他有些捉摸不定，微笑地注视着她。

“我不是开玩笑，”她严厉地说，“我绝对当真。罗伊已经被救赎了——至少他这么说——”她模仿那些老家伙的腔调，阴沉地对着罗伊笑了笑——“无论如何，你应该考虑考虑你的灵魂。”

“这个，我不知道，”大卫说，“我有思考过这件事。它是——这个，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唔，身体力行它——”

“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下定决心。如果你真正希望被拯救，他会拯救你。是的，并且他也会守卫你。”她听起来完全不像歇斯底里的，或者变了样子的。她非常平静，带着极大的诚挚，并且说话的时候皱着眉头。大卫卸下了防备，什么也没说。他看上去有些局促不安，感情受到伤害，同时出乎意料。“这个，我不知道。”最后他重复说。

“你祈祷过吗？”她问。“我的意思是，真正祈祷过吗？”

大卫笑了起来，开始让自己恢复正常状态。“这是不公平的，”他说，“你不应该像那样，在我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逮住我。现在我不知道说什么。”可是看着她认真的面孔，他变得严肃起来。“嗯，我努力做一个正派的人。我不打扰任何人。”他捡起一片青草的叶片，凝视着它。“我不知道，”他最后说，“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你会吗？”她问。

他再一次笑起来，被击败了。“姑娘，”他说，“你是一个杀人犯。”

她也笑了起来。“你这眼睛乌黑的恶魔，”她说，“如果我在信仰复兴布道会上没有看见你，我将永远不会再和你说话。”他有些惊奇，迅速抬头望去，而她依然笑着说：“不要像那样看着我。我说话算话的。”

“好啊，姐妹，”他说。接着说：“假如我出现了，我能够陪着你走回家吗？”

“我有我的母亲陪着我走回家——”

“哦，让你的母亲和伊莱沙弟兄一起走回家，”他说，咧开嘴笑起来，“让老人们待在一起。”

“放开他，撒旦！”她笑着大声说，“放开这个男孩！”

“这个兄弟需要祷告。”罗伊说。

“阿门。”西维娅说。她又一次低头看着大卫。“我想要在教堂见到你。不要忘记了。”

“行，”他说，“我会在那里。”

六点钟的时候，轮船鸣响汽笛，不时地打断他们的假日；让人心情烦躁地响个不停的汽笛声，穿越突然失去生气的公园，溜冰的人离开溜冰场；小船飞快地从湖面上划进来。孩子们被从秋千架、跷跷板和旋转木马上叫回来，被迫丢下遗失在树林中的球，和悬挂在树梢上的扯破了的风筝。（“别吵啦，”他们的父母说，“我们会给你另买一个——快来吧。”“明天吗？”——“快来吧，宝贝儿，是要离去的时间啦！”）年纪大的人们从板凳上、草地上站起身来，把空了的装午餐的篮子、读了一半的报纸，和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的《圣经》，收集到一起；他们开始向山坡下走去，一群散兵游勇。大卫和西维娅、丹尼尔丝姐妹以及伊莱沙弟兄走在一起，倾听着他们的谈话（老天啊，约翰尼想，除了罪孽，他们还有别的任何话题吗？），并且提着西维娅的午餐篮。他似乎对他们所说的事情很感兴趣；不时看着西维娅，露齿而笑，她也对着他露齿而笑。有一次，西维娅绊了一下，他把手伸到她的胳膊肘上，将她扶稳，然后抓了一下她的手臂。大概时间太长了一些，走在丹尼尔丝姐妹那一边的伊莱沙弟兄注意到了这一点，脸上闪过一丝不悦之色。他继续着他的谈话，偶尔盯着西维娅看，带着某种差不多是滑稽的无能为力，企图发现她的头脑里想的是什么。丹尼尔丝姐妹谈论的全是轮船上的礼拜，和即将到来的信仰复兴布道会。她好像几乎没有注意到大卫的存在，尽管她曾经对他说过话，说他需要大量的祷告。加布里埃尔手里抱着熟睡的婴儿，大步走在他妻子和洛伊丝的旁边——洛伊丝走起路来不断地跌跌绊绊，所以紧紧地握住妈妈的手。罗伊在后面什么地方，和伊丽莎白开着玩笑。路上拐了一个弯，轮船和码头出现在他们的下方，阳光中一片暗淡的灰白色。

约翰尼独自走下山坡，注视着在他前面的大卫和西维娅。他回来的时候，罗伊和大卫都不见了，西维娅的母亲和伊莱沙弟兄重新回到她的身边，陪着她坐在那里；如果不是看见她衣服上金色的蝴蝶胸针，他根本不会意识到任何变化。她谢了他有份送她的礼物，同时告诉他罗伊和大卫在溜冰场上。

但是当他终于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湖中心的一条划艇上。他害怕水，不能划船。他站在湖岸上看着他们。过了很久他们才看见他，向他挥手，开始划回来，以便他加入到他们当中去。不过对他来说，这一天已经毁了；等到他们把船划进来，租船的时限到了；大卫去找他的母亲再要一些钱，可是等到他赶回来，已经是离去的时候。然后他便和西维娅一起走了。

在返回的全程，大卫都全神贯注于西维娅身上。当他最终找到约翰尼的时候，发现他独自坐在顶层甲板上，在夜晚的空气中微微颤抖。他在他的身旁坐下。片刻之后，约翰尼动了一下，将头靠在大卫的肩膀上。大卫伸开双臂搂住他。然而现在，曾经是和好的所在，只有痛苦；曾经是安全的地方，只剩危险，就像一朵鲜花，开放了。

传宗接代

当太阳准备离去的时候，金发的八岁男孩艾利克，意识到了正在等待着的夜晚，又脏又累的他，开始穿越田野往家走。艾利克和他的父亲、母亲生活在一起，他的父亲是一个农场主和另一个农场主的儿子，他的母亲，在某个遥远的、没有得到神灵保佑的、难以置信的夜晚，被他的父亲捕获了，从那以后，就再也不曾挣脱掉锁链。她不知道自己是被束缚住的，她也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夜晚的恐惧之中。一个孩子躺在教堂的墓地里，她本该是艾利克的小妹妹，她的名字本该叫做苏菲：在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病得很厉害，脸色苍白。据说她的情况确实再也不会变得更好，她再也不会和从前一样了。接着不久前，母亲的肚子里开始出现心跳，艾利克躺靠在她的胸脯上时，有时候能够听见。父亲很高兴。自大、可笑、讨厌的父亲脸色涨红地说，那是我干的。艾利克知道这件事是怎么干的。他曾经看见马和盲目而可怖的公牛干过。不过话说回来，母亲又病了，必须被送走。当她回来的时候，那个心跳不复存在，那里什么都不复存在。父亲难得再笑，母亲脸上的某种表情似乎永远睡着了。

艾利克急急忙忙地往家里走，因为太阳几乎已经下山了，他害怕夜晚会在田野里抓住他。他的母亲要生气的。她真的不喜欢他自个儿去游荡。她本来会完全禁止他这么做，整天把艾利克放在她的眼皮底下，但是在这一点上，她被否决了：艾利克的父亲喜欢想象着，艾利克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并且有足够的胆量，通过他自己的双眼，独自去探索。

父亲不会在家。他会和他的朋友杰米去小酒馆。杰米也是一个农场主和另一个农场主的儿子。这个小酒馆叫做“撑筏人”。他们每天晚上都去那里，就像他父亲模仿在战争中认识的一个英国人的腔调所说的，去摧毁“撑筏人”，先生。艾利克还在母亲的肚子里踢腿之前很久，他们就已经在摧毁撑筏人了，因为艾利克的父亲和杰米从小一起长大，一起去参战，并且一起从战争中生还——很显然，在人生的旅程中，他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他们整天一起在田地里劳动，那些田地属于艾利克的父亲。杰米被迫卖掉了他的农场，买下它的人就是艾利克的父亲。

杰米有一条黄褐色的狗。这条狗几乎总是跟随着他；每当艾利克想到杰米的时候，也同样想到那条狗。他们永远在那里，他们永远在一起：对于艾利克来说，以完全同样的方式，他的母亲和父亲永远在一起；以完全同样的方式，大地、树木和天空永远在一起。杰米和他的狗一起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杰米以一个乡下人的习惯慢慢地走着，似乎什么也看不见，头稍稍低下，双脚在地上走得很稳、很沉，从来不绊跤。他行走的样子就好像他正打算走到地球的另一端，知道这是一段漫长的路程，但是也知道他将会在清晨到达那里。有时他对他的狗讲话，头低得比平常更低一点，同时转向一边，一丝笑容在他冷酷无情的唇边闪现；狗昂着头猛咬，大概想跳向它的主人，主人用一只手轻轻地打得它低下头。更多的时候他沉默不语。他的头笼罩在从烟斗里飘出的蓝色烟雾中。就像轮船在有雾的日子里航行一样，他不动声色、从容镇定的面孔在烟雾里若隐若现。从一个不易接近的角度，深深凹进去的，是他的眼睛，模糊不清而又深思熟虑的眼睛，好像总是在注视着地平线。他有着那种从来没有人能看进里面去的眼睛——除了艾利克以外，不过也仅仅只有一次。多少年来，当杰米离开艾利克家时，他沉默地在那些道路上走着，穿过田野，吹口哨召唤他的狗。他曾经结过一次婚，可是他的妻子离家出走了。如今他独自住在一栋木头房子里，艾利克的母亲一直帮他洗衣服，杰米一直在艾利克的家里吃饭。

艾利克看进杰米的眼睛里面的那一回，发生在杰米生日的那天。他们为他举行了生日派对。艾利克的母亲做了个蛋糕，屋子里摆满鲜花。宽敞的厨房的门和窗都向着庭院大开着，厨房的餐桌放在外面。地面不像冬天那样泥泞，而是又干又硬，呈淡褐色。母亲如此喜爱、如此辛勤栽培的鲜花，在农舍石头墙的狭窄的墙边怒放；绿色的藤蔓爬满在庭院尽头的灰色石头墙上。墙那边就是田地和牛舍，艾利克能够看见很远的地方，明亮的绿色牧场里的奶牛几乎一动也不动。这一天天气晴朗，又热又静，太阳似乎完全停止运行了。

这是在他的母亲被送走之前。她的肚子已经开始变大，她穿一件蓝色的衣服，看上去——那一天，在艾利克的眼中——比任何时候都年轻，似乎那年轻的样子从此不再。

虽然时间还早，当他们被叫去用餐的时候，艾利克的父亲和杰米已经醉醺醺的了，他们穿过田野走来，肩靠着肩，一路笑着，互相告诉对方一些传闻。一方面表示不满，同时大概也是以前听过他们的故事而感到厌烦，艾利克的母亲对他们很粗鲁无礼，在安排他们坐下之前，勉强说了句：“生日快乐，杰米。”他们开始进餐的时候，附近乡村教堂的钟声响了。

也许因为这是杰米的生日，艾利克被杰米脸上的什么东西吸引住了。当然，杰米很老。今天他三十四岁了，甚至比艾利克的父亲还要老，父亲只有三十二岁。艾利克很好奇，活了这么多年是怎样的感觉，并且突然悄悄地高兴他只有八岁。今天，杰米看上去很老。这也许是又大了一岁的缘故，这一天，就在他们的眼前——仿佛一个质变，让艾利克一想到将要变成九岁就相当畏缩。杰米脸上的皮肤，似乎以前从来没有像这样，今天好像是潮湿的，他坚硬如磐石的嘴松弛了，松弛是用来形容与他有关的一切的最贴切的字眼，他的手臂和肩膀挂下来的样子，他伸开四肢坐在餐桌边前后轻轻摇晃的样子。这并非是他喝醉了。艾利克见过他醉得更厉害的样子。醉酒后，他变得僵硬，仿佛想象着自己重新回到军中。不对。他是老了。这一切全都同时发生在他身上，就在今天，他的生日。他坐在那里，头发耷拉在眼睛上面，边吃边喝，偶尔笑笑，样子非常奇怪，同时逗弄他脚边的狗，以至于在整个生日宴会中，它困倦地一直不停嗥叫和乱咬。

“别那样做。”艾利克的父亲说。

“别做什么？”杰米问。

“别去碰那条臭烘烘的没用的狗。让它安静一点。”

“别去骚扰那头畜生。”艾利克的母亲说——她的声音非常厌倦，听上去就和她平时对艾利克说话一样。

“嗳，好啦，”杰米说，龇牙咧嘴地笑着，先看着艾利克的父亲，然后看着艾利克的母亲，“它是我的畜生。一个人有权利，对属于他的任何东西做他喜欢的事情。”

“那条狗也有权利咬你。”艾利克的母亲不耐烦地说。

“这条狗不会咬我，”杰米说，“他知道一旦咬了我，我就会开枪打死他。”

“那条狗知道你不会开枪打死他，”艾利克的父亲说，“那样的话你将会变成孤家寡人。”

“孤家寡人，”杰米说，环顾餐桌四周，“孤家寡人。”他低头看着他的盘子。艾利克的父亲注视着他。他说：“在你这个年纪做一个孤家寡人，是要很认真对待的。”他微微一笑。“假如我是你的话，我就会开始考虑这件事。”

“我正在考虑这件事。”杰米说。他的脸开始变红。

“不，你没有，”艾利克的父亲说，“你是在梦想这件事。”

“哎呀，该死，”杰米说，现在脸甚至更红了，“我并不是没有努力过！”

“嗳，”艾利克的父亲说，“那是一个真正的梦，那就是。我过去经常在镇子里的街道上做那样的梦，每个星期六的夜晚。”

“是呀，”杰米说，“我打赌你经常这么做。”

“我认为她并没有那么坏，”艾利克的母亲轻声地说。“我喜欢她。她离家出走的时候，我很惊讶。”

“杰米不知道该怎么留住她。”艾利克的父亲说。他看着艾利克，吟唱起来：“杰米，杰米，吃着南瓜，有一个老婆却留不住她！”听到这里，杰米终于抬眼直视着艾利克父亲的眼睛。艾利克再一次笑了起来，由于害怕，笑声更尖细。杰米说：

“嗳，是的，你可以说闲话，你可以。”

“这不是我的错，”艾利克的父亲说，“一旦你渐渐老了——夜晚来临的时候没有人把你的拖鞋拿给你——没有小脚在地上拍挞拍挞地跑——”

“噢，不要去烦杰米了，”艾利克的母亲说，“他不老，不要去烦他了。”

杰米发出一声奇怪而尖锐的喀喀的笑声，艾利克以前从没听过，他不喜欢，这声音使得他想要把目光移开，同时又想要死盯着看。“见鬼，是的，”杰米说，“我不老。我仍然能做我们过去常做的所有那些事情。”他把胳膊肘放在桌子上，咧开嘴笑。“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你，我们过去常做的那些事情，是吗？”

“是的，你没有，”艾利克的母亲说，“而且我现在肯定不想要听到你们那些事情。”

“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告诉你，”艾利克的父亲说，“他知道一旦他说了，我会对他干什么。”

“哦，当然，当然。”杰米说，又笑了起来。他从盘子里拿起一根骨头。“嗨，”他对艾利克说，“你为什么不去喂喂我可怜的受到虐待的狗呢？”

艾利克拿过骨头，站起来，吹口哨召唤狗；狗离开主人，用牙齿咬着骨头。杰米笑眯眯地看着，打开威士忌，给自己倒了一杯。艾利克在狗身旁的地上坐下，在灿烂耀眼的阳光下开始感到昏昏欲睡。

“小艾利克渐渐长大了。”他听见父亲说。

“是啊，”杰米说，“他们长得很快。这就不会太久啦。”

“什么不会太久啦？”他听见父亲问。

“嗨，不久他就会开始追女孩子，就像他的父亲以前经常做的那样。”杰米说。餐桌旁发出轻轻的笑声，母亲没有和他们一起笑；相反，他听见，或者是他认为他听见，她那熟悉的、微弱而恼怒的倒吸一口气的声音。似乎没有人在意他是否回到了餐桌边。他仰面朝天躺下，凝视着上方的天空，感到疑惑——想知道当他老了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感觉——然后就睡着了。

他醒过来的时候，头枕在母亲的膝上，因为她坐在地上。杰米和他的父亲还坐在餐桌旁；他通过他们的声音辨别出这一点，因为他没有睁开眼睛。他不愿意移动或者说话。当这晴朗的一天渐渐逝去，他希望继续躺在那里，被母亲保护着。接着他想要知道那个还没有切开的生日蛋糕。不过从杰米现在越发口齿不清的说话声里，他很确定，他们还没有切开它；即使已经切开了，他们也肯定会留下一片给他。

“——刚才他拼命地吃，然后就在太阳下面睡着了，像一只小动物。”杰米说着，两个男人一起笑起来。父亲——虽然他从来都很少像杰米一样醉酒，经常把杰米从“撑筏人”背回家——也有一点醉了。

艾利克感觉到放在他头发上面的母亲的手。稍稍地睁开眼睛，越过母亲大腿的弧线，他可以看见，宛如透过一层面纱，远处一片绿色的山坡，和山坡那边永恒的、静止不动的天空。

“——她是个毫无用处的婊子。”杰米说。

“她很漂亮。”母亲说，就在他的上方。

他们又在谈论杰米的妻子。

“漂亮！”杰米狂怒地说，“漂亮不会让房屋保持整洁。漂亮也不会让床铺保持温暖。”

艾利克的父亲笑了起来。“你是多么的——富有诗意——在那些日子里，杰米。”他说，“没有人想到你会如此关心那些。我猜她也认为你不在乎。”

“我在乎。”杰米简短地说。

“事实上，”艾利克的父亲继续说，“我知道她认为你不在乎。”

“你怎么会知道？”杰米问。

“她告诉我的。”艾利克的父亲说。

“你什么意思，”杰米问，“你什么意思，她告诉你？”

“我就是那个意思。她告诉过我。”

杰米沉默了。

“那些日子里，”过了片刻，艾利克的父亲继续说，“你做的全部事情，就是白天一个人在树林里四处行走，夜晚和我一起坐在‘撑筏人’附近。”

“那时你们两个总是在一起。”艾利克的母亲说。

“好啦，”杰米刺耳地说，“至少这一点没有变。”

“嗨，你知道，”艾利克的父亲温柔地说，“不一样了。现在我有妻子和小孩——另一个正要到来——”

艾利克的母亲更加温柔地抚弄他的头发，然而她的抚弄中也带着某些东西，变得更加急切，他知道她想到了躺在教堂墓地里的那个孩子，她本该是他的妹妹。

“是的，”杰米说，“你确实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你做到了。你得到了一切——妻子、孩子、房子，和所有的土地。”

“我没有从你那里偷走农场。你失去了它，那不是我的错。我买下它付给你的价钱，比其他任何人能付给你的都要高。”

“我不是在责怪你。我知道我必须为所有这一切感谢你。”

一阵短暂的停顿，被艾利克的母亲迟疑地打断了。“我不明白的是，”她说，“你离开这里去了城市后为什么没有留在那里。事实上这里并没有什么东西让你留下来。”

传来倒酒的声音。接着，“是的。没有什么东西——实际上——让我留在这里。只是所有我过去熟悉的事物——所有的事物——所有的事物——我一直挂念着的。”

“一个男子汉不应该闲坐着，意气消沉，”艾利克的父亲愤怒地说，“只为了那些过去了的、死去了的、同时已经结束的事物，那些永远不可能重新开始的事物，那些永远不可能再一模一样的事物。我说你是一个梦想家时，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假如你不是一直在做梦，做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你也许就不会独自一人了。”

“哎，好啦，”杰米温和地说，声音里带着一种强烈而奇怪的情感，“我知道你是打败过强大对手的人，是狩猎者，是爱人——一个真正具有原罪的人，那就是你。我知道你将要保护地球。我知道世界依靠像你们这样的人。”

“你说得太对了。”过了很不自在的片刻之后，艾利克的父亲说。

艾利克的头的周围响起一阵嗡嗡叫的声音，一只蜜蜂，也许是，一只蓝蝇，或是一只黄蜂。他希望母亲能看见，并且把它赶走，可是她的手没有动。他再睁开眼向外看，透过眼睫毛的帘子，看见山坡和天空，然后看见太阳已经移动了，不用多久她就会离去。

“——已经就像你一样了。”杰米说。

“你认为我的小家伙像我吗？”艾利克知道他的父亲在微笑——他几乎能够感觉到父亲的手。

“看上去像你，走起路来像你，讲话像你。”杰米说。

“还有倔强执拗也像你。”艾利克的母亲说。

“啊哈，是呀，”杰米说，然后叹了口气。“你嫁给了我所认识的最固执、最坚决——最自私——的男人。”

“我不知道你会那样觉得。”艾利克的父亲说。他依然在微笑。

“我本该提醒你注意他，”杰米又说道，笑了起来，“要是还来得及的话。”

“认识你的每一个人都那样觉得。”艾利克的母亲说，艾利克感到她大腿上的肌肉突然短暂地绷紧。

“噢，你，”艾利克的父亲说，“我知道你那样觉得，女人们喜欢那样，这让她们感到重要，不过，”他改为嘲弄的腔调，今天他一直不断地用这种腔调与杰米讲话，“我不知道我极好的朋友，杰米，得啦——”

很奇怪，他是多么不愿意睁开眼睛啊。可是他感觉到太阳正照射在他身上，知道他想要在太阳下山之前从他躺着的地方爬起来。他不理解这个下午他们在谈些什么，这些他一生下来就熟悉的成年人；他闭上眼睛，让他们的谈话远离了他。母亲的手放在他的头上，好像是一个祝福，好像是一种保护。嗡嗡声停止了，蜜蜂、蓝蝇，或者是黄蜂，似乎飞走了。

“——假如这次是个男孩，”他的父亲说，“我们将以你的名字来取名。”

“那很让人感动，”杰米说，“不过那样对我——或者对孩子——也不会真的有多么大的好处。”

“只要杰米决定了，任何时候他都可以结婚，生养他自己的孩子。”艾利克的母亲说。

“不，”停顿了很久以后，父亲说，“杰米考虑这件事已经太久了。”

突然，他笑起来，在杰米的膝盖上拍了一掌，这时艾利克坐起来。因为这一巴掌，杰米大声叫喊着跳起来，他的酒洒了，椅子翻倒了，艾利克旁边的狗醒来开始吠叫。一时间，艾利克难以置信地看到，眼前的庭院里只剩下嘈杂喧闹和怒火冲天。

父亲慢慢地站起来，注视着杰米。“你怎么啦？”

“我怎么啦！”杰米模仿他的样子，“我怎么啦？你究竟关心什么我怎么啦！你究竟为什么要像这样纠缠我整整一天？你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

“首先我想要你学会控制你的酒。”父亲冷冷地说。两个男人相互瞪着眼。杰米脸色发红，难看，眼睛里注着泪水。狗在他的腿旁，一直狂怒地向上跳跃，吠叫。杰米弯下腰，一只手用尽全力，掌掴他的狗，狗嗥叫着，在地上打了个滚跑掉，把自己藏在远处灰墙的阴影下。

接着杰米重新瞪着艾利克的父亲，浑身颤抖，把覆盖在眼睛上面的头发推到后面去。

“你最好振作起来。”艾利克的父亲说。然后转向艾利克的母亲。“给他弄点咖啡。他会没事的。”

杰米将他的杯子放在餐桌上，捡起翻倒的椅子。艾利克的母亲站起来，走进厨房。艾利克仍然坐在地上，注视着这两个男人，他父亲和他父亲最好的朋友，他们竟变得如此陌生。他的父亲，脸上显现的表情，是艾利克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有温和，有悲哀——或者归根结底，这大概是他靠近一头即将被宰杀的小牛时脸上偶尔会露出的表情——他低头看着杰米，杰米坐在餐桌边，头垂下。“你太死心眼，”他说，“你总是这样。我取笑你仅仅是为了你自己好。”

杰米没有回答。父亲从上方看着艾利克，微微一笑。

“走吧，”他说，“你和我去散散步。”

艾利克穿过离杰米最远的桌子的一边，走向父亲，握住他的手。

“振作起来，”父亲对杰米说。“等我和小家伙一回来，我们就切你的生日蛋糕。”

艾利克和父亲经过灰墙的那一边，那条狗依然在那里低声吠叫。他们走出去，进入田野中。艾利克的父亲走得太快，艾利克在高低不平的路上跌跌绊绊。他们走了一小段路以后，父亲突然检查了一下他的步速，低头看着艾利克，咧开嘴笑起来。

“对不起，”他说，“我想我说过我们是去散散步，而不是跑去灭火。”

“杰米怎么啦？”艾利克问。

“哦，”父亲说，朝西看去，现在是浅橙黄色的太阳，正在那里移动，用黄铜、红铜和金，制造出天空的圆轮——就像一位魔术师，她正在呈现的一切，仅仅是要证明它们能如何多姿多彩地变幻——“哦，”他重复着，“杰米没有什么错。他喝了很多的酒，”他低头对着艾利克咧开嘴笑，“他一直坐在太阳下——你知道，他的头发不像你的那么厚，”他弄乱了艾利克的头发，“我猜想，那些生日弄得他神经紧张。见鬼，”他说，“它们也弄得我神经紧张。”

“杰米非常老了，”艾利克说，“不是吗？”

父亲笑起来。“这个，杰米是个汉子，他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掉进坟墓里面去——他还打算在我们附近活一阵子。嗨，”他说，再一次低头看着艾利克，“你一定认为我也是个老人。”

“唉，”艾利克很快地说，“我知道你没有杰米那么老。”

父亲再一次笑起来。“哦，谢谢你，儿子。那显示出真正的信任。我将要努力做到无愧于它。”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然后父亲没有看艾利克，就说起话来，好像在自言自语，或者是对着空气说：“不，杰米并没有那么老。他实际年纪没有那么老。”

“他应该是多大岁数？”艾利克问。

“唔，”父亲说，“他应该是他的年纪。”然后低头看着艾利克的脸，他又爆发出一阵大笑。

“啊哈，”他又把手放到艾利克的头上，非常地温和，又非常地悲哀，他最终说，“现在不要为你还不理解的事情操心。你将来会有不得不操心的事情——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来。”

接着他们继续走，直到来到陡峭的山坡，山坡通向铁路轨道，向下，向下，在他们下面很远的地方，那里有一列小火车，好像永远从那里经过，穿越乡间，从玩具般的火车烟囱里吹出来的烟，就像正在给“闲散”一词作定义似的。艾利克愤愤不平地想，他独自来到这里的时候，几乎从来没有看见火车经过。铁路轨道那一边是河流，夏天他们有时去河里游泳。现在那条河被高高的河岸、河岸上的房屋，和河岸上高大的树木所遮蔽，他们看不见。

“这里，”父亲说，“就是你的土地的终点。”

“什么？”艾利克说。

父亲蹲在地上，把一只手放在艾利克的肩上。“从房子开始，你记得我们走过的所有路吗？”艾利克点点头。“喔，”父亲说，“那是你的土地。”

艾利克回头看看他们走过的长长的道路，觉得父亲在注视着他。

父亲按着他的肩膀使他转过身来；他指点着：“在那边。它属于你。”他再使他转身。“还有那里，”他说，“那里也是你的。”

艾利克盯着父亲看。“它的尽头在哪里呢？”他问。

父亲站起来。“我会另找一天领你去看，”他说，“但是它比你能走到的地方还要远。”

他们开始迎着太阳慢慢地散步。

“它什么时候就成为我的呢？”艾利克问。

“你生下来的那一天。”父亲说，低头看着他微笑。

“我的父亲，”过了一会儿他说，“拥有这片土地的一部分——他去世的时候，这些土地就是我的。他为了我没有出让它。我对我得到的土地尽了最大的努力，并且使它扩大了一些。为了你我会继续经营下去。”

他低头看艾利克是否在听他讲话。艾利克在听，他盯着父亲，然后看着他四周广阔的乡间。

“当我成了一个真正的老人的时候，”父亲说，“甚至比那里的老杰米还要老的时候——你就必须照管所有这一切。当我死了，它就会是你的。”他中断了一下，然后停住了；艾利克抬头看着他。“当你成为一个大男人的时候，就像你的爸爸，你就要结婚，生小孩。然后所有这一切将会是他们的。”

“当他们结婚的时候呢？”艾利克提示道。

“所有这一切将会属于他们的孩子们。”父亲说。

“永远吗？”艾利克大声说。

“永远。”父亲说。

他们转身开始往家里走去。

“杰米，”艾利克终于问道，“他得到了多少土地？”

“杰米没有任何土地。”父亲说。

“为什么没有呢？”艾利克问。

“他没有照管好它，”父亲说，“因此失去了它。”

“杰米也不会再有妻子，是吗？”艾利克问。

“是的，”父亲说，“他也没有照管好她。”

“而且杰米没有一个小男孩。”艾利克说——非常伤心。

“是的。”父亲说。接着他咧开嘴一笑。“但是我有。”

“为什么杰米没有一个小男孩呢？”艾利克问。

父亲耸了耸肩。“有些人有，艾利克，有些人没有。”

“我将来呢？”艾利克问。

“你将来什么？”父亲问。

“我将来会结婚并且有一个小男孩吗？”

一时间，父亲好像觉得好笑，但又克制住自己。他低头看着艾利克，露出奇怪而迟疑的笑容。“你将来当然会，”他最后说，“你将来当然会。”他伸出手臂。“来吧，”他说，“爬上来。我让你骑在我的肩膀上回家。”

艾利克就这样骑在父亲的肩膀上，穿越属于他的广阔的绿色田野，进入庭院，他们的房屋就在院子里，这个房子将会听见他的孩子的第一声啼哭。银灰色的阳光下，母亲和杰米坐在桌子旁边轻声谈着话。杰米已经洗过脸，梳过头发，他微笑着，看来好像冷静多了。

“啊哈，”杰米大声说道，“领主，这座房子的主人君临！坐在他肩膀上的是王子，儿子，和继承人！”他在庭院里深深地鞠躬，堆砌着华丽的辞藻。“我的主人！看哪，你谦卑的、最应当严惩的仆人，渴望得到你的——怜悯，你的慈爱，和你的宽恕！”

“坦率地说，”艾利克的父亲说，把艾利克放到地上，“我无法确定这是否是种改善。”他看着杰米，皱起眉头，接着咧嘴一笑。“让我们切那块蛋糕吧。”

艾利克和母亲在厨房里，她点上蜡烛——三十五根，正如他们说的，代表着一个人的成长，虽然杰米肯定早已过了成长的年龄——他跟随拿着蛋糕的母亲走出来。杰米微笑着拿起长长的、闪闪发亮的刀，抓在手中。

“生日快乐！”他们大声叫喊——只有艾利克什么也没有说——然后艾利克的母亲说，“杰米，切蛋糕之前，你必须吹灭蜡烛。”

“它这个样子看上去十分漂亮。”杰米说。

“开始吧，”艾利克的父亲说，拍拍他的背，“做一个男子汉。”

再度回到主人身边的狗，那时醒来，嗥叫着，使得每一个人都大笑起来。杰米笑得最响。接着他吹灭了蜡烛，一口气把它们全部吹灭，艾利克注视着他切开蛋糕。杰米抬眼看着艾利克，就在这个时刻，当血红的太阳突然照耀在树梢的最顶端，艾利克直直地看进杰米的眼睛里面。杰米笑了，那是一个老年人奇怪的笑容，艾利克走过去靠得母亲更近了。

“第一块给艾利克。”杰米说，接着将放在银色刀片上的蛋糕伸向他。

那是在夏天结束的时候，差不多两个月前。生日派对以后没多久，母亲就病了，然后必须被送走。于是父亲在“撑筏人”消磨的时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他和杰米夜晚回来的时候，醉得连走路都踉踉跄跄。母亲不在家的那些日子里，杰米有时根本不回家，而是在农场的房子里过夜；有那么一两次，艾利克半夜或是快清晨的时候醒来，听见杰米来来回回走动的脚步声，来来回回地走动，在楼下的大房间里。这是一段奇怪而可怕的时间，一段等待着的、静止而沉默的时间。父亲很少走进田地里，几乎没有抬起身子去对他农场里的雇工们发号施令——发现他整天在房屋周围，并且杰米总是在那里，杰米和他的狗，这是反常的，也是令人惊吓的。接着有一天，艾利克的父亲告诉他，他的母亲要回家来了，不过她不会带给他一个小弟弟或者妹妹，这次不会，以后任何时候都不会。他打算要多说一些什么，但是看看站在旁边的杰米，就走出屋子去了。杰米缓慢地跟随着他，双手插在口袋内，头低垂着。自从生日派对那个时候起，似乎是懊悔那天大发脾气，又像是它让他受到惊吓，杰米变得比以往更加沉默。

母亲回来的时候，看来好像老多了——老了；她好像退缩进她自己的内心，远离他们所有的人，甚至在有几分像暴风雨般的爱和无望中，远离艾利克；但是很奇怪地，尤其是远离杰米。它没有出现在她所说的任何话之中，她所做的任何事情里面——或者也许它出现在她所说的每一句话之中，她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里面。她像以前一样为杰米浆洗炊煮，她像以前一样把杰米当作是家庭的一员，吃饭时让他再取第二份食物，在他离开他们的房屋的时候，微笑着对他说晚安——仅仅是她的亲近中缺少了什么东西。她似乎是站在很遥远的地方，出于记忆在做着这一切。如果说她的安逸自在缺少了某样东西，那也有某样东西加了进来，一种奇异的静止的专注，仿佛她被某样一直熟悉的东西露出了新的样子惊吓到了。有一次或两次在晚饭桌上，艾利克撞见她全神贯注地看着杰米，而杰米，不以为意地，吃着饭。他读不懂她的眼神，可是它使他回想起，在生日派对上的那一刻，当他看进杰米的眼睛里面去的那一刻。她看着杰米，好像在疑惑，为什么以前没有仔细地看他；或者带着某种惊奇，似乎发现她从来都没有真正喜欢过他，而且由于疲倦和虚弱，觉得现在这事实上已经无关紧要了。

现在，他走进庭院的时候，看见她站在厨房的门道里朝外张望，遮住眼前落日明亮的余晖。

“艾利克！”她一看见他就愤怒地大声叫喊，“我刚才到处找你，找了一个小时。你应该长大了，要有一些责任感了，我希望你不要让我这么担心，你知道我的身体不好。”

她让他感到内疚，同时也让他模糊而怨恨地感到，公道并非全然在她的那一边。她将他拉到她身边，用一只手粗暴地把他的脸抬起来对着她。

“你很肮脏，”然后她说，“到那边的水泵去洗洗你的脸。快一点，这样我才能够让你吃晚饭，然后把你放到床上去。”

她转身进了厨房，轻轻地关上身后的门。他向房子另一边的水泵走去。

水泵旁边的一个木头盒子上面，放着一块肥皂和一块潮湿的抹布。艾利克已经半睡半醒了，他抓起肥皂，没有去想母亲，而是想到过去的这一天：还想到明天他要去哪里。他将水泵的把手向上一抬，再压下去，水便直冲了出来，弄湿了他的袜子和鞋——这会使他的母亲生气，可是他太疲倦顾不了这么多。不过他还是不自觉地退后了一点。他将肥皂抓在双手之中，手放到水下面。

这一天他去了许多地方，走过很长的一段路，看见过许多东西。他往下走到铁路轨道那里，沿着轨道走了一会儿，希望会有一辆火车经过那里。他不停地告诉自己，他要再给火车最后一次经过这里的机会；当他已经给了它相当多的最后一次机会的时候，他离开了铁路的路基，向上攀登了一会儿，穿过高高的芳香的草地。他穿越一片草地，那里有奶牛，它们瞪着大大的眼睛呆滞地、没精打采地看着他，在他的周围互相哞哞地叫唤。一个男人在田野远远的尽头，看见了他而大声叫喊，不过艾利克辨别不出那是不是为他父亲工作的某个人，因此转身跑开了，迅速弯腰钻过铁丝网做的篱笆。他经过一棵苹果树，地上掉满了苹果——他想知道这些苹果是否属于他，他是否依然行走在他自己的土地上，还是已经越过了它——但是不管怎样，他还是吃了一个苹果，并且装了一些在他的口袋里，看着一匹孤单的棕色的马，在他下面远处的草地上，慢慢吃着青草，轻轻甩着尾巴。艾利克假装他就是父亲，学着他曾经见过的父亲走路的样子，走过田野，平静地看着周围的一切，满心欢喜，知道他看见的一切都属于他。他停下来，学着他见过的父亲撒尿的样子，撒了一泡尿，腿张开笨重地站在田野的中间；同时他假装一边抽烟一边谈话，就像他曾经见过的父亲边抽烟边谈话的样子。于是，在给土地浇过水以后，他继续向前走，那一刻，在艾利克的眼中，仿佛全世界都在赞颂他。

明天他还要再次外出，去什么地方。因为很快就是冬天，大雪将会覆盖大地，他就不能独自在外面游荡了。

他将肥皂抓在双手之中，把手放在水下；接着他听见身后传来低低的口哨声，一只粗糙的手放在他的头上，他手中的肥皂掉了下来，滑到他双腿中间的地面上。

他转过身来，面对着杰米，杰米没有带着他的狗。

“快来吧，小家伙，”杰米低声地说，“我们有东西在牛舍里，要给你看。”

“噢，小牛已经生出来了吗？”艾利克问——他太高兴了，没有对杰米为什么低声耳语产生怀疑。

“你爸爸在那里。”杰米说。接着又说：“是的。是的，小牛现在就要出生。”

他牵着艾利克的手，他们穿过庭院，经过厨房关着的门、石头的院墙，然后穿过田野，进入谷仓。

“可这不是奶牛住的地方！”艾利克大声叫起来。他突然抬头看着杰米，杰米关上了他们身后的谷仓的门，微笑着低头看着艾利克。

“是的，”杰米说，“这就对了。这儿没有奶牛。”他靠在门上，似乎已经没有力气了。艾利克看见他的脸是湿的，他喘得好像刚刚奔跑过。

“让我们去看看奶牛。”艾利克低声地说。接着他纳闷，为什么他要低声说话，并且感到极其害怕。他盯着杰米看，杰米也盯着他看。

“马上。”杰米说，站起身来。他的双手原本放在口袋里，现在他把它们拿出来，艾利克注视着他的手，开始移动着离开。他问：“我爸爸在哪里？”

“哦，”杰米说，“他在‘撑筏人’，我猜。我必须很快去那里与他见面。”

“我得走了，”艾利克说，“我要去吃晚饭。”他试图到门那儿去，然而杰米没有动。“我得走了。”他重复说。随着杰米朝他走过来，他的内脏、他的喉咙里有颗发紧的恐惧的球，在不断地肿胀、上升、爆炸。他张开口想要尖叫，可是杰米的手指将他的喉咙扣得紧紧的。他直视着、直视着杰米的眼睛。

“那样对你没有好处。”杰米说。他微笑着。艾利克挣扎着想要呼吸，痛苦而惊吓地挣扎着。杰米紧扣着的双手松了一点，用一只手轻轻抚摸艾利克纠结的头发。慢慢地，令人惊奇地，他的脸色变了，眼睛含着泪水，低下头。

艾利克呻吟着——大概是因为他看见了杰米的眼泪，或者是因为他的喉咙如此肿胀和灼热，因为他不能呼吸，因为他是多么地害怕——他开始哭泣，发出巨大的、不再孩子气的喘息声。“你为什么恨我的父亲？”

“我爱你的父亲。”杰米说。可是他并没有在听艾利克说话。他离得很远——似乎在努力而艰难地向内心一座高而又高的山脉行进。而艾利克盲目地挣扎，竭尽他渴求生存的全部力量，想要在杰米到达山顶之前，抓住他，阻止他。

“杰米，”艾利克低声说道，“你可以拥有土地。你可以拥有所有的土地。”

杰米说话了，然而不是在对艾利克说：“我不要土地。”

“我会成为你的小男孩，”艾利克说，“我永远都会是你的小男孩，永远，永远——你可以拥有土地，而且你可以永远活下去！杰米！”

杰米停止了流泪。他注视着艾利克。

“明天我们就去散步，”艾利克说，“我会把它指给你看，它的全部——我说真的，千真万确——如果你杀了我的父亲，我可以做你的小男孩，我们能够拥有它的全部！”

“这片土地，”杰米说，“将不会属于任何人。”

“请行行好！”艾利克哭着说，“啊，请行行好！请行行好！”他听见母亲在厨房里唱歌。不久她就会出来找他。那双手放开了他片刻。艾利克张开嘴巴尖声叫喊，但这时那双手又卡紧了他的脖子。

妈妈。妈妈。

那歌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了。那双眼睛看进他的眼睛里面去，眼睛里有着疑问，那双手卡得更紧了。接着嘴边开始露出笑容。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笑容。他的脚踢着，踢着。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很远的地方，他听见母亲在呼唤他。

妈妈。

他什么都看不见了，他知道他在谷仓里，他听见他身边令人恐惧的喘息声，他以为他听见的是野兽用鼻子吸气的声音，他记起了太阳、铁路轨道、奶牛、苹果，和大地。他想到明天——明天他想要再次外出，去什么地方。我将带着你和我一起，他想要说。他想要争辩那个问题，那个他记住的眼睛里的疑问——想要说，我要告诉爸爸你弄痛了我。接着恐惧、痛苦和黑暗突然降临到他的身上，他猛然失去了呼吸。他脸朝下倒在谷仓里的麦秸中，没有生气的黄色头颅挂在被折断了的颈子上。

黑夜笼罩了这个乡村，这里那里，好像标志一样，屋里灯光闪烁。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呼唤：“艾利克！艾利克！”

杰米走近他的木头房屋，打开门；吹起口哨，他的狗从黑暗中跳出来，往他的身上跳跃；他用一只手轻轻地往下打了它一下。然后他关上门，开始上路，双手放在口袋里，狗在他的身边。他停下来点燃烟斗。他听见从“撑筏人”传来的歌声，接着他看见了灯光；不久，灯光和歌声都在他身后渐渐消失。杰米再也听不见歌声的时候，他开始用口哨吹出他听过的歌。

命中注定

我颤抖着醒来，独自一人在我的房间里。因为出汗，我身上潮腻腻冷冰冰；身子底下的被单和床垫都湿透了。床单是灰色的，扭结得像一根绳子。我气喘吁吁，好像奔跑过一样。

这是我不能够活动的最长的一段时间。我只是仰面朝天地躺着，四肢伸开，向上看着天花板，听着住在这栋房子其他房间里人们起床的声音、响个不停的闹钟、水溅泼的声音、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楼梯上的脚步声。我能够说出人们离开去上班的时间：楼下大厅门口打开时的嘎嘎声和拖着脚步的走路声，而当它关上时则发出一种有趣的双重砰砰声。先是砰的一声，接着是更大的砰的一声，然后是一声轻轻的咔哒声。当大门打开的时候，我也能够听见街上的声音，马蹄声、运货马车走过的声音、行人发出的声音，以及大卡车和小汽车驶过柏油马路时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声音。

我做过梦。夜里我做梦，早晨醒来后浑身发抖，可是我记不起我的梦，除去我在梦中奔跑。我记不起那个梦——或者那些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也许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完全没有做梦。然后它们回来了，每天晚上，我试着不上床睡觉，我会惊吓地睡着，惊吓地醒来，并且接下来度过被噩梦缠绕的又一天。如今我从芝加哥回来，一事无成，依靠朋友过日子，住在下城一间肮脏的提供家具的房间里。我在芝加哥参与演出的剧目搞砸了。老实说，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角色——甚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剧目。我扮演一个有知识的汤姆大叔，一个年轻的大学生，为了他的种族而学习。我猜想，剧作家希望证明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过正如我说的，剧目失败了，所以我在这里，回到了纽约，并且恨它。我知道我应该去找另外一个工作，逐一寻访，踯躅街头。可是我没有。我无法正视它。这是夏天。我似乎已筋疲力尽。每一天我都更加痛恨自己。表演是一个艰难的生计，即使你是一个白人。我个儿不高，我不好看，我不能唱歌或跳舞，而且我不是白人；因此即使在表演的鼎盛时期，我也不是非常受欢迎的。

我住的房间有厚重的天花板，完全的正方形，墙上有剥落的干掉的血迹的颜色。朱尔斯·韦斯曼，一个犹太小子，为我搞到了这个房间。他说，这就是个在里面睡觉的房间，或许是个在里面死亡的房间，只有上帝知道，它不是打算让你在里面生活的。大概是这个房间如此地令人沮丧，所以它有一组稀奇古怪的灯光装置：一个在天花板上，一个在左边的墙上，两个在右边的墙上，以及一盏放在我床边桌子上的台灯。我的床放在窗前，从窗子里吹进来的没有别的，永远是灰尘。这是一个带家具的房间，他们塞进来的东西足够配置好三个这样大小的房间。两张安乐椅、一张办公桌、床、餐桌、一张直靠背椅、一个书橱、一个硬纸板的衣橱；还有我的书和手提箱，都没有打开；我的脏衣服扔在一个角落里。这是那种使你感到挫败的房间。它还有个壁炉，笨重的大理石壁炉台，一面巨大的灰白色的镜子在壁炉台的上方。镜子里很难清楚地照出任何东西——这样大概倒也不错——同时要想在壁炉里生个火，也许会耗去你毕生的时间。

“嗨，你不必在这里待很长时间。”朱尔斯在我到达的那个晚上告诉我。在天黑以后，当每个人都上了床以后，朱尔斯偷偷——有那么点儿——把我带进来。

“耶稣基督，我希望不会。”

“我不久就要搬到一个大的地方，”朱尔斯说，“你可以和我一起搬进去。”他打开所有的灯。“你觉得暂时住在这里可以吗？”他的声音里透着歉意，好像是他自己设计了这个房间。

“哦，当然。你认为我会有什么麻烦吗？”

“我认为不会。租金已经付了。她不可能把你赶出去。”

对此我没有说什么。

“有点儿像是从事地下工作，”朱尔斯说，“你知道。”

“明白。”我说。

我在那里住了三天，算计好时间，等其他人都走了以后才离开，夜里回来很晚，在其他人都睡着了的时候。不过我知道，这是混不下去的。有几个房客在楼梯上见过我，一个女人意外地撞见我从洗手间出来。每天早晨，我等着女房东来敲门。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也许一切都平安无事，也许并不是那样。但是这种等待难倒了我。

我身上的汗水渐渐变冷。楼下收音机的频率调到了早餐交响乐。他们正在演奏贝多芬。我坐起来，点燃一支香烟。“彼得，”我说，“不要让他们把你吓死。你也是一个男子汉。”我听着路德维希，看着烟雾向着肮脏的天花板升腾。在路德维希的鼓声和号声中，我留神听着楼梯上的脚步声。

在我的一生中，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旅行上。我周游过圣路易、旧金山、西雅图、底特律、新奥尔良，干过几乎所有的工作。大约十六岁的时候，我逃离了我的老妈。她从来都不能管好我。她会说，你除了做个流浪汉，永远什么也不是。我们住在新泽西，一个小市镇黑人区的一栋破旧的小木屋里，那种全美国到处都有的有色人种住的房屋。我痛恨我的母亲住在那里。我痛恨我左邻右舍的所有人。他们既去教堂，他们又喝醉酒。他们对白人很友好。房东上门的时候，他们付他房租，同时还要忍受他的胡言乱语。

七岁的时候，我生平第一次被叫做黑鬼。叫我的是一个白人小女孩，有着一头长长的黑色卷发。我过去经常离开我家房子的前面，独自一人穿过市镇去闲逛。小女孩独自在玩球，我经过她身边的时候，球从她的手中滚落到路边的排水沟里。

我把球扔回去给她。

“我们来玩接球吧。”我说。

然而她抓住球，对我做了个鬼脸。

“我母亲不让我和黑鬼玩。”她告诉我。

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可是我浑身发热。我冲着她吐舌头。

“我不在乎。拿着你的破球吧。”我开始向街里面走去。

她在我身后尖声叫唤：“黑鬼，黑鬼，黑鬼！”

我尖声叫回去：“你妈才是黑鬼！”

我问母亲黑鬼是什么。

“谁那么叫你？”

“我听见有人这么说。”

“谁？”

“就是有人。”

“去洗洗你的脸，”她说，“你像罪孽一样肮脏。你的晚饭在餐桌上。”

我走进浴室，泼些水在脸上，在毛巾上擦干脸和手。

“你那就叫干净？”母亲大声嚷嚷。“到这里来，儿子！”

她把我拖回浴室，开始用肥皂擦我的脸和脖子。

“你一直像这样脏兮兮地到处跑，每个人都会叫你小黑鬼，你听见了吗？”她冲洗了我的脸，仔细地检查了我的手，帮我擦干。“现在，去吃你的晚饭。”

我什么都没说。我走进厨房，在餐桌边坐下。我记得我想要哭。母亲在我的对面坐下。

“妈妈。”我说。她看着我。我开始哭泣。

她来到餐桌我坐的这一边，搂住我。

“宝贝，不要苦恼。下次有人叫你黑鬼，你就告诉他们，你宁可拥有你的肤色，也不要像那些白人一样卑鄙下流。”

我大了一点以后，我和我的朋友们，我们组成了帮派。我们和白人男孩以及他们的朋友相遇，在栅栏的对面互相扔石头和罐子。

我流着血回家。母亲就用手打我，责骂我，并且大声叫喊。

“儿子，你想要被打死吗？你想要到头来像你的父亲一样吗？”

我的父亲是个流浪汉，我从没见过他。我是以他的名字取名的：彼得。

我总是麻烦不断：给检查逃学的检查员、福利部门的工作者，以及市镇上其他所有人找麻烦。

“除了做个流浪汉，你永远什么也不是。”母亲说。

不久，我认识的那些小孩子长大了，完成了学业，找到了工作，结了婚，安顿下来。他们打算过安定的生活，把更多的黑人小孩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为同样破旧的木板房交付同样的租金，就这样一代代继续下去，继续下去—— 十六岁的时候，我离家出走了。我留下一张字条，告诉妈妈不要担心，有一天我会回来，我会一切安好。可是我二十二岁的时候，她去世了。我回来将母亲埋葬在土里。一切都和从前一样。我们的房屋没有刷油漆，走廊的地板下陷，什么人的雨衣塞在破裂了的窗户里。另外一家人正在搬进来。

他们的家具沿墙堆放着，他们的孩子在房子里跑来跑去，大声笑着，有人在厨房里煎猪排。最大的男孩在用钉子钉挂一面镜子。

去年，艾达开着她的大轿车载着我，我们经过上州的几个城市。我们经过一些破败的房屋，在我们的左边。挂在绳子上的衣服在风中飘扬。

“有人住在那里吗？”艾达问。

“只有黑人。”我说。

艾达超越了前面的车，生气地猛按喇叭。“彼得，你知道你变得多疑了吗？”

“好啦。好啦。我知道很多白人也在挨饿。”

“你说得完全对，他们是的。我自己就了解一点挨饿的滋味。”

艾达出生于一种叫做棚户区爱尔兰人的家庭。她在波士顿长大。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结婚很早，并且是为了金钱而结婚——所以现在我供养得起有吸引力的年轻男子，她咯咯地笑着说。她的丈夫是一个芭蕾舞演员，永远在到处巡回演出。艾达怀疑他与男孩子约会。我毫不在乎，她说，只要他不打扰我。我们去年相遇的时候，她三十岁，而我二十五岁。我们经常大吵大闹，不过我们还是黏在一起。不管什么时候到城里来，我都会打电话给她；不管什么时候滞留在城外，我也会让她知道。我们从来没有让这种关系变得太认真。她走她的路，我过我的桥。

在所有这些到处跑的日子里，我学到了几件事情。就像职业拳击手学会挨打、舞蹈演员学会跌跤，我学会怎样应付过去。比如，我学会永远不要在警察面前好胜斗勇。不管谁对，我肯定是错的那一方。在其他人那里，只是十足老套的美国式的独立自主，在我这里就成为不可容忍的傲慢。在最初的几次碰壁以后，我认识到我必须玩弄小聪明，扮演好别人期望我扮演的角色。我只有一颗头，它太容易被打破了。当我面对警察时，我假装成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我的下巴掉下来，眼睛睁大。我不给他任何聪明的答案，没有任何关于我的权利的胡言乱语。我琢磨出什么答案是他想要的，我就把它们给他。我永远让他认为他就是国王。假如超出了例行公事，假如我在邻近地区被当作抢劫或谋杀的嫌疑犯而被逮住，我尽可能让自己看上去卑微谦恭，闭上我的嘴巴祷告。我会挨几顿打，但是避免进监狱，远离那些被铁链锁在一起服劳役的囚犯。艾达曾经指出过，那也是由于运气。“如果你运气差一点，也许反而对你更好一些。比那些被铁链锁在一起服劳役的囚犯更糟糕的事情都发生过。有些就发生在你身上。”

她似乎话里有话。“你在说些什么呢？”我问。

“不要生气。我说的是也许。”

“你的意思是，你认为我是个胆小鬼吗？”

“彼得，我没有那么说。”

“可是你是那个意思，不是吗？”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什么意思也没有。我们不要再吵架了。”

在有些时间和场合之下，黑人可以用他的肤色作挡箭牌。他可以利用隐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罪恶感，来得到他想要的那种情形；或是他想要的一些东西。他可以像禁果一样来利用他讨厌的价值，他的价值；他可以像一把刀一样利用它，他可以扭曲它，来达到他的报复。在我意识到我了解它们之前很久，我就知道这些事情了，并且起初我利用它们时，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所以当我开始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感到被出卖了。我感到作为一个人，被打败了。我感到没有正大光明的地方让我立足。

这是我遇见艾达的前一年。我曾经在一些专业剧团和小剧院表演；有些时候是很不错的角色。人们对我很好。他们告诉我，说我有天分。他们很悲哀地说到它，仿佛他们正在想，多么可惜，他不会有什么前途。而重点是我怨恨赞扬，我怨恨怜悯，我感到疑惑，当人们握着我的手的时候在想什么。在纽约，我认识了一些非常好的人；脾气随和、喝酒上瘾、流离失所的无业游民；他们喜欢我；而我不知道我是否信任他们；我是否能够再信任任何人。不是指在全世界都能看见的表面，而是在每一个人生活的下面。

不久我就必须起床。我注意听着路德维希。就像一个行进了数英里的巨人的脚步声，让这个小小的房间震动。在夏季的夜晚，朱尔斯、艾达和我会去体育馆（这个夏季我们或许也会去），坐在柱子下冰凉的石头台阶上。那里的天空在我看来好像很远；我不是我自己，我很高并且被高高举起。我们三个人从不交谈。我们坐着，看着蓝色的烟雾在空中缭绕，看着香烟橘黄色的烟头。那些卖爆米花、汽水和冰淇淋的男孩子们偶尔爬上陡峭的阶梯，叽叽喳喳地说着话；艾达稍稍地动了一下，摸摸她蓝黑色的头发；朱尔斯脸上露出不悦之色。我坐着，膝盖拱起，注视着下面灯光照亮的半月形，穿着黑色外套的紧张的指挥，在他指挥下的那些辨不出面目的人，以海洋般的韵律一起移动。音乐中间出现几次短暂的停歇，让位给时断时续、奔放欢快、仿佛神在召唤似的钢琴声。所有的乐器全部停止，除了声音不断爬升的独唱演员；他唱到一个最高音，然后所有的音乐加入他，首先是小提琴，接着是铜管乐器；再接着是低沉忧郁的低音提琴、长笛、激烈的咚咚鼓声；敲啊敲，所有的声音一起上升，一阵猛烈的撞击后戛然而止，好像天刚破晓。我第一次听到《弥赛亚》时，独自一人，我的血液像火焰和酒一般沸腾；我大声哭泣，如同婴儿哭着要求母亲的乳汁；或者罪人奔跑着去见基督。

此时在音乐声中，我听到了楼梯上的脚步声。我熄灭香烟。我的心跳得如此剧烈，我想它会把我的胸膛撕裂。有人敲门。

我心想：不要应答。也许她会走开。

可是又是一阵敲门声，这一次敲得更响了。

等一下，我说。我坐在床边，穿上睡袍。我像傻瓜一样浑身发抖。看在上帝的分上，彼得，你以前就想过会有这一天的。还会有什么更糟糕的事情可能发生呢？你没有一间房。这个世界上到处是房间。

我把门打开，房东太太站在那里，脸上红一块白一块，气急败坏。

“你是谁？我没有把这个房间租给你。”

我的嘴巴发干。我想要说些什么。

“我不能让有色人种住在这里，”她说，“我所有的房客都在抱怨。女人们害怕夜晚回家。”

“她们没有必要害怕我。”我说。我没法让我的声音变得响亮；尖锐刺耳的声音闷在我的喉咙里；我开始生气。我想要杀了她。“我的朋友为我租了这个房间。”我说。

“哦，对不起，他没有权利那样做，我毫无与你作对的意思，不过你必须搬出去。”

她的眼镜闪闪发光，在楼梯平台的光线下变成了不透明的。她害怕得要死。她害怕我，可是更害怕失去她的房客们。她的脸由于愤怒和恐惧而变得红一块白一块，她的呼吸急促，一些唾沫星子聚集在嘴角边；她呼出的气息很难闻，好像七月天腐烂的汉堡牛肉饼。

“你不能将我赶出去，”我说，“这个房间是用我的名字租下的。”我开始关门，似乎这件事已经结束：“我住在这里，瞧，这是我的房间，你不能将我赶出去。”

“你滚出我的房子！”她尖声大叫。“我有权知道谁住在我的房子里！这是白人居住的街坊，我不出租给有色人种。你为什么不去上城，到你们应该居住的地方？”

“我无法忍受黑鬼们。”我告诉她。我开始重新把门关上，然而她移动了一下，把她的脚放在门中间。我想要杀了她，我注视着她那张愚蠢的、有皱纹的受惊吓的白脸，想要拿起一根棍棒、一把斧子，使尽我全身的力量，照准她的脑袋中央，她铁灰色的头发分开的地方，劈下去。

“把你的脚从门边拿开，”我说，“我要穿衣服。”

不过我知道她已经赢了，我已经准备离开。我们互相瞪着眼。没有一方移动。她散发出恐惧，暴怒，以及其他的什么东西。你这个蛆虫咬蛀的婊子，我心想。我邪恶地说：“你想要进来看我穿衣服吗？”她的脸上没有变化，没有把她的脚拿开。我的皮肤刺痛，很多细小而炙热的针在戳我的肉。我意识到睡袍下我的身体；它就好像多年前我干过某件错事，某件丑恶的事，没有人会忘记它，因为它，我会被杀死。

“如果你不搬出去，”她说，“我就叫警察来把你赶出去。”

我抓住门，以避免碰到她。“好吧。好吧。你可以收回这该死的房间。现在出去，让我穿上衣服。”

她转身走开。我猛地关上门。我听见她走下楼梯。我把东西扔进手提箱。我试图尽可能地多拖延一些时间，可是刮脸的时候割破了自己，因为害怕她会带着警察回到楼上来。

我走进去的时候，朱尔斯正在煮咖啡。

“早上好，早上好！你出了什么事？”

“小客栈里没有房间啦，”我说。“给人类的声名狼藉的儿子倒一杯咖啡。”我坐下，将手提箱扔在地板上。

朱尔斯看着我。“噢。好啊。咖啡马上就来。”

他找出咖啡杯。我点燃一支香烟，坐在那里。我想不出要说什么。我知道朱尔斯感到很难过，我想要告诉他，那不是他的错。

他把咖啡推到我面前，还有糖和奶。

“振作起来，宝贝。世界很宽广，人生——人生，是很漫长的。”

“住嘴。我不想听你的任何拙劣的哲学。”

“对不起。”

“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要谈论善、真，和美。”

“好吧。但是不要坐在那里维持你的饭桌礼仪。放声大哭，假如你想的话。”

“放声大哭也不会有什么好处。而且，我现在是个大男孩了。”

我搅拌咖啡。“你和她争吵了吗？”朱尔斯问。

我摇摇头。“没有。”

“该死的，为什么不争吵呢？”

我耸耸肩；此刻有一点儿难为情。我不可能获胜。算了吧。

“你也许会获胜。你该让她难受难受。”

“该死的，我讨厌这样做。我就不能找一个地方睡觉而不必把它拖到法庭上去解决吗？我该死的厌倦与每一个人斗争，为了其他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我累了，兄弟，累了！你曾经对什么东西厌烦得要死吗？唉，我厌烦得要死。而且我害怕。我已经斗争了该死的这么长的时间，我已不再是一个人。我不是布克·T.华盛顿。我没有要解放任何人的幻想。我只想要解放我自己。如果这种情形长久地持续下去，他们会把我送去贝尔维医院，我将要发疯，我将要打破什么人的头颅。我不为那个悲哀的小房间担心。我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担心，在我身上，在我内心。我不是在街道上行走，我在爬。我以前从来没有像这个样子。如今我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我很怀疑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被接受吗？如果我被接受了，我能够接受吗？——”

“不要放在心上。”朱尔斯说。

“朱尔斯，我是筋疲力尽了。”

“我不认为你是。喝咖啡。”

“啊，”我哭泣道，“我知道你认为我让这件事变得戏剧性，我是偏执狂，只是制造麻烦！也许有时我也这么认为，我又怎么能够辨别呢？你变得如此习惯于被打击，你发现你总是在等待它。哦，我知道，你是犹太人，你也总是被粗暴地对待，然而你可以走进酒吧，并没有人知道你是犹太人。如果你去找工作，你会得到比我好的工作！我如何能说得出这种感觉像什么呢？我不知道。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有麻烦，没有什么是容易的，可是当我不理解它，不想要也不愿花费我全部的时间来试图忘记它的时候，我怎么能够对你解释，作为一个黑人，这种感觉像什么呢？我不愿意仇恨任何人——可是现在也许，我同样也不能够爱任何人——我们是朋友吗？我们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吗？”

“我们是朋友，”朱尔斯说，“不要担心这一点。”他皱起眉头。“假如我不是犹太人，我会问你为什么不住在哈莱姆。”我看着他。他举起手来笑了笑——“然而我是犹太人，所以我没有问你。哎，彼得，”他说，“我无法帮助你——散散步，喝醉酒，我们彼此都处于这种状况中。”

我站起来。“我会很晚再过来。对不起。”

“用不着对不起。我会让我的门开着。将就着在这里睡一阵子吧。”

“多谢。”我说。

我觉得我正在被溺毙；仇恨腐蚀了我，就像癌症侵入了骨骼。

我约艾达去吃晚餐。我们在格林威治村一家餐馆会面，那是一家意大利餐馆，在阴暗的地下室里，餐桌上点着蜡烛。

这不是一个生意忙碌的夜晚，这一点让我感到很庆幸。当我走进来的时候，里面只有其他两对情侣坐在房间的另一边。没有人看我。我坐在一个角落的雅座里，点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老式调酒。艾达迟到了。她来之前，我已经三杯喝下肚。

她打扮得很美，穿着一件黑色的高领女装，戴着一串珍珠短项链；头发梳成发梢向内弯曲的齐肩发型，刚好垂在她的耳朵下面。

“你看起来真是甜美，宝贝儿。”

“谢谢。它多耗了我十五分钟，不过我希望它是值得的。”

“它是值得的。你要喝点什么？”

“噢——你喝的是什么？”

“老式调酒。”

她用力闻了闻，然后看着我。“几杯了？”

我笑了起来。“三杯。”

“哎呀，”她说，“我猜你必须做些什么。”侍者走过来。我们决定要一杯曼哈顿鸡尾酒、一份意大利式卤汁面条、一份浇蛤蜊酱汁的面条，又为我叫了另一杯老式调酒。

“你今天有所收获吗，甜心？找到工作了吗？”

“今天没有。”我说。我点燃她的香烟。“大都会给了我一个极好的机会，到东海岸来，在《土生子》里面扮演主角，但是我拒绝了。扮演同一类型的角色，你知道的。想找到一个挺不错的角色是如此困难。”

“哼，如果他们没有很快提供一个像样的角色，告诉他们你将要回到塞尔兹尼克那里去。他将给你找一个有魄力的角色——叫你出演《土生子》，多么可笑的想法！我不会容忍它。”

“不用你告诉我。我对他们说，假如他们没有在两个星期内给我找到一个相当不错的剧本，我就和他们吹了，就那么回事。”

“那才算说对了，彼得，我的老弟。”

酒来了，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两分钟。我一口喝下半杯酒，玩弄着餐桌上的牙签。我觉得艾达在盯着我看。

“彼得，你就要酩酊大醉了。”

“宝贝儿，一位南方绅士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持不醉。”

“那个神话比岩石的历史还要古老。不管怎样，你来自于泽西。”

我喝完我的酒，冲着她吼叫：“那和南方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我可以看见坐在我餐桌对面的她，正在准备好应付麻烦的事：嘴巴稍稍闭紧，摆正下巴，因此下巴上显出浅浅的V字形凹纹：“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我对她的关心表示愤慨；我对我的需要表示愤慨。“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我咕哝着，“只是心情不好而已。”

我试图对她微笑，试图消除心中的痛苦。

“现在我知道是有点麻烦事。请告诉我。”

听起来非常无聊：“你知道那个朱尔斯给我找到的房间吗？哼，房东太太今天把我从房间里赶出来了。”

“上天保佑美国的共和政体，”艾达说，“你愿意花掉我丈夫的一些钱吗？我们可以告她。”

“别提它了。到头来我将会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每一个州都打上官司。”

“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姿态——”

“什么鬼姿态。我还对付得过去。”

食物来了。我不想吃。第一口就像一面铜锣一样击中我的肚子。艾达开始切碎卤汁面条。

“彼得，”她说，“试着不要觉得这么难受。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有的人全都处于这种状况。不要让它难住你。那些无能为力的东西，你必须学会容忍。”

“你说起来倒是那么容易。”我告诉她。

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掉开目光。“我并没有假装那是容易做到的。”她说。

我不相信她能够真正地理解这种状况；并且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我坐着，像一个受到责骂的孩子，低头看着我的盘子，没有吃，也没有说什么。我希望她别再说话，别再对这件事发表聪明的见解，别再对这件事表现得冷静和成熟；我的老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曾经长大成熟，我们永远也不会。

“没有其他更好的地方，”她还在说，“整个欧洲都有饥荒和疾病，在法国和英国，他们恨犹太人——什么都不会改变，宝贝，人们太没脑筋，太没心肠——永远都像那样，人们总是企图毁灭他们不理解的东西——他们几乎痛恨一切他们理解甚少的东西——”

我坐在我这边的雅座里开始冒汗。我希望她的声音停止。我希望她吃东西，安静下来，不要打扰我。我四周看看，寻找侍者，好可以再叫一杯酒。可是他在餐馆远远的那一边，伺候一些刚刚进来的客人们；自从我们坐在那里以后，很多人进来用餐。

“彼得，”艾达说，“彼得，请不要像那样看着。”

我龇牙咧嘴地笑了：职业小丑那种描画出来的龇牙咧嘴。“不要担心，宝贝，我很好。我知道我打算做什么。我打算回到我的人那里去，那儿是我的归属，为我找一个可爱的黑人少女，为我生下一群小孩。”

艾达有一个老套的母亲的花招；龇牙咧嘴的笑容此刻哄骗她用上了。她举起手中的叉子，用它一个一个地打我的手指关节。“嗨，停止那样做。你年龄太大，不适合玩那个花样了。”

我尖声叫喊，站起来大叫大嚷，打翻了蜡烛：“不要那样做，你这个泼妇，永远也不要那样做！”

她抓住蜡烛，竖起放好，怒视着我。她的脸完全白了：“坐下！坐下！”

我向后跌坐进座位里。我感到肚子里好像装着水。每个人都看着我们。我浑身发冷，我看见他们看见的情景：一个黑人小伙子和一个白人女人，单独在一起。我知道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让他们向我发起攻击。

“对不起，”我低声说，“对不起，对不起。”

侍者就在我的身旁。“小姐，一切都好吗？”

“是的，很好，谢谢你。”她听起来像一位公主在打发一个奴隶。我没有抬头看。侍者的影子从我旁边移开了。

“宝贝，”艾达说，“原谅我，请原谅我。”

我凝视着台布。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面，一明一黑。

“我们走吧，”我说，“我非常抱歉。”

她打手势要账单。账单拿来的时候，她看都没看，递给侍者一张十美元的钞票。她拿起她的手提包。

“我们是去夜总会，或者去看电影，还是干什么？”

“不，亲爱的，今晚不去了。”我看着她。“我很累，我想先回朱尔斯住的地方。我打算在他的地板上睡一段时间。不要担心我。我很好。”

她镇静地看着我。她说：“要我明天来看你吗？”

“是的，宝贝，请来吧。”

侍者把找的钱拿来，她给了他小费。我们站起来；我们经过那些餐桌时（没看那些人），我脚下的地面似乎在下陷，门口似乎远得难以想象。我全身的肌肉绷紧；我似乎准备好跳起来；我等待着攻击。

我把手放在口袋内。我们走到街道的尽头。交通标志灯是绿色的和红色的，街对面的剧院里发出蓝色和黄色的灯光，断断续续地。

“彼得？”

“嗳？”

“明天我要去看你吗？”

“是呀。到朱尔斯那里来。我会等着你。”

“晚安，亲爱的。”

“晚安。”

我走开了。我感到她的眼睛在盯着我的背后。我踢开人行道上的一个瓶盖。

上天保佑美国的共和政体。

我顺道走进地铁，搭乘去上城的火车，不知道它开向哪里，也不在乎。无名无姓的、住在岛上的人在我的四周，在报纸的后面，在化的妆后面，肥胖的、多肉的假面具，无精打采的眼睛。我注视着那些空洞的面孔。（没有一个人看我。）我看着广告，不真实的女人和粉红色面颊的男人在卖香烟、糖果、刮须膏、睡袍、口香糖、电影、性；没有性器官的性，比沙子还要干燥，比死亡还要神秘。火车停下来。一个白人男孩和一个白人女孩上来。她可爱，娇小，苗条。吸引人的双腿。她紧紧抓住他的手臂。他是足球运动员那种类型的，金发，气色很好。他们穿着夏装。门口吹来的风，吹起她印花布的连衣裙。她发出长长的尖叫声，按住膝盖上的裙子，咯咯地笑，看着他。他说了什么话，我没有听清楚，然后她看看我，笑容消失了。她站好，以便将脸对着他，背对着我。我回头看着广告。那时我恨他们。我想要做些什么，使他们受到伤害，使那张粉红色的面具破裂。白人男孩和我再也没有互看一眼。他们在下一站下去了。

我想要继续喝酒。我在哈莱姆下来，去位于第七大道上的一个破败酒吧。我的自己人，我的自己人。骗子们站在街角，等待着。着夏装的女人们踩着摇摇晃晃的高跟鞋，神气活现地走过。喀嗒喀嗒，喀嗒喀嗒。骑在马上的白人警察在街上巡逻。每条街上都另有一个步行的警察。我看见一个黑人警员。

上天保佑美国的共和政体。

自动电唱机正在播放《汉普顿的布吉》。这个地方气氛活跃，我走向酒台的那个男人。

“黑麦威士忌。”我说。

我站在不知谁的祖母的旁边。“哈啰，爸爸。你丢下了什么？”

“宝贝，你不可能捡起它来。”我告诉她。我的黑麦威士忌来了。我喝酒。

“黑鬼，”她说，“你想必认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我没有搭理。她转过脸去，继续喝她的啤酒，身子随着自动电唱机的音乐摇动。她的脸色愠怒，阴沉，愤愤不平。我透过眼角的余光留意着她。在她开始酗酒和爬到太多人的床上以前，她应该长得很好看，甚至可以说很漂亮。她现在肌肉松弛，身上的肉在薄薄的连衣裙里到处往外鼓。我对她在床上会像什么样子感到好奇；接着我意识到，我因为她而有点儿兴奋；我大笑着放下玻璃杯。

“来杯同样的，”我说，“和一杯清淡的啤酒。”

自动电唱机现在放的是其他的什么音乐，有些刺耳和商业化，我不喜欢。我继续喝酒，留神听我的自己人的声音，注意看着我的自己人的面孔。（上帝怜悯我们，让人害怕的共和政体。）此时我后悔刚才惹那个女人生气，她仍然坐在我的旁边，正专心致志地和另一个比较年轻的女人交谈。我渴望某个开场，某种迹象，某种能让我成为我周围生活的一部分的东西。可是除了我的肤色，什么都没有。一个白人局外人走进来，将会看见一个年轻的黑人，在黑人的酒吧喝酒，正如俗话所说，完全是如鱼得水，适得其所。不过这里的人，和我所了解的完全不同。看来我并未找到我的所在。

我只好一个人不停地喝酒，每喝一杯就对自己说，我现在就走。然而我害怕；我不想睡在朱尔斯的地板上；我不想入睡。我继续喝酒，聆听着自动电唱机的音乐。他们在播放埃拉·菲茨杰拉德，《奶牛布吉》。

“让我给你买一杯酒。”我对那个女人说。

她看着我，吃了一惊，满腹疑虑，想要大发雷霆。

“我是真心的。”我说。我试图笑一笑。“给你们两位。”

“我要一杯啤酒。”年轻的一位说。

我像一个婴儿般地发抖。我喝完我的酒。

“好的。”我说。我转向吧台。

“宝贝，”年纪大的一位说，“说说你的故事？”

酒吧的人把三杯啤酒放在吧台上。

“我没有故事，妈。”我说。

桑尼的蓝调

我在报纸上读到了它，在地铁上，在去上班的路上。我读完了，我无法相信，所以又读了一遍。也许当时我仅仅是在盯着它，盯着那张拼出他的姓名和拼出那个故事的报纸。在地铁车厢里摇晃的灯光下，在人们的面孔和身体之中，在我自己的面孔上，我盯着它，陷入了车厢外呼啸而过的黑暗里。

从地铁车站走到高级中学的路上，我不断地告诉自己，它是不可信的。而同时，我又无法怀疑它。我害怕，我为桑尼而害怕。对于我，他再一次变得真实起来。为我的班级教代数的时候，有一块很大的冰积淀在我的肚子里，并且一整天都在那里慢慢地融化。这是一种特殊的冰。它不断地融化，将一滴滴的冰水，送到我全身上下的血管中，可是它始终没有变小。有时它会变得很硬，似乎在膨胀，直到我觉得我的内脏都快要流出来了，或是我就要窒息或尖叫了。这种情况总是发生在那样的时刻，在我想起桑尼曾经说过或做过的某件特殊事情的时刻。

当他长得和我班上的男孩子们差不多大的时候，他的面孔是欢快的、开朗的，带着大片的古铜色；他长着令人惊叹的直率的褐色眼睛，异乎寻常的彬彬有礼和喜欢隐私。我很好奇他现在看上去会是什么样子。昨天晚上，警方突然搜查下城的一间公寓，他因为贩卖和吸食海洛因被捕了。

我无法相信这件事：不过我那样说的意思是，我无法在心中找到任何地方来存放它。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将它置于我的身外。我不希望知道。我怀疑过，然而我没有把它们说出来，我一直把这些想法排除在脑外。我告诉自己，桑尼很任性，可是他并没有发疯。他一直是个好孩子，他从未变得冷酷、邪恶，或是无礼，就像孩子们，尤其是哈莱姆区的孩子们，很快、很快就会变成的那样。我不愿意相信，我会看见我的兄弟堕落下去，人生完全失败，他脸上所有的光芒都熄灭，落入那种我已经在这么多其他人身上见到的境况。可是它发生了，而我在这里，对着一大群男孩讲解代数，他们，包括我认识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注射过毒品，每次这些毒品都会让他们兴奋得昏头。也许毒品要比代数对他们更有影响力。

我肯定桑尼第一次吸食海洛因时，并不比眼前的这些男孩大多少。现在这些男孩的生活，就和我们那时的生活一样，他们匆匆忙忙地长大，他们的头突然撞上实际发展前景中低低的天花板。他们满腔愤怒。所有他们真正了解的，不外乎是两种黑暗：他们现在身陷其中的生活的黑暗，和电影中的黑暗，后者让他们对生活的黑暗视而不见，如今他们在黑暗中怀恨地梦想，与其他任何时候相比，他们现在都更齐心协力，但也更孤单寂寞。

最后的铃声敲响了，最后的课结束了，我舒了一口气。好像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屏住这口气似的。我的衣服湿了——也许我看起来，就像全身穿戴整齐，在蒸汽浴里坐了一下午。我独自在教室内坐了很长时间。我听见男孩们在外面、在楼下，在叫嚷、咒骂和大笑。这大概是我第一次被他们的笑声打动。那不是快乐的笑声，快乐的笑声——上帝知道为什么——是和儿童联系在一起的。这笑声充满了嘲弄，是促狭的，旨在贬低别人。它不再抱有幻想，其中还表明他们是有权咒骂的。我能听见他们，大概是因为我想起了我的弟弟，在他们当中，我听见了我的弟弟。和我自己。

一个男孩用口哨吹出曲调，既像是十分复杂，又像是十分简单，那曲调好像是从他的口中流淌出来，仿佛他是一只鸟，它听起来非常酷，穿透那耀眼而晴朗的天空，拉长音符刚刚好不被其他那些声音所淹没。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下面的庭院。这是早春，男孩们身上的精力越来越旺盛。偶尔有一位教师快速地从他们身边经过，仿佛他或她急不可待地要走出庭院，让那些男孩们离开他们的视野，不再占据他们的心头。我开始收拾我的东西。我想我最好回家去和伊莎贝尔谈谈。

我走到楼下的时候，庭院里几乎没人了。我看见这个男孩站在门道的阴影里，看上去就像桑尼。我差点就要叫出他的名字。这时我才发现这不是桑尼，而是我们过去认识的一个男孩，他就住在我们街道附近。他曾经是桑尼的朋友。他从来没有做过我的朋友，因为对我来说他太小了，而且不管怎样，我一直就不喜欢他。现在，即便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他依然在那条街道上闲荡，依然在街角消磨很多时光，并且总是神志恍惚，衣衫褴褛。我过去偶尔碰见他，他经常变着法儿向我讨要二十五或五十美分。他也总是真的有个很好的理由，而我也总是给他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现在，突然地，我恨他。我无法忍受他看着我的样子，部分像狗，部分又像狡猾的孩子。我想要问问他，他在学校的庭院里究竟要干什么。

他有点像是拖着脚步地走到我面前，说：“我看见你买了报纸。所以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你是指桑尼的事吗？是的，我已经知道了。他们怎么没有抓住你呢？”

他龇牙咧嘴地笑了。这使得他令人厌恶，同时也使人想起他孩童时期的样子。“我不在那里。我离得他们那些人远一点。”

“这样很好。”我递给他一支香烟，透过烟雾，我注视着他。“你大老远地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告诉我桑尼的事吗？”

“不错。”他的头有点抖动，两只眼睛看上去很奇怪，似乎想要交叉在一起。明亮的阳光让他潮湿的深褐色皮肤失去了生气，让他的眼睛发黄，让他扭结的头发里的脏东西暴露无遗。他发出一股恶臭。我离他远了点，然后我说：“嗯，谢谢。不过我已经知道这件事了，而且我要回家了。”

“我陪你走一小段。”他说。我们开始往外走。有几个孩子仍然在庭院内闲逛，其中一个对我说晚安，并且怪异地看着我身边的这个男孩。

“你打算做什么？”他问我。“我的意思是，关于桑尼？”

“瞧。我一年多没看见桑尼了，我不能肯定我打算做什么。话又说回来，我究竟能够做什么？”

“那倒是的。”他很快地说，“没有什么你能做的。我猜，无法再给老桑尼很多帮助。”

那正是我所考虑的，所以在我看来，他没有资格那样说。

“可我还是对桑尼感到吃惊，”他继续往下说——他说话的样子很可笑，眼睛直视着前方，仿佛在自言自语——“我以为桑尼是个聪明的家伙，我以为他太聪明，不会被盯上。”

“我猜他也是这么想的，”我尖刻地说，“那就是他为什么会被盯上的原因。如今你怎么样？我打赌，你他妈的真是聪明。”

听到这儿，他直直地看着我，不过只一小会儿。“我不聪明，”他说，“如果我聪明，很久以前我就伸手去拿枪了。”

“留神。不要告诉我你悲哀的故事，假如让我来决定的话，我应该给你讲一个。”说完我就觉得内疚——内疚，可能是因为，我从来不认为这个可怜的家伙有他自己的故事，更不用说悲哀的故事了。我快速地问他：“现在他会发生什么事？”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自己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头。“好笑的事情，”他说，听他的腔调，好像我们是在讨论去布鲁克林最快的路线，“今天早晨我看到报纸的时候，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与这件事情是否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有点责任。”

我开始比较专心地听他讲。地铁车站就在我们前面的街角，我停住了。他也停下来。我们站在一家酒吧门前，他突然稍稍低下头，仔细地往里面看，然而他要找的什么人似乎不在那儿。自动电唱机正播放着既郁闷而又节奏轻快的音乐，半隐半现之间我看见酒吧女侍一路跳着舞，从自动电唱机那里回到她吧台后面的地方。我注视着她的脸，她笑着回应一个和她说话的人，依然保持着音乐的节拍。她笑的时候，使人感到她仍是个小姑娘，而在那张半是娼妓的、饱经风霜的面容下面，却是一个劫数难逃但仍在挣扎的女人。

“我从来没有给过桑尼什么东西，”男孩最后说，“可是很久以前，我到学校时因吸了毒而飘飘然，桑尼问我那种感觉怎么样。”他停下来，我不忍再看他，便看着酒吧女侍，听着那似乎能引得人行道也震动的音乐。“我告诉他那感觉棒极了。”音乐停了，酒吧女侍也停下来，注视着自动电唱机，直到音乐重新响起。“它就是棒极了。”

这一番谈话把我带到一个我不愿去的地方。我当然不想知道那种感觉怎么样。它让一切事物都充满危险，包括人们、家庭、音乐、暧昧而情绪多变的酒吧女侍；而这种危险就是他们的现实。

“现在他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我再一次问。

“他们会把他送到什么地方，试图治愈他。”他摇摇头。“也许甚至他也终将认为他戒掉了毒品。于是他们会释放他——”他做了个手势，把香烟扔进路边的排水沟里。“就那么回事。”

“就那么回事，你什么意思？”

不过我知道他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就那么回事。”他转过头来看着我，嘴角耷拉下来。“你不知道我的意思？”他轻声问。

“该死的，我怎么会知道你什么意思呢？”我几乎是在喃喃自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的，”他对着空气说，“他怎么会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呢？”他再一次转身向着我，耐心而又冷静，然而不知怎的，我觉得他在颤抖，抖得好像都要散架了。我又一次觉得冰块在我的内脏里，感受到我整个下午都觉得的惧怕；我又一次注视着酒吧女侍，她在吧台四周走动，刷洗玻璃杯，唱着歌。“听着。他们会放他出来，于是一切又重新开始。那就是我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放他出来。然后他仅仅是白费力气地又把自己送进去。你的意思是他永远也不会戒掉毒品。是那样吗？”

“没错，就是那样，”他高兴地说，“你明白我什么意思。”

“告诉我，”我最后说，“他为什么想要找死？他一定是想要去死，他在害死他自己，为什么他想要找死？”

他吃惊地看着我。他舔了舔嘴唇。“他并不想死。他想要活着。没有任何人会想死。”

于是我想要问问他——太多的事情。他可能没有答案，或者即使有，我也不可能承受得起那些答案。我开始移动步伐。“好吧，我猜这不关我的事。”

“这对老桑尼来说，真是够倒霉的。”他说。我们走到地铁车站。“这是你的车站吗？”他问。我点点头。我走下一级台阶。“该死的！”他突然说。我抬头看看他。他又龇牙咧嘴笑起来。“该死的假如我没有把钱全留在家里。你身上没带一块钱吧，是吗？只借几天，就这些。”

我内心里的什么东西突然坍塌，而且有要倾倒出来的迹象。我不再恨他。我觉得再过一刻我就会像孩子一样开始哭泣。

“当然，”我说，“不要着急。”我看看我的皮夹子，没有一块钱，我只有一张五块的。“给你，”我说，“够你用了吗？”

他没有看它——他不愿意看它。一种令人厌恶、保密似的神色忽然浮现在他脸上，仿佛他在对钞票上的数字保密，不让他和我知晓。“谢谢，”他说，现在他极想看见我离开，“不要为桑尼担忧。也许我会给他写信或做点什么。”

“好的，”我说，“你就那样做吧。再见。”

“不久见。”他说。我走下台阶。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写信给桑尼，也没有给他寄过什么东西。当我最终给他写信的时候，正好是我的小女儿死了之后。他回了我一封信，这封信让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坏蛋。

他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哥哥：

你不知道我多么需要听到你的消息。很多次我都想要给你写信，可是我知道我肯定是深深地伤害了你，所以才没有写。不过现在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人，他一直努力想要从一个很深、真的很深而且恶臭的洞里爬出来，正好看见那上方的太阳，就在洞外面。我一定要爬到外面。

我不能告诉你我为何会到这里。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我猜我是在害怕什么东西，或者是在试图逃避什么东西，而且你知道，我的头脑从来就不是很强健（一笑）。我很高兴妈妈和爸爸都已经去世，看不见他们的儿子发生了什么事。我发誓，假如我早知道我在干什么，我绝对不会如此伤害你，伤害你和其他许多好心的人，对我好和相信我的人。

我不愿你认为，这和我作为一个音乐家有任何关系。它远比那复杂。或许远比那简单。在这里我还无法弄清楚我脑中的那些想法，我努力不去想我出去以后又会发生什么事。有时我想我就要失去控制，永远出不去；有时我又想我马上就会回去。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宁可向我的脑袋开枪，也不愿重蹈覆辙。可是他们全都那么说，他们也是那么告诉我的。假如我告诉你我要来纽约的时间，而你能够来见我一面的话，我一定会感激不尽。将我的爱带给伊莎贝尔和孩子们。听到小葛雷丝的消息，我确实很难过。但愿我能够像妈妈那样，说愿主的旨意得成，但是我不懂，对于我来说，烦恼似乎是一个永远都不会中止的东西，并且我也不懂把它归咎于主有什么好处。不过假如你相信的话，也许是有些好处的。

你的兄弟

桑尼

那以后我和他之间的联系不断，我尽我所能给他寄东西，当他来到纽约的时候我去见了他。见到他时，我以为我已经忘记的很多事情，纷纷涌上心头。这是因为我终于开始对桑尼、对桑尼在里面的生活感到好奇。这种生活，不管是什么，都使得他变得比较老成也比较消瘦，也加深了总是笼罩着他的那种因疏离而带来的宁静。他看上去很不像我年幼的弟弟。然而，当他微笑时，当我们握手时，这个我从不了解的年幼弟弟，从他隐秘的人生深处向外张望，就像野兽等待着被诱哄到光天化日之下。

“你好吗？”他问我。

“很好。你呢？”

“还好。”他笑容满面。“再见到你真好。”

“见到你真好。”

我们之间相差的七岁，就像一条代沟；我很怀疑这些年岁是否已在我们中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我记起，他出生的时候，我就在那里，那让我屏住了呼吸；我曾经听见他说的第一句话。他学会走路的时候，他从我们母亲的身旁笔直地走向我。他迈出在这个世上的第一步，就在他将要跌倒之前，我接住了他。

“伊莎贝尔好吗？”

“很好。她极想见到你。”

“男孩子们怎么样？”

“他们也很好。他们急着想要见他们的叔叔。”

“哦，真的吗。你知道他们不记得我了。”

“你是在开玩笑吗？他们当然记得你。”

他再次咧开嘴笑了。我们钻进一辆出租车。我们有很多话要和对方说，多得简直不知道从何说起。

出租车开始动的时候，我问：“你还是想要去印度吗？”

他笑起来。“你还记得那个。该死的，不。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就已经够印度了。”

“这里过去就是属于他们的。”我说。

他又笑起来。“当他们丢弃它的时候，该死的他们一定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多年前，他十四岁左右的时候，满脑子迷恋于到印度去的想法。他读了很多书，关于人们光着身子坐在岩石上——一年四季都如此，然而那里大部分时间气候都很恶劣，这很自然——而且赤脚走过灼热的煤炭，以达成智慧。我过去常说，那在我听起来就像是，他们在尽可能快地逃离开智慧。我想，就因为那个，他有几分看不起我。

“你介意吗，”他问，“如果我们让计程车司机沿着公园开？在公园的西边——我已经这么久没见过这个城市了。”

“当然不介意。”我说。我害怕我听上去也许像是在迁就他，不过我希望他不要那么想。

所以我们的计程车，在公园的葱葱绿意和旅馆、公寓大楼没有生气的石头透出的优雅中间开过，朝着我们孩童时居住的充满生气而又置人于死地的街道驶去。这些街道没有变，尽管现在那些供低收入民众居住的住宅楼矗立于中间，仿佛岩石矗在沸腾的大海中央。大部分我们在里面长大的房屋消失了，同样消失的还有我们在里面偷东西的商店、我们在里面第一次尝试性行为的地下室，以及我们从上面扔锡罐和砖头的屋顶。街上到处可见的，仍然是和我们过去住的一模一样的房屋，在这些房屋里住着的，是和我们过去一模一样的男孩，他们仍然感到闷得透不过气来，为了光线和空气来到街道上，结果发现自己被灾难所包围。他们当中的有些人逃脱了陷阱，大部分人没有逃脱。那些走出去的人，总是将他们的一部分留在身后，就像有些野兽，被截断一条腿，留在陷阱中。可能吧，人们也许会说，我终究逃避开了，我是学校的教师；或者说桑尼逃脱了，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在哈莱姆居住。然而，当计程车急速经过由于肤色发黑的人群而变暗的街道，向上城行驶的时候，当我暗暗研究着桑尼的面孔的时候，我想到，我们两个通过各自不同的计程车窗口所追寻的，正是曾经留在我们身后的自身的那部分。在烦恼和冲突的时刻，永远是缺失的部分疼痛。

我们经过第一百一十街，到达勒诺克斯大道。我从小到大都很熟悉这条大道，可是它再一次让我觉得它充满隐秘的威胁，正如那天我第一次听说桑尼的麻烦时的感觉一样，这种隐秘的威胁恰好是它的生命的气息。

“我们差不多到了。”桑尼说。

“差不多。”我们俩都太紧张不安，没有更多的话好说。

我们住在一栋供低收入民众居住的住宅楼里。它刚建起来不久。刚建好后的几天，它看来新得不适于居住，当然，如今它已经显得破败。它看上去就好像是对美好、清新、缺乏个性的生活的拙劣模仿——上帝知道住在里面的人们尽最大的努力，让它成为一种拙劣的模仿。楼房周围的草地显得无精打采，不足以让他们的生活变得翠绿，树篱永远也不会伸出街道，而且他们知道这一点。大玻璃窗欺骗不了任何人，它们并不能让原本没有的空间变得更大。他们不为窗户而烦恼，相反他们看电视屏幕。对于那些不玩抛石子游戏，或者跳绳、溜冰、荡秋千的孩子们来说，游乐场是他们最爱去的地方，并且天黑以后依然能在里面发现他们的身影。我们搬过来，部分是因为这里离我教书的地方不远，部分是为了孩子们；不过它实际上与桑尼和我在里面长大的房屋一个样。同样的事情会发生，他们会记住的也将是同样的事情。桑尼和我踏进房屋的那一刻，我就感觉到，我简直是把他带进了危险之中，带进了他几乎是死也要试图逃脱的危险之中。

桑尼一直不喜欢说话。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那么肯定，第一天晚上吃过晚餐以后，他会渴望和我谈话。一切都很顺利，最大的男孩没有忘记他，最小的男孩喜欢他，桑尼也记得给他们每个人带来了一些礼物；伊莎贝尔确实要比我更友善、更坦率和慷慨，她费了很多周折准备晚餐，真心实意地为见到他而高兴。并且她总是能以一种我做不到的方式调侃桑尼。又看见她的脸如此有生气，听见她的笑声，注视她逗得桑尼大笑，这令人很愉快。至少她丝毫没有，或者说，她看起来丝毫没有感到拘束或尴尬。她闲聊着，似乎没有什么话题是必须要避开的，她让桑尼度过了最初的稍稍不自然。感谢上帝有她在那儿，因为我又一次充满了冷冰冰的畏惧。我做的每件事似乎都让我局促不安，我说的每句话听上去都有言外之意。我试图回忆起我听见的一切关于毒品上瘾的故事，禁不住留神观察桑尼，在他身上寻找迹象。我这样做不是出于恶意。我努力想了解我兄弟的情况。我极想听到他告诉我他是安全的。

“安全！”每当妈妈建议要搬到对孩子们也许比较安全的街区去的时候，父亲总是咕哝着表示，“安全，见鬼吧！对孩子们来说没有安全的地方，对任何人都没有。”

他一直是这个样子，然而他从来都不是真的像他所说的那么坏，甚至在他老是喝醉的周末都不是。事实上，他一直在费尽心思地寻觅“稍微好一点的生活”，但是直到死也没有找到。他是突然去世的，在一个喝醉的周末的一场争吵当中，当时桑尼十五岁。他和桑尼永远都无法融洽地相处。这部分是因为他是父亲眼中的宝贝。因为他是如此地珍爱桑尼，为他担惊受怕，所以老是和他干仗。和桑尼争吵是没有好处的。桑尼只是退回他自己的内心里面，谁也不能琢磨出他在想什么。不过他们之间永远不可能融洽地相处，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太相像了。爸爸人高马大，脾气粗暴，讲起话来嗓门很大，正好与桑尼相反，可是他们俩都有着——同样的隐私。

爸爸刚刚去世，妈妈就试图告诉我一些这方面的事情。那时我从部队回到家中休假。

这是母亲生前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同样地，这个情景在我心中，和我记忆中她年轻时的形象，完全混杂在一起。我看见的永远是她过去的样貌，比如说，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吃过一顿丰盛的周日正餐以后，老人们交谈的那个时候。我总是看见她穿着淡蓝色的衣服。她坐在沙发上。父亲坐在安乐椅上，离她不远。起居室里挤满了人，全是教会的朋友和亲戚。他们坐在那里，起居室里到处放着椅子，外面的夜色不知不觉地升起，然而里面的人都没有觉察。你可以看见黑暗爬上窗户的玻璃，你可以听见街上不时传来的喧闹声，或者从附近教堂传来的敲击铃鼓的叮当声，可是房间内真的很安静。有一会儿没有人说话，不过每一张脸看上去都变暗了，就像外面的夜空。母亲的腰部以下轻轻摇摆，父亲的眼睛闭上。每个人都在看着什么东西，小孩子看不见的东西。那会儿他们忘记了孩子们。也许孩子躺在地上的小地毯上，半睡半醒。也许某个人让孩子坐在膝上，心不在焉地抚摸着孩子的头。也许有个小孩，静悄悄地睁大眼睛，在角落里的大椅子上面蜷作一团。寂静、黑暗降临，那些脸孔上的黑暗莫名地让小孩子感到害怕。他希望那只抚摸他前额的手永远不要停下来——永远不要死。他希望那个时刻永远不要到来，那个老人们不再坐在起居室的四周，谈论着他们来自哪里、他们见到过什么、他们和他们的亲戚经历过什么的时刻。

可是孩子内心深处有个充满戒备的东西懂得，这一切必定会结束，并且已经在结束。一会儿的工夫，一个人就会站起来，打开电灯。于是老人们会记起孩子们，那一天他们就不再多谈什么。当灯光将房间照亮的时候，孩子的心中却充满了黑暗。他知道每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他就离外面的那种黑暗更近了一点。外面的黑暗就是老人们正在谈论的内容。它就是老人们来自的地方。它就是老人们忍受的东西。孩子懂得，他们不会再多谈了，因为假如他对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了解得太多，他就会对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了解得太多、太早。

我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谈话，我记得我焦躁不安。我想要出去见伊莎贝尔。我们那时还没有结婚，我们之间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讲清楚。

妈妈坐在那儿，穿着黑衣服，靠近窗户。她哼着一首古老的教会歌曲：“主啊，你引领我从远方来。”桑尼在外面的什么地方。妈妈一直望着街上。

“我不知道，”她说，“你离开这里之后，我是否还会再见到你。不过我希望你会记住我努力要教给你的东西。”

“不要那样讲，”我说着，微微笑了笑，“你还会在这里待很久。”

她也微笑起来，然而她没有说什么。她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我说：“妈妈，你不要担心任何事情。我会一直给你写信，你会收到支票……”

“我想要和你谈谈你的弟弟，”她突然说，“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就没有人能照料他了。”

“妈妈，”我说，“你或者桑尼都不会有任何事。桑尼一切都好。他是个好孩子，他很有见地。”

“这与他是不是好孩子无关，”妈妈说，“与他有没有见地也无关。被毁掉的不仅仅是坏孩子，也不仅仅是笨孩子。”她停下来，看着我。“你父亲曾经有个弟弟，”她说，同时笑了笑，笑的样子让我感到她很痛苦，“你从不知道那件事，是吗？”

“是的，”我说，“我从不知道。”我注视着她的脸。

“哦，不错，”她说，“你父亲有个弟弟。”她又朝窗外看去。“我知道你从没有见过你父亲哭泣。但是我看见过——很多次，这么多年来。”

我问她：“他弟弟出了什么事？怎么从没有一个人谈起过他？”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看上去苍老。

“他弟弟被人杀死了。”她说，“当时他仅仅比你现在稍微小一点。我知道他。他是个很好的男孩。也许他是个有点过分的淘气鬼，可是他无意伤害任何人。”

接着她停下来，房间里一片寂静，完全就和那些星期天下午的有些时候一样。妈妈一直不断地看着外面的街道。

“他过去在工厂里工作，”她说，“而且，像所有年轻人一样，他非常喜欢在星期六的晚上表演。星期六的晚上，他和你父亲会四处游荡，到不同的地方去跳舞，以及做其他类似那样的事情，或者只是和他们认识的人一起闲坐。你父亲的弟弟很会唱歌，他的声音很动听，他弹着吉他自演自唱。哦，那是一个特殊的星期六的夜晚，他和你父亲从某个地方回家来，他们俩都有点儿喝醉了，那天晚上有月亮，月光照得像白天一样明亮。你父亲的弟弟有点开心，对着自己吹起口哨，他的吉他挂在肩上。他们正走下一座小山，他们的脚下是一条从高速公路上拐下来的道路。唉，你父亲的弟弟，一直有点爱闹着玩，他决定跑下那座小山冈，于是就跑了，吉他在他身后撞击，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他跑着穿过那条路，在树下小便。你父亲有几分被他逗乐了，不过他仍然从山上走着下来，有点儿慢。那时他听见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然后他弟弟从树下走了出来，在月光下，走到那条路上。他开始穿越那条路。你父亲开始往小山冈下跑，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辆汽车里坐满了白人。他们全都醉醺醺的。他们看见你父亲的弟弟时，发出一阵大叫大嚷，将汽车一直对着他开过来。他们玩得开心，他们就是想要吓唬他，他们有时会这么做，你知道的。不过他们喝醉了。我猜那个男孩也喝醉了，同时害怕了，有点惊慌失措。等他跳开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你父亲说，汽车压过他弟弟的时候，他听见了他的尖声叫唤，他听见吉他的木头发出的声音，他听见吉他的弦迸裂的声音，他还听见他们白人的叫喊声，汽车继续行驶的声音，直到今天它也没有停下来。你父亲来到山下面时，只见他弟弟血肉模糊地躺在那里。”

泪水在母亲的脸上闪烁。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他从来都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她说，“因为我从来不让他在你们这些孩子的面前提到它。那天晚上，还有那以后的很多个夜晚，你父亲就像疯了一样。他说他一生中，自那辆车的灯光消失以后，他从没看见哪个地方有那条路那样黑暗。那条路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你爸爸、他弟弟和那把断裂了的吉他。哦，是的。你爸爸从此再也没有真正地恢复过来。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都不能肯定，他看见的每一个白人，是不是就是杀害他弟弟的那个人。”

她停下来，拿出手帕，擦干眼睛，然后看着我。

“我把这件事全都告诉你，”她说，“不是要让你害怕、痛苦，或者仇恨别人。我告诉你这件事，是因为你有一个弟弟。而且这个世界没有改变。”

我猜我并不想相信这一点。我猜她从我的脸上看出了我的想法。她再次转过头去朝着窗外，眼睛搜寻着街道。

“不过我赞美我的救世主，”她最后说，“他召唤你的爸爸在我之前回家。我这么说不是让你不给我献花，不过，我要声明，知道我帮助你的父亲平安地走过人世，这让我不会感到太沮丧。你父亲一直假装他是世界上最能吃苦最坚强的男人。而且每个人都把他当成那样的人。假如他没有我在那里——亲眼看见他的泪水！”

她又哭起来。我仍然无法动弹。我说：“天哪，天哪，妈妈，我并不知道事情是那样。”

“噢，宝贝，”她说，“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不过你会弄明白的。”她从窗前站起来，走到我的旁边。“你一定要抓紧你的弟弟，”她说，“不要让他跌倒，不管他发生了什么事，不管你因为他如何地倒霉。你可能会因为他倒霉很多次。可是你不要忘记我对你说的话，听见了吗？”

“我不会忘记的，”我说，“你不要担心，我不会忘记的。我不会让桑尼出任何事。”

母亲笑了起来，似乎她是在我的脸上看见了什么东西而发笑。接着她说：“你也许无法阻止将会发生的事。但是你必须让他知道你在那里。”

两天后我结婚了，接着我就走了。我心中有很多事情，差不多忘了对母亲的承诺，直到我为了她的葬礼，特别请假，乘船回到家里。

葬礼举行以后，只有桑尼和我单独留在空荡荡的厨房里的时候，我努力想知道他的境况如何。

“你想要做什么？”我问他。

“我想要当一个音乐家。”他说。

在我离开家的时候，他从跟着自动唱片点唱机跳舞，进而弄明白了谁在演奏什么，他们是怎样演奏的，然后给自己买了一套鼓。

“你的意思是，你想要做一个鼓手？”不知怎么，我有一种感觉，对于别人来说，做一个鼓手也许很不错，可是对于我的弟弟桑尼，就不太合适。

“我不认为，”他非常严肃地看着我说，“我会成为一个好的鼓手。不过我觉得我能够弹钢琴。”

我皱起眉头。以前我从没有像这样认真地扮演过兄长的角色，事实上，几乎从来没有问过桑尼哪怕是一个该死的问题。我意识到摆在自己面前的，是某种我真不知道如何处理、不理解的东西。所以我问问题的时候，我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一点：“你想成为什么样的音乐家呢？”

他龇牙咧嘴地笑了。“你认为有多少种音乐家？”

“认真点。”我说。

他仰头大笑，然后看着我。“我是认真的。”

“唔，那么，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胡闹了，回答一个严肃的问题。我指的是，你想成为在音乐会上演奏的音乐家，你想要演奏古典音乐，诸如此类的，或者——或者什么吗？”我还没有说完，他又笑了。“做做好事吧，桑尼！”

他变得严肃起来，不过似乎有点困难。“对不起。可是你听上去如此——恐惧！”他又显得怪怪的。

“好吧，你现在也许认为这是滑稽可笑的，老弟，可是当你必须依靠它谋生的时候，它就不再会这么可笑了，让我来告诉你这一点。”我大发雷霆，因为我知道他在嘲笑我，而我不明白为什么。

“不，”他说，现在非常严肃，大概是害怕他会伤害到我，“我不想成为一个古典音乐的钢琴家。那不是我感兴趣的。我的意思是”——他停了下来，费力地看着我，仿佛他的眼睛会帮助我理解，接着又很无助地做了个手势，仿佛他的手会帮助我——“我的意思是，我将要进行大量的学习，我必须要学习所有的东西，不过，我的意思是，我想要和——爵士音乐家一起演奏。”他停住了。“我想要演奏爵士乐。”他说。

哈，以前从未听过从桑尼口中说出来的话，像那天下午说的那样有分量，那样真诚。我只是看着他，大概我这次是真的皱起了眉。我简直无法理解，他究竟为什么希望将他的时间，花费在夜总会中鬼混，在演奏台上胡闹，而舞池周围一大堆人推来挤去。这看来好像——不知怎的，不合适他。以前我从未考虑过这种事，从未被迫考虑这种事，不过我猜我一直是把爵士音乐家归类于那种，爸爸称之为“寻欢作乐的人”。

“你是认真的吗？”

“见鬼，是的，我是认真的。”

他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更无助、气恼，被深深地伤害了。

我满怀希望地暗示：“你的意思是——像刘易斯·阿姆斯特朗那样吗？”

他的脸色僵硬，好像我给了他一拳。“不是。我说的不是那样过时的、乡下老土的破玩意。”

“哎呀，你瞧，桑尼，对不起，不要生气。我只是没有完全听明白，就是那么回事。列举什么人的名字——你认识的，你崇拜的一位爵士音乐家。”

“小鸟。”

“谁？”

“小鸟！查理·帕克！难道他们在该死的军队里什么也没教给你吗？”

我点燃一支香烟。我吃惊、接着有点儿好笑地发现我在颤抖。“我孤陋寡闻，”我说，“你必须对我耐心一些。好吧。这个叫帕克的人物是谁？”

“他就是活着的最伟大的爵士音乐家之一。”桑尼绷着脸说，他的双手插在口袋里，背对着我。“也许就是最伟大的，”他很不痛快地加上一句，“那大概就是你从没有听说过他的原因。”

“好啦好啦，”我说，“我不学无术。请原谅。我会立刻出去买来所有爵士乐迷的唱片，行了吧？”

“对我来说，”桑尼庄严地说，“这没有什么差别。你不在乎你听什么。不要对我花言巧语。”

我开始意识到，我以前从没见过他如此心烦意乱。我脑中的另一部分在思考，这结果大概就是小孩子们要经历的那些事情之一，我不必逼得太紧，搞得它好像很重要似的。不过我依然认为，问一下不会有什么害处：“这一切是不是要占用很多时间呢？你能够靠它赚钱谋生吗？”

他转过身来对着我，半靠半坐在厨房的桌子上。“什么事情都占时间，”他说，“同时——唔，是的，肯定的，我可以靠它赚钱谋生。可是我似乎无法让你理解，那是我唯一想要做的事情。”

“哎呀，桑尼，”我温和地说，“你知道人们并不是总能正好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不，我不知道，”桑尼说，这让我吃了一惊。“我认为人们就应该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要不然他们还为了什么而活着呢？”

“你就要变成一个大男孩了，”我不顾一切地说，“是你开始思考你的前途的时候了。”

“我在思考我的前途，”他坚定地说。“我一直都在思考。”

我投降了。我决定，如果他不改变心意，以后我们随时都可以讨论这件事。“在此期间，”我说，“你要设法完成学业。”我们已经决定，他必须搬去与伊莎贝尔和她的家人一起住。我明白这不是理想的安排，因为伊莎贝尔的家人有些势利，尤其是他们并不愿意伊莎贝尔和我结婚。但是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们不得不安排你住在伊莎贝尔家中。”

长时间的沉默。他从厨房的桌子那里走到窗口。“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你自己知道。”

“你有更好的主意吗？”

他只是在厨房内来来回回地走了一会儿。他和我一般高。他已经开始刮脸了。我突然感到我一点也不了解他。

他在厨房的餐桌旁停下，拿起我的香烟。以一种带有嘲弄而顽皮的挑衅表情看着我，他把香烟叼在嘴上。“你介意吗？”

“你已经抽烟了吗？”

他点燃香烟，点点头，透过烟雾注视着我。“我就是想瞧瞧，我是否有勇气当着你的面抽烟。”他咧开嘴笑笑，向着天花板吐出一大口烟雾。“这很容易。”他看着我的脸。“得了吧，喂。我打赌你是在我这么大的时候抽烟的，说老实话。”

我没有说任何话，不过真相显示在我的脸上，他笑起来。然而此时他的笑声中却流露出某种不自然。“肯定的。并且我打赌那还不是你做过的全部。”

他有点儿让我骇怕。“别说废话了，”我说，“我们已经决定你要搬去伊莎贝尔家中生活。现在突然地你又中了什么邪？”

“你做出那个决定的，”他指出，“我没有做任何决定。”他在我的面前停下，靠着炉灶，双臂松松地交叉抱着。“瞧，哥哥，我不愿意再待在哈莱姆，我真的不愿意。”他非常认真。他看着我，然后看向厨房窗户。他的眼睛里有着某种我以前从没见过的东西，某种深思熟虑，某种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担忧。他摩擦着一只胳膊上的肌肉。“是我逃离这里的时候了。”

“桑尼，你想去哪里？”

“我想要参加陆军。或者是海军，我不在乎。如果我说我年龄够了，他们会相信我的。”

听到这儿我生气了。因为我是如此地害怕。“你必定是疯了。你这个该死的傻瓜，你想去参军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刚才告诉过你。逃离哈莱姆。”

“桑尼，你甚至还没有完成学业。假如你真的想要成为音乐家，你在军队里又怎么指望去学习呢？”

他看着我，陷入了困境，十分苦恼。“会有办法的。我也许能够达成某种交易。至少，等我退伍的时候，我会享有美国退役军人法案的权利。”

“如果你退伍。”我们互相盯着对方。“桑尼，请听我说。要理智点。我知道这个安排并不是最好的。可是我们必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我在学校里学不到任何东西，”他说，“即使我去上学。”他转过身，打开窗户，把手中的香烟扔进狭窄的小巷。我看着他的背。“至少，我学不到你想要我学的任何东西。”他猛地关上窗户，如此用力，我以为窗户玻璃都要飞出去了，接着他转身对着我。“而且我讨厌这些垃圾箱的恶臭味！”

“桑尼，”我说，“我了解你的感受。可是如果你现在不完成学业，以后你会为此感到遗憾的。”我抓住他的双肩。“你只要再学一年。这没有那么糟糕。我会回来的，而且我发誓，我会帮助你做你想要做的任何事情。只要试着忍受一下，直到我回来。请你那样做，好吗？为了我？”

他没有回答，他也没有看我。

“桑尼，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他避开我。“我听见你的话了。可是你从来没有听见我说的话。”

我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他看着窗外，然后回头看着我。“那好吧，”他说，叹了一口气，“我会试试。”

于是我说，努力想使他稍微高兴点，“伊莎贝尔家买了一架钢琴。你可以在上面练习。”

但是事实上，这丝毫没有让他高兴起来。“没错，”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忘记那个了。”他的脸色放松了一点。不过担心和忧虑依然留在脸上，就像盯着炉火看时脸上留下的阴影。

然而我想我大概永远都听不到那架钢琴的结局了。起先，伊莎贝尔会给我写信，说一切是多么美好，桑尼是如此认真地对待他的音乐，他从学校——或是在他应该去上学的时间内从任何地方——一回到家，便直奔钢琴，在那里一直待到吃晚饭的时间。晚饭以后，他又回到钢琴旁边，在那里一直待到大家都睡觉了。星期六一整天和星期天一整天，他都待在钢琴旁边。然后他买了一台电唱机，开始放唱片。他会把一张唱片放了又放，有时整整播放一天。他会伴随着唱片在钢琴上即兴演奏。或者播放唱片的一个片断、一个和弦、一个转调、一个进音，然后再在钢琴上弹奏一遍。接着再回到唱片。接着再回到钢琴。

哦，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容忍这件事。伊莎贝尔终于承认，那全然不像是和一个人生活在一起，而像是和声音生活在一起。而这种声音对于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自然，对于他们家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开始饱受这个住在他们家的人的折磨。仿佛桑尼是某个神，或者怪物。他搬进来后的那种氛围，与他们的完全不同。他们抚养他，他吃，他清洗自己，他在他们的门口进进出出；他当然不是那种讨厌的人，或者是使人不愉快的，或者是粗鲁的人，桑尼不是那样的人；不过他好像被包裹在某种云雾中，某种火焰中，某种完全是他自己的幻想中；没有任何方法接近他。

与此同时，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他依然是个孩子，他们不得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密切注意着他。他们当然不能赶他出去。他们也不敢为了钢琴而当众吵闹，因为甚至连他们都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正如我在几千英里之外意识到的一样，桑尼在那架钢琴上为了他的生命而演奏。

但是他没有去上学。有一天，学校的董事会寄来了一封信，伊莎贝尔的母亲收到了——很显然学校寄来过其他信，不过都被桑尼撕毁了。这天当桑尼走进来的时候，伊莎贝尔的母亲把信拿给他看，并问他是在哪里消磨时间的。最终她从他那里得到了答案，原来他去了格林威治村，和一些音乐家以及其他人物，在一个白人姑娘的公寓里。这件事吓坏了她，她开始对他大声叫嚷，一旦她开始数落他——尽管她到今天还不承认——接踵而来的就是，叫嚷着他们做出了什么样的牺牲，给桑尼提供了一个像样的家，而他又是多么地不领情。

那一天，桑尼没有弹钢琴。到晚上，伊莎贝尔的母亲平静下来，然而那时又要对付她的父亲，还有伊莎贝尔自己。伊莎贝尔说她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持镇定，可是她失去控制，开始哭泣。她说她仅仅是注视着桑尼的面孔。只是看着他，她就能够辨别出，他发生了什么变化。发生的变化是，他们穿透了他的云雾，他们触及了他。即使他们的手指头比一般人的要轻柔一千多倍，他还是禁不住感到，他们把他剥得精光，往他赤裸的身上吐口水。同时他也必须明白，他的存在，以及对于他来说是生存与死亡的音乐，对于他们却是痛苦，他们的忍受，完全不是由于他的缘故，而是由于我的缘故。桑尼不能接受那个事实。比起那时，现今他稍微能够接受一点，不过他依然不能对此非常释怀，坦白地说，我不知道有谁能对此非常释怀。

接下来几天的寂静，恐怕要比自桑尼开始弹奏以来，所有的音乐声都大得多。一天早晨，伊莎贝尔出去上班之前，到他的房间里找什么东西，突然意识到他所有的唱片都不见了。她很确定地知道，他走了。他是走了。他走到海军能够将他带到的最远的地方。最终他从希腊的某个地方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那是我第一次得知桑尼还活着。我再没有见到他，直到我们俩都回到纽约，那时战争已经结束很久了。

当然，到那时他已经是一个男子汉了，可是我不愿意见到这一点。他偶尔来家里看看，可是我们几乎每次见面都要争吵。我不喜欢他的行为举止，他一直懒懒散散，像梦游似的；我也不喜欢他的朋友，他的音乐似乎仅仅是他那种生活方式的借口而已。听上去实在是怪怪的，混乱不堪。

当时我们发生过一次争吵，吵得不可开交，以后好几个月我都没有见到他。其后不久我到他住的地方去看望他，在格林威治村一个带家具的房间内。我试图与他和解。可是房间里有很多人，桑尼只是躺在床上，不愿意和我一起到楼下去，他对待其他人的态度，好像他们才是他的家人，而我不是。因此我很生气，于是他也生气了，我告诉他，他那种生活方式，就是活着也和死了差不多。他站起来，对我说不要再为他的生活担心，对我而言，他是死了。接着他把我推到门边，其他人在一旁观看，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他在我的身后使劲地关上门。我站在门道里，两眼瞪着门。我听见房间里什么人在大笑，泪水涌上我的双眼。我走下楼梯，吹起口哨，以免哭出声来。我一直对自己吹口哨，“在这些寒冷而多雨的日子里，有一天你会需要我，宝贝。”

春天，我看到桑尼惹下麻烦的消息。秋天，小葛雷丝死了。她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可是她仅仅活了两年多一点。她死于小儿麻痹症，疾病让她受了苦。起先她稍微有点发烧，持续了好几天，不过看不出来什么症状，我们就让她躺在床上。否则我们肯定会叫医生的，可是她的热度下去了，她的病似乎好了。所以我们以为这不过是感冒而已。然后有一天，她起床去玩耍，伊莎贝尔在厨房里给两个男孩准备午餐，他们刚从学校回来。她听见葛雷丝在起居室内跌倒了。你有很多小孩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一个跌倒了，你不是总会马上跑过去的，除非他们开始大声哭喊或其他什么原因。这一次葛雷丝很安静。然而，伊莎贝尔说，当她听见那砰然倒下的声音和接下来的悄无声息，她预感到了什么，她很害怕。于是她跑到起居室，小葛雷丝躺在地板上，全身向上扭曲，她没有哭叫出来，是因为她无法呼吸。当她终于哭喊出来的时候，那真是最凄惨的声音，伊莎贝尔说，这是她一生中听过的最凄惨的声音，她在睡梦中有时仍会听见它。伊莎贝尔有时会发出低低的呜咽和挣扎的声音，将我弄醒。我不得不迅速唤醒她，抱住她靠着我，她靠在我的胸口哭泣，那好像是一个致命的创伤。

我想我也许是在小葛雷丝下葬的那一天给桑尼写信的。我自己坐在黑暗的起居室里，突然想到了桑尼。我的烦恼使得他的烦恼也变得真实起来。

桑尼和我们住在一起，或者说，住在我们的房子里将近两个星期以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发现自己漫无目的地在起居室里徘徊，喝着一罐啤酒，试图鼓起勇气，去检查桑尼的房间。他出去了。只要我在家，他通常都会出去。伊莎贝尔带着孩子们去看望祖父母了。突然间，我站在起居室的窗户前面，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第七大道。检查桑尼房间的念头让我无法动弹。我几乎不敢向自己承认我想要搜查什么。我不知道一旦找到它后，我要如何做。或者是我没有找到它后，我要如何做。

在我对面的人行道上，靠近一家卖烤肉的小餐馆的门口，一些人在举行一个老式的复兴布道会。烤肉店的厨师，围着一条肮脏的围裙，他被拉直了的头发，在苍白的阳光下泛着微红和金属色，一支香烟叼在嘴里，站在门道中看着他们。孩子和老人们停下了正在做的事情，站在那里，和一些年老的男人以及几个长相粗犷的妇女一起，他们关注着这条路上发生的一切，好像他们拥有这条路，或者可能是被这条路所拥有。噢，他们也在注视着布道会。复兴布道会由三个身穿黑衣的姐妹和一个兄弟主持。他们拥有的全部就是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圣经》，和一个铃鼓。那个兄弟在为主作见证，他作见证时，两个姐妹站在一起，好像在说阿门，第三个姐妹伸出铃鼓，绕场而行，有几个人把硬币扔进铃鼓里。这时兄弟的见证结束了，募款的姐妹把硬币倒入掌中，将它们放进她穿的黑色长袍的口袋里。接着她举起双手，将铃鼓在空中摇动，然后敲击着一只手，开始唱歌。其他两个姐妹和兄弟也加入歌唱。

注视着他们突然觉得很奇怪，尽管我整个一生都在观看这些街头的集会。当然，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然而，他们还是停下来，观看和倾听，我则站在窗口一动也不动。“这是锡安山的古老的船舶，”他们唱道，拿着铃鼓的姐妹，一直平稳地叮铃当啷地敲击着，“它挽救了千千万万的生命！”聆听他们的歌声的人，没有一个是第一次听见这支歌，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曾经被挽救的。他们也没有在周围看见过许多被完成的挽救工作。他们同样不会特别相信这三个姐妹和兄弟的神圣，他们太了解他们了，知道他们住在哪里，怎样谋生。拿着铃鼓的女人，她的声音响彻空中，她的面孔由于喜悦而生气勃勃，和那个站住盯着她看的女人——那个女人厚重而开裂的嘴唇叼着香烟，头发像鸟窝，她的脸由于经常挨揍而肿胀，伤痕累累，黑色的眼睛像煤炭一般闪闪发光——她们两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分。大概她们彼此都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当她们罕见地互相说话的时候，称呼对方为姐妹。歌声遍布于空中，看着的和听着的人的面孔发生了变化，眼睛聚焦于内心的某处；音乐似乎减轻了他们身上释放出来的毒素；时间的痕迹也几乎像是从他们愠怒的、好斗的、憔悴的脸上消失了。仿佛他们逃回到他们最初的状况，同时梦想着他们最终的状况。烤肉师傅半摇着头笑了笑，丢掉烟头，走进小饭馆不见了。一个男子在他的口袋里摸索地找零钱，攥在手里，不耐烦地站在那里，好像他刚刚记起在远远的街道那边有个紧急的约会。他看上去勃然大怒。接着我看见桑尼，正站在人群边上。他拿着一个宽大扁平的笔记本，带绿色封面，从我站的地方看上去，他差不多就像一个男学生。红铜色的太阳使他的皮肤也显得发红铜色，他带着隐隐约约的笑容，非常安静地站在那里。歌声停住，铃鼓又变成募捐的盘子。狂怒的男子扔下手中的硬币消失了，有几个妇女也放下钱离开了。桑尼往盘子里丢进一些零钱，直视着那个女人，露出一点微笑。他开始穿越街道，往我们的房子走来。他迈着大步慢慢地走来，走路的样子很像哈莱姆的嬉皮士，只不过他加上了自己的半拍的节奏。我以前从来没真正注意到这一点。

我待在窗口，感到既宽慰又担忧。桑尼从我的视线中消失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唱起来。直到他用钥匙打开门，他们还在唱着。

“嗨。”他说。

“嗨。你要喝点啤酒吗？”

“不啦。噢，也许吧。”不过他来到窗边，站在我旁边，向外面看。“多么热情的声音。”他说。

他们正唱着“要是能够再听见母亲的祈祷那该有多好！”

“是的，”我说，“她肯定能够胜过那个铃鼓。”

“然而那是一首多么差劲的歌，”他说，同时笑起来。他把笔记本扔在沙发上，消失在厨房里。“伊莎贝尔和孩子们在哪里？”

“我想他们去看望他们的外祖父母了。你饿了吗？”

“不饿。”他拿着一罐啤酒走回到起居室内。“今晚你愿意和我一起去一个地方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我根本无法说不去。“当然。去哪里？”

他坐在沙发上，拿起笔记本，开始匆匆翻阅。“我打算和几个朋友一起到村子里一家小酒馆坐坐。”

“你的意思是，今晚你打算去演奏？”

“不错。”他吞了一口啤酒，走回到窗边。他斜了我一眼。“假如你能受得了的话。”

“我会试试。”我说。

他暗自笑了笑。街对面的集会结束的时候，我们俩都注视着。三个姐妹和那个兄弟，低下头唱着“上帝与你们同在，直到我们再相聚”。围观着他们的面孔都十分平静。这时歌声终了。一小群人四散走开。我们看着那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慢慢地走上大街。

“刚才她唱歌的时候，”桑尼突如其来地说，“有一瞬间，她的声音让我记起了有时海洛因给我的感觉——当它在你的血管里的时候。它让你感到几分温暖，又有几分凉爽。晕晕乎乎。而且——而且自信。”他吸了一口啤酒，故意没看我。我凝视着他的面孔。“它让你感到——能掌控一切。有时你必须要有那种感觉。”

“你有吗？”我慢慢地坐进安乐椅。

“有时候。”他走向沙发，又拿起他的笔记本。“有些人有。”

“为了，”我问，“表演？”我的声音非常难听，充满了轻蔑和愤怒。

“嗯”——他那双不安的大眼睛看着我，实际上，他好像希望他的眼睛能够告诉我一些事情，不然那些事情他永远都说不出来——“他们这么认为。既然他们这么认为——！”

“那你是怎么认为的呢？”我问。

他坐在沙发上，把啤酒罐放在地板上。“我不知道。”他说，而我不能肯定，他是否在回答我的问题，抑或在继续他的思考。他的表情没有告诉我。“这与表演没有多大关系。而是要承受它，要完全有能力去做好。无论在什么水准。”他皱起眉头笑了笑：“为了不要精神崩溃。”

“可是你的那些朋友，”我说，“他们好像该死的让自己很快就陷入了崩溃。”

“也许。”他玩弄着笔记本。某种预感告诉我，我应该控制住我的舌头，桑尼正在尽他最大的努力谈话，我应该倾听。“不过当然，你仅仅认识那些崩溃了的。有些人没有——或者至少现在还没有。对于我们所有人，能说的就只有这些了。”他停了一下。“此外是有那么一部分人，真的，生活在地狱里，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就这么继续下去。我不知道。”他叹了口气，扔下笔记本，两臂交叉抱着。“有些家伙，你从他们表演的方式能看得出来，他们一直在吸食什么毒品。你可以看得出来，唔，这为他们制造了某种真实的东西。不过当然，”他从地板上拿起他的啤酒，吸了一口，再把啤酒罐放下，“他们也想要，你必须看到那一点。即使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说他们不——有些人，不是全部。”

“你怎么样？”我问道——我忍不住要问。“你怎么样？你想要吗？”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沉默不语。接着他叹口气。“我，”他说。然后说：“刚才我在楼下往这里走时，听着那个女人的歌声，我突然想起，她必定是亲身经历过多少痛苦——才会唱成那样。想到你必须经历那么多，真是令人厌恶。”

我说：“可是没有方法不经受痛苦——不是吗，桑尼？”

“我相信没有。”他说着，笑了笑。“不过那永远也无法阻止任何人去努力避免。”他看着我。“对吗？”看着这嘲弄的神色，我意识到，过去当他需要人类的语言来帮助他时我却缄默不语——如此之久！——这一事实，这一连时间或宽恕的力量都无法改变的事实，横亘在我俩之间。他转身朝着窗户。“不错，没有方法不经受痛苦。不过你会想尽一切办法，以避免被其淹没，以控制住它，以让它像——哦，就好像你。就像你做了什么事，没错，现在你却在为之承受痛苦。你明白吗？”我什么都没说。“啊，你明白，”他不耐烦地说，“人们为什么要经受痛苦？也许最好是设法给它一个理由，任何理由。”

“可是我们刚刚同意的，”我说，“没有方法不经受痛苦。那么，最好的难道不是，就只是去——承受它吗？”

“可是没有人会只是去承受它，”桑尼大声叫喊，“那就是我在告诉你的！每个人都努力不要。你仅仅是在阻止有些人尝试的方式——因为那不是你的方式！”

我脸上的头发开始发痒，我感到我的脸湿漉漉的。“那不是真的，”我说，“那不是真的。别人做什么我一点也不在乎，我甚至不在乎他们经受怎样的痛苦。我仅仅在乎你经受怎样的痛苦。”他看着我。“请相信我，”我说，“我不希望看见你——死于——努力不要经受痛苦。”

“我不会，”他断然地说，“死于努力不要经受痛苦。至少，不会比其他人要更快一些。”

“然而这是没有必要的，”我说，想要笑一笑，“是吧？害死你自己。”

我想要多说一些，可是我不能。我想要谈谈意志力和人生可能会——嗯，多么地美丽。我想要说一切都在自己的内心；不过是这样吗？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不正好也是烦恼吗？同时我想要承诺，我再也不会让他失望。可是所有这一切听上去都会像是——空洞的言语和谎话。

因此我向自己承诺，并且祈祷我会遵守它。

“有时内在是可怕的，”他说，“那就是所谓的烦恼。你走在这些街道上，黑暗，恶臭，而且寒冷，没有一个真正的活着的白痴可以交谈，没有任何惊人的事情，没有方法让它发泄出来——那股内心的风暴。你不能谈论它，你不能和它做爱，当你终于试图想要接受它、对付它，却发现没有人听信。所以你必须倾听。你必须找到一个方法去倾听。”

接着他离开窗户，再坐到沙发上，仿佛突然间精疲力竭了。“有时候为了表演，你什么都愿意干，甚至割断你母亲的脖子。”他笑起来，看看我。“或者你兄弟的。”他变得严肃起来。“或者你自己的。”然后他说：“不要担心。我现在很好，我认为我将来也会很好。不过我无法忘记——我曾经是在哪里。我不仅仅是指我曾经所在的物理位置，我是指我曾经在哪里。我曾经是什么。”

“你曾经是什么呢，桑尼？”我问。

他微微一笑——坐在沙发的边上，胳膊肘搁在沙发背上，手指玩弄着他的嘴和下巴，没看我。“我已经变成我不认识的人，却不知道我会如此。不知道任何人都可能如此。”他停下来，转向内省，看上去无可奈何地年轻，看上去又很苍老。“现在我不会谈论它，因为我感到内疚，或类似的其他原因——假如我以前谈论过它，也许会好一些，我不知道。不管怎样，我真的不能谈论它。不能对你、对任何人谈论。”此时他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你知道，有时候——实际上就是我最超脱于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觉得我足以对抗，我头脑机灵，我能够真正地表演，或者我并不真正地必须表演，它只是来自于我，它就在那里。现在回想起来，我其实不知道我是如何表演的，但是我知道那些时刻，有时候，我对人们做过极糟糕的事情。或者并不是我对他们做了任何事情——而是他们并不真诚。”他又拿起啤酒罐；它空了；他把它放在手心里滚动：“其他的时候——嗯，我需要注射毒品，我需要找一个地方靠靠，我需要收拾出一个空间来听音乐——但是我找不到，所以我——疯了，我对我做了可怕的事情，我为了我而变得可怕。”他用两只手挤压啤酒罐。我看着金属开始弯曲。他玩弄它的时候，它闪闪发亮，像一把刀子，我害怕他会割伤自己，不过我什么也没有说。“哦，好吧。我永远都不能告诉你。我独自一人待在某个事物的底部，我在下沉、流汗、哭泣、颤抖，我闻得到它，你知道吗？我的臭味，我想，如果我不能摆脱它，我就会死去，可是，我也知道，我做的任何事，都只是把我和它锁在一起。而我不知道，”他停顿一下，仍然在用手捏啤酒罐，“我不知道，我现在依然不知，某个事物在不断地告诉我，也许闻到你自己的臭味是好事，但是我不认为那就是我一直努力要做的事情——而且——谁能忍受它呢？”他出其不意地丢下被弄坏的啤酒罐，带着平静的微笑看着我，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口，好像它是块天然的磁石。我注视着他的脸，他注视着大街。“妈妈去世的时候，我不能告诉你——不过我如此急于离开哈莱姆的原因，是为了摆脱毒品。那时我逃离开，正是要逃开毒品——真的。我回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变，我没有变，我只是——老了一点。”他停住了，用手指敲打窗玻璃。太阳已经看不见了，不久黑暗就要降临。我凝视着他的面孔。“它可能会再次出现，”他说，几乎像是在自言自语。接着他转身向着我。“它可能会再次出现，”他重复道，“我只是希望你知道那一点。”

“好吧，”我终于说，“所以它可能会再次出现，好吧。”

他微微一笑，然而这笑容是悲伤的。“我不得不试着告诉你。”他说。

“是的，”我说，“我理解。”

“你是我哥哥。”他说，直视着我，没有一丝笑容。

“是的，”我重复地说，“是的。我理解。”

他转身朝着窗户，看着外面。“楼底下那里有着所有的仇恨，”他说，“所有的仇恨、苦难和爱。它没有将那条街道击散真是个奇迹。”

我们去了那家夜总会，那是下城一条又短又黑的街上唯一的夜总会。我们挤过狭窄、挤满了喋喋不休地谈着话的人的酒吧，来到一个大房间的入口，这是乐团演出的地方。我们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房间里灯光太暗，无法看得清。接着听见一个声音说：“哈啰，小伙子。”一位身材庞大的黑人，年纪要比桑尼和我都大很多，从具有艺术氛围的舞台灯光中突然冒出来，用一只胳膊搂住桑尼的肩膀。“我一直坐在这里，”他说，“等你。”

他的声音也很大，黑暗中那些人的头转向我们。

桑尼露齿一笑，退后一点，说：“克里奥尔，这是我哥哥。我对你讲过他。”

克里奥尔握着我的手。“很高兴见到你，年轻人。”他说，很显然他很高兴在那里见到我，为了桑尼的缘故。他露出微笑：“你家出了个真正的音乐家。”他将胳膊从桑尼的肩膀上收回来，用手背打了他一下，打得很轻，充满感情。

“嗨。现在我全听见了。”一个声音在我们的身后响起。这是另一个音乐家，桑尼的朋友，浑身漆黑，看上去兴高采烈，身材矮小。他马上用最大的音量，告诉我一些桑尼的最糟糕的事情，他的牙齿闪闪发光，好像灯塔，他发出来的笑声好像发生了地震。结果是酒吧里的每一个人都认识桑尼，或者几乎每一个人都认识他；有些是音乐家，在那里工作，或是在附近工作，或是根本就不工作，有些纯粹是食客，还有一些人在那里听桑尼的演奏。我被介绍给他们所有人，他们全都对我很客气。然而，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在他们的眼中，我仅仅是桑尼的哥哥。这儿，我是在桑尼的世界。或者更进一步说，在他的王国。在这儿，毫无疑问，他的血管里流淌的是王族的血液。

很快他们就要演奏了，克里奥尔把我独自安置在一个黑暗角落的桌子旁边。于是我注视着他们，克里奥尔、小个子黑人，还有桑尼，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就站在演奏台的下面嬉闹。演奏台上泻出的灯光，就刚好差那么一点，没照到他们身上。看着他们大笑、做手势、四处走动，我有种感觉，他们似乎都非常小心，以避免太突然地走进那个光圈：似乎一旦未经思索、太突然地走到灯光下，他们就要毁损于光芒之中。就在我注视着他们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个，那小个子黑人，走进灯光，穿过演奏台，开始敲着鼓晃来晃去。然后——既滑稽而又极其隆重——克里奥尔抓住桑尼的手臂，把他领到钢琴面前。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叫桑尼的名字，几只手开始鼓掌。桑尼，同样滑稽而隆重，而且如此地感动，我以为他可能会哭泣，可是他既没有隐藏也没有表露出来，而是像一个男人一样驾驭着这种场面，将双手放在心口，弯腰鞠躬。

接着克里奥尔走向低音提琴，一个精瘦的、皮肤发亮的棕色男子跳上演奏台，抓起他的小号。因此他们全在那里了，演奏台上和房间里的气氛开始变了，变得紧张起来。有人走到麦克风前，为他们报幕。房间里响起各种各样的低语声。酒吧里有人对其他人发出嘘声。女侍跑来跑去，发狂地接下最后的点单，小伙子们和少女们互相靠得越来越近。照在演奏台上、四重奏乐团身上的灯光，变得有几分靛青色，于是台上的他们全都看上去与众不同。克里奥尔最后一次环顾他的四周，仿佛要确定他所有的小鸡都在鸡笼里，然后他——跳起来拉响了提琴。他们演奏起来。

我对音乐的全部了解，就是从来没有很多人真正地在聆听音乐。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内心的某个地方被打开了，音乐流进去，即便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主要听到的，或真正听到的，也是属于个人的、私密的、正在消逝的召唤。但是创作音乐的人倾听的是其他东西，他在克制因寂寞空虚而发出的吼叫，并在音乐飞上空中时强加它以秩序。而在他内心唤起的则是另一种秩序，更加令人敬畏，因为它没有语言，也更加洋洋得意，为着同样的原因。当他得意洋洋时，他的欣喜，是我们的。我只注视着桑尼的面孔。他的表情是忧虑不安的，他弹得很努力，可是还没有如鱼得水融于其中。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演奏台上的每一个人都在等他，等待着他的同时又推动着他向前。可是当我开始注视克里奥尔的时候，我意识到，是克里奥尔阻止了他们所有人前进。他们被他短暂地驾驭住了。在台上那里，他的整个身体保持着节奏，低音提琴如诉如泣，他半闭着眼睛，仔细倾听着一切，然而他仔细倾听的是桑尼。他在和桑尼对话。他希望桑尼离开海岸线，奋勇地进入深水区。他是桑尼的见证人，进入深水和溺水不是一回事——他曾经到过那里，所以他了解。同时他也希望桑尼能了解。他在等待桑尼在琴键上奏出的乐曲，能让他知道桑尼是在水里。

克里奥尔聆听的时候，桑尼在钢琴上的动作，完全像是出自一个内心陷入极度痛苦的人。我以前从没想过，音乐家和他的乐器之间的关系，竟是如此可怕。他必须用他自己生命的气息，来充盈这一乐器。他必须让它弹奏出他希望它弹奏的音乐。而钢琴只是钢琴。它是用这么多木头和金属弦线、大大小小的音槌，以及琴键制成的。当你只能用它做这么多事的时候，能将这一切弄明白的唯一方法就是尝试；尝试让它做一切事。

桑尼有一年多不曾接触钢琴了。他与生活相处得不是很好，与目前展现在他前面的生活相处得同样不好。他和钢琴结结巴巴地交流，以一种方式开始，受到惊吓，停止不前；以另一种方式开始，惊慌失措，踌躇不前，再一次开始；接着好像发现了方向，再次惊慌失措，被困住了。我看见桑尼脸上的表情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经过他自身一场激烈和狂怒的搏斗，表面上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与此同时，平常被隐藏的东西则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然而，在他们演奏接近第一个乐组的结尾时，看着克里奥尔的面孔，我觉得已经发生过某种变化，我没有听见过的某种变化。这时他们结束了，响起七零八落的掌声，接着，没有即时的预告，克里奥尔开始演奏其他的什么乐曲，它几乎是嘲讽的，名叫《我忧郁吗》。他似乎发出指令，桑尼开始弹奏。很重要的迹象开始出现了。克里奥尔放开缰绳。不动声色、身材矮小的黑人的鼓上敲出令人敬畏的乐音，克里奥尔回应，鼓声又对此作出应答。接着小号追随着他们，悦耳而高扬，也许稍微有点脱节，克里奥尔聆听着，不时进行指挥，中规中矩，强劲有力，悦耳动听，平静而娴熟。然后他们再一次全体汇合在一起，桑尼再一次成为这个家庭中的一员。我可以通过他的表情看出这一点。就在他的手指下面，他好像发现一架完全崭新的钢琴。他好像不能把它忘怀。接着，过了一会儿，他们对桑尼非常满意，好像与他意见一致地认为，那架崭新的钢琴肯定会大获成功。

这时克里奥尔向前一步，提醒他们，他们所演奏的是蓝调。他一下击中他们所有人内心的什么东西，他也击中了我，我自己内心的什么东西，音乐紧张而深沉，领悟理解全是白费力气。克里奥尔开始告诉我们，蓝调讲述的是什么。它讲述的不是什么非常新鲜的事物。他和他台上的伙伴们让这些事物始终保持新鲜，他们冒着被毁灭、会受伤、发狂和死亡的危险，以找到新的方式让我们倾听。因为，尽管讲述我们如何痛苦、如何快乐，以及如何可能获得成功的故事已然不再新鲜，但这样的故事永远都必须被人们听见。没有其他可讲述的故事，它就是我们在这一切黑暗中仅有的光明。

由于脸孔、身体、拨动琴弦的有力的手不同，这个故事在每个国家的表现方式也不同，在每一代人中都具有新的深度。倾听，克里奥尔好像在说，要倾听。如今这些成了桑尼的蓝调。他让那个敲鼓的矮小黑人懂得了它，让那个吹号的皮肤发亮的棕色男子懂得了它。克里奥尔不再试图让桑尼进入水中。他祝愿他成功。然后他退回去，非常缓慢，让曲调充满无限的暗示，暗示桑尼为自己发声。

于是他们都聚集在桑尼的周围，桑尼在弹奏。偶尔他们中有个人似乎在说，阿门。桑尼的手指让曲调充满了生命，他的生命。不过他的生命里也包含着许多其他人的生命。桑尼一路弹回去，他真正地从歌曲开首乐句中附加的单调的陈述开始。接着他开始把它变成他自己的。乐曲非常悦耳动听，因为它从容不迫，不再悲哀叹息。带着何等的激情，他已经使之成为他自己的；带着何等的激情，我们也终将使之变成我们自己的，我似乎听见，我们怎样才能停止悲叹。自由潜藏在我们的周围，我终于理解，如果我们倾听，他就能帮助我们得到自由；我终于理解，在我们得到自由之前，他永远不可能自由。然而此刻他的脸上没有搏斗。我听见他曾经经历过什么，以及将会继续经历什么，直到他长眠于泥土之中。他已经使它变成他自己的：那个长长的乐行，我们从中仅仅认出妈妈和爸爸。他正在使它回归，因为任何事物都必须得到回归，以便穿越死亡，能够得到永生。我再一次看见我母亲的脸，第一次感到，她走过的街道上的石头，一定弄伤过她的脚。我看见我父亲的弟弟被撞死的那条月光下的公路。它使我回忆起其他的事情，带着我跨越这回忆，我又一次看见我的小女儿，又一次感觉到伊莎贝尔的眼泪，我感觉到我自己的眼泪开始涌起。然而我意识到，这仅仅是片刻的时间，等待在外面的世界，像老虎一般饥饿，而且在我们头上展开的烦恼，比天空还要长。

这时乐曲结束了。克里奥尔和桑尼舒了一口气，两人都被汗水湿透了，咧开嘴笑着。很多掌声响起，其中一些是真诚的。黑暗中，酒吧女侍从旁边经过，我叫她送酒到演奏台上去。掌声很长，期间他们在台上靛青色的灯光下交谈，过了一会儿，我看见酒吧女侍为桑尼放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加牛奶在钢琴的顶盖上。他似乎没有注意，不过就在他们又要开始演奏之前，他啜饮了一口酒，同时朝我看了看，并且点点头。然后他把酒杯放回钢琴盖上。这时他们又开始演奏，对于我来说，那酒杯闪闪发亮，在我弟弟的头上摇晃，好像正是那颤抖之杯。

游子情

“你总是想着噩梦。”哈丽特告诉我。她穿着浴袍，脸上全是乳霜。她和我的姐姐路易莎打算出去举行女孩子之间的聚会。我猜她们有好多事情要谈——她们肯定会谈论我——所以她们不愿意我在场。同时也是要让我度过一个单身汉的夜晚。电影的导演晚些时候会前来带我出去晚餐，这部电影为我们带来如此难以置信而又令人烦恼的财富。

我注视着她的面孔。她那样看起来好像没有烦恼，我知道对于她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她的自制主要是为了我好——为了我和保罗好。哈丽特是守秩序的进步的瑞典人，却由于变成坚定而完美的守旧派，而反抗所有她接触过的先进信条。我们从来没有当着保罗的面争吵过，即便他还只是个婴儿的时候。与其说哈丽特相信要保护孩子，还不如说她相信要帮助孩子，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基础，这样每次生活高速飞行的钢球，将他们建造的东西完全摧毁之际，他们便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面建设和再建设。

每当我心烦意乱的时候，哈丽特就变得非常乐观、镇定沉着。我认为她在八年前就开始学会如何做到这一点了，那时我从仅有的一次访问美国后归来。现在大概这已经成为无法控制的行为，即使她希望控制的话。今天早晨吃早餐，当我对保罗叫喊的时候，为避免保罗眼泪汪汪和我自己内疚，她抬起头来说：“我的天哪，你的父亲今天早晨狂躁不安，不是吗？”

保罗的注意力立即从对他的伤害，和施加这些伤害、不公正的人那里，转移到母亲的笑声上。他注视着她。

“这是因为他害怕在纽约他们会不喜欢他的歌曲。你的父亲是一个艺术家，宝贝，他们是非常神秘的人，艺术家。无数的人在纽约等着他，他们恳求他去，他们会给他很多的钱，可是他害怕他们会不喜欢他。告诉他，他错了。”

她成功地再次引发保罗对于他从未见过的地方的兴奋。我也马上重新拥有了我所有的魅力。我想要让保罗认识到，他在唱片套子上、报纸上和银幕上所看见的面孔，和他的父亲的面孔——那个间或对他叫喊的人，没有什么不同，有时是极其困难的。当然，因为他只有七岁——就要八岁了，这个冬天他就要八岁了——他也不可能理解让我受挫的是什么。

“当然，你错了，你真傻，”他热情地说——引得我笑起来。他的英语带有很重的口音，事实上，他的英语不如法语好，因为他在学校里整天说法语。法语才是他真的第一语言，他最先听见的语言。“你是法国最伟大的歌唱家”——这声音听上去必定和他对他的同学发表声明时一模一样——“最伟大的美国歌唱家”——他如此礼貌地做出了认可，这已经不完全是种认可，它将我的地位拔高了，美国对于保罗来说，仅仅是一个迷人的字眼。那是他的父亲来自的地方，是现在他就要去的地方，一个非常少人看见过的地方。然而他的姑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他向她看过去。“杜蒙夫人这样说的，她还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演员。”路易莎微笑着点点头。“她看过《野兽等待着我们》——五次！”当然，这个问题就这么解决了。杜蒙夫人是我们的门房，她从保罗生下来起就认识他。我猜想，直到他开始怀疑一切事物之前，他都不会对她说的任何事情产生怀疑。

他再一次向我看着。“所以你害怕是错了。”

“我对你嚷嚷也是错了。我今天不会再对你嚷了。”

“好吧。”他非常认真。

路易莎倒了更多的咖啡。“在纽约他要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你瞧着吧。”

“当然，”保罗疑惑地说。他不是很明白“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是什么意思，尽管根据她的语调，他确信她的看法一定是与他一致的。他也不是十分理解这个姑姑，两个月前他才第一次见到她，那时她到达这里，来和我们一起过夏天。她的口音和他听过的任何口音都完全不同。他不是真正地理解，既然她是我的姐姐和他的姑姑，为什么她竟然不会说法语。

哈丽特、路易莎和我互相看了看，笑起来。“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哈丽特说，“意思是让他们十分佩服。不过你将很快学会所有美国式的表达方式。”她看着我，同时笑起来。“我也将如此。”

“那正是他所害怕的。”路易莎露齿一笑。“我们已经学会一些表达方式了，相信我。永远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说美国没有文化。我们的文化像酸奶一样浓厚。”

“啊哈，”哈丽特回答说，“我知道。我知道。”

“我打算晚一会儿去练习，”我告诉保罗。

他面露喜色。“好。”这意味着，晚一会儿，他会到我的书房来，我在钢琴和录音带上练习的时候，他就拿着纸和蜡笔躺在地板上。他知道我把这个提议当作橄榄枝。从各方面来看，我的儿子和我，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他再次看向路易莎。她一只手端着咖啡杯，另一只手夹着香烟；她的一些事情让他感到困惑。天还很早，所以她的脸上还没有化妆。她厚厚的灰白色短发，比平时更蓬乱，差不多就和我自己的一样蓬乱——晚些时候，她要去美发师那里；她比我白皙一点，也比我好看；事实上，路易莎具备了我们家族所有的长相特征。保罗知道，她是我的姐姐，她帮助抚育了我，当然，他还不了解这意味着什么。他知道她是美国南方一所学校的老师，出于某种原因，那和南美洲是不一样的地方。我能够看出，他试图将所有这些异国情调的细节，放进一个模式，能够解释她的奇异——奇异的口音、奇异的举止。与他一直结识的人相比，尽管她慷慨、乐呵呵、感情充沛，路易莎看上去一定是那种特别拿不准自己、对人特别不友善、戒备心强的人。

我感到好奇，他会怎么想他的伯伯诺曼，他比我老、也比我黑，他住在靠近阿拉巴马的小镇，那是我们出生的地方。诺曼会到船上和我们会面。

此时哈丽特重复着：“噩梦，噩梦。从来没有什么事，后来证明有你想的那么糟糕——事实上，”她笑出了声，“我很高兴地说，那几乎不可能。”

她的眼睛在镜子里搜寻着我的——她深蓝色的眼睛、苍白的皮肤、黑色的头发。我一直认为瑞典居住着的全是白皮肤、金发碧眼的女人，我认为作为一个瑞典姑娘，哈丽特黑得反常。可是我们访问瑞典时，我有了不同的发现。“欧洲，完全是一个种族的大杂烩，所以我才确信我永远都会无法理解你的国家。”哈丽特说。那些日子里，我们从没想象过，我们将会到这个国家去。

我很好奇她真正的想法。尽管如此，她还是对的，两天内，我们就要登上轮船，现在就整天想着我的不安，简直没有什么意义。我坐在床上，看着她保养她的面孔。我意识到我将会想念这间老式的卧室。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说，要扔掉这些从公寓带来的废弃的旧物，代之以没那么厚重的时髦家具。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

“嗯，或许一切都会好的，”我说，“整整一天我的情绪都很坏。我就是无法再唱歌。”我们都笑起来。她伸手拿了一卷面纸，开始揩去乳霜。“我想知道，保罗会如何喜欢美国，他是否交得到朋友——就是那些。”

“保罗会喜欢有你在的任何地方，有我们在的任何地方。不要为保罗担心。”

保罗到目前为止没有被别人叫过任何绰号。只有一次他问我们，混血儿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哈丽特对他解释说，意思是混合起来的血，并且补充说，现在差不多世界上每一个人的血都是混合的。杜蒙夫人通过她自己的家谱，提供了淫秽的和详细的证据，这个家族起源于科西嘉的什么地方；这个故事的寓意，正如她所讲述的，就是女人是软弱的，男人是不可救药的，而且，老天哪，骇人听闻地聪明。杜蒙夫人的说法，是我更喜欢的，不过它也许并不适合保罗，这是一种最功利主义的说法。

哈丽特从梳妆台旁站起，走过来坐在我的大腿上。我和她一起倒在床上，她笑着低头贴近我的脸。

“嗨，不要担心，”她告诉我，“请你尽量不要担心。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处理得非常好，你瞧着吧。我们拥有对方，我们有我们的儿子，我们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所以，我们要比大多数人都幸运。”

我在她的下巴上吻了一下。“我要比大多数男人都幸运。”

“我也是个非常幸运的女人。”

我们沉默了片刻，单独在我们的房间内，这个房间我们共享了如此之久。哈丽特的身体随着呼吸的轻微起伏，时不时地挤压着我的胸脯，我想，假如我不曾离开美国，就永远不会遇见她，永远不会建立一种我自己的生活，永远不会走进我自己的生活。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从一个种族、军队和教会所停滞的那个水平开始的。然而每一个人的生活，又总是由种族、教会和军队形成的；种族、教会和军队威胁和夺取很多生命。假如哈丽特出生在美国，她可能要通过很长的时间，或许是永远，来把我看作一个像其他男人一样的男人；假如我在美国遇见她，我永远也不能把她看作一个像其他女人一样的女人。公众的狂热和权威的习惯，同样也可能会成为我们个人的强制力，会让我们的眼睛失明。我们将永远不可能爱上对方。保罗永远不会出生。

也许，假如我一直待在美国，我会找到另一个女人，生下另一个儿子。不过那另一个女人，另一个儿子，处于不确定的消失掉的可能性之中。我同样也可能变成另外的什么人，不是演员—歌手，或许是律师，就像我的哥哥，或者是教师，就像我的姐姐。可是不，我是我已经成为的这个人，我身边的这个女人，是我的妻子，我爱她。我可能会有的那些儿子们，没有任何意义，既然我有一个儿子，我给他起了我父亲的名字，叫保罗，我爱他。

我想起我看见的那些在美国被毁灭的事物、那些被丢失在那里的事物，想起那些对我和我的家人所具有的威胁。

我仰面对着哈丽特露齿而笑。“你爱我吗？”

“当然不爱。这些年我纯粹是疯狂地密谋着要去美国。”

“你是个多么有耐心的妇人。”

“瑞典人是非常有耐心的。”

她再一次吻吻我，站起来。路易莎走进来，同样也穿着浴衣。

“我希望你们俩不是坐在这里唠唠叨叨那个话题。”她看着我。

“喔唷！你是我见过的长得最抱歉的名流。我一直感到疑惑，为什么像你这样的人，要雇用新闻媒介。现在我知道了。”她走到哈丽特的梳妆台旁。“宝贝儿，你介意我借用一些那种令人着迷的指甲油吗？”

哈丽特走向梳妆台。“我不确定我知道你指的是哪一种令人着迷的指甲油。”

哈丽特和路易莎，出乎我的意料，相处得非常融洽。似乎两人都发现，对方充满了最怪异和最愉快的惊奇之处。哈丽特教路易莎法语和瑞典语的表达方式，路易莎教哈丽特一些南方黑人带点黄色的表达方式。无论何时，只要一方没有搭配上对方的口音，她们便开始长时间地思索，推测语言是如何揭示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态度。她们发现，所有欧洲的语言都包含一个片语，类似于“像一个黑鬼一样工作”。（“当然啦，”路易莎说，“他们让黑人为他们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在表示她后悔不知道任何非洲的方言之后，“语言是体验，语言是权力，”路易莎说，“那就是我不断地试图想要告诉那些南方高傲的杂种们的。他们把自己的体验注入语言，我们就会有一种伟大的语言。可是，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全都想要像白人一样讲话。”接着她身体前倾，抓住哈丽特的膝盖。“我告诉他们，宝贝儿，白人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们说不出什么东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知道这一点，他们需要你获得的东西，整个世界需要它。”然后她身体后倾，一脸的厌恶。“你以为他们会听从我的话吗？他们当然不会。他们只是径直地继续下去，努力要像白人一样讲话。”她的身体再朝前倾，看上去极为愤怒。“你知道他们有些人因为玛哈莉雅·杰克逊而感到羞愧吗？因她而羞愧，活着的最伟大的歌唱家之一！他们认为她很平常。”她四下环顾房间，好像她手里拿着一个瓶子，正在寻找一个可以砸下去的脑袋。

我想这是因为路易莎以前从未像这样和任何白人讲过话。从某种角度来说，她以前遇见的所有白人，需要消除疑虑，得到慰藉，需要让他们的良心感到刺痛而不是受到诅咒；他们无法、无法承受听见真相，因为这个真相将不可改变地毁坏他们自己的形象。令人吃惊的是，为了躲避一面真实的镜子，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要走过多长的历程。不过哈丽特的需要正好相反：她想要学习路易莎能够告诉她的任何东西，接着学习更多、再更多的东西，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哈丽特真正想要向路易莎学习的，是怎么最好地保护她的丈夫和儿子。这是她们今晚打算单独出去的原因。今天晚上，看样子，她们将要召开最后一次作战会议。我也许喜怒无常，然而她们，感谢上帝，是讲究实际的。

哈丽特在梳妆台上仔细翻找，这时路易莎转身向着我。“维达尔什么时候来找你？”

“哦，七点半左右，八点钟。他说他给我们订了座位，在某个十分时髦的地方，不过他不愿意说在哪里。”路易莎扭动着肩膀，抬起眉头，稍微做了个拳击的动作，露齿一笑。我笑起来。“不错。我猜接下来我们就会出去喝酒买醉。”

“我真希望你那样做。近来这几天，你情绪好得就像一块墓地。那样你宿醉了，明天就不会来烦我们。”

“你们宿醉又会怎么样？我了解你们女孩子喝酒的样子。”

“噢，我们会付我们自己的酒钱，”哈丽特说，“所以我不认为我们会有那个问题。可是你会受到别人的款待，像一个享誉国际的电影明星。”

“你们肯定你们不想改变心意，与维达尔和我一起出去吗？”

“我们肯定，”路易莎说。她低头看着我，发出轻微的被逗乐的咕噜声。“一个享誉国际的电影明星。我过去经常给你换尿布。我真没想到。”一瞬间，她变得很认真。“妈妈会为你骄傲的，你知道吗？”我们看着对方，我们之间的空气中装满了秘密，这秘密甚至连哈丽特也永远不会知道。“现在，从这里滚出去，那样我们可以穿衣服。”

“我把保罗带到楼下杜蒙夫人那儿去。”

保罗要和她的孩子们一起吃晚饭，并且在那里过夜。

“最后一次了，”杜蒙夫人说，用手摩擦着保罗乱七八糟的黑色卷发。“我们会想念你，你知道吗？”然后她抬头看着我，笑起来。“他不在乎。他只对看见大轮船和纽约的那些奇观感兴趣。孩子们从来不会对旅行感到忧伤。”

“离去时我会很悲伤的，”保罗很有礼貌地说，“可是我父亲必须去纽约工作，并且他想要我和他一起去。”

越过他的头，我和杜蒙夫人互相微笑着。“他很聪明，你的小孩！”她又低下头来看着他。“你认为，我的小外交家，你会喜欢纽约吗？”

“我们不仅仅要去纽约，”保罗回答，“我们还要去加利福尼亚。”

“哟，你认为你会喜欢加利福尼亚吗？”

保罗看着我。“我不知道。如果不喜欢，我们就会回来。”

“这么简单。正该那样，”杜蒙夫人说。她看看我。“这是看待生活的最好的方法。一定要回来。你知道，我们觉得你也属于我们，这里，法国。”

“我希望你这么觉得，”我说。“我希望你这么觉得。我总觉得——总觉得这儿就像在家里一样。”我弯下身子，保罗和我互相亲了亲面颊。我们总是这么做——但是我们在美国能这么做吗？美国的父亲从不吻美国的儿子。我站直了身子，把手放在保罗的肩膀上。“你要好好的。我会来接你吃早餐，或者，如果你先起身，你来接我，然后我们明天可以一起消磨时间，在你妈妈和路易莎姑姑最后收拾好行李的时候。她们不想要两个男人在房子里晃来晃去。”

“同意。我们将要在哪里消磨时间呢？”他在说最后两个词的时候结巴了一下，他在模仿我。

“也许我们可以去动物园，我不知道。我会带你去埃菲尔铁塔吃午餐，你喜欢那样吗？”

“哦，是的，”他说，“我喜欢。”当他高兴的时候，他好像全身洋溢着热情。他那小小的、结实的、集中的存在，其全部能量在为一块看不见的电池充电，给他的眼睛和皮肤增添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光彩，他深褐色的大眼睛——就像我的——还有他的皮肤，总是让我想起蜂蜜的颜色和太阳的火焰。

“行，那就这样。”我和杜蒙夫人握了握手。“晚安，夫人。”我按了电梯铃，注视着保罗。“再见，保罗。”

“晚安，爸爸。”

杜蒙夫人把他带到里面去了。

楼上，哈丽特和路易莎终于搽好脂粉，洒上香水，佩戴好珠宝，准备出发：去丽池酒店喝干马丁尼，而晚餐，“在某个非常昂贵的小地方，”哈丽特说，那之后大概会去佛里丝·贝杰尔。“一个真正的乡巴佬旅游者的夜晚，”路易莎说。“我正在努力研究如果我能让哈丽特现在的举止像个美国人，以后她就不会有太多的麻烦。”

“我非常怀疑，”哈丽特说，“我能够在佛里丝·贝杰尔忍受整整三个小时。”

“嗨，那我们就快速穿过城到哈里的纽约酒吧，去喝冰镇薄荷酒，”路易莎说。

我明白，完全摒除其他的一切，路易莎正在享受她有生以来最多的乐趣。离开巴黎，她大概也很悲伤，尽管她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只有如此短暂的时间。

“纽约人喝这些酒吗？”哈丽特问。我想她是在列一份清单，记下人们在纽约要干的或者不要干的事情。

“有些人喝。”路易莎向我使个眼色。“你有听出这个瑞士女人讲话时带有阿拉巴马人拉长调子的语气吗？”

我们一起笑起来。电梯发出轧轧声停下来。

“我们会停一下，对保罗说晚安，”哈丽特说。她吻了吻我。“代我们向维达尔问好。”

“行。玩得愉快。不要让任何法国男人带着路易莎逃走。”

“我不是到巴黎来被保护的，假如我那样的话，你娶的这个野小妞也无能为力。我可能只是让每一个人心烦意乱，同时带一位法国伯爵回家。”她按了一下电梯的按钮，电梯的轿厢下降了。

我走回我们被拆卸打包的公寓。它散发出搬离的恶臭味。大厅里的包裹和板条箱，明天就要运走，书架上没有书，厨房看起来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在那里烧过一顿饭，从来没有清晨或深夜时在那里慢吞吞地啜饮过咖啡。一会儿，我就得淋浴和刮脸，可是此刻我为自己倒了一杯酒，点燃一支香烟，走到外面的阳台上。这是黄昏时分，巴黎明亮的日光，开始变得暗淡，树木的绿色变黑了。

我已经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十二年。这间公寓位于街角一幢大楼的顶层。从这里越过树木和屋顶看去，我们可以看见战神广场，埃菲尔铁塔就矗立在那里。这片土地的那一边就是塞纳河，我曾经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情频繁地跨越这条河。我跨过巴黎的每一座大桥，我走过巴黎的每一个码头。我了解这条河，就像一个人最终了解一个朋友，我了解它，当它是黑色的时候，它在最深处守卫着全巴黎的灯光，同时在它浩瀚的寂静无声中，似乎在与躺在河水下面的死者亲密交谈；当它是黄色的时候，它邪恶地咆哮着，让拖船和驳船吃尽苦头，同时让人们记起洪水曾经上涨过，曾经杀戮过；当它平静的时候，是一片光滑、阴暗、肮脏的绿色，像主人一样招待划艇和观光船，偶尔抛起一条极其病态的鱼。整个夏天沿着码头站着的人们，手里拿着钓线，感激地接受这分泌黏液的物体，将它扔进生锈的铁桶中。我总是很纳闷，谁会吃这些鱼。

我上下来回地走来走去，很高兴独自一人。

这是八月，是所有巴黎人遗弃巴黎的月份，一个人不得不走好几英里，才能找到一家理发店，或者一家洗衣店，开在某条树木掩蔽的安静的后街上。一条大道上有一个人在行走，是一个伞兵朝着军事学院走去。几乎可以肯定，他也是在朝着阿尔及利亚走去，宁早勿迟。我有一位朋友，一个脾气温厚的小伙子，他总是在我过去工作过的俱乐部里厮混。他刚刚从阿尔及利亚回来，他很衰弱，身上一直发烧，同时还失去了一只眼睛。政府给他发放的抚恤金，每三个月总数为五万三千法郎，这个数目，即使不是难以理解的，也是武断的。不工作而依靠这笔钱生活，当然是不可能的——可是谁会雇用一个半瞎的伤残退役军人呢？这个小伙子被永远地毁了，他离他的三十岁生日还有很久，而全法国有成千上万像他这样的人。

如今在巴黎街头发现的阿尔及利亚人比较少。卖小地毯的、卖花生的、卖明信片的小贩，和兑换钱的商人消失不见了。我过去认识的男孩子们，尤其是在我到巴黎的头几年中认识的，都四散而去——或者被关到一起——只有上帝知道他们在哪里。

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没有钱。他们三四个人一起，住在只有一扇天窗、一张硬帆布床的房间里，或者住在废弃的房屋中，窗户上是硬纸板，铺着鹅卵石的潮湿院子里布满古怪的管道，坐落在黑暗的死胡同里，或者远离巴黎市中心的令人恐惧的高地上。

阿拉伯人的小餐馆关门了——那些阴暗、刺鼻的小餐馆，我过去常在里面与他们会面，喝茶，服用大麻麻醉剂让自己兴奋，听令人着迷的弦乐，这种音乐与我从前所熟悉的所有拍子、所有节奏都无关。我一度以为北非人是我的兄弟，那就是我去他们的小餐馆的原因。他们对我非常友好，他们当中的一两个人一直非常喜欢我，甚至在我再也抽不起鸿运牌香烟之后，在我收藏的美国运动衫都不见了之后——大部分都进了他们的衣柜。他们似乎觉得，他们对这些东西有着充分的权利，既然我只能通过狡诈从这个世界上夺取这些东西——这意味着我无话可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选择的权利；也许我是通过背叛、通过拒绝对我的民族所遭到的苦难感同身受，从这个世界上夺取了这些东西。也许，确实，我与那些要对这种苦难负责的家伙打成了一片。

这是真的。他们的怒火，这个在他们全部的音乐里我唯一能辨别出来并对它有所反应的音符，却比任何时候都能有效地把我们分离开来。他们充分准备好，要将所有的法国人赶入大海，夷平巴黎城。可是我不能仇恨法国人，因为他们没有来招惹我。而且我热爱巴黎，我将永远热爱她，这是挽救了我的生命的城市。她让我弄明白了我是谁，从而拯救了我的生命。

一个极美的四月的早晨，在一座桥上，我知道我恋爱了。哈丽特和我手牵着手散步。这座桥是巴黎皇家桥，我们前面就是大钟，高高吊起，上面指着差十分钟十点；越过这个地方，是圣女贞德的金色雕像，她举起手中的剑。哈丽特和我沉默不语，因为我们刚刚为什么事情争吵过。如今回想一下，我认为那时我们的恋爱关系已经到了那种状况，必须要么结束，要么超出恋爱关系，更进一层。

我从一边看着哈丽特的脸，她脸色平静。她深蓝色的眼睛，眯缝起来对着太阳，她丰满的粉红嘴唇，依然有一点愠怒，像孩子似的。那些日子里，她几乎从不搽化妆品。我只穿着衬衫。她的脸使我想笑，我的手划过她短短的黑发。我想把她拉向我，对她说，宝贝，不要生我的气，就在那一刻，什么东西触动了我的心，让我屏住了呼吸。我们周围有无数的人，可是我只单独和哈丽特在一起。她也只单独和我在一起。我活到那么大，直到那一刻，还从来没有单独和任何人在一起过。这个世界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在我们中间，击败我们不可能有结果的争吵，使得爱成为不可能。我活着的那些年，在那一刻之前，无论到哪里，始终和这个带着威胁、充满敌意、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世界牵扯在一起。不管我做过什么，说了什么，或感觉到什么，总是要睁着一只眼睛盯住这个世界——这个我一学会说我的姓名就差不多学会不信任它的世界，这个我知道一个人永远不能掉头而去置之不理的世界，这个白人的世界。因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不受它的控制；它不再因我而存在；我在和我的女朋友吵架。这是我们的争吵，它完全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情，与这个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都不相干。我生平第一次，不再害怕愚昧无知的爱国精神，不再害怕他们——无论是穿着军服的还是没穿的——会痛打我一顿，而且把和我在一起的女人看作好像是最底层的贱民。我生平第一次，感到没有暴力危及我的权利、我的力量，让我能拥有和保护一个女人；第一次，第一次，感到女人，在她自己的眼中，或是在世人的眼中，不因我的存在而价值受贬。

阳光笼罩着一切，好像一个祝福，人们在我们的周围移动，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哈丽特的小手在我手中的感觉，干燥而充满信任，我转向她，放慢我们的步速。她抬头用她大大的蓝眼睛看着我，好像在等待着什么。我说：“哈丽特，哈丽特。你知道，某件非常认真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爱你。我爱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要我用英语再说一遍吗？”

那是八年前，在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回家探亲之前不久。

那时我的母亲去世了。我在美国住了三个月。我回来时，哈丽特以为，我身上发生的变化，是由于我的悲伤——我变得非常沉默、非常消瘦。然而我母亲的逝世不是这一变化的原因。我已经知道母亲要去世了。我不知道的是，离开了差不多四年，我看到的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记得我站在栏杆边，看着我和勒阿佛尔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手放下来，不再挥动，手绢也不再飘扬，人们转身离开。他们骑上自行车，或者钻进汽车开走了。不久，勒阿佛尔就模糊得什么也看不清了。我想到哈丽特，在已经离我很多英里之外的巴黎了，我双唇紧闭，以免哭出声来。

然后，随着欧洲落到水的下游，随着一天天过去，随着我们将欧洲的天空留在了身后，轮船上每个人的眼睛，可以说，都重新调整焦距，等待着对美国的最初一瞥。一种暗藏的喜悦、被克制住的期待，开始取代我的担忧。我想起这样的细节，比如淋浴，在巴黎是少见的。我想起这样的东西，比如含脂肪高的、冰冷的美国牛奶，和不易消化的巧克力蛋糕。我想知道我的朋友的状况，想知道我是否有什么朋友还留在那里，想知道他们是否会高兴见到我。

船上的美国人看上去好像不是那么坏，不过在离开了美国这么久之后，我被他们友好的天性所强烈吸引。这种友好不带任何的暗示，或想要暗示，彼此能建立起友谊。和欧洲人不同，他们几乎马上去掉头衔，直呼你的名字；和欧洲人不同，从此以后，没有给他们自己留下任何继续发展友谊的可能。一旦一个人变成“皮特”、“珍”或“比尔”，所有能够得体被知道的事都已经了解，任何也许要进一步深入的暗示，了解一个人名字后面的情况，可以说，都被当作是侵犯隐私，而那种隐私，十分荒谬的是，好像在美国人当中并不存在，因为他们是如此的不相信它。他们显然将隐私等同于无法言说的事情，这种事情只能在浴室或者卧室里面做，这种事情他们只向精神分析医师讲述，此外在畅销书的书页里读到。关于他们说的和做的一切事情，都有一种怪异恐怖、使人紧张不安的虚幻，好像他们都是同一队伍里的成员，按照某个无法抑制喜悦和不知疲倦发明创造的教练的命令行事。我为此而着迷。我发现它古怪得动人，但是我不能说我是不开心的。以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从来没有对我表示过尊重的美国人，相互之间也没有尊重。

最后一个晚上，也是仅有的一个晚上，大舞厅里举行欢庆演出，我唱了歌。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在这么多的美国人面前唱歌了。我在左岸怪诞的小酒馆里演唱的那些日子里，我的听众主要是法国的穷学生。但对于他们来说，我还是最叫座的，这时我已经是一个足以能够吸引观众的演唱者，在拉丁区和圣日耳曼德培，引起了几个批评家的注意，我的照片出现在《法兰西晚报》上，得到了合法的工作许可证，它让我可以多挣一点钱。不管有些音乐家是如何勤奋和才华横溢，或者不管我的听众是如何忠诚，他们依然不知道，他们依然不可能知道，我的歌来自于哪里。他们不知道它的趣味是什么。它是不可能翻译的：该死的，它最好是有趣的，或为避免哭泣而哈哈大笑，或者我做了什么才会如此悲哀、忧郁呢？

我走出去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他们开始微笑，他们敞开心胸，他们准备好要高兴一下。当他们注视我的时候，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微笑、等待、单纯的消遣、深深的慰藉。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看见一个黑人小伙子唱歌更熟悉的事情，世界上很少有比这更必要的事情了。正是在夜幕、我自己的夜幕的掩盖下，我才能够为他们演唱喜悦、激情和恐怖，而这些喜悦、激情和恐怖被他们偷偷携带着，就像不断贬值的走私货。正是在午夜虚幻的掩盖下，我才与他们迥异，因为我是黑人，他们才能够偷偷摸摸地凝视那些珍宝，那些他们被神秘地禁止去拥有的珍宝，那些他们永远不允许去宣告所有权的珍宝。

我唱了《我来啦，弗吉尼亚》、《带上这把铁锤》和《珍爱的主》。他们不让我走，我又回来唱了几支我会的最古老的蓝调。接着有人要求我唱《斯万尼河》，我唱了以后，惊讶我能唱，惊讶这支很久以前就不唱的歌，竟然有力量来感动我。那么大概，要是让这个记录完整，我希望唱《奇异的果实》，可是，这首歌，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伟大的、饱受磨难的比莉·哈乐黛。所以作为结束曲，我唱了《美妙的干劲十足的早晨》，我猜我可以说，即使我没有阻止这场演出，我肯定也终结了它。我获得了热烈的鼓掌，我和几个餐桌上的人喝酒干杯，并且和几个姑娘跳了舞。

又过了一天一夜，轮船抵达了纽约。我醒来，马上彻底地清醒过来，我想，我们到了。我打开我住的小小客舱里的所有灯光，注视着镜子，好像是要记住我的面孔。我洗了个淋浴，花了很长时间来刮脸，非常仔细地为自己穿衣打扮。我走过轮船长长的通道，往餐厅走去，看见行李高高堆在电梯前面和楼梯的旁边。餐厅的一半是空的，充满急切而喜悦的激动，让我更加感到压抑。人们吃得很快，互相闲聊，急于到楼上的甲板上面去。他们好像避免与我的眼光接触，这是我的想象，还是真实呢？有几个人微笑着挥手道别，然而却把我给忽略过去；今天早晨，试着与我分享他们的激动，大概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大概他们不想知道是否能与我分享它。我走向我的餐桌坐下。我咯吱咯吱地咀嚼好像纸一样干的面包，喝了一壶咖啡。然后我给了侍者小费，他鞠躬，微笑，称我为“先生”，而且说他希望在船上再次见到我。“我也希望如此。”我说。

闪闪烁烁的带着疑惑的理解，若隐若现的带着讽刺的同情，那时出现在这个侍者的眼中，这是真实，还是我的想象呢？我走到楼上的甲板上面去。

一阵微风从水上吹来，不过太阳很热，使我回忆起纽约的夏天可能是多么的难受。甲板上所有的椅子都被搬走了，人们在甲板上原本摆放椅子的地方乱转，从轮船的一边走到另一边，顺着楼梯爬上爬下，栏杆那里挤满了人，他们忙着拍照——拍港口，拍对方，拍大海，拍海鸥。我沿着甲板慢慢地散步，一股比我自身还要强大的冲动，驱使我走到栏杆边。那里就是伟大的、没有完工的城市，连同她那些在阳光下闪耀的尖塔。她朝我们缓慢而耐心地走来，像一头巨大、狡诈和残忍的野兽，准备好吞噬一切，谁也无法逃脱。我看着她靠近，听着周围人们的声音，听着他们的兴奋和他们的高兴。无疑这是真实的。我看着他们喜气洋洋的面孔，心中纳闷我是否疯了。在那一瞬间，我真心诚意地渴望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感受，不管那是什么样的，只要知道那种感受像什么。随着轮船缓慢地驶入海港内，他们正在进入安全的港湾。仅仅只有我飘浮在危险之中。我转过头，寻找欧洲，可是伸展在我身后的是天空，海鸥密布。我从栏杆边走开。一个身材高大、黄棕色头发的男子，将他的女儿扛在肩上，指给她看自由女神像。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雕像对于其他人意味着什么，对于我来说，她一直是个丑陋的笑话。美国国旗在轮船的顶端飘扬，就在我的头顶上。我曾经看见法国国旗使法国人陷入无法形容的狂热之中，我曾经看见名义上是我的旗帜，被用来粉饰最卑鄙的目的：如今，在我的有生之年，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当其他人看见旗帜的时候，他们看见的是什么。“没有任何地方会像家一样。”附近有个声音在说，我想，该死的，肯定没有。我决定回到我的客舱里去喝一杯。

我的客舱里有一封哈丽特发来的电报。上面说：“安好。速归。我等待着。”我小心地把它折好，放进胸前的口袋里。接着我感到疑惑，我是否还能够回到她的身边。我要多久才能赚到钱离开这个国家呢？我的前额上冒出汗水。我从几乎空了的酒瓶中给自己倒了点威士忌。我在小小的客舱内踱步。客舱内寂静无声。现在没有一个人在下面的客舱里。

在头等舱的休息室里，面对穿制服的人时，我不是很清醒。他们有两个人；他们并非不友好。他们看了看我的护照，他们又看了看我。“你已经离开很长时间了，”他们中的一个说。

“是的，”我说，“有一段时间了。”

“这段时间你在那里做什么？”——露齿的笑容意图隐藏的，要多于它显露出来的，这便令人讨厌地显露出更多的东西，多于它能够隐藏的。

我说：“我是个歌手。”房间好像在我的周围摇晃。我继续保持住我希望是冷静而坦然的笑容。我已经这么长时间不曾与这些面孔打交道，都忘记了怎样去做这件事。我曾经知道怎样准确地为我的声音，在简慢无礼和讨好屈从之间定调，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像剃刀的刀刃一般的黑人小孩的笑容，能够转移愤怒。可是我已经忘记了所有这些花招，这些我的生活一度依靠的花招。我曾经是一个专家，擅长使这些人困惑，让他们感到强烈的不安，正好就在他们为我而设的陷阱的外面手舞足蹈。可是如今我不再是专家了。这些面孔不再仅仅是两个白人的面孔，他们是我的敌人。他们是我所不理解的两个白人的面孔，我再也不能按照我所熟悉的他们的卑怯、他们的需要，和他们的策略，来制定我的对策。桥上的那个时刻，已经将我身上的旧痕迹永远地抹除了。

“不错，”他们中的一个说，“就在护照这儿，它就是这么说的。不过，从来没有听说过你。”他们抬头看着我。“你在那里演唱过很多歌吗？”

“唱过一些。”

“什么样的——音乐会吗？”

“不是。”我感到好奇，我看上去像什么，听上去像什么。从他们的眼中，我找不出任何答案。“我在几个夜总会演唱过。”

“夜总会，呃？我猜在那里他们喜欢你。”

“是的，”我说，“他们好像喜欢我，还可以。”

“好吧”——我的护照被盖了印，交还给我——“让我们期望在这里他们也会喜欢你。”

“谢谢。”他们笑了——这是在笑我，还是我的想象呢？我提起我携带的一个包，把军用雨衣搭在一边的肩上，走出一等舱休息室。我站在向着跳板缓慢移动、喃喃低语的队列中。我一直朝前看去，看着那些脑袋、微笑的脸庞，走入跳板天篷的阴影下，接着迅速地往下走，从视野里消失不见了。我把护照放回到胸前的口袋里——速归。我在等待着——手里抓住我的登陆卡。然后突然地，我已经到了这里，站在轮船的边上，注视着下面通向地面的坡道。跳板的尽头，在地面上，站着一个穿制服的身材厚实的男人。他的帽子推到长着灰白色头发的后脑勺上，他的脸潮湿发红。他抬头看着我。这是我忘不了的脸，引起我噩梦的脸；大概是仇恨导致我更好地认出这张脸，胜过我能够辨认出每一个爱人的脸。“快点，小伙子，”他大声叫喊，“快点，快点！”

我几乎要笑起来。我到家了。我摸了摸胸前的口袋。我想起一首歌，我偶尔会演唱：《何时我将成为一个男人？》。我走下跳板，有点儿蹒跚，把我的登陆卡交给这个男人。

晚些时候，一个海关检查员检查了我的行李，挥手让我离开。我提起我的提袋，走下通往大门的长长的走道，去往城里。

我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抬起头，看见路易莎向我跑来。我丢下手中的提袋，双臂抱住她，泪水盈眶，滚下我的脸。我不知道这泪水是因为见到她的喜悦，还是由于愤怒，或者两者都有。

“你好吗？你好吗？你看上去棒极了，可是，哦，你瘦了吗？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我揩干眼泪。“见到你同样真是太好了，我打赌你以为我永远不会回来了。”

路易莎笑起来。“如果你不回来，我也不会责怪你。这些人就是和以前一样陈腐，我发誓我不信他们还有任何希望。你的法语怎么样？老天爷，每当我想到学法语的是我，而现在我却不能够说一个字。而你从来没有接触过它，却可能说得像当地人一样。”

我咧嘴一笑。“不错。我说得还不错。”我们走下宽宽的阶梯来到街上。“我的上帝，”我说，“纽约。”我当时没有注意到它的那些高楼。我们在高架公路的阴影里，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既不是光线，也不是阴影，而是噪音。它同时来自许许多多的东西，有卡车、车胎、离合器、刹车和车门发出的声音；有机器移动、碾压、滚动、剪割、挤压的声音；有建筑隧道、检查管道、铺设电缆、挖掘地基的声音；有铆钉的咔哒咔哒声、打桩机的尖锐刺耳声、大铁锹的铿铿锵锵声；有捣毁、竖立墙壁的声音；有来自无数收音机、电视机和电动唱片点唱机的声音。人类的声音，通过他们紧张和带有敌意的口气，将自己和野兽的吼叫声区别开来。另一个肥胖的男人，身穿制服，脸庞发红，为我们招来了一辆出租车，礼貌地用手触了触帽檐，然而只能勉强挤出一句专横的咆哮：“就在这边，小姐。走上前来，先生。”他在我们的身后猛地关上出租车的门。路易莎指给司机去纽约客旅馆的路。

“他们那里让我们住吗？”

她看着我。“在纽约他们有法律，亲爱的，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就是把你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法院里。然而在纽约客他们不会这样了，我相信他们已经领悟到法律所传递的信息。”她抓住我的手臂。“你看见了吗？尽管砍砍劈劈、轰轰隆隆，事实上这个地方并没有改变很多。你仍然听不见你自己的谈话。”

我自忖，也许那就是要点。

第二天清晨，我们结账离开旅馆，乘飞机去阿拉巴马。

我听见门铃声的时候，刚刚踏出淋浴间。我迅速地擦干自己，穿上浴袍。当然，这是维达尔，他也是非常优雅的，浓密的灰白色头发很有光泽，他黑黝黝的、愤世嫉俗的、像吉卜赛人的面孔，刮过并且搽了化装水。平常他看上去绝对是一种老式的派头。然而今晚他短而肥胖的身躯，装在一套深蓝色的西服中，他的蓝色领带上别了一个含有讽刺意味的珍珠别针。

“进来吧，给自己倒一杯酒。我马上就来。”

“嘿！我是准时的。我相信你会原谅我的考虑不周。”

可是我已经回到浴室里。维达尔放上一张唱片：玛哈莉雅·杰克森唱的《歌唱我将来的生活》。

穿衣服的时候，我发现他坐在打开的窗户前面的一张椅子上。白昼已尽，但是天还没有完全黑。树木在正在变暗的天空的映衬下，变成了黑色。窗户的灯光和汽车的灯光，是带环状的黄色。街灯还没有亮。仿佛是出于对已逝白昼的尊重，巴黎在把她的角色分配给一个更富戏剧性但低等的表演者之前，等待着合乎礼仪的幕间休息时间。

维达尔喝的是一杯加苏打的威士忌。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他打量着我。

“嗨。你好吗，我的朋友？你差不多就要走了。离开我们你愉快吗？”

“不。”我说话的力道比我打算要用的更大。维达尔扬起眉，看起来开心而又冷淡。“我从来没有打算回到那里去。我肯定从来没有打算在那里养育我的孩子——”

“但是，我亲爱的，”维达尔冷静地说，“你是一个明智的人，你肯定知道，有一天你可能会回去。”他停顿一下。“而且，说到保罗——你就从来没有想到，也许他希望有一天，能去看看他父亲和他父亲的父亲出生的国家吗？”

“要那样的话，真的，他应该去非洲。”

“对于他来说，美国永远比非洲更有意义，你知道那一点。”

“我不知道。”我干掉了我的酒，又给自己倒了一杯。“他为什么会想要漂洋过海，只为了被人叫一声黑鬼呢？美国永远不会给予他任何东西。”

“它给了他他的父亲。”

我注视着他。“你的意思是，他的父亲逃离了。”

维达尔仰头大笑。如果维达尔喜欢你，他肯定会笑你，而他的笑声可能是非常使人紧张不安的。不过那表情，那随着笑声而来的沉默，也可能是非常使人紧张不安的。而此刻，在沉默中，他问我：“你真的认为你逃离过什么吗？得啦。我确信你是一个比那更好的人。”他走向放着酒的桌子。“我们的那个电影，让你变得那么有名，而且如同我现在所见的，那么烦恼，归根结底，你在里面扮演了什么？准确地说，如果不是他采取所有可能的途径逃离，而这些途径都让他失败了，这个混血儿的吟游诗人的悲剧是什么呢？”他停了下来，一只手拿着酒瓶，看着我。“你还记得我必须把你的表演才能发掘出来的痛苦吗？你是多么恨我，有时看上去就好像想要开枪打死我！你还记得齐科这个角色开始变得有生气的时候吗？”他倒出酒。“回想，记忆。我是一位十分伟大的导演，不过请原谅！我无法从任何人身上发掘出这样的表演，除了你。你想的是什么，你脑子里装着什么，最后，当你开始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做过什么样的噩梦——坦率地说？”他走回他的座位。

电影里的齐科，是一位马提尼克妇女和一位法国陆军上校的儿子，对于他的母亲和父亲，他两个都痛恨。带着仇恨，他从岛上逃到首都。很自然，这种仇恨现在蔓延至所有皮肤黑的妇女和所有白人男子，一句话，每一个人。他堕落到巴黎的黑社会里，死在那里。Les fauves——野兽——指的是他逃离的生活，和吞没了他的生活。我同意出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觉得我或许能演好它，通过心中记住的北非人，我在巴黎观察了他们这么长时间。可是这并不能使维达尔满意。就在我们排练一个相当简单、直截了当的场景时，矛盾终于爆发了。齐科走进低俗的皮加勒酒店的舞厅，向酒店的法国主人乞求一份带侮辱性的工作。这个法国人让他想起他的父亲。

“你在扮演这个小伙子时，似乎把他想象成高贵的野蛮人，”维达尔冷冰冰地说。“它来自何处——这段时间你一直表现出来的、所有这些糟糕的矫揉造作？”

每一个人都沉默不语，因为维达尔极少这样说话。这一沉默告诉我，每一个人，包括和我一起出演那个场景的演员，以及所有在“舞厅”的人，对于我的表演的看法都与维达尔一样，同时也对他打算就此做些什么而松了一口气。我觉得丢脸，愤怒得说不出话来；不过大概我，在我内心的最深处，也感觉到某种轻松和勉强的尊重。

“你表演的完全错了。”他更加温和地说。接着他说：“来，让我们一起去喝一杯。”

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他从办公桌里拿出一瓶酒和两个玻璃杯。“原谅我，不过你让我想了某些英国的贵族女演员，她们喜欢出演妓女，只要总是让观众绝对清楚地知道，她们是真正的贵夫人。或许她们都读过一本书，那并不常见，唉！《芬妮·希尔》，她们会让司机开车载她们从苏荷区经过一两次——于是她们来到舞台上，她们的表演绝对充满细节，但每个细节都没有意义，毫无疑问，她们是在演戏。这就是英国人所谓的成功。”他倒了两杯科涅克白兰地。“那就是你正在做的事情。为什么？你认为这个小伙子是谁，你认为他的感觉是什么，他是在什么时候想要求得这份工作？”他仔细地观察我，我对他的神色感到愤愤不平。“你来自美国。那里的情况对于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是那么愉快。我知道你也许不像——有些人——那样贫穷，难道你真的不能理解齐科那样的年轻人的感觉吗？难道你，你自己，从来不曾处于相同的境况吗？”

我痛恨他的问题，因为我清楚他知道问题的答案。“我大概一定是个十分幸运的黑人，才不曾处于这样的境况。”

“你大概一定是个十分幸运的人。”

“哦，上帝，”我说，“请不要向我兜售什么一切痛苦都是平等的。”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他尖锐地说，“没有其他的解释。”

然后他沉默了。他在自己的办公桌后坐下。他切了一支雪茄，点燃，一口又一口地喷出烟雾，好似要阻止我们把对方看得太清楚。“考虑一下这一点，”他说，“我是个法国导演，从来没有去过你的国家。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你，除了，也许，从历史的角度——我的意思是，因为我是一个白人——可是我不能因此而遭到指责——”

“可是我可能会，”我说，“而且我是受到指责！我永远不明白为什么，假如我必须为历史将我的皮肤的颜色写进去而付出代价的话，你竟然会逃脱惩罚！”不过我对我的愤怒感到吃惊，我不知道我会说出这些话，事实上我在颤抖，通过他看我的眼神我知道，从一个内行的观点来看，无论如何我正在干着合他心意的蠢事。

“什么让你认为我要受到指责呢？”他的脸色看上去厌烦而又严峻。“我是一个法国人。看看法国。你以为我——我们——没有为我们的历史付出代价吗？”他走向窗口，凝视着外面有点令人生厌的小镇，电影制片厂就坐落在这里。“假如你想要的是复仇，那么好吧，让我告诉你，你将会得到它。你很可能将会得到它，无论你想要还是不想要，我们的愚蠢将会不可避免地制造它。”他转身面对着房间。“不过我恳求你，不要把我和你们国家那些快乐的人混为一谈，他们几乎不知道，有历史和诸如此类的事情存在，很自然地，他们就想象自己能够，如同你所说的那样，逃脱惩罚。那就是你正在表演的，那也是我想要说的。我想要说的是，我是一个法国导演，从来没有到过你的国家，从来没有对你造成任何伤害——可是现在，在这个房间里，你不是在对那个人谈话。你不是在对让—卢克·维达尔谈话，而是在对某个其他白人谈话，你记得他，他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他停了一下，走回他的办公桌。“哦，大部分时候你不是这样的，我知道。可是这种情况一直存在，也一定存在，因为当你心烦意乱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出现了。所以你没有真实地表演出齐科，你在表演他的时候撒了谎，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现在，你回去重新排演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希望你记住，在这个房间里刚刚发生的情况。你带着你的过去进入这个房间。那也是齐科做的事情，在他走进舞厅的时候。他向那个乞求工作的法国人，不仅仅是一个法国人——他是声明与他断绝关系和背叛他的父亲，而且他仇恨所有的法国人。”他微笑着，又给我倒了一杯科涅克白兰地。“啊哈！如果不是为了我的历史，我才不会找这么多的麻烦，发掘出你身上的真相。”他看着我的眼睛，半微笑地说。“而且你，你生气了——你没有吗？——我向你要求真相。你认为我没有权利这么要求。”接着他说了一些话，他知道这些话会激怒我。“那么你是谁，来到法国对你有什么好处，同时你将怎样抚育你的儿子？你将教育他永远也不要对任何人说实话吗？”他在办公桌后面动了一下，看着我，好像是从一个街垒的后面看着我。

“你没有权利这样和我说话。”

“噢，是的，我有。”他说。“我有一部电影要拍，我要维持我的声誉，我要在你的身上发掘出表演的才能。”他看看他的手表。“让我们回去工作。”

现在我注视着他，这个安静地坐在我的起居室里、不屈不挠、愤世嫉俗、诡计多端的法国老人，十分好奇，他是否知道我内心深处的噩梦，因为我所扮演的齐科的角色，就是保罗全部可能的命运。这不过是以另一种方法说，我重新去体验那些几乎毁灭我的灾难；可是，因为想到保罗，我发现我再也不希望，我儿子对于我的感觉，会和我对于我自己父亲的感觉一样。虽然我十一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可是我曾经见过他不得不承受的屈辱，我曾经同情过他。不过那种同情，不管多么地痛苦和勉强，难道其中就没有些许的蔑视吗？因为我怎么可能知道，他承受的是什么呢？我仅仅知道我是他的儿子。不管怎样，他爱我，不管他承受的是什么，我，他的儿子，被别人瞧不起。甚至在他活着的时候，他也无法做任何事情来阻止，无法做任何事情来保护我。他所能希望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我对此有所准备；甚至在那一点上，他都失败了。对于吐到脸上的唾沫，对于不知疲倦、别出心裁的恶意，对于说不出有多悲惨的卑微的人们的恐惧——他们最大的恐惧是个体的身份认同，他们的欢乐和安全完全取决于他人的羞辱和苦恼——一个人如何能有所准备呢？

可是为了保罗，我发誓，这一天永远也不会到来。在保罗和这个世界的噩梦之间，我会不惜抛下我的生命和工作。我要让这个世界再也无法像对待我父亲和我一样对待保罗。

玛哈莉雅的唱片结束了。维达尔起身将它翻过来。“怎么样？”他充满深情地看着我。“你的噩梦，讲讲吧！”

“噢，我正在想我在阿拉巴马度过的那个夏天，那时我母亲刚去世。”我停了下来。“你知道，我们最后拍摄那个酒吧的场景的时候，我想起了纽约。在阿拉巴马我吓坏了，可是在纽约我差不多要疯了。我一度很肯定地以为我永远也无法回到这里——回到哈丽特身边。而且我知道，如果我无法回到这里，那将会是我的终结。”现在玛哈莉雅在唱《圣徒进行曲》。“我在城里找到一份开电梯的工作，在城里一家很大的百货公司里面。一份特殊的恩惠，我父亲的一个白人朋友为我找到的。在南方，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全都——依靠——着——白人朋友的——好意。”我拿出手帕，擦干我的脸。“可是这个人不喜欢我。我猜似乎是我没有表示出足够的感激之意，没有足够得像我的父亲那样，他记忆中我的父亲那样。而且我无法重新适应城里的生活，我离开太久了，我恨它。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可怕的城市，整个城市看上去好像是建筑在监狱周围。法院大楼里有一间屋子，他们会在屋子里痛打你。也许你夜晚沿着大街走——这通常发生在晚上，不过也会发生在大白天——警车从你身后开上来，警察说：‘嘿，老弟。到这里来。’因此你走过去。他说：‘老弟，我相信你醉了。’你瞧，如果你说‘没有，没有，先生’，他就会揍你，因为你在说他撒了谎。如果你说其他话，除非你说的话让他发笑，否则他会把你带进局子里揍你，只是为了寻找乐趣。窍门就在于，为他们想到一套方法，逗得他们开心，又不会痛打你一顿。”

巴黎的街灯亮了，把所有绿色的叶子变成银色。“或者是迎合他们的想入非非。他们会做任何事情，竭尽所能，来证明你和狗没什么两样，让你感觉你就像一条狗。他们恨我，因为我去过北方，到过欧洲。人们一直说，我希望你没有把外国的东西带到这里，老弟。于是我就会说‘没有，先生’，或者‘没有，太太’，可是我从来没有说对过。只有一次，他们全都记得，我说对了。然而现在他们能看出我是鄙视他们的——我猜，无论如何，我都希望他们知道我鄙视他们。不过我对他们的鄙视，并不比其他人更厉害，只是其他人从来没有让它显露出来。他们懂得怎样让白人高兴，这很容易——你只需让他们感到，全世界似乎他们才是上帝的宠儿。他们在周围走动，脸上带着大大的、傲慢而愚蠢的、龇牙咧嘴的笑容，有色的人群喜欢看见这一幕，因为他们是如此地恨他们。‘只要看看某某人，’有人说，‘今天他把白色带在身上。’当我们不恨他们的时候，我们怜悯他们。在美国，那通常意味着你有了一个白人朋友。你怜悯那个可怜的坏蛋，因为他生下来就相信，这个世界是个美妙的适合生活的地方，而你知道它不是，你能够想象，他将要经过一段可怕的时间，来渐渐适应这个想法，假如他终究适应它的话。”

这时我再次想起保罗，他那双眼睛还在幻想我能够做任何事情，他那如蜂蜜和火焰颜色的皮肤，他乌黑的卷发。我再次看着外面的巴黎，听着玛哈莉雅的歌。“也许先经历一段可怕的时间会比较好。我不知道。然后也许，假如你还活着的话，你就能过一种比较好的生活，一种真正的生活，因为你必须如此艰苦地战斗，让你的生活远离——你知道吗？——那条紧紧咬住它的疯狗。可是话说回来，你的生活也沾满了那些牙印，千疮百孔，鲜血淋漓。”我走向酒瓶，举起它。“临走前再来一杯吧？”

“谢谢你。”维达尔说。

我为我们倒了酒，他注视着我。我以前从没说过这么多话，至少对于这些事情没有说这么多。我知道维达尔也有过梦魇般的经历，因为他这么了解那些梦魇，可是他从没告诉我他的是什么。我想他大概不再谈他的梦魇。我知道战争夺走了他的妻子和儿子，还把他关进德国的监狱。他极少提起它。他有一个结了婚的女儿，住在英国，他也很少说到她。他就像一个人，学会了依靠一份巨大的幸运遗留给他的东西生活着。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请继续说下去，”他微笑着说，“我很好奇在你真实表演后面的真相。”

“我的姐姐，路易莎，一直没有结婚，”我突如其来地说，“因为，很多年前，有一次，她和与她约会的男孩，还有他们的两个朋友，开车出去，警察拦住了他们。和他们一起的女孩，肤色很白皙，当她说她是黑人时，警察假装不相信她的话。他们让她下车，站在汽车前照灯的前面，脱下她的裤子，撩起上衣——他们说他们确信那是唯一的方法。你能想象他们都说了什么，干了什么——而且，他们是幸运的，这事没有闹得更大。男人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对此做点什么。路易莎无法再面对那个男孩，我猜他也无法面对她。”现在房间里真的越来越黑，我走到电灯开关那里。“你知道，我了解那个男孩的感觉，我有过那种感觉。他们想要你觉得你不是个男人，也许那是唯一能让他们感觉像个男人的方法，我不知道。我在纽约四处走动，口袋里揣着哈丽特的电报，仿佛它是什么原子能的机密，是代码，如果他们弄明白了它的含义，就会杀了我。你知道，人一旦像那个样子，什么地方都不对劲。感谢上帝，哈丽特在这里，她证明了，这个世界要比那个他们想要我在里面生活的世界大，我必须回到这里，回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们忙于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的私生活，没有时间来营造对于我的幻想，在我的周围设置围墙。”我看着他。房间里的灯光使得外面的黑夜变成深蓝色和金黄色，埃菲尔铁塔的巨大探照灯在夜空中转动。“那就是美国的样子，至少对于我来说是如此。我总觉得在那里我是不存在的，除了在其他什么人的——通常是肮脏的——心里。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不过我明白，我不希望哈丽特遭受那样的经历，我也不希望在那里养育保罗。”

“唔，”他最后说，“没有人要求你永远待在美国，是吧？你会在那个高雅的俱乐部里演唱，很明显，俱乐部觉得没有你就无法开门，无法长期经营下去，而且你可能还会接到电影邀约，不去是很傻的。你将会赚很多钱。那么，有一天，你会记得航空公司和轮船公司依然营业，法国依然存在。而那肯定会让你大吃一惊。”

在戴高乐上台之前，维达尔是一个戴高乐主义者。可是他为戴高乐官运亨通的方式感到遗憾，为戴高乐的政权感到担忧。“这不是我的将军的错，”他有时候伤心地说，“也许这是历史的错。我猜这必定是历史，它总是在一个文明国家最没有准备要付账的那个时刻为它买单。”

此时他站起来，走到外面的阳台上，好像要重拾起他自己对于法国现实的信心。玛哈莉雅正在唱《没有下雨吗？》。我走出去，站在他旁边。

“你是个好小伙——齐科。”他说。我哈哈大笑。“你相信爱情。你不知道爱情无法做到的所有事情，可是”——他微笑着——“爱情将教会你那个。”

晚餐后，我们去左岸的一家迪斯科舞厅，这家舞厅能收取贵得惊人的价钱，只因为马龙·白兰度在那里晃荡了一个夜晚。按照维达尔的说法，那只是一次偶然。“你知道巴黎有多少人正变得富有——更不用说那些人，哎呀！那些将要破产的——他们抱着一线希望，马龙·白兰度会再一次迷路吗？”

今晚他想必没有迷路，可是迪斯科舞厅，却被那些奇怪的、辨不出面目的人挤得满满的，他们是所有伟大城市里的夜生活的一部分，每时每刻，或最近几十年，他们一直来到这里，这个由于一起事件、或一场运动、或一小撮名人而变得远近皆知的场所。所以这里有美国的男孩——都已到长胡须的年龄——四处搜寻着海明威的影子；美国的女孩，在等待美国的男孩刮掉他们的胡须的时候，跟法国男人和存在主义在一起，使自己兴奋起来；法国的画家们忙于追逐三十年前结束的那场革命；年轻、无聊、堕落的美国暴发户，经由谄媚和美酒，买通踏入艺术世界的道路，制作出来的油画，和他们贪婪的小脸一样毫无生气。这里的男孩子，来自各个国家，比那些皮条客高级不了多少，不过偶尔走过舞台，或者在摄像头前快闪一下。而他们的敌手，这里的女孩子，有时能在广告中看见她们的脸，长夜未尽，其中一个女孩肯定会大发脾气。

一个角落里，如往常一样，坐着那个喝醉酒的金发碧眼的女人，如往常一样，被微笑的年轻男子所包围，她曾经是一位著名画家的情妇，画家已去世。她在艺术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此难得要她付她自己的或是她的爱人们的酒钱。一个年老的法国男人，曾经是著名的导演，正和收银机后面的那个女人玩421的游戏。我们进去的时候，他愉快地对维达尔和我点了点头，可是没有动身要加入我们的意思，为此我很尊重他。今晚维达尔和我显然扮演了白兰度空缺出来的角色：我们的入场证明了价钱贵得有理，给房间送去几分震颤。当侍者走上前来的时候，看着他脸上的表情可真是妙不可言，他满面笑容，充满敬意，举止有礼，不是因我们的光临而感到荣幸，而是从中达到了他的现实目的；杰出人物，他好像在说，很自然会被杰出人物所吸引。我们要了两杯加苏打的威士忌。我了解为什么维达尔偶尔会来这里。他是孤独的。我不认为他期冀再爱上一个女人，所以他让许多女人来分散他的注意力。

这里是迪斯科舞厅，爵士乐从墙上发出响亮而刺耳的声音，唱片套扔得到处都是，带着一种令人震惊的漫不经心。其中有两张是我的，毫无疑问，一会儿，有人会放我在电影里唱的那些歌的唱片。

“我认为，”维达尔说，脸上带着恶意的微笑，“没有短暂地暴露在盛名的危险之下，你就无法完整地告别巴黎。也许这会帮助你，让你为美国做好准备，我听说，那里的民众比这里的食肉性更强。”

我可以看见几个空闲的模特，其中一个正准备到我们这桌来要个签名，因为她很漂亮——那就是，她有着普通女性的装备，以一种平常而时髦的方式引人注目——还希望能被邀请喝一杯。万一这个计谋得逞，她的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将会设法来到桌边，要个火，或一支铅笔，或一支口红，不邀请这个人加入我们，也将会是十分困难的。在这个夜晚结束之前，我们就会被团团围住。此时我不知道我对名声寄予过什么期望，可是我猜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光明会和黑暗一样危险、一样致命。

“好吧，就让我们短暂如此吧，”我告诉他，“有时我希望你不要这么喜欢我。”

他笑起来。“今晚这里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人。瞧。”

房间那头，我们对面，现在正盯着我们这桌看的，是一群美国黑人学生，他们大概第一次来巴黎。他们一共四个人，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我猜他们八成是十八九岁或二十出头。其中一个男孩，容光焕发，一头卷发，淡棕色——他母亲的炸鸡的颜色——拿着一把吉他。他们意识到我们注意到他们，露出笑容并且挥手致意——挥手的架势好像我是他们拥有的财物之一，而事实上，我的确是。淡棕色很会模仿。他举起吉他，垂下肩膀，脸上现出齐科临近死亡时脸上那哀伤的皱纹。他弹拨了一小段电影的主题曲，我笑起来，那张桌子旁的人也都笑了。就好像我们都回到家中，相聚了一会儿，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比如说，在去教堂或去台球室或去理发店之前。

他们在迪斯科舞厅营造出一种感觉，很自然，毫不费力就以机智胜过了所有容光焕发的男孩和女孩。他们的桌子，刚才还没有人感兴趣，此刻已成为有点儿令人生厌的注意力的焦点；他们的微笑促成了其他人的微笑，并且向我们点头。

“啊，”维达尔说，“他表演得要比你好得多，或许我能将他变成一个明星。”

“随便，先生，老天爷哪，我已得到了我的。”不过我看得出，真正吸引了他注意力的，是其中一个女孩，她苗条、紧实、黝黑，似乎特别受其他人的尊重，虽然很难了解一个人怎么会感觉到这样的事情。事实上，那张桌上现在好像在召开紧急会议，需要她的意见和她的合作。她聆听着，时而皱眉，时而大笑；她的素养和智力，导致她的表情一直变化，仿佛一道光线对它产生了影响。现在，她做了一个可能曾经用来撒鸡食给鸡吃的姿势，从地板上拾起一个女人喜爱携带的、装着乱七八糟的东西的花布包。她松散地抓住包的细带子，因此它在她足踝的某个部位晃荡着，走向我们的桌子。她走路的姿态真诚坦率，直截了当，和大部分女人那种精心计算好骨盆的动作的步法完全不同。她身材矮小，然而十分结实且经济地组合在一起。

她走到我们的桌子旁边时，维达尔和我站了起来，这让她愣了一会儿。（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看到这么有吸引力的姑娘了。）

而且，当然，每一个人都在看我们。这确实是一个十分好奇的时刻。他们在播放的唱片，是一首齐科唱的悲伤而愤怒的马提尼克民歌；我自己的声音从墙上冲着我们而来，而那姑娘看看维达尔，又看看我，露出了笑容。

“我猜你清楚，”她说，“不打扰你一会儿，我们是不会让你从这里走出去的。我们才到巴黎几天的时间，以为肯定不会有机会在任何地方碰到你，因为所有的报纸都说你要返回家乡去。”

“是的，”我说，“是的。我后天动身。”

“噢！”她龇牙咧嘴地笑。“那么我们实在是幸运。”我发现我几乎忘记了黑人姑娘如顽童般龇牙咧嘴的笑容。“我猜想，在我不停地唠叨之前，我最好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艾达·霍尔姆斯。”

我们握握手。“这是维达尔先生，电影导演。”

“非常荣幸认识你，先生。”

“你愿意和我们坐一会儿吗？你不想坐下吗？”维达尔拖出一张椅子来给她。

可是她懊悔地皱起眉头。“我真的该回到我的朋友那里去了。”她看着我。“我真的就是过来说，替我自己和所有年轻人，我们已经买到你的唱片，我们已经看过你的电影，对我们而言它意味着很多东西”——她笑了起来，上气不接下气，紧张兮兮，不知怎的，这笑声比眼泪更感人——“比我能够说的还要多。多得多。而且我们想知道，你和你的朋友”——她看着维达尔——“你的导演，维达尔先生，是否愿意让我们给你们买一杯酒呢？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将非常荣幸。”

“感到荣幸的是我们，”维达尔立即说，“而且十分感激。我们俩正厌烦了彼此，感谢上帝，你出现了。”

我们三个都笑了，我们穿过房间。

坐在桌子旁的三个人站起来，艾达做了介绍。另一个女孩，比艾达高一些和白一些的，叫露丝。一个男孩叫塔利——“塔利亚菲罗的简称”——淡棕色名叫皮特。“老兄，”他告诉我，“我最懂你啦。你让我伤心透了，宝贝，让我伤心透了。”

“你让很多人都伤心透了。”塔利隐晦地说，然后他和露丝笑了起来。维达尔没听明白，但是我明白，塔利大概指的是白人。

他们来自新奥尔良、塔拉哈西和北卡罗来纳；他们是大学生，是在轮船上认识的。他们整个夏天都在欧洲，到过意大利和西班牙，可是刚刚才到巴黎。

“我们打算早些来的，”艾达说，“可是我们始终无法下定决心离开一个地方。我以为我们永远也不能把露丝和威尼斯分开来。”

“我服了，”皮特说，“只是坐在圣马可广场，喝着金菲士酒，和鸽子一起被游客拍照，而露丝自己坐着车在威尼斯大运河上上下下地兜风。”他看着露丝。“最后，感谢上天，下雨了。”

“她在发泄她的敌意，”艾达龇牙咧嘴地笑着说，“我们认为我们也应该让她在威尼斯发泄发泄，在北卡罗来纳这样的机会真的极其有限。”

“那里有几个心烦意乱的人在附近走来走去，”露丝说，“到大运河去旅行几次可能对他们大有好处。”

皮特笑了起来。“难道你不能仅仅想象一下露丝陪同他们到水边的情景吗？”

“我都还没有气得举起手来呢，”露丝说，“不过，哦，上帝呀。”她笑了，握紧她的拳头又松开。

“你很久没回去了，是吗？”塔利问我。

“八年了。事实上，我已经有十二年不曾在那里生活了。”

皮特吹了声口哨。“我恐怕你免不了碰上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我的朋友。那里有了些变化。”接着他说，“你害怕吗？”

“有一点儿。”

“我们都害怕，”艾达说，“所以我才这么高兴能离开那里一段时间。”

“那么自从黑色星期一后，你还没有回去过，”塔利说。他笑了笑。“所以才会被载入南部联盟的史册。”他转向维达尔。“这里的人是怎么想这件事的？”

维达尔高兴地微微一笑。“即使是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似乎也是极端幼稚的行为，我必须说，我从来没有对他们寄予过高的期望，期望他们能变得成熟。”桌子旁的所有人都笑了起来。维达尔继续说：“可是我确实不能谈论它，我不理解它。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理解过美国人；现在我已经老了，我想我永远都不会理解了。他们身上有一些非常美好的东西，非常迷人的东西，可是他们看上去如此无知——对生活如此无知。也许这很奇怪，然而我唯一与来自你们国家的人有过交往的，就只有黑人——就像我的好朋友，我的发现，在这里。”他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大概是因为，在欧洲，我们并不了解其他任何事，或者已经忘却，但我们了解苦难。我们在这里遭受过苦难。你们同样也遭受过苦难。可是大部分美国人还不懂得苦恼是什么。真是太遗憾了，因为西方人的生活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他转向艾达。“我忍不住要说，我认为这是个耻辱——我们可能都要为此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一个文明的国家竟然会选出一个代表它的人，他是如此简单，以为这个世界也是简单的。”沉默笼罩了桌子，四张年轻的脸庞盯着他。

“好哇，”皮特最后转身对着我说，“你回到那里的时候，不会觉得无聊的，老兄。”

“这真是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夜晚，”我说，“禁锢在这个地方，能够听见的全是我自己的唱片。”我们大笑。“我们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去找家路边的咖啡馆呢？”我轻轻叩了下皮特的吉他。“也许我们能够发现你是否有一些天分。”

“哦，我有天分，”皮特说，“可是个性，老兄，是我缺乏的。”

付账的时候有些混乱，因为维达尔自己已经把账单都付了，然后，我们走了出去，走进巴黎的夜晚。那种感觉很奇怪，此后不久，这些林阴大道将不会为我而存在。人们将来来回回地走动，就像他们在今晚一样，情侣们将继续在法国梧桐树的黑色阴影里喃喃低语，那些同样静止不动的人影将继续出现在板凳上或公园里——可是他们将不会为我而存在。我将不在这里。很长一段时间里，巴黎将不再为我而存在，除去在我的心里；所以只有在某些人的心里，我才会因为巴黎而存在得久一些。离开之后，只有无形的事物留下来，大概世人的生存就是由记忆、丧失和爱情的无形链条连接在一起的。这么多的事物，这么多的人，离开了！我们只能在心里重新拥有他们。大概这就是那些老人所要表达的意思，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所要表达的意思，当他们忠告我们要保持住信仰的时候。

我们在双偶咖啡馆占据了一张桌子，皮特拨弄他的吉他，开始演唱这首歌：

传播福音，传播福音，传播福音！

假如我永远、永远再也见不到你。

传播福音，传播福音。

我将与你相会在迦南的海岸。

他有着洪亮、清澈、孩子气的嗓音，就像年轻的传教士的声音，他唱歌的时候一直在微笑。艾达和我看着对方，咧开嘴笑；维达尔露出了笑容。侍者看上去有点担心，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吸引了一群人过来。不过这是夏天的夜晚，街角的宪兵似乎并不在意，至少若要阻止我们有的是时间。

第一次需要唱这首歌的时候，皮特不在那里，我们一个都不在；现在活着的人中没有一个能想象，那个时代像什么样子。然而这首歌经过血腥的历史时期流传了下来。我猜这意味着，这首歌仍然被需要，仍然有它自己的工作要做。

明显地，其他的人都为皮特感到骄傲；我们全都加入他一起歌唱，人们停下来听我们唱：

作见证！作见证！

假如我永远、永远再也见不到你！

作见证！作见证！

我将与你相会在迦南的海岸！

在聚集起来听我们唱歌的人群中，我看见一张熟悉的脸，一个北非的职业拳击手的脸，他早已不再参加比赛。我过去一度对他很了解，可是现在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他看上去很不错，脸上容光焕发，穿得十分体面。他克制住自己不看向我们的桌子，但这特别的样子告诉我，他已经看见了我，不过不想冒会遭到冷落的风险。所以我叫他。“布纳！”

他微笑着答应了，迈着大步朝我们的桌子走来，手插在口袋里。皮特还在唱歌。艾达和维达尔已没再唱，在进行他们自己的交谈。露丝和塔利好奇而期待地看着布纳。我把他喊过来以后，此刻感到有点不安。我意识到，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或是他将如何与这些人和睦相处，从他的眼睛，我能够看出，他很高兴出现在两个女孩的面前。巴黎差不多没有北非的女人，很显然，就连肮脏下流的、住在酒吧里的酒吧女，也不愿意和一个阿拉伯人约会。因此布纳一直在寻找一个女孩。因为他是如此的贫困，还因为他不是西方人，他追女孩的手段也是使人不安的。我知道他很放心，这两个女孩既不是法国人，也不是白人。他匆匆看了看维达尔和艾达。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维达尔同样也是一直在寻找一个女孩。

不过布纳对我总是非常好。或许我后悔把他喊过来，但是我不愿意怠慢他。

出于习惯，他一只手拍拍我一边的头。“你好吗，我的兄弟？噢，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了。”正如旧日的时光，他问我：“你没事儿吧？没有人打扰你吧？”他笑起来。“啊哈！你飞黄腾达啦，你！现在你是明星，大明星——太棒了！”他看看桌子周围，此时皮特已经停止了唱歌，由于突然出现的沉默，他有一点不舒服。“我在电影里看到你——你知道吗？——我告诉每一个人，我认识他！”他指着我，大笑，露丝和塔利也跟着他一起大笑。“那就对了，老兄，你真的让我很骄傲，你让我哭了出来！”

“布纳，我希望你认识我的几个朋友。”然后我绕着桌子一一介绍：“露丝，塔利，艾达，皮特”——他鞠躬并且握手，他黑色的眼睛喜悦得闪闪发光——“维达尔先生，他是那部让你流泪的电影的导演。”

“真令人着迷。”可是他对维达尔的态度却是比较冷淡，更多的是不信任。“我当然听说过维达尔先生。他导了很多部电影，他导演的很多电影都让我哭泣。”他最后这句话说得完全言不由衷，甚至很无礼。

不过我认为，维达尔倒是大为宽心，因为现在我要被迫和布纳说话，不会再打扰他和艾达在一起了。

“请坐下，”我说，“和我们喝一杯，让我听听你的新闻。你近来怎么样，这些天你自己都干了些什么？”

“啊哈，”他坐下来，“没有什么辉煌事迹，我的兄弟。”他迅速地看了我一眼，带着一点微笑。“你知道的，在这里我们的时光一直都很难熬。”

“你是从哪里来的？”艾达问他。

他明亮的眼睛全神贯注于她的身上，然而艾达没有退缩。“我来自突尼斯。”他骄傲地说，带着一点微笑。

“来自突尼斯。我从来没有到过非洲，我希望有一天我会去那里。”

他笑了起来。“非洲是一个很大的地方。非常大。非洲有很多的国家，很多”——他飞快地看了看维达尔——“各种不同的人，很多殖民地。”

“可是突尼斯，”她继续说，一副天真无知的样子，“自由吗？非洲到处都在追求自由。那就是我想要去那里的原因。”

“我很长时间没有回去了，”布纳说，“不过我从突尼斯、从我的人民那里得到的所有消息，都不是很好。”

“你难道不想回去吗？”露丝问。

他再一次看着维达尔。“那不是这么容易的。”

维达尔微微一笑。“你知道我想要做什么吗？离这里不远，有一个很奇妙的西班牙人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听到现场演唱的音乐，同时跳一会儿舞。”他转身对着艾达。“你喜欢那样的地方吗？”

他把摆脱布纳这件事留给我来决定，当然，恰恰是这个原因，我不能这么做。此外，这件事已经不再那么简单了。

“哦，我会喜欢那样的地方，”艾达说，同时她转向布纳，“你也去吧？”

“谢谢你，小姐。”他温柔地说，他轻轻地吐了下舌头，他微笑了一下。他非常感动，人们并不是经常对他友善。

在那个西班牙人的地方，确实有几个西班牙人的吉他、鼓、响板，和一架钢琴，可是这些器乐的使用，正如皮特所说的，使人回想起新奥尔良的堤岸。“这些是我听见过的最鬼哭狼嚎的西班牙爵士音乐演奏者，”露丝说，“他们还没有学会怎样用西班牙语演唱，是的，他们没有，他们在乱唱。你以前听过什么用西班牙语演唱的音乐，是像这样没完没了胡闹的呢？”塔利带她到外面的舞池去，舞池里已经挤满了人。一个非常健美的法国女人，正在和一个高大英俊的黑人男子跳舞，他好像是她的情人，他好像教会她怎样跳舞。很显然，那些音乐家认识他们，小声地叫喊着“好极了”，以怂恿他们跳下去。这是一群好性情的人，大部分是外国人，西班牙人、瑞典人、希腊人。皮特向维达尔问起法国娱乐界的状况，维达尔正在回答时，布纳把艾达带到了外面的舞池。维达尔看上去好像有点恼火，我被逗乐了。

我们在那里逗留了大约一个小时，跳舞，交谈，最后，我有一点醉了。尽管布纳是个跳舞高手且不知疲倦，维达尔还是继续追求艾达，我开始感到好奇，他是否会成功，同时我也开始纳闷我是否希望他成功。

我还在苦苦思索我的反应，这时刚才不见了身影的皮特，从前门进来了，对我打手势，以引起我的注意。我离开桌子，跟着他走到街上。

他看上去非常苦恼。“我不希望打扰你，老兄，”他说，“可是我害怕你兄弟干了蠢事。”

我知道他不是开玩笑。我以为他很可能是在生维达尔的气，因为艾达，而且我感到疑惑，对于这件事我能够做什么，为什么他非要告诉我。

我很严肃地看着他，他说：“看上去他好像偷了一些钱。”

“偷钱？谁，维达尔？”

当然，接着，就在他焦躁地开口前的一刹那，我明白了，他说：“不是的，你在开玩笑吗？你的朋友，那个突尼斯人。”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或者做什么，所以我拖延着没有马上追问。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琢磨，这是否可能是真的，假如是真的，我能够为此做些什么。麻烦的是，我知道布纳偷东西，如果他不偷的话，他很可能活不到今天，可是我不能够对这些孩子们这么说，大概他们依然以为，任何人只要偷东西就是小偷。可是据我所知，他从来不偷朋友的东西。这似乎不像他的所作所为。我一直把他想象成比那要好一点，聪明一点的人。所以我无法相信这件事，然而又不能不相信。我对这些日子里布纳的生活状况一无所知。这使我意识到，事实上对于布纳我并不了解多少。

“他从谁那里偷了钱？”

“从艾达那里。从她的包里。”

“偷了多少？”

“十块钱。这不是非常大的一笔钱，可是”——他做了个鬼脸——“我们没有一个人有非常大的一笔钱。”

“我知道。”我们所站立的街道的黑暗的一边，几乎空无一人。街道上唯一的声音，是来自西班牙夜总会的隐隐约约的音乐。“你怎么知道是布纳呢？”

他早已料到我还没有说出口的反驳。“还可能是什么人呢？此外——有人看见他偷的。”

“有人看见他？”

“是的。”

我没有问他这个人是谁，害怕他会说是维达尔。

“嗯，”我说，“我来试试把它要回来。”我想我将把布纳叫到一边，然后换上我自己的钱。“是美元还是法郎？”

“是法郎。”

我没有美元，这样事情就变得容易些了。我不知道我怎样才能面对布纳，责备他从我的朋友那里偷钱。我宁愿姑且相信他，即使是一点点。不过，“谁看见他的？”我问。

“塔利。可是我们不想小题大做——”

“艾达知道钱被偷了吗？”

“是的。”他无助地看着我。“我知道这让你感到非常糟糕，然而我们认为最好是由我们告诉你，而不是”——语气显得不自信——“其他任何人。”

此时艾达从夜总会里出来，拎着她滑稽的手提包，满脸的纠结和悲哀。“哦，”她说，“我痛恨引起这些麻烦，它不值得，为了讨厌的十块钱不值得。”我惊讶地看见她在哭泣，现在眼泪又涌上她的眼睛。

我用手臂搂着她的肩膀。“得啦，嗨。你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麻烦，至少，没有什么好哭的。”

“这不是你的错，艾达。”皮特痛苦地说。

“哦，我应该买一个实用的手提包，”她说，“就像你一直对我说的，要买一个。”她勉强笑了笑，然后看着我。“请不要尝试对这事采取任何行动。就让我们忘了它吧。”

“里面发生什么事了？”我问她。

“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只是在说话。我想维达尔先生正在和露丝跳舞。他是个极好的舞者，那个矮小的法国人。”

“他也是个极好的谈话者，”皮特说。

“噢，他并没有什么意图，”艾达说，“他只是玩得开心。大概他没有机会和很多美国姑娘谈话。”

“他今晚肯定补上失去的时机了。”

“注意，”我说，“如果塔利和布纳单独在一起，也许你们最好回到里面去。我们马上就进去。让我们尽可能的保持沉默。”

“是，”他说，“行。反正我们很快就去，行吗？”

“是的，”她告诉他，“立刻。”

可是当他转过身的时候，布纳和塔利却走出来到了街上。很清楚，塔利觉得他已经逮住了布纳。我几乎要笑出来，这整件事开始像那些疯狂的法国闹剧中的一出，人们从门里跑进跑出；不过布纳一直向我走来。

“他们说我偷了钱，我的朋友。你了解我，你是这里唯一了解我的人，你知道我不会做这种事。”

我看着他，不知道说什么。艾达满眼泪水地看看他，然后看向别处。我抓住布纳的胳膊。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我说。我们朝着黑暗而寂静的街上走了几步。

“她说我拿了她的钱，”他说。他看上去好像也要哭了——不过我不知道为了什么。“你了解我，你认识我差不多十二年了，你认为我会做这种事情吗？”

塔利看见你了，我想要说，但是我不能够说出来。或许塔利只是认为他看见他了。或许很容易看见一个看上去像布纳的男孩，把手伸进美国姑娘的钱包里。

“假如你不相信我，”他说，“搜查我。搜查我好了！”他夸张地张开手臂，此刻他的眼睛里含着泪水。

我不懂得他的眼泪有什么意义，可是我肯定不能搜查他。我想要说，我知道你偷东西，我知道你不得不偷东西。很可能你拿了这位姑娘钱包里的钱，是为了明天要吃饭，是为了今晚不会被扔到大街上过夜，是为了不进监狱。这位姑娘对你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她终究只是一个美国人，一个像我一样的美国人。我突然想到，大概姑娘对你毫无意义，或者再也不会有什么意义，他们把你打得太厉害，而你被拒之门外，在贫民窟里待得太久。我还想到，假如你偷了她的钱，那么你当然要对我撒谎，我们对你来说都不算什么；很可能在你的眼里，在一个由匪盗掌控的世界里，我们纯粹是比较幸运的匪盗。然而我不能对布纳说这些事情。我不能说，告诉我真相，没有人还会在乎被偷的钱。

因此我说：“我当然不会搜查你。”而且我意识到，他知道我不会。

“我想，是那个法国人说我是小偷。他们认为我们都是小偷。”他的眼睛明亮而痛苦。他从我的肩膀上面看过去。“现在他们全都从夜总会里出来了。”

我四下环顾，他们全部在那儿，人行道上暗暗的一小群人。

“不要担心，”我说，“没有关系。”

“你相信我吗？我的兄弟？”他目光十分强烈地直视着我的眼睛。

“是的，”我强迫自己说，“是的，当然，我相信你。有人产生了误解，就那么回事。”

“你知道，美国女孩跑来跑去的样子，她们让她们的袋子一直开着口，她可能在任何地方弄丢钱。她为什么要责怪我呢？难道因为我来自非洲吗？”泪水在他的脸上闪烁。“她现在过来了。”

艾达以径直而果断的步伐在街道上走来。她一直走向布纳，握住他的手。“我很抱歉，”她说，“为所发生的一切。请相信我。它不值得这样小题大做。我确信你是个非常好的人，而且，”——她结结巴巴地说——“一定是我弄丢了钱，肯定是我弄丢了。”她看着他。“它不值得伤害你的感情，为此我非常抱歉。”

“我没拿你的钱，”他说。“真的，确实，我没拿。问问他”——他指着我，抓住我的胳膊，摇晃我——“他认识我很多年了，他会告诉你我绝不会、绝不会偷窃！”

“我确信，”她说，“我确信。”

我再一次抓住布纳的胳膊。“让我们忘了它。让我们完完全全忘了它。现在我们都要回家，不久我们将再去喝一杯，我们将忘记所有这一切，好吗？”

“是呀，”艾达说，“让我们忘记它。”她伸出手来。

布纳惊讶地握住它。他的眼睛再一次欺骗了她。“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真的。一个非常好的女孩。”

“我肯定你也是个好人。”她停了一下。“晚安。”

“晚安。”长时间的沉默后，他说。

然后他吻了我两边的脸颊。“再见，我的兄弟。”

“再见，布纳。”

一会儿后，我们转身走开，留下他站在那里。

“他拿了钱吗？”维达尔问。

“我告诉你，我看见他拿的。”塔利说。

“哦，”我说，“现在没关系了。”我回头看，看见布纳健壮结实的身影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是的，”艾达说，“没有关系了。”她抬头看。“快到早晨了。”

“我很乐意，”维达尔结结巴巴地说，“乐意——”

不过她再一次成为她自己。“我不会再想它。我们今晚度过了美妙的时光，美妙的时光，所以我不会再想它。”她转身朝着我，脸上带有那种淘气的龇牙咧嘴的笑容。“见到你太高兴了。我希望你不会遇到太多的麻烦，重新渐渐习惯美国。”

“噢，我想我不会，”我说。接着又说，“我希望你也不会。”

“不会，”她说，“我不认为他们能做什么事，会再让我感到惊奇。”

“我们都要走哪条路啊？”维达尔问，“我希望有人和我一起合坐我的出租车。”

可是他住在第十六区，没有人和他是一个方向。我们陪他走到排队等出租车的队伍那里，站在奥德翁大剧院的大钟下面。

在渐渐发白的晨光中，我们互相看看对方的脸。他的脸看上去疲倦而孤寂，布满皱纹。他将双手放在我肩上，接着又将一只手放在我的颈背上。“不要忘了我，齐科，”他说，“总有一天，你必须回来看看我们。我们很多人在很多事情上信赖你。”

“我会回来，”我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

他抬起眉毛，微微一笑。“那么，再会了。”

“再会，维达尔。”

“非常高兴见到你们大家。”他说。他看着艾达。“在你离开之前，或许我们可以再见一面。”

“或许吧。”她说。“再见，维达尔先生。”

“再见。”

维达尔的出租车开走了。“现在我也要离开你们了，”我说，“我必须回家，叫醒我的儿子，准备我们的行程。”

我离开时，他们站在街角的大钟下面，大钟指着六点。他们看上去十分奇怪，迷失而又决然，他们四个人。就在我的出租离开那条大道的时候，我向他们挥挥手，他们也向我挥挥手。

杜蒙夫人在大厅里拖地板。

“我家里的人都回来了吗？”我问。我感到非常快乐，不知道为什么。

“是的，”她说，“她们都在这儿。保罗还在睡觉。”

“我可以进去把他带走吗？”

她惊奇地看着我。“当然可以。”

因此我走进她的公寓，走进她的房间，保罗正躺在那儿睡觉。我在他的床边站了很长时间。

大概是我和他——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睁开眼睛，冲着我微笑。他把一只拳头放到眼睛上，然后伸出了双臂。“早安，爸爸。”

我举起他。“早安。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哦，我还不知道呢。”他说。

我笑了起来。我将他扛在肩上，走出房间，进入大厅。杜蒙夫人抬头看着他，上了年纪的脸上喜气洋洋。

“哎，”她说，“你要去旅行啦！感觉怎么样？”

“他还不知道。”我告诉她。我走向电梯的门，打开，把保罗放下来抱在臂弯里。

她再一次笑了。“他以后会知道的。什么样的旅行啊！去一个新的世界！”

我打开电梯轿厢，我们走进去。“是的，”我说，“一路奔向一个新的世界。”我按下电钮，电梯轿厢带着我的儿子和我，上升而去。

来自荒野

保罗没有感觉到她的眼睛盯在他的身上。她看着他。他走到窗口，从软百叶帘的百叶板之间向外看。从他的侧影她能够判断出，这似乎不是个令人愉快的一天。所有让她感到如此困惑的矛盾之处，似乎都显现在侧影中。他长着男孩般细长（相当细）的脖子，可是脖子所支撑的头，看上去比实际的硕大，那是因为他浓密的黑色卷发，那头发经常是太长了一点，要不然就实在是太短了一点。他的前额又宽又高，可是这种严酷，却与又短又钝、几乎是滑稽地向上翘的鼻子相抵触。他有一个大嘴巴和十分性感的厚嘴唇，当嘴唇耷拉下来时，让人感觉到某种荒谬的残忍，然而当他笑的时候，看起来就像喜剧的假面具。他浑身覆盖着体毛，真的是黑到极点。她说，既然黑人一般不像白人那样多毛，这就证明，这个种族事实上已经进化到离猿猴最远的了。其他人看不见他的美，这一点一直让她有些吃惊——就像认为太阳很稀松平常一样。他站着和坐着的模样懒散，那不假，所以他的肩膀已经开始变得圆胖。他是一个穷人的儿子，城里的男孩，所以他的身体确实不可能使任何人想起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如她——“那是空想，”他说——所声称的那样；它没有那种奢华或不具备那种力量。在经济上它是紧张而艰苦的，仅仅证明穷人的机敏，而穷人永远抢在魔鬼的前面一步跳舞。

他从窗口走开，看上去很担忧。露丝闭上眼睛。当她睁开眼睛时，他已经从她眼前消失，到了通向浴室的短短的黑暗的走廊里。她感到疑惑，昨天晚上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她感到疑惑，他是否有宿醉；她听见了自来水流淌的声音。她想他大概才到家不久。她对于他的回来和离去都十分敏感，经常发现清晨两点半，在焦躁不安的他关上身后的门的那一刹那，自己突然直起了身子，完全清醒了。然后她就再也睡不着了。她躺在那张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床上，没完没了地想象着一切能想象得到的灾难，从他为了另一个女人而遗弃她，到他最后不知怎的被送进了太平间。随着夜晚逐渐由黑色变成灰色，再变成白昼，电话好像开始成为房子里的另一个存在，它像一只巨大的、怀有恶意的黑猫，坐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可能在任何时刻，发出一声刺耳的叫声，把她的生活像分解了的肢体一样，扔得这个小房间里到处都是。她可以打电话到一些地方去查询，可她宁愿先死去。归根结底——他仅仅需要指出一次，永远没有必要再一次指出来——他们并没有结婚。她往往看不见他人影，自己从床上爬起来，腰部冰凉，全身颤抖，穿上衣服、喝过咖啡以后，就去上班。不过那天的晚些时候，他会往她的办公室给她打电话。她会在午餐时喝几杯烈酒，这样在电话交谈时显得非常随意，假装她只是以为他那天早晨起得比她稍微早了一点而已。可是挂上电话的那一刻，她恨他。不知不觉，她厌恶了沉浸在如何报复的幻想中。于是她恨她自己；一想到他把她变成一个爱恨交织的铁女人，她就比任何时候都更恨他。她禁不住感到，他这样对待她，是因为她的肤色，因为她是一个黑人姑娘。于是她的过去和她的现在就威胁着要毁灭她。她知道她这样做是不公正的；她禁不住要这样；她想到精神治疗；她想象自己变了，变得与世无争，心平气和，不再在意她的肤色，与她能够找到的肤色不定的男性和睦相处。萦绕在脑海里的这段旅程，总是以眼泪、决心、祷告结束，以保罗的那张脸结束，此时那张脸甚至有种让她甘心坠落到地狱最底层的力量。

下班后，在回家的路上，她停下来，去再喝了一杯，或两三杯；买了森森呼吸清新剂来消除酒味；她走进门的时候，带着最若无其事的热情笑容，而他则若无其事地吻她。

她知道他打算离开她。这一点表现在他的步伐、他的谈话、他的眼睛里。他想要离去。他已经往后退，蹲伏着准备跳跃。她并没有竞争者。他不是去找另一个女人。他就是单纯地想要离去。它会发生在今天、明天或三个星期之后；它结束了，对此她无能为力；她也不能先逃离以拯救自己。她没有地方可以去，只是想要他。她曾经努力地试着去想要其他的男人，而且她依然年轻，只有二十六岁，并非真的没有机会。可是她对其他男人的所有了解，就是他们不是保罗。

穿过走廊里的黑暗，他回到了卧室，摸到床边，点燃一支香烟。她冲着他微笑。

“早安，”她说，“你也为我点一支烟，好吗？”

他低头看着她，困倦的脸上带着愧色，咧嘴笑了笑。没有说一句话，他把自己刚点燃的香烟递给她，点燃另一支烟，然后爬上床，微微颤抖。

“早安，”这时他说，“你睡得好吗？”

“非常好，”她轻松地说，“你呢？我没有听见你进来。”

“啊，我的声音很轻，”他揶揄地说，朝她弯下他高大的身躯，把他的头放在她的胸脯上，“我不希望弄醒你。我害怕你用什么东西袭击我。”

她大笑起来。“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哦”——他抬起头，抽了一口烟，半皱着眉，半微笑着——“大约一个小时之前。”

“你干什么呢？找到一家新的下班后去消遣的小酒馆吗？”

“不是。我碰见了科斯莫。我们去了他住的地方，看他新画的几幅画。他有一瓶酒，我们就闲坐坐。”

她认识科斯莫，但是并不信任他。他四十岁左右，曾经有过两个妻子；他不认为女人有多少价值。她肯定科斯莫一直在向保罗建议该如何摆脱掉她；她可以想象，或者相信她可以想象，他是怎么说她的；她觉得她的皮肤发紧。与此同时，她开始觉察到保罗身体的温暖。

“你们谈了些什么呢？”她问。

“噢，绘画。他的画，我的画，所有上帝的子孙的画。”

白天她上班的时候，保罗就在后面房间画画，这套位于格林威治村、租金贵得令人难以接受的狭窄公寓，光线很差，那里实在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他可以退后一步，端详他的画布。他大部分的画贮藏在一个朋友那里。剩下那些靠墙立着的、堆在橱柜顶和桌子上的，仍然足够办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个展。“假如它们还有什么价值的话。”保罗说，他工作得十分努力。她了解这一点，尽管事实上他这么说得太频繁了。她太了解了，通过他的表情、他的疏离、他的品质了解了，那就像一根弹簧，一旦触动就会带来无法言喻的危险。她还通过他的精疲力竭了解到这一点，与上述的不同，这种精疲力竭有时会蔓延到床上来。

她认为——当然——他的画非常好，然而对于她的看法他不会认真看待。“你真贴心，你这小鬼脸，”他有时说，“可是你知道，你真的没那么聪明。”她的怒气并没有因为他补充的下句话而完全平息。“感谢上帝，我恨聪明的女人。”

此刻她想起，与阿瑟住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她对于音乐的感受是怎样的愚蠢。阿瑟和她肤色相同，他吹单簧管。他们分手这么多年，到今天她依然发现，她从他那里学到了多少东西——不仅仅是关于音乐，很不幸。她想，假如成天忙得像走马灯似的团团转，我将会变成非常成功、就是那种没有男人要娶的女孩。

她动了一下更靠近保罗，一只手的手指摆弄着他的头发。他躺着不动。房间里很安静。

“露丝，”他最后说，“我一直在想……”

她立刻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她吸了口烟，手指依然在他的头发里游动，好像在玩水。

“什么？”她鼓励他说。

她一直很好奇，这个时刻什么时候会来，她是否应该为了他而让这个谈话变得更容易一些，或是更困难一些。此刻她仍然不知道。他用一只胳膊支撑起身子，低头看着她。她迎住他的目光，希望自己眼中映出来的只有冷静的好奇。他继续凝视着她，一只手放在她黑色的短发上。然后，“你是一个好姑娘。”他说起毫不相干的话，弯下身子吻她。

包括吻在内！她想。

“我的父亲不会这么想，”她说，“如果他现在能看见我的话。你一直在想什么呢？”

他仍然什么也没说，只是低头看着她，那眼中的神情，她看不懂。

“我一直在想，”他说，“差不多是我开始为你画画像的时候了。我应该马上就开始。”

她强烈地感觉到，他失去了胆量。可是她也感到，他现在要为她画画像的决定，是一种手段，为的是离得她远远的，远得足以能告诉她真相。再者，他一直说，他能够和她一起在画布上做点精彩的事情——让这个机会溜走将会是愚蠢的。科斯莫大概已经告诉过他这一点。她总是为他很想画她而感到荣幸，然而现在她真希望他的眼睛突然瞎了。

“任何时候，”她说，并且忍耐不住，“我都会是画廊的一部分吗？”

“是呀，我大概很可能把你卖一千块钱。”他说，再一次吻了吻她。

“那样说可不太好听。”她咕哝了一句。

“你真是个有趣的姑娘。一千块钱有什么不好呢？”他弯身越过她，把香烟熄灭掉，放到床边的烟灰缸里；然后拿过她的香烟，也熄灭丢掉。他躺倒靠着她，把手放在她的胸脯上。

她试探性地说：“哎，我猜想，假如你经常这样做的话，我可以停止去工作。”

他的手臂抱紧了一点，可是她并没有感到这完全是出于渴望；它也许是表明，他现在正在努力要转移她的注意力。“如果我经常做什么？”他咧开嘴笑。

“好了，好了，”她微笑，“你刚刚说过我是一个好女孩。”

“你是我遇见过的最好的女孩中的一个，”保罗认真地说。“你确实是的。我经常纳闷……”

“你经常纳闷什么？”

“你的将来会怎么样。”

她感到好似一条河试图同时向两个方向流淌：她觉得自己在他面前退缩，然而她又向着他流去；她知道他感觉到了这一点。“可是只要你和我在一起，”她禁不住说，她觉得她就要哭出来；她用双手捧住他的脸，抱紧并且更加靠近他，“只要你和我在一起。”他的脸发白，眼睛发光：他的内心也在交战。他们之间小小的空间，立即被将他们分开来的每件事物所填满。接着习惯和渴望的帷幕，遮盖住他们两人的眼睛。

“人生是很漫长的。”最后保罗说。他吻吻她。他们俩都叹了口气。慢慢地她投降了，像一片黑色的大陆在他面前敞开，由于一个像早晨一样欢快、像牛奶一样洁白的人的进入，她变得疯狂、兴奋和盲目。

她离开住所的时候，他正在睡觉。因为上班要迟到了，又下着雨，她钻进一辆计程车，飞快地驶出格林威治村的街道——至少这里依然使人想起对于个人生活的某些模糊的记忆——进入曼哈顿中城令人生畏的大庭广众之中。目所能及的，是街区、广场、惊叹号标志、石头、钢铁和玻璃；一切都是高耸的，向着天空拔高自己，然而又绝不可能进入天空。被高楼包围的人们，已经对高度失去了感觉，不过更确切地说，他们有点像这些灰色的僵硬的东西，而他们匆匆忙忙地走动，又像在逃离失火的城镇。露丝离开树木和土地还没有多少年，最初她觉得她永远也不可能生活在这么一个古怪的岛上；例如，在她来到这里之前，她梦想着自己会在河边漫步。可是除了实现这个愿望是相当困难之外，当然这并非是无足轻重的，事实证明一个在河边漫步的孤独的姑娘，只不过是在请求成为公众秩序的扰乱者和保卫者这两者的牺牲品。她躲回自己的内心，放弃了这个梦想——和其他梦想一起。对于她和大多数的曼哈顿人，树木和水已经不再现实；令人神经紧张但深信不疑的城市的风景，开始变成她心中的风景。不久她的心情，好像岛上的生活一样，似乎不能适应，不能与外界交流，只能高声喊叫着毫无意义的抽象观念，或者一落千丈，陷入残虐和困惑。

她为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工作，这家公司刚刚在最近才做出足够的改进，开始雇用黑人。这意味着她是在充满种族之间友好亲善的正能量的环境中工作，因此从来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说出一切事情的真相。那样做就好像并且十分可能就是一种恶毒的行为。那里仅有的另一个黑人是男的，戴维斯先生，他的职位非常高。在黑人和人寿保险的方面，他看来都是专家，露丝有点不够友善地据此推断出，他是公司的专家，精于怎样欺骗更多的黑人，让他们付出更多的钱，同时不仅依然维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而且被授予卓越处理种族关系的奖牌。她经常——然而并非总是——记录他的口授内容。公司里其他的女孩们，显示出一种粗野的、女童军般的同事情谊，那就使得质疑她们的真诚显得陈腐，她们发现他是“了不起的”，非常好奇他有没有妻子。露丝发现自己无法以类似的激情去进行这些奇怪地过于激烈而又诡异地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猜测。这些女孩子当中甚至没有一个和戴维斯先生出去跳过舞，既然这是极其不可能的，要相信她们有什么野心想要以婚姻或其他的方式分享他的卧榻也是不可能的，而没有这种野心，要说明她们的热情也是不可能的。可是她们全都难以置信地单纯，让她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羞愧。与此同时，在她们那令人抓狂的喝咖啡休息的时候，她需要非常强大的意志力，才能不把保罗的照片从她的钱包里拿出来，在她们面前晃动着说：“你们永远也不能动戴维斯先生一根毫毛。可是看看我从你们那里取得了什么！”在这种时刻，她脸上的神情让她们断定，她自己正在计划诱惑戴维斯先生。尽管她经常接到保罗打来的电话，很可能正是这个假设，才让她们如此自由地当着她的面讨论戴维斯先生，她们还觉得，以一种逻辑不清的方式，这些讨论是她们的民主的证明。她并没有发现戴维斯先生是“了不起的”，尽管她承认他相貌非常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魁梧结实，容光焕发，有点儿黑人的孩子气。

她办公室附近，从她的窗户可以看见的，是一个灰色的小教堂，它带有恺撒的利伯维尔场里的那种买卖违禁品的气氛。一个丑陋的霓虹灯十字架，从路人的头上伸出来，宣告着“耶稣拯救”。今天，像往常一样，午饭的时间到来时，她开始烦躁不安，内心争执不下，她是否应该给保罗打电话，还是等着保罗给她打电话，她发现自己有些恼怒地凝视着十字架，想着她的童年。电话铃响了又响，可都不是打给她的；她开始感到需要喝一杯。她打字的时候想到保罗在睡觉，变得很生气，然后想到他的画，又变得充满母爱；想到他的怀抱，她停下来点燃一支香烟，向和她同一个办公室的女孩投去最怜悯的一瞥，这个女孩依然迷恋着法兰克·辛那屈。使人升华的烟管依然燃烧，香烟的烟雾弄得她的鼻孔痒痒的，打字机的键盘不时发出嗒嗒声，好像铁路轨道上闪亮的信号灯，她故态复萌，又陷入苦涩、慌乱和暴怒：因为她掉进了陷阱，保罗就是陷阱。她想要一个她自己的男人，她想要孩子，然而现在她自己可以看见的未来的生活，无非就是终身打字，保罗睡觉；或者终身打字，没有保罗。她开始有点儿羡慕迷恋着法兰克·辛那屈的那个结实的姑娘，因为很显然，有一天她会安顿下来，没有很多的要求，而且很可能生起小孩来就像底特律生产汽车一样，没有一刻为了她所失去的而叹息，而事实上，也从未失去过什么，尤其是对于她身后有如看电影般的人生。

“耶稣拯救。”她回想起她那些单纯的日子。那些日子是在南方度过的，她的母亲、父亲和哥哥还在那里。她有一个姐姐在奥克兰，结婚了，而且生了好几个孩子，还有一个妹妹，她是新奥尔良一家不起眼的夜总会的歌手。她父亲有一些亲戚住在哈莱姆，她肯定他们经常给他写信，抱怨她从来没有去拜访过他们。他们和她的父亲一样，常去做礼拜，是最虔诚的教徒，然而，他们与她父亲又不一样，他们的宗教，是与投机取巧而获得的名望、对更好的社会以及他们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的追求牢牢结合在一起的，而这一点是她父亲所藐视的。他们的追求败坏了她父亲所谓的“真正的”宗教，但是这个宗教所剩下的主要是惩罚报复，它使得他们对于北方那些具体的现实状况一无所知，使得他们如此谄媚同时又如此恶毒。

她的单纯。那是很多年以前。她记得他们的房子，如此破烂和简陋，远离其他的房屋，像一个底朝天的纸板盒子一样赤裸而脆弱，孤零零地矗立在多石的土地上。房子里面可能几乎就和在盒子下面一样漆黑，房子下雨的时候漏水，刮风的时候冰冻，而在七月间几乎不能走进去。他们努力想好好侍弄土地，维持生计，而这块土地很久以前就没有什么收成了。随着时间流逝，他们渐渐越来越少地依赖土地，越来越多地依靠采牡蛎的船，依靠他们的母亲——然后是露丝自己——从镇上的白人厨房里挣来的工资和拿来的剩菜剩饭。她的母亲仍然在这些白人的厨房里拼命地干活，哼着悦耳的赞美诗，身材瘦小，温和的眼睛，弯腰曲背。她的父亲仍然在采牡蛎的船上工作；辛苦劳动了一辈子，假如他们明天死了，却都没有一分钱买他们的寿衣。她的哥哥，仍然没有结婚，如今已经快三十岁了，因危险而远近闻名，在整个镇子里闲混打发时光，喝酒，靠女人过日子，他通过搂抱做爱来将这些女人糟蹋。他让她的父母感到害怕，可是他们在每一封信里都重申，他们把他，和他们的其他孩子们，交到上帝的手里。露丝在内疚和恐惧中拆开每一封信，每次都预想着会看到一场灾难，那灾难最终突然降临到她亲哥哥的身上；怀着自私的烦恼，这更加增加她的内疚，她还预想着会被迫来一趟无可逃避的旅程：回家奔丧；幸存者聚集到一起，对死者表示简短的敬意，死者的死亡无疑部分地可归因于生者的冷漠。她经常写信给她的哥哥，邀请他到北方来，同时要她在奥克兰的姐姐支持她的请求。不过她知道他不会到北方来——因为她。她让他感到羞愧，感到痛苦，她是他酗酒的原因之一。

她毫不怀疑，每天晚上回家时，母亲走在那些老街上，仍然会哼着歌，那首歌以一个问题开始：当你来自荒野时，你的感觉怎样？

她记得她的母亲，半哼半唱，以一种平稳但充满张力的节奏，这节奏会让每一个蓝调歌手正襟危坐着倾听（尽管她认为最好不要对她的母亲说这个：）

来自荒野，

来自荒野。

当你来自荒野时，你感觉如何，

依赖耶稣基督吗？

答案有很多：噢，我的灵魂很幸福！或者，我大声呼喊哈利路亚！或者，我的确感谢上帝！

露丝抽完了香烟，看着外面冰冷如石而丑陋的纽约城街道，带着一种奇怪的、从未有过的疼痛，想起她的母亲。她的母亲曾经和今天的她，露丝，一样年轻。她以前大概是漂亮的，在性交时粗暴的抽插之下，她也曾经哭泣、颤抖，和叫喊，那是她的占有者和她的生活，孩子撞进她的子宫，他们哭着出来的时候撕裂了她。来自和进入荒野：她把他们放到上帝的手中。她除了劳作和悲痛，什么也不知道，她生命的每一天，都不得不面对接连不断、令人不安且极微小的琐事；很显然，所有这些全都白费，她怎么依然能够唱歌呢？

“耶稣拯救。”她熄灭了香烟，一种失落和灾难降临般的感觉像雾霭一样，弥漫她的全身。一时间，从她的内心深处，她希望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她希望她从来没有遇见过保罗。她希望她从来没有被他白色的肌肤触碰过。她应该找一个优秀的、慢性子的黑人男人，会哈哈大笑，也会哀声叹息，充满优雅，这个男人的心中始终有股不冒烟的火焰在燃烧。她应该把自己交给他，成为他的女人，养育他的孩子，不管生活可能投下什么阴影，凭借自己不可取代的地位，找到能够让她忍受的安宁。

实际上，她是意外离开家的；部分是由于她的哥哥。他渐渐太习惯于把她看成他最有价值、最喜欢的小妹，没有认识到她身上发生的变化。这和他自己性成熟这一事实有关，他的性成熟使得他和她在一起时心神不宁——他可能会真心实意地否认这一点，但这并不会让它的真实性少一些。她十七岁的时候，她哥哥非常吃惊地发现她和一个男孩单独在谷仓内。她自己和这个男孩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然而如果她的哥哥没有走进来，那就不好说什么都不可能发生了。尽管对于除了性行为外什么都做过感到内疚，她还是几乎不能相信，并且直至今日，也不能完全地原谅，他直接得出的显而易见的结论。在他揍她之前，她就开始大声尖叫，她的父亲不得不跑进来把她的哥哥从那个男孩身上拖开。因为不断地遭受诋毁而感到绝望，她大声叫喊着他们是清白的，那个男孩子被打得太厉害了，以至于不能说话，而且十分清楚地，没有人相信她。最后她放声痛哭：“该死的，我但愿我干了，我但愿我干了，我还不如真的干了！”她父亲掴了她一记耳光。她哥哥给了她一个脸色，说：“你肮脏……你肮脏……你又黑又肮脏——”她母亲不得不走到她父亲和哥哥中间。她转身跑开，跑到山坡上，浑身发抖，独自在黑暗中坐了很长时间。她感到肮脏，感到从此以后什么也不能再让她变得干净。

自此以后，她和她哥哥几乎不说话。他如此深深地伤害了她，她无法正视他的眼睛。她父亲拖她去教堂，要她哭着忏悔，可是她和她父亲一样倔强，她告诉他，她没有什么可忏悔的。她避开他们所有人，而这正是可能发生的最危险的事情，因为那时她认识了音乐家阿瑟，他比她大二十多岁，她和他私奔到纽约。她和他一起生活了四年多。那一整段时间里，她并不爱他，只是不知道如何逃脱他的控制。他自己从来没有达到一流的音乐家的水准，所以他希望她成为一位歌唱家；或许她不再爱他，就是在清楚地了解她没有一点天赋的时候。他非常失望，然而他也非常骄傲，他让她去学校学习速记和打字，让她对她的口音和语法颇为敏感，并且特别喜欢为她穿衣打扮。通过他，她克服了她是黑人和没有吸引力的感觉，一旦克服了这种自卑，她就能够离开他了。在逃离开哈莱姆和她那里的亲戚们以后，她漂泊到下城的格林威治村，最后在那里找到了工作，在那些餐桌上点着蜡烛的餐馆中的一家，做女侍应生。在这里一年左右，发生过好几次越来越悲惨而绝望的私通以后，她遇见了保罗。

电话铃声在隔着她好几张办公桌的地方响了，同一时刻，有人通知她，戴维斯先生要她去他的办公室。她肯定那是保罗的电话，不过她还是抓起便笺纸簿，走进戴维斯先生舒适的小隔间。有人拿起听筒，切断铃声，她把身后戴维斯先生办公室的门关上。

“早上好。”她说。

“早上好。”他回答。他看着窗外。“不过就你我私下说说，我看见过更好的早晨。今天早晨也并非完全的令人厌烦。”

他们俩都笑起来，不自觉地被他的“并非”逗乐了，感到很轻松。

她坐下来，手中的铅笔准备好，询问地看着他。

“你喜欢你的工作吗？”他问她。

她没有料到他会提出这个问题，马上涌起一股不信任感，并感到愤慨，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怀疑他现在充当着公司的间谍。

“它令人非常愉快。”她以一种谨慎的淑女般的语调说道，像受到催眠似的盯住他，仿佛她相信，他正准备用魔法来伤害她，而她必须抵抗他的魔咒。

“有兴趣做一个职业女性吗？”

今天早晨，他给予她的关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其结果是她发现自己也回报以同样多的关注。一种试探性的友情在他们之间的空气中涌动。她微微一笑。“我猜想我应该说，那要取决于我的运气。”

他大笑起来——大概有点太大声，尽管更有可能的是，她仅仅是不太习惯他这种笑声——她的哥哥短暂地浮现在她记忆的表面。

“嗯，”他说，“在不久的将来，你的运气有可能把你带出这个办公室吗？”

“没有，”她说，“看上去一定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再一次大笑。不过她很好奇，如果他知道保罗的事，他是否还能笑得出来。

“那么，假如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他说，“我很幸运。”他迅速地翻阅放在他的办公桌上的一些文件，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子，就像她曾经看见他戴上帽子时那样得意洋洋。“这里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我猜你已经听说了。”他露齿一笑。接着轻快地说：“我会需要一个秘书。你喜欢这个工作吗？你也会涨一次”——他咳嗽了一下——“工资，当然啦。”

“哎呀，我会热爱它的。”在她还没来得及痛苦深思之前，她就听见自己这么说，职业上的这次提升，很可能表示她的运气绝对地变得越来越好。她为她无法抑制的想法而感到羞愧，想着保罗或许会留在她身边久一点儿，假如他知道她会赚更多的钱的话。

她决定不告诉他，同时又对这个决定能够坚持几个小时感到怀疑。

戴维斯先生带着几乎是私人的企图看着她。一阵紧张而短暂的沉默。“好吧，”最后他说，“还有一些细节需要解决，比如让我办公室的空间变得更大一些”——他们俩都微笑起来——“不过几天之后，你会直接接到这个消息，我只是希望先征询一下你的意见。”他站起来伸出手。“我希望你会喜欢和我一起工作，”他说，“我想我会喜欢和你一起工作。”

她站起来，握握他的手，有点迷惑地发现，他的坦率之中有什么东西深深地打动了她。“我肯定我会的，”她严肃地说，“非常感谢你。”她向后伸手去抓门把手。

“鲍曼小姐，”他突然说——然后停了一下，“嗯，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对”——他很不自在地挥挥手——“外面的那些姑娘提起这件事。”现在他看上去真的有点孩子气。“如果这个消息来自管理部门，似乎要好一些。”

“我理解。”她迅速地说。

“再者，我不是出于任何——种族的——考虑而要你，”他说。“只是你好像是，可以考虑的姑娘们里面最通情达理的一位。”

“我理解，”她重复了一句；他们俩都努力不笑出来。“再一次谢谢你。”她在身后关上了他办公室的门。

“一个男人打过电话给你，”结实的女孩说，“他说他会再打来。”

“谢谢你。”露丝说。她看得出女孩想要和她说话，所以她忙着仔细看放在办公桌上的一些文件，隐身在她的打字机的噪音的后面。

那个结实的女孩出去吃午餐了，露丝不情愿地决定也要出去吃饭，这时保罗又打电话来了。

“喂。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乏味无趣。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你已经起床了吗？”

“你是什么意思，已经？”他听上去有一点恼怒，但努力让自己听起来不是那样，这差不多是确切的信号，一场暴风雨正在到来。“将近一点钟了。我也有工作要做，你知道。”

“是的。我知道。”不过她也不能让她的声音听起来毫无嘲讽之意。

一阵沉默。

“你下班后直接回家吗？”

“是的。你会在那儿吗？”

“是啊。今天下午我要与科斯莫一起去上城，和一个画廊的家伙谈谈，科斯莫认为他也许会喜欢我的东西。”

“噢”——一想到该死的科斯莫！——“那太棒了，保罗。我希望能谈出什么结果来。”

什么结果也不会有。画廊的主人将会含糊其词——假如他存在的话，假如他们能够到达他的画廊的话——那时保罗和科斯莫可能已经喝醉了。当她渴望着自由，渴望着在其他任何地方，渴望着和其他任何人在一起的时候，她从保罗那儿听见的，全是艺术品经营商有多么愚蠢，艺术领域变得多么狭隘排外，做任何事情是多么地不可能——与此同时，他的眼睛由于酩酊大醉而聚焦，眼中既透着傲慢，又充满戒备。

哦。他说的大部分都是真的，她知道，这不是他的错。

不是他的错。“是啊。我肯定希望如此。我想我要带上我的几幅水彩画、几张小的素描——你知道，全都是我拥有的最平淡无奇的东西。”

根据经验，这个手段似乎并不像每个人都相信的那样万无一失，可是她不知道该如何将没把握的反对理由用言语表达出来。“那听上去很好。你什么时候到那里呢？”

“大约三点。我现在去见科斯莫，一起去吃午餐。”

“哦”——声音很轻——“你们两个人何不，只这一次，在点你们的鸡尾酒之前，先点午餐呢？”

他也笑了，显然他和她一样被逗乐了。“噢，科斯莫将会付钱去买，他必须的，所以我猜想我还是让他来决定点什么。”

一针见血。她握着听筒的手在发抖。“那么，我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到达画廊，而不是直挺挺地脸朝下倒在路上。”

“不要担心。”然后匆忙中，她在理解他说的话之前，先听出了他的语调，那就是他的你—不能—说—我—没—对—你—说—实话的语调：“科斯莫说画廊老板有一个女儿。”

我希望上帝让她嫁给你，她想。我希望她嫁给你，带着你永远离开，去往伊斯坦堡，我将永远不必再听见你的消息，这样我就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能从与你的纠缠中逃脱。

他们两个都笑了，那笑声诡秘、老于世故，好像一对夫妻在夜总会里边喝威士忌、边窃窃私语时发出的笑声。“啊？”她说。“她漂亮吗？”

“她大概是头猪。她先前有过两个丈夫，都是艺术家。”

她再一次笑起来。“她把尸体都埋在哪里啦？”

“哈”——这一次真的被逗乐了，但有点儿残忍——“他们当中的一个终了在精神病院里，另一个变成同性恋，人们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马略卡，正和几个士兵跳舞。”

现在他们一起大笑，他们之间的电话线传来杂音，仿佛是几乎风平浪静的友谊在流动，这种友谊是他们两个都曾希望有一天能在彼此之间感觉到的。“一头强大的猪。也许你最好去喝几杯。”

“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吗？不过科斯莫说她在绘画方面可不是这样的一个蠢蛋。”

“和画家在一起她好像不会有多大的运气。也许你将会打破这种厄运。”

“也许。祝我好运。把我一些没有用的东西脱手给某个人，肯定会是很好的。”

你做得实在是很好，她想。“晚些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

“是啊。大约三点半，四点钟，我一离开那里就打给你。”

“好。好好干。”

“你也是。再见。”

“再见。”

她放下话筒，依然开心不已，同时还在颤抖。毕竟他给她打了电话。可是，假如他真的没有怀抱希望，希望画廊主人的女儿或许会发现他很有趣，他可能就不会打电话给她了；既然是那样的话，他应该会向露丝透露她的情况，而且最好准备好出路。保罗总是为一个不太可能的英勇行为或逃跑或其他的状况准备好出路，这就是他告诉露丝“一切事情”的原因。告诉一切是一种保守秘密的非常有效的方法。藏在午夜的心中的秘密，仅仅是等待被拖到白昼之下，比如在某个不走运的正午，它们总是那样。然而被白色的眩目的光所笼罩的秘密，必定要战胜甚至是最果断最敏捷的检察员，因为光线一直变化，证明眼睛是无法信任的。所以露丝几乎了解保罗一切可以了解的情况，比地球上了解他的其他任何人或者大概会了解他的人，还要了解，只是——她对他的了解，还不到足以阻止他作为保罗的地步。

在等电梯的时候，她带着些微的惊奇意识到，实际上她希望画廊主人的女儿能把保罗带走。这一希望类似于一个由于牙疼而感到绝望的人，为了止住牙疼，几乎愿意从窗户跳出去。不过她发现自己有点纳闷，爱情是否真的应该像牙疼。爱情应该——她走出电梯，一瞬间，竟不知该转往哪个方向——是将人从内疚和恐惧中解救出来的一种方法。可是保罗的触摸永远不会解救她。他对她具有权力，不是因为她是自由的，而是因为她是内疚的。要增强他对于她的权力，他只能继续唤醒她的内疚感。在他这一方，这并不需要什么恶意，这几乎不需要感知——它仅仅需要他有，事实上，他绝对有，为了他自己方便的本能。他的触摸，本来应该提升她，可是粗暴地把她提起后，只是要更重地扔下来；无论什么时候他触摸她，她都变得比过去更黑、更脏；天底下最孤独的地方就是保罗的怀抱。

然而——她还是带着这样的热切和渴望投入他的怀抱。她一度认为自己很幸福。这是因为她曾经很骄傲他是白人吗？可是——执着于肤色的人是她。她的黑色不是保罗的错。也不是她的错。她在为什么事情而惩罚她自己，一桩她记不起的罪行。你肮脏……你又黑又脏……

当她经过大堂的雪茄专卖店时，迎头撞上了什么人，她嘴里咕哝了一句“对不起”，抬头一看，认出是戴维斯先生。他正把雪茄放入胸前的口袋里——然而他的姿势，看上去更像一个小男孩在往他的口袋里放饼干，她马上肯定它们是能买到的最昂贵的雪茄。她对他花在衣服上的费用感到好奇——看起来好像是笔很大的数目。从潇洒地斜戴在头顶上的、绝对保守的帽子，到狡猾得令人乏味的鞋尖，他浑身散发着几乎是报复性的时髦。戴维斯先生的身上连一只苍蝇都站不住。不管大堂里有什么人，他永远是穿得最体面的人。

他大约是她希望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不过他的午餐时间或许已经结束，所以他正走进来。

“鲍曼小姐！”他高兴地冲她咧开嘴笑着。“你要去吃午餐吗？”

他使得她想要发笑。在这些举止的后面和这些衣服的下面，你发现那种龇牙咧嘴的笑，实在是如此地不相称。

“是的，”她说，“我猜你已经吃过午餐了吧？”

“没有。我还没有吃，”他说，“我饿了，就像你一样。”他停了一下。“有你的陪伴我真的很高兴，鲍曼小姐。”

非常奉承讨好，她开心地想，而且他的笑容极其顽皮。接着她意识到，她很高兴有个男人对她奉承讨好，即使只有一会儿，并且是在拥挤的大堂里，而与此同时，她发现，她几乎再没遇见过被她多次视为“顽皮”的笑容，她几乎从来没有再遇见过的，实际上仅仅是一个不怕女人的男人的笑容而已。

她想，推辞一下是没有害处的。“请不要觉得你必须如此客气。”

“对于食物我从来就不客气，”他告诉她，“几乎要让我的妈妈发狂。”他挽起她的胳膊。“我知道附近有一个真的不错的地方。”他的步姿和口音使她想起了家乡。她还意识到，他和同时代许多在忧虑中成长起来的黑人一样，无论何时只要可能，就会故意假装青少年时期那种知识浅陋语法不通的说话方式，可以说，来和他自身保持联系。“你看着吧，我们真的会相处得很好。当我的秘书的这段时间，很可能你最终要加入戒酒互助协会。”

那个“附近”的地方，结果是坐上计程车开出去一小段路，不过正如他说的，这是一个“真的不错的”地方。她怀疑戴维斯先生是否每天都能到那里去用餐，尽管很显然，他是个喜欢花钱的人。

她要了一杯干马丁尼酒，他要了一杯波旁威士忌酒加冰块。他承认自己很惊讶，她居然知道干马丁尼酒。“我以为你是个乡村姑娘。”

“我就是个乡村姑娘。”她说。

“不，不是，”他说，“不再是。你是来到城市的乡村姑娘，那是挺危险的一种人。要你做我的秘书，不知道是否安全。”

表面上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她感到他暗底下其实是在观察她，打量她。

“你害怕你的老婆会反对吗？”她问。

“你应该能够注意到我，”他说，“而且看得出我并没有老婆。”

她大笑。“那么你没有结过婚。我不知道是否该告诉办公室里的那些女孩子呢。”

“我不在乎你告诉她们什么。”他说。然后又说：“你和她们相处得怎么样？”

“我们相处得很好，”她说，“我们没有多少话可讲，除去讲讲你结婚了还是没结婚，不过那大概会持续到你结了婚为止，那时我们可能就要谈论你的老婆了。”

然而她心里想的却是，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们别再说这个话题吧，抢在他能够说些什么话之前，她补充说：“你叫我乡村姑娘，难道你不是一个乡村小伙子吗？”

“我是的，”他说，“不过当我来到北方的时候，我没有改变我喝酒的习惯。如果波旁威士忌在南方那边对我来说已经是够好的，它在北方这里对于我来说也是够好的。”

“戴维斯先生，我没有什么喝酒的习惯可以改变，”她告诉他，“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年纪太小，不会喝酒。”

他的眼神里有一点疑问，可是他保持沉默。同时她希望她刚才也保持沉默。她专注地啜饮着她的马丁尼酒，突然记起坐在她对面的这个男人，对于女孩为什么会离开家乡，知道的可能要比她从更衣室里听到的还多。她想知道他是否有一位姐妹，同时也试图为发现她自己依然这么根深蒂固地守旧而感到好笑。可是他似乎真的不那么像她的哥哥。她再一次与他对视。

“我来自的那个的地方，”他微笑着说，“没有人因年纪太小，而不会喝酒。那会使他们为了以后的生活而变得坚强。”然后他笑了起来。

午餐结束的时候，她了解到，他来自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是三个儿子中最小的（可是没有姐妹），在田纳西州上的大学，是空军的预备役军官。他三十二岁。他的母亲还健在，父亲已去世。他已经在纽约生活了两年，可是现在开始不像刚到这里时那样喜欢它了。

“刚开始，”他说，“我以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城市很有乐趣，在这里没有人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任何人，在这里好像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只要你有足够的雄心，足够黑心。可是你感到厌倦了，因为你不认识任何人，同时也真的没有很多你想要独自去做的事情。”

“哦，可是你必定有几个朋友吧，”她说，“在上城。”

“我不住在上城。我住在布鲁克林。在布鲁克林没有人有朋友。”

她和他一起笑了起来，但是对于这番谈话内容的转变感到疑惑。他们走回办公室。他慢吞吞地走着，好像故意要与他们周围的人相反，尽管他们已经有一点晚了——至少她晚了，不过，既然她是和她的上司在一起，这大概没有什么关系。

“你住在哪里？”他问她。“你住在上城吗？”

“不，”她说，“我住在下城的银行街。”过了一会儿又说：“那是在村子里。格林威治村。”

他咧开嘴笑了。“不要告诉我，你在学习当一个作家或者舞蹈家，或者其他的什么吧？”

“不是。我只是发现自己住在那里。那里过去很便宜。”

他脸上露出不悦之色。“在这个城市里已经不再有什么便宜的东西了，甚至连必需的东西都不便宜。”

他的语调很清楚地表达出他指的是哪一些必需的东西，她本来想要稍稍取笑他一下，只是为了看他大笑。可是随着他们走的每一步，她开始有一点害怕他了。她正在通过自己身体的某些部分对他作出回应，而身体的这些部分被埋藏得这么久，她已经忘记了它们的存在。那天早晨在他的办公室里，当他握住她的手时，她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爱慕、乡愁和感激，甚至——然后再一次在大堂内——不知怎么的他让她感到安全。是他的友情使她感到心绪不宁。她已经渐渐变得习惯于不友好的人。

她依然不想和他成为朋友：她依然很不希望他们的友情会有什么逾越之举。不久他就会知道保罗的事情。那时他就会以不同的态度看待她了。这并不是——多少——因为保罗是个男人，甚至大概不会因为保罗是个白人。然而这会使他感到难堪，会使她感到羞愧，因为他会看见，她是怎么让自己被浪费掉的——为了并不爱她的保罗。

这就是她感到羞愧的原因，希望避开戴维斯先生的寻根问底。她正在伤害她自己——出于羞愧？——他会发现这是无可辩解的，他的发现将是对的。她在惩罚她自己。为了什么？她从旁边看着他帅气轻薄的多布斯礼帽下黑人男性的侧影，希望自己能够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希望他会转过头，稍稍侧向一边，用那双看见过并且学会隐藏过这么多东西的眼睛注视她。看见过这么多和她一样的女孩的眼睛所领会的，已超脱解救的希望，同时那双眼睛的主人能够做到所有这一切——或许她耗损保罗的方式就像戴维斯先生磨损他的帽子一样。她掉头不再看他，半微笑着，然而却几乎流下泪水，她看向喧闹的街道，街道上这里那里，就像一个模式，有色的人种同样匆匆忙忙，她想着，我们曾经是这里的奴隶。

“你喜欢音乐吗？”他突然问道。“我的意思不一定是指卡耐基音乐厅。”

现在是该阻止他的时候了。她只需要说：“戴维斯先生，我和一个人住在一起。”除此之外，再多说什么都是不必要的。

她看着他的眼睛。“我当然喜欢音乐。”她模糊不清地说。

“好啊，我知道一个地方，哪天晚上下班后，我想要带你去。做我的秘书，不是那么容易的。”

他的笑容迫使她和他一起笑。不过，“戴维斯先生。”她说，同时停住脚步。他们站在他们办公大楼的入口前面。

“有什么事情吗？”他问，“你忘记了什么东西吗？”

“没有。”她看着地上，感到矫饰、郁闷，和愚蠢。“戴维斯先生，”她说，“你对我一点都不了解。”

“你对我也是一点都不了解。”他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她说。

他听上去有一点生气。“我什么都还没问你，”他说，“为什么你就不能等到你被问起呢？”

“嗯，”她结结巴巴地说，“那时也许会太迟了。”

他们狠狠地盯着对方一会儿。“哼，”他说，“如果最后被证明是太迟了，除了我，没有人应该受到谴责，不是吗？”

她再一次注视着他，几乎要恨起他来。她盲目地觉得，他没有权利这样对她，让她感到有这么大的希望，如果到头来他只打算把她所有的羞耻交还给她的话。

“你知道在家乡他们说过什么，”她缓慢地说，“假如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最好问问别人。”她的眼睛里含着泪水。

他抓住她的手臂。“快点到这栋大楼里来吧，姑娘，”他说，“我们有保险要卖。”

在通往楼上的电梯内，他们彼此什么也没说。她想要大笑，又想要哭泣。他，卖弄似的，没有看她；他站在她的旁边，嘴里哼着《我床上的石头》。

她整个下午都在等保罗的电话，可是十分反常，电话铃声好像一直没停过，却没有是打给她的。五点十五分，就在她离开办公室之前，她往公寓打了个电话，保罗不在那里。她下楼到附近的酒吧去，要了一杯酒，六点缺一刻的时候，又往家里打电话，他不在那里。她决定再要一杯酒，然后离开这家酒吧；她这样做了，接着朝北闲逛了几个街区，来到一个剧院的人常去的酒吧。她坐进一个雅座，又点了一杯酒，七点缺一刻的时候，再次往家里打电话。他不在那里。

她处于一种不顾后果而绝望的状态，好像在飞行中一样。她知道她不可能回家，做晚餐，然后在空荡荡的公寓里等待，直到他的钥匙在锁孔里转动。他会走进来，气喘吁吁，表示悔罪——要不然就挑衅似的，没有悔悟——很可能有一点醉，很可能非常饿。他会告诉她，他是在哪里，干了些什么。不管他告诉她什么，很可能是真的——讲述真相的方法有这么多！不管真的还是假的，都无关紧要，她不可能责备他一件确实要紧的事情：他丢下她独自坐在家里。她不可能这么指责他，因为归根结底，丢下女人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是不分年龄大小的所有男人的特性。长久以来，男人一到家，女人就振作精神做晚餐——很多妇女由于冷静地打了几个鸡蛋，从而勉强地避免了谋杀案，很幸运，这还不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她感到疑惑，曾经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不知去了哪里——他们曾经共有的安逸和乐趣。有一度，他们在一起的夜晚，就坐在屋子里，喝喝啤酒，读读书，或者仅仅是大笑和谈话，那是他们共度的时光中最为美好的部分。保罗，读读书，或者手里拿着啤酒罐走来走去，说着话，打着手势，挠挠胸脯；保罗，伸直身子躺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保罗，兴高采烈，轻轻而瓮声瓮气地咯咯笑着，脸上是傻乎乎咧开嘴的笑容；保罗，冷酷无情，嘴巴耷拉着，眼睛冒着火；保罗做任何事情；保罗在睡眠中紧闭眼睑，流口水，打鼾；保罗给她点上香烟，碰碰她的胳膊肘，他会通过无数种方式和她谈啊、谈啊、谈啊，他曾经是光明，照亮了她的世界。如今这一切都烟消云散，再也不会回来。他那像天空一样的面孔由于不喜欢她而阴沉下来。

最近的这些日子，吃过晚餐以后，他们各自都以闲谈来作遮掩，当闲谈变得越来越空洞，这种遮掩开始显露出危险的迹象时，便别无选择，只有睡觉了。她可能确实更喜欢去看一场晚场的电影，或者流连于一连串的酒吧，在灯光之下、喧闹之中，和其他人一起，可是这几乎引不起保罗的兴趣，他工作了一天已经很疲倦。再加上——毕竟她早晨也要面对办公室里的人。所以最终还是上床；或许他或她或他们俩都会读一会儿书，或许他们之间会发生那种有时被描述为爱的行为。接着就是睡觉，郁闷而糟心，就像处于麻醉状态，只有闹钟的尖叫声，或者意识到保罗已经不在床上，才能把她从这种状态中解救出来。

啊哈。愤怒而绝望的泪水让她的嗓子发疼。在遇见保罗以前的那些日子里，男人们带她出去，经常能听到她的笑声，她很年轻。用笑声来保护自己以免受那些她毫不在乎的男人的伤害，她并不希望这样来度过她的一生；可是她同样也不能像这样，因为害怕回家而随意地到任何酒吧去买醉；她也无法猜测，当保罗离她而去的时候，生活将给她带来什么。

她真希望她从来就没有遇见过他。她希望他，或她，或是他们两个人，都死去。那一刻，她真的这么希望，带着一种连她自己都十分惊吓的狂暴。大概谋杀总是存在于爱心正中：强烈地希望谋杀心爱的人，为的是你最终能够确保你的隐秘和安宁；像坟墓一样安全和恒常。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每当保罗离开她的视线的时候，灾祸就在他的头上盘旋，比蜂子还要密集，比蜂子更加恶毒。大概在那些时刻，当她相信自己愿意为了他而牺牲她的生命的时候，她只不过是为她的平静、他的死亡给了自己一个比喻说法；由于不爱她，死亡是对他的肤色、对他的失败而进行的不适当的报复，将她从她自身的牢狱中释放出来。

女侍者经过她的桌子，她又要了一杯酒。喝完这一杯她就会离开。酒吧里开始挤满了人，根据她的判断，他们大部分是剧院的人，其中有些人，可能正在去上班的途中，大部分人由于习惯和希望而被吸引到这里。刚过去的片刻，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正盯着酒吧里一个瘦弱而面色苍白的小伙子，他卷曲的头发，十分惊人地披在前额上，就像一顶充满活力的歪斜的王冠。某种与他、他的姿势、他的侧影、他的笑容有关的记忆，痛苦地引起了她的注意。不过这不是因为他使她想起了保罗。他使她想起的是几年前短暂认识的一个年轻人，一个非常孤独的年轻人，很可能现在是个商船船员，这一刻他无论在这个地球的哪个地方，都在任由他那不切实际得令人难以忍受痛苦得不可思议的人生堕落下去。她一度很喜欢他，可是他身上的孤独就好像癌症，使他实在不适宜与人类交往，看着他离去她一点都不遗憾。这么多年来她从来没有想过他；然而现在，酒吧里的这个陌生人，她开始认出他是一个虽然出场不多但正在渐渐变得有名的演员，这个人突然把他带回给她，可以说，把那个被这些年来的痛苦包裹着的他给带回来。她记起了那些她以为已经忘却的事情，而且希望她那时会聪明一些——于是她暗自好笑，希望她现在要聪明一些。

以前，他做了什么伤害她的事情，那时她努力保持冷静，可是由于愤怒而哽噎、颤抖，她告诉他：“注意。这是二十世纪。我们不是在南方的农场，你不是主人的儿子，我也不是那种黑人女孩，当你想要的时候，你就可以和她睡觉，而且随你高兴粗暴轻率地对待她。”

那时，他的表情，包含着什么东西，包含着很多东西——苦涩、乐趣、暴怒；可是令人吃惊的是痛苦，他的痛苦，现在她在酒吧里一个男演员的脸上看到这种表情。这让她希望她曾经保持缄默。

“好啦，”他最后说，“我想我要动身回到贫民救济院去了，把你和这些黑人小孩留在这里。”

那以后他们又见了几次面，不过那个夜晚真的就是他们之间一切结束的夜晚。

她想知道那个男孩是不是找到了一个家。

酒吧里的男演员短暂地朝她看了一下，然而她知道他不是在看她。他看着他的手表，皱起眉头，她看出他没有他看上去的那样年轻；他又点了一杯酒，看着地下，两个胳膊肘靠在吧台上。暗淡的灯光在他的发冠上晃动。他稍稍移动了一下头，不耐烦地朝着上方，他的嘴巴微微张开，就在那一刹那，不知怎的，他的侧影使她的内心发热。那时他使她想起了保罗，想起了消失了的男孩，想起了其他的人，想起了其他那些她见过而从未接触过的人，想起一大群男孩——永远是男孩！——一大群她害怕、痛恨而又爱的人。从那个姿势，那种向上看的样子，灯光短暂地照在他的脸上，她看见组合成他的面部的骨骼，悲痛开始侵蚀他的面容，血液在血管里跳动，像蝴蝶的翅膀，反抗着他粗壮的脖子的牢笼。然而在他的眼睛里和嘴巴里，没有那些盲目、残忍、贪欲、失落等等无法忍受的感情脆弱的东西。她知道，不管这一切如何，他的肤色，他的权力，或者他的即将到来的名声，他是迷失的。他不知道他的生活发生过什么。永远也不会知道。这就是她很久以前在那个男孩的脸上看见的痛苦，正是这一点，驱使保罗投入她的怀抱，然而现在正在离开。主人们的儿子在这个世界上漫游，寻找搂住他们的怀抱。而那些可能搂抱过他们的怀抱——不可能原谅。

一个声音从她的身上发出；她吃惊地意识到那是啜泣声。女侍者严厉地看着她。露丝在桌子上放了一些钱，急急忙忙走出来。现在天已经黑了，断断续续地下了一天的雨，在空中闪烁，街道的各处都晶莹发亮。雨水再一次落到她的脸上，和她的泪水融合在一起，她轻快地走过人群，想要对他们，也对她自己，隐瞒起她不知道要去哪里的事实。

去见那个男人

“这是怎么回事？”她问。

“我不知道，”他说，试图笑一笑，“我想我累了。”

“你工作得太辛苦，”她说，“我一直对你这么说。”

“嘿，该死的，女人，”他说，“这不是我的错！”他又试了一次；他又一次很差劲地失败了。于是他只好躺在那里，沉默，气恼，无助。冲动让他感觉像牙疼了一样，可是又不让他的肉体随心所欲。他抚摸着她的乳房。这是他的妻子。他却不能要求她哪怕为他做一点小事，就只是帮助他出来，就只是那么一小会儿，像他能够要求一个黑人姑娘做的那样。他躺在那里，叹了一口气。一个黑人姑娘的形象，在他身上引起一阵隐隐约约的冲动，就像遥远的光；可是再一次，这种冲动更多地像疼痛；它不是迫使他行动，而是让行动变成不可能。

“睡觉吧，”她温柔地说，“明天你的日子不好过。”

“是啊，”他说，翻转身侧躺着，脸朝着她，一只手仍然放在乳房上。“该死的黑鬼们。黑糊糊发臭的蠢货。你认为他们会记取教训。你不认为他们会记取教训吗？我的意思是，你不认为吗？”

“明天他们会出现在那里，”她说，把他的手拿开，“睡一会儿吧。”

他躺在那里，一只手放在他的两条腿中间，盯着他妻子那个易受诱惑的神圣殿堂看。一道微弱的光线从百叶窗照进来；月儿圆了。远远地，两只狗在互相吠叫，你来我往，持续不断，好像在商定一次约会似的。他听见路上一辆汽车自北方开来，于是半坐起来，他的手伸向放在床边椅子上的裤子上面的手枪皮套。车灯照在百叶窗上，似乎穿过房间，然后消失了。他听见汽车悄然滑行的声音，他听见它轧着砂砾，接着就再也听不见了。一些猪肝色嘴唇的学生，大概是返回学院去——可是是从哪里回来的呢？他的手表显示现在是清晨两点钟。他们可能来自任何地方，很有可能是从外州来的，他们明天会出现在法院大楼。黑鬼们正在做好准备。哼，他们也会做好准备。

他呻吟着。他想要让他身体内的不管是什么东西发泄出来；可是它就是不出来。该死的！他大声说，又转了个身，回到他的这一边，离开格蕾丝，凝视着百叶窗。他是一个高大、健康的男人，从来没有睡不好觉。况且他也没有老到连勃起都有困难——他才四十二岁。况且他还是个好人，一个敬神的人，一生都努力地忠于职守，当了好几年副警长。以前他从来没有为任何事情烦恼过，无疑也不会为勃起而烦恼。当然，有的时候，像其他任何男人一样，他知道他需要比格蕾丝所能给予他的更多一点情趣，他会开车去远处找一个黑人妓女，或者逮捕她，其结果是一回事情，但是现在他不能够那样做了，不再可能了。一旦你屁股朝天的时候，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即使卑微，到那时候也足以杀死一个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或者女孩自己就可能动手干掉你，正好就在她假装你使她感到多么快活的那会儿。黑鬼们。当全能的好上帝创造黑鬼的时候，他的脑子里想着什么呢？好啦。他们很擅长那一套，行啊。该死。该死。真他妈的该死。

这不能帮助他入睡。他又翻了个身，再朝向格蕾丝，靠近她温暖的身体。他感觉到某种他以前从来也不会感觉到的东西。他觉得他想要抱着她，抱着她，抱着她，像个孩子那样躲藏在她的身体内，永远不必在早晨起床，进城去面对那些脸孔，慈悲的基督，他们是多么丑陋！再也不必走进那座牢房，闻见那种味道，听着那种歌声；永远不再有肮脏的、纠结的、油腻的头发在他手里面的感觉，永远不再看见那些跳动的黑色乳房撞在挥舞着的带刺的赶牛棍上，永远不再听见那些呻吟，或者看见鲜血往下流，肥厚的嘴唇撕裂，黏住的眼睛极力睁开。他们是畜牲，他们比畜牲好不到哪里去，对于那种人能够怎么样？他们在这里，在一个文明的国家待了很多年，仍然活得像畜牲。他们的房子是黑乎乎的，窗户上遮着油布或硬纸板，臭味熏得你能把肠子都要吐出来，而他们坐在那里无所事事，整整一个族群的人，如打气筒打气般地把小孩生出来，看上去就像，该死的每五分钟一个，他们笑着，说着话，演奏着音乐，似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丝烦恼。他估计他们也没有，他们来到门口，走进阳光里，只是站在那里，只是看上去傻傻的，只是又回到原来正在做的事情、正在说的话题，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想，是长官，杰西先生。我一定会的，杰西先生。天气真好，杰西先生。哦，我谢谢你，杰西先生。他曾经在一家邮购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他的职责就是收取他们买东西所要支付的款项。他们太愚蠢，不知道自己盲目地被欺骗了，然而那与他丝毫不相干——他只应该做好自己的工作。他们总是迟交——他们没有把钱储存起来的观念；不过很容易吓唬他们，他从来也没有真正地遇到过麻烦。见鬼，他们全都喜欢他，当他上门的时候，孩子们通常会露出笑容。有时候，他给他们糖果，或者是泡泡糖，摸摸他们蓬乱的圆脑袋——也许糖果里面应该放些毒药。那些孩子们现在长大了。今天他就和其中的一个有了麻烦。

“这个黑鬼今天在那里。”他说；接着停了一下；他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奇怪。他碰了碰格蕾丝。“你醒着吗？”他问。她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显得不耐烦，可能她在告诉他，让他睡觉。这就行了。他知道他并不是孤身一人。

“多么可笑的时间，”他说，“这样的时间思考着那样的事情——你在听吗？”她又含糊不清地说了什么。他翻身仰面躺着。“这个黑鬼是头目之一。以前他就给我们惹过麻烦。我们肯定已经把他弄去那边的劳教农场三次或四次了。哼，老杰姆·C和一些弟兄们今天真的应该用鞭子抽那个黑鬼的屁股。”他打量一番格蕾丝；可是他看不出她是在听他说话，还是没有听；他不敢再问。“你要知道，他们排着队，去登记”——他笑起来，可是她没有笑——“然而他们不愿意待在老杰姆·C想要他们待的地方，不，他们必须要堵塞法院大楼周围的交通，因此任何东西或者任何人都不能通过，老杰姆·C叫他们解散，他们不愿意移动，只是不停地唱歌，老杰姆·C估计，这个黑鬼是头头，如果他离开了，其他人也就会离开，但是他不愿意离开，他也不愿意让其他人离开。所以他们不得不揍他，还有其他几个人，他们把他们扔进运货的马车里——不过我直到到了监狱才看见这个黑鬼。他们仍然在唱歌，我得设法让他们停下来。哼，我无法让他们因为我而停下来，可是我知道他可以让他们停下来。他躺在地上，抽搐着，呻吟着。他们将他独自关在一间小牢房内，鲜血从他的耳朵里流出来，那正是老杰姆·C和他的弟兄们抽打他的地方。你不会认为他们会记取教训吧？我用带刺的尖棒戳他，他抽搐得更厉害了，并且尖叫起来——不过他已经没有什么声音了。‘你让他们停止唱歌，’我对他说，‘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你让他们停止唱歌。’他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听见我说的话，于是我再用带刺的尖棒戳他的手臂下面，他只是在地上四处打滚，鲜血开始从他的嘴里流出来。他已经尿在裤子上了。”他停了下来。他觉得嘴巴很干，喉咙如砂纸一样粗糙；他说话的时候，浑身开始疼，因为那莫名其妙的冲动，怎么也释放不出来。“你们全都要停止唱歌，我对他说，你们要停止到法院大楼来，阻塞交通，骚扰民众，妨碍我们的公务，耽误医生去给生病的白人妇女出诊，并且把他们那些北方佬弄到这个镇子来，让我们的镇子变得声名狼藉——！”他一边说，一边不断地戳那个男孩，汗不停地从钢盔下面流出来，他还没顾得把它摘下来。男孩在他自己的排泄物上面，在尿水和鲜血上面到处打滚，当尖棒戳到他的睾丸时，他再一次想要尖声叫喊，可是尖叫声没有出来，听到的仅仅是一种咯咯声和一声呻吟。他停住了。他不能弄死这个黑鬼。小牢房里充满难闻的臭味。男孩一动不动。“你听见我说的话吗？”他喊道。“你受够了吗？”歌声继续传来。“你受够了吗？”在他还不知道自己打算这么做的时候，他的脚突然踢出去，给了男孩一击，正中他的下巴。天哪，他想，这简直不是黑鬼，这是一头该死的公牛，然后他又一次大声叫喊：“你受够了吗？你现在打算让他们停止不唱了吗？”

可是男孩昏过去了。此刻他颤抖得比男孩先前颤抖得还要厉害。他很高兴没有一个人能看见他。同时，他感到非常接近一种奇怪而又特别的喜悦；在他的内心深处和在他的记忆深处，某种事物被唤醒了，可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那记忆中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他摘掉钢盔。他走向牢房的门。

“白人。”在他身后地板上的男孩说。

他停下来。出于某种原因，他抓住了自己的生殖器。

“你记得老朱莉娅吗？”

地上的男孩说，他的嘴里满是鲜血，一只眼睛勉强睁开，就像黑暗中一只猫的眼睛一样闪闪发光，“我的祖母名叫朱莉娅·布洛瑟姆太太。朱莉娅·布洛瑟姆太太。你起码要以符合她们身份的名称来叫我们的女人。——那些小伙子不会停止唱歌的。我们要继续唱下去，直到你们每一个痛苦的白人母亲都完全精神错乱，语无伦次。”然后他闭上那一只眼睛；他吐出鲜血；他的头向后倒在地板上。

他低头看着男孩，一年多来，他一直断断续续地看见他，突然记起他来：老朱莉娅曾经是他在邮购公司工作时的一个客户，一个好心的老年妇女。他有好多年没有看见她，他猜她八成是去世了。

他曾经走进那个院子，男孩坐在秋千上面。他对着男孩微笑，问道：“老朱莉娅在家吗？”

男孩看着他，过了好长时间才回答。“没有一个叫老朱莉娅的住在这里。”

“这是她的房子。我认识她。她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

男孩摇摇头。“你可能认识的是其他什么地方的老朱莉娅，白人。可是没有叫那个名字的人住在这里。”

他盯着男孩看；男孩盯着他看。这个男孩肯定不超过十岁。白人。他没有时间和一个荒唐的小孩一起胡闹。他大声叫喊：“嗨！老朱莉娅！”

然而回答他的只有寂静无声。男孩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太阳火辣辣地照射在他们两人身上，静止而又无声的；他预感到他被噩梦缠住了，一个小孩子做的噩梦。或许是他自己还是个孩子时做的其中一个噩梦。那种感觉——一切都似曾相识，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被巧妙而又令人憎厌地置换过来：树木、太阳、院子里的一块块草地、斜斜的门廊、磨损的门廊台阶、窗户上的硬纸板、门上的黑洞看上去像通往洞穴的入口，还有黑人小孩的眼睛，一切的一切，都充满恶意。白人。他看着男孩。“她出去了？”

男孩什么都没说。

“好吧，”他说，“告诉她我路过这里，下个星期我将再来。”他举步离去；他又停下来。“你想要泡泡糖吗？”

男孩从秋千上下来，往房子走去。他说：“你的东西我什么都不想要，白人。”他走进房子，随手将身后的门关上了。

此刻这个男孩看上去似乎是死了。杰西想要走到他身边，把他提起来，用手枪柄殴打他，直到这个男孩的头像一颗甜瓜一样爆裂开来。他开始颤抖，他相信那是因为狂怒，汗水，既带着凉意又很是滚烫，竞相流下他的身体，歌声填满了他，那歌声宛如怪诞的、控制不住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从他自己的腹腔深处闹闹嚷嚷上来，他觉得一股冷冰冰的恐惧在他的内心升起，将他举起，他呼喊，他吼叫：“你们够幸运，我们时而给你们注入一些白人的血液——你们的女人们！这是我为世界上所有的黑婊子们所准备的——！”这时，他突然虚弱得几乎站不住；使他十分困惑、十分震惊的是，在他自己的手指头下面，他感到自己极其坚挺——在完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他放开手，凝视着男孩，然后离开了牢房。

“他们一直在唱的歌声，”他说，“一直在唱的歌声。”他记不起第一次听见它是什么时候了；他一辈子都在听它。这是他最熟悉的声音——尽管也是他最没有意识到的声音——它总是带着一种莫名的慰藉。他们在对着上帝歌唱。他们为了慈悲而唱，希望进入天堂。当他看进好些年老的妇女和有些年纪非常老的男人的眼睛里面的时候，他有时甚至觉得，他们也在为了他的灵魂祈求慈悲而唱。当然他从来都没有想过，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天堂或上帝是什么，或者可能是什么。他以为，上帝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而天堂是好人要去的地方——他猜想。他从来也没有过多地想过做一个好人意味着什么。他试图做一个好人，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如果黑鬼们心血来潮要与上帝抗争，并且违背《圣经》里制定给每一个人去读的规则的话，这不是他的错！任何传教士都会那样告诉你。他仅仅是在尽他的职责而已：保护白人不受黑鬼的伤害，同时保护黑鬼不受他们自己的伤害。而且在我们的周围仍然有很多好的黑鬼——他必须记住那一点；他们并非全都和今天下午那个男孩一样；好的黑鬼们目睹发生在他们的家人身上的事情，一定是悲伤得不得了。当这一切结束了，他们会感谢他。他们当中最好的人，他们以那种方式，不是完全地直视他的眼睛，而是带着一点微笑低声地说：我们确实感谢你，杰西先生。我们打心底里感谢你。他笑了。他们没有全部失去理智。这个麻烦会过去的。——他知道那些年轻人改动了一些歌词。以前他几乎没有听过歌词，现在他也不会听；但是他知道歌词是不同的；他只能听出那样多。他不清楚那些面孔是否不同了，在这个麻烦开始之前，他们唱歌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注意过他们，不过他肯定不喜欢他目前所看到的。他们憎恨他，而这种恨意比他们的心更加黑，比他们的皮肤更加黑，比他们的鲜血更加红，比他的棍棒更加硬得多。每一个白天，每一个夜晚，他都感到筋疲力尽，浑身疼痛，他们的臭味留在他的鼻孔里，充斥着他的肺，他好像正在被淹没——淹没在黑鬼中；他一醒过来，这一切就又要重新来过。它永远也不会结束。它永远也不会结束。大概打从一开始，这便是那歌声所具有的意义。他们没有将黑人们唱进天堂，他们却将白人们唱进了地狱。

每个人都在很多方面感受到这种黑色的猜疑，然而没有一个人清楚该如何表达。那些负责维护法律与秩序的时间比他长很多、年纪比他长很多的男人们，现在变得比过去安静多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还不能完全准确地指出来，他们开玩笑的腔调都变了。这些人是他的榜样，他们曾经是他父亲的朋友，他们教导他作为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如今他指望从他们那里获得勇气。这并非是他不了解他所做的事情是对的——他了解那一点，不必别人来告诉他；只是他怀念早些年的安闲自在。不过这些日子里，他们也没有很多时间见面，一起闲荡。他们越来越会利用空闲的每一分钟待在他们的家人身边，因为没有人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枪弹声震动了他们小镇安静的夜晚。每次枪弹声响起时，每个人都默默地想知道，这次弹药会不会落入邪恶的手中。他们认为他们知道所有的枪支在哪里；但是他们不可能知道，在那个秘密的黑人居住的地方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不时有人建议他们组织一支地方治安维持队，搜查每一个黑鬼的家，然而他们还没有这样做。一则，这样可能会把那些杂种们从北方引到南方来找他们的麻烦；二则，虽然黑鬼们分散在小镇的四面八方——在下面铁路轨道附近的溪谷中，老远的西边靠近磨坊的地方，住在山冈上的是富裕一些的，还有一些偏远的在大学旁边——发生在小镇一个地方的事情，另一个地方的黑鬼们似乎都是立即就知道了。这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出其不意地抓住他们。他们极少说起，然而他们知道有些黑鬼手上有枪。归根结底，这是理所当然的，正如他们所说，既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曾经在军队里面待过。现在军队里面就有黑鬼，上帝知道，他们胡乱地偷窃这个不称职的政府，不会有任何麻烦——整个世界都在这么干，看看这些欧洲国家，还有那些非洲国家。他们以此来开玩笑——刻薄的玩笑；他们诅咒华盛顿特区的政府，政府背叛了他们；可是他们还没有组织起一支地方治安维持队。现在，若他们小镇的布局和北方某些城镇相似——在那里，全部黑鬼都住在一起，住在同一个地区——他们就能够去到那里，纵火烧掉那些房屋，通过这种方式带来和平安宁。假如所有的黑鬼都住在一个地方，他们就能够让火只在一个地方燃烧。然而以这个小镇布局的方式，火几乎是无法控制的。它会蔓延到小镇的四面八方——并且黑鬼们可能还会助长火势的蔓延。不管怎样，他们依然时不时地谈到要做这件事；所以现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种真正的恐慌，害怕有人会失去理智而点火。

他们提到的任何事情，很少不是与他们正在进行的战争直接相关的，可是这并没有能够在他们之间建立起战争时期士兵们那种带有默契的交流。莫名紧张的沉默，加速向外蔓延，通过他们的交谈、他们的笑声，以及他们的趣闻轶事中表现出来，沉默中的每一个人，在不同程度的黑暗中，似乎都在与一种秘密较量，他不可能向自己明确表达出这个秘密，而且这个秘密，无论如何与战争直接相关，与他的隐私和他的过去肯定更加相关。毕竟他们不再能够肯定，他们全体干的是同样的事情。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们的隐私可能包含任何恐怖的因素，换句话说，可能有把它自己泄露给最后审判日的细察的危险，而他们自己却难以辨认，无法接触；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当过去无疑不愿被忘却的时候，而且也能够如此固执地不愿被记住。他们感到自己不可思议地被一笔抹杀，不再成为其他人真正关心的对象——然而他们还在这里寡不敌众地为拯救这个文明世界而战斗。他们曾经认为，人们会愿意——人们并不愿意，至少是不够愿意——帮助他们。这本该是一种帮助，真的，或者至少是一种宽慰，即使是被迫放弃。因此他们大概是永远失去了旧日他们彼此之间无拘无束的联系。他们被迫更多地依赖彼此，与此同时，彼此间的信任却更少了。谁能够说得准，什么时候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为了金钱，或者为了忏悔的方便，完全不会出卖他们呢？不过没有一个人胆敢想象要忏悔的可能会是什么。他们是为战争而战斗的战士，可是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却类似于那种犯罪活动中的共犯。他们全体都必须保持沉默。

我走进约旦河里。

从房间的黑暗中，从不知何处，这一句飘然而上，来到他的心中，还带着旋律和节奏。他默默无言地翻身朝向睡眠中的妻子。我走进约旦河里。他是在哪里听过那首歌的？

“格蕾丝，”他低声耳语，“你醒着吗？”

她没有回答。她想要他睡觉，即使她是醒着的。她的呼吸缓慢而从容，她的身体缓缓地上下起伏。

我走进约旦河里。

河水漫上我的膝盖。

他开始流汗。他感到难以克制的恐惧，而恐惧中还包含着一种古怪而可怕的愉悦。

我走进约旦河里。

河水漫上我的腰际。

那是在夜晚，就像此刻一样，他在汽车里，坐在他母亲和父亲中间，昏昏欲睡，他的头枕在母亲的膝盖上，睡意浓浓，然而又充满兴奋。歌声来自远方，穿过黑暗的田野。四下里不见一点灯火。他们告别了其他所有人，开车拐入这条漆黑的泥土路。他们差不多就要到家了。

我走进约旦河里，

河水漫过了我的头，

我朝对面的天国看去，

他正在整理我的尸床！

“我猜他们在为他而唱，”他父亲说，现在似乎非常疲乏和抑郁。“甚至在他们悲伤的时候，听上去都像他们正准备去与人性交似的。”他打着呵欠，身子靠过来，越过儿子，轻轻地在妻子的肩膀上拍拍，他的手在那里停留了一会儿。“不是吗？”

“不要那样说。”她说。

“嗳，那就是我们打算要做的事情，”他说，“你应该承认那一点。”他开始吹口哨。“你瞧见了吗？当我开始感受到它的时候，我也有几分爱好音乐了。”

啊，上帝呀！快来缓解我烦恼的心！

他有一位黑人朋友，八岁，就住在附近。他的名字叫奥蒂斯。他们一起在烂泥里摔跤。此刻想起奥蒂斯让他感到不舒服。他开始颤抖。他的母亲搂住他。

“他累了。”她说。

“我们很快就要到家了。”他父亲说。他又开始吹口哨。

“我们今天早晨没有看见奥蒂斯。”杰西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说这个。在车子里面的黑暗中，他的声音听上去很低，带点儿指责的意味。

“你已经好几个早晨没有看见奥蒂斯了。”他的母亲说。

那是真的。不过他关心的只是今天早晨。

“是的，”他的父亲说，“我估计今天早晨奥蒂斯父母害怕让他露面。”

“可是奥蒂斯并没有做什么！”现在他的声音听起来带点儿疑问。

“奥蒂斯不可能做什么，”他的父亲说，“他太小了。”车灯照见了他们的木头房屋，房屋庄严地靠近了他们，灯光落在它的周围，好像黄色的灰尘。他们被拴在树上的狗，开始吠叫。

“我们只是想要确保奥蒂斯不会做什么，”他父亲说，停住了车。他低头看着杰西。“你把你爸爸的话告诉他，听见了吗？”

“是，先生。”他说。

他父亲关了车灯。狗呻吟着，跳跃着，但是他们没有理它，走进了房屋。他无法入睡。他醒着躺在那里，耳听着夜晚发出的声音，狗在外面打呵欠、呻吟，蟋蟀的拉锯声，猫头鹰的叫声，远方的狗的吠叫声，然后便全然无声，只剩下沉闷而无穷无尽的夜的嘈杂声。黑暗像一张擦得人发痒的毯子压在他的眼皮上。他翻了个身，再翻了个身。他想要叫母亲，可是他知道父亲不会喜欢他这样做。他害怕极了。接着他听见另一个房间内他父亲的声音，低低的，开着玩笑；不过这对他并没有帮助，反而使他更害怕，他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由于恐惧，他把头藏到毛毯下面，然后再推开毛毯露出头来，注视着黑暗的窗户。他听见母亲的呻吟声、父亲的叹息声；他咬紧牙齿。这时他们的床开始摇动。他父亲喘息的声音似乎充满整个世界。

那天早晨，在太阳还不曾集聚起它全部的威力之前，男人们和女人们带着新闻而来，有的因兴奋而脸色涨红，有的因兴奋而脸色苍白。杰西的父亲似乎知道新闻的内容，当第一辆老爷车在院子里停下来之前，他就跑出去，大声叫喊：“那么，他们抓住他了吗？他们抓住他了吗？”

第一辆老爷车装了八个人：三个男人、两个女人，以及三个孩子。孩子们坐在成年人的膝上。杰西认识他们中的两个，两个男孩子；他们羞怯地、不太自在地互相打了招呼。他不认识那个女孩子。

“是的，他们抓住他了，”一个女人说，她年纪大一点，戴着一顶宽帽子，穿着一件花哨的褪了色的蓝色连衣裙，“他们今天清早发现了他。”

“他跑了有多远？”杰西的父亲问。

“他都没有跑出哈克尼斯，”一个男人说，“看上去他好像在北边那一整片树林里迷了路——或者也许仅仅是受到太大的惊吓而不能前进了。”他们全都笑起来。

“没错，并且你知道那里也靠近墓地。”年轻一些的女人说，他们再一次笑起来。

“他们此刻还把他抓在那里吗？”杰西的父亲问。

这时已经有三辆汽车一起停在第一辆车的后面，车上的每一个人都看上去兴奋激动，容光焕发，杰西注意到他们带着食物。这就像七月四日国庆节的野餐似的。

“对呀，他在那里，”其中一个男人说，“声明一下，杰西，你打算让我们待在这里一整天，回答你那些该死的愚蠢的问题吗。快一点，我们没有什么时间浪费在这里。”

“不必担心没有装好食物，”另外一辆车里的一个女人大声说，“我们带的足够了。只是要快一点。”

“嗨，谢谢你，”杰西的父亲说，“那么我们马上就去。”

“我给儿子拿一件毛线衣比较好，”他母亲说，“以防天气变凉了。”

杰西注视着母亲瘦瘦的双腿穿过院子。他知道她还想要梳一会儿头发，也许再穿上一件比较像样的衣服，那件她穿着去上教堂的衣服。他父亲也这么猜想，因为他在她的身后大声嚷道：“现在不要想着把你自己变成一个电影明星。你只要快一点。”不过他说这话的时候笑了起来，同时对那些男人眨眼示意；他妻子比其他大部分女人都更年轻、更漂亮。他轻轻拍了一下杰西的头，开始拖着他走向汽车。“你们全都继续往前开吧，”他说，“我会马上跟在你们后面。杰西，你去那儿把狗拴住，我把车子发动起来。”

老爷车们抖动着，发出一阵噼噼啪啪、扑哧扑哧的声音，车队开始移动；空气中到处是清晰可见的灰尘。他刚刚把狗拴上，狗就开始吠叫。杰西的母亲从房屋里走出来，拿着他父亲的一件外套，和杰西的一件毛衣。她在头发上扎了一根缎带，肩膀上披了一块旧披肩。

“儿子，把这些东西放进车里。”她说着，将手里的东西全部交给他。她弯下腰，抚摸着狗，注意看它碗里是否有水，然后回身走上门廊的三级台阶，锁上门。

“快走吧，”他的父亲说，“那里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人会偷。”他坐在车里，车子颤抖着，喷着气。车队的最后一辆车已经消失了，然而歌声在他们的身后飘扬。

杰西爬进车内，靠近父亲坐下，他喜欢汽车的气味、汽车的抖动，喜欢这明媚的日子，也喜欢就要展开一趟伟大而又出乎意料的旅程的感觉。他母亲坐进车里，关上车门，汽车开始行驶。直到这时他才问道：“我们要去哪里？要去野餐吗？”

他似乎觉得他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但是他不确定。

“是的，”他父亲说，“我们要去野餐。你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次野餐——！”

“我们，”过了片刻，他问，“要去看坏黑鬼——那个把老斯坦迪什小姐打倒的坏黑鬼吗？”

“唔，我猜，”他母亲说，“我们可能会看见他。”

他起初想要问，会有很多黑鬼在那儿吗？奥蒂斯会在那儿吗？——可是他没有问，以一种奇怪而又令人不安的方式，他已经知道了问题的答案。他们的朋友，坐在另外的车子里面，绵延在道路上，直到他目所能及的地方；其他的车子加入他们的队伍；他们的后面还有车子。他们在唱歌。太阳似乎突然变得非常热，而他，既十分高兴又有点儿害怕。他不能够完全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不知道该问什么——他没有一个人可以问。对于如此神秘事情的解答，他已经习惯去问奥蒂斯。他觉得奥蒂斯知道一切事情。不过他不能问奥蒂斯这件事。不管怎样，他已经两天没有看见奥蒂斯了；他已经不止两天没有看见一张黑人的面孔；现在他意识到，从他们开车嘎嘎前进，顺着长长的山坡往上爬，直至最终到达哈克尼斯，这个早晨路上没有一张黑人的面孔，任何地方都不见黑人。从他们居住的房屋起，整整一路，没有炊烟缭绕，没有生机勃发——大概可以看见一只或两只鸡，仅此而已。没有人在窗口，没有人在院子里，没有人在走廊上坐着，门都关着。他时常到这条路上来，看见妇女在院子里洗衣服（此时晒衣服的绳子上没有衣服），男人在田野里干活，孩子们在灰尘中玩耍；其他的早晨，其他的白天，步行的、或者坐在运货马车上的、有时坐在汽车里的黑人男人们，在路上经过他们身边时，会用手轻轻触碰他们的帽子打招呼，露出笑容，说说笑话，他们纯白的牙齿与皮肤互相映衬，他们的眼睛像太阳一般温暖，他们皮肤的黑色像不旺盛的火，映衬着他们撕破了的蓝色或灰色衣服，这些衣服由于破旧而显得发白。他们经过黑人的教堂——暗淡的白色，荒芜孤寂，大门上锁；经过墓地，没有人下跪或者走动，他也没有看见鲜花。他想问，他们在哪里？他们全都在哪里？可是他不敢问。山越来越陡峭，太阳也越来越寒冷。他看了看他的母亲和父亲。他们看着前方，好像正在倾听歌声，那歌声在寂静的墓地里回荡、回荡。此刻他们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他们正在看着他不能看见的东西。他父亲的嘴唇呈现出奇怪而冷酷的弧线，他不时地用唾液湿润嘴唇，然后吞咽下去。他恐惧地注意到父亲的舌头，仿佛以前他从没见过似的。父亲的身体突然变得巨大无比，似乎比一座山还要巨大。他灰绿色的眼睛在阳光下看起来发黄；至少里面有一种光芒是他从前从未见过的。他母亲轻轻拍了拍自己的头发，把缎带弄弄正，身子往前倾去照车子上的镜子。“你看上去很不错，”他父亲说，并且笑起来。“等那个黑鬼看见你的时候，他会咒骂他只是白白丢掉了性命。假如他的鬼魂不回来找你，那岂不是叫人感到惊讶。”于是他又笑起来。

歌声现在慢慢地停止了；他意识到他们正在接近他们的目的地。他们抵达一条笔直而狭窄的石子路，两边是树木。阳光从高空渗透下来，照射着他们，好像他们在水下一样；树枝刮擦车身，带着撕裂的声响。市镇位于他们的右边和下边，现在还看不见；在他们的左边，大面积的树林一直延伸到那座高山山脉，他的祖先曾经为了在这个山谷内定居而翻越那座山。此刻，四周一片寂静，除了车胎在石头路上颠簸的声音、发动机的劈劈啪啪声，以及一个孩子的哭声。他们似乎移动得更加缓慢。他们又开始向上爬。他注视着前面的车辆，只见它们耐心地向上艰难行进，消失于那片空地的阳光下。不久他觉得他们的车也在上升，他听见父亲的呼吸声变了，阳光照射在他的脸上，树木从他们身边移开，他们到达那里。当他们的车穿过空地的时候，他向四周看去。那里似乎有无数的人，空地上肯定有数以百计的人，目不转睛地朝什么东西看着，而他无法看见。那里有一堆火。他虽然不能看见火焰，可是他闻得见烟味。接着他们开到空地的另一边，又到了树林的中间。他父亲把车开到路边，停在一大堆车子的后面。他低头看看杰西。

“你还好吗？”他问。

“是的，先生。”他说。

“好啊，那么走吧。”他父亲说。他伸过手去打开母亲这边的车门。他母亲首先跨出来。他们跟着她走进空地。起先他仅仅意识到自己茫然不知所措，他父亲和母亲在和别人打招呼，别人也和他们打招呼，他自己则被触摸、拥抱、轻轻拍打，说他又长大了多少。风吹起火堆上的烟，吹过空地，吹进他的眼睛和鼻子。他不能越过站在他前面的人的后背看过去。笑声、诅咒声，和狂怒的声音——以及其他的什么声音——从人群的前面，波浪般地滚滚涌向后面。前面的人表达出对于他们看到的景象的快乐，这种快乐朝后面涌去，一浪接一浪，穿过空地，比烟味更辛辣。他父亲突然弯下身子，让杰西坐到他的肩膀上。

现在他看见了火堆——点燃的树枝和盒子，堆得很高；火焰呈现出淡橙色和黄色，在略为沉闷的太阳光线下薄得像层面纱；蓝灰色的烟雾升上来，笼罩在他们头上。越过火与烟变换的帷幔，最初他仅仅辨认出一根闪闪发光的链子，系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上；接着他看见这根链子，将两只黑色的手在手腕处绑在一起，肮脏的黄色手掌对着肮脏的黄色手掌。烟雾升腾；手看不见了；人群中发出一声叫喊。然后手慢慢地重新进入视线，被链子拽着往上升。这次他看见那颗头发卷曲的、汗湿的、血淋淋的头——在这之前他从没见过一颗头上有这么多头发，头发这么黑、这么扭结，看上去像另一个丛林。头垂下来。他看见他的额头，又平又高，中间有几分箭形的发尖，就像他额头上的那样，就像他父亲额头上的那样——他们称之为寡妇的发尖——残缺的眉毛、宽宽的鼻子、紧闭的双眼、闪烁的眼睫毛和突出的嘴唇，全都流淌着鲜血和汗水。他的双手笔直地竖在头上。他全身的重量都吊在两只手上；他身材高大，比杰西的父亲还要高大，黑得好似非洲丛林的猫，赤裸着身子。杰西向上抬抬身体；父亲的手紧紧地抓住他的足踝。他想要说什么，不知道是什么，然而别人无法听见他说的是什么，因为此时，随着一个人往前跨了几步，在火上添了更多的木头，人群再一次大声吼叫起来。火舌蹿上来。他认为他听见了吊着的那个人的尖叫声，不过他不能肯定。他胳肢窝的汗毛那里汗流如雨，流下身体两侧，流过胸膛，流进肚脐和腹股沟。他又一次被抛下来，他又一次被吊上去。现在杰西知道他听见他尖叫了。他的头往后仰，嘴巴大张，鲜血汩汩地从嘴巴里往外流；脖子上青筋暴露；当吼叫声在人群中翻滚时，惊骇中的杰西紧紧抱住父亲的脖子不放。人们全体发出的叫喊声回应了那个垂死的人的呼叫声。他希望死亡快点降临。他们则希望死亡延缓推迟：而现在是他们掌握着死亡的链条，他们使它一点一点地延长。他干了什么？杰西想知道。这个人干了什么？他干了什么？——可是他不能问他的父亲。他坐在父亲的肩膀上，然而父亲却离他很远。两个年纪比较大的男人，他们是父亲的朋友，在不停地抬高和放低链子；似乎其他的每一个人，不加区别地，全都对那个火堆负有责任。黑鬼的生殖器上一根毛都不剩，他的眼睛此刻睁得很大，像马戏团的小丑或玩偶的眼睛一样清白。烟雾带着一股难闻的气味穿过空地，那是一种什么东西在燃烧的气味，既香甜又恶臭。

他将头转过来一点，看见一片面孔。他注视着母亲的脸。她的眼睛非常明亮，嘴巴张开：她比他之前任何时候见过的都更漂亮、更奇怪。他开始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他看着那具悬挂着的闪烁发光的身体，那是迄今为止他所看见过的最美丽也是最可怕的物体。他父亲的一位朋友走上前，手里拿着一把刀：杰西希望他就是那个人。这是一把长长的发亮的刀，太阳似乎抓住了它，在摆弄和抚摸它——它比火焰更明亮。一阵笑声掠过人群。杰西感到父亲的手在他的脚踝上滑落又抓紧。拿刀的人朝人群走来，微微笑着；好像这是一个信号，全场安静下来；他听见母亲的咳嗽声。接着拿刀的人走向悬挂着的身体。他转身再次微笑。现在空地上到处一片寂静。悬挂的脑袋抬眼看了看。它此时看起来好像神志完全清醒，似乎火已经烧光了恐惧和痛苦。拿刀的人仍然带着笑容，把黑鬼的生殖器拿在手中——一只手中——好像在掂估它们的分量。在一只白色手掌的摇篮里，黑鬼的生殖器，看来就像肉放在天平上称重量一样超然；不过看来好像也比较重，重多了，杰西觉得他的阴囊变紧；它很巨大、巨大，比父亲的要大多了，它松软、无毛，是迄今为止他所看见过的最大的那玩意儿，也是最黑的。白色的手拉紧它们，摇晃着它们，抚摸着它们。这时垂死的人的眼睛直直地正视着杰西——这可能不到一秒钟，但是却好像比一年还要长。随着刀光闪过，先向上，然后向下，那可怕的玩意儿被切掉了，鲜血哗哗流下来，这时杰西尖声大叫，同时人群也尖声叫喊起来。于是人群冲上前去，用手，用刀，用岩石，用石块，撕扯着那身体，嗥叫着，诅咒着。杰西的头，连同它自身的重量，垂下靠着父亲的头。有人走上前，用煤油浇湿那身体。那个人所在的地方，出现了一大片火海。杰西的父亲把他放到地上。

“好啦，我告诉过你，”他父亲说，“你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次野餐。”他父亲满脸是汗，眼睛非常平静。那一刻杰西比任何时候都更爱父亲。他觉得父亲让他经受过巨大的考验，向他揭示了重大的秘密，这永远都会是他人生的关键。

“我以为，”他说，“我以为。”

杰西的父亲牵着他的手，母亲在他们后面不远的地方，与其他女人说说笑笑，他们走过人群，穿越空地。黑色的尸体在地上，父亲的一个朋友正在把拴住他的链子卷起来。火堆留下来的所有没有完成的工作，那些人用手、刀子和石头完成了。尸体的头塌落，一只眼睛被撕裂，一只耳朵挂在那里。不过任何人都必须仔细地看才能认清他，因为现在他仅仅是烧焦了的黑色土地上一个烧焦了的黑色物体而已。他四肢伸展地躺在那里，在所谓是他的两条腿的中间，是那个所谓的伤口。

“那么，他们打算把他留在这里吗？”杰西低声地说。

“是呀，”父亲说，“他们不久会来把他弄走。我觉得我们最好到那边去，取一些食物。”

“我以为，”此刻他喃喃自语，“我以为。”格蕾丝被弄醒了，摸了摸他的大腿：月光像来自天国的光辉笼罩住她。什么东西在他的体内高涨沸腾，他的天性再一次回到他的身上。他想到牢房里的那个男孩；他想到火堆里的那个男人；他想到那把刀，他抓住自己的性器，抚摸自己，发出一种可怕的声音，介于高声大笑和号啕大哭之间，他拖住在睡眠中的妻子的肘部，将她拖起来。月光现在变得寒冷如冰，月光中的她注视着他。他想到那个早晨，于是抓住她，又笑又哭，又哭又笑，当他抚摸她的时候，当他占有她的时候，他喃喃自语，“快点，宝贝，我要像黑鬼一样操你，就像黑鬼一样，快点，宝贝，就像你会爱上一个黑鬼那样爱我。”在他忙活着和她呻吟着的时候，他想到那个早晨；在他比任何时候都忙活得更欢快的时候，他想到早晨；在结束他的忙活之前，他听见第一声公鸡报晓，狗开始吠叫，还有砂砾路上的轮胎声。

版权信息

黑暗中的绽放

作　　者：[英国]西蒙·范·布伊

翻　　译：李　露　韦　炜

品 牌 方：99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小鸟

草莓的香气

天有多高，海就有多深

不一样的鞋子

他们躲在哪里是一个谜

世界，在花丛中微笑

黑暗中的绽放

遥远的船

最好的礼物

雪落下又消失

岩石上的牧羊人

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个美丽的小骗局

死于星期天地震的法国艺术家

苹果

日常生活

假如

得到和你失去的一样多

安静却不停坠落的城市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上海

你称呼我玫瑰

说着玫瑰

但如果你知道我的真名

我就会稀疏我的枝叶让你能立刻

看见我

——保罗·克劳岱尔，《百扇帖》

“……在一个被抛弃的世界里，我们就只能被抛弃与被拒绝，我们也永远不知道，也不会去梦想，在另外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我们所选择的一切，能同时茂盛地生长。”

——珍妮·法兰姆，《喀尔巴阡山》

小鸟

醒来后，我满十五岁了。每长大一岁，都像是在过去的年岁之外披上一件新的衣服，有时候，我会把手伸进装着过去的口袋，把以前的事掏出来看一看。

米夏刚才从店里回了家，他说，我们晚上出去庆祝下吧——去看场电影或者去伏尔泰大街的麦当劳吃点好吃的。米夏是我的父亲，但和我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他在巴黎长大，在监狱里学会了认字。以前大概他一直是一个人过的，现在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我不确定如果没有了我，他是否还能受得了。

我们住在巴黎。我想我是在这里出生的吧，不过，我到底出生在哪里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每个人都说我长得像个中国人，但是米夏说，我比法国面包还要更法国。

一下子中午就过去了，但对于我的“生日”来说，现在仍然还是早晨。我一个人走在“艺术桥”上。这是一座小小的木头桥，一群衣饰鲜艳花哨的美国游客正坐在桥上喝酒。我刚满十五岁，还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但是，我总是能一眼就分辨出，周围人群中谁和谁正在相爱。

一个男人正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妻子过桥。他们肯定深爱着对方。轮椅只依靠后排的两只轮子在桥面上滚动，因为丈夫把轮椅向后倾斜靠向自己，好像只有通过这样的倚靠，他才能从她的身体里面吸收到些什么。我希望那个男人能够见到此刻妻子脸上的幸福表情。他们看上去像是东欧人。因为虽然他们穿着考究，但衣物的款式早已经过时了。我猜这是他们第一次到巴黎来。我还能猜得到，待会儿那个男人会用全身的力气将女人从轮椅中小心地抱起来，一直抱进灰扑扑的旅馆房间，房间里挂着的是被风吹得飘了起来的皱巴巴的窗帘。我甚至能清晰地知道她在他臂弯里的样子。他会把她轻轻地放在床的中央，好像那里曾经是一条舒缓的河一样。

一个肮脏的乞丐正蹲坐在那群美国游客的中间，用蹩脚英语说着笑话乞讨。那乞丐对眼前女孩光洁的大腿毫无兴趣，只盯着瓶底剩下的残酒和盘子里奶酪的残渣。那些美国人看上去脾气都很好，听完笑话都善意地假装开心地笑着；我想，美好生活的关键，应该就是像这样温柔地忽略那些事实的真相，然后我们就能始终怀有随时都能重生的希望吧。

“艺术桥”是木头做的，从桥面木板的缝隙，能看见桥底穿行而过的小船。有时候还可以看到船上一瞬间闪起的光芒，那是游客拍照时亮起的闪光灯，当然很多时候那些游客只是举着相机朝四周毫无目的地拍——我也喜欢这样乱拍，虽然我自己没有相机——但如果我能有架相机的话，我肯定会毫无目的地拿它来四处乱拍的。除了这样，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留下我们当下正时刻发生着的生活的痕迹吗？

米夏的小店在红灯区的皮嘉勒广场。店外挂着鲜艳的霓虹灯——用闪烁的箭头写着“性感”这个词。从我有记忆以来，米夏就有了这个小店。我不能到他的店里去，但我有时会偷偷走到那里的街角去瞅一眼坐在柜台里的米夏。他喜欢坐在那儿读乔治·卡普罗尼，一个早就死了的诗人的诗。米夏说，读他的诗，能感觉语言像鸟儿一般在他的身旁飞翔，在他的耳边鸣唱。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见米夏的脸，可能会被吓得逃到马路对面去，因为他的脸上有一条狰狞的伤疤，从嘴角一直到脸颊。他一直说这是他在密西西比跟鳄鱼格斗时留下来的，尽管我现在都十五岁了，可也只能这么相信他。

米夏有个叫李昂的朋友，喝醉的时候会来我们家过夜，因为他老婆不让醉酒的他进家门——不过他总是会跟我们解释说，他回不了家只是因为他不想去打搅妻子的美梦。有天晚上，正好米夏在浴室，李昂就给我讲起了米夏伤疤的来历。

“在你跟米夏一起生活以前，”他喘着粗气说，“他的小店外面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斗殴。米夏冲了出去，想要制止他们。”他停下，从衬衣口袋里面掏出装着白兰地的小酒瓶。我们俩都抿了一口，然后他拉着我的耳朵贴近他的嘴巴，穿过一阵白兰地的迷雾。“他想把一个挨打的妓女给救出来，可警察来得太晚了，最后那群白痴只好把米夏给抓了起来——因为那女的把自己给噎死了——”这时候，我们听见门厅里传来了米夏的脚步声，于是这个故事再也没有了结局，就这么消失在之后大人们醉酒的蛮荒之中。

如果知道李昂跟我说了这么多事，米夏一定会把他给扔出去，因为他总是希望我什么也不知道，也一直假装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希望我以后能进入索本大学，巴黎资格最老的学校；然后我会离开这里，只在圣诞节的时候回来看看他，带上从蒙田大道或香榭丽舍大道最昂贵的商店里买回来的礼物。“买完礼物都不用你自己包装，”米夏有一次还感叹了一下，“因为商店里面的女孩儿们会非常乐意地在那儿帮你弄好一切！”

现在，我在我最喜欢的巴黎圣母院附近闲逛，因为它待在属于自己的小岛上。我喜欢看见游客们惊叹石头建筑的那种盘旋而上的美丽。我总是会联想起婚礼的蛋糕，它们因为做得太过精美反而让人无法下嘴——不过，饥饿的鸽子总是能知道事实的真相，数不清的鸽子用它们肮脏的白色爪子像水滴一般降落在大理石地上，用它们小小的脆弱的尖嘴寻觅着食物。

有时候游客们会走进圣母院为某事而祈祷。在我小的时候，米夏总是会跪在我的床边，在他以为我已经睡着了的时候。他为我向上帝祈祷，提到我的时候他总是把我称呼为“花生”，所以我不确定上帝到底知不知道他祝福的“小花生”到底是谁——不过，如果那里真有一个上帝，他大概能知道任何事情，也应该知道我的真名不叫“花生”吧。

我在巴黎圣母院的台阶上抽完一根烟，看着一个意大利女孩在男友面前摆着各种姿势拍照，之后我去了亚丁公园。记事以来，每个星期天米夏都会带我到这里玩。有一次我还在草地上睡着了，米夏就趁我睡着的时候在我的口袋里装满了鲜花。今天我满十五岁了，我需要盘点一下我的生活。我想我是愿意去上大学的，以后我还要送给米夏一辆红色的敞篷车，想起这些在亚丁公园度过的日子，我想为身边的那些人——那些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人做一些事情。或许这是生命中我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事情了吧。天空多云而阴沉，公园里的花全都已经盛开了。

这些脆弱瘦小的花瓣竟然能展现出这么多令人眩目的色彩，真是令人惊叹。

米夏的店卖的是录像带，现在还有DVD，都是些半裸的女人跟人做爱的内容。米夏说，有时候做爱跟爱情其实完全无关，他从来不把这些黄色光碟带回家；他总是说，那些在皮嘉勒广场发生的事情，就让它们永远留在皮嘉勒。在我站在街角看着米夏的时候，偶尔也会有妓女走过来问我是否要做生意。我会告诉她们我有个朋友也干她们这一行，然后她们就会对我笑，递烟给我抽。我确实跟很多妓女成了朋友，其中关系最好的那个是桑琴，她说她年纪大得足够做我的祖母了。她总是穿着闪闪亮的紧身漆皮短裙，上衣的布料少得几乎什么也遮不住。我不能总是跟她站在一块儿，因为这会影响她的生意。她有一双漂亮的长腿，皮肤就好像皮革一样，可她好像对自己的长相一点也不在意。她认识米夏，她说米夏曾经跟她们中的一个女孩谈过恋爱，不过最后他们还是没在一起。十二岁以后我想搞清楚那个跟米夏谈过恋爱的女孩的名字，希望还能有机会让米夏和她重新在一起。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桑琴，可她用双手捧住我的头，温柔地告诉我说，那个女孩已经死了，这就是结局。

可我想知道更多关于那女孩的事，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发现米夏从来没有任何关系密切的女朋友。所以那女孩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桑琴偶尔会送我本书做礼物，如果在工作她就会托她的妓女朋友把书转交给我。最近她送给我的书，名字就叫做《种下希望并收获幸福的男人》。

在我的十五岁生日的这个多云阴沉的午后，我看见米夏正坐在他的柜台那儿看书。如果他知道我跑到这里来，他一定会非常生气，并且用一整天不跟我说话或是其他的方式来让我知道他在生气。他不会再有任何兴致出去玩儿，不管今天是不是我的生日。所以我得小心地躲在人群的阴影背后，看着他。米夏正在读诗。在那些卡普罗尼的诗集上，他在图书的空白书边上也写下了自己写的小诗。曾经有一回，在那个愚蠢的时刻，我执意要翻开书看看米夏写的诗，米夏急忙从我手里把书夺走，结果把书都给撕坏了。我俩都感到非常的难过。

米夏告诉我，他的这些诗并不打算留给我——它们是一群群小鸟，只愿与其他的小鸟为伴。当我问起他这些诗是留给谁的，他的眼里流出了一颗孤独的泪，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却因为伤疤改变了轨迹。

米夏每天四点会结束工作回到家。那时他会希望看见我正在家里老老实实地看电视，等着他回来一起出门庆祝。他说到了晚上我就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了，可时间真的是很难熬。我猜他给我买了双新的运动跑鞋做礼物，因为在用吸尘器打扫房间的时候，我在他的床底下发现了一只耐克鞋盒。我没打开盒子。我也喜欢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我知道，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他一直在为这一天存钱。他在餐柜的下面放了一个存钱的酒瓶。如果米夏的厨房里传出瓶子打碎的声音，邻居们就会知道，有人又要过生日了。邻居们都喜欢米夏，尽管每个人都花了一段时间来接受他脸上的伤疤和他曾经蹲过监狱的事实。

我们住在巴黎的第二街区。这个街区像蛇蜕下的皮一样将巴黎市中心给缠绕了起来。桑琴没有像往常一样站在她的门道口等客人，也许她现在已经找到了一单生意吧。米夏嘴里叼着一支烟，正在招呼来买片子的顾客。他深吸一口烟，脑袋往后仰一阵香烟的雾气被吐了出来。

我开始慢慢地走回家，我很喜欢经过蓬皮杜艺术中心的那段路程。如果你是第一次见到蓬皮杜中心，你会以为它还在建造中，但其实那就是它的风格，你可以透过巨大的玻璃幕墙看见里面的构造。我最喜欢看见游客在它透明的身体里沿着固定的线路游走，就像一队队的蚂蚁兵。蓬皮杜中心外有一个面包车大小的金杯。可没有人想过在里面种点什么，所以大概它放在那里就是为了展示。

虽然米夏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但其实他也不是很确定。没人知道我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米夏和我的相遇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米夏说，在他遇见我以前，他是一个大坏蛋，后来是我改变了一切。在他出狱的那一天，他说，他坐上了地铁，那时候我肯定已经有三岁了——或者这只是他那么认为而已。他说，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的那一瞬间，地铁车厢的门关上了，而我就站在那里盯着他看。他说，我的父母被关在了门外，他们在站台上拼命地敲打着地铁的玻璃门，大声哭喊着。他说，我一定是自己一个人偷偷地跑进了车厢，在他们发现我之前车门关上了。我经常问他我父母的长相，这时米夏的表情总是很悲伤。他说，他们是他见过的最高贵体面的人。他说，我的母亲就像是某个亚洲国家的公主，穿着最上等的皮草大衣，涂着嘴唇好像都着了火般的红色的唇膏。

米夏说，我的母亲有一头漆黑的长发，头发垂落在脸庞的四周，仿佛是因为母亲的美丽而不敢太过贴近。他说，我的父亲是一个高大的美国人，穿着那种手工制作的最昂贵的西装。米夏说，他是一个很强壮的人，但是因为英俊所以往往会让人忽略他的强壮。他说，他们在哭泣，像小孩一样猛烈地敲打着地铁的车门；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见有人这么痛苦过。

米夏说地铁开走的时候我就开始不停地哭，所以他只好一直坐在地铁上，直到终点站。没有人来管我，所以他把我带回了家。我总是哭个不停，一整年里像老天下雨那样动不动就哭。他说，我搞得邻居们一群群地过来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长大一点后，我很生气米夏没能找到我的父母，我想可能他们就住在纽约的某个地方，他们一直生活在黑暗之中直到他们能找回我，他们唯一的儿子。米夏告诉我说，他曾经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不吃不睡地去找他们，最后他发现他们都死了，在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线上他们遭遇了飞机失事。我的钱包里，有一张阿根廷的地图，那是我从图书馆的一本书里撕下来的。有时我会用手指在地图上的城市间画出一条条航线，猜测他们乘坐的飞机到底是从哪儿掉落了下来。

九岁的时候，米夏给过我一个另外的选择，我可以去某家孤儿院里生活，不过他也跟我详细说明了他是怎样从一家孤儿院里长大的，以及他在那里的生活过得一点也不快乐。

我喜欢坐地铁，虽然地铁里阿尔及利亚帮的男孩们有时会朝我吐唾沫。当地铁缓缓驶进米夏发现我的那个站台时，我总会疯狂地朝着四处看。我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不去寻找他们。米夏说他们是他见过的最善良最温柔的那种人，而我长大以后也会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可有一次桑琴的一个妓女朋友说我长得像一个叫安妮·李的女人，桑琴扇了她一巴掌让她闭了嘴。或许，等我再长大一些，我会去问问桑琴，这个叫安妮·李的女人到底是谁。

我们在第二街区的公寓房间非常的简单。所有公寓房的窗子都围绕着天井的院子打开着。透过窗里的灯光，我能看见人们的生活一一在眼前打开。每个人的生活都好像一出慢动作的动画，我看着邻居们争吵、梳洗、做爱和烤肉。我还看见有个人过得很不幸福，因为他总是坐在电话机旁等待电话铃响，有时他还会拿起话筒听一听，以确认它是否还在正常工作。但是电话铃从未在他等待的时候响起过。米夏说是因为他的老婆离开了他，他说如果我在祷告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人可以祝福的话，我可以为他祈祷一下。

我听见米夏把钥匙插进了门锁。

“生日快乐，我的小花生！”这是他进门后的第一句话。他在我的脸上亲了两下，让我准备好出门。我关上电视，去门后找我那双肮脏的运动鞋。它们不在那儿。米夏用火柴点燃香烟。

“到我床底下看看去吧。”他说。

我遵命，然后我在他的卧室里叫嚷了起来，他知道我找到了我的新鞋子。米夏想知道鞋子是否合脚，我穿上新鞋。我喜欢新鞋的这种皮革的味道。

晚上我想去吃美式汉堡包——那种我的亲生父亲以前可能会做的汉堡包。或者我们还可以去看一部美国大片。《黑超特警2》正在全巴黎的影院热映。我把音响打开听着音乐，我看见了镜子里面自己的脸。厨房传来打碎瓶子的声音，一些邻居从打开的窗户向我们祝贺。

米夏敲敲我的门，他的脑袋从门缝探入。

“好了吗，布莱德？”他问。我说好了，我们出发吧。

薄暮之下，我挽着米夏的手走在大街上。巴黎永远都不会沉入黑夜，因为当自然光渐渐黯淡消沉，街灯就会一一亮起，让你无法远离它们的映照——街灯通常都很美——挂在高高的黑色灯柱上，每一盏街灯都由两只相爱着的散发着温暖光线的白色灯球所组成，统辖着属于它们的一小段的街道。有时候，它们会同时闪烁起来，忽明忽暗，好像在告诉人们，只要在一起它们就能阻挡住黑暗。

我很清楚米夏其实很想像以前那样牵着我的手，但是我现在的年纪已经够大了，用不着大人们牵了，所以他只好抽着烟跟我说，无论生命中我做何决定，我的想法都会得到充分的尊重。

我想米夏就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学校的老师告诉我说，诗歌总是来源于日常的生活，它们是上帝赋予的恩赐。可能著名的诗人米夏将来就会葬在著名的拉雪兹神父公墓，一百年后，人们会成群结队地来参观他的墓园。在他的墓碑前他们也会留下自己写的诗，向他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因为他诗中的那些小鸟，在黑暗的时刻给他们带来了动人的歌声。

米夏买了两张电影票，用的是酒瓶里存下的零钱。卖票的女孩一点也不介意收到的全是零碎的硬币，女孩的左眼睛有点斜视，没有清点完硬币她就把电影票扔给了我们。我们走过她的售票亭时，她在研究米夏脸上的伤疤。米夏把手里的票递给检票员，那人把票撕成了两半。米夏要我保存好票根，所以，我打开钱包想把票给放进去，这时，我夹在钱包里的那张阿根廷地图掉了出来。米夏一把捡起了它，拿在手上看了看，却没有把它打开。我赶紧把地图抢了过来又塞回了钱包里。

“啊，这里头是花生的小鸟啊。”他笑了起来。

我们找到了黑暗中的座位，消失在了电影的光影之中。

草莓的香气

巴黎，在声名狼籍的瓦格拉蒂大道上，伯纳德医院八楼的病房里，九号床的病人除了草莓什么也不要，已经有好几天了。在那个星期二的下午，大雨下得好像有无数的小手小脚在敲打着窗户，那是病房里唯一能听到的声音。

当大多数病人在药物带来的睡眠中渐渐失去意识时，皮埃尔—伊夫却清醒地躺在那里。他心里很明白，自己正在慢慢地死去。在他的床边，放着整整一碗他够不着也摸不到的草莓。而每当他看着草莓并幻想草莓的甜蜜滋味时，他就会回想起她并颤栗起来。草莓满满地堆在一个沉重的黄色大碗里。

皮埃尔—伊夫深深地呼吸着，试图把肺里所有草莓的香气全部排出去。他想象着楼下的街道，一辆辆充满着香烟雾气的出租车正在交通信号灯之间横冲直撞。在一个被成百上千只鸽子占据的广场上摔倒后，皮埃尔—伊夫开始度过在医院的第一个夜晚。而关于她的回忆此刻在他的脑海里不住地荡漾。

她出现的时刻，就像一束光线，透过屋顶上的裂缝照进阁楼，把飞舞的灰尘化为点点星光。那是他一直渴望记住的她的样子——从河对岸静静地、迷人而又懵懂地凝视着他的样子。而不是后来在梦中反复浮现的她临终时候的模样。他本可以带她去美国的，现在，他知道了。

他看着雨滴如何跟距离最近的另一滴汇聚在一起，然后被自身的重量给拉开，沿着一条直线从玻璃窗上滑落。甚至，在她的家人全都被杀害之后，他依然什么都没有做——哪怕任何一点小事也没有做。

如果没有回忆，他想，人们就不会受到伤害。

皮埃尔—伊夫飘浮在回忆中，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回到现在了——无法回到这个雨天这个病房——但他还希冀着至少能回到那个花园。花园环抱着那座小屋，像草莓成熟时节的夏天一样悸动着。

暮色开始在病房里荡漾，整个世界松开了缆绳滑入夜幕的阴影。他回忆起她曾告诉过他，她的叔叔是如何教她骑车冲下台阶的，她还曾经在自行车手把上捆扎着的篮子里放满了鲜花。她还曾对他谈起，那个夏天，他俩所经历过的那个最热的夏天。他们曾经一度逃出巴黎这闷热、缓慢的脉动，去到她祖母拥有的一个小小的乡村小屋。那种就像自己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小屋。厚厚的常春藤蜿蜒地爬满了整面石墙，未经修剪的玫瑰花恣意向上生长，一直长到二楼的窗户那么高。

卢瓦尔河静静地向西绵延半公里，在隐入远处田地零星稻草堆背后的夕阳的映照下，变成了一湾金色。

那个下午，就在丝绒般缓缓流淌的卢瓦尔河畔，他们发现了一片绿茵，他们在一簇簇野花丛中铺开了毯子。皮埃尔—伊夫回想着，那时她在大谈着她的少女时代。她说在她很小很小的时候，她曾经真的相信，假如她踩进一个污泥坑，就能许下一个成真的愿望。在战后漫长的悲伤岁月中，皮埃尔—伊夫从没忘记过这一切，他总是在暴雨中收起雨伞，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在崎岖的归家路上放声痛哭。

此时，当整个医院已沉浸到最深的夜色中，他感觉到了一种责任，一种要让自己的思绪从那片草地离开的责任，并以此来再度见证她最后的时刻和随之而来的麻木感觉。虽然那些战靴的脚步声又开始回荡，那种烧灼的战争气味刺痛了他的眼睛，他还是突然清楚地闻到了一种甜蜜的气息，像久久不散的酒香缠绵在他的周围。声名狼籍的瓦格拉蒂大道的画面，当年弹痕累累的景象，突然消散、褪尽。在他睡着的时候，她也睡着了，她的长发披散在他胸前——就像在那栋小屋后的花园里一样。

他注视着她的呼吸起伏，感受着她的重量倚靠在自己身上。在这种神秘而微妙的美好诱惑下，当天空中舒卷的流云渐渐笼罩在花园之上，他拈起一颗草莓，把它轻轻放在了她的鼻子下面。她睁开眼睛，一口咬了下去。他感到突如其来的一阵依恋，于是紧紧地拥住了她。

皮埃尔—伊夫和那些花朵一样，被暴风雨吞没，然后消逝了。第二天拂晓，他停止了呼吸。一名一直照看他的、刚刚新婚的护士从沉重的黄色大碗中拾起一颗草莓，放在了他的唇间。与此同时，在一间俯视着塞纳河的阴郁沉闷的办公室里，护士的丈夫正在思念着她，思念着她阅读的时候手肘在草地上压出来的那个小小的凹坑……

天有多高，海就有多深

我在沙滩上，半靠着浮板，半坐在沙子里。那些用毛巾和五颜六色的遮阳伞搭起小帐篷的人群，环绕在我的身边。

天气相当炎热，不过还好有一股凉爽的风从北边吹过来。我穿着游泳衣，坐在从停车场的小摊上买来的泡沫浮板上。我的肥肉垂下来，就像它们想从我身上逃走一样。我应该锻炼身体了，就算不为了缩减肚子的尺寸，也得为了我的心脏。

在美国，尽管海看上去有点不一样，但我还是没有勇气去面对海浪，面对泛起白色泡沫的海浪的高声嘲笑。

所有的海洋都是同一个。因为每个海洋都跟其他的海拉着手。虽然在布鲁克林我有了一份安稳的工作，还有一个叫蜜娜的女朋友，可我的一部分灵魂还是留在了俄罗斯。我希望我能最后一次勇敢地面对大海——就到我胸口那么高的大海——那样的话我才能跟自己重新结合起来。

我是一个人到海边来的。蜜娜还以为我在上班。对于很久以前发生的那件事，她只知道一半。我猜其实我也只知道这故事的一半，因为我现在还活着，没有被困在海床上的那只金属盒子里。说老实话，自从发生那个意外以来，我没有一个晚上睡过好觉。我常常梦见他们都还活着，就在那片海的下面，然后，我的大脑就开始幻想出各种魔术般的奇妙方式，去营救他们。

一对年轻夫妇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坐了下来。那年轻的男人拿着一块冲浪板，他往远处眺望着，点着头。

“这风吹的，天有点凉哈。”他说——也许他是在跟我说话，要知道我的英语不是那么灵光。我挤出一个大大的微笑向他挥挥手，这是在我无话可说时用来避免冒犯别人好意的一种方式。对美国人你必须得这么干，他们都很友善，有时候未免有点太友善了。不过，这是他们文化中很可爱的一个缺陷。我喜欢这里的夏天，可我的皮肤有些太过苍白，所以这里的人总是会盯着我看。蜜娜说，我应该抹上一种防太阳紫外线的膏，免得被晒伤或者得皮肤癌。但是，我总是没办法对这类并非迫在眉睫的危险产生任何恐惧感。蜜娜说我是个固执的猪，有时她是对的，但我在努力尝试改变。有些时候我甚至觉得我的那些梦才是真实的记忆，而我跟蜜娜在一起是天堂里的生活。也许现在的我在天堂里，只是自己没意识到。

坐在我旁边的年轻夫妇摆出了一些椅子，他们的几个朋友也来了。他们看上去迥然相异，但又相亲相爱。看得出来，能到这里来，他们高兴极了。其中一个肩膀上有蝴蝶纹身的女孩迫不及待地跑向大海。她直接就冲进了浪花里，浪头像墙一样倒下，淹没了她的身体。年轻人中有几个人开始对我微笑，我也回他们以微笑。我有点好奇他们是不是觉得我疯了，因为我在这么美好的一天里就只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块泡沫浮板上。我想知道他们有没有厌恶我的苍白和肥胖。我很高兴他们在我的附近。他们分散了我的注意力，让我暂时看不见那些从海浪中伸出来的向我不停挥舞着的朋友们的手。我的朋友们并不是在叫我一起离去，而是在挥手跟我告别。

如果你能想象出那些光秃秃的山脉和干冽晴朗的蓝天，你就能知道，从俄罗斯我出生的那个房间里望出去能看到的风景是什么样子的了。我父亲在一个生产门板的工厂工作，我们住的房子背靠大山，大门俯瞰着像树叶那么绿的、深邃而宁静的大海。明朗的夏日清晨，父亲和我驾船出海，在船行了差不多一英里的时候，他都会跟我说：“天有多高，海就有多深——所以千万别掉下去，乖孩子。”

我们的船划得越远，海水的颜色就越深。父亲向我解释说为什么那些被我们的网拉上来的鱼会像闪电一样冲破水面——那是因为，它们从来都没见过光。想象一下那种在彻头彻尾的黑暗中的生活，直到有一天被猛然扯出了自己的世界，来到一个美丽而冷酷、以前从未想到会真的存在的风景里。

我小的时候，俄罗斯跟现在并不一样。我一直以为我也会在父亲干活的那个工厂里工作到老。你也许不相信，但对一个孩子来说，那工厂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因为那里总是有成千上万形形色色的“门”在阳光下排列着，等待着来自莫斯科的卡车。

那时我常常会想，每扇门应该都会通向一个不同的村庄和一种不同的人生。我好奇的是，父亲制作的那些门，在它们的使用年限内，会有多少灵魂穿过它们。后来，到了青春期，我开始想象——那些双双对对的情人关上了门，然后在洒满月光的房间里做爱。

我那时很为我父亲的工作自豪，因为那是对人民有益的事。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美国的一个沙滩上，跟我现在所处的沙滩没什么不同。在梦中，我在滚烫的沙子上睡着了，我在梦中醒来时，周围的人都被我父亲制作的门取代了。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形——没有人、只有一千扇门的沙滩，一千扇门的框架就这样站在那里。

当莫斯科的政府改朝换代的时候，工厂倒闭了。我父亲离开了人世，而我加入了俄罗斯海军。

我会向我的女友蜜娜求婚。她出生在佛罗里达。她喜欢听有关我父亲的故事，因为她自己的父亲乏善可陈。我想她会答应我的，或许我不应该这样想当然，因为有时候我对她很冷淡，而且我觉得很难向她解释清楚我心里真实的感受。但我相信在全世界所有人当中，她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个。

坐在我身边的年轻人下海了，女孩子们正看着他们。拍打海岸的浪花有衣柜那么大，我能看出来有一些年轻人已经被吓到了。女孩子们也很害怕，但一切并不会因此而停下。

在海军服役的最初五年里，我接受了如何从潜水艇发射出导弹的训练。每次导弹发射的时候，整个潜水艇都会颤动不已，非常的激动人心。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因为一切都需要完美的同步，不然导弹就不能击中预定的目标。在发射导弹的日子里，我们谁也不敢把伏特加偷偷带到发射室去。

那段日子还挺带劲儿的。我还记得跟伙伴们一起流连于各个港口的美好经历。那里总有大把的女孩儿，她们喜欢海军制服多过喜欢我们本身。那时的我是如此年轻，跟我现在痴肥的模样完全扯不到一块儿。当我们的潜水艇退役的时候，我们都很伤心。不管怎么说，那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对它已经有了喜爱之情。

我是在皇后区做酒保的时候认识的蜜娜。她跟几个朋友一起去我在的那个酒吧给人庆生。她们是那种你一看就知道她们特别友善的美国女孩儿，听到她们的笑声让我觉得非常愉快。那晚，我被炒了鱿鱼。因为蜜娜的朋友闹出了点小插曲，但是我完全不在意，因为蜜娜把她的电话号码写在纸上给了我，还用她的大眼睛深深地看着我。

很奇怪，有些我认识的俄罗斯人一点都不喜欢美国人，可是他们却选择生活在这里。我觉得他们的痛苦是他们自己带来的而不是环境造成的，如果他们回到俄罗斯，一样会找到各种可以抱怨的东西。

那晚蜜娜和她的朋友们喝了越来越多的红酒，变得越来越吵，有人还把一个杯子从桌子上撞了下去。可她们看上去那么快活，所以我一点也不在意——她们让我想起了过往的那些漫长的夜晚，我和我的同志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漫漫长夜，那时，K159潜水艇还是俄罗斯海军们的骄傲。

蜜娜她们并不是当晚唯一喝多了的人，当她们开始点咖啡和巧克力的时候，酒吧里一个醉醺醺的男人开始用俄语说些关于蜜娜和她朋友的污言秽语。我走到吧台后面去洗杯子并试图忘掉他说了些什么，男人喝醉了都会变成猪猡。

酒吧空了下来，我回到吧台，开始收拾东西。蜜娜的一个朋友想点最后一杯酒，我请她喝了一杯，因为我喜欢她们这群人，希望她们还会再来。

蜜娜的朋友端起酒转身想回到自己的桌子上，吧台边那个一直在嘟囔的醉汉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差点把酒洒了出来。他用俄语说着恶心的下流话，脸上却带着微笑，所以那女孩还以为他是在表示友好。她也微笑并容忍着他的醉态，可我却难以相信一个男人能对着女士说出这种话来。我把两杯喝的重重地撂在吧台上，用俄语告诉那个男人他得让她走。他愚蠢地看着我，好像想说点什么但又想不起来该说什么似的。

醉汉把我放在吧台上的酒打飞。女孩想把自己端着酒的胳膊抽回，他却抢过了酒杯，把里面的酒倒在了她的裙子上。

这男人很可怕，可别忘了，我在俄罗斯海军待过十多年。我一把捏住醉汉的脖子把他拖出了酒吧。我还记得收拾他的时候对他产生的那种强烈的怜悯之情。不过，在我回到酒吧，看到那女孩在哭泣时，怜悯就完全消失了。

那男人在街上大喊大叫了一顿，然后离开了。他是酒吧老板的朋友，所以十分钟后我的老板亲自打电话来解雇了我。老板在电话里嚷着说我是个可耻的罪犯，我点了一支烟，看着那群人里最漂亮的那个姑娘走近吧台，她跟我说，谢谢你。她在一个火柴盒上写下了她的电话号码。刚开始我有点踌躇要不要接过来，因为在海军服役的时候我碰到过很多被暴力吸引的女孩，结果表明她们都有点疯疯癫癫的。可这时，她正用又大又深的双眸沉沉地凝视着我，让我觉得，不管怎样我都得收好她的号码。

酒吧里的侍者是两个南美人，平时我跟他们处得挺好。他们整理好混乱的吧台，拍了拍我的背，告诉我说如果是他们也会像我这么对付那个家伙的。酒吧里没走的家伙们假装没注意发生过什么事，他们彼此小声交谈着。之前他们也曾为那些下流话哄笑过，这会儿大概是觉得羞愧了。

曾经我是个打架的好手，曾经我还是个英勇的海军战士，可现在的我却居然没有任何的勇气，能让坐在沙滩上的自己拿起身下的这块廉价的泡沫浮板走进海里去。我觉得非常渴，头也开始疼了。那些年轻人全都安全地冲完浪回来了，我使出浑身的劲让自己不要在这里、在这所有人的面前开始抽泣。

所有的年轻人都平安地回来了，女孩们正在用毛巾把他们裹起来。

当年，就在我们的潜水艇接到退役命令的几个月后，我们接到命令要把它拖到指定的地点，然后弄沉它。那时的我们军心涣散，只想着让这件事快点过去，这样我们好开始重新开始做其他的事。艇长说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不管我们被调到哪里，都会作为一个集体一起被调过去。其他几个单位的兄弟已经被调到车臣战场上了。我们听到了关于作战双方的各种非常恐怖的传言，可我们还是尽力保持乐观：因为只要我们还是一个集体，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包括我在内，我们的潜水艇上驾驶舰艇和发射导弹的一共有八个人。在正式执行巡航任务时，会有一百来个其他单位的水兵加入我们，但平时，我们八个人就能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单独搞定这艘潜水艇。以前在把潜水艇开去进行维修保养时，每个人都会带点威士忌或者伏特加上艇，这样在路上我们就能大喝一顿。对此事艇长当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是少数几个能独立操纵潜水艇并进行短途航行的海军单位之一。搞维修那哥们过去经常说我们是“骨干机组”。

所以，我清楚地记得意外发生的那个早晨，记得如此清楚，以至于我对自己当时无法阻止意外的发生总有一种荒唐的奇怪感觉。那天，天空湛蓝，海风凛冽，好几英里之外的海面都清晰可见。天气冷得要冻死人。早餐我们吃了鱼。在等待命令的时候，我们全都挤在一起抽烟聊天。

迪米特里——我最好的朋友——告诉大家他想结婚的念头，我们都觉得他疯了。几百码外的拖船上，几个穿着黄色工装裤的人冲着我们挥手，他们是来把我们拖到海面指定位置的，等潜水艇沉了以后，他们还会用拖船把我们送回来。按照程序，我们应该在潜水艇被拖过去的过程中驾驶它，然后在他们拆卸牵引绳之前爬进拖船。虽然当班的时候严禁喝酒，可我们还是在背包里藏了几瓶伏特加，这样我们就能在我们的老伙计沉入它海底的坟墓时敬上它一杯。

我们排好队让长官视察，艇长说：“我们需要一个人到拖船上去帮忙搞定牵引绳。”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是这样说的。

我站在队伍的最后，所以他指着我，说：“就是你，下水，有条小船会送你去拖船。”

我遵命，尽管心里有点苦涩的失望，因为我被剥夺了参加最后一次巡航的机会，还有告别的痛饮的机会。

拖船上的兵跟我们一样都是硬碴。我跟他们握了握手，他们递烟给我，我远远地看着伙伴们爬进了潜水艇。现在想来有点奇怪，当潜水艇的舱门关上时，我感觉到了一阵刺痛从我的脊椎底部传上来，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感觉，那是我看着醉得一塌糊涂的父亲划着船驶向大海时，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回来。

启航四个小时后，拖船突然猛地向前冲了一下。当时我正站在船头，看着船艏切开漆黑冰冷的海水。拖船突然摆动，我摔倒在一堆绳子里，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胳膊折断了两处。我听到船尾传来叫嚷声，我赶紧冲了过去。我向大海望去，却只能看见一截断了的牵引绳在海面上漂浮着。几分钟的混乱之后，船长命令我们全部坐下，我们束手无策，那时K-159潜水艇至少已经在海面以下一英里的地方，而且还在继续下沉。

我永远不会忘记拖船上那些人的脸，我们一起抽烟默默等着上级的指令。他们看着我，那神情我以前从来没在别的男人脸上看到过，那是小时候半夜惊醒，父亲拿着蜡烛来到我床边时眼里的那种温柔。

我永远不会忘记坐在拖船上等待时感觉到的那种可怕的耻辱，那时我最亲近的朋友们正在以令人恐惧的速度沉向大海深处。

他们像是感觉到了我有跳入大海的冲动，两个人走了过来，坐在了我的两旁。他们递给我伏特加，一句话都没有说。

等待命令的时候，船长一直试着用电台跟外面联络，但不知道为什么通讯设备失灵，能收到的只有静电产生的干扰声。后来有时一个人晚上开车，我便会开下公路，把车停进空旷的停车场，然后把收音机调到静电干扰的声音。

报纸上说那是个很简单的悲剧事故，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用来拖潜水艇的缆绳断了，而已经报废的潜水艇没有重新升上水面的动力。

英国人差不多立刻就派了人过来帮忙援救，但是一场风暴让一切营救的努力都变成了不可能。任何人都说不上来他们最后还活了多久。那里只有彻底的黑暗和彻骨的寒冷。最糟糕的是，他们都知道不可能有人去营救他们了。

我想知道，他们那时都在想什么。我知道他们一定会谈到我，并且会很高兴我没待在那里跟他们一起。我想知道，他们中有没有人曾偷偷地希望自己才是站在队尾、被挑出来去拖船上帮忙的那个人。我打赌，迪米特里，我最好的朋友，一定在感谢上帝饶了我的命。我知道他一直把女朋友的照片带在身边，而且我敢打赌当他停止呼吸的那一刻他一定会把那照片紧紧地贴在胸口。

我经常在蜜娜睡着的时候清醒地躺在那里，祈祷迪米特里能给我一个他一切都好的信号，也许就像父亲和我从黑暗的海里网上来的鱼跳出水面那样，他发现自己已经在一个崭新的明亮的地方重生了。我想知道，他们是否喝光了那些伏特加，我想那会让他们暖和一点。在迪米特里的葬礼上，他的女朋友和我，还有他的父母，选了一些他私人的物品与他的照片合葬在一起。整个海军荣誉葬礼的过程中，他的母亲一直凝视着我。我知道她为什么看着我，因为我也一直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葬礼结束后，我告诉迪米特里的女朋友，他在生命最后那个早晨告诉我们他要向她求婚。她打了我一耳光，从此再也没有跟我说话。不管我做错了什么，我希望我能被宽恕。

蜜娜知道我最好的朋友在俄罗斯离世的事情，但她并不知道整个故事的真实面貌。或许有一天，我会告诉她一切，如果那时她紧紧抱住我并开始感谢上帝，我就会知道毫无疑问地我应该跟她结婚，在那一刻我就会向她求婚。我们在一起会幸福美满，不管是在皇后区还是在长岛。

我要把我的泡沫浮板拿到海水里去，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我的同志们，而是为了蜜娜。我想要在那些浪尖上再滑行一次，我希望大海能把我永不停止的爱带给静静躺在那里的他们。我希望大海能告诉他们我也找到了我想与之结婚的女人，所以我不得不跟他们说再见了，但是我仍然希望能跟他们在一起——用牢牢记住我们在一起的好日子的方式——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

最最重要的，我想要去相信，我被选出来去拖船上帮忙，这并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意外。我希望我能相信，事情会发生总是有原因的。我想要相信这个，比任何事情都更想去相信，因为如果那只是一个偶然，那么上帝肯定在他造完整个世界之前，就已经死了。

不一样的鞋子

当他来到那座老矿的入口时，时间已经过了午夜。雨已经停了。搅拌机被月光镀上了一层银边。他的额头上盖满了黑色船锚一般的头发，雨水顺着一绺绺的头发流下来。

自从肯塔基州因内战而分裂，艾德蒙森县的土地上就再没有开过矿了。矿山入口是一堆歪歪扭扭的钢架，上面爬满了常春藤，乱糟糟的一团。破破烂烂的煤车和轨道锈结在一起。

空气厚重而潮湿。他呼出的一团团白色水汽消逝在黑暗中。碎玻璃像坠落的星星那样在他的鞋底下发出清脆的破裂声。他那满是窟窿的鞋子，还是多年前她从商店的货架上使劲拽下来的。

“多帅啊你！”多年前在那个商店里她是那么说的。当时他撇着O形腿漫不经心地戳在镜子前，斜眼瞟着自己一站三道弯地踏在那双鞋里。

“你穿着那鞋子真是帅啊。”他们开着卡车一路颠簸着回家时，她又这么说了一遍。这已经是那么久以前的事了。

他绕过储煤箱，穿过附在锡罐上矿工鬼魂们的窃窃私语，走进了辽远的黑暗中。他记得床底下她收藏的那些照片，都是些她祖辈的肖像，色调温暖而斑斓：威尔士唱诗班，穿长袍留胡须的男人，脑袋从白色亚麻布下伸出来的女人们，铅灰色天空下被煤染黑的面颊，镇上的第一辆车，大门口的煤气灯。

他跨过一堵倒塌的墙。一直走到脚下的碎石和玻璃碴变成了一丛丛野草，一直走到一片草地上，才停下了脚步。这片草地杂乱无章地延伸到河边，一直伸进奔涌不息的河水里。

他在这里停下，静静聆听。

河水低嘶的声音。他自己呼吸的声音。风在潮湿的草茎间穿过的声音。

六年不通音讯之后，他们只在一起度过了那个下午。那个下午，他们把对方牢牢地嵌进了自己的灵魂里。不管他去到哪里，他都没有办法再逃离艾德蒙森县，因为这是她的家所在之处，它一直纠缠着他，蟋蟀的唧唧声，酷暑之夜的气味，干净清凉的池塘——他的感官也是同谋，把他带回这里。

现在，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在这片河边的草地上，他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绝望地挣扎着，试图摆脱那副把他和自己并不想要的人生锁在一起的镣铐。她的声音像涓涓细流在他身体里响起，像冰山持续地融化着。

那天看到他时，她有种不同寻常的高兴劲儿，毕竟他们有六年没见了。她还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她看上去并不惊讶，就像那么多年来他就藏在附近什么地方一样。他们开着她的小卡车穿过了整个镇子。镇上的房子都有着破旧的屋顶，小孩子们踢着石头，为了开车，她把鞋子蹬掉了。

离她房子不远处的田间，一阵很浓的粉色大雾把奶牛的腿和树木的树干都掩没了。在尘土飞扬的窄路上开了很多英里之后，他们终于开进了她的车道，把车停在了一个装满了干叶子的四脚浴缸边上。几条狗狂吠着，四爪腾空地冲下门廊，然后绕着卡车跑了起来。

看着她光着脚穿过车道，他跟着她进了屋子。当他踏上门廊的时候，一排猫咪的脑袋出现在纱门后面，不过当狗儿们发出低沉的呜呜声靠近时，它们很快就消失了。

打开纱门时，他发现猫们在他面前踮着脚保持着平衡，专注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就像他在无意间踏上了一个猫剧院的舞台一样。猫咪们懒洋洋地倚在架子和冰箱上，还有楼梯上。它们抬起爪子和转过头的样子就像是某种奇怪的机械玩具似的。那几只猫在地板上扭来扭去地把身子蜷起来，听着它们的女主人在厨房里用一只长调羹在一杯冰茶里搅拌的声音。狗儿们又蹦蹦跳跳地向他跑来，还一直淌着口水。几只躺着的猫被踩到了，发出了威胁性的嘶嘶声。

她哼着歌搅拌着那杯冰茶。然后当她坐下来开始盘问他的生活，换成了他在搅拌。一直到他们两个人都沉默下来，他还在不停地搅拌着那杯冰茶。就像有什么微妙的东西从那杯子满是砂糖的底部升腾了起来，夺走了他们的语言。

他们俩谁也没结婚，这造成了一种一切都没有改变的幻觉。握着那装在玻璃杯里的冰茶，他几乎招供了一切。

多年以前，他们曾经订过婚，但是有一天他却离开了。

在意识到她有多么难忘之前，他早已不记得自己当初是为了什么而离开。他们之间的亲密曾经没有极限。

孤零零的书架上跟一堆平装英文小说放在一起的，是一把刻着她祖父姓名缩写“M.L.”的鹤嘴锄。他想象自己坐在那里变成了另外一个他，那个他没有离开过六年，那个他一直生活在这里，每天总是在脑子里思索着种的烟草能有多少收成、晾晒它们又需要费多少功夫。

谈话之间他们不时陷入沉默，在沉默中他隐藏起那令人困惑的分裂感。他在想，留下来并把这把椅子变成我的，这多容易啊。她养的那些动物很快就会习惯我的存在。要不了一天时间我就能知道它们的名字，好呼唤它们来吃晚饭。他瞅着门廊，想着怎么才能把它修得更好一点——并在脑子里记下所需要的工具。

很快就到了该喂狗的时间，他走过去帮忙——作为延续那种日常生活般幻觉的方式。当最大的那条狗从一堆折叠的硬邦邦的毯子上站起身来时，一双被啃过但基本上还算完好的鞋子就静静地躺在那里。他把鞋子捡起来，回想起当初她是如何把它们从商店里挑选出来的。

看见他拿着那双鞋子，她把身子转开。

“这不是同一双鞋了。”她说。

“看上去就是那双——你选的那双。”

“不是那双，亲爱的，”那句话颤抖着从她的嘴里掉下来，“它们再也不是你的了。”

他把脚塞进这双鞋子里，换掉了他来时穿的那双，就像是一个代表公平的姿态。房子里的光线暗了下来，他跟随着哼着歌的她来到后院。她站在一棵树旁，两个秋千从同一根枝条上挂下来。

“秋千。”她悲伤地说，湛蓝的眼睛里有亮光闪过。于是他们坐上秋千摇摆起来，像是一生都不会停下。头顶上的树梢就像一根苍老的手指，在薄暮里划着圆圈。

清晨的微光洒上这片草地，景物的形状渐渐浮现。他在心里描绘出她在那所房子门廊上的摇椅里睡着的样子，一缕缕金色的秀发披散在赤裸的肩头。

它们是同一双鞋，他想，她选的那双。

他们躲在哪里是一个谜

母亲的葬礼后，埃德加开始一个人在公园里默默地漫步。当他还是个婴儿，母亲就经常推着他在公园的小路上散步。在他们共度的那些午后时光，她会念书给他听，虽然他那时还不会说话，但是她知道他在听，而且他也一直记得她的声音。她死去，他的童年也在脚下碎裂开了。

埃德加的父亲是一个英俊而严肃的人，身上总是带着烟草和古龙水的味道。他不许埃德加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时候离开公寓，可是，他总是在办公室待到夜里很晚，所以埃德加知道自己一个人溜出来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躲过门房斯坦的眼睛溜出来一点也不难。斯坦喜欢喝点小酒，每隔一两个小时他就会消失十五分钟，那之后他就会坐在门房里，尽可能地装出很清醒的样子，但是那反而让他看上去更醉了。

每次埃德加都会穿过第五大道，走上一条通向树林深处的小路。在去公园的路上，他经常会看见那些让人画肖像的旅游者、弄火的卖艺人、缓慢的国际象棋棋局、形单影只的秘书，还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们总是聚在一起大声讨论着天气。

在那棵悬铃木和丁香丛之间，隐蔽着一条长凳，那是他和母亲坐在一起分享秘密的地方。

“没有你，”她有一次这样跟他说，“这个世界就不完整了。”

这条长凳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装饰，只是一条小小的木凳而已，在雨中它会变软，颜色显得更深。

埃德加曾偷听到父亲的电话，听到他说他永远也无法从妻子的死亡中恢复过来，但他会试着学习带着这个伤痕活下去。门房斯坦告诉埃德加母亲是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但是埃德加想象不出来还能有什么地方比公园更好，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丁香花争先恐后地像小炸弹那样迸裂着开放，把它们的香气泼溅到草地上。

长凳的凳脚旁长满了一丛丛的茶玫灌木，母亲把这种花叫做“彼得·潘的玫瑰”，因为它们不肯长得像它们的表兄那样、做柔软的有着一层层花瓣的普通玫瑰。

母亲的病情刚被确诊的时候，她还经常不顾医嘱，带着埃德加偷偷溜出家门，他们一起在公园里用很慢的速度散步。三个月后，她只能倚着一根藤杖走路了，走起来就像一个疲倦的杂技演员在努力保持平衡。再后来，她的手腕和脚踝的肌肉都萎缩了，她再也不能离开公寓了。埃德加把藤杖用圣诞节的花纸包了起来，放在了自己的床垫下。因为负担她的体重，那藤杖有点变形了。是被她的爱的分量给压弯的。

母亲死后一个星期，埃德加被父亲清理衣橱的声音给吵醒了。透过卧室那道有裂缝的门，他看见父亲愤怒地把母亲的毛衣、裙子、内衣和袜子胡乱地扔进垃圾袋里。放学后，埃德加一个人走在公园的小路上，清楚地回忆起衣架在衣橱里滑动撞击发出的声音，和他父亲那令他难以呼吸的痛苦——那种被抛下的极大的痛苦。

埃德加对父亲用处理周日旧报的方式来处理母亲的衣物很不满，但他们从来没有对这件事交换过任何意见。事实上，除了有关学校和工作的话题，他们再也没有和对方说过话。

父亲把所有东西清理掉的第二天清晨，埃德加解开了一个垃圾袋的绳子，抢救出了一件毛衣。他把毛衣也放到床垫下，跟藤杖放在一起。旁边还有一件他无法打开的生日礼物，上面有一张小卡片，写着：“我知道你不会忘记我。”

包装纸上还画着彼得·潘的玫瑰。

埃德加跟父亲更疏远了。他们通过像条河一样在他们之间流淌的沉默来交流。在母亲死后的几个月里，这条河越来越宽，直到父亲成了河对岸一个远远的静止不动的小黑点，他穿着皱巴巴的西服，叉着腰站在对岸看着他。

从门房斯坦的眼皮子底下溜出去，沉浸到公园葱茏的绿意中，对埃德加来说成了唯一重要的事。对他来说，吃饭只是为了不让自己感觉到饥饿带来的晕眩，睡觉只是为了不让自己在令人忧伤的日常活动中睡着。

学校生活则成了一个有秩序的梦。上课的时候他集中注意力，也跟其他孩子一起吃午饭，但是他们的笑声只能提醒他母亲的不幸。当其他男孩邀请他去家里玩时，他安静地拒绝。

埃德加在阴影下生活着，那时他真正的自我——就像是纳尼亚王国里的一个石头雕像——一直停留在他逐渐消逝的母亲身边。

圣诞节去了又来。门房斯坦买了一棵树，还帮着埃德加的父亲在树枝上装上了彩灯。很多礼物被送来、打开了。一只火鸡被切开。但是欢乐却退缩进了密密的树林和丁香花沉睡的小炸弹中。

埃德加的父亲弄来一条狗，斯坦答应帮忙遛狗却几乎从来没有那样做过。就像一台买来用作装饰的钢琴一样，那条狗也有点知道自己的存在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欢乐，所以它白天黑夜都在自己的床上睡觉。有一天它不见了，可谁也没有注意到它的消失。

开始父亲只是在隔周的星期六上班，后来每个星期六他都要工作了。他们的公寓开始在灰尘下陷入沉睡。生活变得像一个潮湿的周日下午那样沉寂而规律。在冬天过去、泥土开始变得松软之前，埃德加和父亲之间的沉默之河已经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但是那并不让人难受，潮水也没有带来任何新的改变。海面下有无可言说的一些东西在涌动。

在母亲一周年忌日的那天，父亲在埃德加醒来前就离开了公寓。在校车到来之前的一个小时里，埃德加给自己煮了麦片，然后把母亲的毛衣从床垫下拽了出来。他把毛衣折叠好，把背包里的家庭作业和历史课本拿出来，给毛衣腾出了地方。毛衣上的香气几乎要把他逼疯，课间休息时，他在洗手间里找到一个空的小隔间，他打开书包，深深呼吸着毛衣上吸附着的那一点点属于她的生命气息。

放学后，就像平常一样，他穿过第五大道，朝着他的长凳走去。在公园的主干道上，一个游客一边摆着姿势画像一边笑得不能自持。他的女朋友也在大笑，他们亲吻了起来。以前，埃德加总觉得让人画像的游客都很愚蠢，不过在母亲死后，他意识到回忆也是需要各种帮助的，那些能帮他回忆的东西有些时候就像钥匙一样。

当埃德加抵达遮蔽着长凳的小树林时，在丁香花的香气裹挟之下他加快了脚步。但他很快又停了下来，因为长凳上坐着一个闭着眼睛的男人。

那是个印度人，头上缠着头巾，穿着一身棕色的西装和布满了雨渍的僵硬雨衣。

印度人的头巾跟他的西装差不多是一个颜色，有很多线头悬挂在头巾上，就像有些台灯灯罩下面挂着的珠串一样。

当埃德加走近的时候，那男人睁开了眼睛瞧着他。

“我很抱歉，”埃德加居高临下地说，“不过你不能坐在这里。”

那人轻轻地扶了扶他的头巾。他的一只眼睛开始滑向眼眶的一边，就像它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生命一样。

“我不能坐在这里？”他说。

“我不知道还会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埃德加说着，回头看了看他来时的路。

“哦，我还以为这里很受欢迎呢，”那人说，“这里很可爱。”

埃德加感觉到印度人并没有离开这里的意愿，就爬上长凳，坐在了他的旁边。

“既然这是个这么秘密的地方，你又是怎么发现它的呢？”印度人把鼻子凑近一朵紫色的丁香花，深深地闻了一下。

“我母亲以前曾经带我来过这里。”埃德加说。

“哦？”那人这回有点惊讶了，“她今天没来这儿吗？”

“她死了。”埃德加说。

印度人大笑起来，跳下了长凳。

“你一定是疯了！”他说，又扶了扶他头上的头巾，“人是不会死的！”他再度笑起来，一点都没有嘲弄之意，而是特别绝对的不可置信。

他那只斜眼又滚到了眼眶的边上，同时听话的那只眼睛则一直紧紧盯着埃德加。

“你一定是疯了。”他又说了一次，坐回到了长凳上。埃德加向后缩了缩身子，抬头看着树丛中的一小处空隙。那里变得模糊不清，围绕在他身边的植物增多了。

“你不怕我吧？怕吗？”那人问他。

“不，我不怕。”埃德加回答说。他不怕是因为他觉得人生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

“那就好，不要担心我的这只可怕的眼睛。”那人指着自己的眼睛说，“如果它想看清楚的话它什么都能看得见。”

“但是她死的时候我跟她在一起。”埃德加说。

“别说疯话啦。”印度人这么坚持着，这让埃德加哭了起来。

天忽然暗了下来，一阵柔和的风吹过，摇晃着丁香树粗大的树枝末梢。

“你不觉得你妈妈可能现在就在这里吗？跟我们在一起？”印度人温柔地问，“你的眼泪就这样落到她的小手里。”他说着，跪到埃德加的脚边，拿起一片湿润的茶玫叶子在他手里摇动着，“就是这样，感觉到了没？”

埃德加往下看了看，想象着玫瑰花丛的香气，那香气在夏日里会萦绕在整个长凳的周围。他回忆起母亲对小东西的沉迷。

“这只是一朵‘彼得·潘的玫瑰’。”埃德加说。

印度人笑了，那只眼睛又滑开了。“我猜你认为那阵风也只是空气而已，并不是那个爱笑的人的一阵笑声？”

“我真希望我能相信你。”埃德加说。

“真可怕。”印度人摇着头说。

“我没法理解她怎么能离我们而去。”埃德加说。

“我知道，那很可怕。”

“为什么一定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埃德加问他。

“她只是换了身衣服。”

埃德加想象着把这些话重复给父亲听会怎么样——随之而来的是叹息，然后是父亲安静离开时喀哒的关门声。

“如果你认为她是永远离开了，那你就搞错了，我的朋友。”印度人说，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只橙子，开始用指甲剥橙子皮。

“我自己的妻子，”他嚼着橙子说，“是暮夏一缕氤氲的光，透过薄霭中的树丛，照着一个个被风吹落的、柔软的小拳头似的苹果。你要吃点橙子吗？”

“不用了，谢谢。”

“你应该吃点儿，很难能吃上这么甜的橙子，”印度人说，“我敢说你从来没吃到过。”

埃德加在凳子上移动了一下。

“你妈妈会同意的吧？”他从橙子上掰了一瓣递给埃德加。他们头顶上的云散开了，树林间回荡着鸟鸣。

埃德加和他一起安静地咀嚼着橙子。

“我觉得非常遗憾。”当他们吃完橙子的时候印度人说。

“我父亲把她的衣服全都扔了。”

“那也是很寻常的事。”

“为什么？”埃德加问。

印度人转向埃德加，“他大概也没跟你说过太多，对吧？”

“嗯，他一个劲儿地工作，如果他在我上床之前回家我们就一起吃个饭，然后他看看报纸，我就回自己的房间。”

“我猜你觉得他不爱你，是吗？”

埃德加点点头。

“麻烦大了。”印度人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那是什么意思？”埃德加好奇地问。

“这么说吧，他太爱你们两个了，那让他筋疲力尽。”那人那只斜眼又开始转动，“当有人先下了飞机——或者说，如果你喜欢换个说法的话，有人去了另一个房间——有时候那些留下的人就会试着不再去爱——但这是不对的，因为就算在人生中你只爱过一次，你也已经这么糟糕了，所以干吗不继续爱呢？”

埃德加在心里描摹出他父亲那悲伤而扭曲的样子。

“在我遇到我妻子之前，我就已经很爱她了。我不知道她是谁，但是我知道她是存在的，我心里有一把火为她燃烧着。现在她成了天上的星星，我还是一样爱着她，不过我们现在就是用另一种语言交流而已。”

“她也死了吗？”埃德加问。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什么呀？”

“对不起。”

“没事，我不怪你，但是别再冒傻气啦。”

一只鸟儿扎进了树林，找到一根枝条作为休憩之处。

“你得帮帮你父亲。”

埃德加眼前浮现出父亲在办公室里忙碌的样子，眼睛下面挂着深深的黑眼圈。他的冷漠中有一种美。

在母亲生病的初期，埃德加曾经无意中看到父亲跪在浴室排水口的旁边捡拾着母亲的一团团头发。那时他们谁也不相信最坏的结果会发生。埃德加的父亲想挽留住一切，他把母亲的头发藏在一只枕头套里。

“来吧，”印度人说，“坐在这里很愉快，不过，让我们起来走走吧。”

埃德加没有动。

“带我去看以前她带你去的那些地方，让我们坐上地铁，唱起她最心爱的歌！”

埃德加想不出来该说什么。母亲曾经告诉他不能跟陌生人说话。

“我知道你有点儿害怕——我刚说的东西有点难以置信，但是继续去爱是有可能的，如果你知道怎么做的话。”

埃德加想到了自己背包里的毛衣。

“你饿了吧，我也是。”印度人说着，摩挲着他的下巴，就好像那个部分是刚出现在他脸上似的。他一边整理着他的头巾一边说：“好吧，我有个好主意。你把你妈妈最喜欢的吃饭的地方告诉我，我呢，就去那个地方好好吃一顿，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自己过来找我。”

埃德加把下东区那边一个中国餐馆的地址给了他，看着他走向了小树林的尽头，然后不见了。

整整一年了，三百六十五个日子以前的这天，她闭上了双眼。她的手，那双到最后萎缩得跟埃德加差不多大的手，松开了她心爱的儿子的手。她的灵魂，就像生死两扇门之间一缕婉转流淌的清泉，在那扇门开启的时候升上了未知的天堂。

学校里有个男生跟他说，没有灵魂这回事，人跟机器没什么两样。虽然那个男生并没有什么恶意，他说的听上去也很有道理，但埃德加还是感觉到有些东西人们没有告诉他，不光是这个男生，每个人都在瞒着他点什么。

埃德加记得，母亲死前不久有一阵忽然精神了一下。有那么几分钟，她的眼睛大大地睁开了，甚至还想坐起来。她环视房间，然后眼光停在了父亲的脸上，他那时正坐在她的床尾，被自己的疑虑冻结在那里一动不动。

周年纪念既美丽又悲伤。雪还没落到地上就马上变成了雨。

埃德加推开了那家中餐馆的门，贴在门上的广告招贴像翅膀一样飘扬着。

他跌坐进那个印度人对面的卡座，印度人的那只松散的眼珠正盯着侍者一路走进厨房。

埃德加坐下的时候，一个中国女人从珠帘后面走了出来。

“埃德加，你好久没有来过了。”

“是啊。”埃德加说，心里暖暖地开始感觉到母亲的存在。

印度人把他的手盖在埃德加的肩上。

埃德加把母亲喜欢的所有的菜式都点了一遍。木须肉，肉末炒饭，酸辣汤，广东脆皮鸭，宫保鸡丁。

他们的卡座对面有一个水族箱，埃德加很好奇那些鱼是不是还记得他。

品尝妈妈喜欢的菜肴对他来说有种奇怪的感觉。脆皮鸭的香味，汤的柔滑厚重，对他来说像是有种魔力。

他好像能看见桌子上她那细长的手指，偶尔那手指会把一勺热气腾腾的食物舀到他的盘子里。她把自己金红色的头发挽到耳后，每吃一口她都会睁大眼睛。他们谈论着学校的事，营养的重要性，还有在八月纽约变得不可忍受的湿热时，他们该去哪里度假。

桌子对面的陌生人默默地吃着饭，一句话也没有说。

饭后，印度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捧硬币付账，中国女人在吧台上数着那些硬币，发出很大的声响。

埃德加打开了他的幸运饼干，他弄碎了那不怎么新鲜的饼皮，默默念着字条上的话：

“长长的根系会用爱把我们系在一起。”

接下来，他们来到了切尔西区的一家自助洗衣店，坐在正在搅拌着的洗衣机旁的橙色塑料椅上。已经很晚了，但是埃德加知道父亲也还没有回家。

“虽然有人帮我们洗衣服，”埃德加说，“妈妈还是喜欢带我到这里来，因为这里很有意思。”

印度人点了点头。几个波兰女人在他们边上折叠着洗好烘干的毛巾。

“以前妈妈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外婆也曾经带她到这里来，她们老在这里聊天。”

“你跟你妈妈在这里也聊得很开心吗？”印度人问。

“是啊，”埃德加说，“她教我每种不同的云都叫什么，还有怎样预测各种天气。”

这时在外面，大雨从乌云中骤然倾泻。雨来得那么猛，街上的人都像小孩子一样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兴奋地大叫，他们两个也都笑了。

印度人说：“现在我们好像被装在洗衣机里大洗特洗一样。”

埃德加点点头说：“以前我们总是坐在那边。”他指着那几个叠毛巾的女人那边，“妈妈老是在手提包里装着好多糖，然后我们会在自动贩卖机上买苏打水，这样就可以来一个糖果野餐。”回想的时候他止不住地笑起来，“她叫我不要告诉爸爸，可是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她的手提包从桌子上掉下去了，糖果撒了一地，爸爸惊讶地看着她，我觉得他以前见过的所有的糖加起来都没有这么多。”

印度人也笑了起来，然后他用吃饭剩下的硬币从自动贩卖机上给埃德加买了一罐苏打水和一些糖。

埃德加笑得太厉害了，以至于有几颗糖果从他的嘴里掉了出来，不过那个印度人看上去一点也不在乎。

在热烘烘的洗衣房里，埃德加几乎能闻见母亲手腕上的香水味。那台洗衣粉贩卖机上一个个色彩艳丽的洗衣粉盒子，让埃德加想起自己床边架子上的那个欢乐小盒子。母亲给了他两个两毛五的硬币去买那个盒子，当时她说：

“我会永远给你带来欢乐。”

他们离开了洗衣房，朝着第14街的地铁站走去。当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睡在地铁排风口上时，他们同时停下了脚步。

“他一度也是个小男孩啊。”印度人悲伤地说。

那个流浪汉睡在潮湿的纸板箱上，身上盖着几条破毯子。他稀疏的头发乱蓬蓬的，皮肤脏得看不出底色，他的鞋子有他的脚三倍那么大，而且没有鞋带。

“他现在也还是个小男孩，在等着有人来爱他。”

埃德加把母亲的毛衣从背包里拿了出来。

“你要干什么？”印度人问道。

“用另一个方式去爱我母亲。”埃德加回答。

他把毛衣放在流浪汉的手边，他这样做的时候，流浪汉冰凉肮脏的手指感觉到了毛衣的柔软触感，并伸手来摸索。在他的脚边放着一个写得很糟糕的标语，上面写着：

“有时我们都需要帮助”。

“你那样做真好。”印度人说。

“其实也不算什么。”埃德加说。

“是不算什么，但是同时也意味着一切。”印度人说。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埃德加问。

“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一阵清凉的风吹过地铁的站台，埃德加努力想去记住印度人曾经说过的话。这不是风，而是爱笑的人的笑声。

地铁长声呼啸着停下了，埃德加抓住了印度人的手跟他一起上了车，坐在一个男孩和他的母亲旁边。那个母亲正剥着开心果的壳，然后把开心果放进一个袋子里。男孩膝头上放着一只篮球，一直看着母亲的一举一动。

男孩的母亲正怀着孩子。

“所有的秘密都在那里，”印度人指着她的腹部说。埃德加凝视着那臃肿的身体。有一度他也曾住在那样温暖的地方。

他们到了要去的那一站，离开地铁站时，天已经黑了，有那么一会儿埃德加和印度人都被夜晚的天空镇住了。

“我们离开一个子宫，又住进另一个。”印度人笑着说。

虽然星星们看上去很近，但其实它们是在几千万英里之外。

“星星的光线要经过如此之长的距离才能抵达我们这里，所以有时候当我们看见一颗星星的时候，它已经消亡了。”印度人说。

“这么说有些星星已经死了？”

“没有什么东西会像我们以为的那样死去，埃德加。”印度人说，“也许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他们是如此的美丽，不管他们是醒着还是睡去了。”

他们走着穿过了公园，天太黑了，虽然身边围绕着树和灌木，但他们完全看不见这些东西。他们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彼此的存在。

当他们接近第五大道时，月亮清冷地升上了树梢，埃德加知道父亲这会儿应该已经到家了。当他们站在街边的时候，印度人的眼睛看上去更明亮了，那光线照在埃德加的脸上。

他扶了扶头巾，一句话也没说地转过身去，朝着公园走了回去，一次也没有回头。埃德加看着看着，觉得他那忧伤的缓慢步伐忽然有了一种奇怪的神圣感，看上去他变得有树那么高。他的轮廓变得明亮起来。

埃德加的目光越过了大街，越过了街上的建筑，一直穿过云层看向宇宙深处。

没有任何坚固的物体能让他和无穷分开。

埃德加和父亲之间相隔的那片大海开始渐渐消逝，远远地，那个男人守在火堆旁，等待着他心目中曾经的小男孩来拯救他。

世界，在花丛中微笑

几个小时之前，我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登上了一架飞机，脚上没有穿袜子。明天黎明之前，我就应该在雅典的果树林下漫步了。

上个星期，我收到了住在希腊的萨曼莎写来的一封信。她告诉我她就要和她青梅竹马的好朋友结婚了。五年前，我们在一起只度过了几周的时间，但是当你最终遇到那个你在白日梦中曾经想象过其模样的人时，透明的时间变成了头发的颜色，无形的岁月变成了嘴唇的形状。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只被分配到固定数量的爱——只有在最初遇见时才够用——初遇时候的一种千金难买的笨拙。而当这份爱离我别往，一切就开始变得艰难，因为我们得面对我们的人生，面对我们的过去，面对我们自己。

因为酗酒，我离开萨曼莎的时候情形有点混乱。

那时候我喝酒喝得那么凶，以至于我皮肤的颜色都变了。我记得最后一次从百叶窗的窗缝里看着萨曼莎蹦蹦跳跳地跑上我公寓大楼的台阶，她的包在身后飞舞着。我曾认为我会永远跟她一起住在希腊。但有时候，当面对某种神秘莫测的美好事物时，围绕着我们的牢笼的铁条就会震颤起来。所以我只好逃开来保护自己，继续当我的囚徒。

我有种感觉，我在大西洋之上。往下，我能看进黑暗，想象着一个个荒寂无人的小岛星罗棋布的样子。在萨曼莎和我分开的那些年里，我变成了栗色的。一直以来，我被困在下面那些想象出来的小岛中的一座。直到现在，我终于登上一具用恐惧和解脱的藤蔓扎起来的木筏，漂离了那座荒岛。

收到萨曼莎的信的几天后，我再也睡不着，就起了床。我决定沿着日落大道走一走。那时很安静。黎明扫过街道。我看到一个穿着婚纱的女人在等公车。她一屁股坐到木头的长椅上。她的婚纱包围了她的整个人，还越过了长椅，把一张西班牙语的广告给遮盖住了。她的脚悬垂在路阶以上一英寸的地方。

面纱遮住了她的眼睛。她的嘴唇在颤抖。唇膏看上去已经弄花了。我突然意识到，自从离开萨曼莎，一部分的自己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悲伤。这些日子以来，我也不是在为了萨曼莎而惊醒啜泣，而是为了我自己，为了这么多年来把我从她身边推开的这种无可救药的冷漠。就像一条船，我在大海的中央抛下了我的锚。我已经选择了安静地腐烂。

一个穿牛仔裤的男人在婚纱女子身边弯下了腰。他是在垃圾堆里寻找易拉罐。我对他脸上的那种专注印象深刻。他是这条街上非官方的考古学家。我觉得我若要跟他换个位置，那可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

忽然间我意识到这个穿婚纱的女人是我所认识的人，这让我决定马上去买下一班到希腊的机票。我回家找出护照，叫一辆出租车去机场。

我很想知道萨曼莎现在是不是快乐，还有她和她的青梅竹马已经拍下了多少张甜蜜的照片。

我回想起她的嗓音。

眼前好像又看见了她父母家的房子，从高处俯瞰着整个城市，白色的石墙矗立在被晒焦的土地上，在蔚蓝的天空下有着空旷而凉爽的轮廓。她父亲在阳台上下西洋双陆棋。他的胡须一翘一翘的。电视上正播放着足球赛。

日落大道上，流浪汉在垃圾堆里越翻越深，穿婚纱的女人开始哭泣，我能看到面纱下那张久已熟识的脸。但是我并没有叫着她的名字冲过去，而只是站在路边没有动。

穿着婚纱坐在那里等公车的女人是黛安娜，多年前我们曾住在同一栋公寓大楼里。那时她是一个正在受训的护士，而我在修读古代历史专业博士学位的最后一年。她住在走廊对面，我们有时会一起喝杯洋甘菊茶，有时她会谈论起医院里各种手术的情形，另外有些时候，我会磕磕巴巴地描述古希腊的历史或者解释古代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有时我们会没有理由地拉着手，或者同时去抚摩她的猫。我那时计划飞去雅典住段时间以完成我的毕业论文，在我搬走的前一晚，我和黛安娜一起吃了一顿告别的晚餐。伴着红酒重温往事，我们吃了一顿长长的晚饭，最后我们给了彼此一个承诺。当时我把胳膊肘架在厨房的桌子上，而她的手指在塑胶桌布上滑来滑去，我们达成一致，如果到四十岁我们各自都还没有找到另一半，那我们俩就结婚算了。之后我们就上了床。当时我一直想知道，黛安娜身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洛杉矶是一个噩梦与幻想之地。

飞机上的每个人看上去都睡着了。我周围有几百个梦正在发生。

遇到萨曼莎的时候，已经是我在雅典的最后一段时间了。我把在雅典的时间分配给了喝酒和为我的论文研究古代方言。我们第一次接吻是在公寓的楼顶，周围是空调发出的哐啷哐啷声，头顶缀满繁星的橙色天空轻柔地铺开。爱情让看上去没有价值的东西都显示出不同寻常的美——一双鞋子，一只空了的红酒杯，一只打开的抽屉和大街上的裂缝。

从希腊回国后，我就不再喝酒了。

我不是为了延长生命而停止喝酒，而是因为这种对酒的禁绝可以让我继续去爱她，就好像通过戒酒我证明了我是配得上她的。

我的记忆就像沼泽上散布的小水洼一样杂乱无章——在“当下”的时刻里乱扔了一地。头脑所记住的那些片断，看上去很随机，但我知道不是的。

把萨曼莎留在雅典之后的那些年里，我经常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不只是因为我们弄丢了彼此，而是因为想起我们的亲吻时，我只能感觉到酒精的味道。而她的青梅竹马，将成为她丈夫的那个人，知道她现在尝起来是什么滋味的。这是他的特权。

穿婚纱的女人开始哭泣，在垃圾堆里翻找铝罐的流浪汉站直了身子，把他的手放在了她的肩膀上。他们中间放着一个塞满了压瘪了的易拉罐罐的塑料袋。那袋子里至少有两百只罐子。每只都曾经碰触过某个人的嘴唇。

作为一个考古学家，我经常很好奇，经过那么多痛苦，我们是怎样作为一个种族生存下来的。答案已经显示出来：与陌生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潜力。

飞机在伯罗奔尼撒山脉上空盘旋，慢慢地朝着雅典国际机场降落了。海水爱抚沁润着大地。旅客们开始骚动，我想象着老妇人们把床单挂出来，切开柠檬。萨曼莎一定仍在睡梦中。

机场外有个香水广告牌。上面是一对年轻美丽的情侣，写着：你觉得她闻起来怎么样？

睡意蒙眬中，我幻想着广告牌上的那两人是我和萨曼莎。我没有直接坐上去萨曼莎家的大巴，她家的庭院里一定又开满了鸢尾花，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向反方向的比利亚斯港驶去。在咖啡馆喝了一杯水之后，我找到了一个船主，雇他开船带我去西南方向三十公里之外的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在我们出海途中，他给了我一片“斯帕纳科皮塔”——一种菠菜和菲特羊奶酪做的派。多年前，萨曼莎也做过这个，那时她的脸颊和额头总是沾满了面粉。

接近那个小岛时，一阵南风吹了过来，于是我问船主可不可以停靠到北边的沙滩上。他看上去有点迷惑不解，但只是耸了耸肩答应了下来。当我要求他等我三个小时的时候，他再度耸耸肩，点起了一支烟。从他的收音机里我听到了一首歌，歌里有agapi-mou的字眼，那是“我的爱”的意思。

我慢慢地找着路往岛的最高点上爬。我能感觉到后脖颈上的皮肤正被阳光灼伤。我很渴，汗水沿着我的背脊流下去，一路印出盐花。我以前也曾经在这个岛攀爬过，还在鲜花环绕中啜饮过红酒。

我趟过一片紫色的水仙花和罂粟。一簇簇的仙客来点着头，敦促着我爬上岛的最高点。我曾经告诉过萨曼莎，古希腊人是如何把仙客来归于龟类，因为它们的块茎很像海龟。她亲吻着我，说：“世界，在花丛中微笑。”

抵达顶峰的时候，我的脖子和胳膊上的皮肤已经被晒出了水泡。我已经处在这个岛上能到达的离太阳最近的地方，鲜花让路给了枯黄的干草，泥土变成了血红的尘土。

我弯曲膝盖趴到地上，下巴嵌进了红色的泥土里，这时，我看到山坡上的鲜花像地毯一样，颜色逐渐浅淡下去。

我闭上眼睛，风——轻轻掠过海洋、剥落了它新鲜盐味的风——在野花中间迅速上升，又好像因为收集了花束的重量那样渐渐慢下来。这风最终吹到了我的身上，像冰一样地停在了我的衬衫里，我深深地呼吸着对萨曼莎的回忆。

如果我不去见萨曼莎，现在就搭飞机回家，那么在我的航班抵达洛杉矶之前，她就会已经结完婚；穿着婚纱的黛安娜，应该已经坐上了她等的那班车，而那个流浪汉也已经卖掉了那些易拉罐。

在这片被遗忘的土地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虽然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恐惧。但我感到解脱，我放下了所有的负担，我正在攀登。

黑暗中的绽放

自从亲眼目睹了几个月前发生在火车站的一起暴力事件后，萨朋内再也没有画过素描。他不再去画那些在博物馆屋檐下聚集的鸽子，也不再拖着脚步走去博物馆旁边，那是他以前最喜欢坐着观看过往人群的地方，比起画画，他其实更喜欢这样坐在那里看着一切。几个月来，萨朋内一直忍受着他目睹的那起暴力事件带来的厌恶感，因为焦虑而几乎不能呼吸，就好像他才是那起几乎回忆不起来的可怕罪行的制造者一样。

萨朋内总能在小事上发现真正的快乐。母亲过世前，他一直跟着母亲住在巴黎一个低调而不招摇的郊区里。失去母亲之后，萨朋内认为离开旧居、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是最好的选择。从那以后，他就退回到了一种无始无终的、成年人的阴暗存在里。

这些年来，他的素描水平变得相当娴熟。随着年岁增长，萨朋内意识到他就像他的素描一样——活着，但是同时并不存在。这是有可能的。

萨朋内在母亲死后搬去了一个小公寓，俯瞰着一个小小的喷泉。泉水从一个儿童雕像的嘴里冒着泡泡涌出来。萨朋内的夜晚很宁静，能打破这宁静的，只有冬天里炉火的哔剥爆裂声和他的手指翻动书页的声音。然而，在他母亲死后不久，一种狂野而不受控制的渴望在他心里开始滋生起来。

他希望他能偶然地——也许是在他长长的漫步途中——遇上一位和他有着相同境遇的年轻女士，他和她可以一起度过周日的下午，或者下班后在喧闹的多赫提·白兰歇大街上一起分享一顿大大的冷盘晚餐。

但是这种与某个年轻女士邂逅的渴望——总是伴随着一种同样强烈的、不协调的感情，把他拽到大街上的咖啡馆的渴望——给他阴暗的存在带来了宽解，又逐渐地消解于平庸，就像某种珍稀的鸟类渐渐杂处混迹于普通鸟群一样。

他的生活又回复到正常的节奏中，直到差不多十年后的这一天，作为在火车站工作的一个普通职员，他亲眼见证了一件发生在那里的暴力事件。这种渴望的感觉突然又回来了，很快，萨朋内的眼睛就为那个他在上班路上看见的站在商店橱窗里的女孩燃烧起来。她长得非常漂亮，萨朋内觉得自己肯定曾经在清晨去往火车站的路上见到过她很多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过她。

除了对这个女孩突如其来的激情，萨朋内还发现自己开始做起一些奇怪的事，比如对鸟儿说话，比如无论何时经过花园的雕像都会摘下自己的帽子。

一天又一天，他在脑海里保存着这个女孩的模样，就像小心翼翼捧着易碎的鸡蛋般带着这幻想到处行走，只有回到家逃避进孕育幻想的睡眠中，他才能解脱自己。

但是，萨朋内并没有保持始终如一的小心翼翼，他开始陷入白日梦中。自从母亲死后，他的白日梦开始有了声音，萨朋内得出结论，那只是堕落颓废的潜意识在脑子里的对话重放而已。

有些白日梦好像想要在白天就把他淹没。在白天它们像野马一样跟随着他，在他梦里生活的平原上漫步徘徊，它们总是跟着他，直到他几乎想不起自己的名字为止。

在衣柜上层的抽屉里，萨朋内收藏着他认为自己画得还不错的素描。他一共保留了两张画，一张画的是一扇有着复杂锈蚀的铰链门，另一张画的是他曾亲眼看见的一只从排水沟里盯着大街的猫。

每个星期五，橱窗里的女孩都会换上一套新的衣服和一种新的站姿。

火车站的小售票亭里，萨朋内仍然经常会在短暂休息的时候做着白日梦。

“先生！”只有在旅客大叫的时候，萨朋内才会突然意识到，这只是一个下着雨的下午，他并不是埃及国王，也没有被错误地卖作奴隶。

橱窗里的女孩完全占据了萨朋内的意识，但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女孩，她是木头做的，她没有一颗人类的心。但是，在一段距离之外，她很容易会被错认为是个真人。从她用玻璃眼珠凝视街道的那副样子，萨朋内断定她就是个女孩，因为他相信只有女孩才会有这种渴望的凝视眼神，女孩都有自己的秘密。

每天，萨朋内都在火车站卖票，然后回家，小小的公寓房对两个人来说空间就不够了，但是萨朋内想，如果她能跟他一起回家的话，他肯定能给她找个坐的地方的（如果她愿意坐下来的话）。

萨朋内的脸上长着一个苍白的鼻子，两旁是黑漆漆的充满孩子气的眼睛。他是那种会突然停下脚步、用手杖去戳戳路旁某样东西的人。

在开始注意到那个橱窗里的女孩之前，萨朋内见证了火车站里的一起暴力事件。他整夜都为这事做梦，然后再筋疲力尽地醒来。

那天，一整个上午，萨朋内都昏昏欲睡，以至于他几乎无法透过售票亭冰凉的玻璃窗看清楚外面的时间表，那上面有一些因为糟糕的天气预报而做出的细微调整。带着一种梦境般的唐突感，累坏了的萨朋内开始画起素描来，为一个买完票就一直安静地坐在售票亭不远处的女人画画。

笔在纸上滑动着，萨朋内用最细微的线条描绘着她。很快，线条开始像一个人，再添上几笔之后越来越像他面前的那个女人，就好像他使了个什么花招把她的灵魂给弄进去了一样。他很欣赏这次自己的作品，在把它扔进废纸篓之前，将它细心折叠了好几次，仿佛那是一张包过无味面包的蜡纸一样。

阳光从车站的玻璃屋顶洒下来包裹住她，萨朋内微笑起来，可他的嘴角却连一点微笑的痕迹也找不到。

十二点还差几分的时候，一个穿着体面的矮小男人走近了那个女人，他并没有坐下来。他们开始聊天，萨朋内很想知道那个男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是不是那女人的老熟人，在跟她说着一些能填补他们从最后一次见面到现在的空白的故事呢？

可就像这个男人的出现一样突然，亭子外的一阵响声令萨朋内瞬间从他的梦中惊醒，那矮小的男人握紧了拳头，就这么笔直地打在了那女人的鼻子上。男人把领带弄弄直，看上去好像还想说点什么，但周围的人都因为突然发生的一切站了起来，所以他只好安静而迅速地离开了。那女人一声也没吭，只是挣扎着想用一条蕾丝手帕止住流出的鼻血，手帕很快就被染成了深红色。人们都瞪着她看，一个老头还叫来了警察。

萨朋内开始发抖。他想离开售票亭，可如果他离开，预先设定好的门锁就会让他无法再回到亭子里。如果他叫她过来让她躲进售票亭，就会有被人看见而被解雇的危险——萨朋内还从来没有因为什么事儿被解雇过，也从来没有怒冲冲地说过话甚至是提高过他的嗓音。

血止住了，她的眼睛因为哭泣而肿胀，鼻子已经变成了李子色。

离一点还差十五分，她站起身来离开了火车站，手帕依然压在脸上。萨朋内竭尽全力想抓住转过街角消失不见前对那个女人的最后印象。从她带着的行李来看，她只是个普通的女人。萨朋内甚至有些怀疑她是否识字。

顾不上回答一个带着助听器的老太太关于她是否能离开巴黎一个月又在同样的钟点回来的问题，萨朋内在他桌子底下的废纸篓里翻找并捡出了那个女人的素描。不带有任何的情绪波动，他把那张纸滑进了自己的口袋，就好像那是一个他牵涉在内却一点都不记得的罪行的证据一样。

他向老太太解释，她可以搭乘一点五十二分从巴黎出发的那班火车，但是不可能在一个月后以同样的钟点回到巴黎。

“不可能！”老太太冲着排在她后面的长队大声重复着，就好像她也一直是那么怀疑的一样。

暴力事件发生后的两周以来，橱窗里的女孩在萨朋内大多数的白日梦里都有一个位置，关于那件事的记忆有点像一场梦——但它比梦更沉重，并且以某种方式固着在萨朋内的身上。之后，萨朋内常常以为自己在火车站又看见了那个挨打的女人。也许，因为他画过她，所以他们的影子就被联结到了一起——就像两个中间没有白天的黑夜一样。

路过多赫提·白兰歇大街上的橱窗女孩成了萨朋内所盼望的事——甚至是比画鸽子和在喷泉旁边吃晚饭都更加令他盼望——这时，他开始有点害怕了，于是萨朋内找了另一条由街心花园到火车站的路。他并不想完全失去自我。没有了她每天早晚透过玻璃对他的凝视，他就能有点时间来决定自己该干点什么。可是，萨朋内又开始在夜里时不时地醒来，开始想她，就像公园里某些只在黑暗中绽放的花。

萨朋内只有一个朋友，那人就住在他楼下的公寓。他的名字叫安叟，他的块头太大了，几乎不能从自己公寓那已经加大两倍的门里穿过。萨朋内从来没见过安叟冒险接近过那个喷泉。安叟常在夜里辛酸地啜泣，仿佛他巨大的腰围里藏着一个羞耻的漩涡。

萨朋内和安叟每年都互赠圣诞卡，也经常给对方留下一张提醒注意天气变化的条子。

安叟总是穿着宽松而闪亮的睡衣和天鹅绒的拖鞋，拖鞋上都绣着一个金色的“安”字。对于他们的友谊，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萨朋内能给他带回一些没卖掉或者用过的火车票，安叟喜欢把这些票整齐地排列在一本布面的精装册子里。

安叟很用心地记住了火车时刻表，那让萨朋内觉得，如果安叟能离开公寓的话，一定会是一个比他要强得多的售票员。

潮湿的周日午后，在吃完了一顿冷餐肉和啤酒的午餐后，安叟抽起了雪茄，开始仔细琢磨起萨朋内对商店里那个女孩不能释怀的窘境。最后，伴随着打在窗户上千只眼睛般的雨滴的声音，安叟感性地说：“你得走进那商店，萨朋内，你可以有礼貌地去问问这事。”

走进那家商店的念头让萨朋内的内心立刻充满了巨大的恐惧，以至于和安叟吃完午饭后，他马上就回房上床逃到了梦境中去，就像一片从枝头飘落的叶子掉进缓缓流淌的河一样。

清晨他在很早的时候醒来，虽然外面的天还很黑，可房间却被街上和冒着烟的屋顶积满的雪花给照亮了。

萨朋内披上睡袍，蹒跚地走近窗户。

窗下的庭院和喷泉都还在沉睡中，萨朋内想象着带她回到自己公寓的情形。他想象着带着她穿过覆盖着巴黎的像结婚蛋糕一样的雪，来到公寓前她看见喷泉时脸上的神情。

这天早晨，这座灰色的城市完全被大雪覆盖了。当萨朋内走近商店的大门，把一路走来积在脚上的雪踢掉时，门铃大声地响了起来。

店里有一排排的礼服。装饰着羽毛、挂在墙上的帽子就像是许许多多奇异的鸟。店铺里面寂静无声。

萨朋内想走到橱窗那儿去找那个女孩，这时有什么东西出现在挂着一排皮草的货架那里。

一个小小的战栗着的生物突然出现在了他面前，萨朋内不太确定这是个女人还是个画出来的洋娃娃，眼前的女人涂着血红的嘴唇，皮肤极为苍白。

“是的，”这女人说，就像她在回答一个问题，她举起手杖指着萨朋内，“你以前来看过皮草，对吗？”

店铺的后面飘来煮咖啡的香味。

“那么，好，”她说，“看上什么喜欢的东西了吗？”

她嘴唇嚅动的时候，一大团厚厚的化妆品糊糊也在动着。

“每天早晨上班的路上，我都注意到橱窗里有个女孩，女士。”萨朋内回答。

“我敢打赌你注意到了，”她大声说，“你可不是第一个进来礼貌地问起这事的小伙子。”她大口喘着气，“她是不是让你想起什么人了，啊？”

一片死寂中，萨朋内颤抖的嘴唇仿佛泄露了他是多么寂寞的这个秘密，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这个秘密。萨朋内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

“谁？那个女孩？”他用变了调的嗓音说。

他们一起转向橱窗，看着雪无声地落到地上。

“怎么办啊？”那女人评论道，“每年这时候都没法去公园了，一团糟。”

“您知道有些花会在黑暗中绽放吗？”萨朋内问道。

“可谁会晚上去公园啊？”她不耐烦地说。

萨朋内感觉到怒气在他全身扩散，但他还是平静地说：“我没指望谁会去。”

从商店走出来时，一个脚步不稳，萨朋内把头磕在了橱窗的边角上。一些血滴洒在了雪地上。萨朋内惊惧地弯下腰，他的血就在自己的面前。这血曾在他的身体里存在了将近四十年，在他身体里流淌，给他的白日梦提供着动力。他渴望的那个物体在几步台阶上的橱窗里冷酷地凝视着他。越来越多的血滴流到雪地上，萨朋内无力地跪倒在地，手指摸到了自己头上那深长的伤口。他的额头由疼痛转为麻木，每走几步萨朋内都会回头看看雪地上那些鲜红的血滴，就像看着他灵魂的眼睛。

十三年来萨朋内第一次迟到了，当他来到售票亭时，票务部的头头从眼镜的上方审视地看着他。萨朋内感觉到一道血线正温暖地流过面颊。

“亲爱的小伙子，你流血了。”

夜里，火车站差不多已经空了，快吃晚餐的时候一个男人走到了萨朋内的售票窗口前，说要买一张去“随便哪儿”的票。

“您到底要去哪里呢？”萨朋内问。

“我也不知道。”那男人静漠地说。

那晚萨朋内在床上思索着这个男人的话。

差不多快到凌晨四点的时候，萨朋内坐起了身，走向窗户。月亮皎洁而明亮，但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他穿好衣服出门，走向了街心花园。

月光下，雕像们的眼睛像在移动并闪闪发亮着。萨朋内不确信自己是否醒着，但是他很好奇自己以前为什么从来没在月光下的雪地里漫游过，还有为什么在这么多年的无所适从后他忽然好像找到了自己的家——也许他也是巴黎梦境中的一个角色吧。

公园里大多数的植物都在负担着积雪的小小分量。萨朋内知道现在是冬天，他不会看到任何正在开花的植物，他意识到他之前弄错了，那些花朵并不是在黑暗中绽放，而是在月光下盛开。

他挖了一点未经破坏的积雪，咀嚼着它。然后他笑了起来。他会爱上一个塑料模特儿是多么愚蠢啊。真蠢，他想，但是考虑到他的境遇，又是可以理解的。

路变宽了，萨朋内注意到有人坐在路边的一条长椅上，他停下了脚步。

然后他认出了她是谁，回想起她那条被血浸透的手帕和她穿过火车站走向月台时身后一连串的血点——那是她的灵魂的眼睛。

她的出现让萨朋内相信自己一定是在做梦，因为她看上去如此的惨白。他走近时，她大睁着的眼睛并没有因他而转动。

他伸手去够她，她还是没有动。他用手指轻碰她的脸，包括她惨白而不带任何生气的鼻子，她已经完全冻僵了。落在她头发里的片片雪花几乎完好无损。

他跪倒在雪地上她的脚边，回忆起他自己的血滴在商店门外的情形。

他支撑着起来，坐到长椅上。他用胳膊搂着她，把她移向自己。他使劲抱紧她，直到感觉到她衣服下面的骨头。然后他平静下来，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在自己的夹克衫口袋里找到了给她画的那张素描，打开它，随即他又再度搂住她，希冀着他遇见过的每个人都能以某种方式看见他现在的样子。

在他们被运走之前，时间过了很久，很久。

遥远的船

这些日子来我常常想起里奥，这晚当我给一辆要去伦敦的货车分类打包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他。仓库里很冷，我们呼出的水汽像胡子一样绕在嘴边。办公室上周发来了一箱手套，但我喜欢用我老硬皲裂的手抱着纸板箱的感觉。我已经为皇家邮政工作了快三十年。二十年前我开始不再说话的时候，曾以为他们会让我走，但他们对我很好，十年后我就能退休了，那时我会得到一笔国家养老金，和一个简单的欢送会。我挺喜欢我的工作，除了去海滩漫步之外，它是我离开房子的唯一的原因。

每个包裹都有它要去的地方，而它们的内容是个谜。偶尔我会发现一两个盒子的地址是小孩写的。我喜欢把这些盒子放到一边，在我当的班结束之前先不发出去，这样我就可以研究一下那些笔迹，把它们跟里奥的笔迹做个比较。小孩子的笔迹让文字变成了使人疼痛和扭曲的媒介。自从失去了里奥，这些包裹对我来说都成了玻璃的碎片。

仓库被分成好几个区域。这里没有窗户，有时候我会想象自己是在奥斯陆、孟买或者鹿特丹。外面，湿淋淋的威尔士山坡向一个方向延展开去，像苔藓毯子下躲着的古老巨人。在另一个方向，陆地好像惊醒一般戛然而止。陆地停止的地方别的东西又开始了，大海一直向北方延伸着，直到开始封冻的地方为止，它像孩子抱着母亲那样依附着陆地。

泥迹斑斑的小型货车从乡村一路开进山谷。包裹会在最近的城市分好类，由这些货车运来卸货。每两天，笨重的拖船会从这个仓库轧轧地开向格拉斯哥、曼彻斯特、伦敦和彭赞斯。

每个清晨当我在黑暗中走回家的时候，我都会想象着拖船的头灯射进夜的深处的画面。我爱那些包裹上的城镇的名字，就像我爱那些在我家大门口分叉的地方盲目长出地表的不同种类的野草一样。

几百年前，这个村子的人只靠着打渔为生。在我的起居室里有一本图画书，其中一幅画上画着穿围裙的年轻女子们站在悬崖上，看着一艘船在峭壁上撞得粉碎。画的前景，一道阳光照射在海水的表面。我没法告诉你这画是谁画的，但是我能理解那道长长的光柱的含义是什么，我能理解那种令画出这些细节成为必须的悲痛。现在这个村子里只有极少数人还在打渔。

尽管货仓运输比渔业提供的收入更稳定，可村里的所有男孩还是做梦都想着出海。他们大开着窗户，梦见自己的祖先坐在那种现在只能在瓶子上看见的船上。

有时我会沿着村子下面那怪石嶙峋的海滩走上一段。墨绿色的海水打上岸，我随着巨浪抽打岩石的咆哮声大声地叫着。我花几个小时盯着看石头缝隙间小水洼里的鱼和螃蟹。我很好奇它们是否已经意识到自己被切断了后路。我喜欢坐在冰凉的石头上，直到潮水没过我的鞋子，袜子吸满了水，就像某种歇斯底里地拉着我的脚趾头的生物。

清晨来临，我结束当班，把自己卸货的卡车数量记录下来。三十年过去了，我一次也没有弄错过，因为对我来说，每辆车都像一个人一样。就像小男孩一样，我认为车子都是有面孔的。

我打好表，在休息室里找到我的外套。桌子上有一个吃了一半的三明治。无上装美女的日历挂在一个更衣柜的外面。那些女人看上去都很冷。她们的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照片也许能假装出欢乐，但是却从不能装出悲痛来。

仓库距离村子有半个小时的脚程，首先得穿过一条狭窄的乡村小路，然后要穿过一堵厚厚的灌木篱墙，路过的时候有很多鸟儿会从它们筑在篱墙上的窝里向外瞧，最后再爬上山坡就能到村子了。夏日里，野生的莓果便会取代鸟儿们的黑眼睛点缀在那里。

再过几个小时，黎明就会淹没整个世界。我停下了脚步，靠在一根路灯的柱子上。我的左腿总是很痛，在冬天情况会更糟。圣诞节这会儿一切都很糟。

路灯的光线照在我的手上，把它们变成了彩色玻璃那样的颜色。村子里的教堂就有一扇壮丽的彩色玻璃窗。有时我会跪在那窗下，沉浸在那颜色中。当腿上的疼痛变成模糊的抽动感，我便继续走了起来。一路上靴子底的小石子刮擦着混凝土地面。我想念秋天——当夏天承受着对自己必将逝去的宿命的回忆。之后是冬天。然后便是这奇迹的季节，一切又会无畏地新生。

回家的路总是走得很慢，一排排石板瓦的房子闪烁着灯光。它们黑色的前额被明天的呼吸弄白了。窗帘从里面拉上，挡住了外人的眼睛。

一只鸟儿在路灯杆下单脚跳跃着，嘴里衔着条圆胖的虫子。我走近的时候它就飞走了。

我走过了街角的小酒馆。即使违反法律的规定，村里的酒馆还老是开着，那少数几个坚持下来的渔夫会在黎明前的一小时左右回到这里，带着一种漂浮在不能饮用的水上而生的干渴。光线和欢笑声一起泼溅到街上。我闻到了啤酒的味道，自动点唱机模糊的撞击声让我想到了我的腿，而那让我又想起了里奥。

雾气笼罩了整个村子，白色的胳膊在街道上伸展开。狗儿们在厨房的后门叫了起来。

我以前总会进酒馆去喝一两个品脱。可现在我已经有六年没进去过了。这些酒精对我来说都是没用的。

二十年前，杰妮把里奥的东西都带去了美国，我感觉到一种释放。房子是如此宁静，出于某种理由我开始想起我的母亲，她在六十八岁那年死去。那是我和杰妮结婚的同一年。我母亲在冰上滑倒，摔断了髋骨，然后没有任何预警地就在医院里死去，就像一本我以为永远也不会读完的书的结局。

上个周日我一直在看渔船轧轧地开回码头，船体被一网网银色的鱼覆盖着，变厚了。

二十年来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过，不过曾经有段时间我是个无法闭嘴的人。没有语言的痛苦，我过了如此之久。我的人生就是一封没有投递地址的信。

如果你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来观察我，你会注意到我的手一直在动。它们总是在碰触彼此，就像盲眼的兄弟姐妹那样。

我喜欢观察那些渔船。每条船的抵达都会被鸟儿们的哄散所庆祝。远远看过去，海鸥就像浪花上漂流的眼睛一样。上个星期，年轻船长中的一个问我是不是需要工作。我摇了摇头。他是个挺帅的小伙子，里奥如果活着的话应该就是他那般年纪。我想知道是谁继承了里奥留下的生命。

我住在我从小长大的那栋房子里。父母的房间还是原来的那间。其实那只是间客房，但我们唯一的客人就只有梦中那些在门前车道上飘浮的幽灵而已。

村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的人生是怎么回事。不过我已经太老了，老得不会再觉得我的悲哀是与众不同的。

杰妮跟我是一样的年纪，但她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在这个村子里，伴随着潮湿的鞋子和周日的赞美诗，我在我爱的某个人死去的时候老去了。然后整个周日的时光就被用来观看光线的移动，它从又小又热的房间里穿过花园，闻上去像有人在熨烫衣物一样。

杰妮生活在洛杉矶。我们还是两口子，虽然自从里奥的事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说过话。人们在洛杉矶拍过很多电影，也许她的人生就是一支漫长的幻想曲。

有时我会在山脚下的小学外徘徊。每年的这个时候，圣诞节的装饰都已经挂在了窗户上。学校的另一边是满布着星星点点羊群的山脉，还有正在回家路上的拖拉机的零星灯光。我有时会计算好自己的步行时间，在学校打三点的铃声时抵达那里。这时，孩子们像热水一样涌到操场，冲进他们父母的怀抱。我愿意用任何东西——甚至是我的回忆，特别是我的回忆——去交换把里奥拥进怀里的那一瞬间。他不在我怀里，那缺失的重量，是整个世界的重量。

那起意外发生后我很快就不再说话，希望那样就能让我在回忆里留住里奥柔软的、咬着舌头说话的声音。有时候我用手捧着里奥的某个字眼，手抖得就像一只颤抖的鸟儿。意外发生之后，医生说我只有几个月可活了。杰妮回到了美国，而我在自己的家里等着那死亡的旅程。那感觉就像你要打包一个箱子，但却不知道该往里面放些什么。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再也不去看医生。他们只相信他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他们就像牧师一样——被某种宗教的神性弄得盲目了。

如果杰妮能看到这里的一切是多么的没有希望和暗淡凄凉，她会很震惊的，现在除了汽车被允许开到市场上来，还有一条卡车可以通行的公路通到山上之外，这村子没任何变化。当我认为我在那个事故之后不久也将死去的时候，我开始写一本书，然后再也没有停下来过。它的名字叫做：《梦想是童年丢失的城市》。

二十年来我并不是每天都写。在我死去之前我是不会完成它的。我在写的这本书是终结其他所有书的那一本。我的死将会是结局的那一章。我也画了书里所有的插图。这本书是关于我和里奥还有杰妮在一起的生活的。我没办法把我自己画出来，所以我在画上用一个“X”代表我自己。有时当我阅读之前写的章节时，我会突然置身于旧日时光之中——就像置身于有人用你的人生搭建的剧院布景里。回忆就像由演员来扮演的人生。

杰妮总在阳光中醒来。她总是喝着橙汁。就算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洛杉矶依然很温暖。在美国，有些人是在沙滩上过圣诞节的。在澳洲也是。而我总是在雨点敲打窗户的声音中醒来，那声音就像一百个威尔士母亲的唠叨。每个雨点都是微小锈迹的一个记号。

杰妮是到我们这里来研究气候的。在班戈 [1] 有一个大学。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到那里去观测云朵。我还记得她对那一大团白色的、缓慢地打着旋儿扩大的东西是多么的吃惊。我给了她一纸杯的鸟蛤。以前你可以从运货马车上买到这些东西，但那些鸟蛤都已经死了很久了。这里是以前的人们相遇和谈论战争的地方。杰妮的口音非常柔滑和浓郁。我以前总希望我的祖先也去了美国。也许那样的话一切就都不一样了。也许我们会在剧院相遇，在车辆入口处。也许里奥和我就可以一起组装出一部老破车——就是那种人们会在车库里鼓捣出来的车。

二十年前，我开着车冲下了悬崖。我只是想转向里奥冲他做鬼脸，好让他高兴地笑起来而已。事情就是那么简单。

里奥的尸体在汽车残骸的半英里外被找到。他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只是他的内脏都碎了。我愿意认为他是从车里被那些弥尔顿和布莱克书里写着的、我一直相信存在的天使给接走了。他们是在同样也照耀着我们的村子的月亮下写下那些书的。月亮，看见了一切发生的事情。

他们告诉我，我是那起意外的幸存者。

现在是星期三的早晨。这个时刻的黑暗很少被人记得。大多数人正要醒来。我站在自家大门外的一边，那并不真的是一道大门，而是通向悲哀的另一条道路。天开始下起蒙蒙的细雨。雾气消散开，缓缓地升上黑暗的山头。火点起来了。威尔士的早晨是充满了煎鸡蛋和木头生火的烟味的。孩子们在温暖的床上打着滚。他们很快会从梦的怀抱中挣开。所有的怀抱都是上帝的使者。这里现在还是夜晚，但在别的地方已经是白天，日夜的交替轮回以某种方式一直在继续，继续，不管我们是否置身其中。

突然之间天空充满了雨，雨点有拇指那么大。很快就是圣诞节了。学校里的孩子们在排演一出戏，他们还自己做了戏服。夜是悬挂着的破旧的面纱。现在是满月，但是有时它也会有盈缺。里奥的脸在每一面镜子里等待着我。梦是我们的灵魂未完成的羽翼。

最好的礼物

地铁公园那站的上面，地面交通陷于停滞。一个穿着紧身衣的胖女人用推车推着一对双胞胎，双胞胎的眼睛随着地铁列车转动着。那列车叹息着滑进了车站。

加布里尔看着双胞胎，看着他们被推来的这一路。他又低头看看自己的表，拖着脚步走进了糕饼店后的一条小路。他的包裹应该已经准备好了。

一扇钢制的门打开，把漆成白色的字也分开了。两只颤抖的手出现了，抓着一个用细绳扎着的盒子，其中一只手上有一个鸟的纹身。加布里尔把他的手分别放到了盒子的顶部和底部，另外那两只手在感觉到重量已经转移到加布里尔手上时才松开，消失在钢门之后。加布里尔拍了两次手，并向四处张望。

当加布里尔穿过小路往地铁站走的时候，他在一辆躺倒在路边的摩托车旁暂停了一会。他被打开手中盒子、迅速偷窥下里面到底有什么的念头诱惑着。

两个等地铁的人打量着加布里尔。他们的裤子很宽松，让加布里尔想起了船帆。他们的眼神表明他们想知道加布里尔拿着的是什么，为什么他如此小心翼翼地拿着它。他们看着他球鞋上的洞。他们看着他脸上的疤。他曾经遇上一场火灾。那场火灾里死了好几个人。疤痕横过他的脸颊，消失在他的耳朵下方。人们会注意到那疤痕是因为跟他脸上的其他部分比起来，它是一种更浅的棕色。他的嘴唇总是张着，这个习惯让他看上去心不在焉，他的妻子却很喜欢他这个样子。

当他凝视着正在开来的列车车灯照出来的轨道时，他琢磨着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又想起了母亲。列车卷起了一股冷风，让站台上的那两个人一下子忘了加布里尔。

银色的门滑动开。报站系统吐出模糊不清的信息。车厢里站满了球鞋上沾着油漆的小个子墨西哥人。他们挤作一团，但是互相并不交谈。他们中的一个人正在读一本破破烂烂的儿童书籍，想借此提高他的英语水平。加布里尔注意到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只有七八岁大。他们的祖父——卷曲的胡子从他脸颊的两边垂下来——张着嘴睡着了。那男孩被这情形迷住了。那个读儿童书的墨西哥人是如此全神贯注以至于完全没注意到那个女孩靠在他身上，不出声地念着那些他正在琢磨的词。

列车穿过了一条不明显的边界，进入了布鲁克林区。加布里尔观察着其他的旅客，不过只有一个穿黑衣的老妇人在看着他。当他盯着她看时，她的眼神落到了那个盒子上，然后转过了身子冲着车门的玻璃站着。加布里尔的母亲有次曾经告诉他，如果你一直认为有谁死了，你就会召唤他们。

当列车冲进光亮中并慢了下来，加布里尔可以看见谁可能会进入他所在的车厢了。他看到了一个便衣警察，那便衣警察在站台上没移动，很快就消失在西装男人和长大衣长头发女人所组成的人潮后。加布里尔把盒子移到大腿上，用腿的力量支撑它。当他把外套的下摆拉过来盖住盒子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看上去有多脏，他的球鞋上有个洞，而且他的外套被他在各处染上了黑色的污渍。他看着那些刚上车的旅客是多么干净，然后想起了星期天晚上刚烫好的衬衫的那种好闻的味道。自从他的婚礼之后，他再也没穿过那样的衬衫。那时他的母亲还活着，还把纸做的蝴蝶放在他的新娘的发间。

加布里尔周围的人们站得很不舒服。他藏着某样东西，他们都知道。他想站起来把座位让出来，但是这个盒子必须被完好无损地运送到。他咳嗽起来，周围的人都把头埋到领子里。他的妻子想让他去看医生，但那是要花钱的，他告诉她。

一个穿着粉色雨衣、留着短短黑发的女人对着自己笑起来。这女人让加布里尔想起他那住在哈瓦那郊区的姐姐，她总是因为她爱的人是个酒鬼而感到很绝望。

一些游客盯着加布里尔。他知道他们不属于这个城市，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抓着地图，女人们的发型既不时髦也不凌乱。他们就像旁边的墨西哥人一样挤作一团，女人们喋喋不休地说着话，男人们冷漠着盯着地板和加布里尔衣服下的凸起。

车厢一直很满，因为每当有人下车，其他的人就会填补进来。加布里尔想知道每天有多少人会坐上同一个座位，如果那座位能记录下每个占领者的思想，那它对人类又会有什么样的意见。

又停了一次车，一个年轻的盲人在一个漂白了头发的女孩帮助下上了车。她轻轻地托着他的肘部。一个穿西装的人马上站了起来，年轻的盲人坐了下去，对每一个善意的行为感激地点着头。每个人都看着盲人，因为他不能回以同样的眼光。他知道人们在看他，便坐得一动不动，只是稍微调整了下他的白色手杖，好让它靠住他的大腿。

加布里尔闭上了眼睛，想象着成为盲人是什么感觉。黑暗中他感觉到盒子的分量并紧紧地抓住它，确保它依然只是他外套下的一个突起。当他睁开眼睛，列车停了，盲人已经不见。车门开着，这是他该下车的站台。加布里尔穿过正在上车的人群冲下车，又摸了摸衣服下盒子所在的位置，然后走向站台一端的楼梯。

斜靠着楼梯的钢梁，加布里尔向下凝视着铁轨。就在上个星期，有人跳了下去。

一个中国女人在吹着竹笛。天气很冷，但是她光着脚。她的脖子上绕着一条粉色的围巾。加布里尔听着每个音节，这是一首节奏很慢的曲子，不知道为什么加布里尔觉得这曲子跟粉色的围巾有某种关联。她并没有摆出一个盒子或者帽子来要钱，他就在她的脚边放下了一个两毛五的硬币。

加布里尔上了另一列地铁空空的车厢，坐在一个眼部激光手术的广告招贴下。他很小心地把盒子举到鼻子边闻了闻。从闻到的味道，他尝试着想象出里面可能有的东西是什么样子，还有他的妻子会怎么想。

加布里尔站了起来，往对面另一列车里看了看，他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脑袋沉重地倒向一边。她抓着一只鞋子无助地哭泣着，加布里尔没法分辨出她有什么特征，因为车门上的玻璃都被涂鸦写满了。

加布里尔想起了住在哈瓦那的姐姐的照片，那是她来看他的时候在康尼岛上拍的，照片上她用胳膊环绕着加布里尔的妻子。那是加布里尔最心爱的一张照片，因为那是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就梦想的生活的样子。

他记得他们是如何欢笑，一边吃着热狗，番茄酱顺着热狗的面包淌下来。

加布里尔下了车，在走到地面上之前，他等待着地铁列车消失在黑暗中，把站台和铁轨划分开的黄色狭长地带，有一些被打破的玻璃瓶。加布里尔费了更大的劲来掩藏住他的盒子。

走在冰冷的街上，他的脚步回响着。他经过一个加油站，看到两个胖子在看电视里的足球赛，一边还抽着烟。走得更远时，他经过了一个对着付费电话大喊大叫的男人，他注意到那个听筒都没有跟电话机连在一起。

这里的房子都有白色的栅栏，用来把玻璃窗和街道分隔开，但是透过栅栏加布里尔能看见屋里的人在吃东西，看电视，或者吵架。在一个公寓里，一个男孩独自坐着，吃着一只橙子。

加布里尔走上了一条街，那里以前是一排破败的房子。不过它们现在被人买下了，很快会被拆掉。他走到了一栋老旧的工厂建筑前，用颤抖的手指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把钥匙，把它塞进了一扇厚厚的钢门里。他跨过了一个空的手提箱，开始往上面一层攀爬。

他的手抖得非常厉害，以至于他开始担心会弄坏盒子里的东西。他让自己消除疑虑，盒子很快会离开他的手的。当他抵达了这建筑的顶部，他从一扇没有玻璃的窗子向外凝视着曼哈顿，帝王车站的建筑被浓雾掩盖着。也许有一天它也会被陈列展览出来，就像古代的方尖碑那样。窗户下面有个女人尖叫了一声。

加布里尔在门上敲了好几下，然后把钥匙插进了锁眼中。他推开了门，轻轻地掩门后进去。房间的一角有台画面黯淡的电视。凹陷的沙发旁有一张床，上面堆满了破烂的玩具。

沙发上睡着一个刚满三岁的男孩。加布里尔跪倒在他的前面，他的妻子从一个帘子后出现了。

“裘斯把这个从后门偷了出来，就像他说的那样？”他的妻子问道。加布里尔点了点头。

电视发出的光芒在男孩的脸上闪烁着，加布里尔摸了摸他的膝盖，然后颤抖着解开了盒子上的绳子。当男孩揉着眼睛坐起来时，加布里尔向他献上盒子，打开了盖子。

“惊喜！”加布里尔和他妻子一起叫道。

男孩盯着蛋糕看着，上面用熟练的手法写着“3”，蛋糕上厚厚的糖霜让它看上去像个皇冠，中间是丰厚的奶油。男孩没有去碰蛋糕，而是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脸，从他小小的手指后面窥视着它。

雪落下又消失

我的妻子她是个聋子。她曾经问过我，雪落下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声音，我骗她说是的。到今天我们结婚已经十二年了，而我决定要离开她。

她现在正在街角的面包房里，那里很暖和，人们也都认识她。她会在一小时后回到我们的公寓，带着满满一盒子为今天这个纪念日特别定制的小蛋糕。她会回到家，把她的钥匙扔进那个陶质的烟灰缸。她会把蛋糕放进她存放了许多罐头食品的冰箱。她会诅咒我的迟到。几个小时之后如果我还是没有回家，她会变得更聋。

沙发上有一处很小的撕裂，我以前从来没注意到过，一片羽毛像舌头一样伸了出来。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裂口，但它毁了整个沙发，使整个公寓陷于一片混乱。烟灰缸空空如也，诱惑着我抽上一支烟。我的肺也空空如也，渴望着那分量的回归。

她每天都拉小提琴，而我现在要把它带走。它是一七八三年在布拉格制作的。我的包和小提琴一起放在床上，互相倚靠着取得平衡，它们都在等着我带着它们开始流亡生涯。无论何时，只要这把小提琴到了新的环境中，它就会跑调，好像它在演出前失去了自信一样。她告诉我她的一部分秘密地生存在它那黑暗的躯体之中，在那枫木的琴脊之间游走，被谐谑曲和快板所喂养。我就是为这个要把小提琴带走。它正在床上斜靠着我的包。在它的内部，我妻子的一部分就像尘土那么安静。等待着复活。

我习惯于在梦与梦之间醒来时继续安静地躺着，街上没有什么车，非常冷，冷得房子和车上都结上了一层苍白粗糙的冰。我躺在她的身边，想象着血液的循环在她耳朵里回荡着的震动，对无可挽回的失聪的倒数计秒。

她现在正在看着胖胖的面包师在小蛋糕上把糖霜挤成我们熟知的心形，那些蛋糕本打算在明天晚上跟我们那些肤浅的朋友一起分享。她并不肤浅，但她是个聋子而且很放肆。她曾经告诉我，她爱我是因为我是她唯一能听见的东西。她能感觉到她的小提琴上每一根弦在雕刻好的琴柱上的颤动，但是我不一样，我就在她里面。我是浸透她秘密身体的每一根骨头的一首歌，在那里整个世界都不会徘徊和迷失。

面包师正在把小蛋糕装进一个粉色的盒子里，然后他会用一条粉色的丝带把盒子扎起来。面包师知道她的名字，他有一本挺好的便笺本和一支笔，能把这一包东西的价钱写下来给她看，并表达他的感激之情。我得在她离开面包房之前离开，否则我就会跟她碰个正着，这样我就不得不再等一年。我得在她的钥匙从她的手里掉到陶质烟灰缸里之前踏上去机场的路，带着她的小提琴和我的衣服。

我已经把所有的照片都烧了，它们燃烧时发出细小的爆裂声，引得烟雾探测器鸣叫起来，我马上就把它给砸了。她不会需要这玩意的，因为她是个聋子，而且这玩意儿也就震动个一分钟就完事了。

我要带走她最心爱的一件礼服，我知道这会是个错误。我记得在我沉入梦乡的时候，看着她在明日蜿蜒的触须之间轻舞那件霓裳的样子。那衣裙幻化成了连通当下与未来的一座桥梁。然后我们就一起无助地漂浮到了睡眠之中——冰在地板的裂缝间渐渐融化。

我写下了为什么我要离开的所有原因，我被对这世界的一种悲哀的力量所压倒，因为我整天都没有人可说话。我向孤独的臣服是一个海洋，在那海洋下面我才能呼吸。

我们是在明尼苏达相遇的，就在高速公路旁的假日宾馆的大堂里。我坐在她的对面。当侍者用一个托盘给她端上咖啡的时候，我意识到她是个聋子，她听不到杯子碰撞的声音。那声音让我想起我的母亲，她总在厨房里转来转去，在炉子上汤锅和平底锅产生的蒸汽间滑行。多年后她过世了，我卖掉了她的房子，注意到她的椅子在油毡地板上留下的沟槽，那是一种只有我能明白的盲文——一个母亲的几何学。

我定了一张去明尼苏达的机票，我要租一辆车，开到我们初次相遇的那个宾馆去。我要坐在那同一个位置上，而且要读同一本书的同一段文字。在那里我会等待她再次来找到我，这样我们就能走上那个被我们留在身后并且已经遗忘了的方向。那是一幅还没有被回忆染上颜色的画布。

我的母亲在柏林被一个纳粹用枪击中了腿部，成了残疾人。四十年后，作为对油毡地板的一种回应，我写了一本关于她的书，并且偶然地发现了一张射伤她的那个纳粹军官的照片。他的名字叫汉斯。

最近，我在浴室的窗户上挂上了一张挂毯，把灯泡拧了下来。这是一次次看到我妻子的牙刷的那个画面所引发的一个奇怪的举动，那把牙刷放置在一个铬做的台子上。每次当我洗手或淋浴的时候，它总静静地盯着我看，挑战着我那畏畏缩缩的勇气。

如果某人在某天消失于从面包房回家的路上，牙刷就会变成希望的一种象征。

我会在夜里醒来，摸摸刷毛，检查下它是不是湿的。如果我能看见它黄色的背面，我就不得不再等一年。我想象着面包房和蛋糕的画面，几乎能闻到黄油的味道，尝到那一口热乎乎的滋味。

那个导致我母亲残疾的纳粹士兵名叫汉斯，他是我的父亲，他们是一对恋人。她能活下来并最终来到美国的原因，是因为她怀着我。我是她的保护神，一个微小的被禁止的开端。我有一张他的照片，但从来没拿给我妻子看过，因为我想她大概没法理解为什么我对此很骄傲。我继承了他的禁欲主义，我继承了他爱的能力。我们通过失去，联系在了一起。

广场上连续响起劈啪的枪声。头颅们冲着湿漉漉的鹅卵石地面倒了下去。人们的鞋子都掉了。

我的父亲。他闭上了眼睛。一轮又一轮的处决，男人，女人，孩子。然后理性瞬间抓住了他。他足够快地睁开眼睛，放低了他的枪。

虽然这是事实：我父亲把一颗子弹打进了我母亲的身体；我还是喜欢这么认为：因为对她的爱，所以那颗子弹凭直觉偏离了她的心脏。

人群变成了无法被辨认的尸体，我父亲抓住了我的母亲，把她带到一个犹太聚居区，找到了一个全家正在挨饿的大夫。大夫给我母亲止了血，把从我父亲枪里射出的那颗子弹弄了出来，连一个苹果都没有索要。在我开始想象聋是什么感觉之前，醒着的我总是躺着想象母亲在一列疾驰的火车上穿过严寒的德国时是什么心情——那里的山上满布穿着深色制服的士兵，抽着烟，思念着他们的妻子。我能想象出边境的警卫细细察看她的文件，然后用轮椅把她推到冰凉月台上的画面，装满了肉食、水果和红酒的货车阴郁地从那些已经被极度的饥饿弄得麻木的人群面前开过。母亲把一张她母亲在花园里的照片塞在了裙子下面，那裙子将我和一片被撕裂的大陆分隔了开来。

她在利物浦上船去纽约的那天，下着雪。那就是我怎么知道我会娶一个正喝着咖啡的女人——一个问我雪落下的时候是不是有声音的女人的原因。她把这个问题写在她的一只手掌上问我。

还有一些其他的谎言，在合适的情形下，也会是唯一的真实。

那一夜我们在宾馆里赤裸相拥而眠，肢体纠缠着肢体，出于恐惧和新鲜感，肌肉和骨头紧紧凑在一起。虽然我知道她也可能会邀请那个侍者到她的房间，然后那人就会坐在我现在坐的地方，像我看着她这样地凝视着她，可我不在乎。我想一直伸展手臂到她的背脊，让她的背部变得完整，就像泉水在岩石的缝隙间结冰。第二天清晨下起了雪，她问了我那个问题。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所以我回答说“有”。我想把她的失聪从那个餐厅里带走，让雪中的奇迹成真。那一夜我去看她的演出。我听她演奏了巴赫第一及二小提琴协奏曲，想象着我母亲在爱利斯岛 [2] 改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挣扎着走向我的出生之地。

我学会了妻子用的手语。我们管它叫“手指的芭蕾”。直到她在带着一盒蛋糕走回家的路上失踪那天，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一天。我想知道那些蛋糕后来怎么样了，它们有没有被吃掉？谁吃的？那些蛋糕折磨着我。现在那家面包房又开张了，它的灯光从孩子们卧室的窗户下面一直照进冰冷的街道。

我父亲在一九四三年秋天被一个十七岁的波兰游击队员杀死了。他死的时候比我现在还年轻。我母亲从来不说太多关于欧洲的事，虽然我能从她的故事里描摹出她父亲的样子，在他的店被强行关掉之前，他是个卖自行车的。有一次，我把一个学校里的朋友带回家。他是在瑞士出生的，会说很流利的德语。我记得我把他介绍给母亲，当他的嘴唇吐出那种语言，母亲就哭了，他才刚开始说就停下了。

有些时候，语言是渴望的声音。小型的波音飞机会是我从利物浦出发的轮船。小提琴是我的出境证件。

电梯在抵达大堂楼层时慢了下来，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在这栋公寓里住了六十年的一个身体不太好的俄国女人，她叫艾达。她把手放在我的袖子上，一副很担心我的样子。她想知道我最近应付得怎么样，我带着小提琴是要去哪里。她想知道，在过了这么久之后，我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消息。我告诉她我的妻子在面包房里买那些有着心形糖霜装饰的小蛋糕，而我不得不在她回来之前坐车去机场。我告诉她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而我正要离开她。艾达哭了起来，放手让我走，这给了我力量——父亲的那种力量，他在冰冷的雨中抱着我母亲沿着鹅卵石铺就的街道，在阴冷高大、满布一行行枪眼的房子中间穿行，在噩梦中跌跌撞撞地穿行。他的脸上有一道道血的痕迹，他的心脏因为耻辱而燃烧着。我能想象出他们是如何紧紧抓着彼此，虽然最后，他们还是永远地失去了彼此。我能看见那犹太医生急躁地找着母亲腿上的子弹时他脸上的表情。我能想象出她离开的那夜，此后空虚感便一路跟随着他。我想象着他关于母亲的回忆，她倒下的躯体，她湿发的香气，那一路穿过犹太聚居区鲜血留下的痕迹，雪花的飘落。

岩石上的牧羊人

我一直被有关天堂的想法所吸引，这也是为什么对我来说，约翰·肯尼迪机场是再好不过的一个地方，可以用来熬过我剩余的人生。

你可以分辨出他们，那些用一个方便的袋子或者特殊的钱包来装护照的人是经常旅行的，而那些很少旅行的人总是会到处翻找他们的护照，磨磨蹭蹭地拖拉着很多行李，站在一行行队伍组成的矩阵之中。每当有一列队伍移动，就会有新的人不断加入进来。

我想象我眼前看见的都是些已死的人在为进入天堂做准备，尽管我已经不再信仰上帝，但是天堂和地狱的概念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在人们都还活着的时候，用天堂来奖励好人，用地狱惩罚坏人。

我无家可归，因为我疯了，我害怕承担责任。当我能短暂地逃离这些可怕情绪时，就整日整夜地待在机场，有时我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大厅的塑料椅子上，余下的时间我就在餐厅里转来转去。当这些可怕的情绪回来时——它们从我的脊柱底端开始，像鬼魂一样蔓延到全身——我就赶紧离开航站楼，溜到货坪去，那里永远被充足的灯光照得好像白日。

我躲进一个巨大的生锈的大铁箱，裹上毯子，缩在箱子角落，这样才能让我感到安全。躲在盖子底下，我看着斑斑锈迹在铁箱上蔓延，就像一汪缓缓的秋水。

突然间我就陷入了失忆状态，记不起任何事情，中午吃了什么（如果我吃过的话），上一只烟是什么时候抽的？我的四肢开始轻轻发抖，上下牙撞在一起，发出磕碰的声音（想像一下地震发生的那一瞬间橱柜里的盘子发出的声音，对的，就是那种声音）。

这种难以控制的抖动通常会持续好几个小时，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最后困在我身体里的鬼魂会找到那扇进入我记忆的小门，如此两天两夜，我会被蒙着眼睛从一条小路进入自己的身体，被迫重温生活里发生的各种事情……想像一下，你，正被迫进入你自己的身体。

在我第一次发疯的那个早上，我和父亲在一个很冷的池塘里游泳，母亲在一边屏住呼吸看着我们。她的裙子被风吹了起来，像一双白色的翅膀在风中飘动。下午，我回到了都柏林的神学院，红衣主教一边猛烈地和我握手，一边给了我学位证书。

现在我把自己藏起来，不能伤害任何人。当疯狂过去，就像孩子们惧怕的恐怖之夜终于离去之后，我醒了过来，我渴极了，几乎不能走路——我大便在了衣服上，这让我非常不舒服，附近有个难民庇护所，离这里大概有两个小时的路程，我可以上那去洗个热水澡，把衣服洗干净。有个在那工作的年轻波多黎各女人总是会给我一点钱和一些吃的，有时她会坐在我身边，对我说：“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你打算改变，佩地，就告诉我。”她叫我佩地，因为她不知道我的真名，只知道我是个爱尔兰人。她时常跟我说起她的生活，却从来不问我的生活。我很高兴她这样，所以我明明看到她戴了一个金色十字架却不告诉她我曾经是一个牧师，信仰是一种平衡。

如果上帝真的存在（我的意思不是说上帝不存在——只是我自己不再相信他，我就像一个犯了太多错的儿子，让母亲被迫放弃了他），我希望上帝能帮助她找到生命中的真爱，她是一个好女孩，应该得到更好的东西，而不是一串差劲的男朋友。我在机场遇见到过几个男孩，很适合她，可是这些人飞走之后就不知道能不能还会回来。我洗干净自己，迈着轻快的步子焕然一新地走在回机场的路上，身下不再冒着臭气，我为她祈祷。这之后我能在两星期里都安然无恙，不会遭受疯狂的袭击，但是，我整个人仍然还活在它的阴影底下。

让我当一个牧师是母亲的意愿，但是我对人们的爱让我相信她的选择是正确的。跟那个时候在都柏林的其他学生一样，我和在神学院认识的朋友，从来没有在晚上去过酒馆，也从来没有在利菲河边的长椅上向女孩求过爱。我们只会坐在一起听无线电，喝茶吃吐司，或者，在大雨或人们因降雪而骚动的夜里，谈论上帝的爱，和他性格中我们所不能理解的很多方面。

我对音乐很有很好的鉴赏力，我记得自己敬仰伏尔泰，他对上帝的信仰仅次于他对自己的怜悯。他说：“如果上帝不存在，发明他是有必要的。”我完全同意他的这个说法。我不当牧师之后没多久，就遇上了那个可能成为我妻子的女人，那时我在公园里喂鸽子。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住在机场，我了解所有的航站楼，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注视航班到达和离开的提示屏上，我能告诉你下一班飞机会什么时候准备起飞，将飞向哪里。

看见一架飞机安全地飞走又飞回让我感觉很好，看着航班号你就能知道这点。看着人们在登机柜台前排队的时候，我会默默地为他们祈祷，我想和那些孩子们的眼睛对视，他们的眼睛就像深深的池塘，我会把我的祈祷，投注到他们的眼睛里，就像把银币扔进许愿池一样。

你可能会说，既然你已经不相信上帝，那么祈祷就毫无意义。让我告诉你我的想法吧，为某个人祈祷，是一种不需要认识他们就可以爱他们的方式。

我同情所有那些认识我的人。当鬼魂在我身体里嚎叫，在我骨头里扭扯他们的肢体，让我不停地发抖时，我已经不是我了。疯狂时候的我曾经杀死过一条狗，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我连着好几天都在为那条狗的灵魂哭泣。

那些鬼魂总是能发现我藏身的地方，他们陪同我度过了整个孩童时期。他们严阵以待，等着我过去的角色出现在舞台上。我的台词已经写好，并且永不改变，我的角色就只有这一个，唯一的观众就是我自己。

我尽量不去跟机场里的任何人讲话（因为他们会想了解我，可我觉得向他们隐瞒一些事情就是欺骗），但是我的内心一直在喋喋不休，有时我也被牵扯进和那些正在等待着上帝召唤的人的讨论，那是我们唯一共同的东西。

我还记得那些美好的故事，一个年轻的怀孕女人告诉我她是怎么遇到她丈夫的，我不太记得她还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在她肚子里的，是一个完整的未知的灵魂，它寄身的容器像一条面包那样大。我经常疑惑为什么灵魂会居住在细胞里，我猜想，灵魂就是一盏灯，等所有的事情都到位，它就打开了。但是不要问我是谁打开它的，因为我不想说。

看着人们穿过一道道门离开，进到一个阳光灿烂的走廊里，我感到无比的享受。

门上写着字：仅限持票乘客。

试想想，天堂就在那里，而且轻易就能抵达。你通过邮件收到票，然后经过身份验证，付一点钱，然后你就能上路了。

被诅咒的人只能停留在地面，陷入永无休止的怀疑之中。

每当一架飞机飞入云层，就可能是在去往天堂的路上。但是，人们总是很难对他们所爱的人说再见。我记得有一个印度男人，在他拿着几塑料袋的衣服准备上飞机时，来送他的小孩一直不停地哭。他飞走后，留下来的小孩便使劲地看着天上的那个小黑点。这样的场景经常发生，那么多人总是希望能再多看他们的爱人一眼，机场的员工不得不时常出面干涉。

也许你会奇怪为什么我不自杀，因为，生活在疯狂之中，或者说看到我们所爱的人生活在疯狂之中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不要以为我没有这么想过，如果我真打算这么做，那么一定是在我开始失忆并且发抖之前。我会去到货坪，爬上油桶，然后把自己扔进里边。我不介意是否有一个完美的埋葬方式——有一场仪式，所以我可能会试着找到一枚狮币 [3] ，还有那些感到不得不尽地主之谊的能量们——它们又怎会得知我已失去信仰？

在我年轻的时候，在都柏林，我被弗朗兹·舒伯特的那首《岩石上的牧羊人》给迷住了，也许你也曾经听过这首曲子。我躺在床上，在半睡半醒之间放起音乐，就这样看着时间慢慢地从我的房间里流逝。这首曲子讲的是一个跟羊群一起生活在山里的牧羊人的故事。如果离开了他的羊群，他就等于完全孤独地生活在这世上，当想起遥远的爱时（我总是想象着那是一个遥远的，烛光摇曳的小村庄），他就会感到无比的悲伤。看上去一切都在明白无误地显示，他再也不能这么继续下去的时候，有些东西在歌曲里诞生了——希望和美在他所在的山头缓慢蔓延开来，他突然被一种无法解释的喜悦给填满了。就像岩石上的牧羊人一样，虽然无数次我都谋划好了死亡，但是，当我在空荡荡的候机厅里漂泊，或是在休息室里读一本过期杂志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奇怪的、幸福的感觉，我想起了我的儿子和妻子。

如果那个可怕的鬼魂能在星期天带我去公园，那么我就能像以前那样和我的儿子一起踢球，或者坐在暖和的厨房里，在肩膀上围上毛巾，让我的妻子帮我理发。

如果真的有天堂，我想知道我在那里是否能再见到他们，我的悲伤是不是还会继续留在尘世，就像游泳前我们在泳池边扔下的一堆衣服一样。

在候机厅，曾经有一家人坐在我旁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他们准备从明尼苏达去伦敦，只有母亲以前离开过这个国家。他们三个人是一个整体：父亲，母亲，还有一个男孩。

那个男孩已有三十岁出头，戴着一个特殊的定型头枕，他的脸被疼痛折磨得扭曲了，他的手像爪子一样紧紧地按在胸口。但是他的眼神一点都不神经质，也一点都不邪恶，他的眼神像一个平缓、柔软的绿色小山坡，他已经被困在那里数十年。

我们一直互相看着对方，直到他瘦骨嶙峋的四肢开始痉挛，他的母亲对我说：“他想跟你说话——有什么话他想告诉你。”

就像那个岩石上的牧羊人，我想。

我不知道，到了天堂他的手指是否能自如地展开，让他能摸一摸母亲柔软的卷发。我不知道，到了天堂他是否就能和他父亲一起高兴地随意散步，说上一大堆的话。我一直在想着那个大男孩，有时我还会梦到他在一个漆黑光滑的地下洞穴里，浑身赤裸，但是很美丽，他在努力寻找着能看见光的出路。

两个星期之前，我路过了一座教堂，它看上去很像我以前做弥撒的地方，那时，我突然明白了过来。原来我一直在害怕的不是上帝、魔鬼或者死亡，而是万事万物在继续但终有一天我们都不将存在的事实。我坐在教堂的台阶上，听着里边传出来的歌声，那是一种无数声音合和为一的力量。鸟儿猛地俯冲而下，叼上食物又飞走了。

昨晚，我一整夜都站在航站楼的一个宁静的角落里，看着雪花落在跑道上。

各种尺寸的卡车有条不紊地在柏油路上来回奔跑，就像在跳一出机械的芭蕾舞。雪下得越来越大，安静地堆积着，我不知道我的妻子是否能从遥远的地方看见我的样子，而如果她真的看见了我，我又该多么的羞愧。

跑道上的积雪就算一直不被清除，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某天它就会自己主动消失。而消失之后，它也总会有回来的那天，也许是被风，也许是被寂静，也许是被推雪橇的小孩那兴奋的声音，陪伴着，回来。

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个美丽的小骗局

我一个人站在离家不远的路上。黄昏时分，每栋房子都像是被塞进一袋植物中。仅有的几辆车都停着，被低矮的树枝挡着几乎看不见，那些树枝就像悬在房屋和汽车上方的手。

妻子先回我们的那幢老木屋了——木屋已经如此疲惫不堪。当我们在屋里走动的时候，它经常会发出嘎嘎吱吱的声音，似乎在说它已经不堪重负。

某种感觉席卷而至，我几乎一步都走不动了——那是一种同时让世界变得支离破碎又变得完美的伤感。我知道生命中很亲近的一个人死去了，梅达死了。

妻子一直都在嫉妒梅达，尽管她从来没有见过她。

我走到和我隔了几户人家的一幢房子跟前，停了下来。前院里停了一辆旧车，车门很重，轮胎瘪瘪的，车窗上落满花粉，塑料车篷已经被风吹到了地上，暴风雨就要来了。

雨刷僵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中间，沾满了花粉，像两只从汽车前盖里伸出来的手。幽魂们在后座亲吻。记忆从车窗玻璃的裂缝中涌出，融进草之间的泥地里，然后化身野花被推回地面。在这条街的某个地方，有一扇纱门豁然打开了。

梅达离开带来的哀伤情绪充斥了我全身，关于我们的回忆涌上心头。

一只塑料袋挂在了车前的一根树枝上，被风吹得鼓胀起来。

七岁那年，父亲从波兰的克拉科夫收养了梅达，那个时候母亲已经离开了我和父亲，梅达从来没有见过她。梅达长得很高，头发剪得很短，参差不齐非常的不规整。她的左手没有了，小手臂到手肘处就戛然而止。

在康沃的那所小房子里，我和梅达共享一个阁楼。星期天早上我们总是起得很早，然后给父亲做早饭。父亲喜欢冲浪，即使在冬天，他也会穿过冰冷薄雾进入深深的水中。

有些清晨，天色还是乌黑一片，风大极了，我们只好点上蜡烛，假装生活在一个洞里。

父亲是从母亲决定离开我们——她和她的老板还有老板的儿子一起去了澳大利亚——的那天，开始在暴风雨的天气出去冲浪的。那时我才两岁，我几乎已经不记得母亲的样子了，尽管我还是爱着她的幽魂。

我和梅达把面包摞成砖墙，把煎蛋摆成鸟巢的样子，然后就坐在台阶上一直朝着外边看，当看到父亲那辆老路虎的车灯光出现在泥泞的车道时，我们就会跳下台阶，把门打开。这已经成为周末的一个仪式。我们走进温暖的厨房，父亲看到我们点上了蜡烛就会笑出来，然后他会用他带着海水咸味的手揉揉我的头，接着他会把湿外套递给梅达。梅达会用她唯一完好的那只手把外套拖进浴室，在地毯上留下一溜沙子和海水的印迹。

吃完早饭，父亲就开始跟我们讲大海，老是会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被海水冲上岸来。有一次，还曾有一架二战中的美国飞机因为可怕的风暴坠落在岩石丛生的海边，父亲就在吃完早餐后带我们去看。那天雨很大，梅达和我只好一起罩在一个大垃圾袋里，我们把垃圾袋剪了一个洞，好让头伸出来。我们被翻倒在地的机身迷住了，两杆机枪从机舱的玻璃顶上戳了出来。父亲说机翼可能是被暴雨敲断的，梅达和我想进到机舱里面去看看，但是父亲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拒绝了。梅达说，我们可以对着大海祈祷。父亲说，他可不希望有这么敏感的一个女儿。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个早晨。

在父亲吃着热的面包和鸡蛋给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海水就会从他的鼻子里慢慢滴落下来。

梅达刚从波兰来的时候，只能用眼神来跟我们交流。我们常常一起在村子里走很长很长的路，然后在同一个地方停下，坐在同一把长椅子上，看老人们打草地保龄球。当她开始学会讲英语的时候，就在这草地旁边的长椅上，她告诉了我她的波兰名字，niebo，在英语里，这是天堂的意思。

夏天的夜晚，当余晖变红、最终消失，我常常陷入沉思，事物是如何和我们保持同步。这是多么幸运、多么奇妙的一致性啊，那些毫无灵魂的事物不仅同时出现，而且以同样的速度从我们身上消失，好像万物都一直站在最高的浪尖上，冲向未知的未来。

后来，我们都同时十八岁了，在同一条长椅上，我告诉梅达，没有灵魂的事物会一直跟着我们但也会以同样的速度离开我们的这个神迹。她笑了起来，用一种充满智慧的口吻告诉我，有时正是因为那些过去的我们才支撑着回忆，这就是为什么，她说，她喜欢看老人们玩保龄球，因为他们从时间滑落、一直盘旋在过去的上空。

我们终将还是要面对分离。

当我们坐在长椅上时，就像十二年来我们一直做的那样，我知道有些事情将在我们之间发生。我们都即将跨入成人的世界，我要离开家去美国——我得到了加利福尼亚一所大学的冲浪奖学金——而她，要去华沙一所很有名的大学。

我一直凭着大学里她给我写的信来想象波兰——鹳鸟在房顶筑巢，繁茂的马郁兰散发出几乎让人窒息的薄荷味，而葛缕子强烈的气味吹过了科尔巴山脉。

我们坐在保龄球草地旁的长椅上，在那片沉默中，我知道我再也不会见到梅达了，或者即使我们再见面，也不会恢复到过去那样的亲密无间。谁都没有说话，这是我们前行的唯一方式。但是，她的离开会一直让我不能释怀，就像母亲离开父亲，梅达失去的左手离开她一样。

现在我已经结婚了，和我的妻子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可我始终觉得，一个你所爱的人从你的生活里缺席，就好像你住在一座山前，那个人——遥远山坡上的一个小点——一直在向你挥手。

年轻的时候，我们曾经站在悬崖，对着自己的影子挥手。

我记得，我们一起坐在长椅上，共喝一瓶热可乐，我们两人正准备开始投入各自的人生，可是到底要多久我们才能够抵达尽头？在加利福尼亚读大学时，我读到《奥德赛》，它打动我的地方不是海洋，而是爱与认知。我的父亲就是奥德赛那样的人，我的母亲应该也是。所有的人都是奥德赛。所有的海洋都能到达这个或者那个家，所有的路都是正确的那条。可现在，梅达从地球上消失了。

现在，我在美国有了自己的家。秋天到了，这是想念的季节。车斜停在路边，它也在时光中迷了路，它没有自己的名字，它只有“车”这个称呼，但事实上，它是一声叹息。

天开始变黑了，我能想象出妻子在我们的老木屋里打盹的样子。屋子里的灯光从厨房的窗里透出来，照亮了窗下的花坛。

多年前，我和父亲第一次在机场见到梅达的时候，她手里拿着一个光着身子的光头洋娃娃。父亲没有预料到出现在他面前的会是这样一个骨瘦如柴、又没有了左手的女孩。他把她抱起来，在她耳边轻轻地说了些什么。在我们沿着峭壁返家的路上，梅达看看窗外的这个陌生的英格兰，然后再看看我，好像我应该承担部分责任，好像是我向她编造了这所有的事情。

在我长成大人后，我才意识到当时的梅达有多么的害怕。她还是一个孩子，却来到了一个她完全没有办法沟通的陌生地方。还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恐惧消失变成了信任，我们成了一家人。当一个人被爱着的时候，她便能拥有整个海洋的力量。

她从来没有跟我们提起过那个抛弃了她的家，和她在那里曾遭受过怎样的暴力，但更令人惊奇的是，最后她居然又回到了那里。她承受过很深的创伤，但是最后爱把这些痛苦变成了河流。对有些人来说，生活就是不断破墙而出的过程，而对另外一些人，生活是在为自己建起一座座的围墙。曾有一次，父亲发现梅达在离家很远的一棵老橡树旁哭泣，身边放着她的儿童手提箱，箱子里的东西全都散落开来。父亲把她抱回了家，但她仍一直哭了很久。

那天夜里，她承认了她是想逃跑，因为她担心如果我的父亲被淹死了，我也死了，她就会一无所有，而她如果自己独自跑开的话，至少还能还能知道她会被我们担心和怀念。

几天以后，父亲带着梅达去了伦敦，他说他要把梅达介绍给在伦敦的亲戚们，这样她就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孤身一人了。当天，他们连夜开了五个小时的车赶回了家。我和梅达一起躺在床上，中间放着她那个没有头发的洋娃娃，她用糟糕的英语告诉我，父亲带她去了伦敦动物园看猴子，然后向那些亲戚介绍说：“这是不可战胜的梅达。”

躺在床上，她跟我说她能感觉到她手臂缺失的那部分——有时她如何能有对一只手的感知——我们是有可能感知到那些实际并不存在的事物的。

或许，爱就是这样存在着的吧，而我们都是一个巨大无形的躯干上的肢体。后来，梅达睡着了，我看着枕上她那头剪得乱糟糟的短发，轻轻地亲了亲她的左臂。

夜能安抚这么多的感受，在夜晚安睡，就是一个疏解痛苦的过程。

黑夜拆解了白天，第一次重新创造它。

我们在时间面前什么都不是，但是对我们两人来说我们就是国王和王后，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野性而仁慈的花园，充满了偶遇和无法解释的分离。

一个早晨，父亲用一种世界快要裂开般的紧急口气把我们叫醒，那天早上他几乎淹死在了风暴里，那个早晨以后，梅达就对父亲出去冲浪一直担心不已。她和我在父亲的船甲板上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写下了我们俩的名字。当我们画完回房接着睡觉时——雨中传来了老路虎车咆哮一般的轰响——卧室门底透出来的光就像一条脐带，把整个世界都联结在了一起。

梅达去了波兰后，整整两年，她每个星期都会给父亲写一封信，直到我的母亲从澳大利亚回来——她的皮肤晒黑了，她出现在大门口，就这么站在父亲的面前，嘴里点着一支烟。母亲回来的时候，我在美国读书，父亲没有听任何解释就让她进了家门。母亲离开了十八年，当她重新回到这个家的时候，却吃惊地发现我离开了。我已经长大了。

母亲也从来没有见过梅达，我知道她和我的妻子一样，对梅达有着同样的嫉妒——一种奇怪的轻视，不过我和父亲都能忍受。

当我在暮色中打开这辆废弃的旧车车门时，铰链发出摩擦的声音，就像是梅达在对着我歌唱。我坐进车里，就好像我一直坐在那长椅上，坐在梅达的身旁，看着她把热乎乎的鸡蛋从壳里剥了出来。

梅达回波兰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从早年她写给我的信来看，她似乎过得很快乐。有一次，她还在信封上画了一只鹳。

我知道她也一直思念着我们，我和父亲给了她重新面对生活的能力，我们帮她解开了一个结。

现在，她死了。我一点也不想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凌晨的时候，我接到父亲的电话，他难过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的出现，改变了我梦中情人的样子。

这一生，我邂逅过数以千计的人，他们给我和其他所有人都留下了某种记忆，就像是海滩上的砂砾，给现实的世界围了一道边。

快要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沐浴在月光里，能闻见雨云聚集在天上的味道，就快要下雨了。我能看到妻子就坐在走廊的秋千上，她在抽着烟，烟雾从她的嘴里吐出来，旋转着上升、消散，滑过屋顶，飞过那被人遗忘的旧车和野花，继续上升，盘旋，最后把自己投向无尽的未知之中。

我回到了家。开始下雨了。妻子用母亲看父亲的那种眼神看着我，她拍了拍身旁的坐垫，我坐了下去，然后我们俩开始大笑起来——就好像是我们同时意识到，这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个美丽的小骗局。

死于星期天地震的法国艺术家

玛丽·弗朗科西斯生命中的最后时刻，被压在成吨重的碎石下面。

刚吃下去的鱼还在嘴里。

眼睛无法睁开。

她能意识到那包裹住她的黑暗，但她感觉不到自己躯体的存在。仿佛因为坍塌，她的灵魂溜了出去，正等在一旁，等着从这个世界消失的确切时刻悄悄来临。

生命，像块已经裂开的云。她正一动不动地躺在云上，随着那块云变成雨，淅淅沥沥地下下来。

小时候祖父母家有部绿色的电话，紧挨着一株植物。

她还记得塑料听筒的那种凉意，把它夹在耳朵下边的那种感觉。从话筒里，她能听见线路另一头的声音，后来意识到那是她自己的声音。

那一天，她帮母亲把鞋拿进卧室，她感受到了它们的分量。

她意识到，终究有一天她也会长大，她也会穿上这样的高跟鞋。

之后，偶然，遇见一个朋友。

时间，流逝。

她生命的雨停了，黑暗之中，她的心脏正在慢慢地推挤着她的肋骨。心跳的声音沉闷而清晰，就好像她在水里一样。

雨又开始下起来，直到她被生命中一件件只有自己知道的细节给淋透，雨才停了下来。

窗外的晨光。

教室的味道。

一杯牛奶。

对拥有一个父亲的渴望。想象他的臂弯拥住她时的压力。

清晨，她把头放在新男友凉凉的后背上。曾经她这么做过两次，那是她生命中和出生同等重要的事。

祖父母又出现了，不过他们上演的是自己的故事——他们光脚走在积雪的泥地，不计前嫌地一起一步步地向前走。

战争的终结。

法国的一个小屋。

一个女儿。

一个孙女。

母亲的眉毛是棕色的，就像她拥有的那辆老雷诺的棕色。

玛丽·弗朗科西斯无法感觉到躯体的存在，也不能大声地喊叫出来。

四周一片寂静，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动弹，但是在她的脑海里，无声的电影正在不断上演。

她对自己即将死去的意识并不如觉察到自己仍然活着的意识强烈。如果她还有更多的时间，那么她还有可能让自己萌生获救的希望，但是，渗出的回忆将她包围。

生日蛋糕上蜡烛将息未息。终于小火苗被微弱的呼吸给吹灭，只留下烟雾的香味。

大厅里响起了脚步声，她光着脚爬进厨房，在桌子边发现了死去的祖父，冰箱的门打开着。

一只鸡蛋碎在了地板上。

祖母在尖叫。

这段记忆，现在对她来说已经一点都不痛苦了。她的生命像一扇打开的窗户，而她，是一只蝴蝶。

如果不是时不时被拉回现实的黑暗——她的肉体还在坚持着活下去——此刻的她就好像是在度假，她在水里游着泳，在冰冷的水中，胳膊每划一次，就是一个完整的哲学。

她闻见了祖母外套的味道，外套一直挂在厨房的门背后，旁边还挂着一只袋子，里边装着更多的袋子，还有一把扫帚。

她开始怀疑，她是否是在这幢倒塌的建筑里度过了整个人生，或者，她的人生只是一个她从不知道的某人的想象而已。

在这将死的时刻，她迅速地爱上了黑暗和生命最后还剩下的八秒钟——每一秒，就像满满一口的食物，对一个饥饿的人而言。

苹果

天刚一擦黑，布鲁克林街上“塞吉修鞋店”的霓虹灯招牌马上就亮了起来，一直从傍晚亮到次日的凌晨。无论是在路上慢慢散步的人，还是在路灯下中徘徊的人，都不可能不注意到这块散发出让人眼花缭乱光芒的招牌。霓虹灯气在灯管里低声咆哮，看上去就像鲜血在字母形状的血管里奔腾，似乎是在郑重地对那些经过它的人许下一个诺言——生命中有些东西永远不会不需要修理。

在霓虹灯招牌下边，是塞吉修鞋店的展示区，上面摆着很多双鞋，这些鞋的主人永远都不会回来取它们了。塞吉花了不少心思来修复这些鞋，将它们变成原先那个自己的阴郁模型。

店里的一面墙上装了一个书架，上面摆着几本落满灰尘的俄罗斯杂志。书架下放着一把破破烂烂的椅子，来修鞋的客人就坐在这椅子上，等着塞吉给他们的鞋钉钉、上胶、缝线。胶水的味道很大，但对那些穿着袜子等得几乎快昏昏睡去的客人来说，也能称得上是一种浓厚的香味。

这把烂椅子看上去似乎早已不能承受任何人的重量了，但神奇的是它却一直在坚持着它的职责。它有一种古老的美感，一条椅子腿离地毯有一英寸的距离，它好像永远都不会放下那条腿，永远不会结束那个一直要走下去的梦想。

塞吉是一个高大的俄罗斯人，脸看上去像一张很老很旧的皮革，眼睛因为生活的折腾已经变得晦暗又呆滞。年轻的时候，他倒是有一双毛茸茸的手臂，身体也强壮得像一只猛兽，经常会激发起那些喜欢挑衅斗殴的人的斗志，想跟他打上一架。但塞吉总是躲开这些醉汉各种挑衅的行径，那些醉汉觉得他不过是个笨蛋或者懦夫。其实，塞吉既不笨也不软弱。

塞吉用一种很慢的节奏去学习英语，就像一个老人慢慢游进大海那么慢。他很享受整个学习的过程，每一个含义诡异或者发音古怪的词语背后，都隐藏着太多秘密。

当新单词像蝴蝶一样从塞吉的嘴里飞出来，挥着翅膀在整个班的同学头顶上空翩翩起舞的时候，他们总是仰慕地看着他。

塞吉参加了一个设在当地东正大教堂里的英语补习班，那教堂是他在圣彼得堡的一个著名的远亲设计的。塞吉时常无意中听到邻居家的小孩讨论关于这个教堂的传言：这教堂的一部分可是由巧克力建成的。

有天晚上上课时，老师问过每个学生的职业之后，一边用眼神看着塞吉，一边对着整个班级的人说，为什么鞋底这个词和表示一个人的灵魂词，发音是一模一样的呢？

那天晚上，塞吉睁着眼睛看着天上的满月，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夜。月光透过象牙色的方窗，把他那颓唐的房间染成了白色，所有的家具看上去就像是陈旧的结婚蛋糕。

塞吉一直重复念着课堂上刚学到的那个单词，他躺在枕头的凹隙里，大声地一次又一次地念着这个单词。黑夜过去了，但黎明还没有到来。

三个星期后，塞吉结束了他的英语课，自从那晚后他就再也睡不着了。最后一堂课那天，他早早地就去了，对老师解释说，大概是他店里粘鞋胶水的关系，他现在没办法安然入睡。她对塞吉的离开似乎有些伤感，但也只是说建议他以后多读些英文报纸。其他学生陆陆续续进来了，才过了不到二十分钟，塞吉就在课堂上昏沉沉地睡着了，而且很快，他就出现在自己的梦里了。他回到了俄罗斯，轻柔的风吹在他身上，他走进了自己的家，一群鸟从门里呼啦啦飞了出来，飞过他的身旁，它们的翅膀噗哧噗哧地拍着，扇到了他的头。

当他的同学在练习发音试图用英语描述他们心中的希望时，梦中的塞吉走上了他老家的台阶。这所房子在他祖父年轻时重修过，曾经是这个村子的中心，塞吉的祖父总是在这里举行各种令人兴奋的聚会，有蛋糕，有苹果啤酒，在壁炉上方还挂着捆得结实而干燥的香料。

离房子不远有一条蜿蜒的小河，塞吉的祖父就在一天晚上死在了河边。当时他正在画一只鸟，他让那只鸟告别了飞翔。当时塞吉从会客厅的窗子里注视着他，但是，他就和村里其他几个果园跑来跑去的小孩一样，天真地以为祖父只是想躺下来打个盹而已。

塞吉和他的妻子在那幢房子里度过了极为快乐的两年。他的妻子是一个黑头发的女裁缝，出生在山头另一边的小村子里，那个地方的水一年四季都在结冰。

祖父死后一年，塞吉的妻子也因为难产去世了。女儿的出生，成为他生命中最快乐也最悲伤的一件事。

这幢老房子很快地就衰败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整幢房子只剩几间屋子还能让人住得舒服一点。唯一到访的客人是各种各样的动物，他们通常在黄昏的时候慢慢爬上房子的后门。塞吉弄了一些厨余，分成几堆放在后门，以免那些动物互相之间发生纠纷。然后把女儿举到厨房的窗前，这样她就可以看到那些傍晚的来客。

当塞吉那些大多数来自俄罗斯的同学们正一个接一个地传递连锁信的时候，塞吉继续做着他的梦。他气喘吁吁地爬上了房子的顶层，房子已经用木板牢牢地封住，空无一物。他听到女儿的哭声从一楼大厅里传来，他想往她那儿走去，但是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却让他不由自主地停留在原地。像所有的父母一样，塞吉清楚地知道女儿的各种痛苦的细微不同，以及所有可能让她哭泣的东西。这个梦——幻觉中的天才之举——只是让她的尿布湿了。

塞吉常常整夜整夜地趴在女儿沉睡的小床边，他一动不动，看上去像一座奇形怪状的雕像。他总是在担心最坏的事情就在此时发生。在希腊神话里，死亡和睡眠是紧连在一起的兄弟。

要是没有女儿的哭声在梦里出现，塞吉就有可能会害怕，而这个梦就会变成一个噩梦——塞吉很爱噩梦这个词，他觉得黑夜像一匹马，正哭泣着穿越记忆的森林。

正当塞吉托住门把手进了房间时，楼下大厅里的哭声突然停止了。在黑暗中，他看见他的祖父坐在那把修鞋店里的烂椅子上。

他走向那个栩栩如生的人影，老人把他的左脚从一堆灰尘里抬起来，他的眼睛像两个小月亮那样闪闪发亮，他的鞋底脱线了。

在梦境的魔力之下，塞吉在老人面前跪了下来，仔细地观察着鞋子的破损。他的工具出现了。

在塞吉的人生中，他只修过一次那承担着双脚重量的鞋底。他的祖父曾经承认说，修补鞋底需要很高超的缝线技巧和一双稳定的手，它是一种只有被别人信任的时候才会做的尝试——这让塞吉想起了照料耶稣双脚的农民们。

塞吉的祖父不仅修鞋，还会用那些味道刺鼻的皮革或者小片的橡木做鞋。

一九〇三年一个下雪的早晨，罗曼诺夫公主的一个卫兵骑着马进了村子，他的双腿已经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在他的肩膀上有个黑袋子，里边装了几千卢布和那年仅六岁的公主的脚模，袋口用线缝得密密实实。

卫兵疲倦地下了马，面对聚集起来站在他跟前的村民们，大声地讲述他们本地鞋匠的名字是如何在皇家宫殿里那些宏伟的镀金墙壁间回荡。塞吉的祖父立即就被村民从小镇边上他那间呛人的小屋里传唤来了。他刚一到，卫兵马上就跪在他面前，请求他一定要为他的主人做鞋，他必须要带着鞋回去。祖父先把他从湿乎乎的泥坑中扶起来，然后才仔细地听卫兵解释，他带着一个装满了钱的袋子来到这里，并且再要活着把主人的鞋带回到皇宫，这一切是多么地艰难；而如果万一他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将会一直生活在羞愧之中。

善良的祖父答应了卫兵的请求，还说在他做鞋的时候，卫兵可以住在他的家里。这个来自皇宫的卫兵就和鞋匠在他的小屋里一起生活了两个月。在蒸土豆的过程中，他给祖父讲了很多勇敢的故事，还有俄罗斯前线冰天雪地的战场上的遗言。

当塞吉正在为他祖父的幽灵缝鞋底的时候，老人消失了，只在地板上留下了一点泥屑。但是塞吉的梦并没有被打断，还在继续。他能听见老人在往楼上走去，他身后拖着那把椅子，叩响每级台阶。

当塞吉醒来的时候，英语课已经快结束了。这个梦从他的记忆中悄悄地溜走，就像一颗小卵石被卷进大海里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最后一节英语课上入梦的几个月后，塞吉安静地坐在B63路巴士上，看着车窗外各式各样的人按部就班地投入他们新一天的工作。巴士摇晃着避开地面上的凹坑，塞吉努力让放在他膝盖上的那盒精美的午餐保持平衡，这是他昨晚从他家那个街区位于街角的波兰餐馆里订的。今天对他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他旁边的座位上，放着他最好的一套西服，仔细地用纸包好了，还用细绳小心地打了个结。

尽管今天很暖和，但天上还是出现了几朵乌云，停留在河的上方，好像要对着河水里的倒影欣赏自己。这种暖和的天一直是冬天塞吉最期待的好日子，于是在开店之后，他打开夜里的投件箱，开始修补第一双鞋——除了抬起头来用不寻常的热情招呼客人。

那天是布鲁克林的苹果节，所有的街区，每一间形状大小各异的公寓里，孩子们都正在把水桶洗得干干净净，在自己衣服的口袋里塞满袋子，为晚上的活动做好各种准备。那些衣着褴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都聚集在了街角，懒洋洋地看着那些忙着上班的人流消失在地铁进口，时不时问他们其中的一人要根烟。

中午刚过不久，雨就下下来了。雨非常大，店里的空气变得湿乎乎的，尤其当那些修鞋的机器开足马力时，湿气更重了。空气里夹杂了太多的水分，给鞋上胶也得比平时多费些工夫，因为胶水没有平时粘得那么牢了。塞吉用围裙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数了数那些还剩下的准备要修的鞋，然后分类摆好，将修补量最大的鞋摆在了最前面。

每双修好的鞋都用一块白色棉布包起来，然后挂在那面坑坑洼洼的后墙上，那里钉了三十颗钉子。

一个叫欧马的小男孩，住在附近的贫民窟，他经常到塞吉的店里玩。欧马和阿姨以及她的几个孩子住在一间潮湿的公寓里，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去了什么地方，要一直等到他十八岁，他的阿姨才会告诉他。欧马曾经跟塞吉说，他店里那面钉着钉子的后墙，很适合做一个“让蜘蛛享受大餐”的隐秘之地。

塞吉让欧马挑一个他看着觉得最可疑的袋子，欧马挑了那个挂在最远最高的那颗钉子，一个看上去凹凸不平的白色包裹。塞吉嘟嘟囔囔地踩上脚凳，把袋子从钉子上拽了下来。他把它放到欧马跟前，解开布料，欧马马上捂住鼻子下了论断，这是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一只苍蝇，或者说最丑陋的一双靴子。

塞吉几乎想不起来有哪一次欧马到他的店里来而没有恳求他，请他教他如何开个修鞋店。至少，他会恳求塞吉允许他能把手放在抛光机上摸一摸。

“鞋，”有一次欧马很正经地宣告出他的想法，“是心灵的信使。”

塞吉笑起来，让欧马滚开。但是不久之后，他就把这个句子写在一些装鞋的棉布上，在家里那间老浴室的镜子上，也照样写了这句话下来。

从七月十四日以后，几乎有一个月，欧马再也没有来过店里。塞吉能如此清楚的知道这时间，是因为每个欧马来店里的日子，他都会在日历上画一对圆脸：一个小小的头有张笑脸，那个大大的头上嘴被画成一条直线。

塞吉的另一个朋友是一个来自乌克兰的瞎眼烟草商，他不被妻子殴打时，就用手风琴演奏过时的军歌。

塞吉正在为一只溜冰鞋缝上最后几针，他专注和投入的样子就好像他正在拉一把小提琴。剪断线，打好最后一个结，塞吉把溜冰鞋举到光线充足的地方，仔细观察他缝下的每一针。溜冰鞋上的一只滑轮滚动起来，塞吉陷入了想象。他置身于滑轮之上，轻快地滑过生活，穿越过时间，但是不知道该去到哪里。

似乎还在昨天，小片小片的雪花静静地飘落在修鞋店的窗子上；似乎还在昨天，他在天寒地冻的俄罗斯，煮着女儿的尿布。如果没有记忆，时间对人类来说一无用处，塞吉想。

很多年前，祖父曾给他买过一双溜冰鞋，告诉他等河水结冰了他就可以穿上这鞋溜冰了。那个下雪的午后，他和祖父站在雪中，祖父说，这是天空快乐的眼泪，化成了雪片落下来。

塞吉几乎能感受到祖父呼吸在他脸颊上的那股热乎乎的、混杂着烟味的气息，看见冬天俄罗斯家里的那个苹果园的景色。每棵苹果树的根部都落满了雪，像围上了白色的桌布；一些动物从雪堆上走过，留下一个个小小的脚印，一只猫头鹰的空洞的叫声透过正在落下的白雪传来。

修鞋店的门后有一张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的海报，上面画着一只巨型的鞋悬在几个修鞋匠头上，他们指着鞋底，面露惊异的神情。年轻的时候，塞吉的梦想是到美国去，买一辆华丽又气派的凯迪拉克或者林肯，就像黑手党特别喜欢的那种。在刚结婚的那段时间，塞吉经常在夏日的午后，在苹果园里靠着一棵树，做各种各样的白日梦。苹果树上停了很多小鸟，塞吉就在它们夜晚的合奏中睡去，而此时，他的妻子正光着脚整理着花坛。

他梦想着他能开着车在第五大街上兜风，身前的汽车仪表盘闪闪发光，孩子们则坐在后座读着美国杂志。他们脚上穿的，当然是极其合脚的用最好的意大利皮革做的鞋子。他们的笑声轻盈而明亮，充满了希望。

可妻子在生下他们的女儿后没几个月就死了，六个月零一周后，邻城的医生告诉塞吉，他女儿的心脏上全是洞，她不可能活过这个夏天了。医生说只有两样东西能救他女儿的命，一样是上帝，另一样就是钱。塞吉立即把房子挂牌出售，可等到房子卖掉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塞吉用剃刀使劲地把一块粘在溜冰鞋上的口香糖刮下来，他使劲地咬着嘴唇，结果咬出血来，血顺着他的下颚流下，流到下巴，滴到一堆鞋带上。即使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他还是会为自己当年想用全部的钱去换一辆车的想法而感到羞愧，这种羞愧感让他的脸颊发热。

在七月一个无风的日子里，塞吉的女儿被埋在了苹果园里。一个白色的十字架正好立在她头上方的土地上，上面写上了金色的字，告诉任何有可能会路过这个小小十字架的人，她是她父亲唯一的女儿，她很爱动物。在她脚边，放了一个盒子，塞吉把家里的各种工具装了进去，他希望能由她转交给他的祖父，让他们在等待他到来的时间里有事可做。

塞吉把这双刚修好的溜冰鞋挂在了那颗最长、最扭曲的钉子上。

门外，鸟儿在不停地歌唱。

早上的乌云散开了，留下一片白云轻染的晴空。

把溜冰鞋挂好之后，外边的街上也热闹了起来。塞吉决定关门去看看苹果丰收节的活动。

他一丝不苟地换好衣服，对着那面黄色的浴室镜梳理好白色的头发，为自己的皮鞋上光，洗手。

水槽下边放着一把银质蛋糕刀，用白色的棉布仔细包裹着。这是他们家传下来的，曾经有过两双手共同握着它切开婚礼的蛋糕。

塞吉把蛋糕刀放进口袋，关掉了房间里所有的灯。店外的霓虹灯招牌却整夜都会闪烁着，几个红色的字：修理各类鞋底 [4] 。

他锁好门，朝街道走去。

塞吉希望能遇上彼得，那个瞎眼烟草商，或者欧马——因为他们的存在，塞吉才不至于只和那些鬼魂相依为伴。一些孩子用绳子把水桶捆在背上，在街上横冲直撞，另外一些孩子则被迫和父母一起慢慢地走着，脸上露出刚被父母公开责骂过的尴尬不满的表情。

还有一群孩子，像一阵强风从塞吉身边跑过去，把他的衣角吹了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夜晚，方圆十几里，都弥漫着苹果成熟时散发出来的强烈香味，这香味就像阳光一样，洒进每个家庭。

塞吉住在格林威治区一个公寓的地下室里，他的房东住在楼上，是个退休的大学教授，每次当他听贝多芬的时候，就会用扫帚敲地板。他是一个鳏夫，也是他们家族里唯一一个从纳粹毒气室里逃脱出来的幸存者。他们谁都无力承担各自的悲伤合并起来的重量，于是他们的关系就维持在见面时礼貌地点头示意的程度。

塞吉床边的桌子上有一小棵苹果树，塞吉每天都非常尽心地照顾它，好像它是他的一个曾经濒临垂死的同伴。他买了最贵的植物养料，确保这棵小树能长得旺旺盛盛。它已经几乎有一个足球那么高了，以一种世界都在围绕着它的极其自信的态度成长着，根基也越长越深厚。

接下来的三个月都会是好天气，趁着这个好时机，塞吉想偷偷溜进那块曾经被废弃的土地，用铁锹把沥青地面锹开，把这棵小苹果树栽在自从一九七四年他来布鲁克林后每年种下的那些苹果树的旁边。三十年后，这块地变成了苹果园，并且开始举行纽约市里唯一的苹果节。

还没走到苹果园，塞吉就听到了苹果园里传来的人群声音，有那么多人。他想知道果园里还有没有空地能给他放他那把折叠椅。

当他走到最后一个街角，他那双一直干涸的眼睛突然湿润了，他觉得自己快要哭了出来。塞吉没有停下来掏出手帕，继续用他缓慢轻摆的步调往前走着。他相信没有人会看他那么长时间，发现他在哭的秘密。

塞吉离开他出生的俄罗斯小村庄的前一晚，他站在苹果园里抽着烟，看着工人用厚木板把他的家封了起来，他们的妻子在房子里干活，用白色的厚床单把家具盖起来，就像轻轻蒙上它们的眼睛。

当工人用钉子封住前门之后，塞吉提着他的手提箱坐在了草地上。天色渐暗，流经房子的河水湍急地流淌着，岸边的树在河水里投下了柔软的黑色的影子。

所有的河水都在流逝，正如人一样。

塞吉用从岳母那借的几块毯子在草地上铺了一张床，六英尺高的草丛下边，是他的孩子。

拂晓时分，清凉的露珠滴落在塞吉的皮肤和衣服上，他起身去亲吻墓碑，最后一次。夜里，一个成熟的苹果沉甸甸地从枝条垂下来，正好垂在墓碑的顶部。塞吉屏住呼吸带着疯狂和感激把它摘下，这样树枝就能回到头上那些纠缠的枝团里去。塞吉郑重地把这个苹果收到手提箱里。去美国的路上，整整六天都饥渴交加，但是塞吉从来没有想过要吃掉它。

此刻，塞吉走进了眼前的这个苹果园，他又一次面对着女儿的遗赠，数百棵已经长成的、来自俄罗斯的苹果树向他点头，好像认出他来。

树上结满了苹果，压得树枝都弯了下来。孩子们很喜欢这些树枝，他们大声地笑着，倒挂在上边玩耍。

塞吉把他的折叠椅放在苹果园边，坐下来，听着苹果被扔进水桶里的声音。有人买了烤架，直接就把摘下来的苹果用铝箔包起来烤着吃。

这样的热闹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之后，塞吉用那把银的蛋糕刀切下最后一片苹果，然后仔细地把刀用棉布包好。人们也开始陆续回家了，孩子们四散开来，他们小小的脊背被装着苹果的水桶压弯了。一个苹果跟一颗人类的心脏几乎同样大小，重量相等，他们背着那些苹果，就像是背着那些还未曾降生和那些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的，心灵。

天气越来越冷，塞吉也打算回家了，他不想拿他有关节炎的手冒险。到明早之前，他的夜间投件箱里肯定装满了折断的鞋底和穿坏了的鞋跟。

他刚想起身，欧马从人群中冲了出来，他的口袋里装满了苹果，以至于他都不能直着腿跑步。

“鞋匠！”他大声地说，“我一个晚上都在找你。”

街区的尽头，一只烟花正好点燃，欧马咧着嘴笑起来。

“你又要玩什么老花样了，嗯？”塞吉说。

“我给你拿了一个烤苹果，但是我把它掉地上了，然后就被狗吃了。”欧马一边说一边把苹果塞进他的裤子里。

“纽约市长也在这儿，你看见他了吗？”欧马问。

塞吉说没有。

“有人朝他扔苹果。”欧马说完大笑起来。

“我希望不是你。”塞吉咕哝了一句。

“不，不是我。不过他说市里买下了这块地，准备把这个苹果园送给纽约市的孩子。”欧马突然冲向塞吉的凳子，一个苹果从他的口袋里掉了出来，滚到了塞吉的椅子边。

“你觉得是谁种了这些树，欧马？”塞吉问，“难道你从来没有想过是谁开始做这件事的吗？”

欧马正在地上摸索那个掉出来的苹果，不过他还是设法回答了塞吉的问题：“没有人知道是谁种的。市长说这是这个城市的一个伟大的奇迹。”

“但是你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人会想到做这么一件事吗？”塞吉问。

“因为他们爱苹果。”欧马说。

塞吉看到月亮升起来了，是时候回家睡觉了。

欧马终于在椅子底下找到了那个苹果，然后他脱下一只袜子，撕成了两半。

“你在底下干什么？”塞吉厉声说。

一双小手突然脱掉了塞吉的鞋，动作有力而有分寸。欧马往袜子上吐了一些唾沫，然后开始擦塞吉的鞋跟。一开始塞吉试图站起来摆脱这个小混蛋，但是欧马已经开始弄另一只鞋了。塞吉坐回了椅子上，闭上了双眼。

日常生活

醒来好一会儿了，托马斯唯一模糊的意识他还活着。然后，好像身体淋到冷水一个激灵，托马斯记起昨天夜里妻子的姐姐给他打过电话，他们简短地聊了几句话，但什么事情也没解决。

他掀开身上的毯子，蹒跚地穿过那道从窗子里透进来的灰色晨光，走进房间。他犹疑地看了看那台电话，然后给自己泡了一壶茶。茶在泡着，他坐到床上，努力地回忆起昨天晚上的梦。他试图把那些零星的碎片拼凑到一起，可就像他昨天夜里参加了为他准备的庆功宴，但早上却只带着一些残渣醒来一样徒劳。他又一次看了看电话。

他听着雨水落在窗子上的声音，决定开始写辞职信。他坐到桌子旁边，扫了一眼放在一边的账单和他永远都不会完成的报告，从打印机那儿抽了一张干净的白纸出来放到跟前。喝完一杯茶之后，他开始写了。他能感觉牙齿上被糊了一层糖。写完他的地址后，他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像一只小小的、垂死的动物。

他把头转向了电话，但其实眼睛里什么也没看见。

他听到外边的马路上开始变得繁忙。人们都开始准备去上班了，卧室里的收音机正在报时，咖啡正滴进玻璃罐里，浴缸正放着水。他突然觉得有些尴尬，紧紧抓住茶壶的把手，给自己再倒了一杯茶。

他能想象出来他那正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妻子，一具毫无生气的、被白色的床单盖住的仿佛蜿蜒的山脉的躯体。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幅画面，护士穿着白色的鞋，而妻子的两只光脚则在医院的床单下无力地分开着。

几个小时以前，她姐姐给他打过电话，但是他几乎什么话也没有说。每当他想到说句什么话的时候，话语就像个气泡一样，噗地裂开，变得支离破碎，他没有办法把它完整地推出牙齿送到电话那头去。他想到了医院的走廊，彩色的塑料椅子整整齐齐地排成一列，像条长河。他能感觉到内心的紧张，在姐姐跟他转述医生告诉她的所有细节时。但是他脑海里一直盘旋的念头只是：伤员鉴别这个词是多么的美妙。

他穿上了衣服。房间里清冷而安静。他给自己又倒了一些茶喝了下去，也不在意茶水已经变凉了。正把手臂伸进夹克袖子时，他瞥见了她的靴子。他突然想伸手去摸摸靴子，穿过黑色的皮制鞋口，伸进那曾经包裹着她的脚的鞋肚里去。

他试着给她的姐姐打电话，但是电话响了很久也没有人接听。他挂上了听筒。他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生活会变得如此混乱。

他看了看表，以前这个时候，他应该正开着车去上班，然后在办公室里听新闻，小口小口地喝咖啡。他有了一种奇怪的既羞愧又天真的想法，如果他能让自己的大脑倒退回去，那么他就能经得起各种突发的事件，他会是另外一个版本，更强大，也更聪明。

穿好鞋之后，他去壁橱里找他的雨衣。他没有像以前那样猛地把雨衣从衣架上拽下来，而是轻柔地抬手去拿。他感觉自己的手开始在衣橱中游走，掠过不同的衣料，它碰到了那件她最喜欢的外套。那是一件长驼毛外套，系着一根粗腰带。他的手指徐徐滑进了外套的口袋，在硬币、便条纸和薄荷糖之间游弋。这是手的秘密。

他开车去了医院。那只伸进过她衣服口袋的手还残留着一股轻微的香水味。他想到了她的美容院，脑子里描绘出她桌子上放着那些小瓶瓶罐罐的架子的画面，每一瓶都是一种蒸馏出来的花朵精油，每一瓶都是一种嗅觉的指纹。

他记得她的顾客的脸，她们把衣服挂起来，然后从桌子摞得高高的杂志上拿起最上边一本。他记得她们的眼神，漫不经心地扫过杂志的每一页，等待着脸上涂上温暖的、散发着芳香的精油，还有他妻子双手的抚慰。

去医院的路变得又窄又直，像一张灰色书签在森林里延伸，而落叶——就像那些易碎的词——用自己脆弱的叶尖弹跳着穿过高速公路。

他试图把她的样子保留在脑子里，但是他又不能同时想起她脸上的每一个细节。他又一次想到了她桌子上的那些小瓶子。

在医院里，站在她的床前，他听到窗台上鸟儿的鸣叫声，机器的运转声。他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仔细地研究她的手指，它们修长而平滑。她的手腕上，有一块塑料牌子，上边用电脑打印着她的名字，这让他感到非常生气。他歪下身子，把头放在了她的手上。手很温暖，当他的呼吸被她的皮肤反推回来的时候，他全身都颤抖了起来。

他觉得浑身发麻，不能动弹，就像夜里他全身注满石膏一样。他很想知道她的脑子里现在都发生了什么事。他觉得那里应该是一个花园，有很多鸟儿，在叽叽喳喳鸣叫。

手术那天是最糟糕的时刻，而现在纯然就是一个等待的游戏了。她的姐姐说。

小睡片刻后醒来，他看到妻子的身上有个人的身影。

“早上好，托马斯。”护士说。

他向她点了点头表示回答，然后问他妻子的状况有没有发生变化。护士看了看她手中的表格，回答说没有任何变化。

“你想给她洗洗脸吗？”护士问。他转头看着他沉睡的妻子，想像着用一块潮湿的布擦过她纤细的沟壑、她的脸颊。他觉得有点尴尬，他的手开始发麻了。

“我给你拿一些温水过来。”护士说。

没多久她就回来了，把一只碗和一些棉球放在他妻子的床边。托马斯拿起一只棉球放到温水里蘸湿了，再把水挤干。他沿着她的额头开始轻轻地擦。她一动不动。等全部擦完了，他再把一条柔软的毛巾轻轻盖在她的脸上，非常仔细地避开她的鼻子和嘴唇，然后轻轻地拍干脸。

手术一直持续了六个小时零十二分钟。手术期间，托马斯离开医院，走到公园里坐在一把长椅上放声大哭了好几分钟。他点了一支烟，看着两个小男孩互相扔足球。那是十二月的一个黄昏，一只狗在远处吠叫。等到公园渐渐被夜色吞没，他又走回了医院，他为他离开了一阵而感到羞愧，不知道她姐姐会不会为此而生气。

他在医院的自动门前边站了一会儿，然后才走进门去。

在向她的房间走去的路上，他想起了那两个在公园里玩足球的小男孩。他知道从这一刻开始的一年里，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化，会更好，或者更坏。

护士过来拿走了碗和棉球，托马斯想起几年前妻子说的话，她想去看看法国的薰衣草地。

明年肯定，他想，等所有的事情都过去了，我们就去。

手术后第四天，所有来看望她的人都说她瘦了很多，好像这是一种问候的方式。那是一个不怎么暖和的下午，托马斯决定再去公园走走。走在路上，他觉得舒服多了。他尝试着去回想那些正在裂开的玻璃，爆炸了的气囊，她的脸和她扭曲的身体。

公园就在前边，他放慢了脚步。他努力想去看清楚那些开车从他身边经过的人的脸，他们的眼睛扫过他的脸，然后又飞速离去。

一阵突如其来的厌恶充满了他全身。

他找了一张空的长椅坐了下来，努力控制住那种强烈的冲动，他想马上冲回医院，把她从病床上抱下来，回到他们的家里，锁上所有的门。

就在那个时候，托马斯意识到他已经变了，他不再是那个他，而是像其他的人一样，被一场介乎必然和偶然的交通事故影响，一模一样的反应。

一个垂头丧气的老女人在他旁边坐了下来，叹了口气。

“这晚上的天气真是越来越冷了。”她说。她递给他一条紫罗兰口香糖，他放进嘴里开始嚼起来。他们就这么坐着，大部分时候都沉默着。

“明年的这个时候，”托马斯突然对那个女人说，“我妻子和我会去法国。”

“哦，那真好，亲爱的。”老女人似乎很高兴，但是她并没有看着托马斯，说：“我先生和我总是说要一起去欧洲。”

“他们种了很多薰衣草，当你在乡村里漫步的时候，空气里都是薰衣草的香味。”托马斯说。

“真希望当时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去了，”她说，“但生活就是这样把你慢慢就给耗光了，是不是？用日常生活把你给耗光了。”

那天晚上在医院，托马斯坚持要和他的妻子待在一起。他握着她的手，点上她最喜欢的精油。

“大部分人都回家的，睡个好觉，然后第二天一早再赶过来。”护士一边把毛巾折起来一边说。

“我不是大部分人。”托马斯说。护士一句话都没说，离开了房间。

假如

我坐在餐桌旁。房间里没有开灯，红色的石地板上撒着很多玻璃碎片。后门大大地敞开着，可以看到月光透过树丛洒满了后门外的小路。我就这么坐在黑暗之中，喝着茶；我的妻子，她正在我们屋后无垠的田野的某处。我的双手紧紧地握着茶杯，好像在做着神圣的祈祷。我能想象出她的双脚一定已经完全陷进泥地里了，她的眼镜会被雨水弄得模糊不清，她的头发湿漉漉地披散在肩膀上，像黑色的海洋。

当我回到家看到满地的碎玻璃和敞开的后门，就知道她已从医生那里得到消息了。餐桌上，一张白纸时不时被微风轻轻吹起，像条白色的舌头在舞动，那是一封信，也许会证实她最害怕的东西，我没有勇气去看。黑暗中，我只能大概看到一串串的字符布满整张纸，像一具具小小的尸体，朝我们俯过身来。

我不知道是她故意摔碎了这些杯子，还是当她弯下背扭动四肢时拐杖把酒杯碰倒在了地上。当她走向清冷月光下空旷的牧场时，她的拐杖就好像一双巨大的筷子。

她的腿很畸形，会让人以为那是某种橡胶。我第一次触摸到它们是在我们举行婚礼的那晚，在那个山里的小酒店，离山脚只有八英里，天气好的时候，站在我们的小屋背后就能清楚地看到这家小酒店。我清楚地记得那张床和那整洁的黄色床单，我想知道有多少人曾在上边睡过，那枕头就像一个小剧院，有无数的梦曾经在那里登台演出。黄昏的时候，我站在小酒店的花园里抽烟，房间里透出的灯光和天上繁星的光芒交相辉映，提醒我这是我们在一起度过的第一个夜晚。我们抚摸着对方，从皮肤上传递过来的柔软，深深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就像把手臂伸进河水，我们能感觉得到每一块石头的重量。

妻子的双腿呈现着一种极其不自然的扭曲状态，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的同学总会当着她的面说昨晚他们做了一个多么可怕的梦，梦见他们的双腿变成两条白色的死蛇缠绕成一团，然后他们就开始大叫她的名字，这叫声像利箭一样狠狠地刺中了她。每天晚上她都带着悲痛入睡，梦想着某天早晨醒来的时候，能发现自己的双腿变得像小树一样又直又强壮，然后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一双长着粉红色手指的小手会来按她家的门铃——这意味着一道序幕被无声地拉开，有人来邀请她出去玩了。

我的父亲是个矿工，而她的父亲是专门修理升降井钢架的焊工。她梦想当她的腿变好的那天，她的父亲就会拿着焊接枪把她的拐杖改成一辆前面有个小篮子的自行车，就是那种其他女孩都会有的自行车，她们骑着它去买一包热热的鱼薯条，或是用木棍从树上打下来的野苹果。

有一次，她把她的拐杖向学校操场旁边的一棵梨树上扔去，它们被卡在了上面，而这时，催促学生回到他们冰冷课桌的铃声响了起来，于是她只能不知所措地坐在树底，浑身发抖，直到一个老师从栅栏后看到她远远的身影。老师让门卫和他的傻儿子去帮她，那傻儿子拖着一把梯子穿过操场，把脸凑到每一扇他经过的教室的窗上。

此时，我的妻子正在外面的某片田野里，在雾气笼罩的山脉的阴影里。也许她会靠在篱笆的墙上，看着别人赶牛回家，那些牛的眼睛如同潭水一样，黑色，静止。

我们住的村子到处都是泥地，各家的母亲们和永远无法干燥的土地展开了徒劳的抗争。村庄上空的天上，堆满了厚厚的雨云，就像一些好奇的动物，伺机潜入一切事物和人们背负的生活——慢慢让他们溺亡。

星期天，单身和丧偶的人都会聚到山里的城堡酒馆里亲吻和打闹。那些没有去酒馆的人，还有在地里的人，会伸开四肢躺在小屋前燃烧着的火堆旁，那些火堆就像悲伤的装饰，散发出的烟雾沿着山坡慢慢上升，然后消散开去。孩子们在厨房里看着黑白电视，他们的父亲一边剁去鱼头一边抽烟，凝视着后花园，直到天黑，像一个悲伤的陌生人撕掉了他白天的伪装。

我手中的茶已经冷却。月亮，那些胃里翻腾着酒精、从酒馆回家的被遗弃的灵魂寄予希望和愿望的月亮，已经高高地挂在了天上。

妻子和我曾经坐着一辆锈迹斑斑的卡车去过莱克斯汉姆医院，当他们把一根钢针刺进她的脊椎时，我就像是被闪电撕成两半。

我一直无法鼓足勇气去阅读那封摊在桌上的信。

自从父亲搭乘那个突然降落的升降井被摔得粉身碎骨之后，我就一直很想要一个儿子。

那天，还是个小男孩的我，就在这间厨房里，也是在黑暗之中，坐在桌子边等着父亲回来带我去义卖市场。我一心记挂着想得到一条金鱼，他们会把它装在一只小塑料袋里大方地分发给每一个孩子。

晚餐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父亲还是没有回家。我生气极了，画了一张他的画像，然后拿铅笔对着那张纸不停地戳。在我的画里，他和他的工友们坐在酒馆里，他在卷着烟，脸上全是煤渣的黑色污迹。

终于，一个邻居敲了敲门，然后走了进来，她拿着一只塑料热水瓶，里边装满了汤。她坐在我面前，跟我解释我的父亲是怎样被卡在矿井里，她说电视上应该会报道的。我想着那幅画，哭了起来。

母亲一直坐在矿井的入口等着，整整三天。我睡在邻居的家里，头的上方有一个用衣服架子做的十字架。我想象着我在一片长满了草的山坡上，用那只经常戳父亲画像的铅笔不停地在地上挖着，直到我的父亲从地里伸出他的手来，拿着一袋金鱼。

我的妻子就是邻居家的女儿。在父亲去世之前，我只能在星期天的下午见到她，她歪歪斜斜地在屋前的花园里漫步，像一个破烂的玩具。

当我得知父亲的尸体可能已经被数吨重的黑土砸得粉碎之后，她告诉我，尸体只是一种伪装。她轻轻地说，每一个灵魂都是一条河，在寻找他们回到海洋的路。

父亲发生事故之后，我就想要一个孩子。我要在他生命终止的地方继续生活，我希望我就是那个关键的衔接。等我把那封信可能会带来的失望情绪一点点平复后，我会出门去田地里找我的妻子，把她带回家。我从来不想让她知道成为一个父亲是我此生最伟大的抱负，我不想让她觉得好像是她让我失望；是的，曾经是有过那么一个瞬间我在想，假如我收拾行李然后逃离这个地方，会发生什么。也许我会去伦敦，在那里的市场找个工作；或者去苏格兰，在深水中捕捞鳗鱼。去想象我们会如何伤害最亲近的人这个想法是很诱人，因为它会提醒我们对他们的爱是有多么深。

就是在这间小厨房里，母亲跟我讲着父亲去世前的故事。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们开车去甜面包山，听着那滋滋作响的收音机，腿上盖着毯子，天上下着小雨，她告诉我。我能想象当时不断落在挡风玻璃上的雨滴，它们就像数千双眼眸，映出他们在一起的那个快乐瞬间。她告诉我，他们的第一个周末去的是黑湖，他们带着啤酒，还有用报纸包着的热乎乎的辣香肠，在码头上钓螃蟹。她告诉我，爱，就是一个人让你第一次能够认识到自己。

自从父亲死后，我就把邻居家的残疾女儿想象成了自己的爱人。我想象着我用自行车带着她，去甜面包山，我轻轻地抚摸她的腿，然后在雪花中带着羞涩的心情轻轻地亲吻它们。我想象着我在操场上为她而战斗，如果我的同学有人胆敢说她丑陋，那我就用拳头狠狠地打断他坚韧的鼻子，就像我在家里对着一个枕头练习的那样。

从几年前开始，我就开始给美国的医生写信，咨询他们如果把我妻子的腿拉直需要花多少钱。他们每一个都回信来要表格、个人信息，还有最重要的，照片。妻子唯一的一张照片是我趁她睡着以后偷偷摸摸拍的。我把这些东西全都寄给了医生，但是他们全都说没有办法。但是现在，科技每天都在进步，所以我应该跟他们保持着联系，当然，这是秘密进行的。每个圣诞节，全美有十二位医生都会收到从威尔士寄来的一包茶叶。

假如她是健全的，她的双腿是对称的，那么我就不用每天都要把她从浴室里抬进抬出，也就不用开车送她去图书馆，她在那儿负责盖书戳、招募新会员。这些因为和她结婚而带来的例行公事，已经让我失去了自己的生活。

我幻想着假如她能像其他正常人一样：那么我们就能从开往甜面包山的卡车上跳下来，互相追逐，这样奔跑会让我们显得年轻十岁。所有的夫妻都应该奔跑着互相追逐，然后抱成一团倒在地上。

村子里的所有人都像了解我父亲那样了解我。每当我妻子从火炉里取出一些煤，在我脸上抹上一点煤灰的时候，她都说我看上去很像我的父亲——我们的眼睛是同一种颜色。死亡终结了一段生命，但是无法终结一段关系。

我把红色石地板上的碎玻璃渣扫干净，穿上橡胶雨靴。她还没有吃饭，我要去把她扛回家来，再把她放进放满热水的浴缸。她会哭，而我，一个字也不会不说。

已经快半夜了，风夹带细雨吹着我们的小屋，打得窗户噼啪作响，水泥路也被雨水浸软了。前门的地已经被牛蹄踩得一团糟，泥坑很深，像个水桶一样。

当我走到一段硬一点的路面时，我听到一阵某种动物发出的狂叫声。牧场上空空荡荡的，一头牛也没有，牧场就像一只结婚蛋糕那样闪闪发光。我走进牧场，注意到正中间的一个白色影子，我这才意识到刚才的那个声音，是妻子发出的笑声。

我朝着她的方向加快脚步走过去，一路上气喘吁吁。雨滴被月光映衬得莹光闪闪，穿过我呼出来的白气，像群星骤然落下。

妻子就这么站着，没有拄拐杖。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奇迹发生了。但当我走近了才看到，她是笔直地跪在泥地里，拐杖已经被她出于某种激情扔得很远很远，也是这种激情，让她发出了刚才的那阵笑声。

在我准备去抱她之前，我转过身向身后看去。雾气已经吞没了房子，什么都看不见。在这片白色的土地，我们这两个颤抖着的人，栖息于这个世界。

我跪在她面前，去摸她挺得那像雕塑一样笔直的身体。我感觉到她的手指紧紧地按在我的头皮上。她的声音轻盈，充满力量。

“那封信。”她说。我试着把她从泥地上拉起来，但是泥地紧紧地卡住了她，就像卡住从它里边开出的第一朵花。

“你读过那封信了吗？”她再次问我。

“我再也不在意那些事情了。”我说，但是我的话被风吹走了。她又大声地笑了起来，朝着天空伸直了她的双臂，好像要引导一股强大的力量穿过她的身体。

得到和你失去的一样多

杰拉德离开办公室时雪已经停了，街灯已亮，但是天还没有暗下来。在每个路口的尽头，人行道都消失在一池暗淡的雪水当中。

杰拉德看见了某个人在雪中留下的脚印，曼哈顿曾经是一片森林，他想象着这是一个印第安人回家的脚印，他的肩头扛着一具温暖的动物尸体，尸体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积雪。

杰拉德回头看看自己的脚印，它们多久后会消失？他对着这个世界呼出一口气，热气很快就消失在冰冷的空气里。他想起了里尔克的诗：我们在空气中漂浮着，就像一盘滚烫的食物散出的蒸汽。他弄不清楚，他的人生会不会是比较特别的那一类。

杰拉德回忆他在英语预科学校时参加的那次寒冷的越城跑比赛，裸露在空气中的大腿沾满了溅起的泥点，他的心因奔跑砰砰地跳着。

他想起了海斯廷顿，那个物理课老师，长着一个坚硬的下颚，还有可爱的蓝眼睛——眼里似乎时时渴望着看见孩子们畅饮胜利的荣耀。海斯廷顿参加过一九三六年的柏林奥运会，还得过一枚奖牌。希特勒观看了这场比赛。当十几岁的海斯廷顿跑过终点线时，数百万人即将被杀害。而若干年以后，当那些孩子们从家里经过一段长途跋涉后走进毒气室时，他们全都吓坏了，但仍然全身心地信任着自己的父母会好好照顾自己。

想到这里，杰拉德的心里泛起对女儿的爱，这爱让他的心像被针扎了似的，带给他一阵疼痛。他穿过第53街，女儿的名字叫露西，今年八岁。她有着一头棕色的短发，一只Hello Kitty的发夹将短发整整齐齐地别在头上。杰拉德曾经遇到过一个犹太传教士，当时他正坐在开往南安普敦的火车上，传教士就坐在他隔壁。传教士刚从英格兰回来，正在做一个关于战争的纪录片。

“现在已经有很多这样的纪录片了。”杰拉德对他说。

走在第五大道上，他开始痛恨自己当时说出了那么愚蠢的话，他肯定认为我和其他那些人一样，杰拉德想着。我真的和其他人一样吗，杰拉德问自己。当时，那个犹太传教士只是把他的手放在了杰拉德的袖口上，只停留了一小会儿。

雪突然又下了起来。

在这个飘雪的黄昏，黄色的出租车都似乎已经昏昏欲睡，提不起精神，只有商场橱窗里透出来的明亮灯光在吸引着行人的注意。杰拉德看到橱窗里的那些时装模特，它们非常安静，绝对的安静，它们在谈论一些它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它们坐在餐桌前却永远也不会吃下任何一口食物，它们躺在床上，却从不会做梦。

在自己温暖的公寓里，他常常给露西拍照，她会坐在桌子旁，读着大开本的《黑美人》缩写本，双脚在桌子下面专心摇晃着。她从来没有这么专注过一件事情。

杰拉德长得很帅。他和很多女人上过床，而其中大部分的女人都知道他永远也不会爱上她们，所以她们刻意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让自身沾染那种古老的痛苦。杰拉德也曾爱过一个女人，但她并不是露西的妈妈。

露西和保姆英迪拉一起待在家里。英迪拉是个胖胖的女孩，从新德里来，正在巴纳德大学读书，每个周末晚上她会过来给露西做饭，辅导她的家庭作业。杰拉德和露西都很喜欢印度食物，所以英迪拉经常留下来和他们一块儿吃饭——头一次留下来吃饭时她是不愿意的。可现在她正在渐渐变成这个家庭的一部分，她的父亲早已经不在了。

白雪已经覆盖了眼前的一切。杰拉德想起了《隐形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一部老电影，电影里会不断传出轻噼啪作响的轻微杂音。露西在《电视导览》上注意到了这个电影的名字，于是那天晚上他就和她一起看了这部电影。那会儿已经很晚了，只看了五分钟露西就沉沉睡去。杰拉德抱着她，感觉到了女儿的心跳，像一颗柔软的、温暖的岩石。把她抱上床的时候，她醒了，她问杰拉德隐形人后来怎么了，他告诉她，隐形人被抓住了，因为下雪了，他在雪地上留下了他的脚印。那很漂亮，她说，却没有睁开眼睛。

暴风雪来了。

雪花像成块的毛皮，从冬天的背上扯下来。

突然，杰拉德从洒落的雪花中间，看见了罗瑞尔。

已经八年了。

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停下了自己的脚步。

身后背着包的女人被撞到，咒骂了他一声。

是罗瑞尔，离他只有几英尺的距离。

他走到橱窗前，轻轻敲打玻璃。

商店里排队的人听见声音后都转过脸来看着他，他们面无表情，像昏昏欲睡的陪审团。

她的脸依旧棱角分明，就像一幅毕加索的画，但她的眼睛又让整张脸柔和不少，那双眼睛已经沉浸、倒退回记忆之中。

她比以前更漂亮了，他想。她的嘴微张着，就像一颗杏仁。杰拉德不清楚她是否在微笑。

一切都发生在五秒钟之内。

杰拉德不知道他现在的行为是否正确，也许他应该继续向前走，回到家之后再仔细琢磨，他应该能够重现出看见她在商店排队的那个瞬间，让这小段记忆像一直开着的水龙头那样溢出来。

她正拿着一盒生鱼和一瓶冰茶，在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未曾被一段热烈的感情消耗光——就像一扇门敞开着，但他从来没有离开那个房间，两个人离开的这几年，只不过是没有了另一个人的生活。

他们在一起仅仅只有几个月时间。他们在杰拉德的同事举行的晚宴上相识，那天晚上，人们在点着蜡烛的房间里喝着葡萄酒，女士们都穿着美丽的露肩晚礼服。在烛光的映衬下，即使是平时毫无吸引力的女人，也变得美丽动人起来。杰拉德发现他和罗瑞尔之间像是旧友重逢，尽管他们之前从没有遇见过对方。

他走进商店走到排队付账的她身边，杰拉德赶在她付账之前把钱递给了收银员。

罗瑞尔的脸红了。

“我真不敢相信会遇上你。”她说道。

“是啊。”他说着，努力保持和她的眼神接触，后面排队的人从他们身边挤了过去。

“那么，你好吗？”她说。

“挺好的，你呢？”

“我也不错，”她说，“你女儿还好吗？”

“她非常好，非常好。”

“她的妈妈好吗？”

杰拉德沉默了片刻。

“她去世了。”他说。

“啊，真的吗？”

“是的。”

“哦，上帝。”罗瑞尔感到震惊。

“露西刚满六个月，伊西就回洛杉矶了，她一直都想做个真正的演员，没什么能拦住她。”杰拉德说道。

“什么？她就这么不管自己的孩子了？”

“四年后她就死了。”

在罗瑞尔面前提起伊西，他觉得很尴尬。

“我真不敢相信，”罗瑞尔说道“真的不敢相信。”

“你说她去世吗？”杰拉德问？

“不，我是说一个母亲居然会离开她的孩子。”

“她就这么做了”。

“我知道，但是这太疯狂了。”

“是的。”

“她曾经回来过吗？”

“没有。”

“喔，我感到很抱歉，杰拉德。”

“没事，露西对她一点印象也没有。”

“但她毕竟是她的妈妈啊。”

“是的，她是。”

“露西知道这些吗？”

“不知道。等她长大了我会告诉她，可能到高中吧。现在我不能让自己用事实去伤害她，这样的事一定会毁了孩子的。”

“你真是个好人。”

“我爱她，我是她的父亲，我要给她最好的。”

“你当年对我也很好。”

“是吗？”杰拉德说道，“我没这么觉得。”

“是的，”她说，“任何事你都做得很好。”

四年前，杰拉德去洛杉矶参加了伊西的葬礼。人们发现她漂在一个游泳池里。她写下了杰拉德的名字，她把他当作自己的至亲。那时的洛杉矶有华氏七十五度，干燥极了，他坐在租来的车里，空气闻起来像糖那样甜腻。伊西曾经在肥皂剧里有过演出的机会，扮演一个巫师。在她葬礼后的自助餐会上，人们忙着互相交换名片。杰拉德告诉露西他是去好莱坞出差，露西当时也想跟着来。杰拉德从洛杉矶回来的时候，给露西带了件礼物，他一开始想买很多礼物，但他克制住了自己，他不想让洛杉矶在生活中留下特殊的纪念意义。他也送了件礼物给答应好好照顾露西的英迪拉——一只洛杉矶当代艺术馆买来的手袋，上边画着一只小鸟，还写了一些法文。最近露西开始问起杰拉德关于她妈妈的事，他不知道该怎么说，看来他得去咨询一下某位儿童心理学专家了。

杰拉德认识罗瑞尔一个月之后，他遇到了伊西。而十年前，杰拉德还没有遇见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杰拉德模模糊糊地记得爱上罗瑞尔却渴望与伊西做爱的感觉，他知道有一些男人对于在一段稳定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情人的感觉非常享受，一开始他也想这么试试。伊西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爱人，她将香水洒在大腿上，她无拘无束，也从不会脱下她的高跟鞋，即使是在做爱的前后。当杰拉德告诉伊西自己爱上了罗瑞尔的时候，伊西并没有任何沮丧的表情，她笑着，然后她又哭着告诉杰拉德，她怀孕了。杰拉德想这可能是个玩笑，她总是说谎。可突然他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裂开了，因为她一直在哭泣，他明白，伊西说的都是真的。第二天晚上，他把一切都告诉了罗瑞尔，她说她能够理解。一星期后，罗瑞尔发了一封邮件给他，他们分手了。

之后，杰拉德同意搬去和伊西一块儿住。

杰拉德的床头柜里还保留着罗瑞尔的一块手表。八年前被她遗留在杰拉德的公寓。奇妙的是，电池还在运转。有时候的晚上，杰拉德会把它拿出来看一看，直到他睡着，手表从他的指尖滑落到地上。

罗瑞尔现在已经四十三岁了，是商业图书的资深编辑。她养过一只猫，后来死了。杰拉德买了两杯咖啡，问她是否可以一块儿出去走走。当然，她说，看着窗外的暴风雪，她笑了起来。她穿着伊西经常穿的那种高跟鞋。他们刚走出商店，有辆出租正好车停了下来。

“快！”杰拉德说，他们坐进了车里。

他们在出租车里聊了起来，他们谈到了总统、他们的父母，以及罗瑞尔短暂的婚姻。她现在离婚了，她的前夫和另一个男人现在住在布鲁克林高地。她在笑，但杰拉德能看出她心里的失望。

来到她住的公寓门口时，杰拉德突然流起了鼻血。黑夜已经笼罩了整个城市，雪仍然没有停下来。

“哦，上帝！”罗瑞尔说道，把杰拉德的头往后抬起。路上的行人都看着他们。

“天哪，跟我进屋吧，好吗？”她对杰拉德说。

“好的。”他答道。

在电梯里时，他们说起了各自的工作。他感觉到鼻子里的血正在凝固了。罗瑞尔的睫毛上，沾上了细碎的雪花。

进屋后，杰拉德给英迪拉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他会晚点回家。然后他和罗瑞尔做爱了，先是在厨房，然后在她的床上。她的身体跟他记忆中的已经不一样，更柔软，也更柔韧了。她的脚趾看上去美极了。

她的公寓里，点着昂贵的蜡烛，散发出美妙的香味。做爱之后她给杰拉德煮了咖啡。她的家里都是那种现代风格的、灰色的家具。不知何故他感觉自己在她体内——被她抓着，他像是又回到了自己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他跳入夏日的泳池，感受到潜入很深的池底的那种感觉。

回到家，露西从她的椅子上跳起来，钻入了他的怀抱。

杰拉德蹲了下来，她整个人都挂在了他身上。

“怎么还不去睡觉，小圆石？”杰拉德问她。

英迪拉出现在门口：“下大雪，学校明天放假了，您不用担心她明天起不了床。”

“这样啊，英迪拉，这真是太好了。”

“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爸爸？”她亲着他的脸，每一个角落都亲到了，杰拉德突然想起露西妈妈浮在泳池里的样子。

“我爱你，露西。”他说。

“我也爱你，爸爸。但是你去哪里了？”

“我遇到一个老朋友，一块儿吃了晚饭。”露西似乎从他的话里闻到了撒谎的气味。

“是你老朋友，还是一个老女人？”她问。

“哈哈，你怎么知道的？”杰拉德笑起来。

“我是你的女儿，我就是知道。”她说着跑回桌子旁，笑着，挥舞着她的双手，好像双手将要变成翅膀一样。

英迪拉不愿留下来过夜，所以杰拉德给了她足够的打车钱回家，并感谢她待到这么晚。她在杰拉德的脸颊上亲了一下，他抱了抱她，英迪拉的头发散发出一股洋葱的味道。

杰拉德讲完睡前故事后，露西问爸爸，她是否可以见一见爸爸的朋友。

“好主意。”杰拉德说道。露西吃了一惊，好像她期待的答案并不是这样。有时候孩子真是很难读懂。

“她喜欢冰激淋吗？”露西问。

“喜欢，她每天都吃冰激淋。”

“你会娶她吗？”

杰拉德停顿了一下，“这要以后才知道了。”

“她有小孩吗？是不是跟我一样大？”

“她没有小孩，你希望她有吗？”

“只要不是男孩就行了。”

她让爸爸坐在她的床边，直到她睡着才可以离开。他总是会说好，然后总是自己先睡着了。很快，他们都睡着了。

雪花一直吹打着窗户。

街灯的光透过窗户照了进来。

差不多凌晨的时候，杰拉德醒了过来，露西微微张开了眼睛。

“爸爸，熊猫在哪儿？”杰拉德找到了她的充气熊猫，放在她的身边，她很快又睡着了。

杰拉德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半杯威士忌。他开了灯，检查了一下大门，然后赤脚走进了他的书房。

没有像以往那样拿一本书架上的书看，杰拉德看着窗外，他能一直看到列克星敦大道。雪花像波浪般飘过整个城市。街上几乎没有人。只有一些车灯闪烁。

他知道不久之后罗瑞尔就会搬过来和他们一块儿住，他又想到了伊西。他回忆着她的笑容，她被火化的时候，熊熊燃烧的火焰的怒吼。

突然，他感觉到脊背涌起了一阵寒意，就像冰水泼在后背。苏格兰平脚杯从他的指间滑落到地板上，裂成无数的碎片。杰拉德手足无措，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有什么人正在这里，他发誓感觉到了什么。但是在他和这个世界之间，他只能看见空气，只有空气以及往日和明日的光晕。

他想，生活是多么神秘啊，既有磨光的边缘，又总有第二次机会。早上，他还觉得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对生活的任何想法，可是现在……杰拉德觉得他好像被跟踪了，被一种他听不到的声音，被窗外雪地里的脚印，就像露西所认为的那样——生活是一连串有导向的微妙的爆发。

安静却不停坠落的城市

我生活在罗马，在这个城市里，人们会坐在喷水池边相拥而吻。水的声音，就像爱情荡漾在情侣间的声音。

每天早上，公寓外的市场就飘散出一股洋蓟的味道。它们的花蕾是如此的肥厚，以至于人们都几乎忘了其实它们也是一种花。洋蓟的有些花瓣是红色的，就像脸上泛出的那种潮红，这些坚硬的花瓣，在保护着花蕊。

西红柿看上去就显得精美多了，它们还连着藤，像一个个红色的小拳头，成排地摆放着。

卖大蒜的人从南边来，从来不像其他人一样在拂晓时一起喝杯咖啡。我从窗口看着他。我也来自南边，知道清晨的那种清淡的寂寞。

上个周末是我堂姐儿子的生日，我送了件礼物给他。最近我无数次想到我的堂姐，我开始理解了，为什么她会对我们撒谎。她和她的丈夫，还有他们的孩子生活在那个叫做摩拉诺·卡拉莫的地方，我也是在那里长大的。在那个村子里，无数的小石头房子环绕着山峦而建，看上去就像是个有着很多口袋的大斗篷。山顶有一座诺曼人的城堡废墟，那些年幼的小孩经常藏进里边，躲开他们的父母。那里总是刮着狂风，孩子躲在里一边学着抽烟喝啤酒，一边看着在山谷中蜿蜒移动的车灯，谈论要去那不勒斯、罗马或威尼斯的打算。但是他们其中的很多人终究还是会一直待在这个小村子里，生下可爱的孩子，最后，那些小孩子也会飞快地长大，跟在他们的身后祈求着，要一辆脚踏车。

摩拉诺·卡拉莫在罗马的南边，离罗马还有五百公里的路程。那里的春天，经常能看到五六只成群的蝴蝶在天上翩翩起舞，在我小的时候，爸爸告诉我，那些蝴蝶就是落下来的花朵。童年，对我来说是一段艰难的历程，那时我会为每一件事情担心。我担心世界末日、糖尿病、地震、窒息，还有家族中每个陷入昏迷的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昏迷过去，好像他们离开都是打算去看望前一个已经离开的人。

八岁的时候，每天早晨我都很准时地早早醒来，然后把手放在熟睡中的哥哥的鼻子下面，看看他是否仍在有规律地呼吸着。

现在我的生活不时有艰难，但至少，我知道现在自己的情况是某种病情，而且我不再总是担心最严重的事情。我可能不是一个正常人，但我不再为我的忧虑而忧虑。我只是忧虑，同时知道这就是我。如果你们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我感到非常的惊讶。这应该是件很普遍平常的事，也许你们会知道有人就是处于像我这样的状况的。我给你们讲一个最近的例子吧。

两周前，我在玩具店里给堂姐的孩子买礼物。那里有一盒小羊羔玩具，我选了其中的一只，但是它身上的羊毛看上去很脏，所以我把它放回去换了另外一只，但是重新换的这一只也有这样的状况，我就又再把第二只小羊羔退回去，换回了第一只（我对它心怀歉意），可这时，第二只小羊羔的表情似乎在说，上帝保佑，难道你看不出我也需要爱吗？

商店的售货员看着我：“能决定要哪个了吗，嗯？”他愚蠢地问我。我开始汗流浃背。环顾四周，这些小小的脑袋在各自的货架之上，注目凝视着我，全都在恳求我把它们带回家，把它们从这个缺乏爱的现实世界中拯救出来。我几乎又陷入恐慌症，如果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那么就请想象，如果你在黑暗中坠落，就是那种感觉（像爱丽丝那样）。

二十分钟后，售货员说了点其他什么事，我再也不能在他的注视下那样呆呆地站着，于是决定把两个都买走。这是注定的，当我拿到它们的一瞬间，只感觉到一阵狂喜和释放。

但是，还有两只小羊羔还留在了盒子里，它们的脸上也都带着同样的表情。其中一只小羊羔少了一只眼睛，于是我把它也拿进了手里。现在我有三只小羊羔了，只剩下那一只，孤零零地留在了盒子里，它看上去是那么的孤独，以至于它都不愿意再看着我。于是我把全部四只小羊羔都放进盒子里一起买走了。用商店光亮的包装纸包好，纸上还有商店的地址。在帮我写寄送地址时，售货员问我摩拉诺·卡拉莫有没有能买到玩具的地方。“当然也有。”我说。你能辨别出来，他是那种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商店的人。

一星期之后，堂姐夫打来了电话，当时他们正在举行生日聚会。这里全都是孩子，他说，他们头上都戴着用各种彩色的纸做的王冠。从背景声音中我能听到宴会的声响，混杂着孩子们温柔短促的声音。想到他们将会一起长大、互相喜爱、互相欺骗、互相哭泣，然后等到了年老的时候在公园里互相搀扶着相聚，那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堂姐夫把电话交到儿子的手里。“我已经三岁了，”他说，“如果我死了你会哭吗？”“会的。”我说，他在电话里给我一个吻。我想知道他是否真的以为我就在电话听筒里，个子小小的在摸索着。

电话听筒有时就有如我的肉体。

他的爸爸又接过了电话，他问我为什么会有四只小羊羔。“它们看上去应该一样吧？”他问。“不，它们不一样。”我说。然后我告诉他它们是一套的，这倒不假。“那为什么不做成像步兵那样的一套三个？”他问。“为什么不能是四个呢？”我说“就像忍者神龟那样。”“这倒挺有意思的，”他说，刚好那天早晨他陪着大儿子一起看了《忍者神龟》。你看，永远不要对那些没有患上强迫症的人承认你有这个问题，不然他们只会觉得你疯了。

但是，我要说这些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妻子，伊莎贝拉。他以为她是我堂姐，但其实，她不是。我们整个家族还有她的丈夫、孩子，一直都生活在一个最美丽的谎言中。

她的真名不叫伊莎贝拉·法拉利，而是叫乔卡斯特·拉菲兹。她来自纽约的皇后城区，她的姓是一条街道的名字。她就是在那条街上被纽约的警察发现的。五年前的冬天，她来到了我们的村子。她说她叫伊莎贝拉，她拿着她的远房亲戚的照片，上边是我奶奶的叔叔卢奇和婶婶路西娜。卢奇是一个金匠，路西娜是个裁缝，她天生就有视力缺陷。一九一七年，路西娜在村口等着卢奇从战场上归来，卢奇的弟弟已经因枪伤死在了他的怀里。卢奇回来后，和路西娜一起走去母亲的家，一路上，谁也不说话。母亲正在门外晒衣服，衣服上的水滴落在地上，然后她看到卢奇了，这是她生命中最悲伤也最高兴的一天。

卢奇和路西娜很快就在村子最高的橄榄树林里结婚了……一九二〇年他们离开摩拉诺·卡拉莫去了阿根廷，离开后，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任何讯息了。

自从伊莎贝拉离开了北美，她的意大利语在过去那几年里有了很大的长进。从她的面相上判断，我很确信她的祖先应该是西印第安人，但这根本就无关紧要。她来到村子后，跟我们讲了她的奶奶——卢奇和路西娜的女儿——的很多故事，她的奶奶在二战后嫁给了一个加拿大军人，然后搬到了多伦多。

后来，伊莎贝拉和村子里的一个男人结了婚，现在还有了两个孩子。她来这里之后很快就遇到了这个男人，他长得很帅，戴着一副范思哲的眼镜，他在自己的报摊上经营村里的浓缩咖啡机。他穿着时尚，很多游客都以为他来自罗马或米兰。尽管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小村子，但是他却有一种老成的气息，所以村里的人对于他娶了一个陌生人的事，一点都不吃惊。

我猜想，其实当五年前伊莎贝拉第一次来到这村子的时候，我奶奶就已经知道她在撒谎了，我只是好奇为什么奶奶不说出真相来。奶奶是一个安静的女人，爷爷比她要大很多，但是爷爷活着的时候，他像一个年轻人那样爱着我的奶奶。

奶奶也许只是知道伊莎贝拉不是真正的家族成员这件事而已，可我知道伊莎贝拉真正的名字和她荒凉冷酷的过去。不过，我绝对不会说出来，因为这个家族里的每个人，包括我，都深深地爱着其他每一个人。

伊莎贝拉和她的丈夫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每年都会出门度一次假，不是什么特别的地方——就去西西里岛或巴里岛之类。在圣诞节，她和她丈夫，会和其他的父亲母亲一起，看着孩子穿着用衣服和旧地毯拼缝的戏服做各种各样的表演。我记得有一年，我也曾站在那舞台上，打扮成了一只小熊的样子，我紧张极了，觉得我就要死了，而且我确信我的戏服里有着无数的跳蚤。表演完之后，爸爸把我搂进了他的臂弯里，霎那间，我感觉好极了。整整一个星期，我都感觉阳光灿烂，甚至去找了本关于真正的熊的书来看。

如今我明白对于世界而言这是一件多么微不足道的小事。不过，我生活里的每个美妙的瞬间对于这世界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

尽管伊莎贝拉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我会讲给她听。我知道身为一个被遗弃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离开这个村子，是因为我是个同性恋。一个同性恋在摩拉诺·卡拉莫这样的小地方生活，太过艰难，尽管这里是如此的美丽，街头弥漫着木头烟雾的香味，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去任何地方并且你决不会被任何人拒绝。可你必须理解，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不只是一个被承认的问题。时代变化了，在摩拉诺，如果你被爱着，其它的一切事情都变得不重要。奶奶知道我爱上了一个来自罗马的男人（这段感情如今已经结束很长时间了），我为了他来到罗马，然后就一直生活在这里，已经四年了。

也许当我老了的时候，我会搬回这个美丽的小村子，也许我会找一个伴儿共同消磨剩下的时光，一起慢慢地散步。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啊，德国艺术家M.C.埃舍尔 [5] 喜爱摩拉诺。一九三〇年，他秘密地在日本纸上创作了一张摩拉诺的版画，现在它被收藏在加拿大国家画廊里。

村子的主教堂里，有一幅巴托罗密欧·维瓦里尼 [6] 画的十五世纪的屏风画。画着村子的风景，古老城堡的尖顶是村子最高的地方；一些古老的房子坐落在山体的岩石上，那是女修道院；在公共花园里有一个大喷泉，孩子们聚在它周围，互相解释着这个世界。

我不知道伊莎贝拉是否在怀疑我已经知道她的真相。我没有勇气说什么，即使我可以同时对她说我仍然爱你。但从此以后我不再认为真实有多么重要，因为真实和谎言一样让人心碎。

五年前伊莎贝拉刚来这里的时候，她告诉我们，家里人都死了，在处理奶奶东西的时候她发现了这张照片，照片后面写着的地址指引着她来到了我们这个村子。

我们与她相遇之前，她其实已经在村子里待了两天了，她是圣诞节前几天来的。村里的每个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节日而无比激动，雪整晚地下着。早上，还能闻到从山上一路弥漫下来的树木清香，到中午时，它就被烘焙的热闹气息给取代了，整条街道都被烘焙的糕点香味给遮盖了，香味就像长长的手指拉扯每个人的舌头。人们都已经戴上了他们的装饰品，你能感觉到村子里每个小孩激动的心情，到了晚上，他们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围成一团在村子里四处游走。

那时，伊莎贝拉坐上一趟夜间火车来了意大利的小城思班扎诺·艾尔巴尼斯。喝过一杯咖啡，吃完一块羊角面包之后，她又搭上了一趟顺风车来到了卡斯特罗维拉里，车主让弟弟送伊莎贝拉来到了摩拉诺·卡拉莫，他刚上完夜班，还得送女儿去上学。“她从美国来，要去那儿找她的家人。”他这么跟他的弟弟说，而这惹恼了他们的奶奶，她在楼上的电话里偷听到了他们的这段对话，晚饭的时候，她愤怒地沉默着，像是嘴里被塞进了一团棉花。

伊莎贝拉来到村子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她快被冻僵了，于是走进村子里最大的教堂，上智之座圣母玛利亚教堂。她在一条很硬的长椅上睡着了。当她醒来时，她看见一个男人坐在她的旁边。他的眼睛看上去就像一潭深水，他问伊莎贝拉，为什么她来到了这个地方。

她给他看了卢奇和路西娜的照片，他紧紧地抱住了她，他说他的妈妈在他六岁的时候已经死了。他说这就好像上帝从他身上咬下一口。

那时伊莎贝拉对意大利语懂得不多，她基本不知道这个男人说了些什么，但是她也紧紧地回拥了这个男人，他的温柔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伊莎贝拉和这个眼神如水的男人一块儿来到了当地警长的家，他掌管着有关村子的全部记录。他住在一个石头砌成的农舍里，一只粉红色的塑料杯正放在房子的第一层台阶上。

眼神如水的男人敲了敲门，满头白发的警长从楼上的窗户探出了头。“什么事？我正准备看看新闻，可我的老婆的头痛病犯了。”他说。眼神如水的男人耐心地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的原因。“等一等。”警长说，然后关上了窗子。

几分钟后，天空开始下雪。然后，这位警长，穿着厚厚的制服（胸前挂满代表着他诸多勇敢功绩的勋章），打开了他家的大门，带着他们走进了存放记录材料的房间。眼神如水的男人指着勋章，讲起警长在六十年代从结冰的池塘中救起两个小孩的事迹。伊莎贝拉问警长那对兄弟的下落。“都在哥斯达黎加，”警长回答说，“我刚刚收到了他们从那儿寄来的圣诞贺卡”。

在凌晨三点左右，警长指着积满灰尘的册子里的一个名字说，“我找到你们的家族了。”他说，“天亮之后我会打电话给他们的。”然后三个人开始围着暖气喝着葡萄酒，直到天空露出一抹白色。

伊莎贝拉得到了生命中前所未有多的亲吻和拥抱，存放公共档案的房子充斥着狂喜。认亲家族的孩子们想知道圣诞节的时候他们能够送给伊莎贝拉什么喜欢的礼物，而那个眼神如水的男人一直等到最后，才离开了房间回到他自己的家里。

圣诞节之后一天，警长和这个男人却敲响了这个刚刚认亲的家族的大门，警长把他的帽子取下放在了手上。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他说，他们不是伊莎贝拉真正的亲人。

在一片愤怒和混乱中，伊莎贝拉从楼上的卧室里给叫了出来。家里最小的那个孩子，伤心得哭个不停，这成为了生命中他的第一个记忆。

伊莎贝拉步履蹒跚地回到存放着公共档案的房子，被错认的人家也跟着她一块儿来了。当我的家人从村子的另一头来到这里时，那些一开始被错认为伊莎贝拉亲人的人，用一种充满嫉妒的眼神看着我们。被弄错的那户人家要求让他们自己再亲自查看一遍记录资料，那家人中的一位单身男子向我的父亲指出，既然警长已经出过一次错误，所以他有可能再出第二个错，我的父亲同意了有这可能。

在水落石出准备和我的家人回家之前，伊莎贝拉向那家被错认的人保证，她会回去看望他们的，然后她善良地说，你永远不知道谁是谁，所以她也会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家人的。我母亲说，上帝之所以这么做，有他自己的理由。

认亲这事发生的时候，我去了那不勒斯看望我的一个叔叔，结果当我回到家后，却发现一个美国女孩睡在了我的床上。尽管我的英语不是很好，但我还是尝试着告诉她我不会介意的。然后母亲给我讲述了这个混乱的故事，她说，警长现在真是太老了，不应该再继续待在这个位置上了，可父亲接着说，这个职位是警长的一切，如果他失去了这个职位，那么他的精神就会彻底垮掉的。

伊莎贝拉给我看了那张照片，照片后面写着我的奶奶的叔叔的名字，叔叔的妻子的名字，还有这个村子的名字，以及他们离开村子的时间。照片是在一片果树林里拍下的，没有人知道现在照片里的地方是哪儿了。照片中的路西娜带着一脸的微笑。“也许她正怀孕。”我说。奶奶从厨房里看着我，她正拿着一块毛巾擦碗，她的眼睛里写满了悲伤，然后她转头看向了伊莎贝拉。

今天晚上是我和马可的第二次约会，马可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的修复者，实际上他是一个雕塑家。我是在康多提大道上遇见他的，我们一起喝了杯咖啡。他有一双非常漂亮的手。

当我脱下衣服的那一瞬间，我的公寓安静极了。我能听到我的未来已经就位，就像在幕布升起之前让演员各就各位一样。

昨天晚上躺在床上，我一直醒着，想象着自己和马可一块儿出去的情景，我的枕头一定已经吸收了成千上万句的对话。我想象着马可被一块通心粉给呛住，然后我看到我自己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在帮他恢复呼吸——但此时我从半梦半醒间清醒了过来，我充满焦虑，我意识到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海姆立克急救法，即使此刻已是凌晨三点，我也必须上网查明白这一切，然后我在镜子面前，对着一只抱枕，练习着如何操作。

今天早上醒过来时，我觉得自己像个白痴。我喝着绿茶，看着那些在市场里出售当天蔬菜和水果的男人，想起了伊莎贝拉，然后我想起我买给她的孩子的那四只小羊羔。其中的一只还掉了一个眼睛。

伊莎贝拉和我们住了一个星期，我决定去发掘关于她的更多的秘密，因为当我在我的房间里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从她手提箱里掉出来的一本护照，我翻看了一下，这本护照属于乔卡斯特·拉菲兹。

护照里还夹了张一个社工的名片，我装成一个意大利语专家写信给这社工询问关于乔卡斯特·拉菲兹的事，并把伊莎贝拉的护照作为佐证也一块寄了过去。这不是一件很道德的事，我很担心。但伊莎贝拉甚至从来没有发现到护照丢了这件事，自从她到了摩拉诺之后就再没有离开过。那个社工在皇后区的一个孤儿院工作，她给我寄来了一份伊莎贝拉的文件，还被翻译成了蹩脚的意大利文，那社工在文件的首页写着：“请好好地照顾她”。

这份文件证明，一九八一年五月，警察在靠近拉菲兹大街的污水池旁发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女孩，她在少年时期曾经离开孤儿院流浪了好几次，为了给男朋友买毒品她还曾做过两个月的妓女。然后她的男朋友死了。她挨过很多打。文件上还写着其他很多事情，非常可怕的事情。

看完伊莎贝拉的这份档案文件，我开始喜欢她了。她到底是谁，我想着这事儿，可她现在是法拉利家族的一员了，以圣母玛丽亚的名义，我想我们已经把她当作我们的一员了（虽然我自己并不信仰宗教）。

我骑着哥哥的自行车来到山上，把她的档案连同护照放在废弃在路边的洗衣机里烧掉了。那儿到处都是盛开着的野花。

奶奶看见我收到了一只来自美国的包裹，可对此她什么都没有说过。她和我都保守着这个秘密。

此刻，这真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我正走过整个罗马城去见马可。我经过了大角斗场，马可也许已经在喷泉旁边的诺瓦娜披萨店里等我了。那儿到处都是游人，他们在拍照，我想知道那些照片最后都会有怎样的未来。照片比人长久，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照片里的罗马斗兽场曾经是大屠杀现场，人们看着与自己相同的人类被来自全世界的野兽——狮子、大象、鳄鱼、河马——撕成碎块。罗马人，罗马人，我情不自禁地想，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孩子。

我曾经听见一个导游向一群仔细聆听的游人如此解说：在罗马王朝覆灭之后，这个斗兽场就被废弃了，然后这里逐渐长满了奇花异草，这些种子被来自非洲、亚洲和欧洲的动物的粪便灌溉着，茂盛地生长。

我穿过罗马广场，如果你曾经来过这个伟大的城市，你将会开心地发现一切都是免费的。带上你的孩子，意大利人喜欢孩子，孩子们将会得到比你更好的待遇，每个商店都会有送给孩子们的食物。

一群穿得像角斗士的人在广场上巡游，付他们一点钱，他们就会跟你一起合影。他们非常敬业，就像他们觉得自己是真正的罗马士兵一样。也许在回家吃过晚饭后，他们会跟妻子说，他们实在是生不逢时。

我想知道，世界上的事是不是总是发生得要么太早要么太迟，如果每件事都精确地发生在恰当的时间，那该是多么的忧伤却又迷人啊。

快走到诺瓦娜披萨店了，我和马可约在那里见面。街道已经被游人们塞满了。我感觉很累，昨天晚上我几乎就没怎么睡觉。天空的颜色开始变成像蜜桃那样的粉红，已经是晚上了，但这天空看上去又那么的像早晨。每一刻既是开始又是结束。

伊莎贝拉的孩子永远都不会知道到他们妈妈的那些悲伤往事，不然这会摧毁他们的，因为伊莎贝拉是他们的母亲，在这个世界上你只有一个母亲。我想的最多的是，为什么伊莎贝拉会选择来找我们。虽然看上去可以很明显地证明她是一个幸运儿，但我不能确定那时候的她就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了。现在，她的孩子们的笑声总是会从朝着街心的窗子里传出来，她的丈夫也深爱着她。我想知道在他遇到她的时候，他是否轻轻咬了咬自己的嘴唇。

我挑了条捷径，穿过秘密小巷。小巷里有静静躺着的狗、装满垃圾的包裹、空空的油罐和敞着衣服抽烟的服务生。晚安，他们对我说，因为我对着他们微笑。我想如果没有遭受折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应该都是得体的。

对我来说，今晚离开房子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不停地检查瓦斯的开关，它们全都关好了，也没有嘶嘶的声音，但我就是情不自禁地要再看看它们。我检查了所有的插座，站在厕所门口一听再听，以确保没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溢出来。最后离开家之前，我转了门把手有数十次，才能确定门已经锁好了。整个门把手都已经变松了，如果我一天要离开公寓三次，那么每星期门的把手都将会被拧二百十一次。也许以后马可可以帮我把把手弄紧些，我似乎可以看见他轻轻放在门上的两只手，就像两匹马。

我的邻居早已习惯了我不断拧锁的声音。如果说我的家被破门而入，她也绝不会起疑的。我偶尔会给她买瓶葡萄酒。但愿她以后能够找到一个伴儿。

我想知道伊莎贝拉是不是在纽约的旧货店里发现我们家人的照片的，也或许照片是真正的伊莎贝拉在临死前给她的。

而真正的秘密是，那张照片是如何从阿根廷被带到了纽约。

伊莎贝拉的丈夫在见到她的一瞬间就爱上了她，同样也是在一瞬间，伊莎贝拉的生母却把她抛弃在了大街上，尔后永远地离去。也许，现在伊莎贝拉的母亲正在期盼着什么，带着一种绝望的心情，就像一座灯塔，她的孩子在这世上下落不明，像一道透过她自身绝望的迷雾发散的光，绝望超过了痛苦。

伊莎贝拉的母亲觉得她自己真正仅存的力量是放弃一切，就像审问耶稣的本丢彼拉多在沸腾的人群之前洗手。但是她的孩子此后却在不停地寻找，最终，在意大利一个寂静的大山里，她找到了等待着她的未来。

我想我们应该让这些拒绝和接受的时候紧密相依。我想我将会一直在身边带着它们，就像我们人生曾经计划的那一部分终于破壳而出。

我远远的看见了马可，他手里拿着两个橘子。我在没有遇见他之前就已经感觉到了他。我停下了脚步，我希望这一刻永不结束，我希望这一刻能一直延续直到世界的末日。

他看见了我，我们同时朝着对方走去。

那个眼神如水的男人现在有时还去看望伊莎贝拉，她总是请他进屋里坐坐，伊莎贝拉的孩子坐在他的膝上，请他吃自己的小饼干。他们想听关于教堂的故事，他们想听关于母亲的故事。他们想知道世界上的每一件事。

[1] 威尔士班戈大学（Bangor），威尔士国立大学三个分院之一。

[2] 进入美国的移民检查站。

[3] 狮币（dog dollar），荷兰在18世纪初发行的硬币，上有骑士和雄狮，于比利时、东印度、纽约州等地发行。

[4] 作者在这里用ALLSOLESFIXEDHERE呼应上文在英语课上，老师故意迷惑塞吉Sole（鞋底）和Soul（灵魂）发音一样的段落。

[5] M.C.埃舍尔（M.C.Escher，1898—1972），荷兰版画家，因其绘画中的数学性闻名。

[6] 巴托罗密欧·维瓦里尼（Bartolomeo Vivarini，1432—1499），意大利画家，代表作有《圣母与圣婴》、《怜悯圣母》等。

版权信息

山区光棍

作　　者：[爱尔兰]威廉·特雷弗

翻　　译：马爱农

品 牌 方：99读书人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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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三人行

教士

好消息

哀悼

生意上的朋友

低谷星期日

旅人

圣母的馈赠

教授之死

时运不济

电话游戏

山区光棍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三人行

在斯奇勒家的台阶上，褐色的前门两旁是彩色玻璃，西德尼脱掉塑料雨衣，抖掉上面的雨水。他径自走进小小的门厅，顿了顿，用一条手帕擦去脸上的雨水，摁响里屋的门铃。他们愿意这样，西德尼有钥匙进入门厅，然后摁门铃宣告他的光临。如此他们便知道来者是谁：除他之外，没有人会摁响里屋的门铃。

“下午好，西德尼。”插销拔开，钥匙在单栓锁里转动，薇拉问候道，“还在下雨吗，西德尼？”

“是啊，越下越大了。”

“我们没往外看。”

厅里的灯亮着，除了大夏天，总是如此。

西德尼等着插销落回原处，钥匙在单栓锁里转动，然后把透明塑料雨衣挂在厅里的木钉上。

“那个，浴室嘛，”薇拉说，“都准备好了。”

“你父亲——”

“噢，他挺好，西德尼。父亲正在休息。你知道的：下午嘛。”

“我本来想今天上午来的。”

“他也希望，西德尼。十一点左右。”

“今天上午真是够戗。”

“哦，没关系，对我个人来说。”

浴室里，涂料罐、刷子和涂料辊已经摆出来了，浴缸和洗脸池用旧窗帘罩着。还有聚乙烯腻子和石油溶剂，是上星期西德尼说需要的。这会儿他意识到不应该说石油溶剂，而应该说聚乙烯洗涤剂的，后者洗刷子更管用。

“想先喝杯茶吗，西德尼？”薇拉问道，“要不要喝一杯再开始？”

薇拉颧骨突出，花白的头发染成了黑色。她不仅面容清癯，全身各处也都很消瘦；一条海军蓝裙子紧紧抱住骨感的臀部，单色的红羊毛衫像童装的尺寸，贴在几乎没有起伏的胸脯上。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双褐色的大眼睛和感性的嘴唇，眼睛毫无表情，嘴唇或许是造物主的一个恶作剧，因为薇拉在其他方面似乎毫无感性可言。

“待会儿再喝茶吧。”西德尼迟疑地说，看了一眼薇拉，好像生怕冒犯了她，“如果可以的话。”

薇拉笑了笑，说当然可以。她说，有丹麦酥皮饼，一种加了杏子的丹麦酥皮饼，昨天买的，她要把它热一热。

“谢谢你，薇拉。”

“父亲来了，他醒了。”

选的颜色是睡帽色。西德尼把它倒进涂料辊的盘子，开始往天花板上刷，从中间开始，曾经有个涂料商店的人告诉过他这样刷最好。颜色看上去是白的，但他知道不是。干了以后就会变深。最后透出一种丝缎般的光泽，很适合浴室。

“铺瓷砖。”西德尼已经开始刷墙时，斯奇勒先生在门口说道，“也许应该铺瓷砖吧。”

斯奇勒先生清理东西——牙刷和剃须刀时，看到了洗脸盆和浴缸周围的瓷砖。有的地方瓷砖没铺好，他说。有的地方瓷砖可能有点松，有几块还裂了。乍一看注意不到，但如果慢慢地看、仔细地看，就会发现是裂的。而且浴缸周围的橡胶填料都褪色了。脏兮兮的，斯奇勒先生说。

“好的，我会搞好的。”

“不是应该铺好瓷砖再刷涂料吗？不是应该先铺瓷砖吗？”

西德尼知道老人说得对。确实应该先换瓷砖、填橡胶的，不然会搞得一团糟。一般都是那么做的。西德尼不是个行家，也没有装修过多少浴室，但觉得老爷子说得有道理。

“没关系，斯奇勒先生。瓷砖没多少，只需要换两三块。”

他想趁木结构上的底层涂料没干的时候，把新瓷砖塞进去。割掉多余的填料，再挤一些上去，这活儿不好把握，他不喜欢。以前只干过一次，是厨房的洗涤池后面。他搞定之后再去给木结构上釉。

“你真是个好人，西德尼。”

他干了一下午。薇拉端来丹麦酥皮饼和茶，以及两种不同的饼干时，没有在这儿逗留，因为他正忙着。西德尼干活是不拿钱的，他干别的活也都是这样——俱乐部里的杂事、投递传单，或在大街上派发传单，需要什么就做什么。无论什么活儿他都能干好。他需要的不多，因为不用付房租，不缺食物，煮饭用的煤气也够。电不花钱，衣服是旧货店里淘的。

他们让他住在俱乐部楼上，那里有一间屋子。晚上，他在亭子里收门票钱，埃菲和哈利在门口守着。白天，他清理前夜留下的狼藉，记录电话留言。俱乐部里的所有设施由他随便使用，对此他很感激。西德尼今年三十四岁了，三十四岁零一个星期零两天。他第一次帮助薇拉时刚满二十岁。

在斯奇勒先生家里，他们从来不提这个。他们从来不谈论那段令薇拉和斯奇勒先生不堪回首的时光。但是，当西德尼不在那个家里，当他独自一人，在俱乐部楼上他的房间里时，他会跟自己念叨。“铠甲闪亮。”他一遍遍说，因为当时的报纸上写着；如果他想看，报纸上仍然写着。《铠甲闪亮的骑士》，占了整整一版。有时，他想哄自己入眠，便躺在那里擦铠甲，一片一片地摆出来，展开碎布，拿出擦洗剂和抛光剂。

“西德尼，今晚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吧？”够吃的，薇拉告诉他。再加一杯米就行了，她念出这个星期六的菜单：她特制的鸡肉、她拿手的沙拉、烤糕饼和一点点奶油。然后看电视剧《急症室》，八点零五分开始。

这是一种请求，偶尔西德尼在家待到这么晚时会提出来。薇拉邀请他留下来陪伴他们，西德尼发现自己在思忖；薇拉希望家里除了老父亲外还有一个人。如果他上午不来，薇拉肯定会很高兴，因为上午来了就会早早地把活干完，等不到吃晚饭，而留下来吃午饭的性质完全不同。

“我该走了。”

“哦，留下来陪陪我们吧。”

于是西德尼留下来了。他陪斯奇勒先生坐在客厅里，那里放着一盘开胃点心，是薇拉买的椒盐小卷饼。没有搭配饮料。斯奇勒先生谈起了他小的时候。

“那一大片玫瑰花都被刮倒了，”西德尼插嘴道，此刻他已站在窗前，“起大风了。”

斯奇勒先生过来看了看，难过地摇摇头。“也许根还在土里，”他说，“也许还有几棵能挺过来。”

西德尼穿过厨房走向花园。“不。”三个人坐下吃饭时他说，刮倒时根都折断了。这消息令斯奇勒先生伤心，想起了玫瑰花刚种下的时候，薇拉还是个孩子。这辈子不会再看到另一片玫瑰花在花园里长到这么大了，他预言道。他责怪自己，但薇拉说别这样，西德尼指出即使玫瑰也有完结的时候。

在薇拉特制的鸡肉和她拿手的沙拉之后，是加了无籽葡萄的烤糕饼，然后他们站在浴室门口，审视西德尼干的活儿。浴室焕然一新，斯奇勒先生说，他看到这情形非常高兴。浴室跟房子刚建成的那天一模一样。除了地板上的油地毡，那在一九五一年就有了，斯奇勒先生掐指算道。

“再铺一层漂亮的新乙烯基。”斯奇勒先生提议，薇拉说其实没多大必要。两又四分之三米长，一米宽。她今天上午量过了。“你来铺吧，西德尼？”斯奇勒先生问道，“你帮我们铺吧？”

他们知道他会的。如果薇拉挑选她想要的材料，拿回家来，他会铺的。他给斯奇勒先生的小卧室铺踢脚板时还剩了一些胶。起风的天气，冷风从地板缝儿里钻上来，而那间卧室是在一楼。自从西德尼把乙烯基裁割了贴在踢脚板上之后，就没有问题了，只是斯奇勒先生一直没能习惯那种颜色，是橘黄的大理石色调。

“作为浴室，”他此刻声明自己的喜好，“还是颜色浅一点好，是不是？”

跟睡帽色相配，薇拉赞同道。甚至是白色，跟浴缸、洗脸池和瓷砖相配。薇拉凹陷的面颊上悄悄泛起了红晕，西德尼——非常熟悉薇拉——知道前面有那件值得期待的好事儿：挑选地板材料，重量适合浴室用的，颜色跟涂料或瓷器相配。

“你可以再等一分钟吗，西德尼？”薇拉说完立刻走开了，回来时拿着一张从玉米片包装袋上撕下来的卡片。“你帮我把涂料涂在上面好吗，西德尼？”她请求道，西德尼照办了，再次把刷子洗干净。当时他切割橘黄色乙烯基铺卧室时，那把斯坦利工艺刀滑了一下；他不得不缝了三针，还打了破伤风针。

“医院的节目要开始了。”斯奇勒先生提醒薇拉，薇拉看到西德尼摇头，大为失望。这个星期六不行，他解释说，因为他要在俱乐部值早班。

“你来了真好，西德尼。”薇拉在门厅里小声说，她每次说这话时都轻言细语。她比西德尼大，四十一了；西德尼第一次帮她时，她二十七，那时她正遭遇着不幸。

“没什么。”他说完就走了，这是他一成不变的告别辞。

最后他们把薇拉带进去了，因为不相信她的话，她说她在电影院的时候有人闯进了家里。他们起初是相信的，认为一切都对得上号——厨房的窗户被撞开了，滴水板上有泥巴印，门口也有，鞋子是在那儿脱掉的。四十八镑九便士不翼而飞，同时失踪的还有一些勋章和一个银质纽扣匣。薇拉回到家时，门厅和门廊的门都大敞着；斯奇勒先生那些日子被一家电器行雇去，还没有下班。他们把薇拉带走，因为觉得从厨房窗户闯入的说法有点不对头，而且外面小路上没有干泥巴印，窗台上也没有；只拿走一个纽扣匣和一些勋章，对四处摆放的其他小玩意碰也没碰，这也不大合理；还有，谁也不记得薇拉在电影院里。后来在花园里，一条狗嗅出了一只已在花园烧掉的手套的残片，还嗅出了跟楼上房间里找到的衣物相匹配的羊毛。那双手套又旧又破，却还要被烧掉，令人感到蹊跷。

所有这些在西德尼的脑海里闪过，平常他离开这座房子时也是这样。现在到俱乐部去值星期六的班还来得及，所以他不慌不忙。在室内待了一下午，此刻他感觉空气清新宜人。大风刮走了雨，呼呼地扫过光秃秃的树木，掀起一个垃圾桶的盖子，把门前小花园里的塑料花盆吹得东倒西歪。他会一直往前走，如果雨又下起来，就乘公共汽车。

“过来，安格斯！安格斯！”一个女人唤她的狗，一只波美拉尼亚狗。“风真大！”她喊着走了过去，西德尼说风确实够大的。他认识这个女人，在这条路上遇见过她和她的狗。她一天出来好几次。

西德尼走过光线昏暗的郊区街道和新月形的住宅区，枯叶散落在人行道上，或被风吹得堆积在墙角，他想起了薇拉的那张照片，大嘴唇微微开启，头发——当时还是金色的——几乎垂到肩膀上，一双眼睛天真、可爱。他看见那张照片时薇拉还在拘留中，是她的律师而不是她请求看见她进出电影院的人出来作证。

西德尼走过大街小巷，两边是关了门的店铺和小市场，牙医和手足病医生的广告，瑞基纳外卖店，拐角处的女王兵器餐厅，裘·卡罗尔彩票销售点。然后是一片安静的地区，那辆黄色的宿营车仍停在花园里，那片还算不上一个公园的空地，孤零零的小径上沾着潮乎乎的落叶。那场电影是《霹雳神探2》。他一见海报就跑去看了，所以知道情节。

在公共汽车上，西德尼很想睡觉，因为昨天是星期五，他值夜班。但他没有睡，他不愿意在公共汽车上睡觉。有一次他睡过了站，不得不多补了票，后来再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某种对补票的担心能把他唤醒，现在他总能提前一站醒来，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宁愿不睡。不过他闭上了眼睛，因为想重新进入自己的思绪，把事情再过一遍，确保一切还在原处：去过斯奇勒家之后他一般都会这么做。“当时卖冰激凌的姑娘走来走去，”他说，每个字都被记录了下来，“灯都亮着。”

他解释说，他本来没必要坐在她边上的，但他坐了。他想坐，他一看见她的头发就想过去，他顺着那排座位望过去，看见她的嘴唇那样蠕动，在吮吸着什么，也许是一颗糖，也许是巧克力，他就立刻想去套近乎。“你有这种习惯吗，西德尼？”警察的小队长问。是啊，以前有过一两次，他说，碰到模样中意的女人。

公共汽车又靠站了，三个人下车，两个男人，一个姑娘，男人比较苍老，似乎其中一个是姑娘的父亲。“你有把握吗，西德尼？”小队长追问，他说卖冰激凌的姑娘不慌不忙，灯亮了足足五分钟，其实并没有人向她买东西。后来的事也毫无疑问。他不可能没把握，他说。“确定无疑，”他说，“对，没错。”这时另一个人进来，把同样的问题又问了一遍。“西德尼，你能告诉我们她当时穿的什么衣服吗？别着急，孩子。”报纸上提到衣服，他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已经背熟。

到了俱乐部，里面一片漆黑，他一进门就把灯打开了。他今天上午打扫了卫生，总是在这个时间打扫。一切就绪。埃菲和哈利来了，他煮了他们喜欢的麦斯威尔咖啡，然后他们就坐在那里，喝咖啡，抽烟。明天他就回去，西德尼对自己说，整理那些被风刮倒的玫瑰。

一座教堂敲响了星期天早祷的钟声，薇拉从厨房窗口扫了一眼，看见了他，正在剪掉被风吹倒的大片玫瑰花丛。一股暖流在薇拉心头涌起，向她的肩膀和大腿蔓延，在她的四肢里轻轻搏动。这是薇拉激情的暖流，是她血液中的热量，总是由这不经意的一瞥而激发。他昨天就来帮忙。今天为什么又来？被风刮倒的玫瑰花丛可以等等再说嘛。

“西德尼来了。”她父亲说，也朝外看了看，“二十五年了，那片玫瑰花。跟树一样高了，如今又要从头种起。”

“哦，它遭殃我倒不难过。它把花园的光线都挡住了。西德尼，你想喝点咖啡吗？”薇拉在后门口喊道，西德尼挥挥手，说等一会儿。

“西德尼戴着园艺手套吗？”斯奇勒先生大惊小怪地说，“对付玫瑰花得戴手套啊。”

“西德尼知道。”

有一次在花园里干活，锯旧木板，一根刺扎进拇指的指甲下面，是薇拉给处理的：西德尼的手平摊在厨房的操作台上，薇拉专门拿来了一盏灯、一根用火柴消毒过的针、杀菌剂和镊子。她在夜半时分的幻想中曾安慰过西德尼，对他喃喃低语，请他跟她说话。有时，他周末干了一上午的活儿，她就早早地把加热器打开，想着他也许愿意在离开前洗个澡。那次他把手割伤，她用压脉带给他止了血。

“弄好了，西德尼，”薇拉在后门口喊道，“咖啡。”

斯奇勒先生意识到了空气里的异样。他的思绪反映了薇拉的想法：草地上那片扭曲的花枝虽然难看，但完全可以放一星期再说。这是西德尼在找借口，斯奇勒先生告诉自己，使他有理由这么快就回来。他把热牛奶倒进麦麸片里，用勺子搅拌，把麦麸片泡软，因为他不喜欢吃脆的。难道，星期天的求婚终于来了？他注视着炉子旁的薇拉。薇拉想起自己还穿着毛绒拖鞋，赶紧跑开去换。玻璃碟子在牛奶托盘里嗒嗒作响，斯奇勒先生起身去扶。他不可能永远活着；他七十八岁了，每一天的时间都是借来的。一个孤零零的女人，日子将如何打发呢？

斯奇勒先生把托盘挪到煤气炉口的一边，暗自承认他去世后薇拉将举目无亲。跟朋友们一块儿出去——当时朋友还不少呢——已是那桩麻烦出现之前的事了。薇拉的余生将是孤苦伶仃：他明白这点，虽然这个话题从未被提及。他明白，她也许会偶尔交上桃花运，但紧接着她新结识的那个朋友就会改变主意，虽然她当年是无罪释放的。事情就是这样，斯奇勒先生知道，并知道薇拉自己也想明白了。西德尼跟别人不同，他是主动帮忙，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来一直主动帮忙，一直是薇拉的好朋友，而当年他实际上是一个救命恩人：照斯奇勒先生的观点，这个词用得并不过分。他这种观点是慢慢形成的，鉴于当时那种情况，对一位父亲来说这也是正常的。

“西德尼真是热心肠。就因为玫瑰花被刮倒了。”

“是啊。”

薇拉说话时点点头，给她的话增加一点强调的语气。父亲只知道别人所知道的，没有更多。他在平常那个时间回来，六点半多一点。他看见白色的警车停在门外，心里一阵发慌，然后穿过门厅进去。“你坐下吧。”她说，把事情告诉了他，警察给他端来了茶。“这不可能。”他不停地说。后来，她把腌鱼放在袋子里煮，但谁都不想吃。她叠起轮椅，放在楼梯下面的储藏间里，不愿再看。一个月后，事情渐渐平息下来，她想，最好把轮椅从家里弄出去，他们把它卖了个好价钱。

“你要抓住机会，薇拉。”

她知道父亲是什么意思，但西德尼不会求婚，今天早晨不会，其他时间也不会，因为婚姻是不可能的，从来都不可能。盗贼怎么也没想到屋里有人，他当时观察这座房子时，只看见两个人出出进进。警察解释着案情，盗贼总是先在一个地方踩点，他们解释说，而不是冒冒失失地破门而入。那个坏蛋知道她父亲从早上八点一刻就一直在外面，还可能跟踪她到电影院，亲眼看见她走了进去。电影院、葬礼、婚礼，都是入室行窃者最喜欢的。后来警察改变主意，突然关注另一条线索时，父亲不住地喃喃自语：“哦，不，太荒唐了。”他一直认为他们这种毫无根据的探究很荒唐，这是他的原话。他一直相信案子会不了了之，因为根本不合情理。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薇拉？抓住机会。”

她点点头。她因为西德尼来了而换掉拖鞋，并决定把土褐色的星期天裙装换成那件犬牙格子花纹的。她站在落地大衣柜的镜子前，以前她也经常这么做。过去她愿意自己模样漂亮，现在依然如此。有时候在超市或大街上，有男人会盯着她看。西德尼也是，在他以为她不注意的时候。她把牛奶又热了热，准备再煮一些咖啡。

“你想来个鸡蛋吗，西德尼？”西德尼进来时，她问道，“荷包蛋？或者炒鸡蛋？”

“不，真的不用了。谢谢你，薇拉。”风太大了，不能冒险烧那些玫瑰花枝，他说，但他把它们都剪下来了，哪天没风就可以烧。

他头发里黏了一片叶子，薇拉让他注意到了这点。“你就坐下吧。”

“一杯咖啡就行了，薇拉。”

那天早晨，西德尼六点半醒来，天刚蒙蒙亮。昨天夜里俱乐部里特别不省心，但他还是立刻就想到薇拉，一般来说这总是他脑海中最先想到的。昨夜，哈利和埃菲不得不把那些开始打架的年轻人拉开，其中一个还拿着刀子。后来，过了两点钟，一个以前没来过俱乐部的姑娘突然虚脱了。虽然有这些惊心动魄的事情，今天早晨他醒来首先想到的还是薇拉，想到她当年满头金发时的面容。那时她的脸有点肉嘟嘟的，他第一次看见那张照片时想到的是柔软，照片是登在某人落在俱乐部的那份《标准晚报》上的。薇拉现在瘦了也没关系，她的头发变了颜色也没关系。薇拉还是薇拉，不可能不是。

“干了之后的颜色很漂亮，”斯奇勒先生说，“我说的是浴室。”

“还有半罐留着修改润色。”咖啡杯在西德尼冰冷的手里热乎乎的。他喜欢那条裙子。他真想看到它叠起来放在椅子上，薇拉穿着衬裙站着，羊毛衫没脱。羊毛衫的扣子在顶部一侧肩膀上，一溜儿四颗红纽扣，跟羊毛的颜色相配。照片上的薇拉穿的是夹克，衬衫上有白点点。一位有爱心的姐姐，报纸上说。

“新闻上说什么了吗，西德尼？”

他摇摇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今天早晨他没开收音机。一支探险队登上了山顶，薇拉说。

“俱乐部里昨晚可真够戗。”西德尼说，把详情告诉了他们。俱乐部关门的时候，他不得不把抽水马桶里的灯泡和易拉罐掏出来，但他没提这个。那个虚脱的姑娘是吃了迷幻药，救护车上的人说。吃了迷幻药后的虚脱是能看出来的，现在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西德尼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失控了，”斯奇勒先生听了评论道，“整个世界都失控了。”

“可能是出汗的问题。人有不同的出汗方式，救护车上的一个男人告诉过我。根据吃的东西不同。”

那一击几乎没有留下伤口。是在脖子上，报纸上说，脖子一侧，差不多像是挨了一巴掌。入室的盗贼失去了理性。他走进一个屋子，以为里面没人，却看见一个坐在轮椅里的人影。他肯定立刻会被看见，其实他不知道对方是不可能描述他的模样的。也许他打那一下只为了吓唬对方；也许他说如果对方敢揭发他就回来算账。那个屋子现在空了，连床都搬走了；两年前，西德尼用缎光乳胶漆——浅果子露色的乳胶漆——涂去了花卉图案的墙纸，还做了些光泽相配的木工活。

“我最讨厌叫救护车来了。”他说。

在这个世界上，上帝没有再造出另一个这样温柔的男人了：薇拉经常这样想，现在也这样想。他说到救护车开来接走那个嗑药的姑娘时，声音是温柔的，他捧住咖啡杯的双手是温柔的。“缺一两条笔录，”警察告诉她有个男人出来作证时这样说道，“但他的陈述非常清楚。”

她在法庭上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身上那件破旧的夹克衫需要补补了。是的，他说的是实话，当提问到她并让她说话时，她表示了肯定。

“在那个酒吧里什么人都能看到，西德尼。”她父亲说。

当她获得自由回到家中时，父亲一开始不看她。后来他看她了，她看出他心里在想：一个根本不认识她的人——她连他的脸都没看清，竟然就在漆黑的电影院里朝她伸出手去，而她竟然默许了。凭她的长相，什么人得不到啊：这一点父亲也没有说出来。

“是啊，来俱乐部的人很多。不过星期一总是比较清闲。星期一没多少事。”

她知道他会来拜访。在法庭上她就知道，知道他这个人，知道他眼睛里的怜悯。差不多一年过去了，她仍然猜想某一天打开门廊的门，会发现他在那里，后来他果然来了。他来的时候知道她父亲出门上班了。他站在那里，张口结舌，她说进来吧。“我没法面对他。”她告诉父亲时，父亲这么说，可是最后也接受了，因为欠他的太多；现在父亲在等他求婚。一步一步，时间磨掉了父亲可能会有的任何成见。

“你尝尝那种新做的饼干，西德尼。”她把盘子推给他，然后给他把咖啡杯倒满。比带果皮的饼干好吃，她说。

“我又碰到那个带狗的女人了。昨天晚上。”

他们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谁。肯定住在绿地的另一边，她以前提到时，父亲曾说。父亲自己散步喜欢走另一条路，从没碰到过她。

“你觉得我们要再栽一片玫瑰吗，西德尼？”她父亲问。

“现在这样空荡荡的，会显得比较扎眼。”

“我就知道可能会这样。”

斯奇勒先生亲自去看，在后门旁的棚屋里换鞋子。他第一次面对西德尼时，一直看着自己的双手，无法将目光挪开。他不断地想到薇拉小的时候，那时她母亲还活着，莫娜已经不能出门了。薇拉总是出去等他，顺着花园的小路跑过去迎他回家，他把她举得高高的，逗她咯咯大笑，而可怜的莫娜一辈子都不可能这样。他第一次面对西德尼时，不得不走出门去透透气，就站在此刻站的地方，靠近那片玫瑰花丛。那天下午，薇拉撇下莫娜一个人在家也没什么不对。自从她们的母亲死后，他总是对薇拉说不能整天被囚在家里。不管是什么情况，妹妹都不应该让姐姐成为囚徒，决不应该这样。买东西不能不出去；在电影院里待上一个小时，谁也不能说什么。然而，在面对西德尼的第一天，他想，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样子：可怜的莫娜脑袋歪到一边，好像断了脖子似的，而漆黑的电影院里却在发生那种事情？

“出了那样的麻烦，真让人遗憾。”薇拉在厨房里说，指的是俱乐部里的斗殴和那个救护车来接走的姑娘。

“星期六就免不了发生这样的事。”西德尼说他也不知道为何如此。星期四或星期五俱乐部里的人经常也是满的。“我喜欢星期天。”他很突然地说，似乎第一次意识到这点。“俱乐部附近有教堂的铃铛在响。啊，声音传得真远。得有一英里远呢。”

薇拉每个星期天傍晚去教堂，一家浸信会教堂，其实任何教堂都行。她双膝跪地，说出自己的忏悔，觉得在教堂里跟其他人在一起时说出来更好。后来，她猜测他们如果知道会怎么想，那些人在得到慰藉之后脸上仍然带着笃信。跪着的时候，她强迫自己把事情从头到尾想一遍，不允许任何借口。她集中精力去想母亲死后的那段日子多么漫长，那样的生活多么可怕，留下她们俩，整天洗洗刷刷，穿衣服，把妹妹从轮椅上搬下来，喂饭，默默地凝视。所有这些，薇拉祈祷的时候都尽量不去想。“你想罢手了？”有一次一个男孩说，她十四岁那年在游乐场听见的。“你看看那个妹妹。”后来，轮椅依然被推出推进，不再有人来求爱。再后来，有了马路上的眼泪和抗议，轮椅被遗弃了，甚至不再推进花园，因为那也会引来痛苦：莫娜被放到了楼上。“薇拉，带你的朋友上去。”父亲却浑然不觉，有一次这样提议：一个饱受折磨的妹妹应该看看家里来的客人。薇拉跪在地上——跪得很标准，不是向前趴着身子，她强迫自己注视着那个人影——那是她自己，注视着她伸直巴掌往旁边一挥，隐约听见咔吧一声，那个脑袋也耷拉到旁边去了。

“风小了。你留下吃午饭吧，西德尼？可以把火生起来，好吗？”

在法庭里，人们盯着他们俩。法官又问了一遍，她又肯定了一遍。“是的，是那样的。”她承认道，因为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想要她这么说：在电影放映的那段时间里，他们是情侣。

“我要去生火。”他说，他从窗口离开时，她看见了父亲，站在玫瑰花丛清理后留下的那片空地上。他的信念保护了他们，使他们扮演各自的角色，一切都秘而不宣。父亲入土之后，他的灵魂会不会回来告诉她，他的死是对一次攻守同盟的惩罚？

“羊腰子肉。”薇拉说着，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外面包着一层网状的板油，确保它烤起来肉质鲜嫩。萝卜也要烤，还有土豆，因为那是西德尼最喜欢的。

“我把火柴落在俱乐部了。”

她从碗柜里拿火柴，打开跟她脑袋一样高的柜门，把手伸进去。商标上写着“厨用火柴”。她把火柴递给他，他们的手指没有碰到。花园里，父亲未曾动弹，仍然站在玫瑰花丛原来所在的地方。他很虚弱，忍受着年老带来的病痛。他比以前更经常地念叨来日无多。

“我这就走吧。”西德尼说。

会有一场葬礼，跟她母亲的没什么两样，但跟莫娜的不同。他们的时间也是借来的，他们的惩罚更加可怕，因为他们知道它的存在：不需要一个灵魂来说明。

她把油抹在切好的萝卜上，给已经洗净淋干的土豆裹上面粉。西德尼喜欢吃脆脆的烤土豆。薇拉有时候想，她并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但这也没什么。他会站在葬礼上，她也会，其他人把他们隔开。真相还原了，但别人谁也不知道。

“现在冷了。”父亲走进来时说。风转了方向，风止住时留下一股寒意。

他站在煤气炉边取暖，揉搓着手指。没有他的存在，将没有理由扮演那些角色，没有理由沉浸于骗局之中。他们黑暗的秘密将会被照亮，以及他们因互相怜悯而产生的爱意：所有这些将会填满楼上那间空荡荡的屋子，填满房子的每个角落。但是薇拉也知道，没有了父亲，他们会让对方感到害怕。

教士

他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并经常感受到这点：与时代和时代所发生的一切失去了联系，与变化中的两代人失去了联系，与自己的国家以及它的新面貌失去了联系。他知道，如果到爱尔兰之外游历——他从未这么做过，会发现到处都有这样的新生事物，如今的人们按照新的、他们更喜欢的规则来生活；但他想到的是爱尔兰，旧的外壳，新的种子。他经常纳闷那新东西会是什么。

“艾尼斯莫拉克教长府宅，格拉坦·菲茨莫里斯牧师”，给他的信上这么写着，再加上离那儿最近的镇名和县名。他那三个爱尔兰教的教区多年前就合并了，位于山区牧场的一个峡谷里，三座小小的教堂，其中一座如今已无人光顾，它们都像他的府宅、他的生活一样，遥远偏僻。

最近的那座小镇在十三英里之外，那里山坡变成了平原，那条横贯艾尼斯莫拉克教区的河上架了一座桥。去教长府宅要从杜南十字路口走卡洛山口的那条路，过壳牌加油站三英里再往右拐。几分钟后，就能看见那座“圣母圣天”大天主教堂孤零零地、非常壮观地立于路旁，虽然历经六十个春秋，看上去仍像新的一样。在下一座山的山脊上，便是艾尼斯莫拉克教长府宅的大门了，那条长长的、弯弯曲曲的林荫路多年前就杂草丛生。

这里遍地都是花岗岩，就连在峡谷的牧场里，花岗岩也随处可见。格拉坦·菲茨莫里斯的外貌也跟这种坚不可破的灰石头一样，瘦削、修长，他属于这个地方，从这里来，并选择回到这里。他还选择了独身。曾经有一个时候，宽敞的教长府宅里人丁兴旺；如今这里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在回响，还有布拉德肖太太早上来时后门的门栓声，他那条巡回犬的哈欠声和他打开收音机时的广播声。空荡荡的，所有的声音都响两次，因为回音增添了更多活力的假相，似乎它出于同情，愿意提供陪伴。

还有回忆也来做伴：记忆中那个在这里生活的家庭，是格拉坦的亲人，父亲是艾尼斯莫拉克教长，也就是他的前任，母亲给房间贴墙纸，给地板着色，把房子弄得焕然一新，家里还有几个姐姐。教长府宅一直是他的家，是他童年时的力量，他期待这力量能继续存在。变故发生在他出生之前，家人仍然躲不开革命和内战。曾经坚不可摧的地产被夷为平地，人们走了，烧毁的房屋成为纪念他们的碑石。教长府宅幸免于难，因为在爱尔兰，教士总要有其安生之地：三十年代，襁褓中的民族被哺育成长时，艾尼斯莫拉克那些高大的房间里倒也总是收支平衡，冬天总有冻疮，总能从菲尼特桥的屠夫那儿买到便宜的肉，总是在星期六的寂静中编写布道文。还在孩提时代，格拉坦就想在这个教区里步父亲的后尘。

父亲死于一九五七年，母亲也是那年去世的。那时艾尼斯莫拉克教堂的会众已经减少，菲尼特桥附近的小教堂多年不用，县里其他偏远郊区也是一片愁云惨雾。曾经支撑他们的大户人家继续落魄；逃亡的家庭再也没有回来；老百姓从农庄和庄稼地迁走，从教区各处迁走，造成了流失。“还会越来越糟。”格拉坦的父亲去世前几个星期说，“你意识到还会越来越糟吗？”这是意料之中的，他说，动乱会带来更多较为平静的动乱。他被派来建立新教的基础，即“爱尔兰教会”，但很久以前他就觉得这个名头过于厚重，简直令人感到可笑了。“我们都是剩余物。”格拉坦的父亲说。

竟然成了剩余物，这真是一种讽刺，以前那些新教信徒——沃尔夫·托恩、托马斯·戴维斯、亿迈特·帕内尔，还有亨利·格拉坦（格拉坦就是取了他的名字）——都在不同的时代，以他们不同的方式，充当过爱尔兰的灵感，格拉坦知道，新教的诞生是爱尔兰应得的权益，无论它最后是什么结局。然而这话一点不错：他们是剩余物。爱尔兰教堂的布告牌仍然竖立在老教堂的门边，黑底子上金色的字母，写着举办仪式的具体安排，然而，教堂内部的萧条似乎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从近乎镇压的状态下崛起，罗马大教堂继承了整个爱尔兰。

格拉坦年老后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骑马离开艾尼斯莫拉克教长府宅，在教堂拥挤的条凳间慢慢走向一个圣坛。他经常做这个梦，他知道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记忆在他的脑海中从未远去。他还知道，那些篇章再也不会重翻回去，当往昔还是当下的时候，那些不足和缺憾、不公和痛苦曾令人不安。他自己的几座小教堂日渐萧落，而路边那座“圣母圣天”大教堂却繁荣兴旺，对此他丝毫不感到怨恨。那座教堂有圣母的神龛，山坡上还有新修的墓地，道边和门口排着长长的车队，都是来参加星期天弥撒的，教堂里有麦克帕特兰神父和利黑神父，还有捐给非洲异教徒的丰厚善款。麦克帕特兰神父和利黑神父在教堂里称赞、庆祝、赦免、传福音、表示感谢。教民们全心全意的信仰、归宿感和相互间的联系，滋养了麦克帕特兰神父的红脸膛和利黑神父脸上波澜不惊的笑容——至少在格拉坦看来是这样。

一个名叫康·托南的男人，在拖拉机事故中废了一条胳膊，因为身体残缺，不能受雇干农活，而那曾是他生活的来源。失业一年之后，格拉坦收下了他。在艾尼斯莫拉克教长府宅的花园里干活，只能拿到非常微薄的工钱。康·托南那时候还年轻，对园艺一窍不通，但总是骑车六英里赶到艾尼斯莫拉克教长府宅，尽其所能，解放那些被窒息的灌木，恢复已然所剩无几的花圃，这也就构成了他每星期三次的上工模式。布拉德肖太太是格拉坦在哥伦诺的一个教徒，在康·托南刚开始摸到园艺的门道时，她也来教长府宅干活了。每星期两次开一辆破旧的小沃尔沃从哥伦诺过来，是一个热心肠、有责任心的女人。

这就是艾尼斯莫拉克的家庭结构，布拉德肖太太的工钱也少得可怜，她每星期二和星期四过来，这对她来说其实是在行善，就像格拉坦雇佣一个独臂人一样。有时，康·托南带他的一个孩子过来，虽然缺一条胳膊，却能熟练地让孩子坐在自行车横梁上保持平衡。

一晃康·托南到教长府宅干活二十八年了，然后，有一年快到冬天的时候，他觉得再也受不了这样来回赶路了。“唉，我已经老得不中用了。”他宣告自己的打算时，只说了这么一句。也许他的养老金拿到了，布拉德肖太太猜测，但格拉坦知道不是。他知道康·托南也像他一样老了，因为他也时时感到疲倦。

布拉德肖太太年轻一些，胖乎乎的，很体面，她了解外面的世界，享受着它的便利，同时也探索着它的极限。星期二和星期四，她和格拉坦经常坐在厨房的桌旁，用她知道的一些新鲜事，交换格拉坦当天早晨在广播里听到的新闻，她自己是很少开收音机的。

他感觉到布拉德肖太太对自己的喜欢——他是一个老人，是当地的一个传说，这是因为他长久以来已成为这里的一部分——他有时候问她，是不是有人说他已经过时；是不是有人说他能力低下、不称职，说他在合并的教区里不能有效地发挥教会的影响力？他总是得到令他宽心的安慰。没有人愿意他离开，没有人愿意某个年轻聪明的堂区神父每两个星期天从镇上来一次，幻想着使这里焕发生机。

“菲茨莫里斯先生，”一九九七年初夏的一天，一个红脸蛋、红头发的年轻人来到教长府宅，说道，“我父亲死了。”

格拉坦认出了男孩骑的自行车，是以往经常在教长府宅的林荫道上蹬来蹬去的那辆旧拉奇大车。他已经多年没有看见康·托南的孩子了，因为他们一个个地变得太重，不能坐在父亲自行车的横梁上了。

“哦，西莫斯，我很难过。进来吧，进来吧。”

他的老园丁死于中风，谢天谢地，没遭什么罪。男孩口齿清晰，语速很慢，但把这个沉痛的消息传达得很清楚。

“他一天都没说话，菲茨莫里斯先生。然后就结束了。”是他母亲派他过来的，格拉坦很感动，他们竟然还记得他。葬礼星期一举行。

“我肯定会去的，西莫斯。”

他沏了茶，端出饼干。他问西莫斯想不想吃个煮鸡蛋，西莫斯说不用了。他们聊了一会儿，后来他倒的茶凉了，被喝下去。西莫斯在给凯利兄弟打工，他们正在菲尼特桥那儿盖两座平房。

“你一切都好吧，菲茨莫里斯先生？”年轻人跨上车前问道，现在这辆车归他了。这辆车已经传到第三代了，当初也是这样传给他父亲的。

“啊，我很好，西莫斯，我很好。”

“那我走了。”

第二天早晨，布拉德肖太太带来了同样的消息。一个体面、安静的男人，她说，在康·托南活着的时候她可没这么说。一个谦卑的男人，毫无怨言地接受了改变他命运的那场灾难。“当然，他在这里不是很开心吗？”她评论道，口气像是盖棺定论。她在水池里洗他们的咖啡杯，把两个托盘收起来。她带来了鸡蛋，她说，母鸡又开始下蛋了。

星期一，他去参加了葬礼。然后，他退缩到看上去仍然很新的大教堂外面，等着安慰遗孀。他跟她不熟悉；只记得很久以前见过一次。

“他喜欢去教长府宅。”她说，似乎牧师脸上的表情露出了惊讶，她又说了一遍，双手紧紧抓住他的一只手。“哦，真的，菲茨莫里斯先生，真的。”她强调，“最后坏事变成了好事，他经常说。如果没出那次事故，他就不会知道艾尼斯莫拉克教长府宅，就不会认识您，先生。”

葬礼结束后，格拉坦·菲茨莫里斯驱车离开，因刚才听到的话而感到欣慰。他带着狗在花园里散步，花园最近几年衰败了，但还不像找到帮手之前那样疏于管理，他想到那个死去的人，那个已经成为朋友的人。康·托南刚来的时候，不认识月桂树为何物，也不知道金灯藤和美洲茶的名字。得知覆盆子灌木每年秋天都要被砍倒，他非常惊讶。他学会了如何去除玫瑰花上的害虫，什么时候给紫杉树篱剪枝，还知道了秋天的落叶不要烧掉，要让它们烂在地里，肥沃土壤。两个男人聊着琐事：天气，有时会说说一个新政府打算做什么，掂量一下哪些承诺容易兑现，哪些则不得不放弃。在其他方面他们是各自分开的，但那无关紧要。

葬礼那天傍晚，格拉坦喂了狗，给自己煮好两个鸡蛋，他每晚七点一刻要吃两个蛋，配上烤面包和一壶茶。他听到了汽车声。几分钟后，他打开前门，看见了主持葬礼的两位牧师中年纪较轻的那位。利黑神父微笑着伸出手，说道：“我早就想过来。”

他说得很随意，似乎习惯于经常来拜访教长府宅，似乎凭长期的经验知道这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其实无论是他还是麦克帕特兰神父，以前都从未驾车光临过艾尼斯莫拉克教长府宅。

“请进，请进。”格拉坦邀请道。堂区神父的握手坚定有力，使你感到其中带着友情。

“真是一个迷人的夜晚，菲茨莫里斯先生，是不是？如今正值酷暑吧？”

“好像是的。”

在宽敞的客厅里，所有的家具都是旧的，但又没有旧到值钱的程度：几把扶手椅和一张沙发都已破旧，盆景架和摇摇晃晃的小桌子，上面放着书和工艺品，被太阳晒黑的墙纸上挤满了图画和照片，白色大理石壁炉架上是一面污渍斑斑的大镜子，一张牌桌上放着一台打字机。曳地的窗帘——曾经是深浅两种蓝色——如今几乎已经没有颜色了，而且需要修补了。

“喝杯茶吧，神父？”

“啊，不了，不了。不过谢谢你，菲茨莫里斯先生。”

“唉，可怜的康不在了。”

“愿他安息吧。”

“他最后年迈体弱，不能再上这儿来，我真想念他。”

格拉坦坐下时往旁边看了一眼，注意到先前放在扶手椅旁那张桌上的《爱尔兰时报》。布莱丹·史密斯神父那张笑嘻嘻的脸曾吸引他的目光，此刻也是如此。神父正被一位神色严峻的侦探拘押。标题是“恋童癖神父被捉拿归案”。他伸手把报纸翻了过去。

“你肯定会想念康的。”利黑神父顿了顿，又说，“你这里离外界很远。”

“我习惯了。”

他不知道刚才摆弄报纸的动作是否被发现了。他本来是好意，但好意有时候也会构成冒犯。不管离外界远不远，都不可能不知道那位诺伯特的神父在贝尔法斯特娈童二十一年。他已在德里县的麦吉利根监狱服满一个刑期，如今要去都柏林面临七十四起相同的指控。昨天新闻频道一整天都在讲这件事。

“你来参加葬礼真是太好了，菲茨莫里斯先生。”

“我很喜欢康。”

葬礼使他感触颇深。那些仪式和程序令人感觉到信心，还有麦克帕特兰神父庄重的话语、利黑神父的声音，以及会众们的反应，都充满信心。两位神父抬起双手赐福时的手势也体现了信心，还有等着领圣餐的长长的队伍，棺材被抬走的阵势，坟墓边的布道。格拉坦当时就想，基础牢固啊，在这里深能体会。油漆过的条凳很难看，耶稣受难图上的人物毫无生气，但你仍能感觉到那种信心和牢固。

“托南太太也说了同样的话，你们能来太好了。有时候教区居民很难知道你们教堂也会有人想去。”

“啊，是啊，我当然想去。”

“这正是我想说的。”

沉默了片刻，利黑神父说：

“那是条了不起的狗。”

“如果没有瓦松，我就要迷路了。”

“你总是有一条狗。我总是想到你在车里带了一条狗。”

“做个伴儿。”格拉坦想到带狗的牧师并不常见。也许偶尔能碰上，但并不经常。他没有这么说，生怕显得突兀。他想起了利黑神父小的时候，是巴里土姆路上那栋白色农舍的利黑家的孩子。他记得有三兄弟，坐在刷成白色的墙头，耷拉着双腿，每次他开车经过都朝他挥手。利黑神父应该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也是全家最小的，曾经有人告诉过他这点。他们家还有四个女孩。

“我们都走得不远。”他说，利黑神父点点头，表示理解谈话为什么转到这个方向。

“没错，走得不远。”他说。

格拉坦猜测堂区神父为什么来。他是看到葬礼上那个孤独的身影才决定来拜访的吗？他是出于怜悯才过来陪伴自己半小时的吗？是不是葬礼过后，两位神父议论说新教牧师的会众所剩无几，恐怕日子有些难过？

“兄弟姐妹都分散在各地？”他想让谈话继续下去，觉得自己需要这么做。

“差不多吧。”

农庄仍然由继承它的小帕特经营。一个哥哥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几个姐姐都走了，嫁到全国各地，有两个在科克郡。

“我们几个过去经常在圣诞节聚会。他们回农庄来，后来女孩子们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就不愿意来回奔波了。”

“我还记得你们坐在那堵墙上。”

“我们经常背下汽车牌号。其实车不多，一天也就两三辆吧。ZB726。”

“是我那辆旧莫里斯？”

“那辆车屁股坠坠的绿色莫里斯。你经过时总是拿出一个指示牌朝我们挥动。你还记得吗？像个橘黄色的小蛋黄？”

“那辆车我是从爱尔兰银行的奇恩先生手里买的。你知道奇恩先生吗？”

“当然知道。就是奇恩亲自给我父亲贷款建了那个挤奶场。他是个体面的人。”

新教徒经常被形容为体面。跟新教徒在一起感觉很踏实，当年大家经常这么说。意思是他们跟人打交道很实诚，不吝啬。银行经理曾是艾尼斯莫拉克的教会委员。

“麦克帕特兰神父记得你父亲，还有你母亲。”

格拉坦想象着麦克帕特兰神父提起他的父母，跟利黑神父讲述过去的事情：那些大房子被烧毁，住户被迫离开，只有教主宅邸逃过一劫。“你要不哪天晚上抽空去看看那个老家伙？”他想象着麦克帕特兰神父催促道，“如果不怕受累的话。”格拉坦的脑海里不断响起老神父那爽快的口气。他想象着神父怀着理解和同情指点助理神父，提醒他别忘了往昔时代的精髓。他说，毕竟他们三个都是神职人员。

“愿意到花园里散散步吗，神父？”

“行啊，那太好了。”

夜幕降临了。两个男人从一条小路走上另一条小路，狗跟在身后几步远的地方，他们走得很慢，格拉坦一一指出那些灌木和花卉。利黑神父像康·托南以前一样，几乎不知道任何植物的名字。

“康替我把花园打理得像模像样。”

“他妻子说都是你教他的。”

“哦，一开始当然是。最后他知道的比我还多。他喜爱这个旧花园，可惜后来干不动了。”

“他在这里干了很长时间。”

“没错。”

“他上你这儿来的那年，差不多就是麦克帕特兰神父开始担任神职的时候。”

空气里充斥着夜紫罗兰的香味，还有瓦松在灌木丛里刨土的声音。野兔跑进花园，其中一只正在仓皇逃走。

“麦克帕特兰神父来自一个农庄，我也是。爱尔兰的许多神父都来自农庄。”

“现在也是这样，听说。”

“原先都是特别单纯的小伙子。”

“是啊。”

格拉坦觉得他们似乎在谈别的事情。没有什么是绝对表里如一的，他发现自己这么想着，却不知为何这么想。

“我看，你自己也不一样喽，菲茨莫里斯先生。”

格拉坦笑了起来。“哦，我早就知道会遭什么罪。”

他们站在花园尽头的带刺铁丝网栅栏旁，眺望远处牧场上的阴影。小母牛还在吃草，但已看不清它们的模样。他们自己也成了黑影，两个穿着黑衣服的人转过身，顺着原路往回走。格拉坦突然醒悟，两位神父似乎不可能如他想的那样说话，老神父不可能怀着同情和理解去指导助理神父。人在幻想时经常会犯错误，于是他又开始琢磨来访者的意图。

“这是座很大的老房子，”利黑神父说，“它一直都是教长府宅，是吗？”

“哦，当初建起来就是做教长府宅的。一七九一年。”

“还能再熬些年头。”

“如今许多牧师更喜欢小一些的建筑。”

“但你自己不是？”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习惯了。”

又到了房子前面，暮色正在让位给夜色，他们站在利黑神父的车旁，沉默在凝聚，寒暄的话题已经说尽。瓦松在碎石路上慢慢溜达过来，耐心地趴在前门的台阶上。利黑神父说：

“我从没见过这么安静的地方。”

“什么时候路过，就再过来坐坐，神父。”

火柴一划，神父的烟头亮了，烟草的香味弥漫在夜晚的空气中，跟花香融合。

“这不容易，我敢说。”利黑神父的脸此刻被黑夜笼罩，只有烟头上的红光在跳动，他的声音低了下去。

“什么不容易，神父？”

“我指的是你。”

格拉坦觉得以前不能说的话似乎在黑暗中可以说，真相在黑夜里可以活跃，交流在黑夜里变得容易。

“以前，在爱尔兰的神父是不读《爱尔兰时报》的。这话是麦克帕特兰神父说的。但现在我们也读了。”

“我以为也许那张照片——”

“那张照片算什么，事情远比它复杂得多。”

对方平心静气的口吻令格拉坦感到迷惑。这种口吻后面的亲密更使他惊讶。利黑神父说：

“那就是我们的结局。”

这话说得很轻，格拉坦几乎没有听见，接着利黑神父又说了一遍，使他更加迷惑不解。怎么回事，对方似乎告诉他神父们拥有的信心只是残留的、过时的表面现象？怎么回事，他听神父说话时竟能感受到那份亲密？怎么回事，他被告知在庄严的声音、祝福的双手、圣水和在空中画出的十字后面，存在着虚妄的幻象？很久以前，在艾尼斯莫拉克，在星期天的路边，排着许多边斗车和大大小小的马车，就像如今排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外的那些汽车一样。同样营养充足的感觉，同样基础牢固、不可动摇的感觉。为什么对方似乎在提醒他想起往昔呢？

“可是当然——”他想说些什么，却又改变了主意，让这两个词孤零零地悬着，失去意义。他最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城镇上参加弥撒的人甚至不及前几年那么多了。在城镇里，结婚都懒得办婚礼，忏悔和赎罪也都敷衍了事。他们称之为一种不同的文化，不讲究修行和祈祷，至少不像以前那样讲究。在那个新的文化里，犯罪行为猖獗，孩子们小小年纪就吸毒，老妪遭到强暴，还有谋杀。它是一种瘟疫，也会传染到这个国家，已经传过来了。从事神职的那个快乐的诺伯特男人在报纸的照片上咧嘴微笑，这张照片出现在乡村小店、农舍厨房、木屋梳妆台上，进餐时靠在牛奶壶上，之后他又在电视屏幕上咧嘴微笑。他会不会说他只是伸手去拿了自己应得的东西，是上帝让他这么做的？在那种新的文化里，模仿基督并不能带来多少安慰。

“我经常想起那些岛上的僧侣，”利黑神父说，“在大海上只要看到一英亩土地，就会划船去看看能不能发展成一个教区。”

“是这样的。”

“用僧衣抵挡狂风，抵挡留在身后的东西。麦克帕特兰神父说，他们害怕。麦克帕特兰神父过来吃早饭时，你能看见他的眼圈都是红的。”

一时间，老神父的形象在格拉坦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黑色的丧服，硬领陷进了粉红色的皮肉，头发稀疏，在他们相识的这么些年里逐渐变得花白。这个男人竟然在暗夜里哭泣，似乎难以令人置信。

“我从没离开过爱尔兰，”利黑神父说，“从没去过国外。”

“我也没有。”这之后的沉默是自然存在的黑夜的一部分，而不是尴尬的冷场。然后格拉坦说：“我爱爱尔兰。”

他们爱它的方式不同：在黑暗中没有说出来，这又是另一种亲密。对格拉坦来说，爱尔兰有历史传说，有痛苦、悲哀和遗憾，有未被征服的人们的声音，有女皇般骄傲的女人的精神。对格拉坦来说，有他熟悉的河流，有他从未攀爬过的山脉，有海边的野生吊金钟，有每年回归的燕子，有小镇上烧泥炭的青烟，有长长溪谷里的静谧。爱尔兰的声音、模样和形状，爱尔兰的雨，爱尔兰的阳光，爱尔兰的生和爱尔兰的死：所有这些。

星期天，弥撒念完一遍又一遍之后，利黑神父站在人群里，注视着来自基尔代尔郡、凯里郡和奥法利郡、米斯郡的人们，呐喊着鼓励的话，为技艺不精而悲叹。后来，他像男子汉一样端起啤酒，侃侃而谈。对利黑神父来说，记忆中有一辆辆汽车驶过，他的光脚踩在院子的鹅卵石地面上，他所做的牺牲，他对自己的忠诚，圣袍上的十字架。光辉的天主教爱尔兰，一个黄金时代。

“不管到哪儿，”格拉坦说，“总是在变化。就像白天变成黑夜。”

“我知道。是啊，我当然知道。”

利黑神父的香烟丢在地上。听见他用鞋底碾灭烟屁股上的火星的声音，然后他的脚步声在碎石路上响起。他打开车门，光洒了出来。

“总归还不是一无所有。”格拉坦说。

“今晚，麦克帕特兰神父给他的茶里加了糖之后，隔着桌子望过来。他对我说，是你重新给了康·托南生命。虽然康·托南不是你们教区的人。”

“啊，不，不，过奖了。”

“当你想告诉某人一件事时，你知道自己心里是什么感觉吗？”

助理神父在那小小的光圈里伸出手来，紧握的手势里同样带着那种亲密，然后他发动了汽车的引擎。

“利黑神父昨晚过来了。”格拉坦听见自己向布拉德肖太太汇报，“在我的记忆里，这是第一次有神父到这个教主宅邸来。”布拉德肖太太大为惊讶，整个上午都一边干活一边琢磨这事儿，也许她临走的时候会说“助理神父的来访，代表了如今他们倡导的普世教会精神”之类的话。

格拉坦又在外面待了几分钟，花园里仍残留着淡淡的烟草味，助理神父的车尚未远去，声音隐约可闻。对利黑神父来说，未来是可怕的，如同那些曾经划船离开爱尔兰的僧侣感受到的一样，如同他弥留之际的父亲感受到的一样。可是由于上天的怜悯，僧侣和他父亲逃脱了。主教的黄金时代在一场巨变中消失，这巨变像房屋被烧、人们背井离乡一样惨烈，麦克帕特兰这样的老神父因这些变故而郁郁寡欢，并把他们的抑郁传递下去。

“走吧，瓦松。”格拉坦喊道，他的狗又跑到花园里去了，“该走了。”

他尽自己的能力付给康·托南工钱：康的陪伴曾令他高兴。他从没想过康·托南到他花园干活是交给他的一项任务，是一根孤零零的葡萄藤要扎下根来。可是今晚神父来说事情原本是那样的，而他那么说似乎给自己找到了安慰。现在细微的手势也至关重要，黑暗中的话语是恪守信仰的一种方式，如同僧侣们在另一个不同的爱尔兰曾恪守过的那样。

好消息

“你好，”戴耳环的秃顶男人说，“我叫罗兰德。”

他从小圆镜片后面看着碧娅。碧娅注视着他的目光慢慢扫视她的五官，扫视她的肩膀和胸脯，以及她放在两人之间那张桌上的双手。碧娅九岁，长长的黑头发，一双褐色的眼睛里有一种梦幻的神情，有时会被误认为忧伤。

“让我们看看你的本事，好吗，利亚？”戴耳环的男人说，站在他身边一个穿深蓝色运动衫和牛仔裤的姑娘，用一个手指滑过手里的纸板夹，告诉男人她的名字应该是碧娅。

“别慌，利亚。”男人说。

碧娅是练习过的，窗帘拉上，屋里一片黑暗。艾丽丝突然打开台灯。碧娅在沙发上醒来，茫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这就是剧本里标出、他们要让她表演的片段。

她走向屋子那头，两张椅子并在一起代表沙发。她在上面躺好，等着拿纸板夹的姑娘说开灯，她说过她会这么做。然后，碧娅的双手举起来挡住眼睛，但动作并不夸张，没有过分修饰，艾丽丝说过千万不能演过头，精妙之处见乾坤。

“不错。”戴耳环的男人说。

艾丽丝是碧娅的母亲。她出生时叫艾丽丝·斯特宾，但为了职业的缘故改名为艾丽丝·奥兰多，后来嫁给迪基，又变成了艾丽丝·亚当斯。她已经很多年没有试镜了——最后一次是“按摩房的女人”——到了最后一刻他们说她不合适。偶尔在《舞台》杂志上看到某部影片即将开拍，她还会打电话去询问，他们总是答应会考虑她。但从来没给她回过电话。

碧娅不同，前途不可限量。而且碧娅有天赋，艾丽丝对此确信无疑。总有一天，她会看到碧娅扮演的奥菲利亚，或《拓展训练》里的新婚女子——她自己当年就曾演过这个角色，或《点亮你的夜》里的拉切尔—伊丽莎白。艾丽丝把她知道的一切都教给了碧娅。

又一个孩子进来等候试镜，陪同的是个身材粗壮的年轻女子，估计也是母亲，艾丽丝觉得她看上去一副不健康的样子。孩子很腼腆，肯定是他们需要的性格，但模样像一只兔子，艾丽丝估计他们不会喜欢，一分钟也不会。碧娅很安静，一直都很安静，但看起来丝毫也不死板。更重要的是，她的牙齿没有长成那兔子样儿。

“你好。”那位母亲说。

艾丽丝微微皱起嘴唇，露出她面对陌生人时的笑容。肯定还会有别人。每十五分钟一个，整个上午络绎不绝地到来。她知道这个规定步骤。

艾丽丝可不能算年轻母亲了。她本来不想要孩子，但到了四十岁突然感到恐慌，这恐慌一发不可控制——她自己也坦然承认。当时她在那部医院题材的连续剧里演一个角色，并开始担心自己再也得不到别的角色了。那是在万斯泰德的最后一年。迪基还在路上奔波，推销办公用品。

又进来一对母女，母亲比刚才那个胖子还要年轻，孩子面相粗俗，根本就不合适。大家都喜欢早点来，至少提前半个小时，这次没有问候，没有寒暄，没有笑容。竞争摆到了明面上；艾丽丝心里明显感觉得到，她越来越不喜欢跟她一起待在这间小等候室里的人。

“好了。”穿深蓝色运动衫和牛仔裤的姑娘把碧娅带了回来，说道。“你想现在进来吗？”她邀请那个兔子模样的小孩，那位母亲想陪着进去，她摇了摇头。“如果碧娅试镜成功，”她对艾丽丝说，“今晚我们会给你打电话。五点以后。行吗，五点以后？”

艾丽丝说可以，一边把碧娅的大衣递给她。他们不说“别给我们打电话”了，那已经成为笑料。但她还记得没有成为笑料前的时光。

她们离开时，一对母女正走进来，艾丽丝迅速盯了一眼那个孩子：粗笨，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她，头发稀疏，还泛着一种淡淡的灰色。

“我们喝杯咖啡吧。”到了街上，艾丽丝说。

碧娅在想迪基。当艾丽丝接了电话，说有一次试镜机会时，碧娅就想到了迪基；从那以后，每次她们排练和通读剧本，迪基都经常出现在她脑海里。因衬衫而起的争吵已经过去了两年，当时艾丽丝说她受够了，迪基拂袖而去，那是前年的夏天，一个星期一。

“他们说喜欢你了吗？”在咖啡馆里艾丽丝问，“他们说什么了吗？”

碧娅摇摇头，然后把散落在额头上的头发拂到脑后。咖啡馆名叫“约翰之家”，所有的装饰都是绿色的，碧娅很喜欢，因为绿色是她最钟爱的颜色。她们坐在沿窗而设的长台旁，一个女孩给她们端来了卡布奇诺。

“他们只说了说醒来的那点戏。”碧娅说。

把试镜的事告诉迪基时，她正和迪基一起在野趣公园灰扑扑的草地上散步，迪基突然就停住了脚步。她把事情告诉了迪基，因为艾丽丝说应该告诉他，下个星期天的计划都安排好了。迪基站住，一动不动，望着远处的树木，然后转过身，低头看着她。那太好了，他说。

“他们要你做动作了吗？”艾丽丝问，“就像我教你的那样？”

碧娅摇摇头。他们没要我做动作，她说。那个男人管她叫利亚，她说。

“利亚？上帝啊，他把你当成了另一个人！上帝啊！”

“他听不懂‘碧娅’。”

当迪基在野趣公园听到这个消息时，碧娅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她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曾经有过好消息——艾丽丝在牛奶铺抽奖赢了十五镑，迪基一度又有了工作，艾丽丝的姨妈死了，留下一份遗嘱。牛奶铺抽奖之后的那个星期天，迪基被请了过来，还开了一瓶红酒。“迪基还干着那份工作？”艾丽丝问，没有，他很快就不干了。那份遗嘱只带来一套剖鱼的刀具。尽管如此，每次好消息到来的时候，对迪基和艾丽丝来说似乎一切都孕含着希望，总有一天，好消息再也不会溜走。碧娅经常坚信这点。

“你告诉那个男的了，是吗？你说了你叫什么名字吗？”

“那个女孩知道。”

“你对她说了？真的？”

“她把名字写下来了。”

正值七月，温热无风，也不见太阳。碧娅很高兴这一切都发生在暑假快开始的时候，班上没有同学会知道她来参加电视剧的试镜。“如果你得到了那个角色，肯定要告诉同学们的，”艾丽丝曾经说，“万一电视剧播出时他们看见你呢？”

碧娅觉得不一定。他们甚至都不会认出她来，那正是她巴不得的。她不懂自己为什么愿意这样，同时又特别渴望为了迪基拿到那个角色。“那么，那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迪基在野趣公园问，碧娅说故事里有个女人被谋杀了。

“练习一会儿吧？”她们回到公寓，吃过蛤肉羹和沙拉之后，艾丽丝说。

试镜已经结束，碧娅不想再练，但艾丽丝说可以打发时间。于是她们练习了一小时，然后坐在敞开的窗口，听着查默斯街上传来的车流声，看着人来人往，下午的天色终于晴朗起来。“不要失望。”艾丽丝不住地说，五点三刻，电话铃响起的时候，她说这电话可能是任何人打来的。可能是迪基要商量明天的事，也可能是电话局的人，他们经常在星期六的这个时候打电话来介绍这个项目那个项目，如果你按他们的要求去做，就让你免费拨打电话。

然而，打电话来的正是那个穿深蓝色运动衫的姑娘，她说碧娅得到了那个角色。

排演是在一个军事训练大厅里。艾丽丝也得去，她还要去布景所在的片场，还要出外景。她已经专门安排好了休假，碧娅听说她打算休假结束后接着再请病假，不由得感到担心。“我知道这个地方！”第一天上午她们走进训练大厅时，艾丽丝大声说道，兴奋地打量着四周。

“有一阵没来了。”碧娅听见她对那个女人说，对方介绍过她要演那个无家可归的女人。艾丽丝说自己曾有过远大的抱负，可是后来婚姻等等的拖了她的后腿。丈夫曾经六年没活干还不当回事，当然后来又找到了工作。失业成了家常便饭，她没办法，只能委屈着去当个打字员。真是受到了摧残啊，她早就知道会是那样，职场的每个人也都能想象到。

“孩子会给你争气的。”无家可归的女人预言道。“毫无疑问。”她又补了一句，似乎是为了弥补自己不够热烈的语气。

“接到电话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快给迪基打电话。’我说。唉，不管过去怎样，这么做才算说得过去啊。”

“应该让父亲知道。当父亲的都应该知道。”

“她只能把头发剪掉了。”

碧娅听着她们的谈话，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她打电话把消息告诉迪基时，迪基说他欣喜若狂，碧娅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你替我向艾丽丝说一声好样的。”他说，碧娅便立刻想象迪基回到公寓，拎着那两个旧箱子不期而至——她有时会这么幻想。“哎呀，真是没想到啊！”他在电话里不停地说，“哎呀，真没想到！”

他愿意碧娅叫他迪基，因为碧娅称艾丽丝为艾丽丝；他说喜欢这个称呼里的暖意。“还记得我们住在旅馆里的那次吗？”他曾带她到布莱顿住过一晚，便经常向她提起这事。“还记得我们那天目睹了那场车祸吗？那辆车开得太快了。还记得第一次去野趣公园吗？”

他是个大块头，笨手笨脚，经常打翻东西。他另外还有个孩子，皮肤黑黑的，也不跟他住在一起。“你告诉亲爱的好样儿的艾丽丝。”他在电话里说，该表扬的时候就表扬，因为他知道艾丽丝为此努力了许多年。“你不会忘记此时此刻的，是吗，丫头？”

只要有任何借口，迪基就会回来。他说自己欣喜若狂，是因为这是一个机会，有可能改变一切。碧娅两星期见他一次，下次见他是一星期后的星期天，他说他等不及了。

“你好，碧娅。”他们都在训练大厅的长搁板桌旁坐定后，那个名叫罗兰德的男人说，这次总算把她的名字弄对了。穿深蓝色运动衫的姑娘的纸板夹上连着对讲机，还别着一个“安迪”字样的徽章。一个头发毛卷卷的男孩在分饼干和纸杯咖啡。“伦敦最棒的咖啡。”他不停地说，偶尔某人会大笑起来。

碧娅注视着剧本一页页翻过，有些上面用圆珠笔做了标记。她翻着自己手里的剧本，找到第十四页，那是她出场的地方，虽然在整个剧本里她都没有说话。“我是汉斯先生。”过来坐在她旁边那张椅子里的男人自我介绍道，说的是他所演角色的名字。他身材又瘦又长，扁扁的额头下有一双混浊的眼睛，灰西装上有些污点，领带在看着怪别扭的领圈下打了个紧紧的结。“你已经穿上角色的衣服了。”碧娅听见安迪对男人说。

“从头再来。”罗兰德喊道，训练大厅里安静下来。然后人们开始说话。

被谋杀的是那个头发染成红色的女人。在训练大厅里，她用鲜红色的唇彩和染红的头发掩饰自己的衰老。汉斯先生在酸奶盒里下毒，每星期三和星期五，那些酸奶都和女人的牛奶一起送到。这些剧情艾丽丝都解释过，碧娅听着训练大厅里的说话声，对剧情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但她并不能完全理解。剧本里说汉斯先生跟她一起玩弹珠游戏，碧娅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玩过这种游戏或对它有任何兴趣。“那是一个非常孤独的男人。”艾丽丝说，但是碧娅觉得一个孤独的男人不去酒吧或台球厅，却在停车场里陪一个孩子玩弹珠，真是奇怪。在剧本里，她自己也是孤独的。“挂钥匙的小姑娘”，汉斯先生这样叫她，因为家里总是没人给她开门。剧本里写到，那个老太太有着整齐的白头发，拄着拐棍，因为不拄拐棍就没法走路。

从她们一进训练大厅艾丽丝就很高兴：碧娅看得出来。艾丽丝对一切都记得很清楚，碧娅听见她告诉那个无家可归的女人，后来又告诉报刊经销商的女儿安—玛丽。影视圈的八卦，等待上场时手里编织的毛活儿，以及碰到不顺心的事就弄根香烟吞云吐雾：艾丽丝回到了她如鱼得水的地方，回到了她理应交往的朋友们中间。

快到傍晚时，排演葬礼那出戏：牧师的话语被响亮地说出，送葬者们站在地板上用粉笔画出的长方形周围，那个扮演死者的老妇人在玩《每日电讯报》上的纵横填字游戏。葬礼结束后，头发毛卷卷的男孩负责教碧娅和汉斯先生玩弹珠游戏。

“没事吧，碧娅？”安迪问了几次，碧娅说没事。她想，安迪可能不是因为个子高才显得臃肿的，碧娅先前听见她抱怨自己身材不好。安迪说她正在上减肥课，但似乎没什么效果。训练大厅里这么多人，碧娅最喜欢安迪。

“再从头来一次。”碧娅以为排演肯定要结束了时，罗兰德喊道，于是大家又把剧本从头演了一遍。这一天她不像妈妈那么开心。她不知道应该期待什么，就像试镜的时候不知道结果如何。剧本拿到时，艾丽丝说唯一遗憾的是碧娅一直没机会说话。排演葬礼那一幕时，她曾跟安—玛丽提出来过，为了不打扰排戏，她是用口型说的。碧娅觉得安—玛丽长了一张猫脸，但非常漂亮，安—玛丽一直等到葬礼的戏结束，才说碧娅这个角色是无声胜有声。碧娅曾经很高兴自己不用说一句话，但现在忍不住想，如果偶尔能说上一两句也许就不会这么乏味了。

“怎么样啊，比西 [1] ？”

迪基的褐色夹克衫靠近她这边的口袋需要补补了，就在她看过去正好跟她眼睛齐平的地方。跟两星期前的那个星期天她最近一次看见时相比，它破得更厉害了。他没能力收拾自己的衣服，艾丽丝说。

“挺好的。”碧娅说。进训练大厅的第一天已经过去三个星期了，如今训练大厅早就被丢到了后面。他们挪到了片场的布景里，还有几天出去拍外景。

“上次你把我说的话告诉艾丽丝了吧，比西？你说我夸她了不起了吧？”

碧娅点点头，虽然是八月，但走在街上还是有些凉意。她把双手插进大衣口袋，大衣是艾丽丝担心下雨叫她带上的。上上个星期天她就对迪基说过已经把那句话告诉了艾丽丝。

“我告诉她了。”她又说了一遍。

迪基今天没有看见艾丽丝。上个星期天也没见着。他摁响门铃，碧娅通过对讲机跟他说话，他眼巴巴地等艾丽丝，两次都是这样。

“这么多年了，”他在街上说，“《舞台》杂志就是她的《圣经》。”

“是啊。”

没想到却是《舞台》帮上了忙。迪基继续说着这件事，碧娅想象着妈妈请他进去。她对自己说，妈妈早晚会告诉他的，在某个星期天。“我们必须告诉迪基。”艾丽丝在过去三个星期里说个不停——说安—玛丽一大早半睡半醒，刚翻开的报纸哗啦啦散落在柜台上，然后把散乱的页张胡乱地叠在一起；说汉斯先生和弹珠游戏；说那个老夫人死去时，笼中的金丝雀仍在歌唱。

“那些内容，你不担心吗？”在野趣公园里，碧娅给他看了剧本里的谋杀片段，他说，“如果你感到担心，就说出来，丫头。”

她绝不会说的。她没有告诉艾丽丝她梦见垃圾桶顶上的那条狗，在连续镜头中可以看见寄生虫在它的内脏里蠕动。在审片室，外面亮着红灯，她和别人一起坐着，不知道警察在垃圾桶顶上寻找什么，只看着摄像机在狗的内脏上方慢慢移动。她不知道那个老妇人为什么不停地用拐杖敲打窗户，为什么坐在那里不停地敲了又敲。“她是个偷窥者。”剧本里汉斯先生只说了这么一句，这幕混乱的剧情中没有碧娅，漫长的等待使无聊的感觉更加难熬。

“那个汉斯怎么样？”迪基问。

“还好。”碧娅没说自己不喜欢他。她说别人都叫他“汉斯先生”真是好笑。他的剧本里又增加了许多页，先是黄页，第二批是粉红色的。她自己的剧本里没有加页。在去片场或外景的路上，汉斯先生挨着她坐在公共汽车里时，她能看见他剧本边缘露出的颜色。汉斯先生总是坐在她旁边。艾丽丝说，他是想要了解她。

“艾丽丝认为他不错？”迪基问。

“是的。”

他们都认为他是好人。他们说他很用功，努力上进。“她活着的时候脾气不太好。”他说的是那个老妇人，就在碧娅从沙发上醒来的那个房间里议论她。他说话的时候经常不看你，声音近乎耳语，有时简直听不清。碧娅不知道为什么汉斯先生让她感到紧张，甚至第一天时就有这种感觉，也不明白他在公共汽车里坐在她身旁时，为什么总是用一根手指，一遍遍捋过缝在纯褐色围巾边缘的那个小商标的轮廓。每次旅途结束前，他都把浑浊的双眼从汽车窗户上挪开，手指不再移动。他凝视着她，什么话也不说，起初她以为他在练习角色。她见过他们这么做，反复排练，听对方念台词，然而公共汽车里似乎不是排练的地方。那个带沙发的房间在他家里，老妇人死亡那出戏之后，他带她过去，沙发很旧，已经凹陷了，窗台上有两个空牛奶瓶，窗台底下的地板上有猫屎。他们反复表演她醒来的那一幕，争取演得恰到好处。

“今天去看电影吧？”迪基提议道，“《火树银花》又上映了。”在电影院里，碧娅听着歌，尽量不去想明天又是乏味难耐，不去想公共汽车里汉斯先生让她感到紧张。他跪在沙发旁请求她原谅时，她尽量不去看他扁平额头上的汗水。在公共汽车里，或当他一言不发凝视自己时，她尽量不去听他说的那些她听不清楚的话。

“太棒了，不是吗？”朱迪·加兰最后一次唱歌，银幕上出现“全剧终”的字样时，迪基说。“我还有几个十字面包呢。”到了街上他又说，其实这天不是复活节，十字面包不合时宜。在他的卧室兼起居室里，他们把十字面包烤了烤，因为已经有点不新鲜了。他们蹲在地上，每人拿一把叉子，拨弄着电炉格栅上的面包。

卧室兼起居室里很暖和，迪基的大衣挂在门后的钉子上，他的床在斜窗底下，窗帘挂下来，使你不知道那里有暖气片。他有几小包果酱，黑莓和草莓，他让她选。

“还有果酱蛋糕。”他说完笑了起来。其实指的是吃了一半的果酱蛋糕。他留给她的。“艾丽丝今晚有事？”一切都弄完后，他问道，“她是出去了吗？”

碧娅摇摇头，可是当他们回到公寓，艾丽丝没有请迪基进去。艾丽丝还没有拿定主意，碧娅对自己说。后来，她上床后又把种种迹象回忆了一遍——艾丽丝说她们必须把试镜的事告诉迪基，后来又说了安—玛丽和报纸的事，然后说了金丝雀唱歌的事。可是当碧娅入睡后，梦见的并不是迪基回来了。她梦见在那个窗台有牛奶瓶的房间里，汉斯先生正在给她看他围巾上的那个标签，她嘴里不停地说她得走了。她一次次想从沙发上起来，却怎么也起不来。

“你想象你是在可怜汉斯先生。”罗兰德在审片室里把椅子转过来，面对碧娅说道。一条腿架在椅子扶手上，他最喜欢这样坐着。碧娅注意到他的耳环是个小十字架，这是她以前没有留意的。“这一段表现的是那种感觉，丫头。”

屏幕上，是昨天拍摄的汉斯先生从葬礼上离开的镜头，他一直往前走，穿过河边的街道和储气罐。突然，他的五官充斥了整个屏幕，看上去触目惊心，瘦削的面颊上泪光闪闪。

“这里要表现的是怜悯。”罗兰德说。

碧娅想要忘记汉斯先生哭泣的脸，虽然屏幕上已经一片空白，但那张脸在她眼前挥之不去。眼泪流到了他的嘴角，泪珠受到了阻碍，有的渗进下巴的细纹里。

“就像一只可怜的受了伤的小鸟。”罗兰德说，“一只断了翅膀的燕子。你为它感到可怜，因为别的燕子飞得快，能抢到面包屑。这下你明白了吧，碧娅？”

母亲严厉地看着她，使她想到了燕子圆溜溜的凝视的眼睛。碧娅知道艾丽丝之所以目光严厉，是不许她说自己不喜欢羽毛。正因为她讨厌羽毛，她们从来不把面包屑撒出去喂鸟。那次在特拉法加广场，鸽子纷纷扑来的阵势特别吓人，翅膀直接撞到你的脸上。“再也不来了，”迪基保证道，“你把坚果送给那边的那个小男孩吧。”可是就连这她也不愿意。她一分钟也不想再把坚果拿在手里了。

“我们来试试吧？”罗兰德说，“感觉一下同情？”

碧娅开始点头。“他为什么要谋杀她呢？”她问，心里一直弄不明白这件事。

“因为他觉得友情即将逝去。”罗兰德把腿从椅子的扶手上甩下来，“因为老妇人完全误解了他。明白了吗，丫头？”

碧娅说明白了，因为说别的似乎没什么意义。她曾经问过艾丽丝，垃圾桶顶上那条狗的尸体跟剧情有什么关系，狗是不是属于那个老妇人，艾丽丝说等影片剪辑完她们就能看懂了，她们就能明白安—玛丽整理报纸跟剧情有什么关系，还有在路灯旁垃圾箱里翻找剩菜剩饭的那个无家可归的女人，修整人行道的工人们，以及那个开褐红色汽车的男人。艾丽丝说，这些场景都不是按顺序拍摄的，所以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被投毒的那种酸奶是香蕉和番石榴味的，碧娅对自己说，她这辈子都不会再吃香蕉和番石榴味的酸奶了。一天早晨在公共汽车里，汉斯先生问她的校服是什么颜色，听他这么一问，她顿时紧张起来，却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她想站起来，想换一个座位，可是在公共汽车里走动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她不愿意那样。“只是假装一下，”另一天汉斯先生说，“只是假装一下，碧娅。”他这么说话真奇怪，那些话她早就知道了，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因为汉斯先生的声音那么低。

有一次公共汽车停下后，大家都下了车，碧娅和艾丽丝一起走向外景，她特别想说自己害怕汉斯先生，而且差点儿就说出了口。她刚开了个头，还好艾丽丝没有在听。碧娅立刻意识到幸亏如此。不然一切就都毁了。

“这次加油啦，丫头。”最后一天拍最后一个镜头时，罗兰德说。头发毛卷卷的男孩报出镜头编号，切下场记板，碧娅便听见摄像机轻微的嗡嗡声。在喝咖啡休息前他们已经排练过这一幕，后来又练了练，罗兰德把那番关于同情的话又说了一遍。

这个镜头碧娅并不能比排练时演得更好。“停！”头发毛卷卷的男孩不停地喊，罗兰德走到布景里，又跟碧娅说了说戏，艾丽丝也过来了，是罗兰德叫她来的。“对不起。”碧娅不停地说。

最后，负责化妆的姑娘来了。她们给她弄了假眼泪，摄像师说这样好多了。灯光师变换了灯光，效果变得柔和许多。

“这次我们加油干。”罗兰德说，头发毛卷卷的男孩举起场记板，又报出一个编号。“再来一次。”罗兰德说，碧娅已经记不清拍了多少镜头了。

午饭时间已过了十五分钟，他们才解散，朝餐车走去。艾丽丝面前放着鸡肉沙拉和土豆条，她正向无家可归的女人和警察分局局长回忆她在《Z汽车》里演的角色——当年她自己还是个孩子。碧娅已经听过好几遍，她不喜欢自己拿的甜豆香肠烤点心，便朝四处张望，想在没人注意特别是艾丽丝没发现的情况下把它丢掉。艾丽丝总是说要在餐车把肚子吃得饱饱的，省得回到公寓里再开火做饭。可是身边没有花瓶或消防水桶可以让碧娅把纸餐盘里的东西倒进去。碧娅到了外面，在停车的地方找到了垃圾箱。

然后，她不想再回餐车那儿了，因为别人会看到她什么都没吃，然后递过来许多她不想吃的东西。碧娅在空荡荡的布景里走来走去，她从来没有独自待在这里过。她从一个房间溜达到另一个房间，心里想着真可惜，很快就都要被拆掉了，其实无家可归的人可以在门廊里睡觉的，哪怕只睡一个晚上。

“喂。”一个声音说，接着碧娅听见了汉斯先生的脚步声，她知道他是来找她的。

那天晚上迪基也去参加晚会了。“你问问你父亲，”艾丽丝说，“这样才说得过去。”迪基立刻说好的好的。

“时间短，费用低！”罗兰德在讲话中大声感谢剧组人员，大家热烈鼓掌。

他们都到了拍摄现场——无家可归的女人，安—玛丽，分局局长，老妇人，开褐红色车的男人，一直在修人行道的工人们，搜查垃圾桶顶部的警察，汉斯先生。

他们围着汉斯先生开玩笑。他们说，这是他的大片，是他的杰作。“我听说过不少关于你的消息。”迪基对他说，碧娅认为其实他并没听说，但迪基一向很讲礼貌。他夹克衫口袋上的裂缝还没补好。那天迪基过来问好时，碧娅亲眼看见艾丽丝注意到了裂缝。

“下一个档期是怎么安排的呀？”分局局长问碧娅，“又挑好了一个角色，是不是？”

“都挑花眼了。”艾丽丝说，但碧娅心存疑虑，迪基问这次是什么呢？是一个小女星在迅速成长，分局局长说。

所有的技术人员和制作人员也都参加了晚会——音效师、摄像师和助理摄像师、布景设计师、女化妆师、女服装师、女场记。他们喝葡萄酒，有白的有红的，还有可口可乐或橘子汁，就着一盘盘冷食。迪基问那个眼镜上挂着链子的大块头女人是谁，艾丽丝说是制片人。“还记得《十号急诊室》的那个制片人吗？”

“哦，天哪，别提了！”

音乐响了起来。碧娅给迪基介绍布景：仍留有猫屎的汉斯先生的房间，楼梯，墙上挂着鹿茸的大厅，另一所房子的起居室——老妇人就是在那里用拐棍敲窗户的。“太棒了。”迪基不停地说。布景的一部分已经拆除了，艾丽丝走过去作了解释。

安迪和那个头发毛卷卷的男孩端来了葡萄酒和食物。罗兰德用老妇人的拐棍敲敲地面：虽然时间还早，他说，但他必须走了。他们的表现都很棒，他把每个人都夸了一遍。这部片子绝对火爆，家庭主妇必看。

人们大笑，又是一阵喝彩。罗兰德挥舞拐棍跟大家告别，然后把拐棍递给安迪。他走后，有人把音乐调高了。

趁没人注意，碧娅打开她拿的那个三明治。里面似乎是炒鸡蛋，于是她把它扔进了旁边的一个空纸板箱。她独自站在那里，被那些盆景遮挡着，盆景都收在一张桌上准备送还给“花卉商店”，其中一个盆景上拴着纸片，上面草草写着花店的名字。碧娅能看见迪基、艾丽丝和汉斯先生，音效师似乎在给他们讲故事。故事讲完时，听的人哈哈大笑，艾丽丝笑得最厉害，以她特有的方式仰面大笑。头发毛卷卷的男孩一边继续倒酒，一边向笑声传出的地方望去，自己也笑了起来，然后走过去给他们斟酒。

碧娅透过肥厚的绿叶往外张望，注视着正在恳切说话的汉斯先生，迪基在侧耳倾听。片刻之前，艾丽丝曾挽住迪基的胳膊，只挽了一秒钟，因为她的一只高跟鞋突然崴了一下。艾丽丝伸出手抓住迪基，迪基对她微笑，她自己也笑了笑。他们现在站的位置，正靠近那天下午汉斯先生说“你好”时碧娅所在的地方。

布景的那头，老妇人独自坐着，一根点燃的香烟，半杯葡萄酒。她浓妆艳抹的五官和染得绚丽的头发，看上去一点也不像那个窗边的老妇人，但尽管如此，她还是她。碧娅突然想走过去说她是对的。她想让她知道。她只想让一个人知道。

“喂，碧娅，”安迪说，“那是你爸爸吗？”

“是的。”

“他看上去很帅。样子很潇洒。”

“是啊。”

“但不是这一行的，对吗？不像你妈妈那样？”安迪伸手触摸一片树叶，用食指和拇指轻轻抚弄着，“你爸爸没准儿可以跑个龙套。谁说得准呢。”

安迪没有拿纸板夹和对讲机，看上去有点落寞，还穿着那件深蓝色运动衫，拍片的六个星期一直没换。她没喝葡萄酒，也没吃任何东西，也可能是因为在减肥。

“你想试试吗，碧娅？你觉得呢？”她自己试过一次，结果不了了之。她干不了表演这一行，虽然一开始是想往那方面发展的。“你不一样。”安迪说。

“是啊。”

告诉安迪也许更好。她可以说这件事必须保密，她只想让一个人知道。安迪特地过来向她表示友好，不告诉她似乎说不过去。

“也许我们后会有期。”安迪说，“反正我是这么希望的。”

“好的。”

“你演得不错。”

碧娅摇摇头。透过叶子，她看见汉斯先生把手伸出去，伸向她母亲，又伸向迪基。他们朝他微笑，然后他从晚会的人群中穿过去，跨越那些从一个布景房连向另一个布景房的电缆。偶尔他停下来跟人握手或接受拥抱。老妇人抬头看着他大笑，分享一个笑话。

“我必须告辞了。”安迪吻了吻碧娅，又说了一遍希望后会有期。

“我也希望。”碧娅想告诉安迪。可是安迪如果知道了，她即使想掩饰，也会在脸上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她很难不流露，如果有人问她是怎么回事，她难免会在不经意间说漏了嘴。

“干杯。”安迪说。

无家可归的女人也走了。在布景外面仍然放着摄像机的那个墙角，安—玛丽在和一个警察跳舞。迪基拎起艾丽丝的透明塑料雨衣，等着给艾丽丝穿上。“溜冰的时候见。”头发毛卷卷的男孩冲着汉斯先生的背影喊道，汉斯先生转身朝他挥挥手，便走出了灯火通明的晚会现场。

在火车上，艾丽丝向迪基介绍那些人都是谁，分别在剧中演什么角色，以及那些技术人员的身份。迪基不停地问这问那，让她继续说下去。

这是碧娅第一次乘火车离开片场。以前她总是乘公共汽车往返片场，赶赴外景。火车舒服多了，铁路沿线纷纷后退的房屋亮起了灯，虽然天已经黑了，还有些人待在自家的花园里。有时，火车停在一个郊区火车站，下车的人顺着站台走去，显得很疲惫。“说实在的，我觉得很开心。”迪基说。

他们搭了末班车去查默斯街，然后三个人一起步行回公寓。“进来吧，迪基？”艾丽丝邀请道。

她准备了迪基喜欢吃的麦片粥，放在厨房的桌子上做早饭用。碧娅看见迪基注意到了。

“晚安，丫头。”他说，碧娅亲了他一下，也亲了亲艾丽丝，因为艾丽丝说她太累了，就不进屋说晚安了。

碧娅洗了洗，叠好衣服，刷了牙。她关掉灯，心中猜想今天她的梦会有什么不同，并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哭出声来，生怕在睡意迷糊时把一切都给毁了。

哀悼

城里，邓曼韦路有一片灰色房产，他们住在拐角的那座房子里。一直住在那里。布洛根太太在那里生养了六个孩子。布洛根是议会的勤杂工，如今仍在屋后的小花园里种蔬菜，还种了几株金盏花。只有利亚姆·帕特还跟他们一起住在家里，他二十三岁，是最小的孩子，给包工头奥德怀尔打工。当利亚姆·帕特说他打算远离家乡时，他的母亲——父亲也是，却是以另一种方式——感到心烦意乱。“是去科克 [2] 吗？”母亲问。但利亚姆·帕特心里想的是英国。

德西·考格兰说能帮利亚姆安排妥当。德西·考格兰说，如果不是妻子拖累，而且又怀了孩子，他就自己去了。罗西塔根本动不了窝，根本不可能离开房子五米远，她的母亲就跟他们隔着两户人家。“没问题，你肯定能落下脚来。”德西·考格兰信心满满地预言，“不可能出岔子。”

利亚姆·帕特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雄心壮志。他只想发挥自己的能力。在基督教兄弟会里，他是班上表现最好的一个。专心听讲，虽然经常听得云里雾里。穆内神父不止一次夸奖他穿着去做弥撒的那件西装——是家里人传给他的，以及他每个星期天都戴的那条领带。“尊重，利亚姆·帕特，”穆内神父总是说，“你的老神父看到这份尊重，看到你把靴子擦亮，感到很受鼓舞呢。”实际上，利亚姆·帕特星期天穿着去做弥撒的不是靴子，而是鞋子，黑颜色的，打着补丁，也是家里人传给他的。鞋子不防潮，但这并不妨碍他下雨天也穿着它们，回家后往鞋里塞一些报纸。“啊，没问题，你挑个工种吧。”利亚姆·帕特问能否学一门手艺时，奥德怀尔说。他什么都想学——铺管子，砌墙，木工，油漆。这些活儿都近在手边，只要他能踏踏实实干好其中一件，就根本用不着跑那么远。私下里，奥德怀尔认为利亚姆·帕特脑子不太够用，干什么都不行，那么，看搅拌机总不会有错吧？“让大搅拌机转起来，让利亚姆·帕特·布洛根站在机器后面。”奥德怀尔在工人们为他盖房的工地上，喜欢说这样的玩笑话。“奥德怀尔就是这个德性。”德西·考格兰轻蔑地说。跟着奥德怀尔干，利亚姆·帕特恐怕只能一辈子翻铲湿水泥了。

德西也住在这片房子中。他是结婚入赘进来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买了栋房子。德西在兄弟会有一些宏伟的想法，一两杯酒下肚后，那些想法仍然存在。他长篇大论地说起极端共和运动的“那帮小子”和“那些关系”，俨然成了一个操纵全局的人。实际上他的本行是泥瓦匠。

“到了那儿就给那人打电话。”他告诉利亚姆·帕特，利亚姆·帕特就把号码记了下来。他一直都崇拜德西，德西追罗西塔·德鲁迪不费吹灰之力，最后把她娶到了手，德西虽然从没摸过曲棍球，却似乎知道比赛结果，他嘴里叼着香烟还能说话，声音压得很低，让你听不清他在说什么，眼睛眯起来强调他要透露的内容绝对是机密。有几个人说德西·考格兰光说不练，但利亚姆·帕特不这么看。

还不错，利亚姆·帕特在伦敦待了一星期后，在一张明信片上写道，有一个伙计来自利斯摩 [3] ，还有一个来自韦斯特米斯郡 [4] 。他在一个名叫哈克斯特的工头手下，开水泥搅拌机，填地基。他没有在短信上写他感到孤独。工钱是奥德怀尔给的两倍，他在卡片底部挤进这么一句，卡片上的图画是一个近卫兵站在岗亭里。

布洛根太太把卡片放在壁炉架上。她自己也感到孤独，她早就知道，最小的孩子走了，家里肯定冷清。布洛根去了外面的花园，尽量不去想伦敦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利亚姆·帕特跟他妈妈一样任性，布洛根先生想。脾气还不错，就是任性，他俩都是一样的红头发，不过布洛根太太的头发已经变得花白。他曾请求穆内神父找利亚姆·帕特谈谈，但根本没用。

从那之后，每过大约四个星期，利亚姆·帕特会在一个星期六晚上打来电话。他们总希望能听到他说打算回来，但他只是说一份活儿干完了，又开始了新的一份，每天早晨等着大卡车来接，从他住的地方开过半个伦敦城。认识德西·考格兰的那个人，像德西·考格兰说的那样给了他这份工作。利亚姆·帕特一到伦敦就给那个名叫菲尼的人打电话，“一位哈克斯特先生正在招年轻人。”菲尼说。在星期六的电话里——每次都是母亲先说，然后父亲再说一两句——利亚姆·帕特没有透露，他向哈克斯特打听学手艺的事时，工头说愿干就干、不干走人，他那儿需要的就是个打杂的。利亚姆·帕特也没有告诉父母，从他到包工队的第一天上午起，哈克斯特就一直跟他作对，在利亚姆·帕特看来根本毫无原因。包工队的工友们说，哈克斯特就喜欢这样跟某人作对。

他们没有探究为什么，利亚姆·帕特也没有。他们不知道，哈克斯特生活中的种种缺陷，必须有一个替罪羊来弥补——哈克斯特的老婆经常拒绝他自认为合理的卧室权利，这是种马和猎狗的失败。而且，监工的冷嘲热讽，华而不实的建筑师的挑剔，也都需要有人来补偿。哈克斯特是个黑胡子的大块头男人，干起活来像手下的人一样卖命，脱得只剩背心，一条黄铜皮带系住裤子以防滑脱。“这是个什么名字啊？”利亚姆·帕特把名字告诉他时，他这么说，并执意叫他米克。似乎是利亚姆·帕特脸上的雀斑激怒了哈克斯特，他虽然对爱尔兰口音早就熟悉，却硬让自己相信听不懂利亚姆·帕特的话。“哦，典型的爱尔兰人。”哈克斯特总是这么说，即使利亚姆·帕特做了某件聪明的事，比如在泥浆里放几块木板，让手推车在上面走。

利亚姆·帕特在哈克斯特手下干了六个星期后，那个名叫菲尼的人又找到他，在一个星期天给他打来电话。“混得怎么样？”菲尼问道，“稳定下来了吗，小伙子？”

利亚姆·帕特说还好，几天后，他跟包工队的另外两个爱尔兰小伙子一起，站在一家名叫马和马刺酒吧的吧台那儿，菲尼走了进来。“你干得怎么样？”菲尼作了自我介绍后问道。他五官干巴巴的，黑头发，额头上有个V型发尖。看模样像个神职人员，但他很快申明自己不是牧师。他在一家玻璃厂工作，他说。

他和他们三个都握了手，跟拉菲提和努南握手时，那热情劲儿不亚于跟利亚姆·帕特握手。他给他们买了酒，他们想掏钱时，他坚决不让，说绝不能让年轻人买单。他只希望有人作个伴儿，他说，“不然可怜的外乡人怎么混得下去呢？”

这句感叹得到了大家的共鸣。菲尼说，有一些人来找他，待不了几天就熬不住了。“想妈妈了。”他说，薄薄的嘴唇往后一咧，扯出一个笑容，拉菲提后来说这让他想起一条狗在叫。“一次，有个年轻人连火车都没敢下。”菲尼说。

从那之后，菲尼经常到马和马刺酒吧来逛逛。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他提一些问题，对谈话表露出兴趣，得知了哈克斯特在挑利亚姆·帕特的刺儿。他本人并不认识哈克斯特，他说。拉菲提和努南都向他解释，利亚姆·帕特完全有理由多诉诉苦，要知道，如果哈克斯特想找谁的麻烦，那可不是儿戏。菲尼深感同情，用他特有的方式抿紧嘴巴，厌恶地摇了摇头。拉菲提和努南推断，大概是因为听了这么些事，菲尼对利亚姆·帕特格外友好，超过了对他们俩，在这种情况下这也是公平的。

菲尼带利亚姆·帕特去看赛狗，给他找了个更好的住处，有一次利亚姆·帕特周转不开时还借钱给他，而且没有催他还。时间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如果没有哈克斯特，利亚姆·帕特的生活还算过得不错。“啊，没事，我很好。”星期六打电话回家时，他继续报喜不报忧，仍然不提他跟工头相处中的麻烦。但确实有几次闪过这样的念头：某个星期一早晨，不再等卡车把他接走，他已经受够了。

“那你怎么办呢，利亚姆·帕特？”菲尼在鲍勃餐厅问道，他周末经常跟利亚姆·帕特一起在这里吃饭。

“回家。”

菲尼点点头，然后叹了口气，顿了顿，说确实有这种事。他以前见过，一个凶狠霸道的工头，专门跟某个年轻人过不去。

“太过分了，我恨他。”

菲尼又一次沉默了。然后他说：

“他们瞧不起我们。”

“什么意思？”

“凡是带爱尔兰口音的人。就是那样。”

“你是指扔炸弹之类的事？”

“我的意思是，你在呼吸他们的空气，他们要管你收费。利亚姆·帕特，我第一次碰到你的时候，你那两个朋友不是说另一家酒吧不招待你们吗？”

“那是啤酒花酒吧。他们不招待穿工作服的人。”

菲尼探过身，隔着一盘炒肝和土豆。他把声音压得低低的。“我们走后，他们把餐具洗两遍。盘子，杯子，你喝酒的玻璃杯。有一次我在一家自助洗衣店，洗完衣服后把机器让给一个女人，我刚开口，她就说‘谢谢，不用’。”

利亚姆·帕特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但人们确实不友好。在包工队里还行，他和拉菲提、努南或菲尼一起出去时也没事。但人们看到你过来时，不笑，不点头，也不说话。他第一次租房的那个房东太太疑神疑鬼，每次他出门时她都守在客厅里，似乎生怕他卷了她的东西逃走。在菲尼帮他找的那个地方，一个并不住在那儿、不知其名的男人，每个星期天早晨过来，你把房钱给他，他给你写一张纸条。从来都不说一句话，利亚姆·帕特经常怀疑他是不是说话有障碍。虽然厨房里有别人的食物，虽然楼梯上、有时候头顶上传来脚步声，但利亚姆·帕特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都没有见到一个别的房客，也没有听见别人的说话声。楼下一个房间的窗帘一直拉得严严的，那窗帘你在外面也看得见，这更增加了房子死气沉沉的气氛。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菲尼说，“蠢得像猪一样。他们会写自己的名字吗？你可以看出他们在使劲地想。”

哈克斯特总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你给我动点脑子吧。”哈克斯特朝利亚姆·帕特嚷嚷，一旦有什么事不合心意就说爱尔兰的萝卜都比利亚姆有脑子。还有一次他说：“把那该死的小岛拖到大海里去算了。也让他们尝尝厉害。”

“我没法给你换工作，”菲尼说，“如果可能，我肯定会帮忙。”

“那，换个包工队呢？”

“也许再过两个星期会有机会。”

“太好了，换个包工队。”

“你认识麦克泰格吗？”

利亚姆·帕特摇摇头。他说菲尼已经问过他一次了。“麦克泰格手下有包工队吗？”他问。

“他是赌马经纪所的。如果你认识麦克泰格就好了。会有好处的，利亚姆·帕特。”

几天后，利亚姆正跟拉菲提和努南在马和马刺酒吧喝酒，菲尼过来了，然后，他和利亚姆·帕特一起走出了酒吧。

“咱们去喝一杯吧？”他提议道，利亚姆·帕特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出来的时候酒吧正在打烊，其他地方应该也关门了。“没问题。”菲尼说，完全不以为意。

“我还要赶末班车呢。还有十分钟了。”

“你可以在我们去的地方睡觉。绝对没问题，小伙子。”

他怀疑菲尼是不是喝醉了。他坚持说最好回自己床上睡觉，但菲尼似乎没听见他的话。他们拐进一条小巷，转到一座房子的后面。菲尼轻轻敲了敲玻璃窗，电视机里的说话声几乎立刻就停止了。房子的后门开了。

“这是利亚姆·帕特·布洛根。”菲尼说。

一个身材肥壮的中年男人站在长方形的光影里，红彤彤的大脸膛上是粗硬的浅色头发。他穿着黑色的毛线衫和长裤。

“是条硬汉。”他招呼利亚姆·帕特，伸出一只手，拇指边缘有一道正在愈合的伤疤。

“这位是麦克泰格先生，”菲尼结束了他的介绍，“我们路过这儿。”

麦克泰格先生领他们走进厨房。他打开两罐啤酒，递给客人一人一罐，自己从冰箱顶上又拿了一罐。是卡林啤酒，黑方。

“干得怎么样啊，利亚姆·帕特？”麦克泰格先生问。

利亚姆·帕特说还行，可是菲尼轻声否认了这一点。还是老一套，他汇报说，工头百般刁难一个爱尔兰小伙子。麦克泰格先生同情地摆动了一下硕大的方脑袋。他声音粗厚，似乎是从胸腔深处发出来的。是贝尔法斯特人，利亚姆·帕特习惯了他的口音后对自己说，一个城里人。

“房间还好吧？”麦克泰格先生出其不意地问道，“安顿下来了吗？”

利亚姆·帕特说房间不错。菲尼说：

“是麦克泰格先生帮你找的。”

“房间？”

“当然。”

“那座房子我熟悉。”麦克泰格先生说，却没有作更多的解释。他透露了一个赛马信息，牛顿阿伯特的卡桑德拉之友，第一场。

“把所有的钱都压上吧，利亚姆·帕特。”菲尼建议道，说完便哈哈大笑。他们只待了半个小时，然后顺着原路离开厨房，出门来到后院。在街上，菲尼说：

“你有麦克泰格先生罩着呢。”

利亚姆·帕特没听明白，但也没说。大概跟那个赛马信息有关吧，他暗想。他问，星期天早晨过来收房租的那个人是谁。

“我怎么知道呢，小伙子。”

“目前我好像是那里唯一的房客。似乎有几个房客搬走了。”

“这样你可清静了。”

“是很清静。”

那天晚上，利亚姆·帕特不得不走回住处。根本不可能在麦克泰格先生家睡觉。他走了将近两个小时，但夜晚很舒服，他并不介意走路。他把刚才的对话在脑海里过了一遍，想起麦克泰格先生那样关心他的生活，仍然感到迷惑不解。他一躺下就睡得很沉，因为太晚了，连衣服都没顾得上脱。

时间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利亚姆·帕特没有再看见菲尼。他住的那栋房子的另一间屋子又住进了人，但只住了一个周末，之后似乎又只剩他一个人了。在一个星期五，哈克斯特把拉菲提和努南的身份证还给了他们，说他们磨洋工。“如果你愿意就留下。”他对利亚姆·帕特说，利亚姆·帕特意识到工头哈克斯特不愿意他走，因为他充当着他的出气筒。可是没有了朋友，他感到孤单，而且内心总有一种怨恨的情绪在作祟，工头这样对他，使周围陌生人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扭曲。

“我想回去了。”后来有一天晚上在马和马刺酒吧门外碰到菲尼时，他说。他起初以为菲尼抱怨自助洗衣房的遭遇，以及盘子被清洗两遍的事是过于敏感了，但现在觉得那或许是真的。你在一家店里买包香烟，老板娘都不肯跟你聊几分钟，虽然你昨天刚进来过。这个城里唯一的好去处就是酒吧，你可以见到家乡的小伙子，可以轻松地说笑、玩闹一会儿，如果酒吧允许的话，还可以唱唱歌儿。可是深夜打烊之后，你还是一个人。

“你干吗要回去，孩子？”

“这里不适合我。”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当年也经常这么想。”

“这不是年轻人应该过的生活。”

“他们把你们赶了出去。他们折磨了我们整整八个世纪，现在又故伎重演。”

“他骂我妈妈是人渣。”

哈克斯特连给布洛根太太系鞋带都没资格，菲尼说。他以前见过这一套，他说。“他们都一个样儿，孩子。”

“再过几个星期，把这个活儿弄完就不干了。”

“你回家过圣诞节。”

“是的。”

他们在街上慢慢地走，酒吧的人散了，夜晚的空气潮湿而寒冷。黑暗中，菲尼在一盏不亮的路灯下停住脚步。他轻声说道：

“麦克泰格先生有事找你。”

听起来好像又是赛马信息，但菲尼说不是。他默默地往前走，利亚姆·帕特对自己说可能是一份新的工作，换一个工头。他思忖着。哈克斯特是最可恶的，但不仅仅是哈克斯特。利亚姆·帕特想家了，他想念那片房子，想念逢人便会跟你打招呼的小镇。来这里后，吃东西一直瞎对付，前一天晚上买来三明治，早上和中午拿它充饥，稍晚些再吃点汉堡和薯条，星期天去鲍勃餐厅吃一顿。来之前没想过这件事——吃什么，星期天怎么打发。有几次做弥撒时看见一个姑娘模样挺可心，每次都见着那个姑娘，面容娴静，头发扎在脑后。可是几星期前，他做完弥撒朝她走去时，她却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了。

“我不想找新的工作了。”他说。

“为什么呢，利亚姆·帕特？就因为他们让你遭了罪？”

“我记得你好像说麦克泰格先生——”

“啊，不是，不是。麦克泰格先生只是想起你曾经跟德西·考格兰一起发过小册子。”

他们仍在慢慢朝前走，菲尼控制着速度。

“当时我们还是小孩子呢。”利亚姆·帕特说，对方提到这件事令他吃惊。

“但你们还是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利亚姆·帕特没听明白。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谈起他还在兄弟会时候的事情，当时他和德西·考格兰经常把宣传自由的小册子塞进别人的信箱。天一黑就干，不让别人看见。是秘密活动，德西说，有两次他还提到迈克尔·科林斯 [5] 。

“麦克泰格先生带话过来了。”菲尼说。

“我们要去拜访吗？”

“他请我们喝啤酒。”

“我们到处发小册子的时候，只是在扮演英雄。”

“你做的这件事被人记住了。”

利亚姆·帕特从来不知道那些小册子是哪儿来的。德西·考格兰只说是兄弟们印的，但更有可能来自理发师高根，一个年迈的男人，在一九二一年丢了左手的四根手指。利亚姆·帕特经常发现德西从高根家出来，或在理发师招牌下的门口跟高根说话。高根虽然缺了手指，但并不妨碍他给人刮胡子和剪头发。

“进来吧。”麦克泰格先生给他们打开后门，邀请道，“今天晚上又冷又湿。”

他们又坐在厨房里了。麦克泰格先生递过来黑方卡林啤酒。

“你来干这件事吧，利亚姆。”

“什么事，麦克泰格先生？”

“菲尼会把详情告诉你。”

“问题是，我就要回爱尔兰了。”

“我就想到你要回去。‘有一个人要回家了。’我对自己说。菲尼，我是不是说过？”

“确实说过，麦克泰格先生。”

“我是在想，利亚姆，你在回去之前，可以帮我把那件小事做了。就像我们那天晚上商量的那样。”麦克泰格先生说，利亚姆·帕特怀疑那天晚上是不是啤酒喝多了，因为他根本不记得他们商量过什么事情。

菲尼打开窗帘一直紧闭的那个房间的门，把东西从地板下拿了出来。他没有开灯，只用手电筒照了照他掀开的地板下面。利亚姆·帕特看见了红色和黑色的电线，以及一个定时器的浅黄色表面。小事一桩，菲尼说着，关掉了手电筒。

利亚姆·帕特听见地板被放回原处。他走回房门外的走廊。然后和菲尼一起穿过门厅，上楼回到利亚姆·帕特的房间。

“把百叶窗拉下来，孩子。”菲尼说。

洗脸盆上方的镜子边沿下插着一张利亚姆·帕特母亲的照片，上面是他父亲的一张照片，露在外面的两个角已经卷了起来。他从爱尔兰带来的廉价的褐色手提箱，敞开着放在地板上，从自助洗衣店里取来的衣服堆在里面，还没有分拣整理。这箱子是在埃米特街的拉西店里买的，那是在他向奥德怀尔提出辞职的第二天。

“现在听我说。”菲尼说，在床上坐了下来。

弹簧发出刺耳的声音。菲尼伸出一只手，按住突然晃动的床头板。“我很高兴看到它。”他说，朝一张卡片偏了偏脑袋，利亚姆·帕特的母亲让利亚姆保证，在外面不管找到什么样的房间，都要把这张卡片摆出来。圣婴耶稣在圣母玛利亚的怀抱里幸福地举起两个胖乎乎的手指。

“我不打算做你们想的那件事。”利亚姆·帕特说。

“是麦克泰格先生把你弄过来的，孩子。”

菲尼皱缩的五官毫无表情。他身上那套牧师般的西装已经不成样子，胳膊肘都磨穿了。一条细得像鞋带一样的领带，从脏兮兮的衬衫领口间挂下来，那个小小的结硬邦邦、亮闪闪的。当他说到是麦克泰格先生把利亚姆·帕特带出来时，眼睛盯着自己的膝盖。利亚姆·帕特说：

“但我是自己过来的。”

菲尼仍在研究蒙住膝盖的黑色裤料，似乎担心那里也被磨破了，他摇了摇头。

“是麦克泰格先生搞定了这个房间。麦克泰格先生关照着你的生活。‘我喜欢利亚姆·帕特·布洛根那种类型。’这是他的原话，孩子。你和我，我们第一次去看他，他不是第二天一大早八点钟就给我打电话吗？你想知道他那次说了什么吗？”

“不，不想。”

“‘利亚姆·帕特·布洛根是条好汉。’这是他的原话。”

“但我还是不能做你们说的那件事。”

“听我说，孩子。他们没有你的记录。你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回家过圣诞节的爱尔兰小子。你明白我说的话吗，利亚姆·帕特？”

“我来这里之前，从没听说过麦克泰格先生。”

“他是你的朋友，利亚姆·帕特，我也是你的朋友。我是不是一直都够朋友，利亚姆·帕特？”

“绝对是的。”

“这就是我想说的。”

“我绝对没有勇气去扔炸弹。”

“是啊，有谁愿意这么做呢？在上帝的土地上，有谁愿意做这样的选择呢，孩子？”菲尼顿了顿。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捂在鼻子下面。在进入利亚姆·帕特的房间之后他第一次正面看着利亚姆。“不会有什么伤害的，孩子。没有生命危险，也不会受伤。不会有那样的事。”

利亚姆·帕特皱起眉头。他摇摇头，表示仍然迷惑不解。

“麦克泰格先生不会让任何人流血牺牲。”菲尼继续说道，“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星期天的城里总是一片死寂。但千万别把细节写下来。日期，时间，我跟你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能写。”他敲了敲脑袋侧面，“一个字都不能写，只能记在脑子里。”

菲尼继续说着。因为房间里没有椅子，利亚姆·帕特坐在地上，背靠墙壁。小事一桩，菲尼又说了一遍。他谈到麦克泰格先生，谈到麦克泰格先生拥有的使命，跟每一位值得尊敬的爱尔兰人的使命一样，离家越远，使命感越强。“明白我的话吗？”菲尼经常这么问，长篇大论里点缀着这样的问句，生怕对方没有理解需要搞清的内容。“乌尔夫·托恩 [6] 的梦，”他说，“伊萨克·巴特 [7] 和查尔斯·斯图亚特·巴涅尔 [8] 的梦。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勋爵 [9] 的梦。”这些名字使利亚姆·帕特想起了学生时代的往事，非神职教师里尔丹提问这些人的情况，咬住的胡须遮住了长长的上唇，细条子衣服上沾着一道粉笔灰。“你说的那个菲茨杰拉德也参与了伯爵的流亡 [10] 吗？”哈西塞有一次问，里尔丹一副倨傲的样子。“杀戮无辜者，”菲尼说，“血腥的星期天。”他谈到谎言和欺骗，谈到虚伪和背信弃义，谈到恃强凌弱，跟哈克斯特的霸道行径没有什么两样。“奥康内尔 [11] ，”他说，“皮尔斯 [12] ，迈克尔·科林斯。这些都是好汉，利亚姆·帕特，你会超越他们中间的一位。你会超越三米之高。”

就像一条鱼受到一只蚯蚓的诱惑同时又疑虑难消，利亚姆·帕特被菲尼滔滔不绝的话吸引住了。“上帝啊，你自己也会成为英雄。”当年他们分发小册子时，德西·考格兰有一天晚上这样称赞他。他见过路边纪念英雄生平的十字架，就在几星期前还看过那部电影。他头靠着墙，眼睛盯着菲尼，仿佛看见自己迈着迈克尔·科林斯那样矫健的步伐。菲尼的各种信誓旦旦的保证，以及菲尼举出的这些例子，激励了他，但他还是说道：

“但是，可能会有人经过。”

“不会有人经过的，孩子。之所以选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就是为了确保这一点。只有空荡荡的办公室，大楼里无人看守。绝对没问题。”

菲尼起身离开床板。他用手示意了一下，利亚姆·帕特站了起来。从现在起到动手的时候，这座房子里除了利亚姆·帕特不会有别人，菲尼说。什么也别写，他又叮嘱道。“你会被审问。警察可能会上火车。或者，他们会在你去的码头上。”

“那我对他们说什么呢？”

“就说你是回科克县的家里过圣诞节。就说你根本不知道他们问你的那些事情。从来都不知道。听都没听说过。”

“他们会问我认识你吗？他们会问我认识麦克泰格先生吗？”

“他们不会知道这些名字。如果他们向你打听名字，就说几个你们包工队的人，就说拉菲提和努南，说你在酒吧里听到过的名字。实在没办法了，就说菲尼和麦克泰格。他们不会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这些不是你们的名字吗？”

“凭什么是呢，孩子？”

利亚姆·帕特拒绝做这件事的决心起初并未动摇，但随着菲尼不停地说呀说，那些话在利亚姆·帕特的脑海里变成了画面，他自己始终处于事件的中心，他意识到了一种兴奋。工头哈克斯特不会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哈克斯特看到他还以为他跟以前一样。他买香烟或报纸时不跟他打招呼的那些人，也不会看出有什么两样。这兴奋带有一种力量，带有一种利亚姆·帕特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激奋。每天早晨他将揣着这个秘密去工地。他将带着秘密走过大街小巷，以前空无一物的内心藏着一股力量。“你身上有科克人的气质。”菲尼说，在窗帘紧闭的那个房间里，他向利亚姆·帕特交待了任务。

十六天过去了，被选定的那个星期天还没有到来。那段时间在马和马刺酒吧，利亚姆·帕特想学着菲尼和麦克泰格先生那样说话，用那种轻缓的语调，神神秘秘，字里行间含有某种隐秘的意思。他意识到自己情绪松弛，举手投足有了自信，比以前更容易加入别人的谈话。一天晚上，酒吧女招待朝他抛媚眼，就像多年前在布拉迪酒吧里罗西塔·德鲁迪朝德西·考格兰抛媚眼一样。

利亚姆·帕特没有再看见菲尼，因为菲尼提醒他不能再见。也没有看见麦克泰格先生。那个男人没来收房租，十六天里，房子里只有利亚姆·帕特一个人。他待在自己屋里，但有时会去掀起那几块锯开的地板，让自己熟悉一下要做的事情，确保运动包里有足够的空间，让计时钟放进去能方便设定。他没有在厨房里生火做饭，因为菲尼说过最好不要。他不太理解，但还是听从了吩咐，把它当成一项命令来接受，不提任何问题。他在屋里沏茶，在面包上抹黄油，在黄油上撒糖霜，打开青豆罐头和汤罐头，不加热就吃。那个选定的星期天要走的路线，他一共走了五趟，像菲尼建议的那样计算时间，渐渐对这条路线了如指掌，能敏感地觉察到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化。

在那个星期天之前的星期六，他收拾好手提箱，把它拎到城市那头尤斯顿火车站的一个储物柜里，这也是听从菲尼的吩咐。回到房子里，他把已经打开的罐头和吃剩的食物收拾起来，装满一个购物袋，扔到了另一条街道的垃圾桶里。第二天，他一点钟在鲍勃餐厅吃了午饭，这是他最后一次在这里吃饭了。这里的人比以前友好了。

他最后一次离开住处时，屋里已没有任何属于他的东西了，整座房子里也没有。菲尼叫他用放在楼梯底部做清洁用的飞利浦吸尘器打扫一下房间。菲尼说要彻底打扫，每个表面都不能放过，利亚姆·帕特照办了，他用的是不带吸尘管的小圆刷子。这是为了自我保护。菲尼还建议他最后用纸巾擦擦每个门的把手，以及他可能接触过的所有地方。

七点过后，他又练习了一下定时。他想在楼下的房间里抽一根烟，然而没有，因为菲尼说过不能。他拉上运动包的拉链，背着它离开了房子。到了外面，他点上一根烟。

在去往两条街外的公共汽车站的路上，他把房子的钥匙扔进了一条阴沟，这也是按吩咐行事。当菲尼建议他把家具表面擦拭干净、确保不留下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东西时，利亚姆·帕特似乎觉得麦克泰格先生不会操心这些琐事，麦克泰格先生只对完成任务感兴趣。他来到公共汽车的上层，在后面坐了下来。一对男女在下一站下去了，车上只剩下他一个人。

就在这时，利亚姆·帕特开始感到害怕了。在哈克斯特面前占个上风，知道一些哈克斯特不知道的秘密倒是不错，得到酒吧女招待的笑容也不错，但是带着装炸药的运动包坐在公共汽车上，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他坐在地板上，头靠着墙，听菲尼说话时的那股兴奋劲儿，已经荡然无存。麦克泰格先生慧眼识英雄的说法，现在想来已不是那么回事，当他试图想象自己穿着迈克尔·科林斯的风衣，踏着迈克尔·科林斯的步伐时，却已完全想象不出。菲尼说他身上有科克人的气质，这句话听起来也毫无意义。

他坐在那里，运动包放在地上，用双脚把它夹住。两条手臂突然感到一种倦意，一时间竟以为自己无法把它们举起，试了试，倒也没有问题，但那种倦意仍未消除。片刻之后，他感到一阵恶心，不由得闭上了双眼。

公共汽车颠簸晃荡着穿过星期天晚上空荡荡的街道，慢慢停靠在汽车站旁，发动机颤动着，利亚姆·帕特放在双膝间的那只手反复伸下去抓运动包的把手，把包放得更平稳些。他想下车，他想三步两步奔下座位旁边的楼梯，不等车停下就跳车而去，把运动包留在车上。虽然不能理解，但他感觉到了：这一切曾经发生过，他的恐惧突如其来，是因为他正在重新经历以前已然经历过的事情。

两个女孩一边闲聊一边走上楼梯，一直走到车的后面。她们咯咯笑着坐了下来，其中一个笑弯了腰，无法控制自己。另一个还在继续说着，也笑得不行，但利亚姆·帕特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售票员过来让她们买票，他走后，她们发现想抽烟却没有打火机。那个笑得特别厉害的坐在里面，紧靠窗户。另一个站起身，问利亚姆·帕特有没有打火机，他递给她一盒火柴，她说：“谢谢。”他因为手在发抖，没有划火柴，但尽管如此，她也肯定看到了。“谢谢。”她又说了一遍。

很可能是在做梦。他可能梦见过自己带着包坐在公共汽车上。他可能做完一个梦就把它忘了，经常会有这样的事。他最后一次见到菲尼的那个晚上，就似乎梦见自己在一辆公共汽车上，他想回忆第二天早晨从梦中醒来的情景，却想不起来了。

坐在窗边的女孩扭过头来，似乎听说了利亚姆·帕特递给她朋友一盒火柴，而不是替她划着一根，她们会因为这个记住他的。刚才走近他的那个女孩会记得这个运动包。过了几站，她们俩下车了，还是那个女孩说了句：“开心点哦。”

这不是梦。而是几个月前摊在厨房桌上的那份《考察报》，父亲看着葬礼的报道连连摇头，质问为什么不能让那些人独自忧伤，为什么陌生人们挤在那里抢着搬棺材。“上帝啊！上帝啊！”父亲愤怒地感叹道。

这种事不是第一次。那也是一个星期天晚上，另一个小伙子，另一辆公共汽车。利亚姆·帕特努力回忆那个小伙子的名字，但想不起来了。“可怜的冷血英雄。”父亲说。

另一个德西·考格兰扮演英雄，搞定了一切，联系了另一个高根，联系了那些兄弟，他们排着队出现在葬礼上。另一个哈克斯特被专门挑选出来。另一个菲尼说事后完全来得及去尤斯顿火车站，十点整的火车，没有生命危险，身体也不会受伤。人行道和马路上的碎片残渣被收拢起来，皮肉和骨头，一个钱包的残片在四十米以外。

大本钟敲响八点时，他下车了，让手里的运动包跟身体保持一点距离，虽然知道这种以防万一的做法毫无意义。双手不再发抖，胃里的难受劲儿也过去了，但他仍然害怕，刚才在公共汽车上开始的那种恐惧，已在他内心扎下了根。

离大本钟敲响的地方不远处，河上有一座桥。他曾经跟拉菲提和努南走过这座桥，那时他刚来伦敦一个星期，他们以为是往福尔哈姆去，结果完全走错了。此刻，他知道该往哪儿走，但到了河堤上，却不得不停下来等待，因为周围有人，还有一辆辆汽车驶过。当那一刻到来，他把包放在河堤隆起的顶部时，又有一辆车开过，他以为车会停住返回来，车里的人会知道。但车继续往前开，包落进河里，几乎没有溅起水花，什么事也没发生。

奥德怀尔有工作给他干，但必须等到三月份年迈的霍伊尼到了退休年龄。还是操纵搅拌机，给屋顶涂柏油，一天结束后扫扫院子。他会干得很好的，奥德怀尔说。等着瞧吧，谁知道呢，再过一阵，利亚姆·帕特说不定能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他没有因为利亚姆·帕特擅自离开了一段时间而耿耿于怀。

“管住嘴巴，别乱说。”利亚姆·帕特意外回家的那天晚上，布洛根太太在安静的时候警告丈夫。利亚姆本来可以走他出去时的那条路，途经维克斯福德回来的，却拐了一个大弯，这使他们感到吃惊。“我没有赶上七点钟的火车。”他撒了个谎，布洛根太太知道他没说实话，因为她对自己的孩子有一种直觉。他这次突然回来，可能跟某个女孩子有关，她猜想。但她没有深究。

“是啊，不是每个人都合适的。”德西·考格兰在布拉迪酒吧里说。罗西塔现在随时都会有情况，他严阵以待。他从没见过像罗西塔这么容易怀孕的女人，他说。他没有问利亚姆·帕特有没有用到他给的那个电话号码，是不是通过那个电话找到的工作。“恐怕要生十四个才罢休呢。”他说，罗西塔自己就有十一个兄弟姐妹。

利亚姆·帕特无论是在家，还是对奥德怀尔，对德西·考格兰，都没有多说什么。老霍伊尼在奥德怀尔手下干完退休前的最后几个月时，日子过得有些沉闷。老霍伊尼一辈子没有长进，一直是个打杂的小工，利亚姆·帕特知道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出息。

他每天下午顺着蒙特罗斯路往外走，寒冷的季节，凛冽的风像刀子一样吹着他的手和脸。在一月和较为暖和的二月，他每天都走过蒙特罗斯大教堂锈迹斑斑的大门和通往巴里芬的路标，他想到那场葬礼，一些不受欢迎的人出现在葬礼上，有时他仿佛看到那是他自己的葬礼。

他一辈子都不能告诉别人。永远不能描述那座寂静的房子和麦克泰格先生严肃的面容，或复述菲尼说过的那些话。他永远不能说起公共汽车上的那两个女孩，说起他当时怎么无法划着一根火柴，说起他是怎么突然意识到这是第二次尝试。他永远不能说他站在那里，把运动包放在河堤上，包落水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也不能说他走开时在哭泣，泪水顺着面颊流下来，落在衣服上，他为那个扔炸弹的人哭，那个人险些就是他自己。

他差点儿把包留在公共汽车上，他曾经这么想过。他差点儿冲下楼梯，迅速跳下汽车。但是他在恐惧中找到了一丝残存的勇气，而这跟那个男孩有关：他现在知道了，而且将会记住这种感觉。他是在哀悼那个男孩，他险些就会这样哀悼自己。

散步时，坐下来吃饭时，听父母谈话时，哀悼的情绪挥之不去，隐秘，孤单。在布拉迪酒吧，在他帮母亲买东西的小镇店铺里。当他重新为奥德怀尔操纵水泥搅拌机时，当他在严寒酷暑中翻铲湿水泥时。在蒙特罗斯路上，利亚姆·帕特没有迈着迈克尔·科林斯那样的步伐，而是纳闷他在恐惧中如何保留了那点勇气，并祈求他的哀悼永远不要结束。

生意上的朋友

整个夏季都在演《苍白的浅影》时，他们相爱了。托尼·奥兰多唱《大橡树上的黄丝带》时，他们结婚了。如今，这些曲调已成为被淡忘的记忆，几乎无影无踪，他们忘记了普洛克·哈伦、苏西·奎特罗和兄弟情，很久以前就把兴趣转向了勃拉姆斯。

婚姻维持得不错，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每一个阶段都顺顺当当地过来了。柯辽恩回忆起，新婚的丈夫在他们第一次派对上口无遮拦地抱怨她没有亲手做空心甜饼时，她曾那样大发雷霆，不禁哑然失笑。詹姆斯也曾道歉说，他当时因为咖啡洒在派德布里的《快乐园丁》上就摔门而去，实在做得荒唐；后来在里昂火车站错过晚班列车时他竟然那么不冷静，也很荒唐；还有，工人把瓷砖铺错，他们那样大吵大闹，也是滑稽可笑的。

敏感处迅速显露出来，火热的激情让位给了天伦之乐和家庭压力——三个孩子逐渐长大，他们的祖父母一天天老去。孩子们又长大了一些，一位祖父进了夕阳红疗养院，一位祖母进了老年关爱中心，家中便平静下来。中年生活的主旋律是互相迁就和让步；婚姻占据优势，并最终获胜。经历了战争，熬过了三伏天的倦怠，如今的爱情似乎比以前更牢靠了。

柯辽恩依旧那么苗条，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依旧偶尔露出吃惊的神情。她的美并未消失：精致的五官——古典美的挺直的鼻梁，轮廓精巧的嘴唇——还跟以前没有两样，而那些细密的皱纹也别有一种魅力。她庆幸自己没有嫁给另一个人，并从未想过出轨。她知道——用不着问——丈夫也从未对她不忠。

丈夫从事的是出版物和手稿的收藏。同时，他还和柯辽恩一起开办星号出版社，出版当红诗人的作品，中篇小说、短篇故事，偶尔还有某位作家十几二十页的回忆录，而那位作家的地位足以保证收藏者对回忆录的兴趣。他们是在家里做事——伦敦西南部一座乡间的老房子，离泰晤士河不远。参加地方拍卖会，寻觅被遗忘的善本和在世或已故文人的书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星号出版社的要求——选择字体和装帧、合适的纸张颜色和重量、邮购业务。每六个月左右，就会出版一本结合了两种生计来源的目录。

许多年前，出版物和其他珍稀善本的生意把米钦索普带到他们身边，他专攻所谓的十九世纪的纸片文字。一个“生意上的朋友”，詹姆斯这么说他，其实这个称呼远不足以概括他。早在孩子们还没出生、祖父母的葬礼还未举行时，米钦索普就定期出现在他们泰晤士河附近的家中，每次来都因为一些特别的纸片文字而兴奋不已，最让他高兴的，是他发现的东西挑战或质疑了学术界公认的观点。不管什么都行，因为不管什么都是特别的，或因为到了米钦索普手里而变得特别。他珍爱地摊出几封支离破碎的信件；只开了个头的狄更斯作品的某章；没有写完、划掉了又重新开始的柯勒律治诗作；一张给裁缝的字条儿；一页账单上的签名。都拿出来让詹姆斯和柯辽恩过目和欣赏。

米钦索普基本上只说他自己的事。评论维多利亚时期的某位作者写“l”和“y”时的笔画与众不同，然后把话题扯到自己身上，大谈特谈他写字母时的笔画也是那样或不是那样。听了关于天气的评论或预测，他回忆起有一次在威尼斯寻觅约翰·克劳斯的纸片文字，大雨下了六天，导致运河水位暴涨，他被困在旅馆里，手头没有别的读物，只能把切斯特顿写的勃朗宁传记又看了一遍，其实他第一遍看的时候并不喜欢。如果预报有霜冻，他就回忆自己曾有一次因霜冻而患病。他有个叔叔在风暴中死于非命，被一棵樱桃树的树枝砸中。

米钦索普第一次成为生意上的朋友时，已经有点“婴儿肥”，现在更胖了。挂在脸周围的那圈赘肉白白的。镜片后的眼睛很小，是一种暗蓝灰色。年轻时，他的头发按惯例剪得很短；如今已然变得灰白，那样乱蓬蓬地盖住耳朵，柯辽恩听见她那爱搞笑的儿子说米钦索普活像《新约》里的一个圣徒。米钦索普本人如果听到这话倒不会介意，但可能会回忆起他上学时写过的一篇文章，是关于“最后的晚餐”的，还获了奖。他喜欢别人说到他，即便是贬损的话他也几乎听不出来。

第二个孩子三岁的时候，有一天柯辽恩走进起居室，听见米钦索普在解释他为什么不能吃牡蛎。他回忆说，在没发现自己不能吃牡蛎之前，曾经吃过几次，差点儿把命送了。接着，仍然顺着他的消化功能这一话题，谈到了小时候有一个裁缝喜欢上了他，每次他去她家玩，裁缝都准备了一些岩皮饼给他吃。岩皮饼倒没什么不良反应，尽管他有一次一口气吃了七个。然后，他改变话题，但表情和语调并没有变，开始讲述他第一次戴眼镜时感到一切都倾斜了——整个房间、路灯、脚下的人行道。这又使他想起有人唱过，“我们看到世界的样子，是上帝让我们看到的样子”。有一次在动物园他眼睁睁地看着一只猩猩逃跑。有一天在街上他认出了已故的鲍里斯·卡洛夫。他经常谈到侍者——上个星期的那个侍者多么娴熟或多么粗心，当时他吃了什么，和谁在一起。陪他一起吃饭的都是生意上的人，在喝汤、吃主菜和布丁时买卖就谈成了。

过去，米钦索普的穿着看起来较为普通：那些衣服在年轻人身上几乎毫不显眼——牛仔裤和T恤衫——如今跟长长的花白头发配在一起，就比较扎眼了，似乎它们想要发表某个观点，或传播某种错误思想。跟它们搭配的还有厚厚的毛线衫，胸前一排角质纽扣。

“我们大概都是别人拿不出手的朋友。”柯辽恩曾说过这么一句，把丈夫和孩子们都逗得哈哈大笑，因为柯辽恩自己是绝对拿得出手的。

孩子们如今已长大成人——爱搞笑的男孩，两个较小的女孩——他们早就把米钦索普看得像父母家里那些熟悉的家具摆设一样了。像是某件很久以前就在那里的东西，如厅里的纽扣沙发，楼梯墙上那副丑陋的骡子拉车的图画，二楼平台上的那张书桌。在三个孩子的整个生活中，米钦索普都常来常往，有时不请自来，一来就开始讲述他旅途中的某个细节。“哦，上帝，那家伙又来了！”孩子们喊，小时候这么喊，后来大了也这么喊。其实米钦索普不怎么留意他们，似乎都分辨不出哪个是哪个。直到现在，孩子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还像以前一样感到纳闷，他怎么一直是父母家一个受欢迎的访客呢？这件事让他们感到迷惑，接着就被打包放到一边，又是一件代沟带来的蹊跷小事。

如今，孩子们自己也成了访客，生病了、恋爱不顺心了才会回来，却经常什么都不说就又走了；或者，他们，三个孩子都是，为了照顾母亲和父亲的感情而回来。二月一个阴雨的周末，他们回来一起吃星期天的午饭，庆祝母亲五十一岁生日，这将是他们在这座房子里最后一次庆生，因为在住了差不多二十五年之后，终于要搬家了。“现在你们都撇下我们走了，”柯辽恩曾说，“我们像两粒老豌豆，一摇哗哗响。”两天前，他们给苏塞克斯郡的一座改建烘炉房报了价。明天就能知道对方是否接受了。

柯辽恩已经暗自决定，如果对方不接受，她就想办法多筹些钱，支付对方所要的价格。她的童年时代就是在乡村度过的，她已经在考虑要不要养一条狗——西班牙猎犬——她曾经养过。孩子们都离家后，手头的时间多了起来；她还想再亲手种菜，栽一些芦笋，培育银莲花、铁线莲和菟葵。她本能地知道她会从中得到快乐。

孩子们走后，在漫长的黄昏，这座几个孩子在此出生的房子重新变得安静，柯辽恩畅想着这样的前景，心中感到愉悦。她穿着特地为生日午宴买的一条裙子，深浅不同的两种绿色，脖子上系着一条常春藤图案的丝巾。起居室里堆放着她收到的礼物，地上是撕开的硬纸包装盒，四种不同的彩色包装纸等着被折起来，圣诞节的时候可以再用。收到的卡片在壁炉架上。她跪在壁炉前的地毯上，身边是一个罗塞尔牌的胡椒磨，那个新的黄色咖啡机在她平常坐的扶手椅上，旁边放着马勒的第六交响曲的唱片。无烟燃料的火光把一丝热气投射在她身上。

柯辽恩想念她的孩子们。就是因为想念他们，她才考虑买烘炉房，考虑种菜种花。没准儿孩子们也会受到吸引，经常到那里去，会比到伦敦这座房子来的次数频繁，他们会喜欢在乡村避暑，而在肃杀的冬天，树木光秃秃的，褐色的篱笆落光了树叶，他们周末可以在乡间小道上散步。有时候她想念自己的孩子们，希望时间倒退，回到孩子们的喜怒哀乐很容易抚慰的时候，回到孩子们给予她那么多馈赠的时候，那些馈赠是一个丈夫无法给予的，哪怕是最慷慨的丈夫。曾经有过一次流产，詹姆斯和她自己从来不提；活着的几个孩子都不知道。

她忍住突如其来的一阵忧伤，又想起了一座尚不存在的花园里的四季变换，想起了把星号出版社的所有装备都摆在楼上的房间里。她不再跪着，把后背靠在椅子扶手上，双腿挪到一边，让自己更舒服些。她的眼皮垂了下来。

米钦索普按门铃的方式很独特，至少在这个家里足以表明是谁来了：短促的一声，比大多数人都短，而且绝不再按第二次。米钦索普知道门铃声每个房间都能听见，如果无人应答，就说明家里没人，尽管有几盏灯亮着。

正在打盹儿的柯辽恩受到惊扰，想象着米钦索普已经进了房间，并像她的孩子们那样抱着一个包装艳丽的礼物。这种半梦半醒、不真实的幻觉又持续了一会儿。她仿佛看见自己感激地拥抱米钦索普——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举动——并听见自己为访客带来的礼物而惊呼。

暮色转化为夜色。她往炉子里添了些煤，然后把三个窗户的窗帘都拉上了。楼下的客厅门被重重地关上。几分钟后，米钦索普穿着他那件黑色的长大衣站在起居室的门口，手里没拿礼物。

“我就知道它准在那儿。”他对着空气说，一贯如此，不专门对任何人，“两个月前的葬礼，八号处理藏书。他们根本不懂。那么多东西，他们根本不懂。就随便我挑了。”

他没有脱掉大衣。有时候他喜欢那样。他坐下了，嘴里仍在说着，说他在那个镇上的禁酒旅馆住了一夜，是那里唯一的一家旅馆。只有他和一个当地书商去谈买卖，而书商只要哈代的书。米钦索普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一边说话，一边擦拭眼镜，又仔细地戴上。

“那一路真够戗。换了两次车，一棵树倒在了易明顿的路上。当然啦，我有格罗史密斯的东西要做注解。”

詹姆斯一边倒酒，一边点了点头。他浅色的头发已经毫无特征，而且从前额往后秃了；他穿着浅黄褐色的条绒长裤，格子图案的厚衬衫，浅黄褐色的毛线衣，背有点儿驼了。

“柯辽恩过生日。”他说，递给米钦索普一杯干白葡萄酒。

然而，除了他自己之外的任何事或人都不会影响到米钦索普。他的表层很深，即使对他的了解再深入，也得不到比最初印象更多的东西。在网上闲逛是他的爱好，他有时候说。

因为午饭时喝了红酒，柯辽恩仍然感到有点儿头晕，面对詹姆斯递来的酒杯，她摇头谢绝，开始整理房间。米钦索普说他逐渐有了一个想法：康拉德跟一个名叫罗莎·胡戈沃夫的女人有通信往来。

“后来住在阿根廷，至于为什么，还是一个谜。我在网上查了那个名字。”

柯辽恩想知道他有没有发现她把一台黄色咖啡机搬到了房间那头，有没有留意她正在把地上残缺不全的硬纸包装盒收集起来。她清走了壁炉架上的生日贺卡。

“是匈牙利的某个女人。”米钦索普正在说，“听她的声音，像是罗莎·胡戈沃夫的孙女。”

他接受了倒给他的葡萄酒，柯辽恩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在这里，接着意识到是为了讲述他的这趟旅途和他捞到的宝贝。有人曾经拜访过他的公寓，看见冰箱开着，里面只有孤零零的一瓶牛奶，盘子里放着没煮过的香肠和仍包着锡箔的黄油。米钦索普未婚，似乎从未跟任何人——不管男人或女人——有过所谓的感情关系。这是想当然的推测，但推测得很有把握，而且与已知的事实并不矛盾。

柯辽恩又坐了下来。谈话声轻了，变成一片模糊的低语，她没往耳朵里去。她对米钦索普没有反感，从来没有；他构不成任何威胁。有时候她甚至认为他并不令人讨厌，只是那么一个存在，一双浅蓝灰色的小眼睛，少年般的头发，看上去像《圣经》里的人。她不明白是怎么知道他爱自己的。

“我倒不是觉得自己老了。”她突然听见他说，心想他是不是终于明白这家里有人过生日，并说自己的生日是在八月——他以前说过一次。“那个女人在米什科尔茨市。有点儿英国血统。”

在柯辽恩的记忆中，他从未与她对视过，他不喜欢与任何人对视；然而她还是知道。好几年了——还有以前，因为她感觉时间还要更长一些——有一些东西直到今天都看似匪夷所思：米钦索普竟然能爱上某人，令人难以置信；他竟然能做得这样神秘，令人难以置信。柯辽恩焚烧她收集的硬纸板，继续不去听他们的谈话，但她又一次猜想他是否意识到她感觉出了他的爱慕。

“我们终于可以把房子卖掉了。”

她听见詹姆斯在传达这个消息，抬头看见它隐隐刺激着米钦索普肥胖的五官，如同他被迫去关注自己完全不感兴趣的事情时那样。

“我们找到了一座烘炉房。”她亲口说道。

这会儿的反应不同了。柯辽恩认识米钦索普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他让自己的嘴巴张到表示吃惊的程度，而且没有合上。一双小眼睛气狠狠地瞪着空气。他坐着一动也不动，一只手攥着另一只手，两只手都压在胸口。

“在乡下吗？”

“是啊，苏塞克斯郡。”

停顿了一会儿，恢复了常态。米钦索普站了起来。“我的祖上也来自苏塞克斯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米钦索普麦芽酒。”

“我们会想念你的。”柯辽恩注意到自己的声音像她的一个孩子一样调皮。对方没有反过来说会想念他们。这位两手空空的访客沉默良久。但是他在离开前又说了一通因特网的事。

五天后的早晨，柯辽恩一边倒咖啡，一边等着听清早那通电话的内容。只有米钦索普会在五点到八点间跟他们联系。偶尔还会更早。

“他去看过了。”

“什么？看过什么？”

“那座烘炉房。他去过那儿。嗯，大概到了那附近吧。反正他去看过了。”

“可是，为什么呀？”

“这完全不像他的风格，但他竟然去了。大概是我把地址告诉他的。他倒是没问。”

“你是说他跑去那里，莫名其妙地打扰那些人？”

“他只是说他去看过了。”

柯辽恩感到一丝不安。承认米钦索普暗恋自己会令她沾沾自喜。但若是承认米钦索普从未表白，一切都只是她女性的直觉，则难免会陷于尴尬。是不是她自作多情呢？或者，说得更狠一点，是一个迟暮美人渴望别人的关注？“哦，不会吧。”柯辽恩仿佛听见詹姆斯表示异议，这样一来，暗自发笑的就是他了。还是不提为好，她总是这么想。

两天后的下午，他们又去看那座买下的房子，接待他们的是一个老人，叫维特里奇先生，以前没有见过，他的女儿女婿带他们俩四处看了看。他们可以量尺寸，小声谈论希望做哪些结构上的改变。

“真高兴你们的朋友也喜欢这里。”他们看完后，老人守着托盘上的几杯茶在楼下等他们，说道。

不住地道歉，还有听上去牵强的解释。真是乱弹琴，詹姆斯含混地嘀咕。

“哦，天哪，绝对不是！似乎米钦索普家族就有烘炉房。他还提到了米钦索普麦芽酒。”

花园基本上就是一片荒地，只有几棵灌木。目前的住户是一九六一年搬来的。维特里奇在妻子死后住了进来。他们一边喝茶一边聊着这些，还谈到十大功劳长势喜人，谈到冬石楠。可是柯辽恩和詹姆斯看不到什么石楠，不管是冬石楠还是夏石楠，在铺着鹅卵石的院子里，砖砌的苗圃间一片荒芜。

“毛脚燕每年都来做窝，但并不令人讨厌，”老人让他们放心，“实际上我真想一直待在这儿。”他点点头，又耸耸肩否定自己的愿望。“可是我们需要离人和事近一些呀。倒不是说这里完全与世隔绝。唉，我真是不想离开啊。”

“对不起，我们夺人所爱了。”詹姆斯笑着说，再次表示歉意。

“哦，天哪，别这么说！我只是说这里是个快乐的地方，希望你们住在这里也快乐。小路尽头有一趟公共汽车定时经过。我跟你们那位朋友说过了，因为他说他不开车。”

“是啊，他大概会来看我们呢。”柯辽恩笑了起来，但她知道米钦索普不是喜欢乡村的人，怀疑他不会经常来访——她注意到詹姆斯也这么想。多年的交往看来已经结束，生活格局发生了改变，友情难以为继。

“你们的朋友对户外厕所很感兴趣。”

“你打算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柯辽恩盯着那张肿胀的脸，但是那双死鱼眼睛也那么呆滞。他解释说他去奈特敦考察一家图书馆，碰巧到了那所烘炉房附近，他的声音跟平常一样毫无生气。

“离那儿不到十五分钟。没什么有趣的东西。白跑一趟，真是恼火，我对自己说。”

“你对那个老头提到改造户外厕所？”

“我喜欢小的生活方式。喜欢小巧紧凑，喜欢周围的东西井井有条。东西用完就扔，从来不存。那一直是我的风格，大家都知道的。”

“我们没有打算改造户外厕所。”

米钦索普没有回答。他摘下眼镜，举得远远的看着。然后又把眼镜戴上，说道：

“你们猜我弄到了马多克斯·福德的什么宝贝？还记得马多克斯·福德吧？”

“我们从没谈到过你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没法知道他有没有听见这句话，有没有微微点头。柯辽恩了解到米钦索普麦芽酒是在马尔斯费德酿造的，但那是很久以前了。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有一两代人酿过麦芽酒。

“我一直不太感兴趣的。也是碰巧了，突然就看到了那个姓氏。我相信是在洛克的《外省札记》里。”

“我们五月份就搬过去。”

福德的那本书污迹斑斑，卷首的图片也掉了。“得了，你们自己看看吧。才六块五，没想到吧？”

后来，柯辽恩把一切和盘托出。她听说米钦索普去过苏塞克斯时隐约感到的不安，现在更强烈了。二十多年来，他在一个家里来去自由，像一只不属于这个家的猫，像飞到窗台上的小鸟一样得到热情的招待。难道他把这一切都误会了？柯辽恩认为肯定是这样，孩子们和丈夫所认为的空穴来风，其实是某种既成事实的反映。米钦索普的可笑推断是一个头脑简单者的想当然，是他的麻木不仁造成了头脑简单。她应该这么说的，却发现说不出口。

她听着家人们的欢笑，等孩子们离开后，她说这件事都怪她，她应该预料到总有一天会发生这种事。

“当然不能怪你。”

“都怪我让他有了这种想法。”

“不能这么说。”

她告诉了丈夫，因为最终不得不说，因为原先无关紧要的事现在变得重要了。她说这是一种误会。她早就知道，却听之任之，纵容了它。

“哦，不会这样吧。不会吧。”

“我一直以为这没什么危险。”

“不会是你自己想多了吧？”

她不让陡然上升的怒气表现出来。丈夫笑眯眯地看着她，站在他们很快就将永远离开的客厅的窗口。他的笑容是善意的。他没有冷嘲热讽，也没有拿她取笑。

“不，不是我想多了。”

“可怜的大傻瓜。”

“是啊。”

她没有坦言：在她跟米钦索普最近的这次谈话之后，她为自己的冷漠感到后悔，而且令人不解的是，这几天晚上她竟然梦见他的影子落在烘炉房花园的雪地上，他的影子落在阳光灿烂的草地上，盖着户外厕所的鹅卵石院子的水池里有一个模糊的倒影。他肉乎乎的手掌被咖啡杯暖着，嘴里说个不停，而她在打蛋奶酥，他又回忆起那个给他做岩皮饼的裁缝。

“真可怕，”她说，“把某个人丢弃。”

“我知道。”

詹姆斯确实知道。她对此心知肚明，因为他们的亲密关系经常使她得以进入他的内心。丢弃某人，这不符合詹姆斯的性格，可是他们凭什么要迁就一个怪人笨拙而自私的想法呢？他们的回忆可以追溯到《苍白的浅影》，以及婚姻中的种种妥协与和解——他们决计要让这婚姻开花结果。她的朋友并不都符合丈夫的品位，反之亦然，还有其他一些分歧，随着时间的流逝都变得不再重要。他们逐渐形成的亲密关系就像生长的树根，不断蔓生，相互盘绕，使两人几乎合为一体。为什么现在会感到尴尬呢？

“事情终会变成这样，”她听见詹姆斯说，“日子一天天地过。”

“他的生活一无所有。”

她在替他辩护，自己却浑然不觉，接着意识到她以前也这么做过。在得知户外厕所的事之后，他们驱车回家，她提出那个老头可能听错了，他说附近有公共汽车可能只是提供不必要的信息，而不是回答对方的一个问题。孩子总是让人可怜的，柯辽恩发现自己在想，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

“这是一种不同的爱。”她喃喃地说，斟词酌句。

“不管怎样，这很荒谬。”

“我们认识他这么长时间，一直在照顾他。无论是我还是你。”

“亲爱的，我们可不能陪一个成年男人玩空想。”

她又看见了梦中那个影子，从户外厕所穿过院子时，影子在鹅卵石地面上扭曲变形，黑乎乎地投在厨房的地上，挡住了桌面的阳光，桌上摆着她烹调用的东西。做影子很适合他，像他以前当笑料一样合适。

“他只是有过这个糊涂心思。”她说。

在五月一个凉爽的早晨，家具一件件地搬到人行道对面的搬家卡车上。卡车的门关上了，工人们开始喝茶。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柯辽恩从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她的三个孩子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然后离开了家，离开了她。现在还有谁会听他说话？还有谁会看着他目中无人地唠叨？还有谁会不想知道他在这次拍卖会上捞到了什么宝贝？还有谁会不想知道他不能吃牡蛎？

他们驱车离开时看见了他，但他没有挥手告别，好像已经不认识他们，好像从未认识过他们。“哦，他会去傍上另外的人。”孩子们说，他们每人都是这副腔调。“他不会太在乎你们离开。”她无法猜测他会有多在乎，他的思想会是什么状态，痛苦会在哪里，有多强烈。但痛苦确实存在，她能够感觉到。

他们这位拿不出手的朋友不会来了，一次也不会。因为他不开车，因为没有意义，因为太痛苦了。她不知道为什么他不会来，只知道不会。她不知道为什么她感到的怜悯那么强烈，只知道强烈，并知道他空想的爱并不荒谬。

低谷星期日

她把红酒放在阳光下，酒瓶在深陷的白色窗台上尚未开启。它在窗台表面投下一抹红晕，旁边是一个村姑抱着一捆玉米的瓷像，这是窗台上唯一的装饰品。感觉像是一种庆祝仪式，红酒摆出来了，捕捉星期日傍晚的最后一丝温暖，菲利帕猜想，哥哥星期五从芬勒特商店买这瓶红酒时，难道竟然忘了这个星期日是什么日子吗？

家里静悄悄的。楼上，汤姆可能在看书。周末的这个时候，他总是要看会儿书，她小时候就记得他经常这样，舒舒服服地坐在他卧室唯一的一张扶手椅里。那时，扶手椅里的他显得更利落些，两条腿压在身下，身体蜷缩在书的周围；如今，变长了的双腿大大咧咧地从靠垫下伸出来，一只胳膊耷拉着，翻书那只手的指尖夹着一支青烟袅袅的香烟。

相比之下，菲利帕娇小得多，浅黄色的头发，安静时恬淡的面容显得严肃，而一旦动起来，便有了一份俏丽。她衣着并不高档，但十分考究。今天穿的衬衫是深浅两种绿色条纹，一种跟裙子搭配，另一种跟精巧的祖母绿耳环搭配。一九五〇年的春天，她三十九岁，哥哥比她大三岁。

革命的成果阴差阳错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成为革命的牺牲品，对此他们俩都并不觉得遗憾。他们为发生的一切感到欣喜，甚至为革命时他们碰巧靠近事发地点而骄傲。他们亲眼目睹了一个国家的诞生，后来又经历了它的幼年时代，平淡无奇，百业待兴。一种可怕的美改变了他们以前不曾留意的土地。

在花园里，菲利帕摘郁金香、风信子和粉红色的榛树枝。汤姆的菜地用耙子耙过，做了标记，显示他那些尚未萌芽的种子在哪里，但是草药丛中冒出了一株株龙蒿叶、圆叶薄荷和独活草。细香葱长势正好，鼠尾草又抽出了柔嫩的新叶。汤姆曾说，到下一个周末，他们就该除除菜地边缘的杂草，翻翻板结的土壤了。

在厨房里，菲利帕开始把鲜花插进长条木头滴水板上的两个花瓶里。汤姆总是在芬勒特商店买红酒，把那瓶孤零零的酒放在他自行车把手上拴着的那个篮子里。星期日的午饭很简单——这种安排可以追溯到阿德莱德姑母生前——星期日唯一特别的就是晚餐时要喝红酒。在另一个家里——那时候菲利帕和哥哥还没有来到拉斯法汉——餐厅的餐具柜里放着一瓶瓶威士忌和雪莉酒，定期补足，而且不是摆在那里做样子的。“你需要喝两口。”在今天所要纪念的那个星期日，她父亲曾这么说，可怜的小乔·帕蒂说不出一句话，从头到脚都在发抖，像得了流感一样。“喝点儿提提神怎么样？”是另一种说法——用在泰森先生或希金斯先生来串门的时候——有时也会说：“来杯麦芽酒吧？”粉刷外墙的活儿干完之后，男人们收起刷子和梯子，便被叫进屋里来，餐具柜的玻璃杯里倒满了酒。给萨利蒙大街增光了，她父亲说，指的是刚干完的那个活儿，然后大家举杯庆祝。

“好了，我看完了。”汤姆说，他知道在哪儿能找到她。

“后来怎么样了？”

“她嫁给了那个海军。”

“他们会过得好的。”

“没问题。”

她觉得有人在注视自己。她把每根花茎剪到她想要的高度，听见他擦火柴的声音，知道如果转过头，会看见他一只手拿着香烟和火柴，另一只手拿着烟灰缸。他抽的是大玩家牌，以前是忍冬牌，当时他还能买得起。“你在抽烟，汤姆！”阿德莱德姑母经常恼怒地大喊，“汤姆，你不能抽烟！”

他走到厨房，把烟灰缸里的烟灰倒进水池下的垃圾桶，然后打开龙头冲了冲，放到一边，待会儿带回楼上去。

“那条老狗呢？”他问，“回来了吗？”

她摇摇头，然后，他们同时听见狗在花园里，只叫了一声，说明它从他们无法控制的游荡中回来了。菲利帕抬起头，透过水池上方的窗户往外看，果然，狗在草地上呼呼喘气，那是一条黑白相间的小猎狗，顺滑的皮毛已经湿透。

“它去了多德尔家，”她说，“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这狗简直要把我烦死了。”

这个字可以这么用，他们俩都没有胆寒心惊。轻飘飘地用来说这条狗的胆大妄为，产生了另一种共鸣。在诗句中碰到，感受又不一样。就连复活节殉教故事——就在最近，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在基督教堂里，他们刚把这个故事重温了一遍——也给了死亡一种神圣的含义，通过耶稣复活的奇迹使它变得不那么尖锐。然而，死亡曾影响过他们的生活，伤口至今仍未愈合，如果不去抑制，那痛苦惨烈的往事仍是那样触目惊心。

“我一小时左右回来。”汤姆说。

他骂了几句累瘫在草地上的狗，狗自知理亏，羞愧地弓着后背，只敢晃晃尾巴。菲利帕从窗口注视着一切，暗自猜想，狗不管累成什么样，都会陪汤姆去散步。她猜得没错。

“不着急。”她打开窗户朝外喊道，并让脸上露出笑容，因为突然意识到刚才两人对话时自己没有笑。她今年就走，她想。一走了之，让汤姆过他自己的生活。

他了解拉斯法汉这么多年，这地方几乎没什么变化，以后也不会有。这个傍晚，四下里不见一个人，几家小店打烊了，黄房子——他周末有时进去喝一杯——也没开门。太阳低低地挂在天空中，投下若有似无的影子。

“我们被邀请去拉斯法汉喝茶。”汤姆记得，在萨利蒙大街时母亲经常这么宣布，语气里透着她知道这个消息将会带来的喜悦。先乘电车，再走很长的路，所以必须是晴天，不然就会在最后一刻决定不去。“哦，阿德莱德姑母会知道原因的。”母亲总是说，其实一般只是延期。汤姆记得这样的事发生过两次，也许还有一次，现在记不清了。餐厅桌子上的大桌布，那座神秘的房子——当时确实很神秘——正是那些消息带来的喜悦所在。阿德莱德姑母做了鸡蛋三明治和沙丁鱼三明治，以及两种糕点——水果蛋糕和松糕——还有已经抹上黄油的小方面包、里面塞了葡萄干的司康饼。花园里的月桂树间，有一个隐秘的地方。

狗现在完全听话了，尽量贴近汤姆的腿边，蹦蹦跳跳地走着，毫无疲倦之色。“先生，天气不错，是不是？”汤姆不认识的一位老人说道，狗跑过去嗅了嗅他的裤管。“哦，我在附近见过你。”老人说，拍了拍狗的黑脑袋。

阿德莱德姑母生活中经历了怎样颠覆性的变故啊！她一百万年都不会猜到两个偶尔来喝茶的孩子，两个擅自溜到楼上、偷偷打开那些房门的孩子，两个在月桂树间窃窃私语、做游戏的孩子，竟然会日日夜夜在这里生活，把她的房子变成他们的家，所有的神秘一扫而光。汤姆在周末散步时，经常想到这点；回到家里，他和菲利帕经常共同感受这些思绪所带来的悔恨。他们曾是多么粗心、随意、考虑不周！“我只能躺倒了。”阿德莱德姑母经常这么说，于是她的女仆和贴身陪伴奈丽就会生气地解释，说是因为吵闹或争执。侍弄园子的穆菲每天都来——阿德莱德姑母的老姑娘生活什么都不缺——穆菲告诉他们，客厅窗口桌上那个银相框里的照片，那个留着黑胡子、不苟言笑的人，是姑母很多年前的一个追求者。他们经常猜想他是谁。

汤姆的妹妹断定他买红酒时不可能忘记这个星期日是什么日子，她错了。汤姆之所以忘记，是因为——他推测——是因为他想要忘记；星期五的傍晚，他在芬勒特商店外下了自行车，心里一直想着他们的暑假生活，于是就发生了这件违反常规的事。不出一分钟他就发现了，可是觉得把那瓶酒还回去又不合适，回到家里，他认为如果不把酒拿进厨房会显得偷偷摸摸，不光明正大，因为他买了酒都会拿进去的。不用说，菲利帕感到意外，但他们向来都是心照不宣的。

再走过几排小木屋就到乡野了，汤姆轻轻哼唱《她远离大陆》的前几句。每次走到歌中所咏唱的那对情侣的地盘上，他都不由自主地想起这首歌；罗伯特·艾美特和莎拉·古兰也曾在这里漫步。遥望前方，太阳最后的一点余晖不再照亮奇拉马哥山坡上的那些荆豆丛，当年那对恋人没有被棒打鸳鸯时曾在这里享受甜蜜。英俊的、热情似火的罗伯特·艾美特，愚蠢的起义者；柔情似水的莎拉。汤姆心里想着他们，把他们当做朋友——在这里，或在远处荆豆丛山坡下的鹿苑里。他们曾坐在鹿苑的凉亭中，谈论未来的爱尔兰，谈论他们自己，谈论他们的未来。他们漫游到了未来，正如汤姆此刻漫游到了过去，假装偷听他们的谈话。漫步，与他们在一起，是今天的一部分。

他点了一支烟。无法抑制自己爱情的莎拉，也曾经是命运的牺牲品，虽然远离战场，但却忍受着肉眼看不到的创伤所带来的痛苦。他们绞死了桀骜不驯的罗伯特·艾美特。

汤姆漫步向前，脑海中充斥着这些往事。如果美来到爱尔兰，其形式便是静谧：是爱尔兰黑夜中的一种寂静，是那些情侣不曾知道的一个避风港。他对他们感到怜悯。

菲利帕布置餐桌，先铺上那块漂白过的亚麻桌布。那是从萨利蒙大街的家里带过来的，如同那些备用的刀叉、戈尔韦玻璃杯和门厅里的桌子一样。可是大东西——那张可增加桌板的餐桌、吃饭的椅子、地毯、衣柜、餐具柜——都只能送去拍卖，因为姑母的房间已经够拥挤了。“错误。”阿德莱德姑母这么评论发生的事，似乎想表示安慰，因为没有别的。她经常这样重复这句话，每当有客人来，如果是以前没来过这个地区的人，或来自遥远过去的人，她也都会把这话再说一遍：解释她的家里为何有两个孩子。“一个严重的错误。”

他们在吃香肠，当然是海夫纳香肠，是菲利帕昨天专门去买的，说要到亨利大街去办事。香肠和土豆泥，再加上浇过糖汁的胡萝卜，是她最近刚学会的做法。然后是蒸无花果布丁，已经蒸了一个小时，还有奶油蛋羹。菲利帕经常猜想，如果是给一位丈夫做饭会有怎样的不同。她感觉到会有不同，正如她感觉汤姆每天回家都会有所不同，却不知道如何不同。“他对菲利帕可不止是哥哥。”姑母总是压低声音告诉客人，“当然，他大几岁嘛。”

她备好芥末，在银匣子的蓝色小玻璃杯里调匀。当年乔·帕蒂跑来疯狂敲门的时候，汤姆在栏杆旁听着。他们应该在床上睡觉的，却都蹲在那里，父亲说乔·帕蒂需要喝点酒，乔·帕蒂一直喊着有人在追他，母亲安慰他说麻烦过去了，现在一切都没事了。父亲说他自己亲眼见过：都柏林在大屠杀之后变得寂静。他曾站在那里，目睹以和平的名义缴械投降；现在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可是乔·帕蒂一直在说有人追他。

她戳起香肠，把它们放在锅里融化了的油脂上。“如果那人追来，我们会向他解释的。”母亲说，“我们会解释说，你跟这事没有一点关系，乔·帕蒂。”然后声音变得低沉模糊，离开了客厅。花园里传来喊叫声时，她醒着，却不记得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走到窗口往外看，见到了那人，穿着军装。“我们会解释的。”母亲又说了一遍，已经回到了客厅。“你待在那儿别动，孩子。”父亲说，“再喝一杯。”

香肠慢慢煎着。她把土豆放了上去。熟了以后汤姆会把它们打成泥，并加上黄油块和细香葱。“我想试试爱尔兰银行。”汤姆说，是为了取悦阿德莱德姑母，因为他们的父亲也曾去爱尔兰银行应聘，并受雇在学院绿地那幢宏伟的办公楼里工作了一辈子，就像汤姆现在一样。“房子归你们，没问题。”阿德莱德姑母去世前几个月说。

菲利帕从厨房窗口看见汤姆又在花园里了。这样的散步之后他经常从边门回来，不是直接进门，而是溜溜达达的，如果天气不好就搭个顺风车。她把汤姆先前给她摘的水芹洗了洗，切得细细的，准备放进胡萝卜里，三原色中两种鲜艳的颜色——她以前没注意，是汤姆有一次吃晚饭时说的。当年，汤姆把她从窗口拉走，她轻声低语：“可怜的乔·帕蒂！”因为她满心迷惑，他说不是，被打中的不是乔·帕蒂。她当时问他，他说了：因为不得不说，因为她必须要知道。他没有让她看。

“你想喝杯雪莉酒吗？”汤姆突然出现，就像之前进来告诉她已经看完那本书时一样。

“雪莉酒，好啊。”她说。

安吉希街，她想，安吉希街上的一间小公寓，都柏林的正中心。她总是被那条狭窄的小巷吸引，距汤姆的办公室不远，距陪审团旅馆也不远，偶尔午休时与汤姆在那里碰头，喝一杯咖啡。当然啦，他们仍然可以这么做，正如只要还受欢迎，她仍会来拜访拉斯法汉一样——来过周末，星期日来吃午饭，只要方便，怎么都行。她现在可以说了。时机合适，他们正喝着雪莉酒呢。

“路上有个老人，我不记得以前见过，”汤姆说，“就在桥那儿。”

“他过来跟姆卡斯一起生活。是她的父亲。”

“噢。”

花园里又会有孩子们跑来跑去，又会有欢声笑语，有家庭生日聚会。她会带来礼物，随着时光一年年过去，汤姆会渐渐转换成当年父亲的那个角色，并变得像父亲一样随和，有一肚子笑话可讲。孩子们会叽叽喳喳告诉她一些事，跟她说心里话，有时候小孩子对姑姑就是那样的。

她听见瓶盖扑通一声被拔出来，雪莉酒被倒进杯里，然后汤姆端着两个杯子从客厅走来。真是奇怪，来的那个军官竟然当着他们的面哭泣。哭得这么突然，这么别扭，那张肥厚的大脸上，红兮兮的赘肉因伤心和痛苦垮塌得不成样子，把他们吓坏了。“可惜啊，”他嘟囔道，“可惜啊。”那个暴怒的士兵把乔·帕蒂错当成另一个患战斗疲劳症的人。他的军官——是管他的，对他负有责任，痛苦地一再解释——因情绪激动而声音哽咽，语不成调。他不知道也根本没想到，乔·帕蒂在街上被追逐，跑到这座房子里躲藏，实际上他跟这座房子的关系，就和那个失去理性的士兵跟乔·帕蒂的关系一样，八竿子都打不着：只是每隔两个月左右乔·帕蒂会来擦一次窗户。疯狂和死亡，战争就是这样，那个红脸膛的大块头军官这么说。他似乎做了某种许诺，只要他活着，就不可能忘记郊区一座花园里发生的事。

“差不多弄好了。”菲利帕在厨房里说，但哥哥还在打土豆泥，并撒上切碎的细香葱，她便啜着雪莉酒等了一会儿。

“汤姆——”她说，却发现很难继续说下去，他笑微微地看着她，似乎完全猜到了她的心事。他甚至微微摇了摇头，不过她对此不能十分肯定，也许他并未摇头。他转过身，又专心干活去了，她便没有再说下去。

她想象着，在一间低矮的客厅里，煤炉噼噼啪啪燃烧着，毫无生气的橙色火焰中跳动着一朵蓝色火苗。安吉希街上没有多少人住，它不是那种生活气息浓郁的街道，但对她来说应该合适——窗外手推车的声音，隐隐约约的喊叫声。

“谢谢你。”她说，喝完雪莉酒，看见汤姆的酒也喝完了。她把两个杯子洗净。三十四年了，她算到；再过这么多年，她七十三岁，汤姆将七十六岁。那会儿该是一九八四年，距世纪末还有十六年，而一九一六年距世纪初也是十六年。

汤姆帮她把盘子端进餐厅，然后倒出红酒。此刻，他买红酒似乎不是个错误了。红酒会让难以启齿的话更容易说出口，他们喝了雪莉酒又喝红酒。

“听说要修一条新路了，”他说，“就在靠近马莱的地方。”

“我没听说。”

“哦，他们说那是以后的事。”

“也许不会发生。”

有一次在这样的星期日，他曾预言还会有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他曾预言爱尔兰明智的中立立场是正确的。他肯定不喜欢那里新修一条大马路。他讨厌摩托车轰隆隆驶过提布拉登，碾压野草、灌木和小树林，污染溪流。总有一天，来来往往的大卡车会使空气不再清新。

“汤姆。”她又说道。她在犹疑，起个话头，顿住，似乎是自然的停顿。安吉希街十三号，一个信封上写着，他们从三一学院穿过绿地，她听见了楼梯上他们的脚步声。她给他们煮咖啡，因为他们喜欢咖啡，还切了专门给他们准备的布蕾蛋糕。为什么是十三号呢？她纳闷，并猜想那里现在是不是还有空房，是不是某种预兆已经为她腾出了房间。她侄子像他父亲一样有着两条长腿，侄女已出落成一个美人儿。

“今年夏天？”汤姆说，“去纳布拉港怎么样？”他很耐心，什么话都没说。是一种善意，他的微笑也是一种善意。“纳布拉港？”他又说了一遍。

她点点头，强迫自己点头，因为他是善意的。她谈论夏天，因为他想谈。远离都柏林和拉斯法汉三个星期，在纳布拉港感受千年不变的沙滩、白色的农舍、在院子里啄食的母鸡。当他们锁上房门去多尼哥时，她像他一样喜欢这种感觉。即使天下着雨，她的夏装还在箱子里没拿出来，即使出不了门只能无奈地望着窗外，或嘎吱嘎吱踩着永远湿漉漉的鹅卵石。他们扫荡安格喜图书馆的书架，总是借回多得看不完的书，还书时总要罚一点钱。

“或者去别的什么地方，你说呢？”他说。

有一次他们去了格兰多尔，还有一年去了罗斯里格，但纳布拉港仍是他们的最爱。“不知道那鳏居的兄弟俩怎么样了。”汤姆说，她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两位酒吧侍者在同一年死了妻子，在寄宿客栈的餐厅里几乎一言不发；那是在阿基尔。在格兰多尔，那个说爱尔兰语的督学有几个晚上过来串门。

“还是七月？”她说。

“恐怕是吧。”

“天气通常不错的。”

他点点头，她看出他想抽烟，但他从来不在吃饭时抽烟，她从没见过他那么做。

“是啊，那是肯定的。”他说。

他从她的眼睛里又一次看到了努力，感觉到她在对自己说不会很难，他会听的，那些话很容易说出口。曾经，一段时间以前，也许是十五年以前，她就已经说过；最近也有一次比今晚更接近于脱口而出。

“知道吗，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被称为低谷星期日。”他说。

“是的，我知道。”

在逐渐凝聚的沉默中，他倒出最后一点红酒。曾经有一次，他不在家的时候她哭过；他知道，因为他回来时她的笑容与平日不同，脸上的泪痕用粉扑过。现在就容易多了。只有低谷星期日仍使他们不能自拔，她把头紧贴在他的羊毛衫上，他的声音使她不忍去看。他为那些浪漫的灵魂所感受的怜悯，使这一刻不那么揪心；而她，对未来还抱有幻想。支离破碎的直觉构成他们的对话，真相藏在虚幻的言辞下面。别人谁也不会理解：到了明天，她会又一次明白这点。

他们收拾起桌上的碗碟，端进厨房。他洗碗，周末都是他洗。她把东西归置起来。疲倦的狗安卧在狗舍里。楼下的灯一盏盏熄灭。

随着每一天过去，往事都退后一点；而那些尚未耗去的时光，仍是那样令人胆寒。夜来了，四下里寂然无声。静谧的一九五〇年再次成为爱尔兰黑夜中的一个避风港。

旅人

一年一度，当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盖伊会去岛上。一年一度，当他的拜访接近尾声时，会带贝颂内先生和夫人到酒店的餐馆吃饭。并不是一直都这么做的，他第一次接到贝颂内夫妇的邀请时是七岁。如今他三十二岁了，不再由母亲安排，从韦微港过来的时候托船夫照料，回去的时候托贝颂内夫人看护。在餐馆吃饭的传统保持了十三年，从农庄开着那辆运洋葱的卡车过来，贝颂内夫人穿着灰色和黑色的衣服，贝颂内先生诙谐地一直不脱掉他那顶船夫帽，直到快要进餐馆时，才摘下来塞进口袋。他们俩点的总是同样的东西：海鲫鱼，盖伊多半也是这样。开胃小菜是海螯虾汤。

“好了，说说吧。”贝颂内夫人说，每次点完了菜，品尝过马孔葡萄酒后，她总是这么说。“好了，说说吧？”她又问了一遍，在餐馆吃饭，可以透露一些盖伊逗留期间没有说出来的消息。

“杰拉德结婚了，”盖伊说，“让—克劳德去了非洲。”

“非洲？”

“也许一去不回了。我很想他。”

贝颂内先生不像妻子听得那么专心，目光在餐馆里扫来扫去，偶尔在一张漂亮的脸蛋上停留一下。有时候他轻声叹息。“你母亲好吗？”盖伊到来的第一天下午，他找了个没人的时候询问，每年都是这么做的。在贝颂内夫人看来，盖伊的母亲似乎并不存在。

“你升职了是吗，盖伊？”贝颂内夫人问道。

“三年才能升一次呢。”

“噢。”

“亲爱的。”贝颂内先生把一只手放在妻子手上，用亲昵的动作让她放心，她忘记不是每年都会升职没有关系。

“这里真让人愉快。”她喃喃地说，把手掌翻过来一会儿，脸上露出了这种时候特有的笑容。盖伊觉得自己被排斥在夫妇俩的交流之外，虽然他们是因为他才上这里来的。片刻的沉默过后，贝颂内先生说：

“这地方以前很不起眼。”

“后来赚了有十亿。”妻子提醒他。说不定有二十亿，他附和道。知道怎么赚钱的是佩德罗。但你在他餐馆里吃到的每一道菜都物有所值。

贝颂内先生满头白霜，浓密的头发耷拉到前额上，仍然可以看出当年英俊的面容，他妻子也风韵犹存。他们俩都大势已去，岁月的风霜雨雪留下了永远的烙印。然而这种损耗是和缓的：头发花白，但依然浓密，自有一种年老的魅力；贝颂内先生比以前清瘦，这更明显地体现出特有的气质风度；妻子的柔弱配上苗条依旧的身材，更是堪称完美。

“还有什么呢？”吃完餐前的开胃点心，她问道。

盖伊说起了十四俱乐部，因为实在想不到别的话题。他总是觉得奇怪，有些话说了，有些话不说，不仅是在这里，不仅是贝颂内夫妇。他母亲对岛上的事从来不问，甚至从来不提贝颂内夫妇，只是在他的童年时代，每年九月中旬会说他又该去看望他们了。一次，他试着告诉母亲，在刚过去的那一年里，贝颂内先生带着工人开垦和耕种了一两公顷土地，在原来矮树丛生的地里种了橄榄树和葡萄，还另外标出几米土地做灌溉之用。母亲没有表露出丝毫的兴趣。“哦，那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孩子。”当他询问贝颂内夫妇为什么邀请他去时，母亲总是这样说：“有时候是这样的。”

盖伊并不反感受到邀请。他喜欢农庄，喜欢岛屿，也喜欢贝颂内夫妇。他迷恋那焦干的土地、山脊和危险的悬崖。灰尘覆盖了植物，巨型仙人掌、村民们装饰自家院墙的紫色或红色牵牛花、黑莓灌木和夹竹桃的叶子。灰尘侵袭了丝柏木、欧石南和盖伊从未见其开花的沙漠座莲。只有大石块和小湾里被海水反复冲刷的卵石躲过了灰色的尘埃。只有桉树和悬铃木矗立于灰尘之上。

海螯虾汤的伴菜上来了，是一位不熟悉的侍者，这个季节的侍者经常是新招的。他把手里的盘子放在三位用餐者方便够到的地方，开始盛汤。他又倒了一些马孔葡萄酒。

“真有范儿！”侍者走向另一张桌子时，贝颂内夫人轻声叹道。接着她又说：“你真好，盖伊，又带我们上这儿来！”

“这没什么。”

“哦，太好了，真的，亲爱的。”

这家酒店的餐馆能看到下面的一片山谷，远处是茂密的树林，这在岛上并不常见。山谷的底部是绿茵茵的草地，上面点缀着一片片夹竹桃，比饭店的海拔低了许多。此刻，在九月的暮色中，山谷一片灰暗，白天的绚丽色彩已经消失。早先给吃午饭的客人遮阳用的白蓝相间的篷子，已经卷了起来，玻璃滑门也关上了，以防蚊子进来。三十张桌子稀稀拉拉地摆放在宽敞的圆形空场里，每张都铺着僵硬的白色桌布，有两张今晚没有客人。自从盖伊和贝颂内夫妇在这家餐馆吃饭时起，佩德罗先生就是饭店的老板，此刻他正在做每晚的例行巡视，在每张桌子旁站一站，做个自我介绍，确保一切都按部就班。

贝颂内夫妇跟他很熟，如今盖伊也是。佩德罗逗留了一会儿，接受称赞，鞠躬表示感谢，详细介绍这个季节的特色，今年的情况特别好，虽然今晚餐馆没有全部坐满。饭店本身客满了，他解释说，只是眼下在港湾停泊的游艇少了。

“你们会成为我年头最久的顾客。”他说，握握手便走开了。

就在这时盖伊注意到，那个跟他隔两张桌子的姑娘有了一个同伴。姑娘一袭白衣，浅色的头发，体态纤弱；那个男人身材肥胖，穿一件耀眼的蓝色西装。盖伊刚才就注意到了那个姑娘，曾想，她独自一人竟然占据一张这么显眼的桌子，真是与众不同。

“太棒了！”贝颂内夫人看到侍者端着有盖的汤盆过来，兴奋地说道。

这个夜晚过得轻松愉快，就像在以前的许多个九月里一样。海鲫鱼的味道依然那么鲜美；伴随奶酪的是玻璃杯里的马尔戈葡萄酒。盖伊没能汇报生活中新的恋情，贝颂内夫人感到失望，但克制住了这种情绪。她询问克莱特的情况，后者曾是盖伊的未婚妻，听说克莱特已跟安德里·德勒斯保罗订婚，她努力露出了微笑。贝颂内先生谈到了洋葱的收成，今年因为凛冽的寒风，是他记忆中岛上最冷的一个十一月，寒风突然来袭，肆虐了好几个星期，是一种反季节的密史脱拉风 [13] 。但收成还是不错。

香草冰激凌来了，还有芒果汁。冰激凌小球十分优雅地放在黄边的绿盘子里，贝颂内夫人说真舍不得破坏它们。穿蓝西装的男人又一次离开，撇下同伴独自一人。姑娘一动不动地坐着，不再吃任何东西。咖啡给她端来了，但她没有往杯子里倒。侍者给她同伴拿来一套杯子，放在他揉皱的纸巾旁。

“有时候真让人讨厌。”贝颂内先生说，他偶尔这样评论到岛上来的游客，“虽然他们带来了一点点活力。”

游客们从港口或村里租自行车，在沙滩的小路上骑来骑去。有的当天来回，有的要么住在村民的小客栈里，要么下榻在佩德罗先生的豪华饭店里。岛上允许行驶的车辆只有农用卡车、拖拉机、厢式送货车，以及运送客人的小面包车。为了防火，有树木的地方禁止吸烟。

“哦，我们喜欢游客。”贝颂内夫人评论道，“当然喜欢。”

餐桌一张接一张地空了。贝颂内夫人认为很有范儿的侍者端来巧克力和咖啡时，只有少数几张桌子旁还有人——姑娘独自枯坐的那张，用餐者说意大利语的墙角的那张，第三张桌旁的一对夫妇此刻站了起来。穿蓝西装的男人回来了，脚步踉跄，走得很吃力，胡乱地送出抱歉的微笑，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绕开的那些椅子上并未坐人。他重重地坐下，又立即站起来，似乎在吸引侍者的注意。一位侍者走上前去，他却挥手叫他离开；他仍然站在那里，把玻璃杯斟满，坐下时液体洒了出来。姑娘倒出咖啡。没有说话。

“他是鸟类专家 [14] 。”意大利语那桌有人说话，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餐馆那头传来，“写关于鸟类的书 [15] 。”

穿蓝色西装的男人站起来，又开始东张西望。他扯了扯领带的结，把它松开，伸手进去摸索衬衫的纽扣。他同伴的眼睛望着桌布。她在哭泣吗？盖伊问自己。看她低垂着头，似乎是在哭泣。

男人汗湿的额头和面颊上闪着光。他朝那些意大利人的方向举起酒杯，傻乎乎地微笑。一个意大利人——穿绒面革夹克的男人——不自然地鞠了一躬。

侍者退到后面，十分审慎周到。贝颂内夫人起初觉得这一幕很有趣，这会儿把目光从那儿移开。他们该走了，她说。

“他让我毛骨悚然 [16] 。”一个意大利人用很高的声音说道，然后他们都站了起来，女人拿起手袋和围巾，一个男人又点燃了一支烟。

盖伊目送他们离开，才意识到整个晚上他都在偷看那个跟醉鬼一张桌子的姑娘。特别是她独自坐着的时候，他不停地偷偷看她，无法克制自己。她长得很瘦。他从没见过这么瘦的姑娘。他在谈论让—克劳德、安德里·德勒斯保罗和克莱特的时候，在听贝颂内详细讲述洋葱收成的时候，在跟佩德罗先生握手、被他的笑话逗得哈哈大笑的时候，脑海里却一直幻想跟她一起，在他游泳的小海湾里，或在村里的水兵酒馆和绿色咖啡屋里。他一直在寻找一枚结婚戒指，现在有了。

喝醉的男人朗声大笑。他朝那些意大利人挥手，笑得更响了，似乎他和他们一起度过了一段有趣的时光。刚才点烟的那人也朝他挥了挥手。

“嗨！”喝醉的男人朝他们的背影喊道，跌跌撞撞地从餐馆那头走过来，撞在桌子和椅子上，向那些并不存在的人道歉。他突然停住，似乎一下子没了精力。他感到迷惑。皱起眉头，晃了晃脑袋。

姑娘朝盖伊微笑，但不是发自内心的笑容，没有丝毫快乐，而是带有一种恳求。她笑是因为整个晚上都意识到他无法把目光从她身上挪开。她真的曾经嫁给这个男人吗？盖伊暗想。他们真的可能是夫妻吗？

“谢谢你，盖伊。”贝颂内夫人说，每个这样的夜晚结束时她总是这么说。他做了个手势，账单很快送来了。他签了银行卡。

“是的，”贝颂内先生说，“谢谢你。”

就在这时，那个男人摔倒了。他倒在一张没有摆放餐具的桌上，又慢慢从侧面滑落在地。侍者们过去扶他，但他自己挣扎着站了起来。他妻子没有看。现在盖伊已经相信她是他妻子了。

“嗨！”男人朝贝颂内夫妇喊道，“嗨！”

他又放声大笑，还大声嚷嚷着什么，但盖伊没有听懂，因为男人说的是英语或德语，声音含含糊糊，很难分辨。他一屁股坐在先前坐的椅子上，碰撞出一片噪音。他把双臂摊在桌布上，把脑袋埋在中间。姑娘说了句什么，但他没有动弹。

盖伊没有让自己的怒气显露出来。他很擅长这点，一向如此。偶尔确实有这样的事，你爱上某人，当时却没有注意到，事后回想起来，却无迹可寻。没关系，因为你知道它的存在，因为你知道曾经有过。

“我今天散步时跟他们说过话。”这几乎不算撒谎，只是不得不说的一句托辞。说什么都行。

贝颂内夫人没有表示惊讶，接受了盖伊的说法，脸上并未露出会意的微笑。贝颂内先生对这类事情司空见惯，说农舍的钥匙像往常一样留在外面：放在鸽房里。“夫人必须睡她的美容觉。”他补充道，一边挽起了妻子的手臂。

“不麻烦。”

盖伊又一次幻想和她一起在小海湾里，在水兵酒吧或绿色咖啡屋里，告诉她自己为什么来到岛上，解释贝颂内夫妇的事情，解释他们初次见面时他为什么在餐馆里，告诉她自己怎么跟贝颂内夫妇编了个谎言，并说他们猜出了那是一句假话，但没有关系。

“夫人。”一位侍者喃喃地说，想要出手相助，把盖伊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不麻烦——假装没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

穿蓝色西服的男人醒了，站起来，使劲挤挤眼睛，似乎想清除视线里的障碍，又眨巴着把眼睛睁开。盖伊和侍者扶他穿过餐馆，经过门厅来到电梯前。丢了颜面的姑娘轻声表示感谢，似乎没有勇气提高嗓音。她站起来后看上去更清瘦、更柔弱了。

到了星期天，盖伊就会搭晚间最后一班渡船离岛，他的拜访结束了。她可能走得更早，天一亮就和同伴一起匆匆离去，因为两人都丢了脸。电梯很小，她的肩膀贴在盖伊肩上，但这种接触并不令人尴尬。他感到紧张的情绪蔓延开来，影响了他的心跳，使他嘴里发干。她曾有过那样的恳求，怎么可能这样迅速地离开？那样的恳求，若不是因为你有情我有意，又是从何而来？她被粗野的丈夫撇下，独自坐在桌旁时，受到一个陌生人目光的侵扰，但她没有拒绝。如果她不是像他一样心知肚明，为什么不拒绝呢？他们甚至还未听到对方的声音，就已经有了那份默契。只是直觉，只是一种朦胧的心动，却超过了他们此前所知的一切。

“找到了 [17] ！”侍者低声说，从男人口袋里掏出这对夫妇房间的钥匙。刚才因为找不到钥匙而有过一阵惊慌。

爱就是交谈：杰拉德曾经说过，盖伊直到今晚才理解。他们将坐在岩石上，交谈在两人周围缓缓展开，两个生命互相交织缠绕，如同已经以另一种方式交缠过的那样。十四俱乐部，杰拉德，让—克劳德，让—比埃尔，克莱特，米歇尔，多米尼克，阿德里安，羽毛球比赛后从玛尔索街走到和平咖啡馆，他的母亲，以及所有其他的事情：明天和星期天是不够的。对，肯定是不够的。

男人被扔到床上后，她给了侍者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侍者把房门钥匙放在写字台上。他离开时，似乎并没为盖伊留在房间不走而感到惊讶，也许隐约感觉到了一些情况。盖伊想，一辈子只有一次，命运给了两人这样的机会。“你真是一个游客！”马歇尔有一次这么说，说实在的，他经常有这种感觉，不能完全合群，甚至在母亲身边时也是。当然，跟贝颂内夫妇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游客。这些都可以成为交谈的内容：最后什么都可以说。

“谢谢你。”她用英语说，接着又用法语说了一遍，生怕他听不懂。但他能听懂一点英语，心里猜想他们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床上的男人在打鼾。

“那么，”她打开小酒柜，指着那一排小酒瓶，“请你喝点什么吧。”

他想说她千万别感到尴尬。他想让她彻底放心，想说刚才楼下发生的事没什么大不了。他想立刻就谈起所有其他的事情，告诉她很多年前他就猜到贝颂内先生是他父亲，而且相信他在里昂信贷银行的职位是靠了贝颂内先生的关系才得到的。他还想告诉她，她们总是什么都不说——只字不提——贝颂内夫人不提她的母亲，她的母亲也不提贝颂内夫人，还有，他早就猜到母亲是贝颂内先生婚前生活中的一个女人。肯定是结婚前。按贝颂内先生的人品，不会做出出轨的事。

“哦，那就来杯白兰地吧。”他说。

他们从没说过有朝一日农庄将属于他。所以贝颂内先生经常谈到农庄，而且谈得那么详细，所以贝颂内夫人想重新粉刷一个房间时，特地来问他颜色挑得是否合适。

盖伊接过对方递来的酒杯，刹那间，手指轻轻擦过他爱上的这个姑娘的手指。直到今晚他才知道，当你第一次爱上某人时，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之内就能感觉到。

“你真是太好了。”她说。她坐在小酒柜旁一张低矮的扶手椅里，盖伊坐在写字台边。她抚平膝盖上白色连衣裙的裙摆。她的模样真像个孩子，他想，拂过白色裙料的双手，膝盖的轮廓，高跟鞋里的双脚。她的头发整齐地垂落下来，衬托着五官，他相信从她脸上仍能隐约看出刚才所受的伤害。她的眼睛是蓝色的，像今天白天的天空一样蔚蓝。

“你们是美国人吗？”他问，小心翼翼地说着英语，把问句从法语翻译成英语。

“是的，美国人。”

气氛尴尬，男人就在旁边，虽然已经睡着。如果他醒来心情肯定不会愉快，但这似乎并没多大关系。只是尴尬。盖伊说：

“我以前只来过这家饭店的餐馆，没进过客房。”

“你不是住在这里？”

“不是。”

她走到床边，吃力地把男人推得侧过身去。鼾声停止了。

“我每年都到岛上来，”盖伊说，“贝颂内夫妇有个农庄。”

“就是跟你一起吃饭的人？”

“是的。”

“我以前没来过这儿。”

“人们觉得这里安静。”

“对，确实如此。”

她重新坐下时，他们互相交织的目光和在楼下时一样无拘无束，一样坦率和确信。盖伊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确信和坦率的存在。他怀疑自己曾以为餐馆里朦胧的灯光使她没有注意到他对她痴迷的兴趣，但看到她的笑容，他放心了。他不记得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但似乎已经无关紧要。他只想知道她在想什么。

“我们是碰巧过来的，”她说，“来到这个岛上。”

“嗯。”

“请别站起来离开。”

他摇摇头。她露出笑容，他也朝她微笑。他会带她去看岛上的一切，当时机到来时，会告诉她他爱她。他会告诉她，他从未这样爱过一个姑娘，以前那些都只是比较简单的异性相吸。这可能是因为他像米歇尔说过的那样，是一位游客，总是多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可能跟他的身世有关，许多事都没有明说，几乎什么都没说过。谁知道呢？盖伊暗自疑惑。谁知道一个人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

“我叫盖伊。”

她没有说自己的名字。盖伊很好听，她说，特别是用法语说出来。这个名字用法语说出来很适合他。

“再来点吗？”她问。

他几乎一口都没喝。他摇摇头。她探身关上小酒柜的门，里面的灯灭了，刚才它曾透过那排酒瓶照在她纤细的腿肚子上。他们将拥有像贝颂内夫妇那样的婚姻；在农庄里，就像那样。慢慢地，她弯腰脱掉了鞋子。

床上的男人已经张大嘴巴。一条胳膊耷拉下来，手指垂在他们近旁的地毯上。

“盖伊。”她低语道，白色的连衣裙胡乱堆在地上，一只鞋子侧倒着。“我亲爱的。”她轻声说。

面对他不得不扮演的角色，他想要退缩，而她的坚持中有一种急切。现在没有耳语，也没有拥抱了。盖伊本能地知道她没有得到快感。结束时她笑了，一种没有声音的笑，跟她丈夫的笑不同，但仿佛是它的回声。

房间令人窒息，空气已不新鲜，被熟睡男人的呼吸给熏臭了。她赤裸地站在他身边，低头看着他沉睡的面容，看着他下巴和脖子上刚冒头的胡碴，一道口水从他嘴角挂下来。她碰碰他的肩膀，突然，他睁开了眼睛。她什么也没说，他便又睡去了。对于所有这些——对于刚才发生的事，对于此刻正在发生的事——她的目光重又像个陌生人。毁灭的气氛弥漫在房间里。盖伊意识到了。

她转过身，离开丈夫躺着的床，离开盖伊。她给自己倒的酒还没有喝。盖伊注视着她走向房间那头，走进去关上了门。他听见她淋浴的哗哗声。

他开始穿衣服，把自己的衣服跟她的分开。他可以去找她，那尴尬的几分钟已经过去了。明天，他可以说。十点半在绿色咖啡馆，或者十点也行。他带她在岛上转转，带她看看农庄；她会跟他谈到她自己。已经发生的事不会淡忘，不可能假装忘记；但随着他们的交谈，随着对话的开始，刚才的事会被排斥在外。

他把她的连衣裙和内衣都放在一张椅子上，把她的鞋子并排摆在地上。他喝了白兰地，一滴不剩，之所以想喝，是因为那是她给他倒的。然后他敲了敲她关上的门。

她的声音传出来，响亮，粗暴，跟先前不同。

“我在洗澡呢。你等会儿。”

她说的是英语。盖伊听懂了第一句，但第二句就得想一想，在想的过程中意识到她是对睡觉的男人说话，而他自己应该已经离开了。他想要回答，想要纠正这个误会，却又迟疑了。

“等的时候看看你周围。”她声音里多出来的那些特质中又加上了嘲讽，“为什么不呢？”

如果她刚才一碰丈夫的肩膀他就完全醒来，她会更满意。如果她的衣服扔得乱糟糟，两个酒杯像刚才那样放着，效果也不错。虽然不是最理想，但也够了。房间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幕，这印象仍滞留在空气中。

盖伊离开时，脚步寂然无声地踩在地毯上。他经过床边时看了一眼穿鲜艳蓝色西装的男人，溢出的食物染白了他的一侧翻领，面颊和额头红润润的。他猜想他叫什么名字，她叫什么名字，然后离开了房间。

夜晚的空气寒冷，已是秋天的气息了。盖伊慢慢地走在灰扑扑的小路上，心想不知道贝颂内夫妇是怎么议论的。明天早晨他们可能会提到这件事，但也可能决定不说为好。

在他游泳的海湾里，海浪轻轻拍打着鹅卵石。他在岩石丛中坐下，猜想自己会不会把这事告诉别人，如果告诉，又怎么去说。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他可能会说；他们就是这样相互拥有的，而不是他理解的那样。在清冷而皎洁的月光中，他觉得孤独是一种慰藉。

圣母的馈赠

一个柔和的秋天就这样过去了，一直都是阳光灿烂，最后的一批蝴蝶到了十二月还在，藏在岩石的缝隙里打盹儿。那些早开花的灌木，花瓣儿迟迟不肯凋零，还要好几个月才会从梗子上掉落。欧石楠正在开花，黄灿灿的荆豆已经偃旗息鼓。迈克尔经常想，蝴蝶竟然飞到他的地盘上，这真是奇迹，是夏季的一个奇观。

迈克尔觉得自己走遍了爱尔兰——这种表达方式在他那非常遥远的过去里经常被使用——来到了爱尔兰最粗糙荒凉的边缘。他很清楚往北还有土地，在他没有去过的西边和东边也有土地，他知道没有一个人能走遍爱尔兰所有的河岸和小径、山峰和平原，能穿过每一座树林，翻过每一道悬崖，走过每一条峡谷。但是这种夸张的表达方式也不是没有道理。对他来说，他的旅途确实像这句话蕴含的意思一样。是非善恶，上帝和魔鬼，都相互纠缠——迈克尔在自己创造的隐居所里苦思冥想。季节变换，他生命中的日子一天天地消失。

季节宣布自己的到来，但对于每一天的日子，迈克尔有一本日历——跟修道院里的一样——他的生活由节日、斋日、苦修日和其他日子构成。在他这座岛上的岩石群中，时间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时间的流逝不过是一个元素，属于大海和海岸，属于他栽种的菜园，属于他搭建的住所，属于海鸥，属于孤独。他感觉到七天里每一天的特点，并让每一天激发的不同感受保持鲜活，他早晨醒来时就知道是哪一天。

十二月四日到来了，这是圣彼得日。现在黑夜比白天长了，很快狂风暴雨就会占领这片岩石嶙峋的土地。起初，到了冬天，他会在这个季节出现的浓雾中迷路，因为所有熟悉的景物都变了形。如今，他知道不能冒险走出去很远。十二月里，每一个不下雨的日子，每一个寒冷的早晨，每一个群星闪烁的夜晚，都像夏花和蝴蝶一样受欢迎。

迈克尔十八岁的时候得知了自己的使命，那是一个梦，说他要离开农庄，把自己贡献给修道院。那时候他对修道院几乎一无所知，只在谈话中听人提过一两次，对它的目的和性质还很模糊。他告诉了芙德拉，自从第一次相互拥抱之后，他便把什么都告诉芙德拉。“哦，你肯定不会愿意的。”芙德拉说，“你老了以后才会去那儿。”她满怀信心地推测，但那双黑眼睛里已经写着悲哀，一根手指缠绕着一缕发丝，这是她不开心时的习惯动作。“梦不过就是一个梦。”当迈克尔再次讲述圣母出现、带来上帝的旨意时，芙德拉徒劳地小声抗议。

在圣彼得日割草皮翻修屋顶时，迈克尔想起了芙德拉的眼泪。他们从小就一起玩耍：在煮饲料的棚屋的泥土地上，在挖泥炭的沼泽地上——驴子耐心地等着人们把它们的驮篮装满，在收割过的玉米地里——她父亲和他父亲，还有他们的母亲，一起搬草垛，她哥哥长大一些后也帮着干。“我不能不去。”芙德拉哭泣时他说，在他们漫步的不远处，一只小鸟用颤音叫了几声，似乎在嘲笑她的忧伤。她从他手里抽回自己的手，他们的友谊结束了。她的生命也结束了，她说。

“上帝为你说话了。”就在那天晚上，父亲发表了不同观点，“他那是在给你荣誉。不要有怀疑，迈克尔。”

他没有怀疑，只是担心，上帝赋予他的荣誉，有朝一日会意味着农庄的衰败：他是家里的独子。

“他会考虑到的，”父亲向他保证，那时父亲正值壮年，坚定，自信，“肯定会的。”

迈克尔把他割的第一批枯瘠的草皮从岛的另一边搬来。整个上午，他来回许多趟，最后在棚子旁边垒起一个草垛。他把草皮搬到屋顶上码好，在两个和缓的斜面上六个一行，排了十二行，并用专门留着的长条石板把草皮敲实。棚子的三面，都按他很久以前学会的砌矮墙的方式搭建，把石头摆放成一个角度。第四面是岩石表面自然形成的一个空洞，他铺草皮用的框架是扎紧的树枝，门和门框也是这样做的。

芙德拉的手臂被蜇，他用酸模草的叶子给她止痛。她害怕果园里的野鹅，他领着她躲开，她很快就什么也不怕了。她现在多半已经结婚，有了孩子和孙儿孙女，多年前的那段友谊已被忘却：他接受了这点。母亲该有八十了，父亲还要更年迈一些。也许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这是更有可能的。

迈克尔存了一些海盐，夏天用来腌制抓到的鱼。他从修道院带来的种子长出谷粒，一年年地继续繁殖。岛上有越橘果，有他呵护和开拓的荨麻地，有毛茸茸的海藻在阳光下成熟，有永不枯竭的泉水，有也是从修道院带来的草根长出的草药。“找寻孤独。”圣母第二次发出指示，那时他已在修道院十七年了，这又一次像是一种惩罚，跟芙德拉流泪的那个早晨一样。

暮色降临，修葺屋顶的工作完成了，迈克尔爬到小岛最高的石崖上，眺望陆地的悬崖峭壁，很久以前，他就是从那里趟水过来的，带的东西顶在头上。他从天空预测明天的天气，仍是晴天。几道可怜的残云并不能妨碍太阳落山后留下的琥珀色云霞。大海像湖泊一样平静如镜。

在这样静谧的夜晚，迈克尔仿佛经常能听见修道院里祈祷的钟声，虽然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在修道院的时候，逐渐喜欢上了那种秩序和清规戒律，那几个简单的消遣方式，喜欢有人作伴的感觉。晨曦的光，从回廊一直照到牧场上高高的十字架，夜晚点亮的灯盏，咏唱的诗篇，做弥撒的喃喃声——他怀念所有这些，直至今日。路加兄弟熟悉那些圣人，经常讲他们的故事：圣麦利图斯不肯把圣餐递给国王的儿子，狼和熊对圣马西安言听计从，圣西米恩在柱子上鞭笞自己。科洛南和穆塔在斗室里装饰《圣经》，调墨水，削笔。伊翁的眼神懒洋洋的，伯纳德胖得像个水桶，菲坦面颊粉嫩嫩的，性情快活。狄阿玛德个头最高，康奈最善交谈，托马斯忘性最大，卡萨尔最讲究实际。“千万别把你的那块玻璃弄丢了。”告别时卡萨尔提醒他，“一定要有生火的东西。”

他们能否看见他，就像他仍能看见他们一样呢？——看见他褴褛的衣衫，已经消失的剃度，修剪得差强人意的胡子，赤裸的双脚？他们能否想象岩石床板高处石头上刮出的那个十字架？他们能否在脑海里听见海浪的声音，听见他拖着海藻翻越岩石走向菜园子时海鸥的鸣叫？他们能否猜到，他仍然在心中造访杂树林后的那个小池塘，在想象中注视一段经文得到装饰，科洛南用笔捕获那些动物，有鱼，有鸟，还有蛇盘绕在一个个字母上？

圣母第二次来找他时以穆塔 [18] 的形象出现，而不像以前几乎跟他的母亲相似。第二次的时候，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的生活又遭到了毁坏。现在他明白了。他在修道院里学会了虔诚，训练了耐心，同伴们的天赋使他感到谦卑，他们的友谊给予他力量。而在孤独中，他离上帝更近。

他仍然站在高于其他岩石的崖壁上，每天傍晚都更加确信地感知这一点。在这里这么长时间，他没有看见一个人，只对上帝和自己说话，对走兽、飞鸟，跟神奇降临的蝴蝶说话，偶尔也对一只昆虫说话。他想象中虚构的那些东西，并没有形成异乡人的情绪，乡愁总是被抑制着。这个傍晚，他做了晚饭，吃完，很高兴自己割了铺屋顶的草皮，并趁着天晴把它们铺好。这是一种满足，他带着这种满足躺下休息。

色彩不知来自何处，逐渐明亮，光芒四射。翅膀在飞行后轻轻合拢的声音，红艳艳的天堂鸟，黄胸脯的鸟，绿色的鸟。一道道拱门渐渐隐入四周的景物，浅褐色和粉红色的光掠过花饰的大理石地面。阳光像天空中的一枚枚利箭。

圣母的衣服是深浅两种蓝色，朦胧的光晕若隐若现。这次，她的五官没有使迈克尔想起母亲曾经的模样，或想起福音书上的彩饰：她的那种美，是迈克尔从未在人类脸上和自然界任何地方看到过的——包括早开花的灌木、欧石楠，或海滩上精美无比的贝壳。白皙修长的双手慈爱地举起。

“迈克尔。”圣母说道，之后是一片静默，直到他衣冠不整、头发蓬乱地站在她面前，说：

“我在这里很满足。”

“因为你逐渐爱上了你的孤独，迈克尔。”

“是的。”

“在今年的这个月里，你必须离开。”

“在父亲的农庄我曾很满足，在修道院里我曾很满足。现在这里是我的地盘。”

通过否定和剥夺，他被一步步引向平静，那是一个已经到达的目的地。这些话没有说出来，但是就在那里，是对话间闪过的一个念头。

“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找你。”圣母说。

她脸上没有笑容，但通体散发的那种安详使她并不显得严厉。她的手指优雅地碰触、分开，然后举起来为他祝福。

“我不能明白。”迈克尔说，他努力想再说点什么，但想不出，只好继续沉默。接着四下里恢复了黑暗，直到他天亮醒来。

这是一个星期四。迈克尔焦躁不安地感觉到了。每星期的星期四无足轻重，但这个早晨，似乎有太多别的东西。“仁慈的圣母，”他恳求道，“高贵的圣母，请听我说。”

他恳求他的忧郁能减轻，夜晚袭入的困惑能随着顿悟而豁然开朗。这是一年里他最快乐的一段日子，每过一个小时，就离庆祝救世主的诞生更近一些。这个季节的这个仪式为什么被这样粗暴地破坏？

“仁慈的圣母。”迈克尔又喃喃地说，但当他起身不再跪着时，仍是孤独一人。

灰蒙蒙的清晨，使他的岛比平常更加灰暗，梦中的画面——明亮地逗留不去——更使一切显得灰蒙蒙的。“梦不过就是一个梦。”芙德拉年轻的声音从遥远的过去传来，迈克尔看见自己摇头否认。前两次圣母出现，他虽然有一种受惩罚的感觉，但并未感到焦躁不安。他其实一辈子很少焦虑。在修道院里，安德鲁兄弟总是拖着脚走路，凉鞋啪嗒啪嗒，那单调重复的声音烦得你闭上眼睛，暗自催他快点。加斯图斯兄弟每次从饭堂的桌旁站起身，都要抖抖衣服上的食物残渣，把它们洒在地上，害得别人再扫一次地。还有老内森的咳嗽也让人心烦。

然而今天早晨，迈克尔的郁闷，却比这些烦人琐事引起的坏心情更令人绝望。想到要离开独处的环境，他感到害怕。这是他的地盘，是他一手打造的。以他五十九岁的年龄，漫无目的地流浪已是力不从心。再踏上旅途，他已经没有了少年和中年时所拥有的那份刚毅。如果死神在召唤他，为什么不让他死在这里，在他的乱石丛中，靠近他的欧石楠和他的峡谷，靠近他种着莴苣和甜菜根的小菜园呢？

又过了一小会儿，他慢慢地向岛的另一片海滩走去。他站在搭棚屋前栖身过的那个山洞的洞口。当时——二十一年前——他以为自己活不下来。想捉鱼但一无所获，而且还没有习惯黑刺李的味道，那是他的隐居地所能提供的营养。他想把蜜蜂吸引过来，但蜜蜂没来。他指望一片刺藤能长出黑莓，结果发现不是那个种类。在找到泉水前，他喝的是沼泽地一个水洼里的水。

从山洞里他能看到小岛岬角上那些矮小的橡树，树干弯到地面，他记得自己一开始觉得它们模样凶险，海风把它们塑造成敌意的样子。但这个早晨，它们是友好的，海面吹来的微风这么柔和，丝毫没有撩动平静的水面。海浪轻轻拍打着卵石海滩。这么多年来，海鸥一直不怕他，现在还敢落在他身边，在岩石上大摇大摆地走几步，然后静止不动。

“我在这里很满足。”迈克尔大声说，因为是事实，所以又说了一遍。他羞愧地低下头，肩膀缩在已不再给他提供温暖的衣服下面，眼睛闭着，什么也看不见。迈克尔在跟自己的愤怒抗争。难道他的顺从还不够吗？难道他虚荣过、骄傲过吗？难道他从海鸥窝里拿一个鸟蛋都不应该吗？

没有听到回答，也没有感受到答案，他为问了这些冒昧的问题乞求原谅，心情无比沮丧。

他走到潮水比较低的崖壁，趟过寒冷刺骨的海水，胸口以下都湿了。他脱掉衣服，一边打着哆嗦，一边拧干衣服里的海水，把它们摊在岩石上晾晒。他用胳膊拍打身体，并把指甲使劲掐进手掌，让血液循环恢复。

他等了一小时，又把衣服穿上了，所有的衣服都还是潮乎乎的。他感觉到海鸥们在注视他，不知道它们是否感觉到与他共处的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些异样。他爬上岩壁，很轻松地找到落脚点，抓住尖利的岩石引体向上。顶上是一片山脊，上面的草被啃过，然后出现了荆豆，荆豆越来越密，一开始他以为自己没法从中穿越。荆棘擦伤了他的腿脚，刮出了血痕，最后终于来到一片没有植被的空地上。空地逐渐变窄，在他面前蜿蜒延伸，像一条羊肠小道。

他一直走到天黑，只偶尔停下来摘几个野苹果，喝几口小溪里的水。他在一片蕨草丛中躺下休息，并拔起一些蕨草盖在身上取暖。本来以为睡不着的，没想到很快就入睡了，而且睡得很沉。

第二天早晨，他经过一座废弃的塔，里面没留下曾经有人居住的任何痕迹。他走过一所房屋，屋外拴着一头母驴。田里，一对年轻的男女在给冬播作物除草。他们告诉他这是哪里，但他从没听说过他们提到的这个地方，也没听说过再走两小时后那个小镇的名字。他讨水喝，他们给了他牛奶，这是他离开修道院后第一次喝牛奶。他们还给了他面包和黑布丁，布丁里放了一种香草，他们说是墨角兰。他们猜他是个通灵神汉，但他说不是，没有解释说他只会讲一个故事，那就是他自己的故事，他不知道如果讲了那个故事他们会是什么反应。圣母三次在他的梦中出现。

“你要走遍爱尔兰吗？”那个年轻男人问，对话中用了那种熟悉的表达方式。他喝牛奶吃东西的时候，他们放下锄头，陪他一起坐在草地边。

“曾经走过，”他回答，“就是你说的那个意思。”

“没有多少人经过我们这儿。”

他们自己聊了几句，确定最后一次有旅人经过他们附近是什么时候。他问起来时，他们说这片田地和那头母驴都是他们的。很快他们就要有个孩子了。

“人丁兴旺啊。”

“是啊，感谢上帝。”

他是一个流浪的乞丐：他们看不出他身上的衣服曾经是一件僧袍，也看不出他头顶的剃度标志着他的使命。如果他透露说他对圣母怀有怨恨，说他因为昔日的顺从得到这样的嘲弄而心怀不满，说一路上这种恨意越来越强，他们肯定会认为他亵渎神明。“我是你的玩物吗？”他一边艰难跋涉，一边粗暴地质问，听见自己的话又感到羞愧难当。

他经过一片树林，树林深处黑得像夜一样。走了一个又一个小时，树木逐渐稀疏，又一个傍晚的暮色投下斑驳的暗影。那天晚上，他在树林边过夜，还是用灌木盖在自己身上。

“我要回去。”早晨他嘟囔道，但立刻知道这样发脾气只是虚张声势：即使想要返回，也不会找到路；野猪和野狼会在夜里出现。荆豆虽然刮伤皮肤使他流血，但他知道，只要他顺从神意就能受到保护，因为在漆黑的树林里，他一次也没有被断裂的树枝刺伤头脸，一次也没有被树根绊倒。

于是，他心烦气躁地继续往前走。寒霜染白了树木和青草，每天早晨太阳出来一小时后便会消散。圣塞巴斯日到了，接着是圣菲尼安日、圣露西日、圣阿蒙日。别的年份这些日子的天气都不一样，然而在迈克尔的旅途中始终没有下雨。他砸开坚果，寻找有水可以长出水芹和野欧芹的地方。圣托马斯日那天，他想起路加讲过，托马斯把手指放在伤口上，暴露了内心的疑虑，痛苦得大喊起来，遭到救世主的责备。“我只是不能明白。”迈克尔恳切地说，又一次乞求能够得到宽恕。

黑夜降临时，他经常不休息，继续往前走，有时甚至不吃东西。走路的力气一直有，但感到脑袋轻飘飘的，一边走一边揣摩自己的一生，怀疑是不是浪费了他在大地上获赠的时间。他在一座大房子前叫门，被领了进去，得到温暖和食物。房子的女主人走到厨房去给他倒酒，问他来的路上有没有看见獾和狐狸。他说看见了。她乌黑的头发和脸上橄榄色的皮肤，一度使他想起了芙德拉，那天夜里，他躺在从未享受过的那么舒适的床上，想起了年少时的朋友：她的皮肤现在应该变得粗糙，起了皱纹，双手也因为一辈子的劳作而嵌了污垢。内心的怒气更强烈了，他不再忏悔。凭什么芙德拉要给另一个男人生儿育女，凭什么她要属于别人，而他被迫离她而去？这些抑郁的思绪令他感到害怕，似乎接近于疯狂。自从这些神圣的梦境第一次出现之后，是不是就有某种愚蠢的念头在控制他，使他执迷不悟？他是不是被领进了卡塔尔说的那种魔怔舞？卡塔尔肯定会这么说，狄亚玛也会，还有伊恩。他们会争执，表示关心，还有比奥卡兄弟也会发表智慧的见解。然而，孤零零地迷失在这荒郊野外，只有一种怨恨不停地纠缠他，一个奥秘不断地嘲弄他，把五十九岁的他变成了一个脾气暴躁的孩子。

早晨在那座房子里做了弥撒，他吃早饭时，女主人走了过来。

“如果没必要的话，就别急着走。一年里的这些日子，我们可不希望看到你露宿荒郊野外。”

留下来，待到圣斯蒂芬日吧，她热情地劝道，笑容里带着淡淡的忧伤。她是个寡妇，他在厨房里听说了。

虽然没有明说，但他们会给他衣服穿，会把那件旧得看不出原样的衣服烧掉。关于自己的情况，他一个字也没有告诉他们；他们也没有问。

“欢迎你住在我的家里，”他听见对方又一次邀请，“天气会变得很恶劣。”

留下来将是愉快的。厨房的炉火边有床。前一天晚上他看见她给牛排调味；他看见冷藏间里挂着鸡鸭，罐子里装着水果。

“我不能留下。”他说，摇摇头，并不感到勉强。

他离开那座房子不久，还不出一个小时，郁郁寡欢的情绪就逐渐消失了。他穿着别人给他的那双靴子往前走，突然十分惊讶地——却不知为何——意识到他没有辜负自己，不管是年轻的时候，还是如今上了年纪；他知道这个旅途的终点不是通向死亡。圣母信守自己的预言，没有再来找他，但他仿佛以另一种方式看见了她成为圣母之前的样子。他看见她听到天使报喜时非常惊讶，继而陷入困惑，如同他也经历过的困惑一样。对她来说，那也是一个旅途。对她来说，也曾有过疲惫、恐惧和无情的奥秘。谁能说她就没有过坏脾气呢？

就像血液重新流动，信念一点点地流了回来，迈克尔又有了第一次意识到能在岛上怪石嶙峋间活下来时的那种感觉。接下来的三天他疲惫地、日夜兼程地赶路，其中有着赎罪的意思；第四天曙光初现时，他知道自己在哪里了。

修道院在东边的什么地方，面前的这片牧场曾印有他的足迹。再走近些，看到了那座小山，他曾经常在山上看守父亲的羊群。还有那条小溪，岸边长着赤杨树，如今树叶凋零，只剩空枝。山坡上没有牛羊吃草，果园里没有野鹅，山毛榉树下也没有猪在拱土。但是那座小小的石头农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他走近时没有听见声音，他在院子里站了片刻，环顾四周，那些紧闭的棚屋门扉，那口水井，那个空荡荡的牛栏。脚下草草铺就的石子路面杂草丛生。狗舌草和荨麻在一个墙角默默枯萎。

他敲敲门，他们开了门却没有认出他。他们给他拿来面包和水，两个老态龙钟的人，如果在别处看见他肯定不会认识。厨房的窗户塞了稻草，不让热气跑走。壁炉里的烟把他们熏得咳嗽。他们的衣服很破旧。

“是迈克尔。”她突然说。

父亲已经失明，伸出手，摸索着空气。“迈克尔。”他也说。

他们的脸上有了喜悦，迈克尔从未在任何人的脸上见过这样快乐的神情。岁月从他们身上退去，因为高兴，他们的眼睛里又有了光彩和活力。一根孤零零的蜡烛，为庆祝这个日子而点亮，凝固的烛泪把它固定在壁炉高处的架子上。

他们的田地不会再得到耕种，他不是为这个来的。野鹅不会再在果园里鸣叫，猪也不会再在山毛榉树下刨土。他在对孤独的满足中被打扰了，为了更少，同时也为了更多。他曾经常把他岩石嶙峋的隐居地的那些蝴蝶看成是夏季的天使，如果冬季也有天使，那么他们此刻就在这里，是无形的，看不见的。没有唱诗班的歌声，没有突然的万丈光芒，只有一间呛人的茅屋里因劳作而变形的肢体，一只在空气中茫然摸索的手。然而，肯定是天使编织了这个奥秘，一个天赐的儿子又被馈赠。

教授之死

济济一堂的重要人物，满怀期待地等着已被称作晚会幽灵的那一位。这份期盼被有些人巧妙地伪装，而在另一些人身上则表现为眼神一闪、面颊泛红，或一丝稍纵即逝的微笑。在他们的约定俗成里，是那种暗自钩心斗角的自命不凡，使聚集在这间屋里的人们能够谈笑风生，然而这个早晨，约定俗成不重要了。院长的雪莉酒上了一巡又一巡，羞辱别人的长矛没有抛出，新仇旧恨也可以等等再说。今天大家主要是在扯闲话。

“哦，听说只是——只是一个恶作剧？”小个子的麦克莫兰嘀咕道，用他苦苦搜索的一个词给这个残酷行为辩解。四十年前，他姐姐讲的那些校园故事里就充满了恶作剧——“瑞士山间学校的女生们”、“绝处逃生”、“可怕的双胞胎”。没必要搞得兴师动众，麦克莫兰还小声议论说，他们绝不可能找到那个始作俑者，一个小小的恶搞行为，他仍带着戏谑补充了一句。

林德福特的块头看上去几乎是麦克莫兰的两倍，他嗅了嗅喝空了的酒杯，硕大的脑袋在明亮的冬阳下闪闪发光。哦，本来只是闹着玩儿的，他赞同道。当然啦，如果事情落到你头上，就不是儿戏了。你还没死，就被人说成死了，这可不是儿戏。

“不过并没落到你头上。”麦克莫兰声音刺耳地说，心下却在猜想，对于这位体重超标、动作迟钝的男人，讣告作者又会如何着笔呢？他一向认为，自己不是教授，但林德福特虽然身为教授却相当愚蠢。今天早晨，四家报纸似乎对某个爱开玩笑或心怀恶意的学生的恶作剧照单全收，发表了为一位教授撰写的讣告，而那位教授即将光临院长的这个午间酒会。

“总的来说还是善意的。”科克对一位同事评论道，同事没有回答，房间里还有几个人跟他一样愿意保留自己的看法。“哦，当然是善意的。对，我不愿说不是善意的。”

科克浓密的连鬓胡子一直蔓延到面颊上，他提出自己的各种不同想法，回忆历史学家维莱特—霍斯比死后遭到的抨击——当然含沙射影，但仍不失为抨击。“那是一九五六年，在讣告栏里出现这种内容很反常，但居然就出现了。”

科克是房间里最邋遢的一位男士，粉红色的灯芯绒西装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熨过，破旧的外套，翻领上这里那里沾着宴席上洒落的残渣。一条刺目的红领带——表明科克在政治上的忠诚——却未能掩饰那件伐木工格子衬衫的纽扣没有扣好。他是个毛发浓重、体格壮硕的男人，五官粗糙，虽已年逾六旬，仍是这类学院宴请和聚会上的老顽童。

“奥姆斯顿肯定能从容应对，”他这样结束自己的话，其实心里的想法远非如此，“他是个有幽默感的人。”

“奥姆斯顿压根儿不是那种人。”特里勒是房间里个头最高的男人，瘦得像一只蝌蚪，他低头看着院长的妻子，对两人无意间听到的那句话提出反驳。特里勒为人彬彬有礼，但偶尔会过于尖刻，有着守旧派的那种不修边幅。他手里拿着烟斗，但今天中午在院长的客厅里烟斗没有点燃。

“这件事太令人震惊了。”院长的妻子肯定地说，她是房间里唯一的女人，“我怀疑奥姆斯顿教授不会来了。”

“你们没得到消息？”

“没有。”

“哦，那他会来的。不来不符合他的性格。”

“这件事太过分了，您认为呢？为什么如今每件事情都要做得这么过分呢？”

“我十分肯定地相信，您先生会采取必要的做法。”

特里勒私下里认为院长不拘小节。他有着六十年代人的缺点，早就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这也是意料之中的。必须显示一点力量，于是特里勒补充道：

“我丝毫不怀疑院长打算采取措施。不过说来奇怪，受害人竟然是奥姆斯顿。”

“我本人真没想到奥姆斯顿教授不招人待见。是啊，真没想到。”

“他从不溜须拍马。”特里勒教授迅速扫了一眼威力奇的背影，看到院长的妻子微微一笑，显然领会了他的暗示，顿时心生快意。“奥姆斯顿这辈子恐怕都没穿过皮货。”

这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谈话声中有了泉水叮当。威力奇现在不再一身皮装了，但他酷爱皮货——皮夹克、紧身皮裤、带饰钉的皮带，偶尔还有毛皮围巾。他骑摩托车，一辆超大的雅马哈。

“会不会只是一时疏忽呢？”院长的妻子提议道，“如今报纸都粗枝大叶的。”

“在我看来，不可能四家不同报纸的讣告部同时粗心，我认为恐怕是故意的。”

院长的妻子胖乎乎的，眼镜挂在胸前，她反驳说不管这件令人不快的事是怎么发生的，在一所老派大学里都是不可接受的。她感到愤慨，客人们明显感到兴奋的事并不能让她感到兴奋，也不能让院长本人感到兴奋。她觉得他俩似乎有什么东西被剥夺了。今天应该属于他们。

“我考虑过打电话给奥姆斯顿。”院长对《卡拉克拉姆山麓小丘的部落组织》的作者，以及一位认为研究山麓小丘部落纯属浪费时间的古典文学艺术研究者这么说道，“但我担心这样反而会把事情越描越黑，就作罢了。”

两人点头表示赞同。他们也会克制着不打电话，都暗想院长这个角色可不是他们愿意担当的，有那么多令人烦心的决策需要考虑。

“我确实感到很不安。”院长说话一向嗓音浑厚，他压低音量，以表示心情沉重，“确实不安。”

早在十五年前，就出现过巴切特校外讲课的离奇遭遇，更早以前还有T.L.哈普古德遭受奚落的事，如今那件事已经载入史册，不过这个中午院长客厅里的人都不认识T.L.哈普古德，也不知道他的模样。离现在比较近的是一天早晨有一只猪被送交给了金得利博士，当天晚上还送去四十八份外卖匹萨。当年，巴切特前往一所著名的公立学校去给地理学会讲陆路交通，却发现不仅学校期中放假、校内空无一人，而且实际上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地理学会。

“哈普古德离奇事件始终没有破解？”卡拉克拉姆山麓小丘的研究者随意地问道，“我一直不清楚。”

“没有，事情的真相没有弄清。这种骚扰行为的始作俑者的身份经常会在许多年后浮出水面，但那个时候不行。都是些心怀不满的家伙。”

T.L.哈普古德教授因冷嘲热讽、出口伤人而触犯了众怒，那些家伙对他的恶搞，是以教授对当时意识流文学的藐视为基础的。一些学者收到以哈普古德教授的名义写的信，宣称他即将撰写研究詹姆斯·乔伊斯生平和创作的论著。“恳请阁下发表对这位爱尔兰伟人的看法，尤其是他对后来被称为‘意识流’的创作手法的巧妙和出神入化的运用，笔者认为，若缺少阁下的观点，这项研究将是残缺不全、大有遗憾的。寥寥数言，或长达三十页的长文，只要出自阁下妙笔，我都不胜感激，并会立刻以支票或自酿上等红酒的形式支付报酬——随您自选。倘若得不到阁下洞察入微、睿智过人的见解，拙作将难以问世。”整整十八个月，哈普古德教授不断收到来自欧洲各国、美国、日本，甚至来自对立派的文稿。之后，那些索要报酬的人开始出言不逊。

“没想到奥姆斯顿年轻时的理想是当一位木匠，”古典文学艺术研究者说，“今天早晨的一篇讣告里写着呢。”

“不过笔调是善意的。”院长慌忙插言，“善意地指出这点。”

“哦，没错，是善意的。”

历史学家，哲学家，轻松活泼的社会学家，热衷文学和语言的专家，中世纪传说的研究者，因特网的行家里手，都在房间里站着，说话或者沉默。这件趣事以种种方式把他们从自己的硬壳里拽了出来，包括那些认为言多必失、沉默是金的人。他们有的为不在场的受害者担心，有些对其年轻的妻子感到好奇——在特里勒看来那是个轻浮的女人，漂亮的人难免轻浮。而麦克莫兰认为，奥姆斯顿在活着时被宣布死亡，似乎是命运一个小小的快意报复：麦克莫兰自己的糟糠之妻早就变得慵懒肥胖。

十二点二十五分的时候，客厅里的谈话渐渐平息下来，这似乎有原因，其实没有。一时间只听见科克用高亢的声音对某人反复说奥姆斯顿是个有幽默感的人。对方忍着笑，却没有完全忍住。

“亲爱的，有些杯子空了。”院长妻子在丈夫耳边低语。

院长环顾四周，不知道自己把酒瓶放在了哪里，看来，谈话趋于平静并非偶然，而是一个前兆。门铃响了，奥姆斯顿教授终于大驾光临。

有人曾经说过——这句不断被人重复的评论出自何处，早已无法查询——瓦妮莎·奥姆斯顿年轻时的美艳堪比玛丽莲·梦露。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不可避免地有了这样机敏的反驳：没错没错，她仍拥有那位电影明星的大脑。从照片上看，她是一位笑容可掬的姑娘，明艳的浅黄色头发，身材苗条到了单薄的程度，面容像孩子一般精致娇美。如今四十八岁的她——比丈夫年轻十六岁——看上去不是苗条而是清瘦，昔日的美貌依稀保留着，如同被她压在书页间的那些干花。奥姆斯顿的妻子——丈夫的同事经常这样称呼她——对花卉情有独钟。她收藏枯萎干花的行为别有深意，学院回廊和贵宾席间的妒意借此得到一点发泄。

院长举行雪莉酒会——学界津津乐道地冠以这一俏皮名称——的那天清晨，瓦妮莎读到了丈夫的讣告，而就在十分钟前她离开卧室时，丈夫还在旁边那张单人床上安睡。她被那张颗粒粗糙的照片吸引——正面头肩照，是五年前毕业典礼上拍的——本能的反应是上楼去看看是否一切正常，是否时间跟她开了个玩笑。难道她记错了日子？难道失忆症仁慈地抹去了悲剧发生的事实？然而她接着便听见丈夫的脚步声和他清晨的咳嗽声。瓦妮莎恍恍惚惚在讣告上读到，丈夫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她还读到，丈夫“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享有盛名”，她知道丈夫不会喜欢这一说法。他们谁都不承认他的世界是小的。

瓦妮莎读着报纸，电水壶里的水开了；她再一次惊慌起来，跑上楼去。丈夫刚才起了一下床，这会儿又靠在枕头上，模样酷似放在厨房浅黄色丽光板桌面上的那副头肩照。“一会儿就好。”瓦妮莎脱身出来，匆匆地去准备他们七点钟的茶点，托盘前一天晚上就准备好了，那个印着“甘草车”的圆罐头里有姜汁饼干。边吃茶点边看报，该轮到他来读这份报纸了。

瓦妮莎不知所措了，遇到棘手的事她经常会这样。她不可能把报纸递给丈夫，看着他读到关于自己死讯的报道。跟他同在那一版的几个人——无疑都报道无误——是一位流行乐队的和音歌手、一位生于斯托克波特的主教，以及一位中校。报上称丈夫为“A.R.奥姆斯顿教授”，分配给他的版面比别人小，跟那位和音歌手更是没法比。主教的照片也不大，但洋洋洒洒的文字做了弥补；中校一九三一年与安妮·南希·特拉斯特—伊德结婚，在塞浦路斯丢了一条胳膊。瓦妮莎凝视着中校果敢而苍老的眼睛、主教毫无特色的面孔，以及歌手画着浓妆的娃娃脸和耳垂、鼻孔上挂的金属饰品，又一次对自己说，绝不能做这样狠心的事。被挤在别人剩下的空间里，委实是有失尊严。

讣告印在报纸最后一版的内页。有一段时间，送报男孩总是把报纸硬塞进信箱，把纸都挤破了。“请把报纸放在窗台上。”丈夫在一张方方的厚纸板上写出提示，挂在门厅外的铜把手上。他把那张方方的厚纸板留在身边，每次换了送报男孩都再挂出去。

瓦妮莎撕下那版报纸的下部，把没有勇气让丈夫看到的内容匆匆处理掉。她把纸片揉成团，扔进水池下面的垃圾桶，并使劲往下压压，让它藏在土豆皮和一个汤罐头底下。然后，她端着托盘上楼。

“你的那个告示又要挂出去了，”她说，一边倒出茶水，加入牛奶，“又换了个男孩。”

“什么男孩，亲爱的？”

“送报纸的男孩。”

我还能怎么做呢？瓦妮莎把姜汁饼干浸在她的茶杯里，焦躁地问自己。刚才她需要时间来思考，现在有时间了，脑子里却一片空白。她不安的面容藏在跟报纸同时送来的杂志后面，渐渐地写满了焦虑：她的这个花招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她并没想到这不仅仅是一家报纸的错误。她心里只想着自己的保护措施不可能持续很久，当最终真相大白时，任何解释都无法缓和讣告作者这一失误的残忍度。她应该想办法说说话，用委婉的方式坦白这件事，然而她怎么也开不了口。

“隐形战斗机是什么东西？”那张床上传来询问，问题刚一提出，几乎立刻就得到了回答。她听说F117隐形战斗机是一种飞机，还听说邮政协会要遇到麻烦了，今天没有多少新闻。“哦，你还蒙在鼓里呢！”她听见她的声音在喊，却只是喊给自己听。她翻着那本杂志，对上面的内容视而不见。她的焦虑误导了她，以为朋友和同事都会出于人道主义而密谋施以援手，跟她一样本能地保护他。如果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来信，她会回信解释。从道理上来讲，那些信肯定都会写给她。瓦妮莎在纷乱的思绪中，并未考虑到新学期开始后会有几个本科生冒冒失失地说：“先生，您不是死了吗？”毕竟，丈夫深受学生爱戴。他们无疑也会尊重他的面子。

然而，几分钟后，奥姆斯顿教授的妻子脱去晨衣和睡衣站在卧室里，内衣还没有像每天早晨那样凉飕飕地贴着她的肌肤时，她就知道自己又做了一件错事，在她的婚姻和生活中，她做的错事层出不穷。而且，跟平常一样，做这件错事的原因是她臆想出了一个虚幻的情境：认为所有的人都会以这件趣事为乐。

“今天会有什么新闻呢？”教授在他的床上问，属于这个时间段卧室里的常见问话。

这时候她想对他和盘托出。她完全可以衣冠不整地走到他身边，用年轻妻子的胴体给他安抚。“我太可笑了。”她听见自己说，但在房间里却并未发出声音，可笑是因为她竟然没有勇气去勾起他的痛苦。

她给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她为两人的咖啡热了牛奶。接下来是这个星期六早晨的闲散时光，而他仍然对那件事浑然不知。她又一次绝望地想，说不定这次能够有所不同，说不定他们在院长的雪莉酒会上能够慈悲为怀。

“这事必须严肃处理，”院长打招呼时说，“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没有再说别的，只是点头回应奥姆斯顿的表情——他把那表情理解为尴尬，实际上是疑惑。在院长看来，奥姆斯顿是打算处变不惊，蔑视闲言碎语。从这点上来说，他无疑是值得尊敬的。“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淡定吗？”麦克莫兰为奥姆斯顿的平静感到惊讶，嘟囔道。

一位中世纪研究家，凯里菲塔德，独自站在墙角，怀着上升为仇恨的厌憎注视着奥姆斯顿。“科克和死者在一起。”凯里菲塔德听见左侧传来一个声音。那个已被宣布不在人世的男人正和穿粉红色灯芯绒的教授站在一起。凯里菲塔德对这两人都不喜欢，而最让他恨之入骨的，是一小时前他幻想已经死去、让妻子成为遗孀的那个家伙。凯里菲塔德之所以单身，跟瓦妮莎·奥姆斯顿有很大的关系，瓦妮莎跟他同龄，却嫁给了一个干巴老头，在他看来完全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凯里菲塔德自己也是个干巴人儿，属于沉默寡言的那一类教授，这种性格在瓦妮莎的事情上对他不利，因而让竞争对手占了先机。几个小时前，在他那毫无生趣的学院宿舍里，凯里菲塔德先是难以置信、继而欣喜若狂地盯着报纸上的那则讣告，并去买了他猜想会刊登同样大快人心消息的另外三份报纸，果然不失所望。他立刻开始展开幻想：和瓦妮莎·奥姆斯顿一同进出戏院，在奥斯特利拉餐馆里安静地共进晚餐，悄悄地共度周末，在秋季开学前，到萨尔斯堡去享受多年前就该开始的蜜月。直到走进院长的家门，凯里菲塔德才意识到这是某个爱开玩笑的家伙搞的恶作剧。

科克的粗声吼叫传到他这个角落。这声音在嘲笑他，周围的面孔也在嘲笑他——麦克莫兰皱巴巴的脸，林德福特挂满赘肉的脸，卡拉克拉姆山麓小丘研究者被太阳晒得黧黑的脸，威力奇酷似鸟嘴的脸，以及院长方方正正的大脸，特里勒清清爽爽的长脸。凯里菲塔德本人跟那个十九年前横刀夺美的男人一样，面容苍白，毫无血色，戴一副无框眼镜。两人都头发花白，身材瘦削。在今天早晨的思绪中，凯里菲塔德认为一位遗孀再婚时会选择外貌酷似前夫的人。虽然他坚决强调两人其他方面迥然不同，但他们的确有一点相似之处。

“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无疑是冒用了我们中间某个人的名字。”

说话的是林德福特，他用亲密的方式走近凯里菲塔德。林德福特坚称是一个本科生冒充某人打的电话，提供了一位教授的死讯，凯里菲塔德认为他的说法很不靠谱。

“你的名字或我的名字，”林德福特坚持自己的说法，“那似乎就够了。”

“不行，”另一个人插进来说，“那应该不够。”

“那是怎么回事呢？”林德福特撅起厚嘴唇，像是要吹口哨，这是他的习惯，每当谈话变得平淡乏味时他都会这样。插话的那人说：

“是通讯社内部的人做的手脚。肯定是的。”

“通讯社？”

“奥姆斯顿以前的某个学生。得到宽恕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可是奥姆斯顿——”

“我们都得罪过人。”

“奥姆斯顿似乎在假装没这回事儿。”凯里菲塔德不再沉默。他没说自己得知那人的死讯后欣喜若狂。他相信自己从未以任何方式得罪过学生，但没有把这话说出来。

“咄咄怪事。”林德福特叹道，嘴唇又撅了起来，“咄咄怪事。”

除了林德福特——他对这类事没有兴趣——其他人都知道凯里菲塔德觉得自己应该跟瓦妮莎·奥姆斯顿结为连理，他之所以没有另娶他人，就是因为那份激情仍缠绵心头。在林德福特看来，奥姆斯顿选择无视自己的尴尬遭遇是可以理解的。奥姆斯顿在房间里笨拙地走来走去，寻找别的话题，没有意识到逐渐弥漫的失望情绪：奥姆斯顿竟然没有失魂落魄地出现在他们中间，事情竟变得这样令人扫兴。

“内部做的手脚。”科克最后说道，决定从失望中捞取点什么。他和奥姆斯顿一起离开，两人走在院长家宽敞的花园小径上时，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家都在议论是传媒界搞的鬼，内部做了手脚。”

他用一块红点点的手帕擦擦一个鼻孔，又擦擦另一个鼻孔，奥姆斯顿只好把视线挪开。科克的动作暗示两人的关系特别密切，压低的嗓音透着关心。亲密并不存在，关心也是假的。

“你在说些什么呀？”奥姆斯顿问，于是，他以迂回的方式获得了那个点缀着怜悯的消息，知道了所发生的事情。

奥姆斯顿走在路上，左侧是灰褐色的石头门房和深陷的图书馆窗户，他想起了晨报被撕去的那页。他匆匆瞥见的那位和音歌手的脸，此刻在他的记忆中一闪而过。那页报纸上所缺失的，正是院长说“事情必须解决”时欲言又止的内容。院长妻子问候他时神色尴尬，麦克莫兰则面露得色。特里勒暧昧的深情掩盖着别的什么，威力奇瞪大了眼睛，林德福特兴奋异常，凯里菲塔德望着别处。他们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其他人对此事都有自己的解释，奥姆斯顿也编织了一个解释，跟他们的大致一样，只是细节不同。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一位不受欢迎的系主任被警察找上门来，弄得斯文扫地，原来警察根据线索，把他跟一个经常在公共场所徘徊的布店老伙计搞混了。一个名叫托特尔的年轻人因此事被开除。不到一学期后，伊布斯和邱吉曼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因为他们偷了院长的衣服，并狠心地把他囚禁起来，而院长本该在王室家族的一位成员面前发表演说的。整整一年，那一类的事层出不穷，尿壶跑到了教堂顶上，编造出莫须有的罪名，普尔瑟老先生的自行车十几次被拆得七零八落。

为什么这次他成了受害者？他并不认为自己为人傲慢或跟学生关系疏远，他并没有试图让他们循规蹈矩。他缺少同事们的那种雄心壮志，只是一个老派的学者，是传统意义上的博学多才。难道所有这些都在他不知不觉中变得令人反感和不快了吗？奥姆斯顿教授仍然慢慢朝前走着，一边摇了摇头。他不是个傻瓜，当然能感觉到自己不受欢迎。

他注意到圣博尼费斯酒馆的绿色和黑色招牌，便考虑进去坐坐，片刻之后，他真的驻足走了进去。他这辈子很少进酒馆，随着转门在身后关上，他估算一共也就十来次。墙边蓝色的豪华高背座椅有香烟烫出的痕迹，椅子前面的矮桌上也有，每张桌上都放着一个宣传某种啤酒品牌的玻璃烟灰缸，以及一些带着同样标识的小圆垫。用过的玻璃杯已经被收拢，仍放在托盘上；十分钟前酒馆里一派繁忙，挤满了星期六上午的顾客，现在已人去屋空。

“你好，先生。”吧台后一个男人抬头招呼奥姆斯顿教授，他面前的盘子里是肉末加土豆。

“我可以来一杯威士忌吗？”

“没问题，先生。”

盘子里的食物抹了番茄酱，热腾腾地冒着气，有一股烹调油的味儿。收音机里一位音乐节目主持人正在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

“要双倍的吗，先生？”

酒吧男招待似乎意识到客人不熟悉酒馆供应的分量，便高高举起酒杯，示意里面的威士忌没有多少。

“好的。”

“今儿天气倒不坏。”

“是啊。”

“给您，先生。”

“谢谢。”

他付过账，端着酒杯来到窗边的一张桌子前。“善意的。”科克是这么说的，在科克看来，四篇讣告都没有恶意。“没错，当然。”他只能点点头，无法让自己言不由衷地说：是啊，讣告写得都很善意。这是一种激将行为，科克说，年轻人都喜欢互相叫板。他们想出这些恶搞的事，最后轮到的那个人就必须把事完成。也许就是一种赌博。四位编辑都会发来道歉信，科克对此可以肯定。

一个孩子出现在吧台后面，只有脑袋能看见。男招待叫她走开，却一边继续吃饭，一边伸手拿过一个杯子，倒了些百事可乐。他告诉女孩，她简直把他给烦死了。

“我这样会喝醉的。”奥姆斯顿教授对自己说，午饭前喝了雪莉酒又喝威士忌。然而他愿意待在这儿。吧台上放脏杯子的托盘旁边的那份报纸，不是刊登讣告的那种。他脑海中又出现了那页被撕过的报纸，上面只有和音歌手的半篇讣告，还有他不认识的那位中校的名字，主教的名字他也不熟悉。当然啦，一位当红艺人肯定比他重要。如今的事情就是这样，说起来也是合乎情理的。

“对不起。”他又坐了会儿，对吧台的男招待说，因为后者还没吃完饭。但那人性情快活，听口音是爱尔兰人。奥姆斯顿教授曾在什么地方读到过，爱尔兰人天生是当酒吧老板的料，他们的奉承话说得恰到好处。

“没问题，先生，我在这儿是干吗的？如果我埋头吃饭，让一个男人没酒喝，不是太不用心了吗？”

“太感谢了。”

他端着重新斟满的酒杯回到刚才坐的地方。“留下遗孀瓦妮莎。”讣告肯定是这么说的，提了一句瓦妮莎。没有孩子，多年前的熟人会注意到。那些不知道他结过婚的学生们会感到惊讶，年纪尚轻的他们断定他不是那种人。当初让瓦妮莎做系里的秘书时，基本上没什么事情可做，她一开始觉得乏味，后来有人提议她可以同时给麦克莫兰当秘书。三年前她离开了，因为不喜欢麦克莫兰。

她做了自己认为最合适的事。他了解她。他一边慢慢地继续喝威士忌，一边努力地去理解。除了麦克莫兰的尖刻，她在系里从来都不开心，后来她自己也承认。“你们认为这姑娘合适吗？”他们最初考虑她的时候他这么问，当时还没有注意到她的美貌。当他考虑美貌时，他想到的不是人而是这座城市，灰褐色的石柱和建筑外观、壁龛里的雕像、冬天的路灯。算起来已经过去七个小时了：她端着茶和姜汁饼干上楼来，支吾其词，顾左右而言他，其实她这么做很不自然。

又进来一个人，没有点自己想要什么。酒吧老板知道，给他倒了一瓶阿德纳姆啤酒。“无党派投票人，”酒吧老板说，“九点就能看到。”

她离开系里时，其他人都保持沉默，因为她是他的妻子。麦克莫兰嘀咕了几句，他对她的依赖性更强，所以比别人更感到沮丧，可是他嘀咕的话没人听见。他们谁也没兴趣知道她现在过得比以前快乐，全身心地投入到她的花卉和医院慈善工作中，逗那些囊性纤维症的小病人开心，陪伴那些接受白血病治疗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他很想这么说，却从未说出口，因为他们对别人妻子的慈善工作不会感兴趣。她想要孩子，他却给不了她。

她不让他看的那篇死者生平中当然不会记录那一点，也不会提及他偶尔的暴躁脾气、他对考卷的冷漠评估、他无端出现的抑郁，以及他那刻板的、一丝不苟的性格，这性格对工作大有裨益，却影响了他做一个好丈夫。其他更有人情味的内容会给枯燥的文字增色，让一般读者不感觉乏味。几乎可以肯定，文中不会写到“妻子比他小十六岁”，也不会写“她年轻时娇美堪比玛丽莲·梦露”。

嘴里的威士忌干了。他在院长的客厅里表现得呆头呆脑，一句话也不说。此刻，那些有妻子的人肯定在午饭桌上议论此事。如果他们知道他躲在酒馆里喝闷酒，多半会觉得很有意思吧。

家里静悄悄的。厨房里，冬日的阳光渐渐淡去，照在椭圆形桌上的几处地方，两盘口条，每盘都用另一个盘子盖着，因为阳光把窗户变成了秋天最后一批苍蝇的避难所。沙拉还没有加油加醋，也用盘子盖着。

瓦妮莎觉得，不管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谁，她都成了他们的同伙，因为她给他们的残酷行为又增添了一些东西。“我根本没法思考，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早在饭菜还没做好之前，她就准备好了这些说辞。“心慌意乱，”这也是必须说的，这个词用得合适，“脑子里一片空白。”其实谁都知道妻子应该有承受噩耗的勇气。

他肯定会知道的，因为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然后他就会看到她红肿的双眼，知道其余的一切。院长和他那位满脸假笑的妻子，将一伙阴险小人召集在自己周围。在一伙阴险小人中间谁还能有希望呢？

“上帝啊！”十九年前，差不多就是这个月，瓦妮莎的母亲得知女儿跟一个老得足以做她父亲的老学究订婚，惊愕地喊了起来：“上帝啊！”后来瓦妮莎带他去母亲的公寓过周末，母亲第一次见到他之后，又这样喊道。“他有钱吗？”她问，找不出别的理由来解释这桩她认为毫无价值的婚姻。“除了工资没别的。”瓦妮莎回答，两个月后就嫁给了他。

他的钥匙在门厅的耶鲁弹簧锁里转动。瓦妮莎等他的时候突然想到可能会有其他报纸。她幻想他在一家报亭里，付出合适的价钱——他只要可能总是给得不多不少，然后把报纸拿到一个不受打扰的地方，独自浏览。

门厅的门轻轻关上了，他没有喊她的名字。片刻的停顿，意味着他正在把大衣和围巾挂起来，把报纸放在那幅咖啡馆风景画下面的桌子上。然后便听见了他的脚步声。

“我得跟你说一声，”丈夫说，“我觉得我肯定是喝醉了。”

他的声音很平静，口齿并不含糊。看上去不像喝醉的样子，跟平常没什么两样。他没有笑容，但他进家门的时候经常是不笑的。“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她母亲说。“干巴老头儿。”她补了一句，其实事实不是这样。

“我在圣博尼费斯酒馆坐了坐，”他说，“我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真是太抱歉了。”

“哦，天哪，这不能怪你。”

“我——”

“我知道，我知道。”

“当时我无法思考。”

“我自己听说那事的时候也无法思考。”

“他们提到了？”

“科克忍不住提了几句。没关系。早晚会有人提到的。”

“是啊。”

“院长认为罪犯会被揪出来的。他的看法无疑是错了。”

“你看起来一点也没醉。”在对话的过程中，瓦妮莎渐渐感到如释重负。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清晨等水烧开时翻阅报纸之后，她第一次感到事情并不像那些可怕的瞬间那样令人恐惧。

“据我所知，我这辈子还没有喝醉过呢。那人倒了三杯双份威士忌，之前我还喝了雪莉酒。”

她掀起盖住冷餐肉的盘子，往沙拉里加入油和醋，拌了拌，又加了几勺，把沙拉晃动几下，然后把调料都倒了进去。也许他们会搬走，瓦妮莎想，也许他会提前退休，去年就有一个人出人意料地突然退休。她会立刻收拾好行李，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利谷利亚，或圣塞波尔克罗，是他最喜欢的画作所描绘的地方。她也渐渐爱上了那些画作。“我可以在这里愉快生活。”他在圣塞波尔克罗喝咖啡时这么说过。

“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如果你愿意知道的话。”

“我心慌意乱——”她话没说完，看见他摇了摇头，花白的头发像钢盔一样顺滑，便止住了话头。

“因为出于怜悯。”他纠正她的话。

“可是我做了蠢事。纸是包不住火的——”

“难道出于怜悯的行为就不愚蠢吗？我可以告诉你，”他毫不含糊地说，“如果你愿意知道的话。”

“某个卑鄙恶劣的学生。”

“我不是那种会招来忌恨的人。我默默无闻，年老沉闷。我很少去招惹别人，也没有进攻性。”

她注视着他往一片法国棍子面包上抹了黄油，放下刀子，用叉子挑起分量恰到好处的口条和沙拉，再抹上一点芥末。她给他倒了咖啡。每天的这个时候他喜欢吃饭时喝点咖啡，特别是配着法式面包，他经常这么说。上帝啊，瓦妮莎想，这事可能是真的。他可能此刻已经不在这儿了。

“想象一下凯里菲塔德今天早晨翻开报纸的情景吧。想象一下他那一两个小时的喜悦。”

一时间她没明白过来，以为他的意思是凯里菲塔德对此事负有责任。他说，“接着他的魔幻飞毯突然被抽掉了。凯里菲塔德的智慧祸害了好几辈人。你知道，自欺欺人的智慧。我们老冬烘说的许多话都被当成智慧之言。”

“可是你——”

“他们不会在意我的。做这事的人不管是谁，都不会再去考虑提前置我于死地的事了。这里最有意思的是凯里菲塔德对某人妻子始终不渝的激情。”

凯里菲塔德最后一次停下来跟她说话时，嘴里喷出隔夜的大蒜味儿。停下来跟她说话是他的一贯伎俩，脸上带着那种诡秘的笑容——似乎这样一笑，他们之间就有了秘密。

“我是个倒霉蛋，是不是这个词？”她听见丈夫说，“我是个倒霉蛋。”

他坐在那家他刚才提起、她经常经过的酒馆里，一点点地挖出了真相。真相对他并没什么触动，无疑也没带来任何安慰。但对于她年迈的丈夫来说，必须弄个水落石出，因为真相就藏在什么地方。早已毕业的学生采取了报复。他是个次要人物，她也是。

“唉，就是那样，”他说，“一共四篇讣告，科克说。在星期六的报纸上浪费版面。”

“肯定会有道歉信的。”

“哦，致歉函会登出来的。科克也这么说。”

他说话的口气，或他所说的话，使她意识到刚才她想象他去买报纸是错了。他没有那么做。他问是什么咖啡，她说是肯尼亚的。

他点点头。咖啡不错，他说。另一件事结束了，他没说，但瓦妮莎知道。有一次凯里菲塔德送给她一盒巧克力，班迪科的薄荷巧克力，他知道她喜欢。“我买错了。”他说，这谎话彻底破坏了他的示爱，使示爱失去了意义。不接受那些巧克力倒会显得不自然。

“林德福特又增加了十斤。幸亏妻子们都留在家里！”

她最初爱上他时，爱的就是他的智慧，当年她还是个女孩子。她称之为智慧，但只默默对自己说。不是大脑，大脑人人都有。不是技巧。也不是无所不知，其实谁的知识都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多。他的智慧几乎无法定义，是一个养路工可能拥有的，是一个剧院领座员、一位牧师或一个孩子可能拥有的。她母亲不会理解，他本人也会否认自己有智慧。不用说，厅里的桌上没有报纸；不用说，他一个字也没读到——微妙的侮辱包装为有价值的东西，他不具备的品质被强加在他身上，因为这是惯例，都是那些盖棺定论的陈词滥调。

“没有，没有，搞错了。”电话铃响起时，她听见他说，这是今天第一次电话铃响，在此之前，这个遭丧之家一直无人打扰。“没有，荒唐至极，”他说，“抱歉把您给吓着了。”

他大声笑着，把听筒放了回去，瓦妮莎没有说她爱他，其实她是想说的。真是可笑，她竟然考虑躲到意大利去，把东西全部打包，永远离开他的这座美丽城市，就因为他们被扯进了另外某个人的恶作剧中。

瓦妮莎想，两个人中他更显年轻。他面容的沧桑感一直就有，而她的美貌每天都在流逝。“我爱你的智慧。”她想说，但这句话仍然羞于启齿，担心暴露自己的天真会显得愚蠢。

“亲爱的。”他在两人终于达到的平静中喃喃低语，并搂住了她，就像初次对她表白爱意的那天一样。他们彼此的分歧结合在一起保护了他们，在狂风骤雨的残骸中固若磐石。

时运不济

金凯夫人决定暂时躲起来。遇到了一点麻烦，虽不是什么大事，但足以让她改变自己的地址。她经常不得不这么做。

她考虑去波特拉什。现在正值五月，也就是说她仍能以淡季的价格享受各种度假服务。她考虑去库申多尔，其实那才是她的首选，因为喜欢那里的空气，但是三年前刚去过，怎么说呢，三年的时间似乎还不够长。库什敦、巴厘加莱、波茨沃特、阿德哥拉斯、班戈、基尔基尔——所有这些地方的空气，金凯夫人都呼吸过。

这次，她决定去一个内地小镇。这些小镇她也知道许多，特别是艾玛荷和李斯伯恩，而巴莱米娜、马格拉菲特、路甘和波塔敦她也几乎同样熟悉。她本身是贝尔法斯特人，但很久以前就把爱尔兰北部六郡的所有领土变成了她的生意场。只有一次，在一九八七年，她漂泊到了爱尔兰北部之外，取道拉恩前往斯特兰拉尔，然后一路抵达格拉斯哥，那是她生活中一件非常遗憾的事，不愿再去仔细回忆。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一九八一年在德里的法庭有个缓刑判决，从此她再也不能在那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城市做生意了。

金凯夫人——她对这个名字没有所有权，只是偶尔使用一下——体重一百四十斤左右，个头高挑。虽然穿得很暖和，但并不给人臃肿肥胖之感；衣服下面似乎没有浮肿或松弛的赘肉。她胳膊粗壮，双腿看上去很结实。在她自己看来，那张大脸并未给她减分，因为五官都还说得过去，既不是大下巴，也不是龅牙齿。她衣着得体，谨慎地不滥用香水和化妆品，虽然年已六十，但说五十一岁也令人信服。她那随和的笑容能创造奇迹。

“哎呀，不是太好了吗？”她对爱尔兰北部公交汽车司机说，汽车正把她带往她最终选定的那个内地小镇，一个她不熟悉、也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她上车时表现得这么兴高采烈，是因为北部六郡发布了和平宣言。这场长达三十年的从未被称作战争的战争，终于迎来了双边停火；来自爱尔兰北部、伦敦和都柏林的政治家们，来自美国的顾问们，起草了一份长长的议事日程，由边境双方公民投票通过。在双边冲突的这么多年里，金凯夫人个人只是遭遇到一些不便，她生活中的烦恼都是个人问题。然而，这么长时间、这样没完没了的混乱局面，终归还是令人不快。她很高兴终于看到它结束了。

“什么太好了？”公交司机这样回应她的乐观情绪。

“和平啊。”

“他们那些文件里也许藏着什么东西。”司机淡漠地打开点火装置。雨刷器在他们面前的弧形玻璃上懒洋洋地划过，清除了几个雨点。“等着瞧吧。”他说。他的语气使人想到，不管达成什么协议，做出什么承诺，持枪者仍然逍遥法外，仍然拥有武器，仍然习惯于发号施令。“等着瞧吧。”他又说了一遍。

“抱最好的希望吧。”

“是啊。”

“五月份了，天气够冷的，是不是？每次我看看外面，对自己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该穿羊毛衫了，梅布尔。”

公交司机赞同说天气确实反常，然后启动了发动机。金凯夫人挪到一个座位上坐下。她从来不喜欢离开贝尔法斯特。这里的大街小巷都属于她，每次从某个不是自愿挑选的地方流放回来，这里的各种音调总是让她听了心生喜悦。三十年来，炸弹摧毁了这里的建筑，把车辆炸得粉碎，残害和屠杀了它的公民，却从未使她希望自己生活在别处。她小时候家里在贝尔法斯特的一座膳宿公寓，她继承那座公寓后，把获得的钱财省吃俭用地积攒下来，不料后来却落得两手空空，她个人的那场境遇彻底影响了她之后的生活。

她独自坐在公共汽车里，两只褐色的旅行箱放在头顶的架子上。她一向都是这样轻装上路，喜欢租住在带家具的房间里，感受别人的品味。那是她的生活方式，但她猜想在她要去的那个小镇，不会有人跟她一样，但她会尽量低调，不显山露水。旅途上的故事还没构思好，不管遭遇什么，都要保证做到这点。

布莱克里用叉子把豌豆碾碎，跟土豆泥和卤肉汁混在一起。还剩一片肉，它的大小经过计算，正好跟剩下的土豆泥和豌豆相配。他从开始一个人生活以来就养成了这种吃饭的习惯，提前估算每一叉挑起的食物，精确地搭配盘子里的各种菜式。这可以代替交谈，因为这些日子，布莱克里无一例外都是独自用餐。

每个星期有六天，他驱车从农场过来，坐在希勒尔咖啡馆的同一张桌旁，从来不看菜单，当天有什么特价餐就吃什么。星期天，他跟约翰斯顿牧师一起坐在牧师住宅里。他给牧师带去农场上多余的鸡蛋或牧师偏爱的脱脂牛奶，一个月带去一只火鸡。到了十二月，他也给希勒尔咖啡馆供应火鸡。

《贝尔法斯特电讯》折起来靠在两个约克郡好味调料罐上，满版都是最近的政治动态和对未来的展望。十四年前，布莱克里的妻子和女儿被误杀，一枚炸弹绑在跟暗杀对象的汽车相同款式和颜色的汽车上，车牌号码只相差一个数字。他很快就接到了道歉，一个表示同情的电话，语气真挚。还有人送来两个花圈。

他把刀叉推到盘子一边，几分钟后，希勒尔夫人给他端来一盘大黄和乳蛋糕，还有一壶茶。他谢过她，把报纸叠起来放在一边。暴力分子仍然掌管全局，这是毫无疑问的。当初预言停火时，他曾对希勒尔夫人说过这话，她表示赞同。他们就这件事谈了很久；今天和昨天、前天一样，这个话题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因此希勒尔夫人说大黄都是嫩芽，种在塑料大棚里，是第一批采割的。“奈丽，招待一下那位女士。”她大声对女侍者喊道，因为有一位女士走进了咖啡馆，带进一股凛冽的冷空气。

每张桌子都有人了，这个时间一般都是这样。开店的人到希勒尔咖啡馆来吃午饭，旅行商人充分利用中午在城里的时间。北方银行的图米总是坐在老位置，跟他正在追求的那个女职员在一起。货车司机，偶尔还有卡车司机，也会光临。

“您能稍等一分钟吗？”奈丽问新来的那个人，“有几个人快吃完了。”

“您认识那是谁吗，布莱克里先生？”希勒尔夫人问，他说不知道，希勒尔夫人说她也不认识。“您喝茶的时候，她能在您这里稍坐一会儿吗？”

他对面有一张空椅子，所以偶尔会发生这种事。他从来不介意。经营纺织品或小五金件的旅行商人会跟他聊天，使他对目前商业界的行情略知一二，通常他们会问他是从事哪个行当的。

“真的可以吗？”金凯夫人被领到桌旁，迟疑着不敢坐下，“我不想打扰您。”

“完全没问题。”布莱克里向她保证。他跟陌生人在一起时局促不安，经常是为了说话而说话，结果词不达意。茶很烫，他很想倒在托盘里。但在希勒尔咖啡馆不能这么做。

“这里像家一样。”金凯夫人说，环顾着四周熟悉的环境——薄板桌面，廉价刀叉，盘子里的面包和黄油，一张张专心咀嚼的面孔，偶尔剔除塞牙物的牙签：她曾无数次光临这样的咖啡馆。她对面的这个男人至少摘掉了帽子，而在这种地方吃饭的男人经常是不摘帽的。他浓密的灰色头发剪得短短的，一张瘦削的脸，面颊上有一抹深红。这是一个模样健康、经常待在户外的男人，衣服穿得还算像样，有领圈和领带。金凯夫人小的时候，如果一个不戴领圈和领带的男人到公寓来订房间，肯定立刻就会被轰走。

“今天挺冷的，是不是？”她说，注意到盘子里的大黄和乳蛋糕被吃得很干净，只剩了一点，勺子和叉子并排放在一起。快奔六十了，她估摸着；指甲有点儿脏，没什么让人感兴趣的地方。

“还要冷几天呢。”他说，这时女侍者来了，问她想吃什么，说羊肉已经做好了。金凯夫人要了一盘面包和黄油，还有茶。

“我们终于得到和平了，是吗？”她问，男人很有礼貌地说谁知道呢。他个人的观点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她能感觉到他说话很谨慎，斟词酌句。他对她不了解，不知道她的底细——这是她父亲以前常说的话，所以比较克制。他又给自己倒了杯茶，加了牛奶和糖——两勺砂糖。

“唉，拖了这么长时间。”她说。

“也许就此结束了。”

他折起报纸，放进夹克衫侧面的口袋。夹克衫是深色粗花呢的，需要熨熨了，扣子掉了一个，耷拉着一根线头。从他对女侍者的态度来看，他是这里的常客。他数出钱来付账，留下一枚五分硬币和几个角子作为小费。“再会。”他说，走过去到柜台结账。

完全是因为习惯而不是其他，金凯夫人在布莱克里走后继续琢磨这个人，猜想他是不是养路工，因为他的样子不知怎地使她想起以前认识的一个养路工。她想象他在养路队里，空气里有一股柏油的气味，刚翻修的路面上布满了仍然发白的碎石屑。接着金凯夫人提醒自己，她来这里不是要对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感兴趣的，绝对不是。她下车时把两个箱子放在那边的报亭里了。等吃完东西，打听到一些情况后，就回去取。

“到巴恩街去试试吧。”女侍者说，“那里有几户人家出租房间。”

别惹事了，四天后金凯夫人看见布莱克里从希勒尔咖啡馆走出来时，再次警告自己，反复提醒说她来这里不是为了做这种事。她已经决定待一个月；根据经验，一个月的时间足以让所有的麻烦风平浪静。律师信函，光顾警察局，这样那样的威胁，随着时间的过去都会逐渐地烟消云散。被惹恼的脾气慢慢平息，被冒犯的尊严与她做生意时利用的愚蠢行为相互抵消。而在她自己的案例中，伤害并未得到完全修复，遭到创伤的尊严也始终没有痊愈，她自己的案例是不同的，真是不同的。一九六〇年她的公寓楼变卖了八万四千英镑，放到现在大概要翻十倍。“我们的小企业用你的名字注册。”那个她以为是未婚夫的男人说，“不会有诈的。”然而，在购买他口口声声所说的那个小企业的过程中，八万四千英镑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她名下流走了。不久，钱款和他本人统统消失。所要购买的小企业是阿基尔街的一家赌马登记处，经营者是一位年迈退休的赌马经纪人，有着两代人的良好信誉。两个月后，一个连锁店就把它收购了过去。

这些日子，金凯夫人尽量把眼光放得长远，告诉自己已经发生的事情就像一个已死的人，你不能为一个死人没完没了地哀叹，即使是暗自哀叹。在她的生意活动中，她没有寻求报复，而是想办法积累她自己的合法财富，把账目记在一个红色小笔记本上，并一直希望有朝一日她再也不需要这么做，希望过去的不幸终于放开了对她的桎梏。

在第二次看见布莱克里的那天，她迎着一股强劲的东风往前走，脑海中十分清晰地浮现出他瘦削的脸、浓密的头发、夹克衫扣子掉落处那根耷拉着的线头。他肯定是个单身汉或鳏夫，不然不会每天都在咖啡馆里吃饭。你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什么底细，毫无疑问，他像她一样是正派的新教徒。

她租的那个房间——不在巴恩街，而在奈普街一家肉铺的楼上——有一股生肉和板油的气味。有一个电灶可以做饭，一个水池可以洗碗洗衣服，厕所和浴室在一段楼梯上面。房间里有电视机、煤气取暖器，窗户下面有一张床，她在电灶上煎东西时，肉铺的气味就会暂时消失。金凯夫人住过比这更糟糕的地方。

她从店里买回一块奇巧巧克力，还有《女人专属》、《淑女》和一本电影杂志。她吃了巧克力，读了一篇关于迟来的爱情的故事，沏了茶，脱掉裙子和衬衫，睡了一觉，梦见自己嫁给了那个牧师，她曾把牧师写给自己的信又作价卖给了他。醒来后她洗了个澡，煎了咸肉片和一个鸡蛋，然后又出门了。

她独自坐在迪比旅馆酒吧的一张桌子旁，听着五十年代的音乐，那些歌她都熟悉。偶尔有人朝她微笑，某个男人或女人，吧台后面的那个姑娘，但人们一般只是径直走过。她听见有人在谈论舞会的事。如果是年轻时候，她就自己去了，但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她喝伏特加，加一点点波尔图葡萄酒配色，这是她惯常喝的。买了一包香烟，其实她一般来说已经不抽烟了。看来无法抵挡摆在她面前的诱惑了：对此她心知肚明。

她半夜醒来，在黑暗中躺了一会儿，再次明白了这点。楼下肉铺的气味又回来了，重新入睡后，她梦见咖啡馆里遇见的那个男人穿着屠夫的衣服，正用一把切肉刀拆羊排。

窗口有一个旅人独自坐在桌旁，那是咖啡馆里最小的一张桌子，而他装样品的箱子放在另一张椅子上，为了不妨碍人们经过。除此之外，布莱克里的那张桌子是唯一没有跟人合坐的。

“是她让我过来的。”以前跟他坐过一张桌子的女人说。

“别客气。是啊，没有别的座位了。”

“真是坏消息，是不是？”她指的是他报纸上的标题。前一天晚上一位出租车司机被射杀，这是停火后的第一起杀人案。

“唉，”布莱克里说，“可不是嘛。”

她穿的衣服和上次一样，浅黄色和褐色——裙子，羊毛开衫，米黄色衬衫，大衣已经脱掉。衬衫上别着一枚胸针，设计成一朵花的形状。

“盘子很烫，布莱克里先生。”奈丽提醒道，把烤牛排、土豆和白菜放在他面前。她擦去盘子边缘卤汁留下的痕迹。

“面包、黄油和茶，奈丽。”金凯夫人点餐，还记得上次听到的这个名字。“我一般中午吃得不多。还有果酱。”她冲着女侍者的背影喊道。

“这是我的正餐。”布莱克里解释道，语气里有一点为自己辩护的意思。

“出来吃饭很方便的。”

“唉，是啊。”

“您住在城里吗，布莱克里先生？”

“在城外不远的地方。”

“我就猜到可能是这样。您看上去经常待在户外。”

“我是个火鸡农场主。”

“啊，是这样。”

他把一块牛排弄成碎片，把白菜和土豆堆在叉子上，浇上一点卤汁，然后把叉子送进嘴里。

“还不错。”当问到火鸡卖得怎么样时，他回答道。

“以前火鸡只是圣诞节时有市场，平常不行。对吗？其实我对家禽业一无所知。”

“哦，你说得很对。”

“我喜欢火鸡的红肉。听说那比较少见。”

“如今只能看到白肉了。”

“您给超市供货，是吗？”

“对，大部分都给了超市。不过也有几家当地的批发商。”

“我在比蒂肉铺楼上租了个房间。”

“圣诞节时我卖火鸡给比蒂肉铺。”

“啊，多么巧啊！”

“亨利·比蒂，是一个挺正派的人。”

“那小房间也不错。”

又交流了一些具体细节——关于那个房间，接着是火鸡的饲养、宰杀和拔毛，欧洲对于卫生和冷冻的规定。金凯夫人透露自己是贝尔法斯特人，谈论了一番那座城市。布莱克里说自从妻子死后他就没去过贝尔法斯特。妻子在世时经常去购物，他说。布兰德商店，他说。

“哦，布兰德可是一家大商店。您一直在农场上吗，布莱克里先生？”

“嗯，是啊。”

“您妻子的事真令人遗憾。”

“是啊。”

那盘面包和黄油端来了，还有茶，以及一小玻璃碟的醋栗果酱。

“我本人也是个寡妇。”金凯夫人说。

“啊，是吗——”

“我知道，我知道。”

轻声说出的这句话，是为了把两个丧偶的人联系起来，为了用无言的痛楚划出一片共同地带。那一瞬间，餐桌旁有一种感觉，似乎死亡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这感觉在金凯夫人来说是一种刻意制造的戏剧性效果，因为她并未遭遇死亡，并未孀居。而在布莱克里来说则是真实的感觉。他吃完了盘里的食物。摆在他面前的是果冻松糕和一壶茶。

“您离小镇远吗？”金凯夫人问。

“噢，不远，不远。”

“我有时候到一个安静的小镇休息。大多数是到度假胜地。但每年的这个时候度假胜地都挺冷清的。”

“那是肯定的。”

不久，布莱克里把报纸折起来塞进夹克衫侧面的口袋里。他从椅背顶部的圆球上取下帽子，对金凯夫人说了再见，便去柜台付账了。

“那个女人是谁呀？”希勒尔夫人小声问，布莱克里说她住在比蒂肉铺楼上。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他说，是一个到镇上来休息的贝尔法斯特女人。

从那之后，布莱克里发现自己经常与金凯夫人不期而遇。在希勒尔咖啡馆里，她总是跟他坐一张桌子，即使有一次刚进门就有一张空桌。一天，她正在布朗戴尔报刊糖果店里，他进来买报纸。还有一次，他开车返回农庄时，她在前面一英里之外，他朝她挥手致意，她也朝他挥手。几天后，她又在路上出现了，打着一把伞，于是他停下车，觉得应该提出捎她一段。

“啊，您真是太周到了。”她说。

“您要去哪儿？”

金凯夫人说不想去什么地方。只是随便走走，打发下午的时间。“我叫金凯夫人。”她补充道，因为以前没有把这个信息告诉他，接着又问他是否曾感觉到下午的时间很难熬。

布莱克里回答说，一天里的任何时间对他来说都一样。他想把话说得礼貌，谨慎地挑选词语，不希望显得唐突无礼。“那是马多尔农场。”他们经过一处大门敞开的田地时，他说道。春耕正在进行，给马多尔干活的奎恩在开拖拉机。马多尔的地很多，布莱克里解释说，有些一直延伸到小镇外围。

“这是我自己的几公顷地。”他那座涂成粉红色的路边农舍和火鸡棚出现时，他介绍道，“我把您放下吧？好像雨停了。”五分钟前他把雨刷器关掉了，挡风玻璃上又滴了一些雨点，正在慢慢变干。下桥街以前也有个人叫金凯，是位牙医，那时候现在这位牙医还没有搬来。

“慢慢走回去会很舒服。”她说，布莱克里把车停下，准备拐入院子时，她下了车。她谢过了他。“那前面是什么？”

“劳顿农场。离这儿四分之一英里。”

“我过去看看。”

“很小的。”

“我喜欢小地方。”

拉齐姐妹——一对四十五岁的双胞胎——正在拔毛棚里，那些处理完的火鸡在屋梁上吊成一排。姐妹俩穿着一模一样的黑色和灰色工作服，看到老板走进棚子，嘴里露出一模一样的、挤挤挨挨的牙齿，红兮兮的头发从两顶布帽子下面鼓出来。她们从小就给布莱克里的火鸡拔毛，已经拔了二十九年。奎恩在马多尔放他假时也会过来，在农场上干一些必须要干的活儿。

布莱克里朝两个女人点点头。她们干得不错。他数了数拔光了毛的火鸡，一共十六只。送货人四点钟到，届时要准备二十四只火鸡，肯定来得及。拉齐姐妹听了他的夸奖仰面大笑，笑声尖利刺耳。她们不可能看见刚才他开车捎上的那个女人，她们不会听见他俩的说话声。她每次都坐在他那张桌旁，希勒尔咖啡馆的人肯定议论纷纷，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天下着雨呢，他在路上看见她不可能不理不睬，擦身而过。他把车停在披屋里，过去修栅栏，那栅栏很久以前就需要修理了。他的两只牧羊犬跟他一起去了，在他的脚边慢慢跑着。

修栅栏花的时间比他估计的长。活儿干完时，送货人已经来过，拉齐姐妹已经回家了。他调配晚上的饲料时，狗汪汪叫了起来。

“这是给你的。”金凯夫人说着，递过来一个装在牛皮纸袋里的东西。小雨还在下着，但她已经把伞收了。“我在穆林小店躲雨来着。”她说，“那真是个挺温馨的小酒吧。”

布莱克里瞪着她递给他的纸袋。“这是什么？”他说。

她笑了，摇摇头，示意他必须自己解开这个谜。“让你高兴高兴，布莱克里先生。”

他不想接受她的礼物。她没理由送他礼物。她没理由走进院子里来找他。

“不用，不用。”他说，从湿漉漉的纸袋里抽出一瓶布什米尔爱尔兰威士忌。“不用。”他推辞道。两只牧羊犬刚才被他打发到了墙角，此刻蹲着身子一点点地蹭过来。“啊，不行，”他说着把瓶子和纸袋递了回去，“啊，不行，不行。”

雨越下越大了。“我在你的泥炭棚里站一会儿行吗？”她说，“你尽管忙你的，布莱克里先生。区区一份薄礼，为了感谢你的好意，让我跟你坐同一张桌子什么的。穆林说你跟普通人一样爱喝上一杯。”

“这我可受不起。”

“没什么的，布莱克里先生。”

“到厨房里来，等雨停了再走吧。”

她说不想打扰他，可他什么也没说，径自把她领进了房门。在厨房里，拉开暖气的调节风门，让屋里暖和起来。酒和纸袋放在了桌上。

“你看上去冻坏了，布莱克里先生。”她说，从碗柜里拿出两个酒杯，他看着大为吃惊。她打开酒瓶，给两人都斟满了威士忌。这没什么，她又说了一遍。

布莱克里暗自庆幸今晚奎恩不来。拉齐姐妹在路上肯定碰到她了，但不会知道她是谁，而且怎么也猜不到她会走进院子。

“他跟我谈到你，”只听她说道，“穆林先生谈到你。”

“我偶尔会去那儿。”

“他跟我说了你妻子遇难的事。说了事情经过。当然，还有你的女儿。”

布莱克里什么也没说。威士忌在胸口发热。不知道穆林都说了什么，他其实是个不爱喝酒的人，但偶尔来点儿布什米尔威士忌倒也不错。这是告别礼物，她说。

“你很快就要回去了？”他问，语气平和，不是追问。

她已经脱掉大衣，穿着一件带红色小亮点的蓝裙子，那些亮点像是铅笔画出来的。裙子顶部系着一条大红色的围巾。她坐在桌旁，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因为长筒袜的面料是紧绷的，两个膝盖看上去都亮晶晶的。她的雨伞竖在石板地面上晾干。

“早晚要回去的。”她说，“干杯！”

他又喝了一口，她往两人的杯里添了些酒。她环顾厨房，说很温馨。“梅布尔。”她说。

“什么？”

“我叫梅布尔·金凯。”

雨已经下得很大，啪嗒啪嗒地打在玻璃窗上。暖气开始发出嗡嗡的响声。他起身把调节风门推上了一点。

“这场阵雨可够厉害的。”她说。

“是啊。”

“你从来不笑，布莱克里先生。”

布莱克里听了感到有些尴尬。“我想我大概是个比较沉闷的人。”

“才不是呢。听了那些事情后，我就觉得可以理解了。”

她问他是不是一直住在这座房子里，他说是的。他父亲从马多尔手里买了一些地，当时是养猪。房子是马多尔家建的，没有打地基，他父亲买到手以后才知道，怪不得当初买来这么便宜。

“当时是个大家庭，是吗，布莱克里先生？”

他摇了摇头。一家四口，他说，比后来他自己的小家多一个人。“我有个哥哥，威利·约翰。”

布莱克里一提到威利·约翰的名字，就听见威利在他的记忆中无声地大笑，嘴巴张得大大的，脸上的肉都皱起来，眼角的雀斑连成了一片。傻大个，一副蠢相，父亲说他笨手笨脚，但后来就是那双手，用零件攒出了一架双发动机的狄瓦丁510战斗机。

“我们经常在田里开飞机。”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她；本来不想说的，但有时候喝了点威士忌就变得饶舌了，虽然并没有喝很多。喝酒能让一些事情活跃起来，他觉得现在就是这样。一架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停在荆棘丛中，威利·约翰小心翼翼地把它救了下来，发现尾管和一个机翼损坏了。他自己那架黑寡妇起飞了，一直飞到发动机里的轻质燃油耗光。黑寡妇轻轻滑向修剪过的草地。真他妈的棒，威利·约翰说。

“就你们两个。”她说，“我们家就我一个。”

“动乱开始时，威利·约翰逃出去了。圣诞节的时候我收到卡片。他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

厅里的电话响了。是爱尔兰北部餐厅的拿撒·史密斯来订下周的火鸡。说完火鸡的事，拿撒说他的女儿订婚了。

“我听说了。真是太好了，拿撒！”

“是啊。现在只希望平静的局面能持续，让婚礼顺利举行。定的货星期四能送到吗？”

“没问题，拿撒。”

在厨房里，她已经站了起来，手里拿着煎锅。煎锅里凝结着做早饭时的油脂。她已经从冰箱里拿出咸肉片，并掀开了炉子的一个盖子。桌子上摆出了刀叉。

“我以为你的电话还会长一些，”她说，“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的。”

“哦，看——”

“请坐，再喝一点酒。外面还是瓢泼大雨。你这里有香肠，想吃两根吗？”

“下大雨没关系。我可以开车送你回去。”

她摇摇头。她说什么也不会让一个喝酒的男人开车。她把四片咸肉摊在煎锅的油脂里，然后把锅架在火上。她戳了四根香肠放在滴水板上。“你有鸡蛋吗？”她说。

他从餐具储藏室拿来一碗鸡蛋。自打海蒂和杰奎琳死后，就没有女人在厨房里做过饭。在他的记忆中，从参加葬礼的客人踏出房门的那一刻起，这个家里就没有过女人，拉齐姐妹也没进来过。他不应该那样谈论威利·约翰的。他的话鼓励了她。他不应该喝布什米尔威士忌的。

“等雨停了，我走路回去。”她说，“我只是打发时间，布莱克里先生。”

“我开车送你，”他坚持道，“警察都认识我，不会把我拦下的。”

金凯夫人脱着衣服，心里想着他。这是一个心灰意冷的男人。酒吧里的那个人也这么说。他被生活的磨难摧毁了，但尽管如此，他并未倒下，经营着他的火鸡场，有两个怪模怪样的女人替他干活，她在路上碰到过她们，工作服上沾满了火鸡毛。他每天在价格昂贵的咖啡馆里吃饭，他记忆中有玩具飞机，他闭口不谈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这就是他的生活。来自丹佛的一张圣诞贺卡给了他精神力量。

金凯夫人脱去最后一件内衣，猜测他也在想她，说不定他脑海里幻想的正是她此时此刻的样子。不管是否心灰意冷，总有一颗火星可以被点燃。金凯夫人在这方面是老手，用不着问自己今天是否做到了这点。她打破了自己的决定，当她扣上睡衣纽扣时，问自己是否愿意就此收手，明天离开，不让事情继续发展下去。她开着台灯躺了一会儿，然后伸手把灯关上。她此刻的感觉，是每次生意做到这个阶段时经常会有的——似乎她自己的某个影子正在纠缠她，似乎，如果那八万四千英镑没有被骗走，她会成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女人。

“孤苦伶仃。”她在黑暗中喃喃地说，把这句话用在火鸡农场主身上，却迷迷糊糊地想起自己遭遇那场灾难时，曾用它形容过自己。

金凯夫人那天晚上来过他家的第二天早晨，布莱克里意识到他并不担心有人看见他开车把她送回比蒂肉铺楼上的房间。总的来看，她在他的厨房里跟他作伴，并未让他感到不快。他们吃了她做的饭菜，她洗干净了碗。她对几件事表示了同情，他们离开前，他带她参观了拔鸡毛和填火鸡肚馅的棚子，虽然心里告诉自己不该这么做。“这真是太可爱了！”她说。

那天她没去希勒尔咖啡馆，第二天也没去。她可能走了，布莱克里想。她给他买了那瓶酒，现在已经回贝尔法斯特了。他表现得不够热情，过于谨慎，疑神疑鬼，生怕拉齐姐妹知道她给他做了饭，生怕奎恩突然走进来。他正想着她呢，突然听见狗叫，并听见她的声音在安抚狗。

“我只是路过。”她说。

布什米尔威士忌再次斟满，他们第二次在他的厨房里一起吃饭，对布莱克里来说由此开始的友谊，后来又在希勒尔咖啡馆和火鸡棚再次谈及。因为他过去的磨难，人们为此感到欣慰，当看到两个人共同出现在斯泰拉影院的台阶上时，人们又一次感到高兴。有人报告说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他们在王冠舞厅里跳舞；大家都知道迪比旅馆酒吧的一个角落专归他俩所有。

不久之后，拉齐姐妹见到了金凯夫人，奎恩也见到了。星期天她被带去跟约翰斯顿神父共进午餐。一天早晨，布莱克里醒来时意识到自己深深地思念金凯夫人，意识到自己想她时内心泛起丝丝柔情，他为自己迟迟没有倾吐衷肠而感到焦虑。

“哦，不行，亲爱的，不行。”

她说他太好了，自己配不上。这么好的一个男人，她说，这么稳重踏实，这么正派，这么结实的一个男人。她什么也不能带给他，她说，只能两手空空地过来，这是绝对不行的。金凯去世时没有给她留下多少钱，她说，金凯没想到这么快就撒手人寰，正值壮年的人谁都不会想到。几年前，金凯夫人听说一个贝尔法斯特男人在给外墙钻孔时触电身亡，她便信手拈来，成了金凯的死因，倒也非常合适。

“不，绝对不能。”她反复地说，审视着那瘦削的脸上她知道肯定会出现的惊讶神情，以及面颊上逐渐加深的红晕。“你有你的生活，”她说，“你有你的回忆。我绝不能干扰你的世界。”

他沉默了。难道他认为自己在出丑吗？她猜想道。难道他喝完这杯酒，就不再提这事了？

“我一个人生活。”他说。

他们是在旅馆酒吧里，六点到七点之间，正是安静的时候。前一天，她说过完这星期她肯定就要离开了。休息够了，活力得到了补充，她说。

“我独自一人。”他又说了一遍。

“我难道不知道吗？我难道没有说你会感到孤单吗？”

“我想对你说的是——”

“我知道你想对我说什么。我想对你说的是，你的生活已经稳定。你很富裕，而我没什么财产。是不是这样？”

“不是钱的问题——”

“钱的问题永远存在。”

谈话柔和地变成了争论。感情在这之间蔓延，真感情和伪感情。能认识他非常高兴，金凯夫人说。来到一个地方，交到一个朋友，没什么比这更开心的了。可是布莱克里不依不饶。他们之间有感情，他坚持说，她不能否认。

“我没有否认，丝毫没有否认。我只是想对你公平一点。我有着一个贝尔法斯特女人的谨慎。”

“而我也像爱尔兰北部的所有男人一样谨慎。我的谨慎是出了名的。”

“可是你在信任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实话实说，是不是这样？”

“你对我来说绝不是素不相识。”

“到最后摊牌的时候，你对我这个女人一无所知。”

布莱克里做了个手势表示否认。他没有说话。金凯夫人说：

“如果我问你要钱，你凭什么给我呢？我不会那么做，但万一我要了呢？你摇头拒绝，谁会责怪你？如果我说给我写一张两千英镑的支票，你说不行，谁会责怪你？凡是有头脑的人都只能这么说。如果我对你说，我会留着那张支票，绝不会拿到银行去兑现，只是作为我们俩之间的一个信任保证，你肯定不会相信我。”

“我凭什么不相信你？”

“这正是我想跟你说的话。我这个女人突然在小镇上出现，为了暂时摆脱大城市的喧闹和嘈杂。如果你对自己说我压根儿就不相信这个女人，谁会责怪你？我想说的是，等我们之间有了信任，也许才可以谈论其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亲爱的？”

“我们已经很了解对方了。”

“也许了解，也许不了解，亲爱的。我们曾遭遇过厄运。”

接着，金凯夫人谈起了她往日的不幸，说的都是实话，一般到了这个阶段她只说实话。

布莱克里把手伸进夹克衫的内兜，掏出一本北方银行的支票簿。他写了支票。签上日期和姓名，撕了下来。他把支票递给她。她接过来，盯着看了足足一分钟，然后撕掉了。

“别这样，”他说，“我是当真的。”

“我从没见过比你更正直的男人。”金凯夫人说，那本摊开的支票簿在他们俩中间的酒吧桌上又躺了一会儿。当他伸手去拿时，她说：“我是用我做姑娘时的名字开户的。”她把名字告诉了他，她说话时他已写下“梅布尔”，此刻又在旁边加上这个名字。“永远不会拿去兑现的，”她说，“我向你保证。”

互相不写信，她强调说。两个月后，他们再在此刻这张桌子旁相见，这张已经成为他们专属的桌子。他们选定了日期和时间，七月底的一个星期二。

支票上开的是金凯夫人提到的那个数额。她一回到贝尔法斯特就把它存入了她的账户，并在笔记本上记了账。两天后，支票到达布莱克里的银行，确认支付，因为有他的有效转账指令：如果活期存款账户的金额不够，就从他的定期存款账户转账。十六天后，他收到了他的下一份银行对账单。

她可以嫁给那个人的。她经介绍认识的那位牧师就能为他们证婚。下半辈子她可以当一个火鸡农场主的妻子，她想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在农舍里醒来，院子里有牧羊犬，她猜想他们会有怎样的谈话，遭坏人迫害是他们共同的话题。

于是，金凯夫人隐约感到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在浑然不觉中错过了一个机会。她本能地想写一封信，却不知道在信里说些什么。她越是琢磨该不该写信，就越是坚信总有一天会得到灵感，最后洋洋洒洒地写上一页两页，就像在笔记本上记账一样轻松。时间会一点点过去，她坚信时间具有冲淡一切痛苦事件的能力。不用说，那个可怜的男人肯定很痛苦。

悲哀折磨着布莱克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减轻了一些。他开始自认倒霉。都怪他自己，他太愚蠢了。本来是有抵抗力的，他却让它滑走了。尽管如此，到了他们约定见面的那天，他还是穿上西装，去了迪比旅馆。

他在酒吧里他们那个角落等了一小时，相信虽然时运不济，也许能得到一个解释。然后他就走了。

他驱车离开小镇时，内心隐约闪动着一丝希望，但他不知道这希望从何而来，甚至不知道这希望是不是空穴来风。他没有细细揣摩自己的情绪，希望驻留心间。

金凯夫人回到贝尔法斯特后，动乱又开始了。杀人害命，冤冤相报，教堂被焚烧，街上设了路障，奥马城满目疮痍。然而人们依然相信不堪一击的和平，在这么长时间的战乱后，和平尤其珍贵，不愿轻易放弃。动乱中的人们固执地坚守他们中间蔓延的那份希望，激烈地叫嚷着不让这希望消失。平静的生活又变得喧嚣，但它温暖的感染力已经传到了布莱克里那儿，同时也传到了金凯夫人这儿，虽然她的麻烦是她个人的。她终于厌倦了在笔记本上记账，拿起纸笔开始写信。

电话游戏

莱西对婚礼前夜男女双方不能在一起的传统不太在意，所以托尼同意举办一个派对，让两边的人都来参加。一场派对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婚礼当天程序繁杂，久违的朋友们很难尽情地欢聚，但他们又不愿意为了顾及这点而让接待工作无限延长：他们还想及时赶到威尼斯，享用婚后的第一顿晚餐呢。于是，在托尼那套已经布置成婚房的公寓里，他的朋友和莱西的朋友提前欢聚一堂，红酒慷慨地倒进酒杯，背景音乐伴着翩翩舞姿，明日即将大婚的新郎新娘从宾客的谈话中对彼此又增加了一点了解。这些人的友谊比他们之间的感情更长久。

今晚，莱西的举手投足间有了一份拘谨，这使她姣好的面容显得更加妩媚：她一心想着自己的婚姻。柔顺的小麦色头发披散在肩头；浅蓝色的眼睛稍稍不如平日那么娴静，但微微一笑，那份娴静又回来了。“哦，托尼，你运气真好。”托尼一个以前没见过莱西的表弟说，托尼说他知道。托尼也是浅色头发，性情洒脱而幽默，有一种独特的帅气。

莱西的父亲在德国，是一位手套制作商。托尼在英国，父母一九七七年死于惨烈的飞机失事，之后他就一直由一位姨妈照料；两架喷气式飞机脱离跑道相撞——当时托尼七岁，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十九年后，他和莱西偶然相遇，午餐时间在一家人头攒动的餐馆，离维多利亚车站不远。“你说我们还能再见面吗？”他恳求道，当时一位矮矮胖胖的中年女侍者正给他们端来咖啡，对他的勇敢赞许有加，并在脸上表露了出来。他们共同搭乘的第一辆出租车，驾驶座背后的号码是00178，黑色的字母，印在椭圆形的白色瓷釉上。后来，他俩都十分浪漫地回忆起这一切，以及出租车司机的谈话，还有那个矮矮胖胖的女侍者。

相爱之后，莱西听说了一九七七年的那场空难，托尼也听说了莱西家族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那些手套，绵羊皮的、猪皮的、山羊皮的、鹿皮的。托尼第一次拜访施齐勒斯瑙时，人们跟他谈论手工缝制和染色有什么技巧，不同的皮子需要哪些不同的衬料，还带他参观了长长的一排排模板和那些心满意足的工人，架子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刀子和割皮子的工具。在施齐勒斯瑙，托尼在爱情的驱使下，扮演了需要他扮演的角色，问这问那，表示出自己的兴趣。莱西在去见托尼的姨妈前心里惴惴不安，姨妈在南海岸的一个小别墅里一天天老去，从那里能远远地看见一趟趟往返法国的渡船。其实莱西根本没必要担忧。“她很可爱。”托尼的姨妈说，而在施齐勒斯瑙——那里有莱西的两个妹妹和忙碌的家庭生活——大家都认为托尼很有魅力。最初有一丝隐隐的忧虑——在施齐勒斯瑙和英国都有——似乎这场婚姻背上了一个不必要的负担，如果莱西选择嫁给德国人，托尼娶个英国姑娘，则完全可以避免这个负担：毕竟，在两次可怕的战争中，两国敌意颇深。这是一种淡淡的感觉，跟当时的柔情蜜意格格不入，它像个阴魂不散的老幽灵一样在周围盘旋，但最后未能在议事日程上占据一席之地。真正带来阴影的是电话游戏。

婚礼前的那个夜晚，是托尼提议玩这个游戏的。事后，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何这么做，他凭什么奢望德国人能理解这个游戏的幽默，当然啦，当时他已经喝了不少酒。而莱西呢，她后悔没有一口咬定她的婚礼派对上不适合搞这样的娱乐活动。“哦，托尼！”她只是这样半真半假地抗议了一句，托尼根本就没听见。

他已经跟莱西的两个妹妹——她俩都是伴娘——解释过了，游戏规则是给陌生人打电话，如果能让一个陌生人跟你对话的时间超过其他人，你就赢了。这个信息传给了那些迷惑不解的德国人，他们礼貌地追问会有什么结果。

“我是开机动船的，”音乐关掉时，莱西在格林沃德小姐幼儿园的一位同学正在说着，“发动机装在舷外，明白吗？”

托尼要求这位同学和其他人——留在派对上的还有三十多位——保持安静。托尼的伴郎拨出一个号码，告知第一位陌生人街上有煤气泄漏，要求他去查看家中各个房间有没有可疑的气味，然后回来在电话里说明情况。第二位陌生人被告知外面有一根保险丝断了，所有的电路都必须拔掉或切断，以免造成危险。给第三位陌生人的建议是关闭他家的窗户，防止游荡的臭鼬闯入。

“这里是水利管理局，”轮到托尼时，他说道，“非常抱歉这么晚给您打电话。有一个紧急情况。”

有几位德国客人仍然摸不着头脑。“怎么，他们都是你们的朋友吗？”虽然都解释清楚了，一个梳辫子的姑娘还是追问，“是跟朋友搞恶作剧吗？”

莱西再次说明那些电话都是随便打的。这个游戏就是尽量拖延，不让通话中断。她悄声细语，以免声音传到托尼电话线那头的那个人耳朵里。“什么？到底什么情况？ [19] ”她的朋友轻声问，莱西说其实都是闹着玩儿的。最后一个电话持续了三分四十五秒，而前一个只持续了几秒。

“我们希望您做一件事，”托尼说，“就是到你们家阁楼的水箱去把进水龙头关掉。这个龙头一般是红色的，夫人，当然啦，颜色可能已经褪掉了。我们正在努力防止你们家发大水。”

“发大水？”电话那头的女人跟着说了一句，声音里困意未消，“怎么回事？”

“我们的一个变压阀失灵了。水压达到了危险的高度。”

“都这会儿了，我没法爬到阁楼上去。半夜三更的。”

“那么我们只能请求这个地区的其他人了，夫人。也许您的丈夫——”

“我没有丈夫。这儿一个人也没有。我已经七十三岁了。我怎么会知道水龙头的事？”

“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夫人。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我们也不会让您做这件事。变压阀失灵是很危险的。接下来主要的链接阀也会失灵，那时候就来不及了。链接阀一失灵，几分钟内水位就会涨到十六英尺高。那样的话我就要建议您转移到楼上的房间去了。”

托尼用手掌捂住话筒。对方跑去拿梯子了，他小声说，还有手电筒。他又听了听，说有一只猫在喵喵叫。

“不会有什么事吧？”另一个德国女孩凑过来问莱西，那个开舷外马达船的德国人完全弄懂了这个游戏，微笑着示意不会有事。游戏很好玩，他认为，但在施齐勒斯瑙可行不通。太复杂了。这是典型的英国式幽默。

托尼听见慢吞吞的脚步声，远处一扇门关上了，同样是在远处，那只猫又叫了起来。然后是一片寂静。

托尼环顾在场的宾客，有几个像他一样有了些许醉意。他哈哈大笑，不再顾忌声音会传到电话线那头的房子里，因为那个孤独的住户大概已经在阁楼上了。他把话筒放在狭长电话桌上的电话号码簿旁，拿过一瓶桑塞尔白葡萄酒给两个空杯子斟满。一个他当年的同学开始讲述，有一次霍克斯顿的一个男人被骗到街上去看是否有一辆被盗的蓝色小货车停在那儿。他自己也有一次冒充一个交际舞学校的老板，提出免费授课六次。几个德国人说他们得告辞了。

“嘘。”托尼举起一只手，又听了听。可是电话那头没有声音。“她还在阁楼上。”他说，把话筒又放回电话号码簿旁。

“你住在哪儿？”伴郎问，此时音乐声又起，他拥着那个梳辫子的姑娘翩翩起舞，嘴唇轻轻擦过她的面颊。电话游戏就随它去吧。

“在德国，”那个开舷外马达船的男人解释道，“我们会说这是电话骗局 [20] 。”

“哦，这里也是，”那个不赞成电话游戏的英国姑娘说，“其实就是骚扰电话。”

剩下来的几个人同时告辞了，那些德国人在谈论冲凉运动 [21] ，一种跟喷水有关的恶作剧。往自动售货机里投十个角子，却发现自己被淋成了落汤鸡。“浇你没商量。”开舷外马达船的男人翻译道。

“你可以留在这儿。”托尼说，他和莱西已经把酒杯和烟灰缸都收拾起来，洗净擦干，靠垫拍得松膨膨的，并打开一扇窗户，让一股清凉的夜风吹进来。

“可是我的行李还没收拾完呢。明天早上事情太多了。”

托尼和莱西在这套即将成为他们新家的公寓里走来走去，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其实他们对这些房间已经非常熟悉。音乐仍然轻轻地响着，他们在小客厅里跳了会儿舞，很高兴终于可以享受二人世界。两人初次相遇的那天中午，那个拥挤的餐厅里有一场同事聚会，非常吵闹，旁边桌上一个穿红点点衣服的女人在跟朋友吵架。后来总记得莱西当时是那么矜持，之后当托尼说爱她的时候，她也是那么矜持。他们还同样充满柔情地记得，两人想要的都是婚姻，而不是逢场作戏，都希望得到婚姻的要求、盟誓和制约的束缚。伦敦是他们爱情开始的城市，莱西坚持要在伦敦结婚——无视所有的传统习俗，这使她的父母大为烦恼和不快。

他们跳舞时，托尼注意到话筒仍然放在电话号码簿旁。早在半小时前，他就把这事忘到脑后了。他停住舞步，伸手拿起话筒。他说：

“她还没把电话挂断。”

莱西从他手里接过话筒。她也听了听，听见电话那头空寂的声音。“喂，”她说，“喂。”

“她忘记了。她睡觉去了。”

“她会忘记吗，托尼？”

“嗯，大概会吧。”

“她说自己的名字了吗？你还记得号码吗？”

托尼摇摇头。“她没说名字。”他忘记了号码；大概一开始就没有留意，他说。

“她刚才说什么了，托尼？”

“只说她没有丈夫。”

“她丈夫出去了？在这个时间？”

他们不再相拥。托尼关掉了音乐。他说：

“她的意思是她是寡妇。已经不年轻了。好像是七十三岁。”

“这老太太到她的阁楼上去——”

“唉，我的意思是，她说她要去。很可能她根本不相信我的话。”

“她去找梯子和手电筒了，你告诉我们的。”

“我记得她说穿着睡衣很冷。她很可能直接回床上睡觉去了。我不怪她。”

莱西又听了听，说：

“我能听见猫叫。”

可是她把话筒递过来后，托尼说什么也听不见。什么声音也没有，他说。

“离得很远，那只猫叫了叫又突然停住了。别挂电话！”莱西看到托尼要把话筒放回叉簧，赶紧喊道。“她还在她的阁楼上呢，托尼。”

“哦，说实在的，我不这么认为。她怎么可能还在阁楼上呢？关掉一个旋阀要不了多少时间。”

“旋阀是什么？”

“是控制水的一种装置。”

他隐约听见了猫叫，喵的一声，接着又是一声。托尼又摇摇头，默默地否认这个声音，却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么做。莱西说：

“她可能摔下来了。用手电筒看不清楚，她可能摔下来了。”

“不，我认为不会。”莱西认识托尼一年半了，第一次在他的声音里听出了烦躁。不把话筒放回去毫无意义，他说。“好了，忘了这事吧，莱西。”

莱西怀着沉重而纠结的心情，望着再过十二小时就要与之结婚的这个男人的面孔。托尼又露出她熟悉的那种随和的微笑。没有意义，他又说了一遍，语调更加温和。纠缠这件事情没有任何意义。

“真的，莱西。”

初次相遇的那个下午，他们悠闲地漫步。他领她穿过森林公园，然后走到河边。她在伦敦进修英语；那天下午，她本来还有课的。一直到五点一刻，托尼才给自己上班缺勤编了个理由。第二天他们又见面了。

“什么事儿也没有，莱西。”

“她可能死了。”

“哦，莱西，别这么愚蠢。”

话一出口，托尼赶紧道歉。她当然不愚蠢。愚蠢的是那个游戏。他后悔今晚玩了那个游戏。

“可是，托尼——”

“她当然没有死。”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呢？”

他摇摇头，想表示他并不是妄作断定，只是按道理说话。在相互了解的这么长时间里，他发现莱西的想象力有时候比较烦人；她自己也这么说过。她说自己天性中有一种毫无意义、可有可无的怪癖，使她经常对事物的表面现象产生怀疑。当时托尼回答，音乐也是毫无意义的，一片花瓣也是可有可无的：市场上不卖钱的东西才应该是最有价值的。可是莱西说自己性格上的这种怪癖很讨厌；托尼知道，他现在算是第一次领教了它的厉害。

“我们别吵架，莱西。”

可是争吵——已经在两人不知不觉中开始——并且蔓延，在沉寂中暗藏险恶，那个静默的电话从一个人手里递到另一个人手里，似乎更加重了这种沉寂。谁也没有再听到猫叫，托尼说：

“听我说，到了早晨，她看见听筒还挂在那儿，就会想起她忘记挂断电话了。”

“现在已经是早晨了，托尼。我们可以去找警察。”

“找警察？为什么？”

“他们能查出那座房子在哪里。”

“哦，完全莫名其妙！”托尼说，这时话筒正好在他手里，他又想把它挂回去。

莱西一把抓住，怒火燃红了她的面颊。她问托尼为什么想要这么做，托尼耸了耸肩，没有回答。他不回答是因为这一切都很荒唐，因为他不敢贸然开口说话。

“警察查不出来的。”沉默过后，他说。警察没有电话号码可以顺藤摸瓜。他们所能告诉警察的，只是在伦敦什么地方的一座房子里有一个老太太和一只猫。托尼说，整个伦敦有数不清的老太太和数不清的猫。

“托尼，你回忆回忆那个号码。”

“哦，上帝啊！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该死的号码，怎么可能回忆得出来？”

“那么，电脑里应该会有。”

“什么电脑？”

“在德国，所有的通话记录都在电脑里。”

其实莱西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她只知道如果托尼把听筒放回去，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他为什么想要那么做呢？

“亲爱的，不能，”托尼说，“不能凌晨三点跑到警察局，说一个老太太爬到她家阁楼上去了。那是一个善意的游戏，莱西。”

莱西想让自己保持沉默，但没有成功。话还是脱口而出，未经选择，违背她的意愿。

“那是一个恶劣的游戏。有了这样的结局，怎么可能不恶劣？”

那个老太太躺在那里，莱西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固执己见。敞开的活板门透出灯光，下面放着梯子，还有积满灰尘的木板和水管。猫的眼睛在暗处像两个细细的小孔。

“她脑袋撞坏了吗，托尼？人老了骨头就会变脆。我是说有可能发生这种事。”

“相信这种事情发生简直毫无道理。”

“电话一直没挂——”

“她没把话筒放回原处，是因为她忘记了。”

“你叫她回话的。你叫她按你说的去做，做完后告诉你一声。”

“有时候人们一下子就能识破这是个圈套。”

“喂！喂！”莱西焦虑地对着话筒喊，“喂……请说话。”

“莱西，我们只能等她醒了再说。”

“至少那只猫能把老鼠吓跑。”

有人会看见屋里还亮着灯。有人会走进房子，发现电话没有挂好。一个穿着睡衣的老太太为什么把梯子放在活板门下呢？进来的人会这么问。他们会拿一盘牛奶喂猫，会把话筒放回原处，其中一个会爬上梯子。

“真希望这事不是发生在今晚。”

“莱西——”

“你想把话筒放回去。你不愿意知道。你希望我们永远不要知道，你想就这样不了了之。”

“不，我绝对没有。”

“有时候自己意识不到。一个人的做事方法，自己意识不到。”

“拜托。”托尼再次恳求，莱西感觉到他用双臂搂住了自己。一时间，泪水使他们共处的这个房间变得模糊，他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她能重新开口时，在他的喃喃安慰声中轻轻重复着她希望这一切不是发生在今晚。她似乎突然患病了，觉得身体的什么部位一跳一跳地痛，却又说不清是哪里。这痛楚来自她混乱不清的思绪，或因为她被撕裂了，似乎拥有了两个自我。他们之间不应该有争吵。以前不该有，现在也不该有。这件事为什么要发生在今晚，发生在此刻？这问题在莱西的大脑里反复出现，像一把锤子在敲，持续不断，挥之不去。想象力就像哥特式城堡，她在格林沃德小姐幼儿园时就自己编童话，后来又虚构幻想故事，主角是她最喜欢的电影明星。这是很可笑的，因为现实被扭曲了。毫无疑问，托尼是对的。

“我忍不住地想到她，”莱西仍然轻声说，“我忍不住。”

托尼转过身，慢慢朝窗口走去。他想出去，想到街上走走，想有个机会静下心来想想。当初莱西想在伦敦举办婚礼时，人们叫他去跟莱西商量商量。从施齐勒斯瑙寄来一封长长的信，请求他出面干预一下，让她明白道理。这么做对大家都不方便，还会增加不必要的花费；这是她的怪癖 [22] 。

今晚，莱西得知托尼小时候胆子很大，顺着窗台从宿舍的一扇窗户走到另一扇窗户，离地面十八英尺高。她听了很高兴——托尼自己没有告诉她，说明托尼有勇气却又不爱吹嘘。然而，现在一切似乎都变了味儿。

“这是一种感觉。”莱西说。

托尼站在窗口，望着下面空荡荡的街道。路灯尚未熄灭，还会再亮几个小时。然而黎明已经悄悄来临，潜入了那些停泊的汽车，那些前一天夜里从地下室拿上来的塑料袋，那些锁在栏杆上的自行车。她这话是什么意思？一种感觉？

“说实在的，没理由感到担忧。”

托尼说话时，从窗口转过身。此刻莱西的神情紧张、僵硬，一时间显得不美了。涌入房间的空气凉飕飕的，令人感到神清气爽，他又一次希望出去走走，独自待在某个地方。她的意思是不爱他了，她已经离他而去。他再次凝望下面的街道，背对着她，把这话说了出来。

“哦，不，我是爱你的，托尼。”

在伦敦各地，有着天亮后参加婚礼的嘉宾，此刻正在安睡——千里迢迢从施齐勒斯瑙赶来的她的父亲母亲，她的亲朋好友。她两个妹妹的伴娘礼服已经准备好。鲜花也预定了，还有一辆彩带装饰的婚车。饭店的草坪专门为接待宾客而修剪过。托尼的姨妈在她的海边别墅里熨好了她挑选的衣服，莱西想象它们挂在衣架上静静等待的样子。早晨的航班会把更多的宾客从德国送来。她坚持要在这座他们相爱的城市举办婚礼。如果是在施齐勒斯瑙，就不会有睡梦中的老太太受到打扰，不会有无意造成的恶性事故。她凭什么知道从房子里抬出的死者不是装在棺材里，而是装在朴素的长匣子里呢？

“我们是两种不同的人，托尼。”

“因为你是德国人，我是英国人？是吗？说来说去，历史还是无法抹去？”

她摇了摇头。他为什么那么想？他为什么偏离得那么远，这么不动脑筋地抓住一个现成的说法？

“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是朋友。”她又说了一句，想解释对她来说应该并不复杂的事情。然而她觉得自己把事情搞复杂了，因为对方的回答充满困惑。

“还记得那场同事聚会吗？”托尼说，“穿红衣服的女人在吵架？女侍者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一同离开？00178。还记得吗？”

她努力回忆，但那些画面不像平日那样清晰地浮现。“是的，我记得。”她说。

两人交流中的疑虑造成了迟疑，产生了无法掩饰的音调变化。他们一次次沉默，每一次沉默都使鸿沟裂得更大。

“这跟我们自身有关，跟我们不了解的过去无关。”莱西摇摇头，坚持强调自己的观点。

托尼点点头，什么也没说，感觉到忍耐带来的压迫。在一段持续几分钟的沉默中，他暗自思忖着这点，却突然听见远远地传来模糊的说话声，声音微弱，若有似无。他把视线从窗口拉回，看着莱西放在桌上的话筒。他注视着莱西走过去把它拿了起来。

他们并肩站在一起，听牧师重复那些熟悉的话语。一枚戒指从一个手掌递到另一个手掌。最后一句话说完，他们转身一起离开牧师和圣坛。

婚礼嘉宾在整洁的旅馆草坪上悠然闲逛。一位摄影师在蔚蓝色的天空下忙个不停。“真没想到你这么漂亮。”托尼轻声说，这时人们又喝了不少香槟酒，正在用德语和英语互相交谈。“我更爱你了。”

在他们偷来的这一刻里，莱西微微笑了，接着又有人讲话，接着她父亲表示，今天两个家庭的结合带来了两个民族的团结，使他感到格外喜悦。“我们是两个愚蠢的民族。”当话筒终于放回去——对方详细讲述了去阁楼的经历，并为完成指令花了这么长时间而道歉之后，托尼说道。他们拥抱了，相拥时因如释重负而产生的暖意唤起了性感。真相的阴影消融在了极度的愉悦中。

“对不起，”莱西在第二天的阳光中说，“对不起，我招人讨厌了。”

大家举起酒杯，祝他们今后的日子比今天更加幸福。车子过来接他们时，他们一同微笑，一同朝车外挥手。终于两人独处了，他们显示出了疲倦，都伸手去握住对方的手。他们的想法不同。在这件事上他是对的。然而托尼又一次想起那个结局。夜里，他没有一刻怀疑自己错了。难道爱情会带来牺牲品？莱西暗自疑惑。难道他们受到警告，要远离一个尚未显露的不安定的领域？为什么在人们的生活和感情关系中，正在发生的小事比两个国家是敌是友更加重要？一时间，莱西很想谈谈这事，就在话要出口时，又决定还是不说为好。

山区光棍

听见他脚步踏在简陋、陡斜的楼梯上，听见卧室门打开又关上，又听见脚步走进楼上的房间，然后是沉默，她眼前浮现出归来的儿子此时此刻看见的情景：毫无血色的苍白皮肤，长出来的胡碴，耷拉的眼皮，凝固的嘴唇，经她梳理过的灰色头发。家里最受宠的是弗兰西斯，然后是米娜。凯文因为可靠也得到认可，而艾丹是长子。只有保利很少被提及。

后面远远的小路上传来汽车声。很快车就会开到农舍。她把杯子和托盘摆在桌上，动作不慌不忙。水壶里的水开过一次，她把它重新放在炉子的热炉板上。孩子们小的时候就没有同时回家过。这次要住两个晚上，家里没有那么多地方，但他们肯定有自己的安排。她打开后门，迎接他们。

保利看着直挺挺躺着的尸体，没有勇气对他说一句话。然后，他听见车开来的声音，就走到房间那头的窗前。院子里，弗兰西斯从一辆车上下来，另一辆车正往后倒，以免挡路，是一辆白色的福特，他以前从未见过。顶窗开着，能听见人在说话，凯文说车开得还行，艾丹表示同意。福特车是租来的，标签上写着里摩力克诱饵店。估计是在香农取的车。

保利的两个妹夫没来，也许因为睡觉的地方不够。他们要在都柏林照顾孩子，看来凯文的妻子莎伦也留在卡洛陪孩子了。艾丹一个人从波士顿来。保利从没见过艾丹的妻子，莎伦也只见过一次，那些孩子连一次都没见过。他看着哥哥妹妹们把行李从车里搬出来，估算着其实一辆车也能挤得下，但可能不太好安排，那样凯文就要绕道去香农。

两个哥哥打着黑领带，两个妹妹穿着某种丧服，但行头不全，待会儿再换也行。米娜看上去又怀孕了。凯文头顶已经秃了一片。艾丹摘下开车戴的眼镜。行李不重。看得出来他们不准备多待，办完事就走。

保利看着下面的院子，知道他们已经做出了某种假设，其实他刚才跟母亲坐在厨房里时就已经知道了。他是家里的光棍，那份工作也可有可无。母亲一个人生活是不行的。

他坐在明格小酒吧里，告诉帕茨·菲奴坎要去奔丧的时候，就知道这点。父亲的死使他失去了帕茨·菲奴坎：得知噩耗，他想到的不是父亲，而是她，在明格酒吧，烈啤酒灌下肚，话脱口而出。“天哪，”她说，“我到一座农舍里去做什么！”

后来——他们在山里穿行，送葬的队伍行走过小镇边缘，棺材被送到夜晚停留的地方，死者入土为安之后，一家人回到农舍，第二天早晨就各自散去——保利留了下来。

他并没打算这样。他希望搭乘那两辆车中的一辆，然后乘巴士，再转车，像回来的时候那样。

“他们在什么地方分开？”母亲在告别后的沉默中问。

他不知道。哪儿方便就在哪儿吧。在某个小镇，他们停下车喝一杯，那时气氛不一样了，不是在办丧事的家中。他们会交换一些之前似乎不适合说的消息。艾丹会谈到波士顿，邀请哥哥和两个妹妹去他那里做客。

“到火边暖和暖和，保利。”

“等我先看看小母牛再说。”

“他的靴子在那儿。”

“我知道。”

两个哥哥也借了橡胶靴。不管走到哪儿都是需要的。凯文修好了栅栏，艾丹让羊圈水管里的水又流动起来。他俩还把沼泽地那边松弛的铁丝网拉直了。

“穿上雨衣，保利。”

不会下雨，但雨衣可以挡风。记忆中，童年时的农舍似乎总在刮风——院子里的化肥袋被刮得乱飞，陡峭山上的小路上也刮风，土豆田里也刮风，还有大田，自从父亲清理掉田里的石块之后，那就是全家的主要生活来源了。这个地方的主要特色不是雨或霜，而是风，其实雨下得也很多。可是谁在乎雨呢？爸爸经常说。

小母牛不需要照料，他早就知道。它们可怜巴巴地站在那里，挤缩在一间坍塌的牲口棚的墙边，身上挂着被风吹干的泥巴。一堵墙倒塌后，父亲掀掉了棚顶，因为那些瓦楞铁要用在别的地方。他留下这堵没倒的墙，就为了让小母牛站在这里避避风。

保利也站在墙的背风处，脚上的泥巴还没有像牲口身上的泥巴那样被风吹干。他记得红色的棚顶一点点被掀起来。凯文在下面等着接，艾丹把螺栓撬出来。他把拖拉机往后倒，让拖车靠近他们。“他要这玩意儿干什么？”他问凯文，凯文说瓦楞铁可以用来填补篱笆的缺口。

慢慢地，保利顺来路往回走。“你想过回来吗？”艾丹问，当时院子里只有他俩。保利早就知道会有这话，而且猜到会由艾丹说出来，因为艾丹是老大。“我只是问问，”艾丹说，“随口问问。”

她拉风箱烧泥炭，看着火光蔓延，火星迸溅又熄灭。现在还不是做安排的时候，甚至不适合谈论这些事。没有比这更不合时宜的了，她庆幸他们都意识到了这点。葬礼过后，凯文跟哈提根聊了几句，她从他们的姿势看出，已经做了某些临时的安排。

会写信的。弗兰西斯说她会写，艾丹也说会写。莎伦会替凯文写，总是这样。米娜会写。不管他们在哪里停车告别，都会谈论这件事，以后还会写信。

“坐下吧，保利，坐下吧。”她说，儿子进屋来，带进一股寒气。

她又说，金纳利神父主持得很出彩。她昨天在车里就对两个女儿这么说过，今天早晨又对凯文和艾丹说过。保利应该听见了，但她就是愿意再说一遍。她觉得这样更好。

“啊，是的，”保利说，“确实很出彩。”

他已经接管了。她可以感觉到他已经接管了，出去看小母牛是否安好，昨晚和今晨他记得要挤牛奶，就一言不发地去挤了。她注视着他慢慢脱掉橡胶靴，把它们放在门边。他把雨衣挂在门上挂雨衣的钉子上，穿着袜子，一只手提着鞋子走到炉火前。她扭过脸去，这样他就不会发现她想起了父亲生前也是这样走进厨房。

“小母牛看上去还好吧？”她说。

“嗯，还好，还好。”

“今年他对它们很满意。”

“是啊，确实不赖。”

“还是一样，眼下什么都卖不出价钱。”

他点点头。他当然知道光景不好，羊和牛都不像一年前那么好卖了，什么都不景气，你简直不相信会有这么萧条。

“准备睡觉吧。”她说。

“好的。”

她把米娜早先捡来的鸡蛋洗了洗，刷去上面的污迹，把蛋壳擦干净，堆在碗里。鸡蛋可以让他们维持下去，还有剩下来的咸肉片和冰箱里的半锅炖汤。“够一个大部队吃的！”凯文看着冰箱内部很深的空间，说道。她提醒他，存货必须充足，以免天气变得恶劣。

“如果没有它可怎么办呢？”她说，指的是冰箱。他们从卡斯林的店里买了半扇猪，只吃掉了肚子上的一部分肉。“羊肉够吃到世界末日的。”

“卡斯林一家最近怎么样？我在葬礼上没看见莫林。”

“莫林嫁给了特拉里的一个男人。后来就住在那儿了。”

“那人是谁？”

“在一家鞋店干活。”

本来可以去参加婚礼的，但每年的那个时候谁都不愿意腾出时间来。哈提根一家去了。他们想带她一起去，她拒绝了。

“哈提根回来时喝醉了，你真该看看他那副熊样！那新娘子身上的霜简直能把炉火扑灭！”

“他明天要开车下山，会来接我。”

锅里的咸肉片、黑布丁和炸面包已经准备好了。她往油里打了两个鸡蛋，煎好后翻了个身，因为他喜欢反面也煎到。她把盘子放在他面前，他吃之前喝了一口茶。他说：

“你一个人不行。肯定不行。”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保利。”

“我回来吧。”

他开始吃了，蛋黄在盘子里流淌。他把黑布丁和那片焦脆的肥咸肉留到最后。他一贯都是这么做的。

“哈提根还会过来。挤奶的事我自己能干。大多数活儿我都能应付。卡斯林一家也会过来关照我。”

“你不能这么生活。”

“他们是邻居，保利。以前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也出过力。我注意到在墓地里凯文跟哈提根聊了几句。肯定说了什么，跟哈提根不会白聊。凯文以后会告诉我的。”

“你需要有人来赡养。”

“你有你自己的生活，保利。”

“你的情况就是这样。”

他默默地吃了几分钟，然后喝光了倒给他的茶。

“我要递交辞呈，得把这段时间的活儿干完。一个月吧。”

“不管做什么都要想清楚，保利。”

保利不是一个容易怨恨的人，他心里并无怨恨：回到农庄并不是世界末日。世界末日是在明格小酒吧得知农庄生活对帕茨·菲奴坎没有吸引力的时候。

那天，他刚提到结婚，就知道不该开这个口。帕茨·菲奴坎像一只灵巧的小灰狗一样逃走了。她几乎没听清他的话，他不会说别的，“啊，没事，没关系。”紧张加上烈啤酒，正是烈啤酒使他提出了这个建议，而话一出口，她就不可能回头：在她扭过头去之前，温柔的灰眼睛里已经再明白不过了。“那我就不回去，”他说，把事情弄得更糟糕了，“我没有你就不回去。”

葬礼过后，他们再次坐在明格小酒吧里时，保利还想挽回。他想重新开始，可是没有结果。到了他辞工前的第三个星期，帕茨·菲奴坎跟邮局的一个职员好上了。

在院子里，她把谷子撒出去喂鸡，想起第一次做这件事的时候内心忐忑不安，不知道婚后的生活会怎么样。她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她没有想到她在这个家里的地位完全是谦卑和顺从，有时候说出的话、发生的事刺伤了她的心，使她默默垂泪。然而时间慢慢流淌，把看似不可改变的也改变了。一方面，老人逐渐衰弱，另一方面，做母亲使她建立了自信。在这个家里，角色互换了。

不管保利最终带到这间厨房、这个家里的是个怎样的媳妇，她都不愿意看到那样的痛苦。她会让关系轻松一些，从一开始就退居二线，并心甘情愿。只可惜莫林·卡斯林嫁给了那个鞋店的人，其实莫林·卡斯林跟保利倒是很般配的。当然啦，莫林还有妹妹。

保利离开后的几个星期里，她如期收到了信，米娜和弗兰西斯写来的，儿媳妇莎伦代表凯文写来的，以及艾丹写来的。所有的内容都很简单，最后表达了没有说出来的期望，用不同的笔迹表达了四遍。艾丹说他和保利谈过了。谢谢你们惦记我，她写回信，这话也写了四遍。

哈提根仍是经常过来，有两次他姐姐也陪着，坐在她的厨房里，哈提根在院子里帮忙干些重活。“米娜家有地方给你住吗？”有一次她问，似乎忘记了保利要辞工回来。哈提根小姐来的时候总带些丹麦面包，吃的时候抹上黄油。“我只是提一下米娜，”她说，“万一保利不太想要回来呢。我本来以为他不会愿意的。”

“为什么呢，哈提根小姐？”

“现在山区里都是光棍。像他那样的。”哈提根小姐补充了一句，瘦巴巴的脑袋朝院子那儿摆了一下，她弟弟正站在梯子上修排水管。

“保利倒是也没结婚。”

“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话。我想说的是，他愿意结束那样的生活吗？”

哈提根小姐的表情变得丰富起来，迫不及待地想再说些什么，汇报消息，解释情况，解开她引起的迷惑。她顿了顿，打开了话匣子，一边礼貌地伸手去拿一片丹麦面包。人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最近山区光棍发现凭他们继承的那点薄地，很难吸引到一个老婆。

“请原谅我这么说。”哈提根小姐离开前这样抱歉地说。

这是事实，人们已经注意到而且经常谈及。二十年前，哈提根可能是山区里的第一位光棍，可是现在，你需要扳着指头数了——单身汉，其中几个有母亲或姐妹陪伴——住在库皮布拉的山坡上，住在斯里文纳库什山上、诺克里阿山上、鲁尔克山上、科利达山上。

当保利说要回来时，她不记得是不是忘记了这些，也许已经忘了。她努力不去想，安慰自己说，哈提根小姐说的话以及她说话的口气，只涉及哈提根小姐和她的弟弟，跟旁边农庄的未来没有多大关系。而且，已经发生的事情不一定还会继续发生。哈提根家的那片地比山下的地糟糕得多，跟斯里文纳库什或科利达、库皮布拉山坡上的地差不多。你尽了最大的力气，还得指望夏季风调雨顺。保利是个模样标致的、正派的小伙子。他凭什么就不能像父亲那样，在这里结婚成家，养儿育女呢？

“有两只箱子放在卡斯林的店里了。”一个星期六下午，他走进来，说道，“我把车发动以后就下去取。”

他们没有拥抱，家里人不怎么习惯拥抱。他坐下来，她沏茶，把锅放在炉子上。他跟她说了一路上的情况，第一趟公共汽车上有个女人在唱歌，第二趟公共汽车上他睡着了。他讲事情的时候很严肃，表情专注，不苟言笑。他总是这样。

“刚才哈提根把车发动了，”她说，“试试车子有没有毛病。”

“怎么样？还好吧？”

“哦，还好，还好。”

“我待会儿去看看。”

他轻松地安顿下来，她这才发现自己一直对他不太了解。在家里她一直忽视他，父亲也对他不闻不问，使他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她从未对此提出异议，只偶尔私下里低声说一两句安慰的话。真是造化弄人，如今他却成了父亲的继承人。

他似乎从未离开过，熟门熟路、很有效率地开始干每天的活。什么也没有忘记——小母牛的冬饲料，院子周围的那些零活，靠山的栅栏可能会有缺口，以及多久赶羊上山一次，怎样维护保养拖拉机。似乎，他的存在虽然经常被忽视，但他却比两个哥哥更用心地观察父亲干活，这倒是她以前没有想到的。“这些日子他会为你感到骄傲的。”她有一次说，但保利不置可否，她也就忍住没有再说。大田曾是父亲引以为豪的，如今成了他的。田的南边还有一块狭长的地，可以清理出来耕种，他说，并带她出去指给她看新围墙会砌在哪里。一个温暖的六月早晨，他们站在阳光下，他指指点点地说着，两只牧羊狗顺从地站在旁边。他调养牧羊狗很有一套，就像父亲生前一样。

每三个星期，他就像父亲以前那样，开车带她下山去庄北格，因为她自己没有学过开车。父亲经常等在科伦超市的停车场，她去采购，但保利每次都跟她一起进去。他推购物车，有时她给他一份清单，他从架子上把东西一样样拿下来。“去看看那个好吗？”有一次他这么提议，当时他们正经过双屏娱乐中心，其实装修前只是一家电影院。她不想去，她说。她从没去过电影院，不管是以前，还是成为双屏娱乐中心之后。对她来说电视就够了。“你愿意从卡斯林家挑一个姑娘吗？”她说。

他挑了她们中间大一点的那个，艾琳，从那以后傍晚经常开车下去，跟她一起在麦克格拉斯船长酒吧坐坐。后来艾琳宣布，她在特拉里的姐姐听说报刊杂货亭有个空缺，她那次亲自去特拉里走亲戚时，实际上已经得到了那个职位，于是他们的关系结束了。

“你知道她早就有那样的打算吗？”保利的母亲听说后问他，他说算是吧。她本来以为，看情形艾琳·卡斯林——笨拙而反应迟钝——会成为这个家里的媳妇，因为她姐姐莫林已经没戏了，而保利似乎并不介意。保利对这件事没有多谈，但是艾琳离开后不久，他就对科伦超市收银台的一位姑娘产生了兴趣。

“找个星期天，你把梅弗带出来玩玩吧？”母亲建议，他们的关系有了进展，去过双屏剧场，傍晚一起喝过酒，就像当时跟艾琳·卡斯林一样。梅弗比艾琳稍微活泼一点。配他也可以了。

可是梅弗一直没来农庄。在科伦超市，保利把购物车推向了别的收银出口，尽管梅弗那儿排队的人更少。母亲没有问为什么。他有自己的生活，她不断提醒自己。他有自己的隐私，凭什么没有呢？“他真是你的好儿子！”一个星期天做过弥撒，保利正在发动汽车时，金纳利神父说道，“有了这样的结果，对你来说再好不过了，是不是？”

她知道是这样，心怀感激地道了谢。保利比晚年的父亲更有精力，每天干活的时间更长，如果天黑得晚，他会一直干到夜里。

“不知道我是不是跟她说过话。”当他开始跟卡斯林家剩下的那个女儿约会时，她说。看上去倒蛮懂事的。

“啊，没问题，什么都行。”卡斯林家三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每当保利告诉她在放什么电影，问她想看哪部时，总是这么说。光线暗下来后，他等了一会儿才用胳膊把她搂住，以前他对她的两个姐姐和梅弗也是这么做的。他跟帕茨·菲奴坎没能发展到这一步。

保利的母亲在安妮·卡斯林身上看到的懂事，是以一种务实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她强壮、皮实的天性里，很少多愁善感。她是卡斯林三姐妹中个子最高，也是块头最大的一个，黑头发被烫卷了，五官轮廓分明，一副想要跟对方叫板的样子——偏大的鼻子，阔嘴巴，眼睛看人一眨不眨。保利带她出去了六七次，她坦言说想在小镇上生活。她在路边的麦克格拉斯酒吧干过，在加油站给人加过油。“天哪，我真不知道你怎么受得了沼泽地里的日子。”没等保利有机会问她是否有兴趣嫁到农庄去，她就这么说。实在不行，到庄北格去也可以，她说。六个月后，在化肥厂找到了工作。

保利去跟别的姑娘约会，可是这时大家都知道他是想找人结婚了，一个接一个找借口拒绝。一天早晨，保利在钉栅栏，哈提根把丰田车停在门边，突然意识到了这个事实。他什么也没说，不过哈提根是经常把话藏在心里的。

“要下雨了，哈提根先生？”保利问他。

“我第一次看见你妈妈时，”哈提根说，不愿谈论天气，“她在灌木丛上晾床单。那年我六岁，在外面追野兔。”

“时间不短了。”

“我没跟你说过？”

保利不明白谈话的意思，茫然地摇摇头。他又敲了敲扎在地里的那根栅栏。哈提根说：

“我可以把大田接过来。”

“哦，不用，不用。”

怪不得他停车。他可能听见榔头敲桩子的声音，特意开车下来的，认为这是个谈话的好机会。

“我不想卖地，哈提根先生。”

“卖了地不是对你也有好处吗？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算什么生活？”

保利什么也没说。他摸摸桩子，看结实了没有。又拿起榔头敲了三下才感到满意。

“你需要有个伴儿，小伙子。”哈提根说完，就把车退出大门，开回山上去了。

哈提根小姐谈到这件事之后，她一直没理这个茬，但现在躲不过去了。保利告诉她帕茨·菲奴坎的事时，她感到欣慰，很高兴他没有藏在心里。其他的事情她也心知肚明：哈提根自己就是因环境所迫沦为光棍，如今他想利用同样的情形，低价买到土地。谁能责怪他呢？她对自己说。但尽管如此，她怀疑保利——这么随和、厚道——以后也会变成那样，也会变得像他父亲那样倔强，像哈提根那样贪婪。

“我去米娜家。”她说，“那儿有地方住。”

“哦，那儿没地方。”

“他们会给我安排的。”

“这里才有地方。”

“你需要结婚，保利。每个男人都需要。”

“他会花一整天用拖拉机搬开一块大石头。他会在沼泽地里开一道沟，增加半米田地。他从不在乎一件事要花多长时间。”

“这正是我们要谈的事，保利。”

“如果让哈提根买去，不出一年这房子里就会跑进羊群，门板会被拆掉，拿去派别的用场，接下来就是大风把石板掀开。牛羊都在大田里吃草，吃得不剩一根草叶。沼泽会蔓延进来。没有人会管的。”

“你当时并不知道回来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噢，我知道，我知道。”

他体贴地说了假话。你会告诉自己他脾气随和。当他告诉她那个菲奴坎姑娘的事时，他说生活就是这样。算了吧，他说。你经常会忘记他其实并不随和。她经常忘记。

“没必要，保利。”

“有必要。”

他声音很轻，说完之后那三个字就悬在那里，于是她意识到，虽然是她的孀居使他回到这里，但此刻他坚持留下却并非因为她的孀居。她可以没完没了地跟他摆事实讲道理，而他现在不会走了。

“你心肠好，保利。”她说，因为没有别的话可说了。

他摇摇头，黑头发从这边甩到那边。“呵，哪里。”

“就是，就是好，保利。”

当她自己的死期来临，她的其他几个孩子又会同时回来。棺材会被抬下陡陡的楼梯，搬进院子里的货车，送葬的队伍会穿过庄北格的街道，第二天会有弥撒。然后他们就会离开，留下保利守在农庄。

“等我指给你看。”他说，领她走到另外半码田地，指点着告诉她是怎么做的。他指出临时竖起的围墙，那些红色瓦楞铁来自许多年前的那个旧牲口棚。

“了不起，”她说，“真了不起，保利。”

山上飘来薄雾，柔软而轻缈，上面的云团渐渐变黑。斯里文纳库什的山顶看不见了。在沼泽地上方的什么地方，一只鸟在叫。

“下毛毛雨了，进去吧。”他们在那里站了几分钟后，他说。

“你自己也别在外面待太久，保利。”

负疚感是多余的，跟善良也没有关系。她的孀居和变动时期的情绪全都无关紧要，只是一个始终存在的大计划的一次小小波动。坚韧的、恒久不变的大山在等待着他，等待着认领属于它们的一分子。

[1] 碧娅的昵称。

[2] 科克，爱尔兰共和国南部港口城市。

[3] 爱尔兰地名。

[4] 爱尔兰地名。

[5] 迈克尔·柯林斯（1890-1922），爱尔兰自由邦创建者之一，新芬党人，参加过1916年复活节起义，曾任爱尔兰共和国财政部长、共和军总司令，在内战中遭伏击身亡。

[6] 乌尔夫·托恩，爱尔兰民族主义者。

[7] 伊萨克·巴特（1813-1879），爱尔兰民族主义者。

[8] 巴涅尔（1846-1890），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爱尔兰自治运动领导人，曾任英国议会下院议员。

[9]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勋爵，爱尔兰共和政体运动的重要人物。

[10] 泰隆伯爵奥尼尔因反对都铎王朝对爱尔兰的进攻，进行了九年的反抗。1602年1月战败后，被迫流亡国外。

[11] 奥康内尔（1775-1847），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参与创建天主教协会，迫使英国议会通过天主教徒“解放法案”，后被选入英下院，致力于废除1800年爱尔兰合并条例。

[12] 帕特里克·亨利·皮尔斯（Patrick Henry Pearse，也作Pádraig Pearse，1879-1916），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与政治家，1916年复活节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在起义失败、皮尔斯被处决后，与他的兄弟和其他14名领导人被视作该次起义的象征。

[13] 密史脱拉风，地中海北岸的一种干冷西北风或北风。

[14] 原文为意大利语。

[15] 原文为意大利语。

[16] 原文为意大利语。

[17] 原文为法语。

[18] 穆塔（Murtagh），即Saint Muiredach mac Echdach，基督教的一位主教。

[19] 原文为德语。

[20] 原文为德语。

[21] 原文为德语。

[22] 原文是德语。

版权信息

拳头

作　　者：[意大利]彼得罗·格罗西

翻　　译：陈　英

品 牌 方：99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拳击手

马

猴子

马蒂尼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上海

拳击手

一

在台上，我们互相盯着对方的眼睛，拳击这桩事，让我非常迷恋。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那么喜欢拳击，也许是因为那种信心十足的感觉，或者是意识到自己在做应该做的事情。或者两者兼有，也许是因为那种无与伦比的感觉：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个地方，我还可以算得上一个人物、一个传奇，可以势均力敌地跟别人战斗。

在那里面有某种逻辑，在那里面没有人能逃得了，你逃不了，别人也逃不了。你知道你的对手是谁，你的对手只有一个，而且和你重量相当，假如他把你打倒在地，这说明他比你强，或者说他比你有经验，在这两种情况下，你输了的话，你只能吸取教训。这听起来很荒谬，但最终你会去那里，在里面所有人都相互殴打，这让你有安全感。

还有，事实是，我打得不错。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我爸爸经常看的穆罕默德·阿里和舒格·雷·伦纳德的拳击录像起了作用。但是，当你第一次踏进那种场地，你看到那些加固的拳击擂台——在比赛中台子没被撞倒真是奇迹，我会想象自己像拳王阿里一样跳跃，然后闪电一样打出刺拳。

我不知道，或许，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最后你就会成为那种人。事实上，我后来学会了这样打拳：围着对手跳跃，就像蚊子一样，用那种又快又准又干脆的拳头折磨着他，每一拳都像一记鞭子。我们诚实一点说：我的体格并不适合做拳击手，我的身体看起来不怎么强壮。我很瘦，脖子又长又细，手腕也很纤细，腿干瘦，而且关节突出，就像一根棍子上随意绑了几根树枝。或者说，我缩着肩膀，抬起拳头，我向前、向后跳起来的时候，就像要飞起来一样。有时候，我脑子里回响着贝多芬的乐曲，可能是一段钢琴演奏，我觉得自己完全沉浸在那个死聋子的音符里，他的音乐伴随着直拳的声音响起。

是我妈妈让我学钢琴的，她请了一个老得流哈喇子的女人给我上钢琴课，这个老师有口臭，而且所到之处，会留下报纸片一样的头皮屑。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学拳击的。我是一个完美的儿子：爱学习，没花花肠子，很听话，很衰，很早就上床睡觉，如果你要求我的话，还会在睡前做祷告。但是，我就是不想弹钢琴，我很讨厌弹钢琴，我讨厌莫扎特、巴赫还有那个才华横溢的死聋子贝多芬，我还讨厌臭气熏天的波里太太。也许，只有拉赫曼尼诺夫我还能忍受，因为他弹琴的时候，让人感觉怒火中烧，因为他的曲子非常难，根本没办法弹奏。

有一天，我告诉妈妈我很讨厌钢琴。她告诉我，音乐是最基本的东西，能让人守规矩。规矩？什么规矩！我是世界上最守规矩的儿子了。我那么循规蹈矩，像我这样的儿子，已经快要从地球上灭绝了。

我妈妈很担心地看着我，让我别说傻话，她说音乐是非常重要的，那种情景真让人很烦。

“那我也要学拳击。”

“什么？”

“假如要我继续弹钢琴的话，那我也要练拳击。”

“拳击？”

“是的，拳击。”

“别说傻话了。”我妈妈不想继续跟我扯下去了。

“我想练拳击。”

“对我来说，‘我想’这个词不管用。”

这是我第一次顶撞妈妈，我心里有一种兴奋的感觉，就好像在一场艰难比赛的第六个回合中，我忽然清醒过来了，给对手一记左拳，然后一记右拳，让对手很想哭。

“我想练拳击。”右勾拳打中脸部。

“想都别想，谈话到此结束。”

比赛结束的铃声响起，在最后的关节，对手躲过一劫。

但是，我已经醒过来了，我抬起了头，这是一个听话、乖巧的小男孩第一次为某件事做斗争。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像那种十五个回合的、让人精疲力竭的比赛。我停止了学习，上课时老师两次提问我，我都沉默不语，我停止说话和弹琴。波里太太给我十分钟时间，让我说话或者弹琴，她尝试了三次，但是最后不得不放弃。老太太还以为她应该安慰我。我坚持一个星期不说话，大家都拿我没办法，他们想把我送到治疗神经病的地方去。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天晚上，我妈妈进到我的房间里，她说她已经和我爸爸谈过了，假如我愿意，我可以去练拳击。

“好的，我明天就去报名。”我说。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成功：第十四个回合的技术型K.O.，因为策略和耐心，我最后获得胜利。也许，我光靠得分也能获胜，但我不确信，我妈妈一直都很难缠。我报名的时候，周围有几个男孩都笑了起来。古斯塔沃——一个瘦瘦的，年纪比较大的伙计，他的声音有点像唱爵士的黑人歌手，他让我把父母的许可证明带过来，还有拳击馆责任免除声明，另外还有五千里拉的报名费。

六个月之后，在擂台上，我已经可以像芭蕾舞蹈演员那样跳跃，我的左直拳像夏日的冰雹一样势不可挡。不可否认：从来都没有一个拳击手像我一样，身材看起来并不适合做拳击手，但事实上，我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待在擂台上。我开始训练的时候，我的钢琴也有所进步；我甚至有点喜欢弹钢琴，开始喜欢贝多芬那杂种。在擂台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忽然之间，我觉得一切声音、一切叫喊和气味都消失了，周围的世界都消失了，我只看到我的对手；忽然间，他好像做的都是慢动作；我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就像一辆蒸汽式火车那样精确和规则。只有我的心跳，还有眼前那个可怜虫疲惫的眼睛。

左拳。左拳。转身，跳跃。左拳。左拳。左拳右拳左拳。转身。躲。躲。左拳。躲。左拳右拳左拳。左。转身。转身。跳跃。右直拳，紧接着是左勾拳。铃声。

看我打拳是一种享受，古斯塔沃把我展示给别人，就像展示一辆新汽车。

“猜一猜他多重？”他问那些不认识我的人，他的眼睛像小男孩一样闪闪发光，就好像在让别人猜他的汽车，“猜猜能跑多快？”

“嗯，应该有66、67公斤吧。”一般人都会这么说。

古斯塔沃会发出像黑人爵士歌手那样的笑声。

“63公斤半。”他说，“他是轻型材料做成的。”

然后，他让我上场打一个回合，当我在台上像舞蹈演员一样跳动，他会用胳膊肘碰碰旁边不认识我的人，露出一个会心的微笑。

“我们要把这家伙送到奥林匹克运动场上去，亲爱的乔治。”有一次，我听见他对一个人说，那个人穿着一件湿漉漉的长雨衣。

“为什么不让他参加专业比赛？”那人问。

“因为他的鼻子不配。”古斯塔沃回答说。

实际上，我长了一个大鼻子，在有点歪而且有点凹进去的脸上，忽然冒出来这样一个光秃秃的山丘，就好像是从别人脸上卸下来装到我脸上的，跟脸上的其他部分一点儿也不协调。

我不知道为什么，古斯塔沃会认为，如果我只是一个业余拳击手，我就会保全我的鼻子，就好像业余拳击比赛时，挨的拳头要少一些。事实是，当他和乔治说让我上奥林匹克运动场的时候，我还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场比赛。

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一个传奇，所有的拳击馆都在谈论我。他们把我称为“芭蕾舞男”，或者有时候，某个不认识我的拳击手觉得不服气，想表示对我的蔑视，会把我称为“芭蕾舞女”。人们都说我是最厉害的，我不参加比赛是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赢。他们说了很多关于我的事情，人们去参加婚礼时，也会聊起我。有些教练诅咒我，因为我本可以给意大利赢取奥运金牌，但是我对此不感兴趣。那些打架斗殴的人在广场上谈论我，他们连见都没见过我。有些拳手，当他们不自吹自擂的时候，会感谢我没有上场，他们希望我永远不要上场。

那种感觉很好：在拳击馆，会有一些男人或者男孩过来参观。有时候我看到吉吉，拳击馆里的一个教练，他会指着我，跟那些人介绍。他们在拳击馆里走几步，然后站在那里看我，那种窘迫的表情，就像是在面对国家元首。他们总是在那里待五六分钟，看我训练。之后，谁知道他们会怎么说。我记得有一天，我的一个同学在学校里，跟别人说，我就是“芭蕾舞男”，说他在拳击馆看到我了。

“谁？”

“就是那个穿得很土，总是拿着一个皮文件包的伙计。”

“就是下了课，总是一个人走路回家的那个衰仔？”

“是的。”

“去你的。”

“我发誓！”

“别瞎扯了。”

“哦，我告诉你，我昨天在拳击馆看见过他，他的拳头像闪电一样快。”

“即使我亲眼看见，我也不会相信。”

没人怀疑我会打败所有我身边的人，我也满怀信心。不需要四处打听，就能知道：那帮无名之辈，虽然他们都能打出像铁锤一样拳头，但是他们一点儿也不是那个男孩的对手，他身材纤细，会像蜻蜓一样扇动翅膀，在那个四方台子上飞舞。

假如他们知道，我不上台比赛是因为我妈妈不同意，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假如他们知道，在我神秘、低调的退缩后面，有我妈妈细长的影子——那个表面上看起来无辜的太太，头上已经有几缕白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说。他们不会相信，或者他们会笑得前仰后合，我会永远只是“芭蕾舞女”：打不打拳击，有没有奖牌，上不上奥林匹克运动会，都无关紧要。

有时候会发生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会改变你的人生。你会想回到那个转折点，说：不，我更喜欢之前的生活。但是瓶子已经碎了，里面的东西全都撒了出来，现在都摆在桌面上，慢慢变干，展示出事物本来的样子，或许会色彩缤纷。某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尝到了愤怒的滋味，会发现什么是流汗。

我一辈子只参加过一场比赛，我说的是那种严肃的比赛：裁判、擂台角、观众、博弈还有其他的事情。参加的人都记得那场比赛，还有人说，那是他一辈子看过的最精彩的比赛。

二

我只看过他一场比赛，那是在“帐篷”剧场举行的拳击比赛。我是和佩佩一起去的，我告诉妈妈我是去看一场皮兰德罗的喜剧。我妈妈当时有些犯糊涂，一下就答应了。我让佩佩来我家楼下接我，他骑着他的老摩托车“ciao”，车子很难启动。他知道我打拳击的事情，学校里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但他那时候不相信我真是最强的。我想，他一定认为这都是我编造的，我连拳击馆去都没去过，我编造这样的故事，是为了显得不那么衰。他第一次怀疑这件事情是真的，是有一天下午他来我家学习，在回家的路上，忽然下起了一阵暴雨，我们都被雨浇透了，衣服湿得就像厨房里的抹布。我们在房间里换衣服——这并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因为我没有多少朋友。事情就是这样，我和佩佩在我房间里，那时候我听到一声惊呼：“天哪！”

我抬起眼睛，看到他面带微笑，傻乎乎地看着我。

“怎么啦？”我问。

“靠！身材真好。”他说。

我向下看，看到突出的胸肌、巧克力一样的腹肌，还有青筋暴露的手臂。实际上，我穿上衣服的时候，别人都看不出来我的身材：我穿的衣服一般都很不贴身，在宽大的衬衣和裤子下面，人们根本看不出来那些肌肉块，虽然小，但是很紧凑。

“谢谢。”我说。

“你是怎么练的？”

“我告诉过你啊，我练拳击。”

“是啊，好吧。”

他相不相信，我并不在乎。通常，出了拳击馆的大门，就连我自己也不相信。在拳击馆之外，所有人都取笑我：我从来没有过女朋友，我笨嘴拙舌，总是说错话，我在学校考试分数很高，我弹钢琴，但没有摩托车。是的，这些他们都知道。连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忘记：在一个潮湿、臭烘烘的地方，我是一个传奇。

那天晚上的拳击比赛之后，佩佩再也不怀疑我。就好像从那时开始，作为拳击馆之外的人，他进入到我的世界。当时，迪托在入口处检票，他六个月前刚从监狱里出来，两个星期之前，我跟他讲解过怎么打出一记说得过去的勾拳。

我排在队伍最后面，他远远看见我，向我招手。

“嘿，快拳手！你在那里干什么，快过来，我让你先进去。”

我们钻进人群，到门口的时候，迪托紧紧握住我的手，然后微笑着拍了两下我的肩膀，他说他很高兴我能来看比赛。

“这是佩佩，我朋友。”我说。迪托微笑着握了握佩佩的手，然后让我们过去了。

剧场里有很多人，在霓虹灯下，人们在酒吧柜台和看台之间的红色帐子下走来走去。

我和佩佩在酒吧喝了两杯可乐，就像是喝了两杯威士忌加冰，然后我们坐到看台上。在射灯的照耀下，方方正正的擂台就像一个婚礼上的大蛋糕。

慢慢地，拳击馆的所有人都过来和我打招呼，他们和我握手，然后拍拍我的肩膀，他们也和佩佩打招呼，就好像他也是圈子里的人。在比赛过程中，他们会时不时地用手肘撞撞我，说：“你应该上台去的。”实际上，那不是一个坏主意。我相信，在那些射灯下面，我会绕着我的对手飞舞，像蚊子一样，用我的直拳叮咬他。最后，在震耳欲聋的掌声里，裁判会举起我的手；或者，在一记击中下巴的右直拳之后，我会看到对手躺在地上。

但是我妈妈——难缠的老妈她不愿意，那我就只能在台下观看。我的同伴拍拍我的肩膀，还有佩佩看我的目光，这些都能带给我安全感，让我感到很满足。那时候，他们都觉得我是一个传奇。

那些上台比赛的拳手都是些无足轻重的人物，无论是胜者还是失败者，他们都乱打一气，没有一点档次。除了一个人，他不一样。他进入赛场，眼睛上的两道眉毛就像两只沙袋一样，他面朝角落站着，肩膀上搭着一条毛巾，他把深红色的拳击手套放在下巴那里，然后把头从一边摆向另一边，用手敲了敲颌骨，好像要提醒自己那里曾经挨过拳头。我马上就感觉到：他很厉害，而且跟其他人不是一个等级。

我向贾诺探过头去，他是一个个子很高、块头很大、像游泳健将一样的男孩，在拳击馆里，他的拳头非常吓人，但是他太疯狂了，不能参加比赛。

“那人是谁啊？”我问。

“那是穆格奈尼，人称‘山羊’。”贾诺转过脸来，很惊异地看着我说。

“那就是‘山羊’？”

“是的，就是他。”

“我不知道他今天晚上来参赛。”

“我也不知道。”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他在擂台的一个角上，有个人在给他按摩肩膀。

“‘山羊’是谁？”佩佩问我。

我没办法把眼睛从他身上移开。

“一个从来都没输过的拳手。”我心事重重地回答说。

佩佩看了他几秒，然后又转过脸来问：

“为什么要叫他‘山羊’？”

我把身子向前，把手肘搭在膝盖上。

“因为他走路的时候，总是低着头。”我说。

佩佩点了点头。我还是没法停止盯着“山羊”看，就好像他跳跃的动作和他眉毛下的那道阴影让我入迷，就好像要把我吸引到擂台那里，从近处看他。从他的额头下面，那黑色的眼睛深处，我想知道：他是不是一个能击败我的人。

“他是个聋哑人。”我说。

刚开始的时候，好像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只是一个有点奇怪的男孩，不爱说话，比较孤僻，在拳击馆里，也不占什么空间。训练的时候，他总是能准时到那里，他谁也不看，自己换好衣服。做热身运动的时候，他总是排到队伍最后。教练老黑给大家讲解技巧时，他总是在后面，瞪着那双像摄像头一样的黑色眼睛，把一切都记录下来。没有人叫停，他就一直在那里练习，一次又一次，可能在家里他自己也练习。右拳接着右拳，左拳接着左拳，勾拳，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后来是马西发现他是聋哑人的。马西是一个掘墓人的儿子，长得高大挺拔，有些帅气，他是那种典型的城区混混，爱搞破坏，殴打那些从足球场出来的小孩取乐。他是中量级拳手，很灵活，也很果断，也许是拳击馆里最有前途的男孩。那时候，为了备战意大利冠军赛，他在进行强化训练，后来在比赛时，他还是输给了一个贝加莫来的对手，那个小伙子壮得像头公牛。

“山羊”正在沙袋前练习，那时候，马西找不到一个空着的沙袋。对于一个可能成为意大利冠军的人，要等着在沙袋上练两个回合，这期间他的身体在慢慢变冷，这并不是一件惬意的事情。墙上有一个灰色大钟，每四分钟就会响一次，这时候，钟声响了。马西在“山羊”后面站着，说他需要用一下沙袋。他站在那里放松脖子，轻轻地拍打着手臂做放松运动。“山羊”没有反应。“嘿，我要用一下沙袋。”马西提高了嗓门说。

但是“山羊”无动于衷，他还是站在沙袋前，没有动弹，就像一个站在柱子前、肌肉发达的小型罗马人雕像一样。

“嘿，我要用一下沙袋。”马西又一次抬高了嗓门。

所有人都停了下来，有人在前面看到“山羊”的脸，他们看到他闭着眼睛。马西看到他的同伴们停止了练习，就耸了耸肩，微笑了一下，好像在说：“怎么回事儿，这人是白痴吧？”然后，他犯了一个错误——建议你们在拳击馆里，绝对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所有经过一点世事的人都不会做这种事：马西开始挑衅，他把两个拳击手套从“山羊”的肩膀上面打过去，打到沙袋上，就像一个滑雪者撞到树上。马西根本没时间看到“山羊”转身，就看到那位个子很低、长得很结实的金发小子在他眼皮下：两记空拳，左拳，右拳，左拳。马西躺倒在地，晕头转向，这个金发小个子男孩压在他身上，像马一样在咻咻喘气，好像从鼻孔里要冒出火来。马西微笑着，又站了起来。

“那你想来真的。”马西说。他把打沙袋用的臭烘烘的手套摘了下来，只留下绷带。他说：“来吧。”他先打出一记左拳，没有打中，在“山羊”的头上虚晃过去，“山羊”躲过之后，转过身，拳头很高，头很低。马西就站在那里，又瘦又高，手臂和肩膀都在摆动，就像在拳击比赛纪录片中看到的一样，另一个人在他的前面，缩成一团，就像一块冰雹。马西打出一记左拳和一记右拳，“山羊”在那个右直拳打出来之前，就已经看到了，他低下身去，重心落在腿上，从左边躲了过去，然后身体全力向上，打出了一记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他练习了几百万次的上勾拳，打中马西的肝部，就好像肝脏的那个部位是身体上被照亮的区域，他能清楚地看到，因为老黑已经给他解释过了，如果打中那个部位，整个身体都得倒下。他好像一气呵成。这一拳之后，“山羊”又是一记右直拳，击中了马西的下巴，然后一记左勾拳击中太阳穴。在场的人，有几个可以发誓：他们看到马西是离开地面飞过去的，他最后倒在垫子上，晕过去五分钟。马西要比山羊重十二公斤，要比他高一拃。老黑马上跑了过来，一边骂，一边把“山羊”推开。所有人都围在马西周围，他们都没为难那个小个子牛人，也没听见他哪怕是小声地说一句“对不起”，因为很明显，他从来都没有学会过说话。

两天之后，拳击馆里来了一个小个子、有点富态的女人，她头上戴着一顶男式帽子。她说要找这里的负责人，老黑被叫了过去。

“您好，我是索尼娅·穆格奈尼。”

“您好，我是老黑。”

“晚上好，老黑先生。我来这里，是想请您让我儿子回来训练。您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喜欢某个东西。所有人都取笑他，他也没有什么天分，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个好孩子。他的生活已经很艰难了，他总是一个人……”

“太太，请等一下。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啊！”穆格奈尼太太有点儿不安地说：“他跟我说，他不能回来训练，因为他打了人。您应该原谅他，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您知道，他曾经受到的那些攻击，您也许能理解，也许……”

“太太，等一下。您是那个金发男孩的妈妈？”

“是的，当然，不是他，还有谁呢？”

“太太，您知道，来这里的男孩很多，他们总是免不了打来打去。”

穆格奈尼太太觉得他说的话很有道理。

“无论如何，您儿子随时都可以回来，您的儿子很有天分。”

“你们没有把他赶出去？”

“没有。当然，他回来后，不能再打其他孩子了。”

穆格奈尼太太笑了一声。

“是的，您说的有道理。”她说，“当时是他没有听到，所以才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他没有听到？”

“是啊，我觉得很显然，是因为他没听到。”

“不会吧，我在办公室都听到了。”

穆格奈尼太太很不安地看着老黑，说：

“对不起，亲爱的老黑先生，六个月来，您没有发现我儿子是聋哑人？”

是啊，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老黑想：他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那种尴尬的感觉了，那时候，他正在看迪安·马丁演的一部无声老电影。他得出的结论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没有尴尬的感觉，这是成熟的结果：你有自己的事情做，别人也认可你，你有点儿肚皮，但是双臂还很结实，目光还很犀利。你已经过了那段不顺的日子——生活总是和你作对，让你陷入尴尬处境。你可能腰会有点问题，你开始让医生检查前列腺，有一天，你的膝盖可能会软弱无力，但是你不担心会遇到尴尬的场面。但是，生活会化身为一个壮硕的太太，戴着一顶男士的帽子来教训你，像一记耳光一样打下来，就在那里，在你的地盘上。在那里，你是所有人的头儿，大家都把你当师傅，都尊敬你，你粗声大气地朝他们吼叫，你拍他们的肩膀，他们会觉得很享受。生活这时候化身成一位妈妈，让你忽然不知所措，变得和小男孩一样满脸通红。

“聋哑人？”

“再一次说对不起，老黑先生。”穆格奈尼太太的声音里有点儿嘲讽，“我儿子来这个地方训练已经有六个月了，他一个星期来三次，如果他有时间的话，有时候来四次。我还给他买了个沙袋，放在他的房间里。您从来都没有发现，他是一个聋哑人？”

老黑看着眼前这位太太，他的肩膀垂了下来。忽然间，他脸上的皮肤也垂了下来，就好像有人在上面挂了十几斤东西。

“嗯。”他说，“没有。我很遗憾，我没有注意到，没人注意到。您知道。”

“不，我并不知道。”穆格奈尼太太的声音这时候充满讽刺。

“因为他总是待在一边，一个人练习，无声无息……”

“是啊，他是哑巴。”

老黑想，他最好什么也别解释，避免胡乱找借口，说些站不住脚的话，即使他比现在年轻四十岁，他也会觉得尴尬。他的肩膀垂得更低了，就好像在没人看见的情况下，陪练给他的双手各加了十公斤重量。

“我很遗憾。”老黑低着头，小声说。

“您别担心，老黑先生。我知道我儿子是个很内向的孩子，可能会让别人误解。这一点，我能理解您。也许，以后您这里的孩子应该多注意一点。”

老黑低着头表示同意，这时候，他的目光遇到了穆格奈尼太太那坚决而严肃的目光。

“再见，老黑先生。”

“再见，太太。”

不知道是因为那种尴尬产生了反应，还是出于同情和欣赏，或者纯粹是因为“山羊”突出的天分，从那天起，老黑就重点照顾那个结实的金发男孩：他宽大的额头，还有眼睛上面的阴影，就好像一副面具一样。老黑把他培养成了一个拳击手。那男孩的成绩都是靠自己的努力，也许还有老黑的热情培养。老黑眼看着他，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一天天成长起来了。

他看着山羊的肩膀一个星期一个样儿：伴随着他完美的左勾拳，背部也形成了一块块的肌肉，伴随着防御的动作，他的胸肌也出来了，还有他腿部的动作，非常灵活、完美。他非常好学，领悟能力极强，在一年之内，就已经准备好了第一次交锋。那是一次区域冠军赛，参加的都是初次参加比赛的选手，他取得胜利。在最后的决赛中，他用短短四十八秒的时间，打倒了一位大家都很看好的、中等个头的米兰选手。

我在“帐篷”剧场看到他比赛时，他已经接连两年是全国冠军，他正准备迎战欧洲冠军赛。那天晚上，他的对手是一个瘦高的小伙子，一双猫一样的眼睛，来自一个距离罗马很近的村子。那是一个不错的拳手，防卫相当严密，而且动作比较快，他想早晚有一天，他会打破“山羊”的传奇。但是他知道，那天晚上还不是时候，他本不应该做这个尝试。“山羊”接受邀请，参加了这次比赛，是因为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最好的训练方式。对于“山羊”的对手来说，他不想冒什么风险，只想近距离体验一下“山羊”的拳法，为以后战胜他做准备。但是，他一拳也没打中“山羊”。“山羊”等着老黑拍他的一条腿，告诉他铃响了，他就像机器人一样戴上头盔，跳到擂台中间，就像一头山羊一样。那个罗马来的小伙子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比赛，打出一记又一记左摆拳，想让那个眉毛浓密、身体结实的小子保持距离。但是，他一次也没有打中“山羊”。“山羊”就像玩儿一样，轻轻移动身体和腿，躲过他的拳头，一次又一次，就好像事先知道他要怎么出拳一样。那些没有躲开的拳头，他就用拳击手套迎过来，就像是拍蚊子那样。两个回合比赛，除了躲过那些拳头，他没有干别的。这两个回合的比赛折磨人心，一拳又一拳，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罗马男孩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严肃。在这两轮比赛后，那个男孩干脆果断的进攻变得松弛、凌乱。对于那个男孩来说，打中一次“山羊”，已经成为简单的面子问题，他越来越凌乱了。第二轮比赛的最后，那男孩累了，他因为无能为力而变得沮丧，他的进攻一开始很准，现在变得越来越急迫，留下很多没有防备的地方。

在第三轮比赛中，山羊开始像一个充分休息、刚美美吃了一顿的割草人进入山谷一样，进入到对手没设防的区域：他像玫瑰一样新鲜，等着对手凌乱的攻击，然后他快如闪电，连击三拳进行反击。躲，躲，躲，向左弯腰，上勾拳，向后转身。争取时间，时间。躲，向右躲，上勾拳，向后转身。看他比赛，真是一种享受。

在第五个回合中，罗马来的男孩向后打了个趔趄，倒在绳子上，裁判开始计数。他的教练也走了过来，看了看他，然后中断了比赛。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有能力和我抗衡的拳击手，这对我是一个打击。那天晚上回家的路上，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到家门口时，我几乎忘了和佩佩道别。

“嘿！”我扭动钥匙时，他喊道。我心事重重地转过身来。

“嘿！”我说。

“晚安。”

“晚安。”

“你怎么了？”

“没事儿，我累了。”

我打开门要进去。

“他很厉害，是吧？”佩佩的脚已经放在脚踏上了，要发动他的小摩托车。我想了一下，我本来想缓和一下气氛，说：“比较厉害。”

但是，我最后说：“是的，他很厉害。”

三

情况发生了变化，忽然间，出现了一个能和我抗衡的人，或者说出现了一个值得一战的人。

在这之前，我只是一边儿待着，气定神闲，就差去集邮了。但是，这对我来说都没问题，甚至是迷人的，因为这世界上有那么一个地方，所有一切都很不一样。从这个角度看生活，实际上感觉很棒：我觉得我就像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密探，一个打入某地下组织的人，一部体现双重人生的电影中的主人公，需要隐瞒自己的另一种生活。我看到，所有同学都认为我是一个衰仔，我会想：你们真不知道内情。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个超人，一个超级英雄，像蜘蛛侠一样，我是彼得·帕克或者克拉克·肯特。

忽然间，我意识到：所有一切都是我的想象，我并非最强大的一个，这个世界很大，有很多人可能都比我厉害。总之，我是超人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正是这个原因，当我知道老黑来找古斯塔沃，让我参加比赛时，我真觉得欢呼雀跃。

那好像是一个下午，“山羊”来到老黑的办公室，在他的办公桌上抛下一张纸条。老黑抬起眼睛看了他一眼，有点担心，然后拿起了纸条，纸条上写着：我想和“芭蕾舞男”打一场。

老黑把纸条扔在桌子上，他想到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但是他知道原因，也许并不需要“山羊”重复一遍。老黑了解那种情况，他不喜欢这种事情。他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怀疑自己是否是最强的，他知道在拳击台上，那种怀疑会变成一种魔怔。

老黑想起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他怎么会知道“芭蕾舞男”呢？

“山羊”第一次“读到”这个名字，是在米尔科的嘴唇上。米尔科是一个很平庸的重量级拳手，费了很大力气，才赢得了地区新手冠军，这是在他做水管工之前的事情了，后来他因为偷盗进了监狱。“山羊”在米尔科抖动得毫无条理的嘴唇上，读到了这几个字：芭——蕾——舞——男，好像是慢放一样，这个名字在他的脑子里，马上就像铃铛一样响起。“山羊”听他们说话非常费劲，因为米尔科和其他两人说话的时候，他们刚洗完澡，他们动来动去，身子转来转去，但是，“山羊”能感觉到，他们是在谈论一场比赛。那个重量级拳手滔滔不绝，他的那双斜眼显得万分激动，他的双臂时不时地抬起来做防守状，他打出两拳，然后把手收回来，动作并不连贯。“山羊”从他的嘴唇上甚至读到了：你们无法想象。无论米尔科说的是什么，但是很明显，那个人要比他模仿的好得多。几个星期之后，“山羊”才把所有信息连贯起来，明白米尔科说的是：那天他看到了我训练。忽然间，“芭蕾舞男”这个名字，“山羊”周围的人开始频繁提到，就好像一个你根本不知道的词，忽然间不停地冒出来，三句话里两句都有它，直到在你的脑子里形成这样一个形象：那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拳手，他在那个方形的擂台上，像蜻蜓一样飞舞，拳头像枪子儿一样快，像火箭一样有力度。决定性的一句话，“山羊”是在洛迪的嘴唇上读到的，“芭蕾舞男”和他是一个等级的。他只是隐约看到那几个音节：轻——量——级，出现在洛迪的嘴唇上，他就明白了，他们说的是他的等级。

这时候，“山羊”被关于我的传说迷住了。说白了，在他的眼里，没有人比我更能胜任这个传奇的角色：我的天分不容置疑，但是我从不参加比赛，我的拳头生猛，但是我的体格并不适合做拳手。在训练场外面，我是最衰的衰仔，还有我说话很少，而且很害羞。总之，我只是一个幻影。学校里，有些男孩都把我吹到天上了，有人甚至说，他们看到我在一个肮脏的地下室打了一场非法的比赛。有一次，我对一个和我一起唱合唱的同学——是的，我妈妈还逼我参加合唱团——说，我喜欢拳击。他看着我，眼睛里马上充满光彩，问我有没有看最近一次泰森的比赛。我说当然看了，现在泰森已经一文不值了。我们聊了一会儿拳击，他夸夸其谈，好像是个拳击方面的专家，但实际上他一窍不通。他确信卡修斯·克莱是穆罕默德·阿里一直以来的对手，阿里甚至还输过一场。他说的有点儿离谱，这很能说明他对体育文化的了解程度。无论如何，他忽然问我有没有听说过“芭蕾舞男”，我一下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没什么，算了吧。”

“怎么？”

“什么怎么？”

“你从来没有听说过？”

“是的，我听说过几次。”

他的双眼又开始发光。

“真的？”

“是啊，听说过几次。”

“你见过他训练吗？”

“没有，从来没有。”

“我见过的。”

“不会吧。”

“你知道他不打比赛的，是不是真的？”

“是啊，他们说过。”

“至少不参加那些合法的比赛。”

“当然，这很明显。”

“人们都说，他不参加比赛，是因为在擂台上，他可能会失手打死对手。”

“啊，真的？”

“是的，我可以发誓，我哥哥和他一起训练。”

“是吗，你哥哥叫什么名字？”

“恩里科。”

拳击馆唯一一个叫恩里科的人，是那个右手缺了三根指头的看门人，他不可能是我同学的哥哥，就像他哥哥不可能和我一起训练一样。

“他长什么样啊？”

“谁？我哥哥吗？”

“不，芭蕾舞男。”

“哦，他又瘦又高，头很小。他身上有很多文身，右眼上有一道很长的刀疤。”这基本上就是所有的描述。

就这些。

我说：“想想看，他们告诉我，他是一个很普通的无名之辈，你一般都不会正眼看的一个人。”

他对我摆了摆手，看着我，就好像在说：“你觉得可能吗？”

现在我不知道这个和我一起唱合唱、五音不全的男孩看了谁训练，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过别人训练，或者有没有哥哥。实际上，这说明了人们都在谈论我什么。

这个关于我的传说，是那些五官功能正常的人编造出来的，那些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整体感受，构造一个基本接近现实的形象。但是，对一个聋子就不一样了，为了构造这样一个形象，他得左一片，右一片，把收集到的材料拼凑起来，他会得到一个什么形象呢？结果就是：那个杂种的名字口口相传，像一块磐石一样在你头脑里扎根，提到这个人，总是伴随着认同和羡慕的眼光，你满脑子想的就是这个人，这真让你抓狂。

当你是一个拳击手，你相信自己很强——可能是最强的。假如你发现，人们认为最强拳手之名属于另外一个人，一个和你重量差不多的人，你会琢磨一下，然后按捺不住自己的冲动，跑到教练办公室里，告诉他，你要和那个人打一场，因为你每天都去那家该死的拳击馆，每天累得像孙子一样，想找到一个证据来证明人生并不是一坨屎。你并不想浪费时间，让一个叫“芭蕾舞男”的混蛋夺走你的头衔。

就这样，“山羊”那天走进了老黑的办公室，把一张纸条抛在他的办公桌上，上面写着，他想和我打一场。老黑想了想这是为什么，然后他自己找到了答案，然后又想，他怎么知道“芭蕾舞男”的名字呢，他又想原因并不重要。他看了那个男孩的眼睛几秒钟，说：

“芭蕾舞男不参加任何比赛。”

山羊盯着老黑的眼睛看了几秒钟，然后拿了一支笔和一张纸，草草在上面写了两个字，抛在了老黑的桌子上。

“说谎。”这是他写的话。

“我没有说谎。”老黑说，“我是说真的，孩子。芭蕾舞男不参加比赛。我和他的教练古斯塔沃很熟。以前，我也在他那儿训练。芭蕾舞男训练的时候，我看到过几次。没人知道是为什么，那家伙不上场。如果你问古斯塔沃，他也会支支吾吾，古斯塔沃通常都是很痛快的人。算了吧，孩子。他很厉害，这是真的，但是在我看来，你更厉害。无论如何，一个不上场的拳击手，让人们叫他芭蕾舞男好了。”

“山羊”不再看他的嘴唇，而是看着他的眼睛，他弯下腰，不紧不慢地在桌子上的一张纸条上写了几个字，然后转身出去了。

老黑拿起纸条，转过来，用双手的食指和拇指捏着，手肘靠在办公桌上。纸条上写着：在和“芭蕾舞男”交手之前，我不会参加任何比赛。

没有人以为他会来真的，但实际上，“山羊”后来打输了一场地区冠军赛、两场拳击馆之间举行的友谊赛、两场跨地区的联合赛，最后还有意大利冠军赛，这些比赛对他来说，本来都是唾手可得的事情。

他还是像往常一样进行训练，带着同样的激情，就像在准备比赛一样，但是当老黑去找他，带给他一份需要签字的比赛合同时，他只是摇摇头，像往常一样躲开，或者是接着做正在做的事情。老黑为了这件事，第一次打电话给古斯塔沃。

“喂。”

“你好，古斯塔沃，我是老黑。”

“你好，老黑，你还好吗？”

“还行吧，你呢？”

“过着老年人的生活。”

“三十年前，你就这么说。”

“三十年后，我当然不会这么说。”

老黑笑了起来。

“也许不会。”他说。

沉默。

“听我说，古斯塔沃。我这里有个孩子，穆格奈尼，他说没有见到芭蕾舞男之前，他不会再参加比赛，他已经错过了一场跨地区冠军赛。”

“是在卢卡举行的那场吗？”

“是的，是在卢卡举行的那场。你为什么没去呢？”

“我手头上没人。”

“好吧，你让芭蕾舞男出来比赛吗？”

“不。”

“为什么？”

“就是不能。这事儿不是我说了算的。”

“或许，我们可以搞一场拳击馆之间的小比赛，就两个回合，我们笑笑，也让这个孩子称心。这样，他会重新开始比赛。你知道，这个孩子会把我带去欧洲杯。”

“芭蕾舞男不打比赛。”

“一场也不打？”

“一场也不打。”

“好吧，希望一切顺利。”

“你妻子怎么样了？”

“好点儿了，谢谢。你的呢，还是死的？”

“去你的，老黑。”

“再见，古斯塔沃，一切顺利。”

“再见，老黑。”

第二次，在友谊赛和意大利冠军赛之后，老黑是亲自来拳击馆的。我当时不在，是后来偶然知道的，是弗兰克告诉我的，他是一个没什么天分的中量级拳手，他很白痴，但是很可爱。他对我说，他晚上从拳击馆出去时，看到老黑进了古斯塔沃的办公室，然后把门关上了。他说，按照他的看法，老黑来是让我上场参加比赛的。他说这些话时很激动，眼睛里充满了小孩子才有的那种光芒，就好像在说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上场比赛这件事情，又在我的耳边响起了好几次。

时机已经成熟，我应该跳上那个操蛋的擂台，一次性地证明我才是最厉害的，我不仅仅是想象的产物，不仅仅是一个传说，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有肌肉，有速度。我完全有理由敲打一下那个外面来的聋哑人，就像是给波里太太弹一曲贝多芬。让我妈妈，让所有的拳击手，让整个世界都看到，让他们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四方形的地方，由绳子围着，我在那上面确实是一个传奇。

就这样，几天之后，我来到了古斯塔沃的办公室。

“我想比赛。”我说。

古斯塔沃把头埋在双手之间，用他那黑人爵士歌手的声音在哼唧，看起来就像一台迷失的拖拉机。

“你们都怎么了？不，你不能上场。你妈妈会把我的脑袋砍下来的。最近一次，你回家的时候，有一只眼窝青了，你妈妈来这里，说会要我和我家人的命。你妈妈是个疯子，她很年轻，我不想惹她。为什么你们都那么想比赛？”

“因为我们想知道谁是最强的。”

“你们干吗在乎这些事情？你们永远也不可能一起出现在擂台上，因为你永远也不会上场。”

“一样的。”

“不，不一样。算了吧，忘记那个男孩吧，我说真的。那不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那会是本世纪最精彩的一场比赛。”

就这样，我戳到了古斯塔沃的软肋，是任何一个真正的拳击运动爱好者的软肋：就是见证一场伟大的比赛。尽管我们俩都明白，那不会是本世纪最精彩的比赛，也许连近十年最精彩的比赛都算不上，但是一样也可以是一场伟大的比赛。实际上，所有人都像着了魔一样，想知道这两个轻量型拳击手，谁更厉害一点。他会使出一记左拳，我会使出一记右拳，他会打出一记上勾拳，我会出一记直拳，在擂台上，他会像山羊一样封闭，我会开始翩翩起舞。

毫无疑问，这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想都别想。”古斯塔沃说。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几个星期之后，古斯塔沃让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老黑坐在一把椅子上，他站起来和我握手，有点激动。

“您好。”我说。

古斯塔沃让我坐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用双手抹了抹脸。

“那么，”他说，“你真想参加这次比赛？”

我觉得我脸上的所有肌肉都放松下来，轮到我说话了。

“是的。”我说。

“那我们就搞一场吧。”古斯塔沃说，“但是，不能随随便便。”他对我和老黑说，并用手指指着我们。“不要跟小娘们似的，搞那种两个回合的比赛。你们想作战吗？好吧。那我们就搞一场正儿八经的七个回合的比赛。我不想看到你们乱打一气，我要的是一场真正的比赛，搞得正规一点。我们就定在三个月之后吧，二月二十八号，晚上九点，在你们的拳击馆举行，因为你们有奥运会标准擂台。你负责组织那天晚上的活动，我们作为新手挑战你们。我们一起选择一个裁判，我觉得保利可以胜任，但是，我们再看看吧。假如他们两人，有人重量不合格，那就算输了。假如双方的重量都不合格，那比赛的日子就向后推两个星期。假如有什么不可抗力、意外或者别的事情，我们重新一起讨论，决定怎么做，但是我不能保证我会继续挑战。至于你——”他用一只手指指着我说——“假如你妈妈来这里找我茬，我不想再见到你。你们俩都清楚了吗？”

我和老黑就像两个被校长叫去训话的男生一样，点着头。

“你们俩在我改变主意之前，赶紧滚。”古斯塔沃说。

我和老黑低着头从办公室里出来，出来之后，我们握了握手。

“那我们再见。”

“再见。”

“我们二月二十八见。”

“是的，祝你好运。”

“谢谢，会的。”

四

那三个月，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三个月，但又好像一下子就过去了。在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我已经站在那个该死的擂台上，在一个角上，肩膀上搭着一条毛巾，跳来跳去，脸上涂满了凡士林，已经有两滴汗水溅进了我的眼睛。忽然间，我意识到一切都不是玩笑。

那三个月期间，古斯塔沃对我前所未有地严厉。他要求我每天早上上学之前都去跑步，然后晚上吃饭之前再训练两个小时，晚上九点上床睡觉，周而复始。除了这些，我还要去上学，还有钢琴课，我的学习成绩还有其他方面，也要让我妈妈放心。这样，我才能顺利打出后面的牌，继续我的训练，或者在那三个月期间，回家时偶尔带着两个青眼窝，她也能够原谅我。

古斯塔沃连续一个小时，死死盯着我练习：速度、力度和灵活度。然后，他把我放到擂台上，抓住谁就让谁上台和我对打：大个子、小个子、厉害的、不太厉害的、快的、慢的、封闭的、开放的、有技巧的、没技巧的。他把那些人和我放在擂台上，然后激励他们尽全力打我，他时不时会让我们停下来，然后拍两下我的头盔，向我示范这样或者那样的动作，还有我刚刚犯的错误，如果我的一记上勾拳打得不稳，他会扇一下我的头盔。

“你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刚才是什么玩意儿？你跟一头驴一样向右边弯过身去，腿都没有站稳，就向别人肝部打一记上勾拳。你知道你要和谁比赛吗？你到底有没有看过那个男孩打拳？他是个狙击手，他就等着这种机会。你迈的步子比你的腿还长，你会失去平衡，会暴露你自己，这时候他的拳头会打中你。你看着吧，年轻人，他不会像对那个废物罗马人一样对付你，他不会在那里傻待着，他知道你不会上他的当，你不会那么容易上当，你会很冷静。如果他不知道，老黑也会知道，他知道我会阻止你这么做，他看过你训练。不，我敢用命打赌，他不会等的。从第一个回合开始，他就会像一根花岗岩柱子一样，站在你的面前，他会躲过你，他会挑逗你，直到你露出一厘米的漏洞。假如你给他机会，我肯定他的拳头会像火车一样打过来。他只能这么做，你太快了，太高了，太有技巧了，他除了这个办法，没有别的选择。他会紧紧地逼近你，然后等待机会。假如你让他有机可乘，那你就完蛋了，对于你的体格来说，他的拳头太硬了，你明白吗？你明白吗？”

然后他会再拍一下我的头盔，我恐惧地点点头。

“别他妈像个傻子似的低着头，动作乱七八糟。你在干什么呢？你知道利用这个机会，来一记上勾拳，打到山羊的肝上，你打中的机会有多少吗？嗯，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很少，非常少。但是如果你愿意，这样你就能赢得比赛，假如你能赢的话，也只能是这个方式。”

就这样，古斯塔沃说着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他其实并没有前后矛盾，他的话总是让你惊异。

“怎么？”我戴着护齿，含糊地说。

“是的，”古斯塔沃放低声音，就好像他忽然要给我讲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样你就能赢，假如你要赢的话，你要出乎意料地打击他。你得有胆量，有耐心，不能因为一个勾拳或者别的，留下空白，或者乱了阵脚，就好像你考虑了半分钟，打出去一拳却只是试探。他会尽一切努力靠近你，你要想尽一切办法，离他远点。他会防备着你那些像闪电一样的直拳，像冰雹一样砸在他身上，他会顾忌你像枪子儿一样打出来的右直拳。他会担心这些拳头，他会防备。时间过去，他会试图靠近你，等待可乘之机，并留神你的右边。他会害怕你这一手。他那么担心，所以不会轻易打出那记右拳。但是，他妈的，那个聋哑杂种不可能有一千只眼睛，他迟早会忘记，你不仅仅有直拳，他迟早会露出他的脸、他的肝部还有下巴……然后，你应该马上打进去，出其不意，你应该打出你的短勾拳，或者是一记强大的上钩拳，打到他的腰上。迟早，他也会打出他的右直拳。在这种时候，我想你应该向左前方弯曲，打出一记上勾拳，直击他的肝部，用打断一根肋骨的力度。你懂吗？”

我点点头，古斯塔沃又拍了我一下，让我去练习。

“那你刚才打得跟狗屎一样的拳是怎么回事儿？你刚才像服装店里的木偶一样，弯着身子，像猪一样暴露自己，这是怎么回事儿？他应该忘记你会打那种拳。听仔细了，年轻人，我告诉你，丑话说到前面：假如那天晚上，我看到你不着边际，打出这样的勾拳和上勾拳，我发誓，我会马上认输，停止比赛。假如时机没到，你轻率打出一拳，我发誓我也会停止比赛。我告诉你，你把我说的话记到心上：这次比赛，假如你赢了的话，那也是勉强赢的，或者说你有耐心，等到了最好的时机。”

古斯塔沃就是这么想的。他训练我，把我当成普通的拳击手，他让我用直拳回击直拳，他让我站在擂台中间，开始对我的对手发起进攻，并和他保持距离，然后用刺拳折磨他。古斯塔沃很确信，能够扭转局面的，只能是那种出人预料的一击，一记短拳，短距离一击，干脆果断，充满力量和意外。这个方面，他让我做了很多练习。他在那里指挥擂台上的我，他定了这样的规则：当他忽然拍手，我应该向一边或者另一边躲闪，然后很快连着打出两拳或者三拳，最后转身，可能的话，我要用一记直拳来侵扰对手。当我的动作做得不错的时候，他会鼓掌两秒钟，然后喊道：好！当我动作做得不连贯，或者有漏洞的时候，他会用一条毛巾，或者从地上捡起的拳击手套打我，用脚踢我，骂骂咧咧，用那黑人歌手般的声音叽里呱啦说我一通。

在比赛前一个星期，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最后几天，我应该安静地休息一下。我应该去跑步，一种放松式的跑步。就这样，我还是去拳击馆训练，只是跳一个小时的操，然后最多练习两个回合，只是为了保持身体的灵活性，戴着拳击手套活动一下子。

我已经锻炼得很充分了，谁也拦不住我。在拳击馆，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感觉我已经准备好了，就像一个真正的冠军。在拳击馆，我就像是在准备世界冠军赛，我是泰森、阿里还有苏格·雷，以及其他各个时代的冠军，他们都在那块舞台上跳跃过，他们都在镜子里看着自己的眼睛，就像角斗士一样。

关于这场比赛的博弈，好像已经攀升到一个天文数字。押在我身上的赌注是三赔一，他们说最后“山羊”会把我打倒在地。他们说我是一个不错的拳击手，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我只是一个“芭蕾舞女”。上台之后，我会吓得屁滚尿流，一上台就乱打一气，就像在“帐篷”看到的那个罗马拳击手一样。有人甚至说，我第一个回合就会输掉。还有人说，“山羊”会在铃响了之后跳上擂台，会低着头走到擂台中央，他会躲过我的两记刺拳，就像他平时最擅长的那样，然后他的拳头会像暴风雨一样密集地打到我身上，要把我救出来，古斯塔沃不得不用一把电锯把我们锯开。

走运的是，也有一些人很喜欢我。有人说，我对于任何对手来说，都太快了，非常准确而且技术很好。如果你想逞强，那就没戏了，你只能严格防守，滴水不漏，还要躲过我的那些打向双眼之间的右直拳。还有人说，“山羊”根本就没有机会靠近我，他会被我那些暴风雨一样的刺拳打懵，那些暴风雨一样的拳头中，会出现一记重拳，无论是谁，都会被打倒在地。我有没有参加过比赛并不重要，因为厉害就是厉害，表现不表现出来是另外一回事儿：你牛就是牛，其他人只能对你鞠躬。

另外，还有一类人犹豫不决，那些人可能看得比较长远，他们真猜测不出，事情会向哪个方向发展。这些都是见过我们俩的人，而不是光靠想象判断。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他们来到拳击馆看我们，看着我们训练。训练完之后，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拳击馆最里面，他们和某个人聊天，一边微笑，一边摇头。他们搞不清楚这两个男孩，谁能占上风，他们两个截然不同，但是同时又很相似。

但是每个人都确信不疑地认为，这会是一场精彩的会面。

五

忽然间，我就站在这里，在这个方形的台子上，在角落上跳跃，两只拳击手套紧紧地挨着下巴，眼睛闭着，好像在祈祷，头顶上有射灯。在我们面前，还有擂台四周，是一排排椅子，走道里也挤满了人。人们喝着啤酒，聊着天，静静地观看，大笑，或者很专注地思考。他们有的很激动，指手画脚，眼睛里泛着兴奋的光芒。所有这些人来到这里，都是为了看我们，为了看我，为了观看人们谈论已久的“芭蕾舞男”，谈论这位擂台上的王子。我就像一位真正的大佬那样，没有横出江湖，却制造了很多传说。他们来到这里，就是想看看，是不是真的可以相信和讲述那些故事，或者是想见证现实又一次粉碎传奇，就像一个父亲痛打一个说谎的男孩。一个男孩说谎，是因为他想过一种不同寻常的生活，是因为周围的一切让他难以忍受。他们去那里，就是为了看到梦想和现实的决斗，看到真实世界和梦想世界之间的对峙。或者，也许他们只是想看看，到底是天分重要还是努力重要，最终看看，真正的天才存不存在，或者说证实天才只是人们闲谈的产物。整个世界都压在那个擂台上，这时候，裁判来到擂台中间，人群开始寂静下来。我知道，如果我这次输了，我以后的人生会不一样，也许我赢了也一样，但是，这不是我那时候担心的问题。

忽然间，我感到有人扇了我一个耳光，古斯塔沃看着我的眼睛。

“年轻人，”他把毛巾从我的肩膀上拿开，说，“现在尽你所能吧，不要想太多。”

我转过身去，在擂台中间，“山羊”已经和裁判在那里等着我了。我跳跃着过去了，一边放松手臂，来到他们的面前。在他那像一堵墙的额头下面，我隐约看到他的眼睛，我从来都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过他，在他的颧骨上面，能看到他的表情，他脸上的肌肉像橡皮筋一样，贴在皮肤下。从耳朵下面开始，他的脖子均匀变粗，肩膀和胸脯就像两块大理石板。他的身体看起来已经像一个成年男人了，他看起来不像个聋子，倒像一头小型的、英勇善战的猛兽。只要看他一眼，就能知道他是个拳击手，那种最好的拳击手。裁判开始讲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锁骨上方的某个地方。在裁判的邀请下，我碰了碰他的手套，他什么也没有做，只是转过身，回到他的角落，开始跳跃，他的两只手放在下巴那里，就像上次他和那个罗马拳手对打，我在“帐篷”剧场看到他的时候一样。

噢，天哪，我在开什么玩笑？他是一个真的拳击手，一个名副其实的拳击手，那些真正上场作战的拳击手。而不像我，一直关在拳击馆里，说服自己，也让别人说服自己是一个天才；而在拳击馆之外，为了得到拳击手这个头衔，有人真正在奋斗，在拳头声中，真正在流血流汗。我以为自己是谁呢？

钟声响了，我来到了擂台中间，我和“山羊”碰了碰拳击手套，我们第一次相互看着对方的眼睛。所有的一切都要重建，我左手臂抬起来，挡到我的眼睛前面，右手臂挡在我的脸颊上，双腿开始跳跃，双臂就像下雪一样开始打出直拳，一记接着一记，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这些动作都是出于本能，像自动播放一样。我们的拳击手套碰过之后，我的内心开始宁静下来，现在就只剩下我和这个半大小子，我们面对面。他低着头，躲在他的拳击手套后面，就像一只山羊。我的拳头像雪花一样打了出来，他一个接一个地躲过，或者用拳头化解。他时不时向一边躲去，打出一个勾拳，或者一个上勾拳，但是拳头不是很果断，就像在试探。

我的双腿在那张绿色的地毯上跳跃，就像脚下有弹簧一样，我跳跃、转身，然后打出左直拳、右直拳，但动作并不是那么果断。我看到“山羊”躲着我，有时候他也回击几下，他的眼睛从来都没有从我身上移开，他那两只黑色的眼睛，就像两个黑洞，就像渔夫用的鱼线，勾在了我的身上。

我想，在这擂台上面，对于我们来说都一样：他从来都没有听到过任何动静，我忽然间也变成了聋子。我在想，在铃声响起的时候，会不会出现某种魔力，他就像我一样：除了放慢了的心跳声，听不到四周的叫喊声和其他声音。忽然之间，我意识到我们是同一类人，两个倒霉的边缘少年，为了他们的生命做斗争，为了那片四方形的、被现实污染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事情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把所有一切重新排列在一起。忽然间，我有一点儿明白，我们两个人中没人能胜出，我们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这个游戏平静、干净漂亮地向前进行了几乎三个回合：我和他保持距离，只要看到有机可乘，我就打出几拳。有两次，我很快打出了右拳，就是为了证明我不是一个傻子，也要让“山羊”记住这一点。我在四处跳跃着，两个拳头举得比较高，占据了擂台的中间。我有时候会用两记拳头，把山羊逼到角落里，然后马上抽身而出，不冒陷进去的风险。一切都太顺利了，我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狗杂种正在那里嘲笑我，在那大理石一样的额头下面，他在窃喜。他就像一个西藏僧人一样在等待，等着我犯错，或者等着我开始疲惫。然而，他一点表示也没有，他看着我跳来跳去，在擂台上旋转，在他眼前跳跃。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就像一台机器，一刻也没有错过，他抬起脚尖，轻轻地弹跳了一下，很精确地躲过了我的直拳，他时不时会打出一记上勾拳，或者比划一个两连击。也只有一两次，他鼓足了力气，我听见那个拳击手套果断、有力地向我打来，把我的胳膊肘逼到肋骨那个地方；他会用一记强硬的勾拳，非常有力，让我的身子踉踉跄跄。这些拳头和其他进攻差不多，但是那些拳头就好像在对我说：小姑娘，你要小心点，你想跳多久就跳多久，迟早你都会露出马脚，你都会被绊住，这只是让你尝尝。

第三个回合的最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一直在那里跳跃，打出右直拳，这时候，我的一记左拳从颧骨那里打出来，就像弹簧一样，忽然间，我看到那个小男人从一边跳了起来，我听到他打过来三拳，先打到我的肚子上，然后是下巴。我不知道，这三记砖头一样的拳头到底从哪里冒出来的，它们落在我身上的某个部位，把我打到绳子那里。我忽然间什么也看不见了，裁判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留着画家达利那样的胡子，他把手放在我的眼前，像卡通片里的人物一样，他的嘴唇在动。我的手扶在绳子上，这样我才没有摔倒。古斯塔沃在一边，想告诉我什么。“山羊”在他的角落里，一边跳跃，一边从拳头下面看着我，目光就像一个杀手，周围的人都在鼓掌、叫喊。我看到裁判的一只手，指头一根一根地伸了出来，先是第一根，再是第二根，然后他拉我站了起来，我上下活动了一下脑袋。有人肯定地说，他听见我说我没问题，但我不记得自己说过这话。裁判不再数数了，他把手放下来，握着我的手套，一边说话，一边用前胸的衬衣擦手套。我继续点头，想说：是的，希望这样就可以了。裁判一下子离开了，叫“山羊”过来。他好像比刚才高了二十公分，重了十公斤，肌肉都鼓了起来，他像巨人一样向我走来。我真想像卡通片里的人物一样，睁大眼睛，一溜烟跑掉，但是我不能，我还不能确信我能移动身体。我除了待在拳击手套的后面，靠着绳子，等着那个巨人过来，没有别的办法，并希望他的进攻不要那么凶猛，因为距离这个回合的结束已经不远了。那个巨人来了，勾拳像雨点一样打在我的身上，先是像机关枪一样打出五六拳，后面的拳头慢一点，但是更加有力，一拳又一拳，木桩一样打在我的身上，就像是从二十米高的地方落下的铁毡，很多拳头都打在我胳膊肘附近。那些拳头，不仅仅是打在我身上，好像还要说明一个问题：那些拳头都不是致命一击，没有决定性进攻的速度、准确度和出人预料，而是要给我一个教训，带着教训人的那种强度和节奏。“到现在为止，都只是玩玩儿。”有人这么说，“现在，到动真格的时候了。”是的，幸运的是，那个回合剩下的时间很短了。

事情并没有那么重要。那个身材短小的男人，很清楚地知道该什么时候让我回家。他在等待这个时刻，用那些打向肋骨的拳头，让我晕头转向地倒地。他按部就班地让我回家，让我心服口服：游戏已经结束，现在要动真格了。

我真是个笨蛋：只三个回合，就像那个罗马的伙计一样，我跟他下场一样。我有些沉不住气，想着他找不到打进来的突破口，所以就自以为是，打出那一系列又准又狠的拳头，但是并没有如愿。尽管我没有像那个罗马拳击手那样陷入惊慌，但是我还是表现得很没头脑，“山羊”是来惩罚我的。

我很诚实，但是关键不在这里，也不在于忽然之间，我意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拳击比赛，什么是真正的拳击手，什么是真正的打斗。当然，也不是我的人生忽然发生了转变，也不是我感觉到我失手了，我正在输。

不，关键在于：忽然之间，魔法没有了。忽然之间，在那一系列拳头打出来之后，我倒在了绳子上，外面的嘈杂、叫喊，以及其他声音像一辆装满货物的火车，碾到我身上。那些拳头打过来，并不是慢放的效果，我失去了那种神奇的感觉，那种之前可以让我轻松对付对手的魔幻般的感觉。也就是说，在我眼里，一切动作都是慢放的效果，这使得我在拳头打出来之前，就能够采取应对的动作。忽然之间，我的眼前，现实又重新组合，还原到它本来的样子，带着它本来的速度，这件事情让我感到恐惧。

古斯塔沃拍了我三四下，他问我怎么样。后来，他告诉我，我一直在说：“一切都很正常，没有问题。”他并不相信一切正常，但是我一直在重复一切正常，他就相信了，因为我没问题，对他来说，也没问题。

假如要我回想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假如要我把人生中最艰难的那一刻挑出来，标注出那就是最艰难的时刻，我想我会把第四和第五回合的那六七分钟提出来。在那个时候，“山羊”再也不是一个长着宽额头、眼睛乌黑的聋哑男孩，忽然之间，“山羊”变成了生活本身。他抓住我，然后把我从那个游戏世界拉了出来，在那个世界里，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在我的眼里，别人的动作都是放慢的；生活化身为那个小个子男生，开始教训我，打得我不得不求饶。我在擂台上跳跃，试探着打出几个直拳，但是这个肌肉男像疯狗一样粘着我，他低下身子躲过我的进攻，趁机用他木棒一样的拳头，打到我的肝上、肋骨上、下巴上、手套上、肩膀上。在我的面前，他气喘吁吁，他向侧面走半步，连击三拳，非常有爆发力，可以把一扇门打倒在地。幸运的是，有时候这些拳打得没那么准；幸运的是，作为拳击手的直觉反应，让我能够躲过那些连击。

两个回合，还有一辈子的教训。但是，他也有犯错的时候，在第六个回合的时候，他也很累。他无数次地击中我，但我还是在那里跳来跳去，在他的面前，我没有倒下。我展示了我的实力，无论体格怎样，还有着小公鸡一样的脖子，我还是站在那里，没有倒下。

有人认为，那是他们看到过的最精彩的比赛。我不知道，我不相信，假如那是真的，那也是因为最后的两个回合。前三个回合，我都像一只小公鸡一样跳来跳去；有两个回合，他惩罚了我；但是现在他累了，我也回到了现实。忽然间，我们在擂台中间，互相盯着对方，就像两个真正的拳击手，汗流浃背，浑身臭烘烘，心里很害怕，也很疲惫、愤怒，为了赢取这场比赛，两个人都可以付出一切。我们俩都意识到这一点了，我们的拳击手套相互碰了碰。擂台中间，我还在那里跳跃，他用三连击打中我的身体之后，盯着我，我们相互盯着彼此的眼睛。尽管我们的嘴唇没有动，但是我确信，我们在微笑，我们把手臂放在身子前面，然后碰了碰手套。周围的声音和叫喊声都消失了，但是那些拳头打过来的时候，并没有慢放，那些拳头，怎么打出来，就怎么落在身上，准确而且有力。

我开始做我最擅长的事情：打出一个又一个直拳，但是我和其他人一样，开始疲惫。左拳，左拳，躲过，转身，转身，左拳，右拳，左拳。他就在面前，头一会儿偏向左边，一会儿偏向右边，等待时机，想从下面打上来，给我两拳那种木棒一样的重击。当他远离的时候，我又粘着他，屏住气，打出两个直拳，不知道从哪里获得的一点力量，希望那两个像铅球一样打在他肩膀上的拳头，能继续发挥它们的作用，而不是像两个漏气的轮胎，把我扔在路上。出拳，躲过，出拳，直拳，直拳，左拳——右拳，挨打，挨打，挨打，躲过，向后退一步，直拳。

所有人都站着，第六个回合结束的铃声打响之后，当我们最后一次又待在角落，所有人都在那里鼓掌，就像在剧院里那样。我很乐意想象：我妈妈也在那里，在大厅最后一排，在那里哭了起来。

古斯塔沃不停地对我说：“你非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加油，这是最后一局。了不起，小伙子，现在就剩下一个回合了。”我没有听他说话，我看着那些鼓掌的人。古斯塔沃的肩膀垂了下来，我看着角落里的“山羊”，也就是穆格奈尼，我在想，在我的人生中，我还会和谁一起分享这么伟大的时刻。

裁判开始计时，铃声最后一次响起，我们的手套又相互碰了一次。我们重新开始全力作战，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打出我的那些直拳，然后跳来跳去，他低着头向我走来，把硬木疙瘩一样的拳头打在我身上。有时候，我的肚子狠狠地挨两记右拳，有时候，他会挨几记干脆的右拳，或者一记打中下巴的直拳，有时候，我的拳头会让他打一个趔趄。我们没有喘息之力，一拳又一拳，躲过，右拳，左拳，右拳，左拳，左拳，左拳，躲过，躲过，击中目标，向后退一步，左拳，右拳。手臂像铁锚一样沉重，两条腿就像刚刚楔到地里的木头，很难抬起来。我不能再跳舞，我在擂台上走动，打出我的直拳，尽我的全力进行防守，在他打过来的时候躲开。

贾诺在给整场比赛录像，我可能看过五百次那段视频，每一次我都在想，台上那个消瘦的男孩，就好像在用生命作战，那个人是不是我。我在想，我还有没有那时的勇气，那些勇气每分钟都在消失，或者说，我失去了那些勇气：都埋藏在房子的砖头中间，消磨在房门油腻的拉手上，或者埋葬在我妈妈的坟墓里。

但是，古斯塔沃说得有道理，“山羊”落入了一个陷阱，他想要得到的太多。那是一场非常棒的比赛，我们已经在等着裁判评判。我已经明白这一点，但是他没有明白，他想要最后一击，他想要一个有保证的结果，一次性地澄清谁是最厉害的。他尝试趁我不备，一记右直拳，又长又快直击我的下巴。我得诚恳地说：如果是前面几个回合，我可能就挨上了，可能我不会料到有一记拳头在打向我的下巴，像一辆火车那样迅速。但是，那时候不一样，距离比赛结束还有几秒钟，那时候，我已经没有什么顾忌了，我要挡住所有进攻，他已经比通常要慢一拍，我能预测到他的动作。我几乎是看着那记右直拳打出来，我想说我已经准备好迎接了：以腿为轴心，然后打出后面的连环拳，尽管后来我就是那么打的，但一切纯粹都是自动的，就好像是有人在支配我。我不知道，也许这就是天分，就像什么东西从手中滑落，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都受制于这些东西。

“山羊”期待的是我的两记右拳，他躲向一边，然后用一个右勾拳打向我的肝部。他向后退了一步，整个手臂都伸了出来，打出那个右直拳，非常标准的动作。我以右腿作为轴心，向后转身，这时候我的一记上钩拳，从“山羊”手臂下面，打中了他的下巴，紧跟着是一个右勾拳，让“山羊”飞向绳子。我本不想打出那个直拳，我真的不想，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不由自主。假如一切能重新来过，我会避免打出最后一击，真的，我会避免那一拳，我不愿意那愚蠢的一拳，决定了两个人的未来。我会放弃那个勾拳，看着那个男孩摔向绳子，我会让他知道自己犯的错误，然后，我会向后退几步，等着最后几秒成功过去。但是，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我没有别的选择，无论如何，在那种时刻，你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那记右拳打了出来：正好“山羊”正冲向绳子，一枚导弹从我的脸上发出，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枚导弹，直冲向了对手的下巴，他被打了出去，落在距离我一米的地方。

裁判把我推开，让我待在角落里，然后开始计数。结束的铃声响起时，他刚好数到六。古斯塔沃和老黑决定，以铃声为准结束比赛。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才会做出这些决定，才会采用那些规则。因为最后你没办法了，只能抛硬币，有头像的那一面是铃声有效，有十字架的那面是铃声无效。那时候的情况就是这样，是有头像的一面朝上。但是我们说，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下。

归根到底，那些规定并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双方都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儿。“山羊”知道，我知道，古斯塔沃和老黑也知道，那天挤满拳击馆、懂得一点儿拳击的人都知道。

铃声响了，过了几秒，穆格奈尼被抬到了他的那个角落。他们不慌不忙地把他的手套拿开，把嗅盐放在他的鼻子下面。当然，老黑告诉他，是铃声救了他，无论如何，这样收场也不错，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是他看到过的最精彩的拳击比赛之一。

古斯塔沃从擂台角上按摩着我的肩膀，然后拥抱了我，对我说恭喜，然后又对我说我非常了不起。那天晚上，我获得了所有想要参加的比赛的入场券。我不明白，忽然间一切都结束了。我打完了比赛，我还站着，假如不是铃声响起，或许我还能取胜。现在，我觉得非常虚空，只觉得我要面对剩下的日子，所有一切都需要另做打算。

教练员把毛巾放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站起来，向观众致意。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和我们一起鼓掌，他们打着呼哨，大喊着我听不懂的话。裁判说还需要最后决议，他把我们叫到擂台中间。“山羊”是低着头走过来的，一边按摩着脖子，就像一个害羞的男孩。他现在一点儿也不像刚才那个痛打我的巨人，就连眼睛也变得更加清澈了，额头也没有那么厚重了。我在想我应该怎么表现，假如我现在看着那时的照片，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只是看起来非常累，也许有一点不安。

我们俩一个站在裁判左边，一个站在裁判右边，他用两只手拉着我们，我们等着最后的决定。我们都站着，在射灯下面，汗水晶莹发亮。观众忽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站着，等着结果，他们像看英雄那样盯着我们，真的就像电视里的拳击比赛。我在想，我的外号会不会继续是“芭蕾舞女”，他依旧是“山羊”，或者这些只是小孩的玩意儿，过一段时间就会被忘记。

有个声音从某处发出来，穿透墙壁，宣布：最后为平局，这场业余拳击比赛的裁判最后一致认为，这次比赛，双方为平局。

就像任何一场比赛一样，大厅里炸开锅了。有很多人鼓掌，抬起手来大喊：好样的！有的人把手上的纸片扔掉，高喊：真是乱来！还有人喊：骗人！有人笑着摇头，有人很满意地点头，有人摆了几个拳击姿势，已经准备好给没有来的人讲述，想找到正确的语气和色彩。

裁判把我们两人的手都抬了起来，“山羊”很矮小，他被拽了起来，身子有点歪。最后裁判放开我们的手，又和我们握手，恭喜我们。

这个时候，我和“山羊”面对面。我很高兴地回想着第六个回合时，他双唇间的那个微笑，尽管那时候没有人留心。现在，我们忽然站在那里：没有戴手套，非常近距离地看着对方。比赛结果已经见分晓了，我们已经没有作战的武器了，我们收回了自己的生命，两个人都在想着以后的事情。我们在擂台的中间，很快拥抱了一下，都感受到彼此汗津津、赤裸的上身。他很吃力地对我说了一声谢谢，我也对他说谢谢你。但是，我们真的都不知道我们在感谢什么。

六

结束了这场比赛，一切都恢复到之前的样子：我起床，去学校学习，取得好成绩。但是一切又都不一样了，所有一切忽然都成了真的。也许这就意味着成长，意味到事情的真相。当我想起这件事情时，我觉得既吸引人又伤心，就你所知，你不能过另外一种生活，你会带着一丝忧伤说起这些。

我开始喜欢上钢琴。忽然间，我意识到我在钢琴方面也有天赋，不管我喜欢不喜欢；忽然间，我感到那个死聋子贝多芬进入到我的生命中。尤其是，我意识到他的音乐很伟大。

是的，我还是继续训练，但是这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我真的是最强的，毫无疑问，但是我只是和其他拳击手、其他男人一样强大，并不拥有那种传奇的、超自然的力量，而是像正常人一样散发着汗臭。就像在拳击馆外发生的事情一样：现在我真是一个衰人，不能过上应该过的生活，我不是漫画中的神奇人物，不是彼得·帕克或者卡拉克·肯特，随时准备用他们的铁拳拯救世界。现在，我像其他人一样，只是一个普通人，别人聚会不邀请我，我没有摩托车，我不能晚于十二点睡觉。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个地方：四方形，由绳子围着，我在上面和“山羊”打过一场比赛，这已经不重要了，这不能改变我的身份，也不能解决我生活里的问题。

比赛过了三四个月之后，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信，信封里有一枚奖牌。奖牌上面写着：吉·高迪拳击擂台赛，轻量级冠军。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枚吉·高迪奖牌是谁的。我去拳击馆，把奖牌给古斯塔沃看。他在写字台后面，伸手把奖牌拿过去，小心翼翼地在手中翻看。

“吉·高迪是在博洛尼亚附近举行的比赛，每年都有。”他说，然后看了我几秒：“你不知道今年是谁赢了吗？”

“我不知道。”我说。

古斯塔沃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等了几秒，手里还在把玩着那枚奖牌。

“喂！”他说。

“……”

“你好，保利诺，我是古斯塔沃。是的，一切都好，一切都好。你呢？”

“……”

“嗯，不错，我很高兴。”

“……”

“嗯，还想怎么样，事情就是这样。听我说……”

“……”

“是的，是的，差不多。听我说……”

“……”

“哦，你也知道。听我说……”

“……”

“不，没事儿，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去高迪？”

“……”

“这样，只是好奇。我现在没有人，我……”

“……”

“啊，好的，恭喜。”

“……”

“是的……”

“……”

“是的……”

古斯塔沃垂下眼睛，看着手中的奖牌。

“是的，你听我说，你有没有轻量级的人？”

“……”

“不是，嗯。你知不知道谁赢了？”

古斯塔沃抬起眼睛，看了我几秒，点了点头。

“啊，这样啊，第二个回合。精彩的比赛，不是吗？”

“……”

“好的，非常感谢。保利诺，我们见面再聊。”

“……”

“当然，也谢谢你。再见，帅哥。”

古斯塔沃挂上电话，把奖牌扔到桌子上，然后看着我。

“这是‘山羊’的奖牌，他在高迪K.O获胜，第二个回合获胜。他说那个可怜虫上了擂台，根本就没有喘气的机会。大家都说，他能扛到第二个回合，已经很不错了，他后来弃权认输。”

“为什么这块奖牌在我手里？”

这时候古斯塔沃好像比平时矮了一截，或者是我长高了。

“我不知道，孩子，我想不出来。”古斯塔沃轻轻地摇了摇头，嘴角下垂，好像陷入了思考。他看了那枚奖牌几秒。说实在的，想法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我想这可能是一个礼物。我想这可能是一种象征或者供奉。我想到很多东西。但最后，我决定还是随它去吧，无论“山羊”这个举动是什么意思，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

过了一个星期，同样一个信封寄到我家里，是一枚新奖牌。这一次，奖牌上写着：轻量级比赛意大利冠军。

第二天，我直接来到了老黑的拳击馆。当我进去时，所有正在训练的人都放慢了节奏，有的人甚至停了下来，有人弯腰对旁边的人低声说了些什么。我感觉自己就像拳手洛奇在多年之后，回到了“阿波罗”拳击馆。我问老黑在哪里，有个小伙子正在打沙袋，他很客气地告诉我，老黑在他的办公室里。

“那穆格奈尼呢？”

“谁？”

“山羊。”

“对不起，我今天还没有见到他，可能他待会儿来。”

“谢谢。”

“不客气。”

“办公室在那边吗？”

“是的，在那边。”

“再次谢谢。”

“不客气。很荣幸。”

我已经预感到这次到访会有人说闲话。我感觉到报纸的头版头条上会出现这样的文字：《“芭蕾舞女”提出新的挑战》、《比赛有猫腻：需要重新举行，两位裁判被调查》，或者说《“芭蕾舞女”要求公正》。

老黑的办公室是位于拳击馆尽头的一个小房间，有一扇玻璃门，玻璃是毛玻璃，上面有花纹。我经过那个擂台，上面有两个戴着头盔的男孩，他们停下来看着我经过。我当时站在那个擂台上，身上涂满了凡士林，感觉到丝丝寒意，那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士兵，在战争结束十年之后，回到了打仗的地方。十年。那个男孩上了擂台，确信自己有超人的力量，能看到一个放慢的世界，不会流汗，一切都很容易，认为有个地方能不受自然规律的支配，那个男孩似乎已经很遥远了。就像那个痛恨钢琴和他周围的一切、那个相信故事和现实一样的男孩已经死了。如今，我进到拳击馆，我的脸上只是比当时多了几根胡须，当时我进去是为了在擂台上获胜，或者说我迈出的脚步是另外一种节奏，那种节奏很沉重。这样的脚步，会伴随着我整个人生。

老黑忽然打开门出来了，喊了一声：

“怎么了，懒东西，你们死气沉沉，在干吗？你们还练不练？是不是我得一直在那里……”

他看到我，忽然停了下来。

“您好。”他对我说。

“您好。”我握了握他的手，“我想和您谈谈。”

“我的天，很荣幸。弗兰克，出来，你先去吧，我们待会儿再谈。”

一个穿着灰色运动装、汗流浃背的男孩从办公室里出来了，点头向我打招呼。

“你们接着练！”他关上门的时候，吼了一声。然后他转过身，捏了一下我的肩膀，微笑着说：“你能来这里，我很荣幸，你还好吗？”

“还不错，谢谢，都还好。”

“你还一直在训练？”

“是的，一直在训练。”

“我很高兴，如果不训练，那将是个遗憾。你想喝点儿什么吗？”

“不，谢谢，真的。”

我们像两个三十年代的匪帮，就差穿上雨衣，戴上那种毛皮帽子了。

“我想告诉您，”我从口袋里掏出那枚高迪的奖牌，展示给老黑，“前一阵子，我收到这个。”

老黑从我手中拿过奖牌，坐了下来，在写字台上伸直了身子，手肘放在垫子上，叹了一口气。

“我想这应该是‘山羊’的。”我接着说。

“我很清楚，那是我让他赢的。他本来都不想去参加那次比赛，他说去了也是浪费力气。也许他说得有道理。”

“无论如何，昨天我收到了另外一枚奖牌，是意大利冠军赛奖牌。”

“还有那枚？”

“是的，还有那枚。”

我把第二枚奖牌放在桌子上。

老黑盯着我，然后倒在他身后的小沙发上。

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他的目光，但我觉得他心事重重。

我们两人都没说话，待了一会儿。老黑还在手上把玩着那枚奖牌，时不时会很快抬头看我一眼。

“你知道‘山羊’住在哪里吗？”我最后问他。

老黑看着我，皱了皱眉头。

“为什么这么问？”

“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的东西，这是他的奖牌，是他赢的奖牌，我不想要。”

老黑看了我几秒钟。

“小伙子，”他说，“‘山羊’不想要这些奖牌，你还给他，会让他尴尬。他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都知道那次比赛你赢了。你是最厉害的，这就是他想告诉你的，你什么也不用做。你们俩是一类人，但是你强一点，你在擂台上已经展示出这一点，用拳头说明了这个问题。别再追究了，享受你的成功吧。”

当我出去时，我想走着回家。我有点儿忐忑。我知道那是男人之间的事情，我那时候还不是很习惯。

马

一

他们的父亲轻轻敲了一下门框，就进到房间里来了。这时候，他们都有些失措：爸爸来找他们的时候，总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通常都是有大麻烦了。

纳坦正在擦皮靴的手停了下来，自言自语地骂了一句，丹尼尔忽然抬起了头。当然，肯定没有什么好事：很有可能，是住在巷子尽头的那个老太太到父亲那里告发了他们，说他的儿子跑到她地窖里偷酒喝。这两个男孩很喜欢老太婆的酒，是因为喝了她的酒之后，他们感觉飘乎乎的，喝酒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大人，再加上是偷来的酒，那喝起来就更有滋味了。

“你们俩出来吧。”爸爸说。

纳坦和丹尼尔交换了一个眼神，有些忐忑不安，他们心里七上八下，就像驾着一辆小推车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在这个地方，纳坦是最厉害的小推车手，在过去的几年里，丹尼尔只有少数几次打败了他，有一次丹尼尔赢了，是因为纳坦的推车掉了一个轮子。

两个男孩从房间里出去时，几乎有点发抖，他们想起了之前挨得那些耳刮子，作为男孩子，这在所难免。他们一个走在前面，另一个跟在后面，像犯人一样，穿过厨房和客厅，一直走到大门口。父亲不紧不慢地走在前面，一句话也不说，也没有回过头的意思，好像一个移动着的希腊雕塑：僵硬、完美。

外面，有几朵云彩在太阳周围嬉戏，这时候是早春，风穿过打谷场周围的高大松树，吹到他们身上。很多年之后，纳坦会经常想起那个打谷场，还有那些巨大的松树。

有两匹马拴在栅栏上，一匹是枣红色的，一匹是栗色的，它们的长脖子一直伸向地面。两个孩子和父亲踩上屋外的鹅卵石地面时，两匹马都回过头来，它们的头真大。父亲停在打谷场中间，两个孩子站在他旁边。

“这两匹马是给你们的。”父亲说，这句话里没有任何温度，好像是来自北方某个寒冷的峡谷。

两个男孩转过头去看父亲，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们几个人就站在那里，盯着那两匹马看。

“爸爸，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想要马。”纳坦说。丹尼尔嫉妒他哥哥的勇气，他一直都嫉妒哥哥的勇气，而他哥哥一直嫉妒他的意志。

“好吧，现在你们有两匹马啦。”爸爸说，“你们最好要学会照顾它们，我没时间来应付你们惹的那些麻烦事。”

爸爸又停了一下，转过身，然后回家了。

“这马驯过了吗？”丹尼尔盯着两匹马，头稍稍转向一边，问道。

“基本上是吧。”他爸爸回答说，这时候他正走进大门，消失在黑暗之中。

两个男孩站在一起，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只觉得忽然间肩膀上沉甸甸的，让他们喘不过气来。

纳坦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用舌头舔了舔牙齿。

“去他妈的！”他说着，把脖子扭向一边。

人的一辈子也是这样：当你失去一样东西的时候，你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很多年后，丹尼尔回想起这个情景时，他想到的就是这句话。

“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尽管知道答案，但丹尼尔还是问了一句。

“我看我们没什么选择。”纳坦说。

“我想也是。”丹尼尔说。

纳坦又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去他妈的。谁他妈要这些马啊？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从现在开始，我们有马了，所以跟我们有关系了。”丹尼尔说。

两个男孩还是一个挨着一个站着，他们都盯着那两匹马，说实在的，那两匹马非常漂亮。

“真是不错。”丹尼尔说。

纳坦转过脸去，看了他弟弟一眼，目光冰冷，然后又往打谷场上吐了一口唾沫。

“去他妈的。”纳坦特别喜欢说脏话，尤其是他非常紧张的时候。

当老潘其亚看到两个男孩从小路上走下来的时候，他觉得有些滑稽。那天早上，他醒来时，就预感到会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老潘其亚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也没有太在意自己的感觉；但是很多时候，他的感觉往往都是对的，这让他更加不爽。

老潘其亚想到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两匹马是从附近某个农场偷来的吗？但是，如果是偷来的话，他不可能不知道。可以说，老潘其亚认识这个地区的每匹马，那些马都是他驯的，而且几乎都是他接生的。他不认识的那些马，对于他而言，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但是，这两匹马他从来都没有见过；像这样两匹马，是会让人过目不忘的。

两个孩子靠近围栏，老潘其亚在围栏里面，丹尼尔开始说话。

“他们都说，您对马很在行。”他说。

老潘其亚正在那里修理栅栏，他在用榔头敲打那些木头。

“是谁这么说的？”他一边做手头的活，一边回答，头都没有抬一下。

“人们。”

“什么人？”

“村子里的人。”

“这就是他们说的话？”

“您就是老潘其亚？”

老潘其亚第一次抬起头来，看了他们一眼。

“你们怎么看？”

两个男孩审视了一会儿眼前这位体型高大的先生，他看起来一定要比实际年龄大，他肚子很大，把衬衣都撑了起来，衣襟看起来像裙摆。

“我也觉得您就是老潘其亚。”丹尼尔说。

“你这小伙子，真机灵。”老潘其亚说。

丹尼尔想，他最好先不要说什么。

“这两匹马是驯过的吗？”老潘其亚问。

“基本上是。”丹尼尔说。

“‘基本上’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父亲是这么说的。”

“我认识你们的父亲。”老潘其亚说。他已经停止修理围栏了，他抬起额头上的草帽，用手撑着围栏，正好站在兄弟俩面前。

“我很高兴。”丹尼尔说。

“这两匹马不错。”老潘其亚说。

三个人都没说话，待了一会儿。纳坦把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上，然后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怎么样？”他说，“你能不能帮我们照顾一下呢？”

老潘其亚盯着纳坦的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说：

“我收费很贵的。”

“我们都没有钱。”纳坦干巴巴地说。

老潘其亚想了一下。

“谁要骑这两匹马？”

两兄弟互相看了一眼，想看看对方有没有听懂老头在说什么。

“这两匹马是给谁的？谁会骑着它们出去？”老头解释说。

丹尼尔表示听懂了。

“我们。”他说。

老头整了整头上的草帽。

“那么，你们得照顾它们。”

“但是，我们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又不懂马。”

“我懂马啊。”

“那不就成了。”丹尼尔说。

“成个屌。”老潘其亚说，“我要收钱的。”

“我们没有钱。”纳坦又说。

“你们可以给我干活儿。”

“我们不想给您工作，我们只想驯服这两匹马，然后骑马。”

“你们想什么，关我屁事。如果你们没有钱给我，那你们就得给我干活儿。不然的话，你们只能把这两匹马当肉卖了，然后在你们的父亲发现之前逃走。”

纳坦低下头，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去他妈的。”他说。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过来？”丹尼尔说。

“明天一大早就可以。”

“操！”纳坦说。

“我们把马拴在哪儿？”丹尼尔问。

老潘其亚示意他们跟着他，把两匹马牵到一个马厩里，和其他马匹一起，拴在两个小隔栏里；然后他就跟两个男孩说再见，让他们第二天早上再来。

三个月内，两个男孩都在日出时去老潘其亚那里，天黑时才回家。他们打扫马厩，添加草料，喂马。慢慢地，老潘其亚教他们怎么样照顾那些马：遛马，用刷子梳洗它们，上鞍，给马装上嚼子和缰绳。

没过几个星期，两个孩子就很自若地在马中间穿梭，非常老练的样子。当老潘其亚认为，他们的债已经抵得差不多了，就叫他们来牵马。那是一个很合适的时机，因为纳坦已经快受不了了，他不想再干活儿了，丹尼尔倒是什么也没说。老头教他们怎么在围栏里转小圈，怎么梳理和抚摸马匹。当他们想给马装上马鞍和缰绳时，两匹马忽然四处乱撞，前蹄朝天，喘着粗气，两只耳朵向后耷拉着，眼里充满恐惧。

就像一直以来的那样，老潘其亚教得不错，他让两个男孩给马上鞍，尽管两个孩子比马还要害怕。两兄弟都学会了让马听话：丹尼尔很有决心，他辛苦了几个小时，流了许多汗，很吃力地驯服了他的枣红马；纳坦怒气冲天，一边咒骂，一边拳打脚踢，也完成了他的工作。

最后，两匹马被驯服的时候，在围栏里，它们听从所有的指令。老人和两个孩子站在一起，欣赏着他们的成果。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三个人都大汗淋淋，辛苦了一天，十分劳累。他们都靠在围栏的栏杆上，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更像个男人了。

“现在呢？”丹尼尔问。

“现在，你们要学会骑马。”

纳坦向地上吐了口唾沫。

“操！”他说。

老潘其亚笑了一下，让他们回家了。

“我们明天清早见。”

二

很显然，那两匹马会把两兄弟带到不同的地方。人们都说，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这显然是胡扯，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利用这个世界，然后到达自己想要到达的地方。有人用刀去杀人，有人用刀去削苹果。同样的刀子，这两个用途之间的距离，也就是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村子里的人很快就习惯了他们兄弟俩骑马的身影，他们在山上逆着光游荡的剪影，经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没过多久，纳坦就告诉弟弟，他想穿过西边那座山丘，到城里去逛逛。他们只是听说过城市，但是关于城市，他们始终知道得很少。

“你也去吗？”纳坦问他弟弟。

“不。”丹尼尔说。

他们两个人都坐在马背上，手都搭在马的长脖子上，眼睛看着山谷。纳坦点了点头，什么也没有说。

有一天早上，丹尼尔去了附近的一个农庄。那个农庄主有两匹马要钉掌，老潘其亚让他去钉。在过去几个月里，丹尼尔在老潘其亚那里学会了关于马的一切技艺；纳坦却只学到他需要的东西。

丹尼尔驯服了他的枣红马之后，还是继续去老潘其亚那里。他去给老潘其亚帮忙，他想攒一点儿钱，有时候去酒馆喝上两杯。他和哥哥都不再去胡同尽头的老太太那里偷酒喝了。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事情变成了一种怀念，只是怀念而已。有时候，他们也会怀念推着小推车，从山坡上飞快冲下来的感觉。

丹尼尔到了农庄，看到有三个男人在马厩里，围着一匹瘦骨嶙峋的母马。那是一匹漂亮的栗色马，身材高大匀称，但好像被一个糟糕的雕刻师从头到脚凿了一通，凿得太厉害了。

“早上好！”丹尼尔说。

三个男人中的一个转过身来，他眨了一下眼睛，聚焦到那个逆着光的身影上。他满脸皱纹，那是太阳暴晒的结果；他的两条腿向外弯曲，就像两张弓，那是干了太多活的结果。

“早上好！”那个外八字腿说。

其他两个人都在那里，默默地看着丹尼尔，嘴里叼着麦秆。

“我来是给马钉掌的。”丹尼尔说。

叼着麦秆的两个男人中的一个笑了一声，他满脸皱纹，腿也是弯的。

“老潘其亚真是老糊涂了。”另外一个没有笑的人说。

“这不是小孩干的活儿。”第一个打招呼的人说，他站在丹尼尔面前。

“如果我干不好，你可以跟老潘其亚说，他会来给你们免费钉。”

那两个靠在马厩上的男人，有一个把麦秆从嘴上拿开，整理了一下草帽，想看清楚这个像大人一样说话的男孩。

“那我们走吧。”第一个人耸了耸肩，准备从马厩里出去。

“那匹母马怎么了？”丹尼尔一动不动，问道。

“病了，快要死了。”他说。

“什么病？”丹尼尔问。

“太老了，它现在不吃也不喝，应该是没治了。”

“我可以看一眼吗？”丹尼尔用下巴指了指那匹母马，问道。

那个男人又耸了耸肩，表示他可以随便看。丹尼尔向那匹母马走去，那两个嚼着麦秆的男人中的一个，绕过马厩的柱子，一边非常自负地看着丹尼尔，一边嚼着麦秆。

丹尼尔进到马厩里，他用手把马背、马腿和马肚子都摸了一遍。他从马前面经过，要摸一下马的另一面。他用手在马脖子上敲了两下，掀开马嘴，看了看马牙，然后用一只手在马脸上摸了一下，就像是在安抚它，最后他绕着马转了一圈。

“这匹马很漂亮。”丹尼尔在马屁股后面说。

那个让他进到马厩去看的男人在马前面，他看着那堆骨头，忍不住笑了一声。

“是一匹老马，还生病了。”那个要陪丹尼尔去钉马掌的男人说，“现在，它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丹尼尔从马后面探出身来，又一次用手掠过马背，然后从马厩里出来了。

“你们打算怎么办？”他问。

“还能怎么办，我们只能把它送到屠宰场。”那个站在门口的男人说。

丹尼尔转过身来，又看了一眼那匹马，然后又用手摸了一遍，这次他在马身后待的时间比较长。

“我买了吧。”他最后说。

那两个靠在栏杆上的男人大笑起来，站在门口的男人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能出多少钱？”

“屠宰场给您的钱。您觉得屠宰场会出多少钱？”

那个男人说了一个数，丹尼尔看着他的眼睛，也笑出了声。

“如果屠宰场能给你那个数目的一半，就已经是万幸了。看看那堆骨头，屠宰场的人不当面笑出来才怪呢。”

那三个男人现在都不笑了。站在门口的那个人，还是继续保持微笑。

“那你想出多少？”他稍微偏了一下头，问道。

“一半，还省得你们折腾，把它送到屠夫那里。我今天钉完掌，就可以把马弄走。”

那个男人敛起了笑容，眼睛盯着男孩，想了一会儿。

“整整一半，省了你们麻烦。”丹尼尔微笑着说，又转过身看了一眼那匹母马，然后又看着门口的男人。

“成交？”丹尼尔说着，张开手向那个男人走过来。

“成交。”那个男人握住他的手说。

这是丹尼尔有生以来做的第一笔买卖。当他跟着那个男人走出马厩，去给其他马钉掌时，有一种触电的感觉，从他的背部传下去，那感觉就像丝绸划过他的肩膀。

丹尼尔跟着卖给他那匹母马的人，来到了一片空地上，那里有三匹马，都拴在一个固定在墙上的大铁环上。丹尼尔从他的枣红马身上把工具袋卸下来，从大袋子里拿出钉掌的工具。他把那些工具摆在地上，然后把一条厚重的深色皮带绑在腰上，又重新把工具都收起来，向那几匹马走去。

“你要不要我拿着鼻钳子？”那个男人问。

丹尼尔停下来，转过身问：

“什么？”

“鼻钳子，这样马就不能动了。”

“啊，不用。谢谢，不需要的。”

那个男人有点不相信。丹尼尔听说过：有些钉掌的人会用一种钳子，钳住马鼻子，这样马就会疼得不敢动了。

有一天，他问老潘其亚的时候，老头是这样对他说的。

“都是胡说。”老头说。

“不是真的吗？”

“是的，是真的。”

“那怎么算胡说呢？”

“胡说……根本就不需要钳子。”

丹尼尔不说话了，继续着他手头的活。

“有没有人给你剪过指甲？”老潘其亚过了一会儿问。

丹尼尔想了想。

“当然。”他说。

“他们有没有用钳子夹住你的鼻子，让你一动不动？”

“这有什么相干？”

“我想看看，有人要把你的手卸下来，给你剪指甲，然后用挫木头的矬子给你挫指甲。如果是这种情况，才需要一个夹子把你的鼻子夹住。”

丹尼尔想了一会儿，最后决定直截了当地问。

“那又该怎么办？”丹尼尔最后问。

“轻柔一点就好了。”老潘其亚说，然后又继续干活了。

就这样，丹尼尔从来都没有用过鼻钳，也没有用过绳子，或者其他让马动不了的工具。他在马跟前，拍一拍马，让马熟悉一下他的气味，然后给它喂半根萝卜。钉掌的时候，他尽量地轻柔。通常，旁边的人都会盯着他看，就像那些孩子，几个小时不动，在一个手艺人跟前，看他雕刻小木偶一样。

三

丹尼尔拉着缰绳，牵着那匹生病消瘦的母马回去时，老潘其亚正在往马槽里面添草。

“这是怎么回事儿？”丹尼尔走近时，老头靠在木锨上问。

“你得借给我一些钱。”丹尼尔一边给马卸鞍子，一边说。

老头愣在那里不说话，他看着丹尼尔，就好像在看一个白痴。

“我会还给你的。”丹尼尔感受到他目光里的含义，就说了一句，他正在把工具从马背上卸下来。

“怎么还？”

这次是丹尼尔看着老人，好像在看一个傻子。

“我会为你干活，潘其亚。”

“你要钱干什么？”

丹尼尔用手拍了两下那匹母马的脖子。

“我买了这匹马。”他很满意地笑了。

老潘其亚看了一眼这个心满意足的男孩，毫无疑问，那曾经算得上是匹好马，但现在只剩下一堆骨头。他忍住没有笑出声来，只是出于对那个孩子的尊重，他不能笑。

“你傻了吗？”他这样说。

丹尼尔收起了他的微笑，变得严肃起来。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你没看到它成什么样子了吗？”

丹尼尔转身，又看了一眼他买来的马，用手摸了一下马背。

“我觉得，这匹马和上次你朋友治好的那匹马得了一样的病。”

几个月前，老潘其亚有一匹马生病了，不吃不喝，眼看着越来越瘦。那匹马不是很老，但它快病死了。没人知道它得了什么病，直到有一天，老潘其亚的一个朋友经过这里，来给他送两匹马。老潘其亚让他的朋友看了一下那匹病马；那个朋友围着马转了几分钟，用手拍了拍马肚子，说要给马灌一些热水，还有一种丹尼尔不认识的草药。没过几天，马就康复了，万幸的是马被救活了，但是丹尼尔没有来得及问那匹马得的什么病。

老潘其亚把木锨放在小推车上，很严肃地靠近那匹母马。他用一只手摸了摸马脸，另一只手摸了摸马的前腿，从前到后摸了一遍；又拍了拍马脖子和肚子。最后，他围着马转了几圈，回到丹尼尔身边，眼睛和手都没有离开那匹母马。

“你要多少钱？”老潘其亚问。

丹尼尔不露声色地微笑了一下。

“不是很多。”

老头有点儿不耐烦地打量了他一下，然后又看着那匹马。

“我已经攒了一点钱。”丹尼尔说。

“假如不是那种病呢？”

“如果不是那种病，那在它死掉之前，我会把它送到屠宰场，照样不赔钱。”

老头沉默了一会儿。

“假如是那种病呢？”

丹尼尔微笑了一下。

“那就是我赚了。”

老头也笑了。

“这匹马不赖。”他一边说，一边敲了敲马背。

“我知道。”丹尼尔说。

老头转过身去，拍了拍丹尼尔的脸，说：

“你进去烧点儿水，再拿一点上次剩下的草药。我们看看，你是赚了还是赔了。”

最后证明：丹尼尔的判断是对的。几天时间里，他们给母马灌了一些老潘其亚朋友的草药水。忽然间，马就开始又吃又喝，吃得像两匹马一样多。几个星期后，这匹马就完全恢复了。慢慢地，丹尼尔把它养得肥了一些，然后让它在围栏里面小跑。时间一天天过去，男孩看着母马的四肢在他眼皮底下丰盈起来了。

白天，就像驯服他的枣红马时一样，他干活，打扫马厩，给老潘其亚还钱。晚上的时候，他酸痛的胳膊腿儿都要求他回家休息，但是他还不走，他来到马厩，把买来的母马拉出来，然后再工作一两个小时。

做完这些事情，他才回家，用残留的一点力气热一块肉，或者一碗汤，有时候，他就在厨房餐桌上睡着了。他睡得不省人事，他父亲有好几次不得不把他扔到床上去。有一天晚上，父亲回到家里，把丹尼尔放到床上之后，待在客厅里，在火前抽着烟斗，他感觉丹尼尔和纳坦好像已经不再是他的孩子。他之前买那两匹马，是为了两个孩子少给他惹麻烦，但他忽然有了这种感觉：现在那两匹马把孩子们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他找不到入口的地方。

有一天晚上，老潘其亚听到妻子叫他回家吃晚饭。老头出去时，在夜色中，他看见丹尼尔骑在他的母马上，在围栏里转圈。

老头走到围栏跟前，靠在围栏上。丹尼尔让马放慢了脚步，停在了他面前，微笑着。

“这马怎么样？”丹尼尔鼓起勇气，问了一句。

潘其亚笑了一下。

“的确是匹漂亮的母马。”过了一会儿，他才说。

实际上，那真是一匹很漂亮的母马，比他和丹尼尔想象的还要漂亮。那匹马似乎也在微笑。

“它叫什么名字？”老潘其亚问。

“它叫‘第一笔买卖’。”丹尼尔很满意地说。

“但是，听起来不像母马的名字。”

“那又怎么样？”

老头想了一下。

“一个狗屎名字。”老头笑了一下说，然后转身，回家去找他老婆吃饭了。

当老潘其亚快要进家门时，他转过身对丹尼尔说：

“你还没告诉我，你的枣红马叫什么名字呢。”

丹尼尔已经下马了，正给他的“第一笔买卖”卸下马鞍。

“它叫‘枣红马’。”丹尼尔说。

“哈。”

老潘其亚摇了摇头，转身回家找他老婆去了。

纳坦一直都往城里跑，他找到了一条路，可以翻过山丘，穿越山谷，他一直都往那边跑。

纳坦第一次从城里回来的时候，他马上跑去把弟弟叫醒。

“噢，怎么啦？”丹尼尔含糊地问了一句。

“醒醒吧。”

丹尼尔从床上转过身来，看着哥哥：他站在那里，跟柱子似的。

“你想干什么？”

“醒醒吧。”

“我已经醒了，有什么事儿？”

“我去城里了。”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操，纳坦，你告诉过我，你想去城里。”

“但是，我没说我一定去。”

“现在晚了，让我睡觉吧。”

“你不知道城里的事情。”

丹尼尔又睁开眼睛，他看到眼前的哥哥激动万分，浑身脏兮兮的，忽然间，他明白哥哥不会就这么离开他的房间。

“等等。”他最后说。

外面，在打谷场旁边，两个男孩躺在草地上，纳坦开始跟他弟弟讲述他在城市里的所见所闻：各种各样的气味，急匆匆走在街上的人们，没几步就有一家酒馆，大喊大叫的人们，还有每时每刻从四面八方传过来的声音、颜色和光线，很多高低胖瘦的姑娘，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还有花店、甜品店、五金店，所有你想找到的东西都能找到。

纳坦让弟弟在那里一直待到凌晨，最后他困得实在受不了了。他说他刚才讲到的，都不足以说明他在城市里看到的千分之一。他还说，要把看到的所有事和所有人都讲一遍，一辈子都讲不完。

纳坦说完之后，他们俩在寂静中待了几分钟。凌晨时分的蓝色天光已经开始出现在山丘后面，丹尼尔站了起来。

“我要去干活了。”他说。

“你得跟我去一次。”纳坦说。

丹尼尔点了点头，帮他哥哥从地上站起来。

“我们晚点儿见。”他说。

纳坦在城里度过的时间，俨然比在其他地方度过的时间要久。他有时候会消失几个星期，忽然间会回来待两三天，又动身离开。

有时候，他回到家，脸上挂着伤，或者一只眼窝发青。丹尼尔知道他又打架了，没有太在意，他哥哥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纳坦消失的时候，他一般都是去城里了。有人敢打保票，说看见他和他的马在山间的空地上过夜。纳坦总是喜欢独来独往，他说人们应该相信自己：一个人生病了，或者发臭了，最后都是各得其所。丹尼尔不知道，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没有人知道纳坦哪儿弄的钱买吃的，但是唯一确定的事情是，他从来都不向任何人伸手。

有一次，父亲跑去找丹尼尔，问他哥哥的事情。丹尼尔看着他父亲，不知道怎么开口。

“你想知道什么？”丹尼尔问。

丹尼尔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父亲陷于困境。

“我不知道，比如说，他靠什么生活？”

丹尼尔在想：这个站在他面前的人是不是自己的父亲。

“他有自己的生活，爸爸。”丹尼尔说。

他父亲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无论如何，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可能是出于对那位称之为父亲的老人的尊重，丹尼尔问纳坦靠什么生活。纳坦用惊异的眼神看着丹尼尔，那是丹尼尔几天前看他父亲的眼神。

“我有自己的办法。”纳坦说，就这样结束了谈话。

实际上，丹尼尔有时候也想跟哥哥去城里，他想去看看城市到底是什么样的。有两次，他的话甚至都到嘴边了，想在哥哥骑着栗色马远去的时候告诉他。然而，每一次他刚要张嘴，就好像有道河堤挡住了他的话，他停在那里，看着哥哥的背影消失在路上。

有一天晚上，纳坦在家里，丹尼尔去马厩找他，他正在那里给他的栗色马梳理鬃毛。

“我想说，”丹尼尔说，“我要你帮我一个忙。”

纳坦停止了给马梳毛，看着他，有些不安。

“什么忙？”

“你得陪我去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儿？”

“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纳坦想了想。

“我很累。”纳坦说。

“我也很累。”丹尼尔说。

“好吧。”纳坦说，“要我干什么？”

“把马鞍备上，我们去一下老潘其亚那里。”

“马也很累了。”

“它不会累死的。”

他们来到老潘其亚那里，已经是后半夜了，月亮几乎是满的，在田野上洒下一层淡蓝色的光芒。

“你在这里等一下，”丹尼尔说，“不要出声。”他把枣红马的缰绳放在哥哥手里，然后消失在老潘其亚的屋子后面。

“这匹马是怎么回事儿？”丹尼尔回来时，纳坦问。

“这是一匹母马。”

“那这匹母马是怎么回事儿？”纳坦又问了一次。

丹尼尔接过枣红马的缰绳，他一直紧紧拉着“第一笔买卖”，然后上马。

“这是我的马。”

“你的？”

“是的，我的。”

“什么时候的事儿？”

“挺长时间了。”

丹尼尔用腿踢了踢枣红马，手上牵着那匹母马，他们出发了。他们在寂静的月光中走了几分钟。他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一起出去了，两个人都有点想念以前，晚上一起骑马到湖边钓鱼的时光。他们在湖边，几个小时都不说话，好像生活可以一直那样下去。

现在一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个人都觉得有点儿措手不及。

“你买的吗？”过了一会儿，纳坦问。

丹尼尔点了点头。

“用什么钱买的？”

“用我干活赚的钱买的。”

这时，纳坦可能人生中第一次感到一种类似于嫉妒的东西。

“那些钱够了吗？”

“老潘其亚借给了我一点儿钱。但是，我也没花多少钱，买的时候是匹病马。这匹马的主人觉得它快要死了，要把它送到屠宰场去。”

“后来呢？”

“后来，我们把它治好了。”

纳坦看了一眼他弟弟，又看着脚下的路。

“那真是赚了一笔。”他说。

他们俩又沉默了一会儿，纳坦想问他们正要去哪里，但是他后来一想，问了也没什么意义。

他们到了一个农场的附近，在夜色中，纳坦几乎完全认不出来那是什么地方。他们从一条比较陡峭、四周长满灌木的山坡上下来，在这条路的尽头，能隐隐约约看到一座石头建的大房子。他们来到那栋大房子前的空地上，丹尼尔从马上下来，四处看了看，然后把缰绳和辔头都递给了哥哥。纳坦有点不安地看着他，手搭在栗色马的脖子上。

“你拿着，”丹尼尔小声说，“你拉着马去下面，左边有一个围栏，你在那里等我。”

纳坦接过缰绳和辔头。

“你呢？”他问。

“我马上来，你快点行动吧。”

纳坦看着弟弟向房子走去，像小偷一样四处张望。走了几步，丹尼尔停了下来，又转身看着他哥哥。

“轻一点。”他就像在对一个小男孩说话似的，又接着向房子走去。

纳坦待在那里想了一下，弟弟到底要干什么。他向弟弟指的方向看了一眼：左边有一条下去的小路，两边都是宽阔的草地，在月光下，青草和马的鼻息就好像一幅画中的场景。

最后，他决定开始行动，他拍了拍丹尼尔的两匹马，骑着他的栗色马向小路走去。

这是德国人的农庄，纳坦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来过这里了。在这期间，那个奇怪的外国人把这地方都清理了，把那些树木和灌木丛都砍掉了，种上了草，让人感觉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就好像有人把世界的一块切了下来，毫不犹豫地黏在了这里。

在小路的尽头，在右边，纳坦看到了丹尼尔提到的围栏。他拉着弟弟的马靠近围栏，四处看了一眼，没有看到别人，才从马上下来。他不紧不慢地把三匹马拴在围栏上，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烟丝，坐在栏杆上，开始卷烟。第二天，他会回到城里，他想。他已经在这个山区里转悠了两三天，他开始觉得太冷清了。在月光下，从他嘴里冒出来的烟，在微风中飘扬，他在想他迟早都要穿过城市，然后去看看大山那边有什么。他在想人们说的是不是真的，如果一个人一直向前走，不停地走，就可以回到家。第一次告诉他这件事的人，是一个留着白胡子的老头儿，那时候他们坐在一个酒馆里。纳坦觉得那都是胡说，他想如果一个人不停向前走，不停向前走，会不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

“世界是圆的。”那老头儿说，他就这样结束了他们的谈话。

这时候，纳坦听到背后窸窸窣窣的声音。他转过身去，看到房子里出来一个人，牵着一匹马。是丹尼尔，他很费力地拉着一匹油黑发亮的马。他用了好几分钟，才走到围栏这里。那匹高大的黑马，甩着头，赖着不肯走，或者忽然向前冲去，鼻子里直喘粗气，跟火车似的。丹尼尔想让它乖乖的，把它拉过来。他拉着缰绳，拍着它的脖子，并留神它尥蹶子。

靠近围栏的时候，丹尼尔气喘吁吁，他让纳坦把围栏打开。纳坦从栏杆上跳了下来，跑向围栏出入口，把那里的几根木桩移开，这时候丹尼尔尽量让那匹黑马保持安静。

“进去吧。”纳坦打开围栏，说。

丹尼尔看了一眼，就好像在瞄准目标一样，一转身，急忙走了三步，把马拉了进去，飞快地把缰绳解开了。

“关上。”他马上说。

纳坦忽然跳了起来，以最快的速度关上围栏。

完事之后，丹尼尔站到哥哥的旁边。那匹黑马在围栏里，又是尥蹶子，又是乱踢，最后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丹尼尔低着头，手搭在围栏上；他的胸脯在激烈地起伏，就像小时候，激烈的奔跑之后停下来的样子。

“那现在呢？”纳坦看着那匹黑马逐渐平静了下来，问道。

丹尼尔抬起眼睛，看了看他哥哥。星星和月亮照耀着丹尼尔脸上流下的汗珠，闪闪发光。

“你觉得他们听到了吗？”他喘了一会儿气，问道。

“希望没有。”纳坦说。

“希望吧。”丹尼尔抬眼看着黑马，说，“很漂亮，是吧？”

纳坦点了点头。

“非常漂亮。”他说，“我们把它偷走吧？”

丹尼尔微笑着看了他一眼。

“不，我们不偷。”

“真遗憾。”纳坦说，“真是一匹漂亮的马。”

丹尼尔绕过他哥哥，走向他们的马，他把“第一笔买卖”解开，拉到围栏的入口。纳坦笑了一下，把围栏打开。

“德国人要是知道的话，会把你的脑袋拧下来。”弟弟把母马放入围栏的时候，纳坦说。

“想想看，如果我把这匹马偷走呢。”丹尼尔心满意足地说，纳坦又笑了一声。

纳坦和丹尼尔靠在围栏那里，看着围栏里的两匹马慢慢靠近，它们鼻子里冒出白气。

纳坦把一只手放在口袋里，拿出一包烟丝，开始卷烟。

“你从哪儿弄的？”

纳坦抬起眼睛，想知道丹尼尔说的是什么东西。

“在城里。”他说。

丹尼尔看着哥哥的手在卷烟丝，他拿了一小片纸，很熟练地卷了一根。

“你给我也卷一根吧？”他说。

纳坦抬起头，眉毛向上挑了一下，就好像在确认丹尼尔说的是不是烟。

“当然。”他说。

他们在那里待了两分钟，看着两匹马在围栏里相互靠近。

手里的烟时不时就灭了，他们不得不重新点起。

“我们最好离这儿远一点。”丹尼尔说。

他们俩拉过枣红马和栗色马，把它们拴在一棵十几米远的树上。他们把马肚带解开，然后拍了拍马脖子，兄弟俩躺在旁边的草地上，一只手放在头下面当枕头，香烟向上空散去，消失在星空下。

丹尼尔从来都不喜欢抽烟，或者说，他从来都没有对香烟产生过兴趣。但是那天晚上，情况却不一样。那天晚上，好像经过他的嘴和肺的香烟里，有纳坦谈到过的城市。

他哥哥谈到的所有故事：杂乱的人群、气味、颜色、声音和味道，都浓缩在那根充满滋味的烟里，冲击着他的肺部，让他觉得轻飘飘的。

事情应该就是这样，通过这种方式待在城市里：他觉得又肮脏又开心。在这些年里，每当丹尼尔想起他哥哥，他都会点起一根香烟。

“很好抽。”丹尼尔最后说，他把香烟抬了抬，向他哥哥示意。

“是的，不错。”纳坦说。

丹尼尔转过脸，看了一眼围栏，又把手放在脑袋后。

“你有没有干过？”丹尼尔问。

“什么？”

“那个。”

纳坦转过头，向着他弟弟，看着他指着他们身后。他用手肘支撑着身体，向身后看去。在围栏里，“第一笔买卖”被那匹巨大的黑色种马压在身下，从后面承受着猛烈的攻击。纳坦笑了一下，又躺到草地上。

“当然。”他说。

“真的吗？”

“当然。在城市里，有很多女孩，也有很多妓女。”

丹尼尔抽了一口烟，把烟头弹向远处，把另一只手也放在脑袋下面。

“怎么了，你没有过？”纳坦问。

“没有，我没有。”

“真的？”

“真的。”

纳坦想了一会儿。

“你应该试试。”他说。

“嗯。和谁呢？这里又没有妓女。”

“药剂师的女儿。”

“药剂师的女儿？你他妈在说什么呢？你觉得她像妓女吗？”

“什么妓女啊。但是，她看你呢，有一天，你去药店给老潘其亚买东西时，我都看到了。”

丹尼尔想了想。

“她看我是什么意思？”

“嗯，她看你。”

“啊，你说真的？”

“我说真的，我说真的。”

“你确信？”

“我确信。”

丹尼尔又想了一会儿。

“药剂师的女儿长得很漂亮。”

纳坦看了他弟弟一眼，他好像看到弟弟在微笑。

“非常漂亮。”纳坦最后点了点头。

他们又沉默了几分钟，每个人都在想自己的心事。

“怎么样了？”最后，丹尼尔问。

纳坦稍微把头偏向弟弟，想搞清楚他在说什么。

“很热。”他说。

他们在草地上又静静躺了半个钟头光景，丹尼尔起身，用手肘撑着身体，看围栏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起来吧，我们走吧。”他说。

纳坦也转过身来看了一眼，坐了起来，伸了伸懒腰，站起身来。假如是他一个人，他会在这里待到第二天早上。他们一起向围栏走去。

“你去拿缰绳，把母马拴住，我去把种马捉住。”丹尼尔说。

“第一笔买卖”马上就被捉住了。但种马窜来窜去，丹尼尔用了一些手段，最终把它制伏了。

他们又开始重复刚才的动作：纳坦把围栏门打开，丹尼尔把种马送回去。

这时候，纳坦把其他马拉到回家的方向，等着弟弟完事。

在等丹尼尔回来的时候，纳坦想再卷一根香烟。他还没有来得及把烟丝放在小纸片上，就听到房子后面一个男人的叫喊声。纳坦猛然转过身，看见他弟弟从墙后窜了出来，没命地跑过来。

“不要跑，你这个混蛋！”他又听见房子后面的叫喊声。

“走吧，走吧，走！”丹尼尔跑过来时，低声喊了几句。他飞快跳上他的枣红马，从哥哥手中接过母马的缰绳，一溜烟逃走了。

“走吧！”他又说了一句。

“不要跑！”他们又听见一声叫喊。

最后，听到一声枪响。纳坦说他可以发誓，他听到子弹从他耳边飞过的声音。

“婊子养的！”出于本能，他低下头开始逃跑。

丹尼尔坏笑了一声。

“去你妈的！”纳坦说。

他们继续全力向前骑，一直骑到老潘其亚的房子那里。马蹄敲打在路上，就像乐队的鼓声。

他们把“第一笔买卖”带到老潘其亚那里，到了之后，他们下马，开始把马鞍卸下来。

“你觉得，他们认出我们了吗？”

丹尼尔看了哥哥一眼。

“希望没有。”

他们把马鞍和缰绳放在旁边的木栅栏上，把马拉到马厩里，在马槽里添了一些草，在水桶里放了清水。他们拍了拍马脖子，然后回家了。

“谢谢。”丹尼尔在回家之前说。

“哪里的话。”

四

幸运的是，“第一笔买卖”怀上了。十一个月之后，它生了一匹漂亮的黑色小马驹。丹尼尔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第一个出生”。

现在已经很难见到纳坦了，他留了水手一样的小胡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城里。他在做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他时不时会回来，在村子里待两天，但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外面，在山里转悠，然后他说他出去转一圈，就又去城里了。

这个期间，丹尼尔和药剂师的女儿，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丹尼尔工作之余的所有时间，都是和她一起度过的。他骑着枣红马到她家楼下，让她坐在身后，带着她到附近的田野里，或者其他地方去散心。他们聊房子、孩子还有将来在一起的生活。当丹尼尔生病的时候，她也会照顾他。丹尼尔想，这样的日子也不赖。

一天晚上，他们俩在饭馆，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木桌子旁边，他们正在那里喝汤。

丹尼尔和那位姑娘听到大厅的另一边吵吵嚷嚷的，在吧台旁边，坐着那个把“第一笔买卖”卖给丹尼尔的人。他很激动地说着话，旁边有几个朋友陪着他。过了一会儿，他把其他人撇下，迈着沉重的步子，穿过大厅，一直走到丹尼尔的桌子前。他眼睛通红，走路歪歪扭扭，显然是喝多了。

“你偷了我的母马，混蛋。”他站在丹尼尔面前说。

丹尼尔看了他一眼。

“我根本没偷。”他说。

他其中一个朋友也走了过来，拽住了他的胳膊。

“走吧，”他说，“我们下次再说吧。”

“不！”他把手臂抽出来，说，“这个混蛋偷了我的母马，然后偷偷让德国人的黑马配了种。”

“我什么也没有偷，那匹母马是付了钱的。”

“付的钱少得可怜！”

“那匹马病了，你要把它卖给屠宰场。”

“你知道那匹马能治好。”那个男人含混地说了一句。

“不，我只是希望能治好。”丹尼尔看了一眼那个男人，拿起碗，喝了一口汤，说，“你回家吧，你喝多了。”

那个男人盯着丹尼尔看了几秒，他的眼睛因为酒精而充血，身体僵硬得像一根木棍。他转过脸，看见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大酒瓶，不知道是谁放在那里的。所有事情都发生在一瞬间，丹尼尔连抬起手的时间都没有，但是他记得当时的每个细节：那个男人用弯曲的手指拿起酒瓶，因为很用力，他的手指和手掌有些发白。那个酒瓶离开桌子，在桌面上留下一摊圆形的水印，他手臂的肌肉绷紧了，左腿向前跨了一步，他的面孔也因为用力和愤怒而变得扭曲，脸上那十几道皱纹像纸一样揉成一团。酒瓶里残留的泡沫向丹尼尔溅来，冰冷的玻璃打在了他的左眼上，玻璃碎片炸开，感觉就像一切都停止了，他看到一个魔幻的世界。然后一切陷入黑暗，他用手捂住了脸，那种刺痛感就像有一百根针在扎他。丹尼尔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是药剂师女儿的尖叫声。

丹尼尔满脸是血，晕倒在地上。那个姑娘向丹尼尔扑了过去。那个男人的朋友把他拉了出去，他还在那里张牙舞爪，想继续闹下去，但已经没有那么嚣张了。

饭馆老板从柜台后面跑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条毛巾，按在了丹尼尔的脸上。

“把他带到我那里去。”药剂师的女儿说。

饭馆老板点点头，弯下身把丹尼尔抱了起来。

药剂师看到女儿和饭馆老板，还有一个受伤的男孩，有点不知所措。这些血迹和他女儿有什么关系，他觉得自己最好不要细想。

“过来，把他放在这里。”药剂师对饭馆老板说，他指着厨房旁边的门。

饭馆老板进到那道门里，把丹尼尔轻轻放到房间里的大床上。

“你去叫医生。”药剂师对饭馆老板说，他走近丹尼尔，想看得更仔细一些。饭馆老板点点头，什么也没说就跑了出去。药剂师把丹尼尔的头小心地转过来，把那条盖在他脸上、沾满血的毛巾拿开。一道黑色的伤疤，很长，就像一张没牙的嘴那样张开着，从左边的眉毛一直延伸到腮帮子。

“你去店里拿消毒水、纱布、针和线，再拿两把消过毒的剪子，还有胶布。烧点儿热水。”药剂师吩咐女儿，他的目光没有从丹尼尔身上移开。

“他能治好吧？”女儿问。

“赶紧去。”父亲说。

女儿回来的时候，父亲正在用纱布和消毒水清理伤口。过了几分钟，医生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手里拿着包，走到床边。

“一道很长的伤口。”药剂师说。

医生把包放在床边，弯下腰看着丹尼尔。他把手放在丹尼尔的脸上，按了几下伤口，鲜血冒了出来，就像从河堤里溢出来的水一样。

“针线呢？”医生问。

“在这里。”药剂师说。

医生转过脸，看了一眼药剂师准备好的针线。

“好的。”他说。

一个小时以后，医生缝完了针，丹尼尔的脸上，缝了歪歪扭扭的一道。医生洗完手，又回到房间里，他抖了抖衣袖，准备穿上大衣。

“你给他打一针止疼药，让他休息一下。”他拿起包说。

药剂师点了点头，陪着医生到门口。当他回来时，他女儿还在那里看着丹尼尔，她眼睛肿着。

“你去睡觉吧。”她爸爸干巴巴地说了一句。

五

丹尼尔用了几秒钟，才意识到打在脸上的那记猛拳。他用了更长的时间，来搞清楚自己身处何处。他合上眼睛，看到彩色的碎片在眼前闪烁，好像心脏就在他脸皮下跳动，要撕裂表面的皮肤跑出来似的。他把手放在脸上，感受到整个左边的脸都被纱布覆盖了。他忽然想起了那个酒瓶，还有那场像烟花一样爆发的玻璃雨，之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他试着回忆发生的其他事情、场景或者声音，想知道自己在哪里。他把头转向窗子，一道泛着黄晕的浅蓝色光，已经开始在山的那头显露出来了，那些山的剪影，在天空的衬托下，像剪纸一样。他想这将会是一个艳阳天，他有点想笑，但只是轻轻微笑了一下，就感觉伤口像刀刺一样疼痛。

他从床上坐起来，手臂放在膝盖上，停了两分钟。他只是想让心脏不要在脸庞那里跳动，心要回到他的胸口里。他站起身来，从放在房间角落的椅子上拿过裤子，穿上裤子和鞋子之后，他伸了伸腰，然后打开了门。

外面还很黑，过道空荡荡的，墙上挂着几幅画。在走廊左边有几扇关着的门。只有一扇房门是开着的：从那里可以隐约看到一张沙发扶手。在走廊右边，很明显是一间厨房，在厨房旁边，很明显是房子的大门。

丹尼尔用指尖摸了摸纱布，手在脸上停留了几秒钟，然后，他向厨房走去。他觉得自己的双腿很沉重，就好像每条腿都绑了十公斤的沙袋，脸上除了疼痛，他还感觉到非常痒，很难受。他闭上眼睛，就会看到那些彩色片在眼前旋转，真是该死。

他不紧不慢地穿过厨房，来到门前。他觉得自己很喜欢那个厨房，让他很有家的感觉。

“你应该休息一下。”他听见背后传来一个声音。

走廊上，有一个人手放在口袋里，像一尊雕像那样站着，那是药剂师，他面无表情地看着丹尼尔。

丹尼尔用了几秒钟，把事情的前后想清楚了，他一直看着那个站在房间门口的男人。

“我不能休息。”丹尼尔最后说，“但是，还是谢谢你。”

丹尼尔转身打开门，准备出去。

“我们应该聊聊。”药剂师说。

丹尼尔转过身来，看了他一眼。

“我知道，”他说，“我会回来的。”

药剂师点了点头。过了两秒钟，丹尼尔走了出去，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幸运的是，他的枣红马就拴在门口。他打起精神，用尽全身力气紧紧地抓着马肚绳，最后终于骑上马了。

他骑着马，到老潘其亚的房子里去。他没有办法睁开左边的眼睛，假如不是那些该死的色块，他会把另一只眼睛也闭上。枣红色马不紧不慢，把他驮往老潘其亚那里，早晨的阳光开始照亮田野，空气很清凉。丹尼尔又想起了哥哥的香烟，他想，这时候如果能抽上一根烟，那简直太完美了。就好像这样的清晨，还有枣红马鼻子呼出的气息，脸上的绷带，还有那只不想睁开的眼睛，都缺点儿什么似的，假如有一根香烟的话，就会使画面更加完整。丹尼尔想，事情总是这样，在生活中，总是会缺点儿什么，但是故事的美妙之处就在于此：该有的东西一直都在。

丹尼尔来到了老潘其亚那里，整栋房子还是一片寂静。他只听到不远处有戴胜鸟的叫声。已经是白天了，经过了黎明的寒冷，气温已经逐渐回升。枣红马刚刚踏上门口的鹅卵石地面，老潘其亚从门里出来了，手里拿着一杯热腾腾的茶水，身上穿着那件衬衣，衣襟很大，像裙子一样垂在他的肚子上。

“今天早上来得很早啊。”老潘其亚喝了一口热茶，说道。这时，他注意到丹尼尔眼睛上面的纱布、丹尼尔闭着的眼睛，紫色的药水布满了半张脸。

“天哪！小伙子，你干什么啦？”

老潘其亚急忙走上前，拉过枣红马的缰绳，看着丹尼尔很费力地下马。

“别问了。”丹尼尔说。

他把枣红马撇在前院，然后直奔马厩。

“昨天晚上，你什么都没听见吗？”他问老潘其亚。

“没有，发生什么事儿了？”

“别问了。”

丹尼尔一直走到马厩，打开小栅栏门。马厩里，“第一笔买卖”躺在麦秆上，被人抹了脖子，躺在一摊血里，看起来都不像是它了，而是和真马一样大小的木偶，破碎不堪。脖子上那道巨大的伤口，至少有两拃长，就像是裂开的橡胶，但是那些血迹，让一切都显得非常真实。

“操！”丹尼尔说。他低下头，用一只手扶着头，另一只手轻轻按在闭着的眼睛上。

他就这样待了一会儿，一动不动，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定住了一样。

“你想怎么办？”老潘其亚问。

“我不知道。”小伙子说，他一动不动，没有睁开眼睛。

过了一分钟，老潘其亚觉得丹尼尔好像点了点头，然后抬起头，从马厩走了出去。他告诉老人他很快就回来，然后不紧不慢地骑上马走了。

六

丹尼尔回到家，进去之后，从架子上拿过步枪，在抽屉里找了两颗子弹，然后装了进去。他父亲看到他，问他想干什么。丹尼尔转过身，用他那只可以睁开的眼睛看着他说：

“爸爸，你不要担心。”

他父亲想着，有一天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自从他妻子死了之后，他感到很孤单，他看到两个孩子独自在田野里晃荡，他就预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丹尼尔身上。他觉得有一天，他会看到纳坦半死不活地回到家里，浑身是血，被人追赶。他从来都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另外一个儿子身上：这个儿子用自己的钱买了一匹马，而且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他在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做些什么，或者阻止丹尼尔做些什么。他觉得儿子似乎明白他的想法。然而，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儿子什么也不对他说，他们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他想改变现状也没有意义。

“不要干蠢事。”父亲让他过去，说了一句。

“放心吧。”丹尼尔拖着身体出去了。他肚子很饿，他想晚点他要吃点儿东西。

丹尼尔到达买“第一笔买卖”的那个农庄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四周好像没有什么人，这让事情变得更加困难。

丹尼尔让枣红马站在那栋浅红色房子前的空地上，步枪就搭在马的脖子上面。

几分钟之后，那个把“第一笔买卖”卖给他的男人出现了，他手里也拿着一把步枪，身后跟着三个罗圈腿、满脸皱纹的男人。三个人中有两个，就是大约两年前见证了那笔买卖的人。

他们几个人在那里待了几分钟，没有说话，都想搞清楚应该怎么办。

“你们想怎么办？”丹尼尔一动不动地说。

那个把“第一笔买卖”卖给丹尼尔的男人停了一下，做了个吞咽的动作。他想这个场面，他一点儿也不喜欢。另一个人从大门里走了出来，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和一件浅绿色的西装，灰白色的头发向后梳着，非常整齐，像是雕刻出来的一样，他下颌留了两道胡子，像尺子一样笔直。

“托尼诺。”那个男人说。

那个把“第一笔买卖”卖给丹尼尔的人忽然转过脸去，好像有点儿担心。

“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位穿着衬衣和西装的男人问。

托尼诺，这就是他的名字，他又转过脸来，看着丹尼尔。

“这个小伙子偷了我们一匹马，先生。”穿西装的男人把眼睛从托尼诺身上移开，然后盯着丹尼尔，向前走了两步。

“是不是真的？”他问。

“不，先生，这不是真的。我是正常买的马，也付了钱的，先生。他们两个都可以作证。”丹尼尔说，用手指了指托尼诺身后的人。

那个穿西装的人转向那两个人。

“是真的吗？”他问。

“那匹马病了，他只是付了屠宰场的钱。但是他知道怎样把那匹马治好，却什么也没有说，然后，他偷偷让德国人的黑种马给那匹马配种，还生了一匹小马驹。他把我们都耍了。”托尼诺端着枪，咆哮道。

“先生，”丹尼尔说，“我只是怀疑那匹马能治好，但是我不能确信。假如治不好，我也一样会把它卖给屠宰场。这是我能买到一匹马的唯一办法，先生。幸运的是，我把它治好了，但是马是我买的，是付了钱的。”

那个穿西装的男人转向托尼诺的两个同伴。

“是不是真的？”他又问道。

两个人中的一个有些羞怯地看着丹尼尔，说：

“他没有告诉我们，马可以治好。”

那位先生看起来有点烦了，又转过身来，看了丹尼尔几秒钟，没有说话，他在想该怎么办。

“至于德国人的种马，先生，那是真的：我是晚上去的，偷偷给母马配的种。但是一有机会，我就会补偿德国人的。你可以四处打听一下，先生，我是一个诚实的人。”

那位先生看着脸上缠着绷带的男孩，还有托尼诺，以及他们手上的步枪，他觉得，还有一些事情他不知道。

“那又怎么样？”那位先生好像在问所有人，“现在，问题在哪里？”

丹尼尔看着他的眼睛，然后说：

“先生，问题在于，我搭上了半张脸，还有那匹母马。”

“母马？”

“是的，先生。那匹母马在老潘其亚的马厩里被抹了脖子。我是一个诚实的人，先生，我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我不想白费心血。”

那个头发花白的先生很严肃地看着他。

“你的脸呢？”

“这要问他了。”丹尼尔用下巴指着托尼诺。

那位先生转向托尼诺。

“怎么回事儿？”他说。

“他骗了我们。”托尼诺干巴巴地说。

那位先生看着丹尼尔的眼睛，他想：丹尼尔疲惫的样子，他闭着的眼睛，那个绷带，还有放在马脖子上的步枪，有某种浪漫的气息。

“托尼诺，”那位先生说，“你去下面，把我们的母马牵过来。”

托尼诺转过头，很迷惑地看着他。

“快去！”他说。

托尼诺又看了他几秒，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摇了摇头，绕着房子走了。

过了几分钟，他手里牵着一匹很高大的灰色马。

“把马给他。”托尼诺走过来时，那位先生说。

托尼诺一直走到丹尼尔旁边，把缰绳递给他，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这是一匹好母马。”那位先生说，“我现在跟德国人打声招呼，你看吧，你想给母马配几次种都行。”

“谢谢，先生。”

那位先生严肃地点点头，然后回过头去看托尼诺。

“把步枪给我。”他说。

托尼诺向前走了三步，把步枪递给了他。

“现在，托尼诺，我给你一刻钟时间，收拾你的东西，赶紧滚蛋。”

托尼诺很失措地看着那位先生。

“但是，先生。”

“去你妈的先生。我付钱给你，让你照料我的马。你把一匹好马卖了肉的价钱，你不知道那匹马可以治好。你刚刚又让我失去了一匹最好的母马，来补偿你欠的债。还不用说你对这个男孩和他的马做的事情。一刻钟以后，我来找你。我如果再看见你，或者在这附近看见你，我发誓，我会用枪打断你的腿。”

丹尼尔想，他不愿意待在那里看到那样的情景，那不是他的事情。就这样，他告别了那位先生，让马掉头，回家去了。

“再见。”那位先生严肃地说，眼睛没有从托尼诺身上移开。

七

纳坦再次回来的时候，丹尼尔脸上的紫色伤痕，已经只剩下一点蓝色和黄色的印子。幸好那只眼睛没事儿，能睁开，丹尼尔还是把绷带缠在脸上，想盖住那道难看的缝线。医生说，再过几天就可以拆线了。

那是一个午后，丹尼尔快要梳理完他的枣红马。

纳坦走了过来，把栗色马拴到围栏上，开始卸马鞍。

“嘿。”他说。

“嘿。”他听见丹尼尔打招呼，并看到他缠着绷带、挂了花的脸从马后面探了出来。

纳坦感觉好像有一只手在蹂躏着他的胃。

“操！发生了什么事情？”

丹尼尔看了他一眼，继续给马梳毛。

“没什么事儿，纳坦，你不要担心。”

“告诉我谁干的。”

“没什么。算了吧。”

一种发麻的感觉从纳坦的胃里升起，一直传递到手臂上。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算了，纳坦，这不是你的事儿。”

纳坦想了想，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操！”他说。然后他坐在木栅栏上，开始卷一根烟。

“疼吗？”过了一会儿，他问。

丹尼尔微笑了一下。

“不疼了。”他说。

“你让我看一下。”

丹尼尔放下手中的刷子，靠近围栏，不紧不慢地把绷带从脸上拿开。他站在纳坦的面前，头轻轻偏向闭着眼睛的那边。

“操！”纳坦说。

一道淡红色的伤疤沿着脸下来，周围有黑色的线。

“我可以摸一下吗？”纳坦用一只手靠近说。

丹尼尔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纳坦用手指很轻柔地靠近，轻轻地摸了一下那道伤疤，就像一个巨人用手指掠过一条土路。

那道伤疤好像在说话，在讲故事。

“操！”纳坦把手指拿开，欣赏了一会儿那道伤疤。

“很漂亮，对吧？”丹尼尔说。

纳坦点了点头，什么也没有说。

第二天，丹尼尔和往常一样，黎明就起身，去老潘其亚那里干活。大概半早上的时候，纳坦骑着他的栗色马来了。丹尼尔正要把马都拉出来，清理马厩。

“嘿。”纳坦说。

“嘿。”丹尼尔答应了一声。

“我想再出去转转。”

丹尼尔停下来，看着他，有点不安，因为哥哥出门前，从来都不来给他打招呼。

“啊，”丹尼尔看着哥哥的眼睛说，“好的。”

“那匹母马呢？”纳坦用下巴指了指那匹灰色的新母马，问道。

丹尼尔转过头看着母马。

“这是他们赔的，代替‘第一笔买卖’。”

“‘第一笔买卖’呢？”

“‘第一笔买卖’死了。”

“哦。”纳坦说，“这匹马叫什么名字？”

“这匹叫‘代替品’。”丹尼尔拍了拍母马的脖子说。

纳坦笑了一下。

“好吧。”他说，“我走了。”

丹尼尔点了点头。

“早日见。”

纳坦也点了点头。

“是的，早日见。”他说。过了几秒钟，他让栗色马掉头，慢慢走了。

丹尼尔看着哥哥离开，一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街道尽头。他觉得，这次哥哥可能要比平时离开更长时间。

猴子

一

电话响时，尼科正在玩桌上足球。他在等经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在等待的时候，他想着下午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于是，他从衣柜的最里面拿出了那个绿色的旧盒子，那是姐姐在几年前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尼科从来都没有学会玩桌上足球，他从小都很羡慕那些小伙伴，他们能在一张木板上，低头玩一个下午，第二天他们到学校时，会谈论起他们在巴西马拉卡纳运动场参加的决赛。

现在，面对那个绿色的盒子、胶合板架子，还有那些卡在活动机关里的小人儿，他还是觉得有种莫名的嫉妒，这种感觉和他在“巴利拉”桌上足球台前是一样的。他一直在想：假如一个人不会玩简易触摸足球，还有“巴利拉”桌上足球，那他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而这种情结会跟随他一辈子。

姐姐把简易触摸足球送给他的时候，尼科马上想到的是：这个礼物暗含着某种深意。他又想，管他呢，他打算尽早学会玩这个游戏。然而，那个盒子还是一直放在衣柜的深处。从根本上来说，一个人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这很难改变。那天下午，他觉得是一个重新实现儿时愿望的机会。尼科很随意地走向那张放电话的小桌子，眼睛看着触摸足球游戏的垫布，还有那些五颜六色、肌肉发达的球员。

“喂，安吉拉吗？”

“你好，尼科，我是玛利亚。”

“你不是安吉拉吗？”

“不是，我是玛利亚。”

“见鬼，我真希望你是安吉拉。”

“好吧，我很遗憾。假如你愿意，我可以假装是她，但是我不认识她。她是谁？”

“我的经纪人。我在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我很遗憾，我不是她。”

“是啊，我也觉得很遗憾。”

尼科想了一会儿。

“对不起，你是哪个玛利亚？”

在电话的另一端，尼科听见一阵笑声，但是笑声并不欢快。

“皮耶罗的姐姐。”

“皮耶罗的姐姐？”

“是的，你还记得皮耶罗吗？他是你朋友呀。”

“是的，当然啦，只是……算了。他怎么样了？”

尼科第一次见到玛利亚的时候，她正躺在花园里一张藤编的小沙发上。她当时身上穿着一条很轻盈的黄色裙子，在微风中轻轻飞舞，头上戴着一顶非常宽大的草帽，遮住了她的脸，挡住了太阳。她好像是菲茨杰拉德的小说里的人物，手里拿着一本简装版小说，书很厚。尼科一下子就爱上她了，此后很多年玛利亚都是他的梦中情人。就像每个男孩在青春期，或早或晚都会碰到一个神秘的、无法拥有的女人。

“还不错。”玛利亚说，“你呢？”

“嗯，也挺好。你知道……”

“当然。”玛利亚说，她的声音里有一丝笑意。

实际上，尼科有点儿怀疑：他那种超现实的生活，周围那些奇奇怪怪的朋友，还有那种光怪陆离的生活，她真的知道吗？但是实际上，大家都只是这么说说而已。

“工作怎么样了？”玛利亚问。有些人在说到“工作”这个词时，会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会稍微改变一下节奏，用很难察觉的变音，让这个词听起来很可笑。

“可以说不错。我正在等经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总之，事情在向前发展。”

“你的工作应该挺有意思的。”

“算不上，”尼科说，“不过总的来说，比在煤矿上工作要好一点。”

玛利亚又笑了一下，尼科也笑了，两个人都没说话，让那种心照不宣的俗套感过去。

“你听我说，尼科。我需要和你谈一下我弟弟的事情。”

“当然，你说吧，他又失踪了吗？我没有见到他，我们已经至少有一个半月没有通过电话了。我听说你们一起去度假了。”

“是的……不……是这样……你听我说，皮耶罗做起猴子来了。”

“他做起什么来了？”

“猴子。”

“猴子吗？什么意思？我没懂。”

“今年夏天的时候，他忽然间趴到地上，开始和猴子一样吱吱叫。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很好玩，像是游戏一样。但是后来，他就一直没停下来。”

尼科沉默了很长时间。他的眼前，浮现出皮耶罗花花绿绿的怪异形象，又浮现了一系列猴子的形象，这两样东西好像很难交融在一起。

“尼科，你在听吗？”

“是的，但是……”

“是的，我知道。”玛利亚说。

尼科又沉默了几秒钟。

“我很难想象这件事。”

“是呀，我知道。”

玛利亚没有意识到：尼科觉得和她通电话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皮耶罗的事情反倒没有让他觉得很奇怪。就好像那件关于猴子的事情，已经马上镶进了一个超现实、戏剧性的区域，可不可信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

“我想，你可以过来看看他。”

尼科一下子坐在沙发上，差点儿笑出声来。

“尼科，你还在吗？”

“在呢。”尼科强忍住了笑，说道。一想到要去看他那个扮演猴子的朋友，这时候，他只觉得很好笑，加上他姐姐严肃的语气，就更加好笑了。

“我先把手头的事情安排一下，一有空我就过来。”他说。

“太好了，我们等你。”

尼科把电话挂上，然后待在那里，盯着话筒看了一会儿。几分钟后，他从沙发旁边的小桌子上拿过一支橙色的、啃得不像样的旧铅笔，他通常用这支铅笔画画儿。他把铅笔横着叼在嘴上，然后用目光搜寻整个房间，他心事重重。他眼睛里看到的每样东西，都好像和皮耶罗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

有些人和你相处很长时间之后，他们会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通过某种方式成为你的一部分，影响着你所做的事情。尽管你可能和这个人已经很少见面了，但是他们的影响依然存在。就好像那个和他一起长大的朋友皮耶罗，现在他们已经几乎不见面了，不管尼科愿不愿意，那位不安分的朋友都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尼科的眼睛又回到电话上，他拿起听筒，拨了一个号码。

“喂。”

“你好，安吉拉，我是尼科。”

“你好，尼科。”

“有什么消息吗？”

“尼科，你半个小时前刚给我打了电话。”

“是的，我知道。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没什么消息。”

“‘星星电影’公司那边也没有消息吗？”

“你还在等其他消息吗？”

“没有，可以说没有。”

“好吧，那还没有消息，‘星星电影’公司也没有消息。你想每半个小时就给我打一个电话，一直到有消息出来吗？我想告诉你，估计还得几天呢。”

尼科想象着：安吉拉坐在她的皮沙发上，舒舒服服待在她那位于台伯河岸上的漂亮办公室里。他想象她把听筒放在肩膀上，她说话时，时不时会发出不耐烦的声息，做出一些讽刺的表情，尤其当她秘书在场的时候。安吉拉并不是一个和蔼和亲的人，但是她的辛辣刻薄中，有一种尼科无法缺少的东西。她是一个肥胖的女人，子宫里面全是水泥，在她生命的某个时刻，她决定：做一笔好买卖，要比和男人睡觉好得多。她是那些成功地自我解放的女人中的一个，她们不会做饭，也不会读书，但是她们会戴着爱马仕丝巾出门，她们通过阅读星期天的《二十四小时太阳报》上的文化专栏提升自我。实际上，尼科不用和她上床，安吉拉也会尽一切努力，让他赚大钱，因此，她子宫里全是水泥，她把生意放在首位，这并不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

“不，你听我说，我想告诉你，我这个周末要回家一趟，你觉得这会是个问题吗？”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问，这个城市会不会想念你？”

“安吉拉，拜托了……我说的是‘星星电影’。”

“好像手机已经发明出来了吧，没有人告诉你吗？”

“你知道的，我没有手机。”

“或许是时候，该买一部了。”

“我觉得现在还不需要，但是我会考虑的。”

“好的，恭喜，欢迎你来到二十一世纪。”

尼科在那里，咬了咬他的铅笔。

“你知道，我要去看一个朋友，他扮起猴子来了。”

尼科在想他为什么要说这些，但是他觉得很好奇，想知道这句话能引起什么样的反应。

“啊！玩得愉快。”安吉拉说。

“就这些吗？”

“‘就这些吗’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我要去看一个朋友，他扮起猴子来了。”

“是的，我明白了。”

“你不觉得奇怪吗？”

“哈！说实在的，这事儿和我没什么关系。”

“但是，他真的在扮猴子，吱吱乱叫，其他表现也和猴子一样。”

“尼科，我很荣幸，但是……”

“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呢？”

“你想说什么？”

“假如你的朋友扮起猴子来，你会怎么做呢？”

“尼科，我不知道。我是你的经纪人，不是你的心理分析师。”

“但是，关于这件事情，你总有个人的意见吧，见鬼！”

“尼科，别大声嚷嚷。”

“对不起。”

“算了吧。”

沉默。

“然后呢？”

“什么然后？”

“我的朋友。那个扮猴子的朋友。”

“尼科，我不知道。我们的对话已经变得超现实了，我讨厌这种超现实的对话。因此我才做了经纪人。”

“那你就这样蒙混过去。”

“怎么蒙混过去？”

“你的朋友开始扮起猴子来，你能想到的最聪明的话，就是‘我讨厌超现实的对话’？”

“不，我是说给你听的，我没有任何朋友变成猴子。”

“是的，但是……”

“尼科，你抽根大麻吧，大家都说很管用。现在，对不起，我有事情要做，我得走了，我得撑着这个烂摊子。你要好好的。”然后她挂上了电话。

尼科在那里，盯着话筒看了一会儿，不紧不慢地挂上电话。他想起在电影里，人们总是连招呼都不打就挂上电话，他一直觉得这种做法非常不礼貌。实际上，这一点儿也不好，尤其是你的经纪人这么做的时候，更让人觉得糟糕。尼科认识其他一些有经纪人的人，在谈起他们的经纪人时，就好像在谈论朋友。尼科想，他的经纪人有所保留，并没有对他敞开心扉，这是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还有，安吉拉在他的面前，总是有一种母性的骄傲。尼科心里琢磨了一下，最后他确认，这样对他来说更好，他并不希望和经纪人建立一种虚伪的朋友关系。

尼科从嘴上拿下铅笔，又想了想皮耶罗和猴子的事情。他想着在这样一个消息面前，应该做出什么反应，他刚才感觉到一种奇异的欣喜，他想着应不应该这样。他在想，自己是应该表现出担心，还是遗憾，或者说应该感觉到沉重。他经常想，他在生活中面对这样的戏剧性事件，或者是类似的变故，他的反应正不正常。在那时候，他只是觉得很好奇，很愉快，几乎很欣喜，对这件事情充满兴趣，因为这件事，无论如何会为他平淡的生活添加一丝色彩。

忽然之间，他感到一种强烈的需要，想回家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想知道，还有没有别的让他吃惊的事情。他又重新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喂。”

“你好。”

“你好。”

“你好吗？”

“很好，说吧，什么事儿。”

“我就是想打电话给你，想知道你怎么样了。”尼科绕了一个弯子，说。

“啊，我和一个小时前差不多。有什么事儿吗，亲爱的？”

“没事儿，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就这些吗？”

“是的，差不多。”

“什么事情出了问题？”

“不，没事儿，就是我今天应该回家一趟。”

“怎么？”

“我得回家……”

“是的，我知道了，但是你得说理由啊。”

“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原因。”

“啊，是吗？什么原因？”

“我的一个朋友开始扮起猴子了。”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

“这是我听过的最白痴的借口，我告诉你，你的想象力已经不能和刚开始一样让我发笑了。”

尼科把话筒从耳朵上拿开一点点，看着天花板。

“我向你发誓，我说的是真的。”然后他说，“他姐姐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

“你这个朋友是谁呢？”

“他叫皮耶罗。”

“为什么每次我们要出去过周末时，你的这个朋友、那个朋友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我有很多朋友。”

“别犯浑，尼科。”

尼科眨了眨眼睛，想尽量保持平静。

“无论如何，这个朋友，我一定和你说起过。”

“就是那个扮起猴子的朋友？我不记得你说过，如果说过，我会记得的。”

“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扮猴子。他是今年夏天才开始的。”

“你这个朋友，开始是做什么的呢？”

“你想知道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是的。”

“为什么？”

“尼科，你不要让我发火。”

“他什么都干过。”

“我从来都没有听你说过这个朋友，你都没办法很快说出他的一个比较可信的职业。我对你说过，扯谎会让我冒火。”

“我从来都没有对你说谎。”

“这是你说的。”

这真是件折磨人心的事情。想了想，尼科根本想不起来这个关于扯谎的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只知道，他那个非常大度、善解人意而且幽默风趣的女朋友，忽然间就变得疑心很重，对尼科所说的话表示怀疑。她确信他在说谎。一开始，尼科想，这可能是阶段性的，她可能觉得压力很大，只是需要发泄一下。然后，她还是会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后来，尼科试着真的说了一些谎，还挺奏效的。

然而，那天他想诚实一点。

“就是那个朋友，他才华横溢，除了干其他事儿，他还画画。”

“啊，就是爸爸死了，到处惹事的那个？”

“是的，就是他。你看，你记起来了吧？”

“我还是不相信，你说的这个朋友的事。”

尼科把听筒放在了他的大腿上，看着房间的另一边，就好像那里有一个人似的，他有些不知所措。有时候，面对这些怀疑和不信任，他会感觉到一点温柔和关切。但是那时候情况不一样，就皮耶罗扮猴子的事情，那时候他只想对着他女朋友干脆地笑两声，然后挂上电话，坐上第一趟火车回家。

“你听我说，贾达，我们别胡扯了。”尼科说，“有什么事情让你不爽？现在我不想开玩笑，我们要开诚布公，为什么你要那样指责我？”

“因为每次我们要一起做一件愉快的事情，想弥合我们之间的关系时，你总是有无法推掉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们需要弥合我们的关系。”

“对不起，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去那不勒斯干什么？”

“也许要在天冷之前，在海边过一个周末？”

“我想说事情并不是这样。”

“啊，很明显，有些事情我蒙在鼓里。”

“对不起，你没有注意到，我这几天特别柔情蜜意？”

“是啊，事实上，你就是变温柔了。我在想，那个今天早上把咖啡端到我的床前的女人去哪里了，你能不能叫她来接电话？她应该就在你那里。”

“尼科，别犯浑。”

“贾达，我不会跟你去那不勒斯。我不知道你的不满、那不勒斯、你的柔情蜜意，这和我们必须弥合情感，到底有什么联系。”

“尼科，你想想，为什么这几天我对你态度那么好？”

“我想象一下，一个正常的回答可能就是‘就这样，我就是想温柔一点’，这个答案说不过去，对不对？”

“不，我想是说不通。”

尼科眨了眨眼睛，他觉得很累。他本来想把话筒扔在沙发上，然后走出去，连大门都不关。

“那么，你跟我说说，因为我想象不出来。”他叹了一口气说。

“我对你非常好，是想推动一下我们的关系。”

尼科还在想她提到的情感危机：贾达忽然的温柔和他们在那不勒斯过周末之间的联系，忽然间他觉得自己无意参加了一场演出，一场他所不知道的演出。他等了几秒钟，用手指摸了摸紧闭着的眼睛。

“对不起，贾达。”他最后说，“你们女人，就是这样让自己纠结死的。”

“去你妈的，尼科。”

在十几分钟里，尼科第二次被人挂了电话。然而，这一次他有种非常天真的满足感。

尼科不紧不慢地把听筒挂上，他有点儿心事重重，想着他应该怎么对待皮耶罗的事情。这件事情已经给他和经纪人、女朋友的关系都造成了麻烦，他是不是应该觉得愤怒，或者说，他是不是应该感谢皮耶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给他今天的生活增添了一丝光彩。他想为什么贾达会那么出奇愤怒，就因为猴子的事情，还有那不勒斯的周末旅行？他在想，那是不是内分泌失调造成的结果，或者说是女人那些特有的问题，比如说更年期综合征发作？

他转过脸，从桌子上拿过通讯录，翻了一下，把话筒放在肩膀上，拨了一个新号码。

“这里是医疗所，晚上好。”

“您好，医生在吗？请让她接电话。”

“您是谁啊？”

“她的一位前任。”

“当然，请等一下。”

尼科觉得很满意，说自己是女医生的前任，这让他洋洋得意。过了十几秒，他听到那边有人接了电话。

“喂。”

“你好，齐娅拉，我是尼科。”

“你好，尼科。你觉得打电话到工作场合，然后介绍自己是我某个前任，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不合适，但我是第一次这样说，我得说我很喜欢这种感觉。以后我会经常这样做。”

“好主意。你怎么样了？”

“还不错。齐娅拉，你听我说：一位三十岁的女性，有没有可能提前进入更年期，忽然发病呢？”

“尼科，首先，更年期就没有忽然发病这一说；其次，我得说，三十岁出现更年期症状，基本没有可能。你为什么问这个？”

“哦，我只是想知道。你听我说，还有那次我们一起去巴黎，我们一起去旅行，是不是因为我们要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我们去，是因为我们想去参观欧洲迪斯尼乐园。”

“就这些吗？”

“是的，就这些。”

就这样，尼科觉得，这些话里有罗西尼电影的感觉，还存在会说这些话的女人吗？

“齐娅拉，”尼科说，“我们俩是怎么分手的？”

“尼科，是因为你找别人了。”

“嗯，是真的，我很遗憾。”

“你不要担心，我也找了别人。”

“啊，太好了。过得怎么样？”

“还不赖，现在他已经成了我的丈夫，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这时候，尼科有点嫉妒那个他不认识的男人，他想象着自己在那幅动人的家庭画面里的情景。然后他又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去找了另一个女人？其他事情他都想不起来了。

“真的吗？”尼科说，“太棒了！我想我们要复合，想都别想。”

齐娅拉笑了一下。

“是呀，我想没有可能了。但是，你要来我们家吃晚饭，我会很高兴。”

“我会考虑的。”

沉默。

“你和女朋友出问题了吗？”齐娅拉问。

“是的，不仅仅是和她。我的一个朋友开始扮起猴子来。”

“怎样？”

“我的一个朋友开始扮起猴子来。”

“什么意思？”

“就是他开始吱吱乱叫，像猴子一样，我想他是疯了。”

“操。”齐娅拉说。尼科听见她在向一个人道歉，让那人等一下。

“尼科，我很遗憾。”齐娅拉接着说。

“是的，我知道，这件事情很糟糕。但是，谁知道呢，可能这样他自己会觉得好一些。”

“是的，可能是。”齐娅拉不太确信地说。

“尼科，对不起，我得挂了：我正在出诊。”

“你是说，我们说话的时候，你正对着一个病人的屁股？”

“是的。”

“你的职业真棒。她身材怎么样？”

“再见，尼科。”

“再见，齐娅拉，好好的。”

挂上电话的时候，尼科觉得齐娅拉在笑。让一个女人笑，真是一种不错的感觉。

二

尼科坐上火车，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餐吧，面前摆着一杯啤酒，眼睛看着外面的树木、小山、隧道和铁路旁边的道路。他尽量什么也不想，不去想安吉拉，不去想他正在等待的“星星电影”的电话，不去想假如那个电话不打过来的话，他怎么付水电费和房租，也不去想贾达、那不勒斯的周末、早上贾达端到他床前的咖啡，还有她最后说的“滚蛋”。他控制自己，尤其是不去想皮耶罗，他不想破坏那个奇怪但是很具体的场景——假如一切都是真的，他不想用自己那些生锈的、没用的影像来干扰那个场景。

到达目的地之后，他马上就坐上遇到的第一辆出租车，他把皮耶罗家的地址给了出租车司机。

“那是您家吗？”他们刚一出发，出租车司机就问。

尼科把目光从外面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收回来，从后视镜里看着出租车司机。

“对不起，你说什么？”尼科问。

“这个地址，是您家的吗？”

“不是，”尼科说，“是我朋友家。”

出租车师傅点头，然后通过镜子看了一眼尼科。

“真遗憾，”他说，“那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尼科笑了一声。

“是啊，真是遗憾。”尼科说。从根本上来说，基于现在的状况，他并不确信那真的遗憾，但他还是那么说了一句。

“他扮起猴子来了。”然后尼科说。

出租车司机又从镜子里看了他一眼。司机的眼睛是黑色的，眼窝很深，眼周有十几道很深的皱纹，他一生中应该没少笑。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出租车司机问。

“我的朋友，他今年夏天扮起猴子来，后来一直都没停。我正要去看看他，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尼科说。

出租车司机又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

“现在的人啊，总是异想天开，编造各种各样的理由。”过了一会儿，出租车司机说。

尼科看了他一眼，在想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几乎就要开口询问了，但是他又想，事情该是怎么就怎样吧。另外，他也不想说话。他又开始看窗外。出租车离开了市里，向小山丘驰去，午后暗淡的阳光，给周围的一切涂上了一层忧伤、压抑的色彩，像有些电影的最后结局。

当他们来到栅栏门前，出租车司机问要不要把他送到房子前。尼科说不需要，他付了钱，说了谢谢，然后下车了。他在那里待了一会儿，看着出租车司机在一个宽阔的地方掉头，然后沿着一条很窄的柏油路下山了，路两边是别墅花园的石头墙。

尼科转过身，看着皮耶罗家别墅的巨大栅栏。他想起了他第一次进去的情景，那时候他还是个小男孩，那种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神奇、迷人的地方。

他靠近栅栏，按了下那个铜质的门铃，门铃上面有一个没有写名字的牌子。过了至少一分钟，他才听到门铃对讲机刺刺拉拉响了起来，有人问：“谁？”

尼科听出来，那是玛利亚的声音。

“我是尼科。”尼科低着头，对着门铃说。刚才他感到的那种孩童般的狂喜好像一点点消散了，当他的食指按到那个铜质门铃上时，就已经彻底消失了。

“啊，太好了！进来吧！”对讲机还是在嘶嘶叫。

那道巨大的栅栏门抖动着，然后开始打开。

尼科想，看到一个私家花园的大栅栏门打开，总是有一种神奇的、了不起的感觉。

尼科来到小路的尽头，玛利亚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她站在深色的木头门前。尼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来这栋别墅了，也许有好几年了，他在想，怎么可能每次来，都会觉得这栋别墅变大了呢。

玛利亚比他记忆中的还要漂亮。她穿着一条深色的麻布裤子，那条裤子穿在别人身上，可能会显得太宽松。她光着脚，上身很简单地穿了一件白衬衣，腰上打了个结，袖子是挽起来的。她衬衣上面的几个扣子没扣，能隐约看到乳房的形状，黑色的头发扎了起来，看起来很精神。

“你好。”尼科说，他在入口的石头台阶前停了一会儿。

“你好。”玛利亚回应了一句，那时候，尼科感觉到她对自己挤了挤眼睛。

尼科心想：为什么有的人看起来总是那么优雅和迷人，他们本应该显得懒散才对。他在想，他们是不是上了一门特殊的课程，或者那只是遗传的缘故，没有别的。

尼科走上台阶，然后张开双臂拥抱了玛利亚，他意识到，那是他第一次这么做。在他和皮耶罗二十多年的交情中，那是他姐姐第一次距离他一米之内。

“你看起来很精神。”他们拥抱完毕，玛利亚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说道。

“你也一样。”尼科微笑着说。玛利亚微笑了一下，但好像被什么东西刺痛了一样，她转身进了房子。

“谢谢你这么快赶过来。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谁知道呢，可能你……”

“别说这些客气话。”尼科说。他本来应该说一些更聪明的话，但是在那时候，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他只想到皮耶罗那里去，然后亲眼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在哪里？”尼科问。

玛利亚转过身，看了他一下，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

“他在上面。”她说，“我妈妈说她想见见你。”

尼科一点也不想见皮耶罗的妈妈，特别是在这种时刻。

“当然。”他说，“我也想见见她。”

玛利亚又尴尬地微笑了一下，她忽然转过身，用脚尖走路，向客厅走去。

红色的夕阳从落地窗户照进来，给大客厅涂上光彩，大厅里有很多彩色的抽象派油画，还有很多皮沙发。

整个大厅都笼罩在一种橙黄色的光芒里，这和客厅的装修非常不协调，也让这个会面更加难堪。在客厅中间，皮耶罗的妈妈坐在一张大沙发上，她靠在扶手上，正在那里缝着什么东西。

“尼科拉，亲爱的！”她一边说，一边张开双臂，“你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让我亲一下。”

尼科尽可能地微笑，向她走去。

“你好，米里亚姆。”他走到她跟前，说。

皮耶罗的妈妈伸出手，把尼科的脸揽过来，亲了一口。

“真是一个大大的惊喜！皮耶罗一定会高兴得要命。”她瞪大了眼睛，好像要弄明白他的心事。

“也顺路，我正好经过这里。”尼科说。

皮耶罗的妈妈点了点头，微笑着，非常愉快。

“你能过来，真是太好了！你最近怎么样？你还是在剧院工作吧？”

尼科从来都没有在剧院里工作过。

“当然。工作再辛苦，但总得有人干。”尼科说。他一直都梦想说那句话，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在这个情景下，好像说什么都可以。

皮耶罗的妈妈笑了一下，捏了捏他的脸蛋，然后转过身对着玛利亚。

“这小子还是那么可爱！”她说，然后又转过脸来，看着尼科，“你一直都是……”

“灯光师！”尼科说。

“真棒啊！你听见了吗，玛利亚？”

尼科点了点头，抿了抿嘴。玛利亚看着她妈妈，皱了皱眉头。

皮耶罗的妈妈继续微笑着，看着尼科。尼科一直在点头，玛利亚一会儿看她妈妈，一会儿看尼科。最后，尼科看了一眼房间，说：

“一切还是老样子，嗯？”

“是呀！”皮耶罗妈妈的声调忽然变得很高，“一切都和以前一样！”

玛利亚把一只手放在她妈妈的手臂上。

“真是美好的时刻。”她妈妈放低了声音说。

尼科在想，米里亚姆心里是不是也在想她把尼科从家里赶了出去的事情，她用一个扫把轮他，禁止皮耶罗和他见面。

“是呀，”尼科说，“美好的时刻。”

然后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我现在想去看看皮耶罗，”尼科对玛利亚说，“你们看可以吗？”

“当然啦！”米里亚姆说，“玛利亚，你陪他去？他见到你，不知道要多高兴。”她一边说，一边看着尼科。

对于尼科来说，他有点儿怀疑，也许这一切都是一场玩笑。当玛利亚把他从客厅里带出来，他有一种冲动，就是想看看四周有没有一些隐秘的摄像头，还有一些虚设的镜子。

玛利亚带着他走到那个宽阔的入口，然后走上那些深色的木头台阶，走了几个台阶之后，她的头偏向一边。

“你知道，她还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她说。

尼科看了她几秒，什么也没有说。他在想，在这个神奇的身体里，到底有没有灵魂。

“当然。”他说。

在台阶的尽头，玛利亚向右转，在一道长长的走廊里，她停在了皮耶罗的房间门口，就是尼科在里面睡过几十次的房间。

“我们到了。”玛利亚说，她把手放在那个深色的钢质门把手上。尼科看着玛利亚，他有一点点担心和尴尬，她微笑了一下作为回应。玛利亚轻轻地敲了一下木门，把门打开了。

“皮耶罗？”她轻轻地说，“有人来看你了，你快来看：是尼科。”

门上还贴着一些画报，是Kiss和Depeche Mode两个乐队的宣传画。门开了，里面是奶油色的地毯，还有一张单人床，深色的木头书架，上面堆满了碟片、书籍还有其他玩意儿，房间最里面是一扇大窗户，窗户外面是一个小阳台。

他就在那里，在床后面，在窗户面前，被窗外的夕阳照亮。从门这边只能看到一个背光的影子，他蜷缩着躺在地上，正在那里玩地板上的东西。皮耶罗的脸转向尼科和玛利亚，他的嘴向前伸了出来，撅成一个圆形，他摇晃着脑袋，嘟囔了两三声，他的脸整个皱了起来，他伸出一只手来，拍了两下额头，当他的目光又回到地板上，他的身体在轻轻地左右摇晃。

尼科很严肃，他从远处看了这位老朋友几分钟。

“嘿。”尼科最后说。

玛利亚看着尼科，她几乎都要哭了，尼科向前走了几步，进到房间里。

尼科经过那张床，靠近皮耶罗。他赤身裸体，蜷缩在床边，在那里玩一堆开心果壳，真像一只猴子。皮耶罗抬起眼睛，忽然间张开嘴，露出了所有牙齿，又马上低下头，嘟囔了几声，把两根手指伸到开心果壳堆里。

“你好，皮耶罗。”尼科又说。

皮耶罗抬起头，用那种怪异的方式微笑了一下，又低下了头。最后，他用胳膊和腿撑地，肩膀碰到了尼科的腿，又回到原处，在果壳面前，嘟嘟囔囔。

“可能让你们单独待一会儿比较好。”玛利亚在门边说。

尼科转过脸来，看着她，她的眼神很忧伤，嘴唇上带着一丝尴尬的微笑。

“好的。”尼科说，“可能这样好一些。”

玛利亚从房间里出去，门在她身后关上了。尼科看着她消失，然后又盯着门，看了几秒钟。他回过头看皮耶罗，他的朋友正用那些果壳在堆一个什么东西。

他们最后一次打电话的时候，皮耶罗在伦敦出差，他让尼科去伦敦找他。

“现在不行。”尼科当时是这么说的，“你回意大利来吧。”

“操，尼科，我真想回去。我想回意大利，什么也不想，先玩上几天。为什么我们不离开呢？”

尼科那时候想笑出声来。

“皮耶罗，从十二岁开始，你就不停地重复这句话。你他妈到底想去哪儿呢？”他是这么回答的。

“好吧，我也不知道。随便去哪里，比如说去澳大利亚。”

“你变成基佬了吗？”

“还没有，但我正想着呢，为什么？”

“因为这种话一般是说给一个女人的，我才不会为你捡肥皂！”

皮耶罗笑了一下。

“那也不赖嘛。”他说。

“什么，我的屁股？”

“不赖。不，我说的是抛下一切，然后离开。”

尼科想了一下。

“我们非得去澳大利亚，才能抛开一切吗？”

这时候，皮耶罗也想了一下。

“不，可能不行。但是，那里要酷一些。”

“为什么？”

“因为那里有海浪。”

“那又能怎样？”

“可以冲浪啊。”

“皮耶罗，你不会冲浪。”

“我知道，总可以学的。”

“去你的。”尼科说。

“因为那里人很少。”

“好吧，这是一个不错的理由。”

“可以说，最好的理由。”

“是的，最好的。”

他们俩沉默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

“尼科？”皮耶罗又接着说。

“说吧。”

“你觉得，我们的梦都去哪儿了呢？”

“梦？什么梦？”

“我不知道，总会有一些梦。”

“我梦想有一辆四驱的‘熊猫’ [1] 。”

“然后呢？”

“我现在有一辆四驱的‘熊猫’。”

皮耶罗笑了一下，但不是很肯定。他们又沉默下来。

“嗯。”他最后说。

“皮耶罗，”尼科说，“我们的梦，被那些比我们来得早的人粉碎了。”

皮耶罗沉默了几秒钟。

“可能，我们应该生活在六十年代。”他说。

“是啊，现在我们会失望。最好这样，我们生来就失望，就这样。”

“嗯。”皮耶罗又说。

“皮耶罗。”尼科说。

“说吧。”

“我觉得你应该吃个三明治。”

“可能是吧。”皮耶罗说。

尼科坐在皮耶罗边上，背靠着床。过了几秒，皮耶罗又叽咕了一下，把一些果壳推到尼科跟前。尼科用一只手抚摸着那些果壳，低下头，想看着朋友的眼睛。皮耶罗把嘴唇撅起来，用手拍了两下额头，摇晃着身子，把四个果壳一个挨着一个排成一排。

尼科看到他的面孔皱了起来，便嘀咕了一声，把两个果壳放在皮耶罗前面，跟刚才的一排垂直，好像要重新摆一排。皮耶罗嘀咕了一下，用手拍了拍额头，用腿支撑着身体，伸手拿了另外两个果壳，排成一排。最后，他摆出了一个四方形。

他们这样持续玩了很长时间，皮耶罗放一个果壳，尼科在旁边也放一个，然后皮耶罗又摆一个，直到后来摆出一个造型：一颗星星、一个圆圈，或者其他的形状。他们一直这么玩，直到完成那幅奇异的果壳图画。最后，皮耶罗嘀咕了几声，用手拍拍额头，用那种猴子的方式微笑，整个脸都皱成一团，露出全部牙齿。有几次，他把头靠在尼科的肩膀上。上一次他这么做是十几年前，他们从一个酒吧里出来时，他完全醉了，开玩笑说让尼科带他回家。

这样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尼科把一只手放在皮耶罗赤裸的肩膀上，说他该走了。皮耶罗没有抬头，他用手挠着耳朵后面，嘀咕了几声，声音很小。尼科在那里，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看了皮耶罗几秒。然后，他把目光转向另一边，站了起来。

他出房间的时候，又看了一眼皮耶罗，他的手还在门把手上。太阳已经落山很久了，灯光让这一切显得更加荒谬。

尼科从楼上下来的时候，看到玛利亚正坐在楼梯的尽头。

“怎么样？”当尼科走近时她问。她抬起头看着他，并没有站起身。“你觉得他怎么样？”

尼科把手放在口袋里，慢慢走下两个台阶。

“嗯，”他说，“他在扮猴子。”

玛利亚盯着他，没有说话，好像有点儿失望。

“是的，但是……”

“我不知道，玛利亚。”尼科说，“我真的不知道。上一次我和他通话的时候，他诅咒他的工作，现在他在扮猴子。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玛利亚继续看着他，什么也没有说。

“你能不能帮我叫一辆出租？拜托了。”尼科又说。

“当然。”玛利亚站起身来，脸上堆起一个微笑。“假如你愿意，我可以开车送你。”她站起来，又补充了一句。

“不，谢谢，一辆出租车就好了，真的。”

“明天你还来吗？”

尼科看了她一眼，想了一会儿。

“当然。我会过来的。”

玛利亚点了点头，微笑了。她走向客厅，来到电话前，拿起了听筒。

皮耶罗的妈妈还在那里缝什么东西，用小针脚，带着军人似的决心。过了几秒，她抬眼看着女儿，也看见了尼科。

“嘿！”她喊了一声。她把手上的活放在一边，眼睛瞪得很大，看着尼科，说，“怎么样？你觉得他怎么样？”

尼科勉强微笑了一下。

“很好。”他点了点头。

“真的吗？我也觉得他状态不错！”

“是啊，我也觉得。”

“你不住几天吗？”

“是啊，我这次回来，整个周末都待在这里。”

“真棒！不知道皮耶罗会有多高兴！也许，你们可以出去吃点东西，喝点什么，就像以前一样。我敢打赌，他一定会很高兴。”

尼科在想，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吗：米里亚姆现在假装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就和她之前一模一样。

“嗯，可能会吧。”尼科说，“我们看看吧。”

“或者，你们可以一起去看电影，你们以前总是那么爱看电影。”

“当然。”尼科说，“这也是个好主意。”

玛利亚挂上电话，走到尼科跟前。

“莫斯科十三号，五分钟以后到。”她说。

尼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期待着一辆出租车。

“怎么，你要走了吗？”皮耶罗的妈妈问，她挠了挠额头，表示很遗憾。

“嗯。”尼科说，“已经晚了，我也没有通知家人我回来。”

“真遗憾。”皮耶罗的妈妈说，“我还希望你能留下来和我们吃点东西呢。”

“嗯，我知道。下次吧。”

“好吧，我们这一两天会再见面的。”

“当然，米里亚姆。我明天一有空就过来，我向你许诺。你要好好的。”

“谢谢，亲爱的。你也一样。”

米里亚姆又若无其事地拿过她的针线活。过了一会儿，尼科跟着玛利亚走出了房间。

“为什么你不在家里等呢？”她在门口问。

“不了，谢谢。我去栅栏门那里等吧，我想走走。”

“随便你。”玛利亚说，“我明天等你。”

“当然了。”尼科说，他走近玛利亚，在她的脸上吻了两下，然后出去了。

他听到大门在他身后关上，他感觉有人给他戴上了氧气面罩，外面的空气从来都没有像此时这么清新。

尼科坐上出租车，给司机说了他父母家的地址。他坐上车，看着外面飞驰而去的风景，尽量不想那些怪异的事情，也就是他在那所房子里感觉到的东西。

汽车经过一个拐弯，尼科又想起了以前他和皮耶罗骑着摩托车从那里经过，他们总是比赛看谁拐弯速度快。有一次，他的摩托车摔了出去，摔到矮墙上。每一次，他们在黎明时分，从某个聚会回来，都会停在那里，对着城市的全景，抽最后一根香烟。他还想起了皮耶罗摔倒的那次。他想，这时候他不愿回想太多往事。他看着窗外，把注意力集中在路上，还有那些擦身而过的车子。

下午在火车上，尼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他回来可能会好些，但是他一点儿也不想打电话。一想到忽然出现在父母面前，就像那种四处流浪、狂放不羁的儿子，他觉得很有趣，但是他从来都不这样。

莫斯科十三号面带微笑，把他放到了家门口。起风了，空气变得清凉。尼科四处看看没人，便把一只手从栅栏中间伸进去，找到门锁的按钮。做这件事总是让他感到很愉悦，就好像这些小秘密，让他自然而然觉得回到了家里，再加上这种偷偷摸摸的方式。

尼科进到栅栏门里，爬上家门口的五六个台阶，按了大门旁边的门铃。他听见屋里传来一阵慌乱的声响，他妈妈压低了声音在说什么，她向门的方向走来。

当尼科的妈妈打开门时，她有点儿气喘吁吁。她挂着一条围裙，上面是红色和白色的条纹。

“谁啊……？”

她正在舔手指，她的手还停在半空，嘴张着。尼科心想，这只是因为吃惊，还是因为被打扰了。

“嘿，妈妈，我是你儿子，你记得吗？”

尼科的妈妈用了几秒的时间，手和身体的其他部位才开始动了起来。

“我的宝贝！真惊喜！你来这里做什么？”

在妈妈身后，尼科看见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穿过客厅，上楼去了。

尼科眨了眨眼睛，很担心地看着他妈妈。

“妈妈，为什么爸爸光着身子跑到楼上去了？”

尼科的妈妈转过脸去，眉毛挑了起来，带着一种假装的好奇，然后又面带微笑，看着儿子说：

“我想他是去穿衣服了，宝贝。”

尼科想，他也没时间考虑这些。

“我怎么办，能进来吗？”尼科的嘴角扬起一个佯装的微笑，问道。

“噢，天哪，当然啦，宝贝，对不起！只是……你知道……”

尼科把外套放在进门的地方，跟着妈妈来到厨房。她正在用中式锅做些奇怪的东西，那个神奇古怪、底部凹进去的大锅，看起来好像可以煮出一些好吃的东西，但是尼科的妈妈厨艺却一般。尼科尽量回忆，妈妈是什么时候开始迷上东方料理的，但是他想不起来。他只知道，家里忽然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书、宣纸和一些红色的字，还出现了一些怪异的厨具和园林工具，五光十色，上面标着名字，充满异域色彩，还有蜡染的麻布裙子。尼科和他姐姐也讨论过这件事情。

“你觉得，妈妈迷上了东方，这件事情正常吗？”有一天他给姐姐打电话时问她。

“你想说什么？”

“你知道，所有那些关于东方的书、禅修还有日本料理等等。”

“那又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你不觉得奇怪吗？”

“尼科，随她去吧。”他姐姐是这么说的。

尼科心想：爸爸光着身子待在客厅里，这件事情是不是和家里的文化革命有关，或者说他们开始吸大麻了？

“妈妈，”尼科问，“你和爸爸在家里吸大麻吗？”

尼科的妈妈正在锅里搅动一锅深色的蔬菜，这时候，她停了下来，微笑着看着儿子，有点不安。

“没有啊，宝贝。为什么这么说？你怎么会想起这个来？”

“就这样，今天对我来说，是很漫长的一天，对不起。”

妈妈用一只手摸了摸他的面颊，尼科像小时候一样，坐在燃气灶旁边的铁高脚椅上，嘎吱嘎吱地嚼着他妈妈的试验品。

“你不要担心。”她说，又接着搅她的蔬菜，“你觉得这些够吃吗？”她最后问，有点儿忧虑。

尼科没有说话，他挑了挑眉毛，抿了抿嘴唇。

“我觉得不够，可能要加一些面条儿。”她说。

尼科探过头去，看了看锅里的东西，他在想这堆让人没有胃口的蔬菜里，没有一样能和面条相搭配。

妈妈看着尼科，又摸了摸他的脸。

“真是一个惊喜，”她说，又开始搅她的面条和蔬菜，“你怎么回来了？”她换了个语气，有点儿像审讯。

“皮耶罗扮起猴子来了。”

“嗯。”尼科的妈妈说，“真棒！”

尼科有点不安地看着妈妈。

“但是，这不好吧。”他说。

“啊。”妈妈说，她停了一下然后问，“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对不起？”

“我说的是，这个夏天，他忽然抽风了，扮起猴子来。”

“什么样的猴子？”

“嗯，就是猴子：他蜷缩成一团，像猴子一样吱吱叫，像猴子一样笑，很怪异。”

尼科的妈妈又看着儿子，因为惊讶，她的嘴张着。尼科也很吃惊，他想，这是他回到家之后看到的最真实的表情。他妈妈又接着搅蔬菜。

“我一直都说，那是个很奇怪的小伙子。”她说。

尼科本来想说奇怪是一回事儿，操！扮猴子是另外一档子事儿，然后他又想，这一切不值得，他不想再谈论这件事情，他已经很疲惫了。皮耶罗的事情还有猴子的事情可能太简单了，不用费心去想。

过了几分钟，尼科的爸爸出现在厨房里。他又恢复了以往的样子：穿着他通常穿的西装、领带和褐色的裤子。他又成了尼科所熟悉的那个衣冠楚楚、庄重的先生。尼科心想，他最好不要再回想刚才爸爸光着身子跑上楼梯的情景。

“你好啊，孩子。”

爸爸走到尼科的跟前，在他脸上轻轻吻了两下。

“爸爸，你好。”

“一切都好吧？”

“嗯，还不错。你呢？”

“也不错。工作怎么样？”

“嗯，可以说还行。没什么问题。”

“太好了。”

沉默。

“我去看看新闻。”尼科的爸爸说。

尼科点了点头，爸爸从厨房出去，带走了一块面包。尼科的妈妈说，他们可以像以前那样，大家在厨房里吃饭，那样会比较温馨。尼科从长腿凳上下来，在和灶台连接的浅色木头吧台上，摆了三副餐具。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随便聊了几句，尽量把妈妈做的饭菜咽下去。爸爸又一次对儿子的工作情况产生了兴趣，尼科想让他了解皮耶罗的事情，但是没什么结果。

吃完晚饭，妈妈把碗碟放到洗碗机里，他们一起去客厅里，看电视上演什么节目。他们都坐在沙发上，尼科坐在中间，他时不时会转过头去看看他爸妈，想看看他们有没有那种尴尬的感觉：他们的目光稍微转了过来，但是很快又回到电视上，假装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

过了半个多小时，尼科说，这天他已经做了太多事情，他站起身，对他爸妈说他要去睡觉。他妈妈抬起眼睛看着他，带着满怀爱意的微笑，告诉他房间已经收拾好了，床单是干净的……

“就像以前一样。”她微笑着说。尼科心想，他们为什么对旧时光那么着魔。

尼科点了点头，有点儿心事重重，转身走上二楼。

他的房间还是和以前一样，房间里还贴着“莫阿那”和“滚石”的海报、汤姆·威茨的照片，还有其他一些小男孩喜欢的玩意儿，没人有勇气把它们揭下来。

尼科开始在房间里转悠，他挪动一些摆设，拿起几本杂志。他看到一期《花花公子》的旧杂志，通过它，他第一次体验了高潮。他翻到有安娜·妮可·斯密斯那一页，看到她，他的身体就发生了奇迹。有那么一刻，他的确想回到过去，和他的第一个女人一起，在洗手间里自慰一番。然后他又想，他太累了，思绪纷飞，这个也搞不了。他脱了衣服，去洗手间刷牙。

他在衣柜里看到一件旧睡衣，穿上睡衣后，他钻到被窝里。他在那里看了几秒他的房间，他回想起以前，从同样的角度看上去，这个房间很不同。

他向床头柜伸出一只手，拿起电话，打给他的经纪人。她的电话关着，他想这样更好：假如她的电话开着，她接了电话，可能要骂他这个时候打过来，尼科不想挨骂。

他把电话挂上，又拨了一个号码。

“喂。”

“嘿，基友，你怎么样？”

“嘿，白痴。很好，你呢？”

听到那么正常、健康、放松的声音，这简直是一种享受，这个声音不顾左右而言他，也不发出动物的叫声。

“嗯，还不错。还是通常那点儿事儿。”

“你丫回来干吗呢？”

“我会讲给你听。你明天干吗呢？”

“哦，现在还没有计划。”

“我们一起去吃个饭？”

“在哪儿？”

“我想想，维尼阿诺。我们在那儿见？”

“好地方。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再见，基友。”

“再见，白痴。”

尼科挂上电话，把电话放在床头柜上，然后，他想了一下，又拿过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这时候，尼科有点希望没人接听。

“喂。”

“喂，宝贝。”

“嘿。”

贾达的声音很疲惫，她有点忧伤，让尼科一时间觉得有一丝负罪感。

“你好吗？”尼科问。

“挺好的。你呢？”

尼科在床上伸直了身体。

“我不太肯定，可以说还行。对我来说，这是很漫长的一天。”

“是的，我知道。对我来说也一样。”

尼科在想她这些话里，有没有暗含别的什么意思，但又想，管他呢。

“真想玩一场壁球。”

“壁球？”

“是的，就是那种很蠢的游戏，对着墙打，你不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壁球，但这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他们都说，玩起来会出很多汗。”

“你从来都没有玩过吗？”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

“嗯，但是我一直觉得那是一件很牛逼的事情，在晚上，你可以发泄一下，就是那种对着墙壁，和白痴一样玩的游戏。假如你想一下，会觉得很滑稽，但是这会让你发泄情绪。”

贾达笑了一声。

“白痴。”她说。

尼科觉得，听到这样的话真让人愉快，他已经有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你的朋友怎么样了？”贾达问。

尼科想了一会儿。

“你的声音让人难以置信。”

“什么？”

“你的声音很棒。”

“啊。”贾达说，“你现在才发现啊？”

“不，我是说今天晚上。今天晚上你的声音太棒了。”

“为什么呢，通常我的声音不是这样？”

“不，通常你的声音很美，但是今天晚上……好吧。”

沉默。尼科想叹气，但是他忍住了。

“你的朋友呢？”

“嗯。”尼科说，“我的朋友在扮猴子。”

“是真的吗？”

“是的，是真的。他吱吱叫，用手拍着自己的额头，就像一只猴子。让人看了毛骨悚然。”

“天哪。”

“但是，看起来他还不赖。”

贾达沉默了一下，尼科在想她的态度。

“哎。”贾达说。

又是沉默。就好像两个人都想说些什么，但是又都太累了，说不出来。

“我们明天联系？”

“好的，我们明天打电话。”

“睡个好觉。”

“你也一样。”

马尔科就是那一类人：因为某种原因，在他人生的某个阶段，好像明白了别人不明白的事情，所以表现出一种持久的、显而易见的快乐。上完高中之后，他试着上了一段时间大学，他确信自己不适合上大学，于是就开始工作了。他做了各种各样的临时工来谋生，然后攒了一点钱，买了一张机票。他第一个目的地是南非。他出发的时候，是一个星期四早上，他好几个月之后才回来。

他就是那么生活：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四处浪荡，做一切能做的工作，攒一点钱就出发。他就像那些伟大的旅行家一样，激动不安地旅行。当他厌倦了在外漂泊的日子，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忽然间又出现在城里，尼科发现，这次他和以前不一样。他开始在一家餐厅工作，过了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开始经营一家小吃店。

他的生活，忽然间被香肠、面包、午餐冷盘、白衬衣，还有和那些来这里买东西的太太们的交谈所围绕。尼科一直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马尔科是在哪里找到了那种让他的心跳放缓下来的东西？他内心平静下来了，那种东西带来了祥和和安宁，让他表现得比别人睿智。尼科在想：他从哪里找到的那样东西，是不是在南方的某处大海、在新西兰的山上，或者说在他每天切割的火腿上？尼科一直决心要找个机会问问他，问他从哪里找到的那个东西；但他最后什么也没说。后来单单想到要问这个问题，他都会觉得自己很蠢。

马尔科过来的时候，尼科正坐在一辆摩托车上，读报纸的最后几页。他起床很晚，和父母聊了一会儿，然后出门来，慢慢地走向维尼阿诺——他和马尔科约的地方。他先在一个报亭停了下来，买了一份报纸，然后又去了一家咖啡馆，在阳光下的露天座位上，好好吃了顿早餐。

“嘿。”马尔科说。

尼科放下报纸，扬起眉毛，看着他的朋友。

“嘿。”尼科回应了一句。

“怎么样？”马尔科问。

“什么怎么样？”

“我们要待在这里，像两个白痴一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看一整天吗？”

尼科又看了他一会儿，微笑了，他从小摩托车上站起身。

“我们走吧。”他说。

他们沿着大路，走了五十多米，最后钻进一家用木头修葺的小饭馆里，外面摆着四张小桌子，放在人行道边上。

一个穿着得体的太太，她和这个地方有点不搭调，走过来和他们打招呼，很亲热的样子，就像一直认识他们似的，让他们坐在外面的一张桌子前。

他们两人面对面坐了下来，要了一瓶葡萄酒。

“你家里人还好吧？”马尔科说。

尼科用手抹了抹脸。

“你怎么样啊？”他问。

“恩。还不错，还是老样子。”

尼科笑了一声。

“安娜呢？”

“非常好，她在家里看孩子。她本来想过来和你打个招呼，但是她累得要死。”

“为什么？”

“昨天我们搞得很晚。”

“做什么了？”

“我们自己的事儿。你呢？”

“没有，昨天我挺早就睡了。我和我父母吃了晚饭，随便聊了一会儿。我回家的时候，我爸爸光着身子，待在客厅里，你觉得他这是怎么了？”

“怎样光着身待在客厅里？”

“我不知道。我妈妈来开门的时候，我看见他光着身子往楼上跑。”

“你爸爸？”

“我可以发誓。”

“他不是洗澡的时候也戴着领带吗？”

尼科又笑了一声。

“我想可能不是。”他说。

“他光着身子，在家里干什么啊？”

“我不知道，你觉得呢？”

“谁知道，可能你爸妈正在……”

“好吧，我懂了，算了吧。”

马尔科笑了一声。

“他们也挺可怜的。”马尔科后来说。

“为什么？”

“一个人在自己家里，不能想干吗就干吗，总是马上就有一个什么人，或者什么事儿来烦你。”

“是啊，比如说他们的儿子。”

“是啊，比如说。”

“但是很搞笑。”

“什么？”

“我总是在想，我父母这么多年了，他们还在一起，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和这事有什么关系？”

“现在，我觉得事情没那么奇怪了。”

“因为你看到你爸爸光着身子上楼去了？”

“是啊。”

“我不会附和你。”

尼科拿过一片面包放在嘴里，他看着马尔科的眼睛，想把自己想说的话理出点头绪。

“就好像，我忽然意识到，实际上我父亲是另一个人，比如说是一个可以光着身子待在家里的人，因此，他也是一个平常人，是一个可以和我妈妈一起生活三十五年的人。”

马尔科看了尼科几秒，扬起一边的眉毛。

“去你的。”他说。

尼科微笑了一下，转过脸看着那个老板娘，她走过来，手里拿着点菜的小本子。他们两个都要了里脊肉和土豆，都喝了一口葡萄酒，尼科玩了一会儿面包屑。

“皮耶罗扮起猴子来了。”尼科说。

马尔科沉默了一下，他的脸在宽阔的太阳镜后面，一动不动。

“我说真的。”尼科接着说。

“什么猴子？”

“今年夏天，他和他姐姐在一起，好像忽然间，他趴到地上，开始扮猴子。开始的时候，所有人都笑了，但是他没有停下来。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回来了。昨天玛利亚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问我能不能回来看看他，看管不管用。”

“你看见他了？”

“是的，昨天下午。”

“他怎么样？”马尔科抬起墨镜，问道。

“挺瘆人的，他看起来就像一只猴子：吱吱叫，用一只手拍打脑袋，蜷缩在地板上，玩一堆果壳。”

“玩果壳？”

“是啊，他把果壳放在一起，摆出一些形状。我和他也玩了一会儿。”

“你和皮耶罗一起玩了一会儿果壳？”

马尔科的脸拧成一团，做出一个痛苦的表情。

“是啊。”尼科承认。

马尔科看了他几秒。

“你确信，你不是在玩我？”

“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

尼科接着玩他面前的面包屑。

“最奇怪的事情是，”他说，“玛利亚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也以为不是真的。相反，不是真假的问题：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一件奇怪的、好玩的、牛逼的事情，一件可以跟别人讲的事情。但是，当我进到那个房间的时候，我看见他……”

“什么？”

“我不知道，他看起来真像一只猴子。”

“但这他妈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马尔科。我一点想法也没有。我只知道，这件事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

吃完午饭，马尔科提出陪尼科去皮耶罗那里。他们开着那辆破旧的蓝色“菲亚特500”上山，这辆车以前是马尔科的妈妈的。

“你确信，你不想来看看？”下车前，尼科在皮耶罗家门口问。

“我就不上去了。”马尔科说，“或许明天吧。”尼科点了点头。

“代我问候他。”马尔科又说。

“当然。”尼科说。

“你要放心。”

“是的。”

尼科握了握马尔科的手，从车子里出来。看到朋友的车子慢慢离开，他走向皮耶罗家的大栅栏门。

他把手放在那有些起泡的灰色油漆上。以前，这道栅栏门是绿色的，然后成了褐色，最后成了现在的灰色。尼科记得在那些年，有六七次，他曾经看到这道门是橙色的，上面全是抗生锈油漆。这些回忆让他感觉很好。就像那种橙色的油漆在告诉人们事物的伟大。从小，他就想着，有一天，他也会给什么东西涂上橙色的油漆。

他把手搭在栅栏门上，待了一会儿，手指抚摸着那些油漆脱落的地方。有几处，都能看见锈斑。他向屋子里看了一眼，别墅里那条小路，在树木中间向上延伸，消失在一个拐弯后面。在最深处，在某个地方：米里亚姆、玛利亚和皮耶罗，还有那一大堆东西，就像木头一样在燃烧。

尼科转过身，沿着路开始向下走。他会经过那个大弯，然后向下走，一直走到城里；他会走过市中心的大路，到达市中心，一直走到火车站，然后登上第一辆离开的火车。到达目的地之后，他可能会接着走，一直沿着河岸，穿过整个城市，直到走回家。晚上，他会很快煮一碗面条吃，拔掉电话，打开一部电影，然后他会去睡觉，尽量什么也不想。

马蒂尼

了不起的马蒂尼。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是所有人都想成为的那种人。他很年轻、帅气，非常成功，才华横溢，一个顶仨。他穿着红黄相间的铅笔裤，脚上穿着黑色漆皮靴子，上面有很长的白色护腿。他总是戴着护腿，那是他的爱好。衬衣最上面的三个扣子没扣，这给他的优雅气质增添了一丝反叛。一头凌乱的头发，长度正好可以在风中飘扬，他带着乖孩子一样的笑容，但是蓝色的眼睛里，总透着一种不羁的、小流氓一样的眼神。

在一家豪华饭店的宽敞大厅里，我们两个人坐在宽大的浅红色皮沙发上。那天，我是第七个采访他的人，那时候我也很年轻。是的，很多人都是这样跟我描述他的：他就是大家都想成为的那种人。不仅如此，我觉得他让我受不了。或者说，当我面对他的微笑、他彩色的裤子、他的护腿，还有他那小流氓一样的眼神，我无法按捺住自己的嫉妒。我感觉那嫉妒从胃的深处涌上来，就像加勒比海的热浪一样，让我的全身都在沸腾。真该死，我真的无法否认：我也想成为和他一样的人。

他那时候刚刚完成了一本书。那本书很简单，讲的是一个年轻、不安分的男人在都市中的三天。开始接触那本书时，我也有些怀疑它的价值，这本书很火，我确信那一定是炒作的结果。但是，在几个星期前的某个晚上，我把那本书拿在手里，为了看完那本书，那天晚上我喝了好几杯咖啡，大半个晚上都没睡觉。那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书，真让人无法抵御：他采用的那些材料，可以抵御任何坏天气，真的很无敌。那本书简单、准确，像刀片一样锋利，时不时会有一段描述，非常有诗意，但同时也让人心碎，就像皮肉分离的痛感。还有，那本书的标题是《你》，从第一眼开始就直指人心，让你没有喘息之力。

是我的头儿让我去饭店采访他的。我们的杂志不怎么起眼，但是主编罗杰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觉得在我乱糟糟的脑子里，隐藏着某种天分。那天早上，我到了编辑部，说我读了《你》，尽管我很不情愿承认这一点，但那是一部杰作，诸如此类。就这样，他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有一个地址和一个时间，他没有再多说，就让我去了那个地方。

我到达那家饭店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假装成记者的样子，让大堂经理借给我一支笔和几张信纸，最终我只记了几句笔记。可能是这个缘故，马蒂尼觉得我比较可亲，或者是因为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比较特别：我问他口袋里有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想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回想这件事情，想起了我和前任女朋友之间的一场奇怪对话。她认为，从那些细小的事情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本质，比如说——口袋里装的东西。我记得当时对于她这个说法，我只是一笑了之。可能我少不经事，我认为人生是建立在更加稳定的东西上，或许我只是有些厌倦她，她那些奇思怪想，还有她折磨人心的缺席。

马蒂尼看了我一秒，眉头轻轻皱了一下。他有点不耐烦地靠在沙发上。那时候，他一定在想，我是不是也会问那些问题：他的童年、他的下一本书、成功引起的焦虑、他书中的自传成分，或者是他对疯狂的看法。所有这些，都是从早到晚，记者们反复问到的问题，他已经感到很麻木，在回答时，也不用多加思索。

“您刚才说什么，对不起？”他向前探了探身子，就好像他要听得更清楚一样，我看到他四分之三的脸。

“我刚才问，您的口袋里有什么。”

他盯着我看了一眼，然后轻轻笑了一下。

“您叫什么名字？”

“弗兰克。”

他依旧面带微笑看着我，就好像要搞清楚，坐在他面前的人是谁。过了一会儿，他的眼睛依然看着我，但是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索。

“我不知道，弗兰克，我不知道我的口袋里有什么。”

他的手在饭店的核桃木桌子下面，摸索了一阵，在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之后，有不少的东西被放在了桌面上。

我们俩都靠过去，把胳膊肘搭在膝盖上，观察着眼前那堆东西。

有两枚十美分的硬币，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一张叠了两道的一美元，一枚二十分的镍币，还有一把红色的、非常小的卷笔刀，两根用过的火柴，四个便士，一张揉成一团的纸，七粒大米，还有一个非常小的锡兵，颜色有点儿发黑。

我们在那里待了一会儿，欣赏着那堆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似乎都很熟悉这些东西。

“这些呢？”过了一会儿，我用笔尖儿指着那两根用过的火柴，问道。

“这是昨天晚上我放在口袋里的。”他看了我一眼说，就好像想知道自己的回答是否正确一样。

“昨天晚上，您在哪里？”

“在一个聚会上。”

“哪里？”

“在迪克·默多克家。”

“那个制作人？”

“是的，是那个制作人。”

“我懂了。那火柴呢？”

“估计是他的。”

“为什么在您口袋里？”

“因为我当时在和一个女孩说话，我不知道应该丢哪儿。”

“嗯，我懂了。那这个呢？”

马蒂尼抬起眼睛，看着我一眼，然后又盯着桌面看。

“有一天，有人送给我的。”

“谁？”

“一个小孩。”

“那个小孩是谁？”

“我不知道，就是一个小孩。”

我抬起眼睛，看着他。

“我不知道他是谁，有一个女人抱着他，那个女人让我写赠言。”

“他送给您那个小锡兵。”

“是的，他送给我那个小锡兵。”

“您就收了。”

“是呀，我收了。”

“您为什么要收呢？”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他妈妈很漂亮，也笑了。”

“我明白了。”

我又伸出笔，指着那些米粒中的一粒。

“那这些呢？”我把手收回来，把胳膊肘又放到膝盖上，问。

“有一天晚上，我在一个朋友家吃饭。”

沉默。

“然后呢？”

“我不知道。”他继续说，有点尴尬，但很愉快，“这是盐瓶子里的大米。”

我很快看了他一眼，又接着看那些米粒说：“这些米粒是用来防潮的，我奶奶也这么做。”

他有点惊异地看了我一眼。

“是啊，我朋友也这么说。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也就是说？”

我们的脑袋靠得很近，我们可以很小声说话，大堂里来来往往的人，还有摄影师时不时打开的闪光灯，都好像被隔离在外。

“我不知道，这些很小的东西，能够防潮，让盐保持干燥，我想着这些米粒可能会很有效，能够去掉我身上的潮气。”

“就是因为这个，您拿了那些米粒？”

“是的。”

我点了点头。

“那他知道吗？”

“谁？”

“您的朋友。”

马蒂尼很快看了我一眼，想看看我是如何反应的。

“不，我想他不知道。”

“希望他不要发现。”

“是的，”他微微笑了一下，说，“希望吧。”

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看着桌子上的东西。我手上的笔又指着那张折了两道的一美元，那张钱很破旧，还差一个角。

“这个呢？”

马蒂尼抿了抿嘴，有一丝得意。

“这是我赚到的第一个美元。”

他抿着嘴，看着他的那个美元，轻轻地点着头。

“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二十多年前吧。”他有点儿心事重重，过了几秒，他又接着说：“是鲍勃叔叔给我的。”

我想了一下。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迟早都会出现一个鲍勃叔叔。”

他笑了一下。

“是啊，我觉得事情就是这样。”

我们两个人都点了点头，非常轻，眼睛都没有离开桌面。

“为什么鲍勃叔叔要给您那一美元呢？”

马蒂尼看了我一眼，就好像要想清楚：是不是要说出那件事情。

“他让我带一块肉。”

“带给谁？”

“给他的一个朋友。”

“他的那个朋友是谁？”

“我不知道。”

“你没有看到他吗？”

“没有。”

“是他来接的肉吗？”

“不是。”

“那是谁？”

“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是谁？”

“我不知道，应该是他的妻子。”

“她漂亮吗？”

“不，我觉得一点儿也不漂亮。”

我琢磨了一下，很快看了一眼马蒂尼。他盯着我，好像充满了好奇，急切地等着我的反应。

“二十年前，送一块肉，一美元可是不少钱。”我最后说，就好像我的总结非常机智。

马蒂尼看了我一下。

“那是非常大的一块肉。”

我点了点头。

“我觉得毫无疑问。”

我注意到，他的眼睛里有一丝明显的喜悦。

过了一会儿，我感觉有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在我们的旁边，有一位身子稍微前倾、非常优雅的年轻女人，她的头发束在头顶上，手里拿着几页纸。

“对不起。”她带着那种职业的微笑说，“现在，马蒂尼先生要接受下一个采访。”

我果断地收起了大堂经理给我的那几页信纸，然后站起身来。

“没关系，我没有其他问题要问。”

马蒂尼面带微笑，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再见，马蒂尼先生。”我大声说，非常郑重地伸出手。

“弗兰克，你可以叫我杰伊。”

“再见，杰伊。很荣幸认识你。”

马蒂尼站起身来，笑了一声，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对我来说也一样，弗兰克，再见。”

“好的，再见。”

我迅速地离开了，消失在大堂来来往往的人流中。

那篇文章是一个月后发表的，几天之后，我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封信，信封是非常高雅的奶油色粗面纸。信封里有一张小明信片，也是同样的颜色，我把这张明信片拿在手上，有种很精致的感觉。明信片右上角写着一个日期，那是两天前发的，在日期下面，有几行看着非常舒服的圆体字，写着：

谢谢你。

在我的记忆中，你文章里的那些话是出现在报纸上关于一个作家最鞭辟入里的话。这些话是写我的，我很荣幸。

亲切地问好，希望早日见到你。

马蒂尼

我记得，我看了那张明信片好几分钟，有那么一刻，我把它拿开，远距离看着它，想知道会产生什么效果。那是我第一次收到一位作家写给我的信：是对我写的文章的评论，而且全是溢美之词，也许有点儿夸张。

晚些时候，在回家的路上，我在一家我熟悉的小店里停留了一下，买了一个深色的木相框。回到家里，我就把马蒂尼寄给我的明信片放在里面。我用钉锤敲了两下，把这个相框钉在了我平时写东西的书桌旁边，后来，我把它挂在所有我住过的房子里，所有我用过的书桌旁边。它现在还在那里，在那家小店买来的深色木头相框里，在我的书桌旁。

后来，我和马蒂尼并没有很快见面。收到那张明信片之后，我想过要联系他，想可能过一段时间，邀请他喝一杯咖啡什么的。但最后，我只是想想而已，慢慢就淡忘了，就这样，我最后什么也没做。

几年之后，我又遇到他了。在这期间，我换了一家报纸：后来我在一家很大的日报社工作，因为我会说点儿法语，也因为之前的报纸一直不给我涨工资。那一次，主编决定让我去跟踪报道一场海滨音乐节。

所有人都渴望去参加那次音乐节，因为会有很多明星大腕。最后，像往常一样，我去早了，非常无聊。我回到饭店里，解开燕尾服的领结，一个人坐在酒吧光滑的木头吧台前。那个酒吧服务员非常瘦弱，站在那里，像一尊大理石像，一句话也不讲。他非常专注地准备饮料，就像一个手艺人。我坐在那里，一杯一杯地喝干杯子里的酒。有时候抽根香烟，沉浸在我所钟爱的那种病态的孤独里，这个爱好，或多或少让我的生活更加复杂。

我听见他们笑着走进大堂。她红色的头发很蓬松，身上穿着一件蓝色的裙子，裙子很长，她差点儿被绊倒，她叫了一声，把手放在膝盖上，开始狂笑，停不下来。他穿了一件非常合身的燕尾服，一眼看上去就是量身定做的，袖子一直卷到胳膊肘的地方。他把那个笑得停不下来的姑娘扔在大厅中间，一个人去大堂经理那里要房间的钥匙。她抬起头，喘了一口气，叫他过来。杰伊笑了一声，把手臂搭在她的肩膀上，一边嬉笑，一边让她小点儿声。

“谁在乎呢？”她忽然甩出一只手来，嘟囔了一句，“这里死气沉沉，谁会听到我们啊？”

他把女人拉到宽敞的走廊里，墙面上有挂毯和锦缎装饰，当他们经过酒吧的玻璃门时，他的目光忽然碰上了我的目光，但是他的目光没有再移开。

我转过头，看着酒吧服务员，试图做出一个笑脸，但是服务员一动不动，像个雕塑一样。

“弗兰克！”过了几秒，我听见走廊里传来一声叫喊，然后马蒂尼的头从门那儿探了进来。

“嘿！”我听见那个女孩在走廊里嘟囔的声音。

“你好，弗兰克。”杰伊微笑着说，他用眼睛盯着我。我低下头，尽力酝酿了一个微笑。

“你好，杰伊。”

“真的是你？”他像小男孩一样微笑着，继续问。

“是的，真的是我。”

他走近了几步，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比通常的力度要大一些。

“见到你真高兴。”他有点迷糊，又有点难以置信地说。然后他看了一眼那个雕塑一样的酒吧服务员，挪了挪我左边的高脚椅，坐了上去。

“我也很高兴。”我稍微转过身子，伸出一只手来。

他紧紧握住了我的手，然后他把胳膊肘放在吧台上，脸颊靠在拳头上。

“真是难以置信，了不起的弗兰克。”

那个头发蓬松的女孩踉踉跄跄，出现在酒吧门口，她的一只手扶在门框上，一条巨大的黑色围巾垂下来，感觉她被那条围巾包住了。

“嘿！”她说，她离开酒吧的门口，走到马蒂尼的跟前。假如那个姑娘清醒的话，她确实是个好姑娘，但是我从来都不会被一个喝醉的女人所吸引，这种性格有时候也让我的生活复杂化。

“你在做什么？”那姑娘在他耳边嘀咕，很明显，他非常不赞同她的态度，他稍微挪开了脑袋。

“弗兰克，这位是……”

她满脸怒容地看着他，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卡特里娜。”她努力地微笑了一下，伸过来一只娇软无力的手。

我抓起她的手，轻轻地摇晃了两三下，然后松开了。

“很荣幸。”

看着她的手被放在中间，她有些忐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在马蒂尼的耳边说：

“为什么我们不上去呢？”她尽量压低声音。

他从后面拉过她，让她坐在旁边的位子上，说：“你要乖乖的，我们再喝点儿东西。”

她用手拍了拍头，她连自己的头都快撑不住了，摇摇晃晃的。“好主意。来两杯马爹利！”她对着服务员喊道，马上又笑了起来。

杰伊看了她一下，然后把头转向我，对服务员稍微点一点头，服务员马上就去准备酒了。

“你经常来这里吗？”我问。

“哪里？”

“这家饭店。”

“不，这是第一次。”

我用一根手指转了转我的酒杯。

“我都可以打赌。”我径自微笑了一下。

他皱了一下眉头。

“你可以打什么赌？”

“打赌你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我总是梦想做那样的事情。”

“你在说什么，弗兰克？”

“就是那件事情：你给服务员稍微做一个手势，他就明白了你的意思，就好像你们一直都认识。”

马蒂尼看着我，若有所思，他闭了一下眼睛。我从我的酒杯里喝了一口苏格兰威士忌，然后看了一眼服务员身后的那排酒瓶。

“你从哪里找到说明书的，杰伊，没有人能做到那一点。”我摇着头，摇晃着杯子，让杯子里的冰块发出叮叮的响声。

杰伊还是看着我，什么也没有说，就好像要从我的侧影里找到启示。这时候，服务员把两个圆形的高脚杯放在吧台上，里面装满了透明的酒，还有一颗橄榄。

“噢啦！”卡特里娜在杰伊的背后，喊了一声，“我终于能喝上一杯马爹利了！”在喝一口酒之前，她又大笑了一声。

杰伊继续盯着我看，他拿起杯子，放到嘴边之前，把两根手指放在酒里，捞起橄榄抛到身后，橄榄掉在酒吧的桌子中间。

“你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弗兰克。”

“别这么说。”我笑了一声。

“我可以向你保证。”

这时候，服务员腆着肚子走了过来，他的手放在背后。

“对不起，先生，我刚才无意中看到，您把酒杯里的橄榄扔到大厅里了。请您把它捡回来，拜托了。”

杰伊转过脸去，看着服务员，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几秒。

“当然，我等一下去捡。”过了一会儿，他说。然后他又回过头来，盯着我看。

“你能看清一些事情，弗兰克。”

我从杯子里喝了一口酒。

“什么事情？”

“一些事情，弗兰克。那些别人看不到的事情。”

我扬了扬眉，有点不安地看了他一眼。

“你在说什么，杰伊？”

“那些米粒，弗兰克。”他说，几乎有点激动。

“嗯，然后呢？”

“你看见了。”

“是啊，那些米就在桌子上。”

“不是，你看到了那些米粒是什么。”

“那又怎么样？”

“因为那个缘故，我们才在这里，因为我们看见了那个东西。”

“什么东西？”我几乎是笑着问。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然而人们能读到，能看到。”

“什么东西？”

“操！我不知道，但是很惊人。”他摇了摇头，一边拿过他的酒杯。

卡特里娜忽然把头靠在杰伊的肩膀上。

“真烦啊。为什么我们不上楼呢？”

杰伊看着天花板，叹了一口气。

“你听我说。”他转过身去，然后把手放在裤子口袋里，“这样吧，你去坐辆出租回家，这是钱。”他把一张二十美元的票子放在她眼前。

她像小女孩一样挠了挠额头，说：“嘿，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啦？”

“当成一个要坐出租的人。”杰伊站起身，扶住她的一只手臂，说，“来吧。”

“不，我才不去坐出租车呢！”她倔强地喊道，但还是无法避免被他拖着走。

在前台那里，大堂经理饶有兴趣地看了他们一眼。杰伊停了下来，看了一眼卡特里娜，她都没法站住脚。

“好吧，我们走吧。”杰伊说，在和那个姑娘消失在走廊之前，他让我在酒吧里等他。

“噢啦！”在电梯门关上之前，我听到卡特里娜的叫喊声。

我又一个人独自坐在吧台前，我在想那个了不起的托马斯·杰伊·马蒂尼会不会回来，还是会像梦一样地消失，在吧台上留下二十美元。我想最坏的结果就是：我用他的二十美元付了酒钱，自己拿着找的钱。也许有一天，有一个男孩会问我的口袋里有什么东西，问那张叠成四层的一美元是什么。我就会说起某个夜晚，在一家滨海的饭店里，托马斯·杰伊·马蒂尼夜半时分出现在饭店大堂，一位醉得不省人事的漂亮姑娘和他在一起。马蒂尼在和那个姑娘消失之前，喝着一杯酒，告诉我：我会成为一个作家，因为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个故事也不赖。

我喝了杯子里的最后一口苏格兰威士忌，待在那里，看着杯底的冰块又重新组合在一起，还有杯壁上的酒痕。我想这是一个最佳时机，可以尝试一下那些内行人的做法：我盯着服务员，轻轻地摇了摇酒杯，让里面的冰块叮叮作响，然后把杯子举得很高，但是服务员还是一动不动。

“请您给他弄杯酒。”杰伊坐在我身边时，说。

那个服务员看着杰伊。

“您还没有捡起那颗橄榄呢，先生。”

“什么？”

“橄榄，先生。”

“当然。”杰伊说。那个服务员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给我倒了一杯威士忌。

我摇了摇头。杰伊从他酒杯里喝了一口剩下的马爹利，然后把那二十美元和所有的故事都收了起来，放在口袋里。

“对不起。”

服务员把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摆在我面前，里面是新冰块。

“什么？”

“她们不懂节制。”

“是的，现在的女人都变了。”

“是啊，”他也笑了一声，“是不一样了。”他很快看了一眼服务员，指了指他的空酒杯。服务员点了点头，马上去准备酒。

“你说说吧，弗兰克。你为什么在做你现在做的事情？”

服务员把酒杯放在杰伊旁边，而杰伊在等着我回答。

我看了他一会儿，眉头轻轻皱了起来。

“做什么，杰伊？”

“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什么？”

“所有的一切，比如说写作。”

“我不写作，杰伊。我在日报上谈论文化，写作是另外一回事儿。”

杰伊盯着我看。

“好吧，你应该写。”过了一会儿，他一边说，一边从杯子里喝了一口酒。他把高脚杯放在吧台上，用两根手指转动了一下，握住酒杯下面，说：“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做我现在做的事情，弗兰克？”

我看了他一眼，我希望我们不要落到那种境地：两个喝醉的男人相互倾诉那些自己觉得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些别人不感兴趣的东西。

“不，杰伊，我不知道。”

“因为我爱上了那些东西。”

他说得很轻，带着一丝悲伤，里面有我所不熟悉的东西，似乎是一些让人伤心的东西。我还是继续希望，这一切不要坠入深渊。

他的眼睛看上去就像一个士兵，投入了一场战斗，但是不能确信能否胜出，带着同样忧郁的微笑。

“有时候，这个东西会离开，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回来。”

我们两个人都从酒杯里喝了一口酒，沉默了一会儿。

“好吧。”我最后说，“还有更糟糕的情况。”

他看了我几秒，微笑起来。在喝完他的马爹利之前，他一直看着他眼前的某个地方。

“是的，还有更糟糕的。”

我有一个朋友，他可以发誓说他听到了那声巨响。

“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花园’馆听到的那记右拳？”我的朋友问我。

“谁能忘得了呢。”

“就那样，一样的动静。”然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把烟喷到风中，向着纽约斯塔顿岛飘去。

我的朋友认为马蒂尼看见她的时候，他当时在场，他正在和马蒂尼说话。我不知道，说实在的，我的朋友通常给人的印象是：有些夸大其词、无处不在。但是，无论他当时在不在那里，他的描述都不应该和现实相差太远。

已经没有人怀疑他的天分：托马斯·杰伊·马蒂尼在几个月前，推出了他的新作品《金字塔》，没有人——包括那些很挑剔的评论家——能挑出这部作品的毛病。这本书很长、很复杂，书里有很多人物，故事的背景也不单一。这本书非常不恭，但是充满激情和悲剧性，风趣、怀旧而且残酷。你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像喝下一杯水，它一直都在你的胃里折腾。这是一部杰作，通常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都会被嗤之以鼻，排除在对话之外。

杰伊和那个女人，他们俩都出席了一家著名杂志举办的聚会——杰伊时不时给那家杂志写文章——聚会在市中心一栋大楼的顶层举行。我的朋友说，从那上面，你可以看到城市的大部分，你不由得会觉得这个城市好像属于你。

那段时间，我和杰伊有时候会通信。这次也是他采取了主动，他找到了我的家庭住址，给我寄了一张卡片，问我在做什么，问我过得怎么样，卡片后面简单地签了一个杰伊。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他告诉我，他对新书还有其他的事情感到很满意，但是大家都在不停赞美他的天分，这让他有点疲惫。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说，那不是他关注的事情。

那天晚上，他去参加那个聚会，是给那个杂志老板一个面子。自从出了那本书，就像往常一样，他成了大家注意的焦点，他的彩色裤子、护腿，还有他挽起袖子的衬衣都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

他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待着，和三个穿西装、戴领带的人在一起。他们已经喝得差不多了，笑得前仰后合，说着文艺界的桃色新闻。

这时候，他看见了她。她站在大厅的另一边，在一个黑色大理石吧台的旁边。我和杰伊从来都没有聊过这件事，但是我很确信：假如我要问他是什么打动了他，他一定会说自己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有时候，无论你怎么训练自己，怎么保护自己，总是会从某个地方打过来一记勾拳，你连看都没有看清，就完蛋了。我有一个同事，他是个体育专栏的记者、赌博的狂热爱好者，他告诉我，那些厉害的拳击手不是那些出拳狠的人，而是那些赚钱多的。在很多年后的一个早上，我想起了这句话，当时我在一家烟草店里，听着两个打过仗的老兵的对话：也许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你打出去的拳头，而是你挨的那些拳头。然后我拿起香烟，不再考虑这个问题。

不是因为她那像草叶一样纤细的脚踝，或者她脖子上的那根金链子；不是因为她的大长腿，或者她的小蛮腰；不是因为那对圆形的乳房，或者那件深蓝色的裙子；不是因为那道露出的乳沟，或者那串很简洁的珍珠；不是因为那头长发，或者鼻子上那些浅淡的雀斑；不是因为那双绿色的眼睛，或者那双像印度公主一样的手。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很确信，假如把上面提到的那些东西一样一样拿下来，放在一起，他一样会带着戏谑的表情看一眼，就像看其他女人一样。

或者说，那天晚上，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厅里的人都听到了那记右拳，无论是谁，都比杰伊提前知道，他会一拳倒地。

杰伊中断了和他眼前那堆人的谈话。他穿过大厅，绕过中间那些人，忽然，周围的音乐和说话声都消失了，好像一切都开了静音，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喘息声和心脏在突突地跳动。

“你好。”他走到她跟前，说道。

她转过头来，正在为某件平常的事情微笑着，她面前站着三个男人，正努力想说些风趣话，跟她逗乐。

“你好。”她扬了扬眉，说道。他们两个人相互对视了一会儿，目光非常深入。在那一刻，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已经沉溺，已经没救了。

杰伊的眼睛没有移开，他伸出一只手来。

“他们都叫我托马斯·杰伊·马蒂尼。”他一边说，一边指了指大厅里盛装的人们。

她把一只手放在他的手里，他把那只手拿到嘴边，然后又放了下来，但是没有松开。

“让别人这样叫，也不错。”她微笑着说，“人们只是很简单地叫我米里亚姆。”

杰伊还是直愣愣地盯着她，他靠近了吧台。

“也不简单。”

她笑了一下，因为惊异，扬了扬眉。

“是呀。可能不简单。”

很多年之后，有一次我偶然听到了一段广播，是某个专门谈论名人八卦的节目。我偶然打开了那个节目，里面有个女人在说话，她声音嘶哑，是很典型的烟熏嗓。你会猜想：说话的是一个脸上涂了厚厚一层粉底、嘴唇和指甲都很鲜艳的女人。

“是呀，就像是开会研究了一样。”

“对不起，您说的是哪件事情？”一个年轻、圆润的声音问，你会马上想到她就是电台主持人。

“他是当时最流行的作家，她是好莱坞正在冉冉升起的明星。他们都很年轻、漂亮，都在风头浪尖上，特别是他们看起来真是天生一对。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明白了这一点，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马上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好吧，但是她当时还没有那么有名。”主持人反驳说。

“是啊，那时候她是还没出名。但是，电影《花园》在那之后没几个月就出来了，两三个月之后吧。那时候，电影已经剪辑完毕，制作也即将结束，所有报纸都已经开始采访米里亚姆了。福克斯很清楚地知道，她是一颗前途无量的新星，没有任何想要放她走的意思。”

“那时候，米里亚姆有没有其他恋人？”

“是的。”烟熏嗓说，“风传她和约翰·斯坦顿有些瓜葛，他是福克斯的一个制作人，非常能干。他用《花园》赌了一把，也是他发现米里亚姆的。”

“斯坦顿后来怎么样了？”

“消失了。我再重复一遍：当米里亚姆·萨克斯和托马斯·杰伊·马蒂尼开始相互注视的时候，没有人怀疑这是命中注定的。后来，至于斯坦顿呢，我说实话：有一次，我在一个鸡尾酒会上遇到了他。斯坦顿是一个非常冷淡、理性的人，我在他周围转悠（我很确信，那时候他不知道我是谁），我基本是直接问他的：米里亚姆·萨克斯和马蒂尼忽然在一起了，我问他有什么反应。我们当时在一个露台边上；他从酒杯里喝了一口香槟，用有点暧昧的眼神看着我说：该干吗就干吗吧。”

“我想，这些话，你后来很快就公布了吧。”节目主持人说，她的声音里夹杂着一丝愉快。

“亲爱的，我可以在这里长篇大论，说一通信息自由和权利，那是我经常说的。但也许，现在最切题的，就是重复年轻的斯坦顿说的话：该干吗就干吗吧。”

主持人笑了，说：“要我说的话，我也会这样。”

然后，烟熏嗓接着说：“但是，我要强调一件事情，可能我没有和别人说过。”

“我的天，八卦女王的独家爆料！”主持人说，这次是烟熏嗓在笑。

“是的，好吧，这不是一个年度新闻。但是，斯坦顿的那些话，好像是单说给米里亚姆听的。实际上，我在第二天写的文章里，也是这么评论的。在一段时间之后，我想了想，我怀疑斯坦顿说的是不是他自己，我觉得第二种解释更符合他的性格。”

“我好像没有明白。”

“好吧，当时，我想是米里亚姆做了她该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在那种一见钟情的情况下，她没有别的选择。还有，那句‘该干吗就干吗吧’可能也是说给自己的，他只是说，在那种情况下，除了让开，他没有别的选择。像斯坦顿那么一个有血性的男人，他说出那样的话，的确让我吃惊。”

“然后呢？”

“嗯，然后我想了想，我怀疑斯坦顿说的是他自己，只是他自己，这是非常职业的说法，除此之外没别的。”

“我觉得，我还是不明白。”

“我相信，斯坦顿已经从马蒂尼身上看到了一个最好的广告。我们都知道，那些孤独的灵魂都没有什么可爆料的。米里亚姆进入电影那个神奇的世界，她很年轻，充满了生命力，非常新鲜，也有一点疯狂，但有点被高估了。她是一颗定时炸弹，斯坦顿知道这一点。斯坦顿可以做出各种反应，但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笨人，尤其是，他非常了解电影工业。我发现他和米里亚姆交往，我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他要让电影界的人给她一席之地，他要把她带出来让大家看看。他要推出这颗炸弹，但是那是别人的炸弹，他要划定界限，让她在界限之内爆炸。”

“然后呢？”

“然后，米里亚姆和马蒂尼相遇了，这样桌上的所有牌都重新洗过。”

“通过什么方式？”

“好吧，当你手里握着一颗炸弹，你的下场有两种：你担心这炸弹会很快爆炸，希望不要伤及无辜；或者你把它扔到能掀起轩然大波的地方。”

“托马斯·杰伊·马蒂尼是那个扔炸弹的理想地方。”

“正是如此。”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对不起，”节目主持人说，“也就是说，米里亚姆和马蒂尼之间的关系，也是由斯坦顿掌控的。”

“这一点很难说，没有人能知道。我可以肯定的是：一方面是因为经验，另一方面是因为这几个人我都近距离接触过，那场星星之火可能遇到汽油燃烧起来，也可能不遇上汽油，幸免一场火灾。”她沉默了一会儿。“我解释一下：没人能说出生活的走向，决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不是那样的事情。最终，我们只能看这场电影，希望自己选择的电影是对的，但是我很好奇，想知道这个故事选择的是什么路子。还有，我想知道电影工业有没有从那个关系里得到好处。”

“天哪，电影工业真的有那么强大？”

烟熏嗓笑了一下，似乎很开心。

“亲爱的，不是电影工业很强大，而是我们很脆弱。”

我听到那个播音员在话筒前笑了一下。

“后来，我们大概都知道事情是怎么发展的。”

“是的，我们都知道事情是怎么发展的。也许，好好想一想，唯一一个输掉的人是可怜的马蒂尼。”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好吧，斯坦顿有了一个最好的广告，而且是免费的。在《花园》推出来之前，他已经有了成功的保证。我们这些记者，可以报道这些故事、插曲、争吵、摔碟子砸碗，还有持续到早上五点的派对，我们有文章可写。读者呢，他们有很多文章可以在沙滩上看。而对于这两个恋人，当然，唯一一个什么也不会损失的是米里亚姆·萨克斯。”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看，我说的是好几层意思，我们可以再讲讲这个事情是怎么结束的。但是，事实只有一个：为了获得那种程度的成功，米里亚姆没有别的牌可以玩，她的天分，简单来说吧，远远低于她的美貌。但是托马斯·杰伊·马蒂尼的才气却不在任何人之下。”

“太精彩了。”节目主持人说，“您最后再告诉我一件事情，是什么导致米里亚姆·萨克斯和马蒂尼的关系破裂？”

“好吧，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原因：那个人叫伊恩·康纳利。”

“是的，这很明显，但是为什么呢？您觉得米里亚姆为什么会投到康纳利的怀抱里去呢？”

“因为他长着一双绿色的眼睛，还有像游泳运动员一样的肩膀，这些不够吗？”

“不够，”主持人笑着说，“我觉得不够。”

“好吧。假如要我说实话的话，我觉得有很多因素。我觉得马蒂尼可能开始厌倦了那些闪光灯，还有那些盛宴。距离他上一本书的出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传说他正在写一本新小说，但是那本书一直都没有出版。有一天晚上，我在一个展览的开幕式上遇到了马蒂尼，我觉得有些震惊。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在他的眼睛里，已经看不到那些闪亮的、让所有人爱上他的火花。我觉得米里亚姆可能也看不到那些火花了，有可能，她的心情和新鲜感让她离不开那种火花。再加上，沙漠也是一个原因。”

“是马格里布沙漠吗？”

“是啊。那是一部很长的电影，也很沉闷。十几个小时的拍摄，在沙丘的中间，非常热。有时候因为一场风暴，又得重新开始。米里亚姆和马蒂尼几个星期见不着面。而见面的时候，两个人都不高兴，而且很疲惫。时间长了，那根把他们连在一起的绳子就断了。”

两个人的对话停了一下。

“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节目主持人最后说，“您觉得，托马斯·杰伊·马蒂尼现在到底在哪里？”

烟熏嗓又笑了一声。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想说一些没用的愚蠢推论，还有大家已经七嘴八舌说过的话。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说：无论他在哪里，在天上，在人间，我都希望他过得好；他应该过得好。”

沉默。

“谢谢，真的谢谢。”节目主持人用圆润的声音说，“我们这一期的《星星和马厩》节目就到此为止，这期节目给米里亚姆·萨克斯和托马斯·杰伊·马蒂尼的故事增添了一些新的、更贴近常人的色彩。还有，请允许我对我们今天的嘉宾表示感谢，八卦女王，她资深的……”

我关上了收音机。虽然听完了整个节目，我还是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四处转悠。那时候，我正走在一条乡间小路上，就是那种拐来拐去、但是非常整齐干净的路，那条路通往海边。我回顾了一下过去的时光，那种时间逝去的苦涩感觉忽然来袭，我决定一直向前开。

是的，在某个时刻，也就是炸弹炸开的那一刻，那些烟火让杰伊的某个东西破裂了，我一直在想：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有时候会看看报纸上那些谈论他的文章。我读到他和米里亚姆之间疯狂的争吵：有一天晚上，洛杉矶的一家希尔顿饭店，要求他们在半夜离开，因为他们在套房里大声喧哗，让整层人都睡不着觉。当他们开心的时候，那开心也一点儿不打折扣，我记得，另外一家饭店，我不知道是哪里，也不得不请他们离开，因为整个晚上他们都在大笑，吵得别人没办法睡觉：那是水晶杯子砸到石头上的声音，他们在房间的一边，往壁炉里丢杯子。饭店经理到房间里，请求他们声音小一点，结果好像有两个杯子飞到了他身上。

忽然间，他们开始很少见面，也很少联系。我的那些卡片还有信件也很少收到回复。在刚开始，他们刚恋爱的时候，我记得杰伊说过这样一句话：“总的来说，人生是挺有意思的。”或者，“这个世界，从屋顶上来看，还不赖。”从某个阶段开始，这些评论没有了，慢慢地那些卡片也没有了。我记得最后一张。那时候，米里亚姆和杰伊已经很少一起出现了。有一天早上，我给马蒂尼写了张卡片，写的正好是这件事情：有好一段时间都没看到他了，报纸上读不到他的消息，也看不到他的照片，我希望他一切都好。最后，就像往常一样，写了“拥抱你”等等。

过了几个星期，我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要比平时收到的卡片长一点，信里流露出一种失落而忧郁的语气，像是他小说中人物说的话，而不是他的话。我想不起来整封信的原话，我只记得中间出现了一个词，当时读的时候，我没有完全懂，但那个词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很滑稽。他是这样写的：“很滑稽，忽然之间，你看着四周，你意识到，所有东西都失去了它们的界限，忽然之间，因为某种奇异的组合，你觉得更加孤单。”

我想给他回复一封短信，但是我没有灵感。不久之后，米里亚姆就去了北非，拍摄那部《马格里布》。美国的大部分读者都希望杰伊能完成他的新小说，但是杰伊没消息了。最后一张他的照片，是他在马拉喀什和米里亚姆一起喝咖啡的画面。那时候，马蒂尼晒得有点儿黑，表面上很温顺，就像其他年轻男人一样，带着那种前途无量的自信面孔。这之后，什么消息也没有了。米里亚姆·萨克斯从非洲回来，挽着伊恩·康纳利的胳膊，这时候的米里亚姆焕然一新，变得更加成熟、深沉，不苟言笑，说话的时候，也好像聪明一点了。

第一时间，大家都认为杰伊隐居了，为了专心做自己的事情。过了一阵子，开始有声音传出来，说根本找不到他。《纽约时报》有一个我认识的人，他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他只是觉得有意思，而不是别的什么原因：可能他想写一篇文章，和其他的采访类文章有所不同。

当我在一个独立电影节上遇到这位朋友时，他写的那篇关于杰伊失踪的文章，已经刊登了几个星期，文章挺长的。我们在一个黑暗的演播厅里远远望见，那时候正在播放一部非常乏味的、充满隐喻的加拿大电影。我们打了一个招呼，微笑着眨了眨眼睛，意思是我们都受不了了。我笑着示意了一下，当我们的目光再次相遇时，我把手放在嘴边，看上去就像端着一个杯子。他点了点头，我们一起向酒吧走去。

“你写的那篇关于马蒂尼的文章真精彩。”我们握了手，点了咖啡之后，我说。他告诉我，他去了杰伊住的那栋房子，就像是去玩儿一样。他四处问了一些问题。杰伊的邻居说，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看到他了。他说，有一个长得挺漂亮的年轻女人，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语气里好像带有一丝遗憾。这时候，我好像看到他眼睛里的那种火花，那是杰伊曾经挑动你心扉的时候冒出的火花。

是一个老太太给他打开了杰伊的门。那位老太太告诉《时报》的记者，以前，住在杰伊住的房子里的，是她的情人，当情人的太太出门买东西或者出去遛狗的时候，她会溜进去和他幽会。

“我应该还能找到那把钥匙。”老太太一边埋头在抽屉里找，一边像小姑娘一样笑着。

为了迎合她，我的朋友也笑了笑。他看着她的眼睛，说：

“你听我说，太太。我不能否认，我有点儿担心他，我和那位住在二楼的先生是非常好的朋友。”

“他是一个可爱的年轻人。”

“是的，毫无疑问。太太，事实上，已经有好几个月没人看到他了，说真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想。”

“他看到我在楼梯上，手里拿着袋子的时候，总是出手帮我一把。”

“是的，我可以想象，这就是他平常的做法。因此，您能不能帮我打开一下他的房门，这对我来说，是很珍贵的帮助。”

老太太看了我朋友几秒，我的朋友也尽量放松表情，做出一副可爱的样子。

“我看看，我能不能找到钥匙。”过了一会儿，她说。那时候，我的朋友几乎有点儿难过。

“您是一个好人。”

看着那个小小的身体，在走廊里摇摇晃晃走着的时候，我的朋友想：她根本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找，有可能，她把那把钥匙，还有她所有的记忆，都放进了一个丝绒盒子里，一直珍藏着。

“找到了。”老太太说，她手上拿着钥匙走了过来，那把钥匙上绑着一条亮红色的丝带。

他们俩一起上楼，在打开门之前，她停了一会儿。

“我不知道，我们应不应该这么做。”

我的朋友看了看她，有点不同意，也有点着急。他忽然意识到：他所说的任何话，都有可能决定这件事情的成败，所以这时候，选择正确的措辞非常重要。

“我们是为了他好。”

老太太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一会儿。

“好吧。”她一边说，一边扭动钥匙，打开了门锁。

“当时非常奇怪。”我的朋友一边说，一边盯着他的咖啡，像着了迷一样。

我那天心情很愉快，就好像末冬的太阳和天空中的白云让我年轻了几岁，我不想谈论一些严肃的话题。

“你想说什么？”

他不再搅动他的咖啡，用勺子敲了敲杯子边儿。

“我不知道。就好像进入到一个谋杀现场，或者一个犯罪现场。”

“你去过谋杀现场吗？”我像小男孩似的问他。

“没去过，我只是这么说而已。”

我当时挺失望的，我们俩都从杯子里喝了一口咖啡。实际上，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在他的文章里，他已经非常详细地描述了杰伊的房间，他的描述真的很棒。你读文章时，就好像和他一起出现在那个房间里，对着空荡荡的房间，感受那种死寂和不安。就好像那段生活被随意丢弃：笔记本、钢笔，还有那些打开的书放在书桌上面，被子放在沙发的一边，五个月前的《太阳报》打开来放在客厅的小桌子上。杯子和盘子都没有洗，厨房凌乱，餐具放在水池里，冰箱让人恶心，里面堆满了过期发臭的东西。床也没有收拾，衣柜里的衣服，还有两三件衬衣放在地上或椅子上，就和任何一个男人的房间一样。在房间的角角落落，都积了一层让人压抑的灰尘，房间里全是尘封已久的感觉。

房间的每个角落，每一粒灰尘，都在讲述着那个消失的男人的故事，他忽然间就消失了，就像一个出门去买香烟却再也没有回来的男人，但这次这个男人没有家庭。

“你看到什么好的了吗？”他喝完咖啡时，我问他。

他看了我一眼，想搞清楚我说的是电影，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唯一一部不错的，是那部巴西电影。”

没人知道他的消息。按照法律的规定，过了一阵子，房东声明那个租房合同作废，收回了自己的房子。幸运的是，在杰伊一个教授朋友的请求下，房东决定把杰伊的东西进行拍卖，而不是封起来放在哪里，或者丢掉。我也去了那次拍卖会，一则是为了写篇文章，二则也是想拍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然而，杰伊神秘失踪的故事，似乎激活了整个城市的拜物精神，那些东西比预想的价格要高得多。

我只能勉强拍到一本旧版的《黑暗的心》，这本书皱巴巴的，里面有很多笔记；另外还拍到两个小笔记本，在小笔记本里，杰伊除了显示出杰出的写作才能，还表现出出色的绘画才能。所以无论如何，那些钱花得比较值。

几年之后，有一个摄影师在《光荣》杂志上公布了几张照片，图像不是很清晰，里面有一个短发的男人，坐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家酒吧里，摄影师很确信地认为，那个人就是托马斯·杰伊·马蒂尼。

“你看到了吗？他们在土耳其找到了你的朋友。”报社的一个同事对我说。她在我的办公桌上，摊开一本杂志，让我看照片上的那个男人：如果你仔细看，那可能会是任何人。我就仿佛一个小男孩，很激动地读了那篇文章，但文章里仅仅写道：当时摄影师在伊斯坦布尔，遇到了一个可能是马蒂尼的人，就假定那是他，问了几个愚蠢的问题——几个不值一提的问题。我本应该摇着头，做一个戏谑的微笑，把那篇文章和那些照片扔在脑后，然后把那本杂志小心翼翼地扔进垃圾筐里，就像它在桌子上被小心翼翼摊开一样。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脑子里最弱智的那部分总是占据上风，我没有把文章和照片扔掉，而是把那本杂志放在一边，时不时看上一眼，心里嘀咕着：那到底是不是他。在回家的路上，我在一家老商店里停留了一会儿，那家店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一个矮小、秃顶的先生坐在一张桌子后面，那张桌子摇摇欲坠，摆在大厅最深处的阴暗的角落里。当我问他有没有放大镜时，他的眼睛好像一亮，异常振奋。那时候，我想问他：为什么听到放大镜后那么激动。但当他打开一个有红丝绒里衬的盒子，我看到里面有很多带手柄的放大镜，我想，有些事情最好还是不要多问。

我选了一个老式放大镜，它有着很简单的黑色树脂手柄。掏钱的时候，我注意到，那个秃顶的小男人正用一片绿色的软布擦镜片，然后把它放入一个布包。

“这是一件好东西。”他把放大镜放在我手上，看着我说，“这些东西现在已经没有了。”

“当然。”我说。我拿到找的钱，马上就走出了商店，走上大路，比平时都要匆忙。

我回到家里，连外套都没有脱：我径直走到书房里，打开工作台上的台灯。我把那本杂志放在台灯下面，凑近看那张有可能是马蒂尼的照片。我从风衣口袋里拿出商店的布包，解开封口的绳子，把放大镜倒出来，拿在手上。我把那个布包放在一边，抓住放大镜的手柄，靠近杂志的那一页：那张图片的颗粒被放大，那个可能是杰伊的人也变大了，然而图像更加不清晰。我把放大镜移到另外一边，倾听了一会儿自己的呼吸声。我向后伸直了身体，观察着那本杂志，它在台灯的光柱之下，伴随着我的呼吸声，轻轻地起伏。

过了几秒钟，我向右转身，打开中间的抽屉，用一只手在文件夹中间翻找。眼睛尽量地适应黑暗，我打开从下面数第四个文件夹，然后随意地从里面取出一部分东西，放在写字台上，放在灯光下。那是关于杰伊的剪报，有很多都是他和米里亚姆·萨克斯在一起时的报道。那个时期我们很少联系，我一张一张地翻看这些照片，最后找到了那张照片：那张照片的角度和在伊斯坦布尔那些照片的角度类似，是从后面拍到的杰伊，角度有些斜，他穿着礼服，手里挽着米里亚姆，他们俩都笑盈盈的，手里拿着酒杯。在杰伊的面颊后面，在耳朵和下颚之间，有一个很小的胎记，我记得以前也曾经注意到过。我把杂志挪过来，手上拿着放大镜。我想，假如我发现那就是杰伊，我就会去伊斯坦布尔找他，我们会一起度过两个美妙的星期，一起喝酒，回忆过去的时光，就像两个退伍老兵。我在那些照片上找那颗痣，我仔细地看了又看：用放大镜，不用放大镜，看来看去，但还是看不清楚有没有那颗痣，也搞不清楚那个人到底是不是杰伊。忽然间，就像一场演出之后，所有灯都打开了，所有那些文章、杂志、剪报和放大镜，还有幽暗中的那柱光，都像一场可笑的演出。

我暗自笑了一下，把那些剪纸都收了起来，又把它们归档到文件夹里，关上抽屉，然后把那份杂志丢在了垃圾筐里。

一直到那天夜里。在见到他之前差不多一个小时，我散步回家。我忽然间不想去睡觉，于是跑进路边一家小餐馆，去喝一天中最后一杯咖啡。我坐在靠近橱窗的一张塑料桌子前，点了一根烟。我和餐馆的服务员说了几句话，她梳了个令人惊叹的发型，身上穿着一件粉色的围裙，这让我觉得很温暖。她的皮肤没有她所希望的那么光滑，她左胸前挂着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玛格丽特”。餐馆里有一台老式收音机，播放着考特·贝西的一段音乐。这时候，我看着外面的雨，雨水很快落满了路上的沟沟壑壑。这时候，我感觉自己忽然间陷入了一种随时都可能怀旧的状态。在那家餐馆的角落里，有一位小伙子和一位姑娘坐在一张小桌子跟前，他们靠得很近，时不时会吻一下。

我抽第三根烟的时候，他出现了。他是从吧台后面出来的。他整理了一下身上的深色大衣，他的头发灰白，脸上已经出现了深深的但是符合年龄的皱纹，说实在的，那些皱纹让他显得更加深沉。他的眼睛还是老样子，还是那种深蓝色，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就像天空一样深邃。

“我走了。”他扣完大衣的扣子，对玛格丽特说。玛格丽特转过身去，往垃圾筐里丢了个什么东西。

“当然了，亲爱的，也是时候了。”

“你确信，我不用留下来帮你一把？”

“你不要担心。你出去的时候，帮我拉上金属门。”

“你有钥匙吗？”

玛格丽特又往垃圾筐里丢了些东西。

“是的，我把钥匙放好了。”

“好吧，那晚安。”

“晚安，亲爱的。做个好梦。”

玛格丽特继续慢慢地清扫吧台后面。他不紧不慢地走向门口，把门使劲儿打开，开始从外面向下拉金属门。他把出口的那道金属门拉到一半。

然后，餐馆里又恢复了那种典型的夜晚的寂静，只有爵士轻盈的音符，时不时会打破那种寂静。那段音乐，仿佛是特意为这个时刻准备的。

我在想我应该怎么做。我在想，是不是要让这样的时刻过去，就微笑一下，耸耸肩，慢慢喝完咖啡，然后再点燃一根香烟。毕竟，这是最适合那天晚上的事情。我会慢慢地走回家，骗自己说，那是一个很神奇的幻觉：我在一家普通小餐馆的后厨看到他了。我可以去另外一家酒吧，那种整夜营业的酒吧，我可以给某个喝醉的人讲讲——为了让我请他们喝两杯，他们肯定会假装在听我的话。是的，这是结束那个夜晚的最好方式，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一定会感觉到心满意足。

我忽然站了起来，迅速穿上大衣，把一堆零钱放在餐馆的柜台上。

“嘿！太多了！”当我低头经过那道放下来的金属门，跑出去的时候，玛格丽特喊了一句。

我走到街上，把大衣领子竖了起来，我向路两边看了看。在右边，在路的尽头，有一个长长的黑影，投射在方块石头路上，可以隐约看到前面一个男人单薄的身体。我眨了眨眼，因为雨水流到我的眼睛里了。我开始奔跑，脚步在墙和墙之间左右摇摆，就像在打一场网球赛。那个黑色的身影，已经拐进一条边上的小路。

在十字路口的一个拐角，我抱住了一块停车标志的牌子，是为了更好地转弯，也为了防止自己摔倒在路上。

“杰伊！”我走了一两步，面对那条小路，喊了一声。

那个男人的身影距离我只有二十多米远。他停了下来，转过身来看是谁在喊他，然后他走了几步，向我走来，手放在大衣口袋里。这时候，我把手放在膝盖上，想让起伏的胸脯平静下来。最后我站了起来，尽量做出一个微笑，用手掠过淋湿的头发。

“你好，弗兰克。”他说。

现在他在这里，在一个普通的下雨的夜晚，坐在一家咖啡馆的小桌子旁边，就在我的眼前。蜡烛放在旁边的架子上，光线幽暗、摇晃不定，他脸上那几道皱纹在动，那是在这些年里长出来，那些皱纹让他看起来像一个水手。但是毫无疑问，这真的是他。

我向一侧倾斜了一下身体，想看看他耳朵后面。

“你在做什么？”他轻轻转了一下头，想让我看得清楚一点。

那颗痣还在那里，在以前的地方。

“没什么。”

他用一只手摸了摸脖子。

“我很脏吗？”

“不是，不是那回事儿。”

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黑色的眼睛，长发用一根发髻固定在脑后，走到桌子跟前。

“你们要点儿什么？”她一边问，一边在本子上记着什么。

我看了一眼杰伊，但他用手示意我继续。

“一杯加冰的苏格兰威士忌。”

那姑娘点了点头，在本子上很潦草地写了几个字。

“你一直在喝苏格兰威士忌。”杰伊微笑着说。

“是啊，有些事情，不是那么容易摆脱。”

他点了点头，继续微笑着，好像在想自己的心事。

“您呢？”

杰伊好像忽然间回到了现实，看着那个姑娘。

“我要一杯鲜榨果汁，谢谢。”

“什么果汁？”那个姑娘一边在本子上写字，一边问。

“随便，但是不要太甜。”

那个姑娘点了点头，走开了。我和杰伊看着对方的眼睛，什么也没说。

“你在那家饭馆干什么呢？”

“洗盘子。”

“洗盘子？”

“是的，洗盘子。”

我有一点不安地看着他。

“洗盘子是一件很美的差事。”他补充说。

我笑了一下，那个姑娘端着一个托盘过来，把杯子放在我们面前。我问他洗盘子有什么好的。

“各种好处。你一个人待在那里，远离混乱和麻烦，让热水经过你的手，然后清洗这世界的一部分；你还能挣到钱。”

我想了一会儿。

“实际上也是，听起来不错。”

杰伊把杯子放在跟前，把嘴放在吸管上，深深吸了一口果汁。

“还有，这样我整个白天都是空闲的，太棒了。”

“只是因为这个，你才这么做？”

“不，是因为我不做的话，我生活不下去。”

“什么！那些书呢？”

“什么书？”

“《你》和《金字塔》。”

“哈，那些书啊，那些书已经没有了。二十年前，我已经把书卖给一家出版社了，一次性，无期限。”

我看着他，轻轻地摇了摇头，有点难以置信。

“真混啊。”我忍不住说。

杰伊从他的果汁杯里又喝了一口。

“顺便说一下：恭喜你。”

我皱了皱眉头。

“你得了那个奖。”

“哈，那个奖啊。”

“那是一件好事情。”

“那些奖都是扯淡的。”

“是的，我知道，但是那本书不错。”

“好书是另外一些书，杰伊。”

“不是的，你的书是好书。”

我们不说话，默默地待了一会儿。

“嗯。”我说。

“我一直在关注你，你知道，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关注你。我是你的崇拜者，不仅如此，我一直都很欣赏你。”

我用手指抚摸了一下杯子边儿，笑了。

“是，这是真的，你一直都是。”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这时候我有点恨他，因为他提到了那件事情，因为那件事情总是让我觉得不自在，而且很尴尬，尤其是面对一个像他这样的人时，就好像我偷了别人的手稿。

“你妻子怎么样了？”过了一会儿，他问。

“哪一个？”

“两个都讲讲吧。”

“她们都厌烦了，可能她们期待的是别的东西。”

他点了点头，微笑起来。

“是的。我想，所有人期待的都是别的东西。”

“那你呢？”

“我什么？”

“女人。”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我和一个叫德洛丽丝的女人一起生活，她是个好女人。”

我们俩默默地喝东西。喝完之后，我们决定起身。我们在桌子上放了几美元，一起走向门口。

“那么，晚安。”出门之后，我握了握他的手，说道。

“晚安。”他说。

走了几步，我停下来，转过身。

“杰伊。”

他转过身，我只能看到他的侧脸，他的手还在风衣口袋里。

“说吧。”

“她呢？”

那时候，我在想：杰伊知不知道我说的是谁。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那次在海滨，我们在那个饭店酒吧的谈话。

“她还在那里，弗兰克。”

他转过头要离开，但是他刚走了一步，又回过头来，看着我。

“很滑稽，你知道吗？”他说。

“什么事情？”

他沉默了一下，好像要找到合适的词。

“不是她消失了，而是我。”

我微笑了一下。

“晚安，杰伊。”

“晚安，弗兰克。”

[1] 一款在意大利非常著名的车子——译者注。

版权信息

屋顶上的一架飞机

作　　者：[德国]马丁·瓦尔泽

翻　　译：蔡鸿君

品 牌 方：99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代序：致中国读者

屋顶上的一架飞机

充满危险的居留

寻觅一妇人

乔迁

方法不当

收藏家的归来

假如没有贝尔蒙特，我们会怎样……

藤普罗内的终结

西格弗里德之死

蠕虫

在斯图加特的一项使命

利策的讣告

一次空前绝后的机遇

安内玛丽的故事

编后记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上海

代序：致中国读者

所有的读者是一个集体。我们这些读者不满足于世界本来的样子，因此我们读书和写作。我凭经验得知：读书是写作的另外一种方式。谁读一本书，他就是在为自己写这本书。书所提供的东西，并不比音乐提供给演奏者的乐谱更多。只有通过演奏者，音乐才成其为音乐。

幸亏有各种彼此并不同源的语言，人们由此可以看到，用语言所表达的东西，要比语言本身更加具有共同性。这就是说：人们互相之间要比他们的语言更加接近。什么东西是甜的或者苦的，轻的或者重的，这是一种我们共有的经验，即使词汇在不同的语言中没有显露出这种共性。我们相互之间的理解要比我们的语言所允许的猜想更好。但是，我们需要翻译家。我尤其感谢他们。

马丁·瓦尔泽

屋顶上的一架飞机

她的名字，我再也记不起来了。我想，她们家姓贝格曼。我应邀参加她女儿的生日宴会。我们来到花园里，发现一切都准备好了。小寿星来回奔跑，催促每个人都坐到椅子上，好像这样一来她就再也不必怕什么似的；最后，她终于累坏了，自己也在桌子一头坐了下来。她母亲坐在她身旁。

虽然一切在参天古树下举行，但还是很热。阳光透过花园中的树叶和树干，洒落下来，在大地上照出一块块白斑。虽然有宽敞舒适的别墅隔在花园和大街之间，但飞虫嗡嗡，花园里要比大街上还吵。可是它们不及飞机严重，这几年来，我们的城市深受其害，飞机轰鸣时，我们碗橱里的餐具日夜都叮当作响，我们的房屋在它们飞掠的影子下呻吟。在这绿色的花园一角，我们一点听不到飞机的轰鸣；密集的虫子上下飞舞，我们享受着它们的营营歌声。

这家的女主人还坐在她女儿身旁。当她跟生日嘉宾们一起举杯喝光之后，她起身告辞。在这之前，大家还不时地从杯沿上方交谈一句，此时却是鸦雀无声了。大家都目送着她，看她向房子走去，走上两步台阶，来到平台上，转过身来，再次向大家挥挥手，向她的十七岁的女儿挥手，特别真诚，就像是在告别似的，是的，她一副伤心的模样儿，大家都看到她的手突然像一片枯萎的树叶似的悬在空中，看到她后来猛地转过身去，进屋消失了，消失在一间房子深处。大家你望我我望你。女孩子们眼睛睁大了，呼吸急促了，她们还不知所措地耸耸肩，随后桌子四周就吵吵嚷嚷起来了。吵吵嚷嚷的是那些女孩子，尤其是那位寿星。她们嘻嘻哈哈，被一种我所不理解、可以称作爆发的快乐攫住。

不管你朝哪里看，看到的都是张大的嘴巴，宽宽的牙齿，笑歪了的脸和空中挥动的、大多是赤裸的胳膊，跟胳膊相连的手自由地飘舞着。大多数是女孩子。只有几个小伙子，我们坐在那里，被她们的动作和衣服淹没了。置身在这群闹哄哄的女孩子当中，我们显得呆滞和拘谨。有时我们试着想透过在我们身体上方晃动的手、上身和头发相互望一眼或者讲一句话，但是做不到；姑娘们汇成了一条河，我们漂浮着，无主的木块，说什么也没用，注定了属于柴堆和滩涂，还要沉默不语。我们听不懂她们在我们头顶上方互相喊什么。一开始我们还想抬起头来听，甚至加入进去，结果只是徒劳。再加上我们互不相识。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一位女友带来的，匆匆地介绍一下，找到一张椅子坐下来，跟下一个男性远得无法交谈，无法相互结识。当这家的女主人还坐在宴席上时，我们还能相信，我们受到了盛情款待，某种程度上是这场生日宴会的贵宾。这种情况后来骤然发生了变化——我实在无法换种说法。即使女友们突然袭击我们，捆起我们，拖到墙前，用剑或斧头将我们处死，我也不会感到特别吃惊的。她们一个个讲着叫着，谁也不在听别人讲，这是对我的唯一安慰。她们这么做什么也交流不了，无法就有争议的问题达成共识。可是，也许将我们处死对于她们已经不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了，因为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邀请我们来的。我想问问带我来这里的我的表妹皮娅，可她甩开我，瞅都没瞅我一眼。也许她们私下里都想，她们都要在生日这天献身给一群小伙子。我的男同伴们，我发现，这期间他们脸上最后的一丝快乐也凝固了。

汗珠从他们发际的皮肤里渗出，闪闪发亮；看上去，好像是为了一场恐怖的庆典才将他们打扮成这样的。我们该把女主人叫来吗？那个温柔的寿星啊！现在，她柔韧的身体在桌子一头像驯兽师手里的鞭绳一样扭动着，从她的几乎看不见的嘴里传出尖叫声，它们像导弹似的从一长排女同胞和我们几个散落的男孩子头顶掠过。她们笑得更刺耳了，我们吓了一跳。我求助地掉头朝房子望去，吃了一惊：现在门窗被关起来了，铁制的遮阳篷放了下来，看上去像要么主人死了要么主人环球旅行去了。只有一个男人从最顶层阁楼的一扇窗户里挥着手。一个老人，肯定差不多有一百岁了。我也朝他挥手。他注意到了我，没过一刻钟，他从屋角绕过来，直接朝我走来，而他所做的就是：他先将我然后又将我的那些受苦受难的男同伴们，从女性丛林中引了出来！他镇静自如、有条不紊地将我们一个个引领上岸，让我们一个个在平台前的台阶上坐下来。我们感激地抬起头望着他，如果他这时打着手势说“趴下，乖乖地趴下！”的话，我们准会像被从死神手里救出来的狗一样趴在他脚下的。但他让我们大感意外，说我们对女孩们应该抱有同情心！说我们坐在桌旁，就像钓鱼人观察着再也无法逃脱、在致命的鱼钩上越来越绝望地扑腾挣扎的鱼一样，看得女孩们害怕，让她们感到，这个绿得可爱的花园一角今天下午就会成为她们的灾难。我们应该有同情心，尤其应该同情毕尔嘉（是的，她就叫这个名字，现在我又想起那位寿星的名字了）。他是毕尔嘉的舅公，是操心地看着她长大的。可惜父母们太忙了，没有时间保护毕尔嘉，不让她遭遇如今一个女孩所面临的危险。只有他一人有时间保护她，可是他再也没有力气了。他这么说时，几乎哭起来。

如今这个娇柔的女孩长大起来，长到了那个年龄段，对于毕尔嘉这么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来说，那是个多么危险的年龄段啊！它们是猛禽的咽喉，不是别的，每个月都是一颗牙齿，每个月都是一颗更大的牙齿！他请求我们给予毕尔嘉保护！他大声说道：“我知道，你们是蹲伏在花园门外的狼，当她走出去走上街头时，你们就会扑向她！我知道，请求你们的保护多么愚蠢！但我还是要这么做。只有尝试最愚蠢最无意义的事情时，她才能获救。你们这些小流氓，我不得不从阁楼里眼看着她落入你们手里，真是太可怕了！”我们倾听着，呼吸越来越急促。他提高了嗓门：“喏，你们瞧瞧她的父母吧！为了不必听，不必看，他们关上了门窗，铁制的遮阳篷也放了下来！他们不再相信拯救，将毕尔嘉出卖给你们了。我跑下来，是因为有人招手了，我是穿过洗衣间从房子里冲出来的，因为我相信不可能的事情：别烦毕尔嘉！”

我发觉，我的男同伴们缓缓地从台阶上站起来，张口结舌。间或穿过树叶洒落的阳光，在我们身上画出黑白的图案，黑白，黑白。我们望向女孩们，她们突然停止了叫嚷，面无表情、眼睛通红地挤在桌旁，盯着我们。

“原来如此。”我们中的一位说。

舅公张开双臂，走在我们前面，边走边喊，他有时候梦到毕尔嘉会被鱼吞食掉。“真讨厌。”我们中的一位说着，推开舅公。这时毕尔嘉从桌子那儿冲过来，冲她的舅公吼道：“你为什么不待在楼上！我们本来能成功的！你将我们出卖给他们了。我们本来能成功的！你将我们出卖给他们了！”舅公战栗地望着她，像是一只被踢了一脚的动物。

可是，我们仍然站在那里，直喘粗气，望着女孩们，没有人哪怕抬抬脚，女孩们也都一动不动。现在大家都察觉到了，这个下午是多么热。树冠垂得更低了，所有的树叶都干瘪了，晒焦了，使炎热变潮湿了，但又挡不了炎热。四周一片静谧，静得能听得见树枝的呻吟。无论如何，如果不是屋顶上，紧挨着烟囱和树尖，突然传来一阵轰鸣，一种咆哮的噪声，像是重重地敲打着一块钢制庞然大物，我们或许会永远这么站下去或者事后会慢慢地回家——谁知道我们会怎么做？一架飞机紧贴我们上方飞过，让我们离开了台阶；它飞掠的影子拖着我们，让我们推开舅公，冲向桌子。女孩们仍然张口结舌，只是她们的眼睛比先前更大了。在发动机的噪声和飞机的影子消失之前，我们拥有花园、房子和女孩们。可我们习惯了拥有一切，我们连复仇都不会。尽管如此，在我们的上方，舅公还是站在阁楼窗前轻声哭着，一直哭到未来。

朱刘华　译

充满危险的居留

当时，我突然来了兴致，躺到了床上，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天还不晚。我也不能说，我很累。和往常一样，那天傍晚，我也在窗户旁边站了好几个小时，看着外边大街上人来人往的景致。一些人住在我家的左侧，另一些住在我家的右侧。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差别。这是由于我的眼睛还是由于这些人的原因，我至今仍然无法说清。

在那天下午，我比平时早一些离开窗边，穿着平时的衣服，就躺到了床上。两个胳膊伸展开，放在身体的左右两侧。从这一刻起，我就再也没有动过一下。起初，我想，这是倦怠，继而又想，这是一种情绪，是一种乐趣，想要扮演不能动弹的人。很快，我就说不清楚，我是自愿躺在那里的，还是某种疾病或恶劣的情况迫使我卧床不起。我就这么简简单单地躺着。但是，生活还在继续。我不必离开房间去从事某种职业。我也习惯于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但是，如今，即使是最孤独的人，如果想要继续生活的话，也承担着许多义务。谁不要继续生活呢？

最先来的是几个制冰厂的男人，他们还像往常那样，手上和胳膊上都套着巨大的红色橡胶套，他们像抱婴儿一样把一些白色的冰棍紧紧地抱在皮革围裙上，搬进了我的房间，放在了桌子上。他们问候了我一声，把我放在习惯放钱的地方的钱一把掠走，然后撅起嘴嘟哝一声对不起，就迅速溜出门外。冰在桌子上，慢慢融化。冰水形成涓涓细流，从蒙在地板上的灰尘中流过。

电厂的那位职员进来的时候，眯缝着眼睛，站在这些小溪的前面，若有所思，他是来收煤气费和电费的。他可能从来就没有觉得我是特别值得信赖的人。此时此刻，房间里的一条条脏兮兮的小溪，似乎更加印证了他对我的看法，这些年来，他抱着那本厚厚的记账簿总是这么想的。但是我的煤气表和电表总是很正常，封铅完好无损，闪闪发亮，迎接着他那审视的目光。在他开出账单之前，钱就已经从桌面滑入了他的手心。他没有任何理由抱怨。当他转身离去，关上身后的房门时，他叹了口气，流露出对我的敌意。他从前可不敢这样。或许他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再等到下个月，他希望，到那个时候，符合他的推测的证据，就会在我的房间里堆积如山。

只要他还站在我的房间里，我一次都没有试图动动嘴，尽管我觉得，我要是不加阻止地让他的这些想法继续发展，势必会加速我的最终毁灭。我为什么不动动嘴呢？我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呢？为什么？为什么？这个问题不时地在我的眼前跳来跳去，然后却说，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只是一丝微笑，现在就会在房间的天花板上自行消失，而且永远不再出现。确实也是这样，问题突然不复存在了，我继续静静地躺着，忘掉了那个收费人竭力掩饰的挂在脸上的那种威胁。

这就是我瘫痪最初那段时间的情况。把这种安静卧床称为瘫痪，是我后来才想出来的。我从来没有把这种解释据为己有。不过，有那么几秒钟，我也任凭这种惬意的安全感流遍全身：我是瘫痪的，这种严重的瘫痪也必须受到外部世界的尊重。但是当我更加用心地去思考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则立刻拒绝作为瘫痪的人出现。类似收费人的这种人也会要求一个瘫痪者每月付费，也许还可能要求他像一头狗熊一样去跳舞挣钱。但是，即使世界上没有这种收费人，我想，我也不会愿意让人把我看成是瘫痪的人。我是自愿躺在自己的床上的。我虽然不能动弹，但是我……我完全是自己躺下去的。我并非刚刚才决定不再动弹，但是我正是这个不能再动弹的人。难道我不是吗？当时，这些想法像云一样在我脑海涌动。我不能阻止它们形成任何形态，即使是一些恐怖的虐待我的形态，它们咆哮、嘶叫，像针刺般在我的全身肆掠。

在这种时候，我都希望，门在这时会被推开，有人进来。

进来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脸上布满了奸诈的皱纹，他声称，是来给我送牛奶的。这个骗子，他甚至还能证明，这几年来，一直都是他给我送牛奶。似乎从他第一次来访就很明显，牛奶只是装在一个大批生产的瓶子里的白色液体，这些东西，他马上就可以在角落里扔掉，然后再去干他原本的行当。当他第一次面对躺着的我的时候，他脸上的皱纹欢快地飞舞跳动，甚至都快要失去了控制。也许是他自己根本就不试图加以控制。他为什么现在还要欺骗？我看见，希望在他的眼里增长，快要让他透不过气来了。不久前，他用舌头舔了我的额头，他的舌头红红的，令人惊异，从那张苍白的老脸中垂下来，他似乎想要根据味道来检查我的额头。当他把舌头收回口中的时候，他似乎对结果相当满意。他说：“您愿意我叫官方医生来吗？”

我躺在那里，沉默不语。他又问了一遍。当然还是徒劳的。对于这种所有问题中最危险的，只要有一丝可能，我就绝不会回答。他不知所措。这时，第一次出现了这种情况：我静静地躺着也可以成为一种武器。他仍然不断地问，要不要叫来官方医生。他的询问还是徒劳的。他气恼地又用舌头在我的脸上舔了一圈，然后气恼地大声喘着气走到门外。我还能有几次这样成功地把他赶走？在未来的时光，沉默还能有效地阻止他去叫来官方医生吗？

下一次来的时候，他把两瓶牛奶放在房间里，尽管摆在地上的那么多瓶牛奶，没有一瓶被动过，更不用说被喝完了。牛奶当然早就变质了，房间里充溢着一股酸臭味。这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在奶瓶之间跳着走，数了数，这里摸一把，那里扶一下，为的是要让房间里乱得更彻底。然后，他像往常一样，开始在我的抽屉里翻找，直到找到了可以支付他带来的牛奶的现金方才罢休。如果没有立刻找到现金，他往往就会一直在橱柜里翻来翻去，直到找到他满意的物品或者衣服。每一次离开房间之前，他总要凑到我的跟前，用舌头和手测试我的脸，问我，要不要叫来官方医生。回应他的问题的还是沉默，这让他气愤得脸上不停地颤动。为了不至于窒息，他不得不又气喘吁吁地奔出房间。

我并不为此自豪。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自我毁灭是多么的容易。面对这个尽管狡猾但却愚蠢的老家伙，轻易成功的方法，却让我在另一个来访者那里陷入毁灭之境。

那些兜售小贩就很不容易打发走。他们提着大大小小的盒子篮子，撞开房门，把东西摊得到处都是。我沉默不语，对他们听之任之，这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做生意的热情。这肯定是一个客户，如此安静地允许摊开一些极不引人注目的货物！离开这间房间的时候，一定会是心满意足的。这里显然会有需求，而且远远超出提篮叫卖、穿街走巷。希望啊，希望！

这些所有商人中间最敏感的人，最终将充满指责的目光从摊开的货物移开，转向了我，他们等待着我现在用手做一个微小的动作，表示要买下所有这些他们在我的默许下搬运进来的东西。沉默充斥在我们之间。渐渐地，凝视着我的目光开始移动，最后，凝聚成仇恨，刺入我的五脏六腑。还有拳头和舌头。幸好我已经不再为自己感到担心。兜售小贩们觉得上当受骗了，他们认为，自己成了一个贪婪的吝啬鬼的牺牲品，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抠门鬼。

这些气愤的来访者，对我来说，可能是多么的危险啊！如果他们觉得我的行为如此残忍，如此卑鄙，以至于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国家的力量才能获得一种赔偿或者补偿，那样的话，警察肯定就会带着官方医生进来。但是，兜售小贩显然已经因为他们的生意不好做而攒足了经验教训，他们的怨恨根本不想寻找这种对我很危险的发泄口。他们只是在我的房间里翻箱倒柜，寻找合适的物品作为补偿。我更愿意把这些给他们，而不是给其他任何人。但是，要是我的房间空了怎么办？他们的怨恨将去往何方？即使我逃脱了这种危险，又该如何逃脱这栋房子的其他居住者每天给我带来的危险呢？

我从来没有和他们说过话。但是，我过去每天下午都站在窗户边上看好几个小时，这总让他们很生气。他们一致反对我，在这栋房子漆黑的过道里，他们小声地交流诋毁我的信息。现在，他们见不着我了。他们需要找到另外一个可以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敌人，他们还不知道，是否能够像搞定我那样，轻松地搞定那个敌人。在他们开始去寻找之前，他们会千方百计地让我再回到窗户前面，作为他们需要的那个可以看见的敌人。如果不成功——他们肯定不会成功的，他们肯定会对我进行报复，因为我这个敌人抽身而去了。他们已经在刮外面过道的墙壁，神经质地划火柴。也许他们只是等着房东来问他们这些混乱现象的缘由，然后他们就可以要求对最近这些混乱情况进行一次彻底调查。如果房东开始介入，不出两个小时，官方医生就会来，那么我就全完了。

是的，我现在必须承认，我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赶走官方医生。迄今为止，我总是成功地阻塞了可能把官方医生带来的道路：送牛奶的老头太蠢了，在我的橱柜里小小地洗劫一番，他就心满意足了；那些兜售小贩如此谦卑，以至于不敢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但是，如果收费人再进门来的话，鼻子闻到酸腐的气味，眯缝着眼睛看见，电表根本没有转动，尽管表上的铅封完好无损、闪闪发亮，他就会……这也许是自然而然的事，他会转身去查看另外一个表。但是，因为自然而然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他会从房间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找出一根线头，而且不再松手，直到他将整个房间重新卷成一个整齐有序的线圈，然后，他就可以把这个线圈带到官方医生的接诊室，请他检查一下。

即使我可以对付得了这个收费人，谁又能够帮我顶住市政部门运垃圾工人的大喊大叫呢？巨大的垃圾车每周两次从街上开过；每周两次，那些运垃圾工人从踏板上跳下来，冲进我的房间，他们要我解释为什么垃圾桶是空的。他们也许是担心，我想把他们变成多余的人，我也许是一个超级发明家，可以把垃圾变成另外一种物质。每一次，他们都还能在我的房间找到一些可以在空中抛来抛去的东西，然后得意洋洋地抬了出去。但是，渐渐地，房间里的东西越来越少，以至于这些肩宽体壮的男人，捧着我的那些小零碎，走上大街，看上去都是那么可笑，而他们则要装模作样，好像正在做着必不可少的工作。他们一边还唱着歌！如果有朝一日，我的房间里空无一物，他们力大无比，却又无处可施，那会怎么样呢？他们会大喊大叫，声音会越过大街小巷，传进官方医生的耳朵。这一幕，我现在就可以预见，我的房间完全被搬空的那一天，已经不会太久了。

在此期间，其他的房客已经东传西传了各种信息，最终房东也被扯了进来。也许他是从附近开店的人那里得知，我不再去买东西了。现在就是这样，如果一个客户不来了，开店的人都很喜欢让官方来调查。房东平时总是很忙，这一次，他可能立刻觉得自己有义务亲自来处理这件事，因为他听到的已经够多的了。他扶着楼梯，轻手轻脚，急冲冲地穿过整栋房子。有几次，他也会在两层楼之间停下，听听过道里的动静，然后迅速下楼，冲到楼外的大街上去。

我知道，肯定是这样。

官方医生在他的接诊室门口张开双臂迎接房东，咧开嘴巴向他表示感谢，露出了几颗金牙，他说，他早就知道这件事，但是只有当有人来叫他的时候，他才能去。

现在就是来请你的，我的房东肯定会这么说，并且做出一个郑重邀请的手势。然后，两人还会拥抱，就像两个恋人那样。在来的路上，他俩肯定也会竭力克制，避免跑得气喘吁吁。官方医生准备进屋，他用右手小心翼翼地捋了捋深色的络腮胡子，就像罗伯特·科赫的那种胡子。房东站在门边，做出对看见我躺在床上感到很惊奇的样子。

我没有时间再多看房东一眼，因为，我的阴险的敌人，这时就要对我下手了。

所有的人，我都可以通过默默地躺着，迷惑欺骗，拖住他们。他们从我的房间拿点小战利品就知足了。假如房间里的东西取之不尽，就像我静静地躺在房间里的意志那样，那么，我这样沉默不语的居留，绝对不会终止。前提是，我要能够成功地摆脱官方医生。我知道，我不会成功的，他马上就会进来；我也知道，他不会容忍我沉默不语地躺在床上。甚至就连我自己也已经放弃，对沉默不语地躺在床上做出解释。我把这样说不清道不明地躺着的所有痛苦都拉到自己身上。我最终也扼杀了我内心的疑问。我照旧还躺在那里，保持着沉默。

但是，官方医生是怎么了？他站在那里，摸了一下我的手，然后朝我俯下身，好奇地用手翻了一下我的眼睛，最后问了我一个我一直回避的问题。他问道：“您承认，您已经死了吗？”

他也许会讨厌我的任何试验，不对，他肯定讨厌。然后他又说：“您还是承认吧，您已经死了！”

“是的，都是因为您。”我会这么回答，为的是让他感觉到，正是他的自以为是，毁掉了一次伟大的试验。最后这句话，我必须要说，我想要表达出所有的憎恨，把一项无穷无尽的行动就此毁掉的人，就该遭到憎恨。

蔡鸿君　译

寻觅一妇人

每迈一步都迟疑不决，双手荡在两边，屏住呼吸，我就像一个技艺不佳的走钢丝的青年演员，定要寻求某种支持一般；我就是这般模样踏进了大厅，被出席者的洪流冲至一排排椅子之前；我就是这般模样进入一种异样的宗教教堂。我觉得每位出席者都是知情人，每个人都在观察我，甚至对我起疑心，因为在这个团体里我是一个新来者；这不是社团，便是教派，便是政党；要么就是更吓人的玩意儿！现在我差不多有些后悔了：穿堂入室，竟敢至此。

然而为了找到那位在外面人行道上走在我前面的女子，我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的两只眼睛一直盯着她的脖颈儿，正好盯着筋腱之间凹洼处头发向上卷起的部位，头发卷起一种发型，因为我的两眼没有离开过她的发根，所以也说不清那是怎样一种发型。说时迟，那时快，那脖颈倏而向左拐去。

只是当我来到大厅的门口——那妇人就是通过这个门口消失不见的，大厅的警察要我更衣时，我才发现上述情况。我一声不响地更了衣，以便不失时机地跟上那位女子。我真想看看她的面孔。可当我进入了大厅，却再也没见着她。但愿在大家都落座之后能再见到她。

这持续了很长时间。

看样子没有人愿意首先入座，大家都跑来跑去，只要有人伸出手，总会有人来握；似乎许多人彼此间都是朋友，抑或熟稔到如此地步，敢于相互拍拍肩膀。不用说，我是没有丝毫的兴致第一个坐下来。我在一排排椅子间，一条条过道里跑来跑去，忙碌得很，就是比别人胆怯些。我一直抱着找到那位女士的希望，我是为了她才深入此地的。我每看见一位妇女，总要挤到她背后，打量她的发根，然而总归失望：总是别样的脖颈，别样的发根。我看见的是圆滚滚的柱状脖，那线条柔和的凹洼早已消失，也许甚至压根儿就没有这种凹洼！那种干瘦的纺锤形的脖子还要糟糕，这种脖子的筋腱形成了刀削一般的峰棱，直挺挺的头发碰上那峰棱便簌簌作响。怎么也寻觅不见那脖子，那脖颈的凹洼，吸引我到这里来的正是它。现在铃响了，来回走动的脚步更加急速，彼此的握手业已完结，三五成群的人也在散伙，每人都找到一排椅子，重又向左向右鞠躬，然后才慢慢入座。

我向所有的人望去，我使劲睁大眼睛，以致眼睛酸疼起来。我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我打算在活动举行当中——对这次活动的安排我还一无所知——再到处看看；不过我首先想利用休息时间——如果有什么休息的话——继续我的寻觅。像一股潮水一般，所有出席者转向大厅的前方。我受这股“潮水”的裹挟也将头部转向大厅的前半部分，那里有个舞台，有张幕布，就在这时有人拉幕布了，幕布拉开了，一位先生出现在舞台上。

他走到舞台前面的讲台前，对于后面的情况我不再关心，于是我重又扭过头来，两眼向一排排的座椅望去。

我听到有人讲话，大约就是那位刚刚来到讲台前面的先生。我在寻觅那位妇人。那位先生还在演说，可我的目光如同探照灯一般在搜寻着大厅。我尽量不移动我的头部，以免让邻座发现我对演说者所抱的漠然置之的态度。

在我觉得有人发现我心不在焉的时候，有几次我吓呆了，足有几秒钟的时间才醒过来，又因生怕人家当众揭穿我而倒抽了口冷气。于是我打算不再寻觅下去，而是等待休息时间的到来。可是我继而又担心，也许压根儿就没有什么休息，那我只能寄希望于现在的寻觅——于是我又寻觅起来。我不知道，那位演说家讲了多久；我也不知道，有几个演讲者相继讲话。

有时爆发了掌声，对此我很是感激：对我来说这是向四周扫描、加紧寻觅的时机。我也和大家一起鼓掌，我比所有的人都鼓得长。我的目光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拼命搜寻。我做出期望着某一个熟人转向我，我好向他致意，并以此向他表明，能听到这样的演说真是太高兴了的样子。掌声时常持续很长的时间，我有时甚至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大着胆子朝大厅里环顾，好像是要求大家鼓掌鼓得再热烈些，可我还是没能发现那位妇人。真是没办法，我怎么也割舍不下那脖颈。有类似经历的人就会知道，在会议结束时我只能抱着会有一个偶然的机遇使我有朝一日重见那位妇人的希望来聊以自慰而已。假如这种机遇不来……那我想，不，不，绝不可能会是这样的！我问大厅的纠察，何时再举行这种会议。他对我说，如果我对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感兴趣，我应把地址给他，这样他会负责邀请我参加这里举行的所有活动。

我将地址给了他，并且付了小费，小费的数目大大超过我的状况所许可的数目。我太幸福了！很显然，这是一个公开的团体，团体的活动只有其成员来参加，那妇人很可能就是这个团体的成员。要是果真如此，我就能和她重逢。几天后，我收到了第一份邀请，我真是喜不自胜——谁来描写我的欢乐之情呢，我只需填写一张表格，就可成为这个团体的成员。我也顾不得将其章程通读一遍，因为我所考虑的是，我要成为她所在团体的一员，这一想法使我无法自已。在我参加了第二次集会而没有见着她时，我有些垂头丧气，可我立即自我安慰说，我的丧气是根本没有道理的。我怎么能寄希望于，我随便坐在一张椅子上，从这张椅子上观察就能发现她的脖颈呢？我必须将寻觅系统地继续下去。这一团体保证数年之久都有内容丰富的活动，这使我觉得更有可能找到她。我首先确定了成员名单上的妇女数目，所有这些女性成员我都要一一结识。看样子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是一项需要很大灵活性的工作。光是见了一位女士羞答答嗫嚅着说出自己的名字还不够；光是在不超过礼教的范围、尽可能长地死盯着人家面孔看也不够；我一定要在几乎还没有看清其面孔时就要挤到她的背后去，以便能打量其发根和脖颈的凹洼。我原是个沉默寡言之人，然而在公众场合下看那么多妇女的脖颈，又将其和我记忆中的样子加以仔细和深入的比较，这一任务我是一个晚上接一个晚上、严守着风习和礼节来加以完成的，它使我由一个沉默寡言之人变成为夸夸其谈的空谈家。

我就是这样怀着自己的打算参加了为数众多的集会，可这并没有妨碍我在某种程度上是顺便地、不自觉地听到这里不断举行的演讲，它们沉积并发散于我的下意识。我并没有以清醒的注意力来理解这一团体所追求的目标，可是演说的许多具体内容我倒记在脑子里：那是些演说中的片言只语，差不多总是演说者讲得最为响亮之处。不过，要是有人问起我来，我却能以从我的下意识中逐字逐句挖出来的片断加以对答，就像一名优秀的、专注的成员一般。于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样的结果：作为一个还过得去的聪明人，我将这些无意中听到的片言只语自动联系了起来。我可以这样说，这些联系并非有意为之，我为寻觅那妇人已忙得不可开交。

而今寻觅已渐渐成为一项自动进行的活动，无需我自己督促自己。我一晚又一晚地向那些女性成员自我介绍——女性成员的数目似乎无穷无尽，在还没有弄清自己在做些什么之前，我便已经挤到有关女士的背后。又一次没有找到要找的发根所引起的失望，我也渐渐感受不到了。对我重要的仅是，这位女士可以作为审查过的对象而从女性成员的名单上勾销。我这样迫不及待地向所有女士自我介绍，可能引起了某些成员的注意；大约也有人笑我盯着女士背后看的癖好。不过没人管我，这足使我对这一团体满怀着真正的感激之情。要是有人向我走来，请我也作次讲演，作个报告，那我——尽管对此根本不感兴趣——也会满足这一愿望的。

退出这一团体，并非我忍心这样做，只是因为要进行审查的女子在数年之中大为减少的缘故。我放慢了工作速度，只利用五分之一的会议，后来是十分之一的会议来进行我的调查研究。我一方面应付了会议，另一方面又没误我自己的事，这使我自己惊诧莫名。后来我干脆决定，不再对所有的妇女进行审查，将调查研究搁置起来；兴许那位被寻觅的人业已退出了团体，兴许她的发型有了变化，抑或她染了发，兴许她的脖颈肥胖起来。从我这方面来看，数不清的社团晚会的演说将一切都给掩盖了，那些淡而无味的话语的流沙将一切都给磨平了。而今我已到了这般地步，想起我以前是将晚会用于个人目的，那还真要费点劲呢！每想到利用晚会干个人的事，就使我羞愧，良心的不安真叫我脸红。

使我聊以自慰的是这样一个想法：我的过错业已成为过去，对此无人知晓。我有时突然发现，比如说，一位女士，我正好要向她自我介绍，并绕到她的背后，同时嘴里说着温和的借口，以便将吸引我到谈话对方背后的原因讲得冠冕堂皇些；然而我还总是及时地抽回了身躯，嘟哝着对不起，装出突然失神的样子，马上重振精神，全神贯注地看着对方。这种病态性的发作已不再使我感到不安，发作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即使发作了，也很容易挺过来。这种毛病的突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漫无目的，经过事后的一番思考我认为，这是我前段生活的残迹所致。

我那前一段生活最使我心安理得的是那种成果，按我的经验，我自信已将这一成果献给了这一团体。事情是这样的：有次我们对如下的议题加以表决：非本团体成员可不可以参加集会。许多人主张在入口处要严加检查，以防外人进来与会，我力排众议，于是我发表了唯一的一次演说，谈的是我加入该团体的经过。“我们的大门定要敞开，”我说道，“不管是从大街上迷路而来，还是怀有什么样的用心，统统可以参加会议！”我说，“团体一定要保持强大，强大到足以同化外来者的程度！”我谈到“保持我们团体的恢宏的气度”，人们报以掌声。我的演说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我们的大门过去敞开，将来也要敞开。我自信，我有权对此感到自豪，因为由于我的主张我们又获得多少新成员啊！

袁志英　译

乔迁

我们结婚已有较长一段时间，也有了一个孩子——顺便提一下，是个女儿——那个时候，我的妻子盖尔达总是嘀嘀咕咕。她渐渐地埋怨起来，说我的父亲没让我学别的行当，我只会修理自行车。而我是个快活的人，特别喜爱用嘴唇自顾自地吹口哨。可是，在听到妻子那么抱怨时，我的嘴唇情不自禁地撅成了我完全不习惯的拱圆形，从中滑出我还从未吹过的一种口哨声。我猛想起，在我星期六特别爱看的电影中就有这种划过空间的炮弹的呼啸声。但是这种声音，我这个坐在舒适软座里的观众起码也得坐在第十排或者更后一些的地方才能忍受。于是我转过身去，试图忘却我不得不从妻子口中听到的这番话。

但是我忘不了，也没法忘掉，因为盖尔达就在第二天又说：“我在别人面前真感到害臊。”她眯起眼睛，好像是通过精巧镶边而又很少使用过的纽扣孔望着我似的。

如果我想让别人理解，我现在就得认真地谈谈事情的全部经过。我愿意这么做，因为就在那件事情的过程中，我的肩上承担起了我不应承担的罪责。

我是在电影院里结识盖尔达的。可不是，事情就这样开始啦。星期六。第十四排。银幕上，一位宽肩膀的男子，戴着热带用的帽盔，驾驶着一架轻型飞机低空掠过原始森林，终于从一个野人的肌肉发达的胳臂里救出一个白人妇女，那时野人正想把她拖进芦苇搭成的茅屋。那个驾驶飞机的宽肩膀男人把那个妇女贴向自己时，野人已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左轮手枪击中的伤口在潺潺流血，他徒劳地翻着一丝儿眼白望着这对相互搂住的健康的欧洲人，这时我轻松地舒了一口气，还叹了一声，无意中向右边看去，那里坐着一位姑娘，她这时也这样舒了一口气，并且向着左边的我坐的地方看。

每个星期六我总是穿着漂亮的服装。我瘦削的脖子露在服装的外面，出色的领带舒适而引人注目地系在胸前。我们邂逅，甚至结了婚。“每星期六，十五马克够我们花吗？”我过于小心翼翼地问着，因为我看到她的手是那么纤细。她刚好不喜欢这样的问题，我提出这种想法，她感觉受到侮辱。我在工场里加班干活，晚上搞起发明创造来，搞些人类不应再久久期待的发明创造。说得确切一点：盖尔达期望我每天晚上伏在铺上纸的熨衣板上设计新玩意儿。我为了取悦于她，就在漂亮的纸上画满了各种各样的线条，但我很快就溜去搞铁皮、铁丝以及诸如此类我所熟悉的材料了。我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弯来弯去，然后再串到一块儿，一直做到使严格注视着我的盖尔达满意地嫣然一笑。她斩钉截铁地说，她将把这一切情况写信告诉她的父母，以便终于可以证实，女儿已投入一位完全值得她尊重的丈夫的怀抱里。当时我对这样一些俗套话注意得确实太不够。直至今天，这些话我听起来才感到是重要的。

可惜我的一些发明创造并未受到与我共同存在的外界的应有重视。我设计了一种与脚刹车装配在一起的自行车铃。这一发明遭到否定，因为聪明得过分的专家们声称他们懂得，要是刹了车再发出铃声，为时已经太晚。这些先生认为，铃声应该使刹车成为不必要，只有这样，铃声在街道车辆速度日益增快的情况下才是有道理的。那么算了。我不想争论。我寄希望于后代，让我的嘴唇去尽情地吹吹口哨吧，可是在盖尔达的督促下，一天天下来，我终于使四项发明获得专利保护。不过我承认，这种对我的发明的保护，我觉得几乎是多余的。

现在盖尔达想在我们的住所门口挂块牌子，我的名字下面应该写上外来词“工程师”这个词。我没有答应这样做。我说这些发明能出成果就够了。

就这样，我们主要还是继续靠我在工场里的劳动收入过日子，而且对此也感到心满意足；心满意足的多半是我，盖尔达很少满意。随后盖尔达的叔叔去世了，她的叔叔是个光棍，在我们城市的高等住宅区里度过了他的一生。我没有听到过此外他还做过什么事。过去盖尔达有时去看看他，现在继承了他的这所住宅。这是突然的发迹。我在对十分贫困的街道上的居民表达了我的诚挚同情后，就离开了他们。盖尔达却再也没有时间与跟我们相处至今的邻居一一告别。

我们迁进已故叔叔的那些大房间的时候，我们的身子一次也没有碰到过那些狭长的家具。我们把家具平均分放到六个房间里之后，巡视了一遍，这些阴森森的房间已把我们的所有家具吞噬掉了。我们有时还能发现这里那里有一把椅子，但只是在我们走得很近或是用手才碰到的。我们为拥有这所大住宅而感到非常自豪，我们根本没有花费什么钱，因为这是好心的叔叔买进的私人产业。现在我们每天早晨在宽敞的阳台上用早餐，向着对面的、上面的、下面的那些粘贴在寂静的大房子上的其他阳台挥手致意。我们感到愉快，希望有和睦的邻居关系，但是四周的人全都坐着动也不动。尽管我常常往那些阳台投去注视的目光，然而没有一次看到有谁动动手，抬起头来，或者甚至只是张张嘴巴。上午，我们的新邻居从室内移到阳台上，但是他们的动作十分缓慢，如果还能说这是动作的话，那动作之慢简直都无法辨认出来。那么好吧，我想月亮的移动我们也是无法觉察出来的。我们过去住的那条街道上的居民都很灵活，总是相互握手，匆匆地你来我往，这里的人比起那些人大概要年长好几百岁。这儿的人也许不得不担心，他们要是在过于突然的一下活动中失掉他们那一点点坚固性的话，就会崩溃成一小堆白色的粉末。早餐时，他们直挺挺而又严肃地坐着，从每张嘴里伸出一根无色的管子通到一只杯子里。我猜想，他们是用这种管道装置把珍贵的养料压到体内去的。早餐后，他们按动一个什么电钮，人就跟座椅一起吸到屋里去了。不多一会儿，大轿车无声地驶出花园，轿车里，在僵直的司机后面，又是这些银发闪闪的先生一动不动地斜倚在靠背上。这些人头上戴着有人刚才给他们戴上的挺直的帽子。稍后，这些先生的夫人乘坐小一些的轿车同样静静地出去。随后才听到街上响起轮胎的轻微摩擦声、精细餐具的碰击声和家庭实用电器的马达发出的嗡嗡声。

有一次我刚推着自行车走出大门，一辆这种大功率的轿车开了过去。我感到一阵冷飕飕的寒风，即使在盛暑的日子里也使我产生鸡皮疙瘩，我嘴唇边的口哨声也骤然冻结了。但是只持续了一秒钟，然后我又恢复过来，吹起了口哨，毫无动静的这条街道在可怕地颤动作响。

在所有这些时间里我对这条街想得并不多。我们有了一所住宅，不用付房钱，虽然住宅过大，我时常不得不长时间地奔走摸索，才能勉强在许多高大墙壁的一面大墙前找到盖尔达，虽然这条街常常看上去是那样的冷冰冰，这与我又有什么相干呢？我没有把鸟儿从前花园赶走。那些人是这么做的，他们毁掉了大树和灌木，在原来的位置上竖起了生锈的铸件。虽然很有艺术性，但却一无生气。他们到处种上侏儒般的植物。活像一幅对自然界的讽刺画，使人忧伤地想起树林和树木的正常生长。这些如此注意谈吐的居民难道害怕自然成长的树木吗？他们难道害怕春天花开时散发出来的浓郁香气会侵蚀他们敏感的鼻腔黏膜，或者甚至会使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的内心激动起来吗？

起初我以为这是一种怪癖，现在我想这一定是一种还没有名称的疾病。在我还以为这是一种怪癖的那个时候，我想这儿的人是由于他们的特殊环境而变得古怪了。我想他们也许不知道，他们自己实际上是能够活动的，不会因此立即扭断胳膊和脖子。于是我常在早晨到阳台上去做一会儿体操。不是做疯狂般的全身活动和惊险的杂技动作，哦，不是，这样做我也反感。我只是在清晨的空气中轻松地伸展伸展四肢，做一种活动活动关节的小游戏，间或进行一种儿童式的肌肉锻炼。我想周围这些老人虽然不向我这儿看，根本不向我这儿看，但是只要我们的眼睛还毕竟是眼睛的话，那么我的谨慎的动作一定会将一丝儿生气映入他们的眼帘，也许能成功地使他们的眼帘在毁坏之前再一次活动起来。这也许会溶化他们的呆滞目光，还会传到脖子上，使他们的头颅开始转动，甚至他们的肩膀也好活动了，他们会在四周所有的阳台上跳起舞来，再过些时间会发展到真正的握手。这就是我的希望。但是白费气力。我活动着，而且也一定被觉察到了，因为四周这些老人有如在单一的大型电动机的操纵下从对着我的方向转了过去。他们静静地、几乎是觉察不到地旋转，全部换了个方向，此后就以背脊对着我们的阳台。接着我鼓起嘴唇试试看吹口哨，吹得从来没有过地动听，这口哨声取代了或者甚至超过了被赶走的一切鸟儿，就在这个时候，这些古怪的邻居被吸到屋子里去了，那么利索，就像蜗牛的敏感的触角在感到需要的时候，让身子从容地退缩到坚硬的保护壳里去一样。我该怎样理解这些邻居呢？在我所熟悉的过去那些街道上，情况迥然不同。那儿的人晚上在屋前会面，向着随便哪一家的屋里望去。如果有人在窗台上往花盆里吐一口痰，那么至多是主妇们挑剔一番，暗自商议要惩罚这种人。可是这儿？在所有的阳台上都是些同一模样、没有区别、安详睡着的死者的石膏遗容。

盖尔达当然觉察到没有人同我们来往。她整天待在家里，她听得到的一些事情，我只消想一下就能猜到。她变得跟以往大不相同了。以前她在阳台上用早餐时放声欢笑，笑声回荡，飘向远方。我在讲到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她会拍起手来。她围着餐桌忙碌时动作利索。可是她现在不再笑了。间或她还会动一下眉毛，但很慢很谨慎，仿佛在私下做了什么违禁的事情。她那响亮的鼓掌已经变成轻微到感觉不着的用小指头轻轻叩打桌布的动作。不过她依然在房间里准备好餐桌，然后像重病人一样缓慢地把餐桌推到阳台上，小心地跟在餐桌后边走着。她禁止我吹口哨，要是我放声大笑，她就用不赞许的目光望望我。每天她都向我发出新的指示：我应该怎样把自行车推到大门前，应该怎样用手打开大门，应该怎样关上门。事情就如此这般地继续下去，直到她重提在这故事开始时讲过的那些并非白讲的话。在那些话里，她直截了当地说我的职业是不好的。她讲话的嘴唇动也不动。她的眼睛已失去一切光彩。可是在她的话里充满了非难和谴责，话讲得很重，终于灌进我的耳朵，使我震耳欲聋。我开始苦思冥想，还吹起忧伤乐曲的口哨。我开始领悟，盖尔达受到了那种疾病的侵袭，那种病的名称我还没有听说过。我观察她愈久，就愈确切地认识到我再也没法治好她的毛病。在我毫未察觉的情况下，那种使人麻痹的玩意儿已由墙壁渗透进来，以其固有顽强的缓慢速度传染到她身上。我想方设法使盖尔达灵活起来，使她的嘴唇挂上一丝微笑，但是这种病已深深地侵蚀了她。盖尔达不再让我同她讲什么话。我说出每句话她都感到是侮辱，是不得体的行为，而我必须一再聆听她的埋怨，她说我这个人只能当一个自行车的修理工。

“哦，”我说着转过身去，心里默默地吹着口哨。然后我做最后的尝试：我设法让自己也传染上这种疾病。不管我看到什么古怪的举止——这已是与日俱增的了，我都刻意模仿，我的动作非常缓慢，以致我的四肢时常整天像处在入睡时的状态，痒得都快发疯了。走任何一段路，我都要用上自己正常走路所需的三倍长的时间。我用秒表测量我走的路，再走回来，如果我看到我走得不适当地快了，就再走一次。早餐常常延续到午饭时分，下午我才去上班。不言而喻，我失去了工场里的工作，而且这是无从责怪我的雇主的。

“好在你的父亲再也看不到这种事情啦。”他说道。“我已结婚了。”我含糊其辞而又意味深长地说了就走。现在我整天待在家里，像一只蜗牛的影子沿着高大的墙壁向前挪动。我的动作愈来愈缓慢，但心里并不更加平静些。我压抑着的一切在内心逐日地积聚得愈来愈高，愈来愈逼人，几乎使我窒息。盖尔达在观察我，赞许地动了一动她的左耳朵。在她的观念中，这几乎已经是放肆地流露感情了。因此在她苍白的脸颊上泛起暗淡的红晕，这是一种害臊的表示。

事情就这样继续着，直到一天早晨我再也不能忍受了。这是风和日丽的一天。我们僵硬地坐在阳台上，仿佛我们还是去年冬天的雪人。盖尔达在斟茶，热气腾腾的茶水有一点点溅在她的手上。皮肤烫起了灰白色的水泡，盖尔达却只是皱动一下左边的眉毛，向上皱动还不足一毫米。可是疼痛的感觉无疑是在折磨着她，她的眼睛抽搐着向上扯去，我看到的只是她的眼白。这种样子并不美丽，我忍不住笑。这是我好久以来第一次放声大笑。这种在开始时根本无害的大笑仿佛给了我全身一个骚动的信号，现在一阵痉挛震撼了我的神经，肌肉抽搐，手臂抖动，欲罢不能的狂笑迸发出来，越来越响，凌厉地响彻死一般寂静的街道。盖尔达僵直不动。邻居们一家一户地被吸进住房，我跳起来喊道：“呸！活见鬼！”我连跳带跑地冲下楼梯，奔向外面，直至见到那些人才停下来：这些人虽然形容憔悴，但各有各的活动，从事他们日常的工作。

此后的事情就可以讲得简短些：我又在我的工场里工作。晚上我仍然有几次穿过那条一无动静的大街。在阳台上坐着圆柱般的老人，脸庞全都一模一样。我再也不能认出盖儿达。

在以后的几天中，我想要接走我的女儿。我相信盖尔达几乎不会因为失去孩子而感到有所失。这孩子确实太不安静，只会使盖尔达以及整条街感到愤懑。当我悄悄地进入住宅带走我女儿的时候，也许盖尔达根本没有觉察到。因为给我的印象是，自从我不再居住在那条街以来，这种普遍的僵化还在骇人地继续发展。如果我曾经干扰过那种静寂的话，那么最终成为化石的现象目前还不会出现。

我要保护我的女儿免受这种灾难。

但是如果她到成年时也向我提出不恰当的要求，那么我将设法向她证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理由去追求当自行车修理工之外的什么东西。我要说，其他的一切都是邪恶而有害地往上爬而已。有个学会一些本领能将损坏的自行车修理好的父亲是件好事，如果她硬是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我当然还可以把她送回到那个阳台上去，把她放在她母亲的躯壳旁边。我也不会说：“呸！活见鬼！”可是当我无法忍住这种呼喊时，我将像当初那样迅速地离开那个阳台，那所房子，那个花园以及那条街。

包祖学　译

方法不当

抢劫储蓄所，从锃亮的石块地上闯进明亮的营业厅，这么做需要勇气，当我被我的教育者逼着挑选一个职业时，我缺少这份勇气。我很想做个护林员；可是，我觉得，即使从事这个职业，也需要储蓄所抢劫犯所具备的勇气。一名男子闯进一家储蓄所，挥着一把装有子弹或更常见的是没装子弹的手枪，直到他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然后微笑着后退，突然消失。只要仔细观察，几乎无论干什么职业都需要这位男子所具备的勇气。

最后我决定当个看门人。我成了一家玩具厂的看门人。我可以想象，我的许多同行因为这个职业变得傲慢了，他们下班后走在路上都还脸色冷淡，做出恕不接待的手势。

虽然白天上班时我努力干好我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冷酷无情，但我没有变成他们那样。待在我的玻璃做的小屋里，从一开始我就有着身在家里的感觉。只向我解释过一次如何操作开门按钮的方法，我就全理解了；内线电话转接号码表，我读了一遍就烂熟于心了。我承认，在第一位客人面前我表现得有点羞怯：我害怕我回答不上来的问题，我还心里没底，不知我的陈述是否能满足客人的期望。做个看门人是多么容易失败呀。那些最最高贵的先生们来到工厂里，看门人不知道，楼上的上司们是不是想接待这位或那位先生。楼里的每个人都自以为是看门人的上司。看门人没有同事，他只有上司。他得让每个人都称心。人们以为，看门人只需要抓起内线电话，拨通楼上的办公室，问问是否愿意接待某某先生就行了。可办公室里的那些人是那么神经过敏，常常是打电话问一声就会让他们惊人地恼怒；于是他们在电话里趾高气扬地冲着看门人发火，看门人好不容易才能克制住自己，不淌下泪来。看门人不可以哭，因为客人就站在他面前，头紧贴在窗玻璃上，聚精会神地盯着看门人，他得马上给他一个答复。而这个答复又一点不能泄漏办公室里的那位神经过敏、收入丰厚的先生对着看门人的耳朵暴风雨般的乱嚷。看门人的工作就是要将这位不正常的先生的怒吼立刻翻译成一个歉疚的微笑，翻译成一个礼貌的手势，这个手势要能安慰得客人马上就向门外走去，而且立刻就忘记了他被拒绝受到接待。你们可以相信我，这种翻译工作是需要学习的。有时候我还得将头和耳朵远远地后侧，一直将它们埋进我身后挂着大衣的热乎乎的衬布里，以免办公室里发火的声音传进客人的耳朵，因为最高领导，也就是老板本人，规定：无论何人，都不得粗暴对待任何一位客人。虽然领导部门的这一规定是针对所有人的，但将它实施生效的却只有看门人。我总是愉快地执行这一规定，因为，比起公司里其他的任何法令，我最赞成这项规定了。

因此，我养成了尽可能少打电话的习惯。我自己观察客人，决定他们是否有权跟采购部经理、代理人、设计部领导、食堂的女承包人，或者跟某位领导或人事部长谈话。

开始这么做时，我有可能将一些人打发得太快了。但我渐渐地就能尽可能久地询问每一位，悄悄地，根本不像一位侦探或其他某位包打听似的，完全是随意地进行一场双方都喜欢的交谈，但又非常缜密有效，谈完后我就知道了这次来访对我们公司的重要程度，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决定是否该将他打发走。可是，当我将一位客人打发走时——大多数我都必须打发走——我就会在跟他交谈时让他相信，跟他要我为他通报的我们公司的那位先生谈话，对于他毫无意义。对我们这里出现的所有专业领域，我都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我能明白地告诉一位想跟采购部经理谈销售白铁事宜的代理人，他的报价有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也同样学会，如何安慰那些想跟销售部经理谈话的抱怨抗议的零售商和想向我们食堂供应菜的农民们及其患有贫血症的发明人，他们想找我们设计部的负责人，想向他推荐他们的无法利用的文具发明，甚至还有一些目光坚定的作家和画家，他们想为那些拒绝信报复我们的广告部经理，我也能制止最严重的事情的发生，虽然恰恰就是那些发明人和艺术家们，最难仅仅依靠理智的讲话说服——我不得不这么讲，以示对农民和代理人的敬意。

因此，我在大门口代表了楼里所有的领导——我只能这么讲，不断飞升的销售额首先要归功于我保护了我们公司的领导不受讨厌的客人的烦扰。可惜的是，正是这些先生们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尤其是，这些人不理解，要真正地毫不粗暴地说服每一位客人，让他们明白他们的来访毫无意义，我需要时间。我不得不从我的门房窗口跟固执的客人进行没完没了的交谈，其结果是，上班才半小时，我的柜台外就排起了越来越长的队伍。不知是不是有哪一位教养不够，利用聚集的人群作掩护，不经通报就溜进了大楼，也不知是不是有一次某位领导急着出去，因那条等候的长队浪费了一秒钟，反正，大楼里对我处理客人的方法的怨声越来越多。说我工作太慢、太笨、太不切实际……竟然这么议论我！所有这些指责和抱怨都目光短浅，表明他们对我的工作太不了解了，让我实在无法自卫。我倒想看看，如果我迅速麻利地打发走客人又会是怎么个情形！那样前厅里虽然总是空的，但经理室的抗议电话就会响个不停了，公司的名声就会受到损害，销售额就会下降。经理室要求不冲撞来客的规定不是白制定的。我当然不能跑去找厂长，请他堵住抱怨我的那些人的嘴。他会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必须干好我的事，抱怨是难免的。可是，当我迅速打发客人时，我该如何向他们解释，公司不能接待他们呢？有人中了头彩，这事一句话就能让他相信。但要真正地让一个人明白，这家公司是不会考虑他的发明、他的广告词、他的铁皮或蔬菜的——要让他既懂得这一点，离开大楼的同时嘴里还夸奖着公司——请哪一位我的对手在两分钟内给我示范一下吧。可我该怎么办呢？

门房外的长队一天比一天长。由于我现在认识到了它带给我的危险，它让我不安，也让我没了信心，我的话不像从前那么流畅了，我淌汗、结巴，需要比以前更多的时间，再也达不到我从前每次都能达到的安慰效果了，已经有人咒骂我，怒气冲冲地甩上门离去。我该怎么办呢？我再也改变不了什么了。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我为什么如此详细地记录下我干这个职业的全过程？也就是为了辩护，为了至少能在我们公司之外得到理解，因为人事部长让我明天去见他。我先是想，只是要提醒一下，一种预先警告。我现在不再相信是这回事了。昨天排在我柜台外面的长队里有一位，一个长着兔唇的粗暴男子，他要求我代他向人事部长通报，他有预约。当我的手指拨动电话键时，我问他要跟人事部长谈什么事：他说他在谋求我们公司公布的一个看门人职位。

我一下子就拨了人事部长的号码，向他通报了有客来访，我的食指拨完电话后就像冻僵了似的。

那人走进楼里，半小时后他开心地出来了。他甚至轻声吹着口哨。我惊奇万分地目送着他。我想，必须要有他的勇气。或者只要有勇气就行。我一直为自己只做了个看门人感到惭愧。现在我认识到了，做看门人也需要有储蓄所抢劫犯的勇气。这是我仍然徒劳地在我身上寻找的那种勇气。

朱刘华　译

收藏家的归来

亚历山大·博努斯由于心脏病早已退休。他是单身汉，在我们城市居住到最糟糕的战争年头，然后几乎是被逼下乡，迁进一个酿造葡萄酒的村子里，打那时起一直居住在简陋的阁楼上。在战后的几年中，他用自制的有点发亮的紫色墨水向市房管局写了一些长达好几页的信件，请求让他迁回他原来生活过的城市。住房管理委员会的先生们一再用预先印好的函件对他进行安慰，说什么情况很快就会好转的。亚历山大·博努斯每次都恳切地复信，保持一切可能有的礼貌，然而愈来愈迫切请求为他，特别是为他存放在各地的收藏品，腾出他自己的那有六间房间的寓所。他挨过了战后的这些年头，因为他知道他在市内的六间房间作为应急而被别人使用着。要不是他到乡下各地存放他的羽毛收藏品的地窖、谷仓看了一看回来，即使现在他也不敢认真地要求安排他住进那几间房间。但是多么困难！人们还是像在战争年代里对待当时完全无足轻重的鸟类羽毛收藏品的那种态度。他的玻璃柜的木质部分由于潮湿而腐朽，或是由于炎热而裂开，柜子的玻璃发了霉，变得模模糊糊。至于他那些珍贵的羽毛的状况，根据大致的印象只能说是灾难性的，这正是他不愿相信的。亚历山大·博努斯也求助于那些在战前就了解他的收藏品的市议员，甚至表明他孑然一身，已度过了大半辈子光阴，最后总有一天要把他的收藏品遗赠给市立中学的，当然，只有现在就帮助他抢救这些几近彻底毁坏的收藏品才有可能。

这些年岁大的市议员忍不住为博努斯先生的信件辩护，不让那些由于战争并在一定程度上偶然地闯进我们这个城市来的同事讥笑。也多亏这些年岁大的议员，后来迫使住在博努斯先生寓所的两户人家让出两间房间，博努斯还接到我们市长的一封信，通知他至少可以重新搬进他原先寓所中的两间房间，这满可以让他这个单身汉再度陈列和照料他的收藏品了。他可以希望在不太遥远的将来获得第三间、第四间、第五间，最后总有一天完全为他自己以及他的收藏品再获得第六间。

四天后，一辆农村里用的拖车停在博努斯寓所的房子前面，他径自匆匆地从拖拉机的挡泥板上爬下来，从农村进城的一路上他就是坐在这上面的；他走向大门，钥匙已经拿在手中，颤抖着把钥匙伸向门锁，但是赶在手上的动作之前，眼睛已觉察到门上的锁不是以前的那把锁。钥匙从他的手里滑落下来。钥匙没有发出响声，因为建筑工程的关系，路面上还铺着黄沙。

随后博努斯按了门铃。

是的，两间房间已经腾空。可是分用其余四间房间的那两户人家疑惑地看着他叫人搬上去的每一件东西。首先搬来一张桌子，然后是一把椅子，一只橱，一张床，接着是许多玻璃柜，柜子的玻璃很脏，由于发霉、尘埃和蛛网而模模糊糊，看不清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在一旁观看的两户人家中的孩子们用舌头舔湿了手指在玻璃上到处擦拭，试图擦出一小块明亮的地方来，至少好用一只眼睛向里面瞧瞧。但是他们的父母把他们叫了回去，只允许他们像他们自己那样站在过道的门口观看。他们还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位长着丰腴的青年般的脸庞和乳白色头发的老人。但是博努斯先生立即向大家作了自我介绍，特地弯下腰去亲每一个孩子——这两户人家共有七个孩子，现在他甚至向孩子们许诺，只消在他稍微整理一下后，就向他们展出他的全部收藏品。他又补充说道，可惜这只是一小部分；然后他目光向下看看他那双白皙的小手，温和地微笑着说道：他只是想活到那一天——这个日子会到来的，那时他将又有足够的地方陈列他的全部收藏品。

亚历山大·博努斯说到这儿时，七个孩子的父母们都忧郁地望着他，仿佛他们突然害怕起这位温和的白皮肤的人来了。他们转过身去，拉着他们孩子的手和头发，从博努斯和他的玻璃柜那儿走开，消失在他们的门背后。博努斯目送他们走开，他听到在他们那里一阵急促的窃窃私语声，常常又会发展为大声的争吵，他听到他的名字是发生这种争吵的原由，这时他靠在一只一人高的玻璃柜上，用脑袋亲热地磨磨木框，一边微笑一边思忖着，至少在他还只有两间房间的时候，究竟要不要把鸬鹚的羽毛同热带水鸟的羽毛一起放在一个玻璃柜里。他宁可让这些羽毛稍微相互重叠在一起，而不愿考虑一只玻璃柜再放在潮湿的农村地窖里超过允许的时间。作为第一步，这样合放在一起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有些玻璃柜肯定是损坏得无法使用了。不论怎样，鸬鹚的羽毛和热带水鸟的羽毛在他的收藏品中是一种例外的情况，这些羽毛在他那儿是代表水禽的唯一羽毛，他收藏品中的所有其他标本都来自猫头鹰科和隼科，也就是来自猛禽，尤其是来自鹫类。正像他自己所说，在那些不得不处于流亡生活的岁月里，他并非完全无所作为，他已经开始把“家禽和家禽科鸟类”这些附设在他的收藏品中。

但是，他从心坎里只对鹫类的羽毛具有满怀激情的兴趣，他辟出“家禽和家禽科鸟类”这一新的分类只是希望以后有朝一日可以把它作为交换品来派用场，可以换到鹫类的羽毛。甚至热带水鸟引以自豪的白色羽球和纤长的黑色鸬鹚羽毛也有希望可以永久地留在他的收藏品中，但是，只消一根美洲鹰的羽毛就可以立即换取他的这部分羽毛。美洲鹰是博努斯最心爱的鸟。有谁知道，如果有人向他提供美洲鹰的羽毛，甚至是相当大的美洲鹰的绒毛，也许他已用他的全部收藏品逐渐地换取这种特殊鹫类的羽毛了。博努斯为了使他的收藏品多样化，他会感谢人们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多水的原始森林里那么艰难地捕杀了美洲鹰。

博努斯先生在归来的头几天里不同任何人讲话，没有人见到过他。那两家的七个孩子想趁他们的父母一时不在家，到博努斯那儿去串门，但他们只是白白地把他的门敲了一通。博努斯这时候正在为清除霉菌、尘埃和蛛网而战斗。

他正在从腐烂中、从几近彻底毁坏中抢救他的玻璃柜，柜子的玻璃、木框和黄铜箍。然后他着手处理羽毛。羽毛已经僵硬，失去光泽，蒙上了一层剥夺一切色彩的硬壳，死气沉沉地搁在软垫上；博努斯在回想，这些细软的、丝绸般的、柔韧的奇妙物品以前是怎样闪耀着五光十色呈现在他面前的。博努斯把一根根羽毛拿在手中，用手指轻轻地把它松解，一点一点地吹掉灰尘。这是多么艰巨的工作，但即使是最细微的绒毛他也不愿损失掉。他为此曾给自己配制了一种油脂，几十年前他因这种油脂而在制作鸟类标本的圈子里出了名。他懂得配制几乎可以同鸟类尾腺为滋润全身羽毛而分泌的那种分泌物相媲美的油脂。他用这种油脂涂抹了他收藏的所有羽毛以后，才打开房门，让孩子们进来。

但是博努斯先生歇不下来，他带领孩子们观看一个又一个的玻璃柜，向他们讲解他以往满怀激情地做了些什么，所有这些羽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长着这些羽毛的鸟儿是什么样的和怎样生活的。在带领孩子们参观时他发现到的羽毛状况使他极为不安。也许他采取的措施太晚了，也许这些羽毛不久就会化为尘埃，又有谁知道呢！他多么高兴又可以同他的羽毛打交道，让强劲的黑褐色的王鹰翅膀上的羽毛在他软绵绵的白皙的颜面上滑过，这些羽毛一度使这种最矫健的鸟在辽阔的蒙古草原的上空翱翔。他不能不看到他的收藏品仅仅是它们本身的一个影子。这些羽毛的颜色已经黯淡，尽管作出一切努力，这些可爱的羽毛还是变脆了。最使他不安的是，他的很大一部分收藏品正在乡下那些地窖和谷仓里日益毁坏着。人家安排给他的这两间房间甚至还容纳不下他随身带来的那部分收藏品。

他还没有把床搭起来，椅子放在桌子上，玻璃柜像塔一样一层一层地堆高，一直碰到天花板；这样堆放使玻璃柜的木质部分简直受不了，必定会导致一场大祸。这样堆放也会使任何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无法欣赏这些收藏品。

他向那些鼻子紧贴在玻璃上观赏着的孩子们问道，在他们父母的房间里是否还有一点空的地方，他乐于提供最好的玻璃柜，这可是一种摆设，比方说陈列石鹰羽毛的柜子，也可以是陈列蛇鸢羽毛的柜子，请他们去找一找，可能会找出地方来的。孩子们高兴得叫了起来，立即把三只、四只、五只玻璃柜拖进他们的房内。晚上，这些孩子的父母过来了，胆怯地敲敲门，走了进来，寒暄一番，对于最近他们恰好曾为自己的房间担过心，也曾把他——这一点他们不得不承认——当作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当作是一个变幻莫测的老人，而向博努斯先生表示抱歉。他们自己是普普通通的人，但是玻璃柜，虽然他们对此一窍不通，想必一定是很有价值的，博努斯把那么贵重的东西委托给他们，这是他们的荣幸。请问他是否想过去看看他们把玻璃柜安放得怎么样。博努斯微笑着答复说，这正是他存放物品所要求的唯一条件。于是博努斯被请了过去。在床和五斗橱之间迎着他的是亮晶晶的玻璃柜。

虽然地方小了一些，两位家庭主妇说道，但是为了那么珍贵的房间摆设，人们还是乐于挤一挤的。两位丈夫久久地频频点头，直至他们看到博努斯已注意到他们的赞许。可能他们已在他们的工作单位里，而两位家庭主妇已在邻居中充满自豪感地讲过了，如今他们又有了住房的摆设，这种摆设在他们的熟人中大概还没有人见识过。博努斯报以微笑。他向着他的玻璃柜打招呼，仿佛它们是有生命的，然后他回到他的房间，写了一封信。几天以后一辆拖拉机嘎嘎地开到房子跟前。拖拉机拖着的那辆车上，装载着一层又一层的玻璃柜，像第一批的一样，积满了灰尘，受到霉菌的侵袭。这一次两户人家的孩子都帮着做清洁工作。但是对羽毛的精心处理则由博努斯自己动手。为了在他的房间里安置这些新来的玻璃柜，即使不过将就点安置也罢，他也必须把他的桌子、椅子、床和衣橱都放在过道上，从今以后他不得不在阴暗的过道里就餐，夜里也在那儿睡觉。孩子的父母们看到他躺在他们门外的床上时连连摇头，因为那个地方不用说也就是他们的过道。他们一声不吭，只有孩子们咯咯地欢笑，一再开门看看他是否已经睡了。博努斯微笑着。第二天父亲们去上班，母亲们去买东西时，他问孩子们还想不想要几只玻璃柜，他有的是。孩子们立即同意，马上又把七只玻璃柜拖进他们的房间。这一次父母们没有过来向博努斯表示感谢；与此相反，晚上他听到父亲们在怎样地咒骂母亲们，只是压低着声音，为的是不让博努斯听到，母亲们哭泣着揍孩子们，孩子们也开始哭了起来。但是第二天父母们不在家里时，孩子们又过来索取玻璃柜，博努斯温和地微笑着，把玻璃柜给了他们。到了晚上，他又站在拉开一只手那么宽的门缝边倾听从两户人家家里传出来的争吵声，吵得比前一个晚上更加剧烈了。孩子们听任责怪和挨打，第二天又到博努斯那儿向他乞求他那么乐于给予的东西。现在母亲们在她们的房间里确实再也无法转身，想逼着他们的孩子们把所有的玻璃柜都搬回到博努斯那儿去。孩子们不肯服从，用小手紧紧地抓住木框，对种种责怪和要求充耳不闻，甚至揍他们也不管用。可是只要母亲们一转身，他们就整个身子扑在玻璃柜上，俯视着那些不可理解的羽毛，让他们中已经认识字的再三地朗读写在白色牌子上的那些名称，虔诚地同声跟着朗读。朗读声透过墙壁嗡嗡地传到正在微笑着偷听的博努斯的耳朵里：红——嘴——鹲，大——猛——雕，美——洲——鹰……晚上父亲们回家，见到他们的孩子挤在一起嗡嗡地朗读拉丁文，顿时不知如何是好。在孩子们上床睡觉的时候，父亲们终于悄悄地来到博努斯那儿，请求他把玻璃柜取回去，他们对羽毛懂得太少，孩子们也一窍不通，这只会使他们迷糊，也许会对他们的正常成长产生有害的影响。因为要不了几天，他们就会丧失一切其他的兴趣，而像上瘾了似的扑在玻璃柜上嘟哝着他们所不懂的名称；对于他们这些本来就是普普通通的人来说，这可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其危险就潜伏在这些玻璃柜里。接着就是住房的地方问题！现在他们确实是到了不能呼吸的地步。打从那最后一平方米也为玻璃柜占用以来，他们无法挤到窗子跟前去，更不用说把窗子打开了。

博努斯用他的小手抚摩着他那软绵绵的白皙的脸庞，微微一笑。然后他问道，为什么父母们不能像他和孩子们那样观赏羽毛呢。这两个男人没有听懂他的话，却说道，如果他允许的话，他们现在马上就开始把玻璃柜撤出来放在过道上，这样他们依然可以继续观赏。博努斯耸耸肩膀。这两个男人转过身去，走进他们的房间，伸手去抓玻璃柜。这时才发现，原来孩子们是醒着躺在床上，可以说是守候着不让人去碰他们的圣物。他们尖声大叫起来，手指像钩子一样抓住玻璃柜，他们保卫这些玻璃柜的决心可怕地刻画在小脸蛋上，母亲们倒在她们丈夫的怀里，请求他们别把小家伙逼疯了。丈夫们让了步。他们一夜不得安宁。他们白天的日子也不好过。

在这期间，城里对博努斯的归来已众所周知，形形色色的人开始对这个长着松弛的青年般脸庞的温和老人发生兴趣。两家当地的报纸往常总是意见对立，在对待亚历山大·博努斯的事情上却一致起来。在他们报道当地新闻的版面上出现醒目的标题：《还有没有文化的地盘？》和《价值和毁灭！》。在这些醒目标题下的文章里描述了亚历山大·博努斯的命运：他在战前用自己并非王公般收入的年薪多年从事收藏工作；他打算将来把收藏品遗赠给市立中学；他被迫迁走，他的收藏品遭到乱置，他的收藏品面临潮湿和炎热的毁灭威胁；博努斯的主动性，他的归来，他为了抢救收藏品所作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工作，他热情而无私地想方设法把收藏品暂时分散出借和存放，同胞们嗤之以鼻地不予理解并粗暴地对待博努斯和他们自己的孩子，对真正的价值当然又是孩子们表现出比大人更为理解！如果你们还继续不如孩子们那样……文章大致是这样收尾的，最后还要求市当局结束这种不得体的状况，立即慷慨补助以支持博努斯，至少向他提供他的六间房间。

博努斯领会到其中的奥妙——这一切终究不是他引起的，也许这根本不是什么个人的事情，而是诸如全体市民的或者至少是部分市民的对文化的良知，他们敢于自动地提出要具备这种对文化的良知——博努斯就在这时发出两份电报。他知道取回全部收藏品的时机已经到来。即使收藏品由于存放不当而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价值，他现在也不想去考虑了，他必须首先把所有的一切物品，全部的收藏品，重新弄到他的身边。

博努斯发出电报后回到他的寓所时，遇见那两位主妇。她们目光下垂，溜进她们的房间。博努斯思量，她们是感到惭愧，他微微一笑。她们肯定已经看到报纸上的报道了。

晚上他们极为秘密地把前一天夜里撤到过道里的所有玻璃柜又搬回他们的房间里。他们允许孩子们到博努斯那儿去取更多的玻璃柜。后来一些拖车装着博努斯余下的收藏品停在住房前的时候——约莫是已经搬来的收藏品的两倍——七个孩子的父母既不怕灰尘也不怕霉菌，亲自动手帮忙，孩子们也跟着一起动手，把那么多的玻璃柜往他们自己的房间里搬，使得博努斯不得不客气地谢绝。但是很快就发现，这两户人家对自己简直是过于苛刻了。他们整天十分吃力地在堆得像塔那么高的玻璃柜之间危险地然而是毫无怨言地爬来爬去。直到孩子们甚至于已临近健康崩溃状态时，他们才作出决定，为了不致继续使博努斯和公众的良知感到不安，悄悄地在夜里搬走，住到市郊不论什么地方的临时棚屋里去，或者——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甚至就住在露天。孩子们在深夜里被唤醒时一点不闹别扭，搬家开始了。

亚历山大·博努斯站在他的房门后面，听见外面许多只光脚丫子小心翼翼地走动。

最后他走向窗子，眼看着由父母和孩子组成的一支小小队伍，拖着几辆满载得高高的手拖车，在黑夜中消失不见。

博努斯先生转过身去，他那松弛的青年般的脸庞靠在一只一人高的存放海鹰羽毛的玻璃柜上，然后好像是为了亲热，用他那现在毫无血色的丰腴的脸颊磨磨木框，再打开玻璃柜，取出一根强劲的黑色的海鹰翅膀的羽毛，但是由于羽毛是脆的，在他白皙的小手里破碎了。尽管如此，博努斯先生还是在当夜就把他的许多玻璃柜均匀地分布在这六个房间里。

包祖学　译

假如没有贝尔蒙特，我们会怎样……

有一阵子，我打算把贝尔蒙特先生骂一顿。可是那一段时间我对他还不大了解。他胖墩墩的，秃顶。人们一眼就看到这些特点。跟贝尔蒙特先生谈话的时候，可以看到他那双肉团团的手像是两只喂肥了的鹅在办公桌上慢腾腾地向前挪动。但是，人们压根儿并不是在跟他谈话，只不过是央求他。就连我也每个星期守候在他办公室的门口，没有退缩过，直到他的女秘书在我面前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于是我就可以小心翼翼地举起脚来从她身上跨过去，而不必再叫她为难。

贝尔蒙特接待我的时候总是那副模样：脑袋沉甸甸地耷拉在二下巴上，一条黑黝黝的皱纹成了二下巴与脸庞的分界线，二下巴以半圆形伸展在两耳之间。那条黑色皱纹在他那丰润而白皙的脸庞上很显眼。他竭力以亲切的脸色接待每个来访者。他摊开双手，显得沉重而吃力的样子，好像那苍白而又肥厚的手掌承受着巨大的重量似的。仿佛又是这种为来访者所看不见的重量把他那双乐于助人的手压了下去；接着是沉闷的啪的一声，宣告那双手又陷进了办公桌上杂乱的白纸堆里。

我对贝尔蒙特先生的拜访总是到此结束。不需要再讲什么话。贝尔蒙特先生是明白我来访意图的。我在刚离开音乐学院的时候，就给他和其他许多经理人写过信，附上钢琴家证书的副本。有朝一日我的名气会迫使市政当局去扩充一些音乐厅。所有其他的经理人对于他们本来可以指望将来跟我一起庆祝的成果始终态度冷漠。只有贝尔蒙特这位经理人回了我的信。贝尔蒙特先生本人并没有要求我去拜访他的意思。我去看望了他。我走了进去，他站起身冲着我走过来，跟我握握手，我在他面前坐下，他像一个可以慷慨施惠的人。当年贝尔蒙特的脸庞还没有像在随后的岁月流逝中变得那样笨重地向前倾斜，也没有那样苍白。我们交谈的话越来越少。我们双方仅不过是在等待票房效果，有了票房效果，贝尔蒙特先生才有可能使我成名。开始，我们设想如何组织大规模的广告活动。贝尔蒙特要在筹备我的首次音乐会时想出崭新的办法，使观众的思想有所准备，在他们面前呈现的场面将使往常音乐会的老一套黯然失色。我们对谈论广告战都感到腻了，这时两人触及这一话题都感到难堪，彼此都不愿在对方面前显得自己是个幼稚的空想者。重要的问题在于票房效果，毫无疑问，贝尔蒙特迟早会成为杰出的艺术家中的一位，由此而获得这种票房效果。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自己的顶楼小间里练琴。日以继夜。我靠做抄写工作糊口。但是，这对于我的前途，对于像贝尔蒙特这样一位人士，他在每次接见时向我表示的好意有什么不好！尽管作这种拜访时待在那儿的时间越来越短促，可是要迫使那位不谅解的女秘书倒在地毯上却越来越困难了，然而我还是每星期见到了贝尔蒙特。

我们不再有什么话好谈了，他如同在表示歉意时那样，不得不摊开双手，再让那双确实无能为力的手拍回到办公桌上，这在我们之间已成了一种信号，表示还得等待那种必要的票房效果。我已经习惯于用鞠躬来回答他的这种手势。这就是说，这样就很可以了，我只是想再次问问情况而已。我鞠过躬不再抬头就转过身去，我不希望由于我接触到他的目光而使大家感到更加难堪。

我退出来的时候，那位在传达室里的女秘书往往才刚从地上挣扎着站起来，我看望贝尔蒙特先生的时间就是这么短促。考虑到贝尔蒙特受到无数信件的困扰，我再在贝尔蒙特先生那里久待也于心不忍。

但是后来有一天，贝尔蒙特没有摊开双手再让它们沮丧地垂放下来。这天他面露微笑，请我坐下。他问我是否已有准备，他说看到了一种可行的道路。一切将以与我们先前想象的有所不同的方式进行。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这号事常常会有的。不管怎样，这对于我来讲是一种可以实现的形式。他随即告诉我一个日期。我奔了出去。我冲进我的房间，极为拙劣地将我的节目演奏了一遍。

在为我举办音乐会的那天，下午四点钟我走进据说要在那里举行音乐会的大厅。暖气已经开放。四角放着月桂。一排排座位光亮鉴人。气氛隆重。我来回踱着方步。坐下来。来回地叩弹大钢琴。我的双手暖和而又滋润。然后从钢琴上滑了下来。耳朵里听到血液在奔流。

五点钟光景来了一位先生。他同我的年龄相仿，用猜疑的目光打量着我，踱来踱去，坐下来，看看表，再一次望着我。随后来了第二位，第三位。在我的首次音乐会开始前两小时，大厅里已经坐了一半人。我感到自己的脸上泛起阵阵红晕。我用手绢擦擦脸庞，略微减少一点激动的心情。这时我想到了贝尔蒙特先生。他一定为我做了多么声势浩大的宣传，使得人们这么早就来了。可是我在市内连一张海报也没有看到过。贝尔蒙特一定玩了什么新花招。音乐会开始前两小时就使音乐厅到了那么多人，这有谁能办到！所有这些来宾又是多么地激动！激动得多么可怕！安稳地坐在座位上的人那么少！他们站在过道里，噔噔地来回走动，他们举足起步时的神情仿佛大厅的地面上积着一米厚的雪似的。他们的嘴唇颤动，喃喃自语，然后勉强浅然一笑，但是，痛苦地皱动着的额头下面那双睁得很大而又左右张望着的眼睛揭穿了假象。

事情是这样的，仿佛他们对于我的音乐会比我本人更加关系重大。也许贝尔蒙特的许诺过多。从那些狂热而苍白的脸上泛起的那种期望，不是任何一个钢琴家所能满足得了的。想到这一点，我怒不可遏。阵阵战栗流遍我全身，像冰制的犁铧在我的皮肤上划行。而这些先生全是些孤僻的人，看上去好像都懂一点音乐似的。精心梳理过头发的人头在那里攒动，远远地向后延伸，像是最宝贵的东西那样由柔软的毛发保护着。我看到纤细的手像雪白的飞鸟似的在我眼前扑翅飞翔。

啊，贝尔蒙特先生，我思忖，您准是做得太过分了。多年来的等待使您变得软弱了，使您处理失当了，如今您可能吹嘘了一通，说演奏的是一位音乐大师，他的演奏在人间的音乐厅里还没有听到过。也许您已将我吹嘘为一位只在这个世界上演奏一次的客人。否则何以解释这噼啪作响的电压，它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使大厅化为一片烈火的海洋！

我这番感到恐惧的话是要向贝尔蒙特先生说的。他要是待在这儿就好了！他不是答应过准时来的吗？

我走向出口处。售票处的那位老太太在打着呼噜。唉，我想，你知道得更清楚。我感到高兴，今天晚上的观众不会让她有较长的时间打瞌睡的。但是在这儿也见不到贝尔蒙特先生的踪影。

我通过中间的过道又向前挤去，要在第一排坐下。贝尔蒙特先生确实明确无误地要求我坐在第一排等到他来。我终于挤到前面，第一排已座无虚席。有几位来宾看来神情如此安详，他们可以坐着消磨时间，一直到我开始击叩琴键。于是我在第二排坐下。他们当然不认识我。我不好意思叫我的第一排观众中的一位先生把座位让给我，请他坐到第二排去。我刚坐下，灯就灭了。靠舞台的后边垂挂着黑色的幕布，贝尔蒙特突然从幕布里脱身而出。他穿着的西装同他后边的幕布一样黑，人们看到的实际上只是他那张白白的大脸庞和那双滚圆白净的手，在他讲头几句话时，他将双手交叉地放在胸前。他是在向观众致欢迎词。他的嗓音很轻，略微有点忧伤，在寂静的大厅里传了开来。他说今晚只是邀请一些熟人，他的意思是只邀请一些朋友，他的朋友和音乐的朋友。因此他决不出海报，完全不用那种招徕顾客的吵吵嚷嚷的喊叫，可惜体力消耗战的艺术不得不这么做。他已经摆脱了这种有损尊严的竞赛，因此他发出了这样的邀请，这可能已经叫上这儿来的亲切的来宾有点儿感到尴尬。贝尔蒙特先生说道，好吧，现在他要揭开面纱，他一边说一边用手绢第一次擦擦他的额头。贝尔蒙特当时说的什么，又是怎么一副样子，现在我很难重新描写出来；那时候的情景我实在难以忍受。

贝尔蒙特说道：观众必须为自己选出在往后乐意听他们演奏的钢琴家。眼前还在音乐厅里演奏的那些卓越大师每天都可能离开人世，不管他们是多么了不起，他们毕竟年事已高。而后继者已经接踵而至，他们不断地站到音乐厅的门口，等待允许入内。他，贝尔蒙特，让他们进来了，他邀请了一些年轻的钢琴家到这儿来，给他们同观众见面的机会。现在他请这些钢琴家走上台去。可是观众应该决定，首先听谁的演奏，又演奏什么。在这次别具一格的音乐会结束时，也应该决定谁是他们将来乐意听其一再演奏的人。

贝尔蒙特先生说到这里，我站了起来。我的神志不清，我的手指失去知觉，软弱无力地挂在双手上，像死去的一样。我也不再感到暖和。在我和同行们一起走上舞台的当儿，我想自己必须保持清醒，因为现在已不是开什么音乐会，很可能是决定我前途的一种竞争开始了。

我们已经走到贝尔蒙特先生的身旁，稀稀落落地站在他的左右两边，这时他还在讲话。他在向台下说话，好像对眼下大批钢琴家拥上台来感到抱歉：他可没有把这些年轻的先生送到音乐院去过，没有劝说过他们去当钢琴家。然而他们现在都冒出来了，为了生存他们需要观众。于是这些钢琴家每周一次、两次，有的甚至是三次上他那儿去，像抖搂不了的葡萄那样缠住他的办公室，把他的女秘书一个又一个地踩在脚下。他太软弱，阻挡不住他们，因为他们年轻力壮，又在数量上占着优势。他们上他那儿去，好似不仅仅是他把他们送到这个世界上来，甚至也是他逼着他们当钢琴家似的，仿佛也是他同他们握手言定，在他们结束学业以后给他们搞到荣誉和使他们充分满足的金钱。贝尔蒙特先生提高了嗓门继续说道，他也清楚，总有一天他会死于因无所事事而发了疯的钢琴家手里，这是他的命运。他们会掐死他，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的手指纤长，在用力抓握方面素有训练；但是这种猝然死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职业性的死亡，他要向公众指出这种骇人的事态发展。但是到那时不得不对杀害经理人贝尔蒙特的凶手起诉的检察官，也许今天就在这个大厅里；那么这位检察官今天就应该知道，贝尔蒙特本人已经预先赦免了任何一个可能杀害他的人。贝尔蒙特提高了自己讲话的音调和音量，他的声音变成有规律甩动着的一根巨鞭，对准台下一排排的座椅抽打过去，而台下还不断有眼睛通红、脸色苍白的青年人向台上挤去。

这时台上已挤满了人，我们这些年轻的钢琴家站在那里紧紧地挤在一起，并且可以看到，还不是所有的人都找到了站脚的地方。他们在台前排成一行又一行，最后看来所有的人都站好了。我们像一个大型的男声合唱队那样站着，我们也像黑压压的一群狼，紧张地在鼻孔里喘着粗气，四肢索索抖动，围着驯服他们的人在舞蹈。

所有的人都到齐了，贝尔蒙特正要宣布开始竞赛，这时我们看到，贝尔蒙特也一定看到，台下观众席上已空空如也。

一排排空荡荡的肃穆的座位闪闪发光。全部来宾都是钢琴家。贝尔蒙特对他的朋友们，也就是这些搞音乐的朋友们的呼唤声已渐渐低下来以至消失。没有发生作用。

我们向贝尔蒙特看去。他可能比我们更早就觉察到他的计划已成了什么样子。他的脸色从来没有这样苍白过。他的脑袋向前垂到二下巴上，压迫着垂挂在两耳之间的黑色皱纹，仿佛他的脑袋是搁在黑色的铁丝圈套里似的。贝尔蒙特摇摇晃晃，情不自禁地挥动着那双软绵绵的滚圆的小手。他要倒下去，我们在最后一瞬间扶住了他。我们把他送回他的办公室，把他放在地毯上，我们围在他身旁坐着，站着，躺着或者弯过身去，一群饿着肚子的先生们一声不吭，目光无神，呼吸缓慢。贝尔蒙特苏醒过来，睁开眼睛，想站起来，这时我们转过身去，向他鞠躬，踮着脚尖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接连几个星期没有见到贝尔蒙特。在那几个星期里，也许我曾呼吸过，甚至睁开过眼睛，活动过我的双手：这些我不再清楚。不存在对那个时期的回忆。至于我活过了那些日子，还不足以证明在那骇人的几个星期里我还是在呼吸的。我熄灭了。毁了。几个星期没有见到贝尔蒙特。我想象我自己同死苍蝇一起躺在灯罩里。干枯。僵硬。一动也不动。也许希望来个女清洁工，把我拭擦下来，连同死苍蝇一起埋到吸尘器里去。如果贝尔蒙特没有再次干预的话，情况肯定会这样。

那天晚上以后，贝尔蒙特出走了。他接受了一家大旅馆里的职位。他成了接待处的主任。然后这位好心的先生又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请我去见他。我拜访了他，他雇用了我。我成了旅馆的侍应生。我很快从这家大旅馆的其他侍应生中认出了上回在音乐厅里见过的这位和那位同行。

贝尔蒙特救了我们大家。

夜晚，我们翻过黑色的铁扶梯爬上顶楼，到最高的地方去，夜晚，我们躺在顶楼里，各人的头向着一个中心抵成一个大圆圈睡觉，夜晚，我们有时间来感谢贝尔蒙特：我们谱写歌颂他名字的歌曲，喃喃地念诵经文为贝尔蒙特祈祷。当我们入睡的时候，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当我们在工作的当儿不论在什么地方碰见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问候语相互致意，那就是：“多亏贝尔蒙特！”贝尔蒙特为我们在旅馆里谋取的工作证明了他的大智大慧：紫红色的制服穿在我们年轻人的身上与苍白的脸庞相衬有多好哇！当我们用训练有素的手指去抓旅馆门上光亮的黄铜把手时，用优美的手势将客人引过前厅，引向接待处，引向贝尔蒙特先生时，每位客人一定会感到这些眼睛深陷、身材修长的先生是出自一所培训有方的学校。可能有些人猜想，我们的轻快动作要归功于一种特殊的驯养，完全把我们看作一种非常非常聪明的狗种。会跳舞的兽类。听觉灵敏，气质优雅，练就了文静的动作。

确实如此：我们感到高兴，自己的柔软的躯体具有悦人的作用，我们为贝尔蒙特和我们的工作所迷而不能自解，使得我们亲切地、感激地向着高踞在接待处宝座上的贝尔蒙特大声吠叫。每当有一会儿不见有客人来到时，我们就扇动着耳朵，相互用牙齿咬咬肩膀和前肢，尽可能长时间地互相咬住不放，享受着旅馆里的安定生活，旅馆庇护我们免受世上的冷漠。贝尔蒙特还向我们扔糖果，这完全是多余的。我们张口去接，用手去接，或者把糖果放进口袋里，如果我们嗅到有客人来的话——我们是用嗅觉来嗅到的。然后是深深鞠躬，我们龇牙咧嘴地高兴得忘乎所以，从旋转门出去，冲着迎面驶来的汽车，既是高兴又是哀求，汽车开了过来，轮胎发出柔和的乐声，在紧靠我们的前边停下。我们伸手提取行李，竖起耳朵聆听有财有势的大人先生们的一切吩咐，频频点头，像地毯一样悄没声儿地在大人先生们的前边滚进前厅，把客人当作很好很好的捕猎物交给贝尔蒙特先生。

旅馆的生意兴隆。窗玻璃擦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明亮。甚至连经理也承认，他得感谢我们。他很看重我们，用他那只大手抚摩我们的肩膀，用甜食和谄媚的话来表示对我们的喜爱，对着我们咕噜咕噜，因为他相信一定要这样做来取得我们的谅解。至于我们是人，他也是不能想象的！人在甘心效劳方面从来不会走得那么远！为什么这位经理竟然不相信贝尔蒙特是一位驯养新型生物的神秘人物呢？为什么贝尔蒙特竟然不是那样的人，人永远不会正确使唤他的同类呢？用双脚行走的，用嘴巴口角的，看上去像大人先生们一样的生物，永远不会提供完美的服务。我们早就被人世间的淡漠扼死，贝尔蒙特可是把我们完全从那个世界里挑了出来，让我们穿上紫红色的制服，供给我们一间暖和的顶楼，给我们带来一种能使我们愉快地共同呼吸的生活方式。我们不想再同人相比。经理在这方面倒是做得很好的，他为了向我们表示赞许，几乎是温存地居高临下地向我们咕噜着。于是我们也就用眨巴着的眼睛来回答，向他证明，我们理解他的咕噜胜于一切言语。

一位珠光宝气的女士要向经理买下我们，从而能把我们带到她在美洲的别墅去，她在那里的生活孤独而又缺少保护。这件事向我们证明，直着行走的人已经多么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是特殊的生物。经理拒绝出售他的伶俐的生物，即使只是出售一头也罢。对他来说，价钱还出得不够高。这使我们深受感动。贝尔蒙特把这一切讲给我们听的时候，我们这一圈子的人流了一泓泪水。

然而我们并不全都幸运。并不是全部，因为我们当中还有人怀着一种特殊的忧伤在宽阔的旅馆走廊里快步行走，因为还有人就在屋顶上的睡眠大厅里孤零零地蹲在箱子后面直接发自内心地悲伤哭泣。这些我们都经历过了。我们变得如此没有差别，谢天谢地，我们摆脱了一切不符实际的名义，我们共同享受着一切，忍受着一切。

可是，有时我们的手指发起疯来，突然开始发狂似的敲击，我们不得不对此加以忍受。没有人可以对此抑制。这会突然地在一个人身上发作。不论是我们悠闲地蜷缩在贝尔蒙特脚下的时候，还是在客人前边奔跑而来的时候，我们会让手上拿着的东西掉下来，开始演奏，好像我们是钢琴家，好像客人的手提箱是一架乌黑发亮的大钢琴。这是一种无声的演奏。这对客人、对陌生人、对不知情的人是无声的。在我们的耳朵里则尖溜溜地作响。一种骇人的音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别无他法，只能歌唱。这当然不是什么歌唱，而是一种哀号，在旅馆的大理石过道里发出回响。这叫人难堪，这也是客人埋怨我们的唯一原因。但是贝尔蒙特也在这时出来帮忙。他到经理那儿去，同客人们谈话，很好地解释我们的特殊出身，从而使客人们更为好奇和感动地打量着我们。

要不是贝尔蒙特的话，这种发作也会成为我们经常忧伤的原因。可是贝尔蒙特向我们吐露一种设想，这使我们容易抑制住自己的突然发作，这是一个可以全然使我们不再发作的主意。有一天晚上，我们在睡眠大厅里围着贝尔蒙特躺着，这时他说道：要是我们在这种旅馆里服务到足够长的时间，就很会成为一种特殊的狗种，如今这个世道人们认为的特殊狗种，即使专家也不能再揣摩出我们过去的出身。我们必须完成这种发展。我们必须从外部和内部仔细地端详一切使得我们降尊纡贵的变化，用小心翼翼伺候的园丁的手促其实现。这是他愿意做的事。要是我们完全成为眼下已经开始要成为的那个样子，那么他就愿意解除我们在这儿的工作，愿意再成为早先的经理人贝尔蒙特。我们将成为这个世界上音乐沙龙里最令人羡慕的钢琴家。还从未有过一种狗在演奏古典和现代作品方面取得过如此微妙的成就。我们将要取得的这种成就，它达到的程度现在还无法想象，这也就会弥补我们暂时还得忍受的一切辛苦。

贝尔蒙特像以前一样讲了这番话。我们为之神往。我们的耳朵掀动起来，嘴巴张大着吸气，伸出红红的舌头在苍白的脸上四下舔动，我们发出一阵必胜的哀号。顶楼上枯干的横梁受到我们眼神的反光而映得通红，旅馆也似乎在震动。打贝尔蒙特指点我们的前途后，旅馆就一直处于震动状态。我们的内心迸发出一切活动的才能：春风中的蛇和鸟，水和花枝，都蕴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兴高采烈地穿过走廊，不论拎的行李有多重。我们确实知道：贝尔蒙特会引导我们到音乐厅里去，或迟或早，他反正会选择恰当的时机。我们将大声吠叫着冲上舞台，深深地吓观众一大跳，然后我们以迫不及待的跳跃动作坐在钢琴凳上，直挺挺地坐着，仿佛我们是人了：用一种在狗身上从未观察到的音乐天赋演奏音乐文献中的伟大作品。

客人把我们从楼梯上踢下来的那一脚何必计较！女厨师恶毒地给我们吃已由院子里普通的狗过于仔细地啃光了肉的骨头又何必计较！甚至于连厨房的仇恨也不能使我们恼怒，尽管这是最难忍受的。这些舞跳得非常蹩脚的青年，个个动作笨拙，已经觉察到我们的动作轻快，敏捷得没有声息，身材苗条，这些都远远地超过他们。他们总是尽可能地折磨我们。他们给客人点火，就把火柴梗在我们的皮肤上按灭，好像我们的皮肤是动物的毛皮似的。他们端着热腾腾的汤经过我们的身旁，就故意泼出一点儿来，以便烫伤我们时刻准备伺候客人而注视着前面的眼睛。

但是，自从我们知道贝尔蒙特先生将要引导我们回到这个世界的音乐厅里以来，我们愉快地咕噜着，亲切地哀号着，忍受所有的这一切。到那时不再可能从我们的牙齿里夺走成果，到那时我们的音乐厅将会永远永远满座，这是肯定无疑的。

贝尔蒙特毕竟认识这个世界。他已足够长久地研究了他的音乐厅里空着的座位，足够长久地看到参加音乐会的观众眼中不愉快的神情。他知道，这些观众只是在想些什么；他们要看到在台上的狗。在钢琴旁的狗。贝尔蒙特毕竟是认识这个世界的。他根据这一点办事，他根据这一点对待我们。我们顺从他，服从他，因为：假如没有贝尔蒙特，我们会怎样……

包祖学　译

藤普罗内的终结

藤普罗内先生并没有一听到那些闲言碎语，就卖掉了自己的独栋小楼，离开这片建在森林里的绿树成荫的别墅区，到城里某处一个有着几百扇窗户的出租大楼里寻找栖身之处。是啊，假如是一种新出现的有毒的昆虫侵入了贝尔瑙，假如是一种在地上到处乱扒乱刨的可恶动物，来到这个小区所在的这片长满苔藓的森林里面安营扎寨，毁掉了所有的树根，掏空了房子的地基，以致房屋有可能倒塌，假如是有这一类的原因，当年靠地皮投机发了一大笔财的藤普罗内先生或许会想到卖掉房子。也许他甚至还会主动发起反抗，去管控这种昆虫，尝试着去抵抗来自地下和来自树上的进攻，捍卫自己的财产。

目前似乎威胁到这个别墅区的危险，是另外一种，也许要比最毒的昆虫还要厉害，也许是一点危害都没有。恰恰是人们并不清楚这一点，也许才是最危险的。

藤普罗内先生是在战前买下了贝尔瑙的这栋小楼，当时他觉得是做成了一笔很幸运的买卖。他和他的女儿克拉拉与邻居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大家一起庆祝节日，定期互相拜访，但又不超出一般交往的尺度。但是，战后，许多房子换了主人，地界之间的围墙似乎一年比一年增高了，邻居的围墙后面发生的事情，藤普罗内先生就不知道了。他推测，这些战后在这个小区买下房子的新房主，通过新盖的房子和新买的房子，分割并且摧毁了这里昔日的邻里关系，但是他们之间则保持着活跃的社交往来。他们要比他和他的熟人们庆祝更多的节日。

他们长得并不相像，但是却好像相互之间都是亲戚，难道他们隶属于同一个邪教？这个邪教制定了计划，要为他们的成员占领整个贝尔瑙？

藤普罗内先生越孤独，他就越严密地观察周围。他经常整个傍晚都在自家的围墙后面，偷听邻居院子里的声音，他企图听明白，那里在说些什么，为什么会笑得那么尖利那么大声。因为总是笑声很响，而说话声却很轻，所以更强化了藤普罗内先生的推测：那里正在酝酿着的事，都是针对他和所有那些战前留下来的房主。藤普罗内先生决定，他要捍卫他自己、他的女儿和他的财产。他首先企图将老的房主联合起来，每个人都要白纸黑字地签名保证，没有其他房主的同意，不得出售自己的房产，没有所有老房主的同意，外来的人不得在本小区置业购房。但是，战后的那些年乱哄哄的，发生了很多无法事先预料的事情，好些人不得不匆忙地卖掉了房子，根本就不可能遵守承诺。藤普罗内先生也没有权利强迫任何人去信守承诺。一家接着一家搬走了，藤普罗内的所有恳求都无济于事。有人还指责他是自私自利，甚至当面对他说，国内的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移居到任何想去的地方，还建议他也应该把房子卖掉，没有人强迫他留在这里。但是，藤普罗内认为，必须要保住这个小区，因为显而易见的是，新来买房的人都是串通一气的，或许有一个组织正在企图有计划地占领贝尔瑙别墅区，甚至可能是一个外国的组织或者危害国家的组织！因此决不能屈服，决不能让步，拥有房产，就有责任去坚守！徒劳无益，徒劳无益啊！一家接着一家卖掉了房子。当时，甚至有人说，卖房也不再那么顺利了，有的买主还狂妄自大、毫无廉耻地宣称，这个小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一个被遗弃的小区，他们清楚地知道，别墅的所有者们看重的是，迅速离开这里。据说还出现过这么一件事，有一个买主在谈判之前大声笑着站起来，离开那栋房子，并且高声喊道，他在不远的将来，可以无偿地获得这个别墅，一分钱都不用出，因此，许多别墅的主人只想为自己采取行动，不必向邻居们通报，迅速卖掉房子，而且是越快越好。甚至都没有向邻居道别。一天早上，看见隔壁的别墅里出现了新的面孔，这才意识到，又有一家卖掉了房子。有几家人在外国的几个大报上登广告，因为他们担心，在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已经传开了，贝尔瑙的别墅在贱价抛售。但是，藤普罗内还是拉住了三四家房主。他终于向他们证明，在贝尔瑙流行的这种紧张情绪，或许只是一家大房地产商的阴谋诡计，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以可笑的价格买下整个小区。藤普罗内并不完全相信自己向朋友们说的这些话。即使是想卖掉这栋房子的话，他也会觉得，住在一栋没什么价值的房子里并不舒服。他和他的朋友们都已经太习惯于此，他们的别墅的舒适性，他们的自信和他们的安全感毕竟都来源于此，他们生活在这些昂贵的不动产之上，生活在这片昂贵的土地之上，不仅仅是在出售的时候昂贵，而且在此居住，也是昂贵的。

是啊，在每一个房主的大脑里，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如果知道一切都在一天天贬值，那就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保持对别墅和花园的乐趣。藤普罗内总是用下面的这些话结束对朋友们的演讲：“是啊，假如空气越来越坏，假如花儿失去了色彩，圣诞树不再是绿色的，围墙开始剥落墙皮，那就到了应该卖掉房子的最后时刻。但是，花儿、圣诞树、围墙，怎么会去关心地产的价格呢？关个屁事！我们应该做的是同一件事，那就是享受我们拥有的东西，不要去想投机商们的那些数字。”

藤普罗内的朋友们都知道，他当年是靠地皮投机发的财，因此他们相信他，暂且都还留在贝尔瑙，但是他们回避那些有主意有计划的新邻居，就像他们都是麻风病人似的。

藤普罗内负责张罗，大家经常碰面，庆祝节日，弹奏乐器，旨在加深长期以来的友谊。他的女儿克拉拉是一位三十八岁的安静温柔的小姐，对他的所有活动都给予支持。多年来，他们两人一直过着一种相当低调的生活，养成了一些固定的、似乎完全不容改变的习惯。父亲和女儿每天只见两次面，早饭一次，午饭一次，然后就各走各的道，虽说都在这栋楼里，但是两个人的路，在这一天里将不再相交。藤普罗内的习惯是，用餐巾擦一下嘴，嘟哝一声告辞的话，从午饭桌起身，立刻将自己的椅子推到靠近桌子的地方放好，然后走进书房，去翻看装订成册的旧报纸。他的书房里只有过去五十年的装订成册的报纸。他已经开始把这些报纸从第一年起重新仔细翻看一遍，尤其是刊登经济报道的版面。他女儿克拉拉知道，她父亲会翻看两个小时的报纸。因此她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在花园里转悠，而不必担心会与父亲不期而遇。她迈开大步，穿过后阳台走进花园，直线横穿过草坪，来到第一个花坛。她猛地停下脚步，就像是头一次看见这个花坛，躬身赏花。秋天和冬天的时候，她会用手摸摸掉光了叶子的枝藤，她把头伸得很长，干瘦的脖子从普通的衣领里伸出一大截。她站在那里很久，微笑着，像是在回忆什么事，每一秒钟，她都会想着，她的举止必须合适，因为也许正有人看着她呢。她总感觉到，有人正在从墙外或者透过窗帘的一道缝隙观察着她。离开这种感觉，她根本就没法活。那些一直在观察的眼睛，对她已经有了约束，让她保持合适的举止。她非常担心，自己每时每刻都会被这些观察者看透，因为她不想失去这些观察者。假如她不再有那种总是有人在观察自己的感觉，那么别墅里高高的天花板、走廊黑黢黢的墙壁、干枯的古树，就会让她产生压迫感，令她窒息，甚至立刻死去。但是她不愿意让她父亲看见自己。他也许会提出许多问题。他甚至也许会觉得她的行为举止非常奇怪。

每天早晨只要报纸送来了，藤普罗内先生立刻就要看，他对看报纸的兴趣近乎贪婪。看完之后，他就围上一条马海毛围巾，走进别墅的东侧，一间房间一间房间地检查窗户、电灯、橱柜的锁以及抽屉里面的物品。克拉拉则穿过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的走廊的狭窄小门，溜进这栋黄灰色房子的西侧，在这一部分的过道和房间里忙碌一番。她在每间房间里都有事情要做，她也善于让所有这些她在做的事情看起来是必须要做的。她会在某一天把所有房间里的所有的画从墙上取下来，挂到别的房间里去。如果这些画的尺寸不同，曾经挂过画的地方，墙纸的色彩会有明显差异，她在第二天立刻就会发现，如果一幅小一些的画挂在了过去挂着较大的画的地方，露出了色彩新鲜的墙纸，她肯定就会立刻予以纠正。她兴致勃勃地在几个房间里穿来穿去，直到所有的画重新挂在合适的地方。这时通常都到了黄昏时分。这个时间，整栋房子里只有她，因为黄昏的时候她父亲都在花园里。克拉拉会把这段时间用来对付不速之客，她在房子里窜来窜去，仿佛是想要摆脱那些观察者，但是，每当她觉得已经甩掉了所有追踪者之后，她就会等在长长的过道里，开亮所有的灯，引吭高歌，吸引观察者们再次发现她的踪迹。每当她听见父亲从房子的后阳台进来，她就立刻躲进自己的套间，有三个房间，还有厨房和卫生间。她立刻锁上所有的门，脱光衣服，跳进浴缸，因为许多房间很久都不用了，她在里面窜来窜去的时候浑身上下沾满了蜘蛛网和灰尘。她会在浴缸里一直待到深夜，因为她会有一种剧场的包厢全都挤满了观众的感觉。只有在节日的时候，克拉拉会在晚上下楼看望一下父亲，在他身边坐一会儿，而且准备接受他的这种或者那种冷淡的温情。

多年来，这对父女俩就像是暖气的气流，在他们这栋大房子里循环流通。但是，当周围出现了一些新邻居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藤普罗内需要他的女儿。克拉拉也没有抛弃她的父亲。她把自己一直披散的头发扎成一个很紧的发髻，穿上了较厚的内衣，在她住的那一侧开始表演急行军。首先设立了许多可以看见各个方向的观察点，他们小心翼翼地架起了望远镜，挂上了窗帘加以遮挡，周围还放了毫不起眼的鸟笼、花盆、鹿角、衣帽架以及褪了色的挂毯，作为伪装。他们俩交替着值班查哨，从一架望远镜跑到另一架望远镜，为的是了解新邻居们的习惯和秘密，以便应对所有可能来自于他们家围墙外边的意外事件。每天晚上，藤普罗内先生猫着腰，拉着他女儿的手，蹑手蹑脚地来到院墙跟前，在围墙顶上撒上一些闪闪发亮的碎玻璃，按照他自己画的一张图纸，插上一些铁三角和锋利的金属片，他还把自己的耳朵和他女儿的耳朵贴在表面粗糙的围墙上，为的是从围墙另一边嘈杂的说话声和突然爆发的笑声中得出他自己的结论。藤普罗内先生现在还招了一个房客，这在过去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把别墅西侧的整个一层都租给了房客，而且只收了微不足道的一点点租金，他之所以这么做，仅仅是为了做个榜样，显示一下在这种日子里应该如何待人处事。普利阿穆斯教授，这个新来的房客，正是这一系列令藤普罗内先生感到如此不安的事件的牺牲品。几十年来，他一直住在一栋不属于自己的别墅里。房主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国外，他也许是从物业管理部门得知了贝尔瑙地区的地产和别墅价格的情况，他除了尽快卖掉他的全部物业，不知道还有其他任何更好的办法。普利阿穆斯教授亲笔给房主写了好几封长信，都是邮寄到据说房主可能住的旅店地址，而且都没有忘记注明“如果外出，请务必转寄”，但是，也许是房主旅行过于频繁，从一家旅店到另一家旅店，邮局实在无法投递信件，也许是他根本就不愿意回信，无论如何，普利阿穆斯教授寄出的抱怨信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他不得不搬出了那栋别墅。藤普罗内先生施以援手，接纳了教授和他的一万一千册图书，还有几捆纸张已经泛黄的文稿，跟着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女管家，看上去就像一只死了的秃鹰。这么些年来，普利阿穆斯教授几乎所有时间都埋头于他的文稿，在藤普罗内的房子里，他可以立刻继续做他的科研工作。但是，藤普罗内先生成功地让这位老教授有一个晚上放下了他的文稿，整整两个小时，让他关注来自于周围的各种威胁。教授虽然在心底深处暗暗发笑，但还是答应藤普罗内先生，在他查看院墙的时候陪他去看一次。在克拉拉和她父亲的再三催促下，有一天晚上，他真的一起去查看院墙，但是，他不适应院子里高低不平的地，接连摔了好几跤，以致最终也没有来到院墙跟前。教授抱怨不休，躺在他俩的臂膀里，几乎没了呼吸，他俩不得不在女管家的帮助下，把他抬回他的工作室，给他包扎伤口，将他彻底散了架的腿脚打上绷带，然后按照他固执的愿望，立刻把他抬到书桌前坐下，这时他的脸上立刻又露出了微笑，他请求，从现在起不要再打扰他，因为他正在写他的《汪达尔人的迁徙史》第三卷的最后一章。女管家也开始催促藤普罗内和克拉拉赶紧离开，到了门口，她甚至还跟着他们下了楼。藤普罗内很失望，他和女儿克拉拉团结得更加紧密，他开始与他最后的两个朋友定期聚会，他也强拉硬拽普利阿穆斯教授放下文稿，一起参加聚会。藤普罗内的这两位朋友也是跟他年龄相仿的老先生，大腹便便，脸上布满了皱纹，凝聚成永恒的狞笑。藤普罗内没有像他们那样穿着脏兮兮的背心和有很多污点的裤子，他的皮肤也比他们细嫩一些，长相也好很多，他的婚姻持续时间不长，而这两个朋友每次聚会都是带着太太一起来的，都是老太婆，身材矮小，胸脯平坦，穿着有很多褶的泡泡衫，脖子上戴着长得不合时宜的珍珠项链。他们一个是首席医务顾问，另一个是宫廷参事，曾经当过宫廷歌手。藤普罗内每次都会不停地斟酒，为的是活跃聚会的气氛。克拉拉不得不坐在三角钢琴前弹奏，宫廷参事暨宫廷歌手不得不即兴表演，所有其他的人都把椅子转向这个音乐中心，把酒杯高举到面前，大喊一声“干杯”，然后聚精会神地聆听。克拉拉的伴奏不合拍，总是急着往前赶，宫廷参事暨宫廷歌手扯着已经坏了的声带，勉为其难地唱着。藤普罗内先生掌控着这些聚会，尽可能搞得越闹越好，他还把门窗都打开了，目的就是想让院墙另一侧的新邻居们听听，他的家里依然热闹得很，在老住户的房子里仍然在尽情欢乐，仍然充满了生活乐趣，这也是一个信号，表明他们还远远没有屈服。藤普罗内一辈子都言语不多，总是面带微笑，但是，这个柔弱含蓄的财务专家现在给他的客人们讲的，则是他从过去的年代里专门为此目的选出来的最不正经的故事和笑话，引起阵阵笑声，两位老太太刺耳的高音，教授女管家的呱呱声——他从前绝对不会容忍在自己的客厅内出现这么一位客人，现在他却恰恰非常欢迎她，就像是欢迎一件尖利刺耳的乐器，仅仅是为了增强噪音——还有他的两位朋友低沉嘶哑的男低音，教授微弱的和声，他女儿生硬的假嗓子，如果这些声音合在一起还不足以让左邻右舍听到他的房子里充满的欢乐，他就会在讲完故事之后自己也爆发出尖利刺耳的笑声，笑得前仰后合，上气不接下气，就好像他的肺里就剩下那么一口气了。显然，这让他很疲惫。他自己也感到很惭愧，因为这些举动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极为陌生，但是他又不敢向他的客人们说明这类聚会的意义以及他自己的经常是过于夸张的行为举止的真实目的。他的确是想证明，生活在贝尔瑙，始终还是有乐趣的。

他非常震惊地注意到，他的女儿克拉拉开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活跃起来。这类聚会的时候，她比任何人喝酒都要多，当她为宫廷歌手伴奏时，自己也开始一起唱，更恶劣的是，她开始招惹普利阿穆斯老教授，最最恶劣的是，老教授也愿意接受她的招惹，以一种令藤普罗内先生血脉贲张的方式与她调情。但是，他也不得不满怀感激，克拉拉比以往任何时候声音都响，教授原本很微弱的声音也开始通过这个迟来的色情春天，以某种方式发出尖叫，远远地越过院墙，证明了这里的老住户的生活乐趣，这对于这场战争的统帅藤普罗内来说是很重要的。不过，随着克拉拉和老教授的声音越来越响，其他的人则越来越没了声音，他们相互观望，沉默不语，他们看见，藤普罗内的脸涨得通红。终于有一天，克拉拉和教授压根就不来参加聚会了，他们把女管家关在门外，建议她今后去为藤普罗内照管家务，而克拉拉将永远和普利阿穆斯教授在一起。藤普罗内亲自去敲门，无论他怎么敲打锤击，他们也不开门，从屋里传来阵阵淫荡的声音。他们以这种毫不掩饰的放荡，向门外的人表明，他们正在做什么。藤普罗内再一次满脸通红，回到他的书房，让他的客人们回家，道别的时候，他对他们说，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房子是卖还是不卖，他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但是，客人们走了之后，他又重新振作起来，开车去城里买了一台唱片机和一箱唱片，全都是噪音唱片。现在他开始连续不断地放唱片，而且门窗都开着。他时不时地从不同的观察点察看邻居们对这些吵闹的音乐的反应。他放的唱片是“各种混合的声音”，“剧场里的鼓掌”，“幼儿园”，“校园”，“足球场”。但是，邻居们对此毫无反应。他们有的继续三心二意地打乒乓球，有的躺在色彩刺眼的躺椅上，叽叽喳喳，欢声笑语，没有任何人关注他。藤普罗内仍不罢休，他开始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放这些噪音唱片，这样一来，他也不必去听教授和克拉拉在楼上折腾、从开着的窗户传下来的响声。

有的时候，他颤颤巍巍的手已经无法将唱针放在唱片上，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唱片的边缘滑过，划破了唱盘的天鹅绒，他不得不叫来女管家，可是她的两只手形容枯槁，总也不听使唤，藤普罗内深深地陷入沙发，他梦见自己在《纽约时报》周日版登了一个占了整个版面的广告，而且只能通过代码联络，为了不让那个在他看来一直在致力于占领贝尔瑙的组织能够看出来，这里出售的是一处贝尔瑙的房产。他还梦见，来了一位先生，也许是叫贝瑞先生，四十岁左右，特别会随机应变，藤普罗内立刻就看出来，这是一个商人，他自己纵然是在最辉煌的时候也没这个人这么精明。

有那么片刻的时间里，藤普罗内软弱无力地陷在沙发里，他把自己的别墅撂给了贝瑞先生，因为他感觉自己已经不能胜任与这么一个出色强悍的地产经纪人谈生意。贝瑞先生凭直觉紧追不舍，凭借一个出色商人的特殊嗅觉，他把一些辞藻华丽的话语，在合适的时候，送进了上了年纪又毫无抵抗能力的藤普罗内的耳朵。他的发音挺有魅力，很可能是外国人，突然他哈哈大笑了起来……藤普罗内的梦境此时进入高潮，贝瑞先生现在说的话，让他透不过气来：藤普罗内先生，请您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死啊，我专程前来，就是为了见见您这位最后的老住户，也是最顽固的钉子户。他们对我说了很多关于您的那些激动人心的举动，对了，我是这家收购贝尔瑙的公司的老板，我经常不得不嘲笑您，藤普罗内先生，但是，我也很佩服您上演的这出坚持到最后一人的闹剧。像藤普罗内这种人，只会是第一个卖，或者最后一个卖。第一个卖的，会得到一个好价钱，然后价格就会走低，唯一的机会就是最后一个再卖，像藤普罗内这种级别的专业人士知道，公司不可能永远等下去的，只有藤普罗内也卖掉了房子，他们才可能真正开始实施他们在贝尔瑙的计划，因此他们会给最后一个卖主一个好的价格。想得真聪明，藤普罗内先生！公司也知道，藤普罗内是一位专业人士，不可能采用那些对其他人奏效的强制手段让他屈服，比如，夜里把载重汽车停在房子前面，用车前大灯照射房子的正面，在高大的院墙外面制造金属噪音或者哈哈大笑，这些对藤普罗内都不会起作用的，必须把藤普罗内一个人晾着，因为像藤普罗内这种人只能被他自己所战胜，现在终于到了这一刻，对不对，藤普罗内先生……

藤普罗内每次从这种梦里醒来，总是感到筋疲力尽，几乎没有力气走到窗前看一看，是不是有一位先生站在外面，想要与自己说话，也许是贝瑞先生。但是，没有人想要和他说话。藤普罗内的房子里，也不再有任何人说话。普利阿穆斯教授的屋子里的响声也停止了。也许他已经和克拉拉分手了，为的是继续写作他的《汪达尔人的迁徙史》的第四部。也许他和克拉拉已经成为灰尘、蜘蛛、床上乱七八糟的东西、甚至他们自己的贪婪的牺牲品。就连女管家现在也不再为藤普罗内工作。她一直躺在床上，用脚趾连续不断地敲击木头的床架。藤普罗内很快就听不见敲击声了。他钻进书房的一个角落，当他在书架最下面一层寻找东西的时候，一摞很重的装订成册的报纸掉下来砸在他的身上，这本巨大的书翻开了，砸在他的脑袋和脖颈上，然后掉在早就不怎么干净的地毯上。藤普罗内使劲想站起来，张开嘴想喊叫，但是还未出声就张着嘴再次跌倒在地毯上，起初他还可以感觉到口腔里塞进了许多头发、灰尘、纤维物，干涩、辛辣、令人窒息，然后他不再做任何反抗，静静地躺在那本巨大而沉重的书的下面，他用眼睛一遍又一遍地扫视着可以看得见的这一小块地毯，直到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为止。

每个月都必须来查煤气表收钱的人来晚了，他立刻叫来左右两边的邻居。他们仔细察看了一切，然后张罗着安葬了这位住在他们之间的老先生，不可理解，就像是一块石头。过去邻居们每次遇到藤普罗内，他从来不打招呼，但是，他们对此并未耿耿于怀。

蔡鸿君　译

西格弗里德之死

一家公司（其名称这里就不必提了）的送信人在自己的同事西格弗里德·布拉赫死后的第三天，都聚集在行政管理总部办公室旁的走道上。时间很早，差不多可以说，是在早上五点钟。

卢齐乌斯·诺德在已故的同事布拉赫的柜子里找到一份名单。在名单上，送信人的名字一个不漏。也许是这份名单使他产生了这个念头，要召集一次送信人的大会。卢齐乌斯是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送信人：多年来，他既不缺胳膊，也不瞎眼睛，甚至连耳朵也不掉一只。因此，在同事当中，他觉得自己反倒有不足之处，这就不足为怪了。很可能，就是这种觉得自己有缺点的感情，促使他一反送信人平常的习惯，更为起劲地做代表送信人利益的事情。

送信人手推小车，在长长的走道上相遇。为了保险起见，他们操着自己的语言。小车被不同日期的各种公文压得嘎吱嘎吱地响，他们并没有把这些小车像所期望的那样装饰起来。假如说，人们不得不和患难与共的同伴待在一个屋子里度过一段较长的时间，而又无法希望景况发生巨大变化的话，那么，这些送信人就只好坐在他们的工作室里，比肩接踵，忍受那些不得不忍受的、令人讨厌的事情。

卢齐乌斯·诺德——这个在当了送信人之后才获得这一大号的卢齐乌斯·诺德，人称小巴弗的巴弗和皮特尔·纳尔，这三个人在西格弗里德死后的第三天早晨，最先到达这里，安顿着来聚会的人们。谁站在哪里最合适，就好像他们都了如指掌似的。他们小心翼翼地在布拉赫遗留下来的名单上打上一个一个的钩，说真的，他们干起事来差不多就跟那些科室的领导人一样，这些人每天每日在自己的接待室里，就是这样注销要运送的公文包的。

在小巴弗的双手指挥下，形成了一个半圆圈。他用肥胖丰腴的右手拽着那个人的皮带把他拉到前面，又用坚硬如铁的左手推着站在最前面的这个人往后挪动一步。送信人的小车就摆在半圆圈的周围，庄严肃穆、威风凛凛。这是皮特尔·纳尔的主意。皮特尔·纳尔是了解哥特人 [1] 命运的行家。

卢齐乌斯在轻声咳嗽着清嗓子。天刚蒙蒙亮，就已经有几个清洁女工跑过来在旁偷听了。不过，小巴弗却用他那长短不一的双手推着清洁女工，让她们一个接一个地都转过身去，然后，用他那只短胳膊（因为他左手更短）推着她们的背，把这些清洁女工一个个推得踉踉跄跄的。每推一下，他不是赌咒发誓说：“这不关你们的事！”就是大吹特吹他如何力大无穷，说：“把你们一推，就推到卡塞尔 [2] 去！”

现在可该轮到卢齐乌斯·诺德了。

“朋友们，”他说，“有以下问题：在科室领导人会议上公布西格弗里德·布拉赫的死讯时，情况是怎么样的？大家都真的站起来默哀了吗？就算人事科长站起身来为布拉赫、为这个他一有机会就要称之为激进的送信人默哀吧，难道这不是赤裸裸的虚情假意吗？默哀究竟进行了多久？谁关心过这件事？要么，大家都关心了，不过却只是一个劲儿地看表，而不是在怀念西格弗里德·布拉赫吧？搞了冷嘲热讽的评论没有？经理在公布一个送信人的死讯时，能够不挖苦讽刺一番？在西格弗里德死后，还会让他婶婶走进大楼、走进送信人工作室里来吗？我们应该回答她在那儿有什么盼头这样一个问题吗？难道我们还要等待下去，看人家是不是把冬季行车时刻表再挂到送信人工作室来？要是有人把它挂进来了，我们要不要抗议？我们愿意这种事发生吗？要果真如此，行车时刻表就会影响送信人必要的休息，因为不管谁，在他想要知道火车的运行情况时，都会肆无忌惮地闯进送信人工作室里来。要是人家把新的行车时刻表给我们扣下来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应当表示抗议，也许还会说：行车时刻表放在送信人工作室是老规矩呢？”

“有人说，西格弗里德·布拉赫的尸体放到送信人工作室以后，那里的猫太多了，对这种责备，我们用得着理睬吗？送信人工作室就必须得随时准备接待在当班时得到噩耗的同事们？待在送信人工作室的这些猫会干出些什么事来呢？人家竟会去防止这些猫把西格弗里德·布拉赫舔掉？别人就该去防这种事吗？他死之后，他们做了这件事没有？或者说，这件事早就办啰？为什么人事科长对于西格弗里德是否被猫舔掉一事感兴趣呢？因为西格弗里德是一个激进的送信人，人事科长对死者就不刮目相待？为什么猫竟会偷偷地溜进大楼？当它们跑进大楼之后，为什么竟正确无误地、马上就找到通往送信人工作室的路？那儿果真有香肠吗？企业有权去检查摆在工作室里的送信人的柜橱吗？对办公室的柜橱，企业是不是也要进行检查呢？要是不的话，那为什么要检查送信人的柜橱？真的只是因为猫吗？还是想了解有时由感觉敏锐、年纪稍大的送信人带来的那些大婶们的情况？或者，大概是以为在送信人的柜子里有卷款潜逃的出纳员，或者经理的那个失踪的女秘书吧？提出要检查一事，难道不就是经理采取的一种措施，想以此来转移对于自己的女秘书失踪这一轰动一时的事件吗？而事情要是果真如此的话，那送信人就应当帮助经理摆脱困境？这就是说，他们应该心甘情愿地对这次失踪的事件或多或少承担一部分责任，并希望经理有朝一日会对送信人表示感谢啰？可是，如果他们认为经理的好意难却的话，那么，这些送信人岂不就证明自己有弱点、良心不好了吗？岂不是以此来表明，他们的幸福已经不再可能完全建立在自己的贡献之上了吗？送信人的敌人难道就不会马上指出这一招？而且看来，所有这些不就取决于此时此刻所采取的正确态度吗？可是，由于这种正确的态度，到现在为止，这个大楼里还维持着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难道说，偏偏是这些送信人就应该因为自己的正确态度而加速自身末日的到来？就是因为有这个由科室树立的榜样，那就可以对送信人提出这种要求？大概这些送信人应当成为想方设法企图把他们干掉的那个人事科长的信徒？我们要不要提出残疾人员大军的名单，当作对付人事科长的最后的法宝，以便在公众当中对公司施加影响？难道人事科长可以——你们看，我并不回避残疾人员的问题——他就可以把这些并不是因战争而负伤致残、丧失劳动能力的同事继续当作第二流的送信人对待吗？他想要在我们当中播下不和的种子吗？如果说，‘阴谋诡计’这个词儿对于送信人来讲，是个可笑的外来词的话，那么，这当真就仅仅不过是一种教育上的缺陷吗？难道说，我们的团结一致就给了这个人事科长把我们称作‘乌合之众’的权利？他怎么看待这件事呢？我们能够容忍人事科长继续把肇事的汽车司机贬为送信人，以示惩罚吗？这样做，是有损于我们的名誉呢，还是对我们的名誉没有妨害？这样一来，喜好喝酒的送信人的人数岂不是就会以并不独特的方式上升了吗？人事科长搞的这一套把戏也许是用来损害所有送信人名誉的一种伎俩吧？我们这儿难道就是公司惩罚人的场所？人事科长规定：禁止送信人在路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外国客人，对此，我们就非得容忍不成？这样做，岂不是一招不成、又来一招，在送信人的深造问题上与他们为难，不准他们对世界上的事情有所兴趣吗？譬如说吧，为什么别的公司的送信人在西格弗里德墓前唱了一首歌，就引起了怀疑？我们就不可以同别的公司的送信人有联系吗？”

“在那儿，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可怀疑的呢？”

“因为有这么多的问题，送信人就应当听天由命？或者说，这些问题应当按照科室领导人的办法来解决？送信人是不是非得承认存在着同自己的职业息息相关的问题，还是不应当简单地认为：这里涉及的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假如人事科长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把送信人都斩草除根，全部搞掉了，而这些问题也还会存在呢？送信人会希望，也许会从反面提出证据，说明这些问题只不过是因为送信人才产生的吗？送信人究竟应不应该有所愿望？或者说，他就不应该把企业巧妙地置于祝愿者的地位，使其为祝愿者设身处地想一想？难道送信人就是这样一种只知道满足人家的愿望，而自己却没有愿望的人？他们会因此得到足够的报酬吗？退一步讲，假如送信人得到的报酬更高一些的话，那么，关于经理是否能够不加讽刺就宣布一个送信人的死讯这一问题，究竟有没有必要？要是没有得到更多的报酬，那送信人是不是也就应该提出更高的要价，并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呢？他们认为这样做，必要吗？当然不！送信人由于职业关系，大楼所有办公室的门都对他们敞开着，他们很有自信心。可周围的人是怎么想的呢？为什么人事科长要让人在黑板上告诫大家，送信人西格弗里德·布拉赫会使人心脏麻痹？为什么人事科长认为，现在谈论心肌梗塞不合适，而在三个星期之前，当采购科长死去的时候，他却认为很得体呢？因为西格弗里德是一个激进的送信人，他是不是想以此来对自己的敌人——我们的同事——西格弗里德·布拉赫，就是在其死后，也还要侮辱一番呢？还是送信人永远都与心肌梗塞不相称？”

卢齐乌斯·诺德讲话没有稿子，也没有讲台。不过，他却自己掏钱为这次演讲买了一双底子特别厚、特别软的鞋子。每提一个问题，他都要抬起后跟，做出踢足球的架势，只是最后才踮起双脚。他就像抬高脚后跟一样，把嗓子提得高高的。而每一次，在卢齐乌斯把嗓门提到最高点、把每一个问题说完之前，新的鞋底都要沙沙作响。一开始，可能他并没有只是一个劲儿提问这个意思。后来他说，他实在是没法可想了。大概是每次都笔直上升的问句语调和同时动作的双脚，使得他这个初出茅庐的演说家把话简直是一口气就说下去了。他还会提出些什么样的问题来，谁也说不定。因为人们老喜欢把复杂的巧遇称作偶然，那大概也就只好把这种事说成是一种偶然了。这就是：在今天早上，离上班还有好久的时候，经理和人事科长一道走进了大楼，并且顺着走道走了下来。

要是人们愿意，什么都可以解释。当领导的一定愿意有那么一次提前到来，好使到时候才匆匆忙忙跑进来的群众感到害臊。或者：送信人把一封信投错了筐子，在一座大楼里，一封传送错了的信是很容易查出来放到合适的地方去的。不过，要是有良好的组织，就可以很仔细地密切注视那些蛛丝马迹，最后发现做了错事的人。因为干了错事的人希望补救自己的过失，所以，他就要扮演犹大 [3] 这一角色。不管怎么样，经理同人事科长沿着长长的走道下来了。两人闲聊着，就像两个不同项目的运动健将走在通向竞技场的路上似的；他们闲聊着，就像是一个电影明星在同一个宇宙研究人员说话一样。两人溜达着，一身轻松。他们可算是优秀选手了，然而，由于职业不同，却不能成为竞争的对手。当这样的两个人肩并着肩的时候，就表现出人们司空见惯的那种温文尔雅的样子来。

那个近乎庄严肃穆、由小巴弗的双手调整得依旧是井然有序的、由送信人组成的半圆圈，并没有使这两个人感到害怕。

这说明可能有叛徒。但也可能说明：这两位人士不是那么容易就吓唬得了的。

而卢齐乌斯·诺德呢？当他看到这两位先生已经铁了心，要在他和听众之间客客气气地跟人打着招呼横穿过去的时候，他就料到了，送信人已经退到了何等糟糕的无计可施的地步。要是现在只是问问早安，然后两位领导人就走到闪闪发光的门后面去就好了。他并不想让自己硬去充当被捉拿的人这一角色。

卢齐乌斯的时间不多，他再也没工夫踮起脚尖了。不过，在他喊着“报告：经理先生，送信人在讨论革命问题”时，至少两个鞋跟彼此之间还是配合默契的。

人事科长回避一旁，卢齐乌斯直接跟经理讲话了，这下子可马上就使他充满了忧虑。不过，经理的回答却又使他放心了。“好呵，朋友们，继续干吧！”

有几个送信人重复道：“继续干！”

大伙儿目送着两位先生，看着他们每个人都走进一个房间，也就是说，各自走进自己的房间里去了。这时，站成半圆圈的人群散开了。人们互相之间拍着肩膀。有人提议唱一支歌，可就在这个时候，却有人已经抓着自己的小车了。现在，谁都想要尽快地走到自己的小车跟前去。他们纵横交错、来往穿梭。事实证明，车子筑成的工事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不过后来每个人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小车，抓起车来就匆匆忙忙地四散而去。

此后不久，凡是碰到送信人的人都感觉到，这些送信人的脸上显露出了节日般的、喜气洋洋的神情。一无所知的企业心理学家甘德尔博士甚至还想在下午很晚的时候，从个别送信人的眼里发现促使人容光焕发的东西。

几天以后，卢齐乌斯·诺德在送信人工作室通知大家：企业领导人认为，不能苛求那么多残疾的送信人，让他们站在走道上去讨论革命问题，因此，建议送信人今后在公司的会议大厅进行革命问题的讨论。然后，卢齐乌斯·诺德再进一步补充说：企业领导人还特别注明，甚至可以带小车。他说这番话时，送信人工作室里有好一会一片寂静。甘德尔博士大概又会发现使人容光焕发的那种东西了吧。

那个老穿着厚厚的软底鞋的卢齐乌斯·诺德踮起了脚尖，说：“朋友们，我们还有什么愿望呢？”

刁承俊　译

蠕虫

这天早上，达维德错过了敲汤匙的机会。当其他人抢先到了离平底锅伸手可及的地方时，他才走到平底锅跟前。这时候滴油滑腻的土豆就要在锅底的陡峭边缘左右滑动。土豆是他挖出来的，他母亲不会说什么，可是逐渐代替了父亲的乌尔希利，现在要么非常快要么慢吞吞地吃饭，完全随他的意，而且不管做什么都达到了目的，大家都以他为榜样。坐在达维德左边的乌尔利希想要发火，父亲大概会支持他的，如果他们把达维德放在心上的话，他们只会更关心他。由于分配给一个十三岁的孩子的任务是在院子里干活，使人想起一只蛆在长霉的干酪上蠕动。

达维德必须让人觉察不到地等别人吃完饭。他也不想把什么都吃光，大概只想早一点结束罢了。可是这对他有什么用呢？每顿饭简直像是蹲监狱，只有结束祷告，这一家农民嘴里不再念叨时，才可能把门打开。挂在墙上汤盘似转动的时钟指着六点五十分。八点和八点半以前，达维德还从未在海上见过外地人。

老砖瓦工昨天自己带着潜水衣驾船出去了，乌尔利希说。

那你们找到她了吗？达维德的母亲问道。

真可笑，这个农民说，两三天前就没有浮上来。

也许她根本还没有醒过来呢，达维德心想。

所以他们现在才用木杆去找她，渔民也帮着找。乌尔利希说。达维德想：要不然她正在喝咖啡。

可能要找很长时间，农民说，似乎想证明船在海湾里翻了，只是因为那只船漂浮在海湾的岸边。

光着脚显得傻乎乎的，可他要是穿鞋的话，也会掉下来。

简直好笑。完全有可能在外面五六公里远的地方翻的船。

要是他有一只船就好了。不过她很可能会拒绝的，因为正好赶上出了这事。

如果他有一只船的话，瓦伦丁就不会把船划出五公里外了。

乌尔利希从哪儿知道这事的呢，达维德心想。为什么不是五公里？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把船驶出二十公里。

外地女人的母亲今天要来，安娜说。

她还得等几天，直到她能把她女儿带走为止。农民说。达维德发现父亲又生气了。昨天晚上他甚至大发一通脾气，因为安娜说，瓦伦丁和那个外地女人大概自愿投水自尽了。

施塔德列一家现在也雇用外地人，母亲说，以便转移这个危险的话题。

我不想把任何人弄到家里来，农民说。我们用不着安置一台晒干草的机器，安娜说，它太吵了。母亲还证实道，靠晒干机可以增加牛奶制品的产量，可是做疗养者的生意比卖几升牛奶要赚得多。这她就不懂了，父亲说，然后站起身来开始说：以圣父圣子——的名义。达维德跟着卡斯帕尔以及乌尔利希走出去了，同时模仿大人的既沉重又笨拙的步子。对干体力活的人来说，每顿饭之后，虽然四肢又有了力气，但看来总是力不从心。没人叫他，他就吹起了口哨，一直走到拐角处才站住，他低着头，好像拐角另一边放着什么他所需要的东西。还是没人叫他，他在拐角后面再次鼓励自己，从木板堆上取下钓竿和虫罐，然后撒腿跑了起来，直到听不见叫声为止。她是不是坐在装有玻璃的平台上呢？达维德抖了抖额上的头发，吹起了口哨，而且紧紧握住他的竹竿，使得它再也动不了。当他经过旅馆的玻璃阳台时，忘了继续吹口哨。那里有一些老太太和老先生在大声咀嚼。那些衣服跟他们头发一样灰白的女士们正用拇指和食指把杯子小心地举到嘴边，其余的指头离杯子远远的，好像怕脏似的。大报纸后面不时有男人的手慢慢伸出来，不用东摸西找，就找到了他们的抹黄油的面包。只有当一只马蜂自己不离开涂蜂蜜的半只面包，而某个客人正好想把它咬掉一口的时候，才有一只手猛地动一下。人们可能会以为，用早餐的人就像是一组渐渐平息下来的时钟，剩下的唯一催人入睡的节奏把一切都征服了。码头上的木板在达维德的脚步下发出轻微的嘎吱响声，尽管他光着脚丫。他在给自己找一个位置，从这个位置他用不着转头就能看见王冠饭店。多数房间的阳台门仍然关着。她一定住在带阳台的房间里。要是父亲有一辆汽车就好了。

达维德把钓钩从卷筒上解开，打开罐子，斜斜地拿着它，以便让阳光照进去，就好像马法尔塔此刻也和他一起在看着泥团。他用食指在里面反复地挖，直到他感觉到什么东西为止，用拇指抓住后，总是更费力地往外拖，蠕虫拼命反抗，但小心翼翼地出来了。他把它牢牢钉在钓钩上，然后将它抛了出去，卷筒上的线发出嗡嗡的声响，就在最后一瞬间，他看见那只蠕虫从一只钓钩上自己脱落了，于是再摇动手柄把线收回来。一扇阳台门打开了，一位先生走了出来，达维德清楚地看到太阳镜的薄薄的金边框，他把钓钩再次以极大的弧形抛了出去，由于激动，手摇曲柄没有及时松开，钓钩反弹回来，他又一次将它扔出去，这回做对了，不过身上出汗了，因为他认为他在马法尔塔的父亲面前丢了脸。他盯着水面，再不敢向那边张望，有可能她这会儿也在阳台上了，也许在阳台上用早餐，那么她就在观察他。浮子颤动了两三次，要是这时候有一条鱼，只要是几条劳格鱼就行，恰恰将嘴伸得太长，那它们可能拉扯蠕虫。今天运气不好，水太清亮，清亮得过头了，雷雨前或者如果下雨，鱼儿就会咬钩的，就能逮到大鱼，惊慌的劳格鱼会跃出水面。在一个下雨的上午，他曾经一次就弄到了十八条，但是这时候她自然不会坐在阳台上，也许过一会儿她会来到跳板上，登上第一只船。这总是很吸引外地人，他们盯着看，就好像他们还从未见过船似的，船上的人挥手致意，船下的人也招手回答，好像他们所有人彼此都是亲戚似的，虽然他们互相根本不认识。但愿在这种天气他们别坐船去布雷根茨，要不然去郊游也行，也许他们对鱼感兴趣，很多外地人对此有兴趣，向某个人打听，为什么在这里河鲈叫做克茨尔，这里的水是否总是这么蓝，渔民们冬天里干什么。马法尔塔一定对鱼感兴趣，说不定她这会儿已经在观察他了，她确实认识他，当他在圣体节的行列仪式期间走到祭坛的华盖前时，她曾经注视过他。后来领俸禄的教士特地问过，为什么他在王冠饭店前疯子似的挥动香炉。不过摇摇罢了，他说。做完礼拜后，在书报亭，她的父亲大声说：马法尔塔，我现在走了。但她的眼睛离不开画刊，最后她转过身来时，险些跟他撞上了，因为这会儿她要急着去追赶她的父亲。当她跑开时，他发现她穿着丝绸袜子，虽然阳光灿烂。这是第一次他在礼拜天看见她。在读新约福音书前，他必须把弥撒书拿到另一边。她跟她父亲站在男人一边。可笑的是，如果外地人来教堂时，总想待在一起。当时教士已经抬起了手，焦急地盼着他去搬弥撒书。直到读完福音书，已经响起了笛子吹奏的颂歌时，达维德和多米涅才出现。在笛子曲调声中，克里斯特只单独跟保罗说过，他早就等着献祭。因为他必须挥动着香炉走到教堂的礼拜堂去。他终于可以注视她了。最好他可以不停地挥动香炉。但愿她喜欢他穿的那身辅弥撒者的制服。教士自然穿得更好。不过在分发圣水时，他也只穿着一件白衬衣。谢天谢地。

浮子扎在水里跟插在浓粥里似的。也许还会降一场雷雨。阳光渗入水里，昨天夜里卡斯帕尔在捶打刀具时说过。但愿没有连绵阴雨，达维德心想，不过他没有说出来，因为大家盼雨盼了一个星期了。要是下雨的话，外地人早不见了踪影。

浮子在晃动了。但只是晃动而已，因为这时候第一批出租的船在外面驶过。卡斯帕尔一定也反对下雨。如果下雨，谁会租船呢。卡尔的母亲每天上午都去做弥撒。要是祈祷下雨，她也不能一起祈祷。而且也无法把外地人住的房间租出去。空房间越来越多。农民渐渐地越来越少。达维德现在为此感到高兴。祈祷下雨的人越少，马法尔塔待的时间越长。瓦伦丁带着外地女人出海的那天晚上，并没有刮大风，昨天夜里有人就在制酪场说过。那只船怎么可能翻呢？达维德问。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说过，就算没有地震，人也会从床上掉下来。瓦伦丁每个夏天都有一个外地女朋友，这事达维德也知道。他们有一次曾跟踪过他，可是保罗过早地哧哧笑了。马法尔塔不会跟这个肥胖的粉刷工人结伴上船的。肯定不会的。跳板发出了隆隆的响声，外地人来了，系在船上的自行车铃声越来越近了；他最好不要回头张望，要是她对雨有兴趣的话，她会自己过来的。达维德朝他的浮子看去，注视着浮子，就像人盯着看一条狗似的，他拒绝在外地人面前反复说别人教他做的艺术品，它该两次急速颤动，然后浸入水里，再次蹦出水面，自己绕着轴线旋转，接着又浸入水里，这次沉下去半米，尔后又一次跳出水面，只有一小部分冒出来一秒钟，最后被拽下去了，现在更深地沉了下去，似乎从眼里消失了。马法尔塔和她父亲以及五六个外地人，大概在观察这个已经发疯的浮子，他们会觉得惊奇，达维德居然不动声色地稳坐钓鱼台，而达维德会给他们解释，这会儿仅仅是个时机罢了，这时钓钩正在往下进入鱼儿的咽喉里，它感觉到疼痛，因此用尾鳍往上拍打，以便下沉到黑暗中去，好像这样它就能逃脱钩子，然而它却在将钩子往下拉，而且往咽喉里越拉越深。不过达维德的双手现在不耐烦地把钓竿硬往上拉，但感觉不到阻力。他咒骂一通，然后祈祷，接着又咒骂，但是浮子笔直地插在铅灰色的水里。达维德目不转睛地看着它，死死地盯着它。那些起先还在观看的外地人，重新转身走开了。那只船向跳板驶过来了。马法尔塔是否也在期盼着这只船呢？现在他的浮子开始在靠岸的船引起的旋涡中手舞足蹈，不然就是向他们显示猎获物，它自个儿绕着自己旋转，被拽下去了，又蹦了上来，不过是无聊的举动罢了。

钢丝绳飞过来了。过道上响起了鼓掌声，系船的船员将外地人挤回去。当达维德看见马法尔塔和她父亲又出现在这儿时，他不假思索地收回他的钓钩，查看蠕虫，同时偷偷瞟一眼马法尔塔。他发现那只蠕虫完整无损，尽管如此还是把它从钩子上拽下来，迅速地从罐子里拿了一只新的出来。匆忙中他可能抓住了一只最粗壮的蠕虫，首先把它跟花环似的缠绕在三根钓钩的弯曲处，此时他恰好看见马法尔塔和她父亲往这边瞧，然后他弯腰将罐子盖上。蠕虫的躯干在三只钓钩上变硬了，他还是把同样把两端刺穿，这会儿蠕虫成了抽搐的结了，由于出血，滴落出黄白色的液体，令人恶心。父亲来了，我不能看这个，马法尔塔大声说。达维德抬起头来，发现马法尔塔眯起了眼睛，好像她被什么东西弄得眼花缭乱似的，然后她转过身去，她父亲把她拉走了。达维德将蠕虫连同钩子扔进水里，坐了下来，瞧着水里，再也不看浮子，只望着他晃动的双脚伸入水中。他想，瓦伦丁在海湾里将小船推到了岸上，这只船就是从那里驶出去的，她对鱼没有兴趣，她究竟为什么讨厌鱼，其实外地人对什么都感兴趣，连挤牛奶也想看，还问为什么给树浇水，然后她究竟为什么来到跳板上，为什么站在那里，如果她不喜欢鱼的话。瓦伦丁，你可能给她指点过，但是你也可能没让她看过鱼，她说过：瓦伦丁这人特恶心。达维德将鱼线收拢，小心地把蠕虫从钓钩上取下来，把它扔进水里，又将虫罐子里的蠕虫噼噼啪啪统统倒进水里，几乎将竹竿拖在地上向村里走去。当他来到半岛的最狭窄的地点时，他看见海湾里一些人站在海滩上，但不是游泳者，那些人都穿着西服，而且还有两辆汽车和一只小船。他朝对面走去。有谁在说什么，但讲话声很轻。马法尔塔，马法尔塔也在那里。她踮起脚尖，朝着她父亲的方向，想越过所有人看过去。她父亲在劝她，想把她拉开。达维德从他们身边挤过去，继续朝前挤，直到他看见两副担架为止，他们躺在上面，已经给盖上了。一辆运货棚车往跟前倒车时，将担架撞了一下，盖在尸身上的毯子打开了，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突然失声痛哭，往一副担架上扑去。两个男人再把她拉开。可是她已经将罩子卷了起来。达维德看见了一张面孔，但他看了还不到一秒钟，就立刻闭上了眼睛，它们就这么突然合拢了，好像对要朝它们飞来的东西作出反应似的。当他可以重新睁开眯起的眼睛时，那张面孔已经再次被盖住了。他生气了。但是这张惨白发青的脸干脆使他合拢了眼睛。达维德急忙连吸了两三口气。他害怕了，因为嘈杂声听起来跟抽噎似的。现在走吧，马法尔塔的父亲在她耳边轻声说。求求您啦，只再看一秒钟，马法尔塔低声说。达维德回头望了一眼，转过身去，盯着她的脸看，但她不理他，她伸长脑袋，脖子变得更长了，她半张开着嘴，眼睛睁得又大又圆。达维德转身太过分了，马法尔塔的父亲注视着他。他必须从她身边走过去，于是他紧挨着她走了过去，他用左肩碰她一下，死盯着她看，可她只看显现在羊毛毯下面的尸身，她张着嘴呼吸。然后他从她身边走过去了。没让人注意到他就撒腿跑走了。人们在村里的街道上对他叫喊什么，他压根儿没听见。左右的耀眼的大丽花，左右的橱窗，蓝色红色的拖拉机，天竺葵，绿色的店铺，褐红色的商店和树木以及天竺葵，左右的天竺葵，左右的树木，统统在喧闹混乱的隧道前消失了，他奔跑着，奔跑着穿过隧道，一直跑到牲畜圈门为止。在那儿，他把竹竿扔进一个空马棚里，沿着奶牛的头一直走到两只牛犊跟前。当他把其中一只牛犊的脑袋往自己跟前搬弯的时候，角根从皮毛里翻了出来，而另一只牛犊却舔他的肘，这时他开始琢磨了。

全小虎　译

在斯图加特的一项使命

每坐一次火车，让我琢磨不透的行车时刻表对我命运的影响都有所增加。在斯图加特，我原来也不过只是想在那儿转车，后来却在那里一待就是九个月。这肯定还是得赖我自己，我不该按照老习惯走到车站外面去。这个世界的所有火车站广场上都埋伏着各种机遇。更为不幸的是，山丘上到处可见的高耸的塔式房屋让我联想到巴比伦，就像一部讲述炎热、朱衣、女人和内院的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在下面国王大街的尽头，我已经看见了第一批华盖在晃动，我等着接下来会看到拖载着华盖的大象出现。然而大象并未出现，看来我所置身的地方确实是斯图加特。我马上做好准备，对在这座四周长满葡萄藤的城市的无聊逗留，我也只得认命。这时，一位女士出现在我的眼前，只见她抓有轨电车的车门扑了个空。她身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购物袋，还往前追了两步车，她块头儿不小，看上去像只行将倒毙的单峰骆驼，最后还后腿站立腾空而起了一下。接着她的手、胳膊和肩膀都松弛了下来，书包、网兜和小盒子纷纷从她松懈的身子上滑落下来，稀里哗啦地砸到了路面上。由于她身材高大健壮，现在无助地站在阳光下就格外引人注目。我本能地向她走去。她在出汗，脸上、脖子上以及所有露出的皮肤上都红彤彤的。她的头歪着，嘴角耷拉着，我不能再犹豫了。周围已经有人在幸灾乐祸，是那些不怕热的人。这时我已经叫了一辆出租车开到了她的身边，从车里跳出来，把这位年轻的女士从围观者的睽睽众目下解救了出来。接下来我镇定自若地指挥装车，就好像这一切都是早就约好的。她叹了一口气坐进了车后座，还说出了街名，接着大眼睛就整个闭上了。我松了一口气。买的东西随着车行的颠簸发出响声。

那幢别墅，也就是后来所有事情发生的地方，有一些厢房和侧房，看上去像众星捧月的小型主教教堂。我付了车费，拎起大包小包，踏上颇陡的楼梯，马上听到了木头遮雨棚下传出的笑声和叫声。我本想有礼貌地告辞，可女主人非要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们，这些朋友在凉爽的夜色中坐在沙发椅上，正在边喝边嚼。你们一定得认识一下这个友善的人，女主人一边激动地喊着一边奔跑出去换衣服。她身着便服，肤色一新地赶了回来，为了告诉我们她现在马上要给大家上什么晚餐。接下来那位话最多的男人又开始喋喋不休地说了起来，大家管他叫汉吉，也有人叫他麦克林。女主人端上了饭菜，弯腰给每个人布了好几次菜，最后大喘着气坐到了一把没有扶手的椅子上，有扶手的椅子已经让人坐满了。她像个一年级小学生似的通报自己现在必须立即向大家讲述一件事，她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我身上，讲起了我们相识的故事。她讲得绘声绘色，就好像有人确实要根据她的描述画一本儿童历险书似的。但她却是从买东西讲起的，大概她还太疲乏，以致在讲述中都无法进行任何跳跃。连我也觉得她的叙述太冗长，尽管她所讲的一切都是铺垫，以使我在关键时刻的介入显得像是一桩敏感的壮举。

这时候，我想搭乘的火车早就开走了，我留下来过了夜。直到一切都已发生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自己第二天仍旧没有离去，一周之后开始找房，并且找到后一直住了下去。

那幢微红色的砖砌别墅确实被大家叫作主教教堂，当时它属于建筑师菲诺·鲁克哈勃，他住在这里大概完全是为了显阔。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用出租车替她解了围的那位女士，名叫乌尔苏拉。但别人不叫她乌熙，而叫她乌舍 [4] 。别人不叫她乌熙，大概是因为她身材高大、行动迟缓，也许还因为她一年到头总是处于抑郁状态。

她丈夫菲诺在全国各地盖房子，有时甚至在泰内黎珐施工。因此要是朋友们光临，给这幢外面呈微红色、里面阴森森的主教教堂带来生气，乌舍是心怀感激的。一九五一年的夏天，当乌舍引起我的注意而我没有一走了事时，菲诺正在为某省城盖一座火葬场，这省城位于高速公路旁。第三天下午他回到家，向我们详细地解释了他和他的同事们所想出的精巧机械装置，如何通过一个由滚筒、传动皮带、门和盖组成的系统把尸体完全自动地从太平间冷藏室运入停尸房，再从停尸房运往焚烧室。

对菲诺所想出的高招，我们大家非常想表示钦佩，但是缺乏专业知识，甚至连基本术语都不知道，是不可能对一位专家进行恭维，更不可能让他感到满意的。汉吉·麦克林则不必为此烦恼，因为人人皆知他不屑于谈论建筑。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成了好朋友，菲诺说道，说完这句怪话后他还赔了个笑脸，笑得像个小男孩似的那么甜。汉吉·麦克林看着我们如何使出浑身解数说一些让菲诺多少还能听得进去的恭维话。幸亏乌舍参与了进来，而且一鸣惊人。她能够跟菲诺讨论每个合页，知道所有承转力的方法，对卫生设施问题和结构力学问题她也同样了如指掌。我有一种感觉，倘若我们当中有人在这天下午能与菲诺内行地讨论建筑问题，她是不会对这个项目发表任何意见的。后来我听说，乌舍让她丈夫的事务所把所有她丈夫设计的图纸都复印了一份给她。夜里她钻研菲诺的草图，同时还阅读相关的专业杂志，只要这些杂志是以欧洲通用语言出版的。她显然不是那类嫁人之后就让男人供养的女人。鲁克哈勃夫妇的证婚人汉吉·麦克林曾说过，要是乌舍嫁了个汉学家，她现在早就能说流利的汉语了。毫不奇怪，乌舍把主教教堂布置得完全符合当时时尚的要求。鲁克哈勃夫妇的朋友们甚至声称，乌舍真正能预料到下个秋天什么样的斯堪的纳维亚烟灰缸会流行。

我始终没能弄明白，为什么菲诺在当着我们的面最终只能和他妻子进行的这类交谈时不能显得更高兴一些。其实他完全可以骄傲地向我们展示自己找到了一个多么能干的伴侣。但正好相反，他闷闷不乐。乌舍是唯一一个能感觉到这些建筑计划对他是多么重要的人，因此她想拯救他的话题，于是口若悬河地说出一连串的术语并表现出极强的求知欲。她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我们和菲诺好，就像一个联合国外交使节在两个起了争斗的非洲部落中穿梭斡旋，她不停地说，不停地问，当菲诺已经不再回答时，她仍在问个不休。她的独角戏一直唱到再也唱不下去为止，直到大家都意识到我们越说越说不到一块儿，其实每个人都孤独地坐在这儿转着敌对的念头。这一刻的尴尬在每个人的感觉中都是和乌舍不屈不挠地试图挽救话题紧密相连的，以致人们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她身上。当我们离开别墅，菲诺嘴角挂着一丝叹息在花园门旁向我们告别时，大家突然不约而同地发现，乌舍又把一个下午给毁了。

但我仍旧不知道，我和乌舍以及她的朋友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菲诺回建筑工地的前一天晚上很高兴，就像第一次见到他的人对这个高个子年轻人所能想象的那样。

他十分艺术地压碎了三个酒杯，丝毫没有弄伤自己。他喝酒，根本不提建筑。他跟乌舍跳舞，请求我们关心他的妻子并开玩笑地说，他把她完全交给我们了。后来他就走了，乌舍眼泪汪汪，无可奈何。汉吉·麦克林成了他的代理人，当然仅限于精神方面。音乐随着汉吉进驻了主教教堂。乌舍开始迎合汉吉。她能感到他目前最喜欢谈论哪类音乐，她就谈论这类音乐。令人惊奇的是，她果真能谈论这类音乐。凡是汉吉买的唱片，乌舍也买。但她不仅仅是个模仿者，她买的唱片时常会令汉吉感到意外，汉吉承认，她买的这张唱片他本打算两天后再买。

我们那个圈子里的女人，特别是几个单身女人，有时嘲笑乌舍的热诚。大概因为她们自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跟上最重要的发展潮流。

在主教教堂里，我自己并未能为交际作多少贡献，因为我对音乐并不比对建筑知道得更多。尽管如此我还是留了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然而我自己承认，我大概是因为乌舍留下来的。由于我当时重新干摄影师这行，所以事情还好安排。当然我也拍摄乌舍，但我请求她不要把相片给别人看。无论我怎样拍她，甚至偷拍，相片展示的总是同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做一切别人无权要求她做的事情。可我愿意做此事，所有照片上的她，面部表情都在说这句话并面带微笑。她在花园门旁的笑是痛苦的，端着茶托盘时的笑是慷慨的，浇花时的笑是真诚的，在信箱前的笑是悲剧性的，手持唱片时的笑是陶醉的。

是的，我肯定是因为她才留下来的。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因为她而留下来。菲诺回来了，没人愿意和汉吉一起听唱片时，后者明显地耿耿于怀。菲诺敢于公开承认他不需要音乐，他甚至声称自己根本不懂音乐。后来我再也没遇到过如此直率的人。菲诺说，他最后一次唱歌还是在战俘营。当时他在第比利斯附近的一个小湖中仰泳，面对着蓝天，那时他感到要唱歌。汉吉蔑视得直打冷战。人们能够看到乌舍很痛苦，她必须居间调解。但只要乌舍试图让他与汉吉和解，身材矫健的菲诺都气得不行。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必须和朋友意见一致。乌舍说，他们争吵使她痛苦。天哪，你又痛苦了，菲诺边喊边用一只大手捋自己的头发。他向我们显示，他现在把自己动人的男孩分头弄乱了，就像在中世纪愤怒的人撕毁自己的衣服似的。

发生这类事之后，我们轻声告别。在回家的路上汉吉咬牙切齿地咒骂乌舍。奇怪的是：他不骂与他闹翻的菲诺，而骂乌舍。乌舍理解他们俩，所以想让他们和解。

我改变了观念。我对别人说乌舍的话突然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女人们说：她总是搔首弄姿。男人们说，可惜他们不能让菲诺如愿以偿。突然间我在乌舍的每一个动作中都看到了一种挑逗。

要是我一个人到她这儿来喝茶，她就坐在那儿翻一本有关猛犬饲养的权威著作。我想起自己在几天前曾提起过喜爱猛犬。

冬天菲诺在家的时候比平时多。我现在看到的仅仅是他如何克制自己。他不加任何感情色彩地说出妻子的名字，我在他的冷静中看到一种值得钦佩的意志力。夜晚他送我们到花园门旁时总要说：你们的日子过得真潇洒。汉吉则恶狠狠地回复道：是你自己放着这种日子不过。菲诺打个手势中止了这个话题。我觉得他在瞧着我，只瞧着我。我感到他在责备我。他认为我忘恩负义吗？但他希望我做什么呢？

快到一月底时我下了决心。我认识到那是我的使命。乌舍得了感冒，干咳。她告诉我们：每喘一口气都疼得钻心。当她小心翼翼地用十分形象的语言描述自己的疼痛以换取他人的同情时，菲诺跳起来奔了出去。她目送菲诺，但她的看法好像他已走出很远了。她向门口望去，好像门就是远方本身似的。她的眼皮微垂了一下，接着她就果断地把目光转向了我，冲我微笑，敏捷地抚摸了一下我的手并说道：他工作得太累了。

二月初菲诺进山去滑雪。乌舍告诉我她的脚踝骨有毛病，不能滑雪。当她的脚踝骨第二次骨折后，医生就禁止她再去滑雪了。尽管如此，她仍然试了一次。直到第三次脚踝骨骨折后，她才被迫认识到自己无法在山里陪丈夫滑雪了。

我没有制定详细的计划。我只有即席发挥才能得心应手。

乌舍接待我时穿了一身黄色的便服。她仍旧咳嗽。她轻声问，朋友们好吗。她倒茶的动作使人能够看出，这个动作也令她感到疼痛。她坐回扶手椅中，双手悬在扶手外面来回晃动。但她在微笑，勇敢地笑着。我往她身边挪了挪。她一碰到我的手就闭上了眼睛，在扶手椅中将全身放松。我把一只手放到她的眼睛上，按摩她那闪着绿光的眼睑。她那深陷的嘴角又呈现了活力。她现在该是幸福的。就像晚上睡觉前恳求父母告诉圣诞老人自己一整天都很乖的孩子，乌舍小声央求我道：你向我保证，要让菲诺知道此事。我说，这她尽可以放心，同时我一边继续按摩她那有珍珠光彩的眼睑，一边用另一只手把药粉撒进了茶杯中。我若有所思地搅动着茶并注意不碰到杯口。直到我手握罗姆酒瓶时，才停止了给她做眼部按摩。我让她看着，意味深长地微笑着往半满的茶杯里倒罗姆酒，一直斟满。我给自己的杯子里也兑了罗姆酒，邀乌舍共饮，并先喝了一口。接着我坐到了她扶手椅的扶手上，以便能搂住她的头。我把喝干了的杯子从她手中拿过来，检查了一下杯底，把杯子放到别处去，然后把自己的身子交给她那匆忙抚摸的双手。一张慢转密纹唱片放完了，药粉也开始起作用了。乌舍的手松软无力了。乌舍靠在我身上不再动了。我胳肢她，她还能发出小耗子般的叫声。我再次胳肢她，她已经不出声了。我郑重地把大块儿头的乌舍抬进厨房，小心地把她放到餐椅上，把她连椅子推得紧靠餐桌，把她的长胳膊和手放到桌面上，让她的头枕在胳膊和手上，并小心翼翼地把她的头扭向炉子方向。试了两次后，我卸下了煤气开关的安全阀，按箭头方向扭开了煤气开关，又看了乌舍一眼。她还从未像此刻这样笑得这么幸福。我必须上路了，我得先向窗户方向走，然后才能到门口，这样我还得经过她身边，因此我又吻了吻她那已经有些发潮的额角。由于煤气弥漫得相当迅速，我确实没有时间再耽搁了。

我在起居室还喝了一大口白兰地，然后就向下面的国王大街走去，那里人们像听到警报似的乱跑一气，正值狂欢节。我把自己的丝巾在脸上缠成三角形，装扮成一般罪犯并自我庆祝。

葬礼时，我和汉吉以及其他人列队一起走过平静地凝视着这一切的菲诺，和他握了握手，感到了他那诚恳有力的回握，我嘟囔了一句表示哀悼的话并听到了他所表示的感谢。汉吉什么都没说，而是拍了拍朋友的左肩。他们互视着。

我又待了几天，然后突然决定离开斯图加特。菲诺和汉吉并没表示反对，他们也没有送我。这样我就独自慢慢走过在寒冷中几乎空旷无人的车站广场，只有有轨电车当当地开进广场，停住，等着，直到连肥胖的老妪也上了车，才又铿锵有声地开走了。我坐的那趟车人不太多，但也坐着一些曾在斯图加特办过事的人。

丁娜　译

利策的讣告

如果某一年里有这么一天，它不让你安静，就是不肯松劲儿，不肯变成它本来就该是的虚无，虚无；如果它总是突然出现，一次比一次鲜明——显然，它想在我这儿变成一个潜在的印第安人，至少，它想变成一个刺耳而吵闹的东西，不让人弄明白——这时候，我能怎么办呢？在压抑之中，我说，把这一天写成一个故事吧。让它在一个故事里拼凑起来，那就可以证明：它没理由变成我的一个纪念日。毕竟人不是国家。如果老出这种事，用不了多久，我的生活就会被纪念日毁掉了。要是还没有永久狩猎的日子，我也会创造出来。我明白好故事是干什么用的。

利策，是你给我选择了这一天，让它来烦扰我。现在我回敬你，我的朋友。我把你和你的日子好好地放进荫凉下推动磨坊水车的小溪里，变成一片飘零的树叶，交给流水。

利策死了，这很清楚。因为利策死了，他也就没有什么可报道的了。这一点必须让别人慢慢教给他。如果我的鞋里有颗硌脚的石子，我会脱下鞋来，把它扔得远远的，光着脚走在石子上。在这种时候我就是这么固执。我还有个特点，总想知道我在做什么。这简直就是我的随身装备。夜里，我大叫几声，吓唬也许会来纠缠我的人。这样的大叫并不耗费什么精力，但是如果在适当的时候爆发出来，却很有效果。如果有什么事静悄悄地发生，那是最糟糕的。求求你，利策，起码你得大声说话吧，或者，当你进来的时候，清清楚楚地说话，这么着更好。别轻手轻脚地溜进来，一把抓住我。我对着门坐着。我还会吹口哨，比如说，对着你吹。

利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现在，他在糟糕的阴间，好像不知道我像个表现良好而被提前释放的犯人，被送出了医院。其间我母亲已经搬到了主教管区。她手足无措地站在新房子里。我走过去说：若是你身边有这么个人，比起那所房子来，他更喜欢这一所，这就是件高兴事儿啊。我是跟我姐姐一起去的，我叫她海尔加。现在我对这个简单的名字很满意，这是因为，即使更好听的名字也不足以向世人说明我有个什么样的姐姐。八天里，我根本没挪窝儿。可是利策也没打电话来。我姐姐说，她特地在街上转悠，想告诉利策先生我又回来了（当着我的家人，我和利策互称“您”，我愿意这样）。我姐姐比我大。要是我这辈子有足够的出息，她会当上我的秘书。当我们的妈妈看见我们在一起时，她吓坏了。海尔加坐在我对面的沙发椅上，许多个下午一眨眼似的就过去了。妈妈谈起那两个婚礼，她想凭借着它们跟我俩永远分开。我们都笑了。我们问妈妈，真的有这必要吗？把不好意思的妈妈拉到身边。总的来说，我们是一个和睦的家庭。我们的聪明劲儿足以在外人面前装出这样子来。

海尔加，我说，也许利策以为住在主教管区的人是没有电话的。是啊，海尔加说，利策是个记者。我说，这件女衬衣又是你亲手做的。我不敢去猜测其他男人对海尔加有什么想法。我发现，海尔加会因为一句话而一下子变得非常漂亮。可惜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别大声说出来，因为很久以来，我就发现海尔加和我比双胞胎还要相像。这个夏天在咆哮着，海尔加说。你往那儿瞧过去，一头干巴巴的母牛，我说。我们去游泳吧，海尔加说。妈妈回屋去了，一边叹息着。

阳光毒烈。漫不经心的，黏黏的。我觉得太阳在发神经。海尔加说，那上面，那下面，城市，市区。我们笑了。一条缩成一团的狗，我说。一身瘌痢，怪脏的。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这样可太不体贴人了，亲爱的文岑茨。也许我应该先打电话？他非得让我在街上碰见他。不，海尔加，我不坐车，我要走路。带着疼痛走。以后我会为此而惩罚他。我把海尔加领到了帕茨游泳池。她躺下了。立刻，她仿佛躺在了一个陈列柜里。人们都往里瞧，可又看不见更多的东西。她那样子仿佛并不是这里的人。后来她也注意到了，就暗示别人。有时用一块较大的丝绒披肩。或者像是迫于压力似的，把太大的钮扣缝在她的泳衣上。显然，现在要把别人的看法扭转过来太晚了。她的客套话不适合结交朋友。如果不是有一层亲戚关系在前头，她说的话会给人一种亲密感。利策每次都把给海尔加的礼物推给我，都是些精美的东西，他让人从世界各大城市寄来的。发夹、手帕、杯子、扣子。这都是些供物，是一个胆小怕事的部落定期寄来的，他们不想打仗。而海尔加装出一副浑浑噩噩的样子。她勇敢地把她的厌恶压下去，亲爱的利策。

街上有葬礼的气味，有鱼味儿，热烘烘的汽车轮胎的味儿，还有南美的气息。海尔加忽然又来了，说：一头渐渐陷入泥淖的母牛会怎样号叫？我是不是应该再把海尔加赶回帕茨游泳池去呢？还是把她扯到公园里的绿色长椅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她跟我形影不离。可惜一点点小事往往不足以把我们分开。尽管我在这八月的一天里相当谨慎。我觉得自己休息得很好。不用怀疑我有两条腿。长久的卧床让我虚弱。可是海尔加有时会凑过来嗅嗅我，一阵恶心，跑开一会儿。如果此时利策沿着艾格街走下来，我们会说话的。可是，没给我打电话的利策并没有沿着艾格街走下来。几分钟后，海尔加从树荫下走出来，请求我原谅。海尔加喜爱动物，对于人，她则更加严格。我不得不时常为人类说说好话。人类没有那么坏，海尔加。不要那样高傲，海尔加。她点点头。她会努力改变看法的。你看，亲爱的文岑茨，我就是这样替你说话的，也替我说话。即使你碰见我跟海尔加在一起，我们也可以说话。她可以忍受。没有人比利策更明白这个。而且不要忘记：她几乎算得上一个隐形的女伴。这是对于外人而言。如果某个女人会被海尔加打扰，那肯定是我。

本来应该由汽车掀起的烟尘就那样静静地躺着。这么多日子没上街了，我发现橱窗也是值得一看的。我只能慢慢走。这个情形像一种调料一样适合这一天。我期待着利策随时的出现，不自觉地观察着艾格街上的执行判决者如何跑来跑去。那些互相之间没什么关系的，匆匆忙忙打个招呼。有几个已经执行完判决回来了。有点不高兴，有点厌倦。也许他们也被关押过。在一个人完蛋之前，他很少会被真正阻挡。天气是犹犹豫豫地变热，让每个人都不好过。谁要是喘着气急急地从受刑者身边跑开，就会遇上那已经变得不耐烦的执行者。现在他们在握手。为了确保无疑，他们叫着彼此的名字。表面上是在互相问候。我在溜达时得到这样的印象。我实在不敢说，一个旁观者有能力发现什么规律。可是，汽车这么快就拐过弯去，这多可怕啊。因为我并不能每次都马上弄清楚情况如何，我总是先打个哆嗦，而那位先生跳出来，把车门一甩，急急地走开。女人们在散发着腐烂气息的菜店门前扎堆儿。一群孩子跑过。大人们往后面看，仿佛想证明他们刚才谈的不是别的，正是孩子们的出现与消失。我到处都听见这些句子迅速达到神经质的地步，使我不得不自问：我们到底要漂向哪里？

在艾格街上的树冠上唧啾的鸟儿也不见了。几条无法引起人们注意力的狗跌跌撞撞地绊了公园园长福尔伯丁格先生的脚。福尔伯丁格没理会，摆好了警示牌。他跟两个助手刚走，我就想过去读读警示牌上的字。也想去找利策。我已经放弃了在街上碰见他的希望。他也没有打电话来。也许他坐在黑乎乎的屋子里，自以为是个什么大人物。

你这样可太不体贴了，亲爱的文岑茨。

我想坚持这句话。然后利策会东拉西扯。可是我会突然冒出一句：我从帕茨游泳池来。利策像个逻辑学教授一样讥讽地说，你大概还想骗我吧，说你把海尔加拴在那儿了。那样我会再说一遍：你这样可太不体贴了，亲爱的文岑茨。最后他脸红了。他没有几根头发，而那么几根头发还是浅色的，红潮就会立刻扩散开来。我的双眼会紧盯着那扩散开来的红潮。他看着我游离的眼神，他一定会脸红得更厉害。他开始结巴了。他说，他是爱我的，向上帝起誓。不过他就是不能先给我打电话。我折断他的一支枯萎的观赏植物作为回答。在摆放好之前，他把它们浸在鲜亮的颜料里。比如说，利策屋里有插在白花瓶里的蓝色芦苇。我会毫不留情地折下两片红色洋蓟的干硬的叶子，我会装作那被他细心洒了香水的干花让我恶心的样子，然后把有筋络的叶片揉碎，残忍地把碎屑洒得满屋子都是。利策害怕地看着我。

他看我的时候，眼睛瞪得圆圆的，可是他的眼神马上又飘开，瞟着斜上方，包金线上晾着他的衣服。他试探着摸索，摸到了我的左耳垂。我躲开他，他叹息了一声。因为他是爱我的。因为他爱我，他没有先给我打电话。每两个星期他都要写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只拿很少的一点稿费。利策说，否则他就会注意到了。

利策要坐下。他一坐下就显得很胖。比别人印象里的还胖。可他若是站起来，就又让人认不出来了。他的举止从来不肯马马虎虎的。举手投足，都像在滑稽地模仿斗牛士，或是跳芭蕾舞，轻巧的“罗密欧”。利策有糖尿病。他要抢在我前面喝那杯我们两个都不该喝的白酒。我想做一个胆小怕事的老实百姓。利策却不是这样，冷嘲热讽时急促地喘息着。他的裤子松松地垂着，要多低有多低。他的尼龙衬衣黏糊糊地贴在身上，可还是起了两个像烫伤的水泡一样的鼓包。闪亮的脑袋上顶着几根头发，像刚插上的稻秧，湿乎乎的。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小镇上，模仿斗牛士的利策没什么可笑的。

我要是说，这个镇子在士瓦本—巴伐利亚高原上，没人认为这是夸张。一位本地报纸的编辑也没法经常到巴黎去啊。因为我老是怀疑我在这儿到底有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在一开始时能对利策有点用处，我就心满意足了。不过他从来没有强迫我打扫他的浴室、他的厕所、他的房间。这些都是我自愿做的。因为我在自己家里对清洁的要求就和他的不一样。利策喜欢大声唱歌儿。我觉得，谁要是在家里能大声唱歌，一举一动都像个斗牛士，就会忽视某些东西，而一个比他安静、举止上也没他那么天才的人是无法忽视这些东西的。利策的眼神喜欢从滴水的衣物上移到芭蕾舞照片上或是我的耳垂上。可我学着我妈妈的样子，一边温和地抱怨着家务活儿没完没了，一边消灭乱七八糟和尘土。对利策而言我是非常重要的，对任何人也没像对他那样重要。而今天，既然利策已经死了，我可以承认，为利策做事时，在某些时刻，我觉得自己像个新教派的丈夫，为了取悦自己信天主教的妻子去做弥撒，却压根儿没学会礼拜仪式，分不清化体和献祭。可是利策很宽容。他爱我。没有人会像他一样爱我。除了爱我的利策，谁还能发现我还有写讣告的天赋呢。

在尼古拉日的晚上，他向我吼叫，别再护着这些人了，这个讨厌的小地方，这帮子下流鬼。尽管海尔加在场，他却用“你”称呼我，我的血立刻涌上了头。海尔加从她蓬乱而浓密的头发中拔下一朵人造玫瑰花，递给了利策。利策愣住了，把目光从蓝色芦苇上收回来，眼睛瞪得圆圆的，盯着我说：等等，你从现在开始写讣告，你愿意说多少好话就说多少。

对每一个在死之前赢得了足够名声的人，我们的报纸都会予以好评。对利策而言，这是个难受的差使，他更愿意到国外去当通讯员。去罗马或是巴黎。因此利策也就恨每一个在罗马或是巴黎出名、而我们的报纸又给登讣告的人。我成了替利策捉刀写讣告的专家。真的，我可以宣称，一牵涉到死人，我可太懂得该怎么描写了。跟利策相反，对一个死人，我不会挑一点儿毛病的。一个人在世的时候越坏，他的死越让别人舒服。利策经常大喊大叫：一个名人准是个道德败坏的家伙。我的经验不足以反驳利策，我就这么问他：人们不是也为了天灾或是战争的结束而庆贺吗？那就让我们借着讣告来庆贺那些人的死吧。在私下里，我暗暗盼望自己能成个纪实作家。没过多久我就练熟了，某个名人的生平和业绩经我一描写，他的死就没有什么苦涩的滋味了。在我写的讣告里，某人的死总是能证明他已经活得够长的了。在我们这个镇上要是死了个人，经我一手炮制的他一生多么和善宽厚的经历，常常能让他的亲人和敌人一下子握手言和。从此以后，人们也尊敬起我来了。每当我出现在一个晚会上，就会有人问我：下一个该轮到谁了？这常常让我很得意。

总算摆脱了讣告的利策，集中精力写惨案报道。海尔加说，这年头人人都得专攻一样东西。为此我吻了她洁白的小太阳穴。

利策是个更好的写手。这我乐意承认。总有一天我会把他的文章结集出版。他多会描写交通事故啊！好像他不但在场，而且还是亲自、故意策划了这场事故。在利策的笔下，一场交通事故变成了一局以死亡结束的棋。他还描写过形形色色的自杀者，就像他亲手递给他们绳子或是拧开了煤气开关一样。在利策的文句中，受尽老小姐们折磨的兔子再次经历酷刑，在文章发表后，兔子们的号叫整夜在阴森森的小镇上回响，而这时候利策又嗅到了新东西的气息，污水井又需要他描写了。利策成了描写残忍的大师。我不知在残忍专家中还有比他更可信的。对人类的仇恨也与这个行业相符。利策也仇恨人类。在这方面，他的好处在于，他不是他的仇恨的主人。他不能经营它。打个比方，他不能靠他的仇恨来经营一家专门制造汽车车身的工厂。如果我用不着担心外面那个更广大的世界还有“得体”这么个词儿，我就会说，利策对那位古怪的退役轻型驱逐舰舰长的描写就叫得体。那人住在拉朋巴赫区，一天夜里，他用一把老虎钳把自己的睾丸挤碎了。利策写道，他这是为了保持他的尊严。谁要是读了利策的这篇文章，就会记住利策这个人。可是他只能在这儿写，写给那些只熟悉养殖业的人看。利策称驱逐舰舰长为又一位穆西乌斯·斯凯沃拉。我查了资料才弄明白利策这是什么意思。

货车呼啸着驶过。我有一个愿望，至少摸摸车斗的轮胎。我承认，我突然觉得非常有必要让这些强悍的交通工具安静下来。它们穿过小镇急驶而去，仿佛每扇窗户都会倾倒出极大的霉运追赶它们。

我也可以发誓，我总是喃喃叫着我的朋友的名字，声音几乎可闻。我每天都看报纸。利策的情绪很不好。炎热的天气把一切都提升了，可是它妨碍决定性的东西。电视里除了足球就是无聊透顶的网球。几个星期以来，残忍专家利策就靠着国外报道过着苦日子。凯泽斯劳滕队的替补队员被他用华丽的言辞大大夸奖了一番，为此他感到丢人。显然，公园里出现了他的食人恶魔，可是总没有什么结果。它只是把一个姑娘吓了一大跳，然后就跑了。利策撅出下唇，仿佛想展览一下他变白的牙龈。

我，他唯一的朋友和学生，想给他带去一些提神的东西。左右两边，年轻姑娘在呼吸。听得见。在期待与愤怒之间。眼睛里是乏味。求求你，我不是能写个不停的诗篇作者呀。我的观点也不可能成为专利。可是那一天我听见匈奴人策马奔驰，然后蜂拥而至，绕着我们这个小镇兜圈子，不能决定该怎么办。后来里肯森林的阴影将他们吞噬。有些日子是为了做准备的。必须等待。利策，亲爱的文岑茨，我来了。可并不是空着手来的。你没有给我打电话。这太不体贴了，不过，算了吧，我不是个糊涂人，我不会那么轻易地受伤。快到中午的时候，我终于发现了痕迹。咖啡商人海默尔，那个总是吹嘘自己的咖啡烘焙技术的家伙，从袋子里倒出来的不仅仅是绿色的咖啡，而且还有一个死了的巴西人。总是要求自己和员工穿白大褂的海默尔被吓坏了。据说警察局长基埃尔用两个指头把情况都打出来了，用一台老掉牙的打字机。由于我们这里的人喜欢任何东西都富富余余的，他们就说，但愿基埃尔的后任再也不要用这台打字机来处理案件了。狡猾的家庭主妇们说，靠那个死了的巴西人，海默尔可以证明，他的咖啡不是从萨克森（他的家乡）来的，而是来自巴西。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在这炎热的一天，他更愿意在他的商店里提供免费咖啡。这件事我没有出头露面，利策喜欢这样。可是在花费大量时间进行调查之后，我发现那个死巴西人也许是我们这儿的人编造出来的，人们对咖啡商海默尔这样大方地请客感到奇怪，顺理成章地编出了死巴西人的事。不管怎么说，警察局长基埃尔不愿意为那个死了的巴西人动用他那两个手指头来打字。难道这只是像坏血病一样的一个假象吗？百姓们要将利策弃之一旁了。少了利策的文章，就像少了维他命。人们得了病，便编造出海默尔咖啡口袋里的死巴西人。

啊，利策，我真的尽力想给你报告一些有帮助的事情。可是在高温下的这一天就像在泥汤里的母猪。我站在珠宝商卡默霍尔策商店的遮篷下，注视着他的金色殿堂，举起手想冲进去，又把手放了下来。我更愿意事后让镇长完全被小孩子的罩裤遮盖住。我满怀希望要在公园里干出点什么。总算读完了福尔伯丁格的警示牌。视线从牌子上移开，看着沿湖散步、不时把什么东西投向水上的女士们。向着天鹅投。福尔伯丁格的牌子上宣布，天鹅不是渡鸦，把它们变成吃肉的动物是不允许的。公园园长福尔伯丁格严禁此事。啊哈，我想。等等，利策，让我观察一会儿。我发现了新线索。我，一个写讣告的专家，尽管没有学过新闻学这门在宽敞的地方搜寻踪迹的学问，也能很快搞明白这里出了什么事。那些女士都属于我们这儿的上流社会，她们拿肉喂天鹅。哈根太太经营公园小卖部，这是镇政府批准的。正是这位哈根太太把肉做成煎肉饼卖给女士们。她那总是盯着计算器的丈夫现在骑着自行车到处转，回到商店柜台后面，把背包里的东西倒进一个大铝盆里。一架直升机飞过，像是模仿已停的雷阵雨，把女士们吓了一跳，不过只有一分钟。咕咕咕，她们又叫起来，还加上了很多简单的男人名字。天鹅们拥过来，叼食着。若是某位女士把食喂完了，就再到小卖部去。哈根太太，我说，哈根太太。您要什么？哈根太太说，现在正是旺季。她把公园园长福尔伯丁格的太太指给我看。海尔加，我叫道，得要你帮忙啦。海尔加，你在哪儿？她站在一棵白杉下，研究一条从哈茨来的比目鱼。我提醒一位女士注意，她的行为不符合规定。帕茨在干什么呢？小帕茨在干什么呢？这个问题就是她的回答。啊，帕茨，是啊，小帕茨。他在洗淋浴。金发的弗拉基米尔。在我还未确知之前，我便已感觉到他不在这儿。他的红色跑车不在，这一下子我们就想到他不在。而对于他爸爸帕茨来说，儿子离他远点儿就是让他松口气儿。这意思是，老帕茨经常对儿子没一点办法，只能双手捂着脸。任何人，只要看到弗拉基米尔带着个年轻姑娘在兜风，就会想到，老帕茨准是坐在写字台后，双手捂着脸。若是某人描述弗拉基米尔最近干了什么坏事，就会加上一句：老帕茨情况不妙呀。夜里，弗拉基米尔开车撞进豪伊伯格商店，拿走一个精致的布娃娃，挂上倒挡，又打赢了一个赌。弗拉基米尔是一群百姓所能拥有的最快乐的英雄。他是个还不必坐办公室的年轻人。他是反对派，是财富，是专政，是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好听的喇叭。利策就是写他的故事的人。曾经是。利策的艺术成就要归功于百姓，他们对弗拉基米尔的罪行和他父亲的忧伤有同样强烈的感受。种策创造了一种只有莎士比亚才做得到的感情平衡。弗拉基米尔已经过了二十五岁，现在他更愿意准时到皮革厂厂长办公室去上班，记录信件。他本来不该那么做。在这个炎热的八月的一天，我们又发现他不在。没有了弗拉基米尔的利策就像没有伯里克利的修昔底德。最糟糕的是，利策根本没有提过弗拉基米尔不在，好心的文岑茨。他毕竟不是这儿的英雄！我现在承认了，即使当着检察官的面，我也不会否认：上午我跟利策待了一会儿，看见他有气无力地说话，冒着汗。我打扫了他的屋子。后来我就让他坐着。让他坐在我创造出的整齐的秩序中。现在我可以宣称：利策已经有味儿了。鱼贩子准明白我的意思。来一场大暴雨吧，我就会说，文岑茨，我们去洗澡吧。本来不该我先说这句话的。一场大暴雨，文岑茨就会好起来了。或者弗拉基米尔来一张明信片。或者再出现一位轻型驱逐舰舰长，来个电话：亲爱的利策，请您来吧，今天晚上值得您跑一趟。或者公园里的食人恶魔终于结束了哈姆雷特教给它的犹豫劲儿。可是，如果一切还都保持原样，我就无能为力了。我很愿意承认，我很讨厌利策穿着衬衫裤子坐在那儿的样子。那死鱼般的眼神。那蝌蚪样的嘴。喘着气，流着汗。当然，刚刚离开利策，我就责备起自己来了。在我把自己狠狠地责备了一顿之后，我离开公园，慢慢走着，慢慢向城外走。我说，利策，很遗憾，你得信任我，现在我来了，握着你的手，直到能让你好起来的事情发生。

大约五点半的时候，在艾格街上，公园园长福尔伯丁格七岁的女儿被一辆货车撞死了。很多人都知道了。福尔伯丁格太太当然毫无思想准备。在她喊着“咕咕”、把煎肉饼揉碎的时候，哈根太太从小卖部跑来，拉住福尔伯丁格太太的小臂，像市剧院的听差一样跟她说话。福尔伯丁格先生还在办公室里，考虑放置新的警示牌。也许在我们这些旁观者当中也有食人恶魔吧，它终于不耐烦了，也许它现在很高兴。它的某些东西被剥夺了。难道我就不能让这一天结束吗？这地方够可怕的了。那些还在把煎肉饼迅速扔向芦苇丛的女士们喘着气，仿佛一阵冰雹突如其来。不是刚刚还有一道闪电试探般地掠过里肯森林吗？紧跟着一声雷像小狗一样吠叫。树冠上的鸟儿终于完成了它们的使命。狗又在嗅着什么。警察局和医院的人庄重地为我们举行事故发布会。周围的人呼气儿比吸气儿少。现在还要求暴风雨或是英雄弗拉基米尔立刻回归，那就是不知足，是病态了。啊，利策，现在你看吧，出事了。血腥，牺牲品，七岁，多好的条件。把这件可怕的事描写一番吧。你又可以在街上露面了，不用害怕人们想把你撕碎，就像那个没拿肉来而被猛兽撕碎的管理员。我跑得飞快，超出了我的极限，来到菲森纳街，来安慰我亲爱的利策。可是我亲爱的利策没有等我。我亲爱的利策变得没有耐心了。他穿了一件漂亮的西装，一件纯紫色的西装，然后，用他那根弯弯的包金晾衣线，就是他总喜欢瞟上两眼的晾衣线，上了吊。我企图模仿利策，可我不是利策。我真的不知道事情怎么会演变成这样。我拒绝装出好像自己在场的样子。我的工作是写讣告，不是描写。我还声称，我忘记了他吊着的模样，我让门就那么大敞着，走了。这天晚上更凉爽。我本人非常愿意来场暴风雨。我不由自主地走进了医院。我的内科医生霍普弗尔教授已经换上了便装，站在圆形玫瑰花坛旁边，正试图摆脱一个康复期病人。他把他推给我，自己溜上了车。我拒绝听他说话，他想跟我讲后天在家里看到的情况该是什么样。护士长不肯再次接待我。她说，这是旧病复发。在我们这儿住过很长时间的病人经常过不了多久就跑回来，还想再住些日子。这事儿常有。现在我给您叫辆出租车。我想叫她知道知道，她料不到的事情还是有的，就说，我不要出租车。我转身走了。天已经黑了。我喊海尔加。可是我们两个都默不做声。去主教管区的路的确是一条很长的路。

海尔加像她经常做的那样，在我的耳朵上揉擦她的太阳穴。回到家里，她马上叫醒妈妈，说利策死了。海尔加和妈妈拥抱着，我都看不见她们的脸。我觉得她们拥抱的时间太长了。我走进我的房间。海尔加立刻跟着进来。现在别给利策写讣告，她说，再等等。我等了。利策没有让步。他升天了。夏季的这整整的一天，他让自己占用了。每一次他都带着更多的象征物出现在我眼前。煎肉饼，汽车轮胎、直升机、咖啡口袋。他漂浮着。他像一个老手一样使用晾衣线上的包金。我让步了。他跟其他圣徒一样，应当拥有他的一天。尽管海尔加劝说我，我还是想仔细把分别发生的事情区分开来。海尔加说，一天并不是一个炉子，在里面一块木柴可以点燃其他木柴，可就连海尔加也不能保护我不受利策的传染。我真想编一个海尔加和利策和解的故事。为了利策的圣徒称号，我放弃了这个念头。个人的圣徒称号是第一位的，这我承认。可是利策的死造成的影响几乎可以允许人们说，这是一个牺牲者的死。由我这方面来说，我希望利策自己选择死也就是这个意思。他了解我们这儿的人。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而人们的确都在深深体味着他的死。奇迹发生了：他的死让所有人满足，他们在安静和平中生活，直至弗拉基米尔回家，雨终于下起来。

杜新华　译

一次空前绝后的机遇

我用双脚使劲往地上蹬，又用双手把桌子和字纸篓往自己这里拉，人也不站起身来，而是坐着小心翼翼地往霍茨小姐给我规定好的地方挪。要是碰到塑料地板上有地方太滑的话，我就多费点劲蹬远一点。就这样，我一边往后挪，一边寻找我的最佳位置，终于找到了这间屋子的角落里。就像时钟的指针一样，我必须循序渐进而又不被人发现，否则喜欢并且擅长发号施令的霍茨小姐一定会改换掉我通向屋角的道路。现在，屋角抵住我的脊背，挡住我的双肩，整个房间就像射击场一样展现在我面前。而桌子呢，它横在我坐着的这个角落里，成为我的挡箭牌，帮我抵挡任何可能突然从门口闯进来的东西。显然，这位置能带给我快乐。那么，我时不时地想唱歌也就不足为奇了。坐在隔壁房间里的姑娘们放下剪刀，停下怀里的缝纫机，有时也给我鼓个掌。我知道自己的声音有磁力。

霍茨小姐把她的改衣厂称为服装医院。住到这里来之后我发现，人们随着季节的变换，不爱惜衣服的程度有轻有重。不管大街上流行的是爱情还是憎恨（从撕成碎片的衣服上是区分不出两者的差别的），霍茨小姐这里都会应接不暇。

马上还会再聘用四位姑娘。其中有两位或三位会坐到我的房间里来。这样，我将有一段时间必须压低嗓门唱歌。

霍茨小姐允许我把唱歌当成第二专业，但她坚持让我把练习钢琴放到首要位置上。如果碰到我在写东西，那她必须在纸上看到十四行诗的诗句或者是莫扎特的音符。她检验缝纫女工们缝出的针脚还不如检验我书桌上草稿的一半那么严格呢。如果我的文章中出现诸如这样的句子：“巴赫经历了锤击钢琴对古典钢琴和原始钢琴的排挤的最初阶段”，这一定意味着霍茨小姐突然闯进房间里来了。

幸亏霍茨小姐在生过她的唯一一个孩子之后一直很胖。她试图借助于一根皮带把自己身上的肥肉分散。皮带扎紧后从中间部位消失的东西又从上面或者下面鼓出来。自打我挪到角落里的这个位置后，要想到我身边来，她得颇受一番痛苦。

一九五〇年她接纳我的时候，我们双方都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们会彼此死死相守。当时我在逃难，从斯图加特来，那是一个星期天，为了便于记忆，就算是因为爆发了一场战争吧。在这个星期天路过斯图加特或符腾堡北部的人都知道，那一天的天空呈黑蓝色，低垂下来。这一大片乌云压得人惴惴不安地往前开车。雷声滚滚宛如炮声，吓得人缩起脑袋。在这样的天空下，我惴惴不安地缩着脑袋开到偏僻的教堂去寻找圣母雕像，那时我工作的一部分是为在偏僻教堂里的圣母拍照。轿车里的收音机终于派上了用场，向我报告说战争已经爆发。我立刻想到：在这样一个星期天必然会爆发一场战争。不光是由于天气作怪，也有我自己的因素。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每当我度过一段无所顾忌的、散漫而又匆忙的、缺乏思考的日子以后，我周围就会有紧张而且扩张起来的迹象，告诉我它再也不能忍受我了。我预料到会有一刻，所有认识我的人将会聚到一处。这就足够了。

每当这种时刻，我都希望发生一场大灾难，这样人们的注意力会从我身上转移到别的地方去。那场爆发在朝鲜的战争是为了获得我的欢欣才爆发的，这点我感觉到了。在我们这里也有一场不大不小的混乱，一场对我有益的混乱。这种政局帮助我逃脱。我必须逃开。假如我在路过狮石山的时候没有不断听到有关战争的报道，我真不知自己是否会在返回斯图加特的路上鼓足勇气，在路过魏布林根的时候往东拐。

我汽车里的破喇叭通过窄窄的波段把那天下午所有威胁和警告的呼声汇到一处，锋利地指向全世界所有阵营，事实上战争只对我一个人关系重大。路过了北纬38度，我在魏布林根驱车东拐，突然引吭高歌，一边唱着，一边上了乌尔姆附近的高速公路。随后我深深地吸了口气，任车流把我带上高速公路上的笔直大道，感到自己在雷鸣般轰响的马达声的陪伴下向慕尼黑疾驰。

这是一场逃难。逃难之路的终点落在霍茨小姐这间屋子的角落里。

在斯图加特落脚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中年男子了，知道应当如何小心翼翼地进入一座新城市。我再也不会毫无选择地结交朋友。斯图加特千万不能成为第二个哥廷根。如果你和一个人说上话，那你必须检验清楚这个人是否能和你已经结识的人们合群。你要对自己建立的所有关系和所有可能性负责。早先在哥廷根时的一天下午，善良的神甫马丁·摩尔先生来到我家喝茶，突然，我的朋友，一个极端主义者兼雕塑家纳克·布鲁特闯了进来，那个下午成为我终生的教训。

一位技艺高超的摄影师应当说是走到哪里都倍受欢迎的。这是我的幸运。在斯图加特，我在穆斯佩尔博士先生家开始做起。穆斯佩尔曾担任部队的主治军医，后来成立了穆斯佩尔股份有限公司。在马斯河和梅墨尔河的彼岸，在军营的包扎场上，他老早就着手准备成立这个公司了。他既有音乐素养又有艺术细胞，这对一位主治医生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与其他主治医生的区别在于，他决不狩猎，在各项体育运动中只对室内手球表示认可。只要他在某一城市住满六个月，他就在该市亲自组建一个知识分子手球俱乐部。

这些对穆斯佩尔的描述，人人都可以进行相应的补充，例如穆斯佩尔是如何评价美国和美国人的，他如何评价手风琴俱乐部，再不就是他如何看待羽毛球赛。现在只差一项爱好没有说明。这一爱好虽然和穆斯佩尔的性情十分吻合，但是只有能把人心理揣摩透的人才能猜到这一点。这最终意味着，穆斯佩尔博士五十六岁的时候，居然意识到自己具有尚未被人发现的天赋，而这一天赋只有在蜡染艺术方面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他也唤醒了他妻子对这一美好艺术的热爱。而他的女儿们身上早就深藏着这一继承来的艺术天赋。

罗伯特·穆斯佩尔博士是我的客户，也是我在斯图加特结识的第一个人。也许我体会到，如果总是以穆斯佩尔博士这样的著名人物作为衡量标准的话，那么我结识朋友将会相当困难。在哥廷根的时候我犯过一个错误，那时候我高兴跟谁交朋友就跟谁交朋友。后来我所有的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彼此合不来，以致我不得不离开哥廷根。像马丁·摩尔和纳克·布鲁特这样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吵得天翻地覆，可他们却一致认为我这个人毫无性格。

我在斯图加特衡量所有我想要结交的人，这标准严格到它导致我两年之内仅结交到两个人和一个五口之家为朋友。然而我敢发誓，这两个人以及这个五口之家与穆斯佩尔一家相般配，这样一来，如果碰到合适的机会，我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把他们介绍给穆斯佩尔博士。可以说他们是按照他的形象塑造出来的。

我不想列举那些不符合穆斯佩尔精神的实例。我的第一场胜仗是罗伯特·格劳格朗。他本人就是室内手球队队员，而且酷爱蜡染艺术，讨厌狩猎。只可惜他也讨厌摄影工作人员。难道我就那么重要吗？我把自己放到了次要位置上。我宣称自己是雕塑家。我一直谨小慎微地过着隐居般的生活，现在遇到一位能够满足穆斯佩尔要求的人，实在是三生有幸，更何况他妻子又来自波罗的海东岸，而且他们正在打官司反对隔壁刚刚成立的手风琴俱乐部。我可千万不能放过这个人。再说，一个酷爱自己本职工作的摄影师与雕塑家是不会有什么差别的。

我的第二位选手是罗伯特·格利斯。我见过他而且试探过他三次，这以后心中就差不多有谱了。我先把话题引到室内手球上。我已经养成习惯，从一开始就提出最高要求。果然，罗伯特·格利斯赞成室内手球运动，并且连赞成的理由都与穆斯佩尔博士相吻合：室内手球不是平民百姓的体育运动，也不需要上十万观众的声势，它立足于地面，需要敏捷而富有想象力的球员。可惜在格利斯先生面前我不能承认自己是天主教徒。他讨厌天主教。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牺牲。背着他，我随便到教堂去多少次都可以。

按照穆斯佩尔的品味，我在温泉浴场结交了整整一家人。有个毛头小伙子用一台便携式收音机惹得波特全家加上我都很恼火，这小伙子调了半天台，直到找到手风琴音乐才罢休。波特父亲、波特母亲、两个波特女儿加上一个波特儿子在这以前都在静静地晒太阳，说着俏皮话讽刺羽毛球运动员。他们说幸亏羽毛球运动员在网球场上打羽毛球，这样球场边就不会有不受欢迎的观众了。总不能禁止观众到场吧，波特父亲说。但是可以禁止这个，波特家的长女用大拇指指向便携式收音机。一听这话，我就知道一下子可以赢得五个同类的朋友。是我出面请浴场管理人员来禁止便携式收音机放出噪音的。第二天晚上我到波特家做客时，心里已经有了谱。我称赞姑娘们的蜡染艺术，仔细倾听波特先生回忆当年打室内手球的情形。波特先生是公证员，为了对他两个女儿严加管教，他极力反对私生子。当今社会对这些现象都很纵容。如果我告诉他说我出生的时候就没有父亲，结果无论我母亲还是我自己都没有受到社会上任何人的纵容的话，或许我会引起他的好感。但这话我没说。这话一定只会引起波特先生对那个时代而不是对我的好感。于是我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忆起一个富有爱心和责任感的父亲并把那温馨的回忆穿插进我们的谈话中。波特全家显然尊敬那些有固定职位的人，而我却不能一口气把自己吹嘘成一个公务员，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自己是教员。瞧，这话在波特一家人听起来就有些不顺耳。从波特太太善意的问话里我听出他们认为我有潜力发展成为首席教员。

在与波特一家结盟之后，我不再找朋友了。我已经精疲力竭。我必须牢记自己在罗伯特·格劳格朗面前是雕塑家，在罗伯特·格利斯那里我虽然能惦记着天主教却必须绝口不提所有有关天主教的往事，在波特一家面前由于他们的记恨，我隐瞒了自己是私生子这一事实并且声称自己是事业有成的教员。这些事都让我觉得活得很累。这可真是累人。可我很骄傲。我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在挑选过许多人的基础上有序地建立起一个朋友圈。我的靠山和施主穆斯佩尔博士马上可以把这些人统统纳入他自己的朋友范围中，他肯定找不出任何瑕疵。

假如我的朋友们毫无准备偶然碰面，他们一定会称赞我直觉好。我再也不用害怕发生类似于在哥廷根所发生的事情了。只是我在一个人面前是雕塑家，在另一个人面前是摄影师，在第三个人面前是教员，他们会怎么看我呢？

世界上并非所有的事都尽善尽美。我发现自己无法品尝到让彼此性情相配的人聚集到一处这一胜利的果实。尽管我的朋友们像是命中注定该彼此相识，可一旦我们所有人聚在一起，我就会丢尽脸面，一个骗子和伪君子的面目将暴露无遗，我会立即失去所有的朋友。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太迟了。我与他们的友谊还在发展，既不能与这些人断交，也无法想象以任何一个崭新的原则从头开始结交朋友。我必须竭尽全力不让我的朋友们彼此认识。这样，让我的朋友们给穆斯佩尔留下一个深刻印象的计划就宣告破产了。我白白地做了牺牲。如果光凭直觉交朋友，交到什么人就是什么人，那么结果也不会坏到今天这个地步。就这样，人总是不断犯错误。我决定今后记住哥廷根和斯图加特的教训，换一种模式。然而，到那时候我还会有精力吗？我在斯图加特该怎么办？防止朋友们彼此相识，这一点我还能坚持多久？

一九五〇年的那一个星期天我终于得到了解决方案。它和所有外界强加给我们的方案一样粗糙而难以容忍。穆斯佩尔先生一清早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无论天气好坏都去霍恩洛希地区的教堂。我说是的。那好，他说，或许我可以争取傍晚的时候早点回来。可以啊，我说。现在到时候了，我该认识认识他的朋友了。我感到很荣幸，我说。他是一个谨慎的人，他说，所以至今为止他每次都只邀请我一个人，而现在呢，两年过去了，他可以让我认识一下他的朋友以及他们全家的朋友了。于是他骄傲地列举出他的朋友们的姓名。我所有的朋友都在他这名单上，比如罗伯特·格劳格朗，罗伯特·格利斯，波特全家，这丝毫不让我感到惊奇。他还举出其他许多人名。如果我在认识波特一家之后没有感到精疲力竭的话，我一定会发现他们的。

我感谢穆斯佩尔先生，告诉他说，我在那天晚上一定会去他家做客，除非发生什么意外。然后我决定到霍恩洛希地区去，在黑暗的教堂里摸索着走来走去，向神像投去求助的目光，低声念着祈祷词，默默地不断乞求上帝行行好，请求黑暗的天空中出现闪电。我的祈祷上帝听到了：我终于听见收音机里报道说，朝鲜爆发了战争。

是的，这样我在魏布林根附近往东拐，在黑暗的天空下让斯图加特静卧在山谷中。我感到我的医生穆斯佩尔和他的朋友们正在欢庆战争的爆发并且已经把我忘在了脑后。

到了慕尼黑，我一股脑钻进一个大旅馆中。

星期一一清早吃早饭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啥，喝的是啥。为了转移注意力，我仔细阅读所有招聘启事，发现一条招聘广告上写着：家住弗兰茨·约瑟夫大街的霍茨小姐许诺，作为房东，她一定会照顾好租房人。这则广告看上去就像是命运的安排。它吸引着我。我立即把车开向弗兰茨·约瑟夫大街，霍茨小姐立即接受了我。她在我身上闻到了逃难者的气息。她想照顾别人，我们配到一起正合适。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也许即使到今天我们还是彼此相配，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而已，因为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必须承认我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可是有时候我坐在这个角落里，心想，待在霍茨小姐这里只是暂时休息。我对自己说：你在积蓄力量。也许明天你就会提出解约，重新回到人群中去，从头开始，你将拥有从未有过的勇敢和智慧。可我现在已经不再自由，这一点我必须承认。霍茨小姐在我刚到这里的第一个星期就告诉我说，她有一个当飞行员的儿子，曾经在俄罗斯立下战功。一九四五年他被俘后在康斯坦萨被载入敌船。后来的事情她无从知晓。尽管我从未见过黑海，更没有在康斯坦萨上船横渡黑海，可霍茨小姐就是认定了我是他儿子的朋友。她从一开始就坚信这一点。后来又有一天晚上我们谈到很晚，彼此安慰着对方，向对方倾诉过去不如愿的事情，这时候我告诉她说自己是私生子。这话我真的不该说的。她抚摸着我的头，突然对我以“你”相称 [5] ，抽泣了片刻，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第二天她无法再正式称呼我，干脆就管我叫“葛罗德”，还不许我反对她，并且自作聪明地微笑着，向我证明说葛罗德的夹克我穿在身上合适得很，她让我赶快承认自己就是葛罗德。如果我因为自己的出生不符合小资产阶级的道德规范而不认她为母亲的话，那么我至少要允许她管我叫葛罗德。

现在我的衣橱里挂满了葛罗德没有带到俄罗斯去的衣服。我有很长时间都拒绝穿上这些衣服。她说，就当是穿着玩的吧，我该试试那件两排扣子的西装。我妥协了，当我穿上那件早已过时的两排扣子的西装时，我们两人都哈哈大笑，那衣服收紧腰身，我看上去就像马术学校教员或者是芭蕾舞教练。霍茨小姐固执己见，再加上她软硬兼施的伎俩，终于强迫我达成我们彼此间的一项协议：我答应今后至少穿一件葛罗德的衣服。可是假如我有一个星期只用戴葛罗德的领带来满足这项协议的话，霍茨小姐就会大喊大叫，大哭大闹，在我的房间里一直转悠到我为了求太平而穿上葛罗德的红褐色的运动衬衫为止。她总能毁约让我穿上两件葛罗德的衣服。我向她提议说，如果她不再强迫我学音乐的话，我就穿葛罗德的衣服。葛罗德一直想学音乐的，她天真地说。可我并不想学音乐，我冷冰冰地回答她说。这个她不信。她立刻叫来两个缝纫女工，让她们证明我有音乐细胞，如果我不学习音乐，就将是一个罪过。女孩们嬉笑着，霍茨小姐要她们证明什么她们就说什么。

我现在知道，生活的每段里程中都有特殊的使命期待着我。真好。我根本就没有指望逃出斯图加特以后可以上天堂。这些使命不能让担负它的人胆战心惊。要当霍茨小姐的葛罗德，这个我学会了。我当的葛罗德真不坏。连她自己都承认。如果我要在这里继续待下去的话，我就得像是一个正在疗养的病人那样不再去结识陌生人，而且在呼吸终止以前时时刻刻都得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使得她适合我，从而我们彼此适合。每当霍茨小姐听我说我在房间里学习音乐时，她都忙不迭地表示赞同。我这主意正满足了她的心愿。

那么我现在就可以说：我再也不想离开这里了。一方面我不知道霍茨小姐还会要求我些什么，如果她有朝一日自己知道了这一点，那时她身边有我在。另一方面我看到外面有人把衣服撕碎，我也就心满意足了。那撕碎的都是些什么呀！更何况撕碎的是衣服的什么地方！看到这我就够了。我决定在这里待下去。在斯图加特，我争取避免像在哥廷根时所遇到的情景，可是如果我试图在汉堡不再让斯图加特的事情再重演一次的话，那么，用我现在的眼光来看，那里一定会发生一些别的事情，而且也只有爆发战争才能将它掩盖掉。

我的良心不让我再期盼世界上爆发更多的战争。霍茨小姐需要一位葛罗德。这项任务符合我的天性。

至今为止，我没有告诉霍茨小姐我的真实姓名，而且我还是更喜欢唱歌而不喜欢弹钢琴。最近几天霍茨小姐又肆无忌惮地威胁我说，如像我不是葛罗德而且不是更加喜欢弹钢琴的话，她就把我赶出门，好象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联系似的。她已经物色到一位飞行员少尉当候补，他派驻在菲斯腾菲尔德布鲁克，想在慕尼黑找一间房住下。他来的时候是身穿军装的，说这话的时候她简直是龇牙咧嘴。

就在这天晚上，我装作无意的样子，把一张纸条忘在了桌子上。我在这张纸条上模仿了葛罗德签字的笔迹。她拿起这张纸，一行一行地仔细分辨着，好像上面有什么新闻似的。葛罗德·霍茨，葛罗德·霍茨，葛罗德·霍茨，她朗读着。随后她微笑了，把这张纸递给我，对我说：还缺少一个头衔。你说得对，我回答说，我接过这张纸，体会到现在是我们彼此交锋最关键的时刻。她要求我写下钢琴二字，而我却使出吃奶的力气，再次流畅地写下葛罗德·霍茨，在这个名字底下用同样流畅的笔迹，就当着她的面，写给她看，我写道：室内合唱团歌手。霍茨小姐在这一刹那通过了从少女到母亲的考试，她接受了第二次断脐，体会到儿子拥有自己的意志，是的，看到儿子这么坚强，她甚至感到欣慰。她幸福地哭了，跑到隔壁缝纫女工那里夸口去了。而我呢，我一边歌唱着一边缩回到自己的角落里。

施岷　译

安内玛丽的故事

工厂主弗洛恩德博士刚好站在屋门和花园门中间。红头发的职工西恩茨左手扶着自行车，站在较矮的花园门外。两人无意识地面对面了。职工西恩茨没对那位工厂主喊什么。那位工厂主正从花园门走向屋门，他是自己停下脚步来的。他是不是感觉到西恩茨走近花园门了？是不是当他从邮箱里取邮件时看到他骑过来了？他停下脚步，装得好像他在走到屋门前先得看一下今天来的都是什么邮件似的。直到这时西恩茨才跟他打了声招呼。直到那声简短的“您早”之后，弗洛恩德博士才显得他注意到花园门口站着位男子，他的红发剃得短短的，脸上有颗紫色的痣，那痣正好处在人们期待它出现的地方。或者，当你看到那颗痣时，你会觉得它在那里正合适。这颗紫痣的位置恰到好处，弗洛恩德博士的印象是，它带给观看者一种满足。安内玛丽·舒尔泽昨天就是这么讲的。她在罗默斯巴赫咖啡馆里发现了我，马上向我走过来，坐下，要了杯干白葡萄酒，就开始讲了起来。

扶着自行车的男子自我介绍。博士先生，我是马克斯·西恩茨的兄弟。我叫赫尔伯特·西恩茨。在自我介绍时，这位西恩茨没有小市民似的点一点头，相反，他向后一甩头，好像他要将它向后扔掉似的。

安内玛丽掌握的词汇量可以说是随时整装待放，反正她谈吐很是敏捷。某个礼拜天晚上，当弗洛恩德博士在他家阳台上讲，他听到一声“您早，博士先生”的轻轻问候，转过身来，见到那位男子站在低矮的花园门外，那时她自己就在场。我相信，安内玛丽·舒尔泽曾经是这位弗洛恩德博士的情人。也许现在还是。他讲的话她能倒背如流。弗洛恩德博士的话一定有一种能引起她这位女记者敬佩的力量。可能是善于辞令的弗洛恩德博士的语言力度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可以想象，当他俩在一起时，他们总是咬文嚼字，因为他们知道，两个人都喜欢这样。安内玛丽在本地报社工作。她采访过弗洛恩德博士，也采访过我，是为“本城人物”栏目进行的采访。采访之前我就认识她。这座城市虽然是合并而成，但还不是大城市，在这里，本以为彼此无关的人会有机会碰到一起。可是，当后来他们在暗淡舒适、算是最好的饭店里的一张L形餐桌旁坐了一段时间之后，那种相互再也无法摆脱的感觉也许就会悄悄袭上大家的心头。这可能导致不是相挨着坐在一起的一对男女，会不失体面地先后离开这家饭店，像有约在先似的在外面碰头，匆匆钻进一辆大汽车，消失在野外仍然准备提供掩护的森林里。一直都是如此。

我这是理想化。我们不可以忘记，一切都受到监视。我大概能了解到有关安内玛丽和弗洛恩德博士的一切情况。可除了她告诉我的，别的我都不想知道。自从那次采访以后，我就爱上了她，也就是快三年了。这在这里几乎很正常。某个时候我会站起来，离开这个房间。等等，或许不会。绝对不会。那样她会一直是我的。即将来临的才有意义。只要我没有确知，安内玛丽跟弗洛恩德博士分手了，我就会压抑住一切感情冲动，它会泄露我对她的兴趣。我们城里的许多运动、活动和聚会都因为这样被迫延期而形成一种紧张气氛，几乎是一种舒适感，这是它们平时所没有的。可能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得想出某种隐瞒、延期或监视的对策，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这里的人脸色显得如此生动和镇静。人人都有他向谁都不泄露的计划。这里的人走起路来不是弯着腰，屈着背，心事重重，步履艰难或脸色阴沉，而是不停地将头昂起。好像他们每走一步都想升得更高似的。好像他们肯定上得去似的。好像他们快要飘起来似的。尤其是，好像生活乐观紧张。这种生活。在这里。在我们这里。在这座因合并而显得不知所措的城市里。或者是我搞错了？人人都被他人折磨、强迫和迫害？昂头是神经质、疼痛吗？他们实际上是想喊叫吗？他们会马上逃走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能问。这不取决于我。安内玛丽可能知道得更多。但是，由于她跟许多人都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她一定会认为追问她是在要求她泄密。她跟某个人坐在咖啡馆里聊天，好像这座城市里只有眼前那些事。也许她想和我保持明显的距离。我每年打着招呼从安内玛丽身旁走过一二十次。我在罗默斯巴赫咖啡馆里跟她碰过两三次面，像昨天那样。那时候通常是她在讲。即使可以认为她在将话题引向某些私生活的事情，但事实很快就会表明，这又是为了她的工作。而比起本城一位女记者的令人尊敬的工作，安内玛丽本人会引起我更大的兴趣，因为在这座城市里，除了重复就没什么新闻了。

他不是为他自己的事而来，他是为他兄弟马克斯的事才来的，当那位红头发的赫尔伯特·西恩茨讲过这话之后，他几乎是微笑着说道，他要讲的事，也不是讲给他马丁·弗洛恩德博士先生的，他是要讲给他兄弟赫尔穆特、这家公司的老板的。赫尔伯特·西恩茨不得不通知弗洛恩德博士的兄弟的有关他兄弟马克斯的这种事，是马克斯·西恩茨绝不可能向他的最高老板，也就是赫尔穆特·弗洛恩德博士当面讲出口的。就连赫尔伯特·西恩茨，也宁愿对他兄弟的老板的兄弟讲，而不愿直接对老板本人讲。马克斯当然不知道，赫尔伯特现在正站在弗洛恩德家的花园门外。因为事关他兄弟马克斯被解雇一事。赫尔伯特很幸运，有个稳定的工作，他不在弗洛恩德博士的工厂里，而是在艾尔玛厨房用具厂工作。可他的兄弟马克斯被解雇了。十一个礼拜前就被解雇了。马克斯一直没将这事告诉他妻子。他每天离家，开车去工业区上班。门卫现在再也不放他进去了。事情闹得令马克斯难为情得要命。他兄弟从前的同事们要求他赫尔伯特说服他的兄弟快快认命。他确实尝试过。可惜一点成效没有。马克斯声称，他是个习惯的奴隶。二十一年了，他天天开车去厂里。他现在不能够一下子就停下来，公司应该明白这一点。他根本没办法将被解雇的事告诉他妻子。绝对不行。比起他来，他妻子更是个习惯的奴隶。

安内玛丽将她从弗洛恩德博士那儿听来的讲成一桩旷日持久的事。弗洛恩德博士会允许他的一位前职工的兄弟打扰他的礼拜六上午的清静多长时间呢？那人不像是在跟弗洛恩德博士讲话，更像是在自言自语，他好像自己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他突然激动起来。最近，他兄弟威胁要重复奥古斯堡烟囱事件。说到这里，赫尔伯特·西恩茨故意夸张地做出一个吃惊的表情。他无法相信，博士先生还压根儿没听说过奥古斯堡烟囱事件。一位被解雇的公司钳工爬上工厂的烟囱，用铁链和铁锁将自己锁在最上面的铁梯上，将钥匙扔进了烟囱里，数千人跑拢来观看，动用了好几名消防队员才用电焊机把铁链割断，将那人接了下来，博士先生不可能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他不相信，他兄弟马克斯会模仿奥古斯堡烟囱事件。但无可置疑的是，他抱有类似的念头，或是某种更愚蠢更荒唐的事。赫尔伯特·西恩茨必须说服他打消这个念头，免得以后后悔莫及，不得不怪自己没有讲出来，这是他最担心的事。说时他又昂了一下头，看起来好像他想将他的头甩到后边去似的。安内玛丽说，她父亲也有这种反抗的、自以为是的或者绝望的昂头动作。

每当安内玛丽向别人讲什么时，就会讲到她父亲。安内玛丽的父亲是在一个除夕夜去世的。这种事我们这里的人必然会知道，知道后当然就永远忘不了。他在市中心开有一家裤子店。那家所谓的“裤子角”。他不顾一切经济规律，公开拒绝扩大他的经营范围。他破产了。我宁愿破产，也不愿卖领带，这一定是他的骄傲愚蠢的话之一。安内玛丽复述的所有他的话都是一位走向灭亡的人讲的骄傲的话。看着他的生意和健康每况愈下，讲那些话来表明他虽然在走向灭亡，但却是道德上的赢家，这一定带给安内玛丽的父亲某种乐趣。每当安内玛丽眨着发绿的眼睛、嘴唇发亮地复述她父亲的话时，我都不由得想到席勒式的英雄。我最喜欢席勒式的英雄。对于他们来说，再没有比跟走向灭亡抗争更容易的事了。可他们干着毁灭自己的事情，好像故意似的。这使他们成了席勒式的英雄，尤其是我喜欢的英雄。安内玛丽的父亲，那位裤子商贝恩哈德·舒尔泽，他一定是位席勒式的英雄。他大概只缺少舞台。安内玛丽本人显然不仅仅是将他看作船长一类的人物，一艘帆船的船长，这艘帆船在一场海战里被一艘化装成帆船、内装蒸汽发动机、因而容易操纵许多的船凿沉了。或者，那位父亲会不会是这么一类船长呢：他被不公平的优势凿沉了，在咕噜着呛水淹死之前，他对着那斜向天空或斜向后世的船舷开火？这位垂死者只有敌人。而这些话将陪伴一个孩子、尤其是一个女儿一辈子。也许这孩子自己的所有话都得跟这种毁灭的激情角逐，因而喜欢夸大。

比如说，安内玛丽一点没有耐性，但又会突然沮丧起来。有时候她耸起肩，缩起头，收起膝，让人以为这下只要张开手伸出去，她就能坐在手上。可她转眼又会怒不可遏——要是知道是如何引起的就好了。比如说，她对别人遭遇的不公正和痛苦认真得可怕，据我们所知，她只是听说了那些痛苦而已。她赶过去，调查，赶回来，又写又讲，加以传播。当她讲她在住有七户土耳其家庭的房子里目睹的一切时，她边讲边哭。她一哭就泪水横流，鼻子马上就像患重伤风似的堵住了。然后她就骂她的鼻黏膜。我讲这些的目的只是想说，安内玛丽大概会以另一种不同于她听来的方式，讲述她从弗洛恩德博士先生那儿听来的故事，即使她使用爱咬文嚼字的弗洛恩德博士的表达方式。她的眼睛很小，长着个东方人的鼻子，鼻子下面紧跟着就是她发亮的嘴，一种倔强的肉髭须。这种嘴不是遗传来的，它之所以这样，大概是因为她经常不是讲话，而是固执地将嘴唇前拱。她越来越经常地像急促祈祷似的讲，她的终身目标是离开这里，去一座大城市，进一家大报社。她的理想是一家不是每个房间墙上都挂着老板照片的编辑部。但她又讲，一个不挂在墙上的老板有可能还要糟糕。她说，即使她实现了她的终身目标，也没什么用。在她的首篇报道刊印出来之前，她父亲就去世了。这样，不管她还能做出什么成绩，其价值都减半了，蒙受了巨大损失，毁掉了。

她又哭起来了。慢慢地吸气。分三口喝掉一杯葡萄酒。我觉得她有可能是她曾经认识的所有人的情人。是所有工厂主、外科医生、土耳其人、律师、马戏团人员、报社老板、垃圾清理工、教皇、部长、船工、政府领导、阿富汗人、侍者、无名者、男人和女人的情人。只要我还见到她任性、善良和骄傲地穿行在我们城市的街头，或者——由于我在我的房间里，因而看不见她——我至少知道、能够想象，她现在正以她的不修边幅和精力充沛的风格穿行在街道上，这里就还是可以忍受的。她也许还能够通过她的越来越明显地受到主编反对的报道将一切团结到一起。安内玛丽说，主编自己形容他对她所持的是反对态度，他自视为多愁善感和混乱的反对者。主编说，多愁善感和混乱是安内玛丽的敌人，也是我们社会的敌人。

安内玛丽一从弗洛恩德博士那儿听说赫尔伯特·西恩茨的事，就去拜访了他。自从我认识安内玛丽·舒尔泽以来，我就想象，一位男记者内心里看起来肯定就跟索福克勒斯内心里一样。也许这下有一位非常善良的记者会讲，他不喜欢被人拿来跟索福克勒斯这样一个反对派比较。如果这样，我将收回我的比较。索福克勒斯可以被理解为反对派，这我既不是靠自己的认识也不是从一位哲学家那里得知的，而是从加米希—帕滕基兴的一位失业的酒店商人那儿知道的。他几乎是警告我要当心索福克勒斯。失业者就干这种事。昨天，在咖啡馆里，一位模样像俄底修斯的希腊人走过我们的小桌子旁，他垂着胳膊晃晃拳头向我们这个方向打招呼。安内玛丽用一个无法听懂的希腊名字回答他。我的一位客户，她骄傲地莞尔一笑说。他在哥廷根那边被解雇了，因为他要求公司食堂里摆放工会的报纸。企业老板禁止这么做。这些报纸可不是支持工人而是反对工人们的。报纸里宣传罢工，这反过来必然会导致公司的毁灭，也就是失去工作岗位。那位希腊人讲：放了图片报，那里面的文章倒确实是反对工人的。八天之后他就被解雇了。

他挣二十五马克干的那份工作现在由一位妇女在干，她只挣二十三马克。安内玛丽以这位希腊人为题材写了一篇报道，他搬迁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尽可能远离哥廷根，找到工作。为“本城人物”栏目写的。主编说：哎呀安内玛丽，您太爱做好人了！她说：那位希腊人会不会做出了什么值得牢记的事呢？比如说，希腊人比德国人更自由！希腊人每天读报纸。如果没有报纸，他就去咖啡馆读。您瞧，安内玛丽说着，拿一根小手指朝着那位俄底修斯坐着读报的方向一弹。主编干脆认为，安内玛丽内心深处感激他对她的反对。只要她做好人感到开心，他甘心做个邪恶的反动派。听他这么讲，她忍不住大笑不止。主编马上说：这下您至少笑了，谢谢。

我的加油工曾经参加法国志愿军，在越南打过仗，显然也杀过人，一九七七年秋天，当我们的关系有几个礼拜之久起了变化时，他说，如果他需要五万马克，他会干脆将安内玛丽·舒尔泽床下的恐怖分子拉出来交给警察；他偏偏不需要五万马克，敏捷的安内玛丽是多么幸运啊。安内玛丽果然在一九七七年秋天写了一篇报道，报道在康斯坦丁大学里举行的一个在监犯画展，她在文中引用了彼得·保尔·查尔的一行诗，却没有明讲那位诗人是谁。一位在环保方面做出了成绩的教授认出了这行诗是激进诗人查尔的，提出了警告，气氛一下子就有了威胁性。安内玛丽·舒尔泽打电话给我。她能信任我吗？她现在实在是有必要仔细检查她的朋友们了。有可能她很快就会失业了。主编感觉受她骗了。随后有一段时间，我再也听不到她的消息读不到她的文章，可在圣诞节那一期上她又露面了。她写了一个十二岁的土耳其女孩，她在一场圣诞节绘画竞赛中赢了。这位土耳其女孩的父母亲在三十一号国道过梅尔斯堡没多远的地方车祸身亡了，当时他们正前往弗里德利希港找工作。大雾天，父亲想超车。安内玛丽的这篇有关土耳其孤儿的文章又一次赢得了我们大家的好感。那女孩的房间看上去像是一颗圣者的灵魂。所有的东西相互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安内玛丽的被事件所感动的叙述方式当然不适合我。跟她相比，我是个间接的人。当我获悉了什么事，它可能也会影响我，但它在使她活跃起来的同时却会让我发呆。弗洛恩德博士向她讲了那个脸上长痣、红头发、骑自行车的男人，像是讲一桩滑稽事。他觉得这件事最滑稽的是，这位为他的兄弟马克斯求情的赫尔伯特·西恩茨将他当成马丁·弗洛恩德博士，要他将他告诉他的一切转告公司老板赫尔穆特·弗洛恩德博士，而他本人就是赫尔穆特·弗洛恩德博士。这位赫尔伯特·西恩茨怎么会想到将他赫尔穆特·弗洛恩德博士先生当作一位根本不存在的马丁·弗洛恩德博士兄弟的，这他也没搞清楚。弗洛恩德博士叫道：将我当作我本没有的我自己的兄弟跟我讲话，请求我向我转告一件事，这是不是很奇怪，这确实很奇怪，对不对？

安内玛丽说，她曾经希望，弗洛恩德博士多少会被这件事打动，建议他的人事部门重新雇用那位马克斯·西恩茨；哪怕只是为了创造一个轶闻，国王和主教们也会这么做的。可弗洛恩德博士向她解释说，国民经济不能满足一个人心里一直存在的行善的需求。他只能在公司之外做一个善人，而对于身为老板的他来说，这是最糟糕的事。看看我们的音乐生活吧。企业理性禁止在企业内部行善。如果他重新雇用一位被一台便宜机器取代了的人的话，这就是说，如果他有一次生产较贵而不是较便宜的话，那下次遇到急事时——它肯定会发生，这个月还没有结束就会发生——他就不能再求教于生存法则，也就是经济学的生存法则，而是必须——他其实很想这样——第二次扮演人类的朋友——他本来就是人类的朋友——等等，直到公司完蛋，全部人员失业。为了更多人的利益，他必须创造更健康的、效力更强的、更不可战胜的工作岗位，停止虚弱的、也就是生产效率差的工作岗位。

安内玛丽说，这位了不起的强人——有一回她还称他是一位“银制柏柏尔人”——令她感到怜悯，但她也会对着他瘦骨嶙峋的脸上吐口水的。因此她尽快逃走了，出去时还察看了一下屋门和花园门之间的那段路，她得出结论，当那位红头发的人骑着自行车过来、下车时，弗洛恩德博士一定已经看见他了。安内玛丽进行了调查。马克斯·西恩茨住在眼下是城郊的一座从前的农屋里。未婚。他没有一位名叫赫尔伯特的兄弟。他是红头发，脸上合适的位置果然有一颗痣。她在他那里待了整整一晚。她还从汽车里取出一瓶葡萄酒来。然后她写了那篇报道：《西恩茨兄弟》。

为自己求情，马克斯·西恩茨很可能会不好意思，因此他在他的老板面前自称是赫尔伯特·西恩茨。正如他告诉安内玛丽的，他本想这样就可以大大渲染一番，如果是为另一个人求情，做起来当然就容易一些。因此他让那位被解雇的兄弟结了婚，添加进他最近这段时间听到和读到的有关失业者的故事。这座低矮的农屋是他从他的一位叔叔那儿继承得来的，去年夏天，他将其中的一个房间出租给了一位失业的演员，那位演员给他讲了奥古斯堡烟囱的故事。他在《图片报》上读到过，一位失业的工程师连续数月没将他失业的事告诉他妻子。马克斯本人在邻居们面前装得他还在工作似的。他每天早晨离开家，像是去上班。不过，最困难的是要在工厂附近待上八个小时。可惜他犯了个错误，他准时清空了工厂里他的柜子，离开了工厂区。他本来应该留下来的。不是像那位奥古斯堡人那样。他不会去爬烟囱，拿铁链锁上自己。他的解决办法是就这么留在工作岗位上。同事们会养活他的。谁要求他离开，他都会客气地笑着回答：我还想再待会儿。如果他及时想到了这主意，他们总不能将他抬出去。我还想再待会儿。这就行了。但是，他总不能及时想出正确的主意来。因此除了求助于工厂主先生本人，别无办法。这当然也会令他难堪，于是他假装是他自己的兄弟。另外他的确曾经有过一个兄弟，一个哥哥，名叫赫尔伯特，十九岁时战死了。他今天肯定也会失业。可他为什么不直接对赫尔穆特·弗洛恩德本人，而是假装对他的兄弟讲话呢？他当然也知道，那位长着铁丝般的灰发和眉毛的人就是他的最高老板赫尔穆特·弗洛恩德博士本人，他根本就没有一个叫马丁的兄弟。为什么要这么假装呢？安内玛丽问。这时那位唯一的西恩茨笑了。他这样做很对，这从工厂主的反应就看得出来。西恩茨跟工厂主讲了那么长时间，后者都没有指出根本就不存在一位马丁，他本人就是赫尔穆特·弗洛恩德博士，一切都是冲他来的。工厂主先生最后甚至对西恩茨讲：我会跟我兄弟谈谈您的事。弗洛恩德博士描述的是另外一番情形！我的天，那位唯一的西恩茨叫道，一位因他的生意一年年越来越好而失去了工作的人来找他谈话，工厂主先生必然会尴尬，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因此，马克斯不仅将自己变成了这位失业者的兄弟，而且，他假装将他当成了将工作岗位一个接一个减去的工厂主的一位兄弟，是想省去工厂主的尴尬。

当主编读过《西恩茨兄弟》之后，他说：安内玛丽，您可是故意这么做的！您想表明，您只关心失业者，其他啥也不关心。安内玛丽交出来的不是一篇报道，而只是另一种几近残酷的自慰行为。有好多次，他讲这个名字的样子，好像他讲它时，他是埋头于这个名字，同时声调拖得长长的。可惜她的名字太适合这么做了。我问，为什么。她说是为了恳求似的拖长。她知道，这下她在这里完了。那位反对者明明白白地说，他不得不罚她反思一段时间。大城市的报社大楼里至今只传来胆怯的等待。她现在不得不讲，幸好如此。我不相信她的这话。有段时间我根本不敢看她。她坐在那里，肯定很痛苦。比如说，堕落的脸。我心里为我从来没有试图劝说安内玛丽而生出令人厌恶的安慰！要不然我现在就得为她操心了！这种泪流满面、摆脱不了的事！如果我现在向她望过去，一定会看到她脸上的那种迫切要求，要求为她做点什么，至少唤醒好像我想为她做点什么似的印象。我不看她。她接着讲。如今她早就知道了，大报社是不欢迎她的。她是个现场女记者。我先是理解成郊区女记者，马上就想到：唉真可怜啊。但是，报社越大，它里面的真实性就越小。她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真正的真实性对于大报社来说太不重要了。比如说，在那里，失业者的题材会被摆到跟琐碎小事一样极不显眼的层次加以讨论，因此，她和马克斯·西恩茨就像实验室里不应有的苍蝇一样不适合那里。她认为自己是个失业者。就这样了。

我在想，她父亲对这种毁灭会讲出完全不同的话来。我想不出有什么话适合她的处境。突然她又开始讲起来。她现在失业了，这是她唯一的安慰。要是她的文章真发表了出来，她就会害怕在街头碰上马克斯·西恩茨。她卖掉一篇描写他的失业的文章，却没有能够通过她的文章稍微改变一下他的失业状况！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她必须撞上这件事，否则她还不会意识到她的工作是难以忍受的。她感谢马克斯·西恩茨给她上了这一课。好在她现在失业了，如果在街头遇上他，她可以心安理得地直视他的眼睛。

我抬起目光。她的脸看上去并不堕落。这段时间我都不敢看她，我将她想象错了。她开心地大声说道，无论我信还是不信，眼下她体验到了那种无从体验的失业的幸福，正因为马克斯·西恩茨。现在她又让我想起了我从她那里了解的有关她父亲的情况。她喜形于色，我想让她冷静一点。她的力量头一回让我生起气来。她的模样又让人觉得不能不爱她了。一切可真是太巧了，我说道，我刚刚收到迪特·E.齐默尔的一封信。齐默尔要我为《自由周报》写篇故事。这下我可以直接将弗洛恩德—西恩茨的故事寄到汉堡的报社去，稿费跟她平分。我的目的不是想支持她这个失业者，我要的只是，当她不可避免地跟马克斯·西恩茨相遇时，她能激动、清白、团结一致地扑进他怀里；要她对她的和我的世界有所留恋，在这个世界里，靠他人的不幸获得工作却不能靠这份工作帮助他人战胜这一不幸，这是司空见惯的。我自己变得开心起来，说道，我不让她有属于另一个人的这种安慰。她会要求对发表这篇文章执行处罚，她傲慢地大声说道。我说，我要将一切描写得让您没机会这么做。

我被她迷住了，当我还在讲时，她厚颜无耻地让一个懒洋洋地走进店里来的高个子年青家伙注意我们这一桌。他相当冷淡地坐过来。他还没开口，侍者就端过来一大杯牛奶。他显然是这儿的牛奶常客。他双手放到膝上，脸上表现得对我们的谈话毫无兴趣。他一坐下就似乎显得很满意。他刚一落座，我就停止讲话了。她显然是为了摆脱我才出于礼貌将这高个子家伙叫过来的。只要他那淘气的抑或只是懒洋洋的脸夹在我们中间，就别指望我再讲什么。由于他还一声不吭，而且一目了然地绝对不会讲什么，安内玛丽就不得不讲话了。这是马克斯·普西恩茨。看到我的头部猛地一动，她将那名字重复了一遍，马克斯·普西恩茨，不是西恩茨。他跟西恩茨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俩都失业了。难道那位主编讲得不对吗？她拿她的失业者们夸大其辞了。我的天！不管怎样，马克斯·普西恩茨二十三岁了。他学完了税法助理课程。在最后一个学年实习时就干过助手的活儿，因此他现在拿四百马克的失业救济金。由于他上学时首先学会的是痛恨他应该学会的职业，他根本不打算再去从事它。可是，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他更加不知道他该做什么了。不是吗，马克斯？！马克斯点点头，咧嘴笑了笑。喝完牛奶之后，他又让侍者将他的杯子加满了。他俩的生平透露出的独特性令我钦佩和妒忌。由于我无法抵制这种东西，我说道，我现在要是再不走，邮局就要关门了。无论安内玛丽还是她的那个家伙都没有想要留住我，因此，我真的得走了。可我确实是想走。没错，是想走。可又不想走。当我在外面一见到那些我非常熟悉的房子和也许是信心十足地急急赶路的人们时，我就觉得自己很滑稽。我们在咖啡馆里都聊了些什么啊，面对略有点弯曲的威廉大街，使一切都显露无遗的下午的光线显得多么不真实啊。天热，药剂师们平静地站在屋顶下。我想，人最好是属于某个地方。

我突然感觉到，每个人都有点责任。我不能再观看我遇到的人们。他们每个人都好得很。不会有灾难挡住我回家的路，这我要感谢他们。我真想在铁路桥上停下来。我能做什么？感谢谁？如何感谢？我觉得，我要是不赶快表达出来，就会被人指责为忘恩负义。我突然觉得，我属于被迫害者之列，而且是在受那些失业者的迫害。马克斯·西恩茨领导着他们。我一点不喜欢，我的意识坚持想象下去。因此我要实现我在咖啡馆里讲过的话，好让安内玛丽和我之间亲近起来。我要卖掉这个故事。就像人们想摆脱一个厄运似的。让汉堡的那帮人看看，他们能将这厄运暗加于谁。就这样。

朱刘华　译

编后记

蔡鸿君

马丁·瓦尔泽（MartinWalser）是德国战后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生于德国南部与瑞士和奥地利交界的博登湖畔的瓦塞堡，十一岁时父亲去世，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母亲的餐馆里帮工。一九四四年应征入伍，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一年在雷根斯堡和蒂宾根大学攻读文学、历史和哲学。一九五一年以研究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博士论文《一种形式的描述——论弗兰茨·卡夫卡的体验新的文学创作》获博士学位。其后，在斯图加特任南德意志电台、电视台导演。曾经是“四七社”成员。一九五七年成为职业作家，定居在博登湖畔的努斯多夫。博登湖风景如画，不仅为作家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而且给予作家丰富的创作素材，他的许多作品均以这里的生活为背景。瓦尔泽多次短期到美国和英国的大学讲学，讲授德国文学和创作课程。他是德国四七社成员、国际笔会德国中心理事、柏林艺术科学院院士、德意志语言文学科学院院士。瓦尔泽曾获多种文学奖，其中有四七社奖（1955年）、黑塞奖（1957年）、霍普特曼奖（1962年）、席勒促进奖（1965年、1980年）、毕希纳奖（1981年）、荷尔德林奖（1996年）、德国书业和平奖（1998年）、阿勒曼尼文学奖（2002年）、坎佩奖（2002年）、科尼讷文学奖（2008年）等。

瓦尔泽主要的文学成就在长篇小说，迄今为止，瓦尔泽已出版了二十多部长篇和中篇小说，重要的有《菲利普斯堡的婚事》（1957年）、《间歇》（1960年）、《独角兽》（1966年）、《爱情的彼岸》（1976年）、《惊马奔逃》（1978年）、《天鹅之屋》（1980年）、《激浪》（1985年）、《多尔勒和沃尔夫》（1987年）、《狩猎》（1988年）、《童年的抵抗》（1991年）、《没有彼此》（1993年）、《芬克的战争》（1996年）、《迸涌的流泉》（1998）、《爱情的履历》（2001）、《批评家之死》（2002）、《爱的瞬间》（2004）、《恐惧之花》（2006）、《恋爱中的男人》（2008）、《宝贝儿子》（2011）、《第十三章》（2012）等。

瓦尔泽是一位主要以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的作家，擅长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往往通过人物的自我内省反映社会生活的变迁。瓦尔泽的小说主要反映德国的现实生活，主人公大多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作者揭示他们寻找个人幸福以及在事业上的奋斗，侧重于描写人物的精神生活和感情纠葛。瓦尔泽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认为文学创作应该参与推进社会的进步，使其更加民主。他一方面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一方面吸取现代派的手法和技巧，尤其推崇普鲁斯特。他的作品长于心理分析，以借喻、讥讽、注重细节描写见长，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瓦尔泽被誉为“驾驭语言的能手”（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莱希——拉尼茨基语），他的小说被称作优美的散文作品。在叙述中插入对话是他的小说的一个特色，这些对话不加引号，读者必须细心阅读方能辨出说话者。瓦尔泽称自己是古代阿雷曼人的后裔，因此他的作品中常有方言出现。他的不少小说在情节上虽然并无上下承接关系，但是一个主人公常常出现在几本书里，如《间歇》（1960年）、《独角兽》（1966年）和《堕落》（1973年）中的昂塞姆·克里斯特莱因，《爱情的彼岸》（1976年）和《致洛尔特·李斯特的信》（1982年）中的弗兰茨·霍恩，《惊马奔逃》（1978年）和《激浪》（1985年）中的赫尔穆特·哈尔姆，《天鹅之屋》（1980年）和《狩猎》（1988年）里的房地产商格特利布·齐日姆。因此也有人将它们称作三部曲或姐妹篇。

《惊马奔逃》这部小说是作家在一九七七年夏天仅用了两个星期完成的，是一部反映“人到中年人生危机”的作品。《惊马奔逃》一书在一九七八年春出版之后在联邦德国文坛引起轰动，它不仅跻身当年十大畅销书之列，而且获得评论界几乎众口一词的赞扬。这部小说也是第一部在中国大陆正式获得授权出版的中文版瓦尔泽作品。《惊马奔逃》的中文译本最早发表在《世界文学》一九九〇年第三期，当时笔者负责选编“马丁·瓦尔泽专辑”，刊登了他的两部代表性作品：中篇小说《惊马奔逃》和剧本《橡树和安哥拉免》。瓦尔泽先生在获悉笔者在选编“专辑”之后，特意寄来了他刚刚出版的并有他亲笔签名的文集《神圣的碎片》（HeiligeBrocken，1988），书中收集了作家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六年的部分散文和诗歌。因此，“马丁·瓦尔泽专辑”里也同时发表了几首诗歌的中文译文，其实，诗歌并非马丁·瓦尔泽擅长的文学样式，其数量在他的作品中也仅占很小的比重，它们大多散见于期刊、多人诗选和作家本人的文选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瓦尔泽先生以及联邦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当年为“专辑”的发表不仅免费提供版权，而且予以资助，瓦尔泽先生还专门撰写《致中国读者》一文，他亲笔手写的德文信和中文译文同时发表在“专辑”的最前面。此后的二十多年里，瓦尔泽的《在水一方》、《批评家之死》、《迸涌的流泉》、《菲利普斯堡的婚事》、《恋爱中的男人》等重要作品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出版。

二〇〇八年十月，年逾八旬的瓦尔泽和夫人首次访问中国。瓦尔泽与中国作家莫言的对谈，无疑是中德文坛最高级别的交流。为了这次对谈，瓦尔泽认真阅读了莫言的《红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等作品，不仅给予莫言很高的赞扬，而且多次在德国媒体大加推荐莫言的作品。二〇〇九年，瓦尔泽的《恋爱中的男人》荣获了中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联合主办的“二十一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微山湖奖”。颁奖之际，瓦尔泽再次来到北京，时任中国出版集团总裁的聂震宁与作家莫言为瓦尔泽颁发了“微山湖奖”。

短篇小说在瓦尔泽的小说创作中所占的比重很小，绝大部分是出自创作的早期。一九五五年，瓦尔泽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短篇小说集《屋顶上的一架飞机》，里面收了他的八个短篇小说。以后他主要是写长篇小说，间或也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短篇，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八三年分别结集出版了《撒谎的故事》和《故事集》，其中除了短篇小说之外，还有不少短小精悍的散文。

本书选译的十四个短篇小说，除《安内玛丽的故事》之外，均创作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四年这十年间。《收藏家归来》、《乔迁》、《寻觅一妇人》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就已经译介到中国。《屋顶上的一架飞机》、《方法不当》、《一次空前绝后的机遇》、《利策的讣告》等也曾经在数年前散见于杂志上或者选集中。《充满危险的居留》和《藤普罗内的终结》系首次翻译成中文，是瓦尔泽的两个很重要的短篇。《充满危险的居留》发表于一九五五年，故事讲的是主人公故意卧床不起，冷眼观察周围的世界，他想亲身体验一下世情冷暖，看看人们如何对待一个瘫痪在床、即将死去的人。读者很容易就会联想到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毫无疑问，这时的瓦尔泽受到卡夫卡的影响很大。四七社是德国战后一个重要的作家聚会（1947年至1967年）。这个聚会旨在评论会议中被朗读的作品及推广年轻但未成名的作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四七社奖”被日后很多出色的德语作家看做文学生涯的起点。在初创立阶段，四七社为年轻一代的作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获得“四七社奖”的人，许多日后成为德国文坛大师，比如海因里希·伯尔（1951年获奖）、英格伯格·巴赫曼（1953年获奖）、君特·格拉斯（1958年获奖）。一九五五年，瓦尔泽在“四七社”聚会时，朗读了《藤普罗内的终结》，并获得了“四七社奖”。《藤普罗内的终结》写的是一个老年人与社会变迁的抗争，反映了战后初期德国的社会现实：外来文化的入侵，社会结构的改变，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敌视。主人公藤普罗内的终结，毫无疑问，必然是一个悲剧的结局。此次将这些短篇小说结集出版，旨在让中国读者能够了解瓦尔泽这位德语文学大师早年的创作特色。

德国书业协会一九九八年在向瓦尔泽颁发德国书业和平奖的颁奖词中有这么一段话：“瓦尔泽以他的作品描写和阐释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德国现实生活，他的小说和随笔向德国人展现了自己的祖国，向世界展现了德国，让德国人更了解祖国，让世界更了解德国。”把更多的瓦尔泽的书译介到中国，让中国读者有机会深入了解这位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向世人展示德国现实生活的伟大作家，是笔者孜孜追求的目标。笔者当年有幸成为《惊马奔逃》中文译本的责任编辑，一九九〇年来到德国之后，曾经多次见到作者本人，并且荣幸地成为瓦尔泽作品的中文版权代理人，为让广大的中文读者读到瓦尔泽的作品尽了绵薄之力。近几年，已进耄耋之年的瓦尔泽仍然笔耕不辍，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宝贝儿子》、《第十三章》等最新的长篇小说目前正在翻译之中，不久即可与中国读者见面，瓦尔泽这位文学大师一定会给读者们带来新的精彩。

二〇一四年八月八日于德国小镇尼德多夫

[1] 哥特人是古代日耳曼族的一支，这里是指德国人。

[2] 卡塞尔是联邦德国黑森地区首府，人口约二十万。

[3] 犹大是《圣经》故事中为三十块银币出卖耶稣的人，这里是指做了错事的人要补救自己的过失，难免不露出马脚来。

[4] 乌熙是德国常见的昵称，一般多用于身材娇小的女子。

[5] 在德语国家，人们一般彼此称“您”，只有亲朋好友才彼此称“你”。

版权信息

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

作　　者：[加拿大]阿里斯泰尔·麦克劳德

翻　　译：陈以侃

品 牌 方：99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秋

黑暗茫茫

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

回乡

灰白的金色馈赠

船

去乱岑角的路

跋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上海

秋

“我们只能把它卖了，”我记得母亲不容置辩地说道，“冬天长着呢，我到时一个人在这儿，只留下这几个孩子帮我。另外，它食量太大，给牲口的饲料我们本来就不够。”

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太阳已经消匿，好像今年都不准备再现身了。每个清晨的到来，都显得更为晦暗，其脸色也越发阴沉。大西洋灰蒙蒙的潮水，潮峰几乎是黄色的，带着脾气，毫不留情地拍打着岸边光滑的圆石；永不知退却的峭壁下散落的这些石头，就像是某个巨人不经意间丢下的。晚上我们躺在床上，能听到潮水涌来，撞碎在岸上，周而复始；这种轰雷般的响声来得是如此的冷酷和规律，以至于你可以在它们的间歇中数上节拍：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很难想象那片透彻晶莹的夏日之蓝也是在这里——在那样的季节，只有渔船留下的几线浮油，或者海鸥御风那几抹惊人的白光，才能破坏它的无瑕。而现在，它是浑浊的、愤怒的，甚至是痛苦的；它掷起飞掠的一团团肮脏的褐色水沫、孤零零的货船丢下的眼见就要溃烂的木棍、无主的鸭舌帽、损毁渔网的浮标，和必然要出现的漂流瓶，只是里面什么话也没有。还总见到发黑的、丝絮般的海草，是它从自己身底撕扯下来的，就好像这是一个自戕的季节——拔下隐藏的、私密的、不被察觉的毛发。

我们在自己家的厨房里，母亲说话的时候，很有精神地在捅着她炉子里的木柴和煤块。烧起的烟逃逸出来，翻滚着上升，直到被屋顶压扁。母亲讲什么话都要配合手势，好比她藏起的那个声音，要通过肉体的某种动作才能解放出来。母亲又高又黑，颧骨突起，眼珠是棕色的。她的头发也很黑，又长，往往被很用力地向后束起，在她颈后盘成一个圆的发髻，用珊瑚梳子固定在那里。

父亲则背对我们站着，从窗口看着大海冲击着峭壁。他的两只手在他身后握着，肯定握得很紧，因为皮肤都泛白了——特别是左手。我父亲的左手比右手大，而且左臂也要比正常情况长三英寸。因为他在哈利法克斯的码头上干活的时候，装卸工要用的钩子他都是用左手握着。父亲的肤色没有母亲的那么黑，他的眼睛是灰色的，他现在日渐稀疏的头发也是这个颜色。

我们只住过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大海和矿镇之间的小农场。夏天父亲总是在自己的地里干活，到了冬天，父亲也曾经去矿场的地洞里面工作。后来地下的负荷他承受不住了，就会在十一月到四月期间，要么接活帮人运煤，要么就在他的林子里加工木材，用于支撑矿井的屋顶。不过，那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已想不起矿里还一直有活干的时候，也记不太清是哪个冬天，父亲还能一直陪着我们；而我今年都快十四岁了。现在每年冬天他都会去哈利法克斯，但他离家一般都会很久。他就会像现在这样，站在窗前，站上一个礼拜或者再多几天，然后他就不见了，只有在圣诞或者偶尔一两个周末，我们才能见到他。原因是他去的地方有两百英里之遥，而且由于冬季的暴风雪，来回会变得艰难，还要顾忌无法预料的突发状况。一两年之前，他周末回家，突然暴风雨降临，它来得是如此猛烈凶残，以至于他直到周四才回去。母亲骂他是个蠢货，来这么一趟平白无故地损失了一个礼拜的工资——这些钱难道她和六个孩子没地方用吗？从那以后，父亲总等到有些春意才会回家。

“再留它一个冬天吧，也没什么损失，”这时父亲说道，眼睛还是望向窗外，“养着它这么多冬天都过来了，而且它牙齿坏了之后，也吃不了那么多了。”

“它以前还有些用，”母亲立马回道，炉盖弄得乒乓响，“你在家的时候，还会把它带到林子里去帮忙，或是让它帮着驮煤——其实它也驮不了多少。可这几年，它是一点用都没有了。夏天的时候还不如租匹马，或者租个拖拉机，要来得便宜一些。马现在对我们来说没用，年轻的马也没用，更别提这匹大概三月份就会死的马了，我们这些年来费了多少马粮啊。”她终于把炉盖子各归其位地盖好了。

他们说的是我们那匹自我出生起就在家里的老马，斯科特。父亲在地下挖矿时，骑着他度过了两个冬天，自此他和马便喜欢上了彼此。第二年春天，父亲准备此生不再回到煤矿了，就向“公司”买下那匹马来，为的就是能和马一起见到太阳，能一起踏踏芳草。如果斯科特留在地下深处，失明是早晚的事，所以这也是挽救了它的两只眼睛；黑暗会让身在其中者安之如饴。

曾几何时它看上去也和煤炭无二。那时它的皮毛黑得发亮，黑得强健，只有前额中心的一颗白星是黑色覆盖不到的地方。但那也是很久以前了，现在它两眼周围一片灰白，而且刚迈步的时候腿会显得极为僵硬。

“哎，它三月死不了的，”父亲说，“它没事的。去年秋天你也这么说，它不是后来好好的嘛。一旦让他的马蹄子回到绿草上，他就跟回到了两岁时一样。”

过去三四年，斯科特得了肺气肿。我猜是马待的地方不能离海太近，这儿湿气重。他们跟人得哮喘也是一样的，咳嗽，沁汗，难以呼吸。也有可能是因为有太多个寒冬，他被困囿在逼仄的马厩里，只能吃干燥、满是灰尘的粮草。或者它只是老了。也有可能上面说的都是原因。我反正不知道。有人告诉我十岁的弟弟大卫，要把干草弄得潮湿些；去年冬天，从一月头上开始，斯科特就咳得厉害，于是大卫会提着一戽斗的水，洒在我们放到食槽里的干草上。接着大卫就会说，斯科特的咳嗽好多了。我也这么觉得。

“可它终究不是两岁的马了，”母亲又立刻回答，一边穿上她的外套，准备出去喂鸡，“它又老又没用，我们这又不是给老马开的疗养所。我一个人在这儿照顾六个孩子，本身就忙不过来。”

很久以前，父亲的主业是帮人运煤。还是单身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寂寞，有时就会去喝个大醉。二月份昼短夜长，在一家卖私酒的店里，父亲喝酒、谈天、一醉不醒，全然将屋外的冰雪世界抛诸脑后。直到第二天早晨，身体被酒精抽干，他绝望地走到门口，看到马和雪橇就在他昨晚走开时的位置，其实它们全然不必留在那里。雪花像精细的粉末，覆盖雪橇上的煤块，却掩不住它们的黑光。这样的雪不像雨水落下，倒像是凭空出现的露珠，即使是最冷冽之时，它们也来。而那匹马，则在凌晨的冥暗中站成一个鬼影。在他黑色毛皮的外面，昨天的汗液已经结成一层灰白的冰霜，鼻子下面悬着几根微小的冰凌。

父亲无法相信在如此酷寒之下，这匹没有拴住的马，毫无必要地等了他一夜。此刻，马蹄把地上的雪踏得嘎吱作响，结冰的马具下看得到它肌肉的颤动。那一晚之前，父亲从未被世上另一个活物守候过。他把脸埋在马鬃和白霜中，伫立良久。厚重的黑色马毛覆盖着他的脸，颊上凝起冰珠。

这故事他讲过很多遍了，虽然母亲早已听厌。有次大卫坐在他大腿上听完，说他也一样会等的，不管天有多冷、要等多久。母亲说她希望大卫的脑子能正常些。

“行了，我给麦克雷打过电话了，他今天就会来牵它走，”母亲一边说着一边穿上外套，她准备去喂鸡了，“趁你在这儿，我想把这件事了结了。否则我转个身你又走了，那这个冬天我们又扔不掉它了。詹姆斯，给我拎着桶，”她跟我说，“过来帮我一起喂鸡。至少这还不算浪费饲料。”

“等会儿，”他说，“该死的，给我等会儿。”他从窗口猛地转过身来，我看到他的手已经握成了两个拳头，关节又白又冷。母亲指了指几个年纪更小的孩子，摇了摇头。父亲一时不好发作，因为母亲反复告诫他不能在孩子面前骂人，就在他犹豫的时候，我们拎着桶溜走了。

养鸡的地方，去的时候海浪更高了，风也猛烈到我们只能用身体挡着手中的饲料桶，否则饲料就会被狂风卷起，抛洒向苍穹了。渐渐开始下雨，因为风势强劲，雨点打在桶的镀锌铁皮上，砰砰作响；脸上也是一阵阵刺痛之感。

鸡棚里比较暖和，可气味刺鼻，特别是那些鸡都朝我们拥来的时候。其实它们也不能算鸡仔了，都已经是成熟了的阉鸡。母亲养了一个夏天，就是为了圣诞的时候把它们拿到市场上去卖。每年春天，母亲都收来一两天大的小鸡，给它们喂捣碎了的熟鸡蛋和专门给刚出生的小鸡吃的饲料。之后它们会被放养在露天的鸡圈里，直到秋天，它们就要被关在这里长膘。这个品种叫做“浅花苏塞斯鸡”，母亲喜欢这种鸡是因为它们比较健壮，而且很容易增肥。到了这个阶段，它们看上去极为白皙，鸡冠火红，乌黑的眼珠里闪着金光。它们的脖子白到发光，但脖子根部却很夺目地绕了一圈黑色的羽毛。看上去很像是谁照着它们的鸡脑袋泼下白色的液体，因为接触了空气，淌到某处突然神奇地变成了黑色。两处颜色迥异，但光泽相仿，让人想到钢琴的琴键。

母亲在它们中间显得步法非常自如，给它们的槽里填上谷糠，倒上我们带来的温水，而它们也因为熟悉母亲，自顾自地在她身前身后拥攘。要说我喜欢它们，那也只是有时候，而我最厌恶它们的，就在于这一切其实都是没意义的。圣诞之前，它们都会被杀掉，去毛开膛；而开春之后，又会有另外一棚的小鸡，外貌、习性，直到最后的命运，都不会有任何两样。你盘算好了要置于死地的东西，要打心眼里喜欢它是很难的，不过要真心讨厌也一样不容易。而且它们还不止一个，数量一大，就会让人感觉它们就像夏天摘的蓝莓、草莓之类的——成群结队地用它们的方式存活一小会儿，等着被挑选和食用。有点不一样的是那些果子自然而然就会在那里，而对于这些阉鸡我们还负有一些责任，除了怂恿它们暴食之外，还要保持它们温暖、健康、壮硕，以尽早达到可以被我们结果的状态。我父亲见到这些阉鸡就不自在，尽可能地找理由躲开。我的朋友亨利·范·戴肯说父亲会这样是因为他是苏格兰人，这个民族在花草和家禽这些事上从来就不在行，他们觉得这些都是女人们干的活，男人动手是丢人的事。亨利的父亲种花弄草、养鸡养鸭都是好手。

我们正在局促的鸡棚里打转，忽然门“砰”地打开，我们眼见大卫几乎是被风雨吹打进来的。“有个男人开着辆卡车，上面有头老牛，”他说，“他刚才进咱们家了。”

我们进厨房的时候麦克雷就站在门口的那张桌子边上，父亲还是在窗子那里，虽然现在已经转过来背对着窗口了。看情势好像他们两个谁都没有开过口。

麦克雷这个牛贩子今年五十多了，矮小敦实，一张通红脸孔，嘴角叼着根雪茄。他的一双眼睛也很小，还布满血丝。他的裤脚塞在雨靴里，宽皮带是西部风格，棕色山羊皮外套下面穿着一件法兰绒衬衣，领口没扣上，看得见他带些红色的胸毛。他手里有根短柄长鞭，一直在用来敲他雨靴的侧边。他刚刚在大风雨里走了一小段，所以衣服是湿的，因为厨房里的热量，这股刺鼻的湿气再混合了他雪茄的味道，让人觉得颇为难受。这种气味里闻得到不计其数惊恐的牲畜——它们曾被关在他卡车的车厢里，也曾被他推来搡去——还闻得到牛粪、汗臭和害怕。

“听说你这儿有匹快不行了的老马，”他的话绕过他的雪茄传出来，“运气好的话，我还能用它来换点水貂饲料。我开的价是二十加元。”

父亲一言不发，不过那双如同他身后大海一样灰暗的眼睛，让我想到曾经有一回，斯科特拖着的圆木撞上半掩盖着的障碍，疯狂地弹飞出去，猛烈的冲力正好压在父亲的双腿上，拖着他碾了一小段，直到撞在一个树墩上。那树墩几乎被撞得连根拔起，斯科特也被撞得差点一屁股坐下。父亲的双眼那时也灰暗，其中映射出的全是恐惧、痛楚和无声的讶异：惊讶的是自己如此苦厄的困境似乎又是如此的熟悉。

此刻的情形，很像他被我们所有人算计了，包括他的妻子、他的六个孩子和抽着雪茄的麦克雷。大海已经在这扇窗上留下不少伤痕，此刻它又被急风暴雨冲击着，而我们绕着父亲围成一圈，他靠着这扇窗，真的很像是被我们逼得走投无路了。他还是什么话都不说，虽然我知道，此刻他的思维正沿着所有可能供他辩驳的小径飞奔着，但所有的路线又一下被他自己否决，因为他明白在每条路的尽头，都有让他痛心的事实在等着他：“拖延又有什么用？卡车已经开来了，以后不会有更好的机会了；你自己就快走了；它再不会变回年轻了；价格不可能再提了；它可能这个冬天就死了，那我们就什么也拿不到；我们不是在给退休的老马开疗养院；我一个人在这里照顾六个孩子，本身就忙不过来；买饲料的钱该花在你孩子身上；对你来说，难道孩子还没有一匹马重要？你自己走了，把我们留在这儿照料它，不公平。”

他点了点头，离开窗口，朝门口走去。“你不会是要……”大卫说道，可母亲立马打断了他。“闭嘴，”她说，“去，先把鸡喂好了。”然后她好像管不住自己似的说：“至少喂喂鸡还有点意义。”几乎在父亲停下脚步之前，我就知道她已经在后悔添上最后那一句了。我知道她已经意识到自己伸手要抓的东西太多，于是连已经拥有的，恐怕都要全部丢掉了。就像被海水冲刷的那些几乎是垂直的悬崖，你一点点往上攀爬的时候，发蓝的指尖从这个缝隙抓到下一个裂口，突然你见到一根诱人的细枝，就忍不住去抓；就在你伸手的刹那，你心里清楚，很可能这根枝条所寄无物，那里既没有土壤或者植被作为它的根基，甚至很可能这根枝条只是被海浪抛掷起的废物。就在那一刹那，你已经绷紧自己的身体，准备好承受那不可避免的滑落，以及即将到来的疼痛和满身的淤青。不过对母亲来说，这次似乎躲过了这一劫。他只是停了一下，盯着她看了片刻，猛地打开门，迈入了呼啸的风中。大卫僵在那里。

“我想他是去了关牲口的地方。”母亲说，语气出乎意料的轻柔，还用眼神示意我，让我也跟去。等到麦克雷和我走出门口，父亲已经走了一半了。他没戴帽子，也没穿外套，整个人侧着走，像把斜斜插进风口的刀子。他的裤管被风撕扯着，紧紧贴着父亲的双腿。

和麦克雷经过卡车的时候，我忍不住看了一眼那头牛。那是头爱尔夏牛，很大，很老。除了宽阔的肩头以及脖子和下颌上有些樱桃色的斑点之外，它全身几乎都是白的。它套着一个加固了的链式笼头，在鼻圈中穿过两遍的绳子系在车厢地板拴着的一根钢条上，所以牛头也被拽得几乎要贴着地板了。它试图转过身，用背抵挡风雨的抽打，而它庞大的身躯也紧紧地贴在旁边的卡车板条上，跟拴着的牛头构成十分诡异的角度。车厢地板因为雨水掺杂着它自己的排泄物，十分滑腻，每次它想做个什么动作，总觉得它有四脚朝天的危险。这种艰难已经让公牛开始颤抖，肩头的肌肉不由自主地有些小小的抽搐，而一对牛眼也已经在眼窝朝上翻起。大雨和它的汗水交汇，从它的两肋淌下，成了一道道灰色的细流。

“在你身上挂一根像那家伙一样的老二，要不要？”麦克雷迎着风吼道，“这厮不用说日子肯定过得不赖，那玩意儿肯定塞进过不少小母牛啦。好家伙，要是你有那种尺寸，那些小骚货还不整天骚叫着要跟你去小林子后头啊。世上什么都比不过那些小妞，特别是汁水在她们里面咕咕流起来的时候，她们才刚知道那是干吗用的呢。”他志得意满地舔了圈嘴唇，鞭子使劲打了一下他完全湿透的靴子。

牲口棚遮蔽风雨，所以里面显得很宁静。斯科特在第一间隔栏里，第二间是空的，其余就留给了其他牲口。父亲凑上前去，抚着斯科特的鼻子，但什么话都没有说。斯科特则用它的头上上下下蹭着父亲的胸口。虽然斯科特老了，但它依然很强壮，脖子的力量眼见着就要把父亲顶离地面，顶到马厩的墙上去了。

“行了，时不我待啊。”麦克雷说着就解开他的裤子拉链，在隔栏后面的小道尿了起来。

牲口棚里很闷热，很安静，动物和干草的味道几乎是香甜的。只有麦克雷小便的声音打破寂静，而那上面隐约升起的水汽也毁了此时的情景。“啊，真是舒爽啊，”他说，拉上拉链，膝盖一屈，就朝我们走来了，“来瞧瞧，看是个什么玩意儿。”

他用背顶着斯科特，几乎是把斯科特背了起来，把它从隔栏这头送到了那头，然后他从马的身侧走到父亲站的地方。他检查斯科特只花了一小会儿，我猜他大概也没指望能换回多少水貂饲料。“你这笼头不错，”麦克雷说，“我再给你加一块钱吧，反正你以后也用不着了。”父亲盯着他，似乎过了好久才点了点头，动作小得几乎察觉不到。“那就这样，”麦克雷说，“二十一加元，这笔买卖就算数了。”父亲接过钱，还是一句话不说，打开了牲口棚的大门，头也不回地冒雨朝家里走去。我不知道我还留在那里干吗，便也跟了上去。

屋子里几乎没有一丝声音。母亲去炉灶那里开始洗她的茶壶，而后又把水壶移到这儿移到那儿的。屋外，麦克雷把卡车发动了，我们知道他要把卡车倒到牲口棚旁边的山坡上。他刚购置的新货从那儿装车比较容易。然后除了水壶的嗞嗞声，又万籁俱寂了。水已经开了，应该有个人去把水壶从火上端开；但谁也没有动。

随后，好似被一种奇诡的力量所吸引，我们每个人都挤到了窗口，啊，没错，卡车不出意料地倒上了山坡，麦克雷进了棚里，手上还拿着他那根鞭子。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牵着斯科特。

走出牲口棚时，斯科特差点绊倒，不过很快又恢复了平衡。人和马爬上小山丘的时候，都把脸扭过去，避开强劲的雨势。斯科特静静站在那里，看麦克雷放下卡车的后挡板。挡板放下之后，就在山坡和车厢间构成了一个小小的坡道，麦克雷抓着笼头的牵绳先登了上去，等不及似的拽了几下。斯科特的一个马蹄踏上了挡板，或许是臆想，但我觉得我听得到马蹄砸在那块湿板子上的空洞的声音。就在那一刻，它迟疑了，收回它的腿，定在了那里。麦克雷用力拉了一下绳子，毫无作用。他又拉了一下。他走下来，站在挡板的中间，伸手揪住笼头往上拽。我们看到他的嘴唇在动，要么是哄斯科特，要么是在骂人，或许两者都有。他此时正对着风向，雨水顺着他的脸汩汩淌下。斯科特还是一动不动。麦克雷走下车来，引着斯科特在湿草间绕着大圈，他越走越快，速度不断累加，以至于他和马都像要奔跑起来一般。雨帘斜斜地挂着，他们在雨帘之外，模糊得如同一部严重失焦的黑白电影。突然，麦克雷速度不减地跑上了坡道和车厢，几乎是快步小跑的斯科特就跟在他身后。可就在马蹄接触斜板的刹那，斯科特一下子停住了。绳子瞬间绷紧，本来一路前冲的麦克雷被猛地向后扯去。他撞上牛的身侧，地板上满是泥泞，麦克雷弹开之后哪里站得住，跌进了车厢里湿漉漉的污秽中。我们还没来得及担心他是否受伤，麦克雷又站了起来。他满脸的怒容，身上全是牛粪，褐色的水流一道道淌下来。他挥起鞭子——他居然连摔倒了也没有丢掉它——狠狠地在斯科特的双眼间劈下。后者正僵直地立在后挡板上。斯科特摇了摇头，好像有些恍惚，退了几步又到了湿草中，牵绳就拖在它身后。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窗后的我们其实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想到我们正在干的事情后又莫名有些难堪，好比是逮住自己做了什么可耻的事。是大卫唤回了不知该作何想的我们。“它不会走的，”他说，又几乎要吼起来，“它就是不会走的，永远不会。它是好样的。现在那男人抽了它，它铁定不走了。它永远不会走的，留下它吧。”他冲向父亲，一把抱住他的双腿。

这时门猝然打开，麦克雷愤怒地站了进来，鞭子还拿在手里。因为那次摔倒，他的衣服到现在还是湿透的，褐色的水珠滴下来快连成线了，全落在母亲的地板上。他说话的时候脸都快紫了：“除非五分钟之内把那匹操逼的马给我弄上车，否则咱这交易就算黄了。你们要想再找个人付那么些钱，就为了那个屁用没有的老杂种，你们他妈就等到猴年马月去吧。”

我就感觉世上所有想象中最坏的事情全部降临了。只不过和我之前料想的全然不同。那可能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成年人的生活会多么艰难，而且做一个成年人也可能是非常可怕的事，我一下子自私地担心起来，不止是为了那一刻的我，也是为了多年后的自己。因为我不知怎么总以为在女人、孩子面前，或者甚至在某些男人面前，要是有人说这种话，会见到天崩地裂、电闪雷鸣，或者至少人们会惊恐万状，双手捂住耳朵大声尖叫，又或者这个坏人侥幸没有变成石头，那也逃不过某个四肢匀称的正义英雄的制裁。但现实中这些一样都没发生。唯一的变化是父亲眼中那能降下雷雨的乌云越发阴沉，母亲的脸也憋得通红。而或多或少让我震惊的是，除了斯科特不愿上卡车之外，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说真的，所有的事实依然简单到残忍：斯科特老了，我们很穷，父亲没几天就又要走了，这个少了他的家里，是不是还有斯科特，就全看他了。这情形似乎跟母亲多年来保护她的子女不受“脏话”侵害很像，因为终有一天，不管她愿望如何，“脏话”就这样带着可怕的真实感，呈现在我们面前。我还在想着这些事情，父亲已经从麦克雷身边走了过去。地上褐色的水潭不断蔓延开来，麦克雷站在其中像是个由恶臭水潭培养出来的巨形植物，而这些污水也是他自己带来的。

本来麦克雷进门的时候，大卫已经放开了父亲的双腿，这时见父亲要走，好似要鱼跃去扑住他。不过我拦住了大卫，用近似于母亲的声音，说了句母亲的话：“我们去把鸡喂完。”我觉得我的声音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的手抓着大卫的胳膊，此时用了用力；麦克雷的身躯并不瘦小，堵在门口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们几乎是从他身侧挤出去的。

屋外，迎着凌厉的风雨，父亲径直走向斯科特。后者有些彷徨之态，背对着风，任牵绳在脸前晃着。他见到父亲，竖起耳朵，用马嘶表示认出了来者。父亲的湿衣服贴在身上，显得格外纤弱，他拿过牵绳，大步走开，那匹马就急切地跟了上来。他们的动作让人觉得是一条小拖船领着巨大的航海货轮入港，区别就在于，父亲和斯科特不论是分开看，还是作为一个整体，都不容置辩地活着！走到挡板处时，这次轮到父亲犹豫和畏缩了，他的脚碰到挡板似乎就收了回来。可斯科特全然没有犹豫畏缩，马蹄和湿的硬木板接触，传来充满坚定和信心的声音；马头几乎要顶到父亲的腰背间，他是如此急切地要跟着父亲，全然不在意他们的下一步是落在什么地方。

自我记事起，斯科特就是跟着父亲的，而在我的想象中，他们应该向来如此。矿场地下的黢暗洞穴里，它就不管不顾地跟着父亲。干燥时，蹄铁与小道和石子能蹭出火花；也有潮湿的时候，他们俩就前行于齐膝的水中，水花间的落脚处，他们其实也看不见，全凭感觉。身后是运碳车的轰鸣，这本是斯科特拉动的车子，可动势一起，斯科特若有半个趔趄，就会被车轮碾过，只留下一具血肉模糊的骇人尸体，等着被拖上地面，聊作回旋鸥鸟的盘中腐肉。出了地底，它也跟着父亲，夏火炙烤下，双腿间和马轭下的汗液都被搅成了泡沫，星星点点的白光就这样飘落在它闪亮的黑袍上。在冬天，它也跟着父亲，穿过刚刚结冰的沼泽，一队圆木时而噼啪作响，时而尖声呼啸，就逶迤跟在后面；它喘着粗气踏破晶莹的冰雪，马蹄上方的矩毛处被割破，于是洁白之上，就留下了一串带血的孔眼，是它紫红色的行迹。又是冬天，换成雪橇上如山的煤块，它还是跟着父亲，有些路段风力过强，积雪吹散，地面光秃秃的。它蹲下用劲，肚子都快碰到地面了，行进时呻吟着猛烈地朝两侧摆动，为的是让雪橇往左往右平移，它懂得，要往前走只得如此，否则雪橇是根本不会动的。

父亲还在系马的时候，麦克雷就急步从我们身边走过，砰地甩上车厢后挡板，插上固定它的插销。父亲从车厢侧边翻下来，麦克雷已经蹬着踏板进了驾驶室。引擎一吼，卡车向前一窜。草上留下两道车辙，就像两条巨大的鼻涕虫爬过留下的黏液；尾气滞留在空气中，味道很重。道路在最低处有个拐角，卡车转弯的时候，斯科特想回头看，但绳子系得太短，它转不过来。大雨如同无数被风吹斜的珠帘，整片整片地泼下，我们知道那边发生着什么，却根本看不到。只听得引擎远去，两条湿湿的车辙留在草上，尾气上升在空中。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大卫并不在我身边，而问题浮现的时候，我也已经知道答案了，于是向喧哗的鸡棚快步跑去。

一进鸡棚，我就发现很难看清什么，呼吸也很困难，同样困难的是相信这么小的一个孩子，居然能在转瞬之间造成这么大的破坏。浑浊的空中包罗万象，有从地板上扰起来的各种灰尘，有扯碎的稻草，还有小小的白色鸡毛，沾了红点，在空中飞舞、沉降、旋动。很多阉鸡都满身带血或是饱受重创，它们受了惊吓就想飞到旁边，但又笨拙，往往会在空中和同伴撞到一起。平日里给它们喂食过多，它们的身体对于孱弱的、如同摆设一般的翅膀来说实在是太重了，几乎很难起飞，经常踉跄个几尺远，就摔瘫回地面，振起一些尘土。它们的叫声里全是惊恐，让人感觉和它们的飞行一样怪异，就好像它们完全演不了这个强加的角色似的。大多数的鸡已经奄奄一息，垮在地上，被灰尘和血污覆盖，就像一团团用来擦去血迹的灰色报纸，让人哀伤。它们身上的光泽永远地暗淡了。

大卫在这其中如同一个血迹斑斑的狂舞托钵僧，几乎是没有意识地朝四面八方挥舞着他的斧子，如同是被蒙住了双眼一般。灰尘落在他脸上，因为潮湿，就留在了那里，而泪水又在这片灰色中划出两道细细的痕迹，就像两条没有目的的寂寞的小河。一根小羽毛黏在他的额头上，他咳嗽的同时也在抽泣。

父亲出现在门口时，他好像才意识到他不是一个人。精疲力竭之时，他最后一次举起斧子，扔向父亲。“杂种！”他的骂声好像是对麦克雷小型的、拙劣的模仿，然后大卫就从我们身边窜出门去，差点撞上从雨幕中走出来的母亲。他扔斧子时已没有多少气力，斧子毫无威胁地从墙上弹下，落定在父亲的脚边，上面有水，有血，有羽毛和始终没有掉下来的肉末。

我为这些阉鸡伤心，现在它们是如此残毁和无用地躺在那里；我也为母亲伤心，她为我们所有人在这些阉鸡上花费了太多心血。但我不知道此刻我该做什么，该说些什么。

我们从那个伤心之处离开时，刀割般的海风吹来，其中又新添了几许愤恨，它似乎要将我们吹离地面，扔出云外去。你身前的衣服被紧紧压在身体上，所以裆下已经冷得失去了知觉，而身后那个翻腾的气球也在不懈地拉扯着你的背脊。你只有转过来或者低头时才可能喘气，否则呼出的气会不由分说地被吹回你的肺里，于是你的喉咙会抽搐、作呕。现在大雨中已经夹杂着会刺螫你皮肤的冰雹，然后又迅疾演化成了今冬的第一场雪。你眼前的雪阻隔了一切，其实它从海上奔袭而来，但在这一片洁白的飞旋中，大海已经消失了，而它这种隐形的近在咫尺变成一个深沉的男低音，轰鸣、嘶吼，跟作为男高音的风声交缠在一起。你几乎成了一个不能动弹、不能呼吸的盲人。还好只是“几乎”。每次你转一下头，弯一下腰，你还是能稍稍活动和呼吸，或者听到和看到一些东西。这的确不算什么，但是你也只能珍惜你所拥有的那一点聊胜于无了；你的脚趾会下意识地蜷起来，好似它们正努力要抓住你脚下的土地。

我停下脚步，从风吹来的方向别过头去，看刚刚走过的路。我的父母在那里，被风吹在了一起。他们也不再前进，只是站定了试图不被吹动。他们侧过身，面对面倚向对方，肩靠着肩，就像三角屋顶那两根对接的椽木。父亲的臂膀绕上了母亲的腰，母亲也不像我以往看到的那样，将它们移开了。她的手反而抬起，将珊瑚梳子从她厚重的发髻中取了下来。我从没见过母亲的头发究竟有多长，现在它舒展着一直垂到了地面。那乌黑的长发被狂发扬起，与落在头发上又融化的雪花一样散射着光芒。长发包裹起了父亲的脑袋，而父亲也将脸埋入那厚重的黑暗中，又将母亲搂得更紧了些。我想他们会在那里站很久很久的，依靠着彼此，顶着凛冽的风雪，任脸上结起冰霜。看起来我应该让他们单独待一会儿，所以我转过来，走了一步，又走了一步，每次都向前一点点。我想我还要去找到大卫，可能他会明白的吧。

黑暗茫茫

一九六〇年，六月的第二十八天，是我得拯救的日子。早上六点整，我醒来，意识到今天是我的十八岁生日。传来天主教教堂的钟声。每周日的礼拜我还是会去的，但心里已经不太情愿。“好吧，”我告诉那钟声，也告诉自己，“至少从明天起你再也扰不到我了。”不过我没有动，静静躺了一会儿，仰头，窗外杨树叶窸窣作响，轻柔自在；这是新斯科舍的早晨。

如此重大的一天，我没有着急起床，至少一部分原因是我又听到了另外一个声音，与教堂钟声那低沉庄严的节拍大相径庭。父亲不规律的鼾声，呼呼作响、粗嘎刺耳，带着湿气从隔壁传来。虽然我只能听到他，但在我脑海中，与眼见无异。他必然仰面躺着，渐渐稀疏的铁灰色头发散乱在枕头上，他深陷的脸颊，甚至他乌黑的眉毛都会随着他杂乱的呼吸而起伏。他的嘴巴一定微微张开，嘴角有细小的唾液泡沫鼓起又见破碎。不出意外，他的左臂甚至左腿会甩出床沿，搁到地板上。从他的姿势判断，好像父亲已经在睡梦中预防了任何不测，碰到意外只需向左稍一侧转，再挺直身子，他就已经立在床边了。他的身体总有一半接触地面，严阵以待。

我们家里父亲总是起得最早，我想，再过那么一会儿他也就该起来了。他会像被谁掐住了脖子，倒吸一口气，鼾声也会随之戛然而止。然后隔壁会传来悄悄走动的声音，接着，那扇歪斜的门会被推开、关拢，父亲会穿过我的房间。他一般左手提着鞋子又同时揣着裤子，而右手正试图系上纽扣，拴起皮带。自我有记忆起，父亲走过时一般已穿戴完整，只剩纽扣、搭钩之类他不擅长的环节了，因为在他以前干活的小矿，一枚炸药从他伤痕累累的右手夺去了食指和中指。不过对剩下的手指，他也期望不高，只求能“拿捏拨扯”、系纽扣、拴皮带就行；而这些任务它们也尽己所能，但总有种胡乱摸索的绝望之感，让人难以放心。三根手指时常显得勤勉有余，但它们自己好像也觉得有些力不能及了。

经过我房间的时候，为了不吵醒我，父亲会走得轻手轻脚，而我会闭上眼睛假装睡着，让他自以为得计。等他下楼生火之后，我和母亲会稍待片刻，然后用咳嗽声试探交流，确定谁是下一个起床的人。如果我咳了，示意我醒着，那么就该我随着父亲的脚步下楼；若是我不做声，那几分钟之后母亲也会从我房里走过。这时我会第二次闭起眼睛，但我一直觉得这招对母亲不管用；她不像父亲，我总感觉真睡假睡之间的区别她心里是十分有数的。而玩这些把戏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并不光彩。不过今天，我想，这是最后一次，我希望他们都比我先下楼梯。因为今天我有些自己的事情要办，而我拥有的时间也很短：父母下楼之后不久，我的七个弟弟妹妹也都要起床了。

他们此刻正睡在走廊对面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两个大房间，一般我们就叫“女孩房”和“男孩房”。前者住着我的妹妹们，玛丽十五岁，朱迪十四岁，凯瑟琳十二岁，伯纳黛特三岁；另一间房里的丹尼尔九岁，哈维七岁，大卫五岁。他们的世界有大不相同的光景，很是其乐融融，常传出掩不住的嗤笑声，随兴演起的哑剧，以及压低了声音的枕头大战，他们入睡时，被窝里会有经常易手的漫画书和他们偷带去的饼干的碎屑。而“我们”这一侧就不一样了。两间房，只有一扇门，正如之前说的，父母出入都要经过我的房间。这样的结构的确是不尽如人意，父亲曾提出过要从门廊往他们房间开一扇门，然后将连通我们房间的这扇不合格的歪门彻底废置。但父亲大概也曾计划要将各房间的房梁和拱肋封掩起来，这后一件事同样也没有动静。冬天最冷的早晨，你抬头就能注意到银色的钉帽结起了霜，还能在寒冷到清澈的空气里看见自己的呼吸。

睡在走廊这一侧，让我自觉特别成熟，全然不属于弟弟妹妹那个隐约满是欢声笑语的世界。这大概跟我比第二年长的同辈还大三岁有些关系，当然将我跟他们分隔开的还有其他种种原因。我们都曾有一段时光睡在父母房间的婴儿床里，因为我最大，是最早搬出来的，所以就住到了旁边的这一间。他们将我放得如此之近，或许是因为我是他们第一个孩子，没有照顾婴孩、幼童的经验，所以更紧张些，担心得也更久。所以，自打我记事起，就已经独自躺在这张床里了。我之后是三个妹妹，与我最近的弟弟，丹尼尔，跟我差了九岁，已经算是难以逾越的鸿沟了。那时，父母似乎觉得没必要让丹尼尔跟我睡，或是让我们兄弟一起搬到对面去，可能是他们听惯了墙壁另一侧我的呼吸声，或者他们知道我知道很多事情，也了解他们的习惯，无奈只得信任我，把我看做他们的同辈，抑或更亲密些，当做他们的朋友？半夜醒来听到父母在隔壁做爱是件诡异而寂寞的事情，你甚至数得清来回的次数。然后你又会想到，他们其实知道你知道，但他们真的不清楚你知道多少。另外，你在揣测他们是什么时候知道你知道的，同样他们也在琢磨你是从何时起开始懂得了这些事情。过去四五年，我躺在那里，任情欲如海潮般冲刷我，除了那段肿胀的肌体，我还有其他的困扰，比方说同情父母必然会有的尴尬，也为我们家中那体无完肤的“个人隐私”而觉得可悲。当两人知道他们性生活的第一个成果正在几尺外收听实况，恐怕要再继续也很不容易吧。而且，我猜测，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他们并不知道我已知晓。

是七年前爷爷告诉我的。那时我十岁，爷爷八十，春日融融，他一下午都在镇上的酒馆里，喝酒吐痰、拍桌子捶大腿，矿里伤残了四肢的朋友们抽着烟斗，爷爷的脑袋始终笼在烟雾里。当我背着包经过酒馆大门时，爷爷喊住我，如同我是辆小出租车，说他想回家。于是我们穿街过巷往回走，老头虽然脚步不稳，但奇怪的是腰板依然挺直，我在旁边就显得瘦小而窘迫。爷爷要我走在他旁边，但绝不许我动手扶他，因为那样会伤害他的尊严。

“我完全能自个儿走回家，詹姆斯，”他说话时也不低头，只有目光越过鼻尖和海狮胡落在我身上，“没有人在带我回家。我只是找个路伴儿而已。所以我走在这边，你就走你自己的，我们就像两个朋友出来散个步。不对，不是像，就是。”

可等我们绕进一条小巷，他就左臂撑着一幢房子的石头外墙，将额头抵在小臂上休息起来，右手开始摸索他的前襟。他这么站着，头顶着墙壁，脚离开墙角两英尺，活像几何课本里直角三角形的斜边。鞋子还踩在自己的尿液里，他就开始朝石墙里嘟囔，说他爱我，说他虽然那时藏在心里，但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很爱我。

“你知道吗，”他说，“你妈不当心有了孩子的时候，我有多高兴啊，高兴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你奶奶那时可生气了，你外公外婆就知道哭，在那里绞着他们傻了吧唧的两双手。每次碰到他们，我都低头绕着走。我知道我该求老天宽恕，但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求神拜佛想要的结果啊。听到这事，我说：‘行了，他现在只能留下来娶她啦。因为他就是那样的男人。然后，他会接我的班，也算完成了一桩心愿。’”

这时，他的头从左臂上滑落，摇摇晃晃之中猛地转过来差点撞在我身上，好像刚知道我在他旁边一样。“天呐，”他一副受了惊吓的样子，“我这个自私的老糊涂蛋！我都干了些啥呀！刚刚的话当我没说过！”他一开始抓我肩膀太过用力，后来松开了些，可一路回家他那只大手都搭在我肩上，始终没有拿开。一入家门，他立马瘫进最靠门的那张椅子，几乎要哭出来：“我是不是告诉他了……我是不是告诉他了……”比他年轻十岁的奶奶突然警觉起来，马上走近他逼问：“你告诉他啥了？”而他抬起双手，又任由双手跌落回大腿上，似乎在说事情已不可挽回。“你知道的。你知道的。”他似乎真的吓坏了。

“回家去吧，詹姆斯，”奶奶的语气平静温和，虽然我知道她心里肯定气坏了，“这人上了年纪，你不用睬他。他这一辈子都没弄明白什么时候该闭上嘴巴，什么时候该拴起裤子。”我转身离开的时候，注意到他之前撒了尿还没拉上拉链，内裤都没扯正。

之后这件事再没人提过，但爷爷奶奶一个如此惊恐、一个如此愤怒，我就知道那一定是真的，因为若不是真事，他们的反应从来没有那么激烈过。于是，我就不再去探究真伪；而有了这层额外的讯息，躺在那里听见你弟弟妹妹“从无到有”的声音，就更奇怪了。一来是你好像也参与了这个过程，二来是你知道你自己的起始是不同的，至少不是在那张床上。我想象过相片里老式车的后座，被拆除的舞厅背面的草坡，或是海边的沙滩。我总愿意相信，怀上我对于他俩来说是不同的，那时曾有欢欣，而不只是无动于衷的释放。但我们每个人估计都愿意自己是爱的衍生，而不只是添置的必需品，都希望在那次勃起之前，是和睦与满足。当然，我的想象恐怕和事实不符，就如同我对很多事情所做的揣测一样，或许我对他们当下的感受也一无所知，更不用提彼时的情形了。

但今天以后，或许这些事我再不需要费神了。我如囚徒般从小到大都拘禁在布雷顿角岛上这个污浊的煤矿小镇，终于，这一切都能抛诸脑后了。我认定世上任何地方都好过这些破败的煤矿、这些烟黑色的屋舍，特别是近几年来，这些想法在我心中愈发鲜明。它似乎跟我对性的渴望同时兴起，与情欲相仿，只要第一波浪潮涌来，就只会随着时光推移，与日俱增。我一定不能成为第二个父亲，我一定不能和此时在楼下的父亲一样，盖个水壶要乒乓作响，好似他有什么急事，有什么地方要他急着赶去。只不过，他其实无处可去。我也不能变成爷爷，他九十多了，老态龙钟，每日只是坐在窗前祷告，偶有清醒的时刻，想起的也只是他自己在矿上的壮举。他喜欢讲的故事里，总有他与父亲立的木桩如何挺直；当然，时过境迁，矿下他建的那些巷道都快坍塌了，那时他六十二，父亲二十五，而我还没出生。

爷爷退休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出过力的那些大矿，虽然在他的回忆里如此诗情画意，但实际上都已停工。三月初以来，父亲也没有再干活，而且他自己不愿待在家里，所以见到他更让我们每个人都难以放松下来。特别是正值暑假，屋子里人声鼎沸，这种紧张感更被加剧，无处可以排遣。今天一早，听他来回走动、大声地摆弄着炉盖，假装他不得不如此，假装他正手忙脚乱因为哪里正需要他，我就觉得和父亲之间隔着一道辽阔而潋滟的海湾；同样遥远的还有那个初为人父的他，会让我骑在他肩膀上，带我去杂货铺买冰淇淋，去看我看不懂的棒球比赛。他还会带我去矿场让我摸摸那里的马，甚至让我坐上那宽广柔和的马背。我们靠近的时候，父亲会跟马儿轻声说话，让它们知道我们的方位，这样他伸手触碰它们，马儿才不会受惊吓。这些马都是看不见的。它们在矿下劳作过久，已经不识光亮为何物，而后，黑暗的工作环境也成了它们的整个世界。

可现在，即使父亲空闲下来，他也不会再和弟弟妹妹去做这些事情了。他老了，头发也白了，除了右手少掉的手指，有一次，钻头失灵，在他发际线处留下一道伤疤，一直延伸到右脸，如同一道凶残的闪电。晚上，我听到他的咳嗽和大声喘息，都是因为煤矿在他肺里积下的岩粉。他在恶劣的煤矿里吸了太多恶劣的空气，这些咳嗽或许也表明，他的寿命怕是不会太长了。走廊对面的弟弟妹妹，等到他们也十八岁的时候，怕是不能像我一样听到他摆弄炉子的声音了。

我最后一次仰面躺在这里，想起在地下第一次趴在父亲旁边。那是一个海底的非法小型煤矿，父亲从前一年的十一月开始在那里干活。学期结束，我就去找他，跟他一起干了几个礼拜，我们结束的时候，那个小矿也最终关掉了。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在那里干活我还挺自豪的，爷爷难得清醒，说：“一旦开始，你就停不下来了。地下的水你喝上一口，就会一直再想回去喝。那种水会渗进你的血液里。我们的血管里都有。我们家从一八七三年开始干煤矿一直干到现在。”

那个小矿付的工钱很少，装备和通风都很糟糕，而且因为本身就是非法的，也无任何安全规章可循。第一天，我们匍匐在煤块和页岩碎片上，水从我们四面渗出，又好像要渗进我们的身体，而且只要我们不像鼹鼠一般向前爬行，寒气就立马侵入骨髓，从不留情。那时候，我真觉得自己很难活着出去了。我们先要用钻帮和钻头，再用炸药，最后是镐头和铲子，开采一条很窄的煤层。我们爬行的矿道不足一米高，而父亲早已练就成机器一般，只顾往后铲着煤，而我也干不了什么，只是遵照父亲的嘱咐，不去担心巷道会塌下，不去害怕老鼠蹭我的脸，不去管我的腿、肚子和蛋蛋因为浸水都已经没了知觉，也试图忘记因为粉尘我几乎没法呼吸，而即使呼吸到了空气，那也是二手的了。

有次我感到一样什么东西从我身边呼啸而来，在我灯的光亮中见到父亲的扳手在我头顶画了一个弧，砸在我身前一臂远的地方，吱嘎一声异常尖利。于是我就看到这只躺在我眼前几英寸的老鼠。它的头已被砸碎，溅在煤块上扳手上，却还在兀自呻吟。而它抽搐的两腿间，淌出一股黄色的尿液，虽然转眼就流尽了。父亲撂下扳手，拎起还未死透的老鼠的尾巴，粗暴地将它朝后甩去，我们就听到它在墙上弹开，又啪的一声落进水里。父亲咬牙切齿地骂了句“狗娘养的脏东西”，接着把扳手在墙上抹了抹。我和父亲都不再动，躺下休息了一会儿，两个人一同在黑暗和潮湿中抵受寒意。

说起来也奇怪，我有时分不清为何我一定要离开，是我真的深恶痛绝此间的万事，还只是因为那个煤矿都已经不在，而尽管其糟糕如此，或许去一个你厌憎的地方也好过无处可去。也正是这一点让父亲越来越紧张，因为多年来，他一直把自己的身体当做一辆开足马力的汽车，而现在，伤损累累、行将报废，这副躯壳的用处也所剩无几了：除了性爱，他只会去海边或山里散步，而那与其说是散步，不如说往往是全身紧绷的疾行。等散步也不管用了，他就靠朗姆酒让自己失去知觉，而后朋友们会带他回来，一进厨房门就把他扔在地下，任由他双腿还交缠着被自己压在身下。我和母亲再半背半拖，将他运到饭厅另一头的楼梯口，然后心里默数，把他一级一级地搬上十四级台阶。这些步骤也不是每次都能完成的。有一回，他一拳击碎了饭厅的窗玻璃，挥舞着他那依旧攥紧的拳头，猩红的鲜血甩得到处都是：地板上、墙纸上、窗帘上、餐盘上、傻气可悲的玩具娃娃上、涂色书上和餐桌上一本《远大前程》上；整个饭厅变成了我和他的摔跤场。当他终于被制服，拳头也松开了，我们还得毕恭毕敬地请他再握拳，好把鲜红到刺眼的碘酒泼进他的伤口里，同时用镊子寻觅碎玻璃的银光。那时我们都祈祷，包括他自己，希望肌腱没有坏，也不要有感染，因为那是他唯一能用的手了，在凶险莫测的汪洋里，我们所有人都是那只手上岌岌可危的乘客。

有时候他喝得实在太醉，我和母亲没法把他弄到里间，就只好把他留在我的床上。在他挥舞的拳脚和吼出的污言秽语中，我们竭尽所能，希望至少能把他的鞋子脱掉，把他的衣领、皮带、裤腰解开。这样的日子，我只能整夜躺在他的身边，忍受着朗姆酒令人作呕的黏稠、甜腻的气味，耳朵里都是他难以辨认、不成语句的梦话，以及他忽高忽低的呼噜声和喉咙里的痰所引起的骇人抽噎。有时他还会出其不意向两侧挥开手臂，有次他的小臂正中我的鼻梁，顿时眼泪和鼻血同时涌出，我只有将床单塞进嘴里，才把已经冲到嗓子眼的嚎叫又堵了回去。

可所有的风暴都会消减成几阵强风，又终归于平静。或许没有风暴和强风，我们便得不了任何平静，又或许平静一定要前者的铺垫，才显出它本来的面貌。所以，他有时半夜一两点钟醒来，我会感觉到那种无可比拟的宁谧如同静穆的大海，也只有在那种时刻，我依稀辨出那个让我骑在肩头的男人。我会起来，在这安睡的屋子里，走下楼去给他倒杯牛奶：醉酒之后舌头厚重，喝口牛奶会好些，喉头的燥热也能缓解。他会说谢谢，说他很抱歉，我会说没事，告诉他真的没什么好抱歉的。他说他抱歉的是他总是这副样子，抱歉他能给我的这么少。但他又说，既然他不能给我什么，他也会努力不向我索取。他说我是自由的，我不欠父母任何东西。可能这番话就已经是很慷慨的赠予了，因为这里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至少曾经有活干的时候，很早就会去工作，并不是每个人都上得了高中，更别说高中毕业。或许，不算他给我的生命，让我完成高中学业已经是他的馈赠了。

不过这些也已经过去了，我想，这里的生活和曾经的高中。这个念头让我一下子变清醒，意识到我刚刚是不是又睡着了。因为虽然我觉得自己一直在注意着，但很显然母亲已经穿过房间，在楼下准备早餐了。今天，这最后一天，至少我不用装睡了，对此我还是感激的。

我迅速行动起来，拿出藏在床垫下面的一个破旧的背包。这个包是父亲年轻时用的。“那个旧背包我什么时候用一下行吗？”几个月前，我尽力用随便的语气问他，好比我的准备工作是为了一个无趣的野营。“随便啊。”他答得很平和，一副并不在意的样子。

我安静地整理行囊，用我的圆珠笔给所列的事项打钩，我本来枕头底下有个信封，条目都写在它背面。四条内裤，四条长裤，四件衬衫，一块毛巾，几块手帕，一件华达呢的外套，一件塑料雨衣和一个剃须套装。只有最后一样是新的，从来没有用过，吉列生产的最便宜的一种。我之前用的都是父亲的剃须刀，因为多年不换，不仅有些损坏，还泛着铜绿。如今算起，我用它也很多年了，有时甚至用得过于勤奋，因为细究起来好像我的胡子长得并没有那么快。

下楼的时候对面两个房间还没有动静，对此我更是感激得不得了。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去道别，也因为心里没底，所以希望在场的人越少越好。但谁知道呢，或许我告别起来很在行也说不定。我把背包放在第二级台阶上，让它不至于太过显眼，然后走进了厨房。母亲在灶前忙着，父亲背对着厨房，望着窗外。那里能见到的，有青灰色的煤渣堆、只剩骨架的废弃卸煤车，以及波涛滚滚的大海。见到我他们并不惊讶，因为平常就是如此，我们三个人，安静的早晨。不过我今天必须集中精神，在只有我们三个的短暂间歇里，把要说的话说完。“我想今天就走了。”我尽力把这话说得随意。只有母亲拨柴火的节奏略微改变，表示她听到了，父亲依然站在那里，望向窗外的大海。“我觉得，我现在就走吧，”我补充道，我的声音越来越轻，“不用等他们起来了，这样更容易些。”

水开了，母亲像在拖延时间一般，把水壶移到灶子后面，转过来问：“你要去哪儿？盲河镇吗？”

母亲的反应与我预料的太过不同，以至于我莫名有些麻木。我不知为何觉得她会吃惊，会讶异，甚至错愕，但她完全没有。她提到的盲河镇，是安大略北部众多铀矿的中心，我脑海里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它。母亲似乎不但知道我要离去，甚至还给我安排好了路线，指定了终点。这让我想起在学校读到的，狄更斯的母亲如何支持他去鞋油厂工作，以及他自己对此的看法。他母亲所拥护的人生在他看来是如此可怖，而且与他自己向往的人生相比又是如此的不堪。

父亲从窗口转过来，说：“你今天刚满十八岁，也许，再等等看吧。也许马上就有活儿了。”但从他眼里我见不到他说这些话有什么底气，因为他也明白，等待中百无聊赖已算是好过的，其中还有绝望无助才难熬。父亲的反应也让我莫名地失望和愤怒，因为我总觉得他们会歇斯底里地挽留我，而我则要表现得坚定决绝。

“有什么好等的？”我问了个没有意义的问题，而且我也知道答案是明摆着的。“你为什么要我留在这儿？”

“你会错意了，”父亲说，“你要走的话，你当然是自由的。我们没有要求你，更不会强迫你做什么。我只是说，你也未必‘一定’要现在走。”

突然，“走”这件事变得刻不容缓，因为看情况，只会越来越糟。因此我说道：“再见了。我会写信的，但不会是在盲河镇。”最后那小半句话几乎是下意识地想取笑一下母亲。

我去拿了背包，重新穿过屋子，出了房门，甚至到了大路上。父亲一直送我到外面的大门口，母亲说：“我本来还打算今天做个生日蛋糕的……”她犹豫着不往下说了，未完的句子飘散在早晨的空气里。她在试图弥补之前的话，拼命要把话题转回到我的生日上去。父亲说：“你该去那边家里看看，你要是下次还回来，说不定他们就不在了。”

走去“那边家里”不过半个街区，从我记事起，一直是爷爷奶奶住的地方。不管我们当中有谁遭了些风吹雨打，总可以把那里当避风港。父亲说他们不会永远等在那里，突然指出了一件我从未真正想过的事情。那幢老房子因为年复一年的煤灰而变得黑黢黢的，我沿着陈旧的大街向它走去，只顾虑脚下积灰的路面和填满煤渣的坑陷，心中有些惶惶不安。这时还不到七点，我就像早起的送奶工，只不过我没有牛奶可送，只是挨家挨户在他们安静的门口放下告别。

进了屋子，爷爷在窗边抽着烟斗，用他扭曲的手指拨着念珠，他那两双手受过的大伤，怕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他越来越聋也有一段时间了，我进门之后把门关上，他都没有转过头来。我决定不从他开始。要是先找他，那就意味着要大喊大叫，不断重复，我估计我此刻没有这个心力。奶奶跟母亲一样，也在灶旁忙活。她身材高大，头发花白，虽然快八十了，体态依然威严。她的手有力到几乎不像是女子，而且虽然不胖，却一直显得很魁梧，腿脚也很灵便。这把年纪了，她还是来去轻捷，耳聪目明。

“我今天要走了。”我说得尽量简洁。

她又加了把劲拨了拨柴火，回答我：“也好。这里谁都没活干。这里向来就这样。”

奶奶说话从来没改掉她年轻时盖尔语的口音，而且喜欢用事不关己的第三人称，我一直跟她说，要她革新。

“詹姆斯，你过来。”她说着，把我带到食品储藏室。她以令人惊叹的敏捷身手，爬到一个椅子上，从碗橱最高层取下一个年代久远的大糖缸，上面还有裂纹。里面有些裹在灰尘里的明信片，几张褪色的、一碰就像要粉碎的黄色的工资单，还有两封信，用根鞋带绑着。明信片和工资单上的地名纷纷跃过尘埃和流年的鸿沟，朝我涌来：斯普林希尔、斯克兰顿、威尔克斯—巴里、耶洛奈夫、不列颠比奇、比尤特、弗吉尼亚城、埃斯卡诺巴、萨德伯里、怀特霍斯、德拉姆黑勒、肯塔基州哈伦、西弗吉尼亚州埃尔金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弗尼、科罗拉多州特立尼达——煤和金矿，铜和铅，金和铁，镍、金和煤。东，西，北，南，纪念品和寄来的问候。那些地方年幼如我，年长如祖母，都没有听过。

“这么些个地方，你父亲其实都只在地底下，”奶奶夹着怒气说，“他离开这里之前，回来这里之后，也是一样。我们死了之后，恐怕有的是时间待在那里，人还活着，何必一门心思往下钻。”

“不过，话说回来，”奶奶静了片刻，语气也严肃起来，“这终究是他擅长的、想干的事情，只不过是我不想让他干罢了，至少不是在这儿。”

她解开鞋带，给我看那两封信。第一封信的邮戳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寄往“爱达荷州凯洛格”，“存局候领”：“我老了，要是你能回来接替我，我会很开心的。煤层还能采很多年。很久都没死过人了。条件越来越好。天气温和，我们都好。别费事回信了。回来就行。我们等你。爱你的父亲。”

第二封同样是“存局候领”，“寄往爱达荷州凯洛格”：“别听他的。一旦回来，你就再也走不了了。这里的人生算什么人生。他们说再过几年煤层就完蛋了。爱你的母亲。”

之前我从未见过爷爷的笔迹，虽然我知道他可以阅读，但出于某种原因，我总觉得他不懂写字。现在想来，大概是因为他的手受过严重的伤，扭曲变形，再加上年岁增长，越来越难以控制，想必是完不成“书写”这么精巧的任务的。

这两封信用的是同样的粗头钢笔，而墨水也同样黑到我没有见过。从某种角度说，这两封信就如同一对势不两立的老夫妻，互相抵消了对方的期望，却被一根满是灰尘的破鞋带绑到了一起。

我从食品储藏室里出来，走到爷爷坐着的窗口。“我今天要走了。”我俯身大喊。

“哦是吗。”他说，不置可否，眼睛还是望着窗外，手指也还在拨弄念珠。他没有动，只有烟从烟斗袅袅升起，咬着烟斗的两排牙齿破败不堪，颜色也污秽得吓人。最近他喜欢上了说“哦是吗”，回什么都用这句；其实是他发明出来掩饰听力不再的办法。此刻，我已辨不清他是听到了我的话，还是听得朦胧，或者干脆没有听见，只是给个万全的回应。我觉得如果要我再说一遍肯定无法保持平稳的语调，于是转身往外走。到门口的时候，发现爷爷拖着脚步跟在后面。

“别忘记回家，詹姆斯，”他说，“否则你永远会觉得缺了什么。一旦你喝了地下的水，它就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就像男人留在女人身体里的血，能改变女人一辈子，永远摆脱不掉。那是男人的一部分在女人身体的最深处流淌啊。这种东西，能让你夜不能寐，到死都纠缠着你。”

他知道奶奶有多反感他这一套，所以试图说得很小声。但他耳背到快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所以就像很多聋子那样，基本上已经在大喊大叫。你几乎能听到他的嚷嚷声从他自家房子的墙上弹开，消隐在早晨明媚的日光中。我向爷爷伸出手，于是就觉得他有股扭曲残缺的力量传来，都快要把我的手掌给捏碎了。他手指都奇形怪状的，张开的拇指是扁的，显得过于宽阔，隆起的伤疤早被磨砺得又硬又黑，还有那些硕大异常的圆球，是他扭折错位的关节，但这又是一只力量骇人的手。有一瞬间我产生一个惊悚的念头：或许我是走不了的，我永远不会被释放了。但最后爷爷松开手，我觉得我自由了。

即使是坑坑洼洼的街道，当你意识到不知何日才能重踏，甚至今生不会再见时，也会显得落寞寂寥。我的背包太显眼，所以走的都是偏僻的小道，我怕与人交谈，也不愿试图解释，因为说什么怕都会是失败徒劳的。快出镇子的时候，我搭上一辆运煤车，沿着海岸线开了二十五英里。卡车太吵，再加上无比颠簸，司机要跟我聊天是不可能的。我很感谢这吞没我俩的喧嚣的沉默。

整个上午，我换了各式各样出乎意料的交通工具，经过一系列短途搭乘，到中午时，终于穿过布雷顿角岛边的坎索海峡，我的离家之旅才真正开始。只有将那个岛抛在身后，我才觉得可以使用我新的身份。这身份如同一件没有穿过的衣服，一直用心收藏在崭新的包装纸里。它让我变成一个温哥华人，这是我能想象的最遥远的地方。

我不知怎的总担心出不了布雷顿角岛，担心在最后一刻会有硕大无朋的触角，或者像爷爷那双恐怖的双手，将我揪住，把我拽回去。现在终于踏上了大陆，回头看布雷顿角，雾霭中耸起苍翠，白色的碎浪踏着海面一片蔚蓝。

大陆上搭到的第一次车是三个黑人开的蓝色道奇皮卡，车很破旧，车身上印着“新斯科舍省林肯维尔地区雷菲尔德·克莱科，小型货运”。他们要去新格拉斯哥，说大概要走八十英里，如果我愿意可以捎上我。他们又跟我说，因为他们的卡车有年头了，不能开快，我如果再等等可能会坐上更好的车。不过，他们又说了，我也不必傻等，反正快些慢些总是会到的。要是我实在受不了想下车，就捶他们驾驶室的顶盖。他们本也愿意让我坐在驾驶室里，但商用车驾驶室装四个人违法，他们不想招惹警察，那会很麻烦。我爬上车，坐在后面车斗里用过的备用轮胎上，卡车就开动了。日头已经很高，我把背包取下时，虽然看不见，但我明显感到有两大股汗流在我背上淌过、交汇。我终于意识到我从昨天晚饭之后就没吃过东西，饿坏了。

到了新格拉斯哥，他们在一个小加油站让我下了车。黑人朋友想继续帮忙，还给我指了路，告诉我去小镇西头怎么走最近。我必须穿过的小巷地上都是垃圾，油腻的汉堡包的味道从路边几家速食店飘出，里面的点歌机都开得实在太响；从半开半掩的门里，猫王的歌声和粗糙食物的酸腐味都被搡出到巷子里来。我很想歇一歇，但却总有一种不可理喻的紧迫感，总觉得这条单行道上的汽车都开向奇妙的终点，我怕我只要停下片刻脚步，去买个汉堡什么的，就会错过那辆值得我搭乘的车。汗水从我额头上流下来，刺痛我的眼睛，我也知道拜背包带子所赐，我背后两块深色的汗湿肯定是越来越宽了。

日头升至几乎最高的时候，公路的砾石停车道上，一辆红色的车靠边停了下来，司机斜身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他是个体态相当臃肿的五十岁男人，通红的脸上一直在沁汗，湿漉漉的额头油光锃亮，黏着他那一小撮棕色的头发。外套横在后座上，他的衬衫口袋里有个笔囊，铅笔、钢笔林立。他的衬衫领口敞着，领带也扯开了，歪在一边；皮带和裤腰上的纽扣也都没系上。他肥硕的大腿已经把灰色的裤管撑满了，但因为出汗，看上去依然皱巴巴的。他的衬衫是白色的，汗水在腋窝暗暗地透出来，向前靠的时候，背上也有两大块湿迹。他的双手非常白皙，小得跟身材不成比例。

车子前进，路面闪烁，地上那根白线看得我出神。他时常抓起座位上一块污浊的手巾，先擦掉手心里的汗，再把方向盘上的黑色水光抹去。

“好家伙，这天可真够热的，”他说，“比地狱里的婊子都热。”

“是，”我说，“是很热。的确是热。”

“前面那个小破镇子，”他说，“你什么没干都能在里面转一个礼拜绕不出来。”

“是啊，这么个小镇子。”

“你也只是路过吗？”

“对，我要回温哥华。”

“哦，那你还远着呐，小兄弟，还远着呐。我还没去过温哥华，从来没去过比多伦多更往西的地方。我已经跟我公司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说我要往西边走，可他们就非要往这儿派我。一年三四回。天气从来都这么难受，像现在，热得跟地狱似的，换了冬天，又能把铜猴的蛋蛋给冻下来 [1] 。”这时他突然猛按喇叭，好似礼炮齐鸣，就因为他看到一个不知何去何从的十几岁姑娘正巧站在路边。

虽然车窗开着，但还是很热，而且因为车是红的，让这种感觉更加强烈。整个下午，道路在前方蜿蜒着，好比一条蛇鳞光闪闪地在前方的路上爬行，背后还留下一道恶心的白条纹。因为坡路和拐弯，我们就像被关在急沉急转的过山车里，随着车子所划的弧线东倒西斜，双脚还要时刻准备忍受车底盘传来的力道。有时，我们猛然驰进小坑小谷，我常被吓得胸腹间好像掏空了一般，只有等车子又一下子爬上来，继续迂回前行，我才又找回我的五脏六腑。不时有昆虫“砰”的一声拍在车前的挡风玻璃上，瞬间化身作一摊黄色的污迹。车胎在滚烫的柏油路上嘶嘶作响，像是会在车后留下两道胎痕。我感觉不管是我腿上还是背上的衣服，都因为汗水贴在了皮肤上。我同伴的衬衫上不绝有新的汗湿浮现，面积也越来越大。他肩颈往椅背上一顶，庞大的身躯从湿透的椅垫上抬了起来，裤子本来就没系上，他把手深深地一直探到裆下。“让那儿也透透气，”他一边说一边调整自己生殖器的位置，“这内裤肯定是个印度佬做的，老往上收。”

整个下午的车程中我们都在聊天，主要是他聊，我听，不过我一点也不介意。这样的人我从前没有见过。他聊他的生意（工资多，回扣多，再加不少灰色交易），他的老板（又傻又混蛋，有个这么得力的人替他跑腿算他运气），他的家庭（一个妻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每样一个正好），性（再多也不算多，他到死都不会厌），多伦多（每天都在扩张，今非昔比），以及税收（越来越高，物业都是自掏腰包，因为政府一直忙着在给富人减税）。他有说不完的话，而不论他说什么，我都从来没听过。他听上去那么自信，好像什么事他都一清二楚。你会觉得他对自己的无所不知很笃定，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似乎他从来不曾犹豫、不需停顿、不会疲乏，甚至连思维也是不必的。他就像一台点唱机，有个神秘的源泉在给它供应无穷无尽的各种硬币。

村镇都飞快地向后退去。特鲁罗、格伦赫尔姆、文特沃思、牛津；蒸腾之中，一闪而过。不到三十英里，我们就可以出新斯科舍省了，我的同伴这样告诉我。我们正接近新不伦瑞克省的边界。又到了某条我将跨越的分野，而一旦跨越，又可将很多过去抛诸脑后，我的心境又成了精疲力竭却又如释重负的状态。这种情绪与离开不列颠角时很像，只是加上今天的旅行，它没有之前那样清晰和轻盈了。这炎炎烈日，经过这番长途跋涉，的确有些疲惫不堪。

突然公路向左拐，迂回曲折都不见了，只从我们跟前延伸爬上长长的小山，大约半英里外可以望到山尖。我们开始爬坡后，两侧开始见到房舍，爬得越高，屋子越多，沿着山路散散地排开。

我的同伴又饶有节奏地鸣了一阵喇叭，因为他见到一个年轻姑娘和她母亲在踮着脚挺着背往绳上晾衣服。她们两人举着手在绳上忙着，在两人中间的地上放着个篮子，篮子里是洗好的衣服。她们嘴里都还咬着几个夹子，这样她们就不用每次放开绳子，下腰去拿。

“要我说，她们嘴里含错了玩意儿，该换，”他说，“第二轮可以考虑让那姑娘用下巴托着我的蛋蛋。”

为了看她们，他把车子开得很近，轮胎在路边的石子上咔嚓作响，终于，我们回到了正道上，清静了许多。

房子之间的距离逐渐缩短，墙色却更暗沉些，院子里都是孩子、自行车和小狗。我们似乎到了镇上一个主要路口，我注意到有好多女子裹着头巾匆匆走过，小男孩带着他们的书包和棒球手套，到处可见男人或坐或蹲紧紧聚成一堆。还有另外一些男人，也没坐着或蹲着，而是靠在墙上、倚在拐杖上，或是很吃力地靠假肢站着。这些就是所谓的老弱和伤残。他们的脸都枯瘦、灰黄，似乎接触阳光只是这两天的事情，而且为时已晚，再怎么晒也无法弥补了。

“没有比斯普林希尔更破的地方了，”我身边的人说道，“除非你是想找点乐子，那你就来对地方了。矿里很多事故，男人就死了。女人被干是司空见惯的事。矿区总是这样的。你看看那些小孩。说到私生率，新斯科舍这个小镇全国领先。没人在乎。”

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听见“斯普林希尔”这个名字，同时又意识到这就是我所在的地方，居然会带给我如此的震动。或许我曾见过路标，学过地理，知道在“那里”有这么个地方，但在我脑海中，它从不会是“这里”。

我又想起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的某天：家门口等着的那些引擎都没有关的老车，上面的泥泞都是路上翻起来的，而铁锈则是海风中带来湿气的关系。它们正等着准备通宵达旦开往斯普林希尔。那时候，我十四岁，斯普林希尔是如此遥远，几乎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一个地方。它们也在等着母亲用蜡纸和报纸包起的食物，以及装着咖啡和茶的暖瓶；另外，它们还在等着我的父亲和这个今天被我的汗水浸湿的背包，只不过当时这个包里装满的是矿工的衣物。父亲是去救援的，他们希望救援成功后，这些衣服能用得上。那些黑得永远也洗不干净的内衣裤、厚呢绒袜、脚尖有钢铁加固的靴子，还有发黑的、满是汗渍的皮带——两头因为挂矿灯而耷拉着，以及勾扳手、积满灰尘的空水袋、裤子、手套和因为多年承受落石而伤痕累累、满是缺口坑陷的安全帽。

爷爷整晚都把他那个更有用的耳朵贴在收音机上，等待地下矿工和救援队的消息。学校里，每个教室都有老师在募捐，黑板上一排大字：“新斯科舍省斯普林希尔矿工救援基金”，告诉我们捐款的去向。我还记得妹妹们捐出存的五分、一毛、二毛五的硬币时不情愿的样子。高尚和死，这些概念在你十一岁、十岁、八岁的时候，没什么意义，你无法体会某个并不相识的孩子永远失去父亲的感受，你也无法想象他的父亲将不再走进家门，甚至没有尸体能放在沉重的棺材里被抬回来，供他瞻仰遗容。别人埋在地下的父亲，无从体认、遥不可及，远没有甘草糖和日场电影来的真切具体。

“跟你说，”我旁边有个声音说，“六个月之前我就在这儿，搞了个小胖女人。正抽插起劲的时候她突然哭起来，喊的是一个没听过的名字，肯定是她死掉的丈夫之类的。妈的可把我吓够呛。这是要闹鬼还是怎么着。我棍子都差点蔫了。可能已经蔫了，不过正好，我反正也快要射进去了。”

我们现在到了镇中心，下午将尽，眼见着暮色正在掩来。阳光已没那么毒辣，斜斜地抚过黑黢黢的房屋。很多都是薄壳建筑 [2] ，凄凉、阴沉、清苦，甚至有大火摧残过的痕迹。一个黑人女子，带着两个小男孩从我们面前穿过马路，小孩子的皮肤没那么黑。她捧着一袋采购的日用品，两个小男孩各有一瓶打开了的十六盎司装的百事可乐。他们都把手捂住瓶口，全神贯注地摇着瓶子，好让饮料嘶嘶地冒起泡来。

“这儿很多人都娶了黑鬼，”那个声音又说，“大概是地底下每个人都那么黑，见了光也辨不出来了。他们不是说吗，关了灯都一样。几年前爆炸过，有些家伙就在下面出不来，我也不知道关了多久。把死人留下的午餐吃了，然后就剥木料的皮来啃，喝别人的尿。乔治亚有个人说，只要是救上来的，他就出钱请他们去乔治亚旅游。不过救上来的有个黑鬼，那个乔治亚的就说黑鬼不能带。结果其他人也不肯去了。要是因为我的公司有个黑鬼，黄了我去乔治亚的旅游，我可要骂娘了。我不是说过吗，我老得都能当你爹，当你爷爷了，可连温哥华都没去过。”

他现在说的是一九五八年的事了，相比一九五六年的事故，一九五八年的那次在我头脑中要清晰很多。生命中若发生大事，十四岁和十六岁之间的差别还是不小的。很多精准或模糊的讯息逐个闪过，我之前甚至没想到它们还存留在我记忆里：一九五八年的爆炸是在一个星期四，和一九五六年的一样；“康伯兰二号”爆炸之前是整个北美最深的煤矿；一八九一年，就在这个矿，一百二十五个人殉难；一九五八年那个晚上，一百七十四人下了矿井，他们判断绝大多数无法生还。在被一千吨土石压了一周之后，有十八个人得救。曾经，“康伯兰二号”有九百个雇工；现在，零。

我又记起那些我家门口响着引擎的车子，那些打包的食物、装备和一周的等待；记起学校的募捐，爷爷和他的收音机，以及这次因为邻居家的电视而让现实多出的另一个维度；同时，还有我们被消了音的生活，突然连走路都没了脚步声。后来，父亲带着他如同鬼魅般惨白的脸回来了。等更年幼的弟弟妹妹睡下，我们低声交谈，关于泄露的瓦斯、稀薄的氧气和喷吐的火焰——火势因为地下黑暗中历经千年的钻石煤矿 [3] 滋养，更显嚣狂。还有找到的矿工的残体：如果他们死于塌下的石顶，尸体往往已被压扁砸烂；如果是被爆炸轰散的，他们就变成永远无法追回的碎片，挂在扭曲的管子、尖刺上，手、足、面孔、生殖器官、扯断的肠子、犹带毛发的皮肉，就像圣诞树上悬着诡谲的饰物。人被分解成可怖的拼图，只是这拼图是永远完不成的了。

“我不知道这里的人平常都在干吗？”我身边的声音又说，“他们都该出去，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去工作。政府想把他们安置到其他地方去，但甚至多伦多那样的地方他们都不愿待。他们都一个个滚回他们的这个坟场，就像公狗发了情总绕着母狗转。他们其实就是怂。”

红色的汽车停了下来，旁边是家杂货店，在我看来镇上估计也不会再有第二家了。“我就在这儿歇会儿吧。我有点吃不消了，要换换口味。干了这么多活儿不放松一下肯定不行。我进去碰碰运气，就一会儿。他们不是说吗：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

他关门的时候加了一句：“等会儿你也一起来吧。一般都会有剩的。”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和他将要干的事情如此实在地朝我头顶压迫下来，如同片刻前还在我脑海中的那些坍塌的矿顶。尽管天气依旧闷热，我还是摇起了车窗。街上的人漫不经心地朝这边看，看这辆过于鲜红的汽车，看那块安大略省的车牌，看我。我在他们脸上见到了爷爷的表情，见到了成百上千在我过往人生中出现过的人们的表情，甚至我自己，也曾遇见过这样的车子，而从玻璃和镜子的反光中看到同样的神色。此刻的情形是，我根本不属于他们的生活，我只是被装在这个半红半透明的移动展示盒里面，在他们铺满悲怆的街道逗留片刻，然后就会消失，而他们的生活依然如故，不会有任何改变，我只是与他们无涉地穿过他们的生活。又一条无关紧要的河流携着漂浮的残骸匆匆而去，只有河岸是永恒的。水流会转向不知名的去处，那块残骸的终点他们从未涉足，也无法前往。在那一瞥之间，已足够让他们把我归纳，然后轻描淡写把我挡在他们的世界之外：“我们的九死一生，我们坟冢里的那些亡灵，他能懂得些什么？”

念及此，我突然懂得这种避繁就简的可恶，心中无比郁塞。因为我知道，不仅是在这炙烤难耐的一天，在我并不算长的人生中，我也一直在犯这样的过错。只是现在变本加厉地成为两种成见的受害者，我才终于有所悟。我之前不知怎的总以为“离开”是外在的，它只是位移，只是标签，比如我毫不费力就挂在嘴边的“温哥华”。或者，“离开”只是跨过水域，穿过边境，而且，只因为父亲曾说我是“自由”的，我便信以为真了。多轻巧。我终于明白，我过往人生中的那些长者，比我对他们的判断要复杂得多。爷爷感性、浪漫、热爱煤矿，奶奶严厉、实际、痛恨煤矿。不是没有区别的。母亲缄默坚强、淡然顺服，父亲急躁，常因此粗暴得不着边际，却又有他不着言辞的深情。他们是如此的不同，但都以某种方式承受着，并将过去这十八年赋在我的身上；而除此之外，我并不知其他的生活和世界。他们的生命淌进我的生命，而我的生命，亦是他们的支流。其中自然有不同，但在很多方面却比我原以为的，要相似得多。我现在觉得一个人或许可以活在两种生命里，但见到同样的真相。比方说，我现在所坐的这辆半透明车的车主，他所见到的只是相似之处罢了，对他来说，在这一片狼藉的小镇上，居民等同于几个词组，或仅仅只是性爱的机会，他们只是整齐划一的金鱼，囚禁在他们透明的金鱼缸中，过着整齐划一、不可理喻的生活。而街上的人透过车玻璃看我也是一样的。曾几何时，我也如此看待那些“外国牌照”车子里的过客，我也曾下过类似的判断。可这些街上的人和这辆车的车主，他们似乎都没有恶意，而彼此不能互相懂得，也绝非是因为生性歹毒。恐怕最要紧的还是要坦诚。可能是我太努力想去成为另外一个人，结果都没有搞清楚我自己此刻究竟是谁。我不知道。我不确定。但我很确信我不能跟着这个男人进这幢房子，因为这房子和我今天早上离开的几乎没有差别，我不能像他一样接受别人的投怀送抱，因为那个女子就像是我的母亲。我不知道当我父亲来去如风的身形消逝，他被酒精冲乱的心跳声静止时，她，我的母亲，会怎样。因为我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会死。我也不知道于怎样的黑暗中她将向谁喊出父亲的名字。我好像没有一件事是真正知道的，但我真的懂得了我的过错：面对他人和自己，我不够坦诚。或许这个开车的人在我灵魂上留下了痕迹，才让我见到原来我有这样一颗灵魂。

在斯普林希尔的边缘，两束向前推进的车灯光落在我身上。它靠边停了，我爬进后座。我进车后不见把手，关不上车门，只好去拽那个用来摇车窗的曲柄，我甚至有些担心连它也会被我拔下来。前座有两个人，我只能见到他们后脑的轮廓，所以看不出来他们是干吗的。即使是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大半个人也是隐去的。他很高，很瘦，但因为看不清脸，所以说他是三十岁到五十岁都有可能。他脚边有两袋采矿工具，我也把包放在那儿，因为其他也没什么地方可放了。

“你是哪儿的人？”车开动后他问。“布雷顿角。”我说，然后告诉他我是哪一家的。

“我们也从那儿过来，”他说，“不过是岛的另外一头。你那边我估计矿都完了吧。都是很老的矿了。我们那边也差不多了。你现在去哪儿？”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

“我们现在去盲河镇，”他说，“要是盲河镇干不下去我们还听说科罗拉多发现了铀，已经准备打桩了。我们大概会再去那儿碰碰运气。这车太旧，估计到不了科罗拉多。不过要是你想一起去，欢迎同行。我们至少可以带你一段。”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我得想想。我得自己先拿个主意。”

车子前行，朝着夜色。车头灯寻觅着那条诱人的白线，白线隐隐抬起，似乎在拖着我们向前、向上、向着某个深处，而我们只顾追随，追进无边的黑暗中。

“我猜你们一家在那边的矿上有年头了吧？”我身边的声音问道。

“是啊，”我说，“从一八七三年开始的。”

“操他妈的，”他停顿了片刻后说道，“你好像整个人都颓了，肯定是伤透心了吧。”

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

暮色渐浓，夕阳给万物抹上金光。没有棱角的灰石向着它们念想的欧罗巴赫然耸起，也漾在这片晚照中。落日信手点染的，还有未长成的云杉、往低处藏躲的地衣、精致而不失刚健的蕨类、根茎如神经般虬结的苔藓、瘦小而强硬的越橘。灰暗的雨飑斜斜地从海上扫来，又骤然远去，不由分说得如同趁人不备的劫掠者；所过之处，所向之地，尽管仓促，都转眼间湿透了。此时，透彻的水珠捕获余晖，把彩虹的万般旖旎都收纳承托起来。港口之外的远方，陆地不可及之处，酝酿着的小暴风雨正在迅捷地逼近。那里海的蔚蓝都暗淡成灰色了，因为雨，因为距离，因为目光也会疲惫的。更远的，斯皮尔角 [4] 之外，有都柏林和爱尔兰的海岸；它们很遥远，但依然是距离最近的陆地，比多伦多和底特律要近，更不用提北美那些更靠西的城市了。它们隔着想象的雾霭似乎都能朦朦胧胧地望见。

头顶，象牙色的海鸥回旋嘶鸣，在纯粹的阳光和被涤净的清新空气中闪耀。有时它们滑翔至港中的青色水面上，尖声聒噪；有时它们甚至能依靠粉红色的脚蹼立于水中，好似在水上行走，还会浮夸地在胸前扇动翅膀，活脱脱一群练过了头的“真汉子”，刚刚圆满完成了他们的肌肉塑形教程；还有些时候，它们慵懒地聚在海港入口处的石堆上，或絮絮自语，或宁谧地望向远处，朝着爱尔兰和茫茫海水的方向。

港口自身不大，海岸的弧线也柔和，像个小小的、平静的子宫，培养着在外部发生、现在进入其中的生命。就从那石壁夹岸的狭窄通道中来，那个海水进出的关卡。此刻，海水又来了，挤进逼仄的入口时并不粗鲁，因为结果是注定的，它冲刷着两侧的石墙，起落翻滚着抵达了内湾。小渔舟在系泊处升高，海浪打在木桩上溅起，它们向前推进触及陆地，朝着高水位线攀爬。这就是月亮牵引的春潮。

绕着港口，鲜艳明亮的房屋点缀在潮湿、发光的石堆间。从某些方面看，这些房子甚至很像乐观到目空一切的马掌钉：黄色的、猩红的、绿色的、粉色的，活泼却又决绝、永恒地钉入那些不会碎裂的灰色巨石中。

就在海水出入港口的地方，一群小男孩正在用“汲钓法”捕捉浅橙色的犬牙石首鱼，鱼身上的斑纹很是华美。赤脚踩在浪涛打湿的岩石上，只见他们一甩手腕，就将一根根闪亮的鱼线送去潮水中，划出金灿灿的弧形。他们因为激动提高了嗓音，互相之间的鼓励、建议和安慰都很响亮。这种鱼侧身被拖向石堆时，花斑极为耀眼，在海中看起来光彩如同银辉流动。

我站在两千五百里旅程的最后一个路口，眼前所见的，也就是这些了。我的旅程在这里结束了，“这里”确切地说是一个废弃的捕鱼小棚屋，就在我身前六码之外。这个棚屋是灰色的，满是风吹雨打的痕迹，两个窗子被钉了起来，而木瓦抵挡不住烈风，已所剩无几。一扇扭曲的门上牢牢拴着一个沉重的挂锁，在门和同样扭曲的门框前有一堆浮标、一小捆破烂的绳子、一个损坏了的船桨和一个锈迹斑驳的旧锚。

我坐在租来的小型大众车里，还是可以选择开完最后的六码，然后把方向盘打上无数个来回，从那个棘手的弯里绕出来。这样，我又可以面朝我来时的方向，像我来时一样简单地原路返回了。我就可以在任何事情发生之前轻松地离开了。

可是我步行走过了那个路口，走过捕鱼棚，走上一条从悬崖边缘曲折绕向大海的狭窄石径。石子滚动、翻转，刮擦着我的鞋底和鞋身，不出几步，皮鞋就满是伤痕了。我的脚趾重重地压在弯折的鞋底上。

我接近真正的海边时，四个男孩在亮晶晶的石头上激动地跳跃着。其中一个得手了，正在努力收线，要拿到他泛着银光的战利品。其他三个已经放下鱼竿，呐喊助威，甚至快要真的伸手帮忙了。“约翰，别让它跑了。”他们嚷着。“绳子别晃。”“竿子那头不能放下来。”“把绳子收紧了啊。”“就这样。”“太娘了你！”

隔着港里清澈的海水，海港那头还听得到六七个孩子同样的欣喜若狂的呼喊。泛着银光的鱼被拖向岩石。浅水处那翻腾、飞掠的鱼，用闪亮的身体划开水面，好似在用鱼尾行走。这个小渔夫的鱼竿几乎完全与海面垂直了。鱼竿顶端在高处颤动和吟唱，鳟鱼在脚下旋转和扭动。用力抓竿的双手在关节处泛出白色，而因为海水的冲刷，这些孩子手上的皮肤本来就都是红的。他正犹豫着是该放开鱼竿用手去抓那条扑腾的鱼，还是把竿子往后一甩，把鱼甩到身后去。突然他决定选择后者，可就在他要甩竿子的时候，石上太滑，他一下跌进了水里。鳟鱼在空中像芭蕾舞者一样闪亮转身，挣脱了鱼钩，只见暗绿中急促的一闪，在失而复得的水里它调整了身姿，消失不见了。“妈的！”小渔夫骂道，又在石头上站起身来。他咬着下嘴唇，不让眼眶里涌起的泪水流出来。他的手腕内侧还划开了一个不起眼的口子，一小股鲜血正往下淌；而且他膝盖以下全湿了。我蹲下去把竿子捡起来，还给了他。

只听得海港那头响起一声呼喊，鱼线噌的在水中扯紧了，震出一大串灿烂的水珠。呼喊声和互相传染的兴奋之情又重新散播开来。“别让它逃了！”“好样的。”“顶住！”“顶住！”

我也情不自禁地想要喊几句很有激情的建议给他们，但我不知道该喊些什么。鳟鱼从水中飞起，画着一条歪歪扭扭的弧线就落到了孩子们身后的苔藓中，这些植被一直延伸到被海水冲洗过的石堆边。他们飞奔去把鱼从线上卸下，一边赞叹着鱼的个头。

在我们这边，孩子跟我聊起天来。“你住在什么地方？”他们问。他们还想知道那里远不远，和圣约翰斯相比哪个更大。我很尴尬地跟他们解释“北美中西部”是怎么回事。轮到我发问时，我问他们是否上学。“上啊。”他们说。他们有些人上“圣文德”，这是个天主教学校，还有些人上的是“特威林纪念学校”，都是四五年级，而且都说喜欢上学，喜欢他们的老师。

他们告诉我现在是钓鱼的好时节，他们每天晚上都来。“昨天我给自己钓了条九磅重的大鱼。”约翰说。他们都很着急要给我展示他们简单的设备。鱼竿五花八门，鱼线也是如此。鱼线尾端的接钩绳是细细的透明线，连接着奇形怪状的三锚钩。离鱼钩一尺远的地方，他们在接钩绳上系了个银色的钉子。有些男孩子说海鳟是被钉子的银光所吸引，另外的一些说钉子只是用来当个重体或坠子。每根鱼线上都有这么个东西。

“来吧，先生，”约翰说，“试一下。别把您的鞋子弄湿了。”穿着我的软底鞋站在石头上，我两次很不利索地试着抛绳。两次都抛得过高，钉子落下的时候，离水流中奔腾的生命都还相去甚远。

“就是靠手腕这么一甩，先生，”他说，“甩手腕。你很快会找着窍门的。”他长着红色的鬈发，脸上洒满了小雀斑，有一双清澈湛蓝的眼睛。我又试着抛了三四次，然后就把鱼竿递还给了约翰，那才是它该待的地方。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呼唤声从站在五彩房屋门口的女士们那里飘下来，小孩都很听话，收拾起他们的装备、他们捕获的鱼，开始攀登那条狭窄、蜿蜒的小径。太阳往水中沉得更深了，起了凉意，意识到这一点，我打了个寒战。虽然被提醒过，我自己也算小心，但脚还是湿了，在鞋子里觉得很冷。这地方不属于那些没赤脚或者没穿雨鞋的人。或许，对于我来说，这地方压根儿就不属于我。

坡很陡，我们低着身子向上攀爬时，我的这些年轻友伴一路继续聊着天。他们说话带爱尔兰口音，带着当地的特色。其中有一个孩子的家里曾有一只驯化了的海鸥，养了七年。他的哥哥在岩石上发现了这只海鸥，就把它带回了家。爷爷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乔伊。“就因为它很吵。”约翰解释道。 [5] 上个礼拜海鸥死了，他们在离海湾一英里之外办了个葬礼，因为只有在那儿才有足够的土能给他挖个坟。沿着海岸几乎都是硬石，坟墓是安置不了的。他们说，人死了也一样。一周以来，他们都满怀期待沿着崖底找寻另一只海鸥，但还没有找到。他们又说，海鸥是不可以杀死的，它们受政府保护，因为它们是食腐动物，能保持海湾的清洁。

上山的路很窄，所以我们排成一列前行。到达小棚屋的时候我呼哧呼哧的觉得完全喘不过气来。对于一个三十五岁的人来说，我的身体是太过老化了，桑拿看来对我的呼吸系统一点助益也没有。这些男孩走得很轻松，正在我周围谈笑风生。他们见了我的车都兴奋地点评起来，却又不失礼貌。而我再次拥有这样的机会，重新发动我的车，沿来路返回。毕竟，除了遥遥喊来开饭消息的女士们之外，我还没有见过一个大人。我站在那里，摆弄着我的钥匙。

一个男人和一条狗突然出现，出乎我们意料。那时我们正随意地散在车前，全然没有在意周遭的事物，所以既没看见也没听到他们从那条破败的石子路上走近。这条狗黑白相间，不高大却很健壮，沿着石子路小跑的时候，表情期待地望着海港，结实的腿上和狗爪上的白色毛发随风飘扬。它全然没有注意到我。那个男人也不高大，但很健壮，而且看上去也是黑白相间的。他的套鞋是黑的，他深色的厚精纺裤由染黑了的皮带吊着，皮带上满是大块大块的磨损。皮带扣是小渔船的形状，船首还站着一个渔夫。他穿的是一件深色的绒线海军服，头顶戴了个绒线帽。帽子底下的头发是白的，三四天没刮的胡子也是白的。他的眼睛是蓝的，一双粗糙的大手有些扭曲变形。光看外表说他六十多岁到八十多岁都有可能。

“唔，今天晚上挺舒服的，”他说，先看了看约翰，又看了看我，“气压没降，大概还会有一两天的好天气。对捕鱼的是好消息。”

他从路边捡了块没用的、扭曲了的灰色木头，用右手捏着前后缓慢晃动。小狗期待得有些不能自已，在那男人身前身后不停打转，眼睛炯炯发光地盯着木棍，很是急切。等木棍被扔下山坡，他欢快地吠了几声，把自己也朝海岸往下抛去，一下就不见了，只看到小石子如同雪崩一般随之纷纷滚落。过了几秒钟，它又出现了，虽然只能见到它的脑袋——一个无声的V字形飞速地划破港湾的安宁。男孩走到堤岸边缘，大声为它叫好，就跟他们之前互相加油一样。“还要再远一点，”他们喊道，“再往右，再往右。”小狗已完全没在了水中，它划着水要找的棍子其实它完全看不见。男孩都朝着大致的方位扔石子，小狗会从水中探起身子，找到水花的位置，始终在敏锐地改变方向。

“你怎么样啊？”老头问我，拿出烟斗和一袋烟草，还没等我回答，又说，“不妨留下来吃个晚饭吧。我们那儿就三个人。”

我们开始沿着小路朝前走了，也就是朝着他刚刚过来的方向。很快孩子们也跟了上来，还有那条狗，身上滴着水，嘴里叼着找回来的木棍。它等着老头把木棍拿走，接着把蓬乱皮毛上的海水甩了我们一身。老头拍了几下，又挠了挠它湿湿的脑袋和滴水的耳朵。他没扔掉那根棍子，而是用它狠狠地打了一下他的雨鞋。我们继续沿着那条石子路向前走着——没多久之前我的大众车还从这里驶过。

还没走几步，我们的左手边就能见到屋舍。框架结构的房子，屋顶是平的，依附在乱石间，下觑着海港。一旦有风暴，海浪就会打在这些房屋的窗户上，不过现在暮色降下，这些鲜艳的色彩在阴影中倒无畏得让人欣喜。走到第三扇门，约翰、老头和狗转了进去，我也跟着进了门。其他的男孩继续往前走，朝我们挥了挥手说：“再见啦。”

粉刷过的大门很窄，进门后那条小道上的石头已经被无数个走过的鞋底磨得非常圆滑。在路的两侧还各有一排粉刷过的小圆石头，像是巨型的白色的蛋，或是未及烘烤的面包，正在两旁列队。再远一点，两边还有一些废弃的轮胎，也被粉刷过，当做花坛在用。每个圆圈里，斑斓的花朵低低地正在点头；还能见到偏耐寒的三色堇和可能是万寿菊的植物。这条路通向一幢绿色的方形屋子，只有边缘和百叶窗是白色的。门口木台阶的一侧钉着滑冰用的冰刀，用来蹭鞋底。穿过纱门之后是个门廊，散发着海水的咸味。木墙上有很多钉子，上面挂着各种雨衣、雨鞋、连指手套和帽子，没挂上去的就被扔在了墙角。

门廊再往里走是厨房，有位女士正在干活。我们全都进了门，小狗跑过地板上的亚麻油地毡，爪下吧嗒作响，然后满足地叹了口气，把自己扔到了木桌子下。几乎是一眨眼的工夫它就睡着了，皮毛因为那次入水还是湿的。

厨房很小，有个铁炉子，靠墙有一张桌子，配了三四张手工制作的木椅。旁边还有一张木制摇椅，盖着靠垫。弧形弯脚因为多年的使用，已被磨得十分单薄，让人很难相信它们依然在起着作用。就在桌子旁有个盥洗架，上面放着两桶水，一个脸盆就靠穿过脸盆壁的一根钉子钉在墙上；它的上方安着一个带镜子的老式药柜。房里另外还有一个大壁橱、一个低矮的沙发和一扇朝向大海的窗户。墙上除了气压计还挂着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拍的是多年前的一对喜气洋洋的夫妻。照片有些泛黄，也不再清晰，但还是看得出其中的女子穿着长裙，鬈发盘起；男人穿着一件略显大的哔叽外套，花呢帽潇洒地盖住右边的眼睛。他的肩上还拴着手风琴的带子，五指张开，按在琴键和键钮上。另一张照片是耶稣孩童时的形象，下面写着：“圣主慈悲之心保佑我们。”

炉子边的女士很高，五官精致。她头发灰白，轻盈地从额头向后梳，细心盘起，靠颈后一枚大别针固定。她的眼睛是深灰色的，如同海上暴雨前飞驰的云沫。跟她丈夫一样，她的年龄也不好判断。她身着蓝色印花长裙，简单地围着一条蓝色围裙，脚上穿的是一双咖啡色的低跟鞋。我们进门时，她正在一口炒锅里煎鱼。

见到我时，她眼神里只是有些柔和的讶异。认出我来之后，双眼闪耀出不加掩饰的敌意，但这种敌意马上退落下去，转成自制的不动声色。她继续在炉边干活，我们其他人都坐到了椅子上。

接下去吃饭的时候我们话很少，很羞怯，成年人都似乎要以这种寂寞的方式摸索、保留我们所剩无几的可怜尊严。约翰倒不在意那些，聊得停不下来。他现在上五年级，在学校表现很好，他们正在学百分数和神秘的十进制。要把百分数变成十进制的小数，你得把小数点向左移两位，把百分号扔掉。你一定，一定要每回都这么照着做。他们还在学习家畜的不同种类，主要的四种奶牛是：好斯敦牛、亚尔夏牛、根西牛、泽西牛。他会吹口琴，吃完饭就吹给我听。他有自己的十二个捕龙虾的笼子。本来这些都是被海浪打到岩石上的坏笼子。他朝老人点了点头，说是艾拉帮他修好了，装了新的铁丝网，织了新的口子。现在，这些笼子沿着石岸在海港入口处放置好了。他现在每个笼子平均能捕到一磅的龙虾，“大人”渔民都说这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都要厉害。他现在用来存钱的玩具桶也是海浪冲上岸的。他想给他的小划艇买个尾挂式的发动机，现在他要划着桨去照看他的那些捕虾笼。

“我们的约翰有成为好渔夫的潜质，”老人说，“我早上五点生火的时候，他基本上都起来了。我茶还没泡好，他和狗已经从海边溜完一圈回来了。”

“我在多伦多的时候，”约翰说，“没人七点以前起来。我得自己给自己泡茶，然后等着。可难受了。不过那儿有海鸥，会从多伦多港上飞过去。有两个礼拜天我们就去看过。”

吃了晚饭，我们把椅子从餐桌边移开。老太太把盘子收走，老头打开广播。一开始他听的是天气预报，然后转成短波，能收到岸边渔船里的对话。里面聊的是捕鱼的收成、风浪的情况和留守在石岸上的女人。约翰拿着他的口琴又出来了，恭敬地站在一边。老头看到他，点了点头，便把收音机关了。他站起身，走上楼梯，只听得脚步声回荡下来。回来的时候，他带了一只破旧的手风琴。“我手上的风湿太严重，”他说，“现在弹琴费劲极了。”

坐下之后她便将胳膊穿过琴带，风箱就开始伸缩起来。女士解下围裙站到了他身后，一手搭在他的肩上。有一瞬间好像照片里年轻男女的神采又附到了他们身上。他们唱起来：

我说你们这些美丽的温柔女子

追求情郎可得留点心思

他们像夏日拂晓的星辰

才刚露面，转眼就要隐身

做一只麻雀多好，我常常想

我要有翅膀，我可以飞翔

飞去和我心上的人相会

他要的，我却一样也不给

可惜啊，做一只麻雀只是空想

我哪有翅膀，我也不能飞翔

天空中没有哀伤和忧郁

我却被绑在地上，直到死去

约翰坐在其中一张手工椅子上吹口琴。他和全世界所有吹口琴的人都一样：右脚打着拍子，两个幼小的肩膀拱起来，围着掌心里的乐器。

“过来跟我们一起唱歌，约翰。”老头说。

约翰很听话地把口琴从嘴上拿开，用袖口抹掉了唾沫星子。他们的生命算上两头轻轻松松地覆盖了半个世纪，一道唱了起来。老的少的都唱失去的事物，唱的是他们不同的体会。我的年龄在他们中间，格格不入，困在此刻，很不自然地用皮鞋在地毯上打着拍子。歌词在我脑中盘旋飞扬。雾或许不如雪那样触碰你，但却也来得更浓厚稠密。湿润来时那万千的形态啊！

我独自游走，迷失在河岸

观清光一束，良夜何其

我独自徘徊，见到陌生的少年

听他哀恸哭号，不住叹息

眼泪留给一个人，她睡得寂寞

流给她，一个谁也救不起的人

黑暗的河水泛着泡沫从他身边无声流过

河水掩过年轻珍妮的坟

哦亲爱的珍妮，为我再驻足片刻

别抛下我，爱人，我已痛得不知所措

死亡是匕首，将你我分隔

这鸿沟多么辽阔，爱人，站在两岸的你我

歌声停下的时候，我们都一时间很不自在地坐着，情绪沉甸甸地压在我们肩上。然后除了我之外，突然三个人都同时有了动作。约翰站起来，拿着他破旧的教科书去了厨房的餐桌。狗跳上他旁边一张椅子，满脸庄重地看着他，好比是在监督他做功课。老太太拿了一些绒线织了起来，颜色和她丈夫身上的海军蓝一样。那是一件新的套衫，现在正织着袖子。老头也站起来，招手让我跟着他去那个小小的客厅。家具里都被塞满了，看上去很旧。屋子正中有个烧木头的小炉子，底下垫着方形的镀锌铁皮，因为燃烧的炭块会掉下来，要保护地板。火炉管往上伸进墙里，通往楼上。炉子后面的墙上有个老式壁炉，上面摆满漂流到海滩上的木头，形状都很奇特，还有各种带着异域风情的瓶子，蓝的、绿的、红的，也是从海滩上捡来的。上面还放着照片：一张是前面照片里见过的这对夫妻，一张是他俩跟五个女儿在一起，还有一张是女儿们自己照的。照片上遥远的时光里，女儿们好像都在十到十八岁之间。最小的女儿头发最红，红到可以凌驾于照片的黑白色调之上（虽然本身也是彩色照片）。相框是普通的木相框。

从古旧的扶手沙发后面，老头拖出一张折叠牌桌，拉下它变形、摇晃的桌脚，又从沙发后面拿出一张褪色的跳棋棋盘和一个老式的火柴盒，里面哐啷啷都是棋子的声音。棋盘折叠处几乎要断开，只靠好几层胶带连接。棋子只不过是一个个木圆圈，是从一段扫帚柄上锯下来的，大概都有四分之三英寸厚，一半涂了很亮的蓝色，另一半的红色也一样惹眼。“约翰做的，”老头说，“厚薄不是每个都一样，不过已经很好了。他可下了好一番工夫呢。”

我们开始下棋。他用蓝的，我用红的。屋子静下来，只剩绒线针的咔嗒咔嗒声游弋在一个个房间的寂静里。每过一段时间，老人会点一下他的烟斗，用一根压平了的钉子挖烧尽了的烟灰，又用同一根钉子平的那头夯实新放的烟草。蓝色的烟雾慵懒又随意地升向低矮的房梁。第一局棋一直下到结束都很严肃，第二局、第三局也是如此。输赢我们双方都有。

“有人该睡觉了。”过了一会儿，老太太说着，把绒线和针收好，站起身来。厨房里约翰在为明早做准备，将课本整整齐齐地收在桌角。他出去了一小会儿，又马上回来了。他很正式地说了晚安，就上楼去睡了。又过了一会儿，老太太也跟了上去，脚步声听上去跟约翰的路线是一样的。

我们裹在烟雾里继续下着跳棋，头顶上的脚步声是压低了的，轻柔得几乎意识不到。

老人站起来走出门去时，我并未感到惊讶，他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的、花哨的醋瓶，我也一样不觉得很意外。厨房的火越来越小，他捅了捅，又把水壶移来移去，找不断冷却的炉子上最烫的地方。接着他从橱里取了两个杯子、一个糖碗和两个勺子。水壶烧开了。

还没尝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朗姆酒会很烈，会超过酒精标准 [6] 。这些酒在夜雾笼罩中，从法属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 [7] 运来，装在低耗油渔船的假油罐里。他先将朗姆酒跟糖混合，看他们消融在一起。为了防止玻璃碎掉，他在两个杯子里各放了个茶勺，接着就把开水倒了进去。气味起得浓郁，甜味悬在蒸汽中。他把杯子放到桌上，拿的是杯口，以防手指被烫伤。

我们什么话都不说，坐在椅子上，一股浓厚的甜热之感穿过我们的胃，散播向我们的大脑。屋外，起风了，呜咽着，轻轻地晃响白色的百叶窗。他站起来，取水壶加酒。我们在暗中是温暖的，在风中是平静的。钟依惯例敲了十下。

有时候，不管有没有酒，说话都是很难的；要真正完成把话说出来这个动作，不容易。我们还是静静地坐着，继续听着风声，不知该从何处说起，又怎样开头。杯子又被斟满了。

“她在多伦多嫁人的时候，”他最后开口了，“我们琢磨着约翰该跟她过，跟她丈夫过。大概在城里更有前程。不过我们总拖着，直到将近两年前，他去了。湾那边有个女人要去看女儿，他就跟着一起去了。怎么说呢，问题就在于我们想他可想坏啦。比我们之前所有的预期还吓人。连狗都不行了，整天在地板上来回跑，往窗外张望，还经常沿着岸边的石堆一个劲地走。这就像我们的船没系上，或者在雾中迷失了航向，或者是在雪飑中的浮冰之间不知该往哪里去了。心里痛得受不了。以前他奶奶心下还会偷偷觉得，等她岁数大了，这小孩会是个负担。我们自己是没儿子的，只生了几个女儿。”

他不说话了。接着他站起来，上了楼，回来时拿了个信封。他从里面取出一张照片，上面有一辆半吨小卡车，旁边拘谨地站着两个年轻人，卡车侧面还绑着一个可伸缩的木梯子。两个人都像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卡车门上印了这些信息：“吉姆·法瑞尔，多伦多：外墙漆、檐槽、铝墙板，电话：535-3484”。

“这是上封信里寄来的，”他说，“法瑞尔那小伙子我看大概是不错的，他是哈特斯克湾那边的人。”

“不说这个，就说约翰去了之后，他们是不得安宁啊，比我们没了约翰好不到哪里去。我不是说嘛，约翰出去前在这儿待太久了，所以大家都过惯这种日子了。他们捎话来说有人会带他乘飞机到圣约翰斯，是个他们在纽芬兰酒吧里认识的一个女人。我正准备要去圣约翰斯接他。那什么，那天晚上全不对劲。都是坏的兆头。他奶奶撞翻了灯罩，跌碎成一百片——死亡的征兆啊。窗帘掉下来，就那样堆在地上，一动不动。那条狗跑来跑去跟疯了似的，哭号比那冰上的海豹还惨，跳起来撞墙，跳到桌上，撞那扇没窗帘的窗。我们没办法，只好让它出去。但也没用，它乱跑，窜到海里，奔回来又在那扇窗下面嚎叫，又跳起来撞墙，把身上的水拍得满墙都是。然后它又跑回去，又跳进海里。邻居都听到了，说我根本就该待在家里，去不得圣约翰斯。我们都吓坏了，不知该怎么办。第二天早上头一件事，我手里的刀掉地下了。”

“可我还是觉得我得去。第二天一直有雾，大家都在想飞机可能到不了了，或者没法降落。我偷偷对自己说，这雾就是那坏兆头了，就是那死亡了。就在那时，飞机就来了，就像雾里开出一条鬼船，灯都亮着。我又想他可能没在飞机上，但没过多久就见他从雾中走出来，一开始跟那个女人一起，他看到我之后就开始跑，越跑越近，越跑越近，直到我感觉他已经在我怀里，两人都满脸是眼泪。有时候对某种很强大的东西你抵抗不了，很怪异的。就那天晚上，他们俩死了。”

从同一个信封里他抽出一张破烂的剪报：

家住隆瑟斯维尔大街的詹妮弗·法瑞尔今晨当场死亡，她的丈夫詹姆斯稍晚在圣约瑟夫医院的急救室去世。事故发生于凌晨两点，他们驾驶的卡车在皇后西街失去控制，撞上了电线杆。据称大雾造成能见度降低可能是事故发生的原因。法瑞尔夫妇原籍为纽芬兰省。

他又倒了酒。“一直就只有我们三个，”他说，“其他几个女儿都结了婚，住得很远，在蒙特利尔、多伦多，或者美国。她们是回不来了，就算探个亲也不容易，可能每三年能来住上一个礼拜。我们只剩下他了。”

现在我的头有些晕，虽然我还是自己动手倒了点酒。这次没等他客气。或许我是太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了，毕竟这杯子、这朗姆酒、这屋子和这所有的深情，都是属于这个老人的。虽然这也不是我第一次这样了。可我的唇舌还是被锁住，说不出话来。

外面好像是起了大风，我们解手时只能背朝风向，否则恐怕都会溅在我们被风撕扯的裤管上。风就是这样肆虐，我们几乎是被推着向前，踮着脚尖晃起来，又落回到脚跟上。但狂风之外，有星光干净地倾泻下来。的确是捕鱼的好日子，风最终也会歇的。空气里满是盐的味道，乱石上水声低沉。我捡起一块石头，逆着风扔进了海里。

上楼梯的时候我们连木扶手也抓不稳了。我们互道了晚安。

房间没有多少改变。风来窗子会响，屋梁没有完工，会嘎吱嘎吱摇晃。房间里充斥着声音。我就像一个愚蠢的洛克伍德一样走向窗口，虽然并未听到有谁在说话，外面并没有凯瑟琳呼喊着要进来。 [8] 我成功地把衣服脱掉了，必要时我还是勉强做到了单腿站立。然后我把裤子横铺在木头椅子上。床很干净，也没发出声响。是张很简单的木床，床垫填了干草或者海草。我触摸那条拼接的厚被子，把它掀开，但我还是不想进被窝，反而走向门口。门上没有把手，只有一根钉子被巧妙地弯折成了门闩。打开之后，我到了走廊上。一切都在黑暗中，没有窗的地方，似乎更让人觉得屋子在吱呀作响。沿墙伸手去摸，要找到那扇门并不难。门是靠一样的门闩关上的，很轻易就可以打开。那门里并没有人在等我。我站在那里，侧耳听我独子睡觉时平稳的呼吸声。他和屋外风中那个不存在的声音一样，全然没有在召唤我。我犹豫着不敢碰门闩，怕吵醒他，扰了他的梦。要是他真醒了，我又能说什么呢？但我还是想就见一次睡梦中的他，再见一次这个房间和里面那张安静的床，再见一次从破渔船上拿来放到床边的木椅。门后的黑暗里，并没有煮好的鸡蛋、装盐的佐料瓶和一杯水放在椅子上。

曾经，渔村里的人都相信，如果一个姑娘要见到自己的真爱，那么，她就得煮颗鸡蛋，掏空一半用盐填满。然后她得带着这颗鸡蛋到床上把它吃了，还要在床头放一杯水。夜里她未来的丈夫或是他的幻象就会出现，把这杯水递给她。不过这招只能用一次。

十一年前，几个聪明的研究生来收集的就是这些迷信传说，为的是一些关于北美的论文和资料库，当然也想借此获得些声名，尽管他们搜寻的可能是近伊丽莎白时期的谣曲，从凯里郡、德文郡、康沃尔郡乘风破浪而来。那些歌里全是狂暴广袤的大海，银光一现的匕首和负心出走的爱人，回荡在西弗吉尼亚的峻岭幽谷与田纳西耸立的岩石间。

走廊对面，两个老人在睡觉。老头的呼噜声跟窗户一样格格作响，除了前者还不时会有哽咽之声将它打断。短短三四个小时之后，他会醒来去楼下生火。我转过去，轻轻地走回我的房间。

在床上，朗姆酒的甜热劲沉重而强烈。黑暗压着我，却还是无法让我入眠。我所听所见的话音与光影都是虚幻的。它们只是记忆的墙，想象的星火不停地扑灭在墙上。

呵，我多想把我的方向看得更清晰些。我这个从来不懂雾之神秘的人。或许我想把它收在罐子里，像我小时候抓来的美丽蝴蝶，虽然用指甲在盖子上戳了很多孔，但还是一只只全死了——只留下它们生死的湿气；或许那也像少年懵懂时，在情人巷捡来潮湿的灰色避孕套，只被大人拿走，还被命令赶快去洗手。啊，我曾收集了多少我不懂的东西。

或许我现在该走过去说，啊，我尊贵的骨血，抛下这些寂寥的海鸥和银色的海鳟，我带你去有泰斯帝冰淇淋的地方，你可以一觉睡到八点五十。我会带你乘电梯到十六层上的公寓，告诉你门铃系统是怎么回事，带你去绵长的铁栅栏，杜宾犬到了夜里会沿着它静静地奔跑。或许我可以给你我无比成功一生所收获的钱财？又或许，我该心藏着已知或未曾得见的痛楚，如叶芝笔下的库丘林 [9] 一般，在狂风呼啸的海边遇见你？或于滚滚波涛之侧，像苏赫拉布与鲁斯图姆般相逢 [10] ？

我又在收集梦幻了。对于多伦多皇后西街的雾雰和卡车轰然的事故，我并不了解，我也不懂失落或错付的深情。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老人在一堆碎木上生火。屋外的晨曦透进来，风也平静。约翰三步两步下了楼梯，然后脚下也不停，用水泼了泼脸，套上外套，直接出了门，狗跟着他。老人抽着烟斗等水开。水开了之后，他往茶壶里倒了一些，把水壶递给我。我走到脸盆架边，倒了点水在铁皮小脸盆里，准备刮胡子。我的脸从衣橱的镜子里看回来。老太太轻声下楼来了。

“我想我今天就回去了。”我说话的时候通过镜子看着我自己和我身后屋子里的人。我试图把重音放在“我”字上。“我只是想再走一遍这条路，我想我可以把车留在圣约翰斯，直接乘飞机回去。”老太太在桌边忙活起来，把白色的圆盘子摆出来。老头静静地装着他的烟草。

门开了，约翰和狗回来了。他们是去海边看昨晚发生了什么。“约翰啊，”老人说，“你找着啥了？”

他把手摊开，里面是一块光滑的圆石头，绿到无以复加，还镶着一丝丝乌黑发亮的光泽。大海不知止歇留情，日夜冲刷打磨，又被沙砾搓揉得发亮。其中的缺憾全被消去，只剩下几近完美的成色。

“很美。”我说。

“对啊，”他说，“我很喜欢收集这种石头的。”突然他仰头看着我的眼睛，一把将石头推向我，“给，”他说，“你愿意收下吗？”

我伸手去接的时候，转头看屋内另外两个人。他们望着窗外的大海。

“这样，那谢谢你，”我说，“非常感谢。我收下了。谢谢，谢谢你。”我从他前伸的手中接过石头，放到口袋里。

吃早饭的时候几乎什么声音也没有。吃完之后约翰和狗又出去了。我准备出发。

“那个，我得走了，”我在门口停步，“到圣约翰斯还得好一会儿。”我向老人伸出手，他握了握，手指很有力。

“谢谢你，”老太太说，“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但总之谢谢你。”

“我觉得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说，我站在那里摆弄我的钥匙。“我很想用某种方式帮到忙，或者保持联系，可是……”

“可我们没电话，”他说，“而且我们俩大字也写不了几个。或许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一直没告诉你。约翰倒是越来越会写信了。”

“再见，”我们再次道别，“再见，再见。”

阳光照下来已没有杂质和阻隔，小船在港中来回游走好似微型球道上的高尔夫球。我跨进没有上锁的车，发动引擎。石子在车轮下翻滚。我经过房子，朝站在院子里的夫妇挥了挥手。

远处的悬崖上，孩子们在呼喊，他们的声音如颂歌般穿透浸润了阳光的空气。几条狗在他们身边激动地跳跃绕圈。他们手上好像有只动弹不得的海鸥。可能他们会把它医好的吧。我摁了摁车喇叭。“再见，”他们边挥手边喊，“再见，再见。”

航站楼的亲切之感显得古怪。它象征着漂泊，本身却散发着永恒的光芒。它的“富美家”塑料贴面设计就是要长久的。柜台处有个中年男子故作愤怒，在跟一个女子解释，他要去的是纽瓦克，不是纽约。

上飞机的人不多，没过一会儿我们就检了票，升空穿过饱含阳光的雾霾。饭菜装在锡纸和塑料中。我们在云端用餐，看着机翼的末梢。

我身边坐着一个重型设备的销售员，之前想跟拉布拉多半岛的开发者做一笔生意。他离家一周，正要和妻子儿女团聚。

那天稍晚些，我们降落在大陆的中心。因为时区转换，飞行的距离让人感觉不真实而诡异。机场的跑道上有微微的热浪闪烁。这是重型设备销售员的终点，而对于我来说，还必须转机继续深入大陆腹地。不过我们还是一起走下推来的梯子，戴上太阳镜，走过滚烫的混凝土路面，穿过航站楼的自动门。销售员的妻子带着两个小孩在等他，小孩最先看见他，张开双臂朝他奔来。“爹爹，爹爹，”他们高喊，“你给我们带了什么啊？你给我们带了什么啊？”

回乡

十岁那年的某个夏夜，我和父母乘坐的火车奔向新斯科舍的东尽头。“阿莱克斯，你随时都可能看到了，”父亲兴奋地说，“注意窗外，随时可能出现。”

这时父亲站在过道里，左手撑着头顶的行李架，人斜在我和母亲的上方，母亲坐在靠窗的座位。他的右手抓着我的右手，每次我抬头，总是先望见一块弧形的白幕，那是父亲衬衫的前襟，然后又见到父亲精致的五官，他眼睛的蓝，还有他卷曲的红头发。他很高大，看上去像个运动员。父亲这年四十五岁。

“哎，安格斯，坐下，”母亲说道，话里交织着耐心和恼怒，“他不一会儿就会见着的。我们马上到了。你坐下好吗？大家都在看你。”

在车垫的绿色面料上，我的左手和母亲的右手放在一起。母亲有褐色的眼睛和褐色的头发，比父亲小三岁。她长得很好看，相片常出现在蒙特利尔报纸的“名流”版面。我们就住在蒙特利尔。

“就在那儿，”父亲像得了胜利般大吼，“看，阿莱克斯，那就是布雷顿角！”他把左手从行李架上放下来，手臂横在我们面前，指向坎索海峡的那一片蔚蓝。小小渔舟的上方，海鸥悬停在空中，山峰因为满是冷杉、云杉，呈暗绿色，像是浴水而出一般，袅袅的雾气垂在左右，如同新打开的包裹边上弃掷的绸带。

火车突然踉跄，父亲几乎失去了平衡，就把手很快放回到行李架上。我的右手被他握得太紧，几乎有些疼，我能感觉手指在父亲掌中都快麻木了。我想跟父亲提一下，但怎么说都觉得不礼貌，我知道他弄疼我也不是故意的。

“是，就在那儿，”母亲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现在你可以像大家一样坐下了。”

父亲照做了，但抓我手的力道依然极为凶狠。“拿去。”母亲从我头顶递给他一张面纸，语气不算严厉。父亲静静地接过去，便让我想起他收在蒙特利尔家中的小提琴唱片。母亲不喜欢那些唱片，说听起来都一样，所以他只等母亲出门、家里剩下我俩的时候听。那些时光就好比是在教堂，很庄重，很严肃，很哀伤，我不该说话，但除了说话我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特别是父亲落泪的时候。

现在火车已准备好乘船过海峡了。父亲松开我的手，开始收拾行李，因为我们到岸之后还要换火车。收拾完了，我们一起上了渡船甲板，眼见呜咽的船声行过平和的水面，将其宁静都搅碎了，抛进船后那翻腾的纷乱白浪中。

父亲又回到火车里，重新出来的时候拿着一个芝士三明治，是我刚刚没吃的。我们就一起去了渡船的船尾，那里很多人正把食物扔给跟了我们一路、正喧嚣着给我们护航的海鸥。海鸥是世上我见过最白的东西，白过家里的床单，白过那只粉红色眼睛、已经死去的兔子和冬天的第一场雪。我想，海鸥既已如此之美，总觉得可以再讲一些礼仪，更有教养一些。有一只斑驳的棕色海鸥，低低地飞在嘈杂队伍的左侧，感觉它动作僵硬，很不自在。当它想要冒险深入鸥群的密集处，它的同伴就会嘶叫起来，啄它，把它赶开。我们三人都想把掰下的芝士三明治抛给它，或者抛在它正前方的水面上。它实在太过寂寞了，只有自己孤单一个。

到了对岸我们便要换火车了。有辆火车伴着咔嚓声缓缓驶过，一个金发男子单手挂在火车上，另一只手抓着个瓶子在喝酒。我觉得这主意挺好，就请父亲给我买汽水。他说等会儿会买的，却很奇怪地窘迫起来。我们横穿铁轨去我们自己火车的时候，那个年轻的金发男子开始唱：“从前有个印第安姑娘……”他唱的不是文明的版本，而是我和朋友从六年级的大孩子那里学来的下流版。不知什么原因，我之前从没想过成年人也会唱这首歌。父母都走得很快，几乎是拎着我的手把我拽过这些惹人烦扰的铁轨。我们的脸都通红，都假装听不到那渐远的歌声。

我们在另一辆火车上坐下，这时我发觉母亲非常生气。“十年了，”母亲忿忿责问父亲，“我在蒙特利尔教育了这孩子十年，他从来没见到过大人就着瓶子喝酒，也从没听到过那样的语言。我们到了这儿还没有五分钟，他就都见到听到了。”她都快要哭了。

“别放在心上，玛丽，”父亲安慰她，“他不懂的。没事儿。”

“怎么没事儿？”母亲激动地说，“太有事儿了。多下流，多肮脏，我肯定是脑子坏了才答应你出这趟门。最好我们明天就回家。”

火车动了，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沿着海岸哐啷前行。小船上有渔民淳厚地朝我们挥手，于是我也朝他们挥了挥手。之后，见到煤矿在地面划开很多黑色的裂缝，就像在山绿海蓝上结的伤疤。我在想，我的亲戚是否就在这些矿下干活。

这列火车比上一列慢多了，感觉每五分钟就得停一下。有些人在聊天，虽然我知道他们说的是盖尔语，但内容我听不懂。另一些人瘫坐在椅子里，其中几个打瞌睡腿还横在过道中。过道的远端，两个空瓶没休止地来回滚动，彼此碰撞，还撞在座位的金属椅脚上。车厢左右晃荡，吱呀作响。

车站不大，是褐色的。它前面有木质站台，照明靠高高的杆子上投下的灯光。灯上撞去成群结队想求死的飞蛾和六月虫。灯下有一小簇一小簇穿暗色衣服的人，在那里聊天、嚼烟草；还有些衣衫褴褛的男孩，大概跟我同龄，三两凑堆，倚在破旧的自行车上，等着一捆捆报纸砸到他们双脚前面。

两个高大的男人从他们那堆人中脱身出来，走向我们。我知道他俩都是我的叔叔，虽然之前我只见过年轻的那个。我一年级的时候，他到我家住过一阵，曾和我在地板上摔跤，家里没人的时候还喜欢放小提琴唱片听。有一天突然他就一去不返了，只留存在母亲的话里，有时是一句不带色彩的“就是你兄弟在这儿的那一年”，有时则是更有所指的“就是你那个整天醉酒的兄弟在这儿的那一年”。

此时两人都很有礼貌。他们和父亲握手，说：“安吉，你好。”接着又取下帽子，跟我母亲问好。然后两人又都把我举了起来。年轻的那个问我是否还记得他，我说“记得”，他大笑着把我放下。接着两位叔叔又帮我们把行李搬到出租车上。我们的车沿着一条崎岖的街道和向上的山路蹦跳着前行，一阵颠簸之后，终于在一幢阴暗的大房子前停了下来，我们下车进了屋。

虽然是夏天，却有很多人围在厨房一个烧炭的大炉子旁边。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都起身来握手，女人还会拥抱我的母亲。接着我又被领到爷爷奶奶跟前，我之前没有见过他们。奶奶个子很高，头发白得好比下午的海鸥，眼睛蓝得好比海鸥飞过的大海。她黑色的长裙外还罩着格子图案的围裙，她用强壮的双手把我举起来，让我可以亲吻她，也可以平视她的眼睛。奶奶身上有肥皂水和热面包卷的味道。她问我喜不喜欢住在蒙特利尔。我从来没在其他地方住过，只好说我觉得还行。

爷爷身材不高，很粗壮，手特别大。他的眼睛是褐色的，曾经的红头发现在也几乎全变白了，眉毛和鼻毛倒还是红的。他的髭须让我想到学校里的海象图片；他现在就在嚼把胡须下方染成棕色的烟草，把嚼出来的汁吐在椅子旁边的煤筐里。他穿了一件蓝色的格子呢衬衫，褐色的裤子靠厚重的背带吊着。他也把我举了起来，尽管没有亲我。爷爷身上则有肥皂水、烟草和皮革的味道。他问我火车上有没有见着我喜欢的姑娘。我说“没有”，他大笑着把我放回到地板上。

这时更晚了，谈天声已沉寂下去，大家一个个步入门外的暗夜中，直到只剩下我们三个和爷爷奶奶。又过了一会儿，奶奶和母亲上楼最后确定如何过夜。爷爷把朗姆酒、热水和糖混进两个杯子里，一杯给了父亲。虽然我十岁了，他还是让我坐到他的大腿上，还让我从他的杯子里抿酒喝。他和蒙特利尔的吉尔伯特外公很不一样。吉尔伯特外公穿白衬衫、深色西服和马夹，胸前还横着金表的链条。

“你回趟家还真久啊，”他跟父亲说，“要是你进那扇门有我想到你那么勤，铰链我都得换多少回了。”

“我知道，我努力过，一直想回来的，可在蒙特利尔不太一样，你知道的。”

“是啊，我猜也是。我只是没料到会变成这样。感觉你们离得好远，我们又老得好快，对长子心里又总是不一样的。我琢磨着我们家里有些人没上过学也未必是坏事。要把自己交给亲家，我是不行的。”

“请别刚到家又得争这事，”父亲说，有点生气，“我没有把自己交给任何人，你心里也明白。我是个律师，只不过跟另外一个律师合伙，而他又正好是我的岳父，仅此而已。”

“好，仅此而已，”爷爷说道，又让我抿了一口他杯里的酒，“行，换个话题，你结婚十一年了，就这一个吗？”

父亲脸红了，就跟我们听到那年轻人唱歌的时候一样。他的火气上来了：“你自己清楚你根本没换话题。我知道你在暗示什么。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知道？”爷爷问道，声音不大，“我还以为蒙特利尔不一样呢。”

奶奶和母亲下楼，正好我又在抿酒。“哎，安格斯，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啊？”母亲吼着就朝我们冲来，要保护我似的。

“玛丽，别这样！”父亲几乎有些挣扎地说道，“这没关系。”

爷爷很快站起身来，把我放到他刚刚空出来的座位上，将那杯饱受争议的酒一干而尽，又到洗碗池把杯子洗了：“行了，到工人阶级睡觉的时候了。大家晚安。”他上楼脚步很重，靴子砸在地板上的声音我们听得真切。

“我照顾他睡觉，玛丽，”父亲的头朝我这边点了点，“我知道他睡在哪儿。你也去睡吧，你很累了。”

“是，那好吧，”母亲很温柔地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让他不开心的。晚安。”她亲了我一下，又亲了奶奶，接着她的脚步声就静静地消失在楼梯那头。

“对不起，妈，她那句话并不是听上去的那个意思。”父亲说。

“我明白。这里跟她习惯的太不一样。我们岁数也大了，在不顺的时候重新振作也不像以前了。他今年七十六，在矿上有些顶不住，他觉得要完成自己的那份活比以往都要辛苦。几个孩子都跟他去干过活，他告诉我，他觉得是孩子替他扛着，就因为他是他们的爹。以前你和阿莱克斯跟着去的时候他从来没这么觉得，当然了，那时你们都年轻得多了。尽管如此，他一直觉得你们高中毕业还没上大学那会儿多好啊，所以他想你们总归会回到他身边的。”

“可妈，怎么可能永远像那时候一样？我那时二十，阿莱克斯十九，他那时也才五十出头。我俩都想上大学，好拥有另一种人生。他借给我们的钱我们也都还给他了，那时他好像也赞同我们去读书。”

“他那时不知道会变成这样。我也不知道。你把钱还给他的时候，就好像这跟他原来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另一种人生，又是什么呢？一个成了我们从来见不着的律师，一个成了医生，二十七岁自杀了。丢了，我们是把你们俩都弄丢了。相比之下，安德鲁还离我们更近些，而他是埋在海下两公里的乱石中啊，他从来没见过大学的门。”

“啊，本该也见见他的，”父亲说，话里满是苦涩，“他们都该见到的，而不是被剥削利用，整天在海底掘地洞，或者成了醉鬼，连掘地洞都不够格。”

“我有个醉鬼，”奶奶说，站在那儿看上去很是高大，“被赶出了我蒙特利尔律师儿子的家。”

“可我对他真的是无能为力啊妈，在那边不一样。你要是那副样子你就不可能——你就——哦天哪，我也不知道。要是我只是一个人的话，他可以永远待在那里。”

“我知道，”奶奶的语气突然很温和，把手放在父亲肩上，“不是怪你。但真要说永远待着，我们好像只能待在这里。我们已经是待在这里的第七代人了。归根结底，除了‘待着’，还有什么呢？我有三个孩子出生时夭折了，我带大了八个儿子。有一个成了律师；有一个当了医生，自杀了；有一个挖煤死在了海底；有一个是酒鬼；还有四个，都像他们的老爹一样还在挖煤，我现在所能依靠的也就是这四个人了。现在是这四个人扛着你的父亲——因为你父亲需要人扛了，是这四个人扛着那个醉鬼，是这四个人挖了两天就为了找安德鲁，也是这四个人，让我能在晚年有三十个孙子孙女。”

“我知道，妈，”父亲说，“你说的我都知道，我也都能理解。只不过，这么说吧，因为某种原因我们不能继续生活在一个宗族系统中了。我们想要见识我们自己之外、我们家庭之外的东西。我们只是想生活在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奶奶张开手掌，都快把她的围裙盖起来了，“要是我不能照着自己的方式活着，那二十世纪跟我有啥关系啊？”

现在是早晨了，醒来听到的是窗外家雀互相争嚷的声音，阳光的手指点在地板上。父母在我房间里商量我该穿什么。“这些他真的不需要。”父亲耐着性子说。“但是，安格斯，我只是不想让他像个小野人似的。”母亲回答，一边把刚熨烫好的裤子和衬衫放在我的床尾。

下楼之后，我知道爷爷已经出门去干活了。郑重地吃着早餐，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徒增了几十岁的小老头，听着收音机里的小提琴音乐，看着我奶奶给烤面包片抹上黄油。奶奶烧火拨炭的时候投入到几乎有些凶狠，烟翻涌起来，像云雾般散在屋顶泛黄的涂料上。

然后有小男孩们进来，害羞地靠在墙上。他们一共有七个，都在六岁和十岁之间。“这些都是你的堂弟。”奶奶告诉我。接着她又跟他们说：“这是阿莱克斯，从蒙特利尔来的。他来看我们，你们可不能欺负他，因为他是我们自己人。”

之后我和堂弟们都到了室外，因为据说室外是小孩子该待的地方。我们又互相询问彼此的年级，我说我讨厌我的老师，可他们绝大多数都说他们的老师挺不错的，我之前从来没想过原来还有人会喜欢自己的老师。接着我们开始聊冰球，我努力回忆着我去弗伦冰球馆 [11] 看球的几次经历，以及我对里夏尔 [12] 有什么看法。

接着我们一路下坡，穿过小镇。镇子到处被熏得黑黑的，没有亮丽的街道，也没有闪耀的灯光，和蒙特利尔全不一样。我拖着脚步跟着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正面对两个大我们一些的男孩，他们说：“嘿，你从哪搞来这么娘的衣服啊？”我不知道我那时候该干吗，直到我的堂弟们回来把我围了起来，就像牛仔电影里每当印第安人发动进攻，那些有篷马车就会把妇女和儿童围起来一样。

“这是我们的堂兄。”两个最大的堂弟同时开口，让我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很勇敢，因为很可能他们自己也有些以我为耻，而且我也不知道我敢不敢为他们做同样的事。我之前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虽然我只是个小孩，但我一辈子都觉得孤单，而且我暗暗希望我有自己的兄弟——甚至是姐妹也好。

那些差点要攻击我的人在人行道上用脚底蹭着灰，等了一会儿，接下来他俩就分开让我们通过了。我们就像一小队骑兵穿越山林。

我们继续向前穿过小镇，之后也没有停步，一直到了海岸，渔民在修理他们的渔具，或是给他们的小船抽水。我们在这些船里玩耍，他们也不管。之后我又在海面上打水漂，有一次我的石子蹦了六次，之后我就再没出手过，因为我知道他们对那六次心生赞赏，而要我再重复一次就不大可能了。

之后我们去爬山，山冈很高很高，又一路向下蔓延进了大海。一个堂弟跟我要说去看牛；据大家所知，那头公牛大概住在一英里之外。现在我们周围全然是乡村的味道，我觉得越来越热了，就动手把领带松开，却把领口的扣子扯掉了。那颗扣子消失在我们踏过的长草间，永远找不回来了。

那头公牛住在一个大牲口棚里，有个老头很像我的爷爷，堂弟们问他今天会有母牛来吗。他说他也不知道，还说这些事情是说不准的。他说我们要是愿意可以在旁边看那头牛，但绝不能逗它或者凑得太近。牛很大，身上棕色和白色相间，鼻子里还穿了个环。它一直在用蹄子刨牛舍的地，还常低下牛头左右晃着，发出低沉的哞哞声。我们正要走的时候，老头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木棍，又把棍子扣到了牛的鼻环上。“看上去你们这帮小子有眼福啊，”他说，“现在当心点，给我闪条道。”我跟着堂弟们跑到院子里，院子里有个男人刚来，站在那儿靠牲口套牵着一头紧张的母牛。我们则饶有兴致地坐到了木篱笆上，看着老头牵出公牛。这头牛现在汗淋淋的，不住呻吟，嘴角都是泡沫。这样的事情我从未见过，顿时看得满心惊奇和敬畏，觉得眼前的一幕既动人却又可怖。我心里的某处也知道，恐怕这件事不能告诉母亲，虽然在我年轻的生命中，几乎所有重要的事情我都没有跟她隐瞒过。

我们走的时候，老头的妻子给了我们几个苹果，嘴里在说：“约翰，你就不觉得不像话吗？那可是在这些孩子面前啊。有些事情的确是天经地义的，但不该给小孩子看啊。”老头挨了批评，低头盯着自己的鞋，不过他又抬起头来，从他茂盛的眉毛下看我们，他的眼神很特别，我明白只是因为我们都是男孩子，他才那么做的，而那个眼神不仅把女人排斥在外，也让我们参与到一件我们能知晓、能感受却无法理解的事情中去了。

我们回镇子的时候，已近傍晚，除了几个苹果我们什么东西都没吃过。我们正上坡要回爷爷的家，就看到父亲迎面大步走来，腋下夹着一份报纸。

我在外面待了这么久父亲好像也不介意，反而看上去很羡慕我们的融洽和我们满身的尘土；他站得笔挺，问我们干了些什么，在他一身西装的桎梏中显得无比寂寞。我们像大多孩子会说的那样，告诉他我们去“玩儿”了，这个古老的回答只是聊胜于无，双方都无心无力送出和接收，于是讯息落进我们年岁上隔着的鸿沟里，底下是虚空。

他要去矿上，他说，等他们四点下工的时候正好见见他们，他说如果我愿意可以带我一起去。于是我跟我的堂兄弟加好伙伴们分开了，又掉头重新下山，很少有地牵住了我父亲的手。我还以为我会跟他讲两头牛的事情，可我却问道：“为什么他们都要嚼烟草？”

“噢，”他说，“因为这已经是他们的一部分了，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用它来代替抽烟。”

“为什么他们不抽烟？”

“因为他们在地下待得太久，不能用火柴和打火机，任何明火下面都不允许。因为有瓦斯，碰到火会爆炸，所有人都会死掉。”

“可他们上来之后，就可以抽烟了啊，就像吉尔伯特外公那样用银烟嘴抽，妈妈说嚼烟草是个很恶心的习惯。”

“我知道，但这儿的人和吉尔伯特外公可一点儿也不一样，你妈妈也不是什么东西都懂的。有些事情成了你的一部分，不是那么容易换的。”

快到煤矿了，什么东西都又黑又脏，满载的卡车呻吟着从我们旁边经过。“你以前也嚼烟草吗？”

“嚼啊，很久以前了，那时想都没想过会有你呢。”

“你戒掉的时候很困难吗？”

“很困难，阿莱克斯，”他静静地说，“比你今后要经历的事情都要难。”

我们到了浴室，小火车从地下的黑暗中轰鸣着冲出来，男人从车上跳下来，大笑着互相吼着，让我想起了课间休息。他们通身都是黑的，只有眼睛和眼睛底下那半月形的部分是例外。爷爷朝我们走来，他的两边是两个叔叔。爷爷要矮一些，脚步也没有叔叔们大，叔叔要调整脚步才能跟他走在一起，就像父亲有时候会配合我一样。爷爷连他的一字胡都成黑的了，或者至少是种很脏的灰色，除了被烟草染成了棕色的底部。

他们一边走着一边摘下他们的帽灯，解下他们宽皮带上的电池，我觉得那些宽阔的皮带倒很适合挂上枪套和六发的左轮手枪。他们还在掏着口袋里的小铜片，上面有他们的身份号码。父亲说要是他们死在地下，靠着这些小片就能辨认出他们谁是谁了。对我来说，这好像也没有带来多少慰藉。

他们在一个像邮局一样的窗口排队，把帽灯和小片交给一个戴眼镜的老头。老头把帽子放在一个架子上，把小片挂到他后面的一块板上。每个铜片都去向一个有着特别号码的挂钩，告诉别人这个铜片的主人回来了。爷爷是572。

旁边的盥洗室里很热，且都是水汽，就像卫生间里的热水龙头开了很久一样。一长排一长排的衣物柜上都编了号，它们前面是木制的长椅。地板是水泥的，铺了小木板条，淋浴在屋子的另一头，轰隆隆响，工人们就赤脚踏着那些木板去洗澡。

“今天玩得开不开心啊，阿莱克斯？”我们走到爷爷的柜子前时他问道。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出其不意地用他的大手从两侧摁住我的头，猛力地将它在我肩头前后摇晃。我能感觉到他手指上的老茧重重地压在我的脸颊上，我的耳朵被按到了脑袋里，我能感觉到那些细细的矿尘正覆上我的脸，我还能尝到它们的味道，因为他的大拇指就在我的嘴边。跟我之前想的不一样，矿尘并没有很粗的颗粒，与其说像沙子，倒不如说更像烟雾，让我想起母亲用来抹脸的粉。然后他又把我的脸压在他的皮带上，很久都不松手，我的鼻子都被皮带扣顶歪了。我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中，除了黑黢黢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我就被包围、淹没在黑色之中，气都透不过来。

父亲从远处喊过来：“你在干吗？放开他！他会闷死的。”大手从我的耳朵上松开，父亲的声音更响了些，听上去像母亲。

现在我黑得都不敢动弹，头顶上两个男人正视着彼此的眼睛。“好吧。”爷爷说，很不情愿地转过身面对他的柜子，开始解他的衬衫。

“大概也只有一件事情好干了。”父亲轻声说，慢慢弯下身把我的鞋带解了。不一会儿我就赤身裸体地站在了木板上；爷爷也一样，站在我旁边。然后他就跟在我身后，指引我沿着这条通向淋浴房的木板小径向前走，离坐在那里的父亲越来越远。我回头过一次，看见父亲孤单地坐在长椅上；他在长椅上铺满了报纸，这样他的西装就不会弄脏了。

就要进入那个巨大的淋浴房之前，我犹豫了一下，有些害怕，但我能感受到爷爷强大的、满是毛发的身体就在我后面；不畏艰险，我们进到了那个水倾泻而下、泡沫中的身体发出呼喊、一块块黄色肥皂来回穿梭的世界。一开始水龙头都被占了，直到我的一个叔叔喊我们，然后某个满身肥皂泡的人给我们指了下方向。我们其实已经湿了，爷爷脸上的黑灰已经从他一字胡的两角淌下，成了两道灰色的细流。

起初那个叔叔从水柱中走了出来，之后我们三个就轮换着站到龙头下，任湍急的热水泼打在我们身上。肥皂颜色很黄，气味刺鼻，闻上去有点像蒙特利尔弗伦球馆的厕所，爷爷告诉我不要让肥皂进了眼睛。我们快洗完的时候，他逐渐把热水关了，又一点点加大冷水，他说这是为了我们出去的时候不至于感冒。我觉得越来越冷，但是他让我尽可能地在龙头下待得久一点，我最后从水里跳出来的时候，全身起鸡皮疙瘩，牙齿都在打战。我们在洗澡的人丛中往回走，虽然人数比进来时少了。在木头的小道上，我回头看我们的赤脚留下的轨迹。

父亲还是一个人坐在长凳上，就跟我们离开的时候一样。他见到我们回来高兴得笑了。爷爷从他的柜子里掏出两条厚毛巾。我们都擦干了之后，他穿上了干净的衣服，而我只是把我仅有的那套衣服穿上了，除了那根又湿又脏的领带（父亲把它塞进了他自己的口袋）。我们又回到了阳光里，又开始爬那条长长的山路，他们让我拎那个午饭桶，里面有个热水瓶，哐当作响。我们走得极慢，话很少。时不时地，爷爷停下来回头看我们走来的路。很美。太阳好像是累了，正落进湛蓝而宽广的海中——海面那么宽广，让人觉得能容得下大概一百个太阳。海水伸手触碰海滩，而那些金色的沙子望过去是纤细的界线，拦着翻滚而下的绿茵。这样的背景里，矿场成了个剪影，像是“美卡诺”金属模型搭出的玩具；不过，忽然就听见铃声响起，从深处飞腾出满载着煤矿的卡车，在隆隆声中卸完了货，又雷霆万钧地驰下坡去。再接着就是黑黢黢的房屋了，一排排朝我们所站的地方推进，然后又会超越我们，向山上更高的地方去了。头顶上，海鸥朝内陆飞去，速度不快却很坚定，好像它们对什么事情都没有疑惑。爷爷说它们总在暮色中飞向内陆，从他记事起便是如此。

我们走进院子的时候，母亲朝我冲过来，抱紧我，好似在质问所有人，又好像在自言自语：“这孩子今天都去哪儿了？从一大清早就不见了，一天没吃东西啊。我都快急疯了。”她的手指深深地插进我的头发，我有些不忍心看她这样，因为我知道她是很爱我的。“我去玩儿了。”我说。

吃晚饭的时候我累得都直不起身来，天还没黑透，父亲就带我去睡觉了。我醒过来一次，听见父母在门口低声交谈。母亲说：“我真的很努力了，真的。”“我知道，我真的知道。”父亲温柔地说道，然后他们就从过道走开了。

两周之后的一个早晨，会送我们回家的火车很快就要开了。我们的行李都已经在出租车里，告别的话都快讲完了。奶奶站在炉子旁边，我是最后一个与她道别的人。就像我们来时第一晚那样，她把我举起来，说：“再见了，阿莱克斯，孙子孙女当中只有你，我是永远也明白不了了。”然后她在我手心里塞了张很皱的一块钱，这张钞票像是从来没有被花过。

爷爷今天没去矿里，不过也不在家，他们说爷爷赶在我们前头走去火车站了。我们一路颠簸下山，火车就在一幢低矮的褐色建筑边上等着我们，爷爷在站台上跟其他几个人一边聊天，一边朝站台下吐着烟草。

灰白的金色馈赠

午夜，他抬头看了一眼荧光的可口可乐钟，意识到他已经待得太晚了，心里有种绷紧的荡然无物之感，大概，他是永远迷失了吧。他垂下目光，又猛地抬起来，挣扎着期待在他第二次看钟的时候，会出其不意地抓住时针分针落在其他地方，九点、十点，或许，但这也是徒劳，他们就竖直站在那儿，无丝毫倾斜，就像两根刚硬的控斥之箭，正因为自身的刚硬和正义，要谴责世间一切比不上他俩挺直坚定的东西。

他一开始觉得有些想吐，而一种麻木之感传遍整个手臂又通过腕部抵达他的指尖；类似的感觉他高中里也有过，那次是橄榄球比赛他被撞得昏了过去。他动了动衬衫底下的肩膀，想甩掉些凉意，舌头紧张地舔了一圈嘴唇，眼神也在球桌四周扫了一遍，看了看那些拿着球杆的人，看了看这些构成球桌方形边界的深褐色木板和上面的污渍斑斑。木头台边上还有三个二毛五的硬币，表明还有三个挑战者在等着。然后他又看了看绿色天鹅绒般柔和的桌布，觉得它就像安逸乡一般，让自己在其中脱身不得。最后，他的目光落在黑色的八号球和白色的球杆上，善与恶，他想，一齐盛开在这片绿色的原野上，互相对立，又相得益彰。真的打比赛他这只是第一次，不知怎么就演变成了马拉松似的车轮战。八点的时候，他只不过是在入口的地方停下脚步，书还拿在手里呢。然后，一切就停不下来了，夜间的钟点飞快逃逸，如同梦境般虚幻而轻盈。这种梦境，会像一张纤弱而柔韧的大网，把你缚住，尽管你心里某处很明白：清晨到来时你什么都不会记得，分不清到底是极乐还是痛楚，而醒来到底算是胜利还是失败，你也不知道自己算是永生得救，还是已经万劫不复。

这时一个声音响起来：“小老弟，你这是要等到天亮啊，我可没那么空。”他从梦里惊醒，却还在梦中，说道：“中袋。”同时他的头也示意了一下那个方向。他握着球杆趴到桌上，他的皮带搭钩因为抬起了右腿所以抠进了肚子，深褐色木头桌沿生硬地抵着他的睾丸，当然，还有击球时光滑的球杆在他指间流畅的摩擦。八号球被温柔地撞了一下，和缓无声地滚过绿茵，最终静静地消失在他眼前。然后，他又听到那个球在桌下某处嘈杂的滚动声，喧哗地在那个黑暗的底层加入到之前殉职的同辈们中去。于是，他看到另一张绿色的钞票袅袅落到桌上，还没等他伸手把钱拿走，有人又塞了一枚硬币进去，把深处洞穴里的球都解救出来，已经准备在用三角框码球了。现在午夜已过，他知道他已经待得太晚了。

早上出门之后他还没回过家。那时八点还没到，他腋下夹着书，踏进十月初的晨曦中。此刻他还能见到那几本书，躺在进门靠墙处狭窄长椅的一头。他的夹克盖着书，好似在保护它们不受伤害，袖子下面他见到代数教材，那本红色封面的几何书，里面用铅笔记了他的分数，大多是九十几分，还有英文课本，里面的诗歌他几乎全都背下来了。这些书与场景极不协调，他隐隐地想去把它们盖得更好些，保护它们，同时也是保护自己——他不想回应这些书本发出的质疑，也不想回答别人因为看到这些书会提出的问题。他的目光向着这个像峡谷一样的酒吧投去，房间又窄又长，抽烟的不少，污浊酸臭的空气中摇曳着一层层叠加的烟雾，他几乎辨不出远端那朦胧的“出口”标志。一条高低起伏的长台几乎和房间同长，一直从球桌旁边延伸到远处乐队表演的舞台，就像一条没有两根轨道的窄轨铁路。舞台上有三个人，两个吉他手兼歌手，一个鼓手；照着他们的灯光始终在变换着色彩，三个人都在汗流浃背地演奏，浑浊厚重的空气里回荡着纳什维尔让人心碎的音乐。长台上则有三个臃肿的、不再年轻的舞女，穿着网线丝袜，动作沉重呆板，脚下也不闪避那可悲的一摊摊泼洒出来的啤酒。她们本要取乐的是沿着长台两侧坐在她们下方的顾客们，但这些顾客也只是例行公事、百无聊赖地抬头望着她们，除了有一个人，头发雪白，用他满是老茧的粗糙的手，上下有节奏地撸着啤酒瓶，看上去就像缓慢的、若有所思的手淫。

空气中的那股味道如同一个没有出口的帐篷，你见不到它，却知道那巨大的棚顶正覆盖、倾轧着它底下的每一个人和所有事物。那种气味里有经年未洗的工作服，不断被汗水浸湿又风干着；有打翻的啤酒和用来清理的那块酸腐的抹布；有地板下面潮湿朽蚀的木材，也有从男厕所那扇基本没有安宁的转门里所传来的：挥发了的尿液，刺鼻的杀菌剂，小便槽里烟草和浸湿了的卷烟纸的残骸。就在小便槽的上方有个告示，用简陋的字迹写着：“这里不是烟灰缸，请勿扔烟头。我们不会在你的烟灰缸里撒尿，你也别把烟头扔在这儿。”

所有的这一切都刺激着他的感官，他觉得人生已经一无是处，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毁了，尽管他还不到十八岁。而且他多么希望这时候他是在家里。

他可以想见这时家里的情形。五个年幼的弟弟妹妹已经睡了。妹妹玛丽，现在十六岁，应该正在帮母亲准备午餐，这样父亲可以第二天放在桶里，带去肉类加工厂。十三岁的弟弟多尼，明知是痴心妄想，但还是在期望电视节目不要那么早结束。一直懒在电视机前的父亲，必然只穿了一件汗衫，套了双袜子踩在地上，裤带也是松开着的。虽然他不承认，但他看电视经常打瞌睡，一头渐渐灰白的红头发就会从头的两侧甩下来；他最终会站起身，过去把门锁上。然后他会突然停住，用粗哑的嗓音问道：“杰西人呢？”紧接着，是尴尬难耐的沉默，和一句“这么说，他现在不住这儿啦！”大家都会变得很局促，杯子很干了，母亲还在擦了又擦，玛丽和多尼偷偷交换眼神，看着敦实的父亲抽着烟斗，没有了睡意，用手遮着光凑近玻璃，从一个窗口换到另一个，看他长子的身影是否已在门口的路灯下。他不停地来回阔步走动，好像是在室外——这种步伐他从肯塔基州东部带到了印第安纳州北部，他没想改，而且想改也改不了了。他会咕哝着说：“那家伙上哪去啦？”或者语气再加强些，问：“那死小子干吗去了，十二点都要过了！”他妻子也在观察，同样聚精会神却不显露在表情上，为的是不让丈夫看到而愈发焦躁。有的时候为了缓和气氛她还会撒谎，或是让某个小孩告诉他：“杰西说他在考德尔家，跟厄尔一起学习，说要晚些回来。”

于是，她就独自担起守候和等待的重负，这样或许更轻松些，不同于她的丈夫，母亲的承受总是安静的，所以你几乎感受不到她的担忧，除非在她放松警惕的时候，你能注意到她高高的颧骨周围透露出的紧张，她咬紧的牙关和抿紧的嘴唇。之所以她会说“在考德尔家学习”，或是要别人这么说，是因为这即使不是最佳答案，也比她知道的其他说法更有用。因为她也意识到丈夫跟她一样，对“学习”这个词（和它所牵涉的种种内容）心存的敬意之深，几乎已成敬畏。每当孩子们不知疲倦地带着辉煌的成绩单归来，洋洋得意，他们半文盲的父母总会觉得在上面签个字都非同小可。虽然他们有时候会生气，会故作瞧不起“读书”和那些只是“读书聪明”的人，但其实他们对这两样东西都是全心鼓励的，因为他们在书中见到从未造访过他们黑暗的一道光亮。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不管如何推波助澜，他们仅剩的生活也在渐渐脱离他们的掌控。他们感觉自己正被洪流冲下页岩覆盖的肯塔基山坡，手却没有放弃，尽力抓向细枝、草根，但只见皮开肉绽、血流不止。

十年前，埃弗雷特·考德尔最终说服他们北行的时候，他们的确是在一座真正的肯塔基大山之下。考德尔跟这个男孩的父亲在他们与世隔绝的青年时代里，猎松鼠，分馅饼，曾是好朋友，他们的女伴后来也成了他们的妻子，跟着他们去煤矿体味艰辛。矿上的生活和工作，穷困和痛苦是一定的，或许那份未知反倒是好处了。考德尔来了北方，在肉类加工厂找了份稳定的工作，开着半吨轻卡车回来接家人，搬家当，后来他又回来，就是劝青年时代的好友一同北去。就在那时，掘在山坡里的非法矿道坍了，他的这位好友死里逃生。他能幸免于难就是因为见到老鼠朝有光处飞蹿，他便撇下工具跟着跑，差不多踩到老鼠尾巴的鳞片上时，巨石坠落的轰鸣，如枪响般的木料断裂声，已经涌进了他的耳朵。

自那时起，他和他的妻子就越发虔诚，因为他们相信，要么是上帝派那些奔逃的老鼠通风报信，要么就是上帝亲自伸手推着他的身躯向前，甚至，这些都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告诉他该去北方开始新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也有十年了，此时午夜已过，他们留神等着门口的脚步声。

之前，他每次都是十一点半之前回家的，每次都是。每次都是。但此刻，音乐在耳，气味充斥鼻腔，暗淡的灯光下，握着球杆，绿色的桌面铺展在他面前。他看到挑战者放下的硬币，他听到身后还有局外人在低声下注，他知道，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即使与自己的灵魂为敌，他也不走，他也不能走。这样的夜晚他已经等了很久，不会重现了。

从他第一次驻足在敞开的大门外，朝里面张望，看里面的人来人往，算起来已经有两年了。那晚是个酷暑天，热量在人行道上后浪推着前浪，他正从杂货铺下班回家。首先吸引他的是音乐，是埃迪·阿诺德和吉姆·里夫斯 [13] ，这两个人的歌父亲整天在放，让他和他的妹妹觉得很是丢人。他们无法体会歌曲中诉说的寂寞。每个燠热的夏夜，当这样的音乐从他们家的窗口飘荡出去，他们的父母就被打上了“乡巴佬”的烙印；作为父母的衍生品，他们也躲不掉这样的印记。这个印记他们相当憎恶，希望它永远和自己不相干才好。

那天他站在人行道上，看得出了神，被人挤撞，才知自己堵在了门道口，心里还念着告示“我们不接待未成年人。如果你未满二十一岁，莫入”，一个脚已经在门里了。他还是进去了，虽然总用余光记挂着门口，他的表情他自己就曾见过——像一个意识到自己靠近了白人圈子的黑佬。

于是有那么一周，几乎每天晚上他都会停在门口探看，或者偶尔站到门里。捕获他的，是音乐，是气味，但最让他着迷的，是台球桌边上那几个壮实的男人。某天晚上，他一仰头看到那个拿着球杆的人，他们的目光在球桌上方的虚空中相接，是埃弗雷特·考德尔；好像山上两辆寂寞的货运列车，车灯在午夜投出两道寻寻觅觅的锐利光束，即使只在拐弯错身的刹那，它们也知道永远都不会背弃对方。就在那时，他已经能预见他俩的关系会是怎样的了。他知道埃弗雷特绝不会告诉父亲“那天晚上我碰到杰西了”，而他也不会跟厄尔·考德尔说“那天晚上我瞧见你父亲打桌球了”，虽然他和厄尔在同一个年级，虽然他们是同一个橄榄球队的防守球员。有些事情无视年岁的差异，归根结底，“先后”这样的词是没有实质内容的。

他是这样开始的。晚上从杂货店回家，他会停十几二十分钟，站在门口靠里一点点，倚在墙上观看。那个告示一直在他脑海中，他没有忘记他是个“未成年人”，所以不能“入”，但一天天过去，他越发意识到，其实没有人在乎，就像还有个告示说不能赌博，他们难道又理会了？他开始从门口挪开步子，一点点地深入酒吧，慢慢地他又发现，那些奇怪、粗暴、鄙俗的男人们似乎对他颇有好感，一杆好球之后他们会朝他眨眼睛，没进球的时候会冲他抱怨。再后来，他还发现别说七点下班的时候，就是四点他去杂货店之前，酒吧就已经开门了。橄榄球队不训练的时候，他常常从学校连奔带跑赶到酒吧，就为了能早到那么珍贵的一小会儿。路上他心里只翻涌着一个念想，就是球台最好是空着的。那样他就能把因为小跑时攥着而湿漉漉的二毛五硬币投到球台里。然后他就能看着球被释放出来，听它们滚动的声音，拿出来练习他前天晚上看到的杆法。练习时他全神贯注、绝无懈怠，直到四点那些大汉下工之后出现在酒吧里。那时候他甚至从来都不敢想自己有天会在真的比赛里上场，此时，见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趴在球台上，他有种奇妙的感受，觉得自己能够体会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那些短篇中的年轻人，他们一直在练习，但始终止于练习，直到人生中的某个时刻到来，一切都不再相同。

他进门的时候打球的有四个人，于是他就在墙边找了个站席做观众，头顶是那个禁止他在此出现的告示。四个中年男人分成两组，眼神扫视四方，身躯缓缓绕着球桌，嘴里不干不净地跟那些球商量着，还不时抹去眉毛上星星点点的汗珠。他们的锦标是象征性的一加元，当然这也有明文规定是不允许的。败方付了钱之后，其中一个说他得回家了，一转眼就没了人影。他的队友于是转过身来，对着墙边那个他一直见到的家伙说：“你跟我一起。”又把球杆递给了他。他下意识地接过球杆，觉得他不仅像是菲茨杰拉德笔下的人物，可能更像康拉德故事里的年轻人，他们很多都在行径已成现实之后，还依然觉得自己不可能会干那样的事。就这样，接下任务，夜晚开始。

一开始他的心都在怕输上，因为输了要付一块钱，他还不知道自己拿不拿得出来，所以打得很差，他们赢球完全是因为他的队友。不过第二局、第三局他就厉害不少，打得深思熟虑，很谨慎，虽然没有技惊四座，至少没有输球。他很惊讶，居然那些独自一人的训练课那么有用，那些站在告示底下无数个小时的观战也绝没有白费。他们的对手离开、消失在夜色中，他就和队友开始对打。总觉得鏖战良久，他赢了，一加元也入了口袋。他一直没走，余光里挑战的硬币被一个个放在球案的褐色木边上。无脸的陌生人，只看见手指，那些指甲多数也损坏了，直到他认出一双手来，抬头见到埃弗雷特·考德尔的脸，但他没有说什么，就像第一次照面一样无声。那似乎是很久以前了。他们打球时很安静，两个人都不说话，出杆都很小心，节奏也不快，直到台面上只剩下黑八，年长那位一杆白球进袋，留了一块钱就走进外面的夜晚中去了。又伸出一堆没有名字的手，又一张没有名字的脸。

跟考德尔打球时，头脑中全是各种各样的想法。一开始他有些尴尬，怕对方会试着跟他聊天；接着又想到，要是他输了，倒也合适，在场这么多人里赢他的正好是他唯一认识的人。然后，直到分出胜负之前，他又一直很担心埃弗雷特·考德尔会故意输球，就像一个父亲宠爱自己的七岁小孩，下跳棋故意让孩子赢一样。他希望——甚至祈祷他们不用经受这种尊严扫地、男子气概尽失的煎熬。毕竟，这是他发现自我的夜晚。当他终于确信考德尔是在毫无保留地比赛时，他深为感激，因为这是对方无声的肯定。考德尔输球离开，他心中很多感受就交缠在一起：孤单和忧伤，后悔和愤恨和猛烈而欢腾的自豪，几乎让他觉得有些羞耻。就像站在至亲至爱的墓前。

夜晚飞掠向前，他依然如同身在梦幻中打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手喝下的啤酒开始起作用，而他却不会因此昏乱，而且夜深之后，周遭越发迷狂起来，不管是音乐还是酒吧里发生的种种，都没有影响到他。在某段杜恩·艾迪 [14] 低沉的拨弦声中，他抬起头沿着吧台望去，上面一个中年舞女正撑开她裹着丝袜的粗壮下肢，慢慢慢慢地放低身位，直到她几乎坐在了一个秃顶男的头上。这秃顶男正探出身去，倚在吧台上。舞女有力的大腿内侧夹着男人的两个耳朵，前后摩擦着他的秃头。杰西几乎想要呕吐，马上移开了他的视线；他的下一球出杆太快，没打进。

一点半的时候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外面有人找他，他转身看见他的弟弟多尼正在街上朝他招手，酒吧门还开着。他跟球友打了个招呼，快步走了出去，他带上门时太用力了，门很厚实，发出砰的一声。他这个动作好比是在保护弟弟不受吧台上那个女子的侵害，也好比是保护自己，跟里面的人隔离开。

多尼眼窝里那双棕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讲话颠三倒四连不成句子，语速飞快：“天呐，你最好快回去。他们都不肯坐下，看着窗外。糟透了，特别是爸爸。他抽烟抽疯了。他现在脸上就是那副古怪的表情。他们不知道你在干吗啊。”

一开始他有些害怕，装出一副他觉得这挺好笑的样子。“你看，现在都一样了吧？反正已经太晚了。我还不如在外面通宵呢。”

“可杰西，你也知道等你回家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光景。”

“所以啊！等我一早回家又能坏到哪里去呢？”多尼脸上的表情明明白白在说，早上回去会坏不止一点。

“杰西，那我跟他们说啥啊？”

“告诉他们我在打桌球。”

“他们不知道桌球是什么东西，那要是他们问在哪儿呢？”

“你就告诉他们。”

“杰西，你脑子坏了。老头要是一听说，五分钟之内就到了。你也不是不了解他。根本无法预料他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他于是想到，蕴藏在他父亲身体里的暴力是何等骇人，那种暴力在他体内深处隆隆作响，就像高山底下喧嚣的激流，在某个目光难以触及的深穴中，拍打着暗石，水花飞溅。他记得他只见过一次，那时他还小，记不清是在哈扎德还是哈兰了，在商店后面的停车场，毫不夸张地说，那个被父亲击中的男人像一个变形的布娃娃，从停车场的一头飞到了另一头。他记得那个人完全瘫在那里，半天一动不动，鲜血从打断的牙齿间淌出，成了几条涓涓的深红色细流。母亲祈祷：“哦上帝啊，不要让这男人死去啊，我求你。”父亲靠在墙上，用手臂藏起自己的脸，或许他也在祈祷，不过他依然紧握着拳头，指关节都泛白了，就好像他还想拼命抓住某样东西，可具体是什么他也不知道。过了一会儿，他们也哭了，他们是孩子，哭是因为他们知道出了事，但除了哭不知道还能干吗。

他身后，门打开了，他一转身就又看到吧台上的舞女，门口勾勒出一个男子的影子，他问：“球要打完吧？我可没工夫再等下去。”他吓了一跳，忐忑起来，跟多尼说：“听着，我得走了。自己编个故事吧。跟他们说我没事。我晚些回去。”他转身离开大街时，眼神也避开了他兄弟的脸，他觉得弟弟应该哭了但他不想看见。

重新进了球房之后他想着，多尼是世上最好的弟弟。他想到多尼从来不会出卖他，想到多尼会花几个小时帮他把鞋擦得锃亮，会一心一意地追着他掷到九天之外的棒球，想到当他刚学会抽烟时，多尼会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小机器人那样满镇子捡旧瓶，就为了让自己的哥哥能买上一包珍贵的香烟。有时候他觉得，要是他叫多尼从某幢高楼的楼顶往下跳，多尼也绝不会有丝毫犹豫。一想到他拥有这种可怕的权力，他感觉自己的心都被攥紧了。

酒吧关门是两点钟，不过他三点才出来，意识到自己没有地方可去了。回家不行，现在既太晚，也太早。于是他走上大街，又拐进一条小巷，立在黑暗之中，听着老鼠窸窸窣窣来回的声音，等待着黎明。他琢磨着，要是有人走过看到他腋下夹着书，站在小巷子里瑟瑟发抖，他该说些什么。几乎是因为害怕，他躲到一幢房子的阴影里，把手塞进了口袋。这时候他摸到了那些钱，好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一样跳了起来。他打球太过专注，完全忘记了收进囊中的那些一块钱纸币。他摸到了两团皱皱巴巴、绞乱在一起的钞票。现在这是阴冷潮湿的两团，但不久之前，因为他沁汗的大腿，它们还曾温热，甚至有些湿润。他试着在没有光亮的情况下点钱，而且都没有把它们拿出口袋。他用指尖捻到钞票的一角，会判断刚刚是否点过，然后又去摸索下一张钞票，就这样他点完了一个口袋，又去点另一个。但他绝望地发现每两次点的都不一样，最后他放弃了，突然又走回到了大街上。

走进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咖啡店，他坐到倒数第二个座位上，把书放在最后一桌。他希望在那里可以不被注意，至少能自己单独待一会儿。坐下之后，裤腿就绷紧了，他能感觉到鼓鼓囊囊的口袋凸起着，即使不低头也知道外人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他也不敢低头，既怕实际情况果然与他最坏的预期相符，也怕会引别人注意到自己不想张扬的东西。他心里想，这就像青少年的勃起，总是莫名其妙，来得不是时候，等你意识到，它就已经在那里了，不招即至，斥之不去，错得不成体统。

他点了咖啡之后，把皱巴巴的钞票先从右口袋慢慢抽出来。他想，大概因为他是个右撇子。然后他把钱一张张地捋正、压平，它们依然带着潮气和一丝盐味。十九张。接着他又把左边口袋装着的也照样点了一遍。十二张。一共三十一加元。

他走出咖啡馆，钱都折得很好，放在他胸口的衬衣口袋里；他的心境完全变了。他想回家，把钱交给父母。从小到大只知索取，这是他第一份还算有些价值的回馈。于是他心里突然满是对父母的爱——他父母是奇怪的人，他一直觉得很难理解。他们依然会长途跋涉回肯塔基山，当老破车经过辛辛那提通往考文顿的宏伟大桥，他们还是无法抑制地要表达自己的激动情绪；回来之后车上的红山土还故意不洗，停在院子里等雨水来冲刷；而且他们听的也始终是“乡巴佬”的音乐。

有那么多次他为父母感到羞愧，此刻倒正是因为这个，心里有些愧疚了。他还记得搬家之后的第二年，他四年级，“家长之夜”那次经历简直不堪回首，他还记得当时是如何恳求他们要去，还能见识一下学校里各种美轮美奂的东西。当时他们自己也略有些激动起来，为了迎接大场面把脸都洗得泛红了。可一旦进入学校豪华的建筑里头，他们本来有的气度似乎一下溜走了，就好比他们鞋底有施了魔法的塞子，突然被拔了起来。他们见到人形的数字、一英尺高的字母，还有各种各样的布告：从刷牙到过马路到冬天喂鸟，似乎世上所有的事，此处的墙壁上都能找到指导。在这个诡异陌生的世界里，他们变得茫然、空白，说不出话，慌张得几乎要昏倒。她母亲一直在说“真好啊”，“这确实是真好”，“这东西确实是好啊”，一遍遍地重复着，就像她的思维卡在了某条沟里；而他父亲的台词——一边用他的大手把帽子摁成一团——则是：“真是挺喜欢这儿的。”他用这句台词不分对象，碰到老师、其他家长、门房师傅都这么说。从他四年级老师唐斯小姐眼中，他读到了那个未言明的疑惑：杰西这么聪明的小孩，父母怎么会是这样的？他现在回想，自己当时也有同样的疑惑。

他回到家是五点三刻。他之前还在通宵的加油站停留了一下，把三十一块钱换成了一张二十、一张十块。大家都起来了。母亲在做早饭，虽然离平时的早饭时间还有一段时间。餐具已经摆好，桌旁边父亲装早饭的桶还没有盖上。大家都不说话。他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聋了。他从未想过原来他的家还可以这样安静。他看看母亲，母亲的眼睛盯着炉子；他又看看多尼，弟弟看上去马上要落泪了。

就像这场戏本该由他父亲开场似的：“那你该死的到底去了哪儿？”这句台词很清晰，像精心排练过，像是父亲之前一遍一遍练习过多次，而且听上去也没有他预料的那般响，那般凛冽。于是，他——一个没有排练、台词不熟的演员——还是跌跌撞撞到了舞台中央，开始他自己的表演。他的内心告诉他：“说真话。”一个古怪、生疏的声音说道：“我在打桌球。”

“我们等了你一晚上，”母亲的声音很平和，每个单词的尾音都听得到，“我们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被人打了，或是被人抢劫了。”

他突然很幸福，因为大家的担忧而心里满是温情。他的嗓音突然激动起来：“没有没有，什么事都没有。我什么东西都没少。我还赢了。看！”他开始把三十一块钱从口袋里掏出来。有人问：“多少钱啊？”他几乎要笑出来：“三十一块。”他终于把礼物从口袋里完全抽出来，放在桌上。

母亲说：“你要想在家里吃上一口早饭，先把钱去还掉。”

全速前进时突然被制止，他几乎瞬间颓唐下来，就像打橄榄球时找到防线的一道裂隙就猛冲过去，可光线消泯，裂口闭合，而对手的分量要把他的命都压出来了。

他开始生气，大吼：“还掉？还给谁啊？”

母亲的语气依然平静：“从谁那里拿的就还给谁。主待我们很好，他大概绝不会认同这些东西的。”

他突然哭起来，眼泪中满是愤怒、哀伤和绝望，他试图解释：“你没明白。这跟主没有关系。我不是偷的。这些钱是我的，是我赢的。不可能还了，我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父亲说：“你妈说了的话就得听。”他冲出房子，站到大门口哭起来，直到多尼出来，他只得停止哭泣。他的手在口袋里一直攥着三十一块钱团成的小球，掌心出汗，已经把那三张纸币完全浸湿了。他眼前，沉睡的市镇即刻就要醒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走了出去，不过马上就奔跑了起来。在清晨的微曦中，他跑过好几条街道，又横着穿过另外几条，到了考德尔家的院子，这时他慢了下来，装着好像只是出门散了个步，虽然有些喘不过气来。

埃弗雷特·考德尔正一个人坐在厨房里，喝着咖啡在听广播。他的收音机很小，但正勇猛地替他抓来从西弗吉尼亚州惠灵来的飞速衰减的信号。其他人都还没起，埃弗瑞特自己也衣衫不整：脚上只套着袜子，厚衬衫的扣子没扣上，宽阔厚重的皮带也还没把他的裤腰给紧紧地扎起来。

“咋了，杰西？”他说得很随意，如同周日下午在门阶上削着一根棍子，“最近还行？要不要来点咖啡？”

他没问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不在家里，这出乎他的意料，但惊讶很快过去了，因为他到这里来的原因像雪崩一样把惊讶掩埋在了下面。“这些，”他说着，把三张有罪的、满是汗渍的钞票从口袋里抽出来，塞给对方，“这些，拿去。是你的——你昨天输了。”

这个强壮的男人很温和地说：“放松点，小伙。先坐下。这是干吗啊？跟我说说怎么回事。”他开始填他的烟斗，好像天长日久，世界永不会终结似的。而词语跌落出来，一个接着一个，一个压着一个，互相争赶、撞击，发出轰鸣，就如同炭块在传送槽上蹦跃而下。那是他脑海中肯塔基留下为数不多的画面之一，大大小小的炭块碰撞、翻滚、坠落，大炭块碎裂成小炭块——他最后说：我非得把这些钱还掉，还你是因为你输了，我赢了——我不该赢的。

那人把钱收下了，三张污秽的钞票，二十块、十块和一块，放进了敞开衬衫的口袋里。“行，小伙子，”他说，“你爹是个好人，你妈也是。回去吧，告诉他们你刚刚做的事情。要是他们找我，没事儿我就跟他们说：‘当然了，他把钱给我了，一张二十的，一张十块钱，还有张一块的。’就是你刚刚干的事儿啊，没错。”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听到背后有人喊他的名字，他转身见到考德尔穿着袜子悄无声息地跟了过来，已经站到了他的面前。还来不及做什么动作，长者已将三张纸币塞进了这位客人的衬衣口袋。“就这么着，”他说，“没问题。谁也不用撒谎。你给了我钱，我也拿了。咱俩就这么让它去吧。你赶紧回家，我听见楼上的部队已经有动静了。”

于是他出门走进了新的一天，过了一会儿他甚至零星吹了段口哨，他思忖着下礼拜的几何考试他会如何漂亮地拿下，而当天的下午，熟悉的橄榄球护垫将落定在他期待的肩膀上。他已经可以感觉到浸透阳光的球场上那些呼喊和击掌，就在他开始小跑的时候，脚底响起金色落叶翻卷的声音。

船

即使是现在，我有时四点醒来，还是满心恐惧，怕自己睡过了头。觉得父亲正在黝黑的楼梯下等我，觉得有石子打在窗上，那是赶着去海滩的人，在下面呵气暖手，还有不耐烦的跺脚声从冰冷、坚实的土地传来。有时我从被窝里探出身，遍寻不着袜子，话也说不清，突然意识到我只是可笑地孤单着，没有人在楼梯下等我，码头外也没有船在不知疲倦地往来。

这种时候，只有床头烟灰缸溢出的灰色尸身，目睹着星火消亡，默然等候它们下一个同胞的殉灭。我害怕与死亡独处，便飞快地穿好衣服，大声清了清嗓子，把水槽上两个水龙头都旋开，让飞溅的水花继续制造些无谓的噪音。然后，我出门去，走大概一英里的路有个通宵营业的餐馆。

如果是冬天，一路上极冷，到餐馆的时候我常常淌着眼泪。女服务生很多次感同身受地也打个寒战，说：“天呐，外面该有多冷，你都在流眼泪啊。”

“是啊，”我会回答，“还用说嘛，真的很冷。”

我们有那么三五个人，总是在这样的时候出现在这样的地方，说些无关紧要又无甚趣味的闲话，聊作慰藉，数着黎明不情愿的姗姗脚步。天终于亮了，我吞下最后的咖啡，每次都满嘴苦涩，匆匆起身离去。到那个钟点，我又开始担心会不会迟到，有没有干净的衬衫，担心汽车会不会发动，以及其他千百件值得担心的事情；在那个有名的中西部大学教书的人，都会这样的。可当时我就又清楚，那一天还是会平安地度过；十年来，无一日不是如此。在清晨的昏冥中，那些呼喊、话语、身形，其实都不在那里，那条船也不在那里。都是幻影和回声，是隔着灯光，孩童的手形在墙上映出的飞禽走兽，是屋外水桶承接雨滴时的絮语。那几帧画面像是从老电影的黑白过往中剪出来的。

我知道有这样一条船，和我意识到身边有这样一群人几乎是同一个时候、以同样的方式，而我也一并知道，这群人的生计都仰赖在那条船上。关于父亲最早的记忆，则是从地板上高高的雨鞋的空隙间望到他，突然我就升空了，脸被按到他的胡茬里去。父亲的脸颊和胡茬都是咸的，父亲从他雨鞋的红跟到他蓬乱的白发，闻上去都是咸的。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带我第一次去坐那条船。从家到码头的那半英里路，我坐在他的肩膀上。我记得他大步踩在砾石滩上的声音，记得他曾经爱哼的粗鄙小调和空气中盐的味道。

船舱里也弥漫着一样的味道，因为这种气味始终不变，我一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们在港口里兜了一小圈就回来了。他用缆绳把船尾牢牢绑在不动锚 [15] 上，把我举过头顶，放到坚实的船坞上。他自己从一个小铁梯爬上来，又把我放在肩头，大步离开。

回到家里，每个人都觉得我这点年纪就扬帆远航，非同小可，问我：“你觉得船里怎么样啊？”“你在船上怕吗？”“在船里哭了没有啊？”没有一个问题离得了“船”字，当时我就知道，它对每个人有多么重要。

对母亲最初的记忆，是父亲一大早就去了船那边，屋里就剩我和母亲。她似乎总在修补“在船上弄破”的衣服，准备“在船上要吃”的食物，或者，就是在我们厨房那扇面朝大海的窗口搜寻“那条船”的踪影。大概到了中午，父亲回来，她就会问：“唉，今天船上怎么样啊？”这是记忆里我第一个会问的问题：“唉，今天船上怎么样啊？”“唉，今天船上怎么样啊？”

我们生命中的这条船登记在霍克斯伯里港。新斯科舍人叫它“岬岛船”，设计出来就是让近海的小渔民能在春天捕虾，夏天捕鲭，再之后还可以捕大西洋鳕、黑须鳕和无须鳕。船有三十二英尺长，九英尺宽，动力都来自于一个雪佛兰卡车的引擎。它有一个水上离合器和高速回动装置；船身漆成淡绿色，船头一侧印着黑色的“珍妮·琳”字样，船尾横着块长板，也刷着同样的字。“珍妮·琳”是我母亲的名字，如此命名，是要让她作为一环接入到传统的那条长链中去。码头泊着的那些船，上面绝大多数是家中某位女子的名字。

现在说起这些事，好像我当时就什么都明白了一样。什么船的尺寸、引擎的种类，我一下子都了然于胸。又好像我孩提时第一次去，一眼就看出船名一个是模板印上去的，一个是刷上去的。当然，事实远非如此，我学得很慢，而时间又总是走得太快。

我最先学到的是关于我们家的房子。以船坞为中心，一共有五十栋左右的房子绕着马蹄形的港口，我们家是其中之一。有些房屋靠海太近，大风浪时，拍起的浪花能直接泼在窗上。我们和其他几户人家，就住得稍远些。这里的百姓，和邻近村庄的居民一样，都是因为对爱尔兰国内不满，或是因为苏格兰高地的肃清运动，或是美国的独立战争，而来到这里，建起了屋舍。一些是随性、易动感情的凯尔特人，信奉天主教，因为英格兰人去了他们国家，他们就来到这里；一些是敏锐坚定的新教派清教徒，因为一七七六年英国人走了，他们也待不下去了，于是也来到了这里。

家里最重要的一间屋子是厨房，就是老式、狭长的那种。取暖的炉子烧的是木柴和煤块，炉子背后有箱引火柴，旁边是个煤斗。厨房正中站着个笨重的木桌，有可以翻折的木板增减它的尺寸。五张木头椅子是家里人用各种刀具劈凿而成的。炉子对面，靠着东墙，有个中间陷下去的沙发，上面有个垫子用来当枕头。沙发上方是个架子，收着火柴、烟草、铅笔、旧鱼钩、零散的麻绳和一个塞满账单跟收据的锡罐。南墙没有其他，只被一扇朝向大海的窗户占据。北墙上则是一块五尺长的板，上面的各式衣钩每个都挑着它们自己的担子。板的下方堆着不少鞋子，大多数都是橡胶鞋。这面墙上还有气压计、一张水域图和放着小收音机的隔板。厨房是大家公用的，也是个中间的缓冲地带，因为它一头通向十个都收拾得一丝不苟的房间，而另一头只有一间，是父亲的，里面混乱得如同一场灾难。

母亲打点家务，就像她兄弟们对待他们的船只。每一样东西都一尘不染、井井有条。她个子高，皮肤黑黑的，总让人觉得她充沛的精神里满满全是力量。尤其是她岁数大了之后，时常让我想起托马斯·哈代笔下的人物，特别是外形，酷似游苔莎·维尔 [16] 。家里的七个小孩，她让每个人都吃饱、穿暖，食物都是她准备的，甚至衣服，大多也是她亲手做的。我家的园圃他人见了都不敢置信，花开得华美，她养的母鸡、鸭子也是一窝窝地茁壮成长。她可以走几英里地就为给家里摘些果子，而潮水落下的时候，她还会撩起裙子去挖蛤蜊。二十六岁嫁人时，她比父亲小十四岁。有大概十年左右，她一直是当地有名的美人。母亲和她家族的人一样，是属于大海的。对她来说，所谓远景，不过就是她无畏的黑眼睛望去，那海天一线的地方。

厨房挂衣板和气压计之间，就是父亲的房门。门后，则是满满一屋的邋遢和凌乱。好比是长年在我们屋外喧哗的大风，终于得以登堂入室，且独独进了父亲的房间，将里面卷得一片狼藉之后又悄然撤离，重又在屋外故意大笑。

父亲的床靠的是南墙，永远是乱糟糟从没整理过的样子，或许上面是有被子的，但总是被他整个人压在下面，相比之下，他真正钻到被窝里去的时候反而不多。床边上放着一个褐色的小圆桌，上面堆着一个古老的鹅颈台灯、一个破旧的收音机、一垛火柴、一两包烟草、一叠卷烟纸和满满当当的烟灰缸。桌子和桌下的地面上洒满了如幼虫般棕色的烟丝和烟灰的白点。桌面曾几何时也漆得闪亮，但因为多年以来那些无人照料的烟头，早已伤痕累累。多少个烟头曾不被觉察地从烟缸的小山上跌落，将它们的故事永恒地烙进了木头桌面，直到燃烧的气味传开，才最终召来了它们的杀身之祸。床尾有扇窗，望得见海。

邻着的墙旁边有张写字台，写字台旁边是个衣柜，里面有他唯一一件哔叽西服，还不合身，两三件会勒到脖子的白衬衫和硌脚的黑色方头皮鞋。有些衣服对他更友好些，比如他厚重的羊毛套衫、母亲给他织的手套和袜子、羊毛加鹿皮的衬衫，不过这些衣服他都随手堆在房间里唯一一张椅子上。如果他躺在床上的时候正好有客人进来，他会让别人把衣服都扔到地上，把椅子空出来坐。

杂志和书覆盖了整个写字台，甚至在椅子上还要跟衣物抢夺地盘。小圆桌本来已很英勇，它们却还要再加重它的负担，而收音机上难免也要顶几本书刊的。床底下那个像是窑洞般神秘莫测的空间，也已被塞满。写字台边上的墙角，书从墙上洒落，从地板上垒起。

杂志都是最常见的那几种：《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生活》、《麦克林》 [17] 、《家庭先驱周报》 [18] 、《读者文摘》。它们的到来往往要归功于各种各样的订阅促销活动，以及圣诞时会有的订阅礼包：“两年杂志，仅需三块五。”

书的品种就比较杂。有几本富丽堂皇的精装书，有几本让人眼前一亮的曾经的“当月好书”，其中有些是圣诞或是生日礼物。但大多数都是二手的平装书，是从会在杂志最后做广告的二手书店买的：“各类二手书十分加元一本。”一开始尽管母亲心疼开销，他还是自己邮购，后来我的几个姐姐都搬到城里，常往家里寄些书来，父亲自己买书的次数就渐渐少了。特别是早先，收到的书目五花八门，有时十分诡异。米奇·斯皮兰 [19] 、欧内斯特·海考克斯 [20] 会和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狭路相逢。送来企鹅出版社“诗人丛书”里的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同一个盒子里还会有本讲授性爱技巧的小书，叫做《如何从爱中获取更多》。前者有人用极蓝的钢笔和优美的书法作了详尽的注释，后者也被人仔细研读过，且显然此读者拇指肥硕，所以页边上的指印至今清晰可辨。只消轻微触碰，《如何》会自动打开到特别露骨、也格外污秽的那几页。

当他不在船上的时候，父亲大多时候都穿着袜子躺在床上。裤子最上面的两个扣子总是解开着的，而那张椅子也总是从旁待命，随时准备接受扔来的那件衬衫。他一年到头穿着羊毛内衣，袖子会被卷到手肘处，枕头放在脑袋后，衬着他的白发。鹅颈灯照亮他手中的书。烟灰缸里始终有烟头明灭着，丝丝缕缕地升腾起来。桌上的收音机始终开着，有时响些，有时轻些。午夜，或一点，或两三点、三四点，人们会时而听到广播，听到他的咳嗽，听到看完的书被扔向墙角书堆时，在空中扑腾的声响。他似乎从来不睡觉，只小憩，而他窗口的光亮整夜整夜地照向大海。

母亲鄙视这个房间和这个房间代表的东西。我出生之后，她就再没有在那里过夜。她鄙视的其实是混乱，不管是房间的混乱，房子的混乱，作息的混乱，亦或是人生的混乱。而且她高中毕业之后就再没有翻开过一本书。高中的时候，她读了《艾凡赫》 [21] ，觉得完全是浪费时间。但不管怎样，房间依旧在那里，如同在空阔的深水港口之下，藏着一块誓不随波逐流的暗礁。厨房是我们的生活所在，父亲的房门朝厨房常年敞开，我们对里面的情况一清二楚。

家里的姑娘都很美。她们都像母亲，身材高挑纤细，五官精致，再加上有紫铜色微微泛红的头发映衬，更显面容姣好。据说这是父亲头发的颜色，当然他现在已经是满头皆白了。她们读书也很聪明，回家还常帮母亲分担了很多家务。都是孩子的时候，她们经常唱歌，无忧无虑的，对我也很好，因为我岁数最小，还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父亲从来就不允许她们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去船坞玩耍，只有等母亲派了个什么差事，她们才能过去。她们完成了任务往往也不走，在钓鱼的棚屋、堆起的渔栅或一桶桶的拖网间玩喧闹的抓人游戏或捉迷藏。船坞下面的桩子都布满了青苔，她们俯身见了鲈鱼绕着桩子慵懒地穿梭，总要大呼小叫；那些由绳索轻轻拽着的船只，也被她们跳进跳出。母亲是从来不担心的，要是父亲讲了她几句，她总会回答“不会有事的”或者“比那危险的地方多了去了”。

到了九年级十年级的时候，她们一个接一个地发现了父亲的房间，变化也就随之而来了。她们都是某天早上父亲出门之后进去的，要么是志向高远地想要拨乱反正，要么就是更实际些，只是想清空烟灰缸。过不了多久，她们就会发现自己已被手中的书本深深地吸引，不愿再动弹。母亲对此的反应从不温和，时常几近愤怒。她会骂：“别往那堆垃圾里面钻，过来干你的活。”有一次我看到她扇了我最小的姐姐一巴掌，她是如此的用力以至于她的掌印就鲜红地留在了女儿的脸颊上，此时那本原来就快散架的简装书扑腾了一下，也无奈地落向地面。

之后，母亲就发起一场运动，要扭转她新近察觉又不能理解的趋势。虽然她本人并不笃信宗教，但有时却也援引上帝加强她的论述：“你们这些不干正事、只知道读闲书的人，你们这是浪费生命，到了来世，看上帝怎么料理你们。”有时也干脆拒绝神学的帮助：“我倒想知道，有谁过日子真得了看书的好处？”如果父亲在家，她重复这些论述的时候声音会更响些，父亲躺在床上，这些批判会一路传到床头。父亲惯常的反应是将收音机也开得更响一点，虽然这个动作本身就暴露了母亲的这轮进攻取得了成效。

姐姐们开始读书后不久，就不太受约束，补袜子和烤面包已经提不起她们的兴趣，后来她们夏天都去了“海鲜餐馆”当服务员。这家餐馆是波士顿一家公司开的，服务的就是七八月份蜂拥而至的游客。这整个运作母亲都十分鄙视。她说，这既不是“我们的人”开的，也不是“我们的人”去吃，总而言之，是外人开给外人的。

“这些人到底是谁啊？”她问道，头发甩到脑后，“我们这儿的风土人情，他们背着照相机转一百年也懂不了。我和我的生活方式关他们什么事？他们又关我什么事？”

我的姐姐们居然会考虑去那样的地方打工已经让她很生气了，父亲丝毫不加阻拦更是火上浇油；她担心自己，担心她的家庭，也担心她的生活方式。有时她会轻声细气地对她姐妹说：“我不懂我的女儿们都怎么了。她们的兴趣怎么都不在对的事情上？”有时候，争吵会变得激烈，甚至凶残。一天下午，码头上有人给了我三条鲭鱼，快进门的时候听见母亲说：“总有一天，她们不当心怀了孩子回来你就满意了吧，你就得偿所愿了是吧。”

从来没听过母亲说这么狠的话，不单单是措辞，狠就狠在她的语气。我站在门廊不能呼吸，时间如同你十岁到十五岁间的那段日子一样，漫无尽头。我的大腿感到那几条湿湿的鲭鱼正在变得黏腻，它们银色的眼珠十分呆滞。

从纱门隙开的角度正好看见父亲，他正要回房间，突然以胶鞋的脚跟为轴，转过身来，瞪着母亲；他头发雪白如冰霜，而一双蓝眼睛恰如冰雪覆盖下的最澄澈的冰凌，放出精光。他平日里红润的脸上满是憔悴灰暗，他六十五岁的人穿着那双胶鞋在八月天里干了十一个小时，那种疲惫此时才见到。有一瞬间，我甚至疑惑，要是父亲此刻把母亲杀了，而我正提着三条愚蠢的鲭鱼站在门廊里，我该怎么办？接着，父亲转身进了房间，只听到收音机高声宣布明日的天气情况。在广播掩护之下，我偷偷退开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我故意把脚步踩得很响，关门也特别大声。母亲正在炉灶旁忙着，我把鱼扔进锅子里，她也没有抬头。我朝父亲的房间里看了看，问：“唉，今天船上怎么样？”他回答：“不算差，很多事情也没办法。”他仰面躺着，正在点他的第一根烟，广播里听到的是弗吉尼亚海岸的事。

姐姐们靠小费攒了不少钱。她们给父亲买了个电动剃须刀，父亲还试着用了一段时间；另外，她们又给家里订了几种杂志。照着母亲喜欢的款式，她们还给母亲买了很多衣服，像宽边的帽子和织锦的连衣裙，不过，母亲拿了去都锁进了箱子里，一件也没穿过。

也是八月，有一天下午，几个姐姐说服父亲用那条船载几个餐馆的客人出海。那几位游客一身名贵衣服，戴的墨镜携的相机都价值不菲，沿着船坞一侧的铁梯笨拙地往下爬。父亲在下面候着，一手抓着铁梯好让“珍妮·琳”紧紧贴着船坞，另一只手会扶一把爬下来的客人。她们既想保持端庄，又很向往百事广告里那些女子的风中凌乱，已经表现得很尽力了。因为横坐板溅上了血污，散落着鱼的内脏，她们坐的地方都先铺了报纸。她们还很默契地都挤到一边，船都差点倾翻；拍照自然少不了，或者她们只是伸手去划破那如梦似幻的水面。

父亲很受欢迎，在港口里绕了几圈回来，她们邀请他去木屋里坐坐。木屋是她们租的，高高地在山侧，下觑那个与它无涉的渔村。面对着醉人的景致、陌生的同伴和饮之不尽的烈酒，父亲大醉。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开始唱歌。

我正好去码头传达母亲的召唤，快到的时候，父亲开始唱了。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从木屋沿山坡滚滚而下，我的感受前所未有，或许，那种感受一直都在，只是我没有意识到。我既觉得骄傲，又感到羞恼；既觉得年轻，又感到迟暮；既觉得自己得到了拯救，又感到无止境的迷惘。对于颤抖的双腿和流泪的双眼我无能为力，有些东西我无从说起。

游客们都装备着录音机，而父亲一唱就是三个多小时。八月炎炎，港口一片蔚蓝，不似人间。父亲浑厚的歌声传到山脚，从水面弹起，隐没于码头和棚屋间，那里有人在为明天捕鱼装上诱饵。

水手们过去唱过的号子他全唱，这都是从旧世界带来的，曾经唱这些号子的人，也和他一样，世世代代都拉着纤绳。然后，他又唱了东海岸那些歌颂诺森伯兰海峡捕海豹船的曲子，以及大浅滩、安蒂科斯蒂岛、塞布尔岛、大曼南岛、波士顿海湾、楠塔基特岛、布洛克岛为延绳钓船所作的歌。慢慢地他又换成盖尔语的饮酒歌，这些歌动辄二三十段，再加上省不掉的副歌，听上去就像永不会完结似的。棚屋里的人有时听着便要发笑，既是因为其中一些粗鄙的歌词，也是因为想到父亲身边的人在鼓掌，还录下来要带回古板的波士顿，其实根本不知道唱的是什么。又晚一些，日落西山，父亲转向挽歌，唱起狂荡不羁又萦绕不散的盖尔语战曲，歌里唱的是他也没见过的人，那些来自苏格兰高地、满身血污的祖先。歌声止遏，三百年摧人心魄的忧患笼着宁谧的港口，舟和人都不做声；男人们倚着门框任烟头灼亮在暮色里，女人们抱着孩子，从窗口望着海的方向。

父亲回到家，跟以往一样，把挣到的钱扔在厨房桌上，但这回母亲碰也不愿碰。第二天白日里父亲去棚屋跟别人一起给排钩上饵，晚上那些游客来，母亲堵在家门口告诉她们父亲不在，虽然他就躺在几英尺外的床上，抽着烟，听着收音机。母亲就那样站在门口，直到她们悻悻然离开。

冬天的时候，她们寄来一张照片，就是唱歌那天拍的。背面写着“赠与我们的欧内斯特·海明威”，“我们”两个字还加了下划线。一同寄来的还有一封信，说她们当天有多尽兴，回去之后那盒磁带又多受欢迎；还解释了“欧内斯特·海明威”是谁。这张照片从某种角度上说，倒是有些像海明威胡子拉碴在古巴留下的影像。父亲在相片里显得异常魁梧，跟他坐的那张白绿相间的沙滩椅相比，他的渔民服实在过于肥大，而他的那双套鞋也似乎覆盖了整个精心修剪的草坪。一把沙滩遮阳伞摆在他晒伤的脸旁边，有些不伦不类。父亲的嘴唇春天刮风会皴裂，到了夏天，烈日被水面反射，他的嘴唇又会被晒伤。照片上，因为父亲已经唱了有一会儿了，可以见到他嘴角和白色的牙齿上，有星星点点的血迹。为了防擦伤戴的铜手链在照片里看起来大得异乎寻常，宽皮带松开了一些，厚衬衣和内衣也全在领口处解开，露出灰白芜杂的胸毛，就快要接上颔颈处尚未完全失控的胡碴。他的蓝眼睛径直对着镜头，他的头发白过他左侧肩头的两抹微云。海就在他身后，那平旷的蔚蓝一路延展，直到某处与那同样蔚蓝的穹窿相逢。这些似乎都离父亲很远，抑或是父亲太突出于前景，让海都显得小了。

每一年，我都会多一个姐姐开始读父亲的书，开始在餐厅打工。有些颇不凉爽的夏夜，她们很晚回来，在台阶上母亲总会问很多冗长、尴尬的问题，每个姐姐都很厌恶，避之不及。上楼梯之前，她们总要先去一下父亲房里，于是我们这些在楼上候着的人就会听到，为了空出那把椅子，衣服被扔到地上的声音，或者听到吱呀一声，表示姐姐坐在了床沿。有时他们会聊很长时间，窸窣的说话声和收音机里的音乐聚成一团神秘的雾翳，轻柔地拾级而上。

我的叙述大概又会让人觉得，这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而我的姐姐也是一样的年纪，如同相约赴海的旅鼠般 [22] 共同进退。所以我只好再提醒一次，事实并非如此。不过她们的确是一个一个都走了，去波士顿，去蒙特利尔，去纽约；和她们一起的年轻男子也都是在夏天相识，而后在某个远方的城市婚娶。他们都谈吐不凡，仪表堂堂，穿考究的衣服，开名贵的车；而我的姐姐们，我说过的，都很高挑，都有一头铜色的头发，很漂亮。另外，她们也都厌倦了补袜子和烘面包。

她们一个一个都走了。每一个女儿，母亲都拥有了十五年，而失去她们的岁月，从那两年一直延长到永远。她们都没有嫁给渔民。至于那些年轻人，母亲一个都没有看上过，在她眼中，这些男人身上有的，不过是懒惰、柔弱、狡诈和未知。他们似乎从来不用干活，而母亲也从未理解过他们这些奢豪的假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到头来，她也并不在乎是否弄清这些事情，他们总之不属于她所认识的人，也不属于她所认识的海。

说起来，自己当时是何等的愚蠢。我那时十岁出头，居然会以为我将一直这样无拘无束下去，可以继续在学校名列前茅，自得其乐，再去船上帮些忙。而后几年，丝丝缕缕的灰白色渐渐出现在母亲的黑发间，而父亲从码头回来时套鞋在鹅卵石海滩上的脚步声，也变得拖沓起来。本来人声鼎沸的家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

十五岁那年冬天，父亲好像一下子老了，身体也突然就坏了。整个一月份，他很少从床上起来，一直躺在那里抽烟、看书、听广播。屋外，冷风呼啸，雪落如针，扫过冰封的海港，人们死命抱住眼看要被卷走的大门。

到了二月，别人开始检修捕虾网，父亲还是没有动作。于是我和母亲在夜里编结网眼、网囊。麻绳粗粝，大拇指起了水泡，指尖也总有鲜血悄无声息地蜿蜒而下。海湾中的浮冰上，从拉布拉多半岛漂来的海豹，如孩童般啼哭、呜咽。

白天舅舅会来帮忙修补渔具，从我记事起，他就是父亲的伙伴。他长我母亲一岁，又高又黑，是十二个孩子的父亲。

到了三月份，我们已经大大落后了。虽然我晚上开始紧赶慢赶，但我知道五月一号捕鱼季就要开始，只有八周时间还是不够的。我知道母亲着急，舅舅也心事重重，我也知道到了五月一号，要是渔具没有准备好，或者没有两个人在船上待命，我们所有人都完了。我明白，《大卫·科波菲尔》、《暴风雨》和所有这些我开始深深珍惜的朋友们，都将永远退出我的生活。所以，我向它们道了别。

那是我第一次整天都待在家里，晚上，母亲上楼了，他喊我进他的房间。我在他床边的椅子上坐下。“你明天回去。”他就简单说了一句。

我不答应，说我已经做了决定，说我并没有什么不开心的。

“决定不是这么做的，”他说，“你没有什么不开心的，我有。你还是回去的好。”我当时几乎生气了，就跟所有少年一样，我告诉他别管我的事，别命令我该如何做。

他躺在床上，盯着我看了许久。十六年之前，就在那张床上，他有了我，有了我这个独子。当时他五十六岁了，天晓得生我时，头发已然雪白的他有着怎样的心绪。床响了一声，他把腿甩过来，坐在床沿，正对着我，他眼睛蓝得透澈，正对着我黑色的眼睛。他两只手放到我的膝盖上，柔声说：“我不是要命令你什么，我只是请求。”

第二天一早我要回学校。出门的时候，母亲站在门廊里，说：“我是一辈子也不会想到，我的儿子居然会为那些无用的破书，抛弃生他养他的父母。”

接下来几个礼拜，他奇迹般地起身了。工具都已经准备妥当，“珍妮·琳”四月中旬重新刷过。五月前的两个礼拜，冰开了，孤单的海鸥呼啸归来，海中隐现的银鲱又不得安宁了。

五月第一天，和往常一样，渔船驰向大海，舱里满载的渔网一直垒到船缘。渔网如活物一般跃入春水中，洁白晶莹或碧绿透澈的冰山依然浮动左右，渔船腾挪其间，寻往去年前年五月的旧去处。而我们这些人，坐在山上的高中里，讨论丁尼生笔下水的意象，眼睛却望着它们在底下来来回回，直到下午，码头上的渔网都消失去了海床上。“珍妮·琳”也在它们中间，一整天，舅舅就如同“塔斯蒂哥” [23] 转世，双腿叉开于舵柄一侧，操纵渔船在浮冰间行进，驾轻就熟。父亲站在船艄也是一样姿势，手里的绳子要用来将工具绑在甲板上。晚上，母亲问：“唉，今天船上怎么样？”

春日荏苒，到夏天了。六月第三周，学校开始放假，而七月一日，捕虾季就结束了。两样我如此钟情的生活，我只希望它们的无法兼顾，不要来得如此生硬、俨然。

捕虾季结束的时候，舅舅说某深海拖网渔船上有个空缺，他准备去，我们明白，他再也不会回到“珍妮·琳”了。明年捕虾季开始之前，他还会买条自己的船。舅舅又有一个婴孩将出生，明年春天，他就要负担十五个人的生计，他不能把宝押在父亲身上，因为另一头，是他爱的家庭。

到了拖网捕鱼的季节，我跟着父亲一起干活，他没有反对，母亲也高兴。整个夏天，我们下午给一桶桶的拖网上饵，日落时下网，等到第二日天未亮时再回去。早上四点钟的时候，他们会路过我们的屋子，等我们一起走去码头。我们出发的时候，太阳一般还未从海里升出；我总觉得它是在水里过夜的。要是我还没起，他们会往我窗上扔石子，我便立马觉得非常窘迫，匆忙下楼。到了楼下，就看到父亲穿好了衣服躺在床上，看书，听收音机，抽烟。见我来了，他随即转身下床，套上鞋子，眨眼间就准备停当了。然后我们带上母亲前一天晚上做的午餐，朝海走去。他自己从没喊过我起床。

从很多方面来讲，那个夏天都很如意。基本没起什么暴风，我们每天出海，渔具丢得极少，捕得的鱼却不能再多。而且我晒得很黑，皮肤和我舅舅叔叔们一样几乎成了褐色。

父亲没有晒黑——他从来没有被晒黑过——一是因为他皮肤里透出某种红色，二是因为六十年来海水还在刺激他的皮肤。他的晒伤往往是叠加的，旧伤未去新伤又至；嘴唇干裂，微笑就会出血；他的两条手臂，特别是左臂，会突然布满能滋出盐水的疖子，自打我很小的时候起，就见他在各种没多大效用的药水里浸洗手臂；人家只在早春带着那条防擦伤的铜手链，他整季都戴着；他每周只剃一次胡子，总极为疼痛。

就在那个夏天，很多我看了一辈子的东西，却如同是第一次见到。我想，父亲不管是体质还是心性，大概从来就不应该做渔民。至少，父亲不像叔舅们，他从未以此为乐。记得一天夜里在他房间里聊《大卫·科波菲尔》，他说他一直以来的愿望是去大学念书，当时我便不在意，如同某家的孩子得知他父亲的理想是去演杂技走钢丝。我们的话题接着就转到佩葛蒂 [24] 一家，说他们是如何如何地热爱大海。

我那时就觉得，我们这些人和我们的生活，总有好些地方不对劲。比如父亲也是独子，为什么到四十岁还不婚娶，而后，为什么最终还是结了婚？我甚至想过父亲是不得已才娶了母亲。我查了《圣经》扉页上记录的出生日期，我最大的姐姐平淡无奇地生在他们婚后第十一个月。于是我又觉得自己龌龊，为自己的疑心和所思所为不耻。

就在那时，我对父亲生出无限的爱。花一辈子去做自己厌烦的事，比永远自私地追逐梦想、随心所欲，要勇敢得多。我知道我不能离开他，因为一旦我也走了，母亲会认定他是个失败的丈夫和父亲，没留下一个子女，他将会独自承受母亲掷进他灵魂的一把把铁尖鱼叉。而且我感到，过去我一直渺小地藏身于自己心中的某个隐蔽的角落，发现即使只是完成高中学业，对我来说，也成了一个天真、浅薄、自私的梦幻。

于是，有一天晚上，我很坚定有力地告诉他，只要他还在，我就不会离开，我们会一起在海上捕鱼。他也没有反对，只是在缭绕着床的烟雾后笑了笑，说：“希望你会记住自己说过的话。”

现在房间里的书已经多到像狄更斯小说中的场景了，但他不允许母亲动它们，而他自己则勤读不辍，有时一晚上能看掉两三本。同时收到的书也越来越有规律，精装书越发多起来，都是姐姐们寄来的。她们还在家的日子已如隔世，而她们如今的生活也显得如此遥远和优渥。还会一同寄来的是孙辈的相片，这些红头发的小家伙们手里要么握着根棒球棍，要么怀里搂着个洋娃娃。他把这些相片都放在书桌上，母亲以为没有旁人时，也会朝着它们端详。这些红头发拿着棒球棍和洋娃娃的孙子孙女们，将永不识大海，更谈不上对其爱恨。

八月酷热，进了九月就渐渐有了凉意，我们只顾打鱼。海水似乎也变清了，几乎能望得到海底；清晨，白色的水气升腾如同鬼魅。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你给你爸‘增寿’了。”

十月份就难了，晚间出海已经太过险恶，我们都是早上铺排渔具，一有飓风的踪影就立马打道回府。十一月份我们丢了两桶拖网，清澈的蓝也灰暗得阴沉愠怒起来。坦谷波 [25] 卷来又凶又高，我们行在波谷时海水就会从甲板和船头冲洗而过。厚重的针织衫外面再套橡胶雨衣，让我们的行动极为不便；手上的毛线手套很厚，浸水之后冻成冰块，挂在我们的手腕上好比庞然巨兽的臂爪；我们都只能就着排气管呼出的热量化冰。几乎每天都是在中午之前，我们就出发往回赶了。凛冽的北风难以抵受，眉毛上早结了霜，眼睑都要冻得快合拢了，我们拼命探身往前看，却只见到一团混沌。指南针和与海面都是我们的向导，因为浪潮铺天盖地而来绝无法对峙，我们只得借助海浪推动，或趁前浪刚去、后浪未至时前行。

朝家的这一次次奔袭，掌舵的人已经换成了我，站在舅舅的位置，模仿舅舅的姿势，我也会转身朝我父亲大吼，虽然声音几乎都被震耳的引擎声和海浪声所淹没。湿透的父亲站在船尾，冰块凝结在他浓密的眉毛上，身上滴洒的分不清是雪、是盐，还是浪花。但是，十一月二十一日，看似本季最后一次出航，我转身，没有见到父亲。就在那一刻，我知道他大概永远不会出现在那里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大西洋是灰色的，海浪高矗，海水刺骨冰凉，海面上没有任何标识，你根本不能判断你五分钟之前在哪里，而且飓风夹着雪花，你也什么都看不到。另外，你绝不会相信让一艘顺风前行的船停下得要多久，更别提要它转回来得多愚蠢多小心翼翼地绕一个大圈子；将船转成逆风，木板都会因为不胜负荷而吱嘎作响。你心里清楚，这一切都是徒劳，你的喊声甚至到不了船艄。而且，即使你记得出事的地方在哪里，等你到那儿的时候，那么一点分量的东西，也早被海流送到一英里之外了。你也知道——何等讽刺——就跟那些构成你过往的叔叔舅舅和其他人一样，说到游泳他们是连一招半式都不会的。

布雷顿角沿岸，龙虾依旧在海底旺盛繁衍。每年五月到七月，它们被装进冷藏箱中，伴随巨型装货卡车的轰鸣，经过新格拉斯哥、阿默斯特、圣约翰、班戈、波特兰不分昼夜地送往波士顿。它们的归宿是活蹦乱跳时被扔进一锅锅滚烫的热水。

过去十年，虽然龙虾价格上涨且竞争愈发激烈，“珍妮·琳”的旧游之地依然无人问津。虽说风暴中没有标识，但风平浪静时，某种意义的标识总是在的。捕虾的海域是在没有风浪时分配的，那已经古老得在我们所有人的记忆之外了。我父亲捕鱼的地方也曾属于他的父亲，而在他们之前，之前的之前，又有一代一代的其他人。这块海域可以预见的回报必然吸引外人，有大船两次从五十英里之外开来，在海底铺开渔网。但两次回来之后他们都发现浮标被割断，渔具也消失或只剩下残骸。每次渔业官员和加拿大皇家骑警都会赶来问很多冗长又掺杂不清的问题，可他们得到的回应永远只是沉默地倚在棚屋门口的男人和同样沉默抱着孩子站在窗后的女人。每次离开时他们都会说“海域的划分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海洋不归任何人所有”，“那些水域并不在等任何人”。

但那些男人和女人，其中包括我阴沉的母亲，从不在意他们说了什么。他们只知道，这些海域是神圣的，而且它们的确在等。它们在等我。

母亲靠微薄的保险赔偿独自生活，又因自尊，拒绝任何其他的帮助，每念及此我便不知如何自处。孤窗之外，不管是冬天的冰雪，平和压抑的暑热，或是到了秋天，风起而浪涌，母亲只是一个人望着。天还未亮，她就醒了，听屋外通向码头的砾石路上，胶鞋声经过。她知道脚步不会停的，因为她家没有人要加入队伍。所有的琳家人，只有她没有儿子或女婿会出门走向渔船，那条会带他们入海的船。无法面对的，是想到母亲望着大海时的深情，而记起你，却满心苦涩：因为对她来说，前者代表忠诚，而你，代表着背叛。

但无法面对的，还有十一月二十八日，往北十英里，父亲被找到了。他曾多少次被海浪抛起，砸向布满乱石的悬崖，最终夹在两块巨石之间。他的双手双脚都已经被撕碎，他的鞋早被海水吸走。当我们想把他从石头间拖出来时，他的肩膀也在我们手中变得不成形状。海鱼咬掉了他的睾丸，海鸥啄走了他的眼珠，他曾经的面孔如今只见一团肿起的紫色皮肉，只有他白绿相间的胡须不问生死，继续生长，如同坟上的野草。父亲就躺在那里，腕上还挂着铜链，头发里长起海藻，他的身体其实没有剩下多少。

去乱岑角的路

我现在要讲的事情发生在七十年代初的某个七月，一夜大雨之后，现在是早晨，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我的车驶在一个安静的村庄里。村子还睡着，只有少数人家几个小时前派了人去打理拖网和其他渔具。这些家的屋顶上，袅袅炊烟慵懒地缭绕着，徐徐东南风几乎察觉不到，却执着地终于把烟拽得斜了。右手边是圣劳伦斯湾，水面平旷碧蓝，点缀着白色的渔船，很专心地在自顾自工作。今年是捕龙虾的坏年。冰冻化得晚，又加上早来的大风毁了太多价值不菲的工具。到了捕虾季的最后一个礼拜，许多渔夫甚至没有去看他们的笼子，宁愿终日昏醉，在海滩或是小棚屋外人不见的阴冷中，不作什么指望。

七月一日是捕虾季的最后一天，总算可以很感激地将它抛诸脑后了，虽然隐约感到的希望里还掺杂着最后几天升起的一些愧疚。现在于港口驰骋的船只大多是在捕底栖鱼，也有几条捕的是鲑鱼。无须鳕每磅卖六分，大西洋鳕十二分，而黑线鳕已经很久没见到了。安大略的一些城市里，新鲜的大西洋鳕一磅卖一块六毛五，而我们从小开始吃也从小真心鄙弃的“风干大西洋鳕”却几乎成了佳肴珍馐，要卖到两块一毛五。“他们怎么想的，”奶奶会说，“以前谁料得到呢。”纽芬兰卡伯特海峡附近，价钱要便宜三四分，有消息说渔民要罢工。所有这些都在我脑中闪过，不占据我的思绪，就像背景里一个调低了的广播正放着听不太清的乐曲。

村子尽头，一条铺好的窄路拐向左边，也就是远离海水的方向，开始往外、往内陆走。如果不回头一直往前，这条路可以带你去北美几乎所有的地方；可能中美洲、南美洲也去得了。不过路面始终是狭窄而朴实的，而且是条“慢路”，因为大概有五十英里左右它都要求驾驶员全神贯注。然后它就接上了枫叶满目的“加拿大横贯公路”，它们一起作别布雷顿角岛，隆隆穿过坎索海峡，冲进大千世界里去。如同支流汇入大江大河，车流和旅人也开始在滚滚向前中互相交融和混杂。野营车上，车主的大名招人耳目；而旁边，房车既高又笨重，被塞满的旅行车总有条狗在后窗喘着粗气；马力奇大的底特律豪车，披着各种花哨装饰，轰鸣着以八十公里的时速从一个加油站驶向下一个，以为仅靠速度就能逃脱随其飞驰的鄙夷，可不管开得多块，这种鄙夷总要赶过它们，将它们吞没；绵延小山的“慢车道”上，大众车疾行；艰难前行的卡车里，装了个穿T恤的司机，载着大陆各处的货物；避来让去穿梭其间的摩托车，阳光斜照在头盔上。

到了夜里，他们会出现在许多英里之外；他们会比较英里数，补充散热器里的冷却剂，看地图。他们会绕着篝火坐下，会在汽车旅馆里出汗。有些人回到了避风遮雨的家中，而另一些人则会沿着车头灯冲开飞虫照出的道路，深入暗夜。少数几个，会栖身于扭曲到壮观的汽车残骸中，又在某个不知名的医院里，作语无伦次的呻吟，或者他就躺在死亡静默的盖布下，任官方搜索储物箱，检查车盘，通知最近的亲属。在这七月的一天，这条通往世界的道路宽阔、通畅、无情，上面通行的人再没有圣克里斯多福 [26] 的庇护。

但对于今天的我，在我出生后的第二十六个年头，要去的不是那宽广的世界。我的路线并不汇进那条大道，带旅人去狂野的未知中做种种了不起的历险。到村尽头，它会急转向右，告别修好的路面，几乎是立马沿着凌驾于海上的石壁开始上坡；小路抱着山壁蜿蜒大概八英里，会突然停在奶奶的园子里，再不往前。那里的临海山壁几乎垂直于海面，而这条道路好像是撞进了墙一般。在山壁脚下，亦即道路的终点，依偎着奶奶的小农庄、她的屋舍和她的家。就在这人类最后的小小据点之外，乱岑海角的岩石探向大海。到这里车自然无法前行，目光也只能就此终止。从任何角度看，这都是终结，而我的车子开始漫长攀登的时候，也就是这一尾声的起点。

开头的两英里，还有房子排在路的两侧，但没过多久，这种正式住所的迹象也不见了。路越来越陡，越来越窄，石头也越来越多，夏日的荒野之美泼洒下来，路都快要被淹没了。黄桦、枫树、杨树枝条蔓伸，抽打在车顶和前窗，阻隔视线之外，几乎要阻隔同行。桤树从左边弯垂下来，它的叶芽有黏性，全抹在车上，洗车店可要头疼很久了。山花盛放、俯仰，挥霍着它们易逝的绚烂和芬芳。红白相间的玫瑰坚韧而柔美，被车子一撞，其纤巧的花瓣便带着香气如瀑般泻下，撒满发动机罩；不过玫瑰的棘刺也会划伤精美的车漆，好似在说，什么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也是红白色的翘摇，花香中蜜蜂云集。毛茛花颤动，白色和深绿色的雏菊点头摇摆。带刺的苏格兰蓟花开出一片淡紫色的烂漫，野荞麦和喧腾的覆盆子互相交缠，织起绿到无以复加的绒绣。道路起落，绕过一个个U形弯，很多冰凉的小溪流从上面淌过：现在它们已不再钻下已经被毁坏、堵塞、废弃的木制泄水孔，而往往从路床和水沟横向流过，好比是在稍稍冲洗路面。这种地方的水流边缘，风铃草贴向石上如丝绒般的苔藓，蓝色、紫色相间的鸢尾一路开向润湿处。兔子文静地睁大眼睛，放心地跳在路边，这里来往的人车如此稀少，对它们来说全然没有死亡的恐惧和威胁。这条路不过是对荒野的侵扰，总有一天会被抹去的。

最后两英里的爬坡之前，有一个差不多是九十度的拐角，溪水如瀑布飞溅，冲刷路床和堵塞的无用泄水孔。接下去的上坡是纯粹的石路，下雨下雪天，车是不可能上去的。车轮会空转，车尾会甩向右侧，悬在山壁外；四百英尺下，浪涛轰隆隆撞在光滑的圆石上。三年前，一对情侣吵架，结果是山下村里的一辆车子被窃，又被推落高耸的悬崖。警察、保险公司和收费高昂的拖运公司花了几个礼拜想去车子坠毁的地方，都无功而返。所有那些绳索、延伸吊杆、有四个后轮的巨型拖车，和所有那些戴着手套打手势的人，那些拴着绳子吊下悬崖的人，都完全没办法提起散在下方的破铜烂铁。最后有人开着平底小渔船靠近悬崖，趟着齐腰的水终于到岸上拿回了引擎还残留的部分。现在你要是很冒险地在悬崖上探出身去，能见到四分五裂的汽车有些还依然散布在底下。这边是扭曲的底盘，那边是分离的车身，再几码外，还有方向盘、车顶和变形的车门。鸬鹚与海鸥漫步于残骸间，小心翼翼的，好比每天都在期待之前漏掉的什么事物。它们会好奇地啄那几个银色的把手和不再昂贵的广播上的旋钮。

这个直角急弯和紧接着上升的陡坡我们一直叫它“伤心的拐点”，因为我爷爷多年前便死在这里。那是二月的一个晚上，离家只有两英里的陡坡，他或许走得艰难，不知怎么就摔倒了。从村子出发，他已经走了六英里，至此却在结冰的石头上脚底打滑，向后倒下，屁股口袋里好好放着的朗姆酒瓶也被摔碎了。此时我感觉着自己疲老衰变的血液，想到爷爷当时无比鲜红的血滴，染在与月光无二的雪地上，兔子在苍白的清辉中欢愉地腾跃回旋。奶奶一直说，那一夜月光皎洁，宁谧，一丝风也没有。奶奶整夜都望着惨白的田地，寻找丈夫归来的身影。眼睛过于疲惫，天亮时空地尽头一株孤零零的云杉开始有了人形，似乎在朝房子走来。一株接着一株，云杉都开始变得像她的丈夫。她有一次确信无疑地去把房门打开，却还是只能眼睁睁看着一片白茫茫、空荡荡的无言冬雪，什么动静也没有。

早上她让最年长的儿子沿着冰冻的悬崖去找，当时那孩子十岁，回来的时候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可其实他带回的消息早就被料到了。奶奶常念叨，就在孩子出门后不久，她的右耳中就听到了死亡的鸣响和钟声。那是从冰冻的圣劳伦斯湾隔着寂静传来的，而且那绝不是漂流的白色海豹发出的叫声。好像是回应耳中的钟声，孩子带去的三条黑白边境牧羊犬传回了长嚎。狗的叫声沿着海岸线飘来，先是最老的那条狗，接着是老二，然后是最小的老三。她能分清每条狗的呼叫，也听懂了它们悲苦的声音中所传达的讯息。就在那一刻，也就是在那些声音里，她知道她和她孩子们的生活，将永不再相同。那时她二十六岁，怀着第七个孩子。

她和几个年长的孩子而后就牵出他们棕色斑点马中最好的一匹，套上木雪橇，去见“丈夫”和“父亲”最后一面。孩子们哭了，眼泪冻在通红的脸上。离那僵硬如木头般的身体还好远，马就开始呼哧呼哧喘气，颤抖，然后还直立起来，又扬起后蹄奔窜。最后它猛地向旁边一冲，宝贵的雪橇也坏了，在已经越堆越高的毁灭之柴堆上，又添上一根木棍。他们不得不扔下运输雪橇，牵着马回去，带着孩子的滑坡小雪橇回来，又拿绳子将不忍睹视的负担绑在了雪橇上。

几条狗焦躁地躺在僵硬的尸体周围，被寂静的雪地衬得乌黑。有时它们低声哀鸣，舔一舔冻住了的睁开的眼睛、诡异地张开的嘴唇、吐在外面的舌头，有时它们也用口鼻去拱伸在旁边的、半屈着的胳膊。然后它们会一个翻身又跳回积雪中，用前爪遮住鼻子，用深邃的棕色眼珠追索周遭的一切。它们也感觉到生活已经改变，只是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虽然脚踩着结冰的石头一直打滑，绷紧的绳子断了几回，每回都让他们扑倒在地，可他们居然走完了那最后的两英里。因为雪橇太小，只有上半身放得上去，腿和脚后跟都拖在外面，一路蹭在崎岖的石路上。有两次身体差点整个滑下来，到家的时候，胶鞋已经磨穿，露出了脚跟，都结了冰。杀死爷爷的瓶底还在，里面居然神奇地还有半英寸深色的甜朗姆酒，而软木塞牢牢封住的瓶颈也完好无损。除了这完整的瓶颈和瓶底，中间的部分都碎了，碎片深深扎进结冰的臀部和大腿里。

此刻，在这沉酣的夏日风光里，寒冬的一幕死亡的场景显然不合时宜，就像一组很久之前莫名拍下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人已永远不可能结识或真正了解。

太阳在群山上方升起，阳光洒在刚被涤濯过的大地。雨滴晶莹、闪耀，高处土路上悬着的雾霭朝天空逸去。长刺歌雀和红翼鸫腾跃欢歌于柳树欣欣向荣的枝头。橙色的蝴蝶浮在微风之上滑行。絮叨的松鼠和花鼠沿着倒下的树干疾奔，好像他们是业主百忙之中抽空来“晨检”一般。大地抖擞了精神，到处是生机。

“伤心的拐点”上方的石路很快就干了。车子的速度调到最低的那一档，迟缓而勉强地爬着陡坡。差点甩出岩脊外之后，总算渐渐熟悉了路床，便安分地沿石路往上去了。

接下去的两英里，道路继续顺着峭壁的岩脊蜿蜒上升。有些地方受到了侵蚀，路的边缘已经溃落进了大海。两辆车要是相遇，因为路太窄，是根本无法通过的，只不过这种事发生的概率也微乎其微罢了。

我时不时在左手边看到石垣的遗迹和小块的空地，表示曾有房屋在那里。灰色的花岗岩曾是地基，虽然掩上了丝绒般绿色的苔藓，依然可辨。时不时于瓦砾堆中，一根石筑烟道矗立着，如阳具般实在。只有石的刚硬才抵得过岁月和季节轮替的摧残。

离奶奶的房子只剩一英里，渐渐能看到她的羊在路边——或干脆在路当中——吃草和消磨时光。它们是白脸的雪福特羊，自我们记事起，就是奶奶养着的，所以在它们身上有种永恒之感。它们面容坦然，性情独立，不像牛津羊和萨福克羊那样喜欢聚在一处活动。车辆接近时，小羊匆匆跃开，扭头呼叫两声，母羊在一边警惕而不慌张地瞧着。肩头极为厚实的公羊，两只摇晃的睾丸重重地几乎拖在地上，车来了直到最后一刻才会忿忿地避开。它们眼睛里的神采似乎在说，显然这条路是它们的，要让道它们宁可低头冲过来把车顶翻。

几十年来，奶奶一直为这些羊的纯正血统和茁壮成长担心。她怕异种的公羊来杂交，稀释了血统。又怕年轻的狗血气方刚，杀心过重，会把羊群赶下悬崖，任由浪花冲刷尸体。现在她可以放心了。那些堕落人家的羊和狗都走了，只有她的羊发出的咩咩叫声回荡在青山朗峰间。

开到没有路的时候，我下车去把老旧的栅栏门推开，这是进她院子的最后一道关卡。一弯腰，血从鼻孔里喷出来，泼了我一鞋的紫红色，脑中轻飘飘的一阵晕眩，几乎就要失去意识。我站起身，双手撑在门柱上先稳住自己，迎着阳光抬起头，让浓稠的血液往回流。我能感觉到它温和地从舌根淌下，流进我黑黢的喉管中。为了避免再弯腰，我用右脚勾住下面那根栅栏，把它顶开，然后就站在那里等血止住。我用纸巾擦了鼻子和嘴唇，现在我已不用手帕了，随身带着纸巾。

松开离合器，都不用发动，车子很轻松地沿着缓坡滑进院子。我关上大门，各种畜养的动物都见不到丝毫恐慌，饶有兴趣地看着我。这里几乎所有动物的父母以及祖辈都是奶奶照顾的，它们的谱系在这个农场上已经有很多代了。于是它们身上有很多色彩和特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它们似乎就是那些我一直以来见到或是大人们曾经描述的动物，也似乎是我脑海中泛黄相册里的形象。三匹褐色斑点的马夏天积了不少肥肉，阳光从某个角度打在它们的皮毛上，几乎有种流动的紫红色。它们额头上的星形都是一模一样的，发达的胸肌上也都有孤零零一颗白点，尺寸如同一枚不小的硬币。我们一直叫它们“星星”或者“泰那”。扛再重的货物它们都永远高昂着头，而且步子彼此协调，马蹄声整齐划一，是靠多少代一丝不苟的同系交配才训练得出来的。它们在雪地里步履稳健，走山路时呼吸从容，风雪大得目不见物时它们在浮冰上行走，在海水浸泡的岩石上它们拖着几车海藻上岸。很多年以来，它们只吃这个牧场生长的草料，好比是为了其中它们自己尿、粪和汗水的味道，又好比它们在服从某个自然生态的安排，要把自己变成干草，而干草也反过来化作马身、马身上酒红色的斑点和其中溢出的日光。

马此刻在院子里随处站着，摆动着有些过长的马尾，甩开落到眼睛里的门鬃，休闲自得。已经有很多年它们没有感受过马勒、马鞍、马掌，最小的那匹快十岁了，还从不知束缚为何物。以马的年纪来说，它已经很老了，恐怕是至死都不会知道了罢。

它们几乎已成了宠物，就等奶奶开门扔出几小块苹果或是风干了的面包。可在它们深邃、黑暗的眼睛里，在它们肩腿处隆起的肌肉和肌肉间的沟壑里，你还是能见到其中的力量。动物园某些动物的眼睛和肌肉也如此，似乎在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活着，我们饭来张口，可我们天性并不是如此，我们的过往也并不是如此，而这样的生活也不是我们的全部。凑近些，你就能看到。

奶牛顶着轭套和它们朝内弯曲的牛角，四散在小丘上起劲地吃草。因为奶奶已经不管它们，也不再用它们含奶油丰富的牛奶制作黄油和奶酪，所以这些奶牛也显得无用和浪费。小牛犊已经不小了，跟在奶牛后面，顶着肿胀的乳房要喝奶。有些乳房已经结块、变硬，又得了乳腺炎，要挽救是基本无望了。接奶的桶放在它们下面，牛奶再也不会从桶口温热地溢出了。颈上绕着金点的一只黑色母鸡正朝它的鸡仔们咯咯叫着，这个时节它的孩子们还小，可它们却很难见到下一个冬天。

说“走进”奶奶房子的门廊，其实是“走下”。时光逝去，整个房子陷进了地里。已经有一百多年的石头地基很勤奋地在往地里钻，以至于现在所有的门都只能往里面打开。门廊上挤满了过去留下的工具、衣服和其他物件。左边是个手动奶脂分离机，右边墙上是一把手镰，手镰旁边有一把紧线钳和一个绞肉机。大钉子深深扎进木梁，上面挂着马鞍的零件、绳子、几罐U形钉、钉子、榔头、黄麻袋、鱼竿。角落里，没了形状的雨衣、帽子、手套和穿烂的鞋子、雨靴也挂着或者就堆在地上。

奶奶坐在厨房的桌前喝早茶，没看见也没听到我来了，只眼睁睁望着临海的那扇窗。窗外，海鸥在耀眼的阳光中画弧和回旋。我进门的时候，那三只黑白的边境牧羊犬除了抬起眼睛外没有其他动作。它们趴在地板上就像三块随手扔下的旧地毯，一块在桌下，一块靠着炉子下的木盒，一块在奶奶的椅子旁边。不像奶奶，它们知道我正过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的汽车沿山崖一路呻吟的时候，它们就听到了，从栅栏门滑动，房门打开，一直到我踏上门槛，它们也都听到了，只是觉得一点也没有起身的必要，或者有什么好警惕的。进门之后，我终于宣告了我的到来，也终于到了我应该在的地方。

奶奶本来看着窗口，手里端着茶杯，转过来见到我，吓了一跳，也有些窘迫，因为我是如此的悄无声息。虽然她不承认，但她越发担心她的感官会失灵，对耳聋者的寂静和目盲者的黑暗充满恐惧。现在这些都还未被发现，但她脸上此刻的张皇，说明那些念头一直在那里。

“啊，你到了啊，卡伦，”她说，“我在等你。”

我知道她在等我。凌晨三点开始，在山下村子里父母的床上等着上山时，我便知道了。那时听着雨打在屋顶上，我想着路会有多滑，想着在乡村无可名状的黑夜中徒步走完那八英里：雨云会遮蔽星月，只听得水声，硕大的雨滴当当砸进土里，或落进看不到的溪流的水花中，而右手边会有浪涛拍岸凄切的声响。我心里知道，这条会让我浑身湿透的旅程，我是不会再走了，就跟我不曾见过的爷爷不会再走了一样。他已经去世七十年了，《圣经》里说人的寿命也就该这么长。

“我已经尽量早了，”我说，“我是一看山路够干，车能爬得上来，就立马出发了。”

“哦，是啊，”她说，“你要喝茶吗？壶里水刚开。”

“好啊，我自己倒。”我说着就在奶奶厨房里熟门熟路地泡起茶来。茶叶罐是很久前从锡兰运贵重货品的船失事，冲上岸来的。我伸进去抓了一把在拳头里，放到茶壶中，然后从冒着蒸汽的水壶里把开水倒进去。

“他们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她说，“恐怕最早也得到下午。”

她在桌子那头又坐得更舒服了些。

“罐子里自己拿几块饼干吃。我一早做的。给狗也吃一点。”

我很听话地走去拿起另一个罐头，取出四块饼干。

我给自己那块抹了点黄油，又给每条在地上躺着的、戒备着的狗各丢了一块。他们都没等饼干落地就直接叼走了，又探着它们粉红色的长舌头把落在地板上的饼干屑都舔掉。地板又如之前一尘不染，好像刚刚什么都没发生过。就像在流水中行过，我心里想，不留痕迹。

我隔着桌子坐在奶奶对面，目光和她一样，掠过蔚蓝的海。日头高了，雾气都被晒净。这种天气曾经能让我们见到爱德华王子岛。我们会说，“天气好的时候能望见爱德华岛。”不说“一望无际”，只望得见爱德华王子岛就好了。现在想来这好像也没什么要紧的。

今天是你余生的第一天，头脑里记起这句话。在“当代”很多海报、桌头箴言、贺卡、书签、唱片盒、车贴和涂鸦中都能见到这么一句。我举杯到唇边，心想能把自己烫出几分生机活力来也好。

“你干吗这么喝茶啊？”奶奶问，“会烫着自己的。人家还以为你一辈子没喝过茶呢。”

“没事，”我说，“我只是试试看……”

我们坐了很久，只是静静地喝茶，朝窗外望着。我们什么话也不说，也没有问彼此什么问题。我们在休息，表现得好像无所事事，仿佛运动员正为几个小时之后的比赛养精蓄锐。蜜蜂的嗡嗡声从屋外墙角的丁香花丛中传来，又见它们如醉酒般从窗户上弹开。家燕的尾巴也剪开得精致，橙色胸脯一闪，又扑向不知去了何处的小虫。三条狗趴着，除了眼睛之外一动不动，也在蓄存体力。夏日炎炎，我们有些犯困。

我今天来奶奶这里，几乎有点像间谍片里的双重间谍。我莫名希望能找到一种办法，让我理解生死，坦然面对它；可内心深处又明白，在这里我只能发现饱满的生命，并意识到，归根结底我不过二十六岁，在别人看来，依然是青春的年纪。

奶奶起身去拿她挂在卧室门背后的小提琴。这把老旧的乐器本属于她远在苏格兰的祖先，属于那些散落在洛哈伯 [27] 海岸业已残败的地基。她拉了两首曲子——《自君去后，心碎至今》和《永不归去》 [28] ，奶奶的手指已经不太灵活了，寂寥的挽歌有时抖动迟疑，和四根绷紧的弦上颤抖的手指一样。奶奶很是为古老的旋律触动，眼里有泪水。

今天晚上，还有今天下午，她的两个孙女和一个曾孙女会摆动着身体，演奏属于她们时代的音乐，也就是盛行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的音乐。沿着那条通往大千世界的公路就可以找到她们的所在之处，一个在拉斯维加斯，另外两个在多伦多杨格街区。她们在五光十色中回旋、顿足，在乐器和大功率功放的连接线间轻巧地移步。她们的长发在肩头飞扬和流淌，她们的靴子狠狠踏下的拍子就跟她们音乐的节奏一样迫切。而另一条路的尽头，乱岑海角的寂静里，这个曾孕育她们、赋予她们生命的身体，正费力要控制《永不归去》最后几个颤抖的音符。

“这首是麦克利蒙的挽歌，”结束了之后她说，“你爷爷有麦克利蒙一族的血统。他们是苏格兰高地最了不起的音乐家。斯凯岛 [29] 上有个雉形石堆，就是为了纪念他们。打仗的时候你的几个叔叔见过。”

“是，我知道，”我说，“你跟我说过的。”

“麦克利蒙人他们说有两个天赋，”她说，“一个是音乐上的，另外一个是他们能预知自己的死亡。这两个天赋照理说是沿血脉遗传的，寻常人没有。”

外面牛棚的橡木上，爷爷在很高的位置用奇黑的墨水写了这句话：“我们是自己心中绝望的后裔，斯凯、朗姆、巴拉、迪里 [30] 是我们的过去。”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写这句话、何时写的，甚至他是如何将这句话写上去的也让人困惑。在没有圆珠笔，连钢笔都没有的年代里，他爬了那么高难道一手端着墨瓶，一手握着直管的蘸墨钢笔吗？祖先的岛屿如何就这样重要呢？我们在久远的年代便离开了，有些地方甚至都没有见过，只把它们留给了大西洋的风和浪潮的飞沫。爷爷那样的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他还活着，奶奶的人生会怎样？他其他孩子的人生会怎样？而我今天坐在这里，我所知的人生，如果爷爷没有死，又会有怎样的不同呢？

我现在只能通过重塑的画面去了解爷爷的人生和死亡。我能见到冰雪，以及热血如何在冰雪上结成一层硬壳。热血里还掺着甜酒，当时的变化肯定如同煮开了的甜槭树汁泼在冬雪上。

奶奶对于死亡有太多不同的感受，我很想去体认和了解。在她生命诸多的段落中，即使单调如死亡，作为其执行者的种种事故也变换过很多次。她的三个弟兄都死于他们自己生活所孕育的事故中。他们的生活本就极度仰赖身体，而这些生活的终结也与之相称。一个是夏天太阳下骑马，褐色斑纹的马脱缰窜出，他掉在割草机的刀齿下；第二个是在海上的风暴中随着往返海峡的船只，在去纽芬兰的路上沉没了；第三个是坐船去捕海豹，突然起了摧折一切的大风雪，大家被抛离渔船，他就被冻死在如月光银辉般的冰原上。

奶奶早年生命中的那些人物和死亡现在看来是多么寂寥和遥远，而奶奶后来送走的三个儿子的人生和死亡又显得多么不同。他们离开乱岑角的峭壁和海鸥的哭号，选择那条通往广阔世界的道路，打造在这个海水冲刷的小农庄上绝无可能的事业和人生。他们的事业是现代的事业，他们的人生是富足的人生，而他们的终结也与之相称。房地产经纪人、小超市连锁店的副总裁、男式服饰公司的采购员，这些职业的人是很少会在日常工作中殉职的。铅笔和电话取代了晃动着的半根缆绳、海员撵接绳索用的索针和捕海豹用的棍子。与难以捉摸的恶风恶雨相比，与突然受到惊吓、让人措手不及的动物相比，调节好的恒温器以及设置妥当的米尤扎克音乐 [31] 当然是很不一样的。

他们都没有死于工作，也不是直接因为工作而死，但和他们的先人相比，他们的死亡似乎更诡谲，更有希腊神话和戏剧中的反讽意味。一个在蒙特利尔高档饭店被一块牛排噎死。一个去鲳参海滩 [32] 为的是那里的阳光，却因曝晒致死。还有一个早上五点在米西索加 [33] 的街头跑步时死了。或许，因富足而死与因劳作而死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许对我来说，正因为两者都不是我所能选择的，所以先后听到两种死法时更让我心生无限恐惧。

窗外乌鸫和牛鹂亲热地在奶牛周围跳来跳去，灰色的奶牛身上有深色的斑纹。鸟儿高声对答，声音沙哑，有时它们会放肆栖息在牛的背脊上。一只落单的鹰拖着白色的尾巴，无声地来回滑行，时而在陆地上方，时而越过悬崖飞向大海。它投下的阴影掠过夏草，却会消失在蓝色的深水中；或许，这面镜子是过于深沉了。它在海上不会飞得太远，它会拐弯、攀升，又回到陆地上滑翔。它是安静而优雅的，它翅膀的美是隐忍而坚硬的，它非凡的生命全淋漓尽致地表述在它的身姿里。

房子里悄无声息，除了桌子上方的架子上威斯特克洛克斯牌钟滴答作响。狗的眼神蒙眬，半睡半醒。我们都陷在自己的回想里，就像在一张相片里，很久很久都没有动，没有说话。

“好了，我觉得我应该准备一下。他们一会儿就到了。”奶奶说着从桌子那头的椅子里站起来，好像屋子里某种咒语被打破了。

卧室的门就开在厨房里，我能看到或感受到她在梳着长长的白发。她的身子弯向一侧，右手拿着梳子将头发梳离自己，左手在梳子前后捋着头发，手间有种令人震颤的柔顺。

过了一会儿她出来了，一边走一边把领针别到裙子的领口上，领针是缠绕的苏格兰蓟，裙子是刚刚烫好的。这两样东西我都记得，都是我之前送给她的礼物。有一瞬间我觉得又回到了圣诞节前多伦多拥挤的购物者中间，拥挤加塞推搡，踏上又迈下电梯。电梯上堆满了人，嗡嗡斜架在楼层之间。

我知道在她的大衣箱里，在她随处摆放的首饰盒里，有一层层的裙子，一堆堆的领针，都不比她现在身上的差，但她还是有意做了这样的选择。我意识到其他人大概认不出她穿戴的东西，当然，他们也没有义务要认出来。见到它又让我想起，这枚领针是如此的不合实际：苏格兰蓟是不会缠绕的。可能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意识到，买它的时候我放了很多象征义在其中。

她又进了卧室，出来的时候拿了把剪刀。她把椅子移到我的旁边。什么话都没有，我就开始帮她剪指甲。指甲都是发黄的，很长，周围都覆着一圈薄薄的黑垢。

给奶奶剪她发黄的脏指甲的时候，我明白我已经被准许参与一种无声的、秘密的交流，这种交流是强者在与弱者共处中常体会到的。这种能力和认知上的落差奶奶曾如此可畏地施加在她孩子的身上，很多时候甚至是她孩子的孩子。这种落差又和我们那些难以启齿、不可告人的缺憾互相助长，大人总会把这种不够格挥舞在下一辈的头顶。记得脏尿布、湿床单，第一次想说话或走路，记得圣诞老人出现，圣诞老人死去，记得千奇百怪的幼稚愿望，害怕时光的逝去，记得孩童时的恐惧让你在噩梦中醒来，以及独自醒来时的尖声喊叫，记得夜里的释放，真实和假想的秘密罪孽：不仅记得，还始终不忘。能力和认知的落差还包括凭身体给予的实在支持，保持健康以维系这种付出，或许，还包括爱。以前想到奶奶，想起的更多是能力，现在却想到了爱。或许，我现在想，是奶奶的强大总是过于显眼了。

这个时候在山下，我想象着我七十岁的父亲，正为启程与我们碰头做着准备。他紧张地梳着自己雪白的头发，往脸上拍着爽身粉，或多或少还是担心奶奶的检视；能力和认知的那些言说不清的绳索依然束缚着他。当然，他是没有办法记得他自己的父亲的。

突然奶奶抓住我的右手，用双手狠狠地按住了它。剪刀哐啷落在地下，从她手掌的力道中，我感觉奶奶生命中那股激烈正迫不及待地压制出来。“哦，卡伦啊，”她说，“你剩下的人生打算怎么办呢？”

我的惊讶不知道是因为这个问题的突然，还是因为它在这个场景中显得过于庞大，医生说，“在剩下的人生”里，我该过得越正常越好。他说，我还有“大概几个月”能活，能像正常人一样活着。这让我想起奶奶门外夏天养的鸡，它们注定见不到冬天。

“跟我住吧，卡伦，”她说，“他们来了我就这样跟他们说。给你自己找个好姑娘，把婚结了。你二十六了，这些事情是要想想了。你在这儿一直很开心，土地和养的这些牲畜都没像现在这么好过。靠你我们都能过上舒坦日子的。我遗嘱里把所有东西都留给你了。”

窗外我见到一堆堆未打磨的石头，是奶奶用她粗糙有力的手从田野里捡来的。我还能见到倾倒的篱垣，掉漆缺瓦的外屋，还有，藏着爷爷唯一遗训的牛棚。这就是奶奶遗嘱所言要留给我的“所有东西”了。但从来还没有人给过我他的“所有东西”，而我以前在这与世隔绝的寂寞里，在海鸥的啸声中，也的确是开心的。在我“缺席”的岁月里，我在伯灵顿和东米尔斯那些总感觉暖气开得过高的教室里，给那些过于都市化的高中生上课时，很多次想过要回来。我现在回来了，可我觉得我是那样一条有病的、被污染的鲑鱼，在它曾经的溪流中澄清的水里游上一小会儿。回归的鲑鱼知道它生命的终结已经没有解救之道了。

我感觉头脑里有眩晕如黑色的漩涡搅动起来，只能抓住椅子的座位才能勉强坐住。

“你怎么了？”奶奶问，“你看上去是要晕倒啊。要不要喝点水？”

“不用，”我说，“一会儿就过去了。一会儿就会没事的。”

三条狗像说好了似的，一齐抬头竖起耳朵，从它们的卧姿起身朝门口走去。它们听到了几英里外车子沿着悬崖嘎嘎作响。我和奶奶都听不到任何声音，但我们知道我们能从更灵敏的耳朵上的动静中看见声音的到来。这就好像我们能在不同感觉的交换中看见声音本身。有时你能在电话里看见对方的脸，知晓那个消息是祸是福，虽然你的耳朵里只有寂静，什么声音也没有。

“他们来了。”奶奶说，最后一次拍了拍她的头发。

远处的车队里都是她的家人，他们的远征最合适的名字就该叫“该拿奶奶怎么办？”过去十五年出征，他们总或多或少带着胜利的指望，而且总放在夏天，因为这时能召集到的军力最为强大。夏日里，她的儿女、孙辈、曾孙辈，甚至玄孙辈都会从外面世界的大小道途上汇聚而来，和当地的亲眷会师，一同谋划，商讨战略，以求达成目标。每年，面对着吁求、眼泪、请愿甚至威胁，奶奶始终很坚定，不愿搬出这个她自己的家。我此刻见奶奶正安静地集起她的应对方法，经营她的强硬气势，好比是在检视自己的装备。这让人想起塞西尔·德米尔老电影里的大场面，那些欲登高的进攻者被滚落的巨石或燃烧的火球击退；有时，他们意识到云梯被推开，于是在坠落中尖叫，四肢乱舞。但似乎我们同情的永远不是他们，而是那些被围困的人。

今年的策略和山下的养老院有关，用来代替去年未奏效的战术。去年他们的方针是“和我们一起生活吧”，好些人都这么提出了，虽然态度在热忱与勉强间差别还是很大的。养老院的好处是“有自己的空间”，“能和岁数相仿的人在一起”，“不用再操心吃什么”，以及描述得很模糊的所谓“照料”。类似的“好处”还很多。讲不完。

养老院奶奶去过很多次了，去探望她的朋友。她对那个地方的痛恨，丝毫不输给她去见的那些人。她们用羊皮纸一般的手握住奶奶的手指，低声跟她倾吐，用的是大多数护工已不能听懂的盖尔语。她们向她历数种种暴行，有些是真的，有些是想象出来的：探望的人走了之后，工作人员会偷纸巾和巧克力；食物里有人下毒；老人会在扶手椅或轮椅上被绑住很长一段时间，屁股下是自己的便溺，直到脑袋倒在自己的肩头还没人管。老太太在养老院中遭受这些真实或假想的痛苦意味着什么？而那些想象出来的惨状，难道因为它们是假的就不那么可怕了吗？

如果我们去想，大概每个人都能预见自己在“阳光坡”、“阳光溪”、“阳光之地”或“普照之谷”这样的地方，无力使用尿壶的场面；听着护士的助手嚼着口香糖，聊着她们的男人（也分真的和想象的）：“他不会吧？”“他真的那样啊？”“你是开玩笑的吧！”也能预见自己的身体会让人举着水管冲洗——他们对身体太过了解了，知道我们能干什么或者干不了什么，他们知道最后的结局会是怎样的。这种情景我知道正向我压下来，讽刺的是，我能同时觉得它很远，又很近。

而我又一次为我的虚伪和怯懦而忧心忡忡。今天我自己当然是愿意来的，但其实一半也算是被派遣来的。他们要我做第一个恳请奶奶的人。“或许卡伦要她去的话，她会去的，”他们说，“要是有谁能说服她的话，也只有卡伦了。”但卡伦一早上只是坐着什么也没干。他没干是因为他不认同今年的策略，就像他去年也没认同一样。在心里某处不为人知的地方，他希望他们今天还是会失败。

车子渐渐出现在栅栏门那里，我觉得自己像个失败的先遣骑手。本来我该为后续作战部队侦察地形的。或者我是一个颠倒的施法者圣约翰，派来是给假冒的先知铺一条歧路 [34] 。又或者，我是头脑混沌、心中悲苦的犹大，已经离绞索不远了。至少我不用亲她的脸颊 [35] 。

汽车驶进院子，各式各样的人从里面涌出来。我站在门口，像是一人担纲的欢迎委员会，奶奶跟以往遇到这种场面时一样，在屋里坐着。我的这些亲戚甚至有点像夏日里鲜艳的禽鸟，身着彩格呢的裤子（裤脚有翻边也有不翻的），碎花、大花的上衣，运动衫，有说有笑。他们的这些宽松裤、喇叭裤、牛仔裤、凉鞋和五花八门的“着装风格”都来自于他们生活的不同世界和身处的不同年代。我隐约觉得这群人似乎不像是来自有能力预见自己死亡的血统。

他们进屋的时候，或朝我笑笑，或拍拍我的肩膀，有几个还很期待地要从我的眼神里读出什么讯息来。屋里椅子不够，他们也只得尽可能安排好自己的位置。小孩都坐在地上，双臂环抱着自己的膝盖。他们很快就会要跑出去玩耍，也可能见到了动物，因为太过陌生而受到了些惊吓，但不管怎样，他们现在先得安静地坐好，不能没有“礼貌”。

没过一会儿他们就开始拍照。“三代人来一张，”他们说，“现在你跟玛丽跟孩子一起，第四代嘛。”奶奶很顺从地把她最小的曾孙抱到双腿上，而她的儿子和他的女儿分别站到她两边。他们看着镜头时人都像是结了冰。

高中毕业的那个夏天，我和我最近的堂兄跟着一个叔叔在船上打工，把一桶桶的腌鳕鱼运到西印度群岛，再带回一桶桶深色的非法朗姆酒。回程时，在某个无风的夏夜，我们的船会泊在一个小村庄边上，听不亮灯的当地小渔船压低了的马达声。它们辛勤地往返，把酒桶运到沙滩上，那里有卡车在黑暗中等着它们。

有一回在牙买加，堂兄和我在街上被个男孩拦住，递给我们一张卡片，要我们跟他走。他把我们带到一家妓院，我们从未见过那样的阵仗，心里着实是有些害怕的。等我们终于说服他我们不需要“乐子”时，他把我们带进一间“照相室”，场面也没比之前检束多少。各种肤色和种族的姑娘在镜头前摆出淫冶的姿势，旁边都有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大小的男孩惊恐地站着。她们脱了那些年轻人的衣服，把头发甩得都快要缠上他们的下体，且甩罢头发还会用嘴唇拂蹭。一个深色皮肤的小个子男人活力十足，推着一个带轮子的笨重相机从一对模特移到下一对，嘴里大声指导着他们的造型，还问那些年轻人叫什么名字。每张照片的正面都有同样的笔迹写着几乎同样的话：“约翰，你是我唯一的真爱，泽尔达。”“蒂姆，你是我唯一的真爱，坦尼娅。”“乔治，你是我唯一的真爱，葛尔蒂。”

“海岸警卫队，哥儿们 [36] ！”我们这位新朋友告诉我们。后来我们知道，这些像是处男、面露惊恐的年轻人是海军军校的学生，在佛罗里达基地的船上服役。他们会把照片放在皮夹里，偷偷地展示给将来的朋友，说一句类似这样的话：“这是我家乡的女朋友。”然后等着对方的惊叹和艳羡。

我现在觉得今天在这里拍的照片也一样虚假造作。一组组家庭成员被孜孜不倦地鼓励要微笑，身处其中的人不容易发现在眼神中闪动的是极度的渴望和恐惧，触及最黑暗的真相。

我瞥到窗外奶奶紫红色的马和灰底深纹的牛，它们正在塞满院子的汽车边打转。有些汽车的名字本身就是动物：“野马”、“斑马”、“小牛”。等一会儿小孩子们就会被派遣来阻止真正的动物毁伤或刮划它们名姓相仿者的金属表面。

下午的时光推移，谈话如潮起潮落。有人从口袋里拿出小酒瓶，倒出朗姆酒喝。我父亲和叔叔婶婶们从挂钩上取下小提琴，自如地演奏着吉格舞曲和里尔舞曲 [37] ，复杂的曲子他们拉起来却毫不费力。他们所有人握琴弓都握在同一处，手势一样，扭动手腕的方式也如出一辙。这种风格比我们所有人的记忆都延伸得更远，这样奏出的音乐我们称之为“我们的声音”。有人从手提包或口袋里取出口琴，更年轻的还把吉他拿了进来。也有人在指间打着勺子，或是用勺子敲着大腿。奶奶和她的每个儿子都跳了舞，然后又和家里的其他男子跳。在我的臂弯里，她的转身是如此的轻盈和从容。在养老院里也没有比她更年长的老人。

情绪慢慢高涨，气氛也逐渐热烈起来，那个问题却如同一只小虫，在大家的头脑深处嗡嗡地回旋。没人敢问，但也没有人敢走。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满怀期冀地望向我，挤眉弄眼似乎在等我的指示。奶奶依然在轻松、优雅地舞蹈和摆动；她在等着今天结束。“我只要再坚持一会儿，”她的眼神似乎在说，“我就赢了。我不会输的。”我就能想见她二十六岁时的情境：大着肚子，周围是哭泣的小孩，要把儿童雪橇上丈夫冰冻的尸体拖回家。或许她当时说的也是这几句话。我无法猜度在横亘其间的七十年里，奶奶把这样的话重复了多少次。

我太明白了，那些被提出的她不该留在这儿的理由。这里冷清、隔绝。房子太老，只能靠火炉取暖，照明也就靠昏暗的煤油灯。没有电话。到了冬天，她的食品和杂货只能靠家里人等能够通行之时，开摩托雪橇送上来，而他们也不确定能买到些什么。那些牲畜一则难养，二则费钱，冬天在它们的棚里忙碌很可能就会被绊倒。

我和这里的大多数人一样，也很清楚她生命的其他侧面。她憎恶各种机构，也鄙视和它们相关的所谓“方便”。她丈夫死后，哈利法克斯当地政府曾表示她肯定无法支撑，提议不如将她的孩子交给别人领养，或送到孤儿院，这样“对大家都好”。他们还补充：这样大家都更“轻松些”。我们到了七十年代早期还有这么多人能挤在这间屋子里，喝着酒听着歌，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奶奶抵制那些提议的结果。七十年了。“我是绝不会让别人把我的孩子带走的，绝不会让孩子像蓟种子上的冠毛一样散落四方，”她经常这样说，“我不是那样没有心肠的人。有些事难点又有什么打紧的。没有人说过人活着是容易的事情。人不过就是得活着。”我今天来至少有几分这样的心思：希望能找到这样的力量去面对生活和死亡。

音乐止歇，日头也往西去了。年纪小一些的孩子开始在父母耳边轻声说他们肚子饿，想走了。紧张的气氛似乎不断在积聚，听得见噼啪作响。我们都等着那一道闪电劈下，好让这种情绪得以排解；我们都盯着那摇摇欲坠的石块，等着它落下。 [38]

大家都没想到奶奶突然开口说话：“我希望你们都别为我担心吧。卡伦说了，他要留下来跟我一起住，这么一来什么问题都没了吧。”

先是一段难以置信的沉默，然后如释重负之感喷涌而出，就像浴缸拔出塞子，轮胎拔掉气门，本来控制、包裹得如此严密的东西瞬间被释放了。大家目瞪口呆，看了看彼此，又看了看我。这个解决方案似乎太过完美，以至于无法理解。实在太好，便显得不真实。父母看着我好像既不可思议，又有些宽心的意思。我这次回来得意外，又好像没有回安大略的打算，他们本就有些疑惑。“或许他准备在这里的高中教书，”我听见他们两人自己在讨论，“或许他是累了，想休息一段时间。”我没有告诉他们，也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我之所以回来，是因为我知道我快死了，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地方可去。

现在看上去问题已经暂时得到了解决，他们似乎也很高兴，因为终于知道原来这两天我是有规划的。他们在房间两端点头微笑，虽然那份不可思议感还没有完全消除。奶奶也在笑，好比她打出了王牌，正左顾右盼庆祝暂时的胜利。我没有勇气去摧毁她的谎言，她太希望这个谎言是真的了。

几乎没有什么过渡，大家就乱哄哄地开始准备离开。就好像他们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神奇礼物，要是在这个礼物跟前待得太久，他们怕它会突然消失。“先跟您说再见了，”他们说，“过一段再来看您。”“再会。”“保重。”

车门砰砰地关上，引擎发动，轮子碾过地面。栅栏门被推开，父亲是最后一个，又将它推回原位。我和奶奶始终站在门廊里，他朝我俩挥了挥手。父亲是连接我们三代人中间的一环。然后他也上了车，开车走了，母亲坐在他旁边。只剩下我和奶奶。

回到厨房，奶奶忙着准备吃晚饭要用的餐具。她从架子上取下盘子，从抽屉里拿出刀叉。差不多整个下午都在外面的狗也回屋里来了，又瘫在地板上，继续扮演着它们静默守望者的角色。太阳正移向海面。

“没用的，奶奶，”我终于说道，“你的办法行不通的。”

“什么？”她说，还是背对着我，伸手去拿杯子和茶碟。

“就是你前面跟他们说的那些。说我会留在这儿。行不通的。”我迟疑了一下，但看起来我不能再隐瞒了，“行不通是因为我就要死了。”

她转过来，严峻地看着我，她的脸上闪过一丝恐惧，但立马被她抹去。“是，我明白，”她笑道，“我们都要死的，早晚的事。”

“已经不是早晚的事了，”我说，“很近了。就几个月。我见不着下一个春天了。我待在这里对你对我都没什么用。医生说的。”

“别犯傻了，”她说，“你才二十六岁。你人生才刚开了个头呢。”

她看着我，表情里带着对我荒唐想法的纵容和对现实的歪曲。就如同一个宠爱孩子的母亲，在听她想象力丰富的孩子告诉她，楼上的卧室里有一只长颈鹿或一头大象。我很爱你，那个表情在说，虽然你满嘴的胡言乱语。

有那么一瞬间，我希望之前是我在胡言乱语。我希望我的确如她所以为的，是在犯傻。我希望能回到伤痛能被亲吻抚去的岁月，希望她是对的，而我很庆幸地错了。

“不是的，”我说，“我说的是真的。没半句假话。”

“我不懂啊。”她说，现在她的嗓音中开始流露出真的恐惧。我不知道我说话时听上去是否也是如此。

我们坐在厨房餐桌的两头，对视着，中间似乎就隔着我们相差的漫长的岁月。我们试着交谈，但试了几次都不算成功。

突然奶奶探过身来抓住我的手。“卡伦啊，卡伦，”她说，“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俩以后会怎样啊？”

她的动作几乎是早先下午的翻版。看着她的手，我注意到我一直没有把她的指甲剪完。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她抓我的手是如此用劲，好像我能把它从梦里幽暗的水中拉出来。我试着也回应她的力道，因为我不知怎么也幻想着她能救我。突然我们两人都落泪了。我们为对方也为自己哭。我们本想在对方身上找到力量，却在这一场脆弱的泪光中相逢了。狗都竖起了耳朵，轻声呜咽。它们在我和奶奶之间来回，信任地把头枕在我们膝上，望着我们的眼睛。

有时我们于无光的恐惧中，很难分辨梦和真实。我们或于夜阑之时醒来，却因为方才梦里的世界要好上太多，便硬凭自己意念的力量要回到那种忘忧的快慰中。有时情况正好相反，我们又会掐自己，或用指节去磕铁的床沿。有时，噩梦是没有边界的。

僵直地躺在父母家的床上，白天所有的画面和情绪都相遇、飞旋在我心里和眼前的黑暗中。所有的期望和恐惧，过去的，当下的，都互相碰撞和纠缠。有时我们见到“当下”的尽头，“过去”会隐约显得更为重大，因为我们除此再没有别的东西，除了“过去”，我们觉得再没有什么可以懂得。我感觉我正朝往昔坠落，希望能拥有更多的过去，因为我的未来正变得越来越少。二十六年太短了，是不够的，我要沿着一代一代的先人走得再远些，好从此刻那看来微不足道的留存中获得更多。那些迷信、草药、听得出宿命的喊杀、萦绕心神的小提琴声和如蛛网般的癌症疗法，我想一样样回去了解。所谓“天眼”、通鬼神的视线、狗的直觉、海鸥的呼啸，它们关于生存及其终结说了什么，每一个我也都要知道。我想回到双手能施展法术的祭司那里。我想回到信仰疗法的医师那里，只是我的信仰恐怕不够。回到怎样的过去都可以，只是科学太过冷漠，我不愿死在它那双不由分说的手里。

我看得见那个既苍老又青春的麦克利蒙，他静静地谱写死亡的歌谣，他就要永远离开雾气笼罩的斯凯岛那阴郁的海岸。我听见了音乐，觉得它就像钟声，伴着钟声我看着他沉默地跌进黑暗中。多奇怪，我想，怎么会有人觉得小提琴声像钟声呢？

我起床穿上衣服，没有出声，小心地穿过睡梦中的屋子。外面一片静穆。这个地区没有建设工业，夜深时这种安静很深邃。音乐似乎从海上来，从宁谧的海湾——不对，不该把这音乐误会成其他的声响，它不是鸟声，不是广播，不是转轨的火车或驰过的汽车，也没有人在聚会。它是它自己，让人觉得陌生，于是又古怪地觉着亲切。

几乎是回应耳中的钟声，我听见三条黑白边境牧羊犬的长嚎。叫声浮在无风的暗夜上，从乱岑角沿着寂寞的海岸线飘下来，先是最老的那条狗，接着是老二，然后是最小的老三。我能分清每条狗的呼叫，也听懂了它们悲苦的声音中所传达的讯息。我已经救不了我奶奶了，我知道，就像下午时我救不了她一样。

去乱岑角的路一片漆黑，我的车就随着车灯探索的光束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作U形转弯。有些弯是如此的极限，车子会开到光亮的前头去。有时候，车灯直直地打在前方黑暗的绿叶上，而道路会出其不意地朝左朝右急转，所以有一时半刻是完全看不见的。我开得很轻松，就像在梦中接受了某种指引一样。

在“伤心的拐点”，我车前的灯光照到等待着的狗的眼睛。它们趴在路当中三处不同的地方，眼睛在黑暗中的光芒作为顶角构成一个等待中的三角形。它们放射出的红光既是标识又是警告；我觉得有点像港口中的信号浮标，或像机场跑道尽头的端灯。

见到我从车里出来，它们是高兴的。他会知道该怎么办，它们好像在说。多少个世纪以来，这些狗生下来就是为了保护和指引生命的。废品旧货栈、二手车仓库和打烊的超市不属于它们，它们守护的不是金石，而是与它们自己一样脆弱和无常的生命。静静地跑去保护羊群，不让它们掉落快坍塌的悬崖，或是蜷伏在断腿的羊羔身边，它们一直是主人亲密的帮手，而当遇上大过它们能力的困境时，它们就会等着主人到来。现在它们就很高兴见到我，正朝我走来。

奶奶就躺在路当中，没几步就是那段陡峭的上坡路，小溪淌过路面。我跪在奶奶旁边，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摸上去还有余温，而指甲还是没有剪好，现在是不用再剪了。她身上没有见到伤痕，她的眼睛是睁开的，向上直视着黑暗的夜空。那缠绕的苏格兰蓟花依旧别在她裙子的领口。这就是我们得到的结局。

我起身攀登了最后那段陡路。立在悬崖边缘，面朝大海。我转过头，向左沿着海岸想看到我的家和乱岑角的其他建筑，但在黑暗中我什么也看不见。在这条黑暗道路的终点没有人了，自从苏格兰移民来到这里，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我转回来面向宽广的海面，我凝神想见到些什么，但依然是徒劳。现在我奶奶望不见爱德华王子岛，以后也不会望见了。我低头看脚下的黑暗，但那里也只是一个黑暗的虚空，虽然我听得见海水温柔地拍在底下很远的巨石上。

奶奶在久远的早晨演奏的音乐在我脑中徐徐回荡。我分辨不清音乐到底是在我体内还是在我身外，但似乎这也无关紧要了。眩晕的黑暗漩涡在体内升起，似乎很想融入我身处的黑暗中。我想扶一下稳定的门柱，或抓住牢固的座椅，但伸手处空无一物。就在这时，和音乐一样，内外的黑暗向着合二为一蔓延，它们涌向对方，交融，不分彼此，差别消弭成一种纯粹。没有间隙，没有声响，这个相逢让万物归一。

跋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的《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自一九七六年出版以来，已经成了加拿大的经典。这些怀着深厚情感考究雕琢出来的短篇，背景都设在布雷顿角，一个对很多加拿大人来说都颇为遥远的地方，但它又以海岛风光和与世隔绝而闻名。但《海风》的读者不会感觉他在描绘异域奇事，或在创造狭隘的地域文学，反而，他们会想到一些与之亲近的世界，比如弗兰克·奥康纳和埃德娜·奥布莱恩的爱尔兰，A.E.科珀德 [39] 已经远去的英格兰，和D.H.劳伦斯无望的英格兰中部。他们也会想到温斯洛·霍默 [40] 那些无以伦比的水彩画，画的都是缅因州普鲁茨耐克和英格兰卡勒考兹的百姓与海景。人世的戏剧本来神秘难懂，要说它会被如此细腻呈现、如此地域化的世界映衬得更为清晰，自然是浅显到多余的，更何况我们正谈论的是第一等的艺术。但在品评手上的这个作品时，读者很容易忘记这样宽泛的道理，因为阅读麦克劳德的体验让你无暇他顾。

再玩味一下麦克劳德那些故事的开场：“‘我们只能把它卖了，’我记得母亲不容置辩地说道。”（《秋》）“即使是现在，我有时四点醒来，还是满心恐惧，怕自己睡过了头。觉得父亲正在黝黑的楼梯下等我。”（《船》）“我现在要讲的事情发生在七十年代初的某个七月。”（《去乱岑角的路》）麦克劳德的叙事中有种和谐的对立，而透过他澄澈的文字，自然世界化入其中时是如此的可信又举重若轻。“暮色渐浓，夕阳给万物抹上金光。没有棱角的灰石向着它们念想的欧罗巴赫然耸起，也漾在这片晚照中。落日信手点染的，还有未长成的云杉、往低处藏躲的地衣、精致而不失刚健的蕨类、根茎如神经般虬结的苔藓、瘦小而强硬的越橘。灰暗的雨飑斜斜地从海上扫来，又骤然远去，不由分说得如同趁人不备的劫掠者。”（《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这是一种隐藏自己痕迹的艺术，它遣词造句是如此优雅，但是又引发一种不可思议的口语化的节奏，让人很容易忘记这确实就是艺术，反而误会这只是对生活的直白记录，有时甚至会觉得它不加修饰到让人难以承受。

因为麦克劳德似乎与生俱来有讲故事的天才，而且很明显属于所谓“口述传统”那一脉，那么需要点出的是，他创作中的这种追求经过了许多大师的不断发展，其中包括哈代、劳伦斯、乔伊斯、海明威和福克纳（注意，是《都柏林人》的乔伊斯，是《在我们的时代》的海明威）。他运用现在时态是如此娴熟：“一九六〇年，六月的第二十八天，是我得拯救的日子。早上六点整，我醒来，意识到今天是我的十八岁生日。”（《黑暗茫茫》），所以从不让人感觉突兀，而正如乔伊斯·卡里 [41] 所言，这种手法让读者突然有种忐忑，像是一个旅者眨眼间到了地图上没有描绘的地方；他会觉得更直接，有电影的鲜活之感。

这些故事像是某种宗教或组织的入会、祭祀仪式。某个故事中，一个孩子意识到大人参与了杀戮。另一个故事中，一个年轻人终于接受了“成年”意味什么，能够面对像某种生物的卷须一样舒展开来的他和自己血亲的关联。又另一个故事中，一个已经远离不列颠海角的年轻人，时时感觉到人生被父亲为自己所做的牺牲而定义，也因此觉得孤立于世。如果只能说出一条麦克劳德小说的潜在主旨，那就是纪念和神圣化的冲动。这其实是一种既原始又“现代”的观念：当你把文字用正确的、通神的顺序排列之时，纯粹有限的化作无穷，地方化的消弭边界，沉寂的发出声音。男男女女不假思索唱起了歌谣，将生者与苏格兰祖先联系起来。他们旁边很可能有一个像约翰一样的男孩伴奏，在短篇集的同名故事中，约翰“和全世界所有吹口琴的人都一样：右脚打着拍子，两个幼小的肩膀拱起来，围着掌心里的乐器”。这样传递出来的是更迫切要被珍视的东西，历代诗人和小说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从哈代到叶芝，从乔伊斯到麦克劳德，还有他布雷顿角的同乡作家D.R.麦克唐纳，另一个用满腔才情为当代沿海生活唱起挽歌的人。

在这样的小说中，因为自传性的微妙笔触和权威感，所以叙述者往往又是见证人，而读者顺着他的目光也扮演同样的角色。在《秋》中，那匹被珍爱的马要被杀死了，我们不仅对那个孩童叙述者的震惊感同身受，我们似乎也参与了孩子注定失败的抗争，因为他面对的是生命（和死亡）中不为所动的冰冷事实，那匹马即是象征。《船》是集子中美到最为毛骨悚然的故事，他用这样符咒般的文字祭奠父亲的死：

但无法面对的，还有十一月二十八日，往北十英里，父亲找到了。他曾多少次被海浪抛起，砸向布满乱石的悬崖，最终夹在两块巨石之间。他的双手双脚都已经被撕碎，他的鞋早被海水吸走。当我们想把他从石头间拖出来时，他的肩膀也在我们手中变得不成形状。海鱼咬掉了他的睾丸，海鸥啄走了他的眼珠，他曾经的面孔如今只见一团肿起的紫色皮肉，只有他白绿相间的胡须不问生死，继续生长，如同坟上的野草。父亲就躺在那里，腕上还挂着铜链，头发里长起海藻，他的身体其实没有剩下多少。

他想让读者明白，他的父亲不是独自一个人，而他对自我的牺牲（他从来都不是当渔夫的料，也从来没有喜欢过自己的事业）也非孤立的牺牲。这让人想起英语和苏格兰语中那些古老的谣曲，吟唱者将留存、致敬、庆祝、哀悼和作证等等目的用歌声表达。

读者在麦克劳德短篇中遇见的叙述者是儿子、是兄弟，但在那一切身份之上，他是一个见证人：他不像年轻的斯蒂芬·迪达勒斯 [42] 将人生用来塑造民族精神，而是决心要替这种精神发出声音。因为我们知道，那些深埋到连眼泪都触发不了的情感，并不是只有能说会道的人才有。我一直觉得“地域文学”这个说法既引起误会，又对这个类型的写作不够尊重。难道那些背景在大都会（伦敦、纽约、巴黎、东京、多伦多）的小说不最符合“地域文学”的题中之义吗？它们的力量——就其中那些有力量的作品来说——难道不依靠道路和街区的细节，不依靠不同区域口音和天气的变化，不依靠那些住民以为会永不改变和减损意义的楼宇的轮廓吗？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文学都是地域性的，或者反过来说，没有文学是地域性的。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的布雷顿角无处不在。任何人只消跨一步便能进入。

[1] 英语俚语，此说法起源据称是海军存放炮弹的器具叫“铜猴”，天寒时金属收缩会让炮弹掉出。

[2] 用料较少、利用拱形加固房屋的建筑。

[3] 原文为diamondcoal。或许是小说笔法，但民间以为在一定条件下，煤矿会转化为钻石，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在矿灯的闪烁下，煤矿的确会像钻石一样反射光芒。

[4] 斯皮尔角位于加拿大东部纽芬兰省省会圣约翰斯附近的阿瓦隆半岛，是加拿大最东面的海角。纽芬兰省由纽芬兰岛和拉布拉多半岛组成，全称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

[5] “乔伊”在英语中和“欢快”（joy）一词发音相近。

[6] 指酒精浓度超过百分之五十。

[7] 法属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纽芬兰岛以南25公里海域。

[8] 两人均为《呼啸山庄》中的人物。

[9] 爱尔兰诗人叶芝创造出的英雄形象，遭受各种苦厄，包括杀死自己唯一的儿子。

[10] 波斯诗人菲尔多西（940-1020）的长诗中，鲁斯图姆并不知情地杀死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苏赫拉布。

[11] 弗伦冰球馆（Forum），位于蒙特利尔，建于1924年，是蒙特利尔加拿大人冰球队多年的主场，可谓冰球史上最有名的场地。

[12] 亨利·里夏尔（1936-），1955年至1975年为蒙特利尔加拿大人队效力，1971年担任该队队长。

[13] 埃迪·阿诺德（1918-2008）和吉姆·里夫斯（1923-1964）是美国很受欢迎的两位乡村歌手，和前文提到的“纳什维尔之声”有关，这个流派把流行元素加入到乡村音乐之中，红极一时。

[14] 杜恩·艾迪（1938-），美国五六十年代著名吉他手，作曲人。

[15] 不动锚所缚系的船只往往停泊在固定地点。

[16] 游苔莎·维尔哈代小说《还乡》的女主人公，小说中年轻貌美，如“未经雕琢的神性”弃掷于荒原之上。

[17] 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风格类似《时代周刊》。

[18] 一本关注加拿大农村生活的周刊，1857年创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停刊。

[19] 米奇·斯皮兰（1998-2006），美国犯罪小说作家。

[20] 欧内斯特·海考克斯（1899-1950），美国西部小说作家。

[21] 《艾凡赫》是沃尔特·司各特1820年出版的历史小说，又译《撒克逊英雄传》、《劫后英雄传》。

[22] 旅鼠周期性大规模迁徙，不少会溺死海水中。民间传说它们是自溺而亡，并没有依据。

[23] 塔斯蒂哥是梅尔维尔《白鲸》中的人物。小说中如此描述：“塔斯蒂哥使用手中的标枪比他的祖先们使用手里的弓箭更为熟练，他娴熟的战斗技巧和他浑身茶色的肌肉总让人想起魔鬼的形象来。”（姬旭升译）

[24] 《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佩葛蒂是主人公的保姆，她哥哥是个贫寒的渔民，就住在一条搁浅的船上。

[25] 波峰陡峭、波谷平坦的波浪。

[26] 基督教传奇人物，据传曾帮助假扮孩子的耶稣渡河，后人视为旅行者的保护神。

[27] 苏格兰西部一个地区。

[28] 歌名皆为盖尔语。苏格兰传统歌谣。

[29] 苏格兰西北部岛屿。

[30] 均为苏格兰岛屿名。

[31] 米尤扎克（Muzak）是一家专门提供商用背景音乐的公司（如在零售店播放可促进销售的音乐等）。

[32] 也译庞帕诺比奇，美国佛罗里达州东部城市，临大西洋。

[33] 安大略省南部的一个城市。

[34] 圣约翰，布道者，耶稣的先驱，《圣经》中称他“预备了道路”，“为耶稣基督预备合用的百姓”。

[35] 犹大背弃耶稣基督时，以亲脸颊的方式向士兵指认他。后悔罪自缢。

[36] 原文为mon，牙买加人用此词可指代男女老少各种人。

[37] 苏格兰乡村舞蹈主要形式中的两种，节奏都颇明快热烈。

[38] 作者此处似指一种垒石块的艺术或游戏（stonebalancing），需将大小形状不同的石块逐一垒起，每块石头间只有单独的平衡点连接。

[39] A.E.科珀德（1878-1957），英国短篇小说家、诗人，幼贫苦，四十三岁首次出版，故事以英国乡村为背景。

[40] 温斯洛·霍默（1836-1910），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最重要的水彩画家之一，擅画风景，尤以海洋主题见长。其画风质朴而现代，极具美国特色。

[41] 乔伊斯·卡里（1888-1957），英国小说家。

[42] 斯蒂芬·迪达勒斯，乔伊斯名著《尤利西斯》的主人公。

版权信息

美好的事物无法久存

作　　者：[美国]罗恩·拉什

翻　　译：周嘉宁

品 牌 方：99读书人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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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I

模范囚犯

美好的事物无法久存

丰饶而陌生

切罗基

地图终结的地方

II

历史的仆役

二十六天

一种奇迹

死者直到现在才被宽恕

III

魔法巴士

嫁妆

池塘边的女人

夜鹰电台

凌晨三点，星星不见了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上海

I

模范囚犯

他们沿途跋涉了一个星期，都没有看见一间农舍，而最近的一口井，起码是水井主人允许辛克勒使用的最近一口井，得往回走半英里。这种模范囚犯的轻便活，如今也变得像挥凯撒刀或者用铁铲挖沟渠一样劳累。他刚把水桶提回囚车，就又得往回走。他问维克瑞有没有其他人可以轮班，这位壮硕的狱警笑笑说，辛克勒随时可以戴回脚铐，抓起工具把手。“伯立克刚刚在那片野草丛里干掉了一条响尾蛇，”壮硕的狱警说，“我敢打赌他愿意和你交换。”当辛克勒问起第二天早晨他能不能往前走走，寻找另一口井，维克瑞嘴唇紧闭，但还是点了点头。

第二天，辛克勒提着金属水桶一直走，直到找着一间农舍。这间农舍并不比另一间近，甚至更远了一些，但多走几步也值得。他现在用的井属于一个驼背寡妇。而站在门道里的女人尽管也扎着紧紧的发髻，穿着同样面粉袋做的裙子，看起来却只有二十多岁，和辛克勒差不多。两周以后，他们才会走过这间农舍，等他们找到下一口井，或许又得再过两周。足够时间来解决另一种饥渴。他走进院子时，女人的视线穿过谷仓，望向田野，一个男人和他的驮马正在那儿耕地。女人吹响一声轻快的口哨，农民停下脚步，朝他们看过来。辛克勒停在井边，但是没有放下水桶。

“你想要什么。”女人说，不像是询问，倒像是命令。

“水，”辛克勒回答，“我们有一队囚犯在路上干活。”

“我觉得你们应该带着水。”

“不够十个男人喝一整天。”

女人再次望向田野。她的丈夫在那儿看着，但是没有松开脖子周围的缰绳。女人踏上门廊，那是六块钉在一起的木板，看起来更像是木筏。木柴堆在一旁，门边有一把斧头，靠在铲子和锄头中间。她的视线在斧头上停留很久，以确保他注意到了。辛克勒这会儿发现她比他以为的更年轻，可能十八岁，最多二十，不算是女人，还是个女孩。

“你怎么不戴锁链？”

“我是模范囚犯，”辛克勒笑笑说，“信得过的囚犯。”

“你只要水？”

辛克勒想到好几个可能的回答。

“他们派我来就是干这个的。”

“我估摸着我们一分钱也拿不到吧？”女孩问。

“是啊，但是一群口渴的男人都会感谢你们，特别是我，这样我就不用跑远路去拉水了。”

“我得问问我男人，”她说，“你待在院子里。”

他有那么一会儿以为她会随身带上斧头。趁她走进田里时，辛克勒打量了一下农舍，还没有一间渔屋大。屋子看起来像是上世纪搭建的。门开着，只有门闩，没有把手。窗框里也没有玻璃。辛克勒凑近门口，看到木地板上放着两把靠背椅和一张小桌子。辛克勒思忖着，不知道这些庄稼汉是否听说，他们应该要做笔新买卖。

“水井可以给你用，”女孩回来以后说，“但他说，你下次来拎水的时候，得留下一个水桶，就当是忘记拿了。”

辛克勒觉得值得，即便维克瑞让他从自己口袋里掏钱赔也行，尤其是一眼望去根本没有其他农舍了。最多不过是半块钱，打扑克时做点手脚，轻轻松松就赚回来了。他点点头，走到水井旁，把生锈的水桶扔进漆黑的井里。女孩站在门廊，没有进屋。

“你犯了什么事？”

“我以为银行经理不会注意到出纳顺走几张钞票。”

“在哪儿？”

“罗利。”

“我从没出过艾许维尔，”女孩说，“你要在里面待多久？”

“五年。已经过了十六个月。”

辛克勒捞起水桶，他往另一只桶里倒水时，水从桶底漏出来。女孩待在门道，确保他带走的只有水。

“你在这儿住了很久吗？”

“切特和我在这儿住了一年，”女孩说，“我在山那边长大。”

“就你们俩住着？”

“是啊，”女孩说，“但是门里面放着把来复枪，而且我知道怎么瞄准。”

“那当然，”辛克勒说，“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我好知道怎么称呼你。”

“露西·索瑞尔斯。”

他等待着，看她会不会问他名字。

“我叫辛克勒。”他说，她没有问。

他装了第二桶水，却没有打算离开，反而环视着树木和山脉，像是刚刚注意到似的。然后他微笑着轻轻点点头。

“住得这么远一定很孤独吧，”辛克勒说，“至少我会这么觉得。”

“我觉得那些男人一定渴坏了。”露西·索瑞尔斯说。

“可能吧。”他同意，惊讶于她的聪明，竟然用他自己的话来回击他。“但是我很快会回来照亮你的白天。”

“你打算什么时候留下一只水桶。”她问。

“收工前最后一次来的时候。”

她点点头，回到棚屋里。

“绳子断了。”他告诉维克瑞，收工了，囚犯们正往卡车上挤。

狱警看起来没有太怀疑，倒是为丢了桶而心痛，辛克勒心想他竟然蠢得相信了。维克瑞说如果辛克勒觉得能因此而偷懒，那真是大错特错。要再找一只桶很容易，或许还能多装一加仑水呢。辛克勒耸耸肩，爬上囚车，在一张金属板凳上找了个位置，挤在汗流浃背的囚犯中间。他已经用香烟，一小点钱，以及掏心掏肺的交谈拉拢了其他狱警，但是对维克瑞不管用，他总说让辛克勒当模范囚犯，只会让他在逃跑时抢占先机。

壮硕的狱警是这样的。辛克勒打扑克赢了超过五十美元，这些现金足够他穿过密西西比河，逃离这个鬼地方。他在蒙哥马利长大，但是当警方关注起他的财产出入以后，他已经往北来到诺克斯维尔，又往西去了孟菲斯，然后再次穿越田纳西，来到罗利。辛克勒的天赋会引导他去企业工作，灵巧的双手不需要再摸扑克牌。一身妥帖的西装，干净的指甲，锃亮的皮鞋，他走进任何一家商店，都会被当成体面的公民对待。胡编乱造说自己来到城里是因为母亲病重，并且做事不同凡响。他们就会把窗户外面“招聘贤才”的告示拿下来，很可能还换上一块“请您自便”。辛克勒还记得孟菲斯的那个下午，他站在河边，过去的两个月里他从一间服装商店骗了四十块钱。继续往西，还是回头往东——得做出选择。他抛了一枚银币，很少有这样的时刻，全靠运气做出命运的抉择。

这次他得过河，在堪萨斯或圣路易斯重新开始。他得在商店，咖啡馆，报刊亭，以及其他一切有钱柜或者收银机的地方工作。除了银行。银行家们那么狡猾，辛克勒早就意识到，他们很快认出他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不，他不会再犯这种错误。

那天晚上，围栏上的灯熄灭以后，他躺在铺子上想着露西·索瑞尔斯。他已经有一年半没有碰过女人了。这么长时间，几乎任何女性都能让他兴奋。她的脸蛋不怎么吸引人，但是裙子曲线毕露。腿也不错。那天他每次去水井时，都试图和她说说话。她对他很冷淡，不过他还有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来融化她。他最后一次取水时，丈夫才从田野里回来。辛克勒打招呼说“你好啊”和“多谢啊”，他都没有怎么答应。他看起来四十来岁，辛克勒估计他的寡言是因为妻子身边有一个年轻男人。过了一会儿，农民对着辛克勒左手提着的桶点点头。“你会把那玩意儿留下是吧？”辛克勒说是的，于是丈夫叫露西把漏水的井桶换了，走进了谷仓。

两天以后，露西问他有没有想过逃跑。

“当然，”辛克勒回答，“你呢？”

她用他不理解的神情打量着他。

“你怎么还没逃呢？他们让你到处随意晃荡，你也没戴镣铐。”

“我享受免费的房间和床板，”辛克勒回答。他用大拇指指指自己的囚服。“衣服也不错。他们还让我每周日都更换呢。”

“我可受不了，”露西说，“被关起来那么长时间，而且还有差不多四年要熬。”

他搜寻她嘴唇边最细微的微笑弧度，但是没有。

“是啊。”辛克勒说，向前走了一步。“你看起来就不像是那种关得住的。我觉得像你这样漂亮的年轻女孩，一定想要多见识一下世界。”

“你怎么会没有逃跑呢？”她又问了一遍，把垂下来的几绺头发撩到耳朵后面。

“可能是和你一样的理由，”辛克勒说，“不是想逃就能逃的。我在这条路上没见过几辆轿车或者卡车，而且司机们也知道附近有囚犯。他们不会蠢到捎上一个陌生人。我也没见过什么火车轨道。”

“有人试过吗？”露西问。

“有，两星期前。那家伙是早晨跑的，天黑前就被猎犬逮到了。他费尽心机，结果只换来一片跳蚤咬印和荆棘刮痕，还额外加了一年徒刑。”

自从露西上回出去叫她丈夫以来，这是她第一次走下门廊，她和房门之间拉开了一些距离。也离开了来复枪和斧头，这意味着，她多少开始有些信任他了。她站在院子里，抬头望着屋檐，黑色的昆虫围着干燥的泥块打转。

“这些肮脏的虫子真讨厌，”露西说，“我敲掉它们的老巢，第二天它们又搭了出来。”

“我觉得它们是唯一想要待在这儿的东西，你不觉得吗？”

“你说话真粗俗。”她说。

“你好像也不在乎啊，”辛克勒回答，朝田野扬扬头。“像那样的老家伙对年轻漂亮的妻子一定盯得很紧吧，但他肯定很相信你，还是他觉得你压根跑不了？”

他提起满满的水桶，走到挨近谷仓的地方，这样从田地里就望不到了。“你不必躲得我远远的，露西·索瑞尔斯，我又不咬人。”

她没有靠近他，但是也没有走回门廊。

“如果你要逃跑，会跑去哪里？”

“取决于和谁一起，”辛克勒回答，“你想去哪儿看看？”

“说得好像你要带上我一起跑路似的。我还不如指望这些虫子带我飞离这里呢。”

“不是，我需要更了解我的旅途伙伴，”辛克勒说，“确保她真的在乎我。这样她才不会告发我。”

“你是说赏金？”

辛克勒大笑起来。

“亲爱的，你得是个要犯他们才会悬赏抓你。他们甚至都不愿劳神在邮局里贴上我的通缉令，我倒是不在乎。给我买张火车票，不用两天我就越过密西西比河了。实际上，我已经攒够钱买两张火车票了。”

“足够买两张？”她问。

“千真万确。”

露西看着自己的光脚，像个害羞的孩子似的把一只脚放在另外一只上面。然后她收回脚踩在地上，抬头看他。

“既然没有赏金，你干嘛觉得有人会告发你？”

“坏心肠——所以我得确保我的伙伴不是这样的，”辛克勒微笑，“听我的，你不必站得那么远。我们或许还能去谷仓待一会儿。”

露西望着田地，视线停留了很久，他觉得她或许会答应。

“我还有家务活要做。”她说着回到了棚屋。

辛克勒沿路返回，想着心事。等他把哐当响的水桶放回囚车旁边时，他想出了撩开露西·索瑞尔斯裙子的办法，不单用甜言蜜语。他要告诉她说，在狱警的桌子上还有一套备用卡车钥匙，他能偷出来。一旦狱警分神，他就跳进卡车，捎上她，一直开去艾许维尔，坐第一班火车逃走。这真他妈的是个好故事，要不是辛克勒知道所有备用卡车钥匙都锁在一个千磅重的莫斯勒保险箱里，就连他自己都要相信了。

第二天早晨他走进院子里时，露西来到水井旁，却站在另一头。像只胆小的狗，辛克勒心想，想象自己用一包口香糖或者巧克力棒引诱她走过来。她总是穿着同一条裙子，但是头发散开了，垂落在肩膀上。比他想象得更金黄，也更卷曲。是为他披散的，辛克勒知道。一阵凉爽，凝重的微风给空气带来一股早秋的知觉，让棉布下的曲线更明显了。

“你的头发像这样放下来——很好看，”他说，“我打赌你在床上也是这样的。”

她没有脸红。辛克勒转动曲柄，把水桶沉进井底。等到两个水桶都盛满了，他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你不太喜欢我的主意？”见她没有应答，他又问，“我打赌你一定以为我们需要把枪，但是我们不需要。我等囚犯们干活干到这儿。然后就这么干，我们便能一帆风顺地去艾许维尔了。”

“还有更简单的办法，”露西不动声色地说，“你根本不需要卡车，甚至不需要从大路走。”

“没想到你对越狱还很在行。”

“山脊那边有小路，”露西说，朝田地扬扬头。“你能顺着小路一直走到艾许维尔。”

“艾许维尔离这儿至少有三十英里。”

“那是走大路。如果你抄近路过山沟，不会超过八英里。只要你知道捷径。”

“我不知道唉。”

“有我啊，”她说，“我曾经三个小时就轻松走到了。”

辛克勒有好一会儿没说话。仿佛他一直幻想的钥匙突然出现在了他手里。他把水桶留在原处，走向谷仓。当他示意露西靠近些时，她过来了。他用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腰，感觉到她的屈从。她向他张开嘴唇，他空着的手握住她的一只乳房时她也没有反抗。那么长时间以后再次碰到女人，他双腿打飘。当她更靠近一点，并把一只手放在他腿上时，一串汗珠从他的眉毛上流下来。直到辛克勒想要带她进谷仓，露西才抗拒。

“他从那儿看不到我们。”

“不是这么回事，”露西说，“我刚刚来月经。”

辛克勒的性欲像乱窜的兔子，他告诉她他不在乎。

“搞得一团糟，他就会知道了。”

他按捺不住沮丧，发起火来。辛克勒想要走开，但是露西拉他回来，把脸按在他的胸口。

“等我们远走高飞了就什么都不用管了。我恨这里。他差不多每天都骂我，哪儿都不让我去。他一喝醉就拿起来复枪，赌咒说要毙了我。”

“都会好的。”辛克勒说着，拍拍她的肩膀。

她慢慢松开他。周围唯一的声响是咯咯叫的小鸡，以及微风吹动着水桶，撞在狭窄的井口上哐当响。

“我们只需要在艾许维尔搭上那班火车，”露西说，“不管是他还是警察都抓不到我们。我知道他把钱放在哪儿。如果你不够我再拿点。”

他和她眼神交会，接着又望向她的身后。太阳升得更高了，从山顶斜射过来，崭新的水桶摇晃着，闪着银色的光芒。辛克勒抬起头，望着万里无云的天空。又将是炎热，干燥，悲惨的一天，而他还将置身其中。收工以后，他回去监狱，用脏得能堵住滤网的水洗澡，咽下能把猪噎死的食物，然后九点钟就把头放在肮脏的枕头上。不止三年半的刑期。辛克勒观察着山脊线，找到那条能通往艾许维尔的山沟。

“我有钱，”他告诉露西，“问题是得找到花钱的地方。”

那天晚上辛克勒躺在铺位上，思考着他的计划。一个小时以后，才会有人开始找他，即使这样，他们起初只会沿着大路找。囚犯们工作的地方那么远，最少也要四小时以后，他们才会派出警犬，等警犬追踪他到艾许维尔，他已经上火车了。这样的机会得等上几个月，或许永远也不会有了。但是机会从天而降，令他不安。他得花上几天，想个明白。露西有点棘手。在艾许维尔丢下她几乎不可能，因此他会陪她到下一站，可能是诺克斯维尔或者罗利。这样对他们都好。找间旅馆，来一瓶私酿威士忌，他们就能快活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趁她还睡着的时候溜走。如果她拿走了丈夫的私房钱，那她足够可以开始新生活，也不至于打电话报警告发。

当然，很多罪犯一走完小路，就会找块称手的石头来解决麻烦，拿走她的钱，继续上路。和这样一个年轻女孩一起旅行是一种冒险。她很有可能会说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引起警察的怀疑。或者，醒来发现他不见了，为了泄愤报警抓他。

第二天早晨，囚犯们装备好，开车到前一天收工的地方。他们现在只距离农舍不过几百码。辛克勒提着水桶上路时，想起来如果露西知道小路，那她丈夫也一定知道。狱警会看到田地里的农民，告诉他他们在找谁。他需要多久才会发现她不见了？丈夫可能根本不出几分钟就会去查看。但是除非狱警们往那个方向搜索。到时候，他会告诉维克瑞说水井太浅，农民不让他用了，因此他不得不重回寡妇家里。他可以朝那个方向走，再钻进树丛绕回来。

露西出来的时候，辛克勒已经在汲水了。他知道她为他精心打扮过，她的头发松散着，刚刚梳过，戴着一条挂着心形吊坠的项链。她闻起来也很香，一股清新干净的忍冬气味。远处，丈夫和马拴在一起，在田地里一前一后无止境地跋涉。就辛克勒所见，这个男人和修路的囚犯一样辛苦，有差不多的好身材。他比露西老二十岁，而且这么一个怪人不会理解十八岁的露西怎么想。辛克勒朝谷仓走近两步，她朝他扬起嘴，舌头交织在了一起。

“从昨晚到今早，我一直在渴望这件事，”露西中断了亲吻，说道，“就是这样的——渴望。切特从没让我这样，但是你可以。”

她把脑袋靠在他的胸口，紧紧地抱住他。辛克勒感觉到她拥抱中的绝望，知道她一定会冒险帮他逃跑，帮他们逃跑。但是这个年纪的女孩变得和风向标一样快。他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温柔并坚定地把她往后推，足以看到她的眼睛。

“你可别和我耍花招，不然现在就收手。”

“只要你想，我立马就跟你走，”露西说，“我现在就去拿他的钱。他早上走的时候我数过了。差不多有七块钱。足够了，至少我们能买到票不是吗？”

“你从没坐过火车吧？”辛克勒问。

“没有。”

“这些钱可不够。”

“还需要多少。”

“差不多每个人要五块钱，”辛克勒说，“只能到诺克斯维尔或者罗利。”

她摸了摸挂坠。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是纯银的，我们可以卖了它。”

辛克勒伸手握住吊坠，假装像个珠宝商一样认真掂量着。

“我一直觉得你有一颗金子般的心，露西·索瑞尔斯，”辛克勒说，微笑着松开手心。“不，亲爱的。你继续把它戴在你漂亮的脖子上。我有足够多的钱，说不定还能为你的项链配一个闪亮的镯子呢。”

“那我想明天就走，”露西说，靠得他更近，“我的月经就快结束了。”

辛克勒闻着忍冬的气息，欲望淹没了他。他试图清醒一会儿，想出一个拖延的理由，但是一个都想不出来。

“我们早上走。”辛克勒说。

“没问题。”她说，手指久久地停留在他身上。

“我们得轻装上阵。”

“我不介意，”露西说，“我又不是非得带那些没用的。”

“你能帮我带上你老公的衬衫和裤子吗？”

露西点点头。

“明天早晨等他去田里以后再收拾。”辛克勒说。

“我们去哪儿？”她问，“我是说，最后去哪儿？”

“你想去哪儿？”

“我打算去加利福尼亚。他们说那儿就像天堂一样。”

“我觉得不错，”辛克勒说着，咧嘴一笑，“像你这样的天使就属于那样的地方。”

第二天早晨，他告诉维克瑞，索瑞尔斯家的井枯了，他得往回走去另外一家。“你这样差不多要走上一英里呢。”维克瑞假装同情地摇摇头。辛克勒一直走，直到走出了他们的视野。他找到一个记号，一棵被闪电劈开的橡树，然后跨过沟渠，钻进树林。他把水桶放在一块腐坏的树根旁，离那棵橡树足够近，万一出了什么事，很容易就能找到。因为辛克勒知道，当露西真的开始收拾的时候，或许还是会再思考一下是否应该相信一个刚刚认识了两周的人，更何况还是个罪犯。也有可能她丈夫会注意到一些小细节，比如说露西没有收鸡蛋，或者晚饭的时候没有烧水，辛克勒应该提醒她记得这些。

辛克勒挨着路走，很快就听到了脚链的叮当声，铲子铲土的刮擦声。他经过的时候瞥见黑白相间的囚服。囚犯的声响渐渐远去，不久，树木也变得稀疏，缝隙间露出谷仓的灰色板条。辛克勒没有进院子，露西就站在农舍的门里面。他打量着棚屋，查看有没有任何农夫已经察觉的蛛丝马迹。但是一切照旧，衣服晾在两棵树之间的绳子上，碾碎的玉米撒在地上喂鸡，斧头还是在门廊上，放在锄子旁边。他绕过谷仓，直到能看见田地。农民在那儿，套着马和犁具。辛克勒喊露西的名字，她从门廊里走出来。仍旧穿着那条棉布裙子，手里拿着用床单扎成的包裹。等她走进树林，她打开床单，拿出一件衬衫和一双破鞋，鞋子比两块系在一起的皮好不到哪儿去。

“去水井边把这双鞋换上，”露西说，“这样能骗过猎犬。”

“我们得动身了。”辛克勒说。

“只需要几分钟。”

他照做了，又望了望田里，确保农民没有朝他们看。

“拿好你的鞋。”露西说，拿着衬衫向辛克勒走来。

她走近以后，跪在地上，用衬衫擦拭地面，一直擦到他脚边。辛克勒不得不承认她很聪明，尽管聪明得有点老土。

“走去谷仓那头。”她告诉他，一边跟在他身后擦拭地面。

她示意他待在原地，取回了床单包裹。

“往这儿走。”她带着他走过斜坡，钻进树林。

“你要我穿着这些一直到艾许维尔？”辛克勒说，两块破皮差点绊倒他。

“不是，过了山脊就好了。”

他们待在树林里，沿着田地的远端走，爬上山脊。辛克勒在山顶脱掉了破鞋，回头望望树林，看到方块大小的耕地，现在看起来还没有一扇谷仓的门大。农民还在那儿。

露西揭开床单，递给他裤子和衬衫。他脱下囚服，藏在一棵树后面。辛克勒想在穿上衣服前逍遥一会儿，他略略暗示露西床单大概还能派上别的用场。再过几个小时，他提醒自己，肯定安全了，能和她滚在一张柔软的大床上。条纹衬衫还不错，但是牛仔裤松松地挂在屁股上。每走几步，辛克勒都不得不拉一拉。床单里没有其他东西了，露西把它塞进石头缝里。

“你带钱了吗？”他问。

“你说我们用不上的。”露西说，她的声音里有种他从未听过的尖利。“你说你有钱买车票的，可别耍我？”

“不会的，亲爱的，我的钱足够给你买镯子，还能给你买条真正的裙子，把你身上的面粉袋换了。和我在一起，你会过上好日子的。”

他们往山脊下走，穿过一丛杜鹃，路面太陡，好几个地方他要是不照着露西那种前脚斜插，身体后仰的走法，都差点摔跤。走到山脊底部，小路分岔，露西指指左边。都是下坡路，转了个弯以后平坦起来。过了一会儿，小路蜿蜒进入一片灌木，辛克勒知道，如果没有露西，他一定会彻底迷路。他提醒自己，你为她做的和她为你做的一样多，并且再次想起换作其他罪犯会怎么做，他向来都知道自己是肯定做不出的。其他人带着大口径手枪或者猎刀来玩牌局，辛克勒则两手空空，因为不管是哪样东西，都会让它们的主人直接进太平间或者监狱。在这种场合他总是拍拍口袋，然后敞开大衣。“除了在座某位的钱包之外，我不会伤到任何东西。”他这么说。他亲眼见过两个男人被杀，但从未有武器瞄准过他所在的方向。

在另一座山脊附近，他们穿过一条只比泉水宽一点儿的小溪。沿着山脊走了一会儿，小路变宽了，他们走下山，又爬了上来。地面的起伏都似曾相识。山上空气稀薄，要不是辛克勒提水走过那么长的距离，他不会有精神走下去。他们继续前进，树木给他们遮阴，即便如此，他还是渴得厉害，不断希望他们能经过小溪，让他喝上几口。最后，他们来到另一处泉水。

“我得喝点水。”他说。

辛克勒跪在水边。水太浅了，他不得不斜着身体，一只手撑住自己，另一只手舀起水来滴滴答答地往嘴里送。然后他站起来，拍掉手上和膝盖上的沙子。树林一片寂静，没有风的呢喃，也没有鸟的歌唱。

“你要吗？”他问，但是露西摇了摇头。

树木遮蔽了大部分天空，不过他还是知道太阳开始落山。树林里地上的光斑越来越少，阴影越来越多。很快犯人们就要往回走了，少了一个人。等到晚饭时间，那些家伙们用勺子在锡盘上刮豆子的时候，辛克勒已经坐在餐车里用银餐具吃牛排了。现在，典狱长肯定把维克瑞骂得狗血喷头，这还算好的，说不定都已经解雇了他。其他狱警们，那些被他耍得更厉害的家伙会解释起初为什么要推荐辛克勒当模范囚犯。

小路再次变窄时，一截树枝挂住了露西的袖子，撕坏了她的棉布裙子。她查看扯烂的布时，满口脏话让他大吃一惊。

“我没想到你这样一个甜美的小女孩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她看了他一眼，辛克勒举起手来，摊开手掌。

“只是开个玩笑，亲爱的。你应该多带一条裙子。我是叫你少带点东西，但也不是叫你什么都不带。”

“说不定我就这么一条裙子呢。”露西说。

“你很快又会有一条的，一条漂亮的裙子。”

“如果真是这样，”露西说，“我就把这块破布当抹布用。”

她放下裙子。树枝擦伤了她的脖子，她用手指摸了摸，确定没有流血。要是吊坠在她的脖子上，项链可能会断，但是她放在口袋里了。他是这么猜想的。如果她匆忙收拾中忘记了，现在也不是提起这件事的好时机。

他们继续下坡时，辛克勒再次思索着一旦安全自由以后该怎么做。他开始注意到露西年轻和乡村的面具下粗粝的本质。或许他可以带着她，不用在第一站就甩了她。他曾经在诺克斯维尔和一个妓女一起搭档过，她进屋分散办事员的注意力，他偷走一切可以销赃的玩意儿。那个妓女没有露西看起来那么年轻和天真。露西的平庸模样也是优势——很难对警察描述她的长相。或许今晚在旅馆房间里，她会向他展示更多将她留下的理由。

小路转了个弯，开始上坡。他觉得这肯定是最后一段路了，并且告诉自己，他太他妈的想回到外面，不必像两条腿的羊一样四处游荡。辛克勒在枝叶间搜寻砖砌的大烟囱和发光的火车轨道。现在他俩都气喘吁吁，就连露西看起来也累坏了。

前面又有一条小溪穿过道路，辛克勒停了下来。

“我要再去喝点水。”

“不需要，”露西说，“我们就快到了。”

不一会儿，他就听到了金属扎进泥土的刺耳声响。杜鹃花太密，看不清楚。不管那是什么声响，都意味着他们真的已经接近文明世界。

“我猜也是。”他说，但是露西已经走到前面去了。

当辛克勒再次拽起松垮的裤子时，他决定买完票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间服装店，或者拿几件晾衣绳上的衣服。他可不想看起来像个倒霉的流浪汉。即便到了城里，他们可能还得走上一段路才能喝到水，因此辛克勒跪了下来。有人在山脊旁吹了声口哨，刺耳的声音停止了。当他把手掌按进泥土的时候，发现旁边已经有一个掌印了，他自己的掌印。辛克勒看了一会儿，慢慢往后倒下，屁股碰到了鞋跟。他盯着两个星形的凹坑，泉水缓缓填满了新的掌印。

他知道没有人会听到枪响。不出几个星期，秋天来了，树木开始落叶，翻上来的泥土被会完全遮蔽。有人走过来时树叶沙沙作响。脚步停了下来，辛克勒听到来复枪的保险栓被打开时轻柔的喀哒声。树叶又开始沙沙作响，但是他筋疲力尽，根本跑不动了。他们想要衣服和钱，他告诉自己，他们没有理由让他多受罪。他用颤抖的手指握住衬衫最上面的纽扣，把它按进了条纹衬衫的扣眼。

美好的事物无法久存

当唐尼问起庞德先生有没有带回战争纪念品时，庞德先生回答，嗯，我觉得你可以这么称呼它们。那是八年前，那会儿庞德先生已经是个老人了，他的听力几乎和他那一半的牙齿似的，所剩无几。他的髋关节也不好，因此他雇了唐尼和我粉刷并修建他的农舍，让两个十五岁的男孩干成年人的活，只需付一半的钱。我们骑车从城里出发，八点前到达。收工时间理论上说是五点，但是等他出来告诉我们可以结束时，常常已经过了几分钟。我跟唐尼说，真好笑啊，他的手表只有在收工时才走得慢。五金店的本·里斯警告我们说，这个老家伙小气得很。但是总比修剪草坪强。

休息时间只有午餐时的三十分钟。我们坐在门廊上，吃他带来的东西，通常是腊肠三明治和薯片，就着可乐吃下去。他和我们一起吃，但是除了抱怨泼出来的油漆和弯曲的钉子，他从来不说别的。一部分的原因是他几乎是聋子，但是本告诉我们他向来对人不友善，哪怕是在他妻子去世前。我们在那儿度过了整个夏天，除了邮递员之外没有人来，邮递员也只是把账单和广告塞进生锈的邮箱便骑车离开。

但是那天，唐尼说等到十八岁，他想要加入海军陆战队，于是庞德先生就开始跟我们讲起二战中打日本人的事情。在那些岛上你甚至都不能算是人，他告诉我们。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够回来，并且再次做人，都是奇迹。

听他讲这些事情令人心神不宁，不仅仅是因为活埋人，或者尸体炸飞到树上的故事，而是庞德先生讲述的方式，没有你以为的吹嘘，或者怒气冲冲。他的声音很柔和，始终近乎温柔地注视着我们。等他讲完，唐尼和我低头看着自己吃到一半的三明治，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说什么，只好等着庞德先生吃完他的三明治，或者抱怨一番我们没有做好的事情，他就这样坐在我们对面的椅子里。他的眼睛湿润。我看看唐尼，发现他也在思索和我一样的事情——如果再没有人开口说话，庞德先生或许就要在我们跟前哭起来。唐尼问他有没有从战场带回来什么东西。唐尼结结巴巴地说，我的意思是说，纪念品。就是这时候庞德先生说我觉得你可以这么称呼它们，然后唐尼问能不能给我们看看。过了一会儿，他说或许我们是该看看，于是我们就去了前厅。电视和沙发之间有一只破旧的军用脚柜，庞德先生把顶上的杂志拿走，打开了它。

唐尼轻声说他打赌里面一定是一把日本手枪或者刀，也有可能是一把剑或者一面旗子。庞德先生在柜子里摸索了一会儿，找出了他想要的东西。他举起一只罐子，用粗糙的手把它递到我们跟前。里面有三分之一满，装着类似金纽扣的东西。他说，你们想想看，一个人要变成什么样才能做得出这种事，然后这个人在回家一年以后才感觉做错了。我很多次想过要埋了它们，但是做不到。仿佛就这样脱罪太轻易了。他把罐子放回纸袋。庞德先生告诉我和唐尼，不管怎么说，下回你们再看到那种拍得像儿戏一样的战争片，就想想罐子里的东西。然后他把罐子放回柜子里。接下来的整个夏天他都没有再提起过战争的事情，也没说起过别的。

“我想了想，”唐尼说，“这个老家伙还是欠了我们。天哪，他只付了我们一半钱，我们替他干活比上回铺沥青还卖力。”

唐尼从饭桌旁站起来，走向冰箱。冰箱和电视是拖车里仅剩的两样可以插上电源的东西。微波炉，录像机和空调都被当掉了，要不就是像他的车一样，不转了。尽管有电，但是前厅拉着帘子的窗户和一只赤裸的灯泡让这个房间看起来像个储存蔬菜的地窖。倒也不是说房间里除了空罐头和匹萨盒就没有其他很多东西，角落里有一台发电机和一台电焊机，都是我们没有来得及卖掉的，还有两只四节电池的手电筒，是从同一个建筑工地偷回来的。唐尼拿了两罐啤酒，递给我一罐。

“你有没有在听我讲？”唐尼问。“那个从艾许维尔来的叫贝克的家伙说，他愿意付我们每盎司一千两百块。一千两百块。那个罐子里有差不多三盎司。我们得闯进多少去度假的人的空屋子才能搞到这么多钱。”

“你有没有告诉他那是什么？”

“我告诉他了，他说那又怎么样，总归是要溶化的。他才不在乎。他妈的，他告诉我有一个医学院学生每个月都带给他两块金表。”

唐尼看着我。他还在兴奋，但不会持续很久，我也不会。

“我们还剩下什么？”我问。

唐尼从前口袋里掏出一只塑料药罐，拧开盖子。他摇了摇瓶子，两颗药丸掉在桌子上。我无比希望它们是粉红色的。

“蛇眼。”他说。

他把这两颗药放在桌上，用指尖揉搓其中一颗，像是要确定它是不是货真价实。尽管他知道最好再等等，他还是很想吞下去。

“有了这笔钱，马文就会为了我们压下价格来，让我们自己干。我大概还能要回我的车。”

“庞德几乎不出门。”我说。

“我们晚上趁他睡着的时候去，”唐尼说，“他八年前就屁也听不到了。你在他屋子里放狗他也不知道。”

“万一他听到了呢，或者看到了手电筒，”我说，“他至少有一把枪，而且你知道他会杀人。”

“我想碰碰运气，”唐尼说，“就我一个人进去。要是我俩都进去的话会碍手碍脚。你只要开车带我过去，帮我爬进窗户就行。我们今晚就干，到了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爽翻天了。”

我整天无所事事，被欲望弄得晕头转向。我盯着药丸，无法挪开视线。有人欠了我伐木的五十块钱，那家伙躲着我。我开车找遍整个国家也要找到他。我把奥斯康定药丸放进嘴里，就着剩下的啤酒吞了下去。唐尼也吞了他那一份。我想起过去，一份奥斯康定就能让我在太阳底下暴走半天，现在效用已经减弱了。

“你还没过够穷酸日子吗？”唐尼说，“每天都要拼命赚钱。”

“如果我们能搞到一些处方就好了。”我说。

“这不可能，”唐尼说，“现在就连马文都搞不到了。”

我们在那儿坐了一会儿。唐尼说得没错。我过够了穷酸日子。有时候是建筑工地或者伐木的临时工，有时候是在商店偷东西，或者闯进一间度假屋。钱总是刚够用。第二天早晨你又回到原状。一个星期别样的生活如同假期，就像他们在豪华游轮上那样随意漂荡，无忧无虑。

“偷了罐子就走，是吗？”我问。

“我知道你是个好学生，”唐尼说，“但是给我这个老朋友一点信任。我不会蠢到在里面耽搁时间。这就好像是特殊任务。找到目标，进入，迅速滚蛋。”

“几点？”

“午夜出发。”唐尼说。

“我们最好穿深色的衣服。”

唐尼笑了。

“你是说忍者服？”

“黑色的T恤和牛仔裤。”

“好啊。”唐尼说。

我从桌子边站起来。

“你可以一直待在这儿。”唐尼说。

我摇摇头，掏出钥匙。即便奥斯康定开始起效，拖车还是让人窒息。我住在一间旧磨坊，屋顶漏水，地板腐烂，但是至少不像是在仓库里。唐尼跟我走出去。这是一个美好的六月夜晚，太阳落山时空气也凉爽起来，白天的温度反而让此刻的凉爽变得更加宜人。

“我们过去总能在天黑前逮到鳟鱼。”唐尼说。

“是啊。”

“那会儿我们干活累得半死，还有力气在河里游上两个小时，”唐尼说，“我觉得年轻的时候简直无所不能。”

“我觉得也是。”我说。

我们眺望着波尔塞姆山。我知道我们都在回忆那些美好的夜晚。我们光着上身走进河里，只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我们把水泼在头发上和胸口，让它带走燥热，汗水和泥污。有时候我们能逮住鳟鱼，有时候不能，不过那些都无所谓。

唐尼对我微笑。

“他妈的，我们都还没到二十五岁呢，说话的口气却像是要进养老院了。等我们明天弄到钱，就去搞些工具，在河里大干一场，逮一堆鳟鱼。买箱啤酒，把那些小坏蛋都油炸了。”

我点点头，尽管我知道什么都不会发生。

“嗯，我们就要这么干，”唐尼说，“就跟过去一样。我打赌三英里大桥底下一定藏着条大彩虹鱼，这次我要赶在你前面逮住它。”

我半夜捎上唐尼，开出107号公路，转进庞德先生的土路。我们经过的寥寥几间房子和拖车都已经暗了灯，里面的人睡得沉沉的。我们转了个弯，大灯闪过一只破旧的邮箱，上面写着“庞德”。房子是暗的。我又开了四分之一英里，调头，慢慢往回开。

“就停在路边也行啊。”唐尼说，但我还是开进玉米地里。

我熄灭车灯，颠簸着穿过几排老玉米，开得很远，直到路人看不到卡车。我调头面对着马路，关闭了引擎。唐尼打开手电筒，我也照做。我们下车以后，他从牛仔裤屁股后面摸出什么。他握着把手，我瞥见那东西是钢的。

“冷静，兄弟，”他说，“只是个螺丝起子，我用来砸窗，或者那只柜子。”

庞德先生的房子和田地间有两棵巨大的白橡树，我们用它们做掩护。空中升起一轮圆圆的黄色月亮，还一些星星。我们把手电筒藏在手心里，漏出一点光，足够看到跟前的几步路。他的卧室在后面，于是我们走上门廊，小心地挪动，不至于弄响地板。前门在窗户左边。唐尼示意我试试门球，虽然没锁的机会微乎其微。门打开了。

“该死的，像是他邀请我们进去似的，”唐尼轻声说，把他的手放在我刚刚握住的门球上，“回卡车里去。看到灯光，你就准备发动。”

他慢慢地打开门，进去了。我关了手电，回到卡车里等待。车窗开着，但是凉爽的空气还是没法让我不出汗。我一直盯着房子看。前厅闪过一丝模糊的光亮。然后又消失了。我知道是唐尼的手电筒，但是我又禁不住想，如果我在这儿能看到，那么房子里的人也能看到。奥斯康定已经失效了，我发疯地想如果我把最后一粒留到现在就好了。我从仪表盘上拿下一包烟，点了一根。有一点用，足以让我的脑子放松一会儿。

我想起在河边度过的夜晚，不单单是我们为庞德先生工作的这一年，还有我和唐尼年满十六岁后的那个夏天，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铺沥青。那份工作也很辛苦，特别是那些年长的家伙总派给我们脏活累活。但大部分晚上我们还是会去河边。高一的那个夏天结束后，我们开始和沥青队里那些辛苦的家伙一起出去玩。

最好的时光永远是天黑前。河水变得更安静，更平和，尤其是深深的池塘。有时候会有一窝浮游，看起来就像是鹅卵石敲击了水面。这是鳟鱼的食物，但是它们小口地吃，不会溅出水花，仿佛不愿打破宁静。唐尼和我放下钓竿，我们知道一份诱饵敌不过一窝浮游。我们不着急回家，便在岸边坐一会儿。唐尼或许会抽一根烟，但是除此之外，我俩一动不动。静谧仿佛漫入我们的身体。那些会充斥你大脑的琐事这会儿都变得无足轻重——家里的杂事，思虑你能不能去得了海军陆战队，或者有足够的钱去A-B技术建筑科学院。

我陷入深深的回忆，一声关门声让我记起身在何处。满满一束手电筒光滑过庞德先生家门前的地面，过了一会儿，扫过树枝，照向天空。不管那是谁，看起来都像是在发信号。光束猛地向下，正好照在卡车上，我心想要是拿着手电筒的人还拿着枪怎么办。然后我听到歌声，知道是唐尼。他朝我跑来，一边唱着杰米·约翰逊的歌，一边往这儿打着手电。

“该死的，唐尼，”他跳上车的时候我说，“他或许是听不见，但是他能看见。他会报警的。”

“不用担心。”唐尼说，但是我发动卡车开出田地时，还是留意有没有灯光跟过来。

直到开过农舍，我才松了口气，唐尼打开顶灯时，我的胳膊还在发抖。他手里有一只纸包，看起来就是八年前的那只。

“我们今晚中了头奖，伙计，”他取出瓦罐来晃了晃，“像不像小时候的储蓄罐，但是里面装着的当然不是铜币。我还拿了别的。”

“我们说好了不拿其他东西。”我说。

“我没打算拿。”唐尼说，“里面太安静了。我是说，像这样的老家伙应该会打呼，至少呼吸声很响。我最后去了卧室，想看看他到底在不在家。他就躺在那张床上，死透了，像一截涂了焦油的树枝。他穿着衣服，胳膊放在两侧，像是在等棺材。”

“你肯定，”我说，“我的意思是，你肯定他死了？”

“老兄，我就不说细节了，”唐尼说，“但是他死了至少两天。”

唐尼从纸袋里拿出几张钞票。

“他的皮夹子就放在桌上。四十六块钱，他再也用不上了。”他说，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副假牙，放在仪表盘上那盒香烟旁边。“这么老的假牙里面一定有上好的金子。”

唐尼把钱塞进牛仔裤口袋，团起纸袋扔在地上。罐子在他的两腿间，他用左手紧紧抓住，右手旋金属环。不行。他拿手电筒敲了敲，又试了一次。我听到唐尼旋开金属环时铁锈嘎吱直响。等他用螺丝起子撬开盖子，他把假牙从仪表盘上拿下来，和罐子里其他牙齿扔在一起，尽力拧紧盖子，放在我俩中间。

“该死的，”唐尼仍然喘着气，“这个老家伙死了还不让我们消停。”

土路开到头了，我向右转到19-23号公路。穿过大桥，开进市里，除了快捷商店，其他地方都关门了。我们经过了银行，它的标牌亮着，显示着时间和气温。

“天哪，现在才凌晨一点半，而且我们有钱，”唐尼说，“我提议去艾许维尔。乔迪·巴恩斯告诉我有个地方一直开到天亮。我们找两个女孩玩玩，早上兑了钱，再继续玩。”

我没有更好的主意，于是我说，好的。

“我想先洗洗，换上些好衣服，”唐尼说，“还是让女孩们打一开始就觉得我们是狂野的不法之徒？”

“我们上路吧。”我说。

“好的，”唐尼说，“我们先去找一趟马文，这样旅途才更有趣。”

我没有作声，在红灯处右转，开去了马文家。我注视着照在前面的车灯。我们横穿了城市，却没有碰到一辆轿车或是卡车。平常我会觉得这是种好运，今晚却感觉像是审判。

“你怎么那么安静？”唐尼过了一会儿问。

“那副假牙，”我说，“你不该拿的。”

“去你的，为什么不拿？”唐尼说，“我们从活人那儿偷了不计其数。如果你觉得愧疚，还不如对他们愧疚，他们在乎。反正他妈的那个老家伙肯定不在乎。”

唐尼从烟盒里掏出一根烟，点燃，抽了好几口才又开口说话。

“我们说完了吗？”

“是啊。”我说。

“很好。”

不出一会儿，我们就开进了马文家的车道。前廊的灯亮起来，我熄暗了车灯，关闭了引擎。

“我很快就回来。”唐尼说着，带上了罐子。

他踏上门廊，马文开了门，只穿着条短裤。被吵醒的马文看起来很不快，但是他和唐尼说了一会儿话，便敞开门，进了屋。

唐尼几分钟以后走出来，一手拿着罐子，一手拿着药瓶。

“兔崽子一开始还生气呢，毕竟太晚了，但是我一掏出罐子他态度就变了，拿出秤来。三又四分之三盎司。你算算有多少钱。”

“四千五百块。”

“没错，”唐尼说，“但是马文还得在纸上算。不管怎么说，我们把这当中的四千块放进他口袋，他以十二块钱一瓶的价格卖给我们。我们卖给中学里那些嗑药朋克们二十块钱，赚的钱够我们花很久了。不必马上做决定，但是我告诉你，我觉得这买卖真嗨。”

唐尼晃了晃瓶子。

“天哪，马文白送了这个。他说别多想了，以后再算钱。我们去搞些啤酒，然后磕嗨了坐着飞毯一路去艾许维尔吧。”

我们穿过城往回走，冲进快捷商店。推门的时候响起铃铛声，一个男人从储存室里走出来。这个地方每星期都在换人，所以我们从没见过那家伙也没什么奇怪的。店里和停车场都没有人，当唐尼打开冷柜的门拿出半打啤酒时，那家伙看起来有点紧张。

“够了吧，你觉得呢？”他说，我点点头。

我们正要走向收银台的时候，唐尼注意到商店后面的一排钓鱼设备。两副积了灰的泽伯窛钓竿和卷线靠在货架旁边。唐尼把啤酒递给我，拿起一副来查看价格，按了下按钮，看看出线是否平滑，然后又看了看另外一副。

“我们拿到钱就回来买。”唐尼说。

“现在两点了，”收银台后面的男人说，“我要关门了。”

唐尼转过头去，手里拿着钓竿。

“你们的标牌上说会开通宵。”

“我现在要关门了。”男人又说了一遍。

他往停车场瞥了一眼，看得出来他非常希望有人推门进来，哪怕是开车经过也好。但是外面连个人影都没有。商店明亮的灯光下，只有他，我，还有唐尼。

“把酒拿去吧，”他说，“不收你们钱。”

“好吧。你态度真好。”唐尼放下钓竿，从我手里把啤酒拿了过去。

“是圣诞节还是什么好日子啊？”唐尼的脸上绽放出大大的笑容，“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人送我们东西。”

“快走吧。”男人说。

唐尼向门口走去的时候，我从钱包里掏出五块钱来，走向收银台。男人举起一只手，像是要挡住子弹。

“走吧。”他哀求。

“好吧。”我说，把钞票塞回口袋，跟着唐尼走向卡车。

我开出停车场。一出城，唐尼就递给我一粒粉色的，自己也拿了一粒。我把药丸放在舌头上，就放在那儿。唐尼打开一罐啤酒，递给我。

“干了它。”他说。

奥斯康定的糖衣开始融化。口腔里一股苦味，但是我希望这种滋味能再停留一会儿。我们过河时，遥远的堤坝边有一抹小小的灯火，是灯塔，还是篝火。远处，鱼在水流中扑腾，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

丰饶而陌生

她沿着河边顺流往下走，把她仍然在享用野餐的父母和弟弟甩在身后。正好是复活节，她的父亲休了假。他们沿着阿巴拉契山脉往南走，先在盖特林伯格停了停，又在斯莫克停了停，最后来到这条河。她在瀑布上方找到一个地方，那儿的水流又浅又慢。这条河是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交界，她想要走到水中间，一只脚踩在乔治亚，一只脚踩在南卡罗来纳，等她回到内布拉斯加，她就能告诉朋友们，她同时到了两个州。

她踢掉凉鞋淌进水里，水比她想象的要冷很多，迅速变深，漫过她的膝盖，平静的水面下，水流汹涌。她冷得发抖。远处的岸边，一片巨大的悬崖把这段河水覆盖在阴影里。她回头看了看父母和弟弟，他们坐在毯子上。那儿很暖和，太阳照在他们身上。她想要回去，但是已经走了差不多一半了。

她向前走了一步，水覆过她的膝盖。再走四步，她对自己说。再走四步，我就回去。她又走了一步，没踩到底，被水流卷走了，但是她并不惊慌，因为她上过急救课。河水变浅的时候，她的脸又露出水面，使劲呼吸。她想要转个身，不至于把头撞到石头上，她第一次感到害怕，突然又被卷入水底，耳朵听到河水的轰鸣。她试图屏住呼吸，但是膝盖撞到了卵石，痛得倒抽一口气，水灌进嘴里。然后有那么一会儿水流变缓了，她伸出头来咳嗽，喘气，脚像船锚一样拖在水底，想要挂住浸水的木头或者卵石，当水流再次加速时，她看到她的家人正沿着岸边奔跑，她知道他们在喊她的名字，尽管她听不见，水流卷着她向前，她听到瀑布的声音，知道没有什么能阻止她坠入其中，水流越来越快，又一块卵石撞到了她的膝盖，但是她几乎已经感觉不到痛了，她呼出一口气，感到河水在下坠，她也跟着一起下坠，河水在她周围变成白色，她深深坠入了这片白茫茫中，浮起来的时候，脑袋擦碰到一块石板，水把她困在那儿，她告诉自己说不要呼吸，但是这种需求从胃部开始上升，穿过她的胸口，喉咙，到达她的口腔，她张开口鼻，肺痛得炸裂，接着疼痛又消失了，明亮的颜色像玻璃碎片一样散落在周围，她想起六年级时的科学课，教室背后鱼缸里的汩汩水声，粉笔尘埃的气味，那天早晨老师把一枚棱镜伸出窗户，棱镜里顿时注满了颜色，她产生了最后一个美妙的想法——此刻她就在那枚棱镜里，知晓了一些连她老师也不曾知晓的事情，棱镜的颜色是声音，像王冠一样围绕着她脑袋的声音，这时，她已经感觉不到的四肢停止了挣扎，她变成了河流的一部分。

搜救小队和警长在这天下午晚些时候来到瀑布。两个队员是兄弟，一个二十岁出头，一个三十岁。他们做木匠活，为从格林维尔和哥伦比亚来的律师和医生们搭建露台和屋顶，这些人在山里购置他们的第二套房子。还有一个潜水员，四十岁出头，在郡高中教生物。警长看了看手表，在峡谷日落前，他们最多还有两个小时。即便这样，潜水员也没有急着套上他的潜水衣和氧气筒。他抽了根烟，吞云吐雾间和警长聊了聊高中棒球队。他们以前就一起工作过，知道死神不是打卡上工的。

潜水员准备好以后，一截尼龙绳子紧紧地捆在他的胳膊底下。年长强壮的哥哥握住绳子的尾端。潜水员淌进河里，绳子像拴狗绳一样拖在他身后。他把面罩在水里浸湿，戴上，向前倾倒。岸上的三个男人注视着黑色的潜水脚板把潜水员推入河水无休无止的白色漩涡中。男人们坐在岸边的石头上等待。哥哥指了指上游的转弯处，他去年秋天在那儿抓到过一条五磅重的鳟鱼。警长问他是用什么做诱饵的，却没有听到回答，因为面具在上游的浮沫里冒了出来。

哥哥抓紧绳子，用力拉，但是没用，直到其他人也来帮忙。他们把潜水员拉到浅滩，拖他上岸。他一边呛水，一边告诉他们说他在水流底下的漩涡里找到了她。她竖在那儿，脑袋，背和腿顶在石板上。只有头发在动，长长的发丝向上漂浮。潜水员靠近时，看见她的眼睛睁着。他用胳膊挽住她的腰，他们的脸只相隔几英寸。然后水流掀开他的面罩和通气管，把潜水灯卷入黑暗。

潜水员告诉跪在他身边的男人们说，女孩蓝色的眼睛像是有生命似的。他的胸口能感觉到她的心跳，还能听到她的低语。是在你掉了面具之前还是之后，警长问。潜水员不记得，但是发誓说他再也不下水了。

弟弟嘲笑他，哥哥则觉得可能是深海昏迷，尽管那个水塘不会超过二十英尺深。但是警长没有忽视潜水员的话。他也见识过有关死亡的奇怪而令人费解的事情，却从没跟其他人说起，现在也不想说。我们会找到其他办法，他说，但是要等到水位变低一些，我才能让其他人下水。

自此以后，潜水员开始失眠。每天晚上他一闭眼，就看到女孩圆睁的蓝眼睛，漂浮的金发。他的妻子睡在他身边，蜷缩在他胸口。他庆幸他们没有孩子。他在当地报纸上见到那个女孩的父母。他们就在岸边，距离卷住他们女儿的漩涡不过三十英尺，他们脸上的表情已经出离了悲伤。

第三天晚上，潜水员沉入深深的梦境，女孩出现了。他们又在漩涡里，但是这回，河水温热，他能够呼吸，他抱住她的时候，她轻声说这个世界比上面的那个更好，她不应该害怕。他挣脱了妻子的拥抱。妻子不断告诉他，只是一个噩梦，直到他不再喘息。妻子闭上眼睛，很快睡着了，但是他无法入睡，于是走去厨房，批阅实验室考试的试卷，直到天亮。

女孩还在河里。志愿者从河岸往水里扔铁钩，把它们当作穿透池塘的诱饵，或者站在浅滩和石头上，用长长的金属杆子戳来戳去。有些老前辈建议爆破，但是女孩的父母不答应。警长说一个星期不下雨就好了。

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潜水员几乎无法入睡。课堂上，他把学生分成小组，让他们自己讨论分配到的章节。他知道他们在讨论毕业舞会，而不是蛹和茧，但他不在乎。第三天下午，他没有去参加教师会议，独自坐在教室里。学生都离开以后，学校很安静，只听得见鱼缸里汩汩的水声。在静谧的教室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不会告诉任何人，包括他的妻子，但是晚上他对警长说，他要再潜一次水打捞女孩。

几天过去了。还是常常下雨，连绵的雨水把山脊的每道沟谷都变成了支流，将泥土和河水汇集成深深的橘黄色激流。河水所到之处，堤岸都被吞噬。但这只是表面。水底依然保持着安宁和静止，女孩的变化缓慢，温柔。小虾和小鱼如拆线般留意着松开的线头，把肉从骨头上剥下来。

然后雨停了，河水再次变得清澈。消失了几星期的卵石又重新浮现。沙洲和淤泥以新的形式组合在一起。河水变暖了，石蚕冲破水面，短暂地飞一会儿，又坠回自己的天地。

警长打电话给潜水员，告诉他水位已经足够低了，可以再试试。第二天，他们走了半英里路来到瀑布跟前。这次他们有五个人，警长，他的助手，兄弟俩，以及潜水员。警长坚持用两根绳子，确保它们都绷紧。河水比上回清澈，水阻更小。潜水员进入这片静谧，如同拉开窗帘，河流突然沉默无声。

她的残余比上回更少，眼睛不再是蓝色的，骨架上的肉也不见了。他触碰着曾经是一只手的部分。河流轻声对他说不会很久了。

他回到岸上，告诉他们她的尸体不见了，连一根骨头，一片衣服都没有剩下。他说上回那场大雨一定把她冲去了下游。弟弟说潜水员应该回去再搜索一下瀑布的左右两边，他坚持认为尸体一定还在那儿。助手建议放一个水下摄像机进水塘。

警长摇摇头说随她去吧。男人们沿着小路，回到车里，回到生活里。中午的太阳低垂刺眼。山茱萸绽放着小小的白色花朵。潜水员知道，不久花瓣就会掉落在河里，漂上沙洲，装饰着池塘的背面，潜水员还知道，花瓣会漂过激流，越过瀑布，坠入漩涡。它们会在剩下的骨头间打转，然后和骨头一样，重获自由。

切罗基

唐尼的皮带上扣着一只绿色兔子脚，脖子上挂着银质四叶草吊坠，他带上了所有能带来好运的玩意儿。当他们开车经过一块上面写着哈拉斯赌场的广告牌时，他闲着的手抚摸着绿色的兔毛，大概是希望真的能这样摸到好运。丽萨想起魔灯的故事，只要摩擦一下，便能许三个愿望。唐尼只想许一个——让她包里的一百五十块变成一千块。

“到星期一早晨几点为止？”

“十点。”唐尼回答。

“是银行的人过来拿，还是我们送过去？”

唐尼从路上收回目光，注视着她。

“我们会赢的，”他说，“大家都这么干。那个从富兰克林来的女人玩老虎机赢了两万块。”

丽萨看着车内里程计的最后一位数从九跳到了零。56240英里。比他们刚刚买下时多了九千英里。这辆福特皮卡看起来和他们十一个月前从停车场开出去时一样干净。每个星期天，唐尼都用吸尘器给车内除尘，然后清洗外部。轮胎用护理剂擦得闪闪发光。那天在福特汽车商店里她对唐尼说我们真的买不起，还是没能阻止能言善辩的销售掏出计算机，告诉他们只要适当理财，他们就能买。丽萨还记得唐尼签署完最后一份文件，从销售手里拿到钥匙时，是多么地骄傲。

唐尼在水泥厂的工时被削减前，丽萨就知道只要一点小小的厄运——生病，意外或者失业，他们就保不住这辆皮卡了。丽萨几乎都能预见，因为她见过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他们公寓大楼邻居身上，还有她的朋友，她自己的父母。不过她没有对其他人说过自己的担忧。唐尼是个好丈夫，他念高中时有点流氓，但是和丽萨结婚以后，便不再和那帮兄弟鬼混了，还戒了烟。星期六晚上他们去萤火虫酒吧跳舞，听乐队演出，唐尼喝完两瓶啤酒就不再喝了。他推掉一杯酒时，兄弟们都说，丽萨让你改邪归正了。唐尼和她很多女朋友的丈夫不一样，他从不花钱买昂贵的来复枪或者钓鱼竿，也不买奢侈的靴子和皮带。他工作时自带午饭。

丽萨开车的频率和唐尼差不多，他们终于有了一辆收音机和暖气运转正常的车，也不会遇到红灯就熄火。在他们三年的婚姻中，两个人都努力工作，唐尼是个水泥工，丽萨在比隆超市工作，但他们的生活并不宽裕。他们租住的公寓房间，地毯上有烟洞，天花板有裂缝，窗户望出去是砖墙。除了星期六晚上，她和唐尼很少外出。因此有一样能展示他们辛勤工作成果的东西还是不错的。唐尼表现得就像是一个拿到新玩具的小男孩一样骄傲，但正是他的孩子气在高中时吸引了丽萨。甚至就连唐尼惹的麻烦也是如此，跷课，或者在食堂里放了一只青蛙。他的孩子气还体现在他总是相信，下一次他肯定能逃脱惩罚。

他们接近81号出口时，路边出现越来越多的广告牌。画面上，赢家的手握成杯状，接住撒落下来的银币。其他人像教徒一样在跟前散发钞票，就连两手空空的人也满脸堆笑。唐尼松开兔脚，打了转向灯。他跟在一排车后面下坡，像他们一样右转。出现了更多广告牌，从圣诞乐园到宝石矿，应有尽有。

“我应该听你的，”唐尼说，“这样我们就不会淌这摊浑水。”

“我们需要一辆不会每星期都出问题的车，”丽萨说，“如果我再迟到一次，我就要被开除了。”

“但是我们不需要一辆这么新的车。是我想要的，不是你。”

“我和你一样喜欢这辆车。”

丽萨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抚摸着他的二头肌。唐尼曾经骨瘦如柴，直到他开始做水泥工，现在他的胳膊，还有肩膀和胸口都变得很厚实。星期六晚上他们跳舞时，这双手臂毫不费力地引领着她，于是她一周来所有的压力，抱怨的客人，暴躁的老板都一扫而空。

“我发誓我已经接受了教训，”唐尼说，“即便赢了钱也一样。”

“我们或许会赢钱的，”丽萨说，她也希望是这样。她摸了摸兔脚，“不试试怎么知道。”

他们经过一块上面写着切罗基印第安保留地的木牌，迅速变得寸步难移。人行道上挤满了游客，大多拿着购物袋，一些人舔着冰淇淋，喝着饮料。一个戴着浣熊皮帽子的小孩使劲拽他妈妈的裙子。一对老夫妇看了看餐厅的菜单。其中一块广告牌上写着，人人都有份，丽萨觉得确实如此。

“该死的，”唐尼说，“我上次来的时候，这儿还没那么大。”

再往前走，宾馆和赌场出现在跟前，甚至遮住了山脉。丽萨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建筑，砖墙让它看起来像城堡一样牢不可破。她心想，怎么会有人想要和这么一个地方对着干，他们开进地下停车库，第一层已经完全停满了。他们在第二层找到一个车位，然后穿过阴暗的车库，标志上用醒目的红色字母写着赌场入口，像是最后的警告。

大厅里，一位保安站在电梯旁。他检查了他们的身份证，点头放行。电梯沉入嘈杂明亮的地方，一股烟味。无数赌博机左右排开。各色男女坐在它们跟前的凳子上，机器发出种种诱人的颜色和声音，喇叭里放着节奏猛烈的老式摇滚。唐尼指指吧台。他要了一罐啤酒，但是丽萨说她等等再要。唐尼拉着她的手，把她带去了无烟区。

“我们没有会员卡，”唐尼告诉她，“所以只好投币。”

“你来过几次？”丽萨问。

“两次。”唐尼说。

“两次都输了？”

“是啊。”唐尼坐在其他两个玩家中间。“但是事不过三，对吗？”

他的语气里带着希望，也夹杂着疑虑，像是在认真发问。

“我们可以押一块或者一百块，”他说，“你觉得十块怎么样？”

丽萨点点头，从钱包里掏出一卷钞票，递给他一张十块。

“学着点，”唐尼说，“你待会儿也能试试。”

机器把十块钱吞走了。一枚鲜红色的樱桃占据了屏幕，底下是一排滚筒。上面角落里显示出赢钱的数字组合和奖金。滚筒转起来又停下。唐尼按了一个按钮，这一回只有两个滚筒旋转起来。

“白废。”唐尼嘀咕着，又塞了一张十块进去，接着又是一张，又是一张。

周围太吵了，丽萨没法专心弄明白到底怎么玩，哪些该保留，哪些不该保留，除了三个一排，还有什么组合能赢钱。她又递了一张十块给唐尼时，他问她想不想试试。

“不行，”她说，“我搞不明白。”

“说得好像我就能搞明白一样。”唐尼轻蔑地说，转回机器跟前。

丽萨又从那卷钞票里拿出两张十块准备着，四处张望了一下。一个胡子灰白的男人坐在他们左边，只用右手操作，因为他的另一只衬衫袖子是空的。他的球帽上印着越战老兵的字样。他对面的家伙穿着一件金属乐队的黑色T恤。长长的皮夹从口袋里支出来，用链条拴在皮带上。他的年纪看起来并不比丽萨大。她等着唐尼从她手里再拿走一张钞票。但是他没有，丽萨转头看看机器。

奖金栏里面显示四十块。

“我们赢钱了？”她问。

就在唐尼点头的瞬间，四十块变成了三十块，她不禁想，不能说赢钱，会带来霉运。

唐尼再次按了按钮。出现了两只樱桃，他保留了。中间的滚筒旋转，第三只樱桃掉在另外两只中间。机器呻吟着奏出音乐，奖金栏里出现了530块。

“这回你转对了，小子。”一只胳膊的老兵说。

金属乐队歌迷也看着唐尼的屏幕，但是没有说话。

“过半了。”唐尼说，继续塞钱。

那个年轻人输了，咒骂着。他看了看机器，又去摸皮夹。丽萨瞥了一眼老兵的奖金栏。只有两块钱，等它滑到一块钱的时候，他看起来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吃惊。他戴着一块金表，丽萨惊讶地发现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她突然察觉到赌场里没有钟，也没有窗户。人们在这儿分不清是早晨，下午，还是晚上，甚至分不清是哪天。

唐尼的奖金栏一度跌到420块，但是半个小时后又回升到640块。他站起来，把手放在屁股上，向后舒展了一下身体。

“我要再去喝一罐啤酒。”

“我去帮你买。”丽萨说。

“不用，我得稍微走动一会儿，”唐尼说，“你坐在凳子上等我回来。”

丽萨照做了，看着机器。

“过去大家把这玩意儿叫做独臂强盗，”老兵说，微笑地看着丽萨，“你说这是不是我赢不了的原因啊？”

丽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冲他笑笑。老兵把凳子转过来，面朝着她。

“你们从哪儿来？”

“西尔瓦。”

“我也从那片地方过来，”老兵说，“格林维尔。”

“离我们不远。”丽萨的眼睛依然注视着奖金栏。

“640块了，”他说，“你们打算兑现吗？”

“还不打算。”她回答。

“疯了吧，”金属乐队歌迷加入了对话，“这些该死的机器已经快要放弃了，你们最好坚持住。”

唐尼回来了，丽萨站起来。唐尼坐下的时候，老兵伸出手来。

“我叫卢卡斯·帕金斯，但是别人都叫我帕克。听说我们住得很近。”

“他住在格林维尔。”丽萨说。

“我叫唐尼·汉普顿，”唐尼说着和他握了握手，“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是，”帕克说着，顿了顿，“能帮我一个小忙吗？”

“什么样的小忙？”唐尼问。

“你下次玩的时候，让我放十块钱进来。”

“我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唐尼说。

“就一次，”帕克把钱塞给唐尼，“我只想沾点运气，这样我能记住好运的滋味。”

“如果我输了呢？”唐尼问。

“你什么都不用管，都算在我头上。”

唐尼把十块钱递给丽萨，下了二十块的注，按了按钮。数字停下以后，他保留了一只樱桃。滚筒继续旋转，出现了一个七和另外一只樱桃。

“真有你的。”帕克说。

“给他二十块。”唐尼说。

丽萨抽出两张十块的时候，金属乐队粉丝嘀咕着，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机器前。帕克把钞票塞进裤子口袋，站起来指指啤酒罐头。

“让我给你和你女人买点喝的。”

“不用了，谢谢，”唐尼说，“我待会儿可不想酒驾。”

“我还以为你俩住在酒店呢。”

“没有。”唐尼说。

“那我给你买点喝的吧。”帕克问丽萨。

丽萨想要来点可乐或者瓶装水，但是她摇了摇头。

“介意我摸摸兔子脚吗？”帕克问，“剩下的钱我要去牌桌上试试运气了。或许我会走运输得慢一点。”

“没问题。”唐尼说。

他用食指和拇指揉搓着绿色兔子脚。

“说不定以后什么时候我也能帮到你们。”帕克说着，消失在了一大堆机器中。

当奖金栏达到了700块时，唐尼停下来，喝了一大口啤酒。赌场太热，烟味飘到了无烟区。丽萨很渴，但是她不打算离开唐尼半步，直到分出胜负。帕克的凳子还是没有人坐。那个年轻人已经不玩自己的机器了，只盯着唐尼的奖金栏看。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数字忽上忽下。让丽萨想起狂风中的风筝，不断上升，但是很难停留在空中。当数字降到480时，金属乐队歌迷和丽萨目光交汇，他得意地笑了。丽萨想，你就在等着看好戏吧。数字上升时，他的笑容又消失了。

帕克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把塑料的房门钥匙。

“还在努力啊，看出来了。”

唐尼点点头。

“我赢了三百块，”他说，把钥匙递给丽萨，“已经付过钱了，房间里的东西随便吃。”

“你不用这么客气，”唐尼说，“你不欠我们什么。”

“就当是再沾点好运气，”帕克坚持把钥匙塞给丽萨，“如果你们不住，只会浪费掉，还包括早餐。”

丽萨接过钥匙，心想要是他和唐尼输光了带来的157块，他们就当是花钱在豪华酒店住了一晚。

“谢谢你。”丽萨说。

“我很乐意，”帕克说，“如果你们来格林维尔，记得找我。”

丽萨看着他走进电梯。升到顶上时，他回望了一眼，脱帽致意，尽管丽萨并不知道他是对她，对唐尼，还是对所有玩家。丽萨查看了一下奖金栏，徘徊在480，470，460。然后屏幕上出现了两只疯狂的樱桃，唐尼保留了它们，按下按钮，第三只樱桃掉入中间的卡槽，如同从树上坠落。机器乱响一通，奖金栏出现了九百六十元。

“我们成功了。”唐尼说。

他的声音像宁静的池塘，温柔，镇定，仿佛害怕自己会吓坏机器，把数字重新排列一番。

“还没有到一千块。”丽萨说。

“算上你口袋里的钱就够了。”唐尼回答。

“你们不会是想要兑现吧，”年轻人说，“你们得把好运气用到底啊。”

“没必要。”唐尼说。

他盯着那九百六十块，丽萨知道唐尼的脑子里还在盘旋其他数字，两千，三千，五千。他在想着把一年的租金付清，还有足够的钱来组建一个家庭，他们身边的混蛋或许是对的。丽萨知道他在想这些事情，因为她也是。她等着他抬头看她，大声地说出来。

但是唐尼重重按了一下兑现按钮，吐出一张白色纸条。

“小子，你得成熟点。”金属乐队歌迷说着，转身走开了。

唐尼瞬间像是要冲上去揍他，但是他脸上很快露出笑容。他们找到一个兑换机，唐尼把白色纸条塞进去，吐出来九张一百块的钞票，每张看起来都那么新，叫人几乎以为是机器当场做出来的，三张二十块也脆生生的。

“想回家吗？”唐尼问，他语气里的意思是他想回家。

“不要，我们待一晚吧，”丽萨说，“浪费免费的酒店房间和早餐不太好。食物和酒几乎都不要钱，我们可以庆祝一下，也不妨碍留着一千块。就当是个小小假期。”

“好吧，”他说，“我饿了，我们去找些东西吃吧。”

他们去了餐厅，炸鸡和蔬菜吃到饱，还有厚厚一块浇着冰淇淋的核桃派。随后，丽萨想要直接去酒吧，但是唐尼说他们应该先确认一下房间能不能进得去。他们坐电梯到六楼，沿着走廊找门牌号。这是丽萨见过最漂亮的酒店房间，比上回他们在盖特林伯格度蜜月的房间还好。水晶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褐红色的地毯踩上去悄无声息。房间一侧，有一个装饰着镜子的小吧台，对面被罩起来的床上，枕套和床罩连一丝皱褶都没有。丽萨走到窗边，抚摸着天鹅绒的窗帘，眺望着向西往田纳西方向延伸的山脉，颜色越来越蓝。唐尼也过来和她站在一起。

“景色真美，”丽萨说，“我打赌有些山一直延伸到诺克斯维尔。”

“可能吧。”唐尼说。

丽萨把手心放在唐尼的脸上，嘴唇迎了上去。她想要拉着他上床，但是时间充裕，他们还有之后的夜晚，以及早晨。

“我们走吧，”她说，“我想去喝杯酒，那种五颜六色，杯子上还插把小伞的。”

他们坐在吧台边，丽萨从塑料酒单上选了椰林飘香。唐尼则和在萤火虫酒吧一样，要了一杯生啤。酒端上来以后，他们转过椅子，看着机器前的玩家们。灯光和噪音让丽萨想起小时候逛过的集市。只不过少了摩天轮。她喝完一杯，唐尼的杯子还是半满的，于是他叫她继续，再点一杯。她又要了一杯，蓝色的液体在杯子里闪着微光。赌场明亮的灯光很快开始消逝。低音贝司把她的身体带入音乐，丽萨想和唐尼跳会儿舞，但是没有舞池。

她的杯子空了，唐尼的也是。平时她最多喝两杯酒，但是离开日常熟悉的一切感觉太好了，人们通常不会有这样的好运气，而且还是两次。她不由想这是她和唐尼在一起以来最好的日子，比他们的订婚日或者共度的第一个圣诞节都好，甚至比他们结婚的那天都好。

“事不过三，对吧。”丽萨看着酒单说。

“今天是个好日子。”唐尼说。

丽萨叫来酒保，又要了一杯酒，也为唐尼要了一杯啤酒，尽管唐尼并没有叫她这么做。这杯酒是绿色的，比刚才的更甜，仿佛液体糖果。她小口喝着，看着其他玩家。很多人两手空空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但是有一些人拿着白色小纸条去了兑换机。一个穿着蓝色连体裤的女人正在拥抱牌桌旁的男人，工作人员递给他们一叠钱。

“他们怎么没有白色小纸条？”丽萨问。

“如果你赢了超过一千块，”唐尼说，“工作人员就直接付现金。”

丽萨把椅子往吧台拖了拖，她注视着唐尼，也注视着赌博机。他热切地看着那些玩家，但是她无法分辨那是出于渴望还是仅仅好奇。两千，三千，四千，五千。在酒精的催眠下，这些数字仿佛在她眼前翻滚。她对自己说，两次好运难道不会带来第三次吗。吸管里吸不出东西，丽萨掀开小伞看了看，确定杯子已经空了。房间在倾斜，丽萨把杯子放回吧台时差点摔倒。她咯咯笑着。唐尼打开她的包，拿出一张二十块和一张十块，放在吧台上。

“你是我的幸运男孩。”丽萨说，他带着她穿过赌场，坐上电梯，经过走廊回到酒店。

唐尼没有松开胳膊，直到他们回到房间。他一松手，颜色柔和的墙壁就旋转起来。丽萨跌坐在床上，朝他笑。

“过来陪陪我。”她说，但是房间倾斜得更厉害。她闭上眼睛，一切才停下来。

丽萨睁开眼睛的时候，嗓子冒烟，头痛得厉害。外面很亮，她想去把窗帘拉上。床头钟显示九点二十分。她翻了个身，发现唐尼不在。他也不在浴室，也不在阳台。

她又在床上躺了几分钟以后，起床穿衣服。她没有看皮包，不想看。相反，她穿过走廊走向电梯。随着电梯下沉，丽萨注视着数字亮起来，又暗下去。电梯门打开以后，她走进大厅。早餐区域吵吵嚷嚷的。老女人戴着紫色的帽子，松饼摊旁边堆满写着名字的标签，孩子们在房间里跑来跑去。一个看起来和丽萨一样宿醉的男人对着纸盘子里的水煮蛋露出痛苦的表情。

丽萨打算离开时，发现唐尼独自坐在他们中间，手里拿着一只塑料咖啡杯。她心里有什么东西咯噔了一下。她打开包，所有钱都在。电梯在她身后关拢，她向男人走去，他和她一样，知道他们的好运不会久存。

地图终结的地方

他们已经逃亡六天，大多晚上出行，同时还得留神猎犬的吠叫。要问这个男人的年纪，大概四十八，四十九，或者五十岁——他也不太确定。他的头发剪得很短，像是灰色的羊毛缝在一张红木般黝黑的脸上。一盏提灯在他身侧晃来晃去，用来固定它的麻绳摩擦着他左侧肩膀上隆起的鞭痕。他的右手抓着一只麻袋。他的同伴十七岁，肤色略浅，像一枚经常使用的金币。年轻人的头发更长，发卷泛红。他拿着地图。

当小坡变成山丘，旅途也更艰难起来。他们带的食物几天前就吃完了。麻袋里装着田里摘来的玉米和秋葵，鸡窝的鸡蛋，果园的苹果。地面愈发陡峭，他们一直喘不过气。年轻人气恼地说，我听说这儿的白人很穷，但本以为他们至少空气充足吧。地图上又显示了一个村庄，吹岩镇，再远处有一条河，一座木板桥。桥的上方有一个箭头。再过去，便是空白一片，仿佛没有什么词语或者记号能够描述逃亡者寻找的未知。

日落时分他们过了桥。靠近第一间木屋时，一只猎狗冲他们乱叫。于是他们继续往前走。年轻人非常疑惑，他们怎么知道哪个地方，或者哪户人家信得过呢。逃亡者经过一幢两层楼的农舍，看起来挺豪华。年长的男人说，继续走。天色渐暗时，一间木屋和一间谷仓出现在他们面前，前窗透出光亮来。尽管他俩现在都已经看不清脚下的路了，却还没有点亮提灯。他们经过一片小小的果园，不一会儿，男人拉着同伴的胳膊，带他离开小路，拐进牧场。

“我们去哪儿，维提卡斯？”年轻人问。

“在谷仓里休息到天亮，”男人回答，“没有人喜欢陌生人半夜敲门。”

他们进了谷仓，摸到梯子，爬上阁楼。透过木板的缝隙，逃亡者能看到木屋的窗户亮着灯。

“我饿了，”年轻人抱怨，“把灯给我，我去搞些苹果。”

“不行，”他的同伴说，“你觉得有人会帮助偷他东西的人吗？”

“少了几只苹果不会发现的。”

男人没有理他。他们躺在稻草上睡着了。

牛铃吵醒了他们，一头牛缓缓走进谷仓，一个穿着破衣服的男人提着桶跟在后面。大半张脸上覆盖着乱蓬蓬的灰胡子，稀疏的头发中夹杂着几缕棕色。他又瘦又高，脖子和后背都向前佝偻，像是常年低着头。农民把凳子放在奶牛身旁时，一只灰猫走过来，趴在旁边。牛奶喷进铁桶，嘶嘶直响。逃亡者透过缝隙偷看。年轻人的肚子叫出声来。同伴用胳膊肘推了推他，他低声说，我不是故意的。桶装满以后，农民把一只乳头对准了猫。牛奶溅在小家伙的脸上，它伸出舌头舔个不停。农民提着桶站起来时，年轻人调整姿势，想要看得更清楚。几根稻草从缝隙里滑出来，掉了下去。农民没有抬头看，但是他缩起肩膀，空着的手攥紧铁桶，飞快地离开了谷仓。

“你坏事了。”男人说。

“他总会见到我们。”年轻人说。

“但是现在还会多出一把对准我们的枪，”维提卡斯轻声说，“别懊恼了，快点下梯子。”

他们爬下阁楼，看到了之前没有发现的东西。

“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玩意儿。”年轻人指指那根从阁楼房梁上垂下来的绳子。

“从谷仓前门出去，”他的同伴说，“我想让那个白人看到我们两手空空。”

走出去以后，他们清晰地看见了农田。一排排庄稼之间杂草丛生，果园没有打理过，木屋又小又破，最多就两个房间。他们看着农民走了进去。

“他连个屋顶都快没了，你怎么知道他会有枪，”年轻人问，“上校连猪都不会养在这种鬼地方。”

“他有枪。”男人回答，把提灯和麻袋一起放在地上。

一只乌鸦哇哇叫着飞过头顶，停在玉米地里。

“他好像对庄稼也不太在意。”年轻人说。

“他在意。”男人更像自言自语，而不是对他的同伴说话。

年轻人走进谷仓的角落，朝木屋张望。农民走了出来，右手拿着一把燧发枪。

“他真的有枪，而且已经上了膛，”年轻人说，“去他妈的，维提卡斯，我们得快走。”

“去哪儿？”他的同伴说，“我们已经跨过了地图的边界。”

“我们不应该拼命逃跑的。”年轻人焦躁地说。“我就知道不应该这么做。现在回去的话，上校不会再让我打理马厩。没有这样的好事。上校会派我和你们其他人一起在田里干活。”

“这个白人还什么都没做，”男人柔声说，“伸出手来，让他看到你粉色的手心。”

但是年轻人转身冲进玉米地。摇晃着的麦穗显示着他的方向。他一直跑到田地中间才停下来。年长的逃犯苦笑了一下，又往谷仓外走了两步。

农民走进牧场，胳膊上架着燧发枪。一切玩笑的迹象都被隐藏在了胡子下面。年长的逃犯没有举起手来，但是他把掌心朝外。

白人从西面走来。升起的太阳让他眯起眼睛。

“我没有偷东西，先生。”黑人说，农民在他跟前几码远的地方停住了脚步。

“你真有礼貌。”农民回答。

黎明斜斜的日光让白人抬起手来搭在眉毛上。

“回到谷仓里去，我能看得更清楚些。”

黑人看了一眼绳子。

“别管那根绳子，”农民说，“不是我挂在那里的。是我老婆干的。”

逃亡者不断后退，直到他俩都走进谷仓。那只猫又出现了，蹲坐在那儿，看着两个男人。

“你从哪儿来？”农民问。

黑人的脸上露出戒备的茫然表情。

“我不会把你送回去的，如果你是在担心这个的话，”农民说，“我从不和他们扯上瓜葛。你知道是这样，所以才来这儿的吧？”

黑人点点头。

“那么你们从哪儿逃出来的？”

“威克郡，巴克利上校的家。”

“我猜他一定有幢大房子，铺着豪华的地毯什么的，”农民说，“还有很多你这样的人帮他保持房子的干净和漂亮。”

“是的，先生。”

农民看上去很满意。他没有松开枪栓，但是枪筒现在对着地面。

“你知道越过边界去田纳西的路吗？”

“不知道，先生。”

“不是太远，但是你需要一张地图，尤其是如果你想避开闲杂人等的话，”白人说，“你昨晚到的？”

“是的，先生。”

“有没有吃些苹果？”

黑人摇摇头。

“你的麻袋里有吃的吗？”

“没有，先生。”

“那你肯定饿了，”农民说，“弄些苹果吃吧。如果你口渴的话，那儿还有泉水。我去木屋里给你找张地图。”白人顿了顿。“如果你愿意的话，带些玉米走，告诉那家伙别躲在那儿了，除非他自己喜欢这样。”

农民回到木屋。

“出来吧，小子。”维提卡斯说。

玉米穗摇晃着，年轻人又出现了。

“你听到他说的了？”

“我听到了。”年轻人回答，向果园走去。

他们各自吃了两个苹果，才去了山泉。

“从没喝过那么冰的水，现在可是盛夏呢。”年轻人说着喝了个够。“上校说这儿四季都下雪，下雪的时候，看不见路，什么都看不见。汉尔姆主人家的男仆去年夏天逃跑了，上校说他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冻得像张扑克牌。”

“你相信这鬼话，那你真是傻蛋。”维提卡斯说。

“我就说说。”年轻人回答。

“嗯哼。”年长的男人说，但是他没有看着年轻人，却望着远处的牧场。

两个土堆挨在一起，用一块溪石做标记。翻起的泥土上长出一些杂草，但是只有几根。年轻人也从泉水里抬起头来，望了过去。

“天哪，”他说，“这个地方真是让人不得安宁。”

“得了吧。”维提卡斯说。

逃亡者穿过果园往回走，等在谷仓前。农民回来了，一手提着桶，一手提着燧发枪。

“他怎么还是拿着枪。”年轻人问。

年长的男人说话时几乎没有挪动嘴唇。

“因为他没有蠢到随便相信两个陌生人，尤其是你还逃跑了。”

农民穿过牧场的时候一直注视着年轻人。他把桶放在他们跟前，又盯着年轻人的脸看了一会儿，才转向年长的逃犯。

“这儿有玉米饼和高粱糖浆。”农民指指桶。“我女儿昨天带回来的。她没有她妈妈的手艺，但是也能填饱肚子。”

“谢谢你，先生。”年轻人说。

“我是带给他的，不是你。”农民说。

年长的逃犯没有动。

“来吧，”农民对他说，“把玉米饼从桶里拿出来，抹上糖浆。”

“谢谢你，先生。”年长的逃犯说，但他还是站着没动。

“怎么了？”白人问。

“我还是想要分一点……”

白人露出为难的神情。

“他配不上，不过反正错过的是你的肚子，跟我没关系。”

年长的逃犯拿出一块玉米饼和糖浆罐。他把饼浸在糖浆里，递给年轻人，年轻人一言不发地接了过去。两个人都没有坐在草地上，只是站着吃。他们吃完以后，年长的逃犯小心地把碗放回桶里。他后退两步，再次感谢了农民，但是农民仿佛没有听到。他蓝色的眼睛注视着年轻人。

“你也是巴克利上校的人？”

“是的，先生。”年轻人说。

“一辈子都在那儿？”

“是的，先生。”

“你的妈妈呢，你出生前她就在上校那儿了吧。”

“是的，先生。”

农民点点头，他的视线转向了谷仓，过了一会儿又移回年轻人身上。“上校是红头发的吗？”

“你认识上校？”年轻人问。

“不认识，他就是那种人，”农民回答，“你们叫他上校。他打过仗？”

“是的，先生。”

“他真的是上校，我是说军衔？”

“是的，先生，”年轻人回答，“上校带了一整个军团北伐。”

“你是说，一整个军团。”

“是的，先生。”

白人啐了一口，用衬衫袖子擦了擦嘴。

“我费尽功夫没让我儿子打仗，”他说，“这儿有个地方，征兵的家伙绝不可能找到他，但他还是去了田纳西。你们知道我告诉他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吗？”

逃亡者们等待着。

“我告诉他如果卷入交战，找到那些躲在前线后面，穿着华丽制服，帽子上配着羽毛的家伙。我说打的就是他们，因为他们这帮婊子养的挑起了战争。我儿子能在五十码外打下松鼠，我希望他能干掉一两个家伙。”

年长的逃亡者犹豫了一会儿，说。

“他是为林肯先生而战吗？”

“不再是了。”农民说。

向西望去，参差不齐的土地连绵不绝，一片青蓝色。年长的逃亡者眺望了一会儿远山，又把视线移回农民身上。年轻人把靴子尖伸进草里，磨出一个小小的凹槽。他们像过去一样等待着白人讲完话，打发他们走，不管是他们的督查，主人，还是眼前的农民。

“这位上校，”农民问，“他如今在弗吉尼亚吗？”

“是的，先生，”年长的逃亡者说，“据我所知是这样。”

“在里士满附近，”年轻人补充说，“这是小姐的厨子听说的。”

农民点点头。

“黑鬼帮他干活，白鬼帮他打仗。”他说。

太阳已经升到了头顶。汗珠在白人的眉毛上闪烁，但是他没有抬手去擦。年轻人清了清嗓子，看着他在地上磨出来的小记号。现在农民只看着年长的逃亡者了。

“我需要你明白一些事情，但是不说出来你也不会明白，”农民对男人说，“收到消息以后，我半夜醒来，多茜总是不在我身边。我常常在门廊里找到她，她只是坐在那儿，盯着黑暗的夜色。有一天晚上我醒来，她不在门廊。然后我在这个谷仓里找到了她。”

农民顿了顿，像是在等他们说些什么，但是他们什么都没说。

“我和多茜有三个女儿，她们都健康地活着，她们的孩子也是。你们可能会觉得，这对她来说也足够了。你们或许会想，失去独生子对于父亲来说更痛苦，因为死后没有人能继承姓氏。但他是最小的儿子，女人晚来得子总是格外珍惜。”

“谷仓里的绳子，”农民说着，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把巴洛刀。“这几个月来，我一直让它挂在那儿，觉得自己可能会用得上，但是每次我准备好要用的时候，总有事情阻止我。”

农民指了指马厩门边的那卷麻绳，把刀扔给年长的逃亡者。

“割一段你胳膊长度的绳子下来。”

逃亡者从鹿骨刀鞘里拔出刀刃。他走进谷仓的遮荫里，割开绳子。农民举着枪示意。

“把他的手绑到背后。”

男人犹豫了。

“如果你还想去田纳西的话，”农民说，“你得就照我说的做。”

“我不喜欢这样。”年轻人嘟哝着，但是他也没有反抗，他的同伴把绳子在他手腕上绕了两圈，又打了一个结来固定。

“把巴洛刀扔给我。”农民说。

年长的逃亡者照做了，农民把刀放进前口袋。

“好了，”农民说，指指麻袋，“你有火吗？”

“有打火石。”男人说。

农民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薄薄的纸。

“圣经的纸，我只有这个。”

年长的逃亡者接过纸，打开。

“这个X就是我们的位置，”农民指着西面一座山，“穿过山脊，朝那座山走。你会在山脚看到一条小路，往右走。很快会出现一条小溪，你沿着溪水走，走到头。爬一点山，会看到一片山谷。就到了。”

“那他呢？”男人说起年轻人。

“不关你的事。”

“那当然。”男人说。

“现在就走，天黑前就能到田纳西了。”

年轻人的肩膀哆嗦起来。他看了看同伴，又看了看白人。

“你没道理把我绑起来，”年轻人说，“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你告诉他啊，维提卡斯。”

“他跟着我不会惹麻烦，”年长的逃亡者说，“我答应他母亲照顾好他的。”

“你也答应他父亲了？”农民注视着年长的逃亡者的肩膀。“看看这些伤疤，我就知道你很高兴我这么做。我估计你每次看到他的红头发，都很想亲手杀了他。”

“我没想要躲起来。”年轻人说，他的呼吸又短又快。“我就是看到枪吓坏了。”

“走吧。”农民对年长的逃亡者说。

两小时以后，他走到溪边。一边的肩膀挂着麻袋，一边的肩膀挂着提灯。他开始爬山。倾斜的地面太湿滑，他不得不抓住杜鹃花丛的枝条，才不至于摔跟头。

没有任何招牌或者传单提示他已经进入田纳西境内，但是当他爬上山顶，山谷呈现在他面前，他望见底下一幢木屋，旁边的旗杆上飘扬着林肯的旗帜。他伫立在傍晚的暮光里，在数日的跋涉以后，享受着山谷的辽阔。地面连绵起伏，一路通往太阳和土地连接的地方。他拉了拉麻绳，不让它摩擦到伤疤。他想到什么，皱了皱眉头。然后继续往前走，不再回望。

II

历史的仆役

自从受雇于英国民族舞和民谣协会以来，威尔森就把自己当成是历史的仆役。事实上，还是个非常鲁莽的仆役。他不是那种在教室的粉笔灰里嘟哝着葛兰格林德 [1] 式教条的大学老师，而是在新世界冒险的卡利班。从伦敦来的船上，威尔森向乘客们解释在英国失传的民谣或许还存在于美国阿帕拉契山脉中。不少年轻女人相当吃惊，并且表达了对他安危的担忧。一位男乘客被逗乐了，他是个粗野的乔治亚州人，他觉得威尔森满口“老兄”，不像是个冒险家，倒像是舞蹈大师。

威尔森离开火车站，并把行李存放在蓝山旅馆以后，沿着契尔瓦的主干道走了走。小镇名字的田园风情并没有立刻彰显。木屋和帐篷，牛群和小酒馆也完全看不到。相反，货真价实的房子围绕在小镇边缘，大多装修豪华。广场上，有一座纪念一战的大理石雕像。各种广告招牌上写着牙医，医生，律师，甚至糖果商。男人没有挂着塞了“手枪”的枪套，女人也没有穿靴子和马裤。汽车比马多。一切都让威尔森无比失望。直到此刻。

威尔森走近时，老人正把他的马和马车拴在一根柱子上。他没有穿鹿皮，但是他长长的灰胡子，破烂的外套，钉着平头钉的靴子和草帽都说明他是位真正的村夫。老人啐了一口烟液算作是打招呼，他讲话时爱尔兰土音浓重，威尔森不得不让他重复两遍。然后威尔森迟疑地传达了他雇主的意愿。

“英国，”村夫说，“你从那儿来？”

“什么？”威尔森问，老人又重复了一遍。

“啊，”威尔森说，“我从哪儿来？”

村夫点点头。

“是啊，先生，我从英国来。我正在搜寻不列颠民谣。很多在我们国家失传已久的老歌或许能在这儿找到。但我不过是个访客，简直毫无头绪。旅馆老板建议我找找上了年纪的居民，像您这样的，或许能帮到我。”

威尔森顿了顿，从那张胡子拉碴的脸上寻找一丝感兴趣，或者至少是理解的迹象。面试的时候他被警告说这次旅途很具有挑战，尤其是对于一个刚刚走出大学的年轻人来说，况且他的履历上没有怎么体现学术志向，当然这一点并没有明说。事实上，威尔森是协会的第三候选人，他被雇佣是因为第一候选人决定去印度试试运气，第二候选人从酒吧里喝醉了出来，被电车撞了。

“当然，如果您帮我找到这样的民谣，除了表达谢意之外，我还会支付一笔可观的费用。”

老人又啐了一口。

“多少钱？”

“一天三美元。”

“我能帮你挖出些小曲儿来，”村夫说，指指马车，“但别高兴得太早。我们得去很远的地方。”

“什么时候能出发呢？”威尔森问。

“明天中午。你待在旅馆？”

“待？”

“是啊。待，”老人说，“睡。”

“是啊。”

“那我去接你。”村夫继续拴他的马。

“我能问下你的名字吗，先生，”威尔森说，“我叫詹姆士·威尔森。”

“埃古·巴瑞夫。”老人回答。

第二天中午十二点，他们从契尔瓦出发，威尔森的旅行袋放在车厢里，他则和埃古·巴瑞夫一起坐在马车上。他们穿过美丽的农田，周围都是漂亮的房子，但是当他们进入更深的山脉时，房子变小了，有的还歪歪斜斜，大多没有粉刷过。威尔森高兴地看到第一间木屋，接着又出现更多。他们拐出了“收费道路”，巴瑞夫是这样称呼它的，驶上一条满是杂草和泥土的小路。随着海拔的增高，十月的空气变得凉爽。山脉倾斜，巨大的岩石从树丛中穿出。荒蛮感唤起古旧的时代，威尔森觉得，正是这样的地貌和原住民，让阿尔比恩的音乐得以在此流传。

他再次想起他的大学教授，每场单调的讲座如同遗忘之河 [2] ，沉没于他心中仅存的那些换取学位的知识中。然而如今詹姆士·威尔森将告诉他们，历史不仅仅是他们那套僵化的蠢话。历史是流动的图书馆和教室，存活于这个世界，人类口口相传。不然为什么甚至连他这位目不识丁的导游，都拥有一个伊丽莎白时代戏剧里的名字呢。

一条红黑相间的蛇滑过小路，消失在石头裂缝里。

“我猜是条毒蛇。”威尔森说。

“不是。”巴瑞夫回答，“不过是条小蛇。”

不一会儿，他们淌过了小溪。

“我们在麦克道尔的地盘了。”老人说。

“麦克道尔？”威尔森问。

“你们大概是这么念的。”巴瑞夫回答。

“我以为这个家族来自苏格兰，”威尔森说，“不过那是很久以前了。”

“他们在这儿很多年了，”老人说，“他们是个大家族。我们要去见的人是他们的曾祖母，她还活着。她差不多有一百岁，头脑却和刚磨过的斧头一样锐利。她知道那些小曲儿，还有你想知道的一切。但如果他们不喜欢你，会有点暴躁。”

“如果我的英国人身份让他们不舒服的话，”威尔森声称，“那很好办。我的父亲是正统英国人，我一直住在英国，但我的母亲是在苏格兰出生的。”

巴瑞夫点点头，晃了晃缰绳。

“离山谷已经不远了。”他说。

马车登上了最后一座山丘，映入威尔森眼帘的不是破旧的木屋，而是一幢装着玻璃窗的洁白农舍，屋顶闪亮得像是刚刚锻造出来的银币。他提醒自己说，在这幢看似现代的房子里，有一位百岁老人正在等他呢。房子的左边是一片没有耕种过的田野，右边有一间谷仓。山谷深处，牛和马在开阔的牧场上散步，身侧烙着字母M。

一个五十来岁模样的男人走出门廊，看着他们。他穿着外套和一件格纹衬衫，没有拿枪。

“那是卢瑟。”巴瑞夫说。

“我以为他们会带枪迎客。”

“他们现在不太这样了，除非有什么特殊原因，”巴瑞夫回答。“他们遵循传统，我们是他们的客人。”

马车驶进院子里，巴瑞夫踩住刹车，他们从马车上爬下来，走上台阶。两位村夫亲密地打招呼，尽管主人称呼老人为“瑞夫”。威尔森也走上前去。

“我是詹姆斯·威尔森。”他说着，伸出手。

“很高兴认识你，詹姆斯，”那个人回答，“叫我卢瑟好了。”

主人接过威尔森的旅行袋，打开门，后退了两步，让客人们先进屋，在支起的壁炉前暖暖身体。客厅慢慢呈现在他们面前。壁炉架上有一台旅行钟，旁边放着一排书，包括意料之中的家庭版圣经，但是还有一册叫《苏格兰宗族》的厚书。再往里走，一位白胡子长老的装框银板照片占据了整面墙，对面挂着一块红黑相间的格纹花呢布，底部烧焦了。壁炉一边有两把梯背椅，另一边放着一把硕大的温莎椅，裹着漂亮的红丝绒。

“请坐，”主人说，“我很远就看见你们了，为你们生了火。”

一位中年女人捧着银托盘出现在客厅里。上面摆着面包，果冻，咖啡，银餐具，茶碟，还有两块餐巾。卢瑟在客人中间放了张脚凳，女人把托盘放了下来。

“这是莫利，”主人说，“我太太。”

女人微微红了脸。

“我们刚刚吃过午饭，”她说，“如果知道你们要来，我们应该等会儿的。”

和巴瑞夫一样，卢瑟和他妻子有明显的口音，但他俩说话彬彬有礼，词语结尾都有d和g的口音。巴瑞夫坐下，把餐巾掖在下巴底下，颇具喜剧天分。威尔森也坐下，这才看到已经有人坐在温莎椅上了。

老妇的脸是核桃壳颜色的，皱皱巴巴。肩膀上盖着件黑色披肩，遮住她缩成孩子大小的身体。她看起来不像是坐着，而是陷在椅子里，脑袋和身体沉进柔软的垫子，鞋尖碰不到地板。但是瘦小的女人不如巨大的椅子令人震撼，丝绒衬垫的椅子给人皇室的权威感。

“奶奶，”莫利说，“我们有客人来了。”

威尔森站起来。

“很荣幸见到您，夫人。”他说着，稍稍鞠了个躬。

“这位是詹姆斯·威尔森，”巴瑞夫说，突然用起全名，“他从英国过来学习老歌。”

女主人眨了眨眼睛，盯着威尔森。她的眼睛是最浅的蓝色，仿佛时光洗去了大部分色彩，但是里面闪烁着活力。威尔森坐了回去。

“他想要学歌，然后带回英国去。”巴瑞夫补充，像是在威尔森头顶挥舞着英国国旗。

“我确实是从英国来，夫人，”威尔森说，“但是我母亲是骄傲的苏格兰人，我也骄傲地继承了蓟与风琴的传统。”

这种说法有点弄虚作假。威尔森的母亲尽管生在苏格兰，但是十六岁就搬到伦敦了，很少说起她的苏格兰血统。她也一直鼓励儿子就把自己当成英国人。家里唯一的血统证明，是一块蓝黑相间的格纹布，孤零零地挂在阁楼的墙上。老妇没有作声，威尔森琢磨着他是否应该继续说起其他苏格兰后裔的杰出人物，最后还是决定使用更直接的方法。

“对于给你们带来的麻烦，我很乐意支付报酬。”威尔森补充说。

“如果祖母乐意教你歌，你不用付钱，”卢瑟说，“但是乐意不乐意，她说了算。”

起初，女主人像是不打算屈尊回答。接着她慢慢张开皱巴巴的嘴，露出一颗牙齿。

“我会唱一首，”老妇说，“但是我要先喝口水。”

威尔森打开旅行袋，拿出一支钢笔和一瓶墨水，一本牛皮封面的本子。他把墨水瓶放在椅子边，打开本子，写下，美国杰克郡，一九二二年十月。

“最好您能先告诉我歌名。”威尔森毕恭毕敬地说。

“歌名叫‘未婚夫骑士’。”老妇回答。

她的声音低沉，却惊人的美妙。威尔森飞快地记录，歌里唱的是一位被欺骗的少女。有些用词非常古朴，但正合他意，歌里提到骑士，说明英国正是这首歌的发源地。威尔森在副歌部分把钢笔浸入墨水瓶，只听了一遍就把所有歌词都记了下来。

“真是一个坏男人。”巴瑞夫说。

“是啊，”威尔森附和着，“太精彩了。您还会唱其他的吗，夫人？”

老妇变得不太情愿，于是威尔森又试了试其他办法。

“您的名字会和民谣一起出现在文章里，”他说，“这是一种光荣。”

追求虚荣起了适得其反的作用。老妇问为什么她要沾这种根本不属于自己的光。她把披肩紧紧地裹住脖子和下巴，仿佛不愿再说任何话，唱任何歌。卢瑟走向炉子，捡起拨火棒在火里捣腾了一番，直到休眠的火苗又再次燃烧起来。当主人将拨火棒靠在炉子旁边时，威尔森注意到，不知是出于巧合还是故意而为，拨火棒的尖端是字母M的形状。威尔森指指书架和那本厚书。

“分享民谣当然会造福于苏格兰民族，”威尔森说，“您保护着对您的先辈和后裔来说至关重要的那部分历史。”

老妇没有作声，但是眼神专注起来。

“对我来说也是一样。”威尔森提醒她，绞尽脑汁想超脱老英格兰对苏格兰的看法说些什么，他们只把苏格兰当成是英帝国的附属品而已。

他首先想到的是麦克白和一个有关风笛和睾丸的笑话，接着又想起威廉姆和布鲁斯以及查理小王子，国恨家仇，纠缠不清，最后想起了苏格兰便帽和格纹布。格纹布。威尔森站起来，走向黑红格纹布，用食指和拇指揉搓。他热情地点点头，试图表达一个苏格兰人对于羊毛织物的熟稔。

“我家墙上也挂着格纹布，蓝黑格子的，是坎贝尔家族自豪的象征，毫无疑问和你们家的一样历史悠久，但是保存得更好，这也理所当然，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长距离迁徙。”

“也没有烧焦。”老妇严肃地说。

卢瑟和莫利看着威尔森，尽管烧着火，房间里却仿佛充满了冷空气。

“你们的格纹布，”卢瑟问，“是天蓝色的？”

“是啊，是啊。”威尔森回答。

“阿盖尔。”老妇发出嘘声。

威尔森把食指和拇指从格纹布上挪开。

“不好意思，”他说，“我很肯定这块布也是悉心保养。只不过比起我们家的，它经历了长途旅行，远渡重洋。我碰它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巴瑞夫从盘子里抬起头来，终于意识到他身边有好戏上演。

“你说了什么让麦克唐纳祖母那么生气？”巴瑞夫问。

有那么一会儿，房间里只听得见钟的嘀嗒声。威尔森产生了不安的念头，这和英国国王，阿盖尔·坎贝尔，还有麦克唐纳家族有关，多亏埃古·巴瑞夫突然清晰起来的口音。

“我们或许应该告辞了。”威尔森说着，起身拿他的旅行袋。“我们肯定耽误了你们不少时间。”

“等我再唱一首歌。”麦克唐纳祖母说。

卢瑟带上了前门，然后穿过房间走到火炉旁。他拿起拨火棒，但是没有戳进火里，而是把尖端放在了火焰上。

“你出去，从山泉那儿给你的马弄些水。”卢瑟·麦克唐纳说。

威尔森注视着巴瑞夫，他有些犹豫，接着对他的老东家耸耸肩，站起身来。莫利打开门，等到老人走出去以后又重新锁上。

“这首歌，”老妇说，“叫做《格伦科的雪》，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夫人。”威尔森结结巴巴地说。

其实威尔森知道有关格伦科大屠杀的事。他的老师在课堂上提到坎贝尔家族牵涉其中时，他留了神。威尔森饶有兴致地问起他母亲这件事情。都是过去的事了，他母亲告诉他，不想再说更多。

“刚刚那首歌已经够了，”威尔森说，“我还有事情，我得走了。”

“坐下来听。”卢瑟·麦克唐纳说。

威尔森照做了，老妇唱起歌来。

他们自暴风雪中来，我们供他们取暖

一片遮蔽头顶的屋檐和干爽的鞋子

我们请他们喝酒吃饭，他们吃了我们的肉

睡在麦克唐纳的屋子里

有人死在床上，死在恶棍的手上

有人逃进黑夜，迷失在大雪里

有人活下来控诉先出手的人

屠杀麦克唐纳家族的凶手

他们怀着杀心从亨利堡来

坎贝尔有威廉姆王子签署的命令

全部杀光，这些句子被划出来

把麦克唐纳赶尽杀绝

老妇的嘴唇紧闭，露出阴郁的微笑。好一会儿，大家一动不动。然后卢瑟把拨火棒从火里取出来，另一只手靠过去感受热度。威尔森从屁股口袋里摸出钱包来。

“我想要感谢这些歌和您的好意，”他迅速地开始往外摸钞票。

“我们不收钱，”主人回答，“没有人，即便是国王也不能收买麦克唐纳家的人。”

六星期以后，当威尔森的船在伦敦港靠岸时，他的舌头还没有完全愈合。几个月以后他才能大声地表达他的想法，这段噤声的时间，他也没有动用笔纸的愿望。然而，威尔森带回的之前不为人知的民谣引起了轰动，某种程度是因为它将他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一份伦敦报纸把詹姆斯·威尔森的名字和沃尔特·拉雷先生以及约翰·史密斯船长相提并论，这些前辈冒险家离开他们文明世界的小岛，和新世界的卡利班们一起探险。

二十六天

我打扫完前门台阶时，已经快十二点半了，于是我回屋把扫帚和畚箕收了起来，锁上柜子。休息室里放着一张危机热线的传单，底下是一份报名表。沃德洛教授通常星期五晚上来做志愿者。我走出克罗默中心，十一月的天气比平常山里更温暖明媚。钟楼响起钟声。我把脑海中沉重的金属指针往前拨了十个半小时。克莉已经上床了。

学生们在自动取款机前拔出银行卡，仿佛赢了乐透彩票。他们中或许没有人想过，当他们坐在教室或者观看篮球比赛的时候，和他们同龄的孩子却被简易炸弹炸飞。我再次思索着如果还有征兵，我们如何能够不去阿富汗。我敢打赌，如果每个人的孩子都得去那儿，事情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有混蛋在电视上说，只不过是一群愚蠢的乡巴佬在打愚蠢的仗，好像克莉和其他小孩毫不重要似的。有时候我想揪住一个学生的领子，告诉他，你不知道你现在过得有多好，或者告诉我自己，我给我女儿的，要比我父母给我的多得多。这总比想着如果多年前我更有追求就好了要容易得多，在蓝山技术学院搞张焊接证书或者弄个学位，赚更多钱，克莉就不会在那儿了。

我穿过隔开校园和城市的马路，来到克劳福德餐馆。沃德洛教授和马赫教授以及卢卡斯教授一起坐在卡座里，他们的办公室也在克罗默中心。我刚在吧台坐下，艾伦就拿来碟子。她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我只有三十分钟的午饭时间。我的午餐是免费的，额外福利，就好像波兰顿教授还让我们用他的电脑。艾伦倒了冰茶，然后递给我刀叉和纸巾。

“早上过得不好？”我问，因为艾伦服务生式的微笑无精打采的。

“还行，”她回答，朝教授们点点头，轻声说，“是那个黑头发的女人说的是吗？”

“是啊，”我说，“但她不是故意的，真的。”

“他们进来的时候，我完全不想招待他们。”艾伦说。

“你知道她也做了不少好事。”我说。

“这还是不能弥补她说了那样的话。”艾伦回答，从柜台上拿了水和茶壶。

我透过镜子看到艾伦给客人们倒水，友好地交谈，但没有去沃德洛教授的卡座。艾伦经过他们身边时抬着眼睛，即便他们真的想要什么，她也看不到。我不应该告诉她沃德洛教授说了什么，更糟的是，我还在停车场把教授指给她看。艾伦是男人梦寐以求的那种妻子，但是她会记仇。

我看了看墙上的钟。十二点五十，于是我吃完午饭，把盘子拿去厨房。艾伦在那儿更换一份点单，我们讨论了一会儿有关克莉申请的事情。等我回到餐厅，教授们背着包，正要离开。桌子上放着一块钱小费。我跟着他们回到克罗默中心。有人在门口打翻了饮料，冰块像骰子一样撒了一地。门边有一块折起来的黄色警示板，于是我把它竖起来。我穿过走廊去拿拖把和水桶的时候，有人叫我。克洛维奇教授正站在办公室门边，手上拿着一叠书。

“这是给克莉的。”她说。

我道了谢，把它们放在储存室的架子上，和厨房纸巾以及消毒剂一起。我提起水桶，放在水斗里装满，倒了点消毒剂，往大厅走去。沃德洛教授办公室的门开着，但就她一个人。我想起上个月，克洛维奇教授送了些书给克莉。当我回到走廊时，沃德洛教授正在办公室里和马赫教授讲话。娜迪亚不知道他转身就会把书都卖了，但是卖到跳蚤市场总也好过当成厕纸。

我擦拭了休息室，把警示牌收了回去。拿起扫帚和畚箕，清扫了楼梯井，然后清空了厕所的垃圾桶，清理了马桶和水斗。三点半的铃声打响时，最后的教室都空了，于是我继续打扫。明天是假期，大部分教职员工都回家了。我拿出万能钥匙，清空了他们的垃圾桶。当我来到克洛维奇教授的办公室时，她的灯还亮着。她八月才开始在这儿就职，她的家人都在乌克兰。有时候我们会谈论和爱人分离是多么艰难。

我敲了敲门，她让我进去。

“克莉好吗？”她问，

“她很好。”我告诉她。

“只有不到一个月了？”

我点点头，清空了她的垃圾桶。

“没多少时间了。”克洛维奇教授笑着说。

我问了问她家里的情况。她告诉我她母亲已经从医院回家了，我说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我再次谢谢她的书，关上了门。等我收拾完所有办公室，走廊里的钟显示四点二十分。我最后查看了一下厕所，打了卡。

雨刷下面压着一张纸条，艾伦留言说她要工作到五点。我想去咖啡馆喝一杯咖啡，但还是决定在车里等。有时候我会在垃圾桶里找到一本杂志带回家，但是现在没有，于是我看了看克洛维奇教授给我的书。三本是有关教学的，但是有一本《安东·契克夫自选集》。我翻开，开始读一个小说，讲的是一个死了孩子的男人。他想要告诉其他人发生的事情，但是没人愿意听，最后他不得不告诉他的马。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故事有点矫揉造作，或者对有些人来说确实如此，但是当艾伦钻进卡车时，她问我怎么了。她说我看起来像是刚刚哭过。

我开口前，艾伦伸手捂住了嘴。

“克莉没事，”我飞快地说，“我可能是得了过敏症吧。”

艾伦把手放回膝盖，双手交叉起来，像是在祷告。或许她真的在祷告。

“克莉没事。”我又说了一遍。

“你或许觉得她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们应该感到宽慰，”艾伦说着，我开出了停车场，“但越是接近她回家的日子，我就越是害怕。”

我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经过学校方院时，都抬头看了看钟。

“很多人来吃早晚饭，埃里克斯叫我留下来。”艾伦说。

“我们来得及。”我说。

“今天只靠小费就赚了九美元。”

“很好，”我微笑着说，“你肯定待他们不错，不像中午的那些家伙。”

我在十字路口停下来，一群大学生从我们跟前经过。

“埃里克斯跟我谈了谈。”艾伦说。

“他们抱怨了？”

“没有，但是埃里克斯都看在眼里。”

艾伦指指我们中间的书。

“克洛维奇教授又给了我们很多书？”

“是啊，”我说，“记得提醒我告诉克莉。”

我们的运气不错，三个绿灯和一个红灯，但是开过城市限速标志以后，一辆车开得慢悠悠的，我被卡在后面。路是弯的，那个司机在五十五码区只开三十码。两公里以后路才变直，我终于可以超车。等我们开进写着病人停车区的停车场时，已经迟到了，但是波兰顿医生的车还在。我们飞快地跑进去，对他说抱歉迟到了。

“不用担心，”他说，“你们没有错过通话就好。”

他指指接待室的地板。地上有一道拖拉机轮胎宽的红色污迹。

“一个伐木工今天早上差点丢了胳膊。托尼亚和我收拾得差不多了，但还需要擦擦地板。”

“好的，先生。”我说着，看了看钟。

“我多留了五美元，算是额外的工钱。”波兰顿说，掏出他的钥匙。“告诉克莉，替她接生的人叫她当心点，医生的嘱咐。”

“我们会告诉她的。”艾伦说。

波兰顿医生离开以后，艾伦先进去确保视频摄像头正常工作，网络对话已经连线。我去储藏室，装满水桶，加了漂白剂，拎到大厅。克莉打电话的时间到了，于是我走进波兰顿医生的办公室。艾伦坐在椅子里，我站在她身后。对话框跳出来的时候，艾伦点击了“应答”。克莉出现在屏幕上，和平常一样，艾伦和我心里纠结了一天的东西，终于可以松开了。

那里已经是复活节了，艾伦问他们午饭有没有吃填馅火鸡，克莉说吃过了，但是完全没有艾伦做得好吃。当我问起近况如何时，克莉说很好，她一直这么说，她告诉我们还有两天她就能出来了。艾伦问起他们小组里被炸弹炸伤的男孩，克莉说他失去了腿，但是医生保住了他一只眼睛的视力。

好一会儿，我们谁都不出声，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早一天，在那辆悍马里的就有可能是克莉。艾伦问了学校的事情。克莉说北加州教育部部长正设法让教育经费和军队的学院基金持衡。她说这真的很有帮助。我跟她说了书的事情，克莉说要谢谢克洛维奇教授。

可能是因为图像有些模糊，但是有那么一瞬间，克莉脸上的一丝神情让我想起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接着又有什么让我想起她念一年级时，然后是高中。仿佛是最细微的闪烁和变化让一个瞬间展示得比其他更多。但我又意识到，不是这样的。所有这些不同的面孔都在我的心里，而不是在屏幕上，我不禁想，我是否记得每张面孔，足够多克莉的脸栩栩如生地在我心里，保护着不在身边的她。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没有说什么要紧的事情，但是我们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到克莉的脸，听到她的声音，知道她又安全地度过了一天一夜。之后，我们打扫了办公室，最后擦拭了接待室的地板。血迹很难弄。我们跪在地上，使劲擦地毯，像是要把地毯也一起擦掉。

我们终于完工，艾伦拿起前台桌子上的两张二十元和一张五元。我们从波兰顿医生那儿赚的钱都装在一个信封里，等克莉回家以后全部给她。总共有将近两千块，足够她在大学里用。回家路上我打开了收音机。我和艾伦很喜欢这个台，因为它放的很多歌都是我们恋爱时听的，那会儿我们还没有克莉大。

我们开车穿过城市时看到不少商店已经挂起圣诞装饰，照亮了街道。等红灯的时候，我想着克莉，越接近她回家的日子，就越害怕。仿佛克莉幸运了那么长时间，而现在运气终于快用光了。我不禁想，我们还是可能会接到电话说克莉受伤了。或者更糟，一个士兵出现在家门口，手里拿着帽子。

绿灯亮了，我开过克罗默中心背后的钟楼。办公室的灯都暗了，但是学生中心还亮着灯。有些学生假期不回家，因此城里有人会守在电话机旁，等着它响。我想象一个伤心的年轻女人，害怕打那通电话，而电话那头的人又是如何倾听。

一种奇迹

巴洛克希望他能和马保罗回到屋里，和姐姐一起看医务剧。但实际上他们却和姐夫丹顿在卡车里。巴洛克还不习惯和丹顿那么亲近。丹顿是个会计师，周一到周五他都整天工作。回家以后，他通常吃过晚饭就消失在卧室里。当然，周六和周日丹顿会出现得多一些，常常待在前屋，巴洛克和马保罗做一点点小事情，像是打开冰箱，姐夫就会给他们脸色看，非常不友好的脸色。一天晚上丹顿叫他和马保罗肥猪，并且说他们毫无抱负，如果他们不做出改变，就不会有任何成就。他只说过这么一次，但是巴洛克知道丹顿有这种想法可不止一回。他和马保罗昨天甚至在门廊里坐了一会儿，只为了待在没有丹顿的地方。

但是他们现在和他在一起，待在卡车里，哪儿也去不了，他们三个人正开在大烟山国家公园崎岖的土路上，尽管丹顿说是公共服务，但巴洛克很肯定他们做的事情不仅仅有一点不合法，像是抽抽大麻，或者闯个红灯，而是非常不合法，足以被送进监狱。巴洛克问为什么非得在这一天去猎熊，丹顿说寒流来了以后，熊很快就要冬眠了。马保罗问冬眠是什么，丹顿说就是愚笨懒惰的动物睡几个月什么事都不干。

土路走到了尽头。煤块围出停车场，另一侧有一条小路。丹顿重申了一遍他们要做的每件事，递给巴洛克一部手机，然后腰里佩着手枪和刀离开了。丹顿一走上几码远的小路，就突然消失，如同被树林吞没。巴洛克感到有点毛骨悚然，但是有关猎熊的每件事都令人毛骨悚然。两星期前，丹顿下班以后抱了一个大盒子回家，从里面拿出来一个捕兽夹，一把手枪，一个装着子弹的黄色盒子，一把刀。一把很大的刀，巴洛克只在电影里见过，是疯子用来砍人的，那些疯子总是戴着面具或者头巾，遮住整张脸，只露出眼睛，这更可怕，因为任何人都可能是疯子，即便是电影里看起来最正常的人。

和马保罗一样，巴洛克也只穿着一件普通衬衫和一件汗衫。丹顿一打开车门，暖气带来的热度就嗖嗖地消失了。丹顿安置捕熊器的那天，巴洛克和马保罗没有和他在一起，但是此刻巴洛克多么希望丹顿那天带他们来，而不是现在，因为那天要暖和得多。巴洛克的呼吸让挡风玻璃起了雾，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开始发抖。他看看小路，打开引擎，然后把暖气开到最大。

“丹顿说我们不能开暖气，除非冷得不行。”马保罗说。

“我冷死了，”巴洛克说，“你不冷吗？”

马保罗点点头，两只手放在一起揉搓。

“你觉得现在有多冷？”

“八度，”巴洛克说，“银行指示牌上写的。”

“我觉得我们从没碰到过这样的鬼天气。”马保罗说。

“没有，”巴洛克表示同意，“佛罗里达从没那么冷过，除非是在冰河世纪。”

“苏茜能来佛罗里达就好了，帮我们找个工作，我们也不至于待在这儿。”

“这样当然更好，”巴洛克说，“但是我们也无能为力。”

“我觉得这大概算是我们的第一份工作，”马保罗说，“我是指待在这儿。”

“是啊，我觉得也是。”

“你觉得我们会失去鼻子或者手指吗，就像那个医务剧里的家伙？”

“不会，”巴洛克说，“那个家伙被困在山顶三天。我们不会耗那么长时间。”

“我当然也希望不会，”马保罗说，“如果我没法用鼻子呼吸了，那我肯定也吃不了东西。”

“你会适应的。”巴洛克说。

他们聆听着暖气发出嘶嘶的声音对抗着寒冷。

“你觉得他真的要去杀一头熊吗？”

“他是这么说的。”巴洛克回答。

车厢里暖和起来以后，呼吸凝结在挡风玻璃上的雾气也蒸发了，但是巴洛克目光所及只有树林，或许树林里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此刻正盯着他和马保罗看呢。

“周围没有马路或者房子还真是有点吓人。”马保罗说，显然也这么觉得。

“我们把门锁上就没事了，”巴洛克说，“安全起见。”

他们按下锁车键，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马保罗打破了沉默。

“他不会就这么把我们留在这儿了吧，他会吗？我的意思是说，他最近对我们都不太友好。”

“不会的，”巴洛克说，“如果他真要这么做，他会让我们下车，然后把车开走。”

丹顿一下车就感觉好多了。和自己妻弟们挤在一起，让他觉得自己身上开始长出霉菌来。他俩都有股霉味，像蘑菇似的。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巴洛克和马保罗就和蘑菇一样，很少挪动。他们从不离开屋子，从沙发上起身也只是为了去吃饭，或者上厕所。该死的，就连蘑菇都动得比他们多。他们还真的在生长。他们在寻找养料，有什么工作正在底下的泥土里等他们。

巴洛克和马保罗已经和他还有苏茜一起住了两个星期，他们声称自己是从佛罗里达过来找工作的。他们显然期待着工作会自己出现在丹顿家的门廊上，等待着巴洛克和马保罗走出门，并且将他们带走。丹顿把这些归咎于他们来自佛罗里达。那儿来的每个人都会惹毛他，所有佛罗里达的退休老人只要把车开在不是笔直的道路上，哪怕像飞机跑道那么宽，一小时也只能开十公里。丹顿确实不太认识佛罗里达年轻人，但他妻弟们已经够糟了。巴洛克的名字在丹顿听起来就像是蟑螂，他比弟弟大十二个月。他们的父亲自称“灵魂自由”，像颗孢子一样四处游荡——反正丹顿一直是这么想象的，不管怎么说——他来到科罗拉多，定居了足够长时间，找到苏茜的母亲，和她生了孩子。然后他们三个人游荡到了佛罗里达，巴洛克和马保罗在那儿出生。两个男孩的名字是父亲取的。苏茜不知道巴洛克的名字是怎么来的，但是马保罗的名字取自于万宝路，那个抽烟的牛仔。苏茜说他是意图批评社会。谢天谢地，苏茜的名字是母亲取的，她三十岁，比最大的弟弟年长六岁。在丹顿看来，苏茜不是佛罗里达人。她在科罗拉多出生，尽快地离开佛罗里达，在阿拉巴马墨西哥湾大学获得了学位。她在那儿遇见第一任丈夫，一位五十五岁的招生顾问。苏茜一毕业他们就结婚了，搬去了北卡罗来纳，山脉能遮蔽阳光。第一任丈夫有皮肤病。但是他至少把她带去了北卡罗来纳，她和丹顿就是在那儿遇见的。

苏茜的第一次婚姻并没有比丹顿的好到哪里去。她的第一任丈夫每次做爱时都要苏茜戴着他已故阿姨的礼拜帽。很可怕，但是丹顿的第一任妻子更糟。招生顾问的阿姨或许是死了，但是至少那个男人没有像死了一样地躺在那儿。丹顿的第一任妻子性冷淡，他们每次做爱，她都像尸体似的。最后，每次他们做爱，他都能听到脑袋里奏响的风琴音乐，正是葬礼上放的那种。他和苏茜在和这样两位伴侣相处过之后，还能拥抱另一个赤裸的人，真是奇迹。

他俩无疑克服了很多困难，但现在他们婚姻幸福，住在舒适的房子里，丹顿是个不错的会计师，苏茜是郡诊所的领班护士。这就是起初她为什么要让巴洛克和马保罗从佛罗里达过来。她想要帮助她的弟弟们进步，而丹顿没法因此指责她。尽管很难相信，但毕竟他们是她的弟弟。她甚至想要让他们对医学感兴趣，尤其是巴洛克。苏茜声称巴洛克还有点聪明，如果巴洛克成了医护人员，或许马保罗还能打打下手什么的。她带着他们去了一天诊所，现在她又和他们一起看医务剧。她号称这样可以激励他们，但是丹顿觉得在他们的肥猪屁股上踢一脚更管用。

苏茜一直在看医务剧。丹顿抱怨时，她就说她看了有用。他理解确实对医药行业从业人员有帮助，但是苏茜不看心脏移植或者膝盖手术或者怀孕的片子。她看的片子都是诸如《医学奇迹》或者《我活下来了》，片子里净是些一百磅重的肿瘤，冻掉了所有脚趾的人，自燃的人，这些都让丹顿看着不舒服。他便回到后屋，对着书桌上的十四寸电视机，看CNN新闻，或者再看看商业剧，上上网，他一直在查询熊的资料。一切都好过医务剧。对丹顿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是它们总会结束。剧里放起愉悦的音乐，主持人谈论着奇迹，而那些生了百磅肿瘤或者被鲨鱼咬掉一条腿的人，表现得像是发生了什么好事。现在苏茜让巴洛克和马保罗每晚都看，甚至还有几集是讲熊伤人的。

他们至少真的在看。丹顿每每闯进前屋，他们的眼睛都盯着屏幕。他们不交谈，看得全神贯注。当然巴洛克和马保罗本来就不太说话，不太对丹顿说话，甚至不太对苏茜说话。他们只是并排坐着，保持着相同的姿势，像双胞胎一样。一部分的原因是他们相差不到一岁，也因为巴洛克和马保罗看起来确实像双胞胎，至少脸很像，尤其是他们的眼睛，颜色会随着不同的角度而变化——从浅绿到深棕，或者反过来。这让丹顿想起他十二年级时的生物课项目。老师给了班上每个同学一罐果蝇，过了一会儿，果蝇的眼睛颜色应该会变化，结果其他人的果蝇都变了，只有丹顿的没有。他的果蝇在玻璃上爬了一个小时，然后死了。他在这门九星期的主修项目中得了个D减，完全不公平。丹顿没有挑选果蝇，或者把它们放在罐子里。他没有要求这样。有一天早晨它们就被放在他的桌上了。他没有像苏茜一样拿到大学学位，相反，他必须出去工作。都怪该死的果蝇。

苏茜把巴洛克和马保罗对医务剧的兴趣看成是一种进步。但是他们并没有离开家去申请医学课程或者打杂的工作，尽管苏茜没有明说，丹顿还是怀疑就连她都已经厌倦了弟弟们总是在身边。这大大削减了他们的性生活，因为他们的房子虽然不错，但是很小。巴洛克睡的客房和他们的卧室之间只隔了三英寸厚的干板墙。马保罗睡在沙发上，既然巴洛克或者马保罗每次翻身时弹簧的嘎吱声丹顿和苏茜都能够听到，那么他们也他妈的肯定能听到他和苏茜在干嘛。在他们初次婚姻噩梦般的性生活之后，他们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弟弟们出现之前，苏茜喜欢呻吟，还喜欢摇床，但是现在不能这样了，于是丹顿出现了问题，丹顿从来没出现过问题，至少和苏茜在一起没有过。

他停下来歇了歇，检查确保双层塑料包在他的大衣口袋里。熊爪和熊胆——他就要这两样。丹顿要和中国人做交易。他们很聪明，而且一直以来都很聪明。他们发明了火药和其他很多东西，甚至绝缘套管。中国人还知道如何治愈男性问题，都不需要开口向医生说明情况，不像美国人，得拿着处方去药房，十八岁的收银员停下嘴里的口香糖，就那么一会儿也足够他做出蠢事，比如大声报出你的名字以及你取的药，甚至还对着喇叭说，像是什么该死的动员大会。不会的，中国人比美国人更会做事。他们解释如何治疗，告诉他去哪里治，甚至如何准备。这才是做事的正确方法，也正是因此美国欠了他们很多钱。过去的几个月他都是这样想的，丹顿不确定他是否希望中国彻底接管美国，因为那儿每个人都辛苦工作。如果他们不工作就会饿死。当然，这里的日子也不好过。丹顿和其他人一样明白。他自己勉强才从裁员中存活下来，但是和妻弟们不同，如果他被裁员，他会找些事情做，哪怕是从沟渠里捡瓶瓶罐罐。

丹顿沿着小路往上爬，思索着一只被抓住的熊是会安静地待着，还是大吵大闹。他只听得见水声，但只有瀑布和急流才发出些声响，所有缓缓的溪流上都覆盖着冰。没有其他声音，比如链锯声，或者猫和狗的叫声，因为他现在身处真正的丛林，而且天太冷，鸟和松鼠都保存体力歇息着活下去。丹顿穿着保暖内衣，手套，羊毛外套，还是觉得冷，而且还会更冷，因为尽管现在是下午，太阳很快就会消失在山里。至少寒冷有助于保存熊掌和熊胆。丹顿甚至不用停下来，搞些冰块来冷冻，这意味着他能提早五分钟摆脱妻弟们。

丹顿透过树木往下望，想看看是否能看到卡车，但是没看到。巴洛克和马保罗只需要坐在车里等，看到护林队就按喇叭。即便这样，他们还是可能搞砸。丹顿担心他们会开车去布赖森，买些吃的或者半打啤酒，然后忘记他们停车的地方。这就太糟了。大部分人至少在某些方面有点聪明。丹顿在高中里认识一些家伙，他们不会拼写猫，但是至少他们能更换火花塞，或者保险丝。巴洛克和马保罗甚至都没有那么点聪明。马桶堵住了三次，很显然，马保罗还不知道怎么擦屁股，有一次丹顿让马保罗开车去城里，他开车像个喝醉了的十岁小孩。丹顿想过要打电话给他们，只是为了确保他们没有离开，接着他想起来他们需要钱才能买热狗或者啤酒。但是丹顿还是因为带他们来而开始感觉不安。

他继续走，爬上陡峭的斜坡，艰难地呼吸，这么高的路面结了冰，不得不更加小心。还有其他事情让他心烦。他错误地以为寒冷会把巴洛克和马保罗逼回佛罗里达。佛罗里达。丹顿大声说出这个词。一个州怎么会叫这样的名字啊？这个词语念起来毫无骨气，不像卡罗来纳的第一个音节里就有一个大气的C。在地图上看，佛罗里达从美国大陆上垂落下来，像个无力的老二。造物主没有把这片该死的陆地锯下来让它随波逐流真是奇迹。这个州最出名的人到处假装一只八尺高的老鼠。每个孩子大概都见过那玩意儿，走上前去，和它握手或者握爪或者其他随便什么东西，相信它真是一只老鼠。长大以后以为那么大的动物不会伤人。也难怪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觉得食人鱼，巨蟒和胡鲶都能用来当宠物，然后把它们抛弃在附近的沼泽或者河里，觉得这样也不错。

现在整个州就像是鲶鱼，从东海岸钻到北卡罗来纳，取而代之，这个公园里就有这样的人——那些负责人——把熊当成宠物。任由它们在路边溜达，这样蠢蛋们就可以朝它们扔棉花糖和薯条，像什么万圣节讨糖把戏，不把熊当成熊，以为它们是穿着戏服的白痴。即便有些笨蛋从车窗喂食差点被熊扯掉一根胳膊，还是有人这么做，要不是车里有人又扔出一包奇多，那家伙的胳膊可能就真的保不住了。丹顿一个月前开车去切洛基见客户时亲眼见到熊的奇观。熊并肩排成一排，等着伸出来的手。有一只跑到路中间挡在丹顿的卡车前，又大又红的舌头口水嘀嗒，像是别人欠它一顿午饭。中国人也要熊舌。它们不是大宠物。天哪，它们吃别人的宠物，或者任何被错当成是宠物的东西。

丹顿终于看到了他做的记号，离开了小路。他停下来，但是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如果捕兽夹管用，那家伙大概已经死了。丹顿不得不承认他松了口气。如果他抓到一只熊，并且它已经死了，那么他只要割下它的爪子，再做个小小的手术取出它的胆囊，这应该不难，因为他见过照片——绿色的，无花果形状。如果熊没有死，他就要开枪打死它。他在一个人人都喜欢在树林里射杀动物的地方长大，但他从不喜欢户外。丹顿喜欢能够自己控制温度冷暖，有马桶，知道所有东西所在的位置，并且它们都触手可及。但是他如今远在树林里，像该死的丹尼尔·布恩一样带着枪和刀以及捕兽夹。如果他被逮住了怎么办。让巴洛克和马保罗把风可能只会把几率上升到百分之千。至少他的工作是保不住了，或许还会坐牢，因为带枪意味着两项联邦罪名。

但是没有熊。捕兽夹开着，丹顿挂在树枝上从商店买来的火腿不见了。他凑近看，看到两片闪亮的棕色指甲和一些毛发。熊越过捕兽夹上，如同把手伸过柜台。那只熊真是走了狗屎运，但是至少这蠢东西下回再吃人类的食物时会害怕地仔细想想。

去他妈的，丹顿想，熊，医学，还有最糟的，妻弟们。丹顿的皮夹里有八美元和一张信用卡。他要把巴洛克和马保罗带到艾许维尔车站。买两张去佛罗里达的单程票。他们最终或许还是会回来，但是这两个蠢蛋得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攒足钱。头一次苏茜还给他们寄钱，让他们过来，但是丹顿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丹顿开始往回走时，突然比刚刚感觉好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即便在这座山上被冻个半死也是有意义的。中国人还相信一件事情，至少佛教徒相信，爬山是为了获得智慧。他非常确定自己终于知道该怎么对付妻弟们了。丹顿回到小路上，走得很慢，因为下午的光线变得黯淡。他开始思索如果巴洛克和马保罗不想走的话，他应该怎么办。就在丹顿决心就算要用手枪威胁也在所不惜时，他被树根绊倒了，脚踝扭向一个方向，身体则倒向另一头。他不停跌滚，直到摔出小路，掉进河里，一头栽进又宽又长的水塘下游，周围的冰敲得粉碎。丹顿爬上岸，从头到腰全部都湿透了。他的牙齿打颤，头发已经冻成冰柱。他知道不管他的生命中曾经发生过多么糟糕的事情——死人一样的妻子，白吃白拿的熊，妻弟——现在都要更糟。糟透了。

他脱掉手套，拿出手机，祈祷它还管用。手机不像他，完全泡在了水里，可是出于奇迹，它还没死透。丹顿的手指冻僵了，但他最后拨对了数字，打通电话。直到铃响了第八声，巴洛克才接起来，丹顿向他解释了事情的原委，至少是尽力解释，因为他的大脑对于过去的每一秒钟都感觉云里雾里，而他的语言又跟不上思维。大概巴洛克得花上几年才能弄明白。

“我们过来，”巴洛克说，“从卡车到你那儿有多远，大概要走多久？”

丹顿沉默了大概一分钟。时间和空间的连接不再那么清晰。

“可能要三十分钟。”他终于回答。

丹顿听到巴洛克对马保罗说话，然后是卡车门关上的声音。

“我们现在过来了，”巴洛克说，“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你现在感觉是冷是热。”

丹顿虽然意识到他的牙齿打颤，头发上结了冰柱，但是他的感受即便说不上热，至少也暖和。

“热。”他说。

“那你得回到水里，”巴洛克说，“你现在体温过低。有一集医务剧里面有个男孩掉进了水塘，就是因为他待在冷水里，才没有被冻死。”

丹顿拼命想弄明白巴洛克是否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丹顿好像确实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大概是从新闻里，而巴洛克竟然学会了体温过低这样长的词语，甚至能正确地念出来，这种进步隐隐影响了丹顿。另外，水能让他冷静。

“你不能再等了，”巴洛克说，“再过一会儿你就不能动了。我们现在过来。”

丹顿看了看水塘，除却瀑布周围，到处都结着冰。他内心深处响起警钟，但是声音过分轻柔，他完全不知道是在警告他什么。巴洛克还在说话，告诉丹顿他必须现在就行动。丹顿把手机放在岸边，巴洛克的声音变轻了。他的语速好像很快，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丹顿现在思维开始变得非常迟缓。砸破冰跳进水塘太麻烦，所以丹顿爬到瀑布边的石头上，先把脚伸进水里，然后像水獭一样滑了进去。

起初他们没有看到他，只看到蓝屏的手机。

“如果他钻进树林，就必死无疑了。”巴洛克说。

接着他们看见丹顿悬浮在池塘中间。冰面清澈，丹顿仿佛是魔术的一部分。

“他的眼睛睁着。”马保罗说。

“当然睁着，”巴洛克说，“他大概可以看见我们，听见我们说话。”

“他没有眨眼。”

“因为他昏迷了，除了他的大脑，其余部分都关闭了。我敢打赌，他的心脏现在每分钟才跳一下。”

“我没想到他会发青。”马保罗说。

巴洛克举起一块足球大小的石头，朝丹顿头顶的水塘扔过去。冰破了，但是丹顿的身体只漂移了几英尺，就被更多的冰挡住。

“我们得下水才能把他捞上来。”巴洛克说。

马保罗不情愿地看着水。

“没错。”

“我们先把他的手机放好，”巴洛克说，“如果弄丢了他一定会生气。不管怎么说，我们最好把他送进医院。我在想那部剧。主持人好像说十五分钟，还是五十分钟。我估计你也不记得了吧？”

马保罗摇摇头。

巴洛克拿起手机，放在口袋，然后他们趟进水里，巴洛克够到丹顿的肩膀，马保罗抬起他的脚，水漫过他们的脚踝。一回到岸边，他们就把丹顿放下。马保罗把他的腿分开，自己站在双腿中间，像是在抬担架。

“他冻僵了反而好弄一些。”马保罗说。

他们沿着小路走下来，回到停车场。当最后一抹日光消失在山背后时，他们把丹顿靠在卡车上。

“我们要不要把他放在中间？”马保罗问。

“不行，”巴洛克说，“除非你想不开暖气一路开回城里。人只能化冻一次。”

巴洛克打开卡车闸门，把丹顿脚朝里放了进去，在他身体两侧各放了一块砖，不让他挪位。马保罗取下泡沫冷藏箱的盖子，小心地，近乎温柔地放在丹顿的脑袋下面。

“他还能看见和听见我们吗？”他们做完以后马保罗问。

“当然。”

马保罗看着丹顿。

“我想不出要对他说什么。”

他们回到驾驶室，巴洛克试了好几次才挂上一挡，开上了土路。

“他对我们很好，”马保罗说，“虽然有时候骂骂咧咧的，但是他让我们和他住在一起。”

“我在想我们或许还没有尽力，”巴洛克说，“下个星期我要去社区大学看看救护人员课程。我们帮了丹顿让我感觉自己还挺有用。”

马保罗点点头。

“这样的话，我也去找找打杂的活。”

一路下坡，树林变得更密了。一切都浸在阴影里，山脚下有一座桥。巴洛克从电影里知道，这种地方不会有好事发生。疯子，铁钩手，或者变异人都有可能躲在桥底下。他冒险换到二挡，挂到挡上，卡车加速，嘎嘎响着往前冲。再次回到上坡路，树林也开阔了，巴洛克感激地松了口气。

“如果丹顿没事，你觉得他们会让我们上医务剧吗？”马保罗问。

“有可能。”巴洛克回答。

“他们会给我们奖章吗？”

“我不知道，”巴洛克说，“但如果他们给我们，他们也应该给丹顿一个。他把自己藏在冰底下——实在是明智之举。”

“他们会怎么治疗他？”马保罗问，“是不是要去什么特殊的医院？”

“不需要，他们都受过训练。”

“那太好了。”马保罗说。

土路结束在一段与沥青路的交岔路口。巴洛克没有挂上空挡，却挂在倒挡上，卡车熄火了。他没有再重启引擎，只是望着窗外，不知道该往哪边走。巴洛克看看这边，又看看那边，但是他看不清楚，因为天真的黑了。大灯有用，他却不知道怎么打开。

死者直到现在才被宽恕

沙克尔福德屋闹鬼。落叶在腐烂的门廊上飞舞，当地人听见鬼魂的低语。楼梯被踩得嘎吱响，哭泣声穿墙而过。一位亚特兰大的开发商计划把房子夷为平地，将三十英亩地变成养老院。接着经济崩盘。房子依然独自伫立，蜿蜒的泥车道变得和伐木道一样崎岖。所以只有我们，劳伦对朱迪说。当朱迪提到鬼故事的时候，劳伦告诉他，她有办法。每次他们进屋时，她都大声说，走开。他们让眼睛适应房子的昏暗，聆听除了呼吸声之外的声响，然后把睡袋放在地板上，有时候放在卧室里，但更多时候放在前屋。他和劳伦脱光了钻进睡袋，任何让房子阴冷的玩意儿都无法战胜他们身体的热度。

劳伦总是直言不讳。第一堂课时，劳伦就告诉他，你和郡里的其他男孩不一样，你从不掩饰自己的聪明。她问朱迪大学里想主修什么，朱迪说工程。他问她同样的问题时，她回答，教育。九年级的时候，海伍德上区的学生都坐巴士去郡高中上学。和其他一块儿长大的男孩不同，朱迪没有参加学校的职业培训。相反，他加入的班级里，大部分的学生都从城里来。他们的父母未必富有，但是家里人都期望他们能念大学。正如劳伦所说，朱迪毫不掩饰自己的聪明，起初只有在被要求时才如此。接着他开始举手回答问题，有时候那些问题甚至连劳伦都回答不了。老师们鼓励他，到了春天，他和劳伦双双被推荐去了教堂山大学和杜克大学为贫困学生准备的夏季项目。

和他一起坐巴士的男孩不再邀请他打猎或者钓鱼。很快他们甚至都不搭话了。在往返学校漫长的巴士途中，朱迪看到他们盯着他从书包里拿出来的书，不止是上课用的书，还有劳伦给他的，封面破损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和《银河系搭车指南》，以及图书馆里借来的天文和宗教方面的书。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种背叛。临近学期结束的一天早晨，比利·兰金在食堂里绊了朱迪，他连带托盘都摔在地板上。比利比他重五十磅，要不是因为劳伦在场，朱迪可能就作罢了。他追上比利，把他掀翻在地毯上，祈祷老师赶紧过来劝架。但是先赶过来的是劳伦。等到老师出现时，劳伦抓伤了比利的左侧脸颊，自己断了两片指甲。

朱迪驶出沥青路，发现泥车道和一年前相比，被使用得更多。结块的泥土间少了些莎草，路上有新鲜的轮胎印。劳伦的兄弟特雷最后告诉朱迪说，她所剩的部分都在沙克尔福德屋里。土路变直了，向上延伸。橡树两旁点缀着紫藤花。山茱萸簇拥在底下，枝桠上还有最后的几朵小花。车道转了个弯，树木不见了。沟渠里出现了几张弹簧床垫，旁边还有碎了的瓷马桶和一台洗衣机。像是龙卷风过境后的残骸。

他们四年级时每次开车到这儿来，劳伦靠着朱迪的肩膀，手放在他的大腿上。这样的时刻和做爱一样美好——独处的时光在等待着他们。之后，他们待在睡袋里，计划着朱迪大学毕业以后做些什么。劳伦会说，我们住到像哥斯达黎加那样既暖和又遥远的地方去。他说那他们选修的是法语真是太糟了，劳伦回答没关系，再学一门新语言不是更好吗。

更多垃圾散落在车道和沟渠里——啤酒，软饮料罐头，破了的塑料垃圾袋，如同被砸得稀巴烂的陶罐。转了最后一个弯，沙克尔夫德屋出现在他跟前。门廊旁边齐轮胎高的杂草中有一辆破旧的福特特拉斯，与其是说停在那儿，不如说是报废了。屋子的前门开着，像是在迎接他。

朱迪走上门廊，在门口徘徊。他一眼就看见放在壁炉里电视机。屏幕上有一支摇滚乐队在演奏，但是没有声音。一张亮红色的沙发胡乱挨着壁炉，上面坐着人，三张脸出现在浑浊的光线里。朱迪走进去的时候，空气里有一股安非他命的焦糊味儿。他知道是劳伦烧制的。比利和凯蒂·林恩高中里没能通过化学一级，更不用说他和劳伦都得了A的高级课程。

“过来和我们一起乐一乐吗，大学生先生？”比利问。

“不了。”朱迪说，站在劳伦身边。

比利指着地板上一只毛毡教堂募捐盘，稀稀拉拉的硬币和钞票中间有一只玻璃烟斗和一个小塑料袋。

“来嘛，做做样子也好。”

凯蒂·林恩大笑起来，她的声音又干又尖。

“来吧，伙计，坐过来，”比利腾出位置，“就当是高中同学聚会。”

朱迪看着劳伦。自从上次见她已经过去五个月了。他不确定是什么让他更加不安，是她失去的，还是她残存的美貌。

“我觉得他对你还有意思，小妞。”凯蒂·林恩说。

劳伦抬起头来，她的眼睛是透明的。

“你对我还有意思吗，朱迪？”

他打量着房间里乱七八糟的家具。一张沙发，一台电视机，但是没有桌椅，地上都是东西，从糖纸到一团五颜六色的圣诞灯。角落里放着劳伦的书，《人的宗教》，《押沙龙，押沙龙》和一本诗集。还有她的电脑，屏幕碎了。一根橘红色的延长线绕过沙发拖进厨房。朱迪意识到这是一台发电机，现在他听见了机器的嗡嗡声。

“生点火吧，比利，”劳伦说，“更舒服些。”

他换了DVD播放机里的碟片，橘红色的火苗映在屏幕上。比利足球后卫的肩膀变得瘦削，他的胸口也塌陷了。

“要不要把声音开开响。”比利问。

劳伦点点头，壁炉噼啪直响。

“我们给你留了位置。”凯蒂·林恩说，拍拍她和劳伦中间的空隙，但朱迪还是站着。

“我希望你和我一起走。”朱迪说。

“去哪里，宝贝？”劳伦问。

“回家。”

“你没听说吗，”劳伦说，“坏女孩不回家。甚至没人为她们祈祷，至少特雷是这么说的。”

“那和我一起去罗利。我们在那儿找间公寓。”

“他想要把你从我们这些人渣这儿救走，”凯蒂·林恩说，“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坏。这个募捐盘不是我们闯进教堂偷来的。比利从跳蚤市场买的。”

“你得把我们从劳伦这儿救出去，”比利说，“都是她烧制的，看看我们吧。我们像圣诞雪人似的，体重不断下跌。”

“救救我们，朱迪，”凯蒂·林恩说，“我们在融化。我们在融化。”

“跟我出来。”朱迪说。

劳伦跟他来到门廊。她的肤色在下午的光线中一片蜡黄，他心想他们是不是也用针管注射。网上说肝炎在吸毒者中很常见。劳伦的牛仔裤松松地搭在她的屁股上，她的牙齿像印第安玉米一样又小又黄。朱迪想象着安非他命注入静脉，鼻子，嘴，骨头上的肌肉刚刚够打开身体的通路。

“没人告诉我你在哪里，”朱迪说，“至少你应该跟我说一声。”

“这儿没有手机和网络，”劳伦说，“还确确实实存在几个像这样的地方难道不是件好事吗？”

“你应该从城里给我打个电话，”朱迪说，“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不知道你在哪里，不知道你好不好。”

“我或许一直在想你，”劳伦移开眼睛，“但是你找到我了。任务完成，你可以走了。”

“你为什么这么做？”朱迪问。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无力，像是从被劳伦嘲弄的书里或者电影里学来的。

“你知道我，”劳伦说，“我对自己想要的东西向来等不及。我找到喜欢的东西，就一头扎进去了。”

“你喜欢这样，”朱迪说，“和这两个家伙住在一起？”

“这样的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

“等你得不到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怎么办？”朱迪问，“会发生什么？”

“上帝会保佑我们，”劳伦柔声说，“这不是我们从教堂里学来的吗？你成天和那些无神论的教授们在一起，都快失去信仰了，朱迪，还记得威尔金森神父的妻子在主日学校里告诫我们的话吗？”

劳伦走近一些，尽管她的胳膊还是放在自己身侧，但是她把脑袋轻轻地靠在他胸口。他闻见衣服浸透安非他命的气味，还有没洗过的皮肤和头发的味道。

“这儿让你回想起美好的时光吗？”劳伦问。

见朱迪没有回答，她抬起头，微笑着举起手来抚摸他的面颊。手很温暖，血液还在流动。

“我想起来很多，”劳伦说着收回手去，“你知道我本该打电话或者发邮件的，亲爱的，但是这儿没有信号。”

“现在就跟我走；别再进去了，”朱迪说，“你什么都不用收拾。我有钱给你买衣服，还是其他任何东西。我们现在就去罗利。”

“我不能走，亲爱的。”劳伦说。

“你可以的，”朱迪说，“一直都是你教我应该怎么做。”

凯蒂·林恩来到门口。

“我们需要你来烧制，亲爱的。”

“好的，”劳伦说，又转身对朱迪说，“我得走了。”

“我会回来的。”他说。

劳伦在门口停下。

“或许还是不要了。”她说着就走了进去。

朱迪回到车里，朝城里开去。劳伦曾经跟他说，如果我们的成绩足够好，我们就能离开这儿。高中的前三年，他和劳伦的大学预科课程都是A。他们一起获得各种学科奖励，不过如果劳伦愿意的话，她可以获得全部。他们四年级时，劳伦获得全校SAT考试的最高分。那年夏天，劳伦在沃尔玛做收银员，而朱迪则和姐姐以及母亲一起，在家禽养殖场干活。他把这笔钱用作小货车的订金。他和劳伦离开坎顿去念大学时，可以用小货车来装行李。

四年级的秋天，劳伦填写了辅导员特蕾克斯勒小姐发给他们的经济补助申请表格。她和朱迪继续在下午和星期六打工，为奖学金无法保障的那部分生活赚钱。然后到了十一月，有一天劳伦告诉他说她改变主意了。他和特蕾克斯勒小姐都无法动摇她，朱迪告诉她，没关系，成为工程师以后可以赚很多钱，足够他俩用了。劳伦只需要等四年，然后他们就能够永远离开坎顿，离开这种生活，支票本永远入不敷出，讨债人和当铺老板带来的厄运也只有一步之遥。朱迪观察了其他同学，包括那些上了大学预科的，他们怀有急不可待的宿命感过起这样的生活。他们怀孕了，被捕了或者干脆退学了。有些更莽撞的男孩，用撞扁的车填塞垃圾场。路边带着花冠的曲棍球杆和纪念品标记着他们死去的地点。从他们留在毕业手册里傻笑的照片上，便能够预见这一切的发生。

不久他就去上大学了，劳伦因为咒骂顾客被开除，开始在家禽养殖场工作。朱迪每个月都开车回坎顿。尽管他们常常打电话和通邮件，但是圣诞节假期好像永远都不会到来似的。他回家的第一天晚上，就去劳伦的母亲家接她，然后他们去了克里克湾的一个派对。朱迪知道会有酒，大麻和一些药片。但是他吃惊地看到安非他命，而且劳伦随手接过递来的烟斗。比利问朱迪想不想试试，他摇了摇头。回到学校以后，他们的邮件和电话联络变得更少，也更短。他只见了劳伦一次，一月下旬。她体重减轻，还失去了工作。春假的时候，特雷告诉他，劳伦在夏洛特戒毒所，不许探望。自此以后朱迪就再没收到她的音讯。

朱迪走进温迪克斯超市的时候，特雷正在帮助一位客人。他完事以后过来找朱迪。特雷伸手之前先在脏兮兮的绿色围裙上擦了擦。

“这个学期结束了？”

“是啊。”朱迪回答。

“你肯定成绩不错，是吧。”

朱迪点点头。

“或许你能鼓励这儿的孩子有点志气，”特雷说，“今年夏天打算怎么过？”

“学校让我在图书馆工作，但我还是想和妈妈住在一起，处理鸡肉。”

“干嘛要做这些啊？”特雷问。

“学费又涨了。就算有奖学金，我还是得弄一笔贷款。这儿不用付房租，而且工资也更高。”

“他们不为山区里的孩子减免吗？”

“不。”朱迪说。

“你姐姐怎么样？”特雷问。

“还行吧。”

“我听说杰夫不肯承担抚养义务，”特雷说，“那个没用的混蛋，一直都这样。凯伦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告诉过她，她的眼界太低了。你和她都是这样。”

特雷转身看看他负责的区域里有没有客人逗留。

“我去了沙克夫尔德屋。”朱迪说。

特雷露出痛苦的表情。

“我就知道不应该告诉你。我以为你足够理智不会去。”

“我有超过两个月没有她的音讯了。”朱迪说。

“那你现在看到她了，明白不要再去了吧。”特雷说。

“你就不能做些什么吗？”

“比如？”特雷说，“和她谈谈？为她祷告？我做过了。是我二月份的时候把她带去夏洛特戒毒所的。三个星期，五千美元。我付了一半，妈妈付了一半。”

“他们知道他们是在犯法吧，”朱迪说，“我宁可看到她待在监狱里。”

“六个月，因为他们没有贩毒，哈尼卡特警长说的，这还是所谓严酷的判决。她很快就会出来，然后又回到那里。”

“你可说不准。”

“我可以。二月份的时候她或许还有机会，但是她已经在这个烂摊子里搞了太久，现在没门了。你的脑子要重新理理。另外，哈尼卡特警长整天和人渣打交道，他们让自己的小孩吸毒，卖毒品给高中生。”

“所以你们已经放弃她了吗，你和你们的妈妈都已经放弃她了吗？”朱迪问。

“哈尼卡特警长告诉我，他曾经奇怪，为什么从来没有在有安他非命的房子里见过老鼠。我是说，那么脏的地方总会有老鼠。接着他意识到就连老鼠都聪明得知道要远离是非。想想吧。”

“你们父亲在发电厂出了什么事，怎么发生的……”

特雷涨红了脸。

“如果她用这个做借口，那她真是比我想的更糟。爸爸死的时候，妈妈和我过得很艰难。我们循规蹈矩，保住了饭碗。”

“劳伦没这么说，”朱迪回答，“是我在说。”

“她有爸爸在身边的日子比你长得多，但是你和其他人一样，都过得很好，”特雷说，“那个叫特蕾克斯勒的女人一直说劳伦有多聪明，智商多么高，SAT成绩多么好。但是我从没见她做出过什么聪明的决定。我本以为她会在高中毕业前怀孕。听着，要不是因为你，她早就已经堕落到现在的地步了。你和我，我们为她做的事情已经远远超过她配得上的。”

一位客人叫特雷称一点东西。

“待在罗利，”特雷说，“这个地方像是蛛网。你在这儿时间一久，就会永远被困住。最后变成她，或者我。”

朱迪驶出停车场时，想起他去上大学前的下午，他和劳伦最后一次去沙克福德屋。他们做完爱，劳伦拉着他的手，领他上楼，他们从没去过那儿。在一间后卧室里，有一张书桌和一面镜子，一个硬纸板做的殡仪馆风扇，一匹儿童木马。劳伦问朱迪，他知不知道为什么这幢房子闹鬼。他不知道，只知道这里发生过可怕的事情。他们走下楼梯时，朱迪转过身。她告诉他，我谅他们也不敢现身，我一直希望他们能出现。

朱迪回到母亲家时，晚饭已经准备好了。凯伦带着朱迪的侄女克里斯朵。他姐姐的手因为给鸡肉去骨而变得又红又粗，和孩子说话时，即便没有在责备她，声音也很刺耳。

“吃点玉米，朱迪，”他妈妈说着，用手掌托起碗，而不是手指。

朱迪长大时，有些放工之后的夜晚，他母亲连拧干抹布的力气都没有。她的手指僵硬，疼痛从手蔓延到肩膀和脖子。之后她不得不离开了家禽养殖场，当起女招待，疼痛减缓了，但是手指依然向里弯。

“真不敢相信现在已经五月了，”朱迪的妈妈说，“再过三年你就大学毕业了。”

“然后永远离开这里，”凯伦说，“小弟弟向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以为我也是，但是我把硬鸡巴和爱情混淆了。”

“别这么说话，”他们的妈妈说，“尤其别当着孩子的面。”

“为什么不啊，妈，”凯伦回答，“你也犯过一样的错误。”

他们的母亲退缩了。

“高中里你没搞大劳伦的肚子真是太可惜了，”凯伦对朱迪说，“你可以像爸爸那样一走了之。保持传统。”

“我不会那么做的。”朱迪回答。

“不会？”凯伦说，“要我说谁都说不准，是吗，小弟弟。”

“求你了，”他们的母亲柔声说，“我们说些别的吧。”

“劳伦没能在养殖场里做很久，”凯伦说，“好事。像她这么娇生惯养的人，用不了多久就会割掉一只手。但她还是四处炫耀她有多聪明。休息的时候她总是和那两个墨西哥女人坐在一起，学说她们叽里咕噜的话，帮她的‘madres [3] ’填写表格。”

克里斯朵又伸手拿饼干，被凯伦拍了一下。克里斯朵抽回手，打翻了牛奶，开始哭。

“看看你都错过了什么好戏。小弟弟。”凯伦说。

还有三年，那天晚上朱迪躺在床上想。在这样不稳定的经济状况下，可能会没有工作，却还有更多的贷款要还。他想起那个星期五下午，特蕾克斯勒小姐坐在房子的前厅，解释说单亲家庭如何能成为一种优势。你的儿子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特蕾克斯勒小姐这样告诉他母亲，然后解释了她带来的经济补助申请表格。辅导员并没有将视线停留在破旧的家具上，破了的窗户封着一块蓝色防水布，但是她的意思已经足够清楚了。这期间，他的母亲一边听，一边紧张地拽着自己的裙子，她的礼拜裙。

朱迪睡不着，于是他套上牛仔裤和T恤，坐在门廊的台阶上。夜晚又冷又安静，这会儿还没有蝉声，也没有卡车或者轿车把牧场上方的铁桥震得隆隆响。四分之一轮月亮挂在星星中间。劳伦曾经说，月亮像一个黯淡的逗号，她还说起月亮的相位。那个星期五下午，填完所有表格以后，特蕾克斯勒小姐叫朱迪一起出去走走。他们走到她的车子旁边时，她说，劳伦让我们失望，但是不要因此而放弃你生命中追求的东西。

朱迪回到屋里，打开手提电脑。他母亲家里没有网络，但是他已经下载了前前后后的照片。他看着枯萎的脸蛋，如同缩时摄影中的花朵。每一年都像是十年。慢慢走向死亡。

晚饭以后，朱迪的母亲去上班了，朱迪收拾了行李箱和背包出发去城里。他从ATM机上取走了账户里所有的钱，然后开车去了沙克尔福德屋。他把车停在福特特拉斯旁边，踏上腐烂的门廊台阶，打开门。他们都坐在沙发里，无声的电视机依然在壁炉里闪烁。

“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去罗利，”朱迪说，走上前去握住劳伦的手，“求你了，我不会再问一遍。”

她抬头时，有什么东西在她的瞳孔深处闪烁。尽管她并没有犹豫。

“我不能，宝贝，”她说，“我真的不能。”

朱迪回到外面，再次回来的时候拿着行李箱和双肩包。他把它们放在屋子中间，从包里拿出钱来，丢在募捐盘里。

“点火吧，比利，”凯蒂·林恩说着把烟斗填满，“这个男孩在外面的寒冷中待得太久。”

III

魔法巴士

莎布拉换下礼拜服，帮着做完午饭，把桌子清理干净，碗碟也洗完放好以后，去了大路上面的高地牧场看车流。从记事起她便一直这么做。过去几年里，她的兄弟杰弗里还陪她一起。他们随便选一个除了北卡罗来纳之外的州名，等着看哪种车牌最先经过。杰弗里总是选田纳西或者佛罗里达，因此他总是赢。杰弗里多年前就厌倦了这个游戏，所以现在只剩莎布拉一个人。她的母亲六月的时候说，一个快十六岁的女孩不应该热衷于这种无意义的事情，但莎布拉还是坚持去。星期天下午是她仅有的自由时间，她想怎么过就怎么过。

她听见货车引擎声，低头看着农舍。她的父母和杰弗里正要出发去布恩买冰淇淋，然后去十字山谷看望柯利阿姨，听听大表兄杰姆从越南传来的消息。他们六点左右回来，在此之前，莎布拉要开始准备晚饭。尘土在小货车后面飞扬，直到县道尽头，一块灰色的木牌子上写着蓝山大道。车子左转，经过停车带和野餐桌，消失不见。莎布拉坐下，膝盖蜷到胸口。车流排成一列缓缓向前，意料之中，因为再过两天就是独立日了。

一块块车牌相继出现，但是莎布拉总能说出是哪个州。有些比较棘手，特别是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都是白底，黑色字母和数字，即便如此，她还是能够分辨。但是莎布拉对这些不感兴趣，她在寻找像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或者阿拉斯加这些遥远的地方，车牌上有蓝色，金色和红色。每次有一辆经过，她都会想象生活在那样的地方会怎样，在这个阴郁的农场，日子过得像滴落的糖浆一样缓慢，每个星期她都重复同样的事情，从清晨给奶牛挤奶开始，到晚上收拾碗碟结束。即便像星期天这样最好的日子，她的父亲不要求她和杰弗里干农活，但早晨还是要听布道者讲述世间的罪恶，每样东西，从汽车电影院到摇滚音乐，都是恶魔的勾当。

等到九月份，学校重新开学以后，事情也不会变得有多好。莎布拉三年级时最好的朋友希拉·布兰肯希普五月份退学结婚了。下午和周末还是要干活，包括秋天收割烟叶，这是最累最脏的活。用去垢皂都没法洗干净手上的树脂，沾到头发上就必须得用剪刀剪。

面包车出现在莎布拉的视线中时，她已经数过了三十七个州。车的两侧和顶部都画着各种形状和颜色的花朵。后窗有几个巨大的紫色字母，写着魔法巴士。面包车驶入停车带，噼噼啪啪地停下来。走出来两个女人。高个子打开引擎盖，扬起一股蒸汽，她俩就不见了踪影。等到烟雾消逝，她们和车都还在那儿。莎布拉知道散热器需要加水。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拍拍牛仔裤上的灰，向房子走去，从门廊取了牛奶桶。

莎布拉沿着斜坡向大道走去时，发现那不是两个女人，而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两个人都是长头发。女人看起来并不比莎布拉大多少，穿着软皮做的宽松裙子。没有戴胸罩，也没有化妆，但是脖子里挂着一串珠子。男人年纪大一点。系着红色的印花手帕，穿着一条破破烂烂的牛仔裤，和一件剪去袖子的绿色美军衬衫。衬衫翻领的纽扣上写着充实你的头脑。他很久没有刮过胡子了。嬉皮士，别人这样称呼他们，但她父亲在电视上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会用更难听的称呼。莎布拉在停车带旁边停下脚步。

他们都光着脚，但女人还是钻进黑莓地里，把黑莓装进纸杯时，手指上沾满汁水。她一边钻进另一片灌木，一边欢快地哼唱着。男人站在面包车旁边。

“你们不应该摘黑莓的。”莎布拉说。

女人转身微笑着。

“为什么不啊。”她柔声问。

“护林员说的，因为这儿是政府土地。”

“这样我们才更有理由摘呢，”男人看着她说，“这块土地是人民的。”

他的声音和那个女人的一样，非常柔和，像是电视里的播音员。莎布拉把牛奶桶换到了另一只手。

“我只是说说，好让你们知道，”她说，“护林人每个小时都会过来。”

一辆旅行车经过野餐区域标牌，亮着转弯灯，减速，然后又加速开走了。孩子们的脸挤在后座的车窗边，眼睛睁得大大的。

“总好过看到一只熊吧，但是对父母来说，我们或许更可怕。”男人说，看着旅行车消失在拐角处。

女人从黑莓地里走出来，把杯子递给莎布拉。

“吃点吧。”她说。

“你过来些吧，我们不是坏人，”男人走到女人身边，“就像歌里唱的，我们不过是在星期天下午找点乐子。”

“好吧。”莎布拉说着走近了一些。

女人往莎布拉空出来的手里倒了五颗莓果，又给了男人五颗。莓果已经熟透了，莎布拉的嘴里都是甜美的汁水。

“我叫温迪，”他们吃完以后女人说，“这是托马斯。”

“我叫莎布拉，莎布拉·诺里斯。我住在山脊那边。”

“莎布拉，好美的名字。”温迪说。

“听上去很有异域风情。”男人说。

“不管怎么说，”莎布拉说，“我估计你们用得上水桶，在大道那边有条小河。”

“哪里？”托马斯问，接过水桶。

莎布拉指了指一片桦树林。

“你真好啊，”温迪说，“在路上最棒的事情就是遇见那么多爱和善意。”

托马斯穿过大道，走进树林。温迪坐在停车带的路沿上，招呼莎布拉和她坐在一起。

“我的表兄杰米在部队里，”莎布拉说，“托马斯过去也是？”

温迪看起来很疑惑。

“哦，你是说他的衬衫？”

“是啊。”莎布拉说。

“没有，托马斯崇尚和平，反对战争。”

“那他肯定抽了个好号码，”莎布拉说，“杰米的号码是三十二。”

“托马斯三十岁了，”温迪说，“那会儿还没有开始乐透。他们也有征兵，但是他没有被挑中。你表兄在越南？”

“是啊。”莎布拉说。

“他为什么不做一个拒服兵役者？”温迪问。

“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你不希望伤害他人，特别是在一场我们不应该参与的战争中。”

“我猜杰米觉得那是他的责任，”莎布拉说，“就好像杰西叔叔参加过二战，我爸爸去了朝鲜。”

“嗯。我希望越战能快点结束，”温迪说，“这样你的表兄和其他人就能回家了。”

一辆轿车拖着银色的房车经过，后面还跟着一排车。好几个司机经过时都盯着他们看。莎布拉心想，他们大概觉得我和温迪还有这辆车是一伙的。这个念头让她愉快，她希望自己没有穿这件格子图案的女式双兜牛仔衬衫就好了。

“他肯定很想念这儿，”温迪说，“这儿太美了。”

“也不是一直这么美，”莎布拉回答，“常常有大雾，人都快要窒息了，而且雨一下就是好几天。只有夏天有这样的好日子。”

“旧金山也是这样，”温迪说，“但是我喜欢灰暗的天气。像是在城市外面盖了条柔软的毯子。让人感觉舒适，安全，温暖。这样的早晨，我和托马斯会在床上躺半天。”

莎布拉看着温迪的左手。

“你和托马斯认识很久了吗？”

“到今年九月就一年了。”温迪说。

“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有一个星期天，走了很长的路想看看城市。但是我显然不认识。托马斯出现了，自愿当我的导游。”

“所以你不是在那儿长大的。”

“密苏里。”

“你还去念大学吗？”莎布拉问。

“不去了，”温迪说，“和托马斯在一起我学到了更多。”

“比如？”

“人们需要付诸行动而不是嘴上说说。就像这次旅行。有一天托马斯说我们应该去旅行，两小时后我们就上路了。”

托马斯从树林里走出来，右手提着水桶。他过马路时，水漫出来，打湿了灰色的沥青路面。

“需要帮忙吧，宝贝？”温迪问，伸手想要从路沿站起来，但是托马斯摇摇头。

“我从没去过任何地方，”莎布拉说，“唯一一次离开北卡罗来纳是学校组织去诺克斯维尔。”

“你们家从来不去度假？”温迪问。

“我和弟弟杰弗里一直想要去佛罗里达，”莎布拉说，“但是我父母说没钱。”

“不需要钱，至少不需要很多钱，”温迪说，“托马斯和我六星期前离开旧金山时只有五十块。”

“那你们吃什么呢，怎么买汽油？”

“分享东西，”温迪说，抚摸着脖子上的珠子，“我每天都串珠子。别人拿钱来换，或者食物，甚至汽油。托马斯也有东西可以拿出来分享。”

莎布拉向西眺望祖父山。太阳挂在山顶，像钓鱼浮标似的，等待着被什么东西拽下去。她的父母和杰弗里可能已经离开了柯利阿姨家。是时候穿过牧场往回走了，但是莎布拉不愿意。如果面包车早点开来就好了，她家人一出门就开来。

托马斯关上引擎盖，朝路沿走来，但是没有坐下。他把水桶递给莎布拉，她站起来接。温迪也站了起来，托马斯搂住她的腰，把她拉过来，亲吻了她的脸颊。

“我们可以走了，宝贝。”他说。

“但是这儿真不错，”温迪说，“我们待一个晚上吧。”

“是不错，”托马斯说，“可是我们吃什么呢，女士？”

“我们有足够多的面包和花生酱做三明治吃。”

托马斯叹了口气。

“我们有十八块。我在想，我们可以在布恩停一停，吃顿真正的饭。”

“我可以让你们吃顿好的，”莎布拉说，“而且不用花钱。”

“你真是太好了。”温迪说。

“你的父母呢？”托马斯问，“他们可能不会赞同你为陌生人做这些，特别是看上去像我们这样的。”

“我不会让他们知道的，”莎布拉说，“天一黑他们就上床了。你们可以吃鸡肉、豆子，还有玉米面包，我会做一些土豆色拉。还能带些新鲜牛奶给你们。”

“这些值得我们等上几个小时。”托马斯说。

“但是你得把食物带到这儿来，”温迪说，“在夜里。”

“你们可以在谷仓和我碰头，”莎布拉说，“我会指给你们看在哪儿。天黑以后，你们就能过去。”

“我们怎么回来呢？”托马斯问，“我们没有手电筒。”

“我会给你们一个，或者你们也可以在谷仓过夜。第二天早晨我会过去挤牛奶。”

“我们喜欢待在外面，看看星空，”托马斯说，“但是吃的听起来不错。”

“你肯定这样没问题吗？”温迪问。

“我真的很愿意为你们做些什么，”莎布拉回答，“像你说的，分享令人愉快。”

温迪微笑着伸手摸了摸莎布拉的脸，停留了一会儿。莎布拉感觉到手心的温度。

“你会喜欢旧金山的，莎布拉，”温迪说，“它也会喜欢你。”

莎布拉在家人回来前只够时间做土豆色拉。杰弗里冲进来，抓起棒球手套，父母刚进屋，他就又跑了出去。

“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那孩子像个弹簧一样坐不住。”

“十二岁的男孩都这样，”她父亲说，“我可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和别人不同。”

他们能听到球撞在柴棚上的声音。

“妈的。想起来了，”她父亲说，“我得去把喷淋罐装满，明天要用。”

他走出门去。撞球声停了一会儿，又开始了。母亲走进厨房，系上围裙。

“你磨磨蹭蹭的，姑娘。”

“我打算做土豆色拉，”莎布拉说，“花的时间比我预计的长。”

“好吧。不用担心，”母亲说，“你爸爸和弟弟靠那些冰淇淋还能撑一会儿。”

母亲给鸡肉上浆，开始油炸，莎布拉拿出豆子，摆好玉米面包，放进烤箱。

“柯利阿姨怎么样？”莎布拉问。

“还行，不过她觉得杰米不会活着回来了。”

“她为什么这么想？”

“因为已经有第二个从十字谷去的男孩死在那儿了，”她母亲说，“死者成三，她是这么对你爸爸和我说的。”

莎布拉露出痛苦的神情。

“你这表情是什么意思？”她母亲问。

“好像这里的每个人都抱着最坏的打算。”莎布拉说。

“我不这么想，”母亲说，“如果孩子在那儿，任何人都会担忧的。”

“杰米不是非去不可，”莎布拉柔声说，“他可以告诉军队说不想再打仗了。他可以成为拒服兵役者。”

母亲正要把炸鸡夹到吸油纸上，她停下手里的动作。

“天哪，姑娘，别让你爸爸听到你这么说。你知道他上回在新闻里听到这种东西的反应。他不想再被自己的女儿惹恼，而且他今天对你特别好。”

“什么？”莎布拉问。

“你的生日礼物，”母亲说，“我不小心说漏了嘴，但是只有五天了，所以我告诉你吧。我们去凯马特买了你一直想要的唱机。”

“但是你们都说太贵了。”莎布拉说。

“你爸爸说我们应该把这个夏天你错过的所有冰淇淋都算成钱。不管怎么说，今年的收成应该不错。六月的雨水会帮我们度过干旱。到秋天，我们的谷仓会装满干草和处理过的烟叶。”

莎布拉的母亲把最后一点油倒进一只旧的咖啡罐里，转身，微笑着。

“看，这不是什么最坏的打算，是吧？”

“嗯。是啊。”莎布拉说。

“那么笑一笑，叫你爸爸和弟弟过来吃饭吧，不要让他看出来你已经知道唱机的事情了。他希望给你一个惊喜。”

农舍的灯都熄灭以后，莎布拉从枕头底下拿出手电筒。她脱下胸罩，穿上一件胸口印着田纳西字样的橘红色T恤，轻手轻脚地走进厨房，装了一只食物袋。第二天怎么解释消失了的食物，莎布拉不知道。可能不需要解释，她告诉自己，但是我至少还得去看看。

莎布拉打开前门，向谷仓出发，她循着门廊的灯泡和自己的习惯走，看到一抹微弱的橘红色光线时，已经快要走到谷仓门口了，她还以为那是一只发光虫，直到打开手电筒。托马斯坐在谷仓地板上，背靠着马厩的门。温迪坐在几尺远的地方。他们中间放着一只亮黄色的双肩包。

“爸爸不允许在谷仓里抽烟。”莎布拉说。

托马斯笑笑。

“这不是烟，至少不是他想的那种。”

托马斯吸气的时候，橘红色的一端微微发光。过了一会儿，他噘起嘴唇，让烟雾从嘴里滑出来。他把手里的东西递给温迪，她也做了相同的动作。

“你抽过大麻吗？”托马斯问。

莎布拉摇摇头，回头看了看农舍。如果大麻的气味传得足够远，她父亲会闻到。莎布拉告诉自己，不会的，你不过是在做最坏的打算。

“你看起来好像不太乐意。”托马斯说。

“我听说过这玩意儿的功效。”

“好还是不好？”托马斯问，从温迪手里接过大麻。

“不好。”莎布拉说。

托马斯又呼了口气，让烟雾弥散在他们中间。

“谁告诉你的？”

“我的健康老师。”莎布拉说。

托马斯举起大麻烟，做了一个缓慢的旋转的动作，像是在空中写了些什么。

“你觉得他嗨过吗？”

灰头发的波德斯先生是位教堂执事，甚至都不抽烟，莎布拉试图想象他像托马斯和温迪一样，吸一口气让大麻烟停留在肺里，然后再慢慢地吐出来。

“没有。”莎布拉说。

“那他就不知道，不是吗？”托马斯说。

“我想是的。”莎布拉说，从钉子上拿下一块鞍褥。

大麻烟只剩下一截了，几乎拿不住。托马斯最后一次把它放进嘴里，然后把剩下的撒在裤腿上，用手掌揉进布里。

“都没了。”他说着，举起手来。

莎布拉把食物袋放在鞍褥上，摆好手电筒，把光线照在他们跟前。她拿出两把叉子和两个纸盘，又拿出一只特百惠保温碗和一罐牛奶。

“抱歉我不能帮你们加热，”莎布拉说，“我也没有带杯子来。”

托马斯把玉米面包和鸡肉放在盘子上，盛出一些土豆色拉，咬了一大口鸡肉。

“天哪，太好吃了，”他说，用叉子指着温迪，“你最好快点吃，不然一会就什么都没了。”

“你呢，莎布拉？”温迪问。

“我晚饭吃了很多，”莎布拉说，从包里取出牛奶，“包里放不下杯子了，但是我估计你们也不会介意。”

尽管罐子里还有牛奶，特百惠的碗很快就空了，只剩下几根骨头。

“从没遇见过比汽车散热器坏了更好的事情了。”他说。

“是啊，”温迪同意，“我们正巧经过，绝没想到在山的那边能遇见新朋友。”

“可能是注定的，”托马斯说，看着莎布拉的眼睛，“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那句你很喜欢的话是怎么说来着的，温迪，有关命运的那句话。”

“我们不寻找命运，命运来寻找我们。”温迪回答。

“我相信，”托马斯说，还是看着莎布拉，“你呢？”

“我也这么想。”莎布拉说。

托马斯把脑袋靠在马厩的门上，半闭着眼睛。温迪打开双肩包，拿出一串珠子递给莎布拉，和她戴着的那串一样。

“我在等你的时候做了这个。”

“这比我见过的任何东西都美，比彩虹都美，”莎布拉说，“太谢谢你了。”

她双手捧着珠子，慢慢拉开松紧带，再让它们在脖子上收紧。

“我戴着好看吗？”莎布拉问。

“太好了，但是两串的话会更好看，”温迪说，“你想自己试试吗？很容易。”

“好啊。”

莎布拉凑近过来，像温迪一样盘腿坐下。温迪把一圈橡皮筋和一塑料袋的珠子放在她们中间。莎布拉拿起一根绳子，看着温迪在距离尾端一英寸的地方打了一个双结，她也照做。她开始从塑料袋里选珠子，试图每种颜色都找一颗。

“你这样做没错，”温迪说，“但是如果让颜色给你意外之喜的话会更有趣，像这样。”

温迪说着把手伸进塑料袋里，拿出一颗绿色的珠子。她把珠子穿进绳子，看都没看就又拿出一颗橘红色的。莎布拉也照做。

“这样真的更好看了，”莎布拉做完以后说，“我猜旧金山的人整天都做手工。”

温迪笑笑。

“是啊。”

“他们在那儿还做什么？”莎布拉问。

“唱歌跳舞，注视着彼此，爱着彼此。”

“把自己弄嗨。”托马斯的眼睛现在彻底睁开了。他把一只手放在温迪的大腿上，抚摸了一会儿，然后挪开。“做爱，反战。”

“所有人都很年轻，”温迪说，“你去了才会知道。”

“我希望以后能去。”莎布拉说。

“你会的，”温迪说，“你到了那儿，就再也不会想离开。”

“嗯，我如果去了那儿，”莎布拉说，“就先去找你们。”

“当然，”温迪说，“你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直到你找到自己的住处，你说呢，托马斯？”

“没错，”托马斯说，“不过既然你现在就能搭上魔法巴士，还等什么呢？”

起初莎布拉以为托马斯是在开玩笑，但是他没有咧嘴笑，甚至都没有笑意。温迪也没有。莎布拉想了想托马斯和温迪离开以后会怎么样。星期天之前她都不会遇见同龄人。即便碰到了，也是同样的人，他们总是用同样的方式谈论同样的事情。

“你是说跟你们一起走？”莎布拉问，“我是说，明天？”

“明天，甚至今晚也行。”托马斯说。

“我想和你们一起走。”莎布拉柔声说，想要再假装一会儿，好像她真的可以似的。

“你会很受欢迎的，”温迪说，“但是如果再等等或许会更好，我是说，你多大？”

“十七岁。”

托马斯看着温迪。

“要命，我认识你的时候，你也不过是比她大一岁。外面很多女孩都那么年轻，或许还更年轻。事情就是这样的，宝贝，趁你还足够年轻的时候过自由的生活，认识到什么是自由。”

“我觉得没错。”温迪说。

托马斯指了指缠绕在莎布拉手上的珠子。

“你干嘛不戴上呢？”他说。

莎布拉把珠子绕过头顶，拉了拉，挂在另外一串旁边。她想了想如果她的父亲看到她戴着这个会怎么说。或者她的母亲，她也不会喜欢的。托马斯往烟纸里放了更多大麻，把两头拧了起来。

“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感觉？”莎布拉问，“我是说，大麻？”

“就像做梦一样，不过你醒着。”托马斯说。

“但都是好梦，”温迪补充，“你想要做的那种梦。”

“不会有伤害吗？”莎布拉问，看着温迪。

“不会，”温迪说，“它会治愈你，赶走坏事。”

托马斯点燃了大麻烟，递给莎布拉。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试试，要不然我还有些真家伙。”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阿司匹林药瓶，标签撕去了一半。里面有圆形的粉红色药片和点22口径子弹形状的红蓝胶囊。

莎布拉接过烟。

“吸一口，然后在肺里能憋多久就憋多久。”托马斯说。

“一开始别太久，”温迪提醒她，“你会咳嗽的。”

莎布拉照做了，咳到窒息，把烟递还给托马斯，他飞快地吸了两口，呼出来。烟卷在他们手里交替了两圈，托马斯伸出空闲的手，把温迪的一绺头发绕在手指上。他慢慢地抽回手指，头发在头皮上扯了一会儿，他才松开。

“过来，宝贝。”

托马斯吸了一口，温迪靠过来，让烟雾灌进她的嘴里。

“轮到你了。”托马斯说。

莎布拉没有挪动，于是他靠了过去。

“张开嘴。”托马斯说。

她闭上眼睛，照做了，从喉咙和肺里感觉到他温暖的烟气腾腾的呼吸。托马斯呼完一口气时，嘴唇扫过了她的嘴唇。

托马斯再次靠回马厩的门边，深深地吸完最后一口，把剩下的揉进牛仔裤里。温迪用两只手捂住脸。她咯咯笑着，然后抬起手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

“我太嗨了。”

“我告诉过你这是好东西。”托马斯说。

“很好。”莎布拉同意，尽管除了喉咙发干她什么都感觉不到。

“如果我们买下那台收音机，现在就能跳舞了。”温迪说。

“我怀疑他们在这儿常常放水银使者乐队和感恩而死乐队，宝贝，”托马斯说，“还有魔城音乐公司的。”

莎布拉想起那台唱机，但是就算她有45转黑胶唱机，也没有地方插电。

温迪兴高采烈。

“我能自己唱。几乎和唱片放出来的一样好听。我来当点唱机，你们想听什么我都能唱。”

温迪挪了挪手电筒，让它照着谷仓的中央。她站起来，把一只手放在托马斯的胳膊上。

“来吧。”她说。

托马斯站起来，温迪把头靠在他的胸口。

“你想要听什么歌，宝贝？”

“《白兔》。”托马斯说。

温迪开始哼唱，她和托马斯摇来摇去，脚却几乎没有动。莎布拉想喝点水，她的喉咙太干了。她伸手去拿牛奶的时候晕眩袭来。托马斯和温迪，还有谷仓，以及夜晚本身，都向后滑落到远处，又重新出现，但一切都是垂直的。莎布拉一瞬间惊慌失措。她闭上眼睛，除了温迪的哼唱，她想把其他一切都屏蔽。很快哼唱声既像是在外面，又像是在她的身体里。莎布拉感到就连她的指尖都快乐得叮当响。当她睁开眼睛时，确实像一场梦，一场温暖的美梦。她看着托马斯和温迪跳舞，紧紧地搂住对方。他们相爱，而且不怕表现出来。这片农场从没发生过这么美丽，这么奇妙的事情。从没。

温迪停止了哼唱，但是头依然靠在托马斯的胸口。

“现在唱什么？”温迪问。

“我不在乎，”托马斯说，“但是莎布拉也应该跳支舞。”

“是啊。”温迪同意。

“我不能跳舞，”莎布拉说，“我头晕。”

托马斯走过去，扶莎布拉起来，站了一会儿，领她走到谷仓中间。

“你想听什么歌，莎布拉？”温迪问。

“我不知道，”她回答，“你挑一个吧。”

“我唱《两边》”，温迪说，“这是首很好听的歌。”

温迪坐在马厩的门边，开始哼唱。托马斯用胳膊搂住莎布拉的腰，把她拉近过来。她像温迪一样把头靠在他的胸口。她和希拉曾经假装跳过几次舞，学着电视里在舞池中滑动的情人，但是现在更简单。只需要彼此倚靠着，轻轻滑动脚步。她身体的一部分像是在其他地方观看着自己和托马斯跳舞，既亲近，又遥远。她能闻见托马斯，有股麝香味，但并不难闻。他把脸靠过来。

“像你这么可爱的女孩一定有男朋友。”

“没有。”莎布拉说，没有说她的父母不让她约会。

“难以置信，”托马斯说，“也很难相信你真的有十七岁。你到底多大？”

“十六岁。”

“甜蜜的十六岁，”托马斯说，“已经足够大了。”

他把另一只空闲的手放在莎布拉背后，又拉她靠近了一些，她的乳房压在他的胸口。他放在她腰间的手移到了她脊椎和屁股的交接处，现在她的整个身体都扑入了他的怀中。她能透过牛仔裤感觉到他。他们的脚不再移动，只有屁股还在摇摆。莎布拉看着温迪，她哼到最后几个音符的时候，已经闭上了眼睛。

“你们接下来想听什么？”温迪问。

莎布拉从托马斯的怀抱中滑出来。谷仓晃了一会儿，她盯着自己的鞋子以及鞋底的稻草和污泥，才保持住了平衡。当谷仓再次平稳下来，它就像是缩了水，尤其是谷仓门。

“轮到你了，温迪。”莎布拉说。

温迪睁开眼睛。

“我已经占据了他一整天，现在他是你的。”

托马斯把一只手放在莎布拉的胳膊上。

“温迪不介意分享。”他说。

“我头晕，”莎布拉说，“晕得没法跳了。”

托马斯点点头，手滑到她的胳膊内侧，手指扫过她的手心。

“没事，”托马斯说，“第一次总有些害怕。温迪也是这样。”

“再和我跳一支舞吗，宝贝？”温迪问，“还是把唱机关了呢？”

“把唱机关了吧，”托马斯说，“我们该上路了。”

“我以为你们会待到第二天早上。”莎布拉说。

“这辆巴士没有固定的日程表，”托马斯说，“它经过时，你要么上车，要么留在原地。”

温迪把松紧带和珠子放进双肩包，拉紧带子。她站起来，有点摇晃，朝谷仓门走去。

“那么，”托马斯说，“准备好上车了吗？”

“我很想去，但是……”莎布拉顿了顿，“我的意思是，我在想或许你们可以给我留个地址，或者电话号码。这样我能找到你们。”

“但是你会来的吧，”托马斯说，盯着她，“只不过你不确定今晚该不该走。”

“没错，”莎布拉说，“我就是这么想的。”

“月亮侧过身来，露出一张微笑的脸，”温迪说，“千真万确。”

托马斯拿起手电筒，靠在马厩上。他把光束照在他和莎布拉之间的地板上。她几乎看不清他的脸。

“有时候要是你被锁住了，”托马斯说，“其他人会解放你。”

“我没有被锁住。”莎布拉说。

“真是这样的话，现在就上路吧，”托马斯说，“我能教你身体的每个部分如何获得自由，你的头脑和你的身体。”

“我得走了。”莎布拉说。

一根火柴点燃了。托马斯慢慢地把火柴放进马厩。他的手伸回来时是空的。

“像我说的，有时候得有其他人来解放你。”

“这可不好玩，”莎布拉说，“你们得走了。”

“过来看笑脸。”温迪说。

莎布拉先是听到火苗的声音，马厩里噼噼啪啪响，但她还是不相信，直到闻见烟味。火苗从木板往外蹿。莎布拉抓起地上的鞍褥，正要打开马厩门的时候，托马斯伸出胳膊拦住了她。

“得了吧，”他说，“我们得走了。”

“不行。”莎布拉大喊着挣脱出来。

她打开马厩门，拍打着火苗，但是它们已经蹿到了下一间马厩。褥子也着了火，扑不灭。火苗蹿上了阁楼，莎布拉在烟雾中很快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她跌跌撞撞地走出谷仓。烟雾像棉花一样堵在她的肺里，她一路咳嗽跑到溪边。农舍的灯亮了，她父亲朝谷仓跑去，杰弗里和母亲跟在后面。她从高地牧场看到一束光在栏杆旁边停留了一会儿，然后转向大道，消失不见。

莎布拉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睡着，但是当她醒来时，东面的黑夜已经开始放亮。过了一会儿，母亲跑进她的房间里，告诉莎布拉说不管有没有谷仓，还是得去挤牛奶。莎布拉穿好衣服。当她穿过前厅的时候，父亲睡在沙发上，还穿着外套。他的脸上和手上都是煤灰，闻上去一股烟味。原先的谷仓现在变成了一块黑色的烟熏痕迹，牛奶桶搁在一边。奶牛正在溪边喝水，莎布拉走近时它抬头看了看。她穿过烧焦的土地，走进高地牧场，钻过栏杆。

面包车不在了，但是手电筒在路沿的草丛里。她关掉手电筒，沿着斜坡回到牧场。底下，奶牛已经离开了溪水。站在谷仓的灰烬旁，等着有人来挤奶，不知道还能去其他什么地方。

嫁妆

纽厄尔太太收走布恩牧师的盘子和咖啡杯以后，他逗留在桌边，看着厚厚的雪片落下来。花园被天使的翅膀覆盖了，紫荆的深色枝条如同披上白色的锦缎。不是刺骨的雨夹雪就算是好的啦。纽厄尔太太回到教区长家的餐厅时，布恩牧师这么跟自己说。

“这种天气外出的话你会染上风寒，”管家说，指指他的圣经，“这样你就不是自己读圣经了，而是听别人在你的棺材上读。”

“听得到吗，纽厄尔太太，”布恩牧师微笑着，“你是在怀疑教堂教义吗，死者已死，直到耶稣回归。”

“呸，”管家说，“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布恩牧师点点头。

“是啊，我们也希望是个好天气，但是我保证我会去的。”

“再过一个星期也没关系，”管家说，“年轻人有的是时间。”

“已经八个月了，纽厄尔太太，”他提醒她，“还有，他们也不是那么年轻，特别是伊森。两年的战争夺走了他太多青春，甚至可能是全部。”

“我还是觉得他们能再等一个星期，”管家说，“可能到那时候，上校饮恨而终，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我更担心伊森撑不到一个星期就会做出可怕的事情，”布恩牧师回答，“还是出于他自己的决定。”

管家发出愤怒的叹息。

“我去把纽厄尔先生叫来牵马，带你出去。”

“不行，今天是星期天，”布恩牧师说，“他备好轻型马车就行。独处能让我思考一下下星期的布道。”

他松开车闸的时候，雪势还完全没有减弱的迹象，但是马车的帆布顶为他挡住了大雪，厚厚的羊毛外套也足够暖和。车轮轻轻地压过城市里被踩踏过的雪。没有其他声响，商店都关着，庭院和门廊也空荡荡的；唯一的生机是窗户里壁炉闪烁的火光。他经过诺亚·安德鲁斯的家。这位医生会责备他在这样的鬼天气出门，但是换做是诺亚，如果有任务在身，也会这么做。头顶，低低的天空呈现出铅灰色。布恩牧师心想，恰如其分。

五年前战争开始以来，他看到如邻居般和睦相处的家庭反目成仇，很多甚至还有氏族的亲属关系。人们不时拔拳相向，男人举着来复枪去教堂做礼拜，但是和郡里其他地方不一样，这片社区至少没有发生过杀戮。相反，当地居民死在冷港、石河和夏伊洛国家公园，他告诉诺亚·安德鲁斯，在希伯来语中，夏伊洛的意思是“和平地带”。教堂宗教团体的大部分人都支持联邦，那些人一路向西加入林肯在田纳西的军队，还有些人加入了分裂派，包括戴维森一家。布恩牧师也向着联邦，尽管除了诺亚·安德鲁斯没有人知道。他告诉自己，为了在教堂中保有破损的仁慈，牧师必须保持中立。然而有些时候，他怀疑自己的沉默只是怯懦而已。

现在为联邦而战的伊森·布克想要娶戴维森上校的女儿海伦。这对情人在上星期的礼拜前来找他，再次请求他的帮助。他俩青梅竹马，春天的同一个星期日在法兰西布罗德河由布恩牧师施洗。伊森和海伦十二岁时，他们问他，到了适婚年龄，他能不能为他们证婚。大人都很吃惊。自从去年春天战争结束以后，布恩牧师注意到他俩会在礼拜前后交谈，看到他俩飞快的小动作。但是伊森去戴维森家的农场拜访海伦时，上校在门口拦住他，残存的手里握着一把柯尔特自动手枪。他发誓说，你别想活着踏上这门廊一步。伊森和海伦把他的话当真。连续八个月，每个星期天下午，伊森走三英里路到戴维森农场，为这个独手男人做最粗重的活，而他自己家只有一头伤了背的驴。海伦站在门廊向外张望时，伊森更换谷仓变形的木板和腐烂的屋顶，清理水井，把干草垛放进阁楼。之后，他站在台阶上和海伦聊天，直到夜幕垂落到山谷。然后他才走回农舍，他的寡妇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在那儿等他。

教会里打过联邦军队的人仿佛都已经打算把战争忘记，即便是里斯·崔普里特，他在冷港失去了两个兄弟，但是戴维森上校并没有，他在北卡罗来纳第五十五队服役过的侄子和表兄也没有。布恩牧师知道，胜者比败者更容易原谅。戴维森上校板着脸聆听整个布道，他与伊森还有其他退伍老兵，包括他自己的男亲属不同，上校每次来做礼拜都穿着浅褐色的军装外套。布恩牧师建议他把军装收起来的时候，戴维森上校便指指空袖管。他粗暴地回答，牧师，有些事情是无法忘怀的。

伊森那个星期天也在，他和布恩牧师一样，知道这个男人是认真的。即便是在战前，戴维森上校也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一点点小事就能惹恼他。一次一个小贩打趣说戴维森的种马看起来更适合耕地，警长和另外两个人好不容易才拖住上校没把他打死。一个不好相处的男人在四年间目睹周围人的死亡，变得更不好相处，当然，还有他那只被散弹枪炸飞了的手。然而其他人也很痛苦。布恩牧师在老人和年轻人的脸上都见过那种表情。他见证了家庭的悲伤，有时候还亲自带去死讯。那些没有男人去参战的家庭，也承受着他们的那一份恐惧和痛苦。他自己没有经历过这种艰难。即便是在战争最后一个残酷的冬天，他也没有缺少过木柴和食物，他没有孩子，不用担心儿子。没有其他人指责过他。他在那段黑暗时期几乎孤身一人，上帝的牧师是被保佑的。

马从鼻子里呼出白色雾气，蹄子小心翼翼地踩在斜坡上。一阵微风吹过，积雪倾泻。寒意从纽扣间钻进乘客的领口。雪地上出现浅浅的靴印。随着印子渐渐加深，布恩牧师辨别出脚跟的鞋钉，破损的皮革用报纸补过。当戴维森坐在他温暖的农舍里面，这个年轻人则忍受着长途跋涉。布恩牧师重新考虑了下周的布道。他思索着俄巴底亚书的第一章，而不是讲述善行的章节，你自己心中的骄傲欺骗了你。

靴印越来越深，马儿跟随脚印朝着远处烟囱冒出来的烟雾行走。马车驶过小溪时，冰在轮子底下吱嘎作响。其他情侣会私奔去得克萨斯，但是伊森的父亲在战争最后一年死于天花，他无法远离自己的母亲和弟妹。路面开阔起来，树木不见了。布恩牧师经过在积雪底下沉睡着等待春天的玉米和干草地。

伊森抱着一捆木柴走出柴房。他来到门廊旁，把木柴放在三根粗壮的炉柴边，又返回柴房。海伦站在门廊上，披着羊毛披风和围巾。她一看见马车便朝柴房大喊。伊森走出来，右手握着一把斧头。等马车在院子里停下，戴维森上校严厉的脸出现在窗户后面，又缩了回去。伊森把斧头靠在柴房边，把马拴在篱笆桩子上。他帮助布恩牧师从座位上下来，当布恩牧师踏上门廊时，他去拿水给马喝。海伦和他握了握手，他们的手一样冰凉。

“我们不知道你是否会来，”她说，“天气太糟了。”

门开了，戴维森太太端着杯咖啡走出来。

“欢迎，牧师，”戴维森太太说着，又对海伦说，“把这个给伊森，女儿。”

海伦接过杯子，递给等在台阶上的伊森。

“进来吧，布恩牧师，”戴维森太太说，“还有你，女儿，你也进来，至少进来一会儿。”

“除非伊森也进来，不然我就待在门廊上，”海伦回答，“但我们会听到你们说什么。”

布恩牧师进屋时，海伦坚定的手扶在门框上，确保门半开着。戴维森太太接过他的外套，消失在了后屋。外面的天气阴沉，客厅也更加昏暗。炉火提供的光亮慢慢地把房间展现在面前——一幅猎人和狗的画，一块紫红色的地毯，一把长靠椅和一个书架，最后，上校坐在远远角落的一张温莎靠背椅里。这位一家之长坐在那儿，几乎不理不睬。夹杂着几绺褐色的灰发向后梳着。尽管戴维森要年轻十来岁，布恩牧师在他面前从未觉得自己年长。

戴维森太太拿着一杯咖啡从后屋回来。

“这儿，牧师。”

布恩牧师感激地接过来，因为严寒从半开的门里钻进来，填充了火苗的热度。他把杯子举到嘴边，轻轻地吹气，于是潮湿的暖气拂过他的脸颊和眉毛。他喝了一小口，赞许地点点头。

“能够再次喝上真正的咖啡真是神的恩赐，”戴维森太太说，“我们已经很久没喝了。”

上校在椅子里动了动，他的目光凝聚在布恩牧师的圣经上。

“是不是应该把你的来访当成是公务？”

“是你女儿和伊森叫我来的，”布恩牧师回答，“但我也是大家的朋友，包括你。”

“把那扇门关起来。”戴维森上校对妻子说。

“不要，妈妈，”海伦在门廊里说，“我们要听你们讲话。”

布恩牧师露出一个浅浅的微笑。他差点想说有其父必有其女，谨慎起见还是没说。戴维森太太盯着地板。

“很好，”戴维森上校说，“寒冷能让我们跳过客套。你说吧，帕斯特。”

“我们是时候应该痊愈了，利兰。”布恩牧师说。

“痊愈，”戴维森上校举起左手，“你的朋友安德鲁斯医生会告诉你，有些事情没法治愈。”

“可能人类不行，”布恩牧师说，举起圣经，“但是上帝的恩泽可以。歌罗西书说，像上帝原谅你一样原谅他人。”

“所以你是来传播福祉的，”上校说，扯了扯袖子，火光照亮了手腕的残肢，“以命抵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也应该以手还手。”

“路加福音说爱你的敌人，对他们仁慈。”

“利未记说追捕敌人，”戴维森上校反驳，“他们应该倒在你的剑下。”

“你过度引用了旧约，”布恩牧师说，“那里面惩罚要比原谅多。”

“但是它们粘在一起就是一本书，”戴维森上校回答，“我们选择作为自己生存准则的章节。”

“伊森也吃了苦，”布恩牧师说，“你失去了一只手，他失去了青春。你在战场上目睹的一切他也目睹了。你对敌人的愤怒和仇恨他也都感觉到。”

“他现在对我的恨意并没有比之前少。”

“但是他不恨你，”布恩牧师回答，“更何况，他爱的也是你的一部分，而海伦也爱他。你看到他对你女儿，以及你整个家庭的奉献了。伊森已经脱下军装。他告诉我，为了安抚你他会烧了它，他发誓绝不在你面前提起战争。你还能说什么？”

上校指指失去的手。

“我已经回答过了，”他说，“不要其他的。”

“是啊，你回答过了，当着你家人的面，”布恩牧师说，语气也变得很简练，“那他们的愿望呢？”

“我的手没了，这是我的痛苦，不是他们的。”

好一会儿，唯一的声音是火苗的嘶嘶声和噼啪声。

“他们原本没有你的祝福也能结婚，”布恩牧师说，“他们现在还是可以。”

“是啊，让我们把话说清楚，如果他们这么做了，”上校回答，“海伦就再也别想踏进这个房子，如果我在任何地方看到伊森·伯克，城里，教堂里，我一定会杀了他。”

“那你也得杀了我才行，爸爸。”海伦在门廊里叫。

戴维森太太举起手来捂住耳朵。

“我再也不要听到一个字了，”她提高了声音，“再也不要。再也不要。”

当她转向布恩牧师的时候，心里有什么东西与其说是粉碎了，不如说是枯萎了。戴维森太太的手垂落在身侧，低着头。四年来她在没有丈夫的情况下独自维持着农场，除了女儿没有人帮忙。有两次外人侵扰，偷走了家禽，并且威胁说要把房子和谷仓都烧了。布恩牧师记得李将军投降的消息传来时，没有一个联盟士兵的妻子为失败而哀伤，包括他面前的这个女人。她们流眼泪是宽慰于战争终于结束了。

“谈论更多的暴力没有意义，”布恩牧师说，“过去的几年里，我们承受的痛苦还不够多吗？”

“我们，牧师？”戴维森上校涨红了脸回答，“你竟敢对我说你们在战争期间承受了很多痛苦。”

“把布恩牧师的外套拿过来。”上校对妻子说，这次戴维森太太照做了。

布恩牧师走出去的时候，伊森站在第一格台阶上，海伦站在门廊，他俩握着的手搭在分界线上。他们在争吵。海伦转向布恩牧师，流着眼泪。

“别让伊森这么做。”

“我们不应该劳烦你过来的，”伊森说。他空出来的一只手指指斧头，“这是唯一能让他满意的办法。上帝啊，我现在就动手。现在。”

布恩牧师上前一步，用手肘抱住他。

“你会流血至死，或者得坏疽。有什么好处呢？”

“我看到很多男人只有一只手臂，”伊森说，挣脱了布恩牧师的手，“他不也活着，不是吗？”

“和我一起回去，”布恩牧师说，“我保证我们能找到办法，不拿你的生命冒险。”

“听他的，伊森，”海伦说，“求你了。”

“我们已经等了那么长时间了，”伊森也落下眼泪，“我做了所有事情，还是不够。”

“再等一个星期，”布恩牧师说，“再给我一个星期。”

“求你了，伊森，”海伦啜泣着说。

伊森用胳膊擦干眼泪。他点点头，朝着房子说。

“一个星期，”年轻人大声喊，“一个星期以后我就照做，戴维森上校，我发誓。”

“我一直把你当成聪明人，威廉姆，尽管你有着单纯的信仰，”第二天早上安德鲁斯医生说，“但是你的举动完全谈不上理智。”

两个人坐在后屋，这间屋子被用来当成办公室和检查室。布恩牧师来过很多次，他或者教会里的人生病都会来，但是更多时候，这个地方就像是沙龙，马歇尔受过优等教育的人在这儿无所不谈，从文学，政治，到科学，宗教。三十年来，这间屋子几乎没有变过。富兰克林钟在书架顶上嘀嗒响，旁边的罐子里装着粉和酊剂。中间的架子上庄重地摆着一排皮脊的医学书，底下是几册莎士比亚，司各特和萨克雷中间插着《自然中的人类地位》和《物种起源》。检测桌抵着对面的墙；房间中间放着一张红木桌，一边装饰着药丸切割机，分类账本和一个研钵杵，另外有一把银质的秤，有些年头了，散发着黯淡的光芒。桌子上放着盏油灯，还燃着火苗。因为拉着窗帘，漆黑一片的办公室有种忏悔室的气氛，就如同这间看起来亘古不变的房间一样，无疑更容易谈论常常被证实的恐惧。

“没有其他办法了，”布恩牧师说，“私奔不可能，上校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又无法说服他。年轻人什么都做了。八个月来，他承担一切重活。即便是这种天气，他还是在外面砍柴。他是胜利者，却提出要烧了自己的军装。”

“上校听起来和普罗斯彼罗很像。”安德鲁斯医生说。

“普罗斯彼罗原谅了他的敌人，”布恩牧师回答，“是伊森自己提出要做苦力的，他也证明了自己配得上任何男人的女儿。”

安德鲁斯医生从抽屉里拿出一支石楠木烟斗和一个烟丝盒，这是他参与激烈讨论时的习惯。他装好烟丝，点燃烟斗，手扇一扇，熄灭了火柴。

“看来你的新烟斗到了。”

“是啊，”安德鲁斯医生握着石楠木烟斗，“我只希望好办法也尽快漂洋过海。”

“你会帮我们吗？”

“你忘记我的誓言了，牧师。没有伤害。”

“你能治好的，诺亚，而且不单单是两个家庭，还是整个社区。”

“但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威廉姆，”安德鲁斯医生回答，“他们都是年轻人，两个人都美丽可爱。如果他们没法在一起，也都可以找到其他人结婚。时间或许会证明这是更明智的选择。”

“伊森已经下定决心，”布恩牧师说，“你不做的话，他也会自己用斧头。”

“你真的相信？”安德鲁斯医生问，“我以经验断言，一旦拿起斧头，这种脆弱的勇猛就没有了。我在波蒙格利医学院目睹过有同事在切开尸体时昏厥。这间办公室里也发生过。你认为无畏的男人，看到几滴血就不行了。”

“他在战争中见过鲜血和伤口，肯定也见过截肢，”布恩牧师说，“如果其他人不做，他就会自己做。要不是我阻止了他，他昨天就用戴维森上校的斧子做了。至于利兰·戴维森，你知道他的。你觉得他会不遵守誓言吗，任何誓言？”

“我不觉得，”安德鲁斯医生回答，“但这样他就承认他错了。”

钟半点报时。安德鲁斯医生把烟斗放在斑驳的木头桌上。

“我得去看看莉亚·布莱克伯恩。她已经发了三天高烧了。”

“你还没有回答，”布恩牧师说，但是也没有停下来等他回答，“我们都老了，诺亚。不像上校和那个年轻人，我们没有经历战争的暴力和痛苦。可能是时候履行我们的职责了，即便我们希望是以其他方式。”

安德鲁斯医生站起来，布恩牧师也是。

“老了，威廉姆？是啊，我也觉得。”安德鲁斯医生沉默了，揉着后背。“我看着其他人衰老，却不知怎么的以为这不会发生我身上。你是不是也这样想？”

“有时候。”布恩牧师回答。

“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在他人身上找缺点，而不是我们自己。”安德鲁斯医生说。

“我有理由在自己身上找到很多。”布恩牧师说。

“如果你是说战争时的中立立场，你想得太多，威廉姆。你已经做到最好了，我也是。”

“对教堂来说，还是对我自己来说？”

“谨慎是很必要的，”安德鲁斯医生说，“战争一开始我就没有表现过对联邦的同情。”

“但是你之前有过。我甚至都没有，”布恩牧师说，“或许如果我有，并且表现得很坚决，利兰·戴维森就不会加入邦联。”

安德鲁斯医生笑了。

“现在的情况应该能打消你这个无聊的念头。戴维森是一个只在乎他自己想法的男人。”

“但哪怕现在，我还是不理解他这样做的动机，”布恩牧师说，“他又没有要为之战斗的奴隶。”

安德鲁斯医生放下烟斗。

“可能我不该这么说，威廉姆，但是既然你提起人类动机的复杂性，或许你参与这件事情对你而言的好处等于那对年轻情侣？”

“我承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布恩牧师说，“但是也很显然，并不是全部的意义。”

“你是否确定，如果我不帮他，他会砍断自己的手？”安德鲁斯医生问，“非常肯定？”

“是的。”

安德鲁斯医生张开手扶住自己的额头，像是要防止一些想法突围而出。

“你打算让我什么时候做？”

“今天，”布恩牧师回答，“伊森说他可以等一个星期，但是我担心他等不了那么久。”

“那么今天下午五点吧，”安德鲁斯医生说，“我最后一个要走访的病人是下午四点，我得叫艾玛·特里普利特来做助手。但是你得清楚，我还是想要制止这出闹剧。我要让伊森知道你的动机并不只是为他着想，并且我还得告诉他，今天看起来勇敢侠义的行为，会导致将来的某一天他不得不用一只手维系整个家庭。”

“不是，不是他的手，”布恩牧师说，“你误解了我的意思。”

第二天下午，空气冷得让呼吸都结成白雾，但是布恩牧师和伊森在晴朗的天空底下出发了。马车慢慢地穿过城市。冰锥从柱子和雨篷上挂下来，路上覆盖着积雪和泥浆。尽管很冷，客人和店主们都站在路边。侄子死在乔治亚监狱里的伊夫林·诺里斯很不情愿地摇摇头，但是其他人都脱帽向布恩牧师和伊森致意。很多人伸手做出祝福的样子。圣经和背包放在他俩之间马车的座位上，戒指深深地装在伊森的右侧口袋里。

他们驶出城区时，其他车轮留下的印迹消失了。等他们进入树林，只有松鼠和兔子的踪迹。他们穿过结冰的断枝。一只红雀低低地在橡木枝上拍动着翅膀。

“归根结底就是负疚感，是吗，还有某人的鲜血，”诺亚说着从柜子里拿出乙醚，“我是说，你的信仰。”

布恩牧师坐在手术桌上，脱去了衬衫，他注视着艾玛·特里普利特手里的不锈钢器具，她把它们煮沸，摆在白色的毛巾上。然后这个女人离开了房间，只剩他俩。

“我觉得是，但是我得补充，希望也是一个因素。”

安德鲁斯医生露出痛苦的表情。

“我无法相信我竟然被你说服做出这种野蛮的事情，而且理由是几千年前写下的几叠纸莎草。我们或许还住在泥屋里磨石取火呢。赫胥黎和他的X俱乐部很快就要在英国终止这种荒唐的事情了，但是在这个国家，我们还是相信为人类的努力带来进步的是惯犯而不是革新者。”

“我觉得我国军队也相信如此，”当艾玛·特里普利特回到房间的时候，布恩牧师回答，“最后那场战争中的死亡数证明一切。”

艾玛·特利普里特把方巾递给医生，医生示意布恩牧师躺下。

“你这个年纪的人有可能就醒不过来了，我让你说些遗言吧。”安德鲁斯医生一边把乙醚倒在布上一边说，“但是你如果真的死了，而你形而上的观点是对的，你最好快点彻底解决我们的争论。”

布恩牧师正要说起纽瓦尔太太的教条主义观点，方巾盖住了他的鼻子和嘴，世界晃了晃，漆黑一片。

树林变得稀疏，山谷呈现在他们面前。戴维森的农舍出现了，伊森摇着缰绳加快了马的步伐。布恩牧师的手腕阵阵抽痛，曾经手的位置此刻有隐约的痛感。他的大衣口袋里放着一瓶鸦片酊和一把勺子，但是他得等到回城前才能吃一剂。马车挤过小溪时，布恩牧师疼得喘起来。

“抱歉啊，牧师，”伊森说，“我应该让马走得慢些。”

“你等了那么久，”布恩牧师回答，“有点着急是可以理解的。”

一条猎犬跑出门廊，叫个不停，直到它认出伊森。马车停在农舍前，伊森把缰绳绕在刹车上，跳下车来。他帮着布恩牧师从马车座位上下来，小心翼翼地不碰到缠着绷带的手腕。前门打开了，海伦走出来站在门廊上。布恩牧师从座位上拿起圣经。

“带上包。”布恩牧师对伊森说，踏上门廊。

“发生了什么，牧师？”她问，接着她的脸色刷白。

伊森拿来包，布恩牧师用手肘和体侧夹住。

“站在我身后，”他对他们说，“可以进来的时候我会叫你们。”

布恩牧师走进客厅昏暗的灯光里，把圣经和包放在灯座上。戴维森太太过来帮他拿外套，他告诉她，她得帮他一把。她接过外套，并没有去挂起来。布恩牧师翻开圣经，找到他想找的那一页。他把圣经打开着，两根手指插入纸板和绳结之间。他用手指提起包，像是掂着分量。然后穿过房间，朝上校坐着的地方走去。

“我把你当成守信用的人，利兰，”布恩牧师说，把包放在温莎椅的旁边，“你愿意就打开看看吧。”

布恩牧师走到门边，叫伊森和海伦进来。他用一只手拿起圣经，站在两个年轻人中间。

“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九节，”布恩牧师说，“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池塘边的女人

水有自己的考古方法，不是分层的，而是水平的，因此更忠实于我们对过往的感受，因为记忆就是此刻表面底下散落着的或近或远的东西。一根愿望尚未实现的绿色蜡烛，旁边是十二年后点燃的柯勒曼营灯。六年级教室里太阳下的粉笔尘埃，弥漫在大学图书馆高高的窗户旁，晶体管收音机里播放的一首歌，和匆促布置的婚礼接待处的同一首歌叠合。当詹姆士·墨瑞的女儿打算抽干池塘时，我就在想这些。她号称害怕被起诉，她已故的父亲以为竖了块牌子就能免除责任：钓鱼和游泳后果自负。

她雇了华莱士·鲁迪塞尔，他的任务是打开管式水塔的阀门，保持畅通，直到曾经的溪流再次变成溪流。我和华莱士一起长大，和很多同班同学不同，他和我还住在拉铁摩尔。华莱士继承了我们镇上的五金商店，那是镇上仅存的几桩生意之一。

“打赌你一定想要捞些高中时弄丢了的诱饵回来。”我问华莱士打算什么时候抽干池塘时，他这么说，“肯定有很多。有段时间你几乎每天晚上都去那儿。”

这是真的。我十七岁，住在一个只有三百人的镇上，整天都在打包杂货。那会儿没有网络，没有有线电视或者录像机，至少我们家没有。夏天的夜晚，我和父母一起听收音机，看电视，或者看看辅导老师给我的大学手册和助学金申请表格，但是我常常去池塘。四年级秋天，安吉和我开始约会。我们在黑夜里就找到了其他乐子。

华莱士和另一个朋友加入过我几次，但是我通常一个人钓鱼。在杂货店工作了一天，我不介意离开人群一会儿，而且暮光下的池塘很美。游泳的人和其他垂钓者都走了，留下啤酒和可乐瓶子，缠在一起的渔线，用来当椅子的灰渣砖块。夜幕降临以后，恋人们来到池塘，他们也会在岸边留下东西——避孕套和毯子，有一回一条内裤挂在了白橡树的树枝上。但是白天与黑夜缓慢交汇的那一个小时，池塘是属于我的。

这几年来，詹姆士·墨瑞的平底船已经变成了公共财产。我懒得游出去取船，于是买了一根二十英尺长的蓝色尼龙绳拴住了它。我从白橡树上打开绳结，把钓鱼装置和柯勒曼营灯放在船头，划到池塘中央。我一直钓到夜幕降临之前，白天尚未过去。好像从未有风，池塘和岸边一样平静。一切都静止不动，仿佛世界轻轻吸了口气，屏住，就连时间也停摆了，既不向前，也不向后。青蛙和蟋蟀都等待着彻底的黑暗才发出鸣叫，间或有一阵微风，我再次听到水浪拍打堤岸的声音。那年夏天快要结束时的一个夜晚，一辆卡车隆隆地驶向池塘。

星期天下午两点，另一位换班经理进来以后我就下班了。我不再住在池塘附近，但是我母亲还在那儿，于是我驶出杂货店的停车场，右转，经过拉铁摩尔仅有的一盏交通灯。左手边是四间关门的店铺，后面磨坊的水塔像一朵静止的云，蓝色的油漆从水箱上剥落。我经过安吉工作的格伦咖啡馆，不久又经过那幢小小的隔板房，安吉和我们的女儿罗斯住在那儿。安吉的福特福睿斯不在，只有罗斯男友的卡车。我没有进去，这个周末不归我，至少我知道罗斯在吃药，因为是我带她去诊所的。

很快就只有农舍了，大多年久失修——倒下的谷仓和柴房，生锈的拖拉机上缠着野葛和凌霄花。我最后向右转了个弯，停在我母亲的房子前。她走出门廊，我从她脸上失望的表情知道她搞错了时间，以为能看到罗斯。我们说了一会儿话，她又回到里面。我沿着坡地往下走，跨过松垂的刺铁丝，穿过荆棘和扫帚草，这儿曾经是一片牧场。

卡车来到池塘的那个夜晚，下午的一场暴风雨加重了空气的湿度。晚上感觉更像是九月下旬，而不是八月中旬。划到筋疲力尽以后，我朝着遥远岸边的柳树掷竿，过去我在那儿钓到过鲈鱼。我用的诱饵是乐伯乐牌，我的最爱，既能在水面用，也能沉下去。我试了几次，一无所获，于是朝柳树划去，向小溪尽头的凹谷掷竿。一条小鲈鱼上钩了，我拉它上来，松开三爪钩时，它的红鳃扇个不停，使劲往水里钻。

过了一会儿，一辆卡车在泥路上颠簸着开到水边。灯光划过池塘，直到卡车猝然停在白橡树旁，熄灭了车灯。

从卡车打开的窗户里传出音乐声，穿过水面依然清晰，我听出了是哪首歌。驾驶室的灯亮起来，音乐停止了。过了一会儿，星星落满天空。一轮饱满的月亮爬上山脊时，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从卡车里走出来。我任由平底船朝着柳树漂移，担心任何动作都会暴露我的存在。男人和女人拔高嗓门，怒气冲冲，然后传来尖利的声音，仿佛来复枪响。女人倒了下去，男人回到车里。车灯亮了，卡车调头，轮胎使上力之前烂泥飞溅。接着卡车转上泥路，消失不见。

女人慢慢地从地上站起来。她挪到岸边，坐在渣砖上。当天空中出现更多的星星时，月亮从柳树后面爬出来，我等待着卡车回来，或者女人离开，尽管我也不知道她能去哪儿。平底船朝着柳树深处荡去，垂落的枝条拂过我的脸。我不想动，但是柳条缠住了船。灰色的木板撞到岸边时断裂了。我举起桨，尽可能轻声地推开。我这么做的时候，船摇晃起来，金属工具箱猛地砸向船沿。

“谁在那儿？”女人问，“我看见你了，我看见了。”

我点起灯，朝池塘中央划去。

“我在钓鱼。”我说，举起钓竿和卷轴给她看。女人没有回答。“你没事吧？”

“我的脸肿了，”她过了一会儿说，“但是牙齿没掉。肿会消退的。到了明天我看起来可要比他好得多。”

我把船桨放在膝盖上。那么安静，仿佛连池塘也在聆听。

“你是说那个打你的男人？”

“是啊，就是他。”

“他还会回来吗？”

“当然，他会回来的。那个混蛋需要我把车开去夏洛特。再来一次酒驾他就得骑自行车去上班了。他喝得再多也会记得。不管怎么说，他没走远。”

女人指了指泥路，那儿有一抹微弱的灯光像狐火一样晃动。

“他这会儿正在喝着剩下的威士忌，听电台里乡巴佬们抱怨生活有多艰难。喝完了他就会回来。”

平底船向岸边荡去时，女人站起来，我把船桨的木刃插进淤泥里，保持着和她之间的距离。现在营灯的灯光映在我俩身上。她比我以为的要年轻，可能还不到三十岁。是个壮实的女人，屁股很宽，个子很高，至少有五尺八寸。她长长的金发显然是染的。左侧脸颊上有一道红色的伤痕。黄衬衫和黑裙子外面套着一件男式皮夹克。泥水溅在黄衬衫上。她举起手来，扇了扇嗡嗡的昆虫。

“这儿没那么多小虫和蚊子就好了，”她说，“这些该死的东西要把我生吃了。”

“除非我待在中间。”我回答。

我抬头看了看卡车。

“我觉得我要回去了。”

我举起船桨，心想如果男人过一会儿还不来找她，我就把船停在小溪的凹谷，穿过灌木丛回家去。

“我能上船吗？”女人问。

“我正打算再甩几次竿，”我回答，“我得回家了。”

“就待一会儿，”她朝我微微一笑，脸上和声音里的冷酷感变弱了。“我不会伤害你的，就一会儿。好让我摆脱那些虫子。”

“你会游泳吗？”

“会啊。”她说。

“那个打你的男人呢？”

“他要在那儿待一会儿呢，他威士忌喝得很慢。”

女人拍了拍裙子上的干泥，像是想让自己更像样些。

“就一会儿。”

“好吧。”我说着，划向岸边。

她爬上船头的时候，我稳住了船，营灯就在她的脚下。我划桨的时候，女人说着话，她没有转过头来，像是在和池塘交谈。

“我好不容易离开这个郡，那个狗娘养的又把我拖回来见他姐姐。她不在家，所以他去买了一瓶野凤凰，最后我们就变成了现在这样，他想要躺在岸边，就在身下铺一条鞍褥。我告诉他没门，他从卡车里拿了这件夹克。他告诉我，可以垫在脑袋底下，好像这样我就能改变主意了。王子病！”

她转过身来面对着我。

“没有什么比得上回家，是吗？”

“你是拉铁摩尔的？”我问。

“不是，但是同一个郡。我是朗代尔的。你知道在哪儿吗？”

“嗯。”

“不过卡车里那位老兄曾经住在拉铁摩尔，所以今天真是一场克里夫兰郡的聚会，我估计你也不是游客吧。”

“我住在这儿。”

“还在念高中？”

我点点头。

马上就四年级了。

“我们曾经在球场上大败你们，”她说，“那可是大事。”

我们划到池塘中间时，我放下船桨。钓竿在我旁边，但我没有拿起来。灯还亮着，不过也不需要了。月亮在水面洒下银色的光芒。

“你回到夏洛特以后会不会报警？”

“不会，他们什么都做不了。但是这个混蛋会付出代价的。他留在毯子上的东西可不止这件该死的夹克。”

女人从夹克里掏出一只钱包，打开，空空如也。

“他今天拿了工钱，所以他没花在威士忌上的钱都在我兜里了。明天醒来他还以为最倒霉的事情就是宿醉呢，很快就会发现远非如此。”

“如果他认定是你拿的呢？”

“那我就消失一段时间。在夏洛特那么大的镇里很容易。不管怎么说，他不久就会住回这里。”

“他告诉你的？”

女人笑笑。

“他不需要说。你没听说过女人的直觉吗？再说，他总是说起这儿。说了不少坏话，但是这儿对他有吸引力。是啊，他会搬回来的，可能在工厂工作，等他们把土撒在他棺材上的时候，他还在这儿。”

她停下来，看看我。

“你呢？高中以后就去工作？”

“我要去念大学。”

“大学，”她说，仔细地打量着我，“真没想到。看你这样子像是会一辈子待在这儿的。”

华莱士在对岸挥着手，沿着池塘走来。他的裤子和网球鞋上都沾着泥。他大部分时间在室内工作，因此七月的阳光把他的脸和露着胳膊都晒红了。他指指阀门。

“这该死的玩意儿塞住了两次，但是就快好了。”

池塘像一只红泥碗，放着三分之一的水。曾经是浅滩的地方，现在露出了生锈的啤酒罐头，塑料诱饵盒，还有一顶棒球帽和一双夹脚拖鞋。更深的地方，沉了几年的圣诞树又冒了出来，黑色枝条上缠着红白相间的浮标，鱼钩，塑料蠕虫和鱼饵，还有一枚六英寸的乐伯乐诱饵，我冒险把它从湿滑的淤泥里拉出来。鱼钩锈得厉害，有一只掉了下来。

“让我看看。”华莱士说着，查看着诱饵。

“我以前用过这样的，”我告诉他，“一样的尺寸和式样。”

“可能就是你的。”华莱士说，把诱饵递过来，像是确定它的归属。“你还想要其他的吗？”

“不想，我连这个都不想要。”

“那我要了。”华莱士说着，从残枝上拿起一只黄色的三星手机。“我听说现在有人收购旧电器。可能还值几个钱，我这么做做加起来也有一百来块。最近我需要搞到每一分钱。”

我们在高大的白橡树下走动，坐在树阴里，看着池水慢慢变少。更多东西浮现出来——一根钓竿和卷轴，一个金属的诱饵桶，更多诱饵，鱼钩和浮标。水里出现了漩涡，鱼儿徒劳地想往它们世界的上层游去。一条大鲈鱼在阀门附近跳跃。

华莱士指指一只粗麻袋。

“太阳鱼会从下水管流出去，但是看起来我能搞到些大个子的烤来吃。”

我们注视着池水，很快水面上出现了一个固定的漩涡。又有一条鲈鱼跳出来，在下午的太阳底下闪烁着绿色和银色的光芒。

“安吉说罗斯打算去搞笔贷款，这样明年就能去你的母校了。”华莱士说。

“毕业了才称得上是母校。”我回答。

华莱士捡起一根树枝，从鞋上刮了些泥下来。他想说点什么，有些犹豫，但还是说了。

“我一直很赞赏你负责的行为。我是说回到这儿，”华莱士摇摇头，“我们现在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了。天哪，现在有些女人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她们孩子的父亲是谁，更不指望他娶她。男人就更糟了。他们表现得好像跟他们没什么关系，甚至不想成为自己孩子生命的一部分。”

见我没有回答，华莱士看了看表。

“比我估计的时间要长。我得去次咖啡店，我还没有吃午饭。要不要帮你带些什么？”

“可乐吧。”我说。

华莱士开车走了，我想起当我把平底船划向岸边时，女人的右手拂过池水。

“很暖和，”她说，“比空气暖和。我打赌如果你跳下去，沉到里面，一定像是盖着条暖和的毯子。”

“水底很冷。”我回答。

“如果你下到那么深，”她说，“无论怎么样也都无所谓了。”

我们下船以后，女人问这是谁的船。我告诉她我不知道，开始把绳子系在白橡树上。

“不要系了，”她说，“我可能还会划出去。”

“我不觉得你应该这么做，”我告诉她，“船可能会翻掉，或者发生其他什么事情。”

“我不会翻船的。”女人说，从裙子口袋里掏出十块钱。

“这是谢谢你带我出去。还有这个，”她说着，脱下了夹克，“这件夹克还不错，而且他也不想要了。你穿着正好。”

“还是不要了。”我拿起钓鱼装备和营灯，看着她。“等他回来，你不担心他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吗？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报警。”

她摇摇头。

“不要。听我的，他需要司机，所以他不会怎么样。你回家吧。”

我照做了，回家以后，没有报警，也没有告诉父母。那天晚上我睡不着，但是第二天上班的时候，随着时间流逝，我说服自己，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这会儿，拉铁摩尔的每个人都已经知道了。

那天晚上下班后，我最后一次来到池塘。尼龙绳子不见了，但是船桨放在前面的座位底下。我爬上船，举起桨，在下面找到一张十块钱。我划到池塘中央，系上乐伯乐，向池塘远远的岸边掷了出去。

随着夜幕降临，早先看起来还很清晰的东西变得模糊。有一次掷到了灌木丛里，我赶紧转动线轴，希望不要弄坏了乐伯乐，却导致诱饵掉得更深。钓竿已经弯了，我僵在那儿。换作其他时候，我都会划向障碍物，靠在船舷旁边，顺着钓线摸进水里，找到诱饵，松开鱼钩。但是那天我拉紧绳子，又狠狠一拽。诱饵还是一动不动。

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有什么东西卡在芦苇秆里，可能是鲈鱼或者麝鼠。池水静止不动。月光亮了，像是要照透黑漆漆的池水。我拿出小刀，割断线，然后划向岸边，泊好了船。那天晚上我梦见自己的手顺着线一直往下摸索，只到头发缠住了手指。

华莱士的卡车开回了泥路。他递给我可乐，打开一只白色袋子，里面装着他的饮料和汉堡。我们坐在树下。

“现在水排得很快。”他说。

因为排水而无法呼吸的鱼越来越多，水面上都是鱼鳍。一条五磅重的鲶鱼蹦上岸边，像是指望有什么突然的进化。华莱士飞快地吃完汉堡，拿起粗麻袋，走进池塘的残余里。他用一根手指勾住鲶鱼的鳃，把它扔进麻袋。

不出半个小时，浅浅的池水里满是鲈鱼和鲶鱼。越来越多的鱼搁浅，华莱士像收掉落的水果一样捞鱼，他攥在手里的粗麻袋冲撞着，扭动着。

“你今晚过来，”他对我说，“还会有更多。”

夜晚到来时，出现了更多礁石，诱饵变少了。有一个威士忌瓶子，还有一只鱼饵桶，一些罐头，它们或许是翻滚着漂到了深深的池塘中央。接着我看见了那块渣砖，有什么东西搭在上面，像一只萎缩的胳膊。华莱士继续捞鱼，包括一条大鲶鱼，将近十磅，它的胡须和夜潜者的一样长。我踩进倾斜的红色淤泥，走得很慢，不至于滑倒。在距离那块渣砖只有一根钓竿长度的地方，停下脚步。

“你看见什么了？”华莱士问。

我等着池水回答我，没过多久，就有了答案。不是一条胳膊，是皮夹克的袖子，用磨破了的蓝色尼龙绳绑在砖头上。我踩进水里，把夹克从砖头上松开，我这么做的时候，想起放在船上的十块钱，她想当然以为我会找到。

我摸到夹克的右口袋里有东西，翻出来一只浸坏了的钱包。里面有两张沾满淤泥的塑料片，一张是驾照，还有一张辨别不清，没有钱。

我站在池塘中央，把钱包残骸扔进下水管道。放下夹克往回走时，华莱士正好捞起最后一条被池水抛弃的鱼。然后他系紧麻袋，扛了扛。他这么做的时候，二头肌和前臂的血管都鼓了起来。

“这些起码值五十磅，”他放下麻袋，“我再清洁一次下水管，然后就回家把这些鱼煮了。”

华莱士斜靠在下水口上，搬走泥块和木头。剩下的水顺着管道汩汩往下流。

“我讨厌看着这个池塘消失，”他说，“估计年纪越大，就越不想看到变化。”

华莱士抬起一麻袋鱼，扛在肩上。我们在日落前走出池塘。

“你晚点还过来吗？”他问。

“今晚不来。”

“那下次吧，”华莱士说，“要不要搭车去你妈妈家？”

“不用，”我回答，“我走路。”

华莱士开车离开以后，我坐在岸边。阴影笼罩着曾经的池水，看起来像是池塘又被填满了。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等我跨过刺铁丝网，回头看了看，再也分不清什么是过去，什么是现在。

夜鹰电台

金妮坐在电台的办公室里，知道她没法找到更好的地方从头来过。从午夜到凌晨六点，她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唱片放进米色的唱机里。每隔十五分钟她会回复请求，念艺术家和歌曲的名字，随便说点什么证明音乐不是录播的。

“调查表明零点到六点期间百分之九十的听众是独自一个人。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唯一醒着的人会感觉安慰。当然，这也是这份工作的艰巨之处。”电台经理巴瑞在面试的时候告诫她。“你要顶替的那个人号称，在这儿整晚独自一个人，让他感觉自己像是核爆以后的唯一幸存者。他是过去十八个月里我雇的第三个人。比起夜晚工作来说，孤独更难以忍受。”

面试的大部分时间里，巴瑞都略略往金妮的左上方看，但是现在他们的视线交汇。

“你从学校来，已经习惯满满一教室的孩子了吧。”

“我有过很多孤独的经历，”金妮说，转过脸去，好让他更清楚地看到伤疤。

面试结束开车回家时，金妮经过她曾经工作过的中学。她放慢速度，看见安德鲁的吉普车在停车场，后座堆满了招贴板，画和刷子。安德鲁是郡中学的美术老师，有一段时间，也是金妮的男朋友。住院的时候，她曾经想过如果出事的那天下午安德鲁在她学校的话，结果或许会不一样。但是她不再相信这个。她看了看仪表盘上的钟，然后抬头望了望二楼她曾经的教室。六年级的学生现在该吃完午饭回来了，坐在他们的书桌前。他们有点困，很难调动情绪，早晨课间休息时的肾上腺素冲动早就没有了。这曾经是她一天中最缓慢的时候。

金妮比其他大部分同事更负责。其他人很少看作业，她却在空白处写下详细的注释，在纸上画颜色明亮的星星和笑脸。她每周给家长发邮件告知每个孩子的进步。每个月她都花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在黑板上布置新主题。

她也有缺点。校长詹金斯博士在做评估时指出，有些同事觉得她“冷淡”。纪律也是一个问题。两个学生窃窃私语或者在课间发生争执——每次遇见这种情况金妮就全身绷紧。通常金妮可以平息恶行，但是有几次詹金斯博士不得不过来恢复秩序。然而最困扰金妮的，是她和学生之间的感情距离。她察觉不到他们最显而易见的需求，即便是脖子上布满紫色胎记的男生。她仿佛无法找到安慰的词语，也不知道何时给予鼓励的拥抱。她常常感觉自己像是把手按在玻璃上的犯人，无法感知到仅一寸之隔的另一只手掌的温度。

星期一早晨她带学生去美术教室，这样的情感距离对安德鲁来说并不存在。他在桌子和画架间游走，情感的交流非常明显，有时候他给出些建议，但是他总能找到表扬的点。很自然，很本能。当他向学生展示名画的复制品时，他的评价让每幅作品看起来都像是专门为学生而做。

巴瑞第二天早晨打电话给她，告诉她被录用了。

“什么时候开始上班？”她问。

“现在我自己值班，所以要我说就是越快越好。如果你可以的话，今晚就能开始。”

“几点到那儿？”

“十一点。这样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过一遍为数不多的音效，你还有机会能看一看唱片库，熟悉一下我们的操作台。”

“我需要做什么准备吗？”

“最好的准备就是足够多的咖啡因。还有，你需要一个艺名。会有变态收听节目，特别是深夜。大部分无害，但也不是全部。你透露的个人信息越少越好。”

“还有什么？”金妮问。

“你来的时候门是锁着的。敲得响点我才听得见。”

金妮找到一本笔记本和一支笔。她写了十个可以用的名字，然后想起安德鲁向她学生展示的爱德华·霍珀的画。

晚上去电台的路上，路过中学时，金妮再次放慢速度。她看到那里没有举行募捐或者家长会，便停了车，这是她出事以后，第一次踏进学校。几乎是一轮满月，惨淡的月光把那棵橡树曾经的位置照得清晰可见。她拉紧夹克拉链，但是站在教学楼最古老的北翼，还是簌簌发抖。

那天她听到风暴临近，雷声隆隆，如同大炮找到了目标。窗户在教室后面，所以她看到橡树枝开始摇晃。一星期前的一个晚上，树枝曾经打破了一块窗玻璃。这些树枝很快就会被砍掉，但是在此之前，风暴来临时，金妮应该拉上塑料涂层的厚窗帘。但是她等待着。最脆弱的学生大卫站在她的桌子旁边，提交了一份有关玻利维亚的文章。他用极其缓慢的语速朗读，几页练习簿纸在手里不断颤抖。当他把同一句话读了两遍时，有学生窃笑起来。其他学生感觉非常无聊，不再搭理他。一个纸团飞过走廊。

打断他去拉窗帘只会延续这份即将结束的折磨。但是她不仅仅担心大卫。如果她现在打断他，走到教室后面，可能整个班级就彻底乱了套。雨点开始敲打玻璃。一根橡树枝拍打着窗户，引起她的注意。大卫再次忘记读到哪里时，有一个学生大声打起哈欠。橡树枝又拍打了窗户，这回更坚决。

“抱歉，大卫，”金妮从桌边站起来，“我不得不打断你，我要去拉窗帘。”

坐在最靠近窗户那排座位的爱米·坎贝尔也站了起来。

“我来拉，阿特维尔小姐。”她说着，朝窗户走去。

“不要，那是我的工作。”金妮正说着，一根树枝打碎了玻璃。

玻璃碎片向爱米飞溅过来时，她没有摔倒，甚至没有挪动。她没有发出声音。爱米像是睡着了，其他孩子的尖叫惊醒了她。她慢慢转向金妮。一片玻璃碎片扎在她右眼下方一英寸处，像个箭头。

爱米伸手把碎片从脸上拔出来。那会儿还没有出血。金妮朝她走过去，爱米交出玻璃碎片，就像是交出口香糖或者其他什么中学里的违禁品。金妮接过玻璃，另一只手拿手帕按住伤口。

隔壁的老师跑进教室，后面跟着詹金斯博士，他看了一眼被血浸透的手帕，叫另外一个老师拨打911。他和金妮把爱米放在地板上。这孩子的眼睛还睁着，但是无法聚焦。

“她吓坏了。”詹金斯博士说。

他用夹克盖住爱米，然后掀起手帕最后一个干的角落，小心翼翼地查看伤口。

“窗帘怎么没有拉上？”詹金斯博士问。

金妮什么都没说，詹金斯博士的注意力收回到爱米身上。另一个老师把学生转移出教室，关上门。有那么一会儿，金妮只听到瀑布般的雨声中救护车的哀鸣。

詹金斯博士之后会发现金妮也吓坏了，因为只有这能解释她后来的所作所为。金妮跪在爱米旁边，摊开握着玻璃碎片的手。

“当心点，会割到你。”詹金斯博士警告她。

但是他还没有说出口，金妮就已经举起玻璃，将锋利的边缘刺向自己的颧骨。然后她慢慢地把碎片从面颊划到嘴，像男人剃须一样从容不迫。

安德鲁赶到医院的时候，金妮已经吃了药，即便如此，她还是能看到他注视着她是多么痛苦。

“你会没事的。”安德鲁说，握住她的手。“詹金斯博士批准你今年剩下的时间都请病假。等我放假了，我们就出去待一会儿，去欧洲好吗。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金妮。”

见她没有回答，安德鲁捏紧她的手。

“休息吧，”他说，“我们之后再谈这件事情。我们拥有未来。”

但是那天晚上她躺在病床上，想起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六年级的时候，金妮不再在课堂上举手，并且在照相时也紧闭双唇。她的恒牙长歪了，引来不少绰号和嘲笑。之前的朋友不再叫她和他们一起吃午饭。金妮的父亲被工厂解雇，负担不起牙箍。一天深夜，父亲把她叫醒，呼吸里都是酒味，他告诉金妮说这个世界真是屎，一个男人竟然没法保护自己的女儿不以微笑为耻。

只有她的老师让她的日子好过些，特别是她八年级的英语老师艾莉森女士。是她说服金妮在中学一周两次的电台节目做主持人。一旦躲在校长的麦克风背后，别人看不到她，金妮便能够不咕哝着说话，也不会遮着嘴。艾莉森女士表扬金妮从来不结巴，也不仓促。她说金妮天生就是干这行的。

那年春天，艾莉森太太说服一位牙齿矫正医生免费为金妮做矫正。到了九年级末，她已经没有理由不面对这个世界，但是某些习惯却根深蒂固。整个高中，甚至大学，金妮说话的时候，手总是忍不住伸向上嘴唇。

而独处的习惯更难改变，因为孤独带来慰藉。大部分周末，她待在房间里，看书或者听音乐，填写奖学金或者助学金的申请表格。当北卡罗来那大学教堂山分校为金妮提供全额奖学金的时候，没有一个老师表示意外。然而有一些人质疑她打算专攻小学教育的决定。金妮躺在医院床上的时候，觉得他们是对的。

第二天早晨詹金斯博士来探访时，她告诉他，她秋天不会回去。詹金斯博士仿佛松了口气。他祝福金妮不管将来选择哪条道路都能过得更好。结束和安德鲁的关系更艰难。她告诉他，我想一个人。他回答说她不能让一场事故改变他们之间共同拥有的东西。他谈到爱和奉献，让她搬来和他同居，谈到结婚。当他哀求说至少让他偶尔来看看她，她说不要。不管怎么说，他努力了几个月，晚上打电话给她，直到她更改了手机号码。

“这里是夜鹰电台。”金妮那天深夜说，控制台的钟正好敲过凌晨的第一秒。“我会陪伴你们直到六点。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我会尽量放给你听。拨打344-WMEK。就从这首歌开始度过接下来的夜晚吧。”

金妮按了播放键，《午夜之后》的第一个音符灌满了控制室。

“挑得好。”巴瑞说。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都很顺利。巴瑞帮她插入广告和国家新闻。他接听偶尔的来电请求。当她对着麦克风讲话时，除了答复一个要求，或者念出即将播放的歌曲的演唱者和歌名，她几乎不说什么。

“我要回家睡上几个小时了，”巴瑞在三点新闻以后说，“汤姆·弗里曼大概五点半过来。他有钥匙。”

巴瑞指了指贴在控制室窗户上的一张卡片。

“这是我家的电话号码。我家离这儿只有五分钟。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就打我电话。但是我不觉得你会需要我。你干得很好，能放松地多说点话就更好了。”

金妮不是那么肯定，但是过了几个晚上她确实开始说更多的话，尽管很少和音乐相关。她带来地图集和杂志，从讲西方艺术的又大又重的精装书，到破烂的平装年鉴。金妮一个小时给听众出两次题，答对的人就奖励WMEK的T恤和棒球帽。每天晚上她都从《百科精编》里挑选一个词语解释。她还朗读一本叫《历史上的今天》的书。

有些听众在工作时间给电台打电话抱怨这种新形式，希望可以少讲话，多放音乐。有些男听众希望金妮在问答里出些体育问题。但是在巴瑞看来，这些电话和邮件，每五份里面就有一份表扬她，包括一些移民，他们赞扬金妮教他们美国历史。两个月以后，收听率出来了。WMEK十二点到六点档节目的市场占有率上升了两个百分点。

“只要你有这样的结果，我才不在乎你是不是在直播时读完整本威廉姆·莎士比亚。”巴瑞告诉她。

二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四，安德鲁打来热线。那天下了十二英寸的雪，巴瑞有一辆卡车，不得不送她去上班。她播报了放假的消息，从学校，日托中心到当地工厂的轮班，然后她要送出一顶免费棒球帽，给说出起始句为“我知道林子的主人是谁”的诗歌名字的听众。

之前有两个错误答案，直到安德鲁的声音说，“雪夜林边小驻。”

“你赢得了一顶WMEK的棒球帽，”金妮说，“你可以在工作时间来电台领取奖品。”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金妮把控制台的音量关了，听到她正在放着的诺拉·琼斯的歌。她不知道这是安德鲁厨房里的收音机，还是他画画的后室里的那台。

“我知道你受过点播培训，但是我不知道你在做这个，”安德鲁说，“你做这个工作多久了？”

“差不多三个月。”

“我正巧打开收音机想听一下学校放假的消息。”

“嗯，真是你的幸运夜，”金妮说，“你赢了棒球帽，而且明天不上课。”

“幸运的是再次听到你的声音，”安德鲁说，“直到刚才我才意识到我多么想念你的声音。十个月也没有改变。你不觉得是时候让我回到你生活中来了吗？”

“我得挂了。”金妮说，“还有很多放假消息要读。”

金妮挂上电话。她这才意识到，她举着左手，食指触碰着上嘴唇。

四个小时以后，她听到敲门声。金妮插了一首歌，离开控制室。她以为是巴瑞，但是她走进前厅时看到安德鲁的脸正往玻璃里张望。她没有放下门栓。

“我是来领奖品的。”他呼出白色的水汽。

“八点半之前电台不对外接待。”金妮说。

“你在这儿。”

“我在做节目。我得回去了。”

“外面很冷，金妮，让我进去。”

她打开门，他跟着她来到控制室。

“你坐在那儿吧。”她指了指角落里的一张塑料椅子。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安德鲁看着她，听她播报放假消息，又送出一顶棒球帽，放了几首听众的点歌。汤姆·弗里曼五点四十分来的，过了一会儿巴瑞也来了。

“这里是夜鹰电台，”金妮五点五十五分时说，“现在把空中航线留给太阳下的鸟儿吧。这首老鹰乐队的歌送给日间飞行的人。”

她调高音量，《已成往事》的前奏充满了房间。

“好了，”她对安德鲁说，“现在可以来拿你的棒球帽了。”

安德鲁跟她走过走廊，来到电台的接待室。金妮打开一只装满帽子和T恤的柜子。

“拿着，”她说，递给他一顶帽子，“现在你拿到你想要的了。”

“我不这么想，”安德鲁说，戴上帽子，“但是帽子不错，”他轻轻压了压帽檐，“看起来怎么样？”

“非常合适。”金妮说。

“我们应该一起吃个早饭。”安德鲁说。

“巴瑞会送我回家。”

“吃完我可以送你。”

“我不喜欢周围有很多陌生人，”金妮说，“我讨厌被人盯着看。”

“我们去人少的地方，”安德鲁回答，“今天应该不难。大家都在家吃白面包和牛奶。”

她犹豫的时候，安德鲁把手放在她的小臂上。

“来吧，”安德鲁说，“不过是吃顿早饭。”

“我去告诉巴瑞我和你一起走。”金妮说。

他们很快就坐在安德鲁的吉普车里穿过了市中心。吉普开过的道路几乎没有什么轮胎的痕迹。

“这个地方应该很符合你的要求。”安德鲁说着，开进蓝山餐厅的停车场。

雪已经停了，但是灰色的云层遮蔽了黎明。停车场的灯还亮着，在积雪上投射出黄油般的光晕。餐厅里面，招待和厨师站在柜台后面，一对中年夫妇正对着他们坐在塑料旋转椅上。他们谈论着天气，声音轻柔，也像是被雪盖住了一样。

“我们坐卡座吧。”金妮说。

招待从柜台边转过身来。

“你俩都要咖啡？”

安德鲁看了金妮一眼，她摇了摇头。

“我要一杯。”他说。

安德鲁指指柜台，招待一边倒咖啡，一边继续和厨师以及那对夫妇说话。

“像不像你艺名的场景？”

“不，不太像，”金妮说，“太多交流。”

安德鲁把目光收回到她身上。

“在画里面，男人和女人是一对夫妇。”

“我不觉得，”金妮说，“他们甚至没有看着对方。”

招待给安德鲁端来咖啡，但是没有拿菜单。她凑近看到金妮的脸时，嘴唇噘成O形，然后迅速地转向了安德鲁。

“食物没有太多选择，”招待说，“送货的人今天迟到了，所以只有华夫饼，或者果冻和土司。”

“华夫饼不错。”安德鲁说。

金妮点点头。

“我也要一样的。”

安德鲁把奶油搅进咖啡。他拿着杯子，却没有放到嘴边。他朝咖啡表面吹了吹，然后抬起眼睛。

“画里的那对夫妇，你理解错了。”

“什么意思？”金妮问。

“他们心有灵犀，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他们的脸上没什么，但是胳膊和手却表现出来了。”

“我不记得了。”金妮说。

“我拿给你看。”安德鲁说。

他没有穿外套就跑了出去。金妮透过窗户看着他跑进停车场，在吉普车的后座翻找。招待端来他们的华夫饼。

安德鲁回来的时候拿着一本灰色硬封面的画册，宽度和厚度都和一本家庭版圣经差不多。他把盘子和杯子推到一边，在桌子上打开书。

“这儿，”他说着找到了画，“看她左边的胳膊和手。”

金妮探过身去看画。

“我还是不确定。视角的关系，模棱两可，就像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

“你大概就是不想承认你错了，”安德鲁回答，顿了顿，“你对很多事情的想法或许都是错的，比如说没法再教书了，比如说你和我……”

安德鲁伸出手去，把手掌放在金妮脸颊的伤疤上。她像被扇了一巴掌似的扭过头去。

“好吧，”他慢慢收回他的手，“今晚我犯了一个错误，以后不会了。”

他们安静地吃完了华夫饼和咖啡，始终没有再说话，直到安德鲁在她公寓前减速。

“不要开到车道上，”金妮说，“你可能会被卡住。”

安德鲁在路边停车，没有关闭引擎。

金妮下车，蹒跚着穿过院子，黑色的步行鞋每走一步都淹没在积雪里。她打开前门的时候没有回头看。回到房间里，她脱下鞋子和袜子，掸走裤子上的雪。她望了望窗外。只有一对穿过院子的脚印。吉普车开走了。

金妮一直睡到天空呈现出开阔明亮的蓝色。到了中午，气温升到了四十华氏度。三点闹钟响起的时候，她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听着汽车驶过融化的雪。她不需要搭车去上班了。她能自己开车穿过市区，经过曾经工作的中学时，她透过安全玻璃向外望，接着是她缝合脸颊的医院，然后是她和安德鲁吃早饭的餐馆。

到电台打开门，很快布迪·哈珀就做完节目离开了。她会开口说，这儿是夜鹰电台，然后播放《午夜之后》。金妮会和各种人交谈，卧室里的人，映照在超市白炽灯下的店员，上完夜班开车回家的工厂工人。她和醉酒的人交谈，和清醒的人交谈，和有信仰的人交谈，和无信仰的人交谈。这期间，她头顶电台的红色信号灯一直在闪烁，像心脏一样，给独自在黑暗里漂浮的人指明方向。

凌晨三点，星星不见了

卡森早早上床了，因此当手机响起来的时候，他觉得可能是儿子或者女儿打来问候的，但是他转向床头柜，发现闹钟的绿色荧光显示着凌晨2：18，太晚了，肯定不是打来聊天的，也不会是什么好消息。他接起电话，听到达内尔·寇的声音。达内尔对他说，我家的牛犊子不肯从肚子里出来。

卡森从床垫上坐起来，光脚踩着地板。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他在等待着有其他人来做相同的事情，起床，递给他一杯装在膳魔师里的咖啡。快四个月了，还是这样，不单单是在他醒来的时候，其他时候也是如此。他正在读新闻，然后就放下报纸，差点要对空椅子说起话来，或者在杂货店里，伸手从衬衫口袋里掏一张并不存在的打印得整整齐齐的购物单。

他穿戴好，出门向卡车走去。所有需要的东西都放在皮卡的锁箱里了，要不就在达内尔的枪架上。开到城区边缘，他在多宾斯工具商店门口停了停，这是唯一一间还开着的店。柜台上一只收音机里放着的音乐像日光灯一样刺激。卡森在最大号的塑料纸杯里装满咖啡，把钱付给了洛伊德·多宾斯的孙子。通往旗塘的二十英里路都是之字形和弯道，最后有短短一段田纳西公路。收音机里说中午前不会下雨，这样他至少不用对付湿滑的路面。

卡森两年前就把办公室关了，客户都转去了鲍比·斯塔恩斯那里，那是一个刚刚从兽医学校毕业的新医生。鲍比在麦迪逊郡长大，这很有用，但是那些卡森从小就认识的老农民们还是一直打电话给他。多莉斯宣称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你不会指望他们当面付钱，甚至根本不指望他们付，某些人真是这样，但是其他人，比如达内尔·寇，就不是这种人。达内尔说，我们已经同舟共济那么久，剩下的路也要一起走，卡森想起1950年代，在世界的那一头，他们曾经发誓要这么做。

城里的最后一盏街灯从后视镜里熄灭了，卡森关上收音机。他半夜行医时常常这么做，把开车当成好事，因为通常在谷仓或者牧场等待着他的都不会好，一头快要死于产褥热的奶牛，或者一匹腿生了坏疽的马——要不是因为主人把兽医的钱都用在刺铁丝或者盐渍地上，这些本来都容易治疗。卡森曾经多次当面告诉他们，等那么长时间再找医生太愚蠢了。但是即便是一个聪明的农民，穷困的时间长了，也会做蠢事。他会觉得干旱让玉米秆都枯萎了，或者冰雹毁了烟草地，是因为他差点好运气，因此他克扣补钙针，或者往被感染的四肢倒松节油。拖到拖不下去了才打电话给卡森，那时候来复枪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了。

所以开车必须是好事，确实是。卡森总是享受独处。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喜欢在树林里游荡，享受树林的静谧。如果走得足够深，甚至连风声都听不见。但是最棒的还是下午的谷仓。他会爬上阁楼，靠着干草垛，看着阳光斜斜地透过阁楼的窗户，照亮散落的稻草。光线最好的时候，阁楼发着光，像是镀上金箔。尘埃像飞虫一样点缀在空中。唯一的声响是楼下传来的，马厩里不安分的牛犊，从饲料袋里吃东西的马。卡森总在那些时刻感觉到孤独，但从不伤感。

这些年来，当他深夜开车出城时，也有同样的感觉。他出门的时候，多莉斯回到床上，孩子们还睡着。夜色笼罩着他，卡车仅有的两束光照亮前方的道路。他经过黑漆漆的农舍和谷仓，一路朝着电灯或门廊的光线驶去。回程会好一些。他品味着孤独，知道等会儿打开孩子们的房门，可以趁他们睡着时看他们一会儿，然后他自己躺下，多莉斯转过身来，或者换个睡姿，这样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就触碰在了一起。

道路分了叉，卡森往右边开，经过荒废已久的加油站。手机放在副驾驶座位上。有时候会有农民打来电话，让卡森也顺道去一趟，但是这儿离城里很远，手机没有信号。道路蜿蜒向上，两旁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悬崖，树木，一个临时的白色十字架，一束凋谢的花朵。卡森知道，多半是年轻男孩，年轻到都没想过死亡。打仗的时候也是这样，直到看到很多和你一样大的男孩被装进尸袋。

达内尔参加海军三个月以后，卡森也入伍了。他们一直没有遇见，直到长津河战役中第十七步兵师辅助第一海军陆战队，他们在红十字队排队喝汤的地方相遇。那是一个傍晚，温度几乎降到了零下。中国部队正在跨越朝鲜边界，有人号称他们有百万人，再多的伤亡也无法阻挡他们。达内尔说，让我们对上帝还有中国人发誓，如果他们让我们活着回到北卡罗来纳，那我们就待在那儿，一起变老。他伸出手来，卡森握住了它。

转过最后一个弯道，上面标着“寇”的破邮箱出现在面前。卡森拐出沥青路，开上车道，车轮嘎吱嘎吱地压过黑燧石。门廊的灯亮着，谷仓口透出微弱的灯光。卡森把车停在没有关拢的牧场门边，从车厢里拿出医药包和帆布工具包。他用肩膀顶开门，又关上。离开城市那么远，星星更亮了，天空也更宽阔，深邃。如同其他相似的夜晚，卡森停下来，欣赏了一会儿。真是小小的慰藉。

灯就挂在谷仓口，映着淡淡一圈光，帮卡森往前走。他小心地拖着步子，不想被旧的挤奶轨道绊倒。到他这个年纪，很多人摔了一跤就一命呜呼。他花了一会儿才习惯了谷仓里面没有星光的黑暗。靠近后马厩的地方，一头奶牛躺在稻草地板上。达内尔跪在她身边，一只手抚摸着她的侧腹。旁边放着一只不锈钢水桶，已经盛满了水，边上是破布和旧床单。达内尔的猎枪靠在马厩门上，不是他的来复枪。

“多久了？”卡森问。

“三个小时。”

卡森放下袋子，查看了一下奶牛的牙龈，在套上长手套前，把听诊器的银色听筒放在奶牛的侧腹。

“我估计是臀位难产了。”达内尔说。

卡森在手套上涂了润滑剂，然后把手和小臂伸进去，摸到一根弯曲的腿，然后是肩膀，另一条腿，最后是头。他把手指滑进牛犊的嘴里，感觉到一阵吮吸。生命顽强地坚持着。或许他不需要把牛犊一块块地从里面取出来。至少得试试。

“不是完全臀位。”达内尔说着，卡森脱下手套。

“恐怕不是。”

卡森在谷仓地板上摊开防水布，把需要的东西摆了出来，而达内尔拿来灯，放在卡森旁边。在黯淡的灯光下，世界缩成一圈稻草，里面有两个老男人，一头奶牛，以及一只看不见的牛犊。卡森飞快地擦拭了一下，扎进针头，等待利多卡因缓解宫缩。达内尔依然抚摸着奶牛的侧腹。还是一个年轻兽医时，卡森就迅速了解到，有些男人和女人，要不然就是一些好人，他们会让瘸脚的牛犊挣扎好几天，不愿终结它的痛苦。他们也这样对待一头得了坏疽的羊。但是达内尔绝不会如此。有些人以为那是因为他在朝鲜见证了太多痛苦，不希望这些发生在人类或者动物身上，但是卡森知道这是出于达内尔固有的正直。

“猎枪是干吗用的？”

“草原狼。最近没有听到它们的动静了，但是这玩意儿能干倒它们，”达内尔指了指小牛犊，“我估计你用得上。”

“尽量不用。”

奶牛的腹部渐渐松弛，圆圆的眼睛平静了。阁楼里的某处有一只燕子在扑腾。然后谷仓安静下来，灯光变得柔和。牛犊在黑暗深处等待着卡森为它接生，要么完整地活着，要么破碎地死去。卡森的手突然感觉很沉重，仿佛戴着镣铐。他低头注视着双手，老年斑，僵硬的蓝色静脉，关节炎导致的关节肿胀。他想起另一只难产的牛犊，情况还没这只糟。那会儿他刚刚从业几个月，撕裂了奶牛的子宫壁，杀死了奶牛和牛犊。多莉斯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当她问起卡森奶牛和牛犊的情况，卡森撒了谎。

达内尔碰碰他的肩膀。

“你没事吧。”

“没事。”

卡森在手上涂了润滑剂，这回不用手套，伸了进去，尽量把牛犊往后面推，腾出空间。汗水从他额头滴落，他闭上眼睛更好地想象牛犊的身体。他找到了口鼻部，往前拉拉，又往后拉，往这边推推，又往另一边推推。卡森的心脏在气喘吁吁的胸腔里敲得像把飞快的锤子。脖子和肩膀上的肌肉燃烧着。他停了一会儿，喘了口气，手臂还在里面。

“你觉得怎么样？”达内尔问。

“说不准。”卡森回答。

半小时以后卡森才把头的位置放正。达内尔递给他一块湿手帕，他擦了擦脸上和脖子上的汗。然后他又休息了一会儿，指指那块油布。

“好了，我们把腿弄出来。”

达内尔用OB链勾住把手，另外一头交给卡森，卡森把链条绕在前腿上。达内尔抓着把手，靴跟牢牢踩住谷仓的地板。

“好了。”卡森说，手放在牛犊的腿上。

链条慢慢收紧。卡森把牛犊的前腿弯起来，确保蹄子不会损坏子宫壁。达内尔负责接下来的体力活，肌肉收紧时他直哼哼。他们几乎没有说话，需要的时候卡森向左或者向右指。过了几分钟腿出来了。卡森感觉如同打开了一只保险箱，找到排列组合，让最后的齿轮卡到合适的位置。就像是这样，子宫振荡着张开，牛犊缩了回去。有几次他几乎听到喀哒一声。

“胜利在望。”达内尔喘着气，腿的位置终于摆正了。

第二天早晨，他们的后腰和肩膀都得涂药膏。走路也要小心翼翼，新的伤痛又会累加到过去八十年间的旧伤里。

“上帝保佑我们，要是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今晚在干吗，”达内尔说着揉了揉肩膀，“他们大概会用电子脚铐把我们锁起来，软禁在房间里。”

“说明他们比我们理智。”卡森回答。

第二条腿用了不到一分钟，牛犊来到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卡森清理干净它口鼻部的黏液，把一根手指放进它的嘴里，感觉到一阵吮吸。

“我们做了那么多，你会觉得事情应该变得简单些，”达内尔说，“但其实并非如此。”

“不是，”卡森说，“大部分事情越来越艰难。”

最后一件事情是打钙针和抗生素，但是卡森怀疑自己的手能不能握稳针筒。可以再等一会儿。两个男人坐在谷仓的地板上，疲惫的胳膊交叉搭在蜷起的膝盖上，等着牛犊自己站起来。卡森的头枕着小臂，闭上眼睛。他听见牛犊用蹄子踢开稻草，撑起身体，又倒下去，直到它找到感觉。它一站起来，卡森就抬起头，看着牛犊抖个不停的膝盖，但是它坚持住了。很快奶牛也站了起来。牛犊依偎过去，找到乳头，开始吮吸。

“真是奇迹。”达内尔说，卡森也不反对。

他们又看了一会儿，没有说话。油灯的灯芯烧得更短了。卡森放下手，用指尖拨开稻草，摸到坚实的泥土，往后靠去。当火苗在玻璃罩里奄奄一息时，达内尔才单腿跪地直起身体。

“现在来看看我们还能不能站起来。”他说。

达内尔哼哼着站起来，膝盖发出喀哒声。他把手放在卡森的胳膊底下，帮他起来，卡森的关节也嘎吱直响。达内尔举起灯，拧了拧黄铜螺丝，直到玻璃罩里又亮堂起来。他放下灯，朝谷仓口走去，只看得见他的轮廓，接着他点燃一根火柴，一瞬间他的脸被照亮了。

“你又开始抽烟了。”卡森说。

“现在没人管我了，”达内尔回答，“有趣的是我竟然开始怀念那些唠叨。”

“没错，”卡森向谷仓门走去，靠在对面的梁上。

星星散落在头顶，尽管现在金星已经看不见了。他俩距离彼此不过十来英尺，却只能看到对方的影子。卡森看着橘红色的烟头举起来，停了一会儿，又放下。谷仓的深处有动静，然后是奶牛用舌头清洗牛犊的舔舐声。

“多莉斯是个好女人。”达内尔说。

“是啊，”卡森说，“她是的。”

“四个月了，是吗？”

“差不多。”

“最终都会过去的。”达内尔说。

他熄灭了烟头。黑暗中分不清是叹息还是窃笑。

“什么东西挠到了你的痒痒？”卡森问。

“就是很好奇那些寡妇们是不是已经带着砂锅菜来拜访你了。”

“没有，”卡森说，“我是说葬礼以后还没有。”

“好吧，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一旦开始了，你会觉得自己是在参加斯伯利烘焙比赛。”

“我不会再娶一个妻子了。”卡森说。

“我也不会，但她们不管怎么样都还是会来。我们是稀有物种，伙计。有一回我去老年中心，那儿就我，安塞尔·特纳和三十个灰头发女人。有人建议我们应该跳舞。音乐一响起我就走了，再也没有回去，但是可怜的老安塞尔坐在轮椅上，走不了。他六个月后再婚了。她们最终已经放弃了我，但你还是新游戏。”

达内尔顿了顿。

“我不是要拿你开玩笑。”

“我知道，”卡森说，“我已经看够了悼词和鬼鬼祟祟的脸。我并不需要有人帮我度过悲伤。”

他已经有足够的力气打针，却还想再等等。除了在电话里和儿子女儿说话，卡森近来不太和其他人交谈。但是今晚，和达内尔待在黑暗中，他感觉很愉快。

“城里的星星不是这样的。”卡森说。

“我已经不太去城里过夜了，所以也不知道，”达内尔回答，“但是抬头看到亘古不变的东西感觉真好。我在朝鲜的时候，常常寻找北斗星，猎户座和射手座。它们各不一样，但是我总能辨别出来，仿佛我还在北卡罗来纳。这么做的时候让我感觉安慰，特别是当战争变得激烈时。”

“我也这么做过几次。”卡森说。

达内尔又点了根烟，走出谷仓，倾听着，直到心满意足。

“它们没有吵吵嚷嚷的，”达内尔说，“但是它们就在那儿。”

卡森半遮半掩地打了个哈欠。

“我去倒壶咖啡。”

“不用了，”卡森回答，“我打完针就走。”

“在朝鲜的时候，我们都想不到最后会是这样的，是吧？”达内尔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拥有的比我们以为的更多。”

“是啊，”卡森回答，“是的。”

卡森回到里面，打完针，收拾东西。达内尔一只手举着灯，一只手提着医药包，带他往皮卡走去。达内尔打开钱包，拿出五张十块，卡森像往常一样拒绝了。他们握握手，他钻进车里。卡森开出车道时，回头看，看到提灯的光晕向谷仓挪去。达内尔会把灯挂回钉子上，或许再站在谷仓口抽一根烟，就像所有优秀的哨兵一样细心。

[1] 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中声名狼藉的校长。

[2] 希腊神话中冥界一河流，死人灵魂饮其水会忘记生前之事。

[3] 西班牙语，意思是母亲。

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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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爱尔兰]威廉·特雷弗

译　　者：杨凌峰

品 牌 方：99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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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得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坐对死人

他先是闭着眼睛的，然后睁开眼，说要看看马房。

艾米莉脸上没有反应，表情一片空白。她的面庞比他的年轻，但看上去也年轻不了多少。她面无表情，除了疲惫，她自己感觉到的疲惫。“从窗子这里看？”她说。

但他要下去看。他说：“把外套拿给我，好吗？还有，把靴子拿到门口去。”

她从床边起身离开。即使她不帮忙，他自己也会把事情搞定的，她很清楚——她认识他已经二十八个年头，嫁给他也有二十三年了。拿不拿外套给他，不会带来任何不同；即使她劝阻，也不会有什么用。

“你这样会没命的。”她说。

“新鲜空气会让人强壮。”

到了楼下，她把靴子在后门边放好，然后把帽子、围巾还有外套都拿给他。外套左袖筒上部连接肩背的地方绽线了，需要缝几针，这是她刚刚才注意到的。如果现在就去拿针线修补，他会等得不耐烦的，她知道。

她问：“你要去那里干什么？”他几乎没搭理她，只说了句，去稍微整理一下。

八天后，他死了。女医生安说，只穿着睡衣再加上一件外套去清理马房的场院，这并没有加快病情，让他提前去世。医生走了一小时后，杰拉蒂姊妹俩就来到了门前；她们还不知道他死了。

那时是晚上七点半。第二天早上这个时辰，殡葬承办人基恩就该来了。她把这个对杰拉蒂姊妹说了，想让她们明白，她希望她们离开只是因为丈夫已经死了，而不是别的原因。不过，她也知道，如果丈夫还活着是不会同意杰拉蒂姊妹陪坐在他床头的。她们来得太迟了点——这倒是好事。

杰拉蒂姊妹已届中年，是两位嬷嬷，谁家有人即将辞世，她们就来陪坐在濒死者身边。艾米莉以前听说过她们，但不认识，甚至都从没见到过：她来为两人开门时，还不得不问了问她们的来历。她从未想到过杰拉蒂姊妹会带着好心善举走进这个有病人卧床的房间，而过去的七个月中，都是她独自一人在照料着丈夫和家务。两位嬷嬷是“圣母军”的成员；这个教友团体以慈善出名，不遗余力地支持圣文森特·德·保罗协会的扶危济困活动，还热心传播泽维尔·奥谢神父的著述——这是当地历史上的一位牧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远赴东方传道，感染疟疾，不幸早夭。

“我们礼拜二才听说了你家的事，”姊妹俩中身形更瘦小的那位对艾米莉表示歉意，“确实，有时候我们的消息不灵通。”

两姊妹中的另一个，更壮硕也更老一点，化了妆，戴有首饰，也更注重她的衣着。但打头主动说话的却是容貌瘦削生硬的那一位，虽然她看似不喜言辞。

她说道：“我们是在麦克林西的店里听说的。”

“很抱歉，让你们空跑了一趟。”

“不会是空跑。”她停顿了一下，仿佛在这里停顿一下很有必要。她又补充道：“我们对您表示同情。”这一句是解释她们为什么没有白来。

这段对话完全是在大门口进行的。黄昏的暮色正要幻化为暗夜，但目光掠过小小前院的白灰墙，艾米莉仍然可以看到一辆小车停靠在路边上。天很冷，风旋舞着向东吹去。这两位妇女，心是好心，虽然她们把一切都搞拧了：从卡拉镇开车过来，来陪伴和送别一个根本就无意对她们的到来表示欢迎的人；好在还来迟了，这个人的去世让她们免除了一次尴尬遭遇。

“要不要来杯茶？”艾米莉提议道。

她设想她们会谢绝，说不能在这样一个时刻再来打搅她，然后就准备掉头离开。但两姊妹中宽肩膀的大个子却在那里犹疑起来，扫了她的同伴一眼。

“如果你觉得孤单，”小个子说道，“我们可以留下来陪陪你——如果这样能对你有一点帮助。”

死去的这个男人不信教。艾米莉煮茶时想到，关于这一点，可能有什么人已经告诉她们了。她丈夫或许会说，她们陪护濒死之人时不只是干坐在那里，看着病人的眼睛，而是还有别的意图；她猜测那也有可能。经常有不信教的人在大限将至时，会忽然无来由地表露出向神皈依的最初征兆，她们满怀虔敬与同情，风尘仆仆地赶去陪护，或许就是期待着这个？探视告慰结束后，她们离开死者的住处，开车径直去到教区事务主持牧师那里汇报，便算完成了职责？杰拉蒂姊妹是否也是这种做派，她从没听到有人说过；即使有人说，她也不愿去相信。她们来只是出于好意，她再次提醒自己。

等她们离开，她也不打算上楼去，去看看死人的样貌。她现在只想把他留在那里，等着基恩早上来处理。他咽气之后不长的时间内，葬礼的日子就已经确定，将安排在下周的星期四；明天上午她会通知几个人，还要在《公告人》信息小报上刊登一个讣告。这场婚姻没有带来儿女：等周四一过，除了未还的债务，一切都将了结。她为果子面包片涂上奶油，又搅了搅壶里的茶，然后装在托盘里端出来。

她们还没脱掉外套，但稳稳地坐在那里，像石雕，相互之间隔着一点距离。

“挺冷的，”她说，“我来生火吧。”

“啊，不必不必，不用麻烦。”她们都表示客套，但她还是点起了火，整个夏天都放在壁炉铁隔栅后面的引火物立刻窜起腾腾的火苗。她为她们倒茶，问要不要加糖，然后请她们尝尝面包片。她们开始称呼她为艾米莉，仿佛跟她已经很熟。她们也报出了自己的名字：样子稍老的是姐姐，叫凯斯琳，妹妹叫诺拉。

“我没想到，”凯斯琳开始说话，但被诺拉打断了。

“哦，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她说，“你是新教徒，但那也完全没关系的。”

卫理公会教士沃尔夫去世时，也是她们在床头陪护照看的，凯斯琳说。她们给他宣读教义，拿来所有他需要的东西。教士走的时候，她们就在现场。

“这个没什么关系的。”诺拉重复说道。俩人先后拿起一片面包吃了，夸赞说味道很棒。

“那最初的几个小时，”对话陷于中断的时候，凯斯琳找了个话题，“确实也不好受。我们常常得留下来。”

“能够想到他，你们真是好人。”

“艾米莉，有炉火取暖真惬意。”凯斯琳说。

她们跟她聊起马匹的事情，因为她们听人提起过的就只有这些马。她解释说养马已经成为一个过去的故事；她现在打算把这个地方卖掉，她说。

“艾米莉，你会觉得这地方太偏远了一点。”凯斯琳说。她的唇膏在茶杯口留下了一道红印，诺拉做出一个手势提醒她。凯斯琳把红印抹掉。“我们自己是住在镇上的。”她说。

这栋住了将近三十年的房子，艾米莉并不认为很偏远。开车五分钟，你就到了卡拉镇的城区中。向着另一个方向，用不了一分钟车子就能开到曼根大桥。

“一个地方，你住着住着就习惯了。”艾米莉说。

她们给她描述她们自己住的地方，让她识别位于卡拉镇外围埃希路边的那栋房子。艾米莉知道那里，那座房子上满是爬藤植物，门前围着银色的栅栏；房子不很大，但看上去其乐融融、温暖兴旺。她之前还以为那是土地勘测员柯里根的家。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么想的。”

“是我们从柯里根先生手上买来的，”诺拉说，“那是在三年前，我们才来到卡拉。”她的姐姐在一旁说道，在那之前，她们就在埃希路住着。

“卡拉是我们想找的那种地方。”诺拉说。

艾米莉意识到，她们说这些轻松话题，是在尽力提升她的情绪。她们说，在她们定居之后，卡拉已经大有改观，而且还会变得更好。一个城镇会怎么样，你看得出来的；有些镇子，一百年过去了，还是萧条停滞的老样子。

“现在，你或许可以考虑住到镇上去？”凯斯琳说。

“我还不知道要做什么。”

她为她们添加茶水，又递给她们面包片。安医生给了药丸让她服用，但她不想去吃药。尽管身心疲惫，她却并不想睡觉。

“他一周前走到门外的，”她说，“他起床，只在睡衣上加了件外套就到场院那边去了。我觉得就是这个坏了事，让他提早死了，但看上去这个事情又没那么大影响。”

她们没说什么，只是点头，两人都点头。她说他病倒卧床已经七个月了。七个月，他一直都没有读报，她说。最后，他唯一能吃下去的食物只有玉米粉糊。

“我们从来都不认识你丈夫，”诺拉说，“不比对你的了解多。不过，我想我们也许哪天在路上碰到过他。”

一种牵挂、焦灼之感在艾米莉心中升起，这种熟悉的担心忧惧往往让人不自觉地双手相握，手指交叉紧扣。人们经常遇到他，他在外面训练马匹。有的开车人会减速，跟他打招呼，但他从不领情，甚至连扬起马鞭回应一下都不干。回忆的一瞬间，她几乎忘了他已经死去。

“他经常在外面的。”她说。

“哦是的，这是很久以前了。”

“十二个月前，连最后一匹马都卖掉了。他不想把马留在身后。”

“他参加赛马，我们这样理解没错吧？”凯斯琳问。

“定点越野赛马。零零星星地去彭切斯顿马场比赛。”

“噢，那挺棒啊。”

“但也没赢过多少。”

“当然了，赛马这事时好时坏，浮浮沉沉的。”

每当一匹马垂头拖尾地再次回来，几个月的训练准备一无所获，失望的氛围就笼罩了整栋屋子。从未有过多少理由可以感到乐观，但即使如此，他对马匹的期望却一直很高，仿佛期望稍低就会带来坏运气。艾米莉刚结婚之际，她丈夫就已经在卡勒马场训练一溜儿刚足一年龄的马驹。成果还不错，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但实际并非如此。

“你们没有过孩子吗，艾米莉？”凯斯琳问道。

“没有，从没有过。”

“我想，我听人说过这个。”

房子加地产是艾米莉的姨妈留下来的。总共有四十三英亩，还养着羊；家具也留给了她。“我小时候曾来过这里。人们称我姨妈叫埃吉尔小姐。你们听说过她没有？”

姊妹俩都摇头。早得很了，远在她们来卡拉之前，艾米莉说，一边打量着四周。很好的一栋房子，她说。

“她没有别的人来继承这些遗产。”艾米莉没有接着说出这一点——如果姨妈得知她要嫁给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那么个男人，房产和土地就都不会给她了。

凯斯琳继续询问：“那你往后就这么着过下去？”她尽力想让这场对话连缀成篇。“现在情况是这么个样子，照你的意思，就是以后也这样过？”

“我不知道。”

“无论是谁，都需要一点时间来理清头绪的。”

“我们遇到过很多寡居的人了。”诺拉含糊低语。

“基本上是没差一两天，我们结婚整整二十三年了。”

“艾米莉，上帝带走他，是因为上帝要他了。”

杰拉蒂姊妹不断地安慰她，轮流着接上彼此的话头，她们说话语气和姿态上的差异倒也一以贯之地保持着。再一次地，艾米莉又想到——两姊妹同情开导的絮叨越多，她就越是会这样想——她们是来陪护丈夫的，好在来得迟，避免了尴尬，实在是幸运。如果她把她们留在丈夫床边，那他会立刻把她叫回来的。他会明知故问，问她这两个娘们是什么人；他会叫她把她们带走。他从来都不顾忌自己的言辞——一旦有人跨进自家的田地，一长串的粗口就会从他嘴边鱼贯而出，每个字都叫骂得很大声，有时简直是令人惊骇。总是这样的情形：他抬高声音，说出那些骂人的脏话；他的样子相当狂暴，而且不是一时或只是曾经如此。她倒是不止一次地希望丈夫表现出的只是暴力，因为她相信暴力要比丈夫愤怒叫骂流露出的野蛮破坏力更容易忍受。她总能感觉到他身体里蹿动着这股无名邪火，在那里闷烧膨胀，然后喷薄而出；他以此来否认和对抗他的失败。

“那些马。彭切斯顿。赛马场的天地，”凯斯琳说，“艾米莉，你过去的生活很精彩啊。”

在艾米莉看来，诺拉几乎就要对她姐姐的这句话摇头了——这是姊妹俩第一次处于意见分歧的边缘。这并没有让她感到意外：觉察到诺拉有不同看法，这让她惊愕。

“我姐姐的意思是说你的生活不一般。”诺拉微微点头，把要说的修正意见委婉表达到位。她的语调缓和了两人看法之间的矛盾。

“有很多女士就在房前屋后转转，哪儿也不去。”凯斯琳又开口道。

艾米莉起身为她们倒茶，又给炉火添加了煤块。她之前忘了拉合窗帘，现在顺便拉上了。房间内的灯光很暗——他对灯泡的亮度特别介意，总是用小瓦数的。不过，淡弱的灯光让房间显得温暖舒适；只是，不管房子的哪一处看上去是这样，都有点不太对头——毕竟，他刚死去不久，停尸在那里才几个钟头。她不禁设想，假如这里或者其他房间的哪个灯泡爆了，她会怎么办？是换上亮一点的灯泡呢，还是继续用小瓦数的——因为淡弱的灯光已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她拿不准，她的那种神经质是否也已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看上去她并不总是会那样焦灼忧惧，但她知道自己也可能会搞错，会误以为自己很安心。

“我也不常出门，走动不多。”她接上这个话茬是因为谈话中断，陷入了沉默。两位来客都在往茶里加糖，一边搅动着。放下小汤匙后，诺拉说：

“有些人对走动串门没兴趣，懒得跟人交往。”

“他这个人很难打交道。你们也许已经听说了。”

对此，她们没有加以评价，保持着沉默。艾米莉接下去：

“他把希望寄托在赛马上，孤注一掷。从小时候起，他想的就是要在比赛中获胜，然后一朝成名天下知。可惜他从没取得多大的成功。”

“可怜的人，”凯斯琳低声嘀咕，“真不走运。”

“确实。”

艾米莉并不是在抱怨，她原本的意图就不是去抱怨：她曾经也有过抱怨的念头，但从没说出口。她的目光从两位造访者身上移开，环顾周围的家居陈设；这个房间她已经太熟悉不过了。当她把窗帘拆下来清洗时，他也发过火。所有人都会盯着，向家里看的，他说，但她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通常根本就没人会从门外的路上经过。

“他娶我是为了房子。”她几乎是脱口而出，无法阻止自己。这两位妇女只是陌生人，而她却对她们说起了死人的坏话。她无意识地摇头，试图去否认自己刚刚说出的话，但那样看上去就是不诚实，比说坏话更不好。

杰拉蒂姊妹都去啜饮茶水，在同一瞬间把杯子举到了唇边。

“他娶我是为了这四十英亩地产，”艾米莉继续道，虽然她不愿说，但仿佛又一次受到内心的驱遣，“我是新教徒，继承的是父母的信仰。后来他向我求爱，说得还挺浪漫的，描绘马场的赛程卡片、奖章绶带、花花绿绿的骑师服，还有欢聚庆祝的人群——好像他已经功成名就似的。就这样，我跟了他。”

“哦，这样啊，”凯斯琳不知道该怎么附和，只好随口感慨，“原来这样啊，老天。”

“我是个傻瓜，是傻瓜就要付出代价。我对婚姻的指望有点贪心了，结果为贪心付出了代价。一年前，还完债之后，我们就只剩下半英亩土地了。他办贷款还把房子也抵押了。他病倒等死的期间，我都可以质问他：‘我该怎么办？’但我没有，他也不提一个字。天知道他最后想的是什么。”

杰拉蒂姊妹说她肯定心里太烦乱了。她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抚慰她，说刚成为寡妇是会觉得不安的，那是免不了的过程，你要有心理准备。诺拉将这话讲了两遍。凯斯琳则说如果艾米莉感到很伤心就不妨去她们家坐坐。

“你们进来的这栋房子里没有可悲伤的事。”

“哦，这样说啊，哦不，”凯斯琳一边应答着，一张大脸因尴尬难堪而扭曲皱缩起来，“哪能这么说哦。”

“他根本不介意真相暴露出来会怎样，不管是不是他自己说出来。他没说过我是个毫无价值的女人，但你能在他眼睛里看出这种意思。还有一次，我要去打扫马房，他却冒出一句，那有什么用。有时候在桌上，他还会把一盘食物推到一边，动都不动。我们曾有过两只柯利牧羊犬，狗儿跟他相互为伴。狗死了之后，他说他再也不会养狗——因为兽医不肯来我们家。还有抄电表水表的人，把小皮卡开进我们家场院，被他辱骂一顿，结果掉头就走，不愿再来。”

“艾米莉，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诺拉悄声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还是悄声地，重复了一遍。

“你在那先坐着吧，艾米莉，”凯斯琳说，“让我去多煮一壶茶。”

她站起身，茶壶已经拿在手中。在别人家的厨房中烧茶，对她已是驾轻就熟的常事。她说，她能找到地方的。

艾米莉表示不要凯斯琳去，但她在嘴上说着的时候心里却根本不反对。结婚以来的这许多年间，还没有别的妇女在她家厨房中烧过茶呢；她曾想象过，假如有一天他从场院走进家门，发现有另一个人而不再是她在自己家中，那会怎样。有一次，她开始给餐具存放柜刷漆，他回来，一声不吭就站到了厨房门口，让她吓得不轻。另外一次，她把一袋糖掉到了地上，洒得到处都是，他就看着她把糖和地板上从壁炉飞出来的炭灰一起扫进垃圾铲。然后他问她要干什么，是不是就那么扔掉；他说，那些糖还是一样可以加到茶里的！只刷了一半油漆的餐具柜至今还是老样子。

“他性情古怪，闷闷不乐地生活在自己的冷漠世界中，”只有妹妹被留在房间里陪艾米莉坐着，艾米莉便对着她说话，“哪怕是他已经老了，他还是幻想会有一匹马将改变他的命运；即使那剩下的唯一一匹马得了病，什么都干不成了，他还是抱着那种念头。马房里什么都没有之后，他还是去洗刷打扫，把新鲜的干草放进去。他脑袋里还是想着能从头再来，能碰上一匹好马，被人家当作便宜货卖给他。他从没说过这个，但他脑袋里就是这么想的。”

房子不干净。已经有好几年都谈不上干净了。她已经死了心，对房子，对她自己，对那台坏了的收音机，对她那辆轮胎被扎气全漏光了的单车，她都不想管了。两位到访的客人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夏天的死苍蝇还留在那里没扫掉，房子里各处地方的灰尘也没人去擦。

“三小勺茶叶，还有一勺茶叶配给茶壶 [1] ，”凯斯琳说道，一边把茶壶放到壁炉边，“这样就差不多了吧，艾米莉？要让茶多泡一会儿吗？”

她还切了一些果子面包片拿进来——她看到面包就放在案板上，边上是切面包的刀子，还有奶油。她说，希望她这样做不要被当成是唐突的自来熟，希望这不是强加于人的自以为是。但她的解释没有得到回应。

“他就那么坐在那里看着我，”艾米莉说，“我在厨房里忙着，他的目光就随着我移动。有一次，一只甲虫落在了桌上，他还是动都不动。虫子钻进了面粉，他也不伸手去把虫子抓出来。”

“这不是有点奇怪吗？”诺拉说，“你竟然会没有丢下他，自己走掉？事情都这样了啊，艾米莉。当然，我不是说你就应该走掉。”

艾米莉意识到她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以前出现过，但她没去回答；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离家出走。现在回想起来，她就是没下定决心。她记得也想过要一走了之，记得自己当时内心的矛盾争斗是怎样的，记得自己怎样地思来想去，想着可以去什么地方；但房子是满怀慈爱的姨妈真心诚意留给她的，她就那么扔下房产，岂不是辜负了姨妈？另外，当然了，还有就是担心，无法想象他会怎么应付下去。

“艾米莉，要不要再来一杯茶？”

她摇头。风吹得更猛了。她能听到风吹动楼上的门扇发出嘎吱声。她在楼上房间留着一盏灯的。

“把你们耽搁在这里，我很抱歉。”她说。

但杰拉蒂姊妹此时已经再度安坐下来，有新泡的茶帮着她们打发时间。凯斯琳宽慰艾米莉说，不管从哪个方面看，她们都没有被耽搁。那只四十瓦的灯泡光线暗淡，屋子里一片朦胧，壁炉台上放着的闹钟显示时间是十一点二十分，但实际上这只钟慢了半小时。

“之所以跟你们唠叨，只是因为我心累了，”艾米莉说，“时间都这么晚了，我本来没打算跟你们讲这些的。”

凯斯琳说，这全是因为情绪上受了冲击。家人亡故改变了一切，她说；不管你心里对死亡将临的事实是多么清楚，但还是会受到冲击，感到措手不及。

“我也不是想让你们认为我不爱丈夫。”

听她这么一说，杰拉蒂姊妹有点讶异和迷惑；凯斯琳跪在地上给壁炉添加煤块，诺拉则往自己的茶中倒了一点牛奶。这两个未婚妇女怎么可能明白她的感受？艾米莉心想。对于那个已经死去的男人，即使没有悲伤和哀恸之心，也还是残存有一点爱意的，她们怎么可能明白？从一开始，都是因为她的错误，她自己的愚蠢；毕竟，谁都没有强迫她做出这种选择。

三人的谈话还在继续，在这位新寡的妇人与两姊妹之间循环往复，有言词的交流和怜悯的哀叹，有抚慰还有鼓励。艾米莉回顾起过去更多的事情：婚礼场面，他擦得锃亮的鞋子与梳得光洁整齐的头发，随后在卡勒马场举办的结婚派对——场地就选在骑师聚会厅，因为他认识那里的人。她也提起更多的人，有些名字杰拉蒂姊妹知道，有些则远在两姊妹来此地之前。她还说到一些别的经历——有一年他去英国切尔腾纳姆的赛马会；还有一匹灰毛的老马，参加格兰拜尔的定点越野赛，腿彻底折断，只好开枪把它杀了。杰拉蒂姊妹则讲起她们在戈尔韦长大的故事——这座“宗族之城” [2] 如今已经变得非常新潮、生机勃勃，简直让人认不出来了；后来她们怎么又到了恩尼斯柯西市附近生活；还有凯斯琳在那段时间是如何感受到了宗教精神的感召力量，稍后这种感召力又是怎么减弱消退的，以及她在那之后终于领悟到她自己的动摇和错误原来是神对她的试探考验。就这样，杰拉蒂姊妹把她们传播信仰的宣教也泛泛地插入了这场对话。夜越来越深，艾米莉产生了一种感觉：她们这样长谈，是因为有必要如此——在这样一个破碎凄凉的时刻，试着用长谈去消解其他方面的惨淡无望。她为自己说了死人的坏话而愧疚，再一次责备了自己。杰拉蒂姊妹告辞离开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半。

“谢谢你们。”艾米莉说，一边稳住为她们拉开的入户大门。最初轻微后来又刮得厉害起来的风，现在已经停了。空气清新干净。她让两位嬷嬷放心，说她能应付过去的。

两姊妹打开车门时，车里的照明灯闪了一下。引擎启动前，车尾灯闪出红光；一阵尾气的白色烟雾冒出来之后，小车慢慢向前移动，随后加快了速度。

楼上的房间里，床单被拉起来，盖住了死人那逐渐僵硬的尸体——已经失色，还将腐坏。艾米莉跪在床边，祈祷这个长年来对她施以冷暴力虐待的男人得到救赎与解脱。她说起过的对丈夫的爱，已经被忧惧消耗殆尽，只剩下一层空壳，但她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怜残余的存在，就像她在两位访客面前也没否认一样。只是，她无法悲伤，也无法哀恸：剩下的何其少，毁掉的又是何其多。她们开车走时，能够体会到这些吗？别人问起来时，她们会去解释，会说得清吗？

回到楼下，她开始清洗那些茶杯与碟子。她不打算睡觉。她不想上床。几个小时将会过去，然后殡葬工人就来了。

汽车前大灯照亮了路旁的矮石墙，狗舌草在墙根与路边旺盛生长；一旁的草场上，入睡的绵羊被圈在围栅后面，一动不动，荆豆花开在它们的腿间。像往常一样，凯斯琳在开车——诺拉从来都没学过这个。刚刚结束的这次上门拜访是如此怪异，与姊妹俩此前熟知的经历，也与她们的预期大为迥异。她们一路都在议论，随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凯斯琳说出了她的最终结论：因为有个死掉的男人停尸在楼上，她们所听到的一切无疑就显得更可怕。

诺拉蜷缩在后座的一片黑暗中，她对姐姐提出的看法并不认同。但她没有立刻就开口，车子又开了一英里后，才说道：

“我想说，要是让我自己来说，我们刚才就是跟死人坐在一起的。”

客人的来访只是短暂打破了沉寂，现在，房子里又恢复如初。床上的死人已经永远安宁了，不会再有什么黑暗邪魔从他的尸身中跑出来祸害人间。楼下的妇人坐在壁炉旁，照看着炭火；随着黎明慢慢从窗帘的边缘渗透进来，她感觉到自己的心神受到了些微的扰动，有了一丝活力躁动。那种疲惫感减弱了，让她好受了一点点，一种平静感主宰了她。在这间缺少打理、被人世遗忘的房间中，她现在并不为自己对好意而来的杰拉蒂姊妹所说的话感到后悔；如果有些地方那姊妹俩不是很明白，那也没什么关系了。她又多坐了一会儿，然后起身拉开窗帘；白昼的光照倾泄而入。她的白昼是夜晚带来的鬼魂，这鬼魂呈现出她自己的形象，因她此前便是幽魂一缕。

传统

像惯常的做法那样，他们一个一个地走进来。先是汉布罗西，然后是弗罗盖尔，接着依次是阿克林顿、奥利维尔、马克卢斯、纽康贝和纳皮尔。按照进入的顺序，他们每人都看了泥地上死掉的寒鸦；一共是七只，跟他们的人数正好一样。

“肯定是莱格特干的。”马克卢斯说道，其他人全都没吭声。马克卢斯之外，只有纳皮尔也怀疑莱格特。别的人则一片茫然，但奥利维尔除外。鸟儿的脖子被拧折了，有一只的头干脆被扭断，掉下来了。死鸟歪倒在尘灰中，羽毛失去光泽，挓挲着贴住地面；它们那晶亮如珠的眼睛也已呆滞暗淡。“这些嗜杀的家伙，该死。”纽康贝干巴巴地说；从他的音调中听不出义愤或激动的情绪。奥利维尔知道，是那个姑娘干的。

铃声响起来，在敦促他们去礼拜堂。上午的时间总是很有限，就只有这么短短几分钟，但也够他们来到谷仓，看看那些鸟是否安然无恙。通常，钟开始敲响之后，这七个孩子就已经走在返回的路上了。而在返回之前，他们还往往在谷仓抽上一根“早间小烟”。

“哦，老天！”他们往回赶的时候，马克卢斯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弗罗盖尔和阿克林顿说现在他们也同意了，应该是莱格特干的。其他人则没说什么。

他们一直在教鸟儿讲话。他们之前的好多届学生都玩过这个。他们用食物诱捕，抓住那些年幼的小鸟，然后修剪它们的翅膀，再慢慢驯养。也有其他地方可供他们来安置这些鸟儿，但谷仓这里是最合适的；空空的谷仓很宽敞，墙上有个孔洞，用那种圈养家禽的细铁丝网拦着，正好差不多当作一扇窗子；铁丝网还被用钉子铆固在门的底部，挡住门扇下面的空隙。这间谷仓没有别的用途，废弃之后便被人遗忘，直到有一天有人在这里贴上告示说整个区域禁止入内——这个禁令布告也不例外，很快被同样地遗忘了。所以学生们很多年来都在这里养鸟玩。但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野蛮杀生事件。

他们教寒鸦说话，但这些鸟儿并不能清楚地发音吐字。鸟儿并不会相互交谈，甚至也不能发出一个可称为语词的声音。教过几个小时之后，它们发出的声音也只是近似于人声；到底是什么意思，只有靠听者去解释发挥。有人说，如果鸟的舌头修剪一下，或许能取得更令人满意的成果；过去就有人这么干的，但那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人们觉得那样也未必管用。

几乎连一点点的时间也没提前，七个小男生及时赶到了礼拜堂这里；老师们排成队，正等着从回廊上进入礼堂。他们从老师的队列旁走过，在会堂里找到位置坐下；七个人都坐在一起。他们立刻觉察到今天上午明显有什么不对头的事情；大家呢喃含糊地念过祷告词，又开始带着略显夸张的虔诚激情、架势十足地高唱赞美诗；这一过程更是刺激和放大了他们的好奇心。神情庄严的牧师主持了这些仪式，还点到即止地提及了“荒野中的诱惑” [3] ，因为现在正是一年中容易犯这种错误的时刻。他那种庄重严肃早已屡见不鲜，是他惯常的气质，与夜里所发生的那件杀生案完全不相干，而且他也不知道。“因为经上记着，”他引用《圣经》，“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以这句引文收尾，他干净利落地结束了布道演讲。学生与老师们都穿着正式的袍服，列队依次退出，走进室外的清新空气里；身后传出管风琴演奏的即兴曲，是亨德尔的曲子。

通常，大家会四散走开，然后才会三五成群地开始讲话，与此同时，音量也会提高。男生们走向好几个方向，朝着零散分布的教室走去，而老师们则往同一个方向走，去大家共用的一个房间拿马上就要用到的书本。汉布罗西与阿克林顿还是待在一起，而马克卢斯、纳皮尔和纽康贝则另成一伙，这三个人都属于那种更聪明机灵一点的孩子。弗罗盖尔要去上钢琴课，奥利维尔则接到校长的传唤，要去接受训导。这七个男生，每人心中都还记挂着那已经发生的暴行，忿恨和怒火都还没有从他们身上消退。

弗罗盖尔一边等着老师，一边弹着钢琴；从汉考克先生上次给他上课直到现在，他基本上都没怎么练习。在校长的房子里，学校的屠宰工和勤杂工戴恩斯离开房间时，会客厅大门上方的蓝光灯被他关掉了。他样子阴险、幸灾乐祸地对着奥利维尔眨眨眼睛，似在暗示他对奥利维尔为何被传唤知道得要比奥利维尔本人清楚得多。他眨眼算是白费了，奥利维尔根本没搭理，因为那是戴恩斯的常见花招之一。奥利维尔轻轻敲了敲门，然后便听到校长在里面说让他进去。

“我很失望。”校长开门见山，从他此前取暖的壁炉边走开，走向与会客室相连的一个小房间；那里散乱地堆放着书籍、作业论文和收缴来的学生物品。校长身材粗壮、体重可观；他在一张桌子后坐下，而奥利维尔则站着。“我很失望地注意到，”他继续说，“三门科学课程，你没有一门的成绩达到基本的合格线。需要指出的是，选择读理科方面的课程，这可是你自己做出的决定啊。”他暂停片刻，盯着被抽到他面前的一张纸看了看，“你确定你的学业目标是在这个方向？”

“先生，我有些好奇，想更多地了解科学世界。”

“坐下吧，奥利维尔。”

“谢谢您，先生。”

“你说你好奇？”

“是的。”

“现在，告诉我你为什么对这个方向的知识感到好奇。要知道，那些无知又无能的孩子，如果我有意识地让他们只停留在一个蒙昧天真的世界，那是因为我有义务如此，同时也是因为良知让我这样去做。奥利维尔，这个学校的学费很高的。学费高是因为期望也高。舍监应该早就对你们说过这个了。我今天上午叫你来这里，就是要让你清楚我们对这些事情给予高度重视。你选择科学课程，并不是出于天命的驱动？”

“不是，先生。”

“那你只是纵容了一种好奇心。你在纵容自己：那会是很危险的。”

这家伙为什么一定要以一种夸大其辞、一本正经的方式说话？奥利维尔在心里嘀咕。只是因为自己所知甚少，所以才希望去学更多的东西；如果这也被叫做自我纵容，那就自我纵容好了。但怎么能说是很危险呢？他觉得不解，不过也没问。实验室的功课他做得不怎么样，这之前并未让他感到意外，现在也没有。

他回复说自己很抱歉。校长大人说起了学校对于本校传统的深厚信念——任何合适的场合下，他都会提到这个。他所称颂鼓吹的传统与奥利维尔的学业失误几乎完全没有关系。校长的这种做法，本身也是一个传统：但凡与规定的或期望中的行为表现的背离偏差都被认为是出于这样的根源，也即对学校那些历经时间检验而积淀成形的戒律和良好惯例的漠视与怠慢。这位校长的前任们在他们任职的年月里也这样倡导对过往遗承的重视，对男孩子们成为男人时所取得成就的关注，还有对他们的欠缺不足 [4] 保持警醒。而奥利维尔的前辈们也肯定听过如此的训诫，听的同时带着与现在程度相似的怀疑与轻蔑。

“你看我们能不能这样，”现任校长提出建议，“今天你就向我保证，从此以后开始好好学习？过一段时间我们再来检查核实你的表现，比如说，五周之后，怎样？”

“先生，要么我还是退出科学课程吧。”

“退出？我可不喜欢听到这样的回应。”

“我错了，先生。”

“奥利维尔，不要错上加错。考试失败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惩戒了。也许，你可以好好反思一下这次的失利。”

提出这个忠告之后，校长便打发奥利维尔回班。在距离学习室和校长会客室都挺远的那间石板铺地的大厅中，奥利维尔立刻就把校长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思绪又回到了那些被残杀的鸟儿身上。他再次得出了之前已经得到的结论：肇事者并不是另一个男孩子。今天下午的游戏课之后，莱格特将会被他们抓住，然后被劫持逼供。回教室的路上，奥利维尔悠悠荡荡、慢慢吞吞，预想着那场不公正的报复，但他也很清楚他不会将自己暗中的推断透露出来。不这样做，有着一种乐趣；保持秘密，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这给他带来快感。

星期三这天直到下午茶的时间都是她的。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安排，如果有改变，她很可能会感到不满。每周中间段的这一天已经被她当作她个人的星期天——只要没有因为什么特别的事情而设定闹钟，只要在远处响起的礼拜堂钟声和开始上课的铃声可以被忽略。这个时段中，即使是处于无意识状态，她也知道要做什么：一直睡觉，直到上午时间过半。她睡得并不踏实，因为会不时受到梦境的扰动，而这个时段的梦境总是那么清晰生动，但这也没关系。没有什么比周三上午更奢侈惬意的了，可以在半梦半醒之间想象一下早餐之后那杂乱无序的餐厅，开始上课之后那突然到来的一片安静，还有被收进餐具室的刀叉杯盘——在那里擦洗干净再拿回餐厅，然后在老橡木桌子上布置好，以供午餐使用。周六晚上也是她的休息时间，但那完全不同，也不被她当回事；她当天还经常替其他的工友顶班，甚至都不用人家再换班还她。

这天上午，她十点半起床——这是她周三的常规时间表。炉子上煮水的间歇里，她翻看了一份报纸的彩色增刊。她打开后门，身穿睡衣站在那里，撵走了那只讨厌的猫。曾经，斯塔克普尔会在周三上午来找她；他是唯一这样做过的人，是那些年来唯一能够找到一点空当和机会的男生，就在周三上午十一点到十一点四十五这段时间。她记得很久之后的一天，斯塔克普尔回到母校，身边带着一个女人——旁人说那是他未来的老婆；他带着那女人故地重游，指着这里那里比划了一番。她记得当时还想到了斯塔克普尔会不会也把她自己指给那女人看。

她又站了一会儿，感受着那柔和清新的空气。闻到烤面包片的焦香味，她折回了厨房。

他们在采石场上生火煮了一点咖啡，倒在果酱瓶里喝了。他们觉得这种不加牛奶的咖啡喝起来很美味；牛奶可是讨厌的玩意儿。然后，仰躺在阳光朗照的地面上，他们抽起了烟。

与此同时，莱格特则蹒跚着向他住的宿舍那边慢慢走回去；在他估计自己还是能被他们看得到的这段距离内，他一直装出跛足瘸腿的样子。他认为自己有根肋骨被打断了，但弗罗盖尔声称他拥有医学知识，用手指按了按又敲了敲他的肋骨，然后说没事。“绝对没断。”弗罗盖尔是这样说的，但莱格特对此则不很确定。他们独独挑中他，是因为他会耍阴招、暗中下手——他们就是这么说的，而莱格特也承认自己不够光明磊落。虽然如此，他还是无辜的。他根本不愿去碰那些可憎的丑八怪寒鸦，更不会把它们那长着尖喙、会啄人的鸟头抓在手中。

“不是他干的。”阿克林顿说道，打破了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其他人也逐一对他的结论表示认同。不过，海扁了莱格特一顿，这根本没什么好后悔的。

“那谁干的呢？”纳皮尔问道。奥利维尔没说是那位姑娘。

“除非是戴恩斯。”马克卢斯说。

他们都这样猜测，但奥利维尔没有。戴恩斯不是他们能对付得了的；他们没法痛揍他一顿，也没法捉弄他。甚至跟他理论这件事都不行，因为尽管这位勤杂工确实知道他们在养寒鸦，但却没告状；如果指责他杀了鸟儿，他很可能会发起反击，不再保持沉默，而是将这个秘密捅出去。他这个人可是火爆脾气。

“无论如何，我也不认为是戴恩斯干的。”阿克林顿又说道，“他没理由来染指这件事。”

几年前，有个男生上吊自杀，但没能把自己的小命给了结掉。后来有人推论说他也没真的打算死，因为他打的那个绳结根本就不曾收紧了；他选了一棵树上吊，一只脚踩踏进树干的一个空洞里，身体垂挂的重量都落到那只脚上了。这个孩子后来没有继续在这里上学，而是被送回了家；人们认为他精神有问题。他们现在又说起了这个男生，因为想来肯定是某个脑袋进水的类似家伙杀了那些鸟。他们罗列出那些神经兮兮的学生，对每个新提出的嫌疑人的近期行为，反复地进行分析讨论。奥利维尔则不言不语。虽然不是这几个男生中最年幼的，但他是个子最小巧的；他深色的头发齐着额头剪出了刘海，脸色显得有些苍黄病弱。跟这些同伴在一起，他的样貌有点与众不同，那种纤弱又敏感的清秀是其他男孩子所没有的。其他小男生的样子，看着似乎是上帝造人时有点漫不经心、疏忽大意了——或者说当奥利维尔置身于他们当中时，仿佛成为一个例证，说明上帝的造人活计也可以做得稍微好一点。这些孩子穿的夹克，袖子都显得嫌短了，变硬的头发有点乱蓬蓬的，声音也开始变粗，唇上腮边冒出了小胡髭，皮肤上痘斑点点；显然都是青春期的征象。他们没人特别注意到奥利维尔避免了男孩蜕变成为男人时所拉开的这些序幕；奥利维尔的这些朋友们接受了身体发育所带来的尴尬笨拙的体态，对留在青春背后的东西并无遗憾或惋惜。

最后一点咖啡喝完了，烟屁股被扔进火堆的余烬中，然后他们把树枝烧完留下的炭灰四散踢开。他们全体一起回到学校，又走到曾经是寒鸦之家的谷仓这里。汉布罗西以前在学校的农场上帮忙干过活，所以知道农场的一些习惯做法；他绕道几步去拿了一把铁锹，又提出指导意见，找了一处最适合挖个墓葬坑的地方。死鸟被一只一只地扔到了坑里。马克卢斯将挖出来的土重又填埋进坑中；然后，他们抓捕新鸟的行动就开始了。

这所学校在奥利维尔入读很久以前，就发生过一些怪事，然后在人们之间口耳相传，历久弥新：礼拜堂钟声在午夜仓皇敲响；雷诺阿画作《读书的女孩》的复制品本来是挂在一处级长们共用的房间中两扇窗子之间的，却突然被摘掉不见了；有人从多比—高登的大衣口袋中偷走了一只打火机和一个烟斗；还有中央供暖系统的神秘崩溃。这些怪事是在很多年间断续发生的，时间跨度很大，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至今还没有哪个嫌疑人员被发现和受到处罚。此外，看上去也不太可能让同一个人对上述事件中的任意两件都负责，更不用说对全部事件负责，因为一个男孩子在学校就读的时间长度有限，没机会去完成两宗恶作剧。七年之前——这远远早于奥利维尔的入学——在学校的单车棚有人制造了麻烦：很多车胎被无缘无故地放掉了气。此后的岁月一直都风平浪静、波澜不兴，直到寒鸦屠杀案的发生。

奥利维尔对那姑娘的怀疑，纯粹是出于直觉的驱使，而且怀疑的不仅是最近的这次事件，也包括此前其他的怪事。他确信自己的猜测没错，对自己的直觉也很有信心，也感觉到她这些怪异之举背后有着某种意图——而且这种直觉敏感几乎毫无漏洞、无懈可击，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想不出她这么个餐厅女工为什么要在深夜一点敲响大钟，让大家梦中惊魂，以为火灾突发？还有，她拿走多比—高登的烟斗能有什么用处？他最初产生这种怀疑念头时，也猜想和推测过这其中或许有复仇的动机，但很快就否定了这种看法——他觉得什么复仇之类的推断太浅薄老套，太水到渠成了。莱格特被揍的那天，在喝下午茶的时候，他脑海中又冒出同样的念头，就趁着那姑娘不注意的当儿盯着她看，试图找到什么蛛丝马迹。在被观察者还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便悄悄闯入这个人的私密区域，看出这个人的内心隐情，这是奥利维尔的一项专长，他也为此而有些自鸣得意；但这天他有两次，甚至是三次，不得不骤然中断他的探秘盯视，因为出其不意地，他凝视的目光被对方的眼睛回望了。那女工名叫贝拉，但在餐厅这里以及餐厅之外的地方，她都被称作“姑娘”。

把盘子顺着一条胳膊放上去，盘子彼此接触以保持平衡，这位餐厅女工能一次托起并分发五只盘子，每只盘子里都装着肉肠卷或者配上青豆的烤面包片，要么就是炒鸡蛋。今天吃的是肉肠卷，两根香肠裹在一层面粉中油炸，面粉皮被炸得焦脆，呈深棕色。在餐厅圣安德鲁区的第二张桌子上 [5] 就餐时，如果你不想吃肉肠卷，把自己的那一份递给乔姆就行，反正他能帮你给吃了。餐厅其他的地方，一般都是更常规的一些做法，不想吃的肉肠卷就放在那里，餐后会有人处理。

这天的晚餐，奥利维尔的座位是在圣大卫区的第三张桌子上，在级长老师的右手边；这个座位每十二天就循环一轮，级长的位置保持不变，那些男生则每天依次换位。就餐时，级长一言不语，除了要盐、胡椒或者果酱时才开口；这种自在超然、旁若无人的进餐姿态也算是他的一种特权。温热的盘子里装好食物，顺次传送到每一排孩子面前；级长的盘子在最后一趟才送过来，同时拿来的还有芥末。

让奥利维尔揣摩不透的那姑娘不为他这桌上菜。他看到她在餐厅远远的另一端，那里是圣帕特里克区的餐桌，阿克林顿、纽康贝和汉布罗西都坐在那边。驯养寒鸦的几个孩子中，只有奥利维尔坐在圣大卫区。弗罗盖尔、马克卢斯与纳皮尔都坐在圣乔治区；圣乔治校舍的体育游戏非常出名。

餐厅里的嘈杂声相当大，但奥利维尔能听到的零碎谈话声只有来自他自己的这一桌，其他所有人的声音都已消融在全体的喧嚣声中。这个周六晚上的论辩主题是关于鬼魂是否存在。有没有鬼的话题提早说完了，然后大家开始讨论一条国内新闻——一名医生被证实杀害了他的几位女病人；医生应该受到何种惩罚，学生们有支持处以死刑的，也有反对的。桌子另一头的两个男生负责用一个大金属茶壶倒茶；奥利维尔喝完茶，将杯子与茶碟递向他们。他然后又去偷窥那个女工。清理盘子与刀叉餐具的时刻还未开始，她现在等在那里，与其他女工一起，在餐厅贵宾席的桌子前面站成一排；这次晚餐贵宾席没有用到。

她被叫做姑娘，只是名义上的说法而已。这是从过去流传下来的一个指称，当时她是餐厅女工中年龄最小的；很多年过去了，人们依旧习惯于称她为姑娘。当年，她那清新脱俗、天生丽质的容颜在餐厅中引起一波又一波的欲望躁动与激情渴慕，这也让她赢得了某种名人般的荣耀——对这样的知名度她安之若素。奥利维尔感觉到，自己有那样的猜测，也是因为这些过去的事实掺和进来，让那些神秘的怪事更合理了；但他不知道两者之间应该怎么关联。她并不介意别人观察她，盯着她看——这一点，也是事实，也有些难解。

这样回想之后，他脑中一片空白。“奥利维尔，”级长打断了他的呆怔思绪，“拿果酱。”

奥利维尔伸手去拿装着苹果酱的碟子，一边对级长表示失礼了。她现在已经处于中年后期，个子高挑，戴着那种头巾式的帽子，灰褐色的头发扎拢在脑后；她的五官间还是透露出传说中倾城美貌的痕迹，但那青春的无瑕容颜只有多年前的男生曾得以亲见。奥利维尔明白了——从他最初对她开始感兴趣时便意识到了——她为什么跟其他餐厅女工不同。这不仅是因为从过去流传至今的种种传闻，也不仅是因为她的容貌特征证实了前辈学生对她美丽芳华的描述并非夸张，同样也不是因为她喜欢安静无言，而其他女工则压低声音、故作神秘，对餐厅里那些飞短流长的话题喋喋不休。她与众不同，是因为有一种别样的东西，一种只属于她自己的东西。再一次地，她的目光对接了他的凝视；因为隔得太远，奥利维尔没法确定她这样回望是否有意为之，但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还是确信她的目光别有用意。

油炸粉里裹着的棕褐色香肠肉闻起来味道有点大，不过奥利维尔清楚，肉并没有坏，味道还是香肠与肉的味道，只是烹炸过程中，肉本身的天然气味被释放出来，而且浓得有点过了头。她第一次朝他这边看的时候，他没有认出她来；因为她当时没穿女工制服，他差点就从她身边走过而浑然不觉。从那以后，他就经常注意到她下午没事的时候，或者一天的事情都做完之后，在学校外围的小汽车道上散步，独自一人，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通常都三五成群。她从来都不笑，连类似笑的表情都没有；他自己也不笑。

传来人群起身站立的哗啦声，凳子被从桌子旁推开的嘎吱声，鞋子拖曳在磨光的地板上发出的啪哒声。“……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级长主管老师开始朗声诵读，然后说出这个晚上的事项通知。通告结束后，当值老师赶紧跑去忙碌，级长们也随即四散行动，一个跟着一个离去。餐厅人去楼空，只剩下了女工们，她们又接续起刚才被打断了的闲扯。

底下将不会再是鸟儿之类的。每次都有新花样。奥利维尔曾试着去猜想下一次的惊人之举将会是什么，但终于绝望地放弃了努力。怪事再发生时，他将已经离校；他想象自己将来或许因为某个老校友活动而回来，然后就会听到有人无意间提起新发生的什么怪事。他想象着自己并不很清楚发生了什么，因此最后就不得不直接发问。有那么一刻，他想让自己的朋友们完全放心，告诉他们新抓来的鸟会安然无恙，屠杀惨剧不会再重演。但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又到抽烟的时间了，七个男生结队向一处小石头堡垒走去；他们在无人注意的田野边角垒砌起这座石墙棚屋，为的就是偷偷吸烟。

那天晚上，校长本人在晚祷仪式上发言——只有在极少情况下他才会这样做。他讲了自己编的一则寓言故事，说有一个人如何每天都重复他自己的生活，重复着某种一成不变的行为模式，但这个人却让那种单一的生活模式变得更丰富更有意义了。校长还讲道，这个人如何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他曾经背离了他所选定的道路，结果受到上帝的严厉审判与惩罚，此前生活中赢得成功的地方全都遭遇了失败。

在校长的言辞中，奥利维尔意识到一种轻微模糊但确有所指的暗示或隐射；他不禁怀疑校长这个故事的灵感或许就是源于他自己在科学课这一方面的偏离越轨经历，以及随之而来的考试失败。在结束演讲时，校长大人没忘了再次提及传统的重要价值；他坚称，传统以及传统所支配下的这所学校如果能有效地发挥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就必定得到了上帝的赞同和许可；上帝如果感到不悦，那必有人会受到惩罚。校长的这套哲学依旧是老生常谈，除了他这次的讲话披上了寓言的外衣。校长的演说是一个完整的圆，圆圈结束的地方也就是圆圈的开始：这所学校，还有学校那历经时间锤炼被证明是可敬可贵的传统惯例——这个传统把男孩升华为男人。

过了一会儿，奥利维尔借助一本《凯利氏直译参考》来研读贺拉斯的一首颂歌。他发现自己动不动就会分神：校长对于学校教育所抱有的绝对信心——坚信是那些长期确立的训练课程和仪式体系帮助少年过渡为成人，还有那餐厅姑娘的反常之举，这两组思绪轮流地来袭扰他。她的罪是反叛的武器？她的反叛是意有所指，还是只不过随性而为？当她实施一起又一起骚乱行动或不安事件时，她心中想的是什么？为什么现在看来，校长的信念与那个女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奇怪行径似乎齐头并进，相伴相生，就像拼图那样彼此契合？贺拉斯写道，愿少年们学习格斗实战，在军事训练中变得坚忍强悍，将艰辛困苦的磨炼当作诤友良言 [6] 。奥利维尔尽其所能将拉丁语字词与英文对应配搭，而他个人对这一句的诠释理解却并非字面意义上的直接转换。

当然了，校长并不知道——正如他之前的学校主事者们也同样地浑噩不察——那位餐厅女工在其少女时代，作为肉身存在的她本人，已经成为本校传统的一个断片：她让那些如今早已成人的男生们经历了一种私密仪式，一种已然写入学校非官方编年史的仪式。学校的教育传统中也有这个，奥利维尔提醒自己，然后继续他的拉丁文研习，一丝不苟地找出哪个词与哪个词配对。

一天的事务最终完结后，餐厅女工与宿舍女佣们，还有做其他各项杂务的工友们，全都下班返家。有几个人是开车来回的，车上有空位大家就搭搭顺风车；有的人则是骑单车；还有的人干脆步行，走回居住的村庄。步行的人当中就包括那姑娘——她现在已是半老徐娘。走在两旁枝叶茂盛的乡村车道上，她一边还抽着烟，稍微落在两位同事的后面——其中的一位手拿电筒来照亮道路。她所喜欢的那个男生，皮肤仍然像瓷器一样润滑，虽然没有瓷器那么白，但好在也没有那种典型的白瓷肌肤容易出现的红润血色。他那略显灰黄病弱的面庞，那敏感凝视的黑眼睛，还有那完美地贴合着前额轮廓的发际线，一切都让她心生爱意。

她继续向前走着，他的样貌形象占据了她的脑海，他的声音与很久以前那些男孩的声音交相呼应——这样的声音曾温柔呢喃，呼唤着她的名字。他明白这些的——她猜测到他会是这样的一个小男生，对这些心有灵犀，因为他就是那种类型的男孩。对那种类型的男生，她总是一目了然。

午后散学的第一遍钟声响起，洪亮的余音节奏铿锵。低年级的孩子们收拾好自己的课本，轻手轻脚地从走廊上通过；他们尽量压低走动的声响，更不敢谈笑喧哗，因为中高年级的学长们还要继续预习明天的功课。奥利维尔在读毛姆的《寻欢作乐》，这本橙色书皮的平装小说被他藏在《雷利爵士与大英帝国》 [7] 以及一本实验室指南手册下面。一张字条从一排桌子的另一头传过来，打断了他的阅读，上面写着：“是不是查普曼干的，你觉得呢？”他草草写上三个字“也许吧”，又把纸条传回给纽康贝。你不得不撒谎。如果他们提到哪个人有嫌疑，而你却明确否认，那么他们就会疑心你知道内幕。

最终总会有什么人猜疑到的：她前前后后已经惹出了那么多事，所以难免会有人怀疑到她的。他对所有其他那些事情都相当确定，因此也确信这关于真相暴露的最终推测不会是胡思乱想的幻觉。他无法知道得更多；他也不相信自己将会知道得更多。在想象中，他眼前又浮现出她的形象，就像他有一次或两次——差不多也是一天中的这个时段——曾在外面路上看到她时的样子：身穿海军蓝的外套，衣服上的腰带宽松地系着，戴着头巾，上面有马的图案。

“贝拉，开心，”走在前面的两个人大声道别，她们在岔路口转向欧芹巷道时，一先一后地说，“晚上开心。”

现在大家不管早晚都喜欢用这个词来招呼，但她讨厌这种流行语，太没有实际意义了。“晚安。”她回答道。

上下闪动的手电筒光顺着欧芹巷道远去，伴随着说话声与偶尔的笑声。她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耳中听到的只有一只猫头鹰的鸣叫。接近铁路员工小酒馆时，又有了人们的说话声与笑声，然后便听到霍吉斯太太家前院房间里音量开大了的电视声。

她的妈妈如果还活着，这个时辰应该已经上床——她假设如此。他会在教堂墓地的紫杉树林间等着，默不作声，她经过时，他也不言语。然后她会煮好茶拿到楼上妈妈的床边，看着老人的眼皮耷拉下来，安然入睡。她会把大门的木头门闩推向一旁，然后把自己房间的窗帘向右拉开，留出一英寸的空隙，就那么保持着不长的一小段时间。不用敲门，他就会自己推门进来。

有个男人离开铁路员工小酒馆，在她身后打招呼，跟她说晚安，她同样回应了一声。这些人之中的任何一位，都曾对她垂涎；现在她仍是他们的女神，她一直都很清楚。老天，她心想，跟这些人当中的一位成婚，然后生活将会是多么窒息！

教堂墓地旁的便捷小径，她走起来早已不再介意。从一排排的墓碑间穿行，在她而言已是不值一提。格雷夏姆家族的巨大墓穴已经损坏，有一处地方开裂坍陷了；墓碑前的花环早已被遗忘，早已凋败零落，在有月光的夜晚，看上去阴森诡异。叶子腐烂发出的气味，让她曾经联想到死尸。

她生活至今的那座小房子，位于村道最远的那头。在她童年时，父亲每天早上便离开，去采石场工作；他在家里楼上的房间死去，她的妈妈也是。妈妈去世的那天，学校的一个男生恰巧来了，她只有打发他离开；那男生叫泰特曼，是圣安德鲁校舍的学生会长。他教过她几句法语，同样的东西，还有，每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口味；为了发音正确，他让她撅起嘴唇。很久以后，她想象过跟他一起旅行，遍游法国与德国；当侍者要她挑选甜点时，她就说同样的东西，就吃他已点的那种甜品。他的金发颜色很淡，根本不像现在的这个小男生——这个男孩的名字她还不知道。

她转动门锁钥匙，打开前门，直接走进房间，拉上帘子；是那种厚重的帘布，罩在门板后面，将风挡在屋外。她坐下来，两根散热片的电暖炉让她的双脚暖和起来；茶与几片小黄油饼干也为她增添了热量。这些小零碎带来的隐秘快乐，总是让曾经的男生们欢喜不已，而另一种意义上的宽慰，更是令人迷醉。至于她自己呢，也感到满足温暖——虽然不太一样，但差不多如此。

宿舍里安静下来，奥利维尔又想起了她。他想到，当她正值妙龄，情绪波动时，她的表情会如何随之变化。他想象她是端庄娴静的，因为在餐厅她有时候就流露出这种气质特征——餐前祷告时，她静静地站立等候，而其他人则明显不耐烦。他的思绪跳转了一下，又看到她穿了一件不同的衣服，没戴头巾，头发披垂在肩上。他看到她的女工制服铺开了，平整地放在一张熨衣板上；去试熨斗的温度之前，她用水沾湿了一根手指。他看到她穿着袜子的双脚，眼中含着笑意；接着，他看到了她裸露的身体。

贾斯蒂娜的牧师

只有贾斯蒂娜·凯西才最明白事理。这个念头在柯罗赫西神父心头反复出现，不过转念一想，他又不得不摇头否认这种想法，因为——说实话——这姑娘根本不明白什么事理。这种内心里的矛盾感总是让柯罗赫西神父有点烦恼焦灼。每当贾斯蒂娜来忏悔求告——尽管她从来没有过什么罪孽，这种熟悉的心理体验便让神父感到困扰。他不禁怀疑自己恐怕已不能胜任这份神职，甚至觉得自己愚蠢，因为他无法厘清这件事的头绪，而身为牧师，这样的局面应该是在他的理解范围内的。

贾斯蒂娜刚刚离开忏悔室，柯罗赫西也出来了。他往四周看看，找她。在教堂后面，靠近圣水钵的地方，她手中捻动着诵经串珠。“神父，我是坏人。”她总是坚持这种看法。听着她的告解，柯罗赫西再次清楚地意识到，她甚至连什么叫做坏或者恶都不知道。可是，如果他不吩咐她去捻着珠子祷告一番，如果不叫她去说几声万福玛利亚，那她走出教堂时会闷闷不乐的。完全是出于自愿，她每隔不了几天就来把祭坛上的黄铜花瓶还有十字架擦得锃亮。礼拜六的晚上，她也会出现，提着一桶热水从街上走来，然后去到圣器收藏室，从储物柜的挂钩上将拖把取下。每周五，她会把教堂各处滴漏和积存了一星期的蜡烛油给擦掉，再去整理那些早就过了时的传教单页和教义小册子，直到摆放布置成她自己满意的样子为止。

柯罗赫西神父五十四岁，正不可避免地变得更矮胖；红头发被剪得短短的，露出斑斑点点的头皮。离开教堂之前，贾斯蒂娜将指尖在圣水中蘸湿了，为她自己祈祷祝福；神父在一旁看着。贾斯蒂娜走在地砖上的脚步非常轻软，仿佛她的虔敬之心指令她这样走，仿佛她这个人还没有她脚下神圣之所的地面重要，也没有教堂里点燃的蜡烛和石膏圣母像重要，甚至没有那些无人问津的传教单页重要。他还记得她刚入教初领圣体时的情形，怀里紧紧抱着一小簇稀稀拉拉、干瘦的铃兰花，与一起参加仪式的其他孩子拉开一点距离，拘谨地站着。就在那之后不久，她便问他是否可以让她负责打理那些铜器。

教堂大门在她身后无声无息地关上了。柯罗赫西神父感到一丝空洞落寞，感到身体内仿佛有什么东西被拿掉了一般。

贾斯蒂娜慢慢悠悠地走着，打量着路边橱窗里的东西。赫西尔零食店里陈列着听装的糖果，这些罐子后面放着一排大玻璃瓶，瓶子里什锦糖果装得半满，有做成娃娃形状的胶冻软糖和牛眼形圆糖，软馅夹心的水果糖，还有太妃糖。梅里克店里有新到的服装，橱窗一周前才刚刚更新过；克伦利铺子里卖的是肉；南顿店里全是陶瓷器皿和炖锅之类的。麦克格拉汉店里的干货上都积了一层轻微的灰尘，细小的尘埃落在巴里牌袋泡茶上，也落在鸡肉火腿肉末罐头和比斯托酱料的广告画上。斯卡利太太的蔬菜店外，放着的卷心菜已经不新鲜了，胡萝卜叶子边缘的绿色也显出了一丝枯黄。

“贾斯蒂娜，还好吧？”斯卡利太太站在门口向贾斯蒂娜打招呼；她的胳膊交叉抱在胸前，印满大花的罩衫门襟交叠着，包裹住她的腰身。她总是把胳膊叉着，贾斯蒂娜这样想着，一边停下来听她还有什么要说的。肩膀斜靠着门框，全身重量都落在一侧身体上，头发上还夹着一只卷发器，脚上趿拉着拖鞋，胳膊交叉叠抱：斯卡利太太总是这么个样子，除非她在称量土豆或者打包大萝卜。“还好啊，”贾斯蒂娜说，“我很好，斯卡利太太。”

“店里新进了苹果。你能不能告诉家里人，说我这里又有苹果了？”

“我会说的。”

“还有几个桃子罐头被撞瘪掉了。我想打折处理，不要全价的。”

“你之前跟我说过了，斯卡利太太。”

“那你跟家里人提了吗？”

“我当然提啦。”

贾斯蒂娜继续向前。她跟姐姐梅芙讲过桃子的事，但姐姐什么都没说。吉尔弗勒先生也听到她说桃子的事，然后他就笑了。米克塞又走进来说，如果罐头上的凹痕导致生了锈，那你必须要小心为妙了。米克塞是梅芙的丈夫，吉尔弗勒又是米克塞的父亲。钻石街是这一家人居住的地方；梅芙照管着这个小家，她大多数时候都无法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她厌恨这个家庭的人员构成。梅芙高个子，黑发，一直不曾生育；她泼辣能干，做起事来干净利落。母亲——无论是从贾斯蒂娜还是从梅芙能记事开始，母亲便寡居拉扯着她们生活——去世之后，只能由她来照顾妹妹；她不得不认为自己被坑了。当状况可怜的公公因为年老多病而必须搬来跟她们一起住，梅芙无疑又被坑了一次。还有，她在结婚前没有意识到，米克塞这家伙，你一定不能让他靠近小酒馆——这是梅芙又一处被坑的地方。每当有人对她膝下没有一儿半女表示同情或安慰时，她经常都是这样回应：“哦，得了吧，我可有几个孩子要照料呢。”

贾斯蒂娜在“今日今夜”杂货店里买了个冰淇淋。从都柏林开来的大巴刚刚带来了当天的晚报。报上的头条写着“投反对票者成为胜者”；她搞不懂那是在说什么。她认识的那些居民们在从货架上拿东西，瓶装的矿泉水还有罐装饮料，从大大的中心冰柜中取出冷冻食品，从架子上取下杂志。她继续在店里漫步，舔着冰淇淋，小口地咬着奶油边缘的蛋筒。她走进一条货架通道，又从另一条通道出来，经过了擦鞋油、消毒水和家用电子点火枪，看到纸杯装的速食汤料降低了售价；如果你有什么东西忘了在“大奎恩”超市买，这个杂货店里也应有尽有。

两位修女在买凯利金牌乳制品，其中一位边将东西放进她的铁丝篮，边对贾斯蒂娜说：“你是个很棒的姑娘。”另一位修女老一点，也更严肃一点，在一旁没吭声。

“哦，我算不上啦。”贾斯蒂娜回道。她伸手把冰淇淋举到两位修女面前，但两人都没有舔一下。“我怎么说都算不上很棒的。”她说。

“你转到哪里去了？”梅芙在厨房里问道。

“斯卡利太太又在说桃子的事了。艾格尼丝和拉尔修女在‘今日今夜’买东西来着。”

“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

“没什么。”

贾斯蒂娜停顿了片刻，然后告诉梅芙她买了冰淇淋；梅芙知道这是因为妹妹突然认为如果瞒着这个不说就是撒谎。

“老天，看看你自己的这副样子吧！”她喊叫起来，因暴躁而无法自控，“你在这里就没事可做？一定要到镇上去转魂？”

“我要去做忏悔啊。”

“噢，谢天谢地！”

“你怎么啦，姐姐？”

梅芙摇头。她感到自己眼中的疲倦和憔悴，这让她想闭上眼睛，然后这疲惫感又扩散到她全身的每一处。她转身去做贾斯蒂娜进来之前她手头上的事情，将煮过的土豆切片。

“去布置一下餐桌，”她说，“把你的棉衣脱下来，去布置好餐桌。”

“我这里有一封布莱达写来的信。”贾斯蒂娜说。

贾斯蒂娜进来时已经把厨房门在身后关上了，但也没向厨房里边走多远。她总是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来进入这样一种行为状态，就像她能够莫名其妙地站到厨房水槽边，却不知道为何要站到那里，也不清楚要干什么，仿佛突然之间就把一切都忘了。在梅芙的记忆中，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受到妹妹这一心智缺陷的刺激和搅扰；比如，贾斯蒂娜动不动就带回来那些小店主的口信，说什么这个或那个的新货到店了，要么就是又有什么东西便宜卖了；再比如，她接到过从离镇子六英里的一个农场打来的电话，那农夫说贾斯蒂娜又拿草喂他家的小公牛了。那男的每次总是说，他并不反对贾斯蒂娜喂牛，他担心的只是小牛们可能会调皮撒欢，弄不好会把小女孩给挤倒踩伤了。

“梅芙，给我读一读布莱达的信，好吗？”

“我要你忘了这码事，离她远一点，听到了吗？”

“当然听到了；布莱达都不在这里的。”

“她在什么地方，就让她往后还是待在那里吧。”

“我该去布置餐桌吗？”

“我刚才叫你干吗了？”

“好的，我这就去。”

柯罗赫西神父走在路上，与贾斯蒂娜所走的方向正好相反。她离开教堂时，一种空洞感占据了神父的身心；现在，这种感觉让位给了一种更宽泛的被剥夺感或失落感——这些天来，他很少时候能摆脱这种感觉。他那座教堂的煊赫好光景已经一去不返，让他的神职身份陷入日薄西山般的凄凉余晖之中，而曾经召唤他献身宗教的天职使命感也没有过去那样坚定急迫了。他看到来听自己布道宣讲的信众人群日渐萎缩，心底里不由生出一种被遗弃的没落感，但也只能默默地忍受这种挣扎煎熬。困惑感不仅弥漫于时代的社会道德风习中，而且也扩散至教堂的信仰领地。为了抵御这种困惑，他向天父祈祷，寻求指引，但没得到神的回应或启示。

柯罗赫西神父走向城镇中心的市政广场；广场上矗立着一座石灰岩雕像，雕像人物是一位反叛起义的领导者。这行走的几分钟里，一阵熟悉的忧伤一直伴随着他，但并未从他的行为举止间透露出来。对于教堂所面临的困境，他忧心忡忡，但他觉得有必要掩饰这种心态，将惶惑担忧当作个人秘密来保守；不过，这并不能减轻他心理上的沉重负担。他藏起了自己的隐忧，而费奈非神父则暂时丢下了这个教区的事务——与此相比，他对自我情绪的成功掩饰也并不能让他感到更多的一丝轻松。费奈非神父遭遇了一场车祸，目前正在康复治疗中；他是个外向的人，社交广泛，是一位能将宗教信念带上高尔夫球场的牧师——在球场上，上帝赋予他的使命从来不会妨碍他挥杆击球。“哎呀，我们当然已经是尽心竭力了。”费奈非神父总是习惯于如此评价他们的工作。柯罗赫西神父开始惦念起与费奈非神父相处共事的日子——在费奈非的陪伴下，有时候看上去几乎像是得到了某种庇护。

“给点零钱吧，神父。”一个年轻女人在街边房屋的门洞里向他乞讨，女人身边有个婴儿，被裹在大披巾中，睡着了。“今天能不能找到几个铜子儿？”

她说她会为神父祈祷的；他谢了她，一边摸索口袋找她所希望的硬币。他认识她，她通常都待在这个地方。他本来可以顺口问问她什么时候能看到她去做弥撒，但他懒得多嘴了。

音乐声轰隆隆席卷而至，漫过整个小广场；是从马尔万尼的电器与电视商店里传出来的；前奏乐音很快便引导出鲍勃·迪伦那漫不经心、直抒胸臆的低吟浅唱。马尔万尼自己确立了一项固定传统，每逢哪位通俗娱乐明星的生日，他就播放一首音乐以表敬意——今天是庆祝鲍勃·迪伦的六十岁生日。尽管在这种场合下只播放一首歌，而且在相关的这一天歌曲播放也不会超过一次，柯罗赫西神父还是认为，在一座宁静的小城中，这样的声音会给居民们带来袭扰，因此他有一次还跟马尔万尼谈过这个问题。但马尔万尼不买账，他争辩道，对城中年纪稍长的人来说，突然听到比如佩里·科莫 [8] 或者多莉·帕顿 [9] 这些巨星的曲目，肯定颇感怀旧温暖，而小年轻们听到那些在音乐天空中冉冉上升的新晋明星的歌声，肯定兴奋开怀。就这么着，一位牧师对电器商的反对意见被简单扼要、速战速决地消解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世相常态——用费奈非神父不时挂在嘴边的一句表述来说就是如此。替上帝放牧羔羊的神职人员，影响力在不断衰弱，他对此的反馈是不加抗争地默然接受。时代总是在变革，这句提醒在鲍勃·迪伦的歌声中又重复了一遍，然后马尔万尼店铺里的大喇叭便复归岑寂。

“神父，今天天气好极啦。”一位妇女跟柯罗赫西打招呼；他回应表示天气确实很好，她说感谢上帝能有这么好的天气。柯罗赫西在内心里想到，这位妇人是否知道，或者说人们当中的任何一位是否知道，当他布道宣讲时，他心怀忿怒，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要对人们说什么，但他只有想办法掩饰自己的苦恼，一字一顿，勉为其难地完成教义宣讲。“费奈非神父还好吗？”那妇女又问道，“神父，你听说了他的情况没有？”

他于是告诉了她。费奈非神父康复进展得很不错——这是他上午才听到的消息。

“难道是我们为他祈祷，上帝听到了？”那妇女试探道。柯罗赫西同意了她的说法，然后继续前行，穿过小镇，走向他与费奈非神父寄宿的人家。

茶已经准备好，放在桌上等着他。远处的山峰叫做库姆拉山，这座灰色的独栋房子因此被顺势称为“库姆拉山居”。屋子前的草地上长着一棵鸽子树；灰色的铁栏杆围在场院四周，将房子与大路隔开。是他与费奈非神父一起决定将教堂附近的牧师居住用房贡献出来，服务于一个更好的用途——那里如今已变身为青年活动中心，而镇里长期以来都很需要这么个地方；他们的这件善举首先获得了主教大人的许可，最后更是得到了他的祝福。

“我给你做了火腿，还有一份沙拉。”女房东一边说着，一边将这些食物放到柯罗赫西神父面前。

“我当然愿意啦，”当贾斯蒂娜请他读一读布莱达·麦奎尔写来的信时，吉尔弗勒先生爽快地应道，“信带在你身上吗？”

贾斯蒂娜带着信。吉尔弗勒随即提议他们最好把信拿出去，到后院里别人听不到的地方去读。这些天来，只要一有人提起布莱达的名字，他的儿媳妇便会火冒三丈，气不打一处来，更别说让她听到布莱达在都柏林干这干那的了。很久以前，布莱达都带着贾斯蒂娜一起出去玩——能让妹妹走开一会儿，这对梅芙来说算是暂时的解脱；但如今这两个姑娘都长大了，而且布莱达·麦奎尔离经叛道、不走正路，所以情形自然就不同了。

“我现在住在一个很棒的地方！”来到没种花木的小后院，吉尔弗勒给贾斯蒂娜大声读信。后院已经成了杂物堆放场，放的都是些废弃的洗手台盆、坐便器和破漏的马桶浮球——这些都是做水暖工的儿子为人家维修换下来的旧件。在铸铁散热片和一只浴缸四周，荨麻已经长得挺高，蒲公英和酸模草也正在旺盛生长。吉尔弗勒先生此前已在后院中清理出一个角落，还放了张从厨房拿出来的椅子；天气晴好的上午，他便坐在那里看报纸。

他留着小胡子，头发已经灰白；曾经结实且偏于短粗矮胖的身材如今没有那么肥壮了，因为岁月已经在他身上留下了种种痕迹——年事已高当然带来了诸多变化。腰明显地变弯了，肩膀关节发炎酸痛，还有胆结石的困扰，再加上手掌腱膜挛缩症导致的手指扭曲变形，这一切都把他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他当年所做的行当也是水暖工。

“这样的房子是你根本没见过也想象不到的。”他继续读信，一边想象着信中所描述的阔大宅邸：这个地方住的是戏剧演艺界人物，满屋子总是咖啡飘香，人们都睡到很晚才起床。吉尔弗勒先生很难相信布莱达能在那样的圈子中找到立足安身之地，不过他猜测布莱达所言也有可能确有其事。

贾斯蒂娜坐在浴缸沿口上，信中的话让她接受起来就根本没有吉尔弗勒那样的疑虑或困难。她毫无异议，完全相信布莱达所讲述的一切。她看到她的这位朋友仿佛近在眼前，身穿信里描绘过的蓝绿间色的和服。“就像是一条龙裹在我周身。”吉尔弗勒读出这几句，并解释了和服是日本人的一种服装。他感觉到身体里某处地方有点异样，便肯定地认为那是一块胆结石在转移位置；伴随的是一阵悸动抽搐的疼痛——他时常去那里看病的医生告诉他，这是他这个年纪的人免不了会有的。

“戴维·拜恩酒吧 [10] 的热闹劲也是你们从没见识过的，客人极多，连门口都塞满了。熙来攘往的都是人，总之就是这么个情形。”布莱达·麦奎尔真变成街上女人 [11] 了，吉尔弗勒先生在心里自言自语。她有钱了，你能猜得出来她有大把钱，信里那些事不是编造出来的。她说她暂住的那栋大宅位于岛桥 [12] 附近，离丽翡河的水岸码头近在咫尺；这又一次证实了布莱达说的是实话。码头那里是你可以找到她们的地方，有个泥瓦匠曾经——大概是五十年前吧——这样告诉过吉尔弗勒；现在，要是哪个男人想找个站街女郎娱乐一把，去码头那里大概还依然可以如愿。“有个朋友带我出去玩，”他接着读下去，“他叫比利。”

“你听到没，听到了吧！”贾斯蒂娜低声地说，却兴奋难掩。信里提到了举办舞会的大饭店，还有商店、电影院。还说买了手镯；贾斯蒂娜看到她的朋友与比利站在一处柜台前，台面是玻璃镶嵌的——就像镇上亨尼希钟表店的柜台那样——项链和手镯摆放到台面上，让两人随便挑选。她看到他们又出现在一间餐馆中，女招待为他们端上了烤肉，就跟贾斯蒂娜看到人们在镇上伊根的饭馆里吃的一样，一大块肉排、土豆片，还有培根、鸡蛋和香肠。比利的样子应该就像一部电影里的飞行员——布莱达临走之前的一天，她们在一起看电视，看了那部电影。“你那里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小情况啊？”吉尔弗勒先生读信的声音在继续。

贾斯蒂娜无法对这封信加以回复，因为她有学习障碍；只要是牵涉到写字，她都应付不了，所以书面交流的权利就被剥夺了。不过，布莱达还记得这码事——当然记得，因此又在信中很自然地写道：“这段日子里我说不定哪天会给你打电话的。”吉尔弗勒先生大声读出了这一句，然后感到身体内的疼痛又移位了，到了腰背这里，就像一块胆结石有可能会转移的那样。

“比利不是很棒吗？他给她买了好东西，多大方啊！”贾斯蒂娜说。

“是就是吧，贾斯蒂娜。”

“比利，难道这不是一个很棒的名字？”

“是个好名字。”

吉尔弗勒先生猜测信里的那些说法只不过是在隐瞒诸多的道德罪恶罢了，随便用一个名字来替代布莱达本人也不甚明了的那些买春客人的名字；而所谓礼物则是另一种托辞，指的是在码头周边某座房舍的门口从男人手上转到她手里的钱款而已。

“我会梦到布莱达和比利的。”贾斯蒂娜说道，一边从浴缸沿口上滑下来，站到地上。

柯罗赫西神父听着贾斯蒂娜的告白。她述说了因为布莱达打来电话，姐姐是如何跟她发脾气的。她说，她走进厨房告诉梅芙布莱达在电话里讲了什么，而梅芙根本就不听；梅芙在用干毛巾擦杯子，紧跟着就失手把正擦着的一只杯子掉在地上摔碎了。然后梅芙就开始哭了，泪水从脸颊上簌簌流淌而下，顺着脖颈淌到连身裙的领口里。家里已经有个老人因为病痛都多年无法自己整理床铺了，但这似乎还不够烦人；米克塞还动不动就出入酒吧鬼混滥饮，但这依旧似乎还不够烦人；还要加上一个有学习障碍的小姑娘，再加上那个像一处垃圾场的后院，这难道还不够烦人？整个爱尔兰难道还有别的女人，能忍受比这更多更糟糕的吗——尤其是，在这一切之外，还有个像布莱达·麦奎尔那样的小娼妇竟然来添乱，而镇上的人们都以为上次看到的已经是她最后一次的背影？

贾斯蒂娜在忏悔中把所有经过都说了。她是坏人，她说。她刚刚在电话里跟布莱达有说有笑了片刻，梅芙随即就在厨房里哭开了。布莱达让她去都柏林，说她们会过得很精彩很带劲。不管怎么样，要弄到一些路费，布莱达说，就跟吉尔弗勒先生拿点钱吧，随便多少。然后坐下午两点半的大巴，就是她以前乘过的那同一趟车。来都柏林待上几天吧，那又能有什么坏处呢？“我会把全套秘密告诉你的。”布莱达说。

柯罗赫西神父默默听着；他的手指交叉紧扣在一起，这是他听人忏悔时最常用的姿势；他把头转向一旁，好让耳朵能听到从格子窗上的帘布后面传过来的小声告白。所有来向他忏悔的人在陈述时，神父从来都不插话，除了曾经打断过贾斯蒂娜；现在他再次这样做了。

“噢不，贾斯蒂娜，你不能去。”他说。

“神父，我是不是该为梅芙说一声万福玛利亚？”

“贾斯蒂娜，告诉我，你不会想要跑去都柏林吧？你可不能再让你姐姐不安心烦了。”

“只是布莱达去了那儿呀。”

“我知道，我知道的。”

他还记得她们在钻石街上玩耍的样子。那时两个小女孩才五六岁，贾斯蒂娜的黑头发剪了齐刘海，顺着脸庞两侧的弧度卷曲披挂着，而布莱达则很瘦小，像只鼬鼠。入读修女学校后，布莱达成了修道院嬷嬷们眼中的灾星与噩梦：她机灵狡黠，精明而且颇有策略机巧，散布起流言或说起怪话来很会拿捏分寸，也懂得所有那些不用说出声的花招手段，来表露她对老规矩的轻蔑和挑衅。长大一些之后，她开始涂口红；到了最后，她更是肆无忌惮，常常身穿印有扎眼粗口的T恤。

“神父，假如乘上大巴去那里，是不是就做了一件坏事？”

“我想大概是这样的。贾斯蒂娜，你还有别的事要求告吗？”

“没了，就是梅芙哭得很伤心。”

“离开忏悔室的时候，帮我点上一支蜡烛。礼拜六来打扫地面，擦干净那些铜器。”

又一次地，神父想起她初领圣体之后独自站在教堂外面圣祠旁的情形：她的头稍微仰起，脸上洒满了阳光，那束铃兰还是紧紧地抱在胸口。她从小格子间离开之际，神父低声说了句为她祈福的祷告词，因为他知道这是所有言语中她最喜欢听到的东西。她或许会去到儿时朋友那里，或许会忘了他所说的意见，或许她能莫名其妙地弄到大巴车费，然后就走了，谁也不告诉——这让神父感到有些悚然惊惧。

两天之后，趁着贾斯蒂娜在教堂擦洗地板的空当，柯罗赫西神父拜访了那座位于钻石街的房舍。

“请进，神父，请进。”吉尔弗勒先生在家迎客。

他领着神父进入一个房间；那里电视上播放着的一场足球赛正在进行中，是阿斯顿维拉对阵阿森纳俱乐部队。吉尔弗勒先生说他儿子刚才在看比赛，然后有电话打进来，说麦克卡伦大屋的一个水槽不通，漫出来了。吉尔弗勒边说边关掉电视。梅芙也不在，去买切片熏肉了。她很快就会回来，他说。

他们谈起吉尔弗勒先生很多年前在教堂做过的一件活计，那次是给教区会议室装了个水槽。神父说那水槽如今还很结实，很好用。一直都在用的，他说。

“那是只贝尔法斯特水槽，”吉尔弗勒说，“好家伙，那东西的名称就叫贝尔法斯特水槽。没有比那更好的货了。”

“确实。”

“神父，请坐。我自己也得坐下来了。这双老腿已经不管用了。”

厨房那里传来声音。吉尔弗勒先生向外大声招呼他的儿媳，说柯罗赫西神父在这里。梅芙走进来，大外套还穿在身上，头发用一条丝巾扎着。神父开口道：

“贾斯蒂娜的事，我有话要说。”

“她让您觉得厌烦了吧？”

“哦，没有，没那回事。”

“她老是待在教堂那里。”

“梅芙，教堂欢迎贾斯蒂娜去。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她提到了布莱达·麦奎尔。我担心的是贾斯蒂娜可能会自作主张跑到都柏林去。”

一阵沉默。牧师感觉到，吉尔弗勒先生似乎要说什么但又改变了主意；他还意识到梅芙在以讶异的眼神盯视着他，似乎一时难以置信。柯罗赫西在一旁看着她，她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爆发：此前也有一两次，当牧师说出对她妹妹的担忧，她一下子就表现得冒失急躁，几乎是粗鲁无礼。牧师依旧没开口说点什么；沉默在继续。

“她永远去不了的。”终于，梅芙说道。

虽然成功地控制住了慌乱躁怒，她的语调中透露出的却依旧还只是一种犹疑不定、把握不大的愿望而已。这一抹渺茫的微光在她眼中闪烁，所以她摇了摇头，仿佛是要甩掉内心的不确定与忐忑感。

“神父，她怎么有办法去呢？”

“每天都有班车的。”

“但她要有钱啊。每拿到一分钱，她马上就会花光了。”

“我说的只是我想到有可能会那样，因此你们要注意着她。”

梅芙没有回应。吉尔弗勒先生说不会让贾斯蒂娜有机会登上大巴的。他自己会经常到广场那边去坐坐，在班车进出的地方多留心看看。

“如果她搭谁的顺风车，那就更糟糕。”

柯罗赫西神父说这一句的时候，梅芙倦怠地闭上了眼睛。她叹息着，然后转身走开，努力压制住心头怨忿的冲动。柯罗赫西神父为她感到难过和可惜。这个家真的不容易当，她已经竭尽所能了。

“我们会多注意看着她的。”她说。

这个礼拜六的晚上，晚弥撒仪式结束之后，在关上教堂大门时，柯罗赫西神父疑惑自己是否已经成为绝望的牺牲品或掌中玩物；绝望是正典圣经中提到的最严重的罪恶，对一个牧师来说尤其如此。街道拐角边、小广场上，男人们站着聊天，有的点起香烟，争论着第二天奥法利郡橄榄球队胜出的机会。女人们则相互挽着胳膊拉着手，一边散步一边说话。孩子们将从奥唐奈尔快餐店里买的炸薯片拿回家。教堂显赫辉煌的年代大概已经消失，他的信众集会人群日渐缩减，他的影响力也衰退到近乎不值一提，但人们的日子在好转，原先贫困遍布的地方现在有了钱，本来只有恭顺谦卑的地方如今有了雄心热望。人们得到了解放，他们昂首阔步的样子是过去很多辈人们所不曾有过的。人们穿自己想穿的衣服，说自己想说的话，他们自由地选择停留在哪里或离开。他白天去拜访过的那位女士，如果她能够摆脱那个智障的妹妹，是否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也是在一个礼拜六的傍晚——只是与今天的这个晚上略有不同，他第一次看到布莱达·麦奎尔T恤上的叛逆脏话，是用鲜亮的黄色粗体字印在黑面料上，很简单，也很直截了当：操我。

在这座他已熟知多年的小城街道上，人们跟他说话，热情亲切又怀有尊敬。他们祝他晚安，祝他健康愉快。如果在布道宣讲时他不知道该向人们再说些什么，那他也不能迁怒于他们。他应该道歉，不过同时也清楚自己不可以那样做。在广场边，他走进了伊梅特小酒吧；酒吧就在以前的芒斯特与伦斯特银行——现在是爱尔兰联合银行的一个分行——与马尔万尼的电器店之间。周六教堂关门后，费奈非神父总是要光顾这间酒吧；柯罗赫西自己有时候也来，喝上几杯比美鲜黑啤酒，再抽上两三根香烟，一边与两个曾经的老同学聊聊天——四十年前，他们三人一起在基督兄弟高中读书。新一轮的经济繁荣中，这两人都干得很不错，结婚生子，连孩子们也已长大成人，都接受了该有的教育。柯罗赫西一直都挺喜欢这两个正直体面的老朋友，甚至有时候还羡慕或者说有点嫉妒他们那简单明了的生活。在伊梅特酒吧，说话的常常是这两位朋友而不是柯罗赫西，不过他们总是对他所穿的那件大袍子保持着适度的敏感。他们从未跟他讲过，几年前，某位颇受爱戴的主教被曝光是一个孩子的生父；当听说其他教士有什么不轨行为时，他们在神父面前也绝口不提。

“拉里，给我们都来份同样的。”两人中更高更壮的那位朋友对酒保喊道。一条颜色鲜艳的领带松松地挂在他的衣领间，脑门上因为有些色斑而显得暗沉。他伸出粗大的手，把空杯子朝着酒保的方向推过去，“给神父也来一杯。”

“我认为奥法利队赢不了，”同伴中的另一位发表意见，“没门。”他身材修长而结实，更整洁挺括一些，专门销售农用机械和工具。

酒吧里热闹而拥挤，音乐声显得模糊微弱，仿佛传自隔壁另外一处房间，又像是从一台坏了的音响装置上播放出来的。人们的说笑声要么突然爆发为一阵吵闹哄笑，要么就如涟漪般荡漾开去，都很难听清什么。

“谢谢。”柯罗赫西神父说道，一边伸手端起斟满了的酒杯。

假如他现在提起教堂的慢慢衰落，那不免是个令人扫兴的话题。大家会觉得尴尬，觉得难以置评；最好别说——他的朋友们大概是抱着这样的意见。有时候，你得停止自己的念想，装装糊涂。

礼拜六晚上在伊梅特酒吧的时候，一种孤绝感经常会悄悄爬上他的心头；今天又这样了。过去千百年来的虔敬崇拜已经创造出一种生活模式，三圣一体的玄奥神秘被视为理所当然，教会那凛然不可侵犯的尊尚地位——也包括俗众对教廷的谦卑遵奉——成为日常经验的一部分；但如今宗教的威权已经被连根拔起、化为乌有，过去的秩序也被抛弃，人们情愿生活在困惑混乱之中。牧师与主教身份曾经象征的意义——他们以神的力量为教区信众带来救赎——如今在电视喜剧中遭到嘲弄哂笑，受到攻讦指斥，被呈现为荒诞不经的愚钝。别的集镇、别的城市和乡村教区的其他神父，也一样受到孤立。他们独居禁欲的生存、他们袍服那哀丧的黑色，都让他们显得格格不入；而这些曾经却是对俗众的慰藉和感召，只是那种抚慰和超度心灵的力量泉源很久以前便已干涸。

两位老同学的意见达成了一致：如果基尔·托宾状态很好，那么奥法利队胜利的旗帜就可以傲然升起。他们预测起最终的比分，他也加入其中，谈话继续推进。沿着镇外的迪纳基尔蒂路，先前那座老旧水泥厂的原址上，将会建起新房子。马登酒店预计要歇业六个月，因为内部装修要升级改造。还有传闻说一家肥料公司要接手威廉姆森的畜牧围场。

“你现在要走吗？”半小时过去了，柯罗赫西神父听到朋友这样问他，紧接着又听到对方挽留说他当然还应该再喝上一杯。

神父摇了摇头。第二根烟已经抽完，他将烟蒂掐灭。三人又交流了几句，然后他从熙攘喧哗的喝酒人群中向外走去；他的手向人们轻轻挥动了一两次，意思是打招呼道别。

到了外面夜色正逐渐变得浓重的街道上，他的沉思默想还在继续。在他坚守神诏天职的内心的某处地方，应该也意识到了，那个至圣至善的世界已经消失遗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也从来无法否认，这份天启使命依旧还是按它本真原初的冀望来对神职追奉者提出要求和期待。但费奈非神父似乎不管这些，他容易相处，善于交际，乐天合群；有个周六的晚上，他在伊梅特酒吧领头，带着人们放声高唱——他那时已经喝得醉眼迷离、脚步踉跄，但唱起歌来却还是得心应手。

柯罗赫西神父慢慢前行，这些陈年旧事、老调重弹的回想也逐渐被丢在他身后的小镇夜晚中；夜已深，小镇昏昏欲睡的眼皮也已半闭。这夜晚暂时不会有什么变动，然后，贾斯蒂娜·凯西的双手会小心翼翼地将清洁完毕的祭坛陈列品放置到位，用于擦洗的抹布和“巴拉苏”牌铜器上光打磨垫整齐地摆放在一旁。轻轻地，她将百合花枝上一片已经枯黄的叶子摘掉。她刮掉烛台上积累的蜡烛油脂。她重新布置排放那些传教单页。

所有的一切就是这样；他所能够拥有的就是这些，无论他是否理解和接受。贾斯蒂娜将继续留在镇上，因为吉尔弗勒先生会确保不让她坐上开往都柏林的大巴；梅芙会留心看管着她；过一段时间，布莱达·麦奎尔也会忘记她。在忏悔室那狭小的空间中，又将会有她那无谓的告解，神父将再一次宣告她的罪已得到赦免。蒙恩的幸福之光将在那童真的脸上闪耀，仿佛这人已看到上帝本尊显灵。

在外一晚

剧院的小酒吧里，人们还在说着话；虽然已经有通知播放提醒过，两分钟之后演出就要开始，但人们还是不紧不慢地享用着饮料酒水。酒吧今晚的客人太多了一点，超出了恰当的接待容量，因此就谈不上舒适宽松；不少人只好挤在吧台前和房间角落里凑合着喝上一点东西；有些人则已疏散到酒吧外面通往观众席的几处通道口，准备入场。

“离演出开始还有一分钟。”扩音器里又传出不容置疑的最后提醒；随后，突然之间，仿佛潮水急退，酒吧里立刻便几乎空无一人。

酒保体貌特征鲜明，算得上是个人物。他面容沮丧愁闷，瘦得皮包骨，戴着眼镜；他干瘦细长——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像一截老旧的绳线。女招待则显得年轻不少，体态丰满，总是乐呵呵的。

“喂，你看，”她说，“那个女的。”

一位女士没有与其他客人一起离开，而且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要离开的迹象。她坐在房间一角的桌子前，那是酒吧仅有的几张桌子之一。在她四周，沿墙壁固定好的一溜架板上，还有所有的椅子上，都放着客人们留下的空玻璃杯。她自己喝的是一杯兑了汤力水的金酒，还剩有四分之三的高度。

“是聋子吧，你觉得呢？”酒保感到疑惑。女招待回应说，听力困难的人可从不到剧院这种地方来，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是，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个人的助听器被暂时关掉了，然后又忘了再打开。

他们谈论的这个女人穿戴得漂亮考究，两种色调深浅略有差异的绿色协调搭配。长外套放在一旁，垂挂在她落座的那张桌子所搭配的另一张椅子靠背上；这件外套一面是粗花呢，另一面是防雨布料子。往昔美貌的遗痕照亮了她的五官，依旧惊艳，而且看似比她生命中早先年代的漂亮容颜更少了一些偶然草率，多出了一份沉静雅致。秀丽的金发间也冒出了少少的灰白丝缕，这与时光流逝所雕琢而成的其他变化一起，让她的容貌更增添了一种出众的独特气质。

“夫人，打搅一下，”酒保开口道，“提醒您一句，演出已经开始了。”

伦敦，这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啊！杰弗里心中感慨道。他仰望亨利·哈弗洛克男爵铜像那昏暗的面孔；雕像头顶上落有少许的鸽子粪，因此这位功勋士兵的脑袋显得比脸部要亮一点。四月最后的熹微暮光正在悄然退去，此时的伦敦城便处于最美妙的状态，正如这个城市在清晨、当黎明幻化为白昼之际所呈现出的样子——在杰弗里眼中这两个时刻最美。特拉法加广场上，交通出现了拥堵，笨拙庞大的红色公交车与耐心的出租车都在慢慢爬行，时不时地有一两个单车骑行者从车流中蜿蜒穿过。人们聚集在过街路口的信号灯前，顺从地等待着，信号转换之后便可继续前行；每当一波行人过街之后，随后一波等信号灯的人群阵势就略微缩小一些，看上去就好似有些人从原先那同一群人中消失不见了。鸽子们在空中盘旋，仿佛在宣示翅膀下方的领土归它们所有；它们不时飞扑降落到地面，摇摆着去啄取地上的零碎吃食，或者还因为食物而相互争抢斗嘴，然后又一起呼啦啦拍动羽翼飞上天空，争吵的聒噪声在空中余音不绝。

杰弗里转头离开了这一切，把亨利·哈弗洛克男爵与鸽子还有那四只大狮子[雕塑]丢在身后；广场上的泛光灯刚刚才打开，照亮了国立美术馆的外墙立面。“让她在那等太久是不行的。”他低声自语，引得一旁经过的两个小姑娘对他切切暗笑。他让她等得略久了一点——到达约定地点时，他反而拐进了圣马丁巷的索尔兹伯里酒吧，点了一杯金铃威士忌，随即又招呼服务生说最好是双倍份量的。

他需要这个。说实话，他甚至还需要再来一份威士忌，但他摇头否决了这个念头，在心里自责道：如果喝得醉眼蒙眬、迷迷瞪瞪了，他肯定无法计划下一步的接触，而她也不会希望跟一个酒徒之间有什么进展。回到街上，他在防雨布料的外套口袋里摸索那只小塑料瓶——里面装的硬颗粒口香糖一走动就发出咔嗒声响。结果他在夹克口袋中找到了瓶子，然后便放了两粒糖在嘴里嚼着。

伊芙琳稍稍向后靠了靠，躲开酒保那看似脏兮兮的衰老面孔，也躲开了酒保的满嘴假牙与干瘦凹陷的双颊。他又说了一遍演出已经开始。

“谢谢好意，”她说，“实际上，我在等人。”

“你可以先入场，等你朋友来了我们会把他送进去的。如果你身上带着票的话。在戏还没有正式开场时，即使有人进出打扰了一下，其他观众往往也不会太在乎的。”

“不用了，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这里碰头而已。我们不打算看演出的。”

她看到在镜框厚厚的眼镜后面，酒保的眼中满是困惑。她随后读出了酒保困惑表情中闪过的内心念头：这事有点异常。酒保大概也满足于这样的判断——他毕竟得出了一个结论。

“我再问一下你不介意吧？如果你的朋友们都来迟了，身上还带着票，需要进场的话，我可以跟我的同事讲一下。”

“你真是太周到了。”

“不客气，夫人。”

就在她坐着的位置附近，酒保清理起架板上的玻璃杯，用一块半湿的灰色布顺势擦抹架板，同时收起更多的杯子，摞在一起，熟练地保持了平衡。“这位女士在等朋友，”他对在吧台后面一个水槽边清洗忙碌的女招待说，“今晚的演出，他们不看。”

伊芙琳能够感觉到从吧台那边投来的瞥视目光。稍后还会有猜测议论的，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们要消磨时间。而暂时她只不过一个落单的女人，独自坐着。

“我还可以再喝一杯吗？”她对吧台喊道；她突然决定再来一杯，“你们等下有空就拿过来？”

然后她自己开始猜测起来，想象着一个什么样的人注定要走进来。过去的经历常常是这样：当一个令人失望的家伙应约而来，她在内心里便不由叹息一声，噢，老天！——而她的想象也就随即戛然而止。“哦，怎么这样。”她甚至对自己嘀咕了一声，然后徒劳地看向一边，装出并非在指望什么人来的样子。以前见过的人倒是有一些，这些人前赴后继——劳埃德的银行经理，醉心于合唱的音乐狂热爱好者，自称海军退役军官但实际是邮轮服务员的家伙，露出马脚后跟她道歉再离开的“鳏居”大学教授，还有个编写棋类游戏的男人。甚至在还未开口讲话之时，他们蝇营狗苟、纠缠不休的德行便与微笑一同展现出来，但满肚子的小小罪恶却是欲盖弥彰。

有生以来的岁月中，不管是什么约会，她都会自我强迫似地提早到场先等着。今天她也是等着，同时做出了一个决定：如果这次还是不行，以后就不会再重复这样的经历。她将对人生中的这件事听之任之；当然，那会是一个遗憾，但同时也会是一种解脱。

她的饮料送到了。酒保这回没有逗留。他说马上就把要找的零钱拿过来，她摇头表示不必。

“谢谢了，女士，请慢用。”

她以微笑作答。当一个男人出现在敞开的酒吧门口时，她的微笑还继续着。那男人有点犹豫不决，站在那里左右张望了一下，仿佛酒吧里人头济济，有好几个不同的女人要他从中选择一样。他的紧张几乎一览无余。他走近了一点，先朝她点头示意，然后才开口。

“我，杰弗里，”他说，“伊薇，是你？”

“对，不过我的名字叫伊芙琳。”

“噢，我真不应该，非常抱歉。”

他那件防雨布外套有几处陈旧磨损得厉害，但好在不脏不破。他的颧骨挺高，脸上这一部位的皮肤好像被拉紧了一般。他看上去完全不是那种营养良好、红光满面的类型。他的深色头发倒是连一丝灰白都没有，但软塌塌的；她不禁怀疑他是否患了流感，现在还处于康复期。

“你的饮料要不要加满？”他以一种挺绅士的风度提议道，“来点小食吧，坚果还是薯片？”

“不用，这样就好，谢谢。”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吃的东西有点挑剔讲究。他那副略显生硬紧张的外表下，是否有着一种特别的脆弱？她一直希望对方要善于表达、谈吐得体，在这一点上他好像还没问题。如果他刚从哪怕是一场普通感冒中恢复，看上去自然也会有点憔悴；谁都免不了，这也不是能装出来的。他脱掉防雨外套，解下蓝色围巾，里面穿的是一件粗呢夹克，倒是与腿上那条浅棕色的灯芯绒裤子差不多搭配。

“我选这个地点碰头，让你惊讶了吧？”他说。

“可能有一点吧。”

现在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她已经见到他，从他那里可以看出一点点迹象，表明他是怎么来考虑这种安排的：演出开始后，剧院酒吧间会空下来，那样他和她都可以避免因为找错人而带来的小小尴尬。他没说出这一点，但她已经清楚。直到这会儿他才迟迟向她道歉，说让她久等了。

“等一下完全不要紧的。”

“你确定不要再喝点什么？”

“真的不用了，谢谢。”

“那好吧，我自己去看看酒水。”

杰弗里在吧台询问：“你们有白的吗？干白？”

“先生，当然有的。”酒保转身从后面一个装了冰块的桶中拿出一瓶。“格瑞诺，”他说，“是干白，我们一直保持低温存放。”

“格瑞诺？”

“先生，这是这款酒的名字，产自‘格瑞诺河谷酒庄’。瓶子上的标签差不多被冰块磨掉了，但这酒就是叫这个名字。格瑞诺在我们这里很受欢迎。”

杰弗里不喜欢这位酒保，对于从事服务业的人，他经常都不太信任。他猜那个女招待大概就像个人到中年的女儿那样照顾着酒保，听他因年老辛酸和身体的小病痛而发出的唠叨悲叹，偶尔会邀请老头子参加一两次圣诞的庆祝聚会。她白天的正式工作或许是售卖窗帘材料，杰弗里想道，而老头子则很久以前便从女人所在的那同一家百货商店退休了。事情有可能就差不多是这样，而剧院酒吧才是这两人的真实世界。

“好吧，这个给我来一杯。”他说。

他们聊了一会儿天气，然后又说起眼前的这间酒吧，评论它乔治王朝时期的石膏天花板的损坏情况——原初的天花连一个角也没剩下。时不时地，欢呼声或笑声从剧场演出厅那边传来。他们的交谈谨慎地转向了更隐私一些的话题。

介绍所的人说他四十七岁；个人详情表格中“职业”一栏填的是“摄影师”。她想到的是电视上常看到的摄影记者，这些人成群地聚集等候在某个名流巨星的门外，或者在犯罪现场你推我搡地抢着拍照。但在电话里，那个介绍所的女孩向她确认：这里的摄影师不是指那种新闻摄影记者。“不，根本不像那种，”女孩说，“也不是婚庆摄影师。”他在他那个领域很出色的，女孩向她透露，跟一般说的摄影师有区别。

她试着在记忆中去搜寻一些伟大摄影家的名字，但想得起来的只有卡蒂埃—布列松 [13] ，而且脑海中也没有浮现出任何具体的影像。她本来想问问他最喜欢用哪种相机的，但话到嘴边却改口了，问他拍的是哪种类型的照片。

“城镇景观，”他回道，“真的就只是城市街景。”

她点头，很肯定的样子，好像已经完全了解他所说的意思，好似她也能够领略给城镇街道拍照所蕴含的乐趣。

“我拍伊斯灵顿的一些地方，”他说，“还有东伦敦霍克斯顿一带那些小小的背街深巷。人们很少看到这些偏僻街区的景象。”

他一生的计划就是拍出伦敦各处的特色景观与独有风貌。他提到了很多地方：亨格福德桥、德拉蒙德街、礼拜街、砖头巷、维尔克罗斯广场（老井广场）。他描绘起路上的沙井盖，接收卫星电视的锅状天线投在地面的影子，还有雨水落在石板瓦屋顶上的样子。

“真是非常有趣的工作。”她说。

她想寻找的是生活伴侣。有时候，在去唐斯丘陵草地或者海边休闲游玩时，她便体会到孤独感带来的重压。在电影院或剧场里，她常常不由得希望身边有一个人，可以让她转脸相向，说说对这个或那个演出什么的有怎样的看法。她并没有特别的愿望要去赴一场所谓浪漫的烛光晚餐约会，而介绍所——布莱恩斯顿广场联谊中介所——在一开始则想当然地把这个当作是优先考虑的重点；如果对方有这样的特意安排，她也不会拒绝，只要那人还算顺眼，能让她觉得称心。她接受约会，不过并未直接考虑到结婚，当然也没有将结婚的可能完全排除在外。

她认识的人都不知道她是布莱恩斯顿广场联谊中介所的一位顾客，但之所以隐瞒，倒也不是她觉得这有什么可羞耻的。如果熟人朋友们知道了这事，或许会引发一点点惊讶猜疑，但她可以轻松地就应付过去。更难应对和敷衍将就的——而且一直如此——是那种很不舒服的感受：不管是从介绍所内部的办事方式还是从它所安排的那些约会来看，真相或者说事实都看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至少她清楚自己当时是怎样诚实地填完那张个人详情表的，在每一个选项的小方框中划勾之前，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她都很仔细地查看斟酌了一番；当然她也如实写下了自己的年龄——今年五十一岁。在约会的时候，她也尽心尽力，不允许有任何的错误印象或误解；一旦发生，便随即去澄清。但即便如此，那种同样的不安焦虑总是存在；在她所开始的这种约会活动中，谎言和不实信息似乎是自然而然的——意识到这一点，不免令人忐忑又懊恼。

“你开车吗？”他问。

他看到她点了点头，掩饰着对于这个提问的惊讶之情。这个问题总是让她们觉得吃惊，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她看上去挺能干的，他默想着，一边努力去回忆介绍所提供给他的对方资料的内容。她是不是在什么语言学校工作过？他想起了类似这样的信息，就顺口提到了。

“那是一段时间以前的事了。”她说。

她现在孤身一人，另外，正如杰弗里所能理解的，她花了些时间去参与慈善事业。他由此推论她肯定有额外的私人收入。

“我母亲一九九七年去世的，”她说，“最后的那几年都是我照顾她。全部时间专门用来照料她。”

杰弗里想象着那位母亲死后留下了一笔不菲的遗产，而伊芙琳的父亲，他猜测，大概很早以前就离世了。

“很遗憾，我对摄影的了解恐怕非常有限，”她说；他则耸了耸肩，模糊地表示那没什么好抱歉的，那是完全预料得到的。一颗牙开始疼痛，还是那同一颗，几天前的一个夜里刚发作过，也是同样地突如其来；是嘴里右下边最靠里面的那颗板牙。

“你觉得那有趣吗，”他问道，“我是说教语言之类的？”

比起介绍所竭力推荐给他的那位做保险的女士或者那位医院女护工，眼前这位有更多一点交往的可能。对前面那两位，他已经都表示拒绝了，但中介所的人却还硬是给他撮合——他们有时候就是这么个行为做派。这次的约会他本来也无动于衷，但终于还是同意来见面。他用舌尖小心地舔舔那颗牙齿，同时也意识到，将自己与外语那种熟稔亲近的认知感设法传递给其他人，实际上，并非一种特别有趣的谋生方式。他不知道酒保手边是否有阿司匹林；或许，更有可能的是，女招待那里为酒保准备了几片；另外，男洗手间旁也许会有台自动售货机卖这个。

“我走开一下，你稍候片刻。”他说。

“啊，是的，男洗手间那里好像有这种玩意儿的，”女招待在她的手袋里扒拉了一阵子又摇头之后，那个老酒保说道，“应该就在洗手间门后面，先生。”

杰弗里往机器里投进去一英镑，但什么东西也没吐出来。他然后看到——但显然已经太迟了——在一截边缘冲压穿孔、形似邮票的纸片上，写着几个字：此机故障。只是那张纸贴得太高，让人很难注意到。他气呼呼地咒骂起来。如果不是因为约会，如果那位女士不在场，他想必会大闹一场，坚决要回自己的一英镑，甚至还要谎称他投了两个英镑进去。

“你有车吗？”回到酒吧之后，他相当唐突地发问——从洗手间回来的途中，他想起来她只说过她会开车。是否驾车？中介所那啰嗦得令人厌烦的个人详情表上已经列出了这个问题，但每次约会中他总是再问一遍，为的是得到确切信息。关于布莱恩斯顿广场联谊中介所提到的这一点，他的期望也并不高。他想找的只是一个有私家车的，能够把他和他的摄影器材从伦敦的某个选定区域运送到另一个地方，一个可以被——就如他自己私底下盘算的那样——吸引和投入到他的工作中的人。他设想着有个安静寡言的人，在他稍加指令训练之后，能够帮着打开和立起三脚架，能够使用简单的光线照度仪，能够写一点摄影笔记和保存创作记录；这个人能加入到他的创作活动中并感觉到很有乐趣。他设想着这个人和他之间的对话全都是与他所进行的摄影事业相关；除此以外就没什么是必要的了。当然，十八个月前，在布莱恩斯顿广场联谊中介所填写那张申请表格时，他可没有透露这些小心思的任何细节；他相信如果表明了这些想法，那肯定是不明智的。

“我只是想了解而已，”在酒吧桌边，他说道，“你自己是不是有车？”

他看到她摇头了。她一年前是有车的，一台日产家用车。“我几乎都没怎么开过，”她解释道，“我真的很少开。”

他没让自己的懊恼急躁表现出来，但心里无疑多了份失望所带来的沉重感。这让他有些委顿，正如失望通常会带给人一丝消沉倦怠。最接近于他设想的约会对象是一名社会公益工作者，她开着一台破旧的福特护卫者汽车；还有就是在很久以前交往过的一个俱乐部的前台接待，她有一台Mini。不过，这两段关系都没持续多久，每台车都未曾真正地帮过他什么忙；两位女车主与他最终都不欢而散。所有那些努力都白费了，这一次又是这样。他甚至有转身走掉的冲动——那也不妨的，他这样想。

“轮到我来买饮料了。”她说，一边从手袋里拿出一只钱包；这让他不禁乱想她的包里是不是也装了一盒阿司匹林。

不过他没这样问。今天出门的时候他就想过，如果还是一无所成，或许至少会有一顿晚餐的犒劳安慰——提到牙痛之后可以很自然地将胡拉闲扯引向吃饭的话题。他现在寻思的是“舞台”餐厅。已经有过不少次，他在这间高档餐厅外停下来去打量门口的菜单。

“我还是要这个酒。”他把杯子递给她，看着她走过无人的空间，朝着吧台而去。她穿得很不错：没理由不让她破费一点，她也应该完全付得起“舞台”的账单。

她在一旁听着，他如数家珍般讲着他的相机，说出那些厂牌名，还有闪光灯与曝光的种种细节。很明显，他有九台相机，其中几台已经很老旧，比现今市场上售卖的任何新型号都更好。他的伦敦主题摄影画册已经有出版商签约，将会达到差不多一千页。

“天呐！”她低声表示赞叹。第三杯加了汤力水的金酒已经喝完一半，她感到舒适而温暖，待在这里也很愉快，虽然，及至现在她已意识到她和这个男人之间没什么投缘的地方。“我的天，那你会非常忙的！”她说。他和她的世界截然不同，她又加了一句。这样说着的时候，她很清楚不必去絮叨自己的经历；提起所有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也必定啰唆乏味。谁有义务要对她的往事回顾感兴趣呢，况且那是关于二十多年前她爱过的某个人？谁有义务去了解她曾经那样爱过？当年对此还有所疑虑，而现在——虽然没有充分理据——看来，却是确凿无疑地爱过。一个陌生人不会看到那张她如今还能看到的面孔，也无法听到她曾听过的那个嗓音，自然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从那以后她不想再要任何别的男人；陌生人也不会领悟到这样的启示或真相，这是那场爱恋所带给她的感触和启示——爱的迷惘总是源于猜疑在从中作梗。另外，你怎么能指望一个陌生人来听你诉说母亲病倒、卧床迁延多年的情形，还有母亲在市郊居民区的一栋房子里谢世因而摆脱病魔、得到最终解脱？把这些事放到一起，组成的便是你的一生；你生活在这一生的余波残局中，而且，连这个，也最好噤声不提。透过这些回忆的浮云烟影，她对着桌子另一边的同饮者微微笑了笑，因为没有理由再继续沉浸在自己的忧戚过往中。

“我现在考虑的是‘舞台’。”他说道。

她以为他指的是另一台相机的品牌，便茫然地摇了摇头，他于是接着说那是一间餐厅。然后气氛就有些尴尬；伊芙琳想说，他们恐怕不必去开始做一件无法继续下去的事情，但她难于启齿——虽然他的姿态也暗示出这同样应该是他的结论。他们不是彼此想要的那类人；一开始看上去的潜在可能性，在四十五分钟之后看起来已经不是那么回事；过去的约会局面也往往如此。面对这样的情况，她只想说一句到此为止一切都还算不错了；她只想说一声这次的见面她感觉挺好的，希望对方也有同样愉快的回忆。她杯中的酒离喝光还有一会儿，他的也是；所以也不必急着说再见。

“只不过，最好是这样，稍后我就得回去了，”她说，“但愿你别介意。”

她猜测他的一生中是否也犯过什么错误，随后留下了一片阴影；那是否就是他要找个什么人的理由——让那个人来填补生命中的这一缺憾，这一他从未能习惯或适应的缺憾？在这好奇心理差点就在眼中表露出来的那一刻，她微笑了一下，安全地掩饰过去了。

“我只是随便提提的，”他说，“那个‘舞台’。”

演出当中一个激动人心的片段之后，中场休息的帷幕垂落下来。先是掌声与欢呼，然后最初的一波嘈杂人声传到了酒吧，很快就填满了这里的空间。观众交谈的零碎声音在这片被搅扰了的宁静空间中扩散，直到剧场那边的扩音器中又响起广播通知，提醒人们休息时间只剩下三分钟，然后是两分钟，一分钟。

“两位，我们现在恐怕要打烊了。”老酒保开口说道，而丰满的女招待则在那里四处忙碌起来，收起剩下的杯子，把椅子推向一面墙边，好让清洁工第二天早上来打扫时能清扫地面。“对不起你们了。”酒保向他们表示歉意。

杰弗里打算小题大做、找点岔子，坚称要再喝上一杯，毕竟这个地方是一间公众酒吧，没有说打烊就打烊的道理。他想象自己喝得醉醺醺的，凌晨两点或三点突然醒转过来，发现心情极其沮丧，因为一个夜晚又在失望中远去了。然后他会记起特拉法加广场上亨利·哈弗洛克男爵雕像那严峻生硬的面容，还有因为听到他说出自己的内心话语而咯咯窃笑的那两个女孩子。他会记起张贴在男洗手间旁此机故障的提示。在介绍所那该死的表格上，关于驾驶这一项，她应该说得更清楚的，省得浪费他的时间。

他想到要抓起一只杯子，砸向吧台后面那些倒置存放的酒瓶，然后杯子中某位顾客剩下的一片柠檬在空中飞舞，杯子的碎片溅落到烟灰缸和吧台下的冰桶中；酒保和女招待随后只好默默清理这些额外的零碎。他设想自己一声不吭地走开，留下这位女士去跟吧台后面的一对男女交涉，去赔礼道歉，求得和解。这些人都太没道理，太荒唐了；竟然连一片阿司匹林都没有，真是不可理喻。

“在剧院酒吧见面，这个想法真聪明。”他们从剧场门厅走过时，她说道。观众的笑声从演出厅传到这里，带来一圈声响的涟漪，随即又安静了。售票窗口已经关闭；一块公告板靠着售票处那繁复华丽的铜栏杆竖立着。从外面进来的方向可以看到公告板上的海报，大肆吹嘘着他们未看的那场演出是如何的精彩纷呈。

“那，也许吧。”他回应道，但显然还是模棱两可。他含糊其辞、迟疑不决，就像他在其他方面看起来的那样。

不过，无疑地，她没有搞错；当然，他也应该很清楚，在她明白的那一刻他就应该清楚了。在想象中，她看到他手提一台相机，在霍克斯顿的偏僻街巷中潜行游走。要指望一位摄影师没有一点点艺术家的小脾气，毕竟不那么合理，而这大概也就是他略有点喜怒无常和神经质的原因吧——不管那是什么样的性格特点，反正这人确实有点不对劲的地方。

“我想，”他说，“你包里不会带着阿司匹林吧？”

他牙痛。她在手袋中翻找，因为有时候她也会随身带几片扑热息痛。

“对不起。”她说道，一边还在袋子里搜寻着。

“没关系的。”

“疼得很？”

他说他能挺过来的。“到了‘舞台’那里，我去男洗手间看看。这些地方有时候会有自动售卖机的。”

他们走下了台阶。提议去“舞台”也不光是因为牙痛，他解释道，“我只是觉得那里会是个不错的地方，”他说，“适合晚餐，表示歉意和遗憾的晚餐。”

走到一处街角时，他指向另一条小街，比此前走的要窄，也更少行人。“就在那边，”他说，“蓝色灯光的那家。”

她有点为这人感到可怜，于是便改变了主意。

餐馆男洗手间那里没有自动售卖机，衣帽间的女服务员找来扑热息痛送到了他们的桌子上。杰弗里谢了她，并做个手势表示稍后再酬劳她一点小费。一台白色的大三角钢琴旁，身穿深紫红李子色夹克的琴师不时伸出手去抓一只细高的玻璃杯，喝一口兑了其他酒饮料的柠檬水，而他的演奏却并未中断，弹的是司各特·乔普林 [14] 的混成集锦曲目。年轻的法国侍者拿来了菜单和毛巾卷。他推荐了一两个菜式，但他的英语很难听懂。杰弗里请他把说过的再重复一遍，但于事无补。那就要点最常规的，杰弗里心想，来个小羊肉，加上豌豆和麦片玉米粥。

“你牙痛不是很厉害吧。”她说。

“疼一阵就会好的。”

餐厅里不是坐得很满。太靠近钢琴的几张桌子都没有人。琴师开始表演一首爵士乐《葱茏青山》的变奏，相当地华丽炫技。他一边弹奏，头与身体一边左右摇摆，一头金发也随之翻飞舞动。有人兴奋鼓掌。

“要点一瓶酒吗？”杰弗里提议，“你介意吗？”他从来不会事先说明他并不打算付账。先让事情发生，然后再看如何，这样更好，他总是这样想。

“不，当然不，我无所谓。”她回答。

“你真是个好人。”比起晚上已过去的那段时间，他感觉好些了；虽然下颌那里的阵痛还是不断来袭，但他知道，等扑热息痛药效发作，疼痛就会大为减缓。每当对方接受所谓歉意晚餐的提议，每当失望之情开始悄悄消退，他的感觉总是会变好很多。“我们要一瓶‘拉莫—宝爵龙城堡’，”他招呼侍者点酒，“要一九九五年的。”

她意识到，远处装点着盆栽植物的角落里，一张桌子旁的一位女士在盯着她看。跟那女的在一起的有两个男人，还有另外一位女士。那女的看似隐约有点面熟，其中一个男的也是。

“夫人，您好，”她还在努力想着在哪里见过那两个人，年轻的侍者打断了她，送来了她点的小牛肉扒，“祝好胃口，夫人。”

“谢谢。”

她喜欢这间餐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风格，浅蓝色灯光，白色大钢琴，还有穿着护身围裙的侍者。尝了尝薄片牛扒，味道她也喜欢，还有那加了很多牛油的烤菠菜，那早于供应季节的新鲜的小土豆。那瓶酒她也喜欢。

“这地方，还不错，”她的同桌评价道，“你觉得如何？”

“挺好的。”

他们现在交谈起来要比在剧场酒吧时轻松不少，而他们谈论的就是那间酒吧，因为那是他们共有的经历。他们意见一致，认为那酒保古怪，那女的也奇怪；酒吧女招待应该还是个常用语，但在这里暗示的是那种年轻得多的女服务生；大概那个女的以前就是“酒吧女郎”，这个词从她年轻时沿用到现在就变成了“酒吧女招待”。

“啊，真的吗？我们都喝了……”当他提议再来第二瓶酒，她有些意外，但随即又想到，为什么不能放任一次？他们又说起了布莱恩斯顿广场联谊中介所——这也是两人共有的话题。

“他们把事情全弄拧了，”他说，“把人也搞得全乱套了。有那么多小格子选项和调查问答有什么用，还是把人们胡乱搭配，张冠李戴。”

“对的，他们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个刚才从餐馆另一头盯着这边看的女人现在正听着同桌的一个男人说话，那人看似在讲一个故事。他讲完后，浮起一片笑声。桌上的另一个男人点起了一根香烟。

“噢，老天！”伊芙琳惊叫一声，尽管她并未想这样失态地咋咋呼呼。

杰弗里也转头向那边看去。隔了几张桌子的地方，有四位打扮考究的客人也在进餐；两位女士当中有一个身穿红黑间色条纹的连身裙，另一个戴着眼镜，浅色金发挽成高高的发髻，形态繁复。两个男的都穿着深色正装。就像广告里的人物——他心想——那张餐桌后面构成背景的绿色盆栽更是强化了这种印象。他知道这类人是怎么回事。

“他们是你的朋友？”他问。

“那个穿红衣服的女的和那个抽烟的男的，就住在我公寓的楼上一层。”

她已经卖掉了独栋房屋或类似的什么房产，他听说过；现在可以清楚了，卖掉的应该是一栋家传大宅。母亲去世后，她卖了大房子，换成她刚说到的那套公寓；对她这样独自生活的人而言，公寓楼无疑更适合。帕斯摩尔，她突然间认出来的那对夫妇就是这个姓，虽然她与他们不熟。

“但他们认识你，对吧？”

他觉得舒适愉悦，怡然自得[甚至有点幸灾乐祸]；这种意外小插曲对消磨时间很有裨益。

“他们在楼里见过我。”她说。

“在楼里进进出出不时遇到，是吧？”

“差不多就是这样。”

“咖啡，怎样？我们要不要来杯咖啡？”

他向侍者打手势。酒喝完后他就走掉；他通常都这样走开，以去卫生间为借口，然后拿上自己的外套就脱身。关于这个，曾经有人向介绍所投诉，但他辩解说那是女方主动提出请他去就餐的——那次是在贝鲁奇餐厅，而那个晚上还没结束他就喝醉了，完全忘了那晚的安排是什么内容。

“如果你要去跟朋友们打个招呼，”他说，“我就在这里留守阵地。”

她微微笑了笑，又摇摇头。他往自己杯中又加上更多的酒。他估摸着瓶中剩下的酒还可以斟上四杯；他也看得出来她已经不能再喝了。咖啡送来了，她倒了一杯，还是对他微笑着；笑的样子让他感到困惑。他计算了一下她已经喝了多少酒：之前看到她喝完了两杯汤力水加金酒，还有现在的干红，喝了也足有四杯。“帕斯摩尔夫妇的名字我本来也不会知道，”她自顾自地说着，“只是楼下大门口他们家的对讲门铃上贴了名字。”

他稍稍推移了一下酒瓶，以免她想再喝一点时要伸手来够。琴师已经安静地休息了一会儿，现在又重新敲击琴键，这次弹的是电影《西区故事》的配乐片段。

“这里真是个美妙的地方，”她低声感叹；杰弗里简直可以起誓，她的目光在寻求与他对视。他觉得有些不自在了，不久之前的轻松欣快也倏然而逝；他希望不会有麻烦发生。为了消解她的情绪，他说道：

“就我个人而言，布莱恩斯顿联谊中介所的事，我懒得再去搭理。”

她好像根本没听到——大钢琴那边传来的旋律叮叮咚咚，这一片乐音中，她没注意到他的话也不足为奇。

“我估计，”她说，“你身上没带着香烟吧？”

她的微笑现在更舒展大度，渗透扩张到五官的每一处细节。在个人详情表上，她勾选的是“非烟民”，她说，但所有那些真的没多大关系了。他在索尔兹伯里酒吧恰好买过一包“丝卡”香烟，便用拇指指甲顺着烟盒透明封塑膜的边缘稍稍用力，撕开了包装，然后将烟递送到桌子对面。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吸烟，”她说，“当时觉得吸烟的滋味还不错。”

她抽出一支烟；他拿起一小盒上面印有“舞台”字样的火柴。他划着一根火柴为她点烟；她的手指碰到了他的。他自己也点起一支烟。

“这真是好极了！”她吐出一口烟，说话时身体向前倾侧过来，脸颊泛起红晕，缕缕烟雾在空气中浮动飘移，“我曾经还很喜欢吸上几支。”

她伸出一只手来，仿佛是要抓住他的手，但实际上并没有，而是摆弄起桌上的小盐瓶，前后左右地推来推去。很明显，她已经有点醺醺然了。她的另一只手高抬着，将香烟轻轻地夹在两指之间，擎在空中，那模样就像处于风雅盛年的贝蒂·戴维斯 [15] 。

“你把车卖了，很可惜。”他说，再一次试图打消她的兴味。

她没有作出回答，但笑了，似乎认为他很风趣，似乎他说的完全不是扫兴的话，而是别的什么浪漫言语。她在倾听他说话，或者说在那几个认出她的邻居看来一定是如此；她盯着他的脸，眼神是那样的热切专注。这个夜晚结束之前，杰弗里想到，她甚至会来摸我抱我的。

“他们在收拾东西，”她说，“他们现在就要走了。”

他没有掉头去看，但差不多仅一两分钟，那几个人就来到近前了。他们对她微笑，也冲着杰弗里微笑。帕斯摩尔先生向这边点头；他妻子则微微摆手示意。如果他们认为这次偶遇值得一提，就会跟楼里其他的居民说闲话：他们家楼下这位独居的老小姐正在跟一个比她年轻的男人交往中。这些在杰弗里心中没有激起任何情绪波动，既无同情也无怜悯，因为他对此类情感无动于衷。只是几杯酒，还有遭遇了一次诱惑而已——况且这种诱惑并不经常出现。当作为观众的那对夫妇离去，这一切留下的碎屑也少之又少；另外，这次夜晚约会被那几个旁观者简单地置于身后，未作一句寒暄评价，这也并未让杰弗里感到讶异。

一个侍者走过来，带着歉意提醒说，他们的餐台座位是在非吸烟区；她于是把香烟给摁灭了。她的面容又恢复了冷静沉着，之前爬上她脸颊的红晕也渐渐消失。这种正常状态恢复之后，沉默也随之汇聚而来。最终是她打破了沉默，语气很冷静，仿佛任何不合宜或难堪的事都压根没发生过。

“我有没有车，你问了两遍，为什么？”

“我想我是理解错了。”

“这有什么重要吗？”

“对方有车的话，会给我的工作带来便利。那些器材设备挺重的，而我自己又没车。”

他不知道自己干吗说这个；他以前可从没有这样做过。她点头表示回应，神态随意淡漠，仿佛她只是出于礼貌才问了此前的那个问题。他接着说出了下面的话——同样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而她依旧再次点头：

“要么，这餐饭算你请客？恐怕我不能买单。”

侍者已经把账单送到了他这里；她伸手从桌子的这一边将账单拿过去。她沉默无语，写好一张支票，然后问侍者应该再加上多少[算作小费]。

“那，百分之十的样子吧。”

她又从钱包中拿出一英镑；杰弗里知道那是给衣帽间女服务生的。

他们一起走向地铁站。拍城市街景只是周末的业余爱好，他说，他谋生的工作是给烹饪制备好的食物菜肴拍照。听到他说他的照片出现在哪些浓汤罐头和蔬菜的外包装上，她不禁疑惑地想到，他会不会补充说他的伦敦摄影画册将永远也无法完工，更不用提会出版。他没有说这个，但她已经猜到了。

“好吧，我要向这边走了。”他们买好票，乘手扶梯下到地底之后，他说。

他告诉她，他为那些无聊照片感到羞辱；之所以坦白相告，是因为她是不相干的局外人——她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并无怨忿。尽管目睹她偶然失态、有了点愚蠢举动，但他也是不相干的陌路人，所以她尽可以释怀。

“你牙痛怎样了？”她表示关切；他说已经不疼了。

他们没有握手，也没有说一句话来评价这个共同度过的夜晚；而当他们分开时，却都感到了一丝温和的惊讶：这一晚他们相互利用了彼此，但与这次约会原本可能出现的状态相比，目前的结局已经算是体面有尊严了。他们在两处不同的站台上等车，列车到来，随后又开出去，而这种体面有尊严的感觉一直持续陪伴着他们。当地铁载着他们在灯光摇曳闪现的黑暗中快速穿行，这种感觉依旧盘桓不去，甚至变得亲近私密——仿佛他们曾经暗通款曲，共赴巫山。

格来利斯的遗产

格来利斯并非有意去打断自己的行程，只不过是因为动身早了点，还有不少空闲时间，所以就绕了个弯，去看一栋他已经二十三年没回去探视过的房子。顺着老堡寨路开出去几英里，房子就在那里的路旁；场院前的铁门锈蚀得非常厉害，松垮地歪斜着，几乎被丛生的灌木吞噬殆尽。连接大路与房舍的林荫小道很短，歪扭着通向房子左侧，而屋子自身则隐没在一行浓密的柳树后面。

那位妇人是在这栋房子中沦为寡妇的；她卖掉房产搬去了都柏林，一位农夫接手了这个地方，但也仅仅是为了得到其中的壁炉台架和屋顶上的铅皮。房子刚刚空置时，格来利斯回来过一趟——也仅是那么一趟而已，恰巧看到那人的车停在房屋外围、石子铺就的空地上，但是那人从没在这里住过。从那以后，他就不时听到人们说房子整个全都逐渐荒废失修——当然，在这之前也并非没有这些因无人打理而凋敝破败的迹象——窗框的油漆起皮剥落，房前屋后的园子当然也陷于自生自灭。原先那妇人住在这里时，她只是任由房子衰朽老化，不闻不问；而她的丈夫，虽然就天性而言也根本谈不上是个夙兴夜寐的勤快人，但家里的一切事务以前都是由他照料着。

格来利斯并没下车，而是开着车在已经长出大片野草的石子路面上慢慢兜了一圈。他驱车离开，林荫小道的路面坑坑洼洼，他开得小心翼翼；在连接一条狭窄岔道的拐弯处，车子更是慢了下来。向前继续开出一英里，一个路标为他指出通往他所选定的那座小镇的方向——他下午要在那里办事。这个镇子离他所住的城镇有一小时的车程，更适合处理他的事务，因为这个地方没人认识他。

还有多余的时间可以消磨，他停好车，从停车处的收费装置上领了一张小票。他锁好车，步行去找达维特街；在一座报刊亭问路，卖报人告诉他莱尼翰与克里弗迪律师所的办公室就在前面，只要再经过四个铺面就到，那里过去曾是一间五金工具合作商店。

“克里弗迪先生马上就可以见你，请稍等一两分钟。”前台的姑娘很确定地告诉他。这个客户接待区挺宽敞，每天的报纸摆放在一旁，但只有上周的《爱尔兰赛马报》打开着，说明有人翻看过。

“格来利斯先生，是有人向您推荐敝所的吧？”克里弗迪问道。因为等待的时间远不止一两分钟，他首先对格来利斯表达了歉意。他身穿斜纹花呢西服，系着同样布料做成的领带，衬衫袖口的扣子是石榴石材质。作为一名乡镇律师，他的打扮算挺时尚的了；他块头相当大，只是头发过早地白了，浓密地覆盖在头顶。相比之下，格来利斯就显得没那么安逸优渥，衣着也寒酸一点，穿了灯芯绒的裤子与一件仿羊皮夹克。他五十九岁，瘦骨嶙峋的样子，脑门那里已经谢顶，发际线后移明显，也冒出了不少灰白头发。

“你们所被收录在电话本金（黄）页上。”他这样回应克里弗迪的询问。

他将随身带来的一个信封递向桌子对面；整齐的桌面上蒙着一层绿色皮革，四个边角处还有浮凸的压纹图案。克里弗迪从信封中抽出一张折叠的信纸，读过上面写的内容之后，随手在便签簿上做了个简单记录，然后将那封信笺又读了一遍。

“她跟我有过来往，好多年前的一个女人。”格来利斯说。

“嗯，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格来利斯先生，你打算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不合法的地方。遗产是可以拒绝的。”

“我想咨询的就是这个。”

克里弗迪将信放回到信封中，但并未把信封递回给格来利斯。“这家律师所的同行们声誉不错。我们跟他们也有业务交流。我可以写信给他们，说明这笔遗产你继承起来会比较尴尬棘手；如果你想要我这样做的话，完全可以。至于房产的事，会以常规的方式来处理完毕，房子中留下的那些财物将按照当事人的遗愿转赠。”

“她的一些想法和意愿，我不能视而不见，不管不顾。既然遗嘱中提到了我，我想我还是应该有所表示。”

“格来利斯先生，遗嘱不仅仅是提到了你。根据你所收到的这份律师函通告里透露的信息，没有别的什么遗产受益人比你更重要。除了慈善机构。”

律师话里的弦外之音，格来利斯领会到了；他不禁生出一种本能直觉，要去反驳律师的那些想法。不过，律师的这种心态也可以理解：一个乡镇律师在无聊之际臆测想象一下客户的私人生活，也算增添了工作乐趣；身处这么个农村小镇，接手的都是有关家庭法的诉讼咨询，千篇一律，了无新意，难得遇上一桩带点暧昧风流意味的案子，他自然不免就浮想联翩。格来利斯原本可以告诉他实情，但没那样做。

“也许是有些小纪念品要留给我，”他说，“比方说一样装饰陈列品或者一件瓷器。诸如此类的东西吧。”

“死者给你留下了一笔钱，格来利斯先生，而且不是小数目。”

“那正是我开车来这里的原因——来看看我是否可以接受一点别的什么东西，而不是那笔钱。”

以前有过一只烟灰缸，上面画着金翅雀的图案，但烟缸早已经摔破了，所以他就不想再提。还有就是那些餐盘，盘子边上是两种不同色调的蓝烧制出的花卉纹饰，他一直都特别喜欢。

“只要给我某样东西就行，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如果有可能的话。”

看到雪花莲在树下开放，一簇簇地铺展开来，她说他也许想要一些，便要他把她已经摘下的花带一束回去。包在被水弄湿了的报纸中，花朵会保持鲜活，她说；他又想起她是怎样中断了正说着的话，因为她意识到她提议的做法不可行。她试着将花茎插回她之前把花取出来的花瓶中，但那并不容易，因为瓶中还插着更多的花；然后花瓣便散落在地板上，已经变软凋萎。没关系的，她说，她可以去采更多的雪花莲。

“啊，那当然是可以的，我敢肯定，”克里弗迪说，“会给你你想要的东西。只需要我跟对方提一下。”

律师的眉毛略带点红色，粗硬浓密地缠杂在一起；他时不时地会将眉毛抹压平整，手上的动作自在从容，先搞定一边，再打理另一边，仿佛是一种悠闲的个人小乐趣。现在又是他关注眉毛的时间了；整理完毕，他继续道：

“但我要告诉你，无论是遗产哪方面的问题，我都得先看一下遗嘱，然后才能给你相应的建议。”

“他们会把遗嘱从都柏林带过来吗？”

“会寄送一份复印件来。”

说这句话时，克里弗迪点了点头，他们的谈话便结束了。他问格来利斯做哪一行，格来利斯回答说负责管理自己所住镇上的小图书馆，随即又补充说道，很久以前他受雇于那座镇上的芒斯特与伦斯特银行，那时那个银行还是这个名称，但后来改名了。说着的同时，他站起了身。

“格来利斯先生，请跟外面的姑娘预约一下，下周的这一天我们再见面。”克里弗迪说，随后他们握手道别。

他慢慢地开着车，一路经过的地貌景观很单一，几乎没有变化；快要到达他预定返回的镇子时，他停了下来。除了他的车，杰克—道尔小酒馆外面没有别的车停着；那刷了银色油漆、用来保护窗玻璃的两横条铁栏杆上，也没有单车斜靠着停在那里。酒馆里接待他的女服务员认识他，对他直呼其名。

她给他倒上一杯约翰·詹姆森威士忌，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然后就又走开了。“如果还要别的东西，就敲一敲柜台，”她说；她返身去厨房忙碌她的煎培根，肉香味随即从里面飘散出来。小酒馆里没有别的人。

他应该跟律师讲清楚的，自己业已鳏居多时，现在这样一笔看似有可能表明他在过去有不忠背叛行为的遗产，显然不会殃及到任何的婚姻。他真的应该解释一声，说他对接受如此大额的遗产有顾虑，而且还专程到另一个镇上来寻求法律建议，只不过是因为他想避免在自己居住的镇上引起人们的好奇探问与闲言碎语。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没有解释一下，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克里弗迪很有可能因此而心生正义，去同情怜悯一位委屈的、曾遭到欺瞒的妻子，会认为这位妻子现在再次遭受了委屈——因为那些不忠的花招借口和背叛的往事隐情又一次浮现在她的记忆中。

他端着酒坐到屋角的一个座位上。如果跟律师说起他的婚姻，说起婚姻历程中爱的蜕变，说起当爱已经不复从前、消隐无踪时他内心的悲凉，说起爱情消亡之后生活变化的丝丝缕缕——那些过往中凸现的时刻和地点，恐怕看起来也不至于唐突乖谬。记忆的流动之水裹挟着他，他看见——那么地生动切近，仿佛还是爱情刚开始的日子——那个曾经的无邪少女，身穿绿蓝两色的修女学校制服，面庞明净清新，透出花一般的羞怯。每当芒斯特与伦斯特银行的这个笨手笨脚、举止生硬的小职员在街上与她擦肩而过，她便带着浅浅的一抹微笑，把头转向一旁，而同行的朋友们总是拿她说笑，让她不由满脸红晕。长大了，当她第一次走进银行，拿着父亲积累了一周的支票和生意进款来办理业务，她又一次羞赧满面。到了中年，她已成为母亲，两次生育之后的她有了些微的改变；她也一直保持着那么个样子，那样的一个居家妇人，直到三年前的一个冬夜，在一条结冰打滑的公路上，悲剧发生了。

格来利斯呷一口威士忌，点起一根烟慢慢吸着，然后又喝下一口酒。在正派严明的职业外衣下，那位律师，很自然地，对留下遗产的妇人的兴趣要大过对那位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妻子的关注。那封格来利斯读过的律师函所透露的所有信息中，唯一引起他特别注意、让他略感意外的是这一句——“在她人生的第六十八年”——原来，她竟比他大；他之前应该意识到的，但没有。

威士忌让格来利斯觉得暖和了一些，香烟也让他感到一丝舒服慰藉。他是没跟律师解释，那是因为你无法解释，那是因为没什么可解释的，没多少要解释的。尽管如此，他至少或许应该说一声自己是个鳏夫。他又坐了一会儿，瞥见门附近挂着一块装饰物般的小标牌，用白色字母写在蓝色釉面漆底板上：“此处电话可用。”他敲敲吧台，这次来的是一个头发溜光水滑的小伙子；在他的记忆中，这位年轻人似乎不久前还是个孩子。“再来一小杯。”他说。莱尼翰与克里弗迪律师所的前台姑娘给了他一张卡片，上面注明了他下周的会谈预约，还有律师所的电话。现在还不算太迟，五点刚过几分钟。

“如果可以的话，”接电话的还是那个前台姑娘，他说道，“请克里弗迪先生接下电话，我有件事忘了跟他讲。”

等着的时候，他又点燃了一支烟。他的酒杯放在面前的一块板架上，杯子边是一只烟灰缸，上面印着“可口可乐”的字样。“是克里弗迪先生？”听到电话里对方说你好，他随即回道。

“晚上好，格来利斯先生。”

“没别的事，我就是想澄清一个细节。”

“格来利斯先生，是什么细节呢？”

“我想我之前没跟你说过这个，我是丧偶独居的。”

律师在电话那头发出同情的声音，然后说他表示遗憾。格来利斯接着说道：

“如果你以为我太太还在世，那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误导；我考虑的就是这个。”

“我能明白你说的意思。”

“我不想你有误会。”

“我没有。”

“这笔遗产对我来说有点难以处理，这样的事情来得突然，很意外。”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格来利斯先生，我也清楚你的意愿了。你的要求应该能得到满足，我对此很乐观。如果还有别的事，如果有任何的担心顾虑，你下周来的时候可以跟我全说出来。”

“刚刚告诉你的事就是我要你知道的全部内容。别的就没了。”

“那么，我们就说再见吧。”

“还有，我拒收的那些财产，会留给谁？”

“按法律程序轮到谁就是谁。比如说她的侄孙什么的，我这样估计。通常会有个侄孙之类的。”

“谢谢了。”格来利斯说；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好说，便将听筒挂回到话机上。

他抓起酒杯又走回之前坐的桌子旁。他原以为见过律师之后自己就会感到如释重负、一切圆满；当那个蓝底白字的提示牌让他想到可以打电话给克里弗迪时，他又一次以为电话里解释之后一切就会了结。但是，收到那封关于遗产的律师函后便开始的不安与失落感，却依旧徘徊不去。他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又去看了那栋房子；他也不理解自己为什么陷入了一种莫名焦虑的状态，仅仅就因为没告诉对方——一位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的律师——他是个鳏夫。当他在电话里说他要澄清一个细节，那大概是威士忌刺激下的酒后冲动所致，而他能拿出勇气去拨打那个号码，大概也是拜威士忌所赐。那一令他负疚的小小罪孽，多年前就已经模糊冲淡到近于乌有，但现在却卷土重来、历历在目，这让他感到迷乱和不知所措。这桩小罪恶，在过往的其他时段并未造成痛苦，也没有伤害；他曾设法用假相与谎言，那种面对质询沉默不语的谎言，来为自己的非常规状态掩饰辩护；他所求得谅解的借口就是说他有一段时间感到不舒服，心情也不对头。而在那个律师看来，这种“风流外遇”的终场恐怕还未到来；他对未了残局的解读和想象，仍然会带有粗俗无聊的桥段：受了冤屈的妻子在九泉之下也难以安息，常常噩梦惊魂，因为那位更年长一点的妇人要跟她争夺爱侣，而她的丈夫已然暗中弃她而去，成为对手的秘密情郎。

“老天，没有比这更糟的了！”

“哦，还会有的，小家伙，我们还会更倒霉。”

两位农夫一边悲叹着绵羊售价的下滑，一边坐到了吧台旁。头发油光水滑的年轻人跑回来为他们服务，然后又有一位老人家走进了小酒馆，手里牵着一只白毛的灵缇猎犬。年轻人为他倒了杯史密斯维克啤酒，又告诉他顺路带报纸来的大巴还未开过，所以《先驱晚报》还没到。“太差劲了。”老头子嘟囔了一声，然后弓腰在桌边看起了《塔拉莫尔论坛报》。

格来利斯喝完了杯中所剩的酒。三年前的事故发生之后，丧葬通知也在《爱尔兰时报》的讣告栏里登出了，但那个妇人——他曾多次造访她那栋几乎破败不堪的房舍——连一句哀悼吊唁的话都没写过来。他曾经想过她或许会寄一封短笺的，但随后又觉得那不合适，不应该有这样的信。她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吧。

他摁灭了手中的香烟，这是第二根了。他从不在家里抽烟，即使后来家中只剩他一个人了，他依旧不在家里抽；在小图书馆中，他也禁止吸烟，这是他主动强加给自己的一条规矩。但一九七九年的秋季，还有随后的冬天和春天，他时常到她家去，坐在客厅中抽烟，一场友情也就此在缕缕烟雾间展开，在累积于那只画有金翅雀的烟灰缸中、染有她口红唇印的烟蒂滤嘴旁展开。这幕场景沉淀凝固在他的记忆中，就像一张照片，还是那样地清晰——这清晰如今让人感到的唯有残忍。

他拿着酒杯回到吧台边。离开之前，他跟那头发溜光水滑的年轻人聊了几句天气。“格来利斯先生，多保重。”小伙子在他身后喊道，他回说自己会的。

他继续开车往前，试图什么都不想，不去想那个他还在芒斯特与林斯特银行当小职员时便认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天真少女，也不去想那个从他供职的图书馆中借阅小说、从而与他熟识起来的妇人。车窗旁掠过的地貌景观与他在那个小酒馆停驻小憩前的沿途风景还是相差无几。直到一个用爱尔兰盖尔语与英语双语标注的路牌出现，指明前方小镇时，景物才发生变化，而这时候实际上已经抵达城镇边缘：首先是少少的几幢小平房，整洁的园子中，夏季的花朵正盛开着。前风挡上贴着价钱的待售车辆相互紧挨着停在莱尔顿车行的前院空地上，一个招牌上写着“您的日产经销商”，提示他们拥有特许经营授权。前面接着是配电站，然后是那个已经锈迹斑斑的绿色广告牌，是罗莱单车的广告，但上面原先画着的图像，两个人与他们的单车，都斑驳残破了，只剩下七零八落的几处碎片，东一块西一块的。

小镇主街上，傍晚时分也有一些车流，他的车速便减缓了。他降下身边的车窗，将胳膊肘支在窗框上。他本打算直接开回住处的，但临时改变主意，转向了卡特米尔街；小图书馆就在那条街上。没有车流与人群来搅扰这里的宁静。偶尔会有男孩子踏着滑板在这里来来去去搞出响动，但现在没有这些少年，也几乎没有一个行人。他把车停到一排欧椴树下；沿河的步行道便是从树这里开始，穿过街道，延伸到远处蹲伏着的一栋低矮建筑那里；那栋小楼混迹于一片废弃的货栈库房之间，而这些仓库沿着卡特米尔街占满了一整条边，与街道另一边的欧椴树和河流一起，构成了这条街的特色。

他今天一点钟就下班锁了图书馆的大门；这是一周工作日中图书馆闭馆的唯一一个下午，镇里主街上的有些商店也在这个下午歇业休息。他拿一把钥匙在单栓死锁孔中拧动，又拿另一把在弹簧锁孔中拧了拧，然后推开了那浅蓝色的大门。是一位名叫哈弗狄的先生——镇里下北街上生意失败的食杂商店老板、终生未娶的光棍，以及众多“狂野西部”小说作家里赞恩·格雷 [16] 的超级发烧友——孜孜不倦地去郡里的图书馆主管机构软磨硬泡、死缠烂打才让镇上有了这么个分支图书馆；这位老单身汉随后也就成为图书馆实际意义上的首任管理员。从很早以前开始，当他自己还是一名借阅者时，格来利斯在图书馆里便感到惬意自在；这个地方偏居一隅、陈设朴素，靠墙全是书架，一截窄窄的柜台立在门口附近。他成了图书馆来得最勤的常客；后来，当哈弗狄急性关节炎发作，而且日益严重，也越来越难以履行管理员的职责时，这位老先生便提名格来利斯为继任者；这一职位诱使他放弃了在银行继续干下去便指日可待的光明前景和优越回报。他都没有给自己一个机会好好忖度下如此变动会导致的种种不利，就直接答应了去接班。“可是，你这样做到底是图什么？”他的妻子，那位曾经的天真少女，在困惑和失望中对他厉声质问。他那份收入颇丰的稳定工作已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地要做下去；适当的一段时间之后他将升职，那就意味着可以入住镇上一座地标性质的宏阔的灰色大宅，也就是银行楼上的那套房子，阳台边有着漂亮栏杆，还有一扇木纹华丽的入户大门——她嫁给他的时候便预计着有这么一天。读书从来都不是他们共同的兴趣爱好；对她来说，书从来都不是她的必需之物。

书对那另一个妇人则是必需的；格来利斯经常注意到她在镇上的举止活动，看到她走出一间商店，坐进她的小车；她不属于他此前在自己的生活圈子中所认识的那类女人。她高个子，显出一种自成一派的美丽风情；她的泰然自若和镇定，还有她的衣着，暗示出她有些与众不同之处。她不知道哈弗狄已经退休，当她含糊其辞地询问老爷子去了哪里时，看上去就更有些不寻常的别致感觉。然后他与她开始交谈，她露出了微笑，而格来利斯以前没看到她笑过。下一次再见面，他们交谈的时间更长了一点，从那以后他们说起话来也更轻松自在了。她问他有哪些小说家可以推荐，他介绍她去读普鲁斯特与马尔科姆·劳瑞、E.M.福斯特和麦多克斯·福特，还有盖斯凯尔夫人与威尔基·柯林斯。图书馆里原有的一本《都柏林人》被人遗忘在雨中淋透了，字迹已经无法辨认，他特地为她又进了一本。他将她的注意力引向格雷厄姆·格林的《布莱顿硬糖》和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她自己则发现伊丽莎白·鲍恩 [17] 更让她一见如故。

中午时分，在她那整洁的小客厅里，他常常倒上一两杯酒。他们并未觉得自己轻浮率性、恣肆多情，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这类人；他们谈论菲茨杰拉德笔下那些率性多情、及时行乐的人物，谈论“鸡毛旅店宫”和“宿醉广场”，还有“道尔柯特磨坊” [18] 。裘德的辛酸挣扎被发掘出了一些细微的新意境；乔伊·葛吉瑞的朴实善良为他们某一天的话题贴上了标签；另外的日子里，他们的话题又换成了普罗迪夫人或者黛茜·米勒 [19] 。艾伦·韦吉沃斯死了，德莫特·特雷利斯睡了 [20] 。莫里斯·本德里克斯 [21] 将朋友的妻子拥抱入怀。

对于讲述彼此生活的琐屑和故事，他们并没有多少兴趣；他们的交谈不是闲聊家常的那一种，但他们自己几乎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生活实际上就是这些谈话自身，就在那里，在一个因他们之间的友谊而显得别有意味的独特房间中。他们的交流并未触及情感，也没有触及相见恨晚的遗憾或者任何其他可能产生的感受；他们的言语并未失控。他们也未曾越轨，她没有背叛她已经结束的过往，他没有背叛他那时仍然维系着的现状。她煮好咖啡拿进客厅，他转头，将凝视屋外落雨或早春淡弱冷寂阳光的视线收回来，他们又继续说话，谈起了维尔德费尔庄园 [22] 。她家的入户大门在她身后敞开着，宽宽的，她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在汽车后视镜中，他看到她站在那里目送他，直至镜中照出的只剩下那些柳树。

开始有了飞短流长：他的车被看到停在她家旁边的石子路上，人们注意到她经常去图书馆。闲言碎语传得不是很厉害，但这样的事总是会发生的；他知道会如此，她也知道；他们相互间并没提过这个。当白天时间开始变长，他们的交往已经持续了三个季节。夏季天热的时候，他们会坐到屋子外面，坐到草坪上的一张白漆桌子边；不过，这样的夏天没有到来。

格来利斯把当天上午早些时读者还回来的书重新安置上架；《真主的花园》 [23] 现在还有人读，犯罪和探案故事当然更受欢迎，乔吉特·海尔 [24] 也还拥有自己的读者群。这些因光线照晒而陈旧斑驳的一列列书脊后面，包藏着的是另一个世界，由泛黄纸张和它们那年深日久的独特气味构成。她曾说她羡慕他能拥有这么个地方。

离开之前，他又四面环顾了一下。靠近门口的柜台前面板上，挂着一张招贴画，是在为六月将开幕的“草莓节”做宣传。在门上方的墙上，有一只女圣人布里吉德 [25] 的十字架，是用麦秆编成。空载的搬家货车先哐里哐啷地从镇里主街上一路开过，后来又满载着她的东西轰隆隆地驶过小镇，慢慢远去了；当时是那一天的黄昏，那天她说了她羡慕他。那天，他们不得不在图书馆里多等了一会儿，等着格拉赫太太选书，等她挑了一本《智慧七柱》，又给她盖好借阅章之后，他们才相互道别说再见；那是个周二的傍晚。

他锁好门，开车离去。

园子里的小菜地上，生菜长大了，中间开始结心成团。他剪下一棵生菜，还有几根细香葱和荷兰芹。他在园中四处走了走，又随手从玻璃小暖房棚罩下摘了一只已经成熟的番茄，然后才收拾起放在菜地边一条小径上的那些菜。从外面回到家、回到小园子时所产生的那种空落感，他过去从未能习惯，他认为自己将来也无法习惯。在厨房，他打开浓汤罐头与罐装沙丁鱼，然后去洗生菜。

“他后来给我打电话了。”他想象着克里弗迪正站在自家厨房门口跟家人说话；这位律师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但依旧保持着职业的谨慎，思忖着他讲到什么程度就应适可而止。“我不知道那人到底有什么麻烦。”克里弗迪说，随后又加上一句说今天也没什么别的事情了。

家里什么地方放着威士忌的；格来利斯找了找，发现酒就在厨房的瓶瓶罐罐之间。他倒出一点酒，接着去做沙拉调料，将油与醋混在一起拌好。收音机上在播放农业新闻，然后是最新的市场信息；一位自我陶醉的电台DJ口若悬河、喋喋不休地聒噪了一阵之后，响起的是一首狂躁喧嚣的音乐曲目。在那之后，便是寂静，是无声的快慰。

在厨房餐台上放好一副刀叉，格来利斯脑中偶然想到他的子女们，其中某一个今晚是不是会打电话给他。没什么理由认为他们会打电话回来。没有什么糟糕的事发生，也没有什么好牵挂的；两个孩子的情况都不错，不久前跟他联络过。他暂时还不想吃东西，就又倒了更多一些威士忌。这些年来，他记得自己从未在这栋屋子中独自喝过酒。威士忌只是为那些偶尔来访的客人准备的。

端着酒杯，他走到园子里随意转悠，身边是钓钟柳花、玫瑰和连花苞都还没成形的香鸢尾。他二月份种下的那一行菜蓟已经长得挺高，个头赶上了那些尚未结实的向日葵。这是个温暖的夜晚，薰衣草的香气浮动在四周。

现在的酒后私语是他个人的了，这是从他那井然有序的记忆中传来的低声耳语，不会再诱发任何惶恐不安。去拜访那位律师，去探视那栋废弃的屋子，于他而言便是触动了那些不该触动的东西；要安然地触碰它们，除非是在记忆中，在那里，一切都将永存，一切都不会改变。从一所小图书馆退休，肯定没多少养老金补贴，所以她用遗赠对此表示了关切。一个陌生人对这一遗愿的解读——无论那种诠释是由好奇猜测孵化出的想象，还是由道听途说的绯闻闲话所编织成的故事——必定流于老套，但那已经无关紧要。现在，再次涌上格来利斯心头的，是妻子从前那张清新明丽的面庞，那种温柔的羞涩。现在，再次让格来利斯念念不忘的，是那位稍年长的妇人将一支黄褐色滤嘴上沾染有零星口红的香烟送到唇边的样子。现在，他回首婚姻中曾经的幸福，再度想象着温暖充实的拥抱。

就这些了，此外就没有更多，也不会再有更多。甚至连一件装饰陈列品也不必了，因为那会欺骗到真实。甚至连一件瓷器也不必了，他会写下这样的书面声明。冬日的花朵已然零落飘散，隐没在一道秘密的暗影中，而欺骗的幻象成全了一份静默无语的爱情，为它赋予尊严与荣光。

孤独

站在会客厅的一张大椅子上，我够到了门锁。我打开大门，又把椅子拖回到原先的角落处。我对着门厅衣帽架这里的镜子梳头发。我七岁，在等着爸爸从楼上下来。

我们的房子窄长窄长的，有着蓝色的大门；房子在伦敦的一座小广场边上。爸爸外出远行过，现在回来了。回家的第一天上午我们就去咖啡馆。很久以前他在寄给我的明信片上写着这句，妈妈读给我听了。“这些东西叫金字塔。”看我指着明信片上的图像，妈妈说道。然后她又加了一句：“你爸很快就要回来了。”但这个很快是在五十天之后。

我听到他在家里的楼梯上吹口哨，“伦敦桥要塌了，要塌了”，然后他亲热地抱了抱我——他是夜里到家的，那时我早就睡着了。他说，他简直无法相信我已经长这么大了。“我想死你了。”他说。

我们一起走着，穿过小广场，来到有车辆交通和街道的那一边。“咖啡，”爸爸在咖啡馆里对女招待说道，“请来两杯咖啡，再来一块俄罗斯蛋糕给‘这位你当然知道是谁的客人’。”

但之前发生的事总是在那里，我也一直清楚我千万不能说出来。一个小孩子，目睹了这样的事情，最好就是忘掉，乌普西拉大妈这么说的当儿，查尔斯就点了点他那黑乎乎的长脑壳。不能责怪她，查尔斯说；小孩子都喜欢躲在沙发后面玩玩小游戏；而那两个大人自己就应该注意看看旁边有没有什么情况。“我对这个倒是无所谓，”查尔斯说，“这可不关一个可怜的黑人什么事。”乌普西拉大妈——她不知道我还在厨房门外——回应说那事情让她不舒服，恶心到骨头里。嗯，这事还是有点特别之处，查尔斯提醒她说，就是我妈妈不会把她的朋友带到卧室去——那同时也是我爸的卧室。最起码还有这一点细微敏感的顾虑。但乌普西拉大妈说敏感什么啊，在她口中我妈的那朋友是个下流坯子。

“你现在是在学法语吧？”在咖啡馆里，我爸问，“你喜欢法语吗？”

“没有对历史那样喜欢。”

“那你在历史课上学了什么？”

“老师说征服者威廉的儿子的眼睛也中了一箭。”

“哪只眼？说了是哪只眼吗？”

“没，我记得没说。”

咖啡馆里的女招待就是那个总是走到我们这边来的女的。我爸说，她老是来这边是因为我们每次来老是坐同一张桌子。他说我们的这位女招待有着提香式的头发 [26] ；他说那种头发颜色就是这么个说法。我爸总是对人们品头论足，说他们有这个或者那个的，猜测人家的身份和私人情况，要么就是问别人一些问题。他经常会跟街头问路的陌生人攀谈起来，跟乞丐、跟任何让他停下脚步的人、跟商店里的随便什么人都能聊起大天。“就像糖果大王一样富有。”在咖啡馆里我有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说他，我爸随即就笑起来了，一边摇着头。

在咖啡馆里，我一直都想告诉他那事，因为每次他旅行回来我都会把所有事讲给他听。我想告诉他事情发生的那同一天夜里我做的梦，在梦里，事情的全过程又重复发生了一遍。“哎呀，好可怕的噩梦。”我妈那天安慰我了，但她不知道我梦的是什么，因为我没对她说，我也不想对她说。

“去美术馆，怎样？”我们喝完咖啡后，爸爸提议道，“要么今天去玩偶博览馆？看看，我有这个。”

他在桌上铺开一块手帕，那是他买的；颜色褪得都几乎没有了，料子薄得很，有很多处都可以看得到下面的桌板。很旧的，他说，埃及丝绸做的。手帕上有一个图案，他用食指顺着图案描画了一遍，好让我也看到。“为你买的，”他说，“给你的。”

在去往玩偶博览馆的公车上，他一路都在对我讲着埃及。非常热，可以让你的皮肤脱掉一层，非常热，热得你下午只能躺下，什么都干不动。将来哪天他会带我一起去；未来的某一天他会带我去看金字塔。最后一点点路需要步行，他便牵着我的手走。

我知道去玩偶博览馆的路，但我们到那里时，我最喜欢的那个娃娃已经不在之前的架子上了。娃娃身体有点不好，博览馆里的那个男人说，在医院治疗，已经好点了。这人说话就是这么个习惯，我爸爸说。他问那人：那个娃娃，西班牙娃娃，下周就会回来的吧。“好吧，我们会回头再来的。”我爸跟那人确认。“谁打算熬夜参加派对啊？”我们回到家后他说道。

派对就在今夜。厨房里，酒瓶已经摆开阵势，挨个从桌子这头排到另一头，列成长长的两排；托盘里还放着好多瓶；杯子也已备好，就等着倒酒用了。每逢有派对，查尔斯总是特地早早到来帮忙。每逢我爸回来，总是会有派对。

“你在那边坐下，把三文治吃掉。”乌普西拉大妈那头发灰白的脑袋前倾低垂，她忙着做饭，都没空抬眼看一看。查尔斯对我挤了挤眼，我也试着眨眼回应他，但没法做得像模像样。他走近我坐着的地方，然后我不想吃的那块三文治就从桌面上消失了。“哦，真是个好姑娘。”乌普西拉大妈问我吃了没有我说吃了她就这样夸了我一句。查尔斯在一旁向我偷笑。达维咯咯傻笑，阿比盖尔也跟着咯咯笑。

阿比盖尔和达维并不真的存在，但大部分时候她和他都会陪在我身边。那一天他们也在场；那天大门打开后，我妈和她的朋友进了会客厅。“好了，没事了，”我妈说，“她不在这儿。”听到这个达维就咯咯笑了，阿比盖尔也是，但我让他们安静下来别出声。

“哎呀，哎呀。”乌普西拉大妈称我是好姑娘时，查尔斯就在厨房里发出这样的怪声。他动不动就这样哼哼，让乌普西拉大妈烦不胜烦。“他干吗要这样哎呀呀的？”她每次都会问我，“他这是在唠叨什么？”而查尔斯就总是在一边发笑。

虽然没吃那三文治我还是对乌普西拉大妈说感谢她给我做了三文治因为她喜欢听到我为了某样东西而感谢她。走上楼的过程中我记起咖啡馆里有人说我爸“富得像个糖果大王”，后来我听到我爸跟我妈把这话重复说了一遍；他说那人说这话的意思大概是指他有钱才娶到了这么漂亮的妻子。或者你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当我告诉乌普西拉大妈这事儿时她说道，咖啡馆那人也可能是指我妈继承的大笔遗产。

到了楼上，我爸站在他们卧室的门口，我妈在整理床铺。他为她也带回了一块手帕，比带给我的那块更大，她已经把那当作丝巾围在脖子上了。“你戴着这个真是太美了！”我爸说道，我妈就笑起来，笑声就像他以前买给她的一条项链发出的清脆叮叮声。浴室里的浴缸水龙头在放着水，后来水量被调小了，我妈开始沐浴。“谁来帮我开瓶塞？”我爸问道，而我妈则叫他把窗子顶部的横档窗扇打开。她亲亲我的前额，她的嘴唇很柔软，她身上的香味让我想闭上眼睛，那样我就总能闻到那香味。“宝贝儿好乖。”她对我低声耳语。

在厨房里，我爸拔出那些木瓶塞，我将它们堆在一起，开始数数玩。这些红瓶子实际上是绿的，他说，但你要等到瓶子空了才能看得出来。他先割开和撕掉每个瓶塞上亮亮的封瓶纸，然后将开瓶器旋进软木塞。“好了，全都搞定了。”他说，又问我总共多少个，我说是三十六。“下次你带我去美术馆，怎样？”他说，然后那些舞女人像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还有板球比赛场上运动员的飞跑冲撞，还有圣凯瑟琳，还有艺术家本人的肖像。“那里可是值得一看啊，我期待着哪天去。”我爸说，然后他就又去了楼上。

在我的房间里，阿比盖尔和达维还有我，我们玩了个游戏。我们假装到了埃及，在爬一座金字塔，阿比盖尔说我们应该戴上棉布太阳帽因为太阳光甚至能透过头发把你的头皮晒伤。所以我们就从塔上下来去拿帽子，但后来天又凉快了，于是我们就到处逛街。我们在一个市场上买东西，买带回家的礼物，买指环和胸针还有一罐罐的埃及桃子，买埃及巧克力还有用来铺在地板上的埃及小地毯。然后我又回到了厨房这里。

查尔斯出去弄冰块了。“你是要来陪我吗？”乌普西拉大妈说道，一边依旧忙着做菜。“鞋带散了，你会踩上去的。”她说。她让电动搅拌器暂时独自转动了一会儿，弯下身来给我系好鞋带。踩上鞋带会出事的，说不定会摔得很重，她说，记得往后鞋带都要系好，系上两道。我随后就走开了。

客厅里，装着橄榄和助兴小食的碗盘都摆好了；壁炉里火焰熊熊，铁丝安全网被放下来挡在炉火前。我看着窗玻璃上向下滑动的雨点。我看着小广场上的人；他们在雨中匆匆行走，一个女的撑着伞给她的狗挡雨，查尔斯带着冰块正往回走。广场那边的车子开得慢吞吞的，街灯已经点亮了。

我坐在壁炉边的扶手椅上，翻看着书里的插图：将小孩关在笼子里的老恶婆、巨人、侏儒以及王后在镜子中照出的模样。我又向外面的小广场看去：我妈的朋友是第一个来的。等一台车从他面前的路上开过之后，他才穿越小广场，然后就听到了门铃声和台阶上他的脚步声。

“吃一个这个吧。”他在客厅里说道，他指的是乌普西拉大妈刚做出来的芝士条。“该是你上舞蹈课的时间了。”他一边说一边放起了音乐。他给我演示的还是与以前同样的舞步，因为我从来都不练一下，不练是因为我不想学。“他们还好吗？”他问道；我明白他说的是达维和阿比盖尔，自从我妈跟他提过这两个名字之后他就经常会问候他们。我本来都差点就告诉他事情发生的那天下午他们也在场的，但我没有，只是说他们情况不错。接着，别的人陆续到来，他就跟他们说话去了。我非常恨他，巴不得他死掉。

我坐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听人们说话，这个位置半掩在窗帘后面。一个男的在讲他参加的一场汽车赛。总有一天他会赢的，应该不用多久，一个女的说。查尔斯穿着白夹克进来给人们端上酒水。

又有人到了。“噢，天哪小宝贝！”费尔雷先生低头朝我微笑，然后坐在我旁边。老了累了，他说，没法跟那些美人调笑快活啦。他问我今天做了什么我就对他说了去玩偶博览馆的事。自从他老婆死后，乌普西拉大妈告诉我，他就独自生活了。我妈去参加了他太太的葬礼，但他现在不提过去的事了。“可怜的老小子。”查尔斯说。

因为很多人在说话，所以你几乎听不到音乐声。查尔斯每次端着一托盘酒水经过时都伸出一根手指对我摇晃几下，费尔雷先生说那样子真机灵。“啊，看看你们两个！”一位女士对我们喊起来，她亲了亲费尔雷先生又亲亲我，然后我爸就过来了。“没人瞌睡要上床吗？”他说道，一边牵着我离开了酒会。

他要等到很久之后才会又一次离开去旅行——在关灯之前他对我承诺；灯关了，在黑暗中感觉就像是在梦中。他会去远行而且他不会再回来，永远也不想回来。再也不会去美术馆了，那里有我们最喜欢的一幅画，画的是在沙滩上野餐。再也不会有咖啡馆了，再也不会有玩偶博览馆了。他再也不会问这一句：“没人瞌睡要上床吗？”

在黑暗中我没哭尽管我想哭。我让自己想一些别的事情，想想小广场上发生了事故的那一天，想想另外有一天有个家伙按我家的门铃——他还以为我们的房子住的是别的什么人。然后我又想起了费尔雷先生独自生活的样子。我在黑暗中看到他，看得清清楚楚，就像他此前在那个靠窗座位那里坐在我边上一样清晰：他前额上大大的色块斑痕，他一缕缕的白头发，还有他那看上去一点也不显老的眼睛。“年轻力壮时他是个外科医生。”我妈去参加葬礼的那天上午乌普西拉大妈告诉查尔斯。我看到费尔雷先生在他家的房子里，虽然我从来没去过那里。我看到他尽其所能为自己做吃的东西，他家楼梯边放着一台吸尘器。“被老费尔雷切巴切巴，大卸八块，有谁肯干啊？”查尔斯有一次这么说。

楼下的音乐声很微弱，听起来就像是从别的什么地方而不是从我们家某处传来的；我想着他们是不是在跳舞。到十点钟派对就结束了，乌普西拉大妈说，然后他们就会离开，去不同的餐馆，或者也可能都是去同一家餐馆，但也有几个人是直接回家。就是这样的一个酒会派对，不会持续很久，不会像乌普西拉大妈所知道的另一种派对。听到她这样说，查尔斯惊讶了；“在这里？”他问，“就在这栋房子里有过？”她回说没有，这里从没办过通宵派对。查尔斯点点头，自有一种严肃郑重的样子；他说就知道会是这样的。所有客人都走了之后，他还会留下来一个小时左右，帮着乌普西拉大妈收拾打扫。等到那时候我早就睡着了。

达维说那是一种游戏。挺好玩的，他说。但阿比盖尔连连摇头，她那黑色的小辫子也跟着荡来晃去。我不想谈论那件事。那是周三的一天，乌普西拉大妈下午休息外出了，查尔斯当时在小广场上忙着侍弄花圃。

我试着又去想费尔雷先生；他不得不自己铺床，做他妻子以前做的所有其他事情；但费尔雷老是从我的思绪中悄悄溜走。我妈的连身裙滑落在地板上；我偷偷往外窥视时能看到皱缩在那里的裙子，她的项链也摘下扔在了裙子旁边。事后，她说他们应该先把大门给锁好的。

音乐声依旧显得很遥远。人们发出的声音不像是人在说话，而是更像一片嗡嗡声。我把被褥什么的推开去，然后踮着脚走到楼梯这里，从扶栏之间往下看。为了这个派对，乌普西拉大妈也特意换了身打扮，查尔斯正端着又一大托盘斟好酒水的杯子进来。乌普西拉大妈也进来了，端着两盘子助兴小食。那是她做的培根卷裹杏肉，还有迷你三文治，个头并不比一张邮票大。人们这时离客厅区远了点，三三两两地站在楼梯间平台这里。我妈和她的朋友也在这里站了一会儿，然后她就又去了会客厅。他留在原地，肩膀斜倚在靠窗的一面墙上；红色的窗帘布拉着，挡住了窗户和部分墙壁。“那孩子很机灵，知道这事的。”我爸回来之前的一天，他是这样说的。

我不想回到床上去，因为即使我没睡着，那个梦还是会在那里重复；乌普西拉大妈说我爸会永远走了，当然了他不得不走。等我四处找寻的时候，他旅行途中带着的皮手提箱将不会再在那里，而我也会明白它将永远不会再现。我会拿出那块埃及丝绸的手帕，会记起我爸将手帕铺在咖啡馆桌上，指给我看手帕上图案的情形。“我们的咖啡馆，”他就是这样指称那间小餐厅的。

我妈的朋友从楼梯间平台向上看，就在我下方两长段楼梯的地方。他向我挥手，然后我就看到他顺着楼梯上来。他嘴里叼着一支烟但没有点着，然后他伸出一根手指放到唇上但没把烟取下来。“足够把他们都灌醉，”看到厨房桌上那么多打开的酒瓶，查尔斯这么说过；我不禁疑惑我妈的朋友是不是已经醉了，因为他又从烟盒里掏出了一支烟，而嘴里叼着的第一支还根本没点火。

他走得摇摇晃晃、七歪八扭，不得不伸手去抓扶栏。他不管不顾地笑着，好像那样笑也是某种乐趣。我能看到他脸上的汗珠，从脑门上冒出来就像雨滴一样。他又往上走了一步，眼睛是闭着的。他慢吞吞地继续往上爬，站上一级台阶然后又是一级再又是一级。他嘴角边有一小块污渍，是吐出来的什么脏东西，之前的两支香烟都落到了楼梯铺的地毯上。我伸出手去，我都可以碰到他了。我的手指尖摸到了他衣袖的黑布料，我能感觉到他的手臂就贴在面料下，然后一切就都不同了。

于是他就向后摔倒翻滚了，于是楼梯扶手就被撞烂开裂了。先是砰的一声闷响，接着又是一声，跟着又是一声。最后是死寂无声，乌普西拉大妈抬头朝上看着我。

我从自己房间的窗子观察着他们，他们分别走到酒店花园里各自挑选的桌子旁坐下吃早餐。他们把礼物都放到了我的座位旁边。他们相互交谈，但我从来不知道他们私下里说的是什么。我从窗前转过头；刚刚涂抹过珊瑚红唇膏，我还要在脸上扑一点粉。这是我的十七岁生日，在那面椭圆形梳妆镜里，我反照出来的形貌并无什么特别和异样。

楼下，我横穿而过的大堂休息区空无一人；百叶窗半拉着，挡住外面太阳的明亮光照；白天稍后一段时间，这种阳光会让酒店客人感到厌烦的。

“早安，小姐。 [27] ”花园里的一个侍应生跟我问好。

即使是一大早，空气就已感觉柔和香醇，仿佛酝酿已久。熟透的栗子开始自行掉落；鲜艳的深红色树叶正逐渐干枯萎缩。高天无云。

“啊，老淑女来了。”我父亲这样说道。桌上只有一朵玫瑰，粉色当中又渗透着一丝丝鲜红，那是他为我摘来的。我生日时他总是会从什么地方弄一朵玫瑰来。

“我们今天该干点什么？”母亲给我倒好咖啡后问道；而父亲则在一边回忆起“朝圣之旅”的那一年，当时因为我累了所以他就背着我，那时我们还遇到了一位老头，他给我们讲了[天主教教宗]圣人西辛尼乌斯的故事。他又回忆起一次热气球旅程和“赌场之旅”的那一年。生日总是一个重要时刻，我母亲的生日是在七月，我父亲的在五月，我的在十月。

我们住在酒店里。自从离开小广场上的那栋房子，我们就一直这样，在欧洲不同的国家住在各种各样的酒店中；这一开始看似一种暂时的生活方式，但后来这种生活获得了恒久性。

“那么，我们要去干点什么呢？”我母亲又问了一遍。

因为这一天是我的所以就由我选择。打开人们给我的礼物看了之后，在我拥抱和感谢他们之后，我说我想做的是步行穿过那片桦树林地然后在树林那一边草场开始的地方野餐。

“我，我所有的运动都没问题，”紧靠我们的一张桌子上，一位男士对他的朋友说道，“没有一项运动是我不感兴趣的。”

现在，三十五年之后，我还能听到那男人涟漪般扩散开来的声音。我还能看到那张我所瞥见的面孔——戴着眼镜、脸色粉红；我还能听到他的同伴向侍者点了锡兰红茶。

“那很好啊，今天这样去走走很好。”母亲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就选择了去野餐，早餐之后我们去买各种不同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把各自挑好的午餐都放在一起准备妥当了。

“你为什么总是给我一朵玫瑰呢？”

步行途中我问了这个，那时母亲走在父亲和我前面好远。我并不是特意选了这样一个时刻发问；这并不是因为母亲不在我们近旁；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考虑。

“哦，其实送一朵玫瑰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你能明白的。只是有时候一个人就是想给别人一点什么罢了。”

“你为我把一切都安排得太好了。”

“因为这是你的生日啊。”

“我说的并不仅仅是我生日这一天。”

母亲已经先到了草场边上，回过头来喊我们。等到我们跟上去，野餐的东西已经在草地上布置好了，红酒瓶塞也打开了。

“你爸跟我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午餐一开始她就说道，“他正要给他的相机买一筒胶卷，但突然发现钱不够。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是在一间小商店里。他当时很尴尬，所以我就从钱包里翻出几个硬币借给了他。”

“你妈总是不缺钱。”

“不过那并没有多大关系。有了一笔遗产，经常会带来不同；但有些偶然情况下，我想，这一次跟钱并没有多大关系。”

“是的，有没有遗产并没带来多大不同。在继续说别的话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举杯庆祝这一天。”

父亲往杯中倒了酒，“维拉娜，你自己可不能喝啊。你以前可从没这样试过。”

“那么，我可以向你们祝酒吗？这是我以前做过的吧？”

“嗯，可以吧，而且也应该是可以的。”

“为了我的生日，谢谢你们。”

我父亲以一种突然的方式——这在他也是常见的——说道：

“马可·波罗是把有关中华帝国的见闻带回欧洲的第一位旅行家。没人相信他的话。没人认为他说到的那些地方，或者他说到的那些人存在——甚至认为连忽必烈汗也不存在。这就是今天历史课的内容，我的老淑女。也或者说是历史和地理的综合课。我们怎么想怎么认为都没关系。”

“德语中‘想’是denken，”母亲适时插入来教外语，“在意大利语中，‘想’怎么说？”

“表示想是pensare，如果是认为的意思，当然是credere。”

“这个火腿味道真不错。”我父亲说。

他们把我从英国带出来，因为那是最好的办法。我从此再也没上过学。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来教育我，而且他们两个人合起来也懂得很多：他们什么都教给我。我父亲成为埃及考古学家的雄心逐渐消磨殆尽了。很久以前他不断去埃及旅行研究，总是决心做出前无古人的重大发现；他在旅行时还克勤克俭，处心积虑地省钱，指望着能在婚姻中取得财务独立；在埃及时他还经常睡公园长凳。但自从我们离开那座小广场边的房子，我父亲的专项事业就没有了；他也变成了他此前一提起来便不由嗤之以鼻的那种人，一个可鄙夷的业余研究者。他的书倒是没有就从此不写，但他实际上已根本放弃了将书出版印行的打算。

“哎呀，这样的日子可真好！”他感慨道。我的生日野餐结束了，酒也喝完了，他那柔和的说话声低沉得几乎听不到。我们躺在那里，一家三口，都躺在温暖的秋日阳光下。然后我起身将野餐剩下的东西打包装进帆布背袋，同时想到我父亲说的没错，这一天确实很棒，甚至那就是幸福。

“我有时候担心他的运动锻炼不够多。”回去的路上我母亲这样说着。返回时我们走的是不同的路线，这次是父亲走在稍微前面一点的地方。经常地，在我看来就是如此，似乎是特意安排好的，我身边总是有他们之中的一个陪伴着，要么是母亲，要么就是父亲。

“他锻炼还不够多吗？”

“嗯，这个，也可以更多一点的。”

“爸爸身体没不舒服吧？”

“没有，根本没有。完全没问题。只是按照事情的自然规律……”

她没有将本来想说的话说完，但我知道下半句是什么：按照事情的自然规律，不管是她还是我父亲都不会永远在世。我感觉她已经猜到我在心里替她把那句话说完了，因为我们多年的生活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们的对话经常都不完整，也不用说得彻底，或者根本就从来没有开始过。我的父母已经在他们之间创建了某种人工的东西，而我们一家就生活其间；他们小心翼翼、一丝不苟地构筑这个人工物，就像马赛克细工师在镶嵌板上完成一幅杰作。我父亲已经接受了他所听闻和了解到的我母亲曾经的不忠——我相信他知道的是全部的事实真相。我可以看得出来，母亲这一方对此好像并不遗憾愧悔，而我父亲这一方也并未表现出怨恨痛苦；我从没听到他们吵过架。他们为我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改变居住的场地环境，这种变动在持续地重复着；酒店里那些家具陈设虽千篇一律，但没有什么是跟以前家里的东西一样——这一切都是为了我，没有一处细节会被忽略。为了对他们表达谢意，我或许可以说每一天的生活都染上了我感激的色彩，但他们不愿我这么说，甚至都不希望我以这样的方式提到感激这个词，因为他们认为说感激就太过分，难以承受。

“这个下午实在太棒了！”

“啊，是的！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

“我爱一天中的这个时段。”

我母亲和我经常会突然讲起她教给我的某一门外语；对她而言，这样做似乎就能打破一种她所不愿容忍的单调。她是不是——他们是不是——也为失去伦敦的房子而惋惜，就像我一样？他们是否想象过房子可能发生的变化，蓝色大门漆成了别的颜色，门旁墙上挂着商务或者公务机构的铭牌，门铃被按响之后对讲机里就传出室内某个人的声音？会客厅现在变成了什么？一楼的房间或许改成了某个小国家的领事馆，庄重严肃的主管人员在那里走来走去，而秘书们则手拿文件等着签字？所有我能确定知道的——他们肯定也一样——就是我卧室墙纸上的紫罗兰花已经隐没无踪，被重新粉刷的涂料盖掉了，描绘造船厂景观的黑白绘画也从大厅的墙上消失了，一起不见的还有《伦敦叫卖图》 [28] 。跟我一样，他们或许甚至也想过，从前那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发凉的恐惧气氛是否还驻留在那屋子里，伴随我童年的鬼魂幽灵是否还经常出没在那些房间中？自从我离开英国，这些鬼魂便也死去了，并没有跟着我在异乡复活。

“这里可真是漂亮极了。”我们跟上父亲之后我母亲说道，而父亲已经开始在那里捡拾落下的栗子。我们看到了一只鸟，他说那是某种珍稀鸟类，但我们谁都不知道是什么鸟。酒店里有个小服务生，我们会把捡拾的栗子送给他；捡着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清楚这将成为以后另一次生日回忆的内容，将会被我们说起，成为我们翘首回顾的往事。

“欧内斯特·夏克尔顿 [29]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杰出人物，”以他那种惯有的生硬唐突方式，我父亲又开始评论起来，“在将刺骨寒风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将冰雪世界变成人生风景的所有杰出人物当中，他也许是最棒最完美的那一个；这些人忍受人间最严酷可怕的旅途，而他们所寻找的圣杯就是世界尽头那一片荒凉孤寂的不毛之地。你能想象一下这些人吗，那些在夏克尔顿之前的先驱和所有后来追随他的人？他们各自守口如瓶的秘密，深深隐藏的身心痛苦和疾患，他们的祈愿，他们的失意沮丧，你能想象吗？如此的厄运和困境，却又有如此的精神信念！我们，我们人类，是不可思议的独特造物，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他至今没带我去看金字塔，这并没有关系，一点点关系也没有，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没法说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不带我去。至于这件事，当然了，最好还是别说。而我，别无选择，也只有跟着含糊其辞。

“我们还没有带你去过海利根贝格 [30] 吧。”我们继续向前走的时候，他沉思着说。

在海利根贝格，秋日最后的野花此时应该还在盛开，而整个冬天，圣诞白蔷薇将处于花季。他们知道的那家酒店——泽尔登霍夫酒店——应该比他们当年去的时候更豪华了，我母亲插了一句。

我们将在海利根贝格过冬，他们决定了，而我则寻思在那里我们或许能收到乌普西拉大妈寄来的一封信。时不时地，但并不是经常地，会有一封信寄到我们所住的某家酒店，或者在当地邮局“存局待领”的信件堆中找到。有一次，我看到了我知道自己不应该去看的东西：我记得那笔迹局促拥挤、不易辨认，还有乌普西拉大妈一直钟情使用的紫色墨水。寄来的这些信从未当着我的面打开过；我曾经查看过母亲的私人物件，那里面一封信都没留存。

“我们在泽尔登霍夫住过，那时才结婚一个月，”我父亲说，“在那个世外桃源，那里的古堡山居旁，我给你妈拍过一张照片。”

我问起他们过去的恋爱经历，我问他们第一次相遇的小店是在哪里——那时我父亲正要给他的相机买一筒胶卷。

“在意大利，”母亲说道，“在波尔迪盖拉 [31] 的海滨步行道边上。”

这个地方也有一张照片。

验票员的连鬓大胡子间混杂了斑驳的灰白须发，他的制服也需要打理清洗了。我对他很熟悉，因为我经常乘坐这趟列车。

“谢谢您，夫人。”他把票递还给我，提醒我在米兰和热那亚换乘。下午的早些时候，列车将开始在一连串的海滨小镇旁边穿行而过，不慌不忙地向前行驶，减速，停车，车身晃荡耸动着再次起步，然后逐渐提速。旅程中的这一段是我最喜欢的。

我穿着蓝色衣服，因为这个颜色最衬我，经常还配着绿色一起穿，虽然旁人说这两种色彩很难组合搭配。我的头发精心打理过，是那种守旧的传统发型。“你是位老派的古典淑女。”我父亲过去常常这样说我；他这倒不是在责怪我，因为他的语气还是一如既往地轻快调侃。我母亲喜欢我的古典韵致，我很小的时候她就这样说过。现在我已经是五十三岁的妇人，最终在意大利一个几乎湮没无闻的海滨度假地安顿下来，这座小城也是我父母最初相遇的地方。我估算了一下，他们相遇应该是在一九四九年。

他们都过世了，父亲先去，在他八十多岁的时候，不到一年，母亲也去了；而我，本应该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他们的，实际上对他们根本不了解，虽然母亲在世的那最后一夜，她一直都抓着我的手不放。第二个葬礼举办得也很朴素，与第一个葬礼一样，仪式非常简单，母亲的棺材被放进墓葬坑，紧靠着父亲的墓穴；那处小小的墓地是他们事先选好的，我们之前经常在瑞士弗萨斯卡山谷避暑度夏，他们对这个地方一见难忘。葬礼结束，我离开墓地，离开了他们两个，走在凛冽的寒冬冷风中；地上有积雪，但雪花已经不再继续飘落。

大概一个月之后，就像父母在世时一直做的那样，我去[德国巴符州]巴特梅根特海姆的邮局查收“存局待领”的信件，发现乌普西拉大妈写来的一封信，收件人照例是我母亲。信在邮局已经保留了差不多一整年。

……自从上次收到你的回音已经过去了这么久，我才提笔写这封信的。我有些担心，但也许一切都还好吧；对我这样一个老太太，你一直都宽厚善待。布莱顿的这个夏季日子不好过，但我挣扎着应付；这一季的景况很糟糕。有几个其他的女房东已不再指望有收入了；看着这凄凉之景，好似看到灾祸临头的不祥之兆，我想起以前的生活是多么不同啊，那些在伦敦度过的日子！唉，我告诉自己不该说这个，但还是让你知道了。只因为没有你的音信了我才写信给你的。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么多年来，我母亲一直在付钱给乌普西拉大妈。也给了查尔斯，我设想。为了求得他们的沉默，我母亲这个富婆孤注一掷，用钱封口：我想事情就是这样；但是，我并不责怪她，不怪她。我回信给乌普西拉大妈，只简短地说我母亲已经去世，并让她把这个消息也转告给查尔斯，如果她碰巧还跟他保持联系的话。没有什么回复或者安慰的只言片语从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那里传递回来，但乌普西拉大妈给我母亲的最后一封信让我首先想到要对我的父母表达感恩和敬重，我迫切希望让他们的不凡付出得到外界的认可。乌普西拉大妈会死，查尔斯会死，时候一到我自己也会死，那样的话，这整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够知道我父母的故事，这个原本应该有更多人听到的故事？

我寄宿的酒店是波尔迪盖拉的“女王宫”。在这里，我的朋友只是餐厅的服务生、大堂的行李员和打扫房间、整理床铺的女佣；我并不鄙夷和拒绝这样的友谊，此外，我就只有我自己本身做伴了。当我的脸出现在小化妆盒的镜子中，或者阳光适时将我的脸从商店的橱窗玻璃反照出来，或者在公众场所的大镜子中我偶然瞥视到自己的面容，我经常觉得我并不认识镜中的这个女人。当我对着镜中影像多凝望片刻，便不禁疑惑：我所看到的是不是我的想象强加在一个影子上所带来的幻象，而这个影子是由一个小孩子变化而成，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我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我知道事实不是这么回事，但看起来却仍然是这种感觉。自从母亲离世，我的生活便沾染上困惑与混乱的色彩；孤寂独处的清醒时刻，我更是感到一种强迫性力量不断袭扰我，迫使我要去让外界知道我父母这两个人的善良仁德。这种强迫症似的念头执拗地固守在那里，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同时也无计可施；它已经成了一个不容反驳的发号施令者，在指示我应该怎样去行事。我一直没有勇气在“女王宫”的廊道间和大堂休闲区对人们讲述我们一家的过往经历；很多年来，我都是舍近求远，从这个败落老旧的海边小镇旅行去往其他的远方城市——在那里，我只是一个无名过客。一次又一次地，我试图在陌生人中搜寻一个合适的听众；这个人随后或许能够将父母为我而完成的恩德善行当作一个传奇扩散传播开去——在家庭聚会上，在餐桌边，在酒吧和店铺中，我父母那奇迹般的慈爱壮举会被一再复述，打牌和下棋的人们也会中断他们的娱乐来凝神倾听；我们家的故事最终将流传到其他的城市、僻远的乡村和集镇，还有别的国家。

每次我找到潜在听众，每次与某个听众在茶室里隔桌对坐或者在公园里闲谈，起初的情形总是礼节性的客套矜持，而话题稍有进展，对方便表现出反感和嫌恶。有些在火车站候车厅消磨乏味时间的无聊旅行者，对我的故事做出的反应就是扭头看向别处，嘴里嘟囔出几句不知所云的含糊话语。有时候在有轨电车上，或者是在火车上，对方干脆就气恼地推搡着从我身边夺路而去，把我的讲述当作烦人的胡言乱语。而我表示道歉的嗫嚅低语他们根本就懒得在意。

由于愚蠢，那时我还一片懵懂，未曾有过现在从这些经历中才产生的体会：有些事实或真相，哪怕可以为人类的精神性灵带来荣耀光辉，如果其中也包含有一些可怕的成分要透露或陈述，那么你兜售或传布这个故事时就会很艰难。黑暗滋养了光明那欢忭壮丽的胜利火焰，但又有谁想去面对和了解黑暗？最终，我认可了这样一个结论，同时也是我的决断：我固然有话要说，但并没有蒙受了上天的恩宠悲悯而有权利去倾诉，所以要停止自艾自怜的叙述冲动。我行李箱的轮子在波尔迪盖拉火车站站台的路面上咔嗒咔嗒滚动而过，车站外面是夕阳灿烂的明净黄昏。根本都不用问一声，出租车司机也知道我要去哪里。路上跟他说话的时候，我本来想告诉他以后我不会再去外地旅行，不会再搭他的车，但转口问起了他家人的近况——那是他常对我提到的话题。

“晚上好，夫人。您近来可好？” [32] 在“女王宫”那空无一人的大堂里，下午开始当值的行李员及时出来迎接我；他好像是从虚空中突然冒出的。

“我还好，乔瓦尼。还好。”

乔瓦尼小个子，苍白委顿的样子，一件式样繁复的制服让他显得更矮小。他维持着“女王宫”的正常运转，跟酒店经理瓦莱察先生的作用一样大；或者说乔瓦尼的作用与那位明显顽固专横的卡萨罗蒂太太一样大——在酒店兴旺鼎盛的年代，她便已是这里的前台接待。当年的流行风尚让这座酒店的装饰显得赏心悦目，但时移世易，其他的流行风尚很久以前便又将优雅魅力从那些曾经时髦的东西身上移除了，现在只剩下随处起皮开裂的油漆和脏乎乎的手印。墙壁也斑驳剥落了，一台老电梯因为故障频发已经停用，人们几乎忘了这里还有电梯。但29房 [33] ，这是我每次从失败的倾诉之旅回来都入住的房间，毕竟还有着辽阔的海景，可以一直望到海天相接处。

“我们一直想念您，夫人，”乔瓦尼用英语告诉我；跟我说话时，他喜欢进行这样的口语练习，“好吗，您的旅行，夫人？”

“挺好的，乔瓦尼，还不错。”

在这句谎言说出之际，29房的门打开了。乔瓦尼站在一旁，我先进房间。我归来的仪式当然还有更多一点的内容，虽然也不是很多：拉开百叶窗，再次寒暄两句夸赞一下无敌海景，一方拿出小费一方收下小费。然后乔瓦尼就走了。

我把旅途上携带的一些衣服挂到衣柜里，又写下一张字条放在那些必须要拿去清洗的衣物旁。不紧不慢地，我泡了个澡，又去楼下坐了一会儿，把为旅行而买的那本轻松小书看完。我将书留在大堂，与报纸放在一起，如果有人对那书感兴趣尽管可以拿走。

我到海边散步，脑中还是反复浮现曾经的思绪，想象着这条步行道上出现了那两个被世人捐弃的人，他们当年走在这里时彼此还了解不多。那张照片里的供游客更换泳衣和冲洗身体的棚屋已经消失不见了。

“晚上好，夫人。”

在这条步行道上，相互问候并不是一种异常的殷勤礼貌，即使一位男士向一位他并不熟悉的女士打招呼，那也挺正常。但这一出乎预料的问候声还是让我惊讶了，而且我或许看上去有点受到惊吓的样子。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那男人的道歉声渐次减弱。

“没事，不要紧的。”

“我想，我们都是英国人吧。”他嗓音柔和，听上去让人感觉很舒服；他的眼睛很蓝，蓝得有点吓人。他高个子，一身浅色亚麻套装，瘦瘦的，金发，脑门上有些晒斑暗痕；他的蓝条纹衬衫上系着领带，领带的蓝色和他眼睛的那种蓝色一模一样。这是一位亲切和蔼的医生？小学校长？园艺师？有些迹象表明他是独自一人。或许是丧偶？我猜测。要么是独身未婚？无法猜出什么结论。他名叫德阿布雷，他自报家门。当我开始继续向前散步，他掉转了方向，与我并肩同行——这看上去也很自然，只是稍稍有一点点怪异。

“是的，我是英国人。”我听到自己对他作出了回应；假如我之前不加犹豫随即回答他，语气估计就没有现在这样温和。

“我想到你可能是英国人。这个，我看得出。但即便如此那还是一种武断的假定。”他还在继续道歉，只是有了些变化，一边还伴随着非常轻微的手势动作。他稍稍笑了一下。“刚才散步时，我的思绪有点拐远了，正想着多年前读过的一部小说《好兵》 [34] ，十八岁时第一次读的。”

“我也看过《好兵》。”

“一个最最悲伤的故事。不久前我又看了一遍。你也读过不止一遍吗？”

“是的，不止。”

“一部好小说，你读第二遍时，总是能发现一些之前没能看到的新东西。”

“确实，我有同感。”

“现在我在重读毛姆的短篇小说。比他的长篇更出色，我认为。我特别喜欢《风筝》这一篇。”

“这个故事拍成电影了。”

“是的。”

“但我从没看过。”

“我也没看那电影。”

步行道上没有旁人。没有一个人，连一条狗也没有。甚至也没有海鸥。我们一起走着，有一会儿没说话，直到我出声打破沉默，但也没说多少，只是说我喜欢波尔迪盖拉的海。

“我也喜欢。”

我们的脚步声在彼此呼应，或者这多少只是我的想象？我不知道，只是清晰地意识到沉默又一次横亘在我们之间，于是我再一次开口打破沉默。

“很久以前，我住在伦敦的一栋房子里，在一座小广场边上……”

他点头，但没说话。

“我父亲是个埃及考古专家。”

录音机播放的音乐从酒吧里传来——多年前那里曾经也有旅客喝着鸡尾酒悠闲地谈天说地，还如一般上点档次的酒店那样有支室内四重奏小乐队现场演奏助兴。我点了杯柯尔干白；酒保倒好酒后便走开了，让我一人安静独饮；每次晚上来他都是这样，因为他还有别的事要做。我预计今晚的情况也会如此，于是带来了陪同者，就是海滨步行道上的那个英国人——他那温和有节制、特征鲜明的面容陪伴着我。“一生中总是太多的偶然。”他说。几乎没多大困难，我又再次清晰地听到他的声音。“太多了。”他说。

走过“女王宫”的大堂，去到酒店的餐厅——那里曾经的灯火辉煌、觥筹交错早已就不复从前，只剩下没落的蛛丝马迹——时，我脑中还是回响着他的声音。德阿布雷先生随同我去往餐厅；他那种镇静仪态一如既往，优雅细长的双手好像根本没动就能做出手势，脸上的微笑非常淡弱缥缈，几乎难以觉察。皇室家族都曾在这个宏大的餐厅中欢宴畅饮过，经理瓦莱察先生经常这样言之凿凿。但今晚餐厅镀金镶边的镜子中反照出的只是屈指可数的几名客人，在闪烁摇曳的枝形吊灯下，身形朦胧、影影绰绰。有一个男的在进餐，把黄色烟斗放在他身旁的桌子上，有一对可能是在度蜜月的夫妇，还有两位德国老小姐，或许是刚退休的小学教师。餐厅小炉子上温着里脊肉条和佩科里诺羊乳干酪馅的小馄饨。但与德阿布雷先生相比，所有这些现实之物都没那么重要了。

“您请，夫人。”卡洛飞快地写下我点的菜式：清炖肉汤、大比目鱼。“还有产自加维的佳味干白。马上就好，夫人。”

我母亲从地板上收拾起裙子，还有项链也被她从扔下的地方捡起来了。客厅里浮动着她身上浓重的香气；她的朋友在唱机上放起一张唱片。他们走开之后，唱片中的那个声音还在继续唱着。然后查尔斯进了客厅，知道了那件事情，接着把我带到小广场上去看他已经整理完毕的花圃。

“夫人，请慢用。您的酒。”

佳味酒倒好了，但那熟悉的味道根本不需要去尝一下；我只是点了点头。

“谢谢，夫人。”

德阿布雷先生在我们家门前的小广场上走过；他记得曾不止一次经过那里。要他想象我们从前住在那里时那栋房子的样子，不会有什么困难；他没那么说，但我知道。他能想象得到；他就是那种类型的人。

“祝您好胃口，夫人。”

一个小孩子的手指尖轻轻抓在一只衣袖上，在那里只是停留了短暂的一瞬。她随后的动作非常迅捷，非常地轻微快速，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一般：这一幕，德阿布雷先生也能想象到，而且他也这样做了。没点燃的香烟被踩烂在一只鞋子下面。还有摔倒碰撞的喧嚣声、变形破裂的楼梯扶手。还有愕然惊呆的目光，从下方远处向上看着。还有死者那龇牙咧嘴的面容，仿佛一丝怪笑。

那个独自进餐的男人将烟丝填进他的黄色烟斗，但没有接着去点燃。冰淇淋被送到了两位德国女教师面前。度蜜月的夫妇在碰杯。才到餐厅的三个旅客站在门口，略显犹疑。

“您要的烤比目鱼，夫人。”

“谢谢你，卡洛。”

“夫人，请用。”

在那一瞬间，三个人的生活被永远彻底地改变了。对于参加派对的客人来说，我父亲随后编出的任何托辞谎言他们都乐于接受，也便于他们自己摆脱干系，而两个佣人的沉默则是用金钱收买的结果。我母亲忍不住哭了，随后又藏起她的眼泪。那个无眠的夜晚，是否曾经有一刻，她——我的父亲也一样——受到本能冲动的驱使，生出这样的念头：放弃他们所生的这个孩子？他们如果，而且也只仅仅如此，把已经发生的事情称作邪恶罪孽，是不是更为合乎常理？

“在不幸的痛苦中发现事实真相，”我们在步行道上走着的时候，德阿布雷先生回应道，“那也是正常和自然的。天真无知者不可能是邪恶的，这就是他们在那个无眠的夜晚所认识到的。”

向已逝者表示敬重，德阿布雷先生踌躇而坚持地说，做到这些已经足够，需要讲述的事现在已经在死者以外的另两个人之间传达了，而且在他们之间还将会再次讲到，而每一次讲述都会获得新的认知。长眠于地下的那对无私夫妻也不会苛求更多。

吃下的食物，我没有去感受味道；喝下的酒，我也没有去品尝。我谢绝了甜食和奶酪。侍者给我拿来了咖啡。

“他们的问题在于各自的过失与罪疚，”德阿布雷先生又说道，“他的过失是他对她了解得不够多，而她的罪则在于她尽量利用了他的不知情。他们的故事是羞耻的，但在我们的交谈中，他们的灵魂却是温良高贵的：罪疚并不总是可怕的，羞耻也并不总是卑劣的。”

法式小点心也送到了桌上，但我没有从盘子中拈起任何一块小糕饼。未来的某个晚上她可能，餐厅的员工在厨房里会这样想，甚至会相互说道：未来的那个晚上，她会再次在这同一张桌子前坐下，那时她已经变老了，她将处于孤独之中，形影相吊。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在这间王公贵胄们曾宴饮欢娱的餐厅中，在破败褴褛的帘布帷幕间，在已经沾染了经年尘垢的枝形吊灯下，她并非孤身一人？他们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猜到，在这间老旧的酒店中，当她在海边漫步时，会有一个德阿布雷先生相随，就像在童年的孤独岁月中，她曾有过另外两个朋友陪伴。

圣像

他们能够应付过去的，以前有困难时，诺拉总是这样说。每次都是她设法让家庭渡过难关：她对柯利的坚信不疑，她身处逆境时的冷静，她那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都为他们的婚姻生活带来了力量。

“你要么去找法罗威夫人试一试？”她提出建议道；穷困的威胁这一次来得比以往更严重，他们几乎要支撑不住了。这是最后的出路，是绝望困境中所能想到的最好办法。“柯利，你就不能去一下吗？”

柯利沉默不语，诺拉看着他，看出他为此而觉得羞耻；过去的几周中，他已经开始这样了。并不是要向法罗威夫人借多少的，她说道。他到石材加工厂学习期间，帮助他们熬过这一段艰难光景所需要的钱不会太多，而学艺一年之后，他就会又开始挣工资了。在石材加工厂学艺并发挥才干，这简直就是为柯利度身定制的好机会——奥弗林他本人不是这样说过吗？

“我不能去法罗威夫人那里。根本就办不到。”

“只是去跟她讲一下情况，柯利。只是去告诉她真实的情况罢了。”

“她过去帮过我们了，但她做的好事却没有结果。她现在怎么可能还会对我们有兴趣？”

“柯利，如果我们再得不到接济，她在你身上看到的所有希望就会全没了。那她为什么不会再关照你一次呢？”

“她看好我，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我知道。我懂。”

“再去那里我会很尴尬的。”

“柯利，你以为我不清楚这个吗？”

“修路的地方还有活干。”

“你不该只当个修路工，柯利。”

“有些事不得不干。”

故意地，诺拉让他们之间出现了一会儿的沉默；然后柯利打破了沉默，她就知道他会这样做。

“去那里可是要一天时间。”他说；本来还想加上两句，说还要花公交车车费，在卡里克租借单车还要另外花钱，但他没说下去。

“柯利，耽误一天不要紧的。”

这对夫妻同龄，都是三十一岁，从童年时就相互认识了。柯利高个子，瘦精精的；诺拉则丰满一点，小巧一点，圆脸，脸上一副清爽简单的样子；与当初刚结婚时相比，她的金发现在剪短了不少。他们最小的孩子是个女儿，相貌上遗传了诺拉的特征，而另外两个儿子则跟父亲一样，都是瘦长细高的身形。

“你总是能做到最好的，柯利。”这句肯定的话语又出现在诺拉的嘴边，结束了他们的对话；这一激励似的声明是必需的，因为这句话的重复确实有效，有助于缓和他们生活中的危机。

柯利的工作间是个棚屋，所有的圣人雕像都排列在他搭起的一个架子上。这些圣像下面放着的是他雕出的圣母像、施洗者约翰像，还有一个耶稣被钉在单根木桩上受刑的雕像 [35] 。他雕的“耶稣受难十四处苦路”也放在这里，紧靠粗糙的水泥墙支起来。这些雕像所用的木料有椴木和梣木，还有苹果木、冬青木和黄杨，其中一个雕像的橡木原材料是来自乳品厂废弃的一根搅拌棒。

每天早上，孩子们走出家门，在奎尔克商场所在的十字路口坐上校车去上学，柯利则去农场上找活干，诺拉经常就在家里欣赏那些雕像——丈夫的才华让她引以为荣。在工作间的一片宁静中，她的思绪信马由缰，想到如果柯利没有这样的天赋，她和他之间的关系将会怎样，想到柯利如果是个小学校长或者卡里克某间商铺的店员，或者永远只是农场上干活的，她对他将会是怎样的感觉。

柯利的圣像已经成了她的朋友。诺拉有时觉得，这些雕像对她而言是有生命的，在需要的时候，还会成为同情和安慰的一个来源。“十四处苦路”雕像中有一个下面刻着一行字：然后耶稣第二次跌倒了；这是她最喜欢的一座。无论是圣像还是“十四处苦路”雕像，安置在水泥墙壁的棚屋中都显得不伦不类，圣母像，包括别的雕像，放在这里也是如此。这些雕像属于它们被创造之初原本打算要安置的地方，在那些地方，制作这些雕像的神启灵感会化为祈祷仪式中的神圣感召力。诺拉确信这是冥冥中的天意，是上天让柯利拥有了这份天赋，并将使命托付给柯利，让他务必在雕像中去传递这样的神灵感应。“柯利，你是为别的时代而生的。”有个牧师曾经这样对柯利说过，但他的口气听来并不是贬低或鄙夷柯利，而是似乎意识到即使眼前的时代与他所说的时代已经截然不同，柯利仍然会坚持不懈。柯利假如放弃了，那将是对他自己的浪费，将是对他这样一个暗藏着神性灵光之人的浪费。

棚屋的门在诺拉身后关上了。她去喂鸡，又从自己种的一片菜地中间走过。法罗威夫人会理解他们的；她以前帮过他们，这次她还是会施以援手的。等柯利在奥弗林的石材加工厂学会了在墓碑上刻字的手艺，他的才华之前没能成功实现的生活梦想就会自然到来的。墓石雕刻跟他的圣像创作是不同的事情，但那也足以让人们见识到他的技能，让主教和神父们，以及其他随便什么人，都能注意到柯利的才干。大家迟早会到石材加工厂来找柯利雕东西的；奥弗林上门提议让柯利去石材厂学艺时就是这么说的。

在诺拉菜地外围的田野上，一只被拴着的山羊突然抬起头，盯着她看。她走过去解开了拴在木桩上的细铁链；山羊先用蹄子刨了刨地上新长出的青草，然后才开始吃草；她就在一旁看着。清新凉爽的风吹拂在她的脸上，还有一丝丝鞭肌入骨的寒意；有那么一会儿，她几乎忘记了眼前的困境，感到兴致勃勃。最起码这块地方还是他们的，田地、园子，还有那栋位置偏僻的小小房子是他们的；按照人家的要价，法罗威夫人借给他们一笔钱，于是他们就住到了这里；法罗威夫人确信自己的眼光，认为柯利以后的成就有朝一日将会为她的扶持善举带来荣耀与回报。虽然还沉浸于和品味着这个欢欣鼓舞的瞬间，诺拉却也感觉到对未来的兴奋期待在悄悄溜走。也许免不了地，她督促柯利前去尝试完成的那个任务，柯利可能会无功而返：是乐观主义者也好，不是也罢，她毕竟还是对人世的真相有切近的了解。那天夜里，她反复思量、苦苦挣扎，想着应该怎样让他，也让她自己做好心理准备，去迎接他从法罗威夫人那里空手而归的倒霉命运。就是在那时候，她想起了莱恩夫妇。就像她想象柯利脑中如何突然有了一个雕刻灵感那样——他自己并没有说过这类的感受，但她仍然觉得自己知道那是怎么个状态——莱恩夫妇一下子就浮现在她的思绪中。她躺在那里，难以入睡，检讨审视那个突然出现的念头，同时也在回避和拒绝这个念头，因为那让她感到烦恼不安，因为即使只是稍微想一下这个念头也让她震惊惶恐。她默默祈愿法罗威夫人会慷慨解囊，就像她曾经大方地帮过他们那样。

到了十字路口后，柯利在小加油站旁等候开往卡里克的班车。时间已经不早了，但这没关系，反正法罗威夫人也不知道他要去找她。从家里出来的路上，他考虑过打电话。如果法罗威夫人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又接到了电话，那他就把诺拉告诉他说的那番话对她讲一遍。这样还可以省下去那里的交通费用。但诺拉最初提起这个话题时，就说过这不是一件在电话上就能讲得清楚的事情，即便他能设法找出法罗威夫人的号码也没用——他以前也确实不知道她的号码。

在卡里克街上的荷西单车店里，店员在给一辆老旧的罗莱单车充气，柯利在一旁等着。车灯里还装上了新电池，以防他天黑后回来时要走夜路——不过他都已经对小荷西明确说了，他不可能耽搁那么久才回到镇上，因为从卡里克回去的班车下午三点就会开出。

到罗西山居宅邸的路程有七英里，其中大部分都是一条平坦的土路，两旁直接连着泥沼荒地，沿路既无沟渠也无围栏。柯利和诺拉住在卡里克时就知道这片泥沼地；当时他在里奥丹的木工作坊里干活，住的是诺拉母亲家楼上的一个房间。就是在那时，他开始了雕像创作；他那无师自通、发自本能的艺术才华让里奥丹兄弟俩颇为惊叹，稍后则给法罗威夫人留下了很深印象。柯利本人对此也感到惊讶，因为他此前并不清楚自己身上潜藏着这种天赋。

那段时期，也就是婚后最初的两三年，他的艺术之路进展迅速，这让他情绪高昂。诺拉也可能是对的，法罗威夫人或许还是乐意见到他，也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没能还上一分钱。柯利不禁认为，诺拉自有一套办法让好事情发生，她能猜到事情可能会怎样，然后只要你去努力尝试和争取。

土路很直，几乎没有任何拐弯的地方，直到炭渣铺的路面最终让位于连绵山丘。篱笆与树木开始出现，旁边的田野上长着草或者庄稼。罗西山居宅邸位于一条未经修饰的小径尽头，这条小径还有四分之三英里长。

莱恩夫妇住在十字路口一栋外墙混杂着卵石砌成的灰色平房中，紧靠着他们自己经营的小加油站，就在奎尔克“超值”卖场的对面，中间隔着镇上的一条主街。他们日子过得挺富足，除了加油站的生意，男主人莱恩还代理保险业务，就在自家的房子里办公。他的妻子则负责照应来加油的顾客。

诺拉按响门铃时，夫妇俩一起走过去站到了门口。两人都在家时，他们自然而然地会这样同步反应。他们还有一种微妙的待客之道，能将来访客人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门厅之内，直至对方的造访意图明确之后才会引入房屋中更私密的空间。一般来说，来买保险的人当然会有足够理由被引入家中的内部区域。

“我正好经过这里，”诺拉说，“我要去‘超值’买点东西。”

莱恩两口子点点头。他们那相似的瘦长的身形相貌让人想到他们更像是一对兄妹而不是丈夫和妻子。两人都戴着眼镜，莱恩的黑框眼镜显得严肃点，他妻子的则是浅色，感觉轻快一些。这对夫妇没有孩子。

“是要办保险吗，诺拉？”莱恩问道。

她摇摇头。她只是进来看一看，她说，来看看他们情况怎么样。“我们在家经常会提到你们，”她说道——这显然是对实际情形的随口编造。

“哎呀，承蒙好心，我们还挺不错的，”莱恩说，“就像打网球拿到了决胜局点，埃蒂，你说是这样吗？”

“噢，是的，是这样。”

电话铃响了，莱恩去接电话。诺拉能听到他在说这个上午太忙了，事情太多，堆积如山，都漫到脖子上了。“你看明天行不行？”他提议道，“我明晚过去怎么样？”

“埃蒂，抱歉打扰你们了。你们很忙的。”

“我就是要帮他打字，打那些保险方案计划书。老天，那可真花时间，还有加油站要去忙！每份计划书都有满满登登的二十六页！”

尽管语气上有点哀伤埋怨的调子，但谈话还是愉快的；而莱恩说他们拿到决胜局点，则是掩饰了某个话题，但这里的意味所指被规避了，被隐藏于日常寒暄的表象之下。真实情况是，埃蒂一直不能如愿怀孕，夫妻俩也都承受着这一遗憾所带来的打击和困扰；虽然他们从未提起过这个，但这一现实及其后果在邻里之间已经是众所周知。甚至有传闻说，莱恩夫妇还探访询问过一些地方，看是否有可能收养一个孩子，但这些努力都毫无结果，令人沮丧。

“那就再会吧，埃蒂。”诺拉微笑着点头致意，然后便准备离开；她的眼中流露出一位母亲对于一个不孕妇人的怜悯。她本来打算说上几句同情安慰的话，但贸然提起令人家尴尬的话题，那会显得生硬和不够婉转。

“诺拉，你们都还好吧？”

“挺好的。”

“代我向柯利问好。”

“当然的，我会跟他说的。”

诺拉推着单车去到马路对面，将车子斜靠支撑在奎尔克“超值”卖场的侧边墙上。在里面购物时——搜寻那些即将过保质期限的便宜货品，将她能支付得起的少少几样东西捆扎一下放进铁丝篮——她还是想着莱恩夫妇的事情。他们浮现在她眼前，就像十分钟前她直接面对他们时一样清晰；她能看到埃蒂那浅棕色眼睛里心不在焉的恍惚神态和潜藏的不幸忧伤；她能听得出那未曾说出口的无声失望，那种失望，在丈夫和妻子心中，都蓄积已久，转而化为倦怠消沉。他们已经放弃了，却不知道他们依然可以不放弃——又一次地，所有这些念头在诺拉的绵绵思绪中过了一遍。

她从十字路口骑车离开，沿着长长的小山丘斜坡路回家，一路继续想着莱恩家的事情。他们是体面可靠的人，仅仅是因为不能生育，因为对孩子的渴望影响了他们，他们才会自责自怨。她还记得他们才结婚时的样子，记得他们邀请大家去参加冬季祝福贺卡的主题派对，记得埃蒂在每个聚会场合都精心打扮、穿戴时尚，记得莱恩讲的工作中的真人故事是如何让人们津津乐道、口耳相传。

“那样做是不是错的？”诺拉低声地自言自语，其实路上也没有旁人听她说话，“那样做是不是违背了神的旨意？”

到家之后，她把挂在单车龙头上的购物袋取下来，一边又将同样的问题问了自己一遍；家中一片寂静，所以她的低语也显得更大声了。柯利在法罗威夫人那里的拜访，如果能带回好消息，那就没有必要再来纠结她的想法是对是错了。甚至将来也没有必要——当斗转星移，他们多年以后再回首如今的艰难岁月——来向柯利提到她脑海中曾冒出过的这个念头。如果法罗威夫人能慷慨相助，你就要让自己忘记眼前的这个念头，虽然这是一件你如果去努力就有可能达成的事项。

房屋的大部分都是白色，只是在刷墙涂料已经剥离脱落的那些地方呈现出零零落落的灰色和绿色。罗西家族在这栋宅邸中连续生活了数代，但及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个家族衰落终结了；房子空置十七年之后，法罗威夫人买下了这栋宅邸，价格相当划算。

柯利听到门铃在房屋深处叮里当啷地响了起来，但没人来回应铃声的召唤。在公车上，以及一路骑车穿过泥沼地时，他就在担心法罗威夫人万一外出了怎么办，万一她几年前就已搬回了英格兰那该怎么办；当他第三次扯动门铃拉绳，他又再次担心起来。在他站着的头顶上方的某个地方，有了一声响动。一扇窗子打开，法罗威夫人的声音从上面传下来。

“是法罗威夫人吗？”他后退几步走到房前的碎石地上，以便好向上看，“是法罗威夫人吧？”

“噢，是我。你好。”

“你好，法罗威夫人。”

他一开始没认出她来，所以也就不能确定这么久之后她是否还能认出他。他报出自己的名字。

“啊，当然记得你喽，”法罗威夫人说道，“请稍等一下。”

打开大门后她就站在门口表示欢迎。她微笑着伸出一只手，“请进，快请进。”

他们穿过破旧的门厅通道，在闻起来有些霉味的客厅里落座。壁炉炉火残留的冷冷灰烬上部分覆盖着枯死的绣球花，大概是从哪个花瓶中拿出来扔在那里的。房间里显得杂乱拥塞，令人感觉窒息；随处丢的都是东西：报纸和杂志、手绘图片、一本正面朝下放置的书——似乎是用来标记出某个地方——几只空空的小水果篮、残旧破损程度不一的各种零碎小瓷器和古董、一顶夏天的凉帽，还有很多衣服堆积在一个针线框旁。

“柯利，你是踩单车来的？”法罗威夫人问道。

“只是从卡里克到这里。坐车到的卡里克。”

“哦，天哪，你肯定要累坏了。至少我得给你弄点茶来。”

法罗威夫人离开了差不多二十分钟，这让柯利不禁有些躁动焦虑，因为他想到回去的班车三点就要开走了。那一年，柯利收到信之后，和诺拉第一次来这栋房子时也是坐在客厅里等着的。他们曾经一起坐过的那张沙发如今已经成了各式杂物的收容之地。这间房原来也要整洁得多，法罗威夫人动作也更轻快，精神也更饱满。她当时不断说着话，雄心勃勃，酝酿着很多计划；宽敞的弓形飘窗下放有一张桌子，她端了咸牛肉干和沙拉放在桌上招待他们，还有她涂好了牛油的、湿软的吐司面包片，此外还有琪雅—欧拉牌的鲜美橙汁、茶和水果蛋糕。

“可吃的东西恐怕不多，不好意思。”法罗威夫人现在回到了客厅，拿来了一盘饼干、茶杯、杯托与一把茶壶。饼干上点缀着一团粉红色的蜀葵糖浆和覆盆子果酱。

茶又浓又热乎，柯利喝下去感觉正好。他吃到嘴里的一块饼干已经受潮变软了，但即使如此，还是觉得挺美味。偶尔地，诺拉也会买这同一种饼干给孩子们吃。

“没想到你会来，真是令人惊喜！”法罗威夫人说。

“我还担心你已经不住这里了。”

“从今往后大概都要住这里了，我估计。”

一丝凄凉忧郁的神情在她脸上黯然蔓延开来，仿佛她已经知道他为什么来这里。如果她之前想过这个问题，那她应该很早以前就能猜想到柯利两口子所处的艰苦困境。但他来这里并不是要指责她的错误；他希望她不要有这种想法，因为这当然不是她的过错。要怪也只能怪他自己。

“很抱歉，我们一直都没能带来任何回报，”他说。

“你不必自责，柯利，我也不应该指望你回报。”

她是个高个女人，但现在看起来略显脆弱了。更年轻一些时，她的样子几乎是咄咄逼人的，有点令人望而生畏：果敢决绝的内心影响到她全副的五官样貌特征，在她那稍显阔大的扁嘴间和圆圆的大眼睛里，以及做出手势以引起别人注意的一双大手上，看似又再度表现出这种坚毅气质。她的微笑曾经会突然变幻为严厉的或强制命令的表情，而如今则是模糊的、躲躲闪闪的哀恳神态；她那高高挽起的发髻，在柯利印象中还是一头青丝，只夹杂着少许的几缕灰白，现在黑发则已经全无踪影。她身上有一种颓唐没落的气息，与他们所置身的房舍空间互为呼应、如出一辙。

“你们现在有孩子了吧，柯利？”

“有三个。两个男孩一个女孩。”

“你还在找合适的工作？”

他摇头。“那一套行不通，一直不行，”他说，“所有的情况就是这样。”

“真的很遗憾，柯利。”

买下罗西山居宅邸并入住之后不久，法罗威夫人便参加了一位老寡妇的葬礼，死者之前长期住在罗西山居的门房小屋中。按她自己的说法，她是来自英格兰的一个不光彩的、冥顽不化的新教徒；直到那时，她都从未走进过任何一间爱尔兰天主教教堂，她之前也从未目睹过像她在那次葬礼弥撒上所见到的那么多的石膏圣像。我希望阁下不要将这视为来自一位局外人的冒昧打扰，在寄给沃尔希主教的第一封信中，她如此写道，这只是因为我无法不意识到，对年轻的工艺匠人和艺术家来说，教堂的这种境况意味着他们应该有发挥才华的机会。手头上一有空闲时间，她便开着她的“小莫里斯”私家车在沃尔希主教的主管教区范围内到处漫游，拍下那些圣窟壁龛中的雕像，既有单独的圣玛利亚像或者圣母哀悼基督的场景，也有刻绘耶稣受难的高大十字架。她最后终于有机会见到了沃尔希主教，便满怀热忱地鼓动和劝服主教；她说，如果能看到爱尔兰艺术传统中的巨大十字架被带进现代的教堂，能看到彩绘玻璃窗上呈现耶稣降生和天使报喜的画面，能看到老旧的读经台和祭坛陈列柜被替换成当代工艺形式的新品，那将会是多么令人振奋。在主教的会客厅里，她留下了一些明信片，上面的图片是米诺·达·费埃索 [36] 浅浮雕创作的复制品和锡耶纳大教堂讲道坛的局部细节；那是她从意大利收集回来的，拿到主教这里之前又仔细挑选过。她编录完一份工艺匠人名单之后，便给名单中的人一一写信；对于那些住址离罗西山居不算过于遥远的匠人，她还直接去登门探视。她联系到若干的神父和主教，向他们解释，一件必要的事情就是让有才华者有用武之地并得到财富上的回报，可惜大部分情况下，她遭遇的只是反对意见和无动于衷的漠视。有几位主教显然还挺恼火，回信要她别再跟他们接洽。

柯利将又一块饼干折成两半，一边想起了他自己收到的那封信。“你来看看这个！”接到信的那一天上午，他不禁雀跃欢呼。在木工作坊中开始利用空余时间雕制人像以来，他已经模糊产生了一种职业使命感，意识到自己希望能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去谋生，而法罗威夫人的来信则完全呼应了他此前的感受：他所习见和熟知的身边的教堂艺术品，质量都颇为低劣。“她到底是什么人？”他将那封信反复通读了几遍，困惑地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一周时间还没过完，法罗威夫人就来到木工作坊作了自我介绍。

“我一直都感到非常抱歉，”她如今在反复地表达着愧疚，“真是很抱歉，难以言表。”

“哎呀，千万别这么说。”

她做出了所有的努力，但她的计划也被迫放弃了；当一切都已结束，法罗威夫人在挫败感的重压下给很久以前在求学时代便已结识的一位同窗好友写信。唉，是的，我要放弃这勉力而为的挣扎了。此事说来话长，只有等你下次来消暑度夏待上几周时再详谈。现在只要说这么一句就够了，那就是，在圣洁的爱尔兰，一切都已变了。现在，法罗威夫人开始对柯利倾诉，讲她当时的感受，而之前她从未向他透露过这些事情。教会曾经拥有支配一切的权力与资源，但如今手头上的事务已经不堪应对、疲于奔命——她就是这样说的；与信众集会人群的日渐缩减还有世俗社会对宗教界的一波波挞伐冲击相比，教堂圣物的形貌当然就是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了。她当年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因此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机。

“柯利，我支持你买下那栋可怜的小破房子就是我的罪责。我确信的事根本就谈不上有把握，但我却用它来误导了你。我自鸣得意，瞎闯乱撞，是个英国蠢妇！”

“啊不，不是。”

“但我恐怕就是如此。我本应该劝阻你的，而不该是鼓励你放弃木工厂的工作。”

“那是我自愿的。”

“你现在的处境困难吧？”

“说实话，我们是有点困难。”

“那是你来找我的原因？”

“嗯，是的。”

她摇摇头。又停顿了一会儿，她说道：“我如今日子也不好过，情况你都看到了。”

“希望你别灰心。”

“柯利，你们过得很艰难，是吧？”

“奥弗林打算在古里恩的石材厂给我一份工作干。他对这个很热心，因为我有木雕方面的基础，他觉得我很快就能学会石雕。可能我不需要在那里像个学徒一样从头开始，慢慢训练。不会像有些小年轻那样，从入行到掌握要领，要花上很长时间。”

“你要去学习墓碑刻字？”

“我想去。一年之后，他就会给我发工资。唯一的问题是，这最初的十二个月，我一分钱也挣不了。我现在是在农场上打零工，只要有事了，我就在一个地方干几天，再到另一处干几天；如果去石材厂，零工就干不成了。”

“石材厂看来是条出路。”

“在那里，我有机会接触到那些可能会对雕像感兴趣的人。我会把雕像带到石材厂，放在我身边。哪个神父或者主教，如果正好要添置圣像之类的，也许就能听到别人告诉他，说我会雕耶稣受难十四处苦路什么的。奥弗林跟诺拉说过这些。”

两人继续说着话。法罗威夫人给柯利倒上更多的茶。她劝他再吃一块饼干。

“在那之后，我就会有稳定的工资了，”柯利说，“只要我们能熬过第一年。每天早上，我可以骑我们家的那辆单车去古里恩，这对我根本不成问题。”

“柯利，我手头上没钱。”

接下去，房间里一片静默，两人谁也没说什么，但柯利并没有随即就走。煎熬的静默持续了一会儿，然后他们说起过去的时光。法罗威夫人提出要去做些吃的东西，但柯利说不必了。他边说边站起身，同时又解释道要去赶三点钟的班车。

在大门口，法罗威夫人再次说了她很抱歉，柯利则接连摇头表示那不是她的错。

“只要家里没事情要忙，诺拉也开始试着去工作了。又有个宝宝将会来到我们家。”柯利说道；他觉得自己也应该把这个消息传递出来。

听到柯利求助的结果之后，诺拉说，那毕竟本来就只是一线渺茫的希望。当柯利向她描述了罗西山居的现状，她也为法罗威夫人感到难过。在诺拉看来，法罗威夫人对柯利的信心一直都是对他那种天赋才华所具有的神圣特质的一种肯定和确认，仿佛法罗威夫人是遵从上苍旨意来到他们的生活中，为他们带来鼓舞和激励。尽管她的计划已告失败，但正是在柯利受雇于里奥丹的作坊时，她出现了，而且住到了离卡里克仅仅只有十四英里的地方，这不该说是简单的巧合；她最初看到柯利的第一个圣像作品，便坚定了提升宗教艺术的意图与设想，这也不该说是无意义的巧合。柯利为瑞安神父雕过一个小小的圣布里吉德雕像，安置在以这位女圣人命名的教区礼堂的一个神龛中，只是瑞安神父手头拮据，没能给柯利支付任何酬劳。只要人在卡里克，诺拉一定会去到教区礼堂，再一次看看那座小雕像；每次她都会回想起第一次见到这个雕像时的惊讶与震动——与法罗威夫人的情形相似。“他用起凿子来得心应手，有如神助！”奥弗林来提议让柯利去石材厂时是这么说的，“我可不记得曾看到过比这更棒的！”在诺拉看来，这一切是紧密关联、互为因果的一个整体——第一个雕像、法罗威夫人住到了他们的附近、在他们几乎绝望放弃时奥弗林提出的工作建议。从骨子里，从直觉深处，诺拉感到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

“你先休息一下，”诺拉在厨房里督促柯利，“我煮好茶水还要点时间。”

“孩子们都好吗？”

他们出去了，在屋后的场地上玩着呢，她说，放学回来之后没调皮。她将五花肉培根薄片铺展平，放进炉子上正在加热的平底锅中。她说她去了“超值”购物，柯利则告诉她他如何差点错过了回程的班车。

“车子都启动了，正在慢慢开走。我不得不大声喊着挥舞双手才拦住司机。”

“柯利，我不该要你去那里的，去走那条破烂的老土路，还这么远。”

“没事的，没关系。说实话，能见到她还是一件开心的事。只是她受到了打击，有点不安烦躁。”

他接着又说起乘车的一路见闻，还有回程时车上的人。诺拉没有跟他提到莱恩夫妇。

“老天爷啊！”埃蒂·莱恩惊叫道。她觉得有点站立不稳，于是坐下来，坐到客厅里衣帽架旁边的一张椅子上。“我想我恐怕是没听明白你的话。”她说，但实际上她知道自己已经听清楚了。

诺拉说着的当儿，她在一旁听着，虽然从心理上来说并不想听。“时间会是在四月份。”诺拉说，又将她刚才提过的钱款金额重复了一遍。应该是四月下旬，她想，也许会是在五月刚开始几天。她从来都没有推迟过，她说。

“他自己也会说这是违反法律的，诺拉。我本人也觉得是这样。”

因为大门两侧窗子上的玻璃是彩色的，所以照进门厅里的白日光线带有蓝色与粉色，屋内显出一片柔和的昏暗色调。埃蒂·莱恩在努力理清自己那纷乱动摇的思绪，同时又发觉客厅中晦暗朦胧的氛围恰好适合她们正在进行的谈话——她们谁也不能清楚地看到彼此的面容；她自己脸上是一片茫然困惑。

“这当中牵涉到了钱的问题，”诺拉说，“这将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并非有意识地，埃蒂低声嗫嚅着，将诺拉的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这里的秘密是关于金钱的，是一个必须永远保藏在他们四个人——两对夫妇——之间的秘密；这个秘密在她们两人之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因为诺拉是等着车子开走后才上门的——她也许是从“超值”的窗口注意看着这边的情况。她应该是已经看到他走出了这栋平房；车子开远之后，她才穿过马路来到门前。

“听我说，埃蒂。”

诺拉说到了柯利的圣像，那些他已经完成的木雕人像——蒙福的童贞圣母玛利亚和其他圣人，还有尊奉在卡里克圣布里吉德礼堂中的圣女布里吉德雕像。诺拉还提到了她尝试在“超值”找点事情做，以及她想到的、可能有工作机会的其他任何地方。等到孩子快要出生时，她就会被困住，没法再做事，但在那之前，只要有事可做，她总能想办法挣一点来补贴家用——但可惜没什么工作机会。她还讲到了柯利如何去拜访一位夫人——这位女士的名字埃蒂并不熟悉——又是如何地空手而归。在古里恩开设有石材工厂的奥弗林自然也被包括在她的讲述中。

“奥弗林在我们这里买了保险。”有那么一瞬间，埃蒂·莱恩的眼前浮现出那位头发灰白、身材粗壮的石匠的样貌；为了免得莱恩去收钱时找不到他的石材厂，奥弗林总是亲自来这里送交保险费，每次完事之后还把他那辆标致牌皮卡开进油站加满油。诺拉到访带来的冲击和震惊，让她双腿发软，心慌得想大口喘气但又喘不过气来；现在，所有这些往事场景在她的记忆中闪回之后，埃蒂觉得轻松了一些。

“埃蒂，自从你布置好那个房间，已经过了很久了哦。”

“我给你看过吗？”

“看过一次。”

位于平房后部的一个小房间，被她刷成了金凤花的奶油色调，门和窗台则刷上了白色亮漆；她以前给人们看过这个房间。

“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她说。

“我只是想到了就问问。”

她给那个房间做了窗帘，蓝色的，与地毯颜色相配；窗帘上的图案是娃娃们在玩拉手转圈的游戏。这个小房间，他们一直都没有买家具。考虑得太远太有把握了，或许反而会适得其反，他是这么说的。

“这里面没有欺骗，”诺拉说，“也没有谎言，根本没有那样的事。只是钱的事情不能透露出来。”

埃蒂点了点头。就像一场梦，这整个过程显得混乱和怪异：门铃响了，诺拉在门外微笑着，先是与诺拉站在门厅里，随后又不得不进入客厅坐下来说话；诺拉问她银行里或者在信用合作社有没有存款，又提到大概多大的一笔款项就够了；诺拉的脸先是红了，然后又苍白得毫无血色。

“诺拉，我不能把你的宝宝从你身边夺走。”

“不会是夺走，也不会是失去孩子。我以后可以再生一个，甚至是两到三个。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大家也会理解的。”

“哦，天呐，人们会吗，我怀疑。”

“这个并不违反法律，埃蒂。一点都没有。”

“我不能那样。我根本办不到。”怀孕有时候会让一个人想入非非，她想到诺拉是不是也出了这样的问题。不过她并没这么说，以免让情况变得更糟。她缓缓地摇着头。“老天，我办不到。”她又说了一遍。

“如今这个时代，如果一对夫妻生不出孩子，是可以想办法的。”

“我知道，知道。”

“既然……”

“诺拉，我做不到你说的那样。”

“是因为钱吗？”

“是因为一切，诺拉。是因为别人会说闲话。如果他得知你提议的事，他会拼命摇头，会把头都甩掉的。我们的生意就没法做了，他会这样说。没人会再光顾我们家。”

“大伙儿……”

“他们不会再到我们家来的，诺拉。”

一阵沉默，沉默比之前的言语交谈更令人难堪。然后，诺拉开口道：

“我们是不是来喝杯咖啡？”

“哎呀，真抱歉。当然了，我们来喝点咖啡。”

她能感觉到身体两侧、脖颈间和前额上冒出的冷汗。她的手掌也是汗津津凉飕飕的。她站起身来，感觉比之前好一些了。

“我们到厨房那边去吧。”

“埃蒂，我可不是故意要让你心烦。”

往壶里加上水，用勺子挖了速溶咖啡放进两只杯子，再倒上牛奶，埃蒂感到那心惊肉跳、神经过敏般的紧张不安情绪终于消解了，留给她的是纯粹的愕然与惊诧。她跟诺拉很熟。两人六岁时一起开始去上学的那天就彼此认识了。从来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诺拉此前一直是她看上去的样子，凡事都面对现实，清醒而理智，双脚都踏实地踩在地面上。

“是怀孕给引起的？诺拉，是不是这个原因？”

“这次跟以前怀孕没什么差别。我只是想到了你眼下的处境，你的情况。还有我跟柯利，我们谈了他要去当修路工的事。”

埃蒂随后就听到诺拉说，两桩麻烦事，[你家的和我们家的，]当你把这两个烦恼放在一起，就能够得出一个好结果，找到一个出路。我全部的想法就是这个，诺拉说，仅仅就是这个。

“你说的那些绝对不会传出这四面墙壁之外，”埃蒂·莱恩承诺道，“在这个家里也不会再被提起。”这是件女人的事情，不管这事是什么。心里面再怎么狂乱如麻，即使是一群野马要冲开她紧闭的牙关 [37] ，她也不会把她们谈话的内容抖落出去。“你是出于善意，我明白的，难道我还不清楚你？难道我还不知道你是一片好心？”

两人的心情各自不同，但一杯咖啡之后，都趋于平静。她们一起走过狭窄的门厅；前门打开后，一阵冷冽清凉的风吹进来。一辆小车开进了加油站，埃蒂赶忙跑过去招呼顾客。诺拉骑着她和丈夫共用的那辆单车，从十字路口这里慢慢离去；埃蒂向诺拉挥手道别。

“事情就只能是这个样子了。”回绝奥弗林提供的石材厂的工作机会时，柯利的解释便是这样一句。他答应去修路的工地干活时，又说了一遍同样的一句话。

诺拉不认命，执拗地认为事情不该就只能是这个样子。一个不能生育的妻子，还有一个本应在神的世界里发挥才干、完成使命，但被人生逆境剥夺了如此机遇的雕塑家，两人竟生活在相距不到一英里的同一片土地上，这未免有些荒诞与讽刺。所有需要做的只是从银行中取出一笔存款，但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岂不是愚蠢、无聊和不合常情的造化弄人？那个金凤花奶黄色的小房间，被埃蒂满怀憧憬地细心装饰过，但从今往后将不会有小孩子去入住。柯利将要去铺路，在柏油碎石的路面间，他将看到他所背弃了的神界幻象。

诺拉的不平怨怒在酝酿滋长，但她把这种情绪只埋藏在自己一个人的内心。她还是照常忙碌家务，从母鸡下蛋的地方捡起鸡蛋，准备一日三餐，为每隔一天就烘制的面包揉面团；而不管她在做什么，怨怒的幽灵总是来纠缠不休。她提出的想法当然不是很可怕的罪孽，但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种伺机而动的狡黠预设，认为人类可以把自己的秩序强加给神所安排和给予的一切——可以这样做吗？在向埃蒂·莱恩说出她的设想时，她的方式和手法是否很笨拙？或者这也是一个错误，就是她没有先跟柯利透露她那些打算——她还是可以抱有一线希望，说不定柯利在斟酌之后也会接受她的计划，认为她的做法有道理？但疑问很快涌来，否决了这一切：柯利根本不可能同意她的想法；不管她如何委婉地表达，埃蒂还是会大为惊骇。

准备去工地修路之前，柯利买了一双新靴子。他们要做一项采石场专用通道的工程，他说，要重新铺设路面，因为货车司机们投诉说路况很糟。工头已经发给他一件防护披风，下雨的时候可以用。

新工作开始前的那天晚上，诺拉看着他给靴子涂防水剂，用手指将防水剂按压抹平在鞋帮鞋面上。不涂防水剂的话，靴子就等于没用，别人是这样告诉他的。他安然镇定地接受了这一切。

“时代已经不同了，”他说，仿佛诺拉的举止形貌中有什么迹象让他觉察到了她的忧郁消沉，“事情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

她没有争辩；争辩还有什么意义呢。她本来想对柯利坦白说她吓到了埃蒂·莱恩；她本来想对柯利解释说，她那些看似不着调的胡言乱语实际上是在努力从目前的窘困处境中找到一条对大家都有利的出路，就像她经常看到[在柯利的手下]天使的翅膀从被随意锯开的粗糙木料中灿然呈现一样。但所有这些要说出来太难了，所以诺拉便沉默不语，只字未提。

这一天结束之后，内心的怨怒仍然对她不依不饶，穷追不舍；在夜晚的一片漆黑中，她感觉到自己还是受着这种情绪的重压；她凄苦忧闷地祈祷，等待着一个冥冥中的回应，但她同时也知道，这回应并不会到来。黎明的熹微暗影中，她伸手去摸索丈夫的手，握住了那么一会儿。如果他这时醒来，她会对他倾诉闷在心里的所有那些事情；她现在几乎快要爆发了，无法再保持沉默。

但将要到来的一天是柯利开始修路工生活的日子，应该得到同情与支持的是他。诺拉为他和孩子做好早餐，尽其所能给他最好的安慰与扶助；她自我克制，掩饰了所有情绪波动的外在痕迹——她知道，这些煎熬痛苦从此以后都将只是她内心的秘密。人去屋空，只剩下她自己；她清洗早餐用过的碗碟，又按她习惯的样子将厨房整理好。她将炉子中的火浇灭。到了屋外，她给那些母鸡喂食。

在柯利的工作间，她今天多站了一会儿，比往常每天上午都来探视这些圣像时停留的时间要长。它们已经成为她的朋友：有隔栅烤架相伴的圣劳伦斯、传送喜报的迦百列、阿西西的圣嘉勒、使徒圣多马，还有盲眼的圣露西、圣凯瑟琳和圣艾格尼丝。柯利为她给这些雕像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圣人们以处变不惊、一如既往的平和宁静回应她凝视的目光，她感到心中的焦灼怨怒终于开始悄然消退，虽然这消退的进程非常模糊淡弱。无限蔓延的一片岑寂让她不禁若有所思；沉浸于这安宁的静默中，她领悟到连圣人们也无可奈何，选择了恬退隐忍。失控和崩塌的是这个世界，不是她。

罗丝哭了

“这两天真是太好了！”罗丝的母亲高声说着，一边端着盘子走向罗丝已经把刀叉摆放整齐的餐桌。“多棒的天气，波弗里先生，你不觉得是这样吗？请在我边上的这个位置坐吧。”

波弗里先生顺从地坐过去，一边回应着女主人对天气的评价。

“受不了这样的热浪。”达金先生愉快地嘟囔道。

罗丝的父亲，也就是达金夫人的“另一半”——她经常执意这样称呼自己的丈夫——是个直率和善的人。他说话的嗓音带点嘶哑，音量总是压得低低的，仿佛要把声音节省下来用于职业场合——他是个拍卖师。除了说话声音高而尖之外，他的妻子在其他方面倒是与他颇有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大块头，并且表现出一种安逸舒坦的自得其乐状态——在他们这种腰围和体量都相当可观的人群身上经常可以看到。这个傍晚，就像他在夏季里一般都会的那样，达金先生冒汗了。他已经脱掉了夹克，贴身马夹的扣子也都解开了；不管是冷是热，他总是穿着这种小马夹。

他的女儿则在愧疚和负罪感的烦扰下如坐针毡。罗丝十八岁了，她希望今天晚上自己是身处于别的什么地方。她希望自己不必面对波弗里先生那萎靡倦怠的目光，不必看到他彬彬有礼的样子，也不必看到他侧头倾听她母亲说话或者附和着她父亲的好心情而微笑。这次宴请是为了表示庆祝：罗丝要去读大学了，而她的成功进学也要感谢波弗里先生所助的一臂之力。作为一名补习老师，他以辅导那些学业能力弱、徘徊于升学门槛前的学生为业，已经干了三十多年，但也不准备再继续下去了；罗丝是他的最后一个学生。老天，三十多年，漫长得可怕，她心里说道。她此前恳求妈妈不要发出这个晚餐邀请，但达金夫人坚持说必须要请。波弗里先生也试图婉言谢绝，但达金夫妇提出了多个日期供他选择，要他哪天晚上方便时一定来赴宴。

“我是多么喜欢芦笋当令的这个时节啊！”罗丝听到母亲活泼轻快地尖声感叹着，一边将一盘拌了很多奶油的蔬菜热情地推送到客人面前。

波弗里先生微笑着，低声表示他感谢女主人的盛情。他已经六十有余了。在他那布满了色斑的头皮上，几缕颜色浅淡的头发几乎沦于无形。他的手背上，在那风干的麂皮一样的衰老皮肤上，也有色斑。他穿了一身浅色的套装，打着意大利样式的花领结——这样的领结他有不少条，之前轮换着用。

“波弗里先生，你平时的生活圈子怎样啊，还可以吧？”达金先生客气地问道。

“在收缩，在缩水，”波弗里回道，“随着你上了岁数，你就会觉察到的。”

达金夫人冒出一串善意的笑声。她丈夫往杯中倒上红酒。

“人本身当然也会萎缩的。”似乎在完成义务，波弗里先生延续着这个话题，因为很明显地，达金夫妇也愿意在饭桌上有话可谈。他朝罗丝微微笑了笑。他嘴里的牙齿只剩下一半是原有的，而且发灰发黑，被岁月磨损得参差不齐，如巉岩碎石。

“对肥胖的人来说这倒是好消息。”达金先生嘟囔着；正如他讲笑话时常见的那样，他将五官扭曲聚拢在一起，做出一个鬼脸。他的这句戏谑是拿自己开玩笑，却让他的妻子高声反对起来：

“哦，哪里的话，宝贝，你可不胖啊！”

“我曾经也有六英尺半英寸高呢，”波弗里先生努力地继续推进他的话题，“现在看起来根本不像那样了。”

“但其他方面都还好吧？”达金先生询问。

“噢，是的，还不错。”

达金夫人把餐厅贴上了蓝色的墙纸，深条纹与浅条纹相间。窗帘颜色与墙纸相衬，家具的油漆则是白色。她对家居装饰很感兴趣，经常乐此不疲地谈论这方面的事情：她家客厅的墙纸上是飞燕草的花朵图案，是不带叶子的花朵；门厅与楼梯通道的墙壁则是黑金两色搭配。

“我要说，这真是太棒了！”达金先生不吝溢美之词，夸赞妻子拌在芦笋中的切片火鸡肉。

“味道很好。”波弗里先生也表示肯定。

罗丝今天穿着一件石板岩色的蓝灰连衣裙，领口是向后折叠翻卷的那种款式。跟父母不同，罗丝身材娇小，一头金发被剪短了，齐着前额剪出一道刘海；她的眼睛是勿忘我花的那种蓝色调。这个晚上，愧疚和负罪感让她沉默不语，只是偶尔露出转瞬即逝的微笑。微笑时，她厚嘟嘟的下嘴唇那如同被蜜蜂蜇伤的样子便消失了，不整齐但洁白的一口牙齿也随即短暂地露出来。坐在餐桌边，她觉得局促尴尬，甚至还丑陋；她厌恶自己。

“这是我们在园子里种的，种得晚。”她母亲依然在谈论那些芦笋。罗丝只吃了一根。“我们家的芦笋可以吃到差不多九月。”

对他来说，这是怎样的煎熬折磨？罗丝想着这个问题。他们也邀请了他的妻子，但就在晚宴的前一天传来消息，说波弗里夫人身体不舒服。罗丝知道那不是实话。是他的妻子要抓住这个时机；她对他说她为不能赴宴而感到遗憾，不过独自在家也没什么不好；但这也不是实话。他的妻子此时可能正光着身子呢，罗丝想道。

“有些人车后窗上贴的话，真是离奇古怪，不可思议。”她母亲突然发表起这样的评论，因为芦笋当令季节的话题现在已经枯竭了，再没什么好说的了。“比如有的车上贴着这个：内有幼童。我的意思是，别人跟你素不相识，谁有兴趣管你车上是大人还是婴儿啊？”

“我觉得贴这个的意思是告诉你不要跟车跟得太近。”罗丝的父亲提出引导和暗示。

罗丝的母亲清脆响亮地笑起来，不过是社交场合上那种并无恶意的笑；她接着指出后面的司机为了看清楚车贴上的字，反而会受到诱使，跟车跟得太近。

“亲爱的，他们大概没考虑到这一点吧。”

对于学校选读的所有课程，罗丝都是疲于应对，于是将近一年间，每周四的下午，她都去波弗里先生的家接受辅导。他们每次都是坐在向外可望到屋前小花园的那扇弓形窗下。每次来上课时，罗丝一到，波弗里夫人就将茶水端到桌子上；而当他们喝茶时，波弗里先生并不急于开始辅导，而是说起了过去，谈起了他自己当年即将读大学时的生活故事，讲到了他后来应聘面试，在精纺毛绒行业谋得了一个职位。他在毛绒业做了一段时期，然后就转行到学校当起了老师。但学校纪律规范形式中的有些东西，还有所谓学生“兴趣爱好活动课”——比如男孩子们去制作飞机模型——上的沉闷无聊，让他在一年之后便放弃了教职。从那以后，他就在家里教授学生；又是在仅仅大约一个月之前，他决定教完罗丝之后就停止这种家教工作。“已经垂垂老矣。”他说，但罗丝知道原因并非如此。就是在这些喝下午茶的间隙中，他一点点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就像讲一个连载故事那样。

“但这事儿就是莫名其妙，”达金夫人略有些固执地坚持道，“波弗里先生，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老人迟疑不语，罗丝能看出他刚才暂时没跟上谈话的内容。她清楚自己的母亲应该也注意到波弗里分神了，所以不会觉得疑惑或不快。她的母亲平静流畅地继续说道：

“你看车上贴的那些东西，都在宣告私人的事情——什么他们爱哪个人啦，他们去过哪里啦，前排坐着的又是谁和谁啦。”

“前排通常是莎伦和利亚姆。”达金先生哈哈大笑着打趣道。

波弗里夫人比她丈夫小十岁，但看上去远不止年轻这么多。她有一个情人。她身材苗条，体态圆润柔滑，长腿，略微嘟起的嘴唇两侧皱纹有些明显，常常化着精致的浓妆。周四的下午，她便有机会招待自己的情郎，因为那时她丈夫要辅导那最后一名学生，忙于解决那位学业有障碍的孩子所遇到的困难。波弗里夫人的情郎轻手轻脚地溜进来，但还是不时弄出了隐约的动静，就像影子从这栋屋子里飘过，一连串似有若无的飘忽耳语与脚步声，然后是轻轻的关门声响。还有，比罗丝离开这栋房屋的预订时间提早十分钟左右，楼梯上和门厅那里总是会传出极其轻微模糊的有人走过的窸窣响动。这一个行为过程中还搭配着固定的前奏：波弗里夫人将茶水放在托盘中送到窗旁那张浅色桃花心木的桌面上，她离开房间之后，那一身的脂粉香仍然逗留在空气中，以及她眼中的躁动不安。但罗丝起初并未完全猜测到那每周一次聚首活动的实质，直到有一天下午，她去门厅那里从挂在衣帽架上的外套口袋里拿一条手帕，看到一个面色黯淡灰黄的男人正在关前厅大门；那人明显心急气慌，但压抑着声响，手中还拿着一把门钥匙。转身看到她之后，那人微微一笑；机灵欢快的、诡秘的微笑。

“比她年轻？”罗丝的朋友卡罗琳好奇问道——她对细节有着敏锐的关注。罗丝说不是，谈不上年轻多少，但是身穿棕色的亚麻套装，挺拔合体，栗色的头发，有点优雅风度。“不会是到家里来修什么东西的吗？”黛茜插口提示说——只要是别人占据了众人瞩目的中心地位，她就忍不住表现出怀疑的态度。不过，她的否定意见立刻被安吉拉和莉丝嗤之以鼻，因为黛茜的话显然很蠢：上门来修洗衣机或者修电视的怎么会有大门钥匙？怎么会穿西服套装？为什么要来得这么勤快？为什么还要对罗丝诡秘地微笑？

这间名为“黄杨树”的餐吧，是五个女孩子时不时在一起说长道短、八卦闲聊、发发小牢骚和怨气的地方，是她们谈论性爱话题和其他个人隐私的场所，也是黛茜和卡罗琳吸烟的据点；现在，波弗里夫人的周四情郎成了她们强烈关注和具体讨论的特定主题。

他一定是已婚了，卡罗琳说，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来她家的原因：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总是要面临这样一个麻烦，就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偷情去处。他周四来，是因为罗丝是波弗里先生的最后一个学生，一周其余的日子里波弗里先生就不会这样脱不开身；当然了，过去的年头里，波弗里先生辅导其他学生时，那家伙也应该同样有机会来幽会。“做那种事，而且她都五十了？”黛茜边说边皱着眉头，但安吉拉回应说五十岁又怎样，那没什么。“将来我可不想有意背叛婚姻。”莉丝带着浪漫梦幻的神态宣告道，不过其他人对她说的这个不感兴趣，她们倒是宁愿就波弗里夫人五十岁还偷情是否太老多议论一会儿。让她们都惊奇入迷、欲罢不能的——连黛茜最终也被吸引进去了——是罗丝给她们描述过的那些情节：当罗丝坐在楼下时——那是一间窄长的客厅，天花板低矮，曾经被分隔成两个房间，厅里放着沙发、扶手椅，壁炉台上方的墙上挂有一面圆形的镜子——楼上的一个房间里，一男一女却一起钻进了被窝！“我倒是很想见见这个男的，”卡罗琳说，“即使匆匆瞥一眼也行。”那是不是就像——“黄杨树”餐吧的这五个女生每人都在猜想——你在电视上或者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做爱场面？或者，出于某种莫名的原因，也许真实的情形大为不同？她们为此而各抒己见、相互争论。

“如果情况变糟了，两人的感情枯竭了，”卡罗琳态度鲜明，“我会毫不犹豫地出轨。”卡罗琳就是这样的一种个性，她那就事论事、客观冷静的言辞有时候听上去不免强硬无情。安吉拉，长长的黑发，棕色的眼睛，因为有矫正齿形的钢丝线缚在牙齿上很少露出笑容，看起来像那种弱小的受害者，似乎很容易遭遇意外不幸。莉丝则常常付出太多，而慷慨大方是她浪漫天性中的一部分。一头红发、戴着眼镜的黛茜则对这个世界抱着不信任的猜疑态度。莉丝是五个女孩子中最漂亮的，五官干净整齐，亚麻色的浅金发扎成马尾辫，嘴型很好看，像个女影星；除了一双深蓝色的大眼睛，她的相貌也并不是特别出众，但依旧是五人当中最漂亮的。至于罗丝，她自认是相貌平平、身无长物，而且太文静沉默，太害羞和胆小：波弗里夫人与她的周四情郎简直就是天赐之物，让她在和朋友的关系平衡中得到了一个砝码。

“这一切真是太好了！”达金夫人又开始她第二轮的惊叹抒情，因为后窗车贴的话题已经进行完毕，“波弗里先生，我们对您的感激之情真是无以言表！”

罗丝看到他摇头，听到他说成绩应该完全归功于她自己。

“不，波弗里先生，我们真诚地感激你。”罗丝的父亲以庄重的语调坚称功劳应归于波弗里。

“她还年轻，未来生活都铺展在她面前。”罗丝的母亲插进一句。

罗丝没告诉他们，也没告诉她哥哥。事情跟在这个家里讲到的那些风马牛不相及。如果家里人知道事情的真相，她将会非常难堪，而且会引起很大的尴尬——但在“黄杨树”餐吧里，在那些绿色桌面的餐台旁，当她把讯息传递给朋友们时，所引起的反馈则是完全不同的；那跟在家里说出来根本不是一码事。自从第一次透露出这件事，她的朋友们就一直期待着有后续情节。“我们当中随便哪位的妈妈也可能会这样。”莉丝有一次这样小声说道——此语一出，让其他四个人都竦然起敬。她们坐在餐吧中，咖啡已经喝完，卡罗琳和黛茜吸着烟；五人都在对这件事沉思默想，想象着那个肤色灰黄的家伙是如何悄悄进入罗丝已经向她们描述过的波弗里家的室内场景。“他的亚麻西服，熨烫得挺精致，”罗丝说，“纯色的绿衬衫也整齐挺括。”

餐桌边的谈话还是由达金夫人发动，这会儿再一次变了主题。“最体贴的发型——温柔一刀，”她现在说着这个，引导波弗里先生去注意一下发型师们滑稽逗趣的幽默感；这种幽默体现在发廊中他们捣鼓出的那些搞笑的发型名称上。“另外有一次，我还看到有疯子发型可供选择！”

这个晚上是他最后一次去那里。波弗里先生一般都不会出去吃晚饭；他刚进罗丝家门，加入这个欢庆场合时，就已经客套地说明了这个情况。自从罗丝不再去他家补习，也就不会再有茶水盘盏被送到窗边的桌子上。对苗条婀娜的波弗里夫人而言，今晚赴宴的这个邀请肯定看起来像一份礼物，一份无意中被包装得带有色情下流意味的礼物。“那是个名叫阿扎姆的男人，”在结束补习的倒数第二个周四，她的丈夫说出了那位情夫的名字，“你或许对那人叫什么感兴趣吧。”

达金先生再一次为客人斟酒。他说这些酒杯是结婚时收到的礼物，总共只剩下四个，所以不便于经常拿出来用。

“是米塔吉夫妇送的。”达金夫人柔声低语地说道，一直贯穿在她嗓音中的那种高亢尖细现在消失了，因为米塔吉老两口已经过世了，她生机勃勃的高音在这里会显得不合时宜。她暂时放下了手中的餐具，头略略低下，向着左边微微倾侧，进入了回忆；一丝追念怀想的微笑让她那抹了口红的嘴唇更显生动鲜活。达金先生在一旁叹息；然后死亡的脚步便走远了，达金夫人重新拿起了刀叉，而新换上的一瓶红酒已经放到了小银托盘上；托盘也是结婚时的礼物，不过他们没有提起这个茬。

“绿帽王八。”在“黄杨树”餐吧，卡罗琳第一个说出了这个丑陋的指称词，但这个词实际上之前已经浮现在她们的意识中；现在，这个词不仅有了声音，还有了形状和颜色。五人当中，只有罗丝知道波弗里先生长什么样子，但他基本上没有进入她们的话题——确实也该如此：一个曾经打算在布匹行业谋求未来，最终却是以家庭教师的身份为人生画上句点的老头，怎么会引起她们谈论的兴趣？跟曾经分隔为两个房间的那间客厅楼上的帘幕低垂的昏暗卧室相比，或者跟波弗里夫人那袅袅不绝的脂粉香相比，或者跟她情郎放在椅子上、拖挂垂地的西服相比，或者跟留在那位情郎苍黄肌肤上的口红唇印相比，这位老人的重要性或吸引力当然就不足为道了。

每次罗丝讲述又一个周四的最新收获，为她的朋友们带来同谋共犯般的欣快愉悦时，她们都侧耳倾听，绝不会贸然打断她的话头。有一次，听到轻柔的歌声，是《烟雾弥漫你的眼》。另一次，电话铃响了，但波弗里先生没去接，虽然话机离他和罗丝坐着的地方只有两三米远；他看似要起身去接的时候，铃声停止了——楼上的人在床边接听了电话。虽然并不总是如此，但时不时地，当罗丝在门厅衣帽架那里穿外套准备离开之际，波弗里夫人会出现在楼梯上；或者在夏季里，那时不用穿什么外套，波弗里夫人听到她丈夫和学生道别的声音，偶尔也会从楼上打个招呼说声再见。“恶毒，”莉丝说，“这是个下贱的坏女人。”但罗丝说不是，你也不至于要把波弗里夫人说成是恶毒；她的样子留给你的印象并不是那样。“更关键的一点是她没有孩子，”黛茜提醒道，“或者说至少有可能是这样。”卡罗琳在一旁表示异议，她认为这并不构成偷情的理由。

“啊，天哪天哪！”奶油拌鹅莓放到他面前时，罗丝的父亲大声赞叹起来，声音里带着拍卖师那种职业化的欢快口吻。达金夫人说鹅莓也是从自家的园子里摘下来的。

“非常美味。”波弗里先生第二次评价食物；谈话于是围绕鹅莓继续了一会儿，聊到了鹅莓的不同变种，某一品种最适合用来做什么食物，另一个品种又怎样吃最好，诸如此类。

“阿扎姆。”罗丝在“黄杨树”餐吧说出了这个名字，黛茜立即跑去翻开店里的电话号码本查找起来。“有几百个哎，”她说，一边走回到同伴身边，“几百个人都叫阿扎姆。”在她离开的当儿，其他四个人的交谈已经推进到了另一个方向；她们一致认为那是个外来移民的名字，随后便放弃了这个讨论主题。“如果一个丈夫知道妻子有外遇，”卡罗琳说，“那他就不算是个典型的绿帽王八，而是过于宽容和礼貌了。”她们于是探讨起这样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波弗里先生在辅导他最后的一名学生时，他明明知道身边正发生着什么勾当——楼梯上有人走过发出的吱咯声和关门声，那并非是他妻子的轻微脚步声，那模糊缥缈的音乐声；他清楚这些声音背后的实质。“告诉你那人的名字时，他看起来有什么异常吗？”卡罗琳尖锐地提问；罗丝回说没有。

罗丝的哥哥杰森到家了。他遗传了父母的基因，高高壮壮，下巴和面颊简直与他爸爸如出一辙，手则像他妈妈的，小而肥。他的性情仪态显得温和恬淡。正是由于杰森，波弗里先生才与他们家相识，因为杰森以前在学业上也是举步维艰。他与波弗里相互致意，握手，询问彼此的健康与生活状态。

“今天情况怎么样？”与波弗里先生寒暄完毕，杰森问他的父亲。

“哦，足够满意。那件奇蓬代尔式家具 [38] 卖出了一个不错的价钱。今天的成交很好。”达金先生微笑地回道。

“真是太美妙了！”达金夫人的目光绕着餐桌扫视了一圈，显然是想与别人来分享这精彩一天的成功和快乐。“亲爱的，你没事吧？”她的目光停留在女儿身上，关切地问道，“觉得还好吧，罗丝？”

罗丝点头，撒谎说没事。

“实事求是地说，我确实介意。”他曾经说过，仿佛他已经了解“黄杨树”餐吧的所有闲言碎语，已经知道那五个挤在餐厅角落里一张绿色桌面餐台周围的女生是这一场通奸丑剧的观众，仿佛他已经听到她们说出的每一个字。愧悔就是那一刻到来的，就是开始于那个时候。他的眼镜那时滑落倾斜到了一边，他一说完那句话就重新扶正了眼镜。他那斜纹呢料蓝色夹克的袖口那里是皮革的镶边。“是的。”她当时的回应便是如此，因为除此之外她不知道该说什么；一浪接一浪的愧疚感已经让她心虚气短，胃中感到翻腾恶心。“是的。”这听起来就仿佛是他和她在已经过去的所有那些日子里也一起参与和保守了一桩秘密，这秘密就是明明完全知晓正在发生的一切却只字不提。当她周四的上门补习宣告终结，对他来说，一种生活方式也将结束，因为罗丝知道，当这位戴绿帽子的老头坐在家中哀叹，即使睁一眼闭一眼地回避真相，那位阿扎姆先生也不会再来到这栋房子，悄悄走上楼梯。不再会有以前的幽会了，因为这一切不得不牵涉到一些虚假的借口和伪称的理由，还有某种类型的欺骗和自欺。“我很抱歉。”她之前想这样说的，而且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了这样的念头——只要能收回她在“黄杨树”餐吧中脱口而出的那些话，任何代价她都愿意付出。她此前一直都希望能与他分享他的生活秘密，但在他尚未表达信任和透露秘密之前，她就已经出卖了他。

罗丝看到，在那间奸夫与情妇偷欢的卧室里，波弗里夫人在销魂的狂喜中闭上了双眼；而此时的餐桌上，奶油拌鹅莓已经吃完了，杰森谈起他参加的一次业务酒会，描述有个人是如何地滔滔不绝、说了又说。煮好的咖啡拿到了桌上，在每人的杯中都倒上了。“别走。哦，心肝，你别走。”波弗里夫人在恳求；阿扎姆先生回答说他也不想走。

在桌子对面，内心所有的秘密都写在波弗里先生的脸上，就像他之前说出那人的名字，以及后来他说他确实介意时的神情一样。他的秘密就在那里，在眼镜片后面，在颧骨上方沾染了两小点深红色酒液的苍老衰竭的皮肤里。她和他分享了这个秘密，但同时他们又没有做到真正分享。这种分享对他来说是种安慰，但这安慰同时又像他妻子在楼上跟罗丝打招呼的声音一样虚假。

“你没事吧，宝贝？”她的母亲又问了一遍。作为回复和反馈，罗丝伸手去端咖啡杯。

达金先生开始眉头紧锁。杰森咳嗽起来，拿出一条手帕掩口又擦擦脸，然后将手帕折叠放进上衣的胸袋，接着又开始讲起了他参加的那次酒会，指出他以前提过的一个商业机会。他的父亲点头赞许，为儿子帮他从女儿身上转移了注意力而感到欣慰。达金夫人整理收拾起桌面，一边对波弗里先生低声透露说，他可能根本就想不到，她自己像罗丝这般大的时候也很腼腆怕羞。

“我有信心我们能抓住这个机会，付诸实践。”杰森说，“明天我要写个计划书，看看我们能不能敲定这件事。”

波弗里夫人紧靠在情郎身上，喃喃自语：不，这怎么可以是最后一次。她伏在他的胸口呜咽抽泣，动情地大声吵嚷起来，说他们应该得到更好的结局。但阿扎姆先生只是摇头。他不是那种男人——那种男人愿意让一位已经为他生了孩子的妻子去经受痛苦折磨。“我们要保持各自的尊严，你和我都要顾及各自的体面，”他说，“我们得到的已经这么多了，这么多曾经的美好。”他穿起那件绿衬衫，用梳妆台上的一把梳子梳头，注意看脸上和颈间是否留有口红印迹。“我碰到过那学生一次。”他说，但作为他说话对象的那个女人已经转过身去面对墙壁。

“听起来大有希望啊，”达金先生夸奖杰森，“我要说，那肯定行得通的。”

达金夫人为在座的人又加了一轮咖啡。她说起一些人名，说当天下午她是如何偶然想到人们的名字也可能激发这些人去追求其名字所指涉的那种品质。她描述起她在罗丝那么大的时候认识的两个人，一个叫“普鲁登斯”，另一个叫“维里蒂” [39] 。“你还记得欧内斯特·卡拉沃吗？”她提示达金先生去想一下这个人，他回答说欧内斯特确实人如其名。苦苦的纯巧克力放在一只扁扁的红色小盒子中在桌上传递。罗丝不想吃，便将巧克力递给桌子对面的波弗里先生。

“谢谢你，罗丝。”

情郎的脚步落在了楼梯台阶上，然后传来楼下大门关上的声音；他走了。

“你们今天太盛情了，”波弗里先生说道，“请我来就已经很好了，还招待得这么周到。”

“希望您太太身体早日好转。”达金夫人表示关切。

“今晚没能来，她也很抱歉很遗憾。”

“以后还有机会的。我们多保持联系吧。”

“我们一直都很期待能见到您，”达金先生插话道，“您的到来让我们非常高兴。”

起身离去之前，这位老人显得犹豫不决。如果他没有这样做，罗丝兴许就不会哭出来。但波弗里先生犹豫了，罗丝于是哭了；哭声引得家里人大呼小叫，他们过来对罗丝问长问短，一边表示着惊诧莫名与尴尬，而波弗里先生则在那里手足无措地站着。罗丝为他默默忍受的屈辱煎熬而哭，为他不得不接受这次令人苦恼的晚宴邀约——这完全是因为她的母亲不知情，执意坚持约请，好心办了坏事——而哭。这次晚宴为另外两个人，为那个由于淫逸偷欢的罪责而最终面对墙壁自我忏悔的女人，为那个无法摆脱对妻子的责任、婚姻的束缚的男人，提供了最后一次幽会的黄金机遇——她为此而哭泣。她为那栋房屋中所留存的苟且妥协的生活方式而哭泣，再也没有学生或情人去那里；她为自己所曾亲历的偶然一瞥而哭泣，那一次与那位情郎的碰巧面对已经足以让她忍不住要泄密。她为自己的朋友而哭泣——为情感转淡时决意劈腿的卡罗琳，为易受不幸伤害的安吉拉，为浪漫多情、惯于付出的莉丝，为猜忌多疑的黛茜，而哭泣。她为母亲那善意笑声中尖锐刺耳、洋洋自得的粗俗和父亲的喜悦自足以及哥哥终于摸到了在商业上钻营的门道而哭泣。她为铺展在自己年轻生命中的未来前景而哭泣，为将来其他场合更多真相的意外发现、为未来潜在的不忠背叛而哭泣。

大票子

菲娜在码头上等候，看着那四个男人把船拖到卵石海滩上。她一直等着，看着他们将捕捞而得的收获从渔网中清理出来，看着他们检查渔网的破损情况。他们走到码头台阶的最高处靠近她站着的地方，然后各自分头散去；她走向约翰·迈克尔。

“你妈妈，”菲娜说，一边看着约翰——他大概猜到妈妈已经死了。“我表示同情，约翰，”她说，“我和你一样难过。”

他点点头，一言不发；她就知道他会这样。天气挺冷，两人一起走向他妈妈居住的那栋小屋时，天色也越来越暗了。灰色的云团在空中快速涌动，翻来卷去，预示着要下雨。他们现在可以远走高飞了，菲娜萌生这样的念头；他们可以为自己赢得一份新生活了。

“克莱利神父在那里。”她说。

“你有什么计划吗？”葬礼之后，约翰·迈克尔的舅舅问他。计划是有必要的：约翰还是婴儿的时候，他的父亲便在海上淹死了；约翰的母亲沦为寡妇，很自然就继承了那栋渔民小屋，直至在小屋中离世。按照他父亲在世时的想法——尤其是约翰本人也成为一名渔夫之后——他到时候自然也会有自己的一栋渔民小屋。但是，等一等，现在事情没这么简单：他是一帮渔夫中最年轻的，一帮较为年长的渔夫中唯一的小年轻。

“我要走。”他这样回答舅舅的提问。

菲娜听到他说了这个；这个回复像是明确了这一点：他之前只是迫不得已，必须等到母亲死后才能走。远走高飞是一个传统，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离开的时机多种多样，但离去的决定在付诸实践之前都经过长期酝酿和反复思虑。巴特·奎恩是留守渔村的人；他常遗憾地指向远方两块大石头——那是海湾中的小岛——背后水天相接的海平线，满脸的懊悔不迭。“去那边挣大票子！”他会这样说，接着列举出他那一代中离开故土去寻求财富的人：唐纳休和阿尔蒂·西涅，米格尔和弗林，还有大个子莱利和马特·克雷迪。也有其他人去了爱尔兰内陆或者跑到英国去的，但混得都没去到大洋那一边的人好。

“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约翰的舅舅又说了，“就是关于农场的考虑。”

“农场？”

“将来，等我自己也入土了。”

“那跟农场有什么关系？”

“我说的是农场要留下来。”

菲娜仍然在一旁听着，听出了舅舅话里没有直接说出的一个明确意思：农场将会被传给约翰·迈克尔，因为没有别的人可以继承这份产业。

“这些天我总是觉得累。”约翰的舅舅说道。他那老迈的眼睛有些充血红肿，五官也呈现出被岁月消耗磨损的样子——这证实了他所透露的身体状况。他两年之前丧偶；那场婚姻没能带来一儿半女，他只有孤身鳏居。

“你还有大把日子好过的。”约翰安慰他。

“那些田地我都弄不动啦。”

舅舅是在暗示约翰和菲娜现在已经可以住到农场上去了，收拾收拾那个地方、打理打理农田，让一切正常运转起来也不会有多大困难。农场位于内陆地区，远离大海；那里的风是温和的——在那里，没有飓风大浪，你不必心怀忧惧，担心狂暴的大海会剥夺你的一切；约翰和菲娜可以在那里安居乐业。舅舅已经步入老年，没有了雄心壮志；但他并非一个难以相处的人，在他余生的岁月中，他也不会成为一个负担。

“哎，舅舅，那不行的，你没问题。”约翰摇头；不管从哪方面看，他的拒绝都不是对舅舅的提议的感激或接纳。美国才是他和菲娜要去的地方，才是他们此前一直在谈论的未来梦想。那天晚上，约翰说他的盘缠钱已经存够了。

母亲在世时约翰·迈克尔无法实践的计划现在可以付诸实施了。他很快就要动身。五月份的时候，他会回来举办婚礼，并把菲娜一起带走。他并不清楚自己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但根据巴特·奎恩的说法，之前走掉的那些人原先也是除了打鱼就一无所知，所以这没关系。“小伙子，先别管这个，到了那里再说。”巴特建议道——这同样的建议他已经说了四十年。马特·克雷迪回到了老家，他也是走掉的那些人中唯一一个这么做的；他每天晚上在村里那间半是杂货店半是啤酒屋的小酒吧里花起大票子来眼都不眨，仿佛花的是毛票。“小家伙，看看这个。”巴特·奎恩向约翰展示装在他上衣内袋中的一张美元钞票。奎恩有个外甥女在特拉华州，是个修女；他的姐姐，也就是修女的妈妈，以前住在芝加哥，只是两年前已经去世了。奎恩经常懒洋洋地趴坐在菲娜家人经营的这间小酒馆的吧台上，大肚子把衣服绷得紧紧的；他的小眼睛因为酒喝得太多总是潮乎乎的，时刻要流出眼泪来。他动不动就拿出那张美元钞票给别人看，给所有人看。“我会送给你另外一张美钞的。”约翰经常这样对奎恩承诺；而菲娜听到他们说这些，总是在一旁咯咯直笑。

他们彼此很熟悉，曾经一起去上学，每天早上在海边码头那里等校车；当时渔村里的学龄儿童只有他们两个。菲娜的父亲对约翰即将展开的人生冒险很是焦虑，已经不止一次反对说约翰和菲娜还只是不谙世事的小孩子。“嗯，我倒是觉得约翰这孩子能站住脚的。”菲娜的母亲喜欢约翰；她站在未来女婿的这一边，给出了乐观预测。“我们欢迎他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的，那不也一样好吗？”约翰的母亲去世时，菲娜的父亲就已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菲娜把父亲的意见也传达给了约翰，不过她很清楚约翰不会考虑这个，不会考虑在这间半吊子的小店中消耗一生：天天忙于为老主顾斟上一品脱一大杯的啤酒或者检查货架上的杂货看看哪些东西已经卖光了需要补货。

“想都不用想，我们肯定要走的。”约翰自己的说法总是这样的。菲娜的两个哥哥也早就离开了渔村，一个去了都柏林，另一个去了英国。两兄弟中的任何一个本来都有权继承那间杂货店兼小酒馆，但他们对此都懒得理睬。

约翰和菲娜即将分离；有几天的傍晚，他们在薄暮微光中走在海滨，聊着两人都决意永远放弃的东西：大海和渔夫生活，或者一辈子困居于小酒馆中或他舅舅的农场上。那农场地处偏僻，离金纳德城镇还有十一英里的距离；那座城镇其实也只有一处小型市场、一家布匹服装店、五间小酒馆、一个五金工具店，还有一间“神明威力医疗中心”。根据约翰的说法，农场屋舍偏居一隅，建的时候都没有打根基。农庄的房子是石板瓦屋顶，墙刷成了白色，孤寂地兀立在农场上，四周的场院上只有两三间小棚屋，除此之外就是田地，一直铺展延伸到远处小山脚下；山体斜坡边也是大片泥沼地开始的地方。那座山没有名字，约翰说，也许有过名字但现在没人记得了。农场上没有哪扇场院大门是可以正常开关的；灌木围成的树篱间，哪里有空隙了，就用废弃的床架来挡一挡；那里的水喝起来有一股泥炭的味道。由于潮湿气重，农庄房间里到处都是霉斑。

“即使你把那地方收拾妥当了，”约翰说，“那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当然不是。”菲娜意志坚决地摇头，动作很大；她眼中闪闪发亮，对约翰表示确定和同意。“绝对不是。”她重复了一遍。

从体型样貌上来看，两人有点相似，都是偏于单薄细瘦的那种；约翰比菲娜高，但高不到一个头。两人都是黑头发，五官表情显得质朴谦恭，行为举止上也透露出这种气质。两人在一起时，看上去比各自单独出现时反倒要更柔弱，更易受伤害。

“菲娜，你想过这个没有？想清楚了没有？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了？”

她的手被握在他的手中，暖暖的；她感到他的手挺有力，虽然她也清楚那手的主人并不是特别强壮。从孩童时代开始，他们就互为陪伴，成了一对。两年前，也是在这同一处海滨，也是在某天傍晚的薄暮微光中，他们第一次互诉衷肠，说到了爱。

“我真希望能跟你一起走。”她如今说道。

“哦，那是肯定的，不用多久。”

他走了，显得相当突然。他们要分开二百零一天——菲娜已经数过了。她起初设想在最后一刻他会被拦下来，香侬机场的出入境管理员会拒绝让约翰登机，因为他没有美国的工作签证。但约翰说过他已经对此做好了准备，而且他必须准备好。你有时不得不耍点小花招，他说。

没有约翰的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的晚上，奎恩又谈起了发大财挣大钱；他的小眼睛从脸上红通通的肥肉之间斜斜地看着菲娜。只有詹姆西·奥康纳被拦下来过，他说，那是因为詹姆西有条腿废了。“别担心，姑娘。”奎恩这样安慰菲娜，接着便又开始讲起撞在海中礁石上的一艘纵帆船；那年他才五岁，看到十二个外国人的尸体被从帆船残骸那里冲到岸边，然后给埋了。“约翰·迈克尔留在这里能有什么呢？难道也要等着有一天被人从海上捞回来？当然不。有我万能的大票子护佑他，他难道还能有危险？”比起来过小酒馆的任何人，奎恩的话都要多。如果不谈论那些从渔村走出去闯天下的好汉，如果不讲述海上沉船的故事，他的话头就会是他童年时步行二十三英里去金纳德镇看到的基督圣体节，看完之后他还同样走二十三英里回到渔村；要么就是讲一位老神父过去是如何为他最喜欢的一支曲棍球队的球棒祷告祈福；要么就是说起多年前让利斯雷宅邸化为灰烬的那场大火。奎恩自己也是个渔夫，跟随捕捞船出海已经有五十多年了。有生以来，他从未穿过有衬衫式衣领的衣服，也未系过领带；他每周剃一次胡子，从来都没觉得有娶个老婆的必要；实在脏到不行时，他的衣服才洗一洗。无论奎恩跟你讲到什么话题，那个故事的大部分他之前肯定都已经跟你说过了。他那一辈中，很多人都远走高飞了，而他却留守乡里，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有板有眼地坚持说，当傍晚的阳光斜斜地挥洒下来，波士顿那长长直直的街道看上去就像梦幻奇景——似乎他曾身临其境。他还说如果你走进麦克戴德酒吧，将会看到陶罐里插着三叶草，墙上还挂着克里斯迪·雷恩 [40] 的照片。他还直接把他臆想中的事情当作事实来讲述，说唐纳休已经成了糖果大亨，死的时候将被装在顶盖上饰有绿色软衬布的棺材中送去墓地下葬；说阿尔蒂·西涅在堪萨斯州广袤的麦田间堆起高高的粮垛，也累积起大量的财富；说大个子莱利在旧金山警察局中升任高位，并最终成为统领全市警力的一把手。

“离家的那一刻起我便思念着你。”约翰在信中写道。这是他寄来的第一封信，说有很多的话要告诉菲娜，但这封信却写得相当简短。在走之前他说过，他不习惯于写信，但他会尽力多写信回来。“我现在跟一帮家伙一起做事。”三周之后他的来信中这样说道；菲娜读到这里，情不自禁地想到了黑帮流氓。她笑起来，仿佛约翰也在她身边，在跟着她一起笑。

村里上周来了一些游客，她在回信中写道：那是些意大利人。他们那天问玛丽·多琳会不会有新捕到的鱼卖。他们来到店里时，我们还以为他们是德国人，但他们说的是意大利语。他们说，第二天上午会回来买鱼，但后来根本就没来。巴特·奎恩跑去码头上等他们，想问问他们是不是从罗马来的。这里以前从没来过意大利人，他说，那次海难沉船时被冲到岸边来的是西班牙人。随后的几天上午，他也去码头那边了，但那些意大利人一直没回来。

约翰的回复直接关联了这一点，说他现在就是在跟一个意大利人一起干，但不知道那人的名字。干的是体力活，他写道。“姑娘，你得给他一点时间。”奎恩对菲娜建议道；但又有几周过去了，约翰新写来的信中也并未提到波士顿的街道或者堪萨斯的麦田。然后又有一封信寄来，叫菲娜暂时别给他写信了，因为将要有一段时间他不会有一个固定的地址可以收信。约翰说，再有固定的地址时会尽快告诉她。

就这样，菲娜与约翰开始中断了联系。约翰解释说，你能寄住在哪里就不得不先寄住在那里；如果租个地方，定时付房租，那就连一分钱也存不下来。菲娜对此并不是完全理解。她不明白一个人怎么可以不付房租而能在什么地方住下来，但现在再问已经太迟了。约翰不得不随遇而安，能有什么零碎活都只好先干着——这一点她当然能想象到的。如果那是目前唯一的出路，他也就不得不到处迁徙，换地方干活；如果他这样说了，那他的做法就肯定是对的。

十一月到来了，天气晴朗，但是很冷，每天的生活图景本身也没多大变化。菲娜在店里忙碌，在切片机旁将大块咸火腿切成薄肉片，计算那些账单的金额，将送到杂货店的货物拆包上架——有果酱、肉糜和罐装食品，有方便装的麦片粥和干货，还有粗大纸箱装着的、用于糕饼烘焙的各种原材料。每周二和周五，奥布莱恩店里运面包的小货车从金纳德送来面包；牛奶则是每隔一天送货，万一有延迟了——偶尔确实会这样——店里还备有长保质期的高温灭菌奶来应急。经验已经教会了这家人怎么去经营这桩杂货店兼小酒吧的生意：要订购什么货，什么时候和哪些东西应该在店里和小酒吧中都有现货库存。如果你不知道要干什么，你就会缺这个少那个的，生意会一筹莫展，菲娜的妈妈曾经这样告诫她。如果你一点预见性也没有，就可能会错误地购进一些货品，结果这些玩意放在货架上十年八年也无人问津；你也可能会发现有些东西卖起来很快，却没有备货了。母亲白天照管店面，晚上休息；那时客人们开始光顾小酒吧，菲娜的父亲就负责照料生意。母亲与菲娜的身材差不多，也是单薄柔弱的那种类型；她是位忙碌操劳的小个子女人，拥挤的杂货架上，哪个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她都有着清晰的概念。对于钱款数字，她心算起来非常快；她的眼镜用一根细链子系住两条镜腿，不戴的时候就挂在胸前。菲娜的父亲——菲娜在酒吧里给他打下手，正如白天在杂货店里协助母亲——身材高大，动作和思维都相对迟缓。他头发银灰色，总是穿着长袖衬衫，但袖子总是翻卷上去。去参加弥撒时，他会穿起黑色的西服套装，系上领带，别上领带夹，戴上一顶礼帽，不急不慢地走过村里的那段路。菲娜的母亲也会仔细打扮，穿戴上平时其他场合不会用到的外套和帽子。一家三口周日一起去做礼拜，其他的时候则各自去教堂，去找神父告解或者出席宗教团体活动。

没有固定住址的那段时间，约翰·迈克尔也停止了来信，菲娜便只有去寻求想象和回忆的慰藉。美国这个梦想世界，是她和约翰长期讨论、向往和好奇的一片新天地；巴特·奎恩那些信口道来的故事更是把美国说得天花乱坠。不过，奎恩的夸大其辞和随意假想现在被菲娜记得的那些地理常识取代了——那是当年上学时霍伦先生教的。霍伦老师打开美洲大陆的地图，从黑板上方挂下来；那平滑反光的美国版图上，不同的州用棕、绿和黄色间隔着呈现出来，五大湖区则是蓝色。钢铁产自明尼苏达、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这三个州，铀来自科罗拉多州，棉花和烟草则是南方的土产。

霍伦先生教鞭的尖头端以笔直的线条移动，一会儿是水平横向，一会儿又是上下纵向，指点着将内布拉斯加与南达科他州区分开，把俄勒冈与爱达荷州区分开。教鞭轻轻划出一个个州的区域，一边指明它们加入美利坚联邦的日期；教鞭沿着密西西比河移动，演示出其长长的流程；教鞭然后又指点着落基山脉。你听着老师的讲述，是因为不得不听；课堂沉闷单调，让你不禁想打哈欠，但你还得压抑着困倦情绪；你忘记了从法国手中购买的路易斯安那包括了哪些地方，但你完全不以为意。尾巴呈剪刀状的捕蝇鹟鸟是俄克拉荷马的州鸟，芍药是印第安纳的州花。唐纳休成为糖果大亨的地方是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

磨损破旧的教鞭所指点出的那些地理事实并不能构成具体可感的现实。巴特·奎恩那道听途说的二手信息也没能让菲娜满怀憧憬，但对约翰的蛊惑却是巨大的。不过，对两位年轻人来说，美国是活生生存在着的，就在菲娜家店里吧台上方高高悬挂着的电视屏幕上，也在约翰家厨房里的那台电视机屏幕上。约翰母亲在去世前的两年间，连上床都需要有人扶持，而菲娜一有空就会去照料老人家。安顿好老人，她和约翰就坐在厨房中，喝茶，吃一点粉色的“日本天皇”牌小饼干，看电视，但把声音调低了很多。他们一起看电视上的美国，听到美国的声音。美国的橄榄球运动明星们在全力作战，身穿鼓囊囊的衬垫防护服、戴着头盔的球员们看上去呆巴巴硬僵僵的。夜间的城市街道上，白色气雾在暖气隔栅的上方回旋升腾。那些帮派恶战中负伤的黑道混混们，在自己的地盘上张开手指扶着墙壁，双腿岔开，两眼中一片漠然的死寂。

在电视上看到门童迎接乘坐黄色出租车到来的客人，看到摩天大楼电梯中人们在快速地交谈，看到商店里圣诞购物季的欢庆场景，菲娜都挺喜欢的。她也喜欢看寂寞的司机在高速公路上长途行驶，车载电台上播放着音乐；车子然后开进路边的加油站，油站便利店的服务员在打苍蝇，忙得不亦乐乎。她还喜欢看在离旧时牧场很近的地方钻探石油的年轻人；这世上的一切都在变化，因为汩汩涌出的石油如今成了很关键的东西，而那位钻油郎最终成了风光无限、一时无双的超级富豪。还有大学宣传日的活动、感恩节、罗伯特·李将军——这些她都喜欢看。“你想去美国吧？”两人看电视时，约翰会小声问她，而菲娜每次总是点头，毫不犹豫地。

“我在一家洗衣房找到了工作。”仿佛过了很久，另一封信终于寄到了。听到信里说的新情况，巴特·奎恩摇晃着脑袋表示赞赏。洗衣行业可有大钱赚了，这是毋庸置疑的。总统的衬衫也要送去洗衣房；奎恩粗肥的身躯在吧台凳子上扭来扭去，大声惊叹说约翰·迈克尔·加拉格尔要负责清洗打理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衬衫了。“丫头，我要告诉你一声，你跟约翰·迈克尔·加拉格尔相好可算是交上大运啦！”

在回信中，菲娜把奎恩的话也说给约翰听了，还就此开了个玩笑，就像他们以前常做的那样。这封信写得挺长，将他们中断联系期间的那些鸡毛蒜皮都包括进去了：奥布莱恩面包店的小货车抛锚了；村里的渔船有四天都无法出海；马丁·肖尔的守灵夜，死者的寡妇跳起了舞。她猜想约翰现在是不是有了美国口音，就像奎恩说的那样——马特·克雷迪回到渔村后讲起话来像美国人。

一月份，菲娜收到了一张圣诞卡。两周之后又是一封信；这次信中有了个固定地址：河狸街2a号。那里的房间也足够大，可以住得下他们两个。“我把房间里外刷了一遍，”约翰写道，“还清洗了窗户。”从他离开起，九十一天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每一天似乎都拉长了，感觉过起来很慢。一周前，菲娜在金纳德挑选了做婚纱的面料。她在心里不断地对自己说，不用等很久了，第一次婚礼预告 [41] 很快就会在教堂门口公示出来。

提到房间的那封信寄到菲娜手上的那天，空气中有点砭肌入骨的寒意；她上午在海边散步，一边想着结婚公告，还想到了河狸街。她想象着一栋公寓楼的外墙边竖着之字形的消防求生通道；那是她在一部电影中看过的一种大大的金属步行梯构造，公寓房间的窗子打开，就能爬到这梯子上。她想象中的那栋公寓位于一个贫穷的街区，因为那是约翰暂时所能支付得起的住房；河狸街的人行道旁，瘦巴巴的细长树木在勉力生长。住在一个贫困街区，她并不会反对和不满；她知道他已经尽力而为了。

那天上午，海滨空无一人。渔船都已出海；她经过码头时，那里一只船也没有。她走过的地方，有新的贝壳嵌入了干净、潮湿的沙子当中——那是被海浪冲到沙滩上的；现在浪小了，轻柔地涌上来，拍击洗刷着这些贝壳。从前，渔村里有个故事是这样讲的，说有位女士一路走到了戈尔韦，为的是去追寻她爱着的那个男人。虽然随着每一天的过去，需要等待的时间也逐渐缩短，但菲娜对约翰的想念之情却越来越强烈——她现在理解了那个女人的举动。她慢吞吞地向着村庄走回去；在她的脑海中，约翰已经租下的那间房子鲜明生动地浮现出来，比她一路所见的任何东西都更清晰。

父亲喊她时她已经知道了是谁。她听到了电话铃响，铃声压倒了酒馆里嘈杂的人声；她也听出了父亲接电话时的惊讶语气：“嗯？天哪天哪！你情况到底怎么样啊？”她把刚刚斟满的杯子快速推到吧台对面的客人面前。“等一下，我这就喊菲娜来。”她听见父亲这样说道；等她接过听筒，约翰的声音随即出现在电话中。

“菲娜，你好。”

他的声音听起来并不遥远，只是感觉有些异样，因为两人在维持友情与爱情的这么多年来，还从来没有在电话上通过话。

“是你，约翰！”

“收到我的信了吗，菲娜？关于那个房间的？”

“昨天收到的。”

“菲娜，你还好吧？”

“哦，我没事，我很好。你呢，你自己呢？”他动身之前说过，不会打电话回来，她也表示同意：他挣的钱不该花在昂贵的电话费上。但是能听到他的声音，损失掉那些钱也完全值得。

“我也好，菲娜。”

“听到你说话真是太好了。”

“菲娜，听着，有件事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下。”他停顿了一秒或两秒。“五月份，菲娜，五月会有困难。”

“困难？”

“是说回来有困难。”

他又一次顿住了，然后在通话中不得不把说过的有些话再重复一遍，因为她有些转不过弯来。他打电话回来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他知道那听上去会比较复杂，但实际上并不很复杂：他五月份最好还是别回来结婚。因为像他这样费事跑这么远到了如今所在的地方，现在又开始干一份稳定一些的工作，那就不好随便停下，来来去去的就不容易了。他根本就不该在这样的状态下工作，他说。就像夜猫子那样 [42] ，他说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你明白了吗，菲娜？”

在电话放置的地方，店铺中这一块昏暗的区域，她点了点头。有培根的香味、黑啤酒和高度酒的味道从店里酒吧区的那一边飘过来。冷冻柜发出了响声，表明制冷装置开始周期性的运行，耗费着电能。“大厨汤品”，一张厂商配给销售代理点的广告招贴上印着这几个字；招贴离她很近，因此可以看清这几个字，那上面小字印出的其他信息便隐没于黑暗之中。

“如果去了你那边，我也不打算再回来了。”

在美国结婚也许会更好。如果她过去那边，而约翰还是在当地继续工作，那将会是更好的安排。他问她是否明白了时，她感觉自己仿佛是在跌跌撞撞地走，是在某种梦境中艰难蹒跚，同时又意识到她并未置身梦境；尽管如此，她还是说她明白了。

“我一直都在想你，约翰。我爱你。”

“我也一样。我们能想出办法的。只不过跟我们之前想到的有点不同。”

“不同？”

“以前你一直担心的是你会不会被拦住，被遣返回去。”

“那我们在美国结婚，约翰。”

“菲娜，我也想你。我也爱你。”

他们能想出办法的，他又说了一遍，然后传来话机挂上的咔嗒声。菲娜想象着他在什么地方，在一个什么样的房间里，还有，他现在是不是也像她一样，还站在电话机旁。两人通话的时候，曾经有别人的说话声从电话那头的背景音中传过来。那里现在应该是下午四点半，还是白天；她想知道他是不是在洗衣房上班，另外他是不是冒了一点风险，违规使用了店里的电话。

“约翰情况怎么样啊？”奎恩问道。他还是弓腰趴在吧台的一个角落处，那是他的老位置；屁股下的那张凳子，这么多年来都是他坐着，已经成为他专用的了。在酒吧昏黄的光线中，他脸上的表情模糊不清，就像那张“大厨”牌产品招贴画上的字一样无法辨识，不过菲娜能猜到是什么样子：他的小眼睛会由于兴奋而闪闪发亮——只因他“慧眼识人”，约翰·迈克尔·加拉格尔在千里迢迢之外已经摸到了成功的门道。

“丫头，他干得不错吧。对你们小两口来说，这不是很棒吗？”

紧靠酒馆门口的桌子上，打牌的人在玩二十一点。曾经和约翰一起打鱼的那些同伴都沉默不语，就像他们惯常表现的那样。菲娜的父亲在水池旁洗杯子。

“他不能回来结婚了。”菲娜对奎恩说。她向奎恩更靠近一点；因为他看来对美国有一定的了解，应该知道让约翰感到困扰焦灼的是什么，所以菲娜情不自禁地要向他征求意见。

“那是可以理解的。”奎恩说。

他将杯中的波特黑啤酒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顺着吧台那有着很多擦洗和磨损痕迹的台面朝菲娜这边推移过来。菲娜在杯中斟好酒，又将奎恩数出来买酒的零碎硬币扒拉到手上，放进钱柜收好。

“事情从来不会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容易。”奎恩又说道。

从年代久远的大饥荒到现在，从第一次大规模的逃难出走、背井离乡开始，运气就始终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过去装着人们远航外地的船甚至被叫作棺材船。命运中是有好的一面，但同时常常也伴随着不幸、绝望和失败。

“从来都没那么容易的，姑娘，也永远不会那么容易。”

“他们会接受退货吗？”菲娜的母亲考虑的是婚纱面料。布料几乎还原封未动，只是有大概一码的地方被她剪过，裁出来的是胳膊的位置。斯考利的布匹服装店里不会全额退款的，因为那块面料剩下的部分只能被当作零头布去卖。像斯考利这样的人，你别指望能退回全款，但她们家与约翰这里还是有可能另行安排，以弥补这次婚期推迟造成的不便。听说约翰不能回来完婚时，菲娜的母亲先是坐在那里不动，有一会儿都一言不发，然后长吁短叹了几声便又振作起来——她的为人处事就是这种风格。她先是假定不用退货，还是把这件婚纱做好，因为菲娜跟约翰在美国结婚时也需要礼服，就可以穿这件。但菲娜跟她说今后的婚礼不会是那样的了。

“前一阵子，对非法移民有过一次大赦。”菲娜的父亲说道。他回想起一个数字，纽约大约是有十二万的爱尔兰裔非正规移民获得了身份。但下一次再有大赦，估计要等一段时间了。“菲娜，如今待在那边会容易些了。”他向女儿建议道，但并未就此进行详细探讨。“约翰会干出一点名堂来的。”菲娜的母亲依然抱有信心。

十天之后，约翰又打来电话。他已经进一步考虑过了，他说。听着他讲的当儿，菲娜意识到他说的不仅仅是不能回来完婚这件事。

“你不要我了？”她问，同时还想着多加上一两句，问他是不是已经改变主意，不想让她过去了；但她说出口的就只有前面这个简短疑问，后面的没说。约翰让她不要乱想。他只是疑惑这一切对他们来说是不是有点难以承受，因为未来还有那么多的不确定，他们暂时能过上的只是不受人待见的卑微生活；他恐怕这样会让一个新婚妻子太委屈，会受不了。对一个独自闯荡的年轻单身汉来说，这一切倒是不算什么，他可以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先干着，有麻烦了就赶紧换个地儿。如果她现在也在那里，跟他在一起，就能明白他说的意思。菲娜当然也想象过这个，但想到的是与约翰在那个房间里——窗户擦洗得干干净净，墙壁新近粉刷过，一切就绪，只等着她去。

“我打算回来。”约翰说。

“但你说了——”

“我干脆回来算了。回来之后我们就还待在老地方。”

她无法说出什么话来。她试图对电话那头做出回应，但嘴里的那些语词还没说出来就一下子都混乱模糊了。约翰又说道：

“我爱你，菲娜。这才是紧要的事，我们两个彼此相爱才最重要，不是吗？”

是这样，她表示认同。当然是这样。

“我会去查一下看雇佣期是到什么时候为止。”

他们接着相互说了声再见。这一定让她觉得很是意外，他说，他表示抱歉。但那样会更好，没有别的做法会更好。他再次说了他爱她，然后线路那头就没声音了。

老地方应该是指他舅舅的农场。她猜测是这样，尽管电话里没说。他们会一起整理那个地方；舅舅将跟他们住在一起，直到终老去世。约翰情愿去那里，而不会继续去捕鱼；跟守着杂货店兼酒吧的生意相比，他大概更愿意去当农夫。

“也有少数人出去又回来了，那也没什么。”巴特·奎恩又开口了；他一直听着电话这头菲娜的言语反应。

菲娜只是点点头，什么都没说；就在那同一周，她去了农场。她搭乘的是去金纳德的班车，在最靠近农场的地方下车，步行走过剩下的两英里路。从小路上拐进场院时，牧羊犬在一旁对着她吠叫；但约翰的舅舅并未搭理狗叫声，好像有什么人来都跟他全无关系；对于农场访客，他似乎连看一眼的好奇心都久已不存。卵石铺的地面上，缝隙之间长满了草；一只孤零零的母鸡在一小堆粪肥边缘啄食。

“我来看看您过得可好。”菲娜走进厨房后说道。那张被农场四季风霜击溃了的、憔悴苍老的面孔这时才抬起来望向她；舅舅此前在埋头细读一份《我们的爱尔兰》家庭周刊。煮好的熟土豆三三两两地散放在一张报纸上，那些已经吃掉的，剥下的皮被堆在一起；还有些青豆剩着，装在一只敞口罐头里。上面放有一副刀叉的盘子被推到了桌子一侧。

“菲娜，你坐，”老人邀请道，“你稍等下，我去弄杯茶。”

他将一只水壶装上半壶水，放到双位电炉灶的一个火力环圈上去烧；这时，生命热力看似回到了他身上。他用勺子撮了茶叶放进一把未加热的茶壶，拿出茶杯与杯托，又从一个挤鲜奶后直接储存的罐子中倒好牛奶。他请菲娜吃点面包，但菲娜摇头了。他然后从餐具柜内嵌的一个冷藏箱中拿出剩余的一点牛油。

“约翰·迈克尔走了吧。”他说。

“是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他安顿下来了。”

“他没有合法的工作许可文件。”菲娜说。

老人将牛油抹上一片面包，又在上面洒上糖；她在一旁看着。把这间厨房整理到位，并不需要花多长的时间。重新粉刷脏兮兮的天花板，把地板上的油毡布地毯揭掉烧了，清洗所有的杯盘刀叉，将木桌面上的油脂污垢擦洗清理掉，更换和修理装在墙壁内藏水管上的水龙头，将又脏又破的扶手椅换成新的，这一切都不会耗用多长的时间。

“你以前可没来过这里。”老人说着，一边领着她上楼去看卧室。几间卧室的潮气都挺大，每张床对面的墙上都挂着一幅圣母像。一只被冷落和遗忘的猫从面前猛地窜过，蹲在窗台边虎视眈眈，一边发出咝咝的示威声。电灯线从向下坍陷的吊顶上歪歪扭扭地垂挂下来；花卉图案的墙纸褪色了，上面是斑驳的灰色霉点。楼下外墙边，常春藤爬满了玻璃窗格。

可以找台挖掘机把那些石头挖走，粗略查看外面的田地时，菲娜想到。有台挖掘机，半天也就差不多了。约翰的舅舅说，如果他们觉得这里可以考虑，那他欢迎他们来。等婚礼办好了，他说，等他们所有事都处理妥当，就可以来农庄，重振旗鼓。

“如今人们远离家乡的理由跟以前不同喽，”奎恩在小酒馆中说道，“你可以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啦。”

现在你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做出一个选择了。这个国家的情况如今还不错，你可以留在本地继续生活，你也可以离开，远走他乡。跟老早以前已经完全不是一码事了；那时候你根本没有什么选择。

“是这样吧。”菲娜回应道。

“我去农场那里看了，”她写道，“我们要把那地方收拾好，让农场正常运转起来，也并非是办不到的事。你舅舅也不会带来什么负担。”她妈妈还是把那件婚纱做好了。菲娜想象着约翰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在门口，提着一只红色的行李箱走进来；那箱子是他们在金纳德一起买的。他们当时也买好了菲娜要用的行李箱，同样的颜色，同样的大小。她想象着跟他一起来到镇上，去到斯考利的店里，对斯考利解释说菲娜的那个行李箱用不到了，要退掉。处理这样的事，约翰会比她做得好一些。

菲娜的情绪感受让她觉得困惑迷乱。她还保留着一份希望，想着电话会突然响起来，约翰会在电话里说现在一切都搞定了，他设法弄到了一张工作许可证，雇用他的那位老板也为他作证推荐了，又将会有一次对非法移民的大赦。不过，过不了多久，她又会改变想法，那份期待也就完全消失了。约翰·迈克尔会走进家门，她见到他会感到有所顾虑和不适应，而这是她从未有过的经验。她设想自己住到了那座农场上——就像她曾想象自己待在约翰所描述过的那个房间里一样——田野中的一片寂静代替了美国街道上的嘈杂噪音和快速开过的黄色出租车。她不禁自问她是不是还爱着约翰，然后随即又告诉自己别犯傻。约翰说彼此相爱才是最关键的，他说得没错。但是，过一会儿，困惑迷茫的心绪又卷土重来。

没有电话打过来。“等我回来我们会把事情理清头绪，”新收到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婚礼之前我们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结婚预告早已公开张贴出去了。杂货店兼酒馆到时会歇业一天。已经邀请亲友们当天来家中参加欢庆。如果有号码，她就自己打电话过去，菲娜想道，不过不会对约翰说她的情绪感受，一点也不会说。有一天半夜，她从睡梦中醒来，感到惶恐害怕。一片黑暗之中，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并不爱约翰。

“非常对不起，我可能会把所有事情都搞砸，”估算着在他动身回来之前还勉强有一点时间可以收到信，菲娜写道，“约翰，这件事在我心中放不下。”独自走在海滨，她已经想好了用这番措辞来跟约翰坦白。五天之后，离他预定回来的日期还有两天，约翰打来了电话。已经收到她的信了，他说，接着又说他爱她。

“我一直都会爱你，菲娜。”

他已经明白出了什么问题——她从他的声音中能听出来。他的领悟力很强，总是能很快理解，对她的情绪总是能及时感受到；即便是在一封信里，即便是在长途电话的通话中，他所能觉察到的总是比她对自己的了解更多。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说。

“你不能确定自己的选择。”

她想说不是这么回事，她实际上也张口了，但她结结巴巴，犹豫不决，难以启齿。她想哭。

“菲娜，你只有听从你自己内心的引导了。你对结婚的事还拿不定主意。”

她把在信里写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她把他的人生计划给毁了。“要是等你回来再说，那就更是错上加错了。”

“最好还是等我回来再决定吧，”他说，“已经没两天要等了。”

“我不要你来。”

“菲娜，你不爱我了？”

见她没回答，他又问了一遍。

“我不知道。”她说。

约翰·迈克尔没回来。对菲娜来说，婚礼预订日期之后那空落落的几周，痛苦的情绪一直徘徊不去，然后又延续了一整个夏天。清凉的九月给人带来慰藉，三十天都是高爽的蔚蓝晴空；日子温柔无声地流淌而过，而白昼也逐渐变短了。到了十月，离约翰母亲去世已经过去了一整年。月底的时候，约翰那原已日渐稀松的来信干脆就彻底终止了。

“我想说，将来的某一天他会回来，会走进这个房间的。”有一天晚上，巴特·奎恩说道；他这天喝的已经超出了他允许自己所喝的份量。他目光迷蒙地斜看着菲娜，又加上一句：“丫头，你手脚麻利的灵巧劲头到哪里去啦？今天怎么这样倒啤酒啊？”——这么说着的时候，仿佛他对约翰的评论与对菲娜的意见是彼此关联、互为一体的。

“哦，没事，我会稳当一点的。”

奎恩是对的。非常有可能，将来的某一天，约翰发了财，他会回来的，会四处看看，见见亲朋故旧。

“哪次大赦之后，他拿到身份了就会回来，”奎恩边说边一扭身从吧凳上下来，在即将离开的一群客人中带头走出小酒馆，“再见啦姑娘，晚安。”

斟起啤酒来她现在是比父亲还熟练了，尽管父亲干这个比她要久。倒酒时，她的手更稳了，好在还并未变得粗糙生硬。她通情达理，在年轻人中算是细致周到的了，当约翰没能回来，这桩婚事告吹的事实众所周知之后，她曾听到自己的母亲这样说过。

“晚安，菲娜。”在离去之前，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跟她打招呼。最后一个人走掉之后，她拴上了大门，催父亲早点上楼去睡觉休息。她整理那些酒杯，把烟灰缸里烟头之类的倒进垃圾桶。她想到人们，奎恩，还有曾经和约翰一起打鱼的那些人，以及她的父母，是不是为她感到遗憾惋惜。他们是否觉得她被困在了这里，困在了一群中老年人中，被机缘造化的无情浪潮甩在这里搁浅了？他们是否认为她误解了那份爱情的本质，因而落得个形单影只？

他们不可能知道，她意识到自己现在反倒比跟约翰在一起时更少些孤独感。过去多年来的相随相伴，计划好的未来，两人之间的热烈爱恋和拥抱，在回忆中更觉尖锐和深切，而内心那懊恼的刺痛便是来自这份辛酸而鲜明的记忆。给两人的爱情憧憬带来活力生机的是那个美国梦，是美国让她和他分享与丰富了彼此的快乐。当他如愿挣了大钱，如果衣锦还乡的话，他应该也会同意她的看法的。他们将会再次一起走在海滨，谁也不会去说起爱情的脆弱与盲目，也不会提起当年她和他正年轻时，在最后关头得以避免的那场情感灾难。

在街头

阔步街的一间餐厅。阿瑟斯点了小牛肝配青豆和土豆泥。菜上来时，牛肝尝起来味道不好，一层油脂已经开始凝结在肉汁的上面；土豆没能把那块地方的肉汁给吸收掉。鲜绿的青豆倒还多少说得过去。

他五十五六岁左右，黑头发，脸型瘦削，有点枯干憔悴，一副独居鳏夫的样貌，恰好与他那瘦长的体型相配；已经磨损毛边的白袖口这里，突出来的是两只瘦骨嶙峋的手腕。他上身里面穿了黑背心，下身一条黑裤子——这样的衣着打扮，外加一件平整服帖的白色短上装，是一个早餐侍应生的必备行头。

“你要不要来壶茶配着那个吃？”给他上菜的那位年老妇人询问道。问这个时，她特地走回到他的桌子旁；这时是下午，他是店里唯一的客人。

阿瑟斯回说要。这位妇人不是个像样的服务员，连正规的制服都没有，只用一件印着大花图案的罩衫裹在身上，在腰和肚子这里绷得紧紧的。几乎快七十了吧，他如此估测，这样年龄的老妇人应该是坐在什么地方的壁炉旁悠闲烤火的，热量让她大腿的肥肉间显出一圈圈深红的褶痕。他能感觉到她内心的疲惫和体能的衰竭，于是琢磨着如果试着跟她开始一段对话，她会不会说起这个，说起她的疲乏与倦怠。

“就快下班了吧？”她拿茶来时他开口道，听起来就像他对她很了解似的；他的语气仿佛暗示他们关系不一般，曾经有过一段过去——从未有过的一段过去。

“我三点半就走。”

“今晚待在家里，是不是？”

“嗯？”她看着阿瑟斯，疲倦的目光中透出一点类似警觉的意思。她的头发染成了浅黄色，脖颈间堆积着鼓凸的赘肉。是个寡居的老妇人，他设想。

“预计今晚我会待在家里，”他说，“如果你觉得闷了，无聊了，那就可以考虑。”

那妇人没有应答。他想着她这天的工作结束后是不是要跟踪她。现在已经是三点二十，到三点半的时候他也就吃完可以走了。他掰开跟茶一起送来的一块果酱夹心饼干。从童年起，他就经常在街头跟踪陌生人，探明他们家在哪里，并且记下这些人的住址，再写上三两个细节；这些信息有助于他回想起这个具体的人。如今，这一强迫性冲动有时候依旧让他无法抗拒，不过，他自己清楚，今天不会这样了。

“当然了，可以看看电视，”他继续说道，“如果你感觉没多大兴致。”

“这些扯淡废话现在没意思了。”那妇人回道；这是她愿意给出的唯一评价。

“那可以让你早点入睡，不是吗？”

老妇人的眼中再次闪现出不安和焦躁。她用舌尖舔了舔下嘴唇，然后拿手帕将舌头在唇边留下的一点口水擦掉。一句话也没说，她脚步笨重地走开了。

她拿来了账单，一共是一镑多点，零头部分只是几个便士；忙碌的午餐高峰期过后，这里的菜会便宜卖。他之前就知道会便宜点的——阿瑟斯这样提醒自己。

沃克里先生走进来，说不用开始做下一批货，否则发货间那里就塞满了。谢丽尔于是关掉了机器。她看到沃克里先生瞄了一眼挂钟，在他的便签本上记下了时间。提早一刻钟结束工作，每周末计算工时时，沃克里当然要把这个扣除掉。

沃克里夫妇做的是小生意，风景卡片的零售供货，三年前在地下室里开始经营。谢丽尔的职责就是操作机器，用强力塑料将六张不同的卡片封装成一组，每组当中还包括一张封面卡片，以缩微图的形式展示出六张卡片上的风景。这是一份兼职性质的零时工作，每周三天，每天只干两小时。除此之外，她上午还在“惠买购”超市收银，晚上还做办公室清洁。

沃克里夫妇没再雇用其他人：沃克里太太负责接单和客户服务，将送货地址写在标签上贴好，还包办业务通信与信息沟通；沃克里先生则将封装好的卡片装进纸板箱，开着一台车厢上印着“WPW贺卡”的小货车去送货。所谓的发货间也是沃克里夫妇晚上看电视的地方，两口子的晚餐就放在两只托盘中在电视前打发掉；周围的墙边都堆着一摞摞的卡片，那是他们营生行当的见证。

“周四见。”谢丽尔走之前说道。沃克里太太回了一声，但看不到她人在哪里。沃克里先生则含糊地嘟囔了一下，因为他嘴里正衔着一支圆珠笔。“谢谢了。”谢丽尔又说道；这是她每次离开地下室时都说的话。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说，只是莫名地觉得这一表达感激之情的词要比只说“再见”两个字能更为圆满地结束这两个钟头的零工。

她用力地关上门，身后随之传出砰的一声闷响。她顺着台阶往上走，来到了街道上。她是个瘦瘦的小个子，头发有些灰白了，眼角和唇边也出现了不少的皱纹。她曾是个美人，如今虽已五十有一，但面容上依旧保留了不少痕迹，让人可以看到她年轻时的漂亮容颜。她穿着一件酱紫色的旧外套——以前刚买下来时她挺满意的，但现在不喜欢了——样子显得有点寒酸。脚上的高跟鞋有些不舒服，但她在街上走得挺快，好像很匆忙。并没有理由需要这么匆忙。她也知道没理由，但她仍旧匆匆向前；她走路的样子看上去就挺匆忙。

“你情况还好吗？”声音从她身后传来。这声问候来自她曾经嫁过的那个男人；她从那以后一直认为这人是她生活中的一个错误。每次他突然出现在街上她的近旁时，总是这样的一句问话。她转过身来。

“你是想要什么东西？”她厉声说道，而他随即便走开了，因为她的语调带有攻击性，明显让他不悦。她知道结果就会是这样，因为同样的事情此前也经常发生。她从未向他透露过她在沃克里家上班的时间，但他却一清二楚。他还知道她在哪里做清洁，也知道她在哪家“惠买购”连锁店收银。她和他的婚姻只维系了五个月，然后她就收拾起自己的东西离开了，同时还放弃了在伍尔沃斯百货公司一家分店的全职工作——她认为搬到另外一个城区去会更好。

她站在他刚才遭冷脸后走开的地方，看着他走向远处，直到他转过一个街角后身影消失。“我想我们不该结婚的。”她曾经对他说过；这多多少少也是达芙在他们结婚之后反复多次说过的意见。达芙是她在伍尔沃斯上班时同柜台的工友；她并未向达芙承认过她的这次婚姻不对头，而且也不想透露什么，但达芙已经自行给出了这样冷静无情的判断。

站在人行道上，她意识到自己挡住了两位老妇人前行的道路。“对不起。”她赶紧道歉；两位老妇人回说没关系。

她继续往前走，比之前走的速度慢了很多。结婚时，她已经搬到了楼上一层他的两居室中；厨房与洗澡间开始了正常使用，为了对两人生活中的这一变化表示重视，他把房间重新粉刷了一遍，地板上破旧的油毡布也换成了地毯。她离开时，墙上的油漆还是崭新的，地毯也干干净净，还没沾上任何污渍脏物；她都还没在任何场合下有意识地自称过阿瑟斯太太。

虽然是不喝酒的人，那天下午稍晚些时，阿瑟斯还是走进了一家酒吧。跟刚才吃午饭的那间小餐馆一样，这个酒吧也是他第一次进来：他喜欢新地方。

他要了一杯啤酒，然后拿着杯子坐到了角落的一个位置上。酒吧大堂中几乎空无一人，老虎机关掉了电源，静静蹲伏在一旁，店里的音乐也停掉了。这个地方飘荡着一股败落凄凉的味道；即便有灯光，那光照也是惨淡的，无法驱散其中的幽暗与沮丧氛围。吧台前的高凳上，两个孤独的男人郁郁寡欢地坐着，没有说话。身穿长袖衬衫的酒保在翻看着一份《星报》。

阿瑟斯在小餐馆里提到的无聊烦闷之感此刻完全控制了他，感觉几乎就像是感染了某种强大的病毒，在他身上聚集和纠缠，导致一种病态的稍微发热的症状。他呷了一口啤酒，一边疑惑自己为什么来这里，疑惑自己为何要跑到这里浪费金钱。以前这么无聊时，他会去看一次比赛，温布尔顿或者白城 [43] 的一场灰狗猎犬比赛。在人群中，可以让他的心思聚焦于另外的事情，他便能够摆脱掉那种郁闷情绪。或者他也可以去跟一个妓女调笑一番，以此来甩掉这种无聊感。但也不是说跟个年轻妓女说笑就会有多好，实际上可能并不比跟那个年老的女招待说话更好。他闭上眼睛，仿佛受了强迫似的又回想起那失望的一幕：他所想表示的只是善意的问候，而她却质问他是不是想要什么。他们原本可以在哪里坐下来谈谈的，比如在公园的长凳上，花坛里刚刚开始有了点姹紫嫣红的意思，水禽在湖面上自在浮游。她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她知道他已经去过那里，就在今天，最终还是去了。短暂的相遇中，她已经猜到了。

有客人开始进入这间酒吧，又是一个孤寂的男人，接着还有成对进来的。阿瑟斯观察着他们，识别出那些他一见之下就讨厌的人。他琢磨着是不是要打电话到马斯汀酒店去，说他早上不能去上班了。是肠胃不舒服，他打算提出这么个借口。但多出来的那几个小时将显得漫长而沉闷，难以打发，因为他还是会在清晨五点二十就醒来——这已经变成他的固定习惯。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替代他走去地铁站的那段路，以及地铁上的旅程本身，还有出站之后到酒店之间要走的那最后一点距离；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替代他在酒店餐厅当班的那三个半小时，要直到上午十点半，他才可以脱下那白色的短上衣制服挂起来，再解开那黑色的领结收好。他在马斯汀上班的工时已经减少了，因此他仅仅作为早餐侍应生的收入不够维持他的生活，但他有别的方法来补贴日常开支。从童年起，他就已开始小偷小摸。

他坐的地方靠近吧台，吧台的对面，有一台电话；那里也是通往女卫生间的入口，有帘子垂挂着，话机被半挡住了。注意到电话，他又一次有了打电话的念头。但在马斯汀的前台，不管是谁接听电话，估计都只会嘟囔着含糊其辞，然后说等到明早看他情况怎样了再说。他和前台的通话将会是无效的，他要那人传达给餐厅的任何信息很可能转眼就被遗忘；如果他到时不出现在餐厅，就会受到埋怨和责难，哪怕他已经按要求把该做的都做了。餐厅的事没一件是值得做的。

她为什么像那样对他说话？她的声音为什么那么尖利刺耳，还质问他是不是想要什么？他从未向她要过钱，一次都没有过，但她说话的样子会让你以为他一直在提出这样的暗示。酒吧里的音乐开始了，声音调得挺低，但依旧吵闹，因为那音乐本身就是那样的，更多是一种噪音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最新进来的两个人也很吵闹，他们的说笑完全可以放小点声的；两人还都戴着深色太阳镜，虽然这一整天都没有阳光照耀。他想对她说的是他们也许可以去一间小餐馆谈几分钟。只要耽误她十分钟时间就可以了，仅此而已。

阿瑟斯盯着他还没喝完的啤酒，看着杯中的泡沫逐渐化为乌有。她所能唤起他共鸣的，是她身上那种深刻的洞察和理解力；这对一个谈不上多聪明的女人来说令人惊讶。他和她第一次在楼梯上讲话的那天——当时他正好从她旁边经过——他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要么进来喝杯茶什么的吧？”她在门口表示客套，钥匙已经插进了锁孔里。进了她的房间后，他说喝茶就行，要两块方糖。他对她讲了马斯汀餐厅里午餐时客人挑剔的事情，因为聊到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她说她不懂他干吗看上去那么不安，接着又说谁都可能有这样的反应的，因为担心会有糟糕甚至可怕的事发生。他复述了客人说的那些话，又讲他如何不得不站在那里听着那些抱怨，那个男的又如何要求经理来解决问题，以及西蒙尼先生到了之后，那个男的又如何说什么“有劳您的大驾，我们真的很抱歉”。西蒙尼先生伸出了手，但那一对男女拒绝握手。

阿瑟斯琢磨了一会儿，想着那第一次交谈或者后来，他是否把这一点也告诉了她：客人对西蒙尼先生伸出的手视而不见。他不记得说过这个。那个男的打着有圆点图案的领结，是红底白点，穿着白细条纹的深底色衬衫。胡椒被弄到她的意大利烩饭上了，那女的咕哝着投诉说，语气听上去傲慢冷漠；咖啡也是冷的。“嗯，这样吧，咖啡直接免费。”西蒙尼先生立即做出反馈。这顿午餐本来是精心安排的，有着特别的意义，那男的说。而那女的则说这次午餐经历让她感到痛苦，然后将手中抓着的餐巾布甩在桌面上。他们随后就一走了之，完全不知道在身后留下了什么。“从此以后你只负责早餐的服务，”西蒙尼先生低声说道，一边双脚拖地后退着离开餐厅，一边向其他桌上无声旁观的客人鞠躬致歉，“你愿意做就做。”那女人扔下的餐巾布下面有一页信纸，信写了一半便放弃了；信上列有一份购物清单，货品项目是用铅笔写在页面剩余的空间。尊敬的先生，我在你们那里购买的一个电暖器是坏的，这句话被整个划了条波浪线；同样的笔迹还在信中写了个日期，信纸的最上端有一处地址，是用蓝颜色浮凸压印出来的。

阿瑟斯把手伸进衣服内侧的一个口袋中，拿出了这同一张信纸；现在这页信纸已经被对折过两次，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大小。纸张的边缘处磨损起毛了，页角也折卷起来，上面还有些污渍，有一个对折处都开始沿着折痕断开了。担心会进一步损坏这页信纸，他没有把它展开来。只要在拇指与食指间拈着这张纸，只要那么一会儿，就足以让他明了这是什么东西，一个他知道它意味着什么的东西；他也因此一直保存着它。一年前，他走进一间“印快可 [44] ”店面，将这张信纸复印了两份；他担心说不定哪天那份原件会莫名其妙就不见了：他不确信，从来就不确信，那件事在某个时刻一定会到来，或者那件事实施的进程当中会发生什么。他在心里记住了那个地址，甚至是在睡眠中，在梦中都记住了；但谁能保证记忆不会有任何问题呢？当然了，现在这已经无关紧要了。

他将那张折叠着的信纸放回口袋，接着站起身。她七点结束办公室的清理打扫，十分钟后会再次回到街道上。现在是六点差五分，他又多坐了一会儿，想着她的事情。那天她请他进房间坐坐之前，他注意到她在楼里进进出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们经常在楼梯上擦肩而过；他自己的两居室——因为长久缺乏修整，显得尤为破败，所以租金比楼里其他的房间更便宜一些——就在她房间的楼上。从她搬进这栋楼开始，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他都不知道她是个寡妇，以为她只是一直单身。后来认识了才了解到她结过婚；她死去的丈夫显然曾是一位地铁售票员。

剩下的啤酒他不喝了，将杯子推到桌上远一点的地方，以防他穿长外套时酒杯被衣袖甩到。与他的裤子和背心套装一样，外套也是黑色的。他慢慢地扣上外套的纽扣，穿过酒吧大堂，走到了外面；熹微的暮色正逐渐暗沉下去。那张折叠起来的信纸已经不用保存了，不再需要了，但即便如此，他知道自己还是不能把它撕掉。还是要留着，这个也要告诉她：那份购物清单将永远都是一个纪念品。

与前夫的这次遭遇并未让谢丽尔感到特别的不安：对于他的突然出现，她早已经见惯不惊了。倒干净了废纸篓，收拾掉那些塑料杯，拉开吸尘器上长长的电线线卷，开始清理地板，她这时又一次责备起自己来。她犯了个愚蠢的错误。她猜想自己是因为孤独，是因为思念死亡从自己身边剥夺而去的夫妻生活，才会对那个男人另眼相看；说愿意，答应嫁给他，那时也觉得挺自然。在婚姻登记处，达芙充当了见证人，同时参与见证的还有一个他们从街头随便拉来的男人。登记之后，他们与达芙一起坐在“女王步兵团”酒吧店堂后区的一张桌子旁消磨时间，等着住在同一栋楼的几位邻居到来，然后一群人去到“布鲁斯大拼盘”餐厅；餐厅就在保诚[保险集团]办公室的楼上。人们不断地叫她，称她为阿瑟斯太太，每次举杯敬酒时都拿这个新身份来起哄打趣。但他一直都很安静，沉默不语，直到她听到他对达芙说起午餐时的客人投诉事件，而达芙每隔几分钟——多喝了三五杯之后她立马变得直言不讳、口无遮拦——就说一句像那样的人根本就该死，不配活着。“你听到了吧？”他事后说道，“听到你朋友怎么说的吧？”

那时候，这看上去再正常不过了，他对另外一个人说起在餐厅遭投诉的事，反反复复、喋喋不休地说起那次可恶的午餐经历，因为羞辱的创痛需要慢慢愈合。她也曾劝他离开马斯汀酒店，去一间餐馆或者另一家酒店找份工作，但他却无论如何也不肯，忍辱负重、不动声色地坚持说做个低微的早餐侍应生是他眼前所愿意继续下去的状态。她无法理解他的想法，但还是接受了这个现实。嫁给一个人，你就得接纳他的那些条条框框或者习性；总有一天，他会完全走出那次创痛的阴影。

但这第二次婚姻的洞房之夜，她原本已打算好照单接收的他的那套习性突然间显得更为复杂古怪了。从“女王步兵团”和“布鲁斯大拼盘”庆贺回来之后，她那才有了半天名分的丈夫却不想同床共枕。他说那几乎不值得再费事了，因为这一夜很快就过去了，早上五点之后他就得起床。但他那样说的时候才十一点都不到。

谢丽尔拖着吸尘器清洁办公室的地面，一边回想起他做出上面这一解释时那波澜不惊、心安理得的声音；猝不及防地，那种就事论事的平静语气让她觉得如陷冰窟。她记得自己打开了那只有一根加热片的取暖器——是她从她那已经不复占有的租住房间中拿到楼上来的。她记得自己躺在那里，难以入睡，猜想着卧室中的一团漆黑是否会让他最终靠到她身边来，疑惑着他根本上就是那样一种人，而不仅仅是她以前曾听闻过的像那样一种人而已。结果什么也没发生，除了在她脑海中发生的一切；她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她继续打扫，将吸尘器吸嘴伸到房间角落和桌子下面，所有那些思绪再一次卷土重来，就像她经常遭遇到的一样——在街上，她的这位前夫又一次试图进入她的生活。在他们刚开始认识和相互了解的那段时间，他看上去并无多大异样，只是一个曾经受过命运伤害的男人罢了。她对他讲自己童年时的事情，讲她的婚姻，还有丧偶守寡所带来的打击。他则对她说起他总是感到自己遭到莫名指责，还不得不忍气吞声——这种日常倾诉在那次令他耿耿于怀的午餐投诉事件中达到了顶点。轻微的责怪、非难、种种责备以不同的形式影响到了他——她确信如此——而且比它们本应该带来的影响更大：从一开始，当他把内心那日积月累的痛苦的每个细小变化都透露给她时，她便看出了这一点。后来，她跟他还在一起时，他内心的痛苦看似缓解减弱，而她竟也相信了会如此变化。但在她还未收拾起自己的个人物品离开他之前，达芙便已经说了：“你那个男人是神经病。”

谢丽尔关掉了吸尘器，将拖着的电线绕圈整理归位。她把之前打扫时挪到一边的椅子又搬回原位，整齐地放好，就这样逐一清理完每间办公室，再在身后关上门。她从过道里的墙壁挂钩上取下外套和围巾，又把装满了废纸的黑色大塑料袋提到了楼下。她重新设置好楼里的夜晚防盗报警铃。她关好身后的大门，开始步行离去。

“他们对西蒙尼先生视而不见，”在空荡荡的黑暗中，他说道，“西蒙尼先生想要跟他们握手，但实际上他根本不用费这个事。”

她看着他，眼中一片茫然空洞。没有一丝情绪的波动闪光表示他们曾是妻子和丈夫，似乎她已忘了还有过这段往事。她曾经是他的一切；从他与她在一起时的状态她能感觉到这个。当他们一起去散步——他们的第二次散步——时，她把手搭在了他的胳膊上。那是一个周日，一个寒冷的下午；她当时戴着手套，红蓝两色的手套。只是从她的手指上传递了些微的重力触感到他的胳膊上，仅此而已，没有更进一步的举动，但他感受到了这一小动作中所包含的理解。一个当侍应生的人能够告诉你人是怎样的一种德性，另外有一次，他这样向她解释。她对此并不理解；她不明白一个服务生怎么会觉得受了侮辱，就因为客人在盘子边留下的小费数额的多寡？这倒不是说一个早餐侍者真的能够拿到多少小费。

“我不想站在这里听你说来说去。”她说，然后她又说他应该去见别人；她说她已经对他讲过请他不要再来烦她。

“只是，我只是不确定有没有告诉过你这个，西蒙尼先生是怎样对着客人伸出手去。”

“请你让我清净点。”她说道，接着继续向前走。

她每次的请求都是在重复，在说出来之前就已然寡淡无味，而这同样的话语说出口之际听上去则显得倦怠乏力。她搬到另外一个城区之后便与达芙失去了联络，但达芙此前已经作出承诺，说如果她受到恐吓和人身威胁，她就会去报警。

“你能看出来的，那女的就是那种会挑三拣四、会投诉的人。”他说道。他此前已经把咖啡在桌上放好了，任由那对男女取用，但当他走开时，那女的在他身后喊住了他，说咖啡是冷的。这样一间餐厅，为你服务的侍者，袖口上竟然有污渍脏斑，这可不是你所期待的，西蒙尼先生来到时，她如此说道。

他将手深深地探进口袋去摸索钱包；她努力让自己对此视而不见。这是每次与他相遇的过程中最糟糕的部分：那张脏乎乎的卑污信纸被他从钱包里拿出来，小心翼翼地展开；连同那破烂起毛的折痕与纸页边缘，还有那蓝色字体的地址，这张纸被呈示在她面前，似乎是给她的一份礼物。尊敬的先生，我在你们那里购买的一个电暖器……黑暗之中，她看不清什么，但知道这行字还在那张纸上，就像那个购物清单曾写在那里一样——但铅笔写出的物品项目如今已经模糊不见。

“请你放过我，别再烦我。”她说。

他跟着她一起走，说洗衣店旁边的小咖啡屋无论何时都开着的，人们在那里消磨时间，等着衣服洗好。“是个安静的地方，”他说，“从来都不会吵闹，那个咖啡屋。”

根据他在她身边的动作，她就能知道他在重新折叠起那张信纸，然后又放回到钱包里那个专用的夹层中。他的钱包尺寸不大，是黑色的，表层的塑料皮磨损得斑斑驳驳，有些地方已经剥落。

“那里跟你回去的地方基本上是顺路。”他说。

街道上只有他们孤零零的两个人；从听到他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说什么那两个投诉的客人对西蒙尼先生想跟他们握手致歉的良好意愿视若无睹开始，街上就已经只是她和他形单影只的两个。无论是在哪一处的街头，他总是从她的身后蓦然冒出，然后对着她的背影说起话来；他的脚步悄无声息。

“我之前想过今天可能会在路上碰到你。”他说，“她也许会想要知道一点今天上午的情况，我是这样想的。”

他提到了去喝杯茶，她说这么个时辰她不想喝茶。然后她想到，在咖啡屋里，她可以提高说话的音量，让别人注意到他在骚扰她。但她没有愿望跟他一起去咖啡屋。以前发现他偷回来的赃物时，他只是一言不发，甚至连头都不摇一下。当她收拾好东西要离开时，他也还是沉默无语，仿佛并不指望着能有什么更好的局面——这样的结果对他而言迟早要面对，只不过是意料中的羞辱如今自动兑现了而已。

“在酒店当班一结束，我就去了那里，”他说，“就在今天上午。”他对她说起餐厅里用早餐的客人；这是个人气清淡、索然寡味的早上，大概是因为周一吧。他还记得他经手的那些菜单；事后他总是能记得，即便那一天餐厅很忙——这是一个侍应生的职业技能，他如此解释道。他告诉她他乘坐的那趟公车，经过了“牧人丛林”购物区和“打铁匠”镇区，然后“新城堡” [45] 路被抛在了身后，由树木和草地构成的大片绿地也随即开始出现。有人在路边大声高叫“红罗孚”，意思是要拦车搭乘，司机回喊说“红罗孚”观光漫游车多年前早已经玩完了。在上里奇蒙路遇上了交通阻塞，他就下了车，又走了一小段距离。他之前已经去过那里，他说：先走“小修道院巷”，接着是在一个邮筒旁左转。十多次了，他说，他已经反复考察过那里。

他们拐过一个街角，她能看到洗衣房灯火通明的窗户。她随后想起了他说过的那个小咖啡屋，就在洗衣房前面一点点远，咖啡屋窗子上有个七喜汽水的标志。

“我有样东西要洗一洗。”他说。

她没跟着他进洗衣房。他去那里的时候，她原本可以加快脚步，从咖啡屋旁跑过，跑到有公车可乘的地方。任何一辆公车都可以，即使是跟她要回去的方向相反的公车也一样行。不过，到了咖啡屋里，店里的顾客只有一个老人与独坐一隅的另外两位女士，她便改了主意，从吧台那里要了一壶茶，拿了两只玻璃杯和茶碟，接着又回去取牛奶。

她然后在桌边等着，茫然空洞地盯着她倒好的茶水，稍稍抿了第一口，却没感觉到任何滋味。她脑中一片空白，无思无虑。她并不觉得是置身于一间咖啡屋中，只感到自己是全然孤独的，身处哪里都一样，与是否在咖啡屋并无关系；然后她的思绪又重新开始活动。她多少还是被他吸引了；她内心回响着这样的暗示，除此以外也没有别的什么可以讲得通了。

她看着他走进来，大门在他身后滑动着关起来。他转头往店堂里四下看了看；他知道她会在那里，知道她不至于已经消失不见。

他在桌子上放下了手中的东西，那是他把夹克扔进洗衣机之前从夹克口袋中掏出来的：钥匙、他的钱包、一支圆珠笔。他以为她会问到他的夹克，在哪里，他为什么没穿着，诸如此类的，但她没问。她已经为他倒好了茶，他用勺子搅动着。她不问并没有什么关系：他的长外套敞着怀，她可以看到里面没穿夹克。

“三个钟头前，他应该已经发现她了。”他说，“每天晚上七点一刻他就回到那栋房子中。”

谢丽尔一边听着他对她说，一边盯着桌面上烟缸里燃烧着的一根香烟。他按响了门铃，他说，那女的打开门时没认出他来。他说他是来抄表的，但没说抄哪个表。煤气公司的已经来过了，不到一周之前来的，那女的说道。他于是表示道歉，说自己的工作牌没有亮出来。他把长外套门襟往边上拉一拉，露出左胸袋上的电力公司工作牌。他走进门厅时，那女的没有关上外面的大门。足足有十分钟时间，大门都是敞开的，然后他的双手才解放出来，得以去关上那扇门。

“我为此而责备自己，”他说，“竟然犯下这么愚蠢的失误。”他又加上几句说他并不为别的任何原因而责备自己：他当时站在那里，并不自责，想到的是那个女的说过他的袖口太脏，还抱怨咖啡是冷的。他站在那里，听着她的声音，听到门厅衣帽架近旁一张小桌子上的电话铃声响起。铃声停止之后，他找到楼下的那个卫生间去洗手，那里墙上的钩子上挂着外套与那男人的礼帽，还有一顶便帽。返回门厅，他用一张纸巾裹在弹簧门锁上，然后才转动门锁开门；随后，揉成一团的纸巾被扔进了挂在路灯电线杆旁的一个垃圾箱中。

谢丽尔什么都没说；她一直都没吭声。她看到他没穿夹克之后，他又把长外套的扣子重新扣了起来，她就在一边那么看着。那女人嘴角淌出的一抹血迹沾染了他的衣袖，他说，这种痕迹在显微镜下还是可以看出来的，但很容易被忽略。

他曾经给她看过一根手指上的擦伤，那是他在实施一桩偷盗行径时发生的；另外一次，他给她看过用来包裹门锁的一张纸巾，放在口袋里被他忘了，放了一整天。还有一次，他说他到达现场时，那天的第二波邮件已经送到了，大部分是棕色的牛皮纸信封，被哗哩哗啦地塞进了信箱。那女的倒在地板上之后，外面传来了邮递员的口哨声，随后那邮差的脚步声远去了。

“出来后我没乘公车。”他说，“我不想那样，不想坐在公车上。事后我吃的第一样东西是小牛肝配青豆。”

上一次完事后他吃的是一包薯片；另外有一次，是一只鸡肉汉堡。他的声音在继续，谢丽尔只是在一旁听着，依旧静默不语；他解释说从这个早上起，他就一直觉得她是他唯一的朋友，从他洗了手开始——在洗手间里，那男人的外套挂在衣钩上，香皂放在一个特地安装的小小的专用陶瓷搁架上——他就有这种想法。有一只猫跳到了房子外侧的窗台上，开始喵喵地叫唤，仿佛它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想过要把后门打开，放猫进来，那个男人晚上回来之后，就会发现猫在屋内，会看到沾了血迹的猫的脚印遍布了整栋房子。

她从未告诉过达芙，她跟他在一起时，体验到的并不是恐惧，甚至也不是不安。她从未说过她知道他解说和夸耀那未发生之事时有狡猾诡诈的成分在里面；那看起来毕竟不像是什么狡诈圈套，他也几乎没有向她索要过什么。她从未说过她知道这是由于她的天性，让她被吸引过去，跟他一起走在街头，接受他缄默的、有所顾虑的拥抱，她的怜悯同情是他的给养来源。她从未想过要跟达芙谈论他这个人。沃克里夫妇则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

他端起茶杯送到唇边。她依旧没有开口。并没有必要说话，只需要多待上一会儿；跟他在一起时，沉默就是伴随两人的一个根本要素。她走出咖啡屋时，他没有再尾随跟着她。

他会把茶喝完，然后再倒上一杯，又回到街上后，她这样想象着。在洗衣房，他会打开一台洗衣机的盖板门，将缠绕在滚筒上的湿漉漉的夹克取出来。他将铺展开衣服的袖子，将衣料拉伸整理成原先的状态，然后开始上路，回到她曾与他极为短暂地共住过的那套公寓房间。今夜，他将不会受到霓虹闪烁眩光的袭扰；现在，她正走在这霓虹之下。那些游荡逡巡的车辆，在搜寻着这个夜晚所能提供的什么馈赠；它们也不会搅扰到他。她身边偶尔有相互紧靠的男女结伴走过，他们说话的声音也不会打扰到他。她的泪水，今夜，让他得以平静。

舞蹈教师的音乐

布里吉德的职守领地是杯盘碗碟洗涤间；假如你是个女孩子，就从这里开始做起；假如不是，那就从安放刀叉的餐具室和鞋靴存放室做起。布里吉德十四岁开始来当女佣，当她听人说起舞蹈教师时，她的十四岁还没过完。是克罗姆先生最早说到了舞蹈教师；他那郁郁寡欢、慢慢吞吞的语音从厨房那边传过来，穿过刀叉餐具室打开的门传过来。莉莉·吉奥戈根说，只要克罗姆先生开口了，他总是给你来一通说教训诫。

“是个意大利人，我们猜测是这样。来自意大利城市那不勒斯。是个走东闯西的人。”

“唉，我可从没出过远门。”奥布莱恩大妈插嘴道。布里吉德能听出来她正忙着别的什么东西。

洗涤间的天花板不高，炖锅和水壶挂在墙上的钩子上，碗和碟子，还有不经常用的果冻模子一起挤挤挨挨地放在长架子上；延展的架子将一个餐具柜与另一个餐具柜连接起来，尽管两个储存柜之间还有一道门框。门框上原本是装了门的，但很多年前便拆掉了，因为有门扇在那里反而碍手碍脚，不过门框上的铰链还照样留着，现在已经与螺钉锈蚀在一起，没法再拧开了。洗涤间的窗子外面装着条形挡板，窗下四个石板材质的洗涤槽顺次排开，水槽两侧配有宽大的沥水板；玻璃窗格上没有朦胧水雾的时候，布里吉德能看到外面院子里的棚屋和水井的抽水泵。每隔一段日子，负责照管园林的男孩子中，就有一个来井边打出一桶桶水，浸泡冲洗院中的卵石地面，再用笤帚清扫干净。

“哦，是的，”克罗姆先生继续说着，“哦，没错，真的。在寓言传说中，那个城市挺有名。”

“他是来教他们跳意大利舞吗，克罗姆先生？”

“我们首先得认定这一点，奥地利才是这些舞蹈的发源地。我听到他们提过维也纳。又一个著名的城市。”

然后，克罗姆先生的说教就开始了，讲起华尔兹舞步的历史，而布里吉德却没听。从调节炉子风门大小、炉门挡板被打开又关上的声音来判断，她就知道奥布莱恩大妈也没有听。

克罗姆先生长篇大论时，没人听他的，听到了也不会往耳朵里去——只要他没发火，只要他说到的不是楼梯扶手栏杆之间有灰尘要擦掉，或者壁炉炉火有问题，或者玻璃水壶中的水已经变味了之类的。如果说的是后面这些事情，那你就要好好听着，不管你是谁。

每天上午，一大早，布里吉德便从格仑摩尔步行出发，翻过斯肯纳基拉小山，来到斯肯纳基拉宅邸。她在后门旁等着，直到约翰或者托马斯随后来打开门。如果克罗姆先生继续留用她，如果她自觉尽职，表现令人满意，如果让她进杯盘洗涤间被证明是正确和恰当的安排，那么她就要进入庄宅常住。克罗姆先生已经对此做出了解释，当时用的就是这些词语和表述。不用立即住进庄宅，她反而感到高兴。

在她那样的年龄，布里吉德的个子算是挺高的；她告诉克罗姆先生自己多大时，让对方颇为惊讶。她发色浅淡，脸上长着雀斑，是来自山那边的一个乡村小姑娘，是她家五个孩子中最年长的大姐。“从长相来说，没什么出奇的。”对她面试之后，克罗姆先生在厨房里透露出这样的心里话。他对布里吉德的妈妈还记得很清楚，因为她也曾在洗涤间干过，本来还有提升机会的，但遗憾的是，她随后没有继续做下去，而是嫁给了雷纳汉，现在已经——克罗姆先生是这样对奥布莱恩大妈说的——因为贫困和生养孩子而“沦落”了。雷纳汉是个酒鬼，从来都是醉醺醺的。

在洗涤间，布里吉德起初很害羞。其他人经过洗涤间时都会往里面瞄上一眼，或者在他们不忙时，干脆就进来专门看看她。他们对她说话时，她能感觉到体内有一股热流涌到脸上；她越是感觉到这一点，脸上就越是发热。这让她颇为困惑，有时候这种局促燥热感会让她身不由己，冒出几句与她的本意偏差很大的话。不过，几周干下来之后，所有这一切都变得容易应对了；当舞蹈教师来到田庄时，连晚餐时分也不再像她最初感受到的那样是一种煎熬了。

“克罗姆先生，那不勒斯是在哪里？”克罗姆先生第一次谈起意大利的那天，托马斯在仆役就餐专用的饭厅里问道，“它是在地图上的哪个位置呢，克罗姆先生？”

他是在试探，想找出克罗姆先生的破绽。布里吉德可以看出，安妮—凯特听到托马斯提问后几乎要咯咯地笑出声来了，所以她的目光望向别处，好忍住不笑，而约翰则用胳膊肘尖偷偷捅了捅莉莉·吉奥戈根的胳膊肘。老玛丽只顾着吃东西，在咽下满嘴食物的间隙才抬眼点一下头或者微微一笑表示参与，而她对大家所说的实际上充耳不闻。她曾是个美人，五官间还是不时有着昔日芳华的闪现。她坐在长餐桌的另一头，而占据这张桌子主人席位的自然就是克罗姆先生。奥布莱恩大妈坐在克罗姆先生旁边，以保证随时为他的餐盘里加上土豆泥；那是用特别手法做出的一种土豆泥，如果是用其他方式烹饪的土豆，克罗姆先生就根本不吃。寡妇吉娜薇都是周一和周四来庄园做工，负责浆洗衣物；布里吉德早上来庄宅，有时候会在房子后面的便道上看到她；吃饭时，她就坐在紧邻布里吉德的位置上。而管园林的杰瑞第则坐在桌子的另一侧，他两边坐着的都是负责打理花园的男孩子们。

“那不勒斯在海边，海浪冲刷着这座城市。”克罗姆先生说。

“我想说的是，克罗姆先生，我听人家提到过一条河。冲刷那不勒斯的不会是一条河吧？”

“小家伙，你听说过的，是多瑙河。根本不靠近那里。”克罗姆先生接着就讲起这条大河的流程路线，在这趟顺流而下的多瑙河之旅中，他不免在这里那里地添油加醋，随兴发挥。有一支华尔兹舞曲就是以这条河来命名的，托马斯听到有人提起这条河，原因就在于此。

“哇，乖乖隆的咚 [46] ！”奥布莱恩大妈脱口而出。

奥布莱恩大妈经常会说这么一句。在紧靠厨房的这间饭厅中，话题通常都围绕庄宅中发生的那些事，说的是什么人到访了，哪些人又辞别了，再有就是听到的传闻，那些已经公布的声明，以及大家预期中的消息；桌边闲聊时，奥布莱恩大妈那句招牌性的惊奇感叹也经常会重复出现。宅邸里的客厅会谈或主人餐厅里的言语交流之后，或者任意场合的唠叨闲话之后，约翰和托马斯，或者负责整理卧室的那两个女佣，或者克罗姆先生本人，都会将从这些日常听闻中“耙来的零碎”由主人起居的上房带回到下人房来。“耙来的零碎”也是奥布莱恩大妈的专用词，以此表示仆役们也能分享或截获宅邸中的闲言碎语。

布里吉德开始在洗涤间干活的当儿也是舞蹈教师到来的时候，那会儿是冬季。每天晚上，她都要在黑暗中翻过小山回家，但最初的几个来回之后，她对路已经很熟悉了，只要一直沿着石头铺的小道走就行；遇到月光朗照的夜晚，当然就更好走了。每四周一次，她把克罗姆先生发给她的那一小笔工资带回家；要等到她经过一定时段的训练，把这个行当做熟了，才能指望加工资。遇上下雨天，她只有尽量让自己不要淋得太湿，到家之后在炉台边把衣服烤干；炉台里的火在雨天会一直烧着，为的就是烘干衣服。如果是早上淋了雨，那她在庄宅里一整天都会感到身上一片湿冷。

关于斯肯纳基拉宅邸，布里吉德所能了解的只是那里的佣人。她听人说过艾弗拉德先生和太太以及主人的家人，听说过[家庭教师]忒尔苹小姐和罗琪小姐的事情，也听说过主人居室家具和房间的金碧辉煌、富丽奢华。她想象过主人一家的模样，但从未见过她们。仆人们坐在一起吃饭时各自的样子，她会把那些场景带回到小山另一边的家，讲给家里人听：长脸的托马斯；矮壮的约翰；老玛丽说起一个话题，但没人搭理，没人跟她接续下去；莉莉·吉奥戈根和安妮—凯特吃东西的时候还咯咯直笑；克罗姆先生常常闷闷不乐、一脸苦相；忙碌的时候，奥布莱恩大妈就会情绪激动、风风火火、粗手粗脚。她会跟家里人说起吉娜薇的沮丧落寞，那正表明了吉娜薇在守寡独居，说起杰瑞第在就餐时总是一言不发，他手下照管园林的那些男孩子们也沉默不语。

“哎呀，他简直是个影子，瘦得跟刀片似的，”舞蹈教师到达时，布里吉德带回到斯肯纳基拉小山另一边的传言便是如此，“黑头发，就跟一般意大利人的黑头发一样。头发很有光泽，大概打了发蜡。”

他一边弹钢琴，同时还一边教练舞步，克罗姆先生说道，随即又回想起另一位舞蹈教师；那是来自附近城市的一个当地人，带了一个女的来专门弹钢琴，还有一位小提琴手跟那女的搭配成二重奏。那男的名字被叫作巴克雷，每天上午来的时候就从他那辆小马车里下来，带着他的随从人员走进宅邸。

“尽管排场不小，”克罗姆先生说，“我还是怀疑巴克雷并没有那意大利人的那种舞蹈风格。我觉得他没有那种风度。”

布里吉德有一次听到了音乐声，钢琴琴键上飘出的叮咚声只持续了短短的片刻，而当时厨房走道尽头那扇蒙着厚毛呢的绿色木门恰好敞开着。约翰端着一大托盘的杯子和碟子穿过时，他的肩膀把门顶开了。那时，安妮—凯特正在给布里吉德演示怎么给通道上的油灯上油；如果克罗姆先生认定布里吉德做得不错，那将很快成为她的职责之一。直到那天上午为止，她还从未在走道上经停过，因为她之前干活的洗涤间是在厨房侧翼排屋的另一头。“还是那同一首老曲子，”安妮—凯特说道，“他从来没弹过什么新鲜的。”绿色的门扇关上之后，音乐声也随之消失，布里吉德感到颇为失望，因为她原想多听一会儿的。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有人弹奏钢琴。

三天后，在就餐时，克罗姆先生说道：

“意大利人已经搞定了。礼拜五，他将收拾起行囊，到斯基柏林继续教学。”

“她们现在会跳那些舞步了吗，克罗姆先生？”安妮—凯特问道；她问话的样子显得唐突无礼，就像她偶尔忘乎所以、不知分寸，在就餐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布里吉德有一次听到奥布莱恩大妈骂安妮—凯特冒失粗鲁，在厨房里直截了当地教训她，然后她走进了洗涤间，满脸通红，眼泪簌簌而下，一边用围裙抹着脸颊上的泪水，并不介意被布里吉德看到，而她这副样子是不愿被其他人瞧见的。

“那不是我们管得着的事情。”奥布莱恩大妈又一次训斥安妮—凯特，而克罗姆先生则在思虑着她提出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他最终自圆其说般地提示道——舞蹈教师这次造访的目标应该是已经完成了，否则他怎么会走呢。关于这个论题，约翰想发表意见，但被打断了话头，克罗姆先生又加上一句：

“我说到意大利人要走，可不是随便讲讲的；这跟我们还有关系。礼拜四的晚上，他要给我们演奏音乐。”

“克罗姆先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个消息显然让奥布莱恩大妈吃惊不小。布里吉德记得听到莉莉·吉奥戈根曾跟安妮—凯特嘀咕过，说克罗姆先生公布的消息中，如果有什么重要的内容没有在私下里事先向奥布莱恩大妈透露过，那么奥布莱恩大妈就会感到受了冷落，会生气。

“让我来告诉你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奥布莱恩夫人。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在楼上房间里坐下，约翰和托马斯会把我们那时要坐的椅子都搬到客厅去，在我的亲自指挥下把椅子摆放布置好，音乐是弹奏给我们听的。”

“为什么要这样，克罗姆先生？”安妮—凯特问道。

“安妮，事情就是这样安排的。礼拜四的晚上，我们将接受的款待就是这个。”

“我们还从来没有跟主人艾弗拉德和太太一起坐下过哩，对吧？跟那几位千金，跟忒尔苹小姐还有罗琪小姐也没一起坐过吧？克罗姆先生，你可是吊起了我们的胃口啊，是在戏弄我们吧！”安妮—凯特笑出声来，莉莉·吉奥戈根也笑了，约翰和托马斯也笑出了声。连老玛丽也加入进来。

但是，在克罗姆先生的一生中，他从未捉弄过任何人。他解释道，为了让舞蹈教师进行独奏演出，主人一家将把会客厅整理清空。那同一天下午晚些时候，主人一家将先听完音乐演奏。舞蹈教师能有机会进行第二次演出，是主人家想借此对他的尽心努力聊表谢忱。

“我们要听的音乐就是他一直苦心卖力地弹着的那些玩意儿吗？”安妮—凯特问道，“是华尔兹舞曲吗，克罗姆先生？”

克罗姆先生摇摇头。他个人已经当面从忒尔苹小姐那里了解到，舞蹈教师为演奏会选的是跟舞曲完全不同的曲目。那些音乐与他在钢琴弹奏方面拥有的技巧正好相称；这些曲子不是他自己谱写的，但他对每一个音符都了然于心，根本不需要去看乐谱。

“哇，我可从没指望过这个！”奥布莱恩大妈又大声惊叹起来。她的不悦之情得到了缓解和抚慰，因为她觉得，不管刚才的询问来自哪里，由谁提出，克罗姆先生进行这番解释时全部话都是直接讲给她的。

礼拜四那天的晚上，尽管布里吉德没见到艾弗拉德先生和太太，也没见到主人家的几位千金，也没见到忒尔苹小姐或罗琪小姐，但她看到了会客厅。在一排座位的远端，紧邻着寡妇吉娜薇，她在一张圆形座面的扶手椅上——这些椅子是按照克罗姆先生的吩咐布置好的——坐下来，然后向四周张望。长长的、光影暗淡的房间两头各有一个壁炉生着火，深红色的墙纸，墙上挂着镀金的画框，里面装裱着肖像画，一面墙壁上有五幅，另一面挂了四幅。壁炉台上和桌子上都放有灯盏，在一处墙角安置着一尊大理石人体雕像；主人一家坐过的椅子和沙发现在全都空着。一架大钢琴占据了客厅中尊贵显要的位置。

布里吉德此前从未见过肖像画。她没见过这样的家具，也没想到过一个房间里会有两座壁炉。她也从未见过钢琴，不管是大三角的还是别的钢琴。客厅地面那宽宽的木板上铺着地毯。寡妇吉娜薇对着她小声耳语，让她注意看天花板；天花板上做有吊顶造型，是叶子和花朵的图案，纯白色。

舞蹈教师个子小小的，瘦得像刀片，正如布里吉德自己根据道听途说对他所描绘过的那样。他进来时也带来了一阵香膏味，一种类似柠檬的气味，其中还多了一份怡人的甜香。他走进客厅，把门在身后关上，接着快速走到钢琴边；走路的时候目光直向前，没有丝毫的左顾右盼。他没说话，而是立刻就坐下了，双手合在胸前，十指扣在一起又伸展打开，如是重复了几遍；这是在弹奏之前的预备活动。他演奏音乐的全部过程中，那种香膏味一直延宕在那里，似有若无地浮动在客厅里那温暖的空气中。

布里吉德的祖母去世时，家里守灵的那天雇请过一个小提琴手。那是位老人，冻得哆哆嗦嗦的，所以紧靠炉膛的炉火坐着；他拉起一支大家很熟悉的安魂送葬歌，然后又拉一首，接着又是一首。亲人们哭丧哀悼之后，那不成调的琴声便又继续响下去。老琴师弯腰弓背，看似趴伏在泥炭炉火之上，而布里吉德的祖母就停放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身上穿好了殓衣，双手交叠放在腰上。现在这里有着闪烁摇曳的灯光，还有两堆炉火暖暖地燃烧着，舞蹈教师的音乐听上去就大为迥异，跟那老琴师的安魂曲处处都不一样。这音乐时而急促仓皇，如疾风骤雨，时而又从容缓和起来，沉静优柔，如絮语慢吟。乐音在深红色的墙面上跳动，在肖像人物那凝视的目光间飘舞。乐音悬荡停留在空着的座椅上方，游走徘徊在花瓶和装饰摆件之间。乐音向上飞升，触摸到造型天花板上的白色花朵。布里吉德闭上了眼睛，舞蹈教师的音乐在她周遭的黑暗中蜿蜒攀爬，让她的身体和心里都麻酥酥的；那旋律时而倏然远去，变得依稀渺茫，时而又卷土重来，浩荡而至，听上去就显得变幻多姿，跌宕起伏。这里有画眉鸟的婉转鸣唱；这里有远远传来的隐约飘忽的雷声，有她翻越斯肯纳基拉小山时路边溪涧的水流声，先是欢快的奔涌翻腾，而后是气定神闲的潺湲琮琤。音乐停止时，连客厅中的无声静默也与此前有了不同，似乎音乐已经悄然改变了这份岑寂。

舞蹈教师站起身来，朝着聚拢在一起的仆役们鞠躬致意，而大家也随即向他鞠躬回礼，因为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他离开了客厅，依旧是一句话都没说，然后那些圆形座面的椅子也被一一放回了它们原来所属的地方。布里吉德准备动身穿越小山回家的那一刻，偶然瞥见莉莉·吉奥戈根和约翰在一旁接吻。“嗯，我要说，这里头可是有硬货的，手法技巧可真高妙。”对于舞蹈教师的独奏演出，克罗姆先生做出如此的定论，但托马斯说他原本还期待会弹奏几首吉格舞曲的，安妮—凯特则抱怨说，在那张硬梆梆的大椅子上坐上一个半小时，她都快要累死了。寡妇吉娜薇也发表意见，说能在这样一个房间内看到这么多的东西真是太棒了：她数过了，一共有二十三件瓷器。老玛丽什么都没听进去，但仍然声称这是她度过的最美好的一个夜晚。“那男的到底是什么人？”她问奥布莱恩大妈。听演奏的过程中，奥布莱恩大妈的眼睛也闭上了一两次，只不过和布里吉德做的不一样。

这个二月的夜晚，布里吉德走在石头铺的山坡小道上。空气中悬浮着霜冻冷雾，天空中寒星点点，闪耀着明净冷冽的光芒；在布里吉德看来，这是对她刚听过的绝妙音乐的进一步礼赞，这是上苍在对美和她自己内心的一种感动表示庆祝。她试图回想和记住的那些旋律好似在躲避她，但它们回避她，某种意义上或许是应该的，也是对的，没有道理让你一伸手就可以抓住它们。那曲调中轻重徐急、来往动静的变换，那她现在正从一旁经过的淙淙山溪所谱写出的音乐，也并非完美，就如她在客厅里闭上眼睛聆听时感受到的那样。但是，翻越斯肯纳基拉小山，布里吉德带回家的好心情已经足够多了，那都是在演奏会上涌现的；当她第二天早晨醒来，那种愉悦感还是很丰足；当她回到洗涤间开始又一天的工作时，那感觉也并未有什么衰减。

就餐的时候，克罗姆先生说舞蹈教师吃完早餐就已经离开宅邸了。他还抓住最后时机教主人们温习了一遍华尔兹舞步。然后他就去了斯基柏林。

随后，一周又一周过去了，一个月又一个月的时光也流逝而去；这期间，意大利舞蹈教师重又进入大家的谈话仅仅只有一次。奥布莱恩大妈无意间提到说，不知道那人的漫游旅程把他带到哪里去了；这就导致克罗姆先生提起了他与忒尔苹小姐和罗琪小姐之间的交谈。舞蹈教师，千真万确的，是个顽固的流浪者，还是个不吭声的闷壶。很有可能的是，他跑到了英国或者是到了法国；西班牙和印度作为备选的去向也被提到了。可以很有把握地加以确定的一个事实是，克罗姆先生向手下这帮佣人保证：很久之前，舞蹈教师就甩掉了脚后跟上黏着的斯基柏林的尘土。“那是他的自由，谁能管着他啊？”托马斯咕哝了一句，一边还用力咀嚼着嘴里的一块筋骨肉，直到嚼不动了才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软骨吐出来。

在靠近厨房的下人餐厅里，或者仆役们聚在一起说话的其他任何地方，这是舞蹈教师到访斯肯纳基拉宅邸的事情被最后一次谈起。这件往事不久便退隐到佣人们那朦胧晦暗的记忆深处，他们结集在客厅里听音乐的场景也只是在个别人的回忆中偶有触及，而且这回忆已沾染上沉闷倦怠的色彩。其他更现实的事务很快占据了人们的注意力：炎日热浪和暴风雨，冬夜的严寒让园子里的水泵冻住了，有两棵樱桃树需要搭建支架。

但对布里吉德来说，那音乐依旧跟她不离不弃，她也追随着那音乐。客厅里两堆炉火烧得暖洋洋的，舞蹈教师在舒展弹动他的手指，墙上肖像的目光俯视着眼前的一切。在洗涤间，没有一个男人来爱她，就像约翰爱莉莉·吉奥戈根那样，但那音乐会不期而至，渐强渐近，然后稳定下来，在她耳边萦回低唱。她把这音乐带回到卧室，那是她后来住进庄宅与莉莉·吉奥戈根和安妮—凯特三人同住的房间。她把这音乐带到园子里，在那里，她每天的职责是采割厨房要用到的调味香草。礼拜日的傍晚，当她穿越静寂的斯肯纳基拉小山，走向格仑摩尔时，曾照亮二月份那个夜空的星星，仍然闪现出礼赞和祝福的星芒。

随着被雇用资历的增进，布里吉德得以去更多地了解这栋宅邸和主人一家；在别的单独房间里无论做着什么，一旦钢琴的乐音在她脑中和耳畔响起，她总是会停下手中的事情。她满心愉悦地听着这音乐，但其中并没有什么会在事后来搅扰她，会阴魂不散般地来纠缠她，连一丝模糊的或飘忽的鬼影都没有。起初，她还希望客厅里的那同一台钢琴有一天能响起那舞蹈教师演奏过的曲调，如同往日重现，但最终，并没有其他人在那琴上弹奏过同样的音乐——她反倒为此而高兴了。

那音乐只属于那漫游漂泊的舞蹈教师。布里吉德想象着英国和法国的气派大宅，清晰得简直历历在目，就像看着书上的插画那样。在印度，炽热明亮的灼人烈日下，灰皮肤的大象步态悠然，缓缓走过；在西班牙，落寞而纯粹的白色宫殿屋宇间回响着舞蹈教师的钢琴声。还有舞蹈教师故乡的城市，那里的教堂恢弘庄严，神父们备好圣餐在等待[他归来]。

斗转星移，布里吉德不再有理由在礼拜日傍晚时分走去格仑摩尔了，因为那里已经没有亲人需要她去探访。同样是在那一年，克罗姆先生的职位被转交给一个新来的人；不久之后，管理园林的男孩子之一接替了杰瑞第的位置。老玛丽很久以前就走掉了；一天早晨，人们发现奥布莱恩大妈死在了床上。

又过了一些年月，主人家的光景日渐衰落。树被砍掉卖作了木材。石板瓦被从屋顶上吹落下来也没人管，落在哪里就留在哪里。那些久未有人进入的房间里，蜘蛛网已经越来越多。一些门扇长期关着，生满了霉斑和霉点。仆役的专用餐厅也被废弃了，因为已经没有足够数量的佣人来坐满那张餐桌。

怀着深切的悲戚感，布里吉德目睹着宅邸的衰落，那渐次扩散的颓败凋敝景象；房子在困顿苦难中变得悄无声息，家世破落，主人一家也分崩离析。不过，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就像什么也未曾改变一般，舞蹈教师的音乐一直都没停止过。音乐还在那里，在客厅里，那里的花瓶中早已不见了花的踪影，天花板已经被烟雾熏黑，沙发座套已被日光照晒得破旧褪色，斑驳陆离。仿佛完好无损，未曾受到丝毫的触碰和影响，那音乐一如既往地流动着，让洗涤间、厨房和庭园都洋溢着快乐生机。乐音在萧条朽败的门厅和过道的灰尘之上旋舞，在楼道平台和楼梯上旋舞。音乐还在那里，陪伴着香草菜地间的芬芳气息，陪伴着那枯萎半死的龙蒿草和百里香。

布里吉德已经不再有气力去到斯肯纳基拉小山上散步，她从庄宅的窗子望出去，望向小山，那里只剩下一根根光秃秃的树桩，是此前山坡间葱郁树林的遗留物。她现在已经跟她记忆中的老玛丽那般老了，要在远处山间辨认出从前的那条溪流和石头小路，已然相当困难，那得耗费她很多的眼力，但每次从窗子向外远眺，她的目光最后总是能设法找出那溪水和小路。她的本能确定无疑地告诉她，舞蹈教师的音乐也同样还在那里，在溪流旁，在山间小径上。她知道，等她离开人世了，这音乐还将驻留在那里；这是她一生中曾惊叹过的奇迹，是一缕不死的幽魂，飘荡徘徊在那最初的地方。

出轨

在那间日式小餐馆里，他帮她脱下外套，再拿到墙边去挂好；那里一排挂钩的上方贴着一小块告示牌，意思是挂在那里的物品餐馆不保证安全，如有遗失，店方免责。他们不是店里最早的客人，尽管时间确实很早，才八点十分。那位几乎每天上午都会光顾这里的出租车司机，坐在他常坐的店堂角落里，读着一份《每日邮报》。有两个学音乐的学生也比他们来得早。

他把外套挂上去，那外套上还带有一缕淡弱的香水味。外套很轻薄，黑色的，面料最外层经过防水处理，今天可以提供足够的保护，因为天气预报，他们两人都听过的——她是一小时前在厨房听的，他是在位于多利斯山的家中剃胡子时听的——那个天气预报，明确无误地说本地的好天气还将多持续几天。他自己没有随身带防雨外套，另外，因为是夏天，他也没戴帽子。

在他们每次来都一直坐的固定桌位旁——他和她并肩坐着，因此可以看到街道，街上的白领上班族们现在已经开始快步赶路了——她看着他轻轻拍了拍夹克口袋；他这是在证实香烟和打火机是否已经带在身上了。今天早上情况有点异样；在从奇尔特恩街走来的路上，她已经感觉到——虽然仅仅是很短暂的一瞬——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跟昨天不一样了。他和她几乎总是在奇尔特恩街碰头，那是两人交通线路的汇聚点。但他们从来不在那里相互等着对方：一方或者另一方来迟了，他们就径直在小餐馆中会面。

“还好吧？”她问，“没事吧？”她将焦灼挂念隐藏在自己的语气之下；没有必要那样，干吗要有什么焦虑呢？她知道爱情是敏感脆弱的：几乎总是如此，人们搞错对象，将爱的希望寄托在不合时宜的人身上。

“非常好。”他说。然后他们的咖啡到了，还有他的一只羊角面包；日本裔的女招待笑眯眯的。“当然没问题。”他又将这肯定的回应重复了一遍，一边将羊角面包掰成两半。

另一个学音乐的学生进来了，这位学生提有装单簧管的小乐器盒。然后是从乔治街上那家酒店走过来的一对男女；应该是美国人，他们坐到了那幅画着海浪的浮世绘风景画下，两人的口音——点了炒蛋和火腿——透露出他们的地理方位。这些外国游客在小餐馆中不时出现，说明了附近那家酒店的早餐比这间日本餐馆的要贵。

今天，他们在奇尔特恩街碰头后一起来到这里；这两位情人有点心神不宁，尽管双方都做出了努力来平复情绪。当被问到情况是否都好时，他的眉宇间闪现过一丝狼狈尴尬的神情：现在，至少是现在，那神情没有流露出来。他对她反复确定没什么问题，但她并未被说服，并未放下心来；很快地，几乎是与他告慰她同时，她自我宽解的努力也没收到什么成效：这一点，相应地，她也掩饰住了。

她伸手去弹掉他下巴上的一片面包碎屑。这是她和他——情人之间——常做的事，外套衣领位置不对了，他就给她翻好衣领，她呢，偶尔就给他拉整好领带。这些小动作，他们各自做出的这些小动作，同时也是一种姿态和方式，表明两人彼此占有，融为一体，但这并不表示他和她曾经把这层意思明确说出来。

“我只是想，”她开口道，随即便看到他在摇头。

“你看上去可真漂亮！”他柔声低语。他用指尖轻轻叩打她的手背，只触击一次；这是他常有的举动，同样属于那些简短亲昵的小动作。

“我一直都在想你。”她说。

她三十九，他四十五六。他们的地下关系从办公室恋情开始；那时，电脑和各种软件程序还没有偷走她谋生的那份工作。随着职场环境的改变，必然地，她离职另谋他就了；同样也是必然地，他合乎逻辑地保住了原职：他要养活自己在多利斯山的一家人。这段时期，他们都按照今天早上这样的方式约会，中午的时候则转移到帕丁顿街心花园再度相见；如果遇上下雨天，就去附近的一间美术馆，在那里幽会，顺便悄悄吃掉带去的三文治午餐；下班后，五点四十左右，他们去到“跑堂的男仆”餐厅，那是一天中的第三次碰面。

他是这样一个男人，从他的穿衣打扮来看，本应该是不修边幅的。他那随意自在、因为懒散而显得不加考究、坦白直率的动作姿态，他那粗犷健朗、经常被阳光晒伤的五官，他那无视他的意愿、固执地兀自成型的浅淡金发，还有他那看来体重将略有增加的身材，这一切都暗示他天性里有种倾向，对着装和形象修饰之类的要求置之不理。但实际上，他的穿着相当得体入时；这个上午，他身穿面料轻薄的浅色裤子和夹克，伊顿宽硬领的蓝色衬衫，领带是红蓝间色的条纹。他身上的这种对立矛盾感，她总是觉得挺有吸引力。

至于她自己今天的打扮，除了防雨布外套是黑色的，一身衣饰都是蓝和绿的搭配，这两个色彩在她那薄如蝉翼的丝绸围巾上得到了呼应。她那顺滑的黑发已经沾染上灰白的丝缕，但她并未试图去掩饰，而是宁愿让这一中年来临的痕迹自然呈现，来增添她的成熟韵致。如果体重增加了哪怕是几十克，她也会感到如临大敌；不过，她自有一套保养策略来防止自己发福。眼睛、鼻子、嘴巴、脸颊、洁白无瑕的脖颈：没有哪一处是与她的面貌不协调的；这些局部恰到好处地组合在一起，构成她的美丽容颜，简洁清爽，天然去雕饰。精致的耳坠——通常只是耳钉而已，但从来不会不戴——是一个画龙点睛的小首饰，让原有的优雅风姿更显得尽善尽美。

“别犯傻了，抽你的烟吧。”她说。

他把一盒万宝路上的封塑膜撕开，拉掉。他们聊起了这新的一天，预想着将会有什么事发生。她眼下做的是一份秘书职务，为一家时装进口公司的常务董事工作，而他是一名会计师。有一批托运来的女衫裤套装，是意大利那边供货的，没能按时运抵东伦敦肖尔迪奇的仓库，直至前一天晚上还是查不到踪迹。她说到了这个；他则说起一个名叫班尼斯特的家伙，是做露台和庭院修造生意的，这人总是把营业利润报得过低，这就意味着他们事务所不得不回绝掉这位客户。事务所昨天已经致信通知了这家伙；作为回应，今天上午肯定会有一通怒气冲天的电话打过来。

出租车司机离开了餐馆，因为现在已经差不多八点半了，首轮值班的街边停车位管理员很快就要到了。从坐着的地方，他们看到那司机走到停在街对面的出租车旁，打开了车门。车顶上橙红色的标志灯闪亮着，他把车开远了。

“你有心事。”她说道，虽然并不想说这个；她感觉到最好还是别提这件事，但不由得又来追问。

他摇头。班尼斯特是他的客户，一直是由他对口服务的，他解释说，他早就应该觉察到班尼斯特的问题了。但她说的不是这个，她也知道那不关这个班尼斯特的事。他们在对彼此说谎，她突然这样想到，沉默的谎言，或者不管用哪种措辞，反正就是谎言。她感觉到了他们之间的谎言，但几乎不清楚自己这一方的谎言是什么；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不诚实仅仅在于她的掩饰，她试图隐藏起自己的紧张不安。

“那跟你很衬，”他说，“你的西班牙鞋子。”

鞋子是他们一起买的，就在两天前。她问了售货员，那导购的姑娘说鞋子是西班牙产的。今天早上在奇尔特恩街他已经注意到了鞋子，这是她第一次穿这双鞋。他本来那时就想说她穿这双鞋很好看的，但不巧的是，那个长期在奇尔特恩街逗留的女乞丐正好慢吞吞地朝他们走过来了，他于是打住话头去摸索口袋，翻出二十便士给那女的，就像他以前施舍她一样。

“鞋子挺舒服的，”她说，“有些意外。”

“你还认为可能会不合脚的。”

“是啊，我以为会那样的。”

就是在这里，在这同一张桌子边，她透露了自己离婚的消息，但那是在直到婚姻解体的全部程序都完结后才告诉他的——此前甚至都根本没对他委婉地提过她有离婚的想法。一场静悄悄的离婚，她是这样说的；她向丈夫提出离婚的唯一理由只是说他们的婚姻已经破裂了，丈夫表示反对，跟她抗辩，但她没有把这些复述给他听。“不是的，没有第三者。”面对质问，她机敏地搪塞丈夫；关于这一点，她也没有向他转告。“不过，我无意中或许已经告诉过他这些事情了。”单独在小餐馆的时候，她曾坚持这样想过，虽然她清楚她不太可能那样做。离婚后，她更快乐了，这也是她坚持的一个看法。她觉得她的世界清净了，卸下了责任的重负，心理上的羁绊束缚从她身上解除了。她之前就想要这个。

“要装金属丝网，我觉着。”他说道；话题现在转到了一只讨厌的猫身上，猫爬到他家卧室的窗台上。

虽然有时候会谈到生活中的这些琐屑细节——他的房子、他的花园、多利斯山的左邻右舍，但他从没描述过或提及过他的家庭和妻子儿女，她对那些信息还是保持着未知。离婚之后，他去过那间她丈夫已经搬出去的公寓房，帮她做一些原本应由男人来干的居家琐事；这样也算是融入了她生活的另一个领地。但在她的公寓里，感觉总是不太对头，因为他们的情人关系此前一直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在别的地方发展和维持的；对那样的状态，他们已经非常习惯了。

他买单，留下一点小费。他提起靠放在脚边一条桌腿上的公文包；那包已经很旧，磨损毛边了。他把她的防雨布外套搭在手臂上。外面，才刚刚被阳光照晒得暖和了一点。他们从玛瑞伯恩商业街转入乔治街，她挽着他的胳膊。这几条街道，还有其他类似的街道，他们的婚外情属于这里，这是他们婚外情的领地；日本餐馆和帕丁顿街心花园、美术馆和“跑堂的男仆”，则是更隐私亲密的地方。伦敦这一块的街区，对他们两个而言，感觉就像是家里一样，虽然她的公寓离这里还有几英里的距离，而多利斯山还要更远一点。

他们继续走着，经过天主教堂，那座墙体灰白的庞然大物，转入曼彻斯特绿化广场，再走过菲兹哈丁街，然后到了她乘公车的站台。车子靠站了，他们轻轻地拥抱告别。在车窗边坐稳后，她向他挥手。

顺着他们来时的线路往回走，他不急不忙；破旧的公文包提在右手上，没什么重量，那里面只装着他用来当午餐的一个三文治。他又一次经过了那间美术馆；正面墙上搭起了施工的脚手架，很丑。酒店大门口，一个行李工在擦着门上的铜把手；教堂那边，参加过早弥撒的人们正鱼贯而出。

还是不紧不慢地，他走向多塞特街；他的办公室就在那里。当她还在那里上班时，所有人都已经怀疑到了他们，然后也就都知道了：有时候，一早，不，比那还要早很多，是一大清早，他们一起从窄窄的楼梯悄悄爬上去，穿过楼道里那潮湿的气味，进入办公室；用挡板隔断成多个格子间的办公室里还没有人，但还是显得凌乱拥塞；他们在此偷情，而这个空间里关了一夜的陈腐空气还未开始流动通风。办公室的垃圾桶废纸筐通常在前一晚就被清空了，例行公事的吸尘打扫也马马虎虎地做过了；但如果清洁工前一晚没来，而是决定一大早来打扫，并且没干完活还在那里，那对他和她就肯定是一个悲剧了。

现在，那一切看来都很遥远了，不过，记忆依旧生动而清晰：地板上那狭小局促的空间；那份手忙脚乱的迫切饥渴；突然听到楼梯上响起的脚步声；为她掸掉衣服上的灰尘，然后再处理自己的衣裤。即使是她离职之后，有两三次他们还曾在一大早利用过这间办公室，但她一直都不愿意在这种场合云雨，于是此后就没有再来过。她的公寓太远了点，午餐时间赶过去根本来不及，所以在她离婚后，那地方从未成为他们风流偷欢的首选场所。偶尔地，但不是经常有机会，他设法在那里停留一夜；也就是在这样的夜晚，她会有很多天累积下来的一些居家琐事要他去干；第二天早上，他们一起离开公寓前，这些事情当然也早就干完了。

他想着她：她还在公车上，坐在双层巴士的下层，一个靠后的座位上，小巧的长条形黑色手袋搁在大腿上，穿着那双西班牙产的鞋子。她觉察到了什么呢？她为什么问“还好吧”？还接着问“没事吧”？等于是连问了两次。虽然他不想那样，而且还努力了不那样，但他还是把一种在他体内开始滋生的情绪，那种如同被细小兽齿追着你不断咬啮的、恼人的焦虑不安传递给了她；这种情绪他不想去解释，因为他没法解释，因为他自己也搞不明白。当她说她一直都在想他时，他应该回说他也一样地想她，因为他确实真的想她，因为他一直想她，要她。

他在办公室里分配给他的那一小块格子间里坐定，打开窗子，将文件分门别类在桌上码成几摞——这是他计划上午要处理的全部工作，这时，电话铃响了。

“喂！”班尼斯特，这位修建露台和庭院的小工头，用他那蛮不讲理的粗犷声音抗议起来，骂骂咧咧地嚷道：“该死的！这么一惊一乍、小题大做的，你们他娘的是为啥子嘛？”

“本来应该是星期二到的，”她说，“是上周的星期二，二十四号。”

一片沉默，然后是声音模糊的焦急忙乱的一阵闷响，一只手盖在了电话话筒上。

“我们等一下给你回电，”一个她之前在电话上没有联系过的人承诺道，“五分钟之后。”

托运的衫裤套装被运到约克去了，她再打电话时，另一个人的声音告诉她这个信息。十有八九是运去约克了。一批萨瓦托·菲拉格慕品牌裙子正在运往约克的途中；衫裤套装肯定也莫名其妙地被发到那里去了。

几个小时后，上午的办公时间结束了，已经来回打过更多的电话，传真也发了也收了，去向不明的衫裤套装也最终找到了下落，确定是在约克，装车之后将尽速发运到伦敦来；这件公司业务上的危机小插曲在帕丁顿街心花园中被原样讲述了一遍。露台和庭院修造工班尼斯特在暴怒之下大放厥词，他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既然解除会计服务合约了，他要求事务所将所收取的和他已支付的费用都悉数奉还，这个故事也同样在两人的午间闲谈中再次上演。

“你觉得他会去打官司吗？”不仅仅是出于礼貌敷衍地问一句，她是真的有一定的兴趣，想象着那小工头在电话上虚张声势的怒气，还有电话这头那公事公办的、简略的回应，因为，本来，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必要对他表达什么关切同情。

一边听着他说话，她一边打开了沙拉的塑料包装盒；沙拉是她在来的路上，从果园街的一间“即买即食”快餐连锁店买来的。他已经从包里拿出三文治，打开了，有一点点的酸制酵母酱料流到了三文治外面。白面包夹层之间，有生菜叶的边缘冒出来。那没多少营养，第一次看到他拿出的三文治时，她是这样想的，但并没说出口。他带来的午餐中通常还会有鸡蛋或者番茄，那样就好一些；这些吃的都是早上在多利斯山，有人，给他做好的。

花园小巧而安静，也禁止在草地上穿越走动；这里曾经是一处墓园，对来到花园的知情者而言，这个信息就给静谧的氛围增添了一丝惊悚战栗。但今天阳光明媚，玫瑰绽放，在不知情的人看来，这里没有任何的恐怖凄凉。暂时地逃离了沉闷的室内环境，姑娘们享受着日光浴，男人们脱掉了夹克，悠闲地四处漫步。一个小伙子，棒球帽帽檐朝后扣在脑袋上，启动了一台割草机。有人的随身听里传出了爵士乐，打破了这花园的宁静秩序，但那不谐和音很快便陷于沉默，消失了。

她不想再吃那份沙拉了。她想把那透明塑料盖重新盖上，把整个沙拉盒扔进附近的某个黑色垃圾桶，然后再回到他身边坐下，拉着他的手，什么也不说，就坐着。她希望就那么陪他坐着，听他在耳边絮叨，告诉她办公室有什么麻烦；所有的上班族都走光之后，当花园里空空荡荡，除了他们两个和远处游戏运动场上陪着孩子的年轻妈妈们，再无他人，她希望他们就那么坐着。她希望在那儿接着坐下去，对这个不属于他们的中午，还有下午，不闻不问；对眼前的一切，两人都视若无睹。但她还是慢慢地继续吃起了沙拉，他也继续吃着三文治；大约一码开外，鸽子们在徘徊觅食，飞起又落下。

是因为离婚的事，她如此推测；对于她所做的事，在表示是否接受时，他最终还是支支吾吾，犹豫退缩了。不难想象，他夜里躺在床上，难以入睡；随着一天天过去，他夜里醒转过来的频率越来越高，每次醒着发呆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他感到她的离婚像一张网，已经困住了他。他听到妻子的呼吸声；那女人在睡梦中发出轻微的一两声呓语，一只手无意识地、自然而然地伸向他这边。他看着黎明的天光打破黑暗，最初是细长条的零碎光线，从窗帘的边缘渗进来，而潜伏在那里伺机而动的猫便是从窗帘缝隙间进出的。他试着去想一些别的事情，强行往自己的意识中插入一生中不同时段的记忆，比如说童年、入职第一天，以及曾经有过的种种陌生情境下的初体验。但是，这些努力都是徒劳，那些念头和思绪还是在那里。

“我们的事要了断了，对吧？”她说。

他将包三文治的锡箔纸拧成一团，抛进离他们坐着的长椅最近的一个垃圾桶中。他几乎从未失误过。这次也没有。

“我耗费了你的大把好时光。”他说。

她那没吃完的沙拉放在他们之间的一个空位上，他的公文包也放在那里。他们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时，碰上下雨的日子，就不必去到那间美术馆，面对那里无所事事、恹恹欲睡的值班接待员，在一旁悄悄地吃完各自的午餐，因为办公室里有他的格子间，挡板的包围之下，他和她也能得到一点私密空间；中午时段，那栋写字楼里通常都是很安静的，有时候，从某一扇关着的门后面，会传出收音机播放的节目，只开到柔和的低音量，但更多情况下，连收音机的声音也没有。不过，他们一直都更喜欢在午休时出来，来到花园里，享受两个人的简易野餐。

“这是我自愿的。”她回道。

“你本应该得到更多的；更好的生活。”

“是因为离婚？”她问道，同样还是那种平淡单一的语气，“但那也是出于我自愿，你知道的。离婚也是为了我自己。”

他摇头。“不，不是因为离婚。”他说。

“这高温天没完没了了，都看不到哪天会结束。”办公室里管茶水勤务的内尔评说着天气，一边从一个硕大的金属茶壶里给他倒茶；牛奶已经先在杯里放好了，茶碟上还有两块方糖。内尔是位小个子的妇人，身形苗条硬朗，快要到退休年龄了；她离去之后，办公室里大概会添加一台饮料机来代替她。

“谢谢你，内尔。”他说道。

跟离婚没有关系。他已然经受住了离婚带给他的震动和冲击，并钦慕——在听到她如此波澜不惊、不动声色地完成这重大的人生决定，因而感到愕然和措手不及之后——她冷静果断的勇气。他最初感到紧张不安和惊惶忧虑，担心她的离婚是把事情复杂化了，担心那可能会被证明是他们双方在感情上都难以承受的一种局面；不过，她的冷静已经消解了他的顾虑。

抿了两口奶茶，他突然感觉到一阵欲望的刺痛，就像碎玻璃扎进肉体那般的尖锐疼痛；这强烈的欲望冲击和袭扰着他的理智与内心，让他想现在就去找她，想跌跌撞撞、砰里咣啷地跑下那未铺地毯的楼梯，跑到外面清新的夏日空气中，拦下一辆出租车——他从未搭乘过出租车——去到她公司的楼下，按对讲门铃要她下来，要她马上走出那远比他供职的事务所更为时髦现代的办公室，当她一出现在电梯口，就立刻告诉她，他和她不能分开，少了谁都没法活。

他心烦意乱地快速翻看桌上的文件；那是今天下午要处理的工作。我注意到你们对于《税收管理法案》（一九七〇年版）部分条款的评论意见——他浏览着——征税政策规定，在此援引第八十八项的条款并不适用，除非纳税时已经严重延期和滞后；不过，若继续延迟，直至超出下一年的四月五日，那么这些条款就可适用。不论是何种情况，我均建议发布一项估算性税收评价，那样可向当局和王室做出补偿，修复因拖延缴纳这一到期应付税款所造成的明显损失。

他潦草地写下对这封公函的抗辩意见，放进那一堆等待打印的文稿中。她是他们两人中更强大的一方，坚忍而果决，默默地忍受痛苦，这种斯多葛式的个性是他一直都欣赏爱慕的。被剥夺了他们共有的一切之后，她也会过得很好，甚至是更好，即使周遭的境况为难她，跟她作对。

她到的时候，他不在“跑堂的男仆”。他通常会在那里的；不管怎样，她知道他肯定会来的。他果然出现了，在吧台点了酒水饮料——今晚轮到他买单。她预先为他占好了位置，他端着杯子走过来。给她点的是雪利白葡萄酒，半干型。他自己喝的是本周的特推红酒，波兰产的。店堂里播放着背景音乐，曲风花哨雕琢、柔情缱绻。

“我对不起你。”没有任何别的言语，他一开口先说了这个。

“我并没有难过，你知道的。”她原本打算多说几句的。整个下午，她都在思前想后，要说的话都已经构思好了，就等着对他讲出来。但跟他在一起坐下后，她意识到自己准备好的一切都不需要了：迫切想说话的人是他，而不是她。他又一次说道，她应该得到更多的关爱，而且又说了一遍，他耗费了她大把的好时光。

然后，在那各自回家之前属于他们的四十分钟里，他们谈到了爱情：他们曾经的痴缠相恋，现在仍然维持的情感牵连。他们讲到了爱情的限制和约束——那是必然会有的，也讲到了爱情的深挚与热烈，爱的痛苦，恋爱中时常感觉到的笨拙可笑和徒劳；讲到了他们怎么去看电影，怎么相顾无言地坐在黑暗中，还有那屈指可数的几个夜晚，他在她的公寓中度过，一起睡到天亮，而那并不是对爱情岁月的浪费。情人间的口角分歧，或者是言语争执，也不是对恋爱时光的浪费。他们现在说着的这些，也不是浪费。

“那又怎样呢？”她喃喃低语；这时，他们杯中的酒差不多已经见底，店堂里也比之前更热闹嘈杂了，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周边写字楼的上班族们陆续到来，犒劳自己，小酌怡情。“你说说看。”

他没有当即回答，然后才费力地慢慢说出他的想法。旁人会有看法，他说。在奇尔特恩街，是那个他经常施舍的女乞丐看在眼里；日本餐馆里，是那个出租车司机，还有为他们服务的那位女招待；在美术馆，是那些无精打采的值班接待员；街心花园那里，瞥视打量过他们的人也都看在眼里。他们婚外幽会逗留过的所有地方——也包括这里——人们都会看在眼里。她是他的情妇，小姘头。

“他们这样想，我受不了。”

“别人怎么想没关系。现在去我那里吧。”

他摇头。她知道他会摇头：即兴的冲动愿望总是无法实现。他所说的那些，算不了什么；那些当然都没关系。她又说了一遍，随后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涌上心头。比以往他们相恋期间的任何时刻都更强烈，这一瞬，她只想跟他在一起，除此之外别的都不想；她只想看着他去买地铁票，跟他一起走过印度街拐角那灰不溜秋、门面昏暗的“国王与女王”小酒馆，一起经过路边的赛马投注站，还有自助洗衣房。她的公寓，他只去过四次：大概借口说是要出短差之类的，去利物浦或者诺里奇，两天才能办完事。她从未想过要知道他在多利斯山的家里是怎么说的。

“我一点都不在乎，”她说，“随别人怎么想去吧。真的，我不介意。”她微笑着，手伸过桌面搭在他的手臂上，手指稍稍用力按了按他，“我当然不必在乎的。”

他把目光移向别处，而她，也发觉自己是在注视着吧台后面被灯光照得亮晶晶的那些酒瓶。“但是，我在乎，”他仿佛自言自语，“上天作证，我介意的。”

“而且，你也知道的，别人的看法跟我们的实情不是一码事。”

“你对我意味着一切。这世上的一切。”

“打个电话吧，”她说，声音也放得低低的，之前体验到的轻松解脱感已经渐渐消退了，“就说临时有急事要办。”去她的公寓，以前一直是他主动提出来，而且总是在他筹划中的那一夜的几周前便预先安排。“不，不，”她说，“不，还是算了。我不该说这个。”

她从未问过，她也不清楚，他为什么不能放弃他的婚姻。他的理由，她曾经设想过，也无非是那些早已有之的常规老套吧。今天晚上，他们将不再一起经过那灰不溜秋、灯光朦胧的小酒馆，也不会顺道光顾那间有外卖执照的酒廊买酒了。她将不会以一种与往日不同的目光看到他出现在公寓中，那里原本已经成为他的“家”，虽然他在那里还没有很熟悉很自在。就因为一个轻微的小问题，两人共同经历的朝云暮雨，一起携手度过的花晨月夕，却要宣告终结。她无法想象那将会是怎样的感受：午夜梦回，怔忡惝恍，一时间不知是什么让自己惊魂起坐，然后在蓦然闪现的意识中爬梳搜罗、寻寻觅觅，却只发现那荒寂空无的真相，怅惘茫然之际，沦陷于无能为力的绝望。

“我只是随口说说罢了。”她说。

他知道她懂了，尽管她表示了反对或异议；正如得知她解除了婚姻时，他同样也明白她的心思。嫁给了另外一个人，而不是他，这曾让她烦乱纠结，但他从来都不介意她已嫁作人妇。对一桩已经名存实亡的婚姻心存芥蒂，还有，困扰于旁人怎么看待你自己所爱的人，对此耿耿于怀、惴惴不安，这两者都远离了爱情本身的核心本质。虽然不再相伴在左右，但他们将一起变老，皱纹会在她的容颜间肆虐蔓延；由于命运的戏弄，内心的愿望期许落空，他们的眼神将变得呆滞晦暗。眼下这繁花似锦、风姿绰约的盛年时刻将被老迈岁月的残山剩水覆盖湮没，那时，当他们难得一见，再度聚首，风烛残年的他们将会回眸这韶华往昔，并从中得到温暖和慰藉。而他们的这段情史，在那女乞丐的眼中，还有，对于那些逍遥信步、一瞥而过的路人，在他们无关痛痒、漫不经心的事后回味或沉思中，难道也会带来愉悦和欣慰吗？

“我还没能把这个解释清楚。”他说，然后就听到她回应说明天还有时间。他摇了摇头。不，不要等到明天，他说。

不仅仅是今天，而是远比这一天更长的一段时期内，她已经准备好面对这样的结局，因为，毫无疑问地，你不得不准备好。从最初的开始开始，她就已经准备好了；从一开始起，她就有了明确坚定的决断，绝不试图去从感情废墟中刨回任何的断璧残璋。他说错了：他已经把事情解释清楚了。

当他再一次说他爱她，她听着；当他伸手去拿公文包，她看着——有好多次她都想给他把这个包换成新的，但终于没有换成。她微微笑了笑，站起身离开。

外面，酒客们聚集在人行道的露天座上，挽留也是送别当天最后的一点阳光。他们从这些人当中穿过；他手臂上搭着她的外套，她刚才把外套挂在她座位的椅背上，是他从那里把衣服拿出来的。他把外套递给她；她穿起来，扣上扣子，随意地系好外套搭配的腰带，他在一旁等着。

他们拥抱时，百货公司橱窗的一块玻璃映照出他们的身姿。他们没注意到，玻璃中的这个影像在那短暂的瞬间记录下一种潇洒新潮的形象风貌；如果他们看到了，他和她多半会否认那是他们所呈示出的时尚风度，或者，他们也可能会猜测，在这场已成往事的婚外情缘中，他们确曾有过如此的刹那风华。不必说出口，却已了然于心，收场——来终结两人间那尚未终结而且也永不会终结的一切——固然令人黯然销魂、肝肠寸断，但他们那爱的规则却并未因此被打破。今天，他们的爱没有遭到任何破坏，毫发无损——两人道别分头走远时，在心里都认同了这样的一个结局；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未来其实也并不会像现在看上去的那样凄凉惨淡，未来仍然会有由于他们之间的寡言默契所带来的那份美好、满足和感激，未来仍然会有他们自己——是这一段曾经沧海的爱恋，把她和他变成了各自的样子。

译后记

打开一本题为《出轨》的小说集，却看不到什么玉体横陈、鱼水交欢的火热场面，一丝可以跟荷尔蒙或肾上腺素关联起来的淡弱气息也闻不到——这本小说集选择《出轨》一篇作为书名，或许原本就是预设了一个小小圈套。倘若读者的感受不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失望，而是还有着不可名状、一言难尽的心理层面上的失落，那就更是特雷弗所期望的了。

特雷弗笔下呈现的，正是一个失落的世界。

威廉·特雷弗生于一九二八年，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他被《纽约客》尊为“在世的英语短篇小说作家中最伟大者”。由于其短篇创作的成就，特雷弗还有一个名号：“爱尔兰的契诃夫”。这一美誉固然无可厚非，但也未免有点过于顺水推舟，有点敷衍偷懒。契诃夫的短篇，早期以幽默讽刺见长，后期则流露出明确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而特雷弗的作品，几乎完全拒绝沾染上意识形态的任何色彩，对其笔下的人物，也根本无意做出道德评价或价值判断。

《坐对死人》中的丈夫，一位失败者，临终之际还怀揣着在赛马场上功成名就的可怜梦想，对妻子常年施以冷暴力，将婚姻变成一场黑暗幽闭的荒凉噩梦，连这样的虐待狂角色都在死亡的温柔帘幕下得到了庇护和谅解。布莱达是叛逆的“小镇之花”，“散布起流言或说起怪话来很会拿捏分寸，也懂得所有那些不用说出声的花招手段，以此来表达她对老规矩的轻蔑和挑衅。长大一些之后，她开始涂用口红；到了最后，她更是肆无忌惮，常常身穿印有扎眼粗口的T恤”（见《贾斯蒂娜的牧师》）；这位小太妹最终实践了她T恤上的那两个脏字“操我”，跑去都柏林为男人们的下半身提供福利，在丽翡河畔水岸码头这一传统的站街胜地站稳了脚跟；出于对童年小姐妹的“友情”，她还打算把轻微智障的贾斯蒂娜也带去入行。对于这样的“失足女青年”，故事中的小镇居民们，尤其是那位踽踽独行、忧伤和感慨于宗教对世俗生活的影响力日益式微的神父，并未表现出太多的焦虑不安或戒备紧张；布莱达的T恤，在更大程度上是体现出了一种象征意义，表明循古不变、宁静但不免沉闷的乡居生活形态已经受到了冲击，动摇，乃至四分五裂。

类似的“畸零异类”，却免于道德谴责或价值尺度衡量的，也包括《在外一晚》中的杰弗里，这个四十多岁的商业摄影师籍籍无名，梦想出一本伦敦街拍画册，在婚介所登记参加约会的目的只是想找个不要钱的车夫兼打杂的下手，甚至还时不时地把女方诳进高档饭馆蹭蹭晚餐；还有一位因婚外情导致年幼女儿有意无意间杀人的富婆（见《孤独》），拿辅导老师的绿帽子来为同学小女生之间充满偷窥欲的八卦闲扯推波助澜的罗丝（见《罗丝哭了》），以及那位“神经病”的餐馆老侍应生——这个偏执狂对自己轻贱卑微的命运耿耿于怀，跟踪与其只有着极短暂婚姻的前妻，反复唠叨生活对他的伤害，以臆想中的复仇来证明他存在的合理性，或者，仅仅是证明他的存在（见《在街头》）。如果扩展开去，连《小生意》（见特雷弗另一短篇集《雨后》）里趁着教皇亲临爱尔兰、警察顾此失彼的机会去城郊居住区做点“银行生意”的那两个“流氓”或“花花公子”（小蟊贼们的自称），也未曾在特雷弗的叙述中受到惩戒。

相比之下，契诃夫的小说文本中所承载的政治、道德关怀与生活理想诉求显然要强烈得多。毕竟，特雷弗与这位俄国短篇巨匠所处的时代情境已经完全不同，社会生态的组织与运行模式也截然迥异。况且，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只要是与法律无涉，而仅限于道义伦理范畴的，英语世界，尤其是大家风范的不列颠子民，对此抱有的宽容度从来都鲜有能出其右者，因此，特雷弗显得超然于道德焦虑之外，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再来简要谈谈特雷弗小说叙事的形式或技术问题。

在经历了二十世纪前七十年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派异彩纷呈、各显神通的狼奔豕突之后，文学天地似乎又进入了秩序整合的阶段；过往时代的一些传统，同时也包括现代与后现代运动中积淀下来的诸多优良基因，被重新捡拾起来。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在特雷弗这里得到了恢复；场景、情节、故事和人物这些理性的小说美学要素也大致得到了必要的尊重。就叙事展开和推进的方式、人物构建和呈现的策略，或者整体文本的风格调性而言，特雷弗体现出相当比例的亨利·詹姆斯心理分析小说的特色，故事中随时都会转入对人物“最幽微、最朦胧”的内心闪念和情绪真相的提示、描摹与发掘，将人类的隐秘“激情和那些良知的微妙波动尽展无疑”（普里切特）。此外，其同胞乔伊斯的意识流笔法一定程度上也是特雷弗所接纳的文学遗传因子，不过，后者对于人物潜意识或无意识的捕捉及刻绘从未打算过要像乔伊斯那样直接、深入、彻底、稠密集中和穷追不舍，比如《大票子》中女主人公菲娜脑海中闪现过的一串场景：“……教鞭的尖头端以直线移动，……指点着将内布拉斯加与南达科他州区分开，……一边指明它们加入美利坚联邦的日期；……你听着老师的讲述，……你忘记了从法国手中购买的路易斯安那包括了哪些地方，……芍药是印第安纳的州花。唐纳休成为糖果大亨的地方是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

而契诃夫的小说创作中则没有任何现代主义的成分，还是依赖对话、人物形神动态的白描、矛盾冲突的设计与发展，以及夸张的戏剧化高潮片段这些最经典的元素来完成他的文字叙事。

前文提到，出现在特雷弗笔下的是一个失落的世界，那依据何在？

仅从特雷弗小说的选材来看，他便一直停留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如果要说得确切一点，那就是在二战之后到以电脑手机为代表的电子数码社会之前的这么个历史时段。而且，虽然有小部分篇目以伦敦都市生活为背景，但其作品中的大多数还是流连于爱尔兰乡村小镇的老街和周围延续了千百年的田园风情之间。即便是在那些一开篇便透露出浓郁爱尔兰传统民俗气息——特雷弗那通篇运用的爱尔兰英语典型的倒装句法更强化了这种泥炭与青草的混合气息——的故事中，我们也能感觉到他笔下的人物依旧还是摆脱不了淡淡的迷惘与失落，连乡居生活秩序中那最温和的渐进变化都会在这些保守而敏感的心灵小池塘的水面上激起微微涟漪。他们甚至在留恋和追怀另一个更古老的爱尔兰。

特雷弗呈献在读者面前的人生短章，关注的大多是时代的落伍者、小人物、失意者、边缘人。这些人往往游离于现当代社会进程的主流之外。比如原本可以按部就班过上小银行家生活的格来利斯，人到中年时却逆潮流而动，去接手管理一间小镇图书馆（见《格来利斯的遗产》）。比如婚姻失败后与行为异常、不时短暂失踪的儿子相依为命，同时因忧惧和焦虑近乎崩溃的“吉尔伯特的母亲”（同题短篇见《雨后》）。还有谜一般的那“姑娘”——《传统》中的这位学校餐厅女工，因美丽芳华成为当地男人心中的女神，却拒绝常规婚姻，任由容颜老去。又比如《圣像》中饱受贫困煎熬的乡村雕刻家柯利，“是为别的时代而生的”，他身上暗藏的“神性灵光”已经成为谋生的累赘，因为“在圣洁的爱尔兰，一切都已变了”。再比如只剩下一个智障少女作为信众的“贾斯蒂娜的牧师”——柯罗赫西神父，以及散布于爱尔兰城乡各地、与他处境类似的神职同行们，“他们独居禁欲的生存、他们袍服那哀丧的黑色，都让他们显得格格不入”，因为“宗教的威权已经被连根拔起、化为乌有，过去的秩序也被放弃，人们情愿生活在困惑混乱之中”。

特雷弗的短篇，所追求的并非什么引人入胜、环环相扣的精彩情节，而是人间戏剧场面的幽暗背景中与被主流叙事遗忘的隐蔽角落里“那些令人玩味的情感私密或愚蠢坚守的梦幻”（《周日邮报》）。他以收放自如、犀利敏锐的精微笔触来呈现人物所处小世界中琐碎的细枝末节，来传递他们的悲戚、痛苦、理智与情感的纠缠、心灵肌理的颤动与起伏。而他所构建完成的这一切文字形态，无论是枯槁沮丧的人生小悲剧，或是孤绝无依的命运困境，还是愚钝荒诞的生活小插曲，其中流露出的氛围主调都是一种温和的哀婉，一抹素净、寂寥、无以倾诉的忧伤。这样的一个结果无疑是缘于特雷弗对人性、人的境遇、人的性格及其命运，对人类的希望、贪欲、荒谬、笨拙、狡黠、罪恶、失败与无助，都报以理解和宽容，表达了他的轸恤与悲悯。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个喧嚣躁动、物质第一、娱乐至死、政商强权、张狂迷乱的世代中，特雷弗才能数十年如一日地保持他的风格，并以其特质鲜明的小说出品让众多读者沉静下来，去回顾审视那个失落的世界，进而来咀嚼当下的社会人生况味。

如果从讲故事的角度来要求特雷弗，他当然也为读者提供故事；只是这些故事的结局通常在开篇就已写定——“在我的开始中是我的结束”。以《坐对死人》为例，这个故事始于艾米莉的新寡守灵，也同样以她的通宵守夜为终结。他的故事完全不像欧·亨利那样，要进行悬念铺陈，来逐渐推导出一个意外的结局；对特雷弗而言，既然他的目光是停驻于一个已然失落的世界，那他便是背对着现时，背对着当代在写作，因此结局也就早早落定，但在他以顺时或散点回溯的叙事形式展开故事的过程中，则经常有令人讶异的隐晦细节浮现出来。也是因为这一背对当下的写作朝向，他笔下的人物性格或状态在最初登场时便已定型。比如这个集子中出现的女性形象通常都是如此：

“往昔美貌的遗痕照亮了她的五官，依旧惊艳，而且看似比她生命中早先年代的漂亮容颜更少了一些偶然草率，多出了一份沉静雅致。秀丽的金发间也冒出了少少的灰白丝缕，这与时光流逝所雕琢而成的其他变化一起，让她的容貌更增添了一种出众的独特气质。”——《在外一晚》

“她那顺滑的黑发已经沾染上灰白的丝缕，但她并未试图去掩饰，而是宁愿让这一中年来临的痕迹自然呈现，来增添她的成熟韵致。”——《出轨》

特雷弗的不少篇章都是借用女性视角来叙事，但倘若以此为契机，去对他的作品进行所谓“女权主义”的分析探讨，那就是牵强附会了。特雷弗的文字整体上呈现为一种哀而不伤的忧郁，一种节制清淡的惆怅古典气质，有着纯白大理石浮雕那般的微凉与光洁。对于那些以新潮眩惑的概念术语来操作的当代文学批评来说，特雷弗的文本显然不是理想的标的物；学院派文学批评的解剖对象阵列中因而也不常有特雷弗的出现。相形之下，和特雷弗同时代的安吉拉·卡特，也是以短篇著称，但个人色彩极为强烈；凭借她那奇诡的哥特式黑暗想象、血之火焰般浓艳逼人的瑰丽文辞、自我放纵的洛可可式叙事与对经典母题的暴烈篡改和寓言式鬼魅变奏，这朵已逝的“性格派”文坛奇葩已经成为英国各大学文学研究领域中最炙手可热的当代作家。对此反差或冷遇，我想，特雷弗应该还是会安之若素。

特雷弗恋恋难忘的纯正古朴而又不时奇情隐现的爱尔兰，当然已经深藏于二十世纪的云烟之外，但记忆中的人文乡土、宽厚仁德、宗教情怀、人性微芒，在回望中却显得益发动人。动人，抑或是因为温暖，抑或是因为凄清，抑或是因为孤独无告，抑或是因为一切都木已成舟，无法弥补，无法挽救。

行文至此，这位爱尔兰老人笔下的孤男寡女、寂寂游魂还在脑海中萦回不去，而此际，自己生命中朦胧依稀的前尘往事又蓦然闪现，不由略感落寞黯然，正所谓：

曾携风月揽红妆，酒微狂，少年郎。

一朝春尽，可怜陌上桑。

夜雨芭蕉意踟蹰，人未语，鬓已霜。

是为后记。

[1] 英式茶取用茶叶量的常规做法，根据茶杯数量也即喝茶人数，每个茶杯配用一小袋或一小勺茶叶，再加上茶壶本身也配上一份的茶叶量；茶叶放入茶壶后，再用热水冲泡。——译注，下同。

[2] 戈尔韦，爱尔兰西部一郡区名，首府即戈尔韦市；诺曼人征服爱尔兰后，该地由十四个富商家族统治，因此得名“宗族之城”。

[3] 荒野中的诱惑原指耶稣在荒野中断食四十天，三次受到撒旦的诱惑。这里与时间扯上关系，应当是说即将春暖花开，容易诱发青少年的性冲动，导致野合行为，因此加上引号。

[4] 此处直译为“他们所欠的债务”，但显然语意双关，另一层意思或指学校不容许有学生欠费；读者在后面或将发现此话还另有校长不曾意识到的弦外之音：某些男孩对贝拉的亏欠。

[5] 此为教会学校，大概是模仿大学分立为各学院的建制，以基督教圣人来命名各栋校舍，餐厅的位置空间也按校舍名相应分区，供各校舍的学生分别落座。圣安德鲁是圣彼得的兄弟，使徒之一，与后面的圣大卫、圣帕特里克、圣乔治一样，在这里都用以指称校舍以及餐厅不同的区位。

[6] 原文为拉丁文。

[7] 爱尔兰历史学家大卫·B.奎恩（1909—2002）的作品。雷利爵士是指英国伊丽莎白时期著名的探险家沃尔特·雷利爵士（1552—1618），同时他也是作家、诗人、军人和政治家。

[8] 佩里·科莫（1912—2001），美国歌手，电视名人，曾售出数百万张唱片，每周录制播出一次的电视音乐节目也大获成功，经久不衰。

[9] 多莉·帕顿（1946—），美国乡村音乐女王，创作演唱俱佳，精熟多种乐器，有史以来唱片销量最高的音乐人之一。

[10] 戴维·拜恩酒吧（Davy Byne’s），都柏林知名的美食酒吧，以海鲜著称。

[11] 暗指站街卖春的妓女。

[12] 岛桥（Islandbridge），位于都柏林城区，横跨丽翡河（River Liffey）。

[13]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1908—2004），法国著名摄影家。

[14] 司各特·乔普林（1868—1917），美国黑人钢琴师与作曲家，对爵士乐的发展演变功不可没。

[15] 贝蒂·戴维斯（1908—1989），美国女演员，影视演艺生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

[16] 赞恩·格雷（1872—1939），美国最受欢迎的西部小说作家，创立了边疆开拓者传奇题材通俗叙事的范本。

[17] 伊丽莎白·鲍恩（1899—1973），爱尔兰女作家，细致入微地呈现中产阶级与上流社会那秩序井然、体面尊严的生活表象下的暗流涌动与心理经验；代表作有《心死》与《炎日正午》。

[18] “鸡毛旅店宫”是指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1902—1968）小说《罐头厂街》中混混流浪汉群体所住的废弃货栈——被他们戏称为“鸡毛旅店宫兼烤肉馆”。“宿醉广场”是指英国作家帕特里克·汉密尔顿（1904—1962）小说《宿醉广场》中的同名地点。“道尔柯特磨坊”则是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1819—1880）作品《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主角一家的磨坊。

[19] 这里的四个人物分别是《无名的裘德》中主人公、《远大前程》中皮普的姐夫、安东尼·特罗洛普所著《巴切斯特教堂》中主教的刁蛮妻子以及《黛茜·米勒》同名女主角。

[20] 德莫特·特雷利斯，爱尔兰小说家布莱恩·奥诺兰（1911—1966）的代表作《二鸟泅水》中的人物。这一人物喜好写西部小说，但他同时又是小说中第一人称写作者珀卡·麦克非里梅所虚构的人物之一；德莫特·特雷利斯笔下的人物不满他对他们命运的控制，便合谋给他下药让他昏睡，因此这里说“德莫特·特雷利斯睡了”。

[21] 格雷厄姆·格林自传色彩强烈的小说《恋情的终结》中的男主人公。

[22] 出自安·勃朗特作品《维尔德费尔庄园的房客》。

[23] 《真主的花园》是英国记者、小说家兼音乐评论家罗伯特·史密斯·希钦斯（1864—1950）最畅销的作品，初版于1904年，并被三次拍成同名电影。

[24] 乔吉特·海尔（1902—1974），英国历史传奇叙事与侦探小说女作家。

[25] 圣布里吉德（约451—525），也称为“爱尔兰的布里吉德”，是爱尔兰的主保圣人之一。

[26] 提香（约1485—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大家，所画人物血肉丰满，充满世俗的生命力；人物头发多为金棕色和橙红色。

[27] 此处为法语。下同。

[28] 《伦敦叫卖图》，英国画家弗朗西斯·惠特雷（1747—1801）出品于1792到1795年间的系列风俗油画，描绘的是伦敦街头的各式小贩。这些作品的雕版印画后来大量制作，在坊间流传；这里指的应该也是印画，而非油画原作。

[29] 欧内斯特·夏克尔顿（1874—1922），生于爱尔兰，十岁时随家人移居伦敦；最著名的南极探险家。

[30] 海利根贝格，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个小市镇。

[31] 波尔迪盖拉，意大利地中海沿岸最西部的一个海滨小城，紧邻法国。

[32] 此处为意大利语，下同。

[33] 这里的意大利原文为Camera Ventinove，其中的camera在英文中指相机，又与叙述者父母因买胶卷而初次识并存有波尔迪盖拉的照片产生关联。

[34] 《好兵》是英国作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1873—1939）的代表作。

[35] 基督教影像体系中，除了耶稣被钉上行刑的十字架的经典图像，还有就是耶稣被绑缚和钉在单根木柱上的图像，即本处所指。下文的“耶稣受难十四处苦路”这一专有词指从耶稣被判死，然后背负十字架到达髑髅地，直至从架上降下被安葬的全过程中的十四幕场景。

[36] 米诺·达·费埃索（1429—1484），意大利雕刻家。

[37] 原文为Wild horses wouldn’t drag（the conversation they’d had out of her），此处为英文习语用法，直译为“连野马也不能把（她们的对话从她口中）拉出”，即言意志坚定，绝不会做某事。

[38] 奇蓬代尔是十八世纪英国著名的家具设计师。

[39] 普鲁登斯原文为Prudence，意为“审慎，谨慎”，通常用作女子名；维里蒂原文为Verity，意为“真”，男女皆通用。

[40] 克里斯迪·雷恩（1920—1979），爱尔兰著名的棒球运动员，棒球运动史上最伟大的投手之一，甚至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球员。

[41] 西方基督教国家的风俗，结婚公告会在婚礼举办前三周起的每个礼拜日在教堂张贴，也即连续公告三次。

[42] 原文为like hawks，这里指约翰因为是非法务工，不得不昼伏夜出，躲躲藏藏，因此说像夜鹰。

[43] 温布尔顿与白城都是大伦敦市的区域。

[44] Kall-Kwik，英国知名的印刷与设计服务连锁店，一直发展到今天，已有三十多年历史，为企业与商务机构以及个人提供设计、推广和印刷等项目的综合化全方位服务。

[45] 这里意译的连续三个伦敦大区地名原文分别是Shepherd’s Bush、Hammersmith和Castelnau。

[46] that beats Banagher！现代英语中常作（to）beat the band，表示惊异感叹，源起于that beats/bangs Banagher.爱尔兰Banagher镇的豪绅家族势力曾非常强大，完全操纵了当地的议员选举结果，因此国会中议及反民主的政治做派时，便有人说that beats Banagher，即言“那比Banagher还更烂”。这个习语后来转用为对所有异常或令人惊讶之物的慨叹，中文中无理想的对应语汇，故借用扬州方言中的这一典型表达。

版权信息

不中用的狗

作　　者：[德国]海因里希·伯尔

翻　　译：刁承俊

品 牌 方：99读书人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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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心急如焚的人

逃亡者

巴黎“被俘”记

不中用的狗

幽会

以扫宗族

贝尔科沃大桥的故事

死者不听话

失去的天堂

美国

德国奇迹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心急如焚的人

当海因里希·佩科宁十六岁时，他第一次想到最好去死。他在十二月的一个灰暗的日子，在一次横穿这座作为他故乡的大城市的散步途中，看到一位他熟悉的老先生跟着一个年轻放荡的妓女走进她屋里。他突然感到心中有一种极其巨大的痛苦，他真想死去。他感到心中这种痛苦巨大无比，他继续活下去的每一天，这种痛苦都会与日俱增。他看到如此众多糟糕丑恶的东西，看到愉悦他心灵的事情如此稀少，他决定自杀。他未同任何人谈及此事。他承受这一切已经有一年，没有人猜到他的痛苦。他往往都是差一点儿就要倾诉衷肠，对任何一个他认为可以信赖的人说出心里话，但他却一再在马上就要表现出来的草率面前吓得抽身退步。他锁上了自己的心扉。

现在他就这样——这又是一个十二月的日子——沿着大河的河岸走着，心中只想着那一件事情：自杀，用残酷的方式与世长辞。他顺着通往河里的石头台阶慢慢往下走，浑身都在发抖。他在最下面一级台阶停下来。河水诱人地、轻轻地、差不多是亲切地拍打着石头。在此之前，他对一切都进行了周密考虑：他要宽宽松松地披上自己的大衣，用大头针从里面把大衣钉牢，这样就使他的胳膊不可能做出任何游泳动作。他又一次毛骨悚然地想到所有那些由于他的死亡和他死亡的方式而会痛苦的人。想到母亲、父亲、兄弟姐妹，还有几个人，几个自以为喜欢他的朋友和年轻姑娘。他们都慢慢地、悄然无声地从他脑海里掠过。一阵几乎无法觉察的、爱情与思念的波浪在他心中涌起，但它并不能制止他，他已经多次同这类情感搏斗过。他在自己的脑海里看见一位愁眉苦脸的年轻神甫的面孔，这位神甫在低声耳语：“人子不知道他应当把自己的头放在何处，他是如此孤独。他在人群中贫困孤独，就连他的门徒都离他而去，因为作出决定的时刻已经到来。只有圣灵的力量才使他振作精神，为了上帝的缘故，去忍受可怕的折磨和难以忍受的痛苦。尽管如此，人子却爱所有的人。他确实知道尘世是多么丑恶，多么糟糕，但他对误入迷途的人类却充满了爱。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们，也献给你。如果你信仰他——你经常说这句话——那就学他的榜样，爱他们所有的人，爱那些坏人、迷途的人和那许多许多的受难者。”海因里希全身剧烈颤抖，他艰难地呻吟着：我无法忍受这种痛苦。但是一种声音在他内心，以一种他从未听到过的威力轰鸣着：上帝的恩惠和慈爱四处传播，你相信吧！海因里希转过身，沿着台阶向上走。他穿过桥拱下面宽阔的林荫大道。大道的另一面，在灌木丛和小树丛之间的一个涂上刺眼色彩的木头亭子里，是一家名声不好的咖啡店。海因里希把手伸进口袋，数了数他的钱，然后便穿过街道，紧接着就走进了一家肮脏的售货亭。在小小的舞池四周有许多凹进去的地方，他没有打招呼，便在凹进处坐下来，要了一杯咖啡。一个邋里邋遢的老妇人把咖啡端了上来。墙壁上画着线条简单的裸体女人，用的是红颜色。有年纪大一点的，也有年纪轻一点的好色之徒怀抱妓女，坐在几个角落里。一个大约十六岁左右、衣着打扮颇像妓女的漂亮女孩坐到他的身旁。她以其特有的方式，取笑他那显得厌烦的招架手势。海因里希从口袋里掏出他总是随身携带的《新约全书》，开始读起来。他对这个妙龄女郎那双奇怪的眼睛非常生气，他气得全身发抖。他试图把精力集中到《圣经》上面，但又不得不一再抬头看她，看着那双微笑着的、对他死死盯着不放的眼睛。那个女人把两肘支在桌上，双手撑着下巴。她有一头柔软、浓密的棕发和一副妩媚动人、随机应变的脸蛋，她那几乎是稚气的眼睛漂亮、纯洁。海因里希最初用怀疑的目光打量她，可是他抬头看她的次数越多，他就越感到惊奇。他看见她那双大大的黑眼睛神情忧郁，纯洁得像一个孩子的眼睛，忧郁得像……“可她毕竟是个妓女呀，”他想，“她要引诱我，我弄错了，她坏。”然后，他又低下头来阅读《圣经》。但他却老要抬头看她，老要盯着这张脸。最后，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这可怕的怀疑，所以便用一种生硬、激动的声音问道：“您要给我说清楚，您怎么到这儿来的！”就好像她已经在等待这个问题似的，她从脖子上取下一串有一个十字架的项链，指着那个十字架，用一种坚定、圆润的声音说：“我是为了这个标志到这里来的。”

海因里希低下头，由于佩服以致满脸通红：“尽管我对前因后果还很不清楚，但我相信您。”姑娘淡淡一笑，继续说：“我愿意把一切都简明扼要地给您解释清楚。我在这儿这种……地方接受一个妓女的位置——您会明白竟有这种事的——是为了救人。我要救人，既然我认为自己太软弱，无法同老色鬼作斗争，那我就试图拯救小青年。有不计其数的小青年正处于堕落的边缘。您并非我在罪恶的面具下接近的第一个人，但您却是许多同我坐在这儿的人当中第一个不需要我帮助的人。”海因里希惊奇地注视着她，就好像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在他那几乎陶醉的目光里，她变得严肃起来，她的微笑已经破碎。现在他清楚地看到，她的内心会有多么悲伤，因为她嘴角上挂着的微笑再也掩盖不了她眼里的悲伤。

他想问她是否已经取得成效，却又羞于启齿，要求她对往事做一个总结，所以他就等着她继续往下说。她坐在那里，身子微微前倾，具有一种神秘莫测的美。她那张愁容满面的脸恰似一个可怕的天使的脸。海因里希看到，在她身上有某种极难预料的事情发生。他怀着一种新的、难以忍受的羞愧之情，用双手把脸紧紧捂住：他突然感到自己爱上了这位妙龄女郎。她继续往下讲——现在她声音激动：“我确实救过一个人。我来这儿的第一个星期，他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但我马上就看出，他不是因为喝醉了，而是饿得摇摇晃晃。他的脸色比死人还要苍白，因为他活着。他的黑发蓬乱，散盖在头的四周。他坐下来，用一种几乎发疯的声音大叫大嚷着，要一个女人。我扶着他，把他领进我的房间，以保护他免遭别人的嘲讽，因为我马上看出，他穷得几乎发疯了。我给他东西吃，让他讲讲情况。后来他睡着了。我久久地坐在他身旁，守在那儿，不让任何人打扰他。当他醒来时，他要求——但他看到我的眼色却沉默了。后来我对他讲话。他像一个异教徒那样，对我给他讲的那些事感到惊讶。一大早他就走了。他经常到我这儿来，希望听听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他已经有四个月没到这儿来了。出于某种原因，他感到羞愧。他最后一次在我身边时，我感到了这一点。他想说点什么，却又什么也没有说出口，因为他感到羞愧。我知道他的名字，却不知道他的住址，我倒是很想去找他。”当她讲完时，好像差不多就要崩溃似的，倒在桌子上，用双手捂住脸，失声痛哭。海因里希俯下身去，顷刻间，他忘记了自己为了爱她所引起的痛苦，他在为她担忧。“我会找到他的，您相信我，我……我……”她直起身子，眼里噙着泪水，心急如焚地注视着他：“我相信，您……您……您错啦……”她如此奇怪地看着他，使他恍然大悟，原来她爱的是他，而不是另外那个人，不是他为了安慰她想要去找的那个负心汉。不，她爱的是他。他朝这个泪人儿俯下身去，对她低声耳语：“别哭，相反地，你要高兴才是，要同我这个刚刚才重新被你赐予生命的人一道欢呼。我愿意侍候你，我要爱你胜于我的生命。姑娘，我请求你，别再哭啦，我们要离开这个恶浊的地方，在清贫中开始一种耶稣基督式的生活。我们……”他欣喜若狂，无法再继续往下讲；语言，这个人与人之间笨拙的中介者，它无法理解他的感情。他把头放到桌子上，亲吻这个女人的双手。当他扶她起身，把她抱在怀里时，她快乐得全身发抖。

同一天晚上，苏珊也离开了她的“岗位”。海因里希同她一道在城里给她找一个住处。他们租了一个干净的小房间。他们坐在那儿，直至深夜。他们相对而视，彼此很少讲话。他们决定去找贝内迪克特·陶斯特尔，就是苏珊在其妓院生涯痛苦不堪的那些漫长的日子里，唯一能够拯救的那个人。当贝内迪克特·陶斯特尔开始引起公众不安时，刚十八岁。他写臭名昭著的小品文《拿破仑也是一个性爱的天才吗？！》，副标题是：《关于科西嘉这位著名风流人物的思考》。仅仅是他给这种事配上一个问号和一个惊叹号这一情况，就已经使有些人勃然大怒了。这已经不再是怒气冲冲，而是立即就怒火中烧，怒发冲冠。海因里希从这样一个怒发冲冠的人口里听到贝内迪克特·陶斯特尔的情况。他读贝内迪克特的小品文，感到它——用一种差不多是讽刺性的才智——嘲弄和讥笑现存的一切。他的政治和社会比较——他在这篇短文里虽然讲的也是拿破仑的性爱，但主要谈论的却是当今的时政——有好几次非常滑稽可笑，使海因里希忍不住笑出眼泪来了。最使他惊异的，看来就是包含在整篇文章中的那种热情洋溢的弦外之音。这是一种疯狂、燃烧的热情，正因为它与冷嘲热讽结合在一起，所以令人神往。最后有一句话，其语气就像一个小孩在为一件糟糕的蠢事感到惋惜：“多可惜呀，我贝内迪克特·陶斯特尔是这样一个没有希望的残废人。”海因里希通过间接的渠道，从一个以批评天才著称的、闻名遐迩的文学家那里得到有关贝内迪克特的消息。那位文学家有一次曾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就在于，他是歌德的一个真正的天才模仿者。”凭着这句名言，有人试图朝这个厌恶桂冠的脑袋用手枪敲打三下。海因里希通过一位监狱看守认识了那位先生。当此人怀着教育的意图，在监狱里看望那些谋害他那令人尊敬的人的生命时，他对着看守的耳朵低声说：“要是我没有完全弄错的话——但我觉得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您很快也就可以在这里欢迎贝内迪克特·陶斯特尔先生了。”现在，监狱看守——海因里希的一位熟人——给此人讲贝内迪克特·陶斯特尔的事情，因为他知道，海因里希“爱好文学”。

海因里希在一条“臭名昭著”的街道的一个糟糕透顶的阁楼里找到了贝内迪克特。他就住在那里。他个子高，很瘦，有一张苍白、痛苦的脸。当海因里希自我介绍，说苏珊是他的未婚妻，他们一起找过他时，贝内迪克特久久地、默默无言地凝视着他，过了一会儿才用一种结结巴巴、深表同情的口气说：“我要用‘你’来称呼。”海因里希对此只是点点头，这样，他们之间的友谊很快就建立起来了。然后，他们便长时间默然不语地相对而坐，抽着闷烟。忽然，贝内迪克特抬起头，轻声说：“你信仰耶稣基督。”尽管这并不是在问他，但海因里希还是答道：“是的。”“你肯定已经读过我论述拿破仑的那篇文章……哎……你知道……这些猪猡，这些断章取义的臭狗屎，他们干脆把开头删掉。我一开始就写道：‘如果我的文章不好，但愿上帝能原谅我，我怀着满腔的愤怒写这篇文章，反对那些嘲笑他的名字、却又自称基督徒的人。’你瞧，他们把这个给删掉了。”当他说这一席话时，他注视着海因里希。海因里希看到他的眼睛在跳动，他站起身，沉思着，在屋里走来走去。他像这样不停地走着，走了好久，最后终于在海因里希面前停下来，开始继续往下说：“我想问你一点事情，”他顿住了，似乎是在沉思他是否应当继续往下说，“瞧……六个月后，一位年轻姑娘——这位姑娘你马上就可以见到——就要生下我的孩子。我是在当铺里认识她的。我一大清早就去到那儿。我想——像往常那样——把我仅有的一件值钱的东西，把我的表拿去典当，因为我已经有好几天没吃任何东西了。我把表放进窗口，人们给表估价，以及做诸如此类的事情，一切顺利，我应该领到五个马克。这时，那个公务员要我拿证件……我狼狈不堪，结结巴巴地说，我没有证件。紧接着，他就把我的表退给了我。我怀着羞愧的心情想离开那儿……这时在我身后有一位姑娘清脆的声音说：‘我为这位先生作保，这儿是我的证件。’当我吃惊地转过身，看着她的脸时，她把自己的证件递了过去。她差不多同我一样高，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和一副苍白的面容，她用她那双黑眼睛神情严肃地打量我。这时，那位公务员把证件退给了她：‘第一，在这种情况下担保没有任何用；第二，您根本不到法定年龄，所以您的东西我也不能接受。’我毫不迟疑地挽起她的胳膊，把她带回家。后来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一瞬间，一切需要举止自然的言行，我都理所当然、轻而易举地做到了。我还从来没有挽过一位姑娘的手。我们相互间什么事情都讲，当然彼此间马上就用‘你’来称呼。本来我所钟爱的姑娘绝不是她。可是我爱上了她。在走路时，我们甚至兴高采烈，说我们饿肚皮的笑话。不过多数时候她都愁容满面、郁郁寡欢，默默无言地在我身边走着。只是有几次她眼里才偶尔闪现出一种喜悦的光辉，她微笑着说着某种事情。她这种微笑妩媚动人，简直是……千娇百媚，令人心醉，是一种真正有血有肉、聪明活泼的少女微笑。我们在一个街口上告别。我给她讲了我的住址，邀请她光临寒舍，她对此一声不吭，可是当晚却到我这儿来了。当她走进我屋子时，我立即朝她走去，亲吻她。她又露出了笑容。现在她每天晚上都来我这儿，然后我们并排坐着闲聊。最初我们讲述我们的生活，后来就什么事都谈，谈上帝，谈艺术、政治。倾听她连珠的妙语真是美极了。以后……我们也一起祈祷。我们特别崇拜那位善良的、跟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罪犯，他就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身边，还在当天就到了天堂。在此期间，我的状况，也就是经济状况江河日下。我唯一的固定收入是每月二十五马克。这笔钱是我遗产的强制管理人支付给我的。我已经到了甚至连必不可少的衣服和鞋子都没有的地步。在这段时间，我开始写不计其数的、许许多多的东西，但真正完成的却只有这篇《拿破仑》。我把这篇文章托付给她。她跑了好久——差不多持续了三个星期——才找到愿意发表这篇文章的人。出版社的一位代理人来拜访我（这是一家大多出版黄色小说，因而变得非常富有的出版社），我们很快就达成了协议。她父亲就在这个时候自杀。他是一个债台高筑的商人，但由于手段高明，往往还能获取高薪。现在他的骗术被戳穿，于是就开枪自杀。虽然我签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合约，但因为我很伤心，所以还是热切地期待着她的到来。那是一个夏末之日，那一天的酷热在天上聚集了厚厚的雷雨云。太阳刚下山，我便从我的小窗户中探出头去，望着沐浴在深红色中的城市。尽管如此，城市并不显得比往常更冷清……我伤心到痛不欲生的地步，我如此深切地感到她对我来说变得多么重要。这时她来了。她看起来像个疯子。她倒在我的怀里，我从她前言不搭后语、结结巴巴的话语中，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无话可讲，只是默默无言地亲吻她。这天晚上她就待在我那儿。也就是在这一天……我们俩失去了我们的贞洁。”他急急忙忙地说着，不停地走来走去。现在谈话戛然而止，他两眼凝视着窗外。海因里希想朝他走去，想随便说点什么，想至少同他握握手，这时一个黑乎乎的姑娘的身影走了进来。按照他的描述，海因里希立即就把她认出来了。他向她问好，贝内迪克特给她讲他的名字。贝内迪克特把自己的椅子让给她，然后挨着海因里希坐到床上。在屋子里暗淡的灯光下，这两个小伙子只依稀见到她身材的轮廓。她开始用亲切的语调轻声说道：“我为你找到了一点活儿。有一位领导着一所私立午后学校的先生在找家教，补习文科中学的课程，每小时一个马克。这样，你就必须同有智力缺陷的平民子女一道做家庭作业。你会被正式雇用，每天下午授课大约六七个小时。当然你先得通过一次小小的考试，不过考试却由那位先生主持。我已经同他谈过话，我对他讲，你是文科中学的。另外……他自己要让孩子的父母每小时给他三个马克。”贝内迪克特慢慢抬起头：“我感谢你，玛格达勒娜……这样我们就可以结婚了，就是说……如果那位先生雇用我……”

这三个人在半明半暗中坐了许久，只打破过一次沉默，而且是由贝内迪克特打破的：“玛格达勒娜，我给你讲过在妓院里教给我真理的那位姑娘，你知道吗……她就是海因里希的新娘……”

玛格达勒娜霍地一下站起身来，朝海因里希走来，神情严肃地用她那双睁得大大的黑眼睛久久地凝视着他，然后问：“她已经原谅了他……我们……他再也没去她那儿了……我们真是愧对她的纯洁……”她满脸通红，低头看着地板。当她重新抬起头时，她看到海因里希正微笑着点头称是。她把自己的椅子挪过来，坐在他们俩之间。

当玛格达勒娜坐在苏珊身旁，感受到这个女人的无比信赖而几乎变得兴高采烈之时，这两个小伙子正往那位靠办学赚钱的资本家先生那儿走去。依旧下着冬天的冷雨，这种雨对于穷人不啻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杀手。他们没有帽子，只有又薄又破的大衣，因此他们都紧贴着院墙走，这样至少能稍微少受一点严寒的侵袭。市郊街道的房子都装作观望的样子，躲在高高的林荫道树下和屋前花园后面。就在这样一条气派的、宽阔的街道上，他们拉响了一座差不多是宫殿式的房屋的门铃。有人将他们领进接待室，要他们先在这儿等一个小时。他们带着恶意讥讽的怒气，将房间里全部画像的形成史直至细枝末节，都寻根究底一番，解释一番。在这之后，他们正准备以一种绝望发狂的方式，向墙上裱糊的图案猛扑过去时，一位“仪表庄重”的先生走了进来。这位先生中等个子，身材肥胖，像菩萨一样面带笑容。他们作自我介绍；他热情欢迎他们。五分钟之内，贝内迪克特未经考试，光凭中学毕业证书就被聘用了，暂时试用一个月。海因里希也同样说出了希望能试用他的愿望。尽管他年轻，但在看了一眼他的证书之后，他也被雇用了。“你们今天下午就可以开始。”用这些话就把他们打发走了。他们沿着同一条不见人影的道路往回走。

“这个人不是愚蠢，就是发疯，”海因里希说，“如果他就这样直接录用了我们，这对他那所著名学校的声誉是一个很大的冒险。”

贝内迪克特笑道：“他嘛，发疯倒不是，就是太懒。不过他也并不愚蠢。因为他认识玛格达勒娜，很可能他知道我们信奉天主教，而且还很虔诚。天主教徒——他是这样估计的——因为他们那不人道的秘密忏悔，对于罪孽有一种巨大的恐惧，因此他们比起那些不用在某一时刻爬进忏悔室招认一切的人来，欺骗他的时候肯定会更少一些……譬如有很多不信教的人，他们之所以雇用天主教的女仆，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由于她们要被迫忏悔而可使自己免遭被窃之灾。再说，要是我们给他的声誉带来危险，他随时都可以把我们赶走。”

他们还是在苏珊那里遇到玛格达勒娜。坐在暖烘烘的火炉边，喝着热气腾腾的咖啡，另外还能抽抽烟，这真是一件赏心乐事。

贝内迪克特和玛格达勒娜很快就起身告辞，由于他们的婚礼八天后就要举行，他们还得去神甫那里。

苏珊坐在海因里希身旁；他神情严肃地凝视着她的脸：“苏珊，我过去总是仇恨太阳，因为我认为，它想用它那灿烂的光线嘲笑我的痛苦……我有好久都找不到生存意志，甚至就连生活的乐趣也少多了……有一天我找到了生存意志，而且在同一天找到了你——我生活的乐趣……从这一天起，太阳还从来没有出来过，它在惩罚诽谤者，但是它肯定还会出来的，我会欢呼雀跃欢迎它，我们会见到那些美妙的时光，苏珊……苏珊……”他微笑着。这是苏珊在他脸上第一次见到笑容，它好像浅显易懂的教堂音乐，这种音乐正从隐藏在这张颤抖着的、年轻的脸上的那个年代久远、被人遗忘的时代传来。苏珊非常高兴，因为她看到了他的欢乐的这种轻声的爆发。这是在他们之间的某种东西，如此纯洁，离罪孽如此遥远——尽管诞生她的时代离罪孽如此之近——就像很久很久以前的爱情那样愉快。这是一种充满着默默无言的欢呼的、快乐温柔的气息。海因里希轻轻地把她拉过来，亲吻她的嘴，他们觉得好像世界已在他们脚下沉陷下去。

婚礼犹如一个小孩的葬礼那样悲伤。那个金碧辉煌、硕大无朋的大教堂可能很少见到这样悲惨的结婚。巨大的厅堂——它的天花板呈碎纤维状的灰色，恰似多云的二月天——要将跪在辅助祭坛前面的这对衣衫褴褛的人压得粉身碎骨。玛格达勒娜恭顺地闭上双眼，她全身发抖，内心在欢腾，等待着婚配的圣事。当神甫在主持圣事过程中转过身来时，他总盯着贝内迪克特那张苍白、严肃的脸。在他们俩后面，跪着玛格达勒娜的母亲和兄弟。在母亲的脸上显露出一种强颜欢笑的表情，这就好比一个遭到强奸，但由于心灵纯洁，开始忘记肉体上耻辱的少女脸上的表情。在那些兄弟的目光里，带有一点暗淡无光的放荡者眼神里的那种被掩盖着的放肆的神情。他们大概就是同父亲一道，强奸了这个女人的灵魂的人。一道胆怯的目光瞥了跪在他们前面、玛格达勒娜身边、低着头的苏珊好几眼。海因里希和保罗·冯·森陶这两位证婚人在为弥撒服务。

在祈神祝福之后，这对新人走上前去，跪到陈旧、古朴、已经在一些王侯婚礼上用过的祈祷凳上。两位证婚人来到他们身边，神甫开始举行仪式。圣事结束之后，年轻的神甫讲话。他讲话的声音非常低，好像他害怕会引起宽大的厅堂的回音似的。在他脸上浮现出一种喜悦的笑容。

“当神甫用神圣的纽带将一对新人联结在一起时，他要对新郎讲几句话，这是很平常的事……请您原谅我……请您原谅我……可是我现在不能对您讲……我们今天很难感到信奉基督的真诚和对上帝的谦卑……您明白，”他满脸通红，看着地下，“我心情激动……但我却不揣冒昧，接受您的邀请，参加一次小小的庆祝会。”

玛格达勒娜的两个兄弟在大教堂前同参加婚礼的人们告别，带着他们那副令人厌恶的捞钱者的嘴脸，就像梦魇一样离开了这个可怜的、小小的人群。人们穿过大城市平日的喧嚣，向这对新人位于老城边缘的新居走去。这座大教堂本来不是他们教区的礼拜堂，但是贝内迪克特之所以希望在那里举行结婚仪式，是因为他知道他父母是在那里举行的婚礼，他自己也在那里接受洗礼。半年前，当他在苏珊那里度过那一夜，被真理的火花迷惑之后，他就向这位年轻的神甫敞开了他那火热的心。就是这位神甫在旧日的教区记事录中看到，在战争的第二年初，一个叫丹尼尔·陶斯特尔的男子同一个叫阿黛尔海德·冯·森陶的女子在这里结婚。贝内迪克特的洗礼也同样登记入册。所以现在他们从市中心到城边有好长一段路要走。这对年轻的新人走在前面，低声说着话。玛格达勒娜的母亲同神甫跟随在后。走在最后的是夹在海因里希和保罗之间的苏珊。保罗给这位在他一生当中第一次见到的苏珊作自我介绍，给她讲他的简历：“我是一个古老的法兰克贵族最后一个无家可归的后裔，不过这个贵族在一百年前就已经在十足的市民阶级的轨道内活动了。我的堂兄弟……贝内迪克特……是唯一的血亲。在那一天，在我父亲在朗格马尔克阵亡的同一天，我出生了。我母亲刚满十八岁。哀悼年轻的丈夫使她心力交瘁，因为正是这位夫君使她那备受折磨的、孤儿的青春时代以美妙的爱情告终……贝内迪克特的母亲，我父亲的妹妹，一个十九岁的女子把我接到身边。我当时半岁……尽管她自己已经有喜，虽然她很为自己的丈夫感到痛苦和担心，因为他头部受了致命的重伤，正躺在罗马尼亚的野战医院里……她的丈夫在贝内迪克特出生前三个月就已去世……她哀悼丈夫、兄弟、女友，挑起了这副无穷无尽的生活重担。她本着对耶稣基督这位真理的宣告者和受难者的朋友的信仰，逼迫着自己那年轻的、燃烧着的灵魂，穿过日常生活的角落……她在由她抚养成人的孩子们身上没有感受到多少乐趣，她必须从事一项职业。我们不得不在法伊特，在这个住在我们旁边的复折屋顶上的伤兵那里度过长长的早上时光。法伊特只有一条腿，他拄着拐杖，只能艰难地爬上那有许多级的台阶。另外，由于肺部受伤，他还不得不经常躺在床上，所以对他来说，两个男孩正好合适，因为他还年轻，才三十三岁，而且充满激情。当他正好听说我们两人的父亲都在战争中阵亡时，就立即喜欢上了我们。我们同法伊特的友谊开始时，我五岁，贝内迪克特还不到四岁。法伊特什么都不信。每当我们去他那儿时，他首先总要用带有嘲讽意味的、郑重其事的口气问：‘什么是至高无上的生活准则？’然后，我们清脆的童声答道：‘——全是胡扯蛋！’他就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他经历过可怕的事情，也给我们讲一些事，这些事的可怕只会使我们感到饶有兴趣。他用自己的话把不信宗教的毒药滴进了我们孩子的心灵里。当母亲疲惫不堪、和蔼可亲地回到家里时，我们都要做祷告。只是在我们每晚做祷告时，这种毒药才暂时不起作用……这个法伊特呀，他倒并不坏，不过却失去了同上帝的联系……我今天相信，圣灵在他内心里正在进行一种秘密的煽动工作，因为他在还活着的最后一天说……当时我七岁……‘小家伙，你们晚上祷告什么？’‘我们对耶稣基督祷告，祈求他保佑我们的灵魂不要失去信仰，祈求他让我们的父亲进入天堂，使善良的法伊特康复，赐给母亲以欢乐。’然后，他莫名其妙地微笑着，看着我们说：‘这样做很好，你们千万别忘记这件事。’这句使他最后两年所有的生活经验都化为乌有的话，对于我们只不过是千百个印象当中的一个罢了。我们只管搜集，还没有进行区分……几天之后他就去世了。我们深切地、久久地哀悼他。母亲无法安慰我们，只有时间的流逝才使这个伤口愈合。追悼会之后，法伊特撒下的种子开始发芽……只要母亲谈到——正如我们所记得的那样——法伊特不相信的事情，我们就反对她，只有对上帝我们还不怀疑……这种事只是后来才出现。这时，我们已经有好多年听凭街道上懒惰智慧的摆布。在母亲死后，我们因为贫穷，在文科中学遭到市民阶层和暴发户的孩子的鄙视……接下来——我们自己的思想越来越禁锢——开始是慢慢地，但后来我们却突然拒绝一切不可思议的东西，我们带着顽强、苍白的面容，自豪地承受着我们的贫困……我们心里产生了怀疑，周遭环境和我们的短视使得我们——摆脱基督徒自称的残废人——在哪怕只是知道他的学说的一鳞半爪之前，就已经宣布脱离苦难了……我九岁，贝内迪克特八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医生讲，她是死于疲劳过度……肯定是她出于对我们的爱，便拼命工作，弄得弱不禁风……可是我认为，而且也知道，她死于痛苦。我认为，这种痛苦经年累月在她心里折腾着，最后它终于显露出来，用毁灭性的一击，将她带往她一直信仰的永生……要是她在那些关键性的年代，把十字架无声的学说作为首要的学说教给我们的话，我们肯定会理解，我们就不会由于周遭世界的愚蠢和缺陷遭到失败。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多年迷惘，多年摸索……我们靠一座小房子的租金过活。这座房子是贝内迪克特的母亲作为将来的一笔小小的保证金，用她节衣缩食、好不容易才省下来的钱为我们购置的。人们喋喋不休地谈论文献档案，谈论爱情的巨大丰碑……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比位于老城的这座破破烂烂、东倒西歪的小房子更美的了，它使一位漂亮美丽、含辛茹苦、孤独寂寞的年轻太太付出了多年饥饿的代价。

“我在学校毕业考试的前一年，为了一个女人离开了贝内迪克特和老家……她有一头深棕色的秀发，一张年轻漂亮的嘴巴，她的眼睛犹如夜晚一样黝黑，充满着真诚热烈的感情……她当时在这里举办一场肖邦音乐会……我如醉如痴地倾听她的演奏——在我一生中破天荒第一次心醉神迷，受到鼓舞——倾听这个富有魅力、忧郁、诱人的感性世界。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这位年轻的姑娘，她那真诚的演奏把这种醉意注进了我的心灵……透过厚厚的帷幕还传来雷鸣般的掌声，那时我就站在她的闺房里……奴仆们已经在我眼前退去……帷幕拉开了，她悄然无声、风姿秀逸地走上场来……她并不惊慌，也不气恼……她没有看到我的衣着犹如乞丐……她盯着我的眼睛微笑着……她很年轻，才十七岁……我马上就看出，她像我一样还未失贞操……她这样久久地伫立着，微笑着……我仍然一本正经，由于幸福和痛苦面色苍白……她向我走来，亲吻我……我还从来没有吻过一个女人，我感受到亲吻我所钟爱的第一个女人的幸福……她用一种让我全身发抖的声音轻轻说道：‘你必须笑，我爱你，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我们在这天夜里结为夫妻。这种结合充满着令人陶醉的、甜蜜的乐趣，充满着幸福，但却没有上帝的祝福。

“我同她周游世界，走了一年……她举办音乐会，出了名……在此期间，我除了穿这身过时、破旧的学生服外，从未穿过别的衣服……她对这类事情视而不见，她的感情真诚、热烈……我也没想到这些事……我们从不参加社交活动……总是独处索居，只与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爱情为伴……我根本没有勇气去参加她的任何一次音乐会。要是我看到这几千只贪婪的眼睛都对准她那属于我的身子，我准会发疯的。我们俩都没想到耶稣基督，但是却有一个保护天使在我们头上盘旋，我们永远也不卑鄙……我的存在并非秘密，新闻界发现了我……我知道新闻记者们暗地里把我称作伟大女钢琴家的舞男……我们犯下了深重的罪孽，不过每天都如同第一天那样兴高采烈、朝气蓬勃、热情似火。我的母亲看到自己那青春年少的身子里的胎儿变成了罪孽。她的请求和我第二个母亲向上帝宝座的祈求并非徒劳……我找到了归去的道路……在德国南部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城镇，因为她要举办一场音乐会，有一天傍晚我去散步……由于别离，我的心仍然焦急不安。这种别离把她从我怀里抢走，拖到周围的地主们眼前……我忽然明白过来，我是一个无赖，我让她，让这个女人为我工作，因为我早就清楚，对她来说，为丑八怪们举行这种演奏是一种痛苦，只有当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只有当她能够将她那颗燃烧的心，在钢琴上或者小提琴上敞开之时，对她来说，音乐才是一种乐趣……这种想法张牙舞爪地向我袭来，我逃进附近的一座教堂，因为我知道，这是人们唯一能够畅通无阻、自由出入的场所……在昏暗中，坐到最后一排的一张长椅上……除了少数人唱的圣歌之外，那喃喃自语的祷告声只是隐隐约约地闯入我的耳膜……但突然我吓了一大跳，有一个声音又大又清楚地说：‘一切罪孽的开端，对上帝所有冒犯的开端就是高傲，哪怕只是对一个最亲近的人的一点点骄傲自大。’……一位上了年纪的神甫走上布道坛布道，而我却——开始时为他那又洪亮又清晰的声音，后来为那些话的内容所驱使，几乎不得不一道去倾听……我理智入迷地倾听着那些话语，刚过一刻钟，我就听到关于磨难学说的一个异常清楚的概述……他谈到谦卑，谈到爱情，谈到道德……当他讲到礼拜仪式，讲到规章制度，讲到神圣的尺度时……我大吃一惊，我立即就感到我破坏了礼拜仪式……这种认识犹如一道闪电向我劈来……我被劈得粉身碎骨，再也听不见后来说的话。在礼拜仪式结束后，我还独自一人待在教堂里……我这样坐了好一阵，痛苦得全身淌汗，还以为就要死去……我听见寂静中响起了脚步声，抬头一看，看见在向神龛行完屈膝礼之后准备离开教堂的神甫……我用一个快要溺死者求救的手势，挥手让他来到我这儿……当他站在我身旁，用诚恳友好的目光看着我时，我说不出话来……我对上帝的视见、信仰、感觉仍然模糊，但却真实。为了我的罪孽，我受到可怕的折磨。与此同时，我也从未如此清醒地意识到，娜塔莉是上帝的一个美妙的创造物，她并不坏……我向上帝祈求，求他也要用他本质的真实和清晰感动她的心……然后我用微弱的声音对神甫讲话……我把一切都讲给他听。

“在返回旅馆途中，清清楚楚地占有真理的欢乐忽然之间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热切希望帮助我所钟爱的人也获得这种唯一值得占有的宝贝……就是现在我还爱着……我不怀疑她会理解……我知道，她朴素自然……我想起了她热泪盈眶的那许许多多的时刻，因为我们的爱还没有孩子……我从她的艺术中得知，她身上有比天性更多的东西……在这次穿过深夜的行程中我相信又听到了她那几千个满怀悲痛的幻想，但它们不会在我那基督教良知的尺度面前土崩瓦解成一种可怜的无所用心。我兴奋得欢呼雀跃，我可以给她指点目标……结局你们马上就会听到……你们会看到一位妙龄女郎，差不多还是一位少女，她右手戴着一只朴素的金戒指，这是同我结合的标志。她会穿一件朴素的红衣服，唯一的妆饰是戴一个玫瑰花冠，还会带着那本屈从者的祈祷书……这位伟大的钢琴家，她同她的舞男结婚，就成了娜塔莉·冯·森陶。”

保罗喜形于色地看着这两个人，他在讲话时往往自言自语地看着街道。苏珊由于对这个奇怪的小伙子感到困惑不解而脸上发红，而这个小伙子大概也从她的眼神里看出来，她不理解他……她凝视着海因里希，看见他在笑。

这一小群人在门口受到一位温柔的妙龄女郎的欢迎。她有一头棕发，穿一件朴素的深红色衣服，可以看见在衣服里面的脖子上，黑色珍珠和一个玫瑰花冠上的金色十字架在透着微光。她有一双很大很大的眼睛，一个微微弯曲的鼻子。她首先向这对年轻的新人问好，亲吻玛格达勒娜，同贝内迪克特紧紧握手。保罗马上就快步向她走去，把她介绍给神甫和苏珊：“这是玛格达勒娜。”他边笑边对苏珊说。

娜塔莉把早餐要用的一切东西都已准备停当。餐桌上的餐具摆得非常美观。到处都放着鲜花，在角落里的圣母像前点着一支蜡烛。

娜塔莉看到其他人惊奇的目光，便微笑着说：“今天早上我才找到它。这支蜡烛在你们老房子的顶楼上，看起来真像一团奇形怪状的灰尘……谁知道这座小房子有多少主人已经毫不在意地把它踢到一边去了。我最初想，这也许是一根布满灰尘的旧捻杆，可是当我去拾起它时，却又那么沉。我碰到的那些地方灰尘掉了下来，泛着微弱的金光……它肯定已经很旧了……”

屋内弥漫着一股沁人心脾的咖啡的清香。此外，餐桌上还放着面包，面包为诱人的褐色和鲜艳的黑色。在褐色盘里放着黄油。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坐了下来。二月份变得更友好了一些，灰白色的天空至少已经没有咄咄逼人的雨云，从东南方甚至有一道微弱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屋来。尽管外面仍然寒气逼人，但在这儿，在室内却是暖烘烘的。吃饭时大家都很少讲话，这恰似一种对于这对现在业已超凡脱俗的新人的崇敬心情。

吃完饭，咖啡杯又重新盛满咖啡，烟草的蓝色烟雾开始在屋内成团地弥漫开来。这时保罗开口道：“我们必须好好考虑这件事情。”大家都困惑不解地望着他。他笑着。“但愿你们也明白，我们必须成立一个什么团体或者社团，或者就我所知的什么组织。”“我觉得也是这样，”海因里希在其他人的笑声中说，“要是两个以上的人聚在一起，而这些人尽管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某种事情的看法才一致，那就必然出现某种同会员证和会费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毫无疑问，这会出现一个罕见的团体——开始是八个人：一个年轻人，此人月收入不到两百马克，却如此疯疯癫癫地要结婚；这个白痴的妻子，这个人因此也就属于每况愈下的平民姑娘阶级；这个姑娘的母亲；然后是一个听天由命的、伟大的女艺术家；艺术家的丈夫，一个漂泊者，他是一个古老贵族最后一个全面堕落的后裔；一个完完全全成为罗马天主教奴隶的人，一个神甫助手；昔日的经历很使人感到困惑的苏珊和我……”“要是允许我当主席，允许我为团歌谱曲、谱词，那我就参加。”贝内迪克特说完，面带笑容地吸了一口烟斗……毫无疑问，聊起这个题目来会没完没了的……年轻的神甫边微笑边倾听，现在他举起右手，制止讲话。他声音很低，差不多是在对着他刚点燃的烟斗说：“在所有真正可笑的东西里面——当然，人们经常嘲笑的事物当中，只有极少部分是可笑的——也有某种隐蔽的东西，某种不正确的东西、错误的东西。所以，可笑的东西往往也有严肃的、往往是凶恶的一面……就譬如团体吧，大多数都是可笑的，但如果它们真的变得虚假可笑，那么它们从根本上讲，也只不过是几千种偶像崇拜当中的一种罢了。我确信，许多社团成员另外还是定期去做礼拜的人，他们都是‘优秀基督徒’，但如果有人要攻击他们的社团章程或者储蓄银行，如果有人随即又从使徒信念中删去一句话，这些人就会千百次地激动不已，也许甚至还会心烦意乱，揭竿而起……这也许只不过是一个例子罢了……所有的东西，不管它们现在在个别情况下叫做风尚、体育、舞蹈、节奏还是电影——或者正如很可能在多数情况下切合实际的叫法：金钱——它们在多数情况下都无异于撒旦精心设置的、差不多已经司空见惯的、幼稚可笑的陷阱。就是这个撒旦将他们那个也许还是健康的核心吃光，利用他们使人们异常缓慢地——整整齐齐地、司空见惯地（要成为野蛮的罪人，大多数人太懒惰，太疲劳，太愚蠢）——离开真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离开他们曾经拯救过的真理的那一点点残余。如果有朝一日到了这种地步，这些东西都为自己占据了一个位置，它们甚至受到有职责去保卫真理的那些部门的援助，那时候，一切都会自动地继续向前……美会遭到嘲笑，对于美的感受会遭到毁灭，兴趣会遭到鞭笞……要煮一锅稀粥并不难……因此：如果有人一定要成立一个新的团体，那它想必就是‘绝对之物爱好者协会’。不过这种协会已经存在于……教会之中了。”

他微笑着，得出自己那个特殊的结论。其他的人都默不做声，神情严肃。年轻的男人都在为自己着想，默默无言地抽着烟……年轻的女人在呆望着……玛格达勒娜的母亲有些惊奇地看着神甫。苏珊站起身，重新点燃圣母像面前那支不知怎么已经熄掉的蜡烛光。娜塔莉低声说：“我想弹点什么，”她脸上发红，“如果你们……”大家都点头……她站起身，让坐在书柜旁的海因里希把乐谱递过来……当他用询问的目光望着她时，她说：“贝多芬。”当男人们把烟斗放到一边，太阳光猛然透过窗户，射进屋里时，娜塔莉大步走向放在一堵白墙边的三角大钢琴。墙上没有挂装饰性的画像，只有一个巨大的黑色十字架。

逃亡者

他从隐藏处忐忑不安地望着那辆装有刺眼的前灯、在公路上飞驰而过的小汽车。他吓了一跳，仿佛有人突然打了他的脸似的，因为汽车嘎的一声停了下来，动作敏捷地掉过头来，让灯光那无情的光柱慢条斯理、缓缓地扫过田野。树木在非自然的亮光中忽然亮了一下，就好像它们一下子被人唤起，醒悟到一种可怕的生活……灌木简直是被这道发疯的亮光啐了一口唾沫，又重新滑到了黑暗之中，紧接着这道光波便被隐蔽着他的那堵墙所接收。他认为自己已经感觉到这道光仿佛在聚集力量，然后就会从上面漫过摇摇欲坠的墙壁边缘。他头晕目眩，感到一阵剧痛，赶忙闭上眼睛：耀眼的光芒透过墙壁中间的一道裂缝刺进他的眼里……

他听见汽车发动机有规律的隆隆声和男人们的声音，他入迷地倾听着，这时前灯已经熄灭，黑暗又以它那巨大的重量重新降临到他的头上。他从潮湿、冰冷的草地上站起身来，还敢于把头伸出墙外。汽车逆着光停在公路上，他看见两个人的侧影，看来正是向他转过头来。他差不多感到，好像他们已经察觉到他就在这儿……他用自己的双眼看穿昏暗的夜色，就好像他非得去认清他们的面貌不可似的，因为他一定要知道格马特是否在那里。格马特！一想到这个人，他的心跳都停止了！这样一来，他注定要完蛋了。格马特是全县最狡猾的密探，是最卑鄙的吃人老虎！他具有一种简直是超常的本能……两个男人的语调听起来差不多是漫不经心的……是一种平淡死板的嘟囔声。

可是忽然，他听到在黑暗的田野上，在自己右边和左边，响起了阵阵嘈杂声……对，好像是在蹑手蹑脚地走路……简直就是在趿着鞋踢踢踏踏地走……以及实实在在、不可避免的、刺耳的咯吱声，只有当人们从环绕他四周的湿泥地里拔出一只靴子时，才会发出这种声响。我的上帝呀……在这同一瞬间，他猛然想起，他的脑袋就像正对着暗蓝色天空的一个黑球，映在墙壁上，从远处肯定能够看到！他连忙低下头来，由于巨大的恐惧，吓得直喘气。紧接着，在十分之一秒这一瞬间——这时他正尽力清理正在卷起的这团思想和感情的乱麻——一颗子弹从墙沿上呼啸而过，是从公路那边射来的……这是狩猎正式开始的信号。难道说在恐怖刚开始的那一瞬间他就没有听到这种射击声……他忽然变得非常轻松……啊，如此特别的轻松……仿佛他心中冰冷的仇恨已经凝结成一大堆恐惧与困苦。他飞快地、但又是小心谨慎地考虑着。现在，面纱已经揭开，他看出了这种手法：他左右两边的人都已经走了过去，他听见两边有几个人的响动声，现在他们已经在他背后……一直到公路上，他们很可能布置了一连串岗哨，在那里站着长有一颗鬼脑袋的格马特，是此人领导这次搜捕……这毫无意义……只要他动一动，他在黑暗中就可以被他们的手枪打穿十个窟窿……他们肯定知道他在哪儿，而他却无法料到他们会在哪儿爬来爬去。他只能往前撞，直插围猎的正中心。半秒钟之后，他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计划，一个非常简单、极其冒险的计划。但是仇恨却在鼓励他。这是刻骨铭心的仇恨，它具有爱情那么大的能量。他再也不感到寒冷，不感到饥饿，不感到恐惧……只是在那前面的某个地方站着死敌，现在他不得不用一头水牛的力气和一个天才的放肆，向这个敌人撞去……他还听到包围圈在他后面合拢，两个围猎者在果园的围墙后面相遇，用声音很低的一个词接上口令……然后他飞快地祷告，恰似火焰燃起又熄灭。他差不多感到，仿佛他就要露出微笑……是呀，在黑暗中，在密探的包围中简直是对胜利确信无疑的微笑……后来，他举起双手，高高地举过墙头，大声叫喊：“别开枪，格马特，我投降……”他听见围猎者惊奇的叫喊声。紧接着他便很快跳过围墙，朝公路跑去，在跑走时，他还一面哈哈大笑，一面高声大叫：“吹口哨把您的狗都唤回去吧……”

从那里到公路几乎不到一百五十步。他跑得很快，那一帮人还没有回过神来。直到他在黑暗中认出格马特身穿黑制服的巨大身影时……一切都变得比夜晚的蓝色更黑了。他举着双手，高高地举在头上……就连他跳过壕沟时也是如此。后来，他在头灯的灯光下清楚地看到那张冷酷、漠然、清秀漂亮的面孔。他还看到，那张心满意足、挂着一丝笑容的嘴要张开讲话，但他却把全身缩成一团，撞了上去——这是他唯一的武器……用仇恨那难以置信的全部野性，疯狂撞向格马特……他感到撞击犹如一种兴趣，他围着汽车拼命地跑着，还听到——所有这一切他都考虑到了——司机大叫一声从驾驶座上跳了下来。然后他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地卧倒在公路上，慢慢悠悠、悄然无声地在车下爬行。位置很低的油箱正好有那么大的空间，让他能够看见格马特：他离格马特有两步远，躺在公路那坚硬冰冷的沥青上面。他不得不作出他意志力的最大努力，强忍着他就要哭出声来的那种深沉、可怕的抽泣……他浑身发抖……直冒虚汗……油的气味引得他空空如也的胃十分难受，直想呕吐。

差不多只是为了分散注意力，缓解这种可怕的焦急心情，他望着格马特……此人躺在公路上边呻吟，边咒骂，他的脸在狂怒中变得狰狞可怕……血从后脑勺的一个伤口里流出来，流到灰色、冰冷、暗淡无光的公路上。司机束手无策，手忙脚乱地在为他忙活……试图把他扶起来，在他头下垫了一个汽车坐垫。从黑暗中传来密探们的喊叫声……

格马特站起身来，施特里克曼给他包扎好，递给他几片药，他用酒把药片吞了下去。现在他靠着车子站着。他的靴子，这双时髦、柔软的小靴子，可怜的贡德尔兰德每天早上都必须擦亮的这双靴子，现在就在约瑟夫眼皮底下……他有半秒钟之久感到有一种极大的诱惑，要去抓住它们，把它们从格马特脚上脱下来，使他再一次嘴啃泥……确实，为了让这个魔鬼再摔倒一次，他差不多是有意识地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了。但是他现在所听到的事情却要求他全神贯注……格马特用他那冷漠的语气，止住了密探们的咒骂和毫无意义的威胁，他生气地说：“要是你们少说点废话……马上追捕这条狗……要是那样，我们现在就已经把他……那……那就开一下灯吧，尤普……”看来他拿出了一张地图……密探们的脚步都围绕在他那双漂亮无比的靴子四周。“我们在这儿——在布雷克道夫的出口……那儿是边界。这就是说，如果他想要越过边界，那就非从我们现在这条公路往回走不可……该死的，我的脑袋……这只猪猡，只要我们逮住他……我们非逮住他不可，我给你们说……这个脏东西……”他呻吟了一下，双脚猛然一顿，然后继续往下说，“那么……贝格和施特里克曼，你们就在这儿这个地方和埃尔斯哈根之间来回巡逻……往这儿看……格罗斯卡姆普和施特里希宁斯基在布里克海姆和戈尔德伦之间。我回营地去，让人派增援部队来，然后你们就作好安排，我们要封锁这整个的开阔地带，直至边境……好吧，你们都清楚啦……该死的，你们好好看看这幅地图……”他又一边呻吟着，一边似乎是去抓他的头，同时发出一连串不堪入耳的咒骂。“出发，”他接着说，“我只等到你们开始行动……毕特勒，你可以掉车头了……”

当马达的隆隆声突然响得更加厉害，整个车开始抖动时，约瑟夫才醒悟到了可怕的危险……他感觉到恐惧的、怕死的汗水正从他全身的毛孔里渗透出来……他的心跳停止了，他用尽他那双几乎是疲惫不堪的手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紧紧抓住汽车底部的传动杆……紧接着，他把双腿抬起来，用双脚夹住一根管道和汽车底部之间的某个地方。可是他夹得不紧，所以当汽车往后倒，开始转变方向绕行时，他就往后滑，一直滑到公路排水沟边。汽车轮子滑了下去。由于这一撞，他紧紧抱着的双手松开了。他头朝下，双腿在上，紧紧地夹着，无可奈何地吊在汽车下面。这时，汽车轮子马上就转动起来。他抑制住就要从他内心里爆发出来的高声大叫……由于虚弱、激动和濒临死亡的痛苦，他几乎失去知觉。他再一次把身子夹紧，可是对于泪水的流淌，他却无法阻止……大滴大滴热乎乎的泪水从他眼里夺眶而出，泪水的洪流使他双眼变得模糊不清……

他还下意识地感觉到当格马特走上踏板时，汽车在抖动……可是泪水从他眼里却不停地流啊，流啊，就好像失望的那种无穷无尽的痛苦要突破意志的外壳，现在就要跑进这寂然无声的夜色之中……

他无法想起自己什么时候松开了紧紧夹住的手和脚……他感觉到汽车轮子犹如可怕的困境中的最后的一口气，紧贴着他的头飞驰而过。后来他发现自己遍体鳞伤……肮脏……困乏、饥肠辘辘，流过泪的脸上仍然湿漉漉的，躺在坚硬、发亮的公路上。

孑然一身是如此可怕，他差不多已经希望那一群帮凶和狩猎这整个异乎寻常的紧张劲儿又重新回来……

黑暗变成了一团漆黑。夜幕不声不响地、严严实实地覆盖着大地。约瑟夫离开公路，好让他的脚步声不发出大的声响。现在他穿过公路边松软的田地向布雷克道夫走去。啊，他真希望哪怕只有一个小时也好，在某个房子里，在人们当中坐一坐……也许吃点东西，洗一洗……暖和暖和。我的上帝啊，人们，人们……把其他人都视为他好几个月待在铁丝网后面，在刽子手的魔爪之中与之为伍的人……只要一个小时，在增援部队到达之前，他就可以绕过来回巡逻的岗哨，到达边界，在天亮之前，然后……然后在那里也许就有自由……

他一直沿着路边走，现在又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夜晚，最后到达那个村庄。不过到的时间肯定已经晚了，没有一个地方还有灯光……黑色的街区依稀可见，黑魆魆地矗立在夜空……树木的轮廓……他路过一个寂然无声的院落，紧挨着灌木丛，刺划破了他的皮肤……然后忽然间，教堂那硕大无朋、阴森恐怖的侧面黑影非常突然、非常可怕地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是一个异常安静的广场，四周巨树环绕，那里有一座房子，房里还亮着灯。他小心翼翼、步履缓慢地走着。千万别惹得狗叫……要不然，那些密探就会像狼一样扑到他身上……

他的头痛得要命，仿佛有一只无情的手指在他备受折磨的脑袋里搅动……他的脸被划破了，他全身又湿又脏……他感到很累，很累，以致他每走一步都不得不用力抬起双腿。他终于靠到了黑乎乎的门上，用手去摸门铃。走道上响起尖锐刺耳的铃声，他吓了一跳，他听见敏捷、轻快的脚步声……灯打开了，灯光从门底下透出来……我的上帝，要是他现在正好来到一个党的英雄家里……但是恐怖对于他那业已消耗殆尽的意识再也没有威力，一阵突然感到的恶心似乎要翻肠倒肚……上帝呀，只需要安静，安静和一点点面包……

他跌跌撞撞地穿过打开的房门，感到还有力气对着模模糊糊的人影低声耳语：“快……快……把门关上……”

被灯光弄得眼花缭乱，被他的苦难压得精神崩溃，他啜泣着，衣衫褴褛，肮里肮脏地靠墙站着，用他那双痛得眯着的眼睛望着大惊失色的神甫助手。一阵音乐声，一阵逐渐减弱的、忧伤的曲调闯入他的耳膜，仿佛人类对于天堂的整个隐隐约约的渴望都涌进了这一小段音乐里，它甜蜜而又低沉，充满了忧伤。它像死神的子弹击中了他，他如同被人拦腰一砍，一下子就昏倒在地……

当他重新睁开眼睛时，他看到的首先是书……他盯着满墙的书。这些书五颜六色的标题在一盏阅读灯暗淡的灯光下闪耀着柔和的光辉。他感觉到背后有火炉的暖气。他坐在一张沉重、柔软的沙发椅上，坐在上等的软垫上，在他右面是一张又大又平、漆成黑色的写字台。一个友好的男声问道：“怎么样？”他惊恐万分地转过头去，看着正向他弯下身来的神甫助手那瘦削、苍白的面孔。他首先感到的是优质烟草和优质肥皂的一股奇妙的气味。这种气味同忏悔室里那种中性的、舒适的气味混合在一起……一双灰白、机灵的大眼睛从脸部白色的表面，向他投来期待的目光。这张脸罩上了一层冷淡的薄薄面纱……这双眼带着一种几乎是公事公办的好奇心注视着他，接踵而来的是第二个问题：“到底怎么样？”……可是约瑟夫却精神恍惚地凝视墙纸，凝视着这些豪华、干净、暖和的黄色墙纸……几面墙上挂着一些漂亮美观的版画……一个舒适与温暖、美丽与安全的梦笼罩着整个空间。这与他在集中营借以栖身的棚圈形成如此可怕的对比，使他的眼泪再一次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我的上帝呀，这张沙发椅，既柔软又舒适，用来当座位确确实实特别合适！神甫助手苍白的脸神经质地骤然移向写字台。写字台上有几本打开的书，零散放着一些纸。“怎么？”他又问了一遍，但立即就从他的脸上抹去了这种不耐烦的表情，就好像他感到羞愧似的。约瑟夫慢腾腾地朝他转过头去。

“也许您能够给我一点东西吃吧……我还得洗一下……然后……然后……”他很快就站起身来，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姿态指着自己下面，“他们在追捕我……过半个小时我就得离开……我的上帝，我是在这儿做梦啦……”他焦急万分地把手攥成一团，全身颤抖地等待着……

神甫助手已经摊开两手，深表歉意地说：“我的女管家……”不过他后来就打住了话头，示意这个可怜的人跟他走，走出房间，到过道上去。约瑟夫蹑手蹑脚地追着他。

“您是从集中营里出来的吧？”他在通往厨房的路上问。约瑟夫用沙哑的声音嘟囔着：“是。”厨房异常干净，人们满可以认为还从来没有在里面煮过东西。它仿佛是只供参观用的……一切都在玻璃制成的电灯光下闪闪发光……看不见一点灰尘，四周没有任何地方放着餐具……橱柜都锁着。从炉子的外表可以看出，炉子是冰凉的。“我的上帝，”他摇摇头说，“她总带着钥匙……”可是约瑟夫却从收拾干净的煤箱里拿出一根火钩，嘴角的四周带着一种引人注目的、几乎是玩世不恭的、冷漠的表情，非常干脆地说：“我可以……”神甫助手恐怖万分地转过身来，然而约瑟夫却把他挤到一边，把火钩插进橱柜两扇门之间，用劲一撬，把门打开……他叹着气，用几乎不怀好意的眼光观看那些美味佳肴……

神甫助手面有愠色，其中还掺杂着一种轻微的厌恶。他现在背着动个不停的双手，注视着这个坐在桌旁，简直是狼吞虎咽般大口大口吃着厚厚的、抹着黄油、放上香肠的面包片的人……这个身穿肮里肮脏的斜纹布衣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十分可怕……那蓬乱肮脏的头发和这双灰色的、特别令人捉摸不透的大眼睛里这种可怕的食欲……在寂静中，除了咀嚼食物的响声之外，听不见任何声音……有时候可以听见一声奇特的擤鼻涕的声音，好像他感冒了，又没有手绢。神甫助手根本无法让自己的目光离开这个人。可是这个人好像根本就不再注意他……

看来，似乎时间已经停了下来，整个世界只剩下这间厨房。现在他正在这间厨房里，心惊胆战地坐在这个流浪汉旁边，而这个流浪汉却在不停地吃啊，吃啊……

约瑟夫左手拿着长面包，右手拿着餐刀，显出犹豫不决的样子……不过后来他却把刀扔到桌子上……把面包推开，站起身来。“您至少能够给我提供一点喝的吧，要不，那您肯定已经像这样干啃过十几片面包了……”他气呼呼地、开门见山地说。然后，他走到浴盆边，准确无误地从嵌进墙里的容器中拿出一块肥皂，开始扑哧扑哧地洗起澡来……就连藏在炉灶背后一块干净布后面的毛巾也被他找到了，就好像他对这个房子里里外外都已了如指掌似的。“干净衣物，现在这也许是最合适的……脚还要洗……”他边放下用来使劲地、简直是兴致勃勃地擦他的脸、揩他的头的那条毛巾，边喃喃自语。他把那块布重新挂上，正要找一把梳子，这时他第一次完完全全看到了神甫助手的脸。“我的上帝，”他用孩子气的惊奇轻声说道，“您不会生我的气吧？”

“不会，”神甫助手气呼呼地冷笑道，“您是我过去还从未遇到过的最可爱的人……”他站在门口等着。约瑟夫摇着头，经过他身边，到了走廊上，向书房走去……当他已经重新坐在沙发椅上时，还在一个劲地摇头……

神甫助手在外面把灯灭掉，又重新把门锁上，现在匆匆忙忙走进屋来，差不多就好像他害怕让这个人独自待着似的。他面部戴着这副罕见的、带有某种强硬态度的面具，就像我们有时候在某些人身上所见到的那样，这些人由于职业上的原因，不得不从事贫民救济工作。

“我还有一些事情得求您……”约瑟夫开口道，他现在讲话的腔调差不多就像公事公办般的冷淡，“首先要一把梳子，因为，也许您理解这种感情，如果一个人洗了澡而不梳头，那他会感到非常奇怪、很不成熟的……谢谢。”他接过黑梳，舒舒服服地梳着头发，“接下来，如果您有的话，是一支香烟……请原谅，还要一口酒……我想，然后我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越过边界……我感到自己很强大，再也不感到害怕了……”神甫助手默默无言地递给他一支香烟和一盒火柴。“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蠢猪一样的帮凶在集中营比我们强得多，因为我们老挨饿，总是肮里肮脏的。”他长长地吸了几口烟，一会儿看看香烟，一会儿又看看指甲，然后非常轻声地说：“请原谅。”接着，便用折断的火柴棍清除手指甲里的脏东西……“这样……现在我感到简直舒服极了……”他慢慢地、全神贯注地打量神甫助手的脸。在神甫助手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深表同情的表情。“我就是现在都真的不知道您为什么生气……”神甫助手霍地一下立起身来，就好像他臀部下面燃起了一团火似的……他在书架前惴惴不安地踱来踱去……他的脸上露出一种罕见的，由恐惧、悲伤、气愤和不安汇成的百感交集的感情……

“本来，”约瑟夫没有得到回答，又继续说，“因为您不给我酒，我甚至感到受了一点侮辱……不过客观地看，我真的简直就是一个可爱的人……”神甫助手突然在他面前停下步来，结结巴巴地问：“难道您是……您是……一个刑事犯？”约瑟夫的目光变得严厉，他眯缝着眼，审视着神甫助手：“当然，我犯下了反对这个国家的罪行，我猜想您也有份，犯下了一个罪行。”他瞥了一眼放在写字台上的那些零零散散的草稿纸。“除非您确实拥护您的教士长袍所表示的思想……”

“这件事就不用您操心啦……”神甫助手笑了笑。看来，好像他现在试图至少在这种场合下找到一点幽默。约瑟夫又重复了一下酒的问题；可是神甫助手只报以含含糊糊的微笑……然而现在，当约瑟夫突然站在他面前时，他吓得面如死灰，差一点就要叫出声来。当约瑟夫抓住他教士长袍最上面的纽扣时，他做了一个绝望的防御姿势。“好吧，”他轻声，非常轻声地说，“我给您拿酒来……”

可是约瑟夫却怒气冲冲地把香烟啪的一下往写字台上一放，然后又放开了纽扣。“好啦，”他疲倦地挥手示意，“要是您能够明白我想问您要什么酒就好啦……这儿这些宝贝对您到底有什么用？”他用一种野蛮的姿势圈定了一些书，“您从中学到的东西，和您的同僚在五十年前从甜蜜蜜的《学说汇纂》 [1] 中学到的一样多，我们今天，而且在这儿对这些汇编不屑一顾。”他把拳头砰的一声打在书墙上面……当他看到神甫助手痛苦的面容时，他打住了话头。可是他的话却像一个钻开的源泉般滔滔不绝：“要是你们过于胆小，跳不出浴盆来擦干身子，那你们就像待在装满温热水的浴盆里一样，高枕无忧地处于中间状态……不过你们却不考虑考虑，根据无情的法则，水会变冷的……就像现实会变冷一样……”他的声音失去了责难的口气，现在差不多已经是一种乞求的语调了……他的目光离开神甫助手惊魂未定的眼睛，很快地环视了一下那些书名。“在这儿，”他接着伤心地说，“我一定答应您，罗列我的罪行。”说着，他把一本小册子扔到桌上：“这就是……好啦，再见……”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用最后的一瞥扫视了一下房间，然后跪下身来低声说道：“为我祝福吧，我还有一段危险的路程哩……”神甫合拢双手，在他头上画了一个十字表示祝福。当他想用脸上无可奈何的微笑留住约瑟夫时，约瑟夫却低声说：“不行，请原谅……我现在得走啦……这关系到我的性命……”他离开这座房子前，在黑乎乎的人影头上画了一个十字……

外面黑漆漆的，仿佛黑夜要凝聚成一团似的。在黑暗笼罩下，村庄显得异常低矮，恰似一群野兽在黑沉沉的天空下，被一种死一般的寂静吞食掉了……约瑟夫小心翼翼、绕来绕去地穿过黑魆魆的小巷，以便走上空旷的原野。这时，孤独似乎正以其全部的冷漠来与约瑟夫对抗。在他身后，教堂里钟的当当声响彻夜晚，犹如一种奇妙的安慰，简直就像是最后的问候……钟楼上既洪亮、而且还差不多是欢快地响了四下……然后又沉闷地、重重地响了两下，仿佛上帝的锤子掉进了永恒之中……

在寂静的黑暗中，这些声响宛如在提醒人们要有信心……

他很快就可以区分土地的表面和依稀可见的障碍物……可以区分矮树和灌木以及壕沟了……当他本能地保持横穿公路的那条街道的方向时，他只能凭感觉……可他几乎什么东西都感觉不到。他的心里充满着寂静，充满着受苦受难者无穷无尽的寂静，在整个的苍穹之下对于这种寂静没有回答，没有回答作为上帝的预告，可是在整个人世间，在凡是有人为了十字架的缘故受苦受难的地方，这种上帝的预告却是在到处散布的啊……他离所有的仇恨和所有的苦难是如此遥远，如此遥远，以致默祷在他看来，犹如寂然无声的、圣洁的火焰。这些火焰从信仰、希望和仁爱的园圃里显现出来，像花儿一样纯洁、美丽……

他横穿树林时，小心翼翼地，一根树干、一根树干地摸着走，以免在黑暗中碰着了。当他进入开阔地时，他看到了灯光。在他右边，在阴森、遥远的地方，矗立着一个映照着黄色灯光的巨大建筑物，一个用钢铁支柱支撑着的骨架……在那后面是高炉红红的血盆大口在发出红光，就像地狱的入口处在喷着火焰。我的上帝，这肯定就是戈尔德伦的工厂！紧靠那后面就是边界！这差不多还不到半个小时路程……在他前面，地势往下倾斜，下面是一行树木，他凭借灯光的反光，从远处认出了这些树木的轮廓。他看见这一行树木向远处伸去……穿过黑魆魆的地面，伸向工厂。那很可能是一条公路，在公路的另一侧，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之中，那儿看来似乎是一座巨大的树林在向远处延伸，也许一直延伸到边界那面去……

他只能听见从高炉和矿井传来的一种非常遥远的、几乎是含糊不清的、碾磨东西的声响，除此而外，什么也听不见……

他面前的地面看来似乎非常平坦，这是一块没有树木和灌木的草地。他往左面走了几步……不过就连那里也没有可能在夜色的掩护下来到公路上。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那下面，在公路黑乎乎的路基上面那凝然不动的一行树木……这差不多就像在那下面插上了一排永无尽头的牙齿。恐惧又一次侵袭着他，它疯狂地、嘲讽般地摇撼着他那冷静沉着的外表……现在他感到，仿佛自己认清了黑夜这副面孔上一张咧着的大嘴那可怕的冷笑……他干脆跑了起来，几乎是在树上重重地撞来撞去，而向下倾斜的草地也好像要一口把他吞下去。他无法看清草地有多陡……

紧接着，就像天空被撕成两半似的，探照灯刺眼的光束正好在他面前突然射向天空，仿佛探照灯被他吸引过来了。他像被人打了一下，在奔跑当中栽倒了……这一击把他的下巴打得疼痛难忍。他的脸钻进了酸涩刺鼻、潮湿冰凉的地里，而这时探照灯犹如一条巨大的黄色鞭子，在他头上上下闪动。他钻进地里，听不见盘问口令。紧接着，一梭子弹就像不祥的汩汩声在他面前向地里飞去……弹头噼噼啪啪地钻进地里。他躺在那儿，被要命的探照灯牢牢地钉住，就像埋设的一个目标那样，躺在向下倾斜的草地上……在接踵而来的一梭子弹将他打得满身窟窿、血肉横飞之前……他叫着……喊着……他在孤独寂寞中叫得如此大声，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似的。他还抬了一下头，睁着被照花了的眼睛大叫大喊着……可是从吐着火舌的嘴里随后发出的一击结束了他的叫喊……

现在万籁俱寂，帮凶们站在他的四周，用手电筒照着他身体的碎片。他同这片土地十分相似，人们简直可以认为土地本身也浸透着鲜血……

巴黎“被俘”记

赖因哈德以军人令人叫绝的冷静，把军需官被打得破烂不堪的汽车仔细认真地抢劫一空。最后撤退的人早就在犹如扇子一般向四面八方辐射开去的街道上消失不见了。既听不到，也看不见任何一点关于敌人的情况……被枪弹打得百孔千疮的公园在寂然无声、孤苦伶仃地苦思冥想，房屋正面裂着大口，犹如一个阴森恐怖、空空如也的舞台……窗帘从一些窗户里野蛮地、简直是急不可待地向外飘动着，人们几乎可以相信，听到了地下室里那些人心惊胆战的呼吸声。这些人不敢相信，在攻击临结束前的一阵吵吵嚷嚷之后，会有这种可怕的寂静。广场平坦的一面紧靠公园……街道就像高贵、纤细的手指，从扇子的连接处辐射出去……现在，广场的这个半圆圈，扇子的这个连接处，钢盔、防毒面具和被捣毁的步枪比比皆是……阳光灿烂、喜气洋洋的天空，像预兆似的笼罩着这座无比美丽的城市，它的光彩和美丽似乎要将人们从无数窗户当中的每一个窗户里吸引出来。在交通壕纵横交错的草地那绿色、柔软和杂草丛生的地面上，在武器装备的碎片之间……躺着一些尸体，一些身穿褐色制服的尸体……人们也许会认为，一场革命的间歇业已开始。这场革命把它的焦点转移到了另一个城区，它似乎把一切生命都吸到那里去了……当草地上的尸体像要凝结成永恒的哭泣般紧紧贴着地面时，夏季温情脉脉的微风在林荫大道树下轻软吹拂着，犹如受到愉快的亲吻……

现在，赖因哈德把他的武器和工具扔到击毁的汽车旁边，在胡乱旋转着的纸板当中寻找着……他找到在漫长、漫长的战争岁月里从未见到过的珍品。有神奇无比的香烟和肥皂，它们的香气本身，也许就足以意味着和平……有巧克力和饼干……有极为贵重的衣物。他用令人难以理解的速度，脱下他那肮里肮脏、浸透汗水的衬衣，现在舒舒服服地感到有一件新的丝织衬衣套在他的身上。然后他有条不紊地塞着，以便尽可能多装一些东西，口袋塞满了……在珍品中这样毫无选择地胡乱翻寻是一种幸运的、欣喜若狂的感觉。他在疯狂、美妙的感受中意识到，战争，这场残酷的、看来似乎无休无止的战争现在开始土崩瓦解……它在无情地流失，像被太阳金色鞭子的鞭笞驱散的那一层灰色浓云般消散……战争正在土崩瓦解。赖因哈德感到他好像被人用螺钉密不透风地固定在一个巨大的钢盖下面，如今这个钢盖忽然揭开了，他出现在阳光和空气之中，蓝天之下，怀着自由的一种热切、深厚的感情呼吸着，呼吸着……他抽着他那精制的香烟，让蓝色的烟雾升上清新的空气之中。他想到他的妻子，啊，他很快就会见到她了，生活很快就会开始。他一面笑着，一面把几包香烟扔回车里去，好为她，为这个娇小、甜蜜的情人再装一块价值昂贵的公主肥皂……然后他弯下身去拾起皮带，把臃肿、摇晃的髋部捆紧……可是在接踵而来的一瞬间，他却呼吸急促地躺着，紧贴在冒着热气和臭气的沥青上面……

从草地后面的小树林里，以极快的速度、宽广的阵势，钻出一支载着身穿黄军装士兵的、飞驶着的小汽车车队，这些士兵边盲目开着枪，边接近半圆圈……当汽车的一块玻璃被一颗子弹击中，啪的一声在他头上裂成碎片时，就连寂静最后的残余也已消失殆尽……突然向他袭来的恐惧紧紧地抓住他，妨碍他去冷静地回顾。他那双突然变得模糊起来的眼睛，除了广场那个无法从上面逃跑的、无情的光滑地面之外，什么也看不见。那些黄色小汽车到达林荫大道，就像一群矮小敏捷、狂吠不停的野狗，它们聚集在半圆圈里，随后便向各条街道分散开去……其中有一辆车从赖因哈德头边擦身而过，可是赖因哈德早就用那种既是防御、同时又是拥抱的姿势蜷缩成一团，他在死人身上经常见到这种姿势……保养得很好的坦克的令人愉快的隆隆声从草地那边传来，越来越近，现在他才敢匆匆忙忙瞟一眼压成平板的履带。当他看清楚正在向前推进的一队队步兵时，他知道，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战争机器犹如残酷的帷幕，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关上……在这些恰似救命峡谷的街道往外延伸的那个方向后面很远的某个地方，是他妻子娇小可爱的脸庞……他躲在被打毁的汽车后面跪起身来，用一个疯子的一种简直是滑稽可笑、难以置信的速度，突然向最近的街口飞奔而去……可是当他还未觉察到时，一辆坦克后面跟着一队步兵，已经推进到了街道上……坦克榴弹的残酷飞舞忽然一下子使他摆脱了盲目逃跑时不知所措的恐惧。坦克榴弹像一只恐怖的飞鸟，紧贴着他的头顶一掠而过，紧接着，随着一声可怕的巨响，便在一栋房屋正面爆炸开来……他趴下身子，被恐惧弄得惊惶失措，继续往前爬。这时，继续发射的榴弹犹如一个怒气冲天、无法遏制的人的拳头，雨点般向他倾泻而来……他头上一再响起这种呼啸而过的嗖嗖声，然后是爆炸的轰隆声，这种轰隆声就像在屋子里一样，在街道上发出回音……走到街口那十二米犹如横在生死之间的一道可怕的永久界线。他跳起身，飞快地向前跑，好像跑进生命敞开的怀抱那样，跑进一条街道……随风飘动的窗帘、打开的窗户和擦坏的房屋正面像梦一样伴随着他……而这几秒钟也如同他必须力争制服、尽力通过的恐惧的巨大波峰。他环顾四周，看见黄色怪物的炮管像默然不语、咄咄逼人的大象鼻子环绕着街口。他感到随行士兵的沉寂就像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暴行。这些士兵占据最近的房屋入口，用带鼻音的语言向他喊话，要他投降。然后，接踵而来的枪弹便在他肩旁呼啸而过，使他感到一股寒气。弹头不偏不斜，从正中击穿了一个巨大的橱窗。随着一阵尖锐刺耳、令人恐惧的怪笑，橱窗裂成了碎片……他又卧倒在地……他爬着，身子弯来弯去，像一只野兽似的突然变换方向……他在步兵枪弹差不多是甜蜜的歌唱声和坦克令人厌恶的射击声伴奏下，汗流浃背、精疲力竭、肮里肮脏地爬到街道边缘……当士兵们从一个房屋入口挨着一个房屋入口地跳来跳去时，面目可憎的黄色怪物正隆隆驶来……叫喊声和臭气，还有嘈杂声、喧嚷声越来越近……他怀着满腔的怒火，正打算向一扇房门撞去，这时正好从对面地下室的窟窿里射出一颗子弹，擦过他的胳膊，在墙壁上弹了回来，随即又发出咄咄逼人的呼啸声，嗖的一下横着飞向无穷无尽的远方。这时他卧倒在地，完全绝望，差不多已经想要缴械投降……然后又沿着街道继续往上爬……每一秒钟在眼前都出现可爱的、可爱的娇小脸庞……这时右面突然出现一条窄窄的交叉路……他冲进小巷，犹如陷进万丈深渊……他大叫一声。由于精疲力竭，他变得什么也看不见。尽管天高云淡，碧空万里，他却几乎是在摸索着爬到最近的一个门口，而这时，娇小的脸庞变得大大的，正在微笑着。他好像对这座房子在好多年前就已熟悉，不用去寻找就找到了用来锁门的插销，用肩膀轻而易举地就把门给挤坏了。然后他默不做声地倚门伫立，屏息谛听……他从被打得百孔千疮的汽车后面跳起身来，不假思索地仿佛向着可爱的脸庞跑去，从那时到现在几乎还不到一分钟……

他因为气得发狂而脸色苍白，感到冷得要命，四肢发抖。他听到坦克驶来的隆隆声……听到几声……从地下室发出来的叫喊和那些士兵用他们粗野的、仿佛是慢慢吞吞、含混不清的语言作出的回答，他自以为甚至听到了他那双橡胶鞋底令人窒息的沉寂。可是，他却仿佛被恐惧牢牢钉住。这时，外面的街道看来似乎正在苏醒，差不多就好像只有他一个人，也就是他的出现在威胁着这条街道似的。

就像我们在最危险的时候几乎要脱口而出的喊叫那样，一声很低的、恐惧的惊呼把他从麻木状态中唤醒……他惊恐万分地转过身，看见在长廊的暮色中有一个身材苗条、一头黑发的年轻妇女……她伸出双手来进行防卫，这显得非常不现实，她非常柔弱，身上罩着一件粉红色的衣服。

在走道逐渐模糊起来的昏暗中，她的手、脸和衣服几乎都是一个平面，只有头发上的黑色污渍栩栩如生、确定不移地耸立在灰色的、犹如臆造出来的空气中……惊恐的表情逐渐消失……她慢慢走过来，她的脸真实而年轻，依旧忧心忡忡地消失在通过门上乳白色的玻璃透进走道的光亮之中。赖因哈德露出这样一种迫不及待、十分危急的沉默的表情，致使她不由自主、轻手轻脚地出场……当他用耳朵急切、入迷地谛听外面的情况，仿佛要从外面那大量的嘈杂声中听出他的命运来时……他的双眼在研究这位年轻妇女可爱的脸庞。他从她目光的仁慈善良中看出她并不想逼迫他走向毁灭。这时，他差不多只是想证实一下，于是便飞快地看了一眼她整个的面部……柔嫩娇小、由于恐惧依然稍微向下低垂的嘴，稚气可爱的额头……漂亮的鼻子和灵巧的下巴，一切都由乌黑头发的框架压缩到一个小小的白色平面上……然后他把目光转过去，就好像他要钻进乳白色玻璃似的。使她感到惊奇的是他用流利的法语，声音沙哑地低声耳语道：“如果您想帮助我的话，就设法给我搞到衣服……”她最初显得莫名其妙，用惊奇的目光瞟了他一眼，然后便悄悄地退回到走廊里去了……他双手紧紧相握，以便克制住他那疯狂的、疯狂的激动，因为他听到隔壁有人在敲门……他用颤抖的双手从口袋里艰难地掏出一支香烟，接着又被燃起火焰的火柴摩擦声吓了一大跳。他很快就默然感到，女郎穿过走廊回来时的那种沉寂，犹如一种美妙异常的爱抚……他不假思索，赶忙收拾好她递给他的包裹，跑进走廊的昏暗之中，开始急急忙忙换衣服……这好像是命运的一种安排，他身上已经穿着一件柔软的白绸衬衣，因为他看来忘了这件内衣。可是已经有人在用枪托狠狠地、很不耐烦地打门了。他全身发抖，因为他感到门闩很不结实。不过这时他却听到女郎的声音。当他听到这温柔可爱、但又异常冷静的声音时，他知道自己得救了。她气呼呼地说：“等一下，先生，我得先把衣服穿好……”然后，她又用几句英语把这个意思重复了一遍。紧接着便是一阵粗野下流、叽哩咕噜的回答，人们听到一阵伴随着咧嘴狞笑的下流话，却听不懂这些话的意思……不过赖因哈德已经换好衣服。穿上这些衣服，仿佛就有了一种使他陶醉的、美妙轻松的、自由的感觉。他摸索着走向地下室门口，把肮脏的破烂儿顺着梯子往下扔，然后穿着短袜跑向门口。女郎边笑着，边打量他。他还低声耳语般地问了她一句：“难道您真的一个人在屋里？”当她点头时，他从容不迫地打开门闩……一个简直是在各个方面都尽善尽美的、异常巨大的身影，一张稚气的、毫无雕凿痕迹的面孔，和这个用法语既狼狈不堪、同时又以咄咄逼人的口气提出来的问题：“德国士兵……没看见吗？”既然他这个问题是针对这位女郎的，所以她也就从容不迫地回答“没有”，而且还摇摇头。后来他把目光重重地、审视般地投向这个人，差不多就像把巨大的拳头放到肩膀上似的。这时，她继续说道：“这是我丈夫，他是……”不过她要说的“哑巴”这个词却被赖因哈德用和蔼可亲的方式截住了。赖因哈德装出非常自豪的样子，把额上的头发往上一撩，让人看见一个还泛着红色的、很宽的伤疤。这个伤疤犹如一道刀伤横在太阳穴。“我受伤了，同志……在运河上面……在……”他把手伸进上衣口袋，似乎想从里面找出证件来。“志愿军团士兵，”他还在喃喃自语，可是那个巨人如果说可能曾经怀疑过的话，那么现在看来似乎已经被漂亮的法语给说服了。他一边微笑着，问候着，道着歉，一边拿起帽子。当他转过身，把他的肩膀往门口伸出去时，他的动作真是无与伦比的标致。“这不是欧洲。”女郎轻声说道……然后便是这两人单独在一起……

在困境与同情仿佛一种推动力暂时沉醉于这出小小的戏剧之后，她首先感到的是难为情。赖因哈德擦着满是汗水的额头，拼命地吸着还在燃着的香烟……他依然认为几乎是在做梦，因为这是一种永恒，是浓缩在几分钟之内向他袭来的永恒。他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微笑悲伤地问：“怎么啦？”……从他一面梦着和平，一面待在汽车残骸边……在午后的寂静中徒劳无益地站着到现在，可能还不到五分钟光景……如今，他无可奈何、可怜巴巴地站在这个昏暗、凉爽的走廊里，在这位陌生女郎身边，在他落难时……在极大的不幸之中，看到她那高贵的美，使他感到惊异……

女郎的面部露出冷漠和拒绝的表情，他仿佛现在才看清她在激动时的所作所为。当这座房子异乎寻常的寂静由于街道的喧嚣更加明显，使他们之间感到陌生和压抑时，她似乎是在沉思默想……

最后，她终于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动作重新把门闩插在门上，进入走廊，然后冷冷地说：“您来。”……当她在走廊尽头打开一道门走进屋时，她的动作差不多是一种职业性的习惯动作，就好像她是在把他当作一位顾客，领进医生的门诊室或者律师的接待室。他犹如一个被判决的犯人那样神情沮丧地跟随着她……

一股昏暗、美观、稍微有点拥挤的房间的气味含情脉脉地、差不多是和蔼可亲地向他迎面扑来，好像它真的就是这位妇女本质的一种表达方式似的……他惊恐万分地感到，他越来越、越来越被她的美所吸引，差不多就像困境和痛苦要将他无情地逼到堕落的边缘一样。他轻轻地关上门。她坐着，双手撑在沙发椅上；他站着，身子靠在一张餐具柜上。“您坐下。”她差不多是气呼呼地说……他乖乖地坐下。当他坐下时，他发觉裤子真是太合身了。他在想，真可笑……女郎的脸犹如一块不透明的玻璃，忽然抬了起来，对着他。她那双灰蒙蒙的大眼睛神情忧伤，没有丝毫恼怒的样子。她轻声说着，仿佛在自言自语：“您知道吗，我刚才在想，您也许就会成为在前线杀死我丈夫的人。”赖因哈德有气无力地摇摇头：“夫人，在这场战争中我再也不会杀人了。”“这种事您就那么清楚？”她几乎在用一种恳求的口气轻声说，“您知道，命运会怎样摆布您……它会用什么方式使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境地，那时候，也许关系到您的性命。如果您开枪……往什么地方开枪……在那里就不会是我的丈夫？您到底还是想回德国吧？”赖因哈德满脸通红：“我想回到我妻子身边。”她匆匆地瞥了一眼他的结婚戒指：“离战争结束还早着哩，再说……谁会相信一个德国人呢？”她用审视的目光注视着他，就好像她真的要研究他似的。“我真该把您交出去，”她几乎是单调乏味地继续说道，“这大概不会送掉您的性命吧……要是罗伯特不能再回到家来，我这一辈子都会认为，我是杀害他的凶手，更何况，”她忽然会心地嫣然一笑，“我爱罗伯特胜过自己的生命。”他感到自己面如死灰……这种感觉怪诞陌生、威力无穷，看来进行任何一种抵抗都不可能……他心中充满着对坐在面前这位女郎的眷恋之情，这种感情差不多像隐藏的悲伤那样滑入他的心房。他觉得，好像他妻子美丽的脸庞在向他微笑，满怀着怜悯和深情……啊，他痛苦，痛苦又失望……在各种障碍之间被人俘获……“夫人，您就命令我，我该做什么呢？”他激动得声音沙哑地说，“依我看，您尽可以把我当作俘虏，像一只动物那样关在地下室……要不，我也可以马上离开您的房子，混到人群当中去。”说完，他站起身……啊，他想逃跑，逃跑。可是在同一瞬间，街道上响起了一阵嘈杂声，犹如直往上蹿的龙卷风一般……听得见叫喊声……敲打门窗的声音……女郎哗的一下打开邻室的房门，跑到窗前，气喘吁吁地通过窗帘缝，向外张望……仓皇逃避的黄色人影急急忙忙沿着街道往下走，可是就在同一瞬间，德军机枪的一梭子弹像一把看不见的铁扫帚，发疯似的扫过街道……这一梭恶魔般迅速射出的枪弹犹如地地道道的毁灭之水汩汩流进街道的峡谷……所有的房屋又重新显得十分荒凉、空旷，房屋正面又一次充满了恐惧，呆呆地望着。赖因哈德气得一面发抖，一面摇头。“他们真是疯啦。”他用德语喃喃自语道……并没有理会这时女郎正带着怀疑的心情在倾听。

当第一个灰色、肮脏、满身灰尘的人绕过拐角时，他真吓得魂不附体。他认识这张玩世不恭的雇佣兵的面孔……这是格罗特，他把细长的黑色机枪像一只娇嫩、危险的动物那样挟在腋下……格罗特是一个能干的小伙子，他往往在开小差和在脖子上挂上最异乎寻常的勋章这一可能性之间摇摆不定……然而这种思想却是可怜呀可怜。他的心在疯狂地、具有挑战性地跳动着，他把一切的一切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他根本就不会感到自己身上正穿着某个平民轻便、柔软的衣服……这支军队整个的灰色失望的情绪又重新压在他的肩上……他没有留心这位女郎，便慢慢地、慢慢地走出房间，到了走廊上……一阵沉闷的咚咚咚的敲门声把他从苦思冥想、模模糊糊的渴望中唤醒。他跑了几步，哗的一声打开房门，把一个昏倒在地、身穿黄制服的人拖进千分之一秒钟以前一群灰军衣士兵从拐角一闪而过的走廊……疯狂的子弹又呼啸着，穿过狭窄的街道……

赖因哈德俯下身去看这个精疲力竭的人，可是那位急急忙忙赶来的女郎却狠狠地抓住他的肩膀，大声叫喊：“他杀死了他。”……赖因哈德望着她，把双手从疲乏不堪者胸部拿开，在他可怜的目光中，不可名状的惊讶同可怕的悲伤交织在一起……他用他那双黑眼睛盯着这张泛着红晕的、娇嫩的脸，轻声说着，仿佛他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似的：“难道您真的认为我是猪猡，夫人……”然后他慢慢解开上衣纽扣，解下皮带，把沉重的身躯抱在腋下，拖进房间……女郎步履缓慢，两只胳膊无可奈何地下垂着，跟在他后面。他感到在自己背后有这位女郎默然不语的存在，她的在场既使人感到甜滋滋的，同时又令人感到压力，简直就像是她在把他当作一堵无比温顺的墙壁，一步步逼向深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用小心谨慎的双手给陌生人检查身体。这是一张苍白的、差不多已经发黄的孩子的脸，因为害怕，变得难看……因为精疲力竭，已经麻木……一双胖乎乎的小手……一头浓密的棕色童发令人动容……他找不到身上的伤口；他的心跳虽然微弱，却有规律……也许这个小家伙真的只是睡着了。赖因哈德慢慢转过身来，他的目光怯生生地掠过那张绯红的脸庞，这张脸上充满青春活力的、完全变了样的、甜蜜的羞涩使他无比激动，他把脸转向门口说：“我找不到伤口……”可她只是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现在他不得不看着她……所有陌生和冷漠的表情都从她身上消失殆尽。在他看来，她既是那么亲切熟悉，又是那么美艳销魂，这使他大吃一惊。他微笑着，大胆地抓住她伸出来的手，紧紧地握住它，以免感到血液的飞快循环。紧接着他就说：“您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我原谅的，夫人……”

他们俩都感到这个矮小、可怜、陌生的士兵犹如天赐的礼物……要是他们单独在一起的话，他们会怎么样呢？人们听到外面，在重新到来的寂静中靴子踏在街上的沉重的脚步声，机枪的哒哒声已经离得更远，很可能已经在下面的公园入口处，在被击毁的汽车所在地。这时，她给赖因哈德拿着碗，赖因哈德洗过小家伙的脸，把他小心翼翼地安顿好，再仔细听了一下他心脏微弱的跳动。现在他们彼此可以自由打量对方而不用害怕，不用脸红了……这是他们眼神中愉快表现的某种喜悦。他们俩都明白，他们必须在内心深处进行一场相互间反对自己本人、维护忠诚的火热的斗争……机枪在下面公园的某个地方又重新哒哒哒地响了起来，就好像某种东西飞快地掠过上千颗锋利的小牙齿似的。赖因哈德猛然直起身来，仿佛他被一梭子弹击中了心脏……某种无法控制的欲望把他同外面那些可怜的灰军装士兵联系在一起。他有这种感觉，好像他必须迅速地，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像扯断一根神秘莫测的脐带那样，脱离那种联系……他挺着身子，把布片放到一边说：“我认为，要是我现在把自己的军服毁掉，这倒是有必要的……我不得不让您单独待一会儿了。”她惊奇地、有点惶恐不安地看着他。“那要是德——您的同胞抓住您呢？”赖因哈德把脸转向门口。“我不是躲美国人，也不是躲德国人，夫人，而是逃避战争……另外，我相信美国人今晚上就会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

这是一种并不正大光明的、可怕的勾当……这时，他在地下室里把七零八落、残缺不全地悬挂着勋章的那些可怜的蹩脚衣服上的东西取下来，然后把衣服捆好……在他看来，这简直就是一种可怕的盗尸行径，他就像完成一件虽然必要、但却可怕的事情那样，试图匆匆忙忙地赶快了结这件事情……这简直就像掩埋一个被谋杀的人……当他将那包衣服在垃圾桶中深深地埋在垃圾下面之后，又快步走上楼梯时，他感觉到，好像他洗自己那双手要洗好久、好久，可是却永远、永远也洗不干净……他感到具有其残酷的必然性的战争比任何时候都更可怕……

当他发现那位女郎在客厅里面坐在陌生人身边，被这种甜滋滋的香烟味环绕着时，一种诸如妒忌之类的情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但在同一瞬间，他却为自己愚蠢的行为感到羞愧，好像他又重新玷污了自己。她在薄薄的粉红色夏装外面套上了一件蓝色短上衣……他感到好像应该把自己的胳膊套住，免得去把她抢过来。他迫不得已向业已苏醒过来的、年轻的陌生人问好。这个人那种极为稚气的、同时又是堕落的目光彬彬有礼地、但却带着一个士兵对于这个躲在家里的平民百姓的那种胜利者居高临下的神气，向他问好。“Merci。 [2] ”他笨嘴拙舌地说着，微笑着递给他一包香烟，然后他转向女郎，叽里咕噜地对她说着一句无法听懂的话。人们从这句话中能够听出一些单个的词语……发疯的……德国人……该死的……畜生。紧接着，他猛然转过身来对着赖因哈德，用结结巴巴的法语问：“他们还为什么东西战斗，这些德国人……”他漫不经心地指着外面，在那里机枪又开始了它那沙哑的、咄咄逼人的哒哒声。赖因哈德用怀疑的眼光看了这个又看那个，可是女郎却用轻轻的摇头来安慰他……一种同盟的悄然无声的、温柔的暗示使他激动得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整个房子忽然被一阵强烈的爆炸震得摇摇晃晃。一梭梭子弹接二连三噼噼啪啪地飞向这个城区……女郎面色苍白地从座位上跳起身来，浑身颤抖着，靠在墙上。赖因哈德走到她面前，抓着她的胳膊，平心静气地说：“您不会出任何事，夫人，这是大炮……不，不，您相信我吧，您完全可以放心……”说完，他用审视的目光俯视陌生人的面部，可是这个陌生人却在最初的惊骇中露出一种胜利者的微笑，叫嚷着：“我们的……我们的……”有几发榴弹带着可怕的轰隆声再一次在房屋与房屋之间爆炸开来，然后可以听到正在驶来的坦克那沉闷的隆隆声，以及坦克上的大炮断断续续的轰鸣。这种轰鸣好比突然爆炸发出的声音，接踵而来的是弹着点碎裂的噼啪声……这仅仅持续了几分钟。这时他们又可以躲在窗帘后面看德国人的灰色人影怎样沿着街道往下逃跑了……这是他们经历当中的一种可怕的漠不关心……

坦克又路过拐角，沿着街道往上驶去。小个子陌生人有一张苍白的娃娃脸。他微笑着，把一块巧克力放到桌上，同他们俩紧紧握手，然后离开了这座房子……房屋的寂静又重新、重新降临到现在单独在一起的这两个人头上……

赖因哈德走到小家伙打开着的门前，在关门之前，他只有片刻工夫把头伸出门外。他感受到降临这座美丽的、无与伦比的城市的夜晚那淡淡的、充满苦涩味的凉意以及它那亲切的夏日气息。他没有直接离开这座房子，而是走了回来，步履缓慢而艰难地回到变得更加暗淡无光、更加模糊不清的昏暗之中，这也许就是他一生巨大的、巨大的罪过吧……

女郎两臂交叉，站在洞开的窗户前眺望夜景，望着花园的方向……这仿佛一出可笑的戏剧，吵吵嚷嚷的嘈杂声现在又在大街上尖锐刺耳、兴奋激动地响了起来……人们也许会以为这个变换不停的把戏会一直持续到永远哩……

女郎好像是要躲避她自己似的，赖因哈德又走进屋时，她站在窗子的一个壁龛里，也不环顾四周，只是仰望夜空。夜空的蔚蓝色现在染上了淡紫色和玫瑰色的淡淡色调，像一顶柔软的帐篷，笼罩着这美好的、行将结束的夏日。然而正是在这一天，却有那么多的人在战争的残酷拥抱中死去……虽然微风的吹拂依旧轻柔、惬意，但她却似乎感到冷得发抖。她把一件用细羊毛编织的披风披在肩上，把它扣好。她那张苍白的面孔连同红红的小嘴唇看来差不多已经消失……尽管外面白昼仍然晴朗，但屋里却已漆黑一团……白昼如同巴黎这座无与伦比的城市一样晴朗、友好和美丽，可是在这座城市，战争甚嚣尘上的喧嚷正在继续进行……赖因哈德着了魔似的望着她。他想，我还要看她半秒钟，只是想看看……然后我就要悄悄地赶快溜走，我要跑啊，跑啊，一直到我远方情人的临近，在我心中将这使人憔悴的可怕火焰扑灭时为止……

可是女郎仿佛如梦初醒似的，猛然一下转过身来，轻声说道：“天完完全全、完完全全黑下来时，您必须穿过这儿这些花园离开这栋房子……您相信我吧，您走进这栋房子时，有上千只眼睛看到过您，而且任何一只眼睛都会认出您来。因此人们肯定会以为您不在这儿了，因为这里可是进行过搜查的啊……”他惊恐万分地反对道：“这样一来我还得在这儿等好几个钟头……”他感到自己既意识到对于自身的巨大恐惧，又同时意识到狂热的愿望和拒绝的想法。他不得不佩服她那爽朗的微笑。这时她说：“难道您以为天黑之前还要当我的俘虏是那么可怕的事情……”她苦笑着，然后接着说，“不过您要等一下……”她从他身边走过，他听到她离开这座房子……

他舒了一口气。啊，他是如此软弱，如此愚蠢，竟然无法在这位漂亮女郎身边坐上两个小时，却又不致无情地堕入负心的可怕罪孽之中……啊，他并没有将那可爱的脸庞放在心间，安然无恙地通过所有的危险和诱惑，通过战争所有的、无穷无尽的痛苦，他现在应当放弃它……而且是在他并不心甘情愿的情况下……受到笼罩在这座城市上空那种面临灾难的低沉、甜蜜情绪的引诱……难道说他就在这栋房子的昏暗中被俘虏了？啊，如果他现在为了一个愚蠢的弱点，就把他逃跑的全部幸运都孤注一掷，那也许才是真正的愚不可及……他微笑着点燃一支美国人的香烟，咔嚓一声打开电灯……可是看起来，好像也不可能把这种昏暗，这种甜蜜的失望从温暖、明亮、辉煌的灯光里驱走……昏暗弥漫在家具之间，充斥于空隙里，它甚至高悬在电灯红色灯罩的上面……它是使他心醉神迷的、失望的甜蜜气味。这种情感既恐怖又甜蜜地流进来，仿佛这座漂亮城市的愉快面貌在差不多失去理智的柔情蜜意中化为乌有……既模模糊糊，又有吸引力，就像被毁灭的烟雾所缭绕……

现在，战斗的怒吼声在城里不断蔓延……有时候会沉默片刻，但紧接着又会重新响起，恰似低沉、短促的喇叭声……从嘈杂声中可以轻而易举、清清楚楚地觉察到战斗正在继续进行。人们简直可以感到，进行越来越向纵深方面发展……感到灰军装士兵的抵抗正在减弱……在帷幕从上面掠过的街道上，生命的喧嚷声正在增强……

夜晚慢慢地，但却是不断地用它那蓝色的阴影来填塞白昼最后的亮光……夜晚似乎和善、温柔，像晴朗的白昼的一个更为阴暗的姊妹那样，亲切友好地降临大地。它好像确确实实在对这座美丽的大城市微笑，兴高采烈地把它那巨大的深蓝色大衣盖在这座城市上面，仿佛不可能对这座城市生气似的……这是一种寂然无声、充满深情、无法溢于言表的含情脉脉的拥抱……它既不鬼鬼祟祟，也不顾及那些在痛苦中站在一边，在渴望的怀抱中哭泣着、哭泣着的人可怜的心灵……

赖因哈德又把灯关掉……大概有片刻工夫，仿佛一团漆黑，不过很快，最后的亮光就从开着的窗户射进室内的沉沉暮色之中……那些窗户犹如监狱里的一口令人舒服的窨井……柔和的红光从那里射进来，它似乎同夜晚那种乱糟糟的、但同时又是刺鼻的、甜滋滋的气味融为一体，既是气，又是光，它们在林荫大道安静的树下嬉戏……它们奔向那个躲在窗帘后面气喘吁吁的年轻人。它们遇到他，犹如遇到一个只是玩玩而已、并不以身相许的漂亮女郎可怕的柔情蜜意……他呻吟着，仿佛他生命的血液正从他身上涌流而出。他感到自己的痛苦，感到自己在这个陌生的、敌对的城市被人彻底遗弃，这就好比一个巨大的伤口，感觉遭到这类不可避免的谄媚的鞭笞……仿佛他被人用链子拴在这种没有生命的游戏上似的。他脱开身子，穿过昏暗，踉踉跄跄地向门口跑去，哗的一下打开房门，跑到门口，然后沿着走廊往下跑……可是不久，他却停下步来，仿佛被牢牢地钉在那儿似的，因为他听到命运本身正向他走来……房门打开了，女郎正以轻盈的步伐向他走来。走廊里一团漆黑，看不见任何东西，任何东西……可是在漫长的午后这几千秒钟里，他却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清楚楚地看到过她……他看见她整个身子……他的心都要蹦出来了……而当小小的脚步向他走来时，他却紧紧地靠在墙上，仿佛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挤压着……他两眼紧闭。这时，他由于疼痛，整个身子猛然直了起来……他干脆用双手乱抓一气，好像他在试图抓一只在四周飞来飞去的鸟儿似的。他在初次温柔的抚摸时就感到，甚至连她也无法再逃掉……她的眼泪使他的双颊感到火辣辣的，这时，他真希望夜晚的全部、全部黑暗都压到他们身上，把他们压在黑暗的废墟下面……

当他们苏醒过来时，他们彼此是那么陌生，就好像有一股冰冷的水从他们中间穿流而过……他们彼此都感到陌生，冷淡。他们睡在一起，这如同一场噩梦——而这时，乳白色的月光正幸灾乐祸地从打开的窗户照进屋来……她战栗着，转过脸去……她整个的人连同她的面部看来都是一个谜，永远也无法探索，它们隐藏在头发那黑乎乎的帷幕后面……赖因哈德站起身……困倦无力地掠着头发……他冷得发抖……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具有煽动性地、咄咄逼人地闯进深深陷入他们困惑之中的、阴暗的屋子，在这间屋子里，绝望的柔情蜜意似乎像毒药一样扎下了根……

不中用的狗

警官撞开房门说：“您瞧一瞧他……也许……”他嘴里叼着香烟。我走向那个躺在一张木板床上一动不动的人。有一个坐在木板床后凳子上的人赶忙站起身来说：“晚上好。”我认出是神甫，向他点点头。

他站在躺着的人的头部一边。我神情激动地转向警察，瞥了一眼那支燃着的香烟说：“请您把灯弄亮一点……我什么都看不见。”他跳到一张椅子上，用一根绳子拴住吊灯，使灯光正好照到那个变得僵硬的人身上……现在，我在明亮的灯光下看见了尸体，吓得情不自禁地往后退。我见过很多死人，但是每看到一具尸体，那令人激动的意识都会一再使我感动。我意识到这是在看一个人，一个人啊……一个曾经活着、受过苦、爱过别人的人……

我立即就看出他死了……啊，没有经过治疗的迹象……我感觉到这一点，而且也明白这种事情。可我是被叫来进行官方鉴定，确定他已经死亡的……而我也就这样心情激动地开始工作。我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负有法律上的义务，去进行那些非常熟练的操作，而人类科学也是借用这些手法来探索奥秘的。那个躺着的人看起来很可怕……

鲜血和污垢浸透着他那略呈红色的头发，粘成了一团。我看出有几道刀伤和刺伤的伤痕……一道道可怕的疤痕从脸上横穿而过……嘴巴歪着……细长、苍白的鼻子被压上凹痕，双手呈痉挛状，放在身子的一边……死了之后还握在一起……就连衣服也是肮里肮脏的，沾满了血迹。人们都认为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疯狂的愤怒。他就是在人们的这种愤怒中遭到毒打、脚踢和刺杀的。他被人以一种兽性的寻欢作乐的方式杀掉。我大着胆子抓住他的上衣，解开还未扯下的纽扣，感到奇怪的是：他的皮肤像一个小孩子的皮肤那样又白又嫩……既无血迹，也没有污垢……

警察突然向我弯下腰来，他同我挨得那么近，使我连他那沾沾自喜的气息都可以感觉到。他瞥了一眼死者，漫不经心地说：“下班啦，怎么样？”我只是目不转睛地看了他几秒钟，我感到自己气得发抖，或者说是恨得发抖。

看来，我的目光狠狠地盯了他好一会儿……他带着一种突如其来的尴尬表情，把他那支散发出香味的烟从嘴里拿走……然后悄悄地溜了出去。他在门口还说：“过一会儿请您通知我，大夫先生……”我感到似乎得到了某种方式的解脱……现在我才开始我的检查……这简直是胡闹，我竟然把听筒放到这个人的胸部！竟然给他诊脉……竟然在这个可怜的、被折磨得体无完肤的躯体上面完成这整个于事无补的骗局。但是他不可能因为头部的创伤而死去。难道说我应当在证明上写明当今医疗科学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情：循环障碍……衰竭……营养不良？我不知道我是否在笑。我除了在头部发现这些大概使人极其疼痛、但又不致丧命的伤口外，什么也发现不了。这些伤很难通过头部的皮肉侵入头内……它们很可能是被人在盛怒之下折腾出来的……

另外，在这种惨遭蹂躏的情况下，他那张极其瘦削、苍白的脸看起来好似一把刀子。我想，这很可能是一个调皮捣蛋、冷酷无情的小伙子。我慢条斯理地重新扣好他上衣的纽扣，情不自禁地把他成绺肮脏的、血迹斑斑的头发从他额头上掠开。看来，他好像在微笑……这种笑带有讥讽、嘲弄的意味。然后，我望着面色苍白、默默不语地站在我身旁的神甫。他是一个文静的人，我非常了解他。“是谋杀？”我轻声问道。他只是点点头。紧接着，他比我还要轻声地说：“谋杀一个杀人犯。”我大吃一惊……然后我再一次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张瘦削得犹如尖刀似的苍白的脸。看来，这张脸在备受折磨的情况下似乎还在笑……既冷淡，又傲慢……我吓得说不出话来。真可怕，这具尸体在这个阴森森的房间里，被残忍的灯光刺眼地照射着，而其余的东西全都淹没在黑暗之中……这张光溜溜的木板床……几张破旧的凳子……灰泥剥落的墙壁……以及这具穿着几乎破烂不堪的灰制服的尸体……

我差不多在用乞求的目光注视着神甫……由于精疲力竭、恐惧和恶心，我感到头晕目眩……警察的香烟给了我致命的打击。整个下午我空着肚子跑来跑去，待在令人难受的魔窟里，无能为力地、无可奈何地、十分可笑地忍受这类“情况”……尽管我每天都看到很多东西，然而一个杀人犯被人谋杀，这种事在本地也是罕见的……

“一个杀人犯？”我心不在焉地问。神甫把他的凳子挪到我身边说：“您请……坐！”我毫无主见地听从他的话，坐了下来，然后，他撑住木板床继续说：“难道说您不认识他……真的不认识？”他看着我，就好像差不多是在怀疑我的理解力似的。“不认识，”我有气无力地说，“我不认识他。”神甫摇摇头：“您四处漫游，走了很多地方，在漫游时，我想，您也许已经听说过不中用的狗的事情。”我吓得跳了起来……我的上帝啊！“不中用的狗……这儿的这个人……啊，这张面孔！”这时我站在神甫身旁，我们俩都在盯着这具已经变形的、没有血色的尸体……

“他还——”我非常小声地问道，“他还能领受圣事吗？”我在等着回答。神甫看来好像没有听到我的问题，而我也不想把我的问题再重复一遍……沉默压得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好像过了差不多好几分钟，神甫才回答道：“不行……不过他也许还能够……我在他身边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他非常激动，非常清醒，在他……”他盯着我说，“去世之前……”

神甫无可奈何地对尸体伸出双手，就好像他要爱抚他似的……他那张瘦削、可怜的娃娃脸——我只能这样讲——就像泥塑木雕似的……他是多么绝望地向后拢了拢他那淡黄色的头发啊。紧接着，他激动万分地说：“您，您可能以为我发疯了吧……是呀，不过我还想在他身边再待一会儿，待到他们来领他……确实……我不想让他独自一人待着，只有一个人在他一生中真正爱过他，然而正是这个人出卖了他。您会因为这种事取笑我，可我……难道我们所有的人不都是有罪的吗？如果我再守护他一会儿的话……也许……”他用一种几乎是心烦意乱的固执态度盯着我……这是一双蓝眼睛，乌黑的饥饿痕迹差不多就像伤痕一样贴在这双眼睛下面……啊，我并不想把他视为疯子……更不想笑话他，我的上帝呀！“我待在您身边。”我说。

我们沉默了片刻。这段时间的长短，正好可以用来念主祷文。一阵哈哈大笑声从警卫室传来，我们在沉默中听到那是女人的声音……是尖叫声。我慢慢往后退，让灯光又照到它的老位置上。现在整个屋子里都同样充满了昏黄的灯光。这具可怕的尸体显得没有那么吓人，没有那么僵硬，简直是有生气了。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这种光更无情的东西了。这种赤裸裸的电灯光，它适合他们的香烟……适合他们死尸般的面容，适合他们的色欲……哦，我憎恨这种电灯光……

从警卫室传来的笑声时高时低，此起彼伏……

神甫突然吓了一跳，仿佛他感到一种隐蔽的恐怖……一种可怕的回忆不由得涌上脑际……“大夫，您坐……”他轻声说，“我要给您讲他的事情。”

我顺从地坐了下来，这时神甫也弓着背往木板床上蹲……我们的背都朝着死者……

“那是一次奇怪的会见，”神甫开口道，“他与我同年出生……一九一八年……他对我真是无所不谈……您知道，我并不怎么清楚，他是在给我讲呢，还是对他自己或者对某一个并不在场的人讲。他两眼瞪着天花板，就像发烧似的讲呀，讲呀，或许他真的在发烧吧……您知道，他没有父母……没上过学……他被人带着四处流浪。留给他的最初印象是：警察带走了他一直认作父亲的那个人。那个人是一个粗暴、胆小的家伙，一半是流浪汉，一半是小偷和工人……他在市郊的一个简陋的出租房里被带走了，当时正处于战争与通货膨胀之间的那段时期 [3] ……

“您想象一下一间肮脏屋子的情景吧。在这间屋子里，一个可怜的、总遭到虐待的女人同一个总是烂醉如泥、既懒惰又胆小、蛮不讲理的家伙生活在一起……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大夫，您了解这种情况。在他这个所谓的父亲锒铛入狱、被判多年监禁之后，他的生活才稍微平静了一些。他的婶婶——他后来听说，这个神经过敏、充满敌意的女人是他婶婶——去了工厂。警察为他张罗上学读书的事情。而现在……在学校里他那非凡的才智引人注目。这种事您能想象得出吗，大夫？”神甫望着我说，“这张瘦削得像尖刀一样的脸在沉闷的课堂上仿佛把一切都劈成了两半，哦……他成了班上的尖子，他何止是尖子，他简直远远超过了所有的人。他雄心勃勃。教师们都为他讲话，说他应当上文科中学……教士对此很感兴趣……可是那个女人，也就是他婶婶，却怒气冲冲，拼命反对，就好像他要被杀掉似的。她想方设法制止他，把他留在自己生活的这个可怕、粗俗的环境中。她制造一切可能制造的困难，坚持她作为教育者的权利……只要他一回到家里，她就折磨他……他不该‘出人头地’。但她还是无法对付教师和教士的联合力量。他得到一个名额，免费上一所寄宿学校，被那里录为常住生。他很快就超过了人们对他所寄予的所有希望。对他来说，不存在困难……他的拉丁文、希腊文学得同数学和德语一样好……他心地善良。此外，他从来就不是那种死啃书本的人物……他有独创性……有才智……宗教课他学得相当好，够得上专业神学的水平。总而言之，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杰出人物。他想起自己已经离开的那个环境时，除了恐怖和厌恶之外，从来没有任何别的情绪；他肯定不是怀着同情心……每当他想到那个环境时，就会不寒而栗。他甚至连假期也待在寄宿学校里，他在图书馆当助手，在管理部门帮忙。他要进入他的支持者的团体，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他盛气凌人，高傲自大，有一种坚强不屈的自信心。‘我认为，归根到底自己总是莫名其妙地蔑视他们所有的人。’他对我说。他在接受高傲自大给他带来的惩罚时，气得咬牙切齿。他是一个杰出人物……他使所有的人感到羞愧，人们在某些方面迁就他。只是在他对待某一个人的态度太不像话或者把习以为常的恭顺抛到九霄云外的情况太频繁时，他才受到惩罚……

“可是，他年龄越大，财富、荣誉和权力对他的诱惑就越强烈。他想到这一切，心里都会怦怦直跳。他已经十六岁了，虽然心里不想继续待在学校……但他一点也没有表露出来，因为他还想在寄宿学校参加毕业考试。这种新的态度产生了一种危机，他在人性方面的真诚可靠的东西全都跑光了……世界是如此吸引人，您知道，当时政治虚假，一文不值的东西公开泛滥……那种行尸走肉一般的可怕的生活吸引着他。当然，他不想中断学业，因为他不会忘记那种苦难，过去那种可怕的家庭苦难，但他却变得斤斤计较……有好几个年头，这种自私自利简直是在不知不觉地毒害他……他简直变坏了。不管怎样，他失去了曾经在他身上占有如此重要位置的信仰……

“后来他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既而态度冷漠地把他的决定告诉那些教士，这时当然出现了尴尬的局面。可是对于这种局面，他却厚着脸皮，不予理睬……他‘干脆来个过河拆桥’，因为他有了文凭。可是，他的免费教育并非单凭一句话就办到的，一句话成不了他进入这一团体的条件。他断绝了同这个学校的一切联系，揣着一张成绩优秀的文凭，怀着一种疯狂的野心走向世界……他没有‘像样的’衣服，没有一分钱，什么也没有……

“可是这时，他同学当中有一个叫贝克尔的同学却够得上朋友。贝克尔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在攻读神学……他用钱资助他。这些钱一部分是他用甜言蜜语从父母那儿骗来的，一部分是他自己省下来的。现在赫罗德要走了……顺便问一问，您知道他的名字吗？”神甫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我……我从哪儿知道他的名字呢？我默然无声地摇摇头。“他叫特奥多尔·赫罗德……”

从警卫室传来的嘈杂声不绝于耳，大有将我们淹没之势……嘈杂声……叫喊声……那种竭尽全力发出的、百无聊赖的怪声大叫，这些人心甘情愿地让人把自己关进强制的监牢里。神甫沉默了片刻又开口说：“我把这些事都讲给您听，这到底有什么用……我们最好还是祷告……祷告吧。这确确实实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可不是吗……”他神情痛苦地望着我，好像他在无形的重担下要散架了似的……然后他合拢双手，而我却轻轻地抓住他的胳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促使我说道：“您给我往下讲吧……劳驾……我什么都想知道……”

神甫惶恐不安地望着我……现在我差不多真的有这种印象，仿佛他有精神病似的……他望着我，就好像他根本就不认识我，因而不得不在他的回忆当中深入地、深入地寻找，看我到底是谁……最后他揪着自己的脑袋。“啊，原来如此，”他用绝望的口气说，“请原谅……我……我……”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然后便接着往下说：

“贝克尔似乎怀着真诚的愿望，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要使赫罗德‘别半途而废’。他们在一所大学学习。尽管贝克尔由于住在学生宿舍，行动起来有诸多不便，但他还是经常去看望赫罗德……同赫罗德交谈，大概是想唤起那业已埋葬的虔诚吧。但他决不把自己的资助同这种事情挂上钩来……他们有时候也发生争论，这是非常清楚的。他们讨论当时在尚未麻木不仁的所有青年人之间曾经讨论过的问题——宗教和人民等问题。但在他们那里，一切依然如故，友好融洽。虽然赫罗德从来没有讲过，但他却把贝克尔视为唯一不受他鄙视的、值得他尊敬的人……他喜欢贝克尔。从另一方面来说，也不仅仅因为贝克尔资助了他，而是因为贝克尔给他钱是不附带条件的。现在，您大概可以想象这种关系吧。贝克尔一定是一个热情似火、还相信上帝的恩惠的小伙子……在开头两个学期，所有的神学家都还相信上帝的恩惠，但后来，往往是牧师总代理不自觉地取代了上帝恩惠的地位。

“当然，赫罗德在大学里也同在中学里一样，依然是一个怪才……不过，他并不仅仅看不起那些行为比较轻率、能力稍逊一筹的同学，也看不起那些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认为‘绝非真正的精神领袖’的教授。此外，他还在创造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可能性……您可以设想，这个政党似乎已经吸收了这样一个聪明的小伙子……

“可是后来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当了兵。对此他一筹莫展。他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像对这支军队这样恨之入骨了。因为他曾经试图在这方面青云直上，要当军官，但那时却出现了一件怪事：这个军官阶层虽然容忍来自黑暗的社会泥坑和人类泥坑的、极其愚昧无知的罪犯，但对自己的接班人却提出种种社会要求。他在这种愚昧无知的等级制度中当然落选了。现在他的仇恨——这种对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宣战已经在他身上扎下根来……他看穿了这些俯首帖耳之人在政治上绝对地卑鄙。他怒火中烧……不过他当然没有战胜这一陷入困境的集团……他感到，兵营生活阴森恐怖的麻木不仁比起他童年时代的苦难来，还要可怕。战争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现在他自愿报名参加那些部队当中的任何一支部队。要知道，这些部队是用否定一切现实价值的精神教育出来的，他们把称作战争的前线杀戮和被称为消灭劣等人种的后方屠杀等同起来。”神甫惊慌失措地打住了话头，用双手蒙住脸……他喘着气。“您想象一下在这些队伍当中的这张瘦削得像尖刀一样的脸吧……它充满着仇恨。在这个变得更为厚颜无耻、更为盲目的社会中，在战争可怕的压力下走过的年代越长……就被越牢固地绑在铤而走险、否定一切价值之人的凯旋车上，绑在那辆阴森恐怖的凯旋车上。那辆车的破轮子很快就会四分五裂，车子最终会陷入地球上充满汽油味的滚滚洪流中……

“这种事当然奇怪：尽管赫罗德心甘情愿地选择了这个使他反感的环境，但他在这种环境中却越陷越深。甚至在这种环境中，赫罗德也沾染上了同杀戮成性的恶棍连在一起的那种忠诚的忧郁情绪。就是在那里，他也同贝克尔保持着联系。贝克尔给他写信，告诫他，提醒他……他甚至在休假时还去拜访贝克尔……他祝贺贝克尔成为神甫。他甚至在那里也同自己真正喜欢的贝克尔保持接触——由于他那罕见的羞怯，这个词他从未用过。的确，他给贝克尔寄去包裹，里面的东西都是国内紧缺的香烟、肥皂、油脂，我知道……他写信，寄包裹……但他却从未吐露一点有关他精神状态的情况……再也没有关于宗教和世界观的讨论了……他最后感到自己同所交往的那一帮家伙已经密不可分。他经常都怀着极其后悔的心情，充满着对于血流如注的恐惧；他同污泥粪土混在一起，对禽兽般的暴行惊恐万分……一切都同关于种族、荣誉和绝对服从……祖国……绅士风度的那些无法更改的概念混杂在一起。他在这些部队里当了军官……多次负伤……受到嘉奖，获得勋章……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消除令人毛骨悚然的负罪感……他心烦意乱。而在所有由恐惧、仇恨和懊悔拼凑而成的大杂烩中，对他而言，最糟糕的却是：贝克尔停止了给他写信……整整一年他都没有得到他的任何音讯。尽管他把这件事情归咎于混乱不堪的交通状况，归咎于一个‘杰出的组织’绝对的杂乱无章；尽管他把这件事情归咎于这些外在的事物……但是在背后，那种莫名其妙的、对他而言极其神秘莫测的恐惧却总是咄咄逼人：他怕贝克尔不愿意再同他交往……那个结局，那个不可阻挡的灾难性的结局越临近，他就越是可怕地感到自己沾上了、犯下了难以置信的暴行。只有想到也许会帮他一把的贝克尔，才能使他挺起腰来。他通过精心策划的阴谋诡计，逃脱了沦为俄国战俘的命运，他冒充俄国士兵，用假证件偷偷地穿过俄国的整个进军路线，直到被西方国家占领的地区……然后，准备了足够的钱和存货，便在他那被夷为平地的故乡……在这任何人都不会发现的上千个避难所里的某个地方销声匿迹。就是在这里，他也逃脱了沦为俘虏的命运。紧接着，他便开始小心翼翼地寻找贝克尔。对他来说，贝克尔就意味着拯救。至于希望以何种方式得到贝克尔的帮助，他并没有固定的想法……他是彻底崩溃了。他置身于恐惧、厌倦和罪孽的阴影中，处境十分艰难。也许他只是想同一个不会威胁他、不会拒绝他的人哪怕是谈上一次话，因为在他看来，贝克尔就是一种与一切世俗的习惯相反，不引起任何麻烦、不咒骂任何人和物的宗教的代表……他本人作为孩子真心实意地热爱过这种宗教，它的余晖很可能还在照耀他，可是他自己却无法意识到这种余晖……

“他伪装成战争的受害者，一瘸一拐地离开他的避难所，试图在这极度的混乱中找到他知道在一座小城里当神甫的贝克尔。最后，他搭一辆美国占领军的车子到了这座小城……他看到的这座小城没有遭到摧毁，居民还在迷惘着，惊慌着……后来他找到了贝克尔……他心里怦怦直跳，幸福得怦怦直跳地跨进教士住宅的大门……

“可是贝克尔却态度冷淡，漠然置之。他是有意中止书信往来的……昔日一切成为友谊的东西，都已消失殆尽……贝克尔做出一副极其陌生的样子。他欢迎他，就像人们欢迎一个多年前曾经有过一面之交，现在又重新见面的人那样，就像在欢迎任何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赫罗德被他唯一的朋友用来欢迎他的这种冷淡、客观的态度吓了一跳，可是聚集在他身上的这种东西，这黑乎乎的一团由痛苦、鲜血和罪孽构成的大杂烩太多了，多到他无法控制的地步……他对贝克尔倾诉衷情……他把过去根本无法写在信上的一切的一切都讲给贝克尔听……当他讲完时，他再也没吭一声，再也没提任何问题，只是无可奈何地望着贝克尔。他对我讲，他平生第一次在这一时刻感到完完全全的孤单无助。而贝克尔却什么也没有对他讲。贝克尔看起来好像是官方的人，他的身份是牧师，是由国家支付薪金的官员。他心里有所触动，但是他的人性却被他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一切，被撤退时骇人听闻的暴行……被饥饿、困惑、恐惧和炸弹弄得麻木不仁。贝克尔留给他的只有几句空话，几句那种方式的空话……您知道，这样一些从文化货摊花五分钱就能买到的现成格言，就像在某些忏悔室里那样，在赦罪后分发给忏悔者，每人一句……这个人走了……下一个再来。贝克尔当然是劝他去忏悔，去祈祷，去做一个好人……您瞧！”神甫紧紧地抓住我的肩膀，我倦容满面的脸使劲地转过来……他的双眼激动得像闪耀的火光……他那可怜的、苍白的面孔已经变得绯红……他的嘴在抽搐着。我们就像吵架的人那样，差不多已经相对而立……就像吵架的人那样，站在这里，在放着这条不中用的狗的尸体的木板床边！可我是这么疲倦，这么疲倦……然而在我内心的深处，很深的深处，却存在着对于这一类人命运难以抑制的极大兴趣。我必须听到这种命运的结局。“您瞧，”他悲叹着，“这种事我可以说是一清二楚，因为我自己就无数次地这样做过……我可以具体地想象到当时的情景。贝克尔同他已经没有私人关系了……面对这种可怕的痛苦，他除了具有一种职业性的、公事公办的冷漠之外，一无所有……他也许麻木不仁，就像人们作为一个听取忏悔的神甫所能做到的那样麻木不仁……我的上帝，通奸和卑鄙，如此而已，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您作为医生也许明白这一点……对您来说，一具尸体并不像对于好几千尽管爆发战争，却没有见过这么多尸体的人那样，根本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对于我们神甫而言，没有埋葬的尸体往往也不像对于任何一个还从未看到过所谓正派人内心深处的人那样，能使我们激动，能打动我们的心。我的上帝……您瞧，贝克尔就是如此。另外，您还要考虑到这种情况：最后几个月那骇人听闻的疯狂刚刚过去，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风平浪静，一种惨遭毁灭后的风平浪静……贝克尔对他态度冷淡。也许是漠不关心，也许甚至可以说是心不在焉……赫罗德说：‘他简直把我推回到了我那一钱不值的境地……’这时，他陷入了要毁灭一切的怒火之中……

“另外，再加上他很可能被那些曾经观察他、怀疑他的人告密……警察在找他……他不得不经常变换藏身之地……他简直是在瓦砾堆里被人追赶着。最后总算在城里一大片废墟中间的一个被夷为平地的房子下面，找到了一个完好无损的地下室。这个地下室很容易进去，却很难被发现。在他成为‘不中用的狗’之前，他在这里怒气冲天、仇恨满腔地苦思冥想了好几天。后来，他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几个帮凶——尽管他对自己的帮手总是盛气凌人、态度傲慢，但是在他看来，最最可怕的事情却是孤立。他们首先给自己抢了一套舒适的家具。然后——他有一个非常冷静的计划——他们用偷来的货物进行精心策划的黑市交易，积累自己的原始资金。他们在住所里堆满了储备物资，然后便开始了可怕的游戏。这些计划全都出自他一人之手，他是公认的头目……他就是‘法官’……当他的帮手们破门行窃，‘逮住’牺牲者或者牺牲者们时，他就会带着某种神秘的灵光突然露面。他‘根据当时的情绪’来宣布处死的方式……枪杀……刺死或者吊死……他们还常常进行纯粹恐吓性的袭击，以便使那些心惊胆战的人以后总陷于不断遭到威胁的恐惧之中……他们用这种方式——”神甫停了片刻，“杀害了二十三个人……二十三个……”

我们俩由于巨大的恐惧而全身发抖——毛骨悚然——看着这一动不动的尸体，尸体上的淡红色头发散布在血迹和污垢那黑乎乎的斑点之间，在室内的昏暗中泛着微光……这张冷酷无情、嘴唇薄薄的嘴似乎在幸灾乐祸、残酷无情地嘲笑着，好像在嘲笑我们所说的话，嘲笑这全部对话。我全身颤抖着转过身去，诚惶诚恐地等待着神甫也会朝我这个方向转过身来。我感到自己受到恶魔的威胁，而他那张富有人情味的、可怜的脸也许会给我以安慰……可是神甫却长时间地沉默不语，把脸对着死者……长时间地……我不知道，当他轻轻地摸着我的肩膀时，他是把我从沉思中呢，还是从默祷中，或者只不过是从模模糊糊的恐惧中惊醒……他的语气现在听起来很温和，差不多是在安慰我：“这确实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他这个同女人从来没有哪怕是丝毫关系的人……他这个过着一种差不多是独身的童贞生活的人……他居然死在一个女人手里。我曾经想过，要是他爱上一个情人……或者说只不过拜倒在所有软弱的人都被折服的那种罪孽……酒精、烟草脚下，那他也许现在还会活着，也许会成为一个比较有人性的人。他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禁欲……没有一片来自天堂的瓦砾能够迷惑他。他的毁灭是由一个女人造成的。尽管他拼命反对，这个女人还是被拉进了团伙……尽管他严辞拒绝，大发雷霆，她还是硬住下来了。虽然他在众多的谋杀事件中充当他们的头目，但他却无法控制这个女人，而最可怕的是：这个女人爱他。她被几个月之久的、冷酷无情的嘲弄逼上绝境，成了杀害他的凶手。她把其他的人都煽动起来了。我推想，袭击起他来，他们满腔的愤怒比袭击别的牺牲者时还要厉害。这是一个残酷的、一个埋得非常非常深的、可怕的秘密：归根到底，这个魔窟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对自己人那样切齿痛恨的了……他们差一点把他撕成了碎片。然而，当人们在这儿门口发现他时，他却仍然活着。人们在他上衣胸前的里袋内找到一张纸条，上面写有一行娟秀的字迹：把这条不中用的狗埋掉。这是一个女人的字迹……”

我再也没有力量转过身去……我怅然若失地凝望着肮脏的地板……我的上帝，难道我饿了，累了……我感到痛苦，我认为自己无法去理解这种绝对的恐惧……我陷入十分可怜的境地……也无法去祈祷。我感到，在神甫的这番谈话后面，我们整个世界绝望的瓦砾好像已经将我埋葬，一种对我自身的模模糊糊、神秘莫测的恐惧，好像用僵硬的、铁一般的利爪抓住我……然后我艰难地，就仿佛这些话语在我嘴里已经被击碎了似的，迸出一句话来：“难道您相信他……”

不过，神甫又把身子转了过来，似乎在祈祷，再说——这是很罕见的——我仿佛也是迫不得已转过身来，重新看着这具尸体，这具毫无变化、沾满血迹和污物的尸体……也许我在祈祷，这个我不知道……我整个的人都只不过是一个由恐惧、痛苦和模模糊糊的预感构成的躯体罢了。

啊，谁能描述这种状况呢。在这时，人们就像在进行必要的防御一样，都麻木不仁，但在思想上却清醒地经历着一切。人们是如此清醒，就像他们只有在思想上才能经历到某种东西那样……

紧接着，房门突然啪的一声被人打开，听起来就好像是有人开始拆除我们头上的房子似的。就在我们大吃一惊，警醒地转过头去之时，有一个粗鲁的声音叫喊道：“快来把这个家伙弄走……”这时，三个身穿制服的人注意到了我们，于是便放轻脚步，走了进来……他们一进屋，屋内好像就变得异常明亮了……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一个无法捉摸、身材瘦长、面部没有表情的人轻声说：“晚上好，”随后转过身去对着其余两位说，“那我们就把他……”可是这整段时间都在惊恐万分地看着他们的神甫却好像心不在焉，现在他才醒悟过来。他举起双手表示拒绝，大声说道：“不……不……就让我来吧……”他赶忙转过身，无所畏惧地抱起这个被毁掉的死人，对惊恐万分的呼叫声——“神甫先生……”置若罔闻。

他那副神情好像是在抱着一个死去的情人，充满着绝望的温存……

我犹如在梦中一般，跟着他穿过暖和、雪亮的警卫室，走到潮湿、昏暗、积满既湿且脏的雪泥的街上。有一辆马达在隆隆作响、喇叭在鸣叫的汽车等在外面。神甫慢慢地……深情地把尸体放在汽车尾部货仓里的一个草袋上面……这里散发着一股汽油和机油味……一股战争和恐惧味……昏暗，冬天的这种无情的昏暗犹如无法承载的重荷，笼罩着这些空荡荡的房屋……

“可是……不……这不行……”神甫上车时，有一个警察叫道……他们当中的第三个人却明明白白地以手加额，对他表示敬意——而这时，那个无法捉摸的人却悄悄地，而且就像我所感到的那样，带着一丝苦涩的笑容站在那儿……

神甫向我招手，要我走过去。尽管马达的隆隆声现在响得更厉害，但我却听到了他对我低声耳语的那些话。这好像是一个秘密：“他还哭了……您知道……您来之前，我把眼泪擦干了……因为眼泪……”可是这时车子却猛然一跳，一下子就飞快地开跑了。我只看见这个黑乎乎的人影无可奈何的姿势。这个人影同汽车一道，拐进这座遭到毁灭的城市冷冰冰、黑魆魆的峡谷中去了……

幽会

我很早就到码头去接她。连日来，大雨如注。林荫道的地面已经泡软，树叶在水洼里腐烂。现在——八月中旬——树上已经散发出秋天的气息，咖啡店的平台空空如也，白色的桌椅已经堆放起来，匆匆忙忙地罩上了帆布。几乎所有的客人都已离去，在这个时节看不见一个人。潮气像一层厚厚的云雾，在水面上飘动。在云雾中，几乎看不见雨脚。除我之外，四周唯一的一个人就是航运公司的职员。可以看到在管理员值班室那小小的玻璃窗后面的那个职员的便帽。

在饭店大堂，招待员这时都冷得瑟瑟发抖，站在自己那一地段，侍候少数几个下午想要喝茶或者咖啡的客人。

八天前，我在电影院里坐到她的身旁。我早早地就去那儿了，去得太早，当我从打着呵欠的引座员身边走过，进入空空荡荡、灯火辉煌的大厅时，我才看到在前面有探照灯，呈耀眼的长方形，在闪闪发光。它看来是在把灰黑色的棉毛长纤维照射到银幕上。它慢慢地、轻轻地移动着，在毫无价值的东西上面蹦蹦跳跳。我看见她在最前面，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在靠近银幕的地方，只能看到她那柔软的脖颈和绿色的雨衣。尽管我有一张位置更好的票，但我还是往前走去，在她身边坐下来……

现在我感到潮气慢慢在我身上升起，凉丝丝的，不过我不在乎。我的目光盯着莱茵河那个拐弯处，在那里随时都可能出现一只船。上面用粉笔写着到达时间的那块黑石板只现出几行灰白色的、被涂掉的字，人们习惯于用钟的钟舌来通知到港和出港。雨点在急速地滴答着，越来越快，就像从有毛病的水龙头上往下滴一样……

后面，在拐弯处出现了一条黑色的运货驳船，这条船被拖着，疲惫不堪地、异常缓慢地逆流而上。我看看我的手表：差几分钟五点。如果这条船按计划在十分钟后又要从这里起航，那它随时都可能在那里，在拐弯处出现。现在，那个人在那间小屋的小玻璃窗后面，正抽着烟，他那红红的脸膛此时被烟雾笼罩着。我的大衣由于潮湿，已经变成深色……

驳船仍然没有完全走出那个拐弯处，它后面拖住它的臀部，犹如一个受伤的爬行动物拖住自己的尾巴一样。那个汉子现在打开管理员值班室，他那低沉的声音在向我打招呼：“真无聊。怎么样，博士先生？”

我现在认出了他。他的妻子在下面码头上的某个地方的香烟铺里，一个钟头以前我还在那儿买过烟，同她闲扯过各种牌子香烟的优缺点。

“您现在才认出来，”他叫道，看着我的便帽。“您稍微进来一点。”

他别着身子，紧贴着朝向林荫道那面较宽一点的那边，对我表示，我可以站在另一边。我们就这样紧紧地靠在那里，恰似一个岗亭里面的两个岗哨。

“雷雨天，”他又开口道，“简直是雷雨天，把整个季节都弄糟了。”

“就是，”我说着，继续凝望着莱茵河的拐弯处，接着我便叫了起来：“啊！”因为现在有一条白色的船在黑色驳船旁边更为灵活、更为轻快地奋力而行。

“您在等人吧？等仁慈的夫人？”

“是的。”我说着，但心里已经在后悔接受了他的建议。站在外面，在雨中，而且知道我在一刻钟之后就会同她坐在桌旁喝热茶，这样会更好一些。此人离我这么近，他那双好奇的眼睛几乎挨到我的额头。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条已经到了桥下，但仍然在河中间的白船的船头。河的两岸看不真切，它们都笼罩在雾气蒙蒙的烟雨中，山冈在这层阴霾上面高高地耸立着，黑沉沉的，像幽灵一样飘浮不定。

“对，对，是爱情。”这位老人说着，把帽子推到额上。在我盯着这条船时，我同它一道做着它的每一个动作，我自己也好像就在河里，我在用双手使劲。电影开始时，我想起我曾经在黑暗中干脆就伸过手去抓住她的情景。我抓着她的手，把它抓住不放。这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手，这只手只往后缩了一次，表示反对，然后便听之任之了。这是一只很小的手，由于害羞变得热乎乎的。有时候，当银幕上微弱的灯光照射到我们身上时，我们便相对而视：我看见一副瘦削的脸庞，这张脸上有一对苍白、严肃的眼睛，这对眼睛好像在向我询问着什么。后来，电影结束时，她试图混进拥挤的人群溜之大吉，可我在有轨电车站发现了她那身绿色的雨衣。

船现在已经从河中间拐到了岸边，只是当那个人从值班室跑出来，顺着平坦的跳板往下走时，我才明白过来，船已经多近了。可以清楚地听到马达声，看见站在出口处前面身穿雨衣的人群。在下面，钟已经敲响。钟的敲击声在这烟雨之中犹如海上的信号。我走了出去，而现在，也是在此时此刻我才明白，我心中没有一点欢乐，只有恐惧、不安和具有诱惑性的这种兴奋刺激的感觉，这种感觉促使汽车司机在危险的弯道上“加大油门”。

我把那支烟扔到水洼里，顺着跳板往下走。老人站在下面，现在他把一个厚厚的软垫扔到船帮和浮坞之间，从船的甲板上扔过来一根缆绳。老人把这根缆绳绕在一根铁桩上。然后，见习水手把用木板搭成的狭长走道移过来。我什么也不看，只盯着前面的入口处。甚至连她的绿色披肩也没有使我完全恢复知觉……

“您好，博士夫人！”老人叫道。现在他正接到空的汽水箱子，把它们急急忙忙垛起来。

我抓住她的胳膊，也没有仔细看看她，就拖着她同我一道走。“我谢谢你。”我声音沙哑地说。

“哦。”她只说了这么一个字。

我默默无言地紧贴着她的胳膊。在我们身后又响起了钟声。当我们沿着林荫道，穿过水洼，走进饭店时，隆隆的马达声响了起来，然后又重新离去。

大堂几乎是空荡荡的。我给她脱下披肩，现在才看见她提着一只小箱子。“对不起。”我轻声说着，从她手里接过箱子，把披肩挂上，然后才脱下我那潮湿的大衣，取下帽子。年迈的艺术商遗孀坐在大堂里。她早上一来就非要陪我不可，她喝烧酒，给我讲挖苦人的故事。她瞟了我们一眼，就继续吃她的蛋糕了。除她之外，那里只坐着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中午时就已经在围着报架了。

“你想喝什么？”我问。

“茶或者随便来点热乎的东西。”她说话时没有转过身来，我只闻到她那淡淡的香水味，这种香水味同下雨时出现的那种薄薄的雾气混在一起。然后，我便在她对面坐下来，招呼早已在自己那一地段走来走去、焦急等待的招待员。

我把单子交给招待员。

我们默默无言地抽着烟。有时候我们相对而视。可是每当我们的目光可能会碰到一起时，我们都扭过头去，往旁边看。这时，万籁俱寂，只听见淅淅沥沥的雨声，正忙着尽情享用蛋糕的那位艺术商遗孀桌上轻微的叮当声和酒吧间女招待同两个男招待之间轻轻的、几乎淹没在厚厚的地毯和窗帘之中的交谈声。

我感到我的颌骨由于紧张不安而在不断颤动。服务员的到来是一种解脱。光是浓茶的气味就足以使人心旷神怡。我们的手在糖罐上面碰到一起。我紧紧地抓住她的手，握住它，可她却挣脱了。她面色苍白，惊恐万分地盯着我的手。我跟着她那惊恐的目光，看着我的手。我觉得自己这只手指很粗、没有血色的手非常陌生，陌生得要命，好像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它。我看见自己事先忘了取下结婚戒指。

“我的上帝，”我轻声说，“难道你不高兴？”

“不。”她立即说道，使劲摇头。

我搅动着我的茶。

“难道你高兴吗？”她问。

我默然不语。

她的皮肤现在重新变得又白又有光泽，冰凉冰凉的，黑色的头发由于潮气，在闪闪发亮。

“这段航程美吗？”

“是的，”她平静地说，“这段航程很美，确实美极啦。像这样在水上，简直是云里雾里，晕头转向，而且气味很好闻。可怕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必须在这里下船。我真想继续往前走，在这雨中沿着莱茵河继续往上游驶去，直到……嗯，依我看直到巴塞尔。让我走吧。”她突然说。我看着她：她的脸色十分苍白，她的嘴唇在颤动。

“你发疯啦，”我轻声说，“你到底来干什么？”

“让我走吧。”

“你到这里来，大概只是要把我搞得疯疯癫癫的吧。招待员！”我大声叫道。

“让我走吧。”

一个轻手轻脚的招待员从大堂走出来。“什么事？”他问。

“请您把我夫人的箱子放到我房里去。”

“好的。”

“让我走吧。”她说道。这时招待员已经拿着箱子和披肩走了。

我看看四周：那位老先生在看第二十七份报纸，那位遗孀在吃第十块蛋糕，在玻璃屋顶下方的某处有淅沥沥的雨声，从下面柜台所在的壁龛里传来酒吧女招待同服务员商谈公事的喃喃细语。

我匆匆看了她一眼：这张美丽的脸庞完全变了样，绷得紧紧的，不断地颤动着，她急匆匆地喝着这杯滚茶。

“来。”我声音沙哑地说着，同时抓着她的手。

“我刚才不是问过你是否高兴吗？”

“没有！”我大声嚷道。

老人的眼睛离开了他的画报，向上仰望，而那位遗孀也有片刻工夫停止了咀嚼。

她哈哈大笑着跟我走了。

上面还要安静。房间的窗户面向庭院，通向一个玻璃顶的采光井，在采光井下面装满垃圾的垃圾桶旁，灰烬和垃圾湿漉漉的。只听得见发疯似的淅沥沥的雨声。

当我拿着一支烟来回走动时，她却坐在床上抽烟。有时候我们相对而视，犹如那些站在山坡脚下听到山崩后骨碌碌滚来的人。

我想起我曾经在黑暗中，在一个出租房子的走廊上，在外面，在有轨电车哐啷哐啷地接近终点站的地方吻她。在一辆从小街拐出来的汽车灯光下，我看见她脸色苍白，微笑着站在擦坏的棕色墙前……

“我的上帝，”她忽然说，“你在呻吟。坐到我身边来。”她今天第一次微笑，然后她便把枕头推到一边，给我挪出位置来。

“把你的手递给我。”

我把手递给她。她的双手又凉又干，非常轻巧。我感到她抓住结婚戒指，随后，她把我的手放回我的怀里：我的手沉甸甸的，几乎不能动弹……

“让我走吧。”她说。

“你走吧。”我说。

她急匆匆地吻了吻我的手。

我走向窗前，等待着。雨水把下面倒在垃圾桶旁的一堆灰融化了。一道又窄又脏的涓涓细流从垃圾桶流向被堵塞的排水口，流向又细又长的雨水流过的黄色轨道。在一个大水洼里，漂浮着纸屑、果皮和烟蒂。烟蒂已经破裂，里面的烟丝从外壳里脱落出来，散成细丝，像黄色的小虫子一样漂浮在水面上。我把我的烟蒂也扔到里面，然后转过身去。房间已经空无一人，我什么也没有听见。

以扫 [4] 宗族

这个无赖——妇人想——现在他又到那边去了。他从我这里逃走了，从这个肮脏的世界上逃走了。他走了……她打量着这个面带怨恨的人。他半侧着身子躺着。她看着他那稚气的、微笑着的侧影，看着蓬乱的头发和半裸的胳膊。他把袖子高高卷起，右手紧紧地抓住一张纸……

这个无赖……她想。他的确是一个无赖。他如今就把这叫做工作，把这叫做生活，没有任何规律性，没有任何尺度，一种没有秩序的生活，这个无赖。他在微笑。

她试图把这张纸从他手里抢走，但他在睡眠中气呼呼地叽里咕噜着，她很快转过身去，转向电炉。电线有毛病，电木做的连接件已经打碎，夹子每次都在电炉的喷口里面黏着，黏得很紧，而要是用劲儿拉夹子，又要把金属丝拉坏，金属丝每次都是坏的。她边轻声咒骂，边修补金属丝，把它接到电炉的喷口上，塞进插口里面。她几乎是在屏着气等候，等金属丝烧红。金属丝真的烧红了，她把水坐在上面……然后她开始相当大声地打扫房间，房间里一切都乱七八糟。他洗过脚，开始喝酒之前，先刮胡子。所有的东西都乱放着，装着脏水的碗，边上糊着剃须膏干泡沫的小盆，旧袜子，两张互不相配的毛巾，所有东西都零零散散地放在桌子上、椅子上和桌子与椅子之间的地板上……

写字台上放着花。她把枯萎的花挑出来，把它扔进洗手盆，把水从刮胡子的盥洗盆里倒出来，倒进洗手盆里去，然后把所有的水都倒进檐沟……

这个无赖……她想。她现在差不多是在喃喃自语，他在那儿大概还要像这样躺多久呢，他就把这种事叫做工作。

她现在更仔细地打量他。房间已经清扫过，水刚开始发出轻轻的响声，她有的是房间。他脸上幸福的表情几乎使她发疯，她恨这个幸福。这种幸福——她想——这种幸福是从我这儿来的，这种幸福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他悄悄溜到天堂剩下的几个地方，抢走了她的财产。那时候我爱他……

她忽然试图想象他远走他乡，在美国或者澳大利亚。她的心都吓得揪起来了，害怕这会成为事实。没有他，我无法生活——她想——这种事真可怕。就连他经常给我带来的痛苦都使我感到幸福，这个无赖……

她把椅子从写字台那边往这里挪，挪得更近一些，然后在长沙发椅旁边坐下来。她的脚疼，她走了远路，又到某个地方去借钱。又失败了。最后的茶叶——她想——最后的黄油和最后的面包，这个无赖又喝醉了。我想知道他写了什么……

她又试图把那张纸从他手里扯出来，她非常小心，可他又在叽里咕噜。她害怕打扰他的睡眠。没有什么比把他从睡梦中“叫醒”更使他痛恨的了。他常说，这使他想起战争。“哦，就这样把人叫醒。睡眠是上帝赐予我们的一种最珍贵的财富……”

她一个芬尼也没有了，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借到一格罗申 [5] 。要付房租、电费……唉，再一一列举又有什么用。

她又看看电炉，水不开了。她边咒骂边拿开锅。金属丝不红了，她拔下金属丝，把手放到单层电炉上面，看一看电炉还有多热，然后开始慢慢地、有条不紊地捅遍整个炽热的金属丝，以便确定哪儿的金属丝又坏了。她一面捅，一面低声咒骂。她感到自己都快要失声痛哭了……

简直要使人发疯了。即便你有钱，即便你试图去买一盘新的金属丝或者一个新电炉，或者只是一个新的连接件吧，那你也付不起账啊。这些东西漫天要价。在这种情况下，你总有一天会因为这些连接件，因为这些值不了二十芬尼的、小小的破电木发疯的。她叹着气，把叉子上这一个记号高高举起——她发现了断口，根本看不清这个断口，金属变得黑乎乎的，很多地方都裂口了，每煮一次都有一个新的地方要烧断。她把金属丝往两头拉长，把拉长的两端相互绕在一起，然后再塞进去：金属丝又烧红了。她再把水坐上去……

这简直使我都要彻头彻尾地病倒了——她想，他们就这样折磨我们。要是我抓到做这些电木或者这些炽热金属丝的，还有拦住她的，以及对好几千很快就要发疯的女人和男人负有责任的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要是我能够逮住这个家伙，我就会杀死他……水又开始沸腾了……

啊，要是他醒了就好啦！他的脸上是这样一种幸福得要命的表情，这使她都要彻头彻尾地病倒了。她在这张脸上找不到自己的丝毫影子。可怕的是这样孤零零的，坐在那里，在他的长沙发旁边，而且不知道他写了什么，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刻印，钱是否会跑到家里来。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幸福地微笑，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弄到钱或者借到钱来醉酒。酒瓶倒在床边。她把瓶子拣起来闻了闻：葡萄酒——她想——红葡萄酒……

水好像在沸腾。她揭开盖子，很快就把脸转过去，避开沸腾的蒸汽，把水倒进茶壶里。她先喝了一大口，然后才把水又坐到电炉上去。水必须使劲煮才能煮成茶——她想——必须滚烫得恰到好处，必须煮得差不多要开花开朵的……

她再一次拿起酒瓶，又闻了闻，随后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到长沙发边。这么说这个无赖——她想——我喜欢……我爱他……她边唉声叹气，边退回到写字台的桌面边，再一次揭开盖子。水在沸腾。她把茶壶灌满，把电炉上的电源拔掉，把茶壶放到还有热气的单层电炉上。

贝尔科沃大桥的故事

当时，对这座大桥的故事，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诅咒，有人哭泣，有几个人哈哈大笑，有的人并不认为它有特殊的意义，他们漠不关心地把它列入战争那一般性的、无所不包的事件之中。而最终这个故事真的被遗忘了，尤其是因为它也没有战略性的，或者说是伟大的历史意义。

然而我却感到自己有义务讲述在那个关键性的日子，在那里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我打算按照顺序，尽可能详细地把它记录下来，因为我差不多可以估计到，我是那些在关键时刻参与这一事件的人当中唯一的生还者。关于施努尔和施奈德，我知道他们已经阵亡，而另外那个人物，那个对手，第三工兵团参谋部的一个少尉——我这样猜想——同样也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阵亡了，因为我曾经徒劳无益地寻找过他。也许他已被俘获，下落不明或者已经堕落。尽管他是一个头脑冷静、精明干练、讨人喜欢的军人，但却没有人能够讲，他是否已经陷入进行破坏这种公害的魔掌，在某个地方听天由命、悲惨愁苦地度过他的一生，而同过去没有活生生的联系。

既然我想要努力遵照一种严格的顺序，我就必须从我接到东南建筑工程义务劳动总部的命令那天开始，在建造——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重建——贝尔科沃大桥时担任领导职务。那是圣诞节后没几天的事，当时我——违心地、无所事事地——正在义务劳动后备军总部闲逛。我很幸运，终究有事可干了。在我事先索取了关于这项计划中的工程的所有指示之后，我便完全按照计划采取行动。在德国人到达贝尔科沃大桥并能够阻止爆炸之前不久，这座大桥于一九四一年在俄国人撤退时被一支俄国后卫小分队炸毁。后来，人们放弃了重建工程，因为贝尔科沃这个小地方不管是从战略上看，还是从占领它的策略上看，都没有丝毫意义，特别是因为这座大桥再也没有被考虑到作为重要的补给品供应基地。在战斗和占领过程中，人们在离它两公里的东南部，在贝雷西纳河上建造了一座战时桥梁。在此期间，这座桥被加固，扩建成补给品供应线。当时在东南建筑工程义务劳动总部，甚至在有关部队看来，把重建贝尔科沃大桥所需要的材料用在建造这座战时桥梁上更为合适，尤其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贝尔科沃这个小镇本身已经完完全全无足轻重。它在战争期间充其量当作警卫营中一个连的宿营地罢了。这个营受命在后方监视游击队活动并尽可能阻止这种活动。

这就是贝尔科沃大桥的来历。

现在，在一九四三年圣诞节后没几天，我得到了重建这座大桥的书面命令。答应保证——按照我计算中所要求的数量——提供工人和物资。我在第一次实地考察时发现了如下问题：贝雷西纳这条小河在那里大约八十米宽，河中间还矗立着用水泥加固的桥墩，大部分都完好无损，而桥梁本身却被十分在行地炸得荡然无存，并且已经遭到贝雷西纳河水两年半的冲刷。贝尔科沃这个小地方大约有十来座房子，其中还有五座住着人或者可以住人，其余的房子由于多年未用，已经逐渐倒塌，房上的木料也被警卫连的士兵砍成块，很可能已被用来烧炉子或者煮食物。我在那里着手进行必要的测量和计算时，有四座房子被警卫连的士兵住着，这些士兵在周围执行一项既耗费精力、又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勤务。在第五座房子里，有一个俄国老妇人和她的女儿居住。这两个人为士兵们煮饭、洗衣、打扫房间，另外，她们还开了一家货源来路不明的小酒馆，出售烧酒、葡萄酒和食品。

最后我终于发现一个小小的墓地。人们在这块墓地里埋葬了那些在这些年执行勤务时死去或者阵亡的士兵。但是当时已经有一个挖尸小分队，把这些尸体挖出来，迁葬到一个计划好的英雄墓地去。

现在，我同两位亲密同事施努尔和施奈德必须在不到三天的时间内，进行必要的测量和计算。在第一次考察建筑工地时我就立即制订了计划，充分利用现有的水泥桥墩，在上面采用铁结构和木结构架桥。这座桥尽管并不坚固耐用，但是可以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内承受较大规模的部队调动，甚至重型部队的调动。在东南建筑工程义务劳动总部曾有人对我说，这座桥很可能在全面撤退时使用，因为在东南两公里处架设的那座桥上估计会出现严重阻塞的状况。

当然，建造桥梁并不是一项值得去完成的任务，因为人们知道，这座桥梁最终注定要被炸毁，而没有任何地方，行为对象耐用性的倾向像在我们这行职业当中——建筑师的职业当中——这么强烈，在其他艺术中则也许存在着转瞬即逝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并不怀着过分欢乐的心情从事我们的测量和计算，但另一方面，我们高兴的是摆脱了在义务劳动后备军总部稀里糊涂地等待时间。

既然我的命令包含着至迟在十四天内完成此项工程这类措辞，那我们就得要求派二百五十个人，因为我估计要三千个劳动日，因为在这类对象当中，必须估计到高百分比的停工、损耗和永远也无法知道的形形色色无法预料的情况。此外，当然至少还需要总数为五十名的医务、警卫和炊事人员，给工人准备膳食，护理和保卫工人。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提供数量充足的各种物资是先决条件。最后，我在最初几天还需要工兵部队的几个爆破专家，他们必须帮助炸掉那些小小的桥梁残留物。

施奈德、施努尔和我，我们三个在不到三天的工夫就完成所有这些计算、测量和类似的事情。在刚开始待在贝尔科沃的这些日子，我们有机会观察警卫人员极为堕落的——我几乎想说是动摇军心的活动。这些警卫由一个年龄不算太大的少尉和两个上士率领。当时，有关即将进行全面撤退的谣言再也无法压下去，甚至正以相当猛烈的形式传到这个偏僻村镇，这里的世风自然也就江河日下。按照旧地图朝这座桥跑来的部队往往会迷路。到这里来的往往还有给养车和走错路的部队。在不可避免的口口相传的窃窃私语影响下，当时人们以玩世不恭的坦率传着这样的口号：谁能救人，就救自己。而那句令人毛骨悚然、败坏道德的谚语竟然说：享用战争吧，和平会变得可怕。这两句话居然成了警卫部队的公开口号。另外，这支部队每天每日都在期待着调防。同小酒馆老板娘的女儿，一个健壮粗笨、满头金发的女人公开通奸。另外，干这种事的还有别的女人。我自己就曾经看到过，被服装备仓库里的大部分物品、装备物资（我估计还有武器）都高价卖给了四处乱跑的俄国人。这些人简直是用袋子把钱一口袋一口袋地扛来，然后又用某种极其秘密的方式把货物运走。每天晚上都纵酒欢宴。欢宴时，少尉偶尔也试图进行软弱无力的反抗，这时，人们干脆把在场的女人当中最漂亮的妞儿送到他床上，早早地就把他灌得酩酊大醉，用这种办法使他安静下来。

士兵们在经历所有这些事情时有某种罕见的悲哀，从这种悲哀可以推断出正派的某种残余。不管人们会怎么说，也许他们会讲：对这些人确确实实是可能过于相信了。不过我却不得不补充一句：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都远离这类纵酒欢宴。确实如此：两个醉鬼发出的喧闹声胜过两百个深思熟虑的人引起的嘈杂声。但是所有那些并不直接参与这种勾当的人，并不能够进行一点积极的反对，他们所有的人都患有那种可怕的疾病——听天由命。

尽管我意识到可能意味着也许要为这些观察提出证明的困难，但当我又到我的上级机关去时，我自己便立即按规定报告了这所有的事情。因为这类事情在当时比比皆是：每支部队都拥有一些所谓的黑库存，这些东西是不知什么人撤退时落到他们手里，而且从未上报过的。

另外，我回去后便立即提交了计划和计算数据。这些计划和计算数据都由他们转交给“物资”部和“劳工”部。遇上我们总部令人钦佩的活力和积极投入的乐趣，所需要的物资和人员在八天之内不仅准备停当，而且已经起运。此外，还运来了四个活动棚屋，用来安排人们住宿。不过在我们到达时，这却证明是多余的，因为警卫部队在这时已经调防，因此营房可供我们使用。既然现在把棚屋再搬回去同样毫无意义，那它当然也就在施工时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从南部军团调来两支坦克部队，保卫这个现在突然变得非常重要的对象。这两支部队驻扎在我们南边和北边大约两百公尺的地方，保护我们既免遭可能来自后方的袭击，也免遭突破防线的俄国军队可能从河岸另一侧进行的袭击。一支小部队最后进入了紧靠我们后面的阵地。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保护桥头堡——按计划在规定期限开工。

我这里还必须补充一下：我们这伙人当中的忧虑也不少，因为警卫部队的撤退实际上就意味着这一地区要重新成为战场。而事实上，在后来几天中可以听到的，时而近、时而远的战斗喧嚷声却教会我们认识到，我们正处于阵地上相当靠前的前沿岗哨的位置。

不过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包括那些估计到的无法预料的情况在内：劳工缺勤、浪费物资、施工中出现没有预料到的干扰——下雨或是严寒。就连现有桥墩的裂缝也比事先估计的大，因为在我们第一次察看时没有现成的船只，我无法在近处仔细察看所有的桥墩。可是这一切都考虑到了，我们的工作在按计划进行。我提前让人把上了年纪的小酒馆老板娘连同她的女儿和所有的亲属都抓了起来，要来了一些新的、受到监控的妓女。这些人都准时到达，在那些房子当中找了一座房子安置下来。甚至就连烧酒和烟的供应也都正常，因为我们在几年当中得出这样一条经验：这些就其价值而论到底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可以从根本上促进每一个项目。如果不给这些被强迫劳动的各国人员至少在表面上某种物质上的优待，终究是无法期待他们会有热情和劳动兴趣的。

因此，按预定工期规定的时间，这十四天都井然有序。唯一需要报告的是每天每日给养供应车司机带来的这些谣言：全面撤退（人们在有些地方已经敢于使用逃跑这个词了）已经在全部实施，大部分军队已经撤离贝雷西纳河右岸，看样子是计划让大部分敌人扑空；在东南部架设的那座桥在撤退时很可能已经够用的了。总的说来，对于各式各样动摇军心的胡说八道，如果还不足以煽动士兵叛乱，因而非向警察报告不可的话，那我自然都不想听见。我同我的总部经常保持电话联系，我经常报告工作进展情况，我满足于自己不需要提出任何推迟桥梁完工期限的反对意见，因为——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当然——既然我有责任报告实情，那我就必须作出这种限制——战斗的喧嚷声暗地里也使我感到不安，这种喧嚷声在最初的八天之后移到了比较近的距离，而且从这一天起步步逼近，有时候甚至好像已经逼近到了我们建筑工地的右岸。

我偶尔也让单个的撤退人员——只要他持有证明或者有一个负责人陪同——通过桥梁上临时用木板搭成的狭长走道走过去，因为我对这些疲劳过度的人怀着同情之心，不想打发他们毫无意义地逆流而上，再走两公里的路程。而另一方面，对其他那些没有负责人的、道德败坏的人群或者假装被击溃的散兵游勇，我都非常严肃地指引他们走逆流而上的那座大桥，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所有的人都要接受极其仔细的审查，不会让任何一个漫无目的的逃亡者或者逃兵跑过去。在那些小分队的人员中，在最初的十天之内，我总共让大概八个人过了这座桥。甚至这些小分队的军官们那种忧郁的沉默也加重了我内心里的某种悲观主义。我当然把这种悲观主义隐藏在心里，不让它表露出来。我甚至通过每天每日同东南建筑工程义务劳动总部的联系来解除自己的每一个责任，因为该总部一再强调要在规定期限内建成大桥。

因此可以说，直至规定的施工日期的最后一天，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还在这个期限前两天，我就已经可以开始将准备好的支架架设到有厚厚的、涂上焦油的方形橡木板的现成桥墩上去，而这些橡木板都应当用一种特殊螺旋铆接方式来固定。这些木板都已计算好，要使甚至连重型的和最重的车辆和火炮都能从桥上通过。在这最后一天，工作进展顺利。接近目标的感情赋予人们以勇气，立即就要脱离危险地区的希望——因为现在白天黑夜都可以听见远处掩护撤退的战斗的喧嚷声——给人们以鼓舞。我通过我们用木板搭成的狭长走道，将架设桥梁还需要的方形木板的一半让人运到河对岸——我自己承担这种风险，慎重计算这一措施可能得到的结果——这样做的理由是，在最后一天可以开始从两边架桥。尽管有上面提到过的鼓舞，但我却用这种方式把某种非常有益的竞争、一种竞赛的热情带进了这两支受权从事这项工作的队伍当中。这种热情在我多年的工作中证明是非常有用的。一共还有一百二十名工人留下来从事这项工作。我把他们分成两个队，每队六十人，分别由施努尔和施奈德带队。剩下的八十名——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其余所有的人都退出这项工作——我已经雇来装运剩下的物资，还有工具、炊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我的雄心就是：在同一分钟向东南建筑工程义务劳动最高领导既报告大桥完工，也报告整装待发的消息。

这最后一天的中午时分，两个队已经非常接近，我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将休息时间延长半个小时了（顺便提一下，正如我后来所看到的那样，这样做完全违背人们的意愿，因为他们现在宁可一鼓作气，把这项工作做完，以便摆脱这越来越危险的境地）。可是人们明显的热情和精疲力竭使我变得宽容，就同意识到接近完成一项既精心计算，又进展神速、准时竣工的建筑工程使我感到自豪一样。建筑部门那些曾经多次在总部的几位先生陪同下视察我工作的负责人也让我明白，现在第一个荣获十字勋章的人肯定是我。

休息之后，工作进展迅速，就连物资装运也有很大进展。我已经发出了好几车物资。

战斗的喧嚷声仍然持续不断，这种喧嚷声现在更为接近，好像咄咄逼人地集中在某一点上。我们有时候不仅听到重炮命中时的爆炸声，而且还听到发射时的隆隆声。这些重炮的轰鸣差不多就像是在很不耐烦、万分气愤地敲打一扇人们想要用武力砸开的门。所有这些轰隆声，还有步兵武器的射击和坦克的隆隆声，伴随着我们这项工程的最后几个小时。我们的工程并未受到丝毫妨碍。当然，正如我后来听到的那样，这些准备给我们提供保护的坦克部队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就准备开拔。那两个指挥官，一个是中尉，一个是上尉，他们在不断地悄悄窥探建筑工地，很可能是想要弄清楚他们可以逃跑的时刻。

当大约三点钟左右，一个年轻的工兵少尉在一辆越野汽车上同两个士兵先行出发时，我才大吃一惊。这位非常讨人喜欢的、头脑清醒的年轻人对我解释道，他接到命令，在四点钟炸毁这座大桥。他可以给我出示这道命令的书面通知，而他所讲的战略方面的新消息，全都可以充分地解释他的任务。部队在另一岸的撤退工作差不多已经全部完成，唯一留下的一支较大的部队负责牵制敌人的主力，给敌人留下似乎要进行大规模抵抗的印象。当然——少尉私下对我讲这一点——人们暗地里放弃了这支部队，下达的命令是四点钟，不管情况如何，把两座桥都炸掉。

两支敌军的行军队伍分别到达两座大桥的时间估计至迟在四点半。统帅部看到自己无法把这两座大桥空出来，让还在对岸作战的部队有可能撤退，于是便冒着这两支队伍可能落入敌人手中，因而会有利于敌军前进的危险，下达了炸毁大桥的命令，而且最迟在四点钟。事实上还要早一些。然而这件事情也只有在附近看到敌军时才能进行。这种事情在我们这样的情况下极为不利，因为在贝雷西纳河右岸，森林一直延伸到河岸附近。

首先，我同年轻的少尉一道察看这座如今几乎就要竣工的大桥。他在这第一次于三点一刻进行的视察中，亲自找出安装炸药包的最佳位置。此外，他对工程的状况显出非常惊奇的样子：大概有人对他讲过，而且据他所知，这件事情甚至还通知了在对岸作战的那些部队的指挥部，这就是：估计贝尔科沃大桥大概要一个星期才能竣工。有一个说明也详细告诉了我关于这一奇特的事实，这就是：还没有部队作为整体，至少曾经试图跨过这座大桥。这座桥甚至在目前这种状况下，也照样会为机械化部队过河服务，再说，我当然不会拒绝任何人利用它。

我立即回到我的办公室，当着少尉的面开始用粗野的语言打电话。我给建筑工程义务劳动总指挥打电话说：对炸桥之事一无所知，所以我们要继续施工，直至收到命令为止。然后我需要差不多半个小时，通过多次遭到破坏的线路，同东南总司令部通话：证实给少尉下达的命令。

我的处境非常奇特，尤其是在少尉所有的说明在我看来都令人信服的时候更是如此。尽管我会为完成我的工作付出很高的代价，但另一方面我对于拿我手下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去冒险，哪怕是比下达的命令多一分钟，我也丝毫不感兴趣。因此我再一次同建筑工程总指挥联系。建筑工程总指挥部同总司令部一样，其驻扎地都在西部大约二百公里处。总指挥本人相当不耐烦地命令我继续施工，只按原则办事。他逐字逐句地给我解释道：这并不是说，我们会由于一些可以说是非常确凿的事实就推翻我们的原则。接着他补充道：他每时每刻都在期待着同总司令部取得联系，希望从那里证实给少尉下达的那道命令。他挂断了电话。那时是四点差十分。四点钟大桥应当竣工。彼岸笼罩着一片令人不安的寂静。大桥只剩下大约七十五公分的裂口即可合拢，它将会分秒不差地准时竣工。在我们的计划当中，还从来没有一个计划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我对桥墩和螺旋铆钉的坚固性又做了最后一次鉴定。在此期间，就连所有的剩余物资都已装运完备，只剩下几辆用来载运工人的载重汽车正在待命，发动机已经发动，因为我已经下令四点零五分全体出发。

施奈德那个队的两个人在四点前几分钟安装最后几颗铆钉，而这时少尉已经开始安放接上导火线的炸药包。少尉在四点前一分钟，亲自来到大桥中间。当时我在那里参加最后几个桥墩的安装。他请我别再拧上这里的螺旋铆钉，因为这个位置正好是安装炸药包的最佳位置。可我却坚持不让，尤其是在我得到了总指挥明确的命令，要坚持我们的原则后，更是如此。少尉耸耸肩膀走了。我又瞥了大桥一眼，然后同施努尔和施奈德以及最后一批工人一道，走向临时工棚，以便分秒不差地准时报道贝尔科沃大桥竣工的消息……

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在一片死寂的彼岸，现在从树林里钻出来一些逃兵，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人背着伤员；另外一些人尽管已经精疲力竭，却在各顾各地休息着。因为相距很近，可以看到这些人的面部表情。甚至就连车辆也从林子里面开了出来。所有的人都在仓皇逃窜，人越聚越多，他们从树林里蜂拥而出，越来越多，很快就接近了大桥。此时此刻，这座大桥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神灵相助的希望，尤其是在我让人在大桥最高处的小道上安放了一根挂着卐字旗的旗杆，以庆祝大桥竣工后，情况更是如此。

这时，少尉带着他手下的人急匆匆地从大桥上走下来。他一边耸着肩膀，一边把他的手表伸给我看，现在是四点差五秒。他用另一只手指着几辆正向逃跑的人群开火、步步逼近大桥的俄国坦克。

死者不听话

少尉说，我们应当卧倒，我们就卧倒。那是在一个树林边，阳光灿烂，正值春天，万籁俱寂。我们知道，战争现在很快就要结束。还有烟的人开始抽烟，而我们其余的人则试图睡觉，因为我们很困，我们已经有三天吃得不多，却又进行过多次反攻。真是静极了，在某个地方还有鸟儿在歌唱，整个空气中充满着和煦、潮润、温馨的气息……

突然间，少尉开始大喊大叫。他嚷道：“嗨！”然后他怒气冲冲地喊道：“嗨，您在那儿！”紧接着他大发雷霆，他气得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尖了：“喂，您，喂，您！您！”

然后我们就看看他指的是谁。在林间道路另一侧的那边，有人坐在那里睡觉。那是一个衣着非常简朴、身穿灰军服的士兵，他这时正靠在一棵树上睡大觉。这个士兵长满雀斑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笑得很甜。我们想，少尉也许发疯了。我们也在想，这个睡大觉的人很可能发疯了，因为少尉越吼叫，这个睡大觉的人就笑得越厉害……

那些已经开始抽烟的人现在停止了抽烟，那些昏昏欲睡的人现在非常清醒，我们当中有些人也露出了笑容。现在正是春天，是温暖而甜美的季节，更何况我们知道战争很快就要结束。

忽然，少尉不再叫喊。他跳起身，三两步就跨过林间道路，拍打着睡觉人的脸。

可是我们现在看见，这个睡觉的人已经死去。他一声不吭，便栽倒下去。他再也不微笑：他脸上露出一种可怕的冷笑。我们丝毫不同情那个脸色苍白、退回原地的少尉，因为我们再也不喜欢太阳，再也不喜欢这和煦、潮润、温馨的春风，战争现在结束不结束对我们都无所谓。我们忽然感到，我们大家已经死去，就连少尉也已死去，因为他正在冷笑，身上根本就不穿军服了……

失去的天堂

在这枝蔓杂乱的灌木丛中，老路很难找到，有一部分路简直就无法辨认。已经残缺不全的篱笆畅通无阻，长得过于茂密的灌木丛遭到踩踏，已经枯萎、腐烂。新的灌木丛长了出来，直至一种像毡子似的热带丛林最终把这些无人保养的道路变得无法通行。然后人们便肆无忌惮地踩出新路。这些路再也不是按照某个计划踩出来的，而仅仅只是图个方便。这样一来，各式各样的道路便从四面八方通向一座房子。就连过去那条围着公园绕了一个半圆形的主干道现在也几乎无法通行。草皮从它的边缘一直蔓延到中心，连成一片，而在松软的新草地上，接骨木和黄杨树，还有丁香花正兴高采烈地抽出新芽，已经腐朽的长椅上面满是树叶。位于道路弯曲处顶端的喷水池已经长满苔藓，同污泥和铁盒牢牢粘在一起。尽管春天天气潮湿，在喷泉当中却几乎看不见一点潮湿的痕迹。钢制的喷嘴被人当作靶子，被扔出的石头击弯。我发现正在嬉戏的孩子们的踪影。他们把污泥翻开，在某个地方挖一个洞，在洞底，一种黏稠的绿色液体清晰可见。现在我还看见，撒上砾石的大广场已被挖掘，被人开垦。人们把石头和扫在一起的砾石都堆在喷水池里。胡乱补上的篱笆圈住几窝蹩脚的甘蓝叶球，这些甘蓝叶球经过了冬天，有足够的时间腐烂。篱笆里面还圈住一些缠绕住枯萎的菜豆卷须的水管和几只必不可少的白铁桶。这些水桶里面的水绿茵茵的，一阵阵臭气扑鼻而来，同那种想必是隐藏在喷水池底部的水大体相似……

不过最终我也发现了一个人。在一个很可能是堆放园艺工具的棚屋后面，一位老人坐在一只木箱上，拄着夹在双膝之间的铁锹，嘴里叼着一只烟斗。尽管我回家之后的这个天气暖和、影影绰绰的午后让我非常希望能找到人，但当我真的看到一个人时，我却惊恐万分。我后退几步，使棚屋又把我遮住，让他看不见，也把他遮住，让我看不见。在这之后，我才环顾四周。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认出公园的老样子。昔日撒上白色砾石的美丽、巨大的半圆形广场，如今已被胡乱栽上的篱笆，被冲压而成、已经锈蚀弯曲、似乎就要断裂的狭长金属薄板，被煤气管道和山毛榉树枝分割得支离破碎。尽管这个广场昔日平坦、整洁的边缘——那些灌木丛被弄得乱七八糟，遭到剪切、烧毁和践踏，但广场却仍然保留着完美无缺的那种温馨、奔放的美。那些考古学家说，没有任何东西像一个洞穴、一种在地里挖成的东西那样完好无损，几千年后轻而易举就能发现的了。这个满怀深情开辟的公园也同样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在明显可见的半圆弯曲处的顶端上面，是喷水池那小小的、完美无缺的圆圈。这个圆很完整，只是被弄脏了，主干道从大门笔直地通往这里。甚至在灌木丛那胡须状的、绿色的、压皱的碎枝烂叶中，还有一些人们从近处也许都很难发现的小路，如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这些小路在灌木丛变得绿油油的拱形背脊上，像一道道轻轻抽打的鞭痕一样完好无损。主干道左、右两边还有两条像音部记号一样的小路清晰可见。现在我终于敢对那座房子看上一眼了。白杨的幼芽又茂密又鲜嫩，光辉闪耀，生机勃勃。我透过一排白杨树的空缺处看到它。我还数了数树木，十二棵树当中只剩下七棵，而栽在两侧的那两棵垂柳却完好无损。房子正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呈灰白色，不怎么讲究，就好像有意让它这样似的。只是有部分地方大块的灰泥已经脱落，有几处犹如在水里浸泡过的一本旧书的书皮那样，有很大的、近于灰白色的污水斑痕。只有少数几扇窗户完好无损，装上了玻璃，而大多数窗户都贴上纸板或者钉上木板，剩下的窗户有一部分已经堵上，在中间开一些小窗户，这些窗户对于宽大的窗框来说，显得过于狭小。

在这一瞬间，我的眼睛只顾观看。回忆太多，感受太强烈，使我无法把它们表达出来。虽然人们能够称之为过去、回忆、青年时代、生活的一切，都把我同这个公园、这座房子联系起来，但我现在站在那里却无异于一个参观者。这位参观者在一座别墅室外的某个地方受到好奇心的驱使，穿过有缺口的篱笆，经过锈得一塌糊涂的大门，走进花园，以便观察遭到毁坏的痕迹。

人们痛苦万分地认识到在你这个年龄初期发生的这些内心深处的变化。人们满怀着不可名状的悲哀，离开童年时代的玩具和游戏场地，以便满怀恐惧、忧伤和喜悦地跨进成年人往往称之为生活的这种喧嚷之中。人们还要更加伤心地离开这座青年时代的住房，这个梦幻之乡，很可能在那时已经预感到，我们的回忆只不过是对梦幻的回忆而已。人们已经在这里尝到，当一个人不再是壮年人，而将成为一个垂垂老者时的这种不可名状的痛苦，而且首先感到的是那唯一保险的瞬间，到那时人们将越过死亡的门槛，以便走进另外一种生活。

房子的屋顶只有一部分还盖有深灰色的波形瓦，看来屋顶损坏得非常厉害，因为大部分地方钉着屋面油毡和铁皮，有一部分钉着花里胡哨的广告牌，我甚至透过小小的天窗，还看到一个洗衣角。在洗衣角边，有一些可怜巴巴的灰色尿布在微风中飘荡。在房子拐角的左边，悬吊着一截檐沟，同七年前我站在这里告别时一模一样。当时我曾经想过：他们必须叫人把它修好。我并没有想到：我不得不离开这里，而且不知道是否还会回来。我曾经想过，他们必须叫人把它修好。但是他们并没有修，那截檐沟依旧吊着，用一个夹子把它固定在房檐上。现在这个夹子已经脱落，檐沟在那里斜吊着，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似的。在灰色的墙壁上，水的痕迹清晰可见。每次下雨之后，这些水便像倾盆似的哗哗往下流，流到墙上，然后再沿着窗户往下流，流出一道有白色、深灰色边缘的轨迹来。在这道轨迹的左右两边是巨大的白色斑痕。这些斑痕呈圆形，往外的一面，颜色越来越深，变成深灰。

这截檐沟在那里吊了七年。七个年头，哦，我离开这里走得远远的。我多次看到了死亡，觉察到了死亡，感觉到了死亡。我大吃大喝，也挨过饿，饿得开始梦见香喷喷的白面包，开始想象人们将会回想起，回想起这一切，人们将会分发面包，把面包分给整个的饥饿世界。我当时已经饿到那种程度，饿到再也不感到饥饿，而已经在睡着时充满了甜蜜的梦幻。这些美梦使人感到真正的吃饭——如果再开始吃饭的话——好像是某种非常令人作呕的事情似的。他们向我射击，几千次地向我射击，用步枪、投射器、大炮、船上的火炮向我射击，还使用了飞机、炸弹和手榴弹。他们击中了我，我感觉到自己的血，从头上流下来，又甜又稠，黏糊糊的，很快就凝固了，就在我嘴唇上。我经过积满灰尘的公路，走遍整个欧洲，我对自己的双脚再也没有知觉。我在昏暗的郊外跟在白颈项女人后面吊膀子，但却没有哪一次能搞到一个白颈项女人，哦，昏暗的小巷中的这些白颈项女人呀……在这段时间，我遇到过许多、许多的事情，而只要想起这件事就感到可怕：这些坏掉的檐沟仍然在这里吊着，整整七个年头，把雨水倾注到这栋房屋的正面。这块薄薄的锌板吊在那儿，在剩下的一个支撑点上吊了七年。屋面瓦已经飞走，树木东倒西歪，灰泥已经剥落。炸弹落向四周，落向城市敞开着的、环境优美的各个侧翼，落向由灌木丛编织而成的郊区。可是这块锌板却从来没有被击中过，或者被气浪掀离它那岌岌可危的位置，掉下房去。在这七年当中下过多少次雨，可是雨点噼噼啪啪地打在房屋的正面，却被砂岩般吸水的破屋吸收了，再一次向外蹭出白色和灰色的痕迹……

在那里，在一排白杨树的缺口使我能更仔细地观察这栋房子的地方，我看见挂在外面、挂在随风摆动的支架上的衣物，看见洗得褪了颜色的男衬衣，看见破破烂烂的女内衣，看见红红绿绿的套衫，看见各式各样的衣服，看见有个地方还晾了一床湿漉漉、沉甸甸的被子。这床被子恰似铅块一样沉重，好像要把支架拉倒在地似的。再也见不到任何熟悉的东西，我感到高兴，我过去就一直憎恨这栋房子，而只喜欢它的居住者。尽管公园和房屋犹如永不褪色的透明水印花纹一般，处处都酷似昔日的面貌，我却感到内心被屋脊上这块小小的锌板深深地刺痛了。这块锌板斜吊在支撑屋顶的小天使画像那百孔千疮的带状边饰上面……

已经有好一些时候了，我仿佛注意到在我视线的边缘有一个人像影子似的，这个人曾经坐在那里的长椅上。看来，他已经站起身，绕着棚屋的拐角走。现在，当我意识到他的存在时，我才想起，他想必在我视线边缘，像一个淡淡的影子似的已经待了好一会儿了，是几分、几秒或者几个钟头，我不清楚。他简直就像人们眼里的一小团灰色绒毛。人们正忙着查找这团绒毛，以便把它弄掉。我再一次转过身去，再一次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个公园，尤其是那些灌木丛，在内心深处痛苦地回忆起那张石头长椅。这些长椅隐藏在那些像音部记号一样的道路密密麻麻的符点中间。然后，我便转向我视野中这个勾起我回忆的、恭恭敬敬等待着的影子，向前走了几步。

直到现在，我一直在漫不经心地穿过这些小菜园。这时，正好到了一个有篱笆缺口的地方，尤其是在这里，到处都看不见一点播种的或者耕种的迹象。我从一小块留有玉米茬儿的地里出来，走上一条羊肠小道，朝着棚屋的方向走了几步。

真好像我这三步就越过了听觉的界限似的。那个人友好地向我点头打招呼，用同样的话来回答我“晚上好”的问候。我刚站到他身边，就听到正在嬉戏的孩子们吵吵嚷嚷的声音，听到女人在叫喊，男人在吹口哨，以及下班后所有那些难以形容的嘈杂声。春天下班后，在一栋居住拥挤的房子附近，往往可以听到这些嘈杂声。收音机在毫无顾忌地哼着歌曲。现在，房屋巨大的入口尽收眼底。在这里，我看见两个年龄不大的女孩，她们在入口处巨大的砂岩柱旁玩红皮球……现在我才看见，在房子的左侧好像有一个被手榴弹炸成的大窟窿，这个地方用奇形怪状的灰黑色砖头堵上了。在白杨树之间，小孩子在一个沙堆上玩耍，别的人兜着圈子，用棍棒斗着玩。他们尖叫着，哈哈大笑。有一个人把一辆自行车倒立过来，卷着双袖忙活……

我身边的这位老人坐在一块马马虎虎钉在两根木桩上的木板上。我在他旁边坐下身来。他矮小、瘦削，虽然戴着一顶褪了颜色的水手大盖帽，我却从他光秃秃的鬓角和他脑袋上显而易见的、毛发全无的部分看出，他很可能是秃头。他那张瘦瘦的脸很容易就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他那双显得非常细小、非常呆板的眼睛十分友善地审视着我。我在他身旁坐下差不多还不到半秒钟，他看来就已经感觉到我正在又是闻、又是吸他的烟草味。他一声不吭，开始费劲地在口袋里搜寻，而这时我已经伸手去摸我的烟斗……

“我没有小烟叶。”他说着，递给我一个镍做的烟叶盒……

“谢谢。”我说着，接过烟叶盒，赶忙把它打开，装好烟斗。

“还要火吧？”他问。

我点点头。

“谢谢。”我重复道，把烟叶盒还给他。

“您从……”

“从法国来。”我说。

“我正想说，看得出，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特征。不顺利吧？”

我点点头。

“是呀，是呀。”

同某个人一道抽烟斗，一道做那种共同的嘴唇运动，真美。这几乎是在吧嗒吧嗒地吸烟，是在轻声地、几乎听不见声音地喷烟，喷烟时把蓝色烟雾一起吐出来，而这些烟雾从肺里出来时还是灰色的……

我现在再也不看别的东西。我忽然明白过来，老人要问我的，正是大家都要问我的事情。我知道我肯定会拒绝，拒绝。他开口讲话时，我感到害怕，但他只是说：“您在这儿找人吧？”

“是的。”我轻声说。

“找谁？”

“玛利亚·×小姐……一家。”

“哦，”他叫道。当他坐在我身边挨得这么近时，我感到自己永远也不会忘记他衣服上的气味。我觉察到他实际上把身子挪开了，离我远远的。“这位小姐！”

他很可能觉察到，我的心现在猛然间开始非常剧烈、非常急促地怦怦乱跳，也许他还看到我额头上冒出的汗珠。他肯定会感到奇怪，我突然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叹着气把烟斗的斗紧紧地捏在手里……因为他现在又重新靠近我，轻声说着，他说话的神情比他先前说什么事情时都要冷静：“别害怕，她就在那儿……”

“谢谢。”我说着，把烟斗放进嘴里。我现在明白，我还有时间，还有很多时间。我自己都害怕这大口大口、很深很深地从我鼻子里呼出来的气。我并不知道，或者说不想知道这呼出的粗气。

我注意到老人在非常仔细地打量我这身业已破旧不堪的蹩脚制服。我感到他又靠近了一些。我闭上双眼，因为我知道他现在又要问我了。

“也许——”他说，“您认识他……”

我一声不吭。

“他是军士。格里特纳·胡贝尔特，我儿子，也在西线。也许您认识他……”

“哪儿？”我用嘶哑的声音问。

“法莱斯。”他说。我感觉到他正在急切地等待着……

“我也在法莱斯。”我一面说着，一面凝视着他。他也把烟斗从嘴里拿走，用右手握着烟斗热乎乎的斗。在他抿住的嘴唇上和眯着的眼睛里已经显出这样的神情，确信他从我这里也打听不到任何消息。“不认识。”我边叹息边说着，而且还摇摇头。然后，我又把烟斗放进嘴里，看着房子。

“真可笑，”他说，“那么多人都从那儿回来，可就是没有人认识他……”我想说点什么，可他却举起烟斗打断了我的话。“哦，我明白，”他说，“这样一个名字无关紧要。凡尔登也是一个名字，人们往往并不知道离自己五十厘米远的地方躺着的是谁，这些事我都明白……”

他打住了话头，抬起头来，因为从屋里传来一个年轻人高高兴兴的喊叫声：“爸爸。”

“好的，”他轻声说，“我就来。”他把烟斗杆放在帽檐上，向我致敬，然后便走了。我把他叫回来，我问：“她住哪儿……”

他马上就明白了我的意思，随后便用烟斗指着那间屋子，紧靠吊着的檐口那一间。

“谢谢。”我说着，目送着他，看着他走向那栋房子。他大概就像往常那样走着，走得很慢，步态从容，背有点驼。他在那排白杨树中间的石狮子上把烟斗敲干净，转过身来，再一次对我点点头。还有几秒钟，他就要走进那黑乎乎的入口消失不见了。我在这时突然明白，我在这几秒钟内明白了，我们对所有的事情都负有责任。没有任何东西会感动我们，当一个人向我们打听某个人时，我们都说不知道。我们不得不老说不知道，我们这样说并不感到这会使我们心碎，因为实际上我们是在说：我是我兄弟的守护者……

我知道她不在那里，可我还是猛然站起身来，跟在老人后面走进房子。我并没有一个劲儿地东张西望，可我却感觉到，闻到，而且在从旁边经过时也看到，这栋房子看起来就好像是有一个连的士兵在里面住了三个星期。楼梯栏杆差不多全都完好无损，只是偶尔有些地方缺一根板条。楼上黑乎乎的，我马上就看到侧面的窗户用木板盖住了，从木板之间的缝隙透进一缕缕死气沉沉的银灰色光线。从走廊的情况看，好像外面是一个阴雨连绵、冷森森、灰蒙蒙的冬日，而且是在一个不见星光、令人伤心的夜色来临之前的傍晚，天上浓云密布……

尽管我心里明白，她并不在那儿，但我还是疾步走向走廊尽头，敲完门，等着，然后又是敲门，又是扳门把手。当然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也没有觉察到任何动静。这段时间，我在那儿待着的这半分钟，我把自己给问倒了，为什么我一点动静也没觉察到呢？她偏偏保留这间屋子这件事说明了一切，说明了很多问题，可我却任何动静也觉察不到。最后我终于发现了一张贴在门上的纸条。我把它撕下来，借着从发出霉味的旧木板之间的缝隙透进走廊里来的一缕光线看这张纸条……

这是她的笔迹。我七点钟回来，钥匙在隔壁。M.O.我把纸条塞进口袋里，去敲隔壁的门。我敲门之前，什么动静也听不到。可是现在我却感到一种沉闷的寂静，这种寂静使我的心脏感到压抑，就好像有人在把气打进我体内。这股气逐渐上升，越来越接近我的心脏。我又敲了一下门，紧接着便听到有人在低声耳语，有人从床上站起来，有一把钥匙在转动。我在朦朦胧胧的黄昏里看到一个非常漂亮、满头金发的女人脑袋。她蓬乱的头发散落在脸上。尽管我只看见她颈项上很小的一部分，但我明白，她没穿衣服。我也能料到会有这种事情。

“×小姐，”我说，“请把×小姐的钥匙……”

“哦，”现在她说，“就是床上挂着的那一串……”

“好的，”我说，“……也许……”

她赶忙把门关上。我又听到了低声耳语。紧接着，便有一只赤裸裸、胖乎乎、非常漂亮的胳膊伸出来，把钥匙递给我。

我又走了回去。现在我明白，在这发出霉味的、可能总像是冬天的走廊里，在走到最近一道门的这三步时，我心里明白，当我走进房间时，要让自己不回首往事已经毫无意义。我把钥匙插进锁里，但随后便停住了。我紧紧抓住口袋里的那张纸条，我感到它好像就是捏在我手指之间的一个很小很小的硬纸球似的。

当时我还以为只是看到了她头发的头路。她的头路在我眼皮底下，显得垂直、干净、雪白、陡峭，犹如一条非常狭窄、亮丽的水道，湮没在她淡褐色头发那起伏不平的波纹之间。我的目光落到这条头路上，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重新相聚。这条狭窄的水道没有尽头，我感到我很伤心。哦，这条头路呀。

他在自己右胸感到她的心脏在跳动，非常均匀、轻微。他知道，这是一颗善良的心，对他充满着如此多的爱，使他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一种更为伟大的爱。他当时什么都清楚，知道他同她是如此亲近，他绝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同她更加亲近的了。窗户半开着，公园的气味钻进屋来，这种气味芳香、浓郁，充满着迷惑人的腐臭。光线透过绿色窗帘照进室内，把她放在地板上的所有衣服都染成绿色。地毯和五斗橱，以及在上面放着他的腰带的那张椅子，一切都成了绿色和暮色，既温馨又美好，就连最廉价的银制皮带锁扣也泛着绿光。他清楚地看到国徽和月桂花环周围“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凸形文字。看到她的衣服，看到那条棕色裙子和红色套衫时，他心里充满着一种无穷无尽的柔情蜜意。这种柔情使他忽然明白了，男人给女人许愿要把星星从天上摘下来是怎么回事。他的战地上衣摊开着，放在那里，所以他只能看到衬里和一部分镶上白边的肩章。他看到领结肮里肮脏。然而他那到处瞎看、高兴得到处瞎看的目光，却不能不重新回到她头上那条异常清晰、干净的水道上去。这条头路就在他眼皮底下。他明白这条水道没有尽头；他也清楚，他对任何人都不可能比对她还要亲近。尽管如此，她离他却如此遥远，远得像她头上的这条水道一样没有尽头。

他在自己的下巴颏儿上感到她热乎乎的鼻子，她呼出的气息抚摸着他的脖子。他感觉到，要是他不动弹的话，她是永远、永远也不会再动弹一下的。

他手里仍然拿着已经插进锁里的那把钥匙的圈柄，他感觉到她那张现在在他手里皱成一个小纸团的纸条。他咬着下嘴唇，同时还听到，在隔壁房间里，曾经说过“哦，就是床上挂着的那一串”的那个女人的声音，开始哼着一支歌曲。他从她的声音听出，当她做一次肺部深呼吸时，她的哼唱就停顿一下，现在还可以听到一个男声。

就连他当时也感到真的再也不想动弹一下了，他真想把自己的目光一再落入这条水道的深渊。有时候他真想摸摸那些绿色的、犹如一个陌生人蜕下的皮一般放在地板上的衣服，真想在自己右胸听听她心脏的跳动。她的心脏跳得很轻，很均匀。这是一颗善良的心，一颗幸福的心，一颗他永远也不可能感到在世界上还有比它更好的心。她贴在他下巴颏儿边的热乎乎的鼻子；还有那轻微的呼吸，犹如小孩子的呼吸一般，有规律地抚摸着他的脖子。

有时候他把头放到她的额头上养神，然后便可以在昏暗的墙壁上看到那幅巨大、沉重、漂亮的油画。它很可能是鲁本斯 [6] 的画，一个妇女泛着微光的、色泽鲜明的、粉红色的肌肉在深绿色的墙壁上显得过于逼真。不过这位妇女有一头银灰色的头发，这些头发现在也成了绿色。她那亲切友好的微笑并不是冲着他和她的，而是冲着非常遥远的地方。他在她额头上养神这段时间，当他笔直向上抬起眼睛时，他会看到白杨树的树梢已经变成银灰色，而且近在咫尺。他相信已经闻到它那清凉、刺鼻的气味。他通过白杨树之间的缺口看到远处，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看到城市的边缘，看到红色屋顶，看到树上五彩斑斓的叶子，看到新教堂的灰白色尖塔和老教堂的黑色尖塔。这时他忽然想起，秋天已经到来，战争……

他既看到了所有的东西，同时又什么也没看到。他看到地毯上的图案，看到各种颜色总在不断变换的回形花纹。这些回形花纹相互交错、相互重叠，然后再相互重叠、相互交错，在交叉点上有巨大的彩色花朵。他看到浅褐色梳妆台边的那些小小的破损处，看到她放在屋子中间的长袜上有一个诱人的、透亮的小窟窿，一个绿色的小窟窿。而在他观看所有这一切时，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只看到在她头路尽头的那极其遥远、不可企及的远处。

四周如此宁静，人们简直不能相信会有战争……在他背后，在淡黄门外的这些走廊上洋溢着那种亲热、美妙的友好情谊。这种情谊在鲁本斯画的那个妇女脸上可以看到。这位妇女看见他们躺在那里，却没有理会他们。在半开着的窗户外面，在公园里，仿佛聚集着大量浓郁、美好的秋天的气息。一种飘忽不定的、深沉的恬静笼罩着这间屋子，绝不会有任何人再踏进这间屋子，如果他们不愿意，也不会让任何人走进屋来……

但他心里明白，现在不仅仅是秋天，而且还有战争……在变得清醒后，他的目光便落到了她头上的这条美妙明亮的狭窄水道上。就从这一瞬间开始，他就明白，他得起床，得离开，然后又必须再回来。他明白，他当时最怕的就是再回来。他明白，这个肮脏的领结很快又会触摸他的脖子，他又会面无表情地让人训斥。有片刻工夫，他感到，他好像看见远处，看到城市边缘，那里已经被夷为平地，没有尖塔，平平的，犹如没有教堂的村庄的瘦削剪影……

忽然，他感觉到她的睫毛在他脸上轻轻擦过。他知道，她在睁开眼睛。这时他忽然想起，自己精赤条条。然后，他非常清楚地看见她的头发，看到她的头路并不长，在头路尽头是枕头的白色。他好像从昏迷状态中苏醒过来，一切都挪得更近了，就好像通过望远镜把所有东西都拉近了似的。他觉察到园圃里有浓烈的气味，乌云密布。他闻到她的肌肤，听到下面的平台上有几个人在轻声聊天，听到杯子在叮当作响，以及一个女人怪声怪气的哈哈大笑。那时他又忽然想到，下面坐着的那些人都知道这种事，可就是没有任何人会说出点什么。

他对几分钟之后所做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穿上衣服，吻她的额头，蹑手蹑脚地走出去，从后门溜走，以便再也不回来。

在他忽然想起自己正精赤条条这一秒钟，他看见她在第二天早上起床，到了下面，但并没有人问起那些事。只是到了有一天，才有人笑眯眯地谈起女邮差要送来的一大批信件。后来他好多次、好几千次地看到她在这里拿着信匆匆忙忙跑上楼，砰的一声把门打开，赶忙用背靠着门，全身颤抖着把信的边缘扯破。

当他穿过后门，穿过这道锈迹斑斑、嚓嚓作响的小铁门时，他已经明白，他再也不怕死亡，却总是害怕活着……

他放开皱成一团的纸条，他感到自己的两只手都出了汗，湿漉漉的。紧接着，他赶忙转动钥匙，把门撞开。

他快步走过地毯，急匆匆地从床边走过。床依旧放在窗户右边。他要让自己的目光从洞开的窗户往外望，望到公园里。光线只有通过拉上的百叶窗狭窄的缝隙照进屋来，而在这种光线下，好像屋子被切割成各种各样、相互紧挨着的平面似的。屋子好像到处都是明亮的玻璃，但这些玻璃似乎又被一层层小小的阴影相互分离开来。他能看到的一切都被画上了一明一暗的条纹。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真的。就连那幅画都还挂在墙上，它同这种深绿色的墙壁裱糊纸相比，仍然显得过于明亮，过于有生气。这张脸、这个五斗橱、这张床也有横条纹。他匆匆瞥了一眼玻璃柜，玻璃柜里好像塞满了破破烂烂的东西。在床和窗户之间还有一个写字台。窗台下面，一切都是黑乎乎的，只有那些明暗条纹极其微弱的反光映照着。他闻到一股焦味，在那里，在这个窗台下面很可能有一个炉子……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他仓促之间感觉到的。他本想首先快步走过房间，砰然一下把窗户打开，占有这个房间，但在走出这第一步之后，却感到一些奇怪的事情，一些并不具体、空空洞洞、无法形容的事情。这些事情使他想起，这不是他自己的房间。所以他既不能占有她，同样也不能占有这个房间。这是一些奇奇怪怪、闻所未闻的事情，这类事情在同一瞬间使他充满了一种从未见过的妒忌心。这种虚无缥缈、毫无价值，但又是简直无法形容的、确确实实的东西使他感动。就在他受到感动的这一秒钟，妒忌的剧痛使他心如刀割。他心里明白，他并不关心这种事，不怕这种事，不去重新占有她，而是要知道，他必须为占有她而斗争……

他在距门槛一步之处停留片刻，考虑他是否应当开灯，寻找某些踪迹，寻找那些可以尽可能地给他说明这种陌生而又可怕之事的具体东西。但他立即就明白过来，这里没有任何近在咫尺的、明显可见的东西，或者说与近在咫尺、明显可见的事情相联系的东西。此外，他也清楚，即使这里有这类东西存在，他也无权去寻找……

他慢慢退回去，重新把房门锁上。

在隔壁房间里，男女声之间的对话现在声音变得更大，也更清晰，他甚至还能听清楚某个词。可是它们却像无法到达他身边的子弹一样，在他身旁落了下来。

在离他身后比较远的某个地方，有一道门哗的一下打开了，然后又重新关上。有片刻工夫，有一截发出霉味的走廊洒满了灰白色的光。其他的门打开了，紧接着又关上了。脚步声顺着木楼梯直往楼下，渐渐远去。他现在明显地闻到鱼和切开的洋葱味。他曾经靠在门框上，他现在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她的心脏跳动了二十五年之久，可他却仅仅只有半分钟才感觉到她心脏的跳动。她的头脑思考了二十五年之久，有几百万、上千万的想法，他所了解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他当初以为占有了她，最后占有了她。他想得太多，总以为自己怕遇到这种事，怕再回来。可现在他清楚，去想这种事情既荒唐又愚蠢。他根本就不了解，根本就不了解值得称作占有物的东西。他同其他人一样，也可以从海里取一桶水，然后便说，大海属于他。他甚至连她喜欢吃什么也不知道。他不知道她怎样生活，靠什么生活。他试图想象，她坐在有轨电车里，从车里往外看，看那些映入她眼帘的东西，看行人、店铺、动物、房屋、废墟、鲜花和树木。她针对所有这些东西，针对鲜花、树木、动物、行人和店铺的每一种想法，她一分钟就考虑十次的每一种独特的想法，都是一个特殊的世界。在她脑海里，有几百万这样的世界，这样的回忆，这样的梦幻，他却只知道极其少数的一点点，所以他现在感到非常难过。他站在发出霉味的走廊里，靠着门的镶板。这时，走廊里散发着越来越浓的鱼味和洋葱味，同时还开始散发出浓浓的醋味。

他醋劲儿大发。这股醋劲儿犹如一只钻进他心中、如今把他撕成碎片的猛兽……哦，他真想就像当初曾经完完全全地占有过她那样，完完全全地占有她，但又知道她头上那条亮丽的水道永无止境，他无法走到尽头……哦，他憎恨她那根他试图想象到的鞋带，憎恨一根棕色的、有点破损的鞋带，在鞋带吊着的、长长的两端，很可能有已经干结的脏东西牢牢地粘在上面。她依然是那样窈窕，那样不大修边幅……

哦，当他刚跨出进入她房间的第一步时，他遇到了这所有的事情，遇到了与她有关的一切东西、一切想法的这种可怕的、模模糊糊的陌生感。他畏缩不前，就好像遇到一堵墙似的。这堵墙虽然并不厚，黑乎乎的，但却陡峭坚固，不可逾越，矗立在他面前，高耸入云，直至天涯海角……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但这时吸入的却是混浊的、使走廊里烟雾弥漫的雾气。他吸得很多，很快就感到一阵恶心。这时，他猛然想起，他又饿又累……

他感觉到，他的脸很快就瘦了；他两眼疼痛，在眼窝里，感到一阵阵使人憔悴的、剧烈的、钻心似的痛苦，他过去在不眠之夜的末尾就经常感到这种痛苦。他小心翼翼地把钥匙又插进锁孔里，踉踉跄跄地走进屋里，随手关上房门，慢慢取下他用一根长长的带子背在背上的面包袋。然后，他弯下身子，在门后面左边的地毯上摸索着，寻找着，让身子往下滑。现在他感到平躺着很不错，便把两腿伸直，把袋子放在头下，就像他多次把它放在头下那样……

看来没多久就是七点钟了。虽然他明白，她的心在为他跳动，它为他深情而平静地跳动着，还没有一颗心比它跳动得更深情的，但他这时在心灵深处的某个地方仍然感到，她不会属于他。他不得不把她交出去，交给他还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的东西，交给某种无法形容的东西。这种东西从她那已经破损的鞋带一直延伸到那些云雾，她有时候抱着他根本不了解的想法所观察的就是这些云雾。他将会失去她，把她交给那个世界，那个往往使他很容易就想到死亡，却很难想到生存的世界……

在门和一部分墙壁上面，窗户现在再一次用它的黑白条纹画上了放大的标记，一个正在洇开的投影，色彩柔和，线条模糊，白条纹明亮清晰，黑条纹模糊不清。现在他看到，过去挂在下面门厅里的那幅巨大的黑色耶稣受难像，如今挂在这里……

他忽然又感到，这个并不属于他的房间的陌生感，这种由软皂、衣服和淡淡的香烟烟雾散发出的芳香使他心情沉重。他又猛然站起身来，急急忙忙收拾起面包袋，打开房门。当他再一次转动锁孔里的钥匙时，他在考虑，门上这张纸条会是给谁留的呢？不过这个念头并没有引起丝毫的嫉妒心。哦，他并不嫉妒别人。所有的人都一样，他们都孤独。他嫉恨这个世界，嫉恨必然充满她满脑子的这些想法……

在面向走廊的那些门当中，有一道门现在老开着。他马上就发现，做饭时的鱼味、洋葱味和醋味就是从这道门后面钻出来的。看来那间小屋已经烟雾弥漫，所以令人作呕的温热烟雾扩散到走廊上来。他还听到，看来是把生土豆倒进有热油的锅中发出的咝咝声，然后是慢慢煮开并开始煨热的咝咝声。现在从这道门里又冒出深灰色的烟雾。这些细长、轻柔的成团烟雾逐渐消失在楼梯间。声音很大，偶尔有一道门打开。他慢慢走向那道洞开的房门，在对面的墙边站了一分钟，打量一个胖胖的、年纪不轻的矮个子女人。这个女人把左手放在胸脯上，用右手慢条斯理地翻动着锅里的土豆。在一张显得肮里肮脏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很大的瓷碗，碗里盛着几条浸泡在醋里的淡青色的鱼。他认出了周围那些白色的、已经变黄的洋葱圈。炉灶边那个女人有一张深色的、差不多是深红色的脸。他感到恶心。她的左手放在一丝不挂的胸脯上。整个房间只有通过一块很小很小的窗户玻璃透进光来。这块玻璃在一个狭窄的木框里面，嵌在砌筑得很粗糙的石头之间，看来是无法打开的。在橱柜上——外层是已经用坏的劣质红漆——放着一只筒状面包箱和一个案秤。他看到那儿放着一个闹钟，发现此刻是六点四十分……

他慢慢退回到楼梯间，往楼下走去。天花板和墙壁上的白色石膏花饰只不过像一些肮脏的大型岛屿似的残留着。对这些岛屿，大多数人们都要吹毛求疵一番，说什么话的都有。

当他顺着楼梯一级一级往下走时，他在考虑自己是否该走。

也许——他这样想——这样更好些，我现在就走，在我明白我必须走之前就走，也许我避免了使这位咄咄逼人的天使去完成这样一个对她而言是非常痛苦的任务吧：免得她用剑来把我赶走，免得她用火把和剑来监视我走出门去……哦，也许我可以拜倒在天使的脚下，这两分钟可以蹲在门槛上，蹲在附近，可以一边蹲着，一边承受我最近三十年生活的重担。

他在一个台阶上停下来，通过用作遮拦的木板上面的一个窟窿，看到花园的后面部分。那道生锈的小门还在那儿，他当时就是穿过这道门离开这栋房子的。这道门通向邻居的地产。邻居家的花园受到精心保护和照管，就连那栋房子也是重新翻盖、重新粉刷过的，显示出一种富有、安全和宁静的意味。一连串又大又长的店铺光彩夺目、富丽堂皇，它们为了夜晚的宁静或者夜晚的节庆，同样得把长长的、诱人的、又高又窄的窗户关闭起来。草坪的土已经翻松，重新播种。他看见翠绿泛着细微、珍贵、柔和的光辉，看见春天这柔软的绒毛。他看见三色堇栽得整整齐齐的苗床，注意到一位年轻苗条的夫人与她那同样年轻苗条的丈夫并排走着。他们面带笑容，步履缓慢，趾高气扬地绕着圈走，欣赏他们的花园。那位女郎穿一条长长的深褐色裙子，比她那浓密的、泛着微红光辉的头发颜色要深一些，一件领子高高的黄色套衫只让人看见她那雪白颈项的一道窄窄的条纹，这条纹看起来恰似一个珍贵而朴素的领圈。这两个人活像是用高超的技巧上紧发条的木偶。他们的笑容技艺高超，表现细腻，分寸得当。他们的姿势和步伐排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人们用不着去说明他们就是一部有美好结局的电影里的配角演员。

他慢慢往前走，走到底楼。他现在看到，孩子们仍然在入口处玩球，像他们那些胀鼓鼓的皮球一样，在光线明亮的门口灰白色的框子里兴高采烈地飞来飞去，轻轻地碰到砂岩柱上。这真美啊。与此同时，他还听到在竞赛中两个女孩清脆、热心、孜孜不倦的计数声……

现在，当他来到外面时，他才看到，就连地下室也不得不住人。生锈的褐色管子从洞口伸出来，烟雾就从这些管子里冒出来，厨房里的各种气味好像随着这些烟雾钻了出来。他看见在一半伸出地面的窗户后面，有些地方有黄晕昏暗的灯光；他听到收音机的声音和人的声音。他忽然感到，他两只手表面上是毫不在意地揣在口袋里，实际却因为恐惧而被汗水弄得湿漉漉的：他害怕这种在世界各地从令人作呕的机械装置那谄媚奉承的喇叭筒里吹出来的音乐，害怕这些逆来顺受、柔声柔气、谄媚奉承的声音。这些声音以其心平气和、柔声柔气的自信把世界搅得很不安宁。人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受到这些声音的侵害，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受到这种谄媚奉承的音乐的侵害。这种音乐犹如一种喋喋不休的花言巧语，从几百万只喇叭筒里放出来，灌进人们的耳朵里。在世界各地也都散发出洋葱味、鱼味、醋味和土豆的气味。他真想深深地埋进地里，就是在那里还要把耳朵塞住，只是偶尔舒一口气，小心翼翼地倾听寂静的歌曲，倾听天堂里那柔情蜜意的、业已失去的一席之地。

他在口袋衬里的内侧把手擦干，慢慢走向他几分钟前同那位老人一道坐过的长椅。他期待着与她重逢，已经等了多年。但是在这之后，他还要再等上两个小时。这使他感到很不耐烦。这种急躁情绪也使他下不了决心。他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走。他清清楚楚地看到她那间屋子的白色墙壁。在墙上，百叶窗的亮光和黑影构成银色的和黑色的图案，在门的上方，是画着白色身躯的巨幅黑色耶稣受难像。他渴望躺在那儿的地毯上，把面包袋枕在头下，仰望着耶稣受难像，等待着，也许还要睡上一觉。但他明白，他马上就要逃离这个陌生的、十足的空虚。这堵虽然看不见，但确确实实是薄薄的、无法形容的、牢固的黑墙妨碍他走进房间，打开窗户，把一切据为己有，重新把床、把从窗户望出去的那一番景色据为己有，妨碍他眺望城市那遥远的地平线。如今地平线剃得光光的，就像当时在两分钟的时间里他有一瞬间所感觉到的那样。哦，他心里一直明白，这已经无可挽回，然而现在要实实在在地经历这种事，却是十分可怕的。再不，再也不……哦，他明白，她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他目光的痕迹在这间屋子里所有物品上面是无法根除的。他的目光在她额头上和画像上，在地毯上，以及在地平线上和她身体的每一个细小部位上留下的痕迹，比最强有力的笔勾画出来的既大胆又高贵的轮廓还要清晰。

在花园的另外一个地方，他看见一个男人在拿着铁锹和锄头干活。他向他走去，打量着一张带有倦意的、并不友好的面孔。他把还有半袋的烟斗点燃，又坐到长椅上去，瞪着地面……

地面呈褐色，深褐色，有点潮湿，还留有当初铺了半个圆圈的那种白砾石的痕迹。白色的小点变成了褐色，被压进路面，踩进地里。在有些地方，被踩进路面的是已经腐烂成黑色的玉米茬儿、生锈的钉子和燃烧过的黑头火柴，在这当中，还有半颗被踩进去的黑色裤纽。

现在去想在那里，在如今四周肯定杂草丛生的灌木丛里，在音部记号式的道路当中那些粉白色的长椅，在他看来十分可笑。他曾想再去寻找一次长椅，寻找在小树林左侧的那条长椅，在灌木丛中为自己开辟一条道路，去接触它那冰凉、潮湿的表面，但只想起当时曾经有过的恐惧。那时候他同玛利亚刚离开那个小树林，离开那条长椅回来，他们刚走上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笑声朗朗的人们在暖和的秋夜，沐浴着宜人的潮气，一边轻声聊天，一边喝葡萄酒。

他曾经伫立在喷泉边缘，望着她的房间，就是在楼上，在悬吊着的檐沟旁边的那一间，他已经感到了分离的痛苦。那栋房子静悄悄地待在那儿，被暮色笼罩着，在一排排白杨树之间可以看见妇女们亮闪闪的衣服和雪茄正在燃着的火头儿。他听见一位年轻妇女的声音，人们邀请她唱歌。当时这栋房子只有几个人住，这里总是冷冷清清的，总有点东西掉下来。

他离开了喷泉边缘。他看到悬吊着的檐沟时曾经想过，他们一定会让人把它给修好的。他同玛利亚一道走过人群，进入她的房间。进门后她走在他前面。他在走廊上的半明半暗中看见她那身灰衣服长长的下摆，她雪白的颈项。当她转身进入房间时，看见她模糊的侧影……

后来在罗马尼亚，在一个白色城市，他有一次走出一家店铺，去高价出售两块手帕和一双短袜。那是傍晚时分，在一些小巷当中，那些身穿灰制服的人，那些拖着白色燕尾服长长的燕尾的男士和女郎过着一种稍纵即逝、并不体面的生活。这里万籁俱寂，一团漆黑，弥漫着堕落的淫欲。前线已经临近，人们可以听见榴弹击中目标的爆炸声。这种声音并不远，它不像击中柔软、黏性的生面团时发出的那种沉闷的锤击声，而是很近，震耳欲聋，仿佛地球是一块风雨飘摇、可以用铁锤打得粉碎的、薄薄的一层胶合板似的。有时候甚至可以听见正在扫射的机枪的嗒嗒声，这种声音速度很快，使人绝望，犹如一个再也没有阻力、失去控制的刹车的嚓嚓声。这些巷子看起来好像空无一人，但低级下流的生活比比皆是。他在这样一个巷子中随便走进一家店铺。他推开一扇通往暗处的门，在昏暗中发现自己正在一个旧货商店。在那里，在昏暗中，散发出霉臭味的衣服就像尸体一样，用黑魆魆的支架支撑着，挂在衣架上面。这些尸体的脑袋必须让人挂上，他们的大腿好像已经被人砍掉。在衣架后面，在略带蓝色的架子上放着一些破烂货，有家用器具、小人像和肯定派不上用场的钟。他紧紧扶着肮里肮脏的小柜台，点燃一支香烟。忽然，在柜台后面不声不响地露出一张小个子犹太男孩苍白的脸。这张脸上充满着调皮、恐惧以及他那个种族无比忧伤的神情。他把自己那两张崭新的手帕和那双短袜放到柜台上。那张脸轻轻地颤抖着，紧接着这个男孩就被一个身穿皱巴巴的黄色成套女装的妇人打发走了。当他看到她的侧影时，他感到好像这就是那一瞬间玛利亚的侧影。当时他们从花园回来往楼上走，她走在前面，他看到了她的侧影。这个女人默默无言地点点头表示问候。他看到她俯下身去看那些东西，他感到她那浓密的头发好像染上了很深、很深的绿色。她的两只手在触摸衣物。他看见她的手很小，非常纤细，非常小巧，就像一双小孩的手。衣物非常轻巧、非常利索地在柜台下面消失不见了，一张浅蓝色的钞票放在了柜台的黑木板上。但她突然用一只手盖住了这张钞票，然后抬起头来。她的脸庞俊俏秀丽、十分苍白，有一对紫色的嘴唇。在这张脸上显露出一种犹豫不决、无动于衷的神情。他赶忙把钞票拿过来，砰然一声随手关上房门。他心里明白，挂在衣架上的那些衣服现在正轻轻摆动，那些小人像和家用器具正在相互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他冲向大街。尽管大街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有些地方堵满了被打得无法动弹的坦克、马车，尽管发布命令的尖叫声试图唤起人们的紧迫感，他还是走进一家小酒馆，把钱用来醉酒。小酒馆里有一大群士兵，他们说，还有的是时间，情况根本不是这么糟糕，俄国人还没有力量继续往前推进。他在那儿听说，如果还可以称之为是一条战线的话，那么前线就在城外两公里的地方。他把对于这家挂着那些衣服的旧货店，对于那个男孩和那个女人的侧影——就是她带着懒洋洋的殷勤劲儿冲着他嫣然一笑——的全部恐惧，同葡萄酒和烧酒一道，都喝了下去。因为他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受了伤，腿下部有一些轻伤，后来一个上士看护兵还让他跳上一趟驶离火车站的伤兵列车。这时，火车站上每隔几分钟就有俄国人的榴弹有规律地、从容不迫地击中目标……

他现在看见自己那双鞋子的尖头，这双鞋头为黑色，同略呈褐色、用砾石嵌上的地面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猛然想起了一切，想起了驶向黑夜的昏暗的列车上，后来从某个人那里得到一截散发出浓浓的大蒜味的香肠，一个吃起又干又有霉味的面包。他当时渴得要命，一直等到很久、很久之后，等到他们在车上晃荡了整整一夜之后，他们才在一个车站得到了一点咖啡，满满的一小铁盒。有一群沉默寡言的人在这个车站黑魆魆的站台上过夜……

他的情况经常如此，他只要想起某种东西，想起玛利亚的颈项或者她的侧影，立即就有一大堆事情从他记忆中接踵而来，仿佛最初那个小小的念头只不过是一根长长的、很长很长的链条上面的第一个环似的，不管他愿意与否，他都必须让这根链条从自己身上滑过去。但他使劲掐断了这些想法，重新望着他那双英国军用皮鞋的黑色鞋头，试图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时候他试图想象，他一定会找到一封信。他凭这封信会挣到一些钱，这些钱足够他躺在这个房间里，在这张床上。现在他试图设想，他怎样躺在这张床上，两眼又怎样盯着总挂在他视野范围内的那幅耶稣受难像。玛利亚会站在炉旁。她窈窕妩媚，有点束手无策。他会对她讲，请她千万别用醋和洋葱片焖鱼。也许窗子会开着，会下雨，雨水会顺着坏掉的檐沟往下流。白杨树会起到隔音的作用，会使无数无线电收音机的回音又回到她的房间。

但他忽然发现，现在另一双鞋进入了他的视野。这是一双干净、发亮、非常精致、非常漂亮的棕色男式低帮鞋。这双鞋看起来好像是放在橱窗里似的，但它就在小路边上，离边缘很近，鞋跟有一半悬在紧挨着边缘的沟上面。他总以为自己这双鞋，他们在军营里面发给他的这双黑色英国军用皮鞋好看，但他现在看到，同这双漂亮、精致、光亮、看起来就像从橱窗里取出来的鞋相比，他的鞋显得粗糙、丑陋、不像样。不过在橱窗里，鞋上面没有裤子，没有质地柔软的、浅褐色的、差不多是本色的漂亮裤子，这种裤子上熨出来的褶儿看起来就像是一把长长的、锋利的刀子。他敲干净烟斗，又忽然想到，他抽完剩下的烟用不了三分钟的时间。他想到，三分钟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比很多、很多年还长。他抬起头，看见一张脸。他明白，他永远也不会躺在床上，在他的视野里，永远不会出现绿色墙壁上那幅黑色的耶稣受难像；玛利亚永远不会站在炉旁；他永远不会让雨水顺着坏掉的檐沟往下流。他明白这种事情，尽管他知道，人们可以防止一切，除了死亡之外……

这张脸很文静，宽宽的，嘴过于小了一点，眼睛过于细了一些，不过额头倒是高高的，很漂亮，只有头发鬈曲，毫无必要地梳成整整齐齐的波浪形。他对留着波浪形头发的男人总有一点反感情绪……

这个人用他的双手拎着一个棕色公文包，用拇指紧紧夹住这个包。他头戴一顶颜色很浅的灰色软帽，帽子的防汗皮圈非常干净。

这个人对他说：“啊，我看见，您就是她床上挂着的那张照片上的人。”他说的是刚才他对那位有漂亮脑袋的女人说过的同一句话——“是的，很可能。”

然后，他把那只一直捏住纸条的手从口袋里伸出来，小心翼翼地打开纸条，把它递到他面前说：“这肯定是给您的……”

“是的，是的，”那个人说，“是给我的，就是说，八点钟。”接着，他看看手表说：“还有一个多小时哩。”

他们俩都在打量对方。那个人咬着下嘴唇，而他这位坐在长椅上的人现在也明白，她属于那个人，只属于那个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人能把她从那个人身边夺走，这就像他很清楚，自己不会躺在那儿的那张床上一样……

现在，他们的目光都在躲避对方。后来，他又看着地上。他看见那个人的鞋在焦急不安地走来走去。他提起脚尖，又放下脚尖，提起脚尖——这位坐在长椅上的人看见，在按照规定相互分开的鞋头之间，有半颗牢牢陷进地里的黑色裤纽。

“也许——”现在这个声音在他头上说道，“要是我们在这个钟头谈一谈，倒是不错的。”

我站起身跟他走。当我站起身时，在这十分之一秒钟，在这一小段零零碎碎的时间里，我心里明白，我已经失去了她，最终地，而且是不可避免地失去了。遇到花园小径太窄，没有位置让我们并排走时，他就走在我前面，像这样走一秒钟，待我们走到比较宽的路上时，又让我同他并排走。我们默默无言地顺着这条又长又直的路往回走。这条路穿过小树林，通向外面，直到那道再也没有人打开过的、生锈的门。然后我们往左拐，拐了一段路途，好走到一个院墙缺口去。我现在看到，在外面那些树木茂密的绿色顶盖下面停着一辆车，一件黑色、精致、行驶安全、质量上乘的物品，它性能可靠、干干净净、坚固耐用。离最宽的下车口越近，我们就走得越慢。现在我们停下步来，相互打量。我看见他现在全身发抖，他的嘴唇在颤抖，那张坚定、宽阔、匀称的脸看来已经变了样。他对我说：“从昨天起，她就是我妻子了，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我只是点点头，看着地上，然后再望他一眼。

他眼里显露出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实情，这一点他是无法意识到的。他无法意识到自己的痛苦，自己的贫穷，自己的抽搐以及自己整个的、尚未意识到的痛苦——而实情却是：有些东西人们既无法买到，也不可能通过任何方式获得，而只能由别人赠送，在这些东西当中有一种，那就是爱情……

我又点了一次头，随即便离开了这里。我小心翼翼地翻过院墙，穿过林荫大道，经过一条没有树木、难以通行的公路回到城里，以便从那个火车站出发。现在，太阳在我身后已经落到地平线上，它把我的影子乱糟糟地扔到我的面前，使我连自己脑袋的巨大圆点都很难辨认出来。只是在出现一种障碍、一段篱笆或者一座茅屋，或者一堵颓垣断壁时，我脑袋的影子才会在我面前停下来，不断地长呀，长呀，直到它长得超过对象的边缘，然后再扩大，扩大，扩到我面前，接着便超出我的广阔视野，向远处飞去，使我再也无法看到它。我心里明白，我永远不会，永远也不会赶上它了……

美国

我看到胡贝尔特正躺在床上。他把床挪到火炉边。他在炉子里把几个旧木框点燃，燃起一道小小的火苗。这个很大的房间当然暖和不了。炉子四周是某种人体温度的一个小岛，而其余的空间，包括所有的绘画、画架和橱柜在内，却都冷冷清清、孤苦伶仃地待在那儿。胡贝尔特膝盖上摊着一幅已经开始的速写……但他并没有再继续画这幅速写，而是在神思恍惚地凝望着他褐色被子上的某一个斑点。他用微笑对我表示欢迎，把画放到一边。从他可怜的、灰色的大眼睛里，我首先看到的只是这种情况：饥饿和希望渺茫。不过我并没有使他的精神长时间处于期待的紧张状态，而是拿出新鲜的、香喷喷的白面包……他的两眼闪闪发光。“你发疯啦，”他说，“要不就是我发疯了……是你偷来的呢……还是我在做梦……要不然的话——”他做出拒绝的姿势，然后擦擦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请！”我说着，把面包拿到他鼻子底下，塞到他手里，把松脆的面包皮弄得沙沙作响。“现在，你凭所有的知觉，很快就理解了，感觉到了……依我看，你是发疯啦……可是不管怎样，我甚至连一次也没有偷过……请把它分开吧……”看来，胡贝尔特似乎终于相信了自己的知觉，大胆地抓住面包，好像怕扑空了似的。后来，他看清了面包是真的，于是便很有人情味地叹了口气，伸手从五斗橱里把刀子拿出来。这时，我从口袋里掏出烟叶，开始用我的小折刀把卷成香肠一样的烟叶切得很薄很薄，然后把这些薄片弄成碎屑，放到热乎乎的炉台上去。我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烘焙吧。胡贝尔特用一种喜悦的目光看着我，贪婪地闻着，最后说道：“你成了一个圆滑的罪犯……”

最后，我们并排躺在床上，不停地从圆面包上弄下一小块面包来，把它们塞进嘴里，每个人都津津有味地享用半个面包……面包香喷喷的，很新鲜，还有热气，又白又可口……面包是天底下万事万物中最好的东西。那些出于满足再也不吃面包的人是多么不幸……多么不幸啊……

胡贝尔特看来似乎忘了问我面包的来历，这叫我多高兴啊……我的上帝，万一他坚持要知道这件事情的话……他非常非常认真，像这样认真，只有一个艺术家才能做到！可他却在默默无言、高高兴兴地吃着。啊，还有一点面包的人是幸福的……

“你知道，你刚进来时我正在想什么吗？”

我不得不作出否定的回答。天哪，我又不是心理学家！

“我当时在考虑，在美国大学里面，人们大概会通过计算和实验，为一个天才确定每天所需热量的大卡数……就譬如说为伦勃朗 [7] 吧。现代科学最后会把一切都搞清楚。你是怎么想的？”

“也许人们会产生这样的念头：不知怎么的，天才的生活就是不同凡人。他要么吃得很多，要么就饿肚子……而他的成就——依我们看——同他所谓的进食毫不相干……”

“但是就连天才也有其饥饿极限……依我看，人们可以在一个地下室里又饥又冻地待上八天，写出一首关于这种体验的十四行诗……可是如果有人要在冰冷的地下室里度过整整一生，那么整个的十四行诗写作也就停止了……写作之所以停止，是因为人们以后再也没有力气，用铅笔头在随便什么样的肮脏纸屑上写他的十四行诗了……”

“不过我断言，他可以有好多、好多优美的十四行诗不写出来，而只是在他脑海里创作出来。这些十四行诗永远也不会面世，但它们却在那儿存在着……也许，如果这些十四行诗能让人们了解的话，它们还是不朽的呢……”

我们的面包吃完了……我从床上伸出手去，把火炉烘焙的烟收集起来，装进我们的烟斗。胡贝尔特把他的一张画递给我当引火纸……我把它在炉子上点燃，于是我们便抽起烟来，而这时薄暮也降临到了我们的小木屋……它像烟雾一样钻进屋来，笼罩着一切……

“我要按照美国的方式来写作，”胡贝尔特说，“他们倒是应当试着弄清楚，伦勃朗每天需要多少卡的热量。”他心神不定地看着我，“我确实有自卑感，因为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做那么多的事情了……前不久我在报上看到，他们在美国试验过，产生我们这么多卡路里热量的人，再也不能从事脑力劳动……无论如何干不了两年。也许是这种奇妙的科学认识把我弄得如此垂头丧气，使我再也无法画画了……”

他像一个野蛮人似的，从床上猛然一下跳了下去，从我身边跑过，跑向画架，把一张纸夹在木板上，开始像一个疯子似的工作起来……他匆匆画就一张利索的速写……抓起水彩盒就涂起来，画上重重的、大胆的几笔……有时候他画完一幅小小的画，便又跑到旁边，以检验效果。这种小画我看不清楚，因为暮色越来越浓，越来越浓……但他突然转过身来对着我，声色俱厉地问道：“这个面包是你从哪儿弄来的，你这条狗……”最后我只好摊牌。“我用自己的自来水笔换来的，”我怯生生地说，“同一个美国兵……这儿——”我从口袋里掏出两根白色烟卷，“每支笔还可以多换一支香烟。”

我们即刻放下那两个散发着臭味的烟斗，非常惬意地吸着这美妙的烟——美国香烟！胡贝尔特继续大胆地工作下去……他把灯点亮了。

“全美国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还是这些香烟……”他边说，边哈哈大笑……

德国奇迹

“父亲，”十一岁的儿子说，“什么叫这个——叫德国奇迹？老听人讲这些事……”父亲放下报纸，关掉收音机，若有所思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他早就不得不回答儿子成千上万的问题了。他通过回答这些问题，认识到这些问题迫使他去阐述他从未考虑过的事情。父亲考虑良久。

“你不知道吗？”儿子问。

“等一下，”父亲说，“我马上就想出来了。你知道银行户头是什么吗？”

“知道。”儿子说。

“你也知道支票是什么吗？”

“知道。”儿子说，“是一张像钱一样的纸。”

“好，”父亲说，“你瞧吧：现在我知道德国奇迹是什么了。你必须有三个银行户头——这样，你就会得到两三本支票簿。这总共要花费你也许一百马克吧。”

“可是支票必须要有足够的存款才能支付。”儿子说。

“等一下，”父亲说，“我们还没有达到自己能够开支票的地步。首先你必须有信誉。这样，你就可以设法从银行得到一笔三千马克的贷款。”

“会得到贷款吗？”

“会的，只要你作出保证并且找到担保人。我们假定，你得到这笔贷款。然后，你开一张二千八百五十马克的支票，把这张支票汇到二号账户上。几天之后你取出二号支票簿，开一张二千三百四十七点五马克的支票，把它汇到三号账户上。你让钱在那儿搁一个星期。然后，你在几个星期当中把你的钱——你每次把数额稍微减少一点——经过不同的账户汇来汇去。这样做看起来更令人信服。这时你就不能不注意到，最后总会出现几个芬尼。然后，你从正好存着钱的那家银行提取四百马克，去休两个星期假。你休假回来后就去二号银行，对他们说：‘我想贷一笔六千马克的款项。’人们会复查你的账户，会看到你的账户波动很大。你周转了两万马克。这时，你就会得到这笔贷款。你从六千马克中抽出四千马克存入一号银行——其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想象。六千马克用三个支票簿当然能够更好地运转。你很快就需要有三个新的支票簿了。这些支票簿总共花费二点一五马克——要是你机灵的话，很快就会在三家银行得到每家一笔一万马克的贷款：你要考虑怎样才能周转这些贷款……”

“这么说人们只需要——”儿子说，“动用他的账户。”

“动用你的账户，”父亲说，“世世代代都会赞扬你。你的宗族会有好运。你只需要一支自来水笔、三本支票簿和也许是五马克邮资。只有在你充分使用过你的账户之后，你才能提取一大笔贷款，开始从事某种能赚大钱的活动。不过这已经有点幻想的意味了。重要的是：你千万别往支票上写容易识破的、已经结清的数字：最后必须有几个芬尼在户头上。动用你的账户吧，我的儿子，”父亲满怀激情地说，“你的人生道路一定会辉煌无比。”

“难道说这就是德国奇迹？”男孩问。

“对，”父亲说，“我认为：这就是。”他又拿起报纸，不过他考虑得太多，无法看报——他把报放在一旁，点燃一支香烟。如果他不是由于沉思默想变得抑郁寡欢的话，他今天就成为一个富翁了。

[1] 《学说汇纂》为公元前六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汇编的法学家学说汇编，共五十卷，作为法学的基础。

[2] 法语：谢谢。

[3] 这里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德国一九一九—一九二三年间的通货膨胀，即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这段时期。

[4] 以扫（Esau），《圣经》中的人物，以撒和利百加的长子，雅各的孪生兄弟。为了换取弟弟的红豆汤和饼，把长子的权利给了弟弟雅各。

[5] 一格罗申，在德国为十芬尼，相当于中国一角钱这一货币单位；前面的一芬尼，相当于中国的一分钱这一货币单位。

[6] 鲁本斯（Rubens，1577—1640），比利时人，佛兰德斯画家。

[7] 伦勃朗（Rembrandt，1606—1669），荷兰画家。

版权信息

奇山飘香

作　　者：[美]罗伯特·奥伦·巴特勒

译　　者：胡向华

品 牌 方：99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投诚

格林先生

回家路上

童话

蛐蛐儿

父亲的来信

爱

中秋节

一片开阔地

鬼故事

雪

遗物

入殓

一对美国夫妇

奇山飘香

一盒沙龙烟

失踪

译后记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上海

献给

约翰·伍德

投诚

我心中没有恨。自己现在差不多已能肯定这点了。我为祖国战斗得太久了，以至于连自己的老婆都丢了，让她跟了另外一个男人，一个瘸子。那是因为虽然我还活着，但不在她身边，对她来说我就已经是个死人了。大概让我还有些愤愤不平的是，这个男人的残疾是天生的，而不是打仗受伤造成的。现在甚至连这一点都无关紧要了。我的祖国是以灭亡告终的，而且我也不在那儿住了，我偶尔从报纸上了解到越南统一后的生活状况，肯定那两个人仍在那里遭罪。实际上这对我来说也无所谓了。这样谈论他俩，甚至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奇怪，但让人更加费解的是，我先提起他俩，然后才讲另一个男人的故事，一个遭受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复杂情感折磨的男人。正是这个饱受折磨的男人让我有时觉得自己还能盘着腿，摆出一种平静的姿态，甘愿接受所有一切，甚至包括人们所说的那个苦自人欲的道理。

我所恨的可能还有其他人。但我的确为过去的敌人感到难过，也为我们国家的敌人感到难过。我现在住在路易斯安那州格雷特纳市的玛丽·波萍南街上。正因为我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我在住在西岸的那些越南移民中颇有影响力。我们都是来自南越的移民。假如你走过一座桥，进入新奥尔良，沿着州际公路向北走，然后再转向一条以一位厨师命名的高速公路，就会来到一个叫凡尔赛的地方。在那里你还会发现来自北越的人。他们都是凡尔赛的天主教徒。但我是佛教徒。下面这些事是一位来自越南共和国福绥省的越共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告诉我的。

那时，我正在土山附近的兵营里给澳大利亚人当翻译。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不同体现在搭帐篷的方法上。美国人是先清理出一块地，砍去那里的植物，把地犁一遍，弄平整，围上带刺的铁丝网，最后在网上挂上铁皮酒罐。澳大利亚人则直接原地搭帐篷，从不砍树，然后住进铺上木地板的帐篷里。他们把帐篷支在树荫下。每当你清晨醒来，就能听到头上的鸟叫声。这情景常常让我想起自己的家乡。我住的村子离这里很远，而且在内地，靠近波来古。那时妻子还属于我。我躺在树荫下的帐篷里常常想起她。可是，每当我走进兵营餐厅就餐，面对着鸡蛋、咖喱香肠和菜豆时，就没那个心情了。

澳大利亚人的帐篷搭得不错，可我实在搞不懂他们的吃法，特别是早餐。就在那天早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宕文塔。我从餐厅对面望着他，只见他呆坐着，两只眼瞪着盛满饭菜的盘子。他身旁一边坐着指挥官，一边坐着值日官，看得出他是个重要人物，因此我又仔细端详了一下。塔哥皮肤黝黑，穿着一件蓝绿格的运动衫，和我一样是农民出身，他有可能被视为西贡大街上任何一个蹬三轮的普通人，或头顿市大街上叫嚷着讨要车费的车夫。可当时我一眼就知道他的身份不是平民百姓。

他的头发被头顶上的电扇吹得乱七八糟，发型是典型越共战地理发员的作品，除此以外，身上还有某些别的东西能披露他的身份。他坐在几乎比他高一头的两位澳大利亚军官中间，身体微微缩着，但看起来似乎很高大。我们村里人都迷信鬼神，而且很多越南人都信鬼。有时鬼会变成人的模样，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每当想起与鬼相遇的情形，你就会感到身边有一个庞然大物，好像黑夜里撞上了大山，你看不见它，但知道它就在眼前。我第一次看见塔哥时，就有这种感觉。倒不是我觉得他是个鬼。当我看他两眼盯着咖喱香肠发呆时，马上知道他比自身要高大得多。

过了一会儿，我觉得好像有人从左侧过来坐下，但因塔哥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所以我没马上觉察出是谁。我耳旁有人大声说了一句悄悄话：“嘿，伙计，你会有机会和他打交道的。”我转过身来，原来是情报官汤森德上尉。他的八字胡抹了油，捻出两个细细的胡子尖，胡子尖一颤一颤的，和平时他审问犯人时听到令他感兴趣的东西时一个样。现在正是这位塔哥又令他的胡子尖颤抖起来了。汤森德把目光从我这儿移到了餐厅对面，我的眼睛也跟着转了过去。又有一位越南人，一位共和军少校，端着盘子走了过来，指挥官立即溜到一边，让新来的少校坐在塔哥旁边。少校和塔哥搭讪了几句，塔先生好像在应酬着，接着少校又和指挥官聊了几句。

汤森德介绍说：“这是我们新来的丛林侦察兵，坐在那边的少校吃过早饭后会先回师部，我们俩再和他谈谈。”

我早已听说要来一位新侦察兵，但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和部队在外边封锁偷袭路线，所以我对这个人并未多加留意。汤森德队长摸索着在找什么东西，于是我瞟了他一眼。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念着上面的名字，但声调全错了，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于是我一把抓过他手里的纸条，念出了塔哥的名字。汤森德说：“他们告诉我，这是个真正机警的小王八蛋。一位越共政委，当过工兵，有头脑，是个杀手，但愿他投诚是真的。”

我抬起头来，见那位共和军少校仍在一个人滔滔不绝。他身穿的工作服浆洗得硬邦邦的，甚至自己都能立起来，他的头发被精心梳理出一个发型，让头发高高耸起在额头上，然后向后背过去，如同你在西贡常见的那种老式的、带有漂亮标志的卧车的保险杠。塔哥靠在椅子上，望着这位喋喋不休的少校。如果我是少校的话，会非常紧张，因为他身边的这个人有如山的身影，有鬼一样凝视的眼神。这眼神是五十年前被祖父欺骗过，或被戴上绿帽子，或被杀害又回来索命的那种鬼魂的眼神。

第二天，汤森德上尉把塔哥的档案摔到我办公桌中间。桌上当时正摊放着十几张照片，上面是从各种角度拍摄的昨天被澳大利亚巡逻兵打死的两个砍柴人。这两个人闯入了禁区，逃跑时被击毙了。照片是两个人被抬到马车后拍摄的。他们两臂张开，两腿弯曲，两个后脚跟碰到一起好像要跳起来一样。摔下来的塔哥档案把照片打落了一地。汤森德说道：“伙计，马上把这个看一下，一小时后我们把他带过来。”

那时我们政府有个计划，允许接受像塔哥这样长期顽固不化但后来又欣然变节的越共分子。这个计划原有个非常古板的越南名称，但后来被称为“投诚”计划。一小时后，塔哥跟着汤森德从门口进来，一进来就占满了整个屋子的空间。他仅瞟了我一眼，便知道了他想了解我的一切，同时看透了我们欢迎他的想法，如同我们把胸腔和心脏都暴露给他。这真让我有些胆寒。在我们村里，如果鬼想要你，就能直入你的胸膛，不仅掏出你的心，还能掏出你的魂，所以你一看见鬼就必须赶紧逃。

我从档案里了解到塔哥的一些事情，但不知道他将如何解释我所了解的这些情况，也就是有关他的经历和那件可怕的事情。正是那件事促使他背叛了自己所奋斗的事业。汤森德先通过我盘问了塔哥一小时。尽管档案里对这些早已有了答案，但他还是问了一个情报官该问的问题。从师部审问中得知，塔哥提供了所有我们防区内越共部队的位置、火力配置，及村里地下干部名单等情报。尽管如此，塔哥仍耐心地重复着他的回答，一根又一根地抽着切斯菲尔德牌香烟，小心翼翼地不让烟灰掉到地上。他的眼睛从不正视我们俩，只是偶尔迅速地瞟一眼我们的手，好像预料到我们会突然举起枪似的。这时他在我眼里好像变渺小了，虽然仍很机警，杀人仍那么熟练，但已变成一个平常人了。

汤森德上尉审问完毕后，冲我点了一下头，按照我们事先安排好的步骤，退出审问，由我和塔哥闲聊。汤森德觉得塔哥与自己同胞一对一的交谈可能会放松些。但我对此持怀疑态度。我当时只对这个人感兴趣，感兴趣的理由和汤森德不一样。我并不关心上司想要的战术情报，甚至他还没离开审讯室，我就打算把这些搁在一边了。我并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他已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

这位澳大利亚人刚一离开，塔哥便第一次仰起脸，朝着天花板吐了一口烟。这让我有些毛骨悚然，好像他一直猫着腰埋伏在丛林，此时突然跳出来一样。他根本不看我，而是望着腾起的烟雾，等待着，脸上镇定自若。我终于感到我的声音不会再颤抖了，便说：“我们来自同一地区。我也是从波来古省来的。”档案里说，塔哥来自昆嵩省，就在波来古省的北边，与老挝和柬埔寨接壤。他微微低下头，仍一句话不说。他两眼直视前方，慢吞吞地又使劲吸了一口烟，而且是深深地吸了一口，因为烟吸进去时，烟头上的灰明显变长，增长了一倍。

我从档案里了解到他所忍受的悲痛，但我想让他在我面前表现出来并说出来。我知道自己应该拐弯抹角地和他谈，至少暂时应该先如此。但我只想到了一个笨法子，让我羞愧的是，我只用了这个笨法子。我说：“你那边还有家属吗？”

这时他转过脸来对着我，吓得我屏住了呼吸。我沉思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对他的最初印象是正确的。他就是个鬼，现在要把我带走了。我觉得自己没气了，活不过来了。然而，他并没有消失。他两眼盯着我，然后又把目光落到桌上的档案，好像在说，我问的是已知道的东西。他曾被派到福绥省给那里的村民做思想动员。根据我们的情报，他善于向柴夫、渔夫和农夫这样普通老百姓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而且在这方面是个专家。那时越共在崑藳省改变了以往策略，并在三个月前惩罚了一个村以杀一儆百，因为那里的村干部喜欢上了美国消费品并为得到这些消费品而出卖情报。这一回惩罚得很严厉，没来得及跑的村民都被杀了。塔哥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一心以为能平安无事，觉得肯定有人知道他们是谁的家属，所以留了下来，但也被越共杀了，塔哥从此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他的目光仍停留在档案上。我终于缓过神来对他说：“是的，我知道。”

他又一次把目光移开，盯着自己的烟卷，望着还没被吸进去的烟圈。我说：“不仅仅是那一次的缘故吧？我认为你是有信仰的人。”

“我仍然是。”他说，然后看着我，淡淡一笑，但那只是暗笑，仿佛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他的确知道。他说：“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和我在你们师部交代的东西是一样的。我相信一个关心所有人利益并让穷人利益先于富人的政府。我相信只有保持个人品行纯洁性才能使这些成为可能。我最终相信北越人想建立的政府不能被它的服务对象所控制。”

“那么，你觉得和你现在一起战斗的同志们怎么样？”我问道。

他慢悠悠地吸完最后一口烟，然后向前探着身子，把烟头掐灭在我桌角的烟灰缸里，又回到座位上，双手叠放在腿上，目无表情，嘴角向下撇着，显得平静而严肃。“我理解他们。”他说：“也理解美国人。我学过美国历史。他们的信仰也不错。”

我承认，自己当时第一个冲动就是想要挑战他。这个人在脱离越共前，对西方民主史一无所知。正因为越共杀了他的妻子儿女，他才想要干掉他们。但我知道，他说的也是真的。他是个有信仰的人。我看得出他有佛教家庭背景。越共打动不了天主教徒，但能向佛教徒寻求同情，让不信神秘主义的佛教徒欣然接受他们的思想。共产党人有充分的正确理念，良好的意愿，讲得也条条是道。佛教第二戒，情欲乃陷阱也。共产党人对佛教这一戒是严格遵守的，是名副其实的生活作风严谨的人。如果一个越共屋里挂张美人照被他的上司逮着了，哪怕只是张泳装照，也会惹上大麻烦。

这就是塔哥所谓的个人品行纯洁性。我逐渐明白他的话后，对此有点嗤之以鼻。我再仔细琢磨，觉得品行不端正是我的缺点，虽然有时并不把它视为缺点，但自己绝不是个多么好的佛教徒。我现在住在美国，这儿的生活方式和母亲、祖母教导我的完全不一样。塔哥在这一点上未免显得有些太理所当然了。想到这里我不再胆怯。他不过是个生活作风严谨的共产党人而已。我很难想象出他是怎么有的孩子。我无耻地问道：“你想和你老婆在一起，是吗？”我差点儿说出口的是：“你想和你老婆做爱吗？”面对这个不久前还是我们国家的仇敌，现在仍坦然保持信仰的人，我还不至于那么没同情心吧。

如往常一样，审问时我会经常变换话题，但心里明白，我是永远得不到真正想要的答案的。话刚一出口，我的脸从下巴往上羞得通红。而当我有所察觉时，才感到自己还有点羞耻感。我猜正是这种突然的发问方式和这个出乎意料的问题让他有点措手不及。其实这是审问中惯用的伎俩。这时塔哥放在大腿上的手微微抬了起来。我知道这双手表明他想起了她。但那个动作转瞬即逝，他那双手也只是稍稍抬起了一下。我敢肯定，当时他的手掌，他的指尖，都被抚摸过她的记忆弄懵了。最后那双手又放回到大腿上，只听他低声说：“我当然想她了。”

我没再提问了。他走后，我放在办公桌上的手也开始不安，抬了起来，接着又藏在大腿中间，让温柔的回忆弄得滚烫。我也有过妻子。我不得已离开了她，而没多久，她便不再是我老婆了。我明白，塔哥不是鬼，而是个普通人，他爱自己的妻子，对她有爱欲，就像我爱我妻子，想和她在一起一样，只不过他的爱欲限制在保持个人品行纯洁范围之内。他也是个男人嘛。从那以后，我只想避开他。反正步兵们有自己的翻译，用不着我再和塔哥打交道。这正合我的心意。

但相隔还不到一星期，我又见到了塔哥。那是一个星期天。一清早，就在我们东面的龙龛山上发生了一场遭遇战。一开始是轻武器的枪声响了几分钟，接着是一阵刚冲入战场的眼镜蛇部队发出的炮击声，然后是一片寂静。

下午，一群刚入伍的士兵在打板球，我坐在树下看着他们，但眼睛并没有观望这种奇怪的运动，而是体会坐在树荫下的感觉。听着击球声和一阵阵喝彩声，微风袭来让我仿佛又看见妻子穿着她的长袍，长长的丝绸下摆呼啦啦，好像被这儿的微风撩起，又好像她就在身旁。我坐在那里有好几次不禁想起了塔哥。可能是我妻子把他带到了我面前吧，把我们两双渴望的手连在一起。那天晚上，我又和塔哥见面了。

那是在军官俱乐部里。有时人们会在那儿放电影。那个星期天晚上正是放电影时间。汤森德上尉早早把我叫来帮他把藤椅摆成一圈，对着挂在屋子另一端作屏幕用的大床单。汤森德不愿告诉我放的是什么电影。当我问他时，他眨了一下眼，说道：“你会喜欢的，伙计。”我以为又是诺曼·威斯登的喜剧片。威斯登这位小人物永远是被一群比他壮得多的人打翻在地，受尽欺侮。汤森德知道我不喜欢这些电影，所以我断定这就是他向我眨眼的意思。

这时塔哥和几位陆军军官走了进来，令我遗憾的是，他们的翻译并没有跟来。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把他带到这里来。但我猜，他们可能极力想让他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吧，已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现在仍这样认为。只是他们根本不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拍着他的后背，又指了指屏幕和放映机，用仅会的几个越南单词与他交谈，用词都很简单，那洋泾浜式的英语，甚至让我这说英语的外国人都觉得十分好笑。我想塔哥也不会喜欢诺曼·威斯登的电影。塔哥和我都是小个子。

塔哥进来时，我觉得他可能会来找我帮忙，因为在这个俱乐部里，我是在场唯一的另一个越南人。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瞟了我一眼，仅此而已。两个陆军军官把他带到前排，让他坐在他们中间。塔哥就座后，我才把注意力转移过来，恍然发现这儿上演的东西有些不同往常。这些澳大利亚军人异常喧闹，互相打逗，笑声一片。其中一人冲着汤森德叫喊道：“你们这些搞情报的伙计还管把这玩意儿偷运进来吗？”

汤森德笑着说：“哥们，甚至连我们都觉得太刺激了。”

我根本没听懂汤森德上尉在说什么，于是瞪着他，脸上露出疑惑不解的表情。他看着我，搂住我的肩膀说：“等着瞧吧。这电影是放给我们这些想小美人的老爷们看的。”他冲着我朝椅子点了点头，于是我走过去，找了把塔哥后面偏左的椅子坐下。我只能看到他的后脑勺、他脑后浓密的头发、黑红的脖子和格子衬衫的领子。此时塔哥正抬头望着屏幕。灯熄后，电影便开始了。

那天一共放了九部电影，每部仅二十来分钟。第一部电影开头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只见一个男人走在乡村小路上。这是位壮汉，一头金发，后来得知是个瑞典人，可那时我的印象是，这肯定不是诺曼·威斯德喜剧片中的那类人物。他下身穿着紧绷绷的蓝色牛仔裤，上身穿着件绒布衬衫，扣子未系，袒露着胸脯。我从来没见过英国人这样打扮。澳大利亚人也没有。而且威斯德演的喜剧片全部是黑白的，但这是部粗糙的彩色片。镜头有些抖动，这时我才意识到放映机哒哒的转动声。人们开始笑了。原来这还是部无声电影。一个人喊了几句话，我没听清，然后又有个人喊了起来。开始我以为可能是出了什么差错。放错电影了。人们让汤森德快停下，换上小诺曼的喜剧片。但此时镜头转向了一位年轻女子，她站在栅栏边，以牛群作背景。这位女子穿着短裤，短得露出了大腿根，甩着长长的头发。这时候澳大利亚人尖叫了起来。镜头又回到了那个男人，看得出他们已开始骚动起来了，整个俱乐部里叫声此起彼伏。我终于听出他们在喊什么了。“伙计，冲上去啊！操这个小娘们！干了她！”

我瞟了塔哥一眼，他仍仰着脸望着银幕，当然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也仰着脸，看见那一男一女说了一会儿话，然后接吻。没吻多久，这位女子便放开了，跪在这个男人面前，一把扯开他的蓝色牛仔裤，解开前面的拉链，扒下他的裤子，但他的内裤仍穿着。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呼吸开始急促，两只胳膊开始发软。我虽然听说过这类电影，但从来没看过。这时我想，只要这个男人还穿着内裤，那么还不算太过分，还不是我听说的那种类型的电影。

那个女人还在揉他，一副轻浮的样子，满脸堆笑，好像乐趣无穷似的，接着扒掉了他的内裤。男人把身体欣然给了她，屏幕上显示的让人一目了然。那个女人好像欣喜若狂，把脸贴近他的那个部位，虽然这一幕让我对她欲望大减，但看到她做着我甚至从未让我老婆做过的那种事时，还是吃惊地倒吸了一口气。

这时我看了看塔哥——完全是条件反射。我当时还没有把这个俱乐部里所发生的事，和塔哥的身份、他的生活经历以及他的信仰联系起来。他依然仰着脸，依然在看电影。我抬头一看，只见那个女人也抬起了头；甚至在为那个男人做这种事时，她也仰脸看着他。我又把目光转向塔哥，却看见他把头渐渐低下去。他的头压得很低，一直垂着。我盯了他好长时间。

我必须惭愧地承认，事实上我并未盯他很久，我走神了。我前面讲过塔哥所谓的“个人品行纯洁性”，还讲过对此我觉得无所谓。虽然我没再结婚，可我必须承认，看那些在美国比比皆是的大美人画报已成为我的一大乐事。这些美人脱得太光了，让我觉得自己对她们已了如指掌。她们脸上的表情常让人赏心悦目，似乎愿意我以这样方式和她们相识——和我私下交往。我意识到，这不过是我幼稚的幻想，算不上什么正当企图，还觉得，说不定哪天，这个小小的肉欲会让我倒霉。尽管如此，我仍禁不住这些诱惑。就在那个漆黑的晚上，我在福绥省澳大利亚军营的帐篷里充满了肉欲，看完所有九部电影后只想和妻子在一起——最想的还是和她——但有时，也有想和电影里一位长发女郎在一起的冲动。这些女人如此乐此不疲地和过路的农夫、进城的水手、送货员、中年小大夫们一起云来雨去。

我瞟了塔哥三次。第一次见他的头低垂着。第二次惊讶地发现，他正盯着屏幕。他不错眼珠地看。当时镜头定在一位黑发女人脸上，而且这位女人做爱的方式是我知道的唯一一种做爱方式。我们当时只能看到她的脸微微侧向一边，身体一下又一下地上下移动着，眼睛始终闭着。但她的脸带着微笑，表情安详，充满爱意，但又透露出一丝忧伤，似乎知道这个男人不久将离她而去。我知道，这只不过是从个人生活经历的角度来理解她。其实，她是个专门拍摄黄色电影的瑞典妓女。她的微笑根本不是那种微笑，全是装出来。我还知道，她的微笑和画报上的微笑一样。这些裸体女人都是冲着钱笑，冲着名笑，或冲着希望打入影视圈的笑，或冲着可卡因和其他什么东西笑。但那天晚上，在澳大利亚人帐篷里，我和塔哥都望着这个女人的脸。我知道自己的感受。某种东西告诉我，塔哥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仰着脸，久久地盯着屏幕，我知道他的手在渴望着什么了。

当我把脸转向屏幕时，他的双眼还在盯着屏幕。后来又放了两部电影，这时我才开始仔细观看。但我的心思仍停留在塔哥身上。我知道坐在我前几排的这个人正陷入痛苦之中。一星期前，这个人还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而坐在屋里的其他人都是我的朋友。塔哥在我内心深处仍被视为同胞。这件事和他是否是越南人毫不相干。我知道他心里发生了什么变化。他渴望和妻子在一起，就像我渴望和妻子在一起一样。我除了那天晚上没想，其实一直都在期盼有一天能和妻子再度重逢；他的妻子已刚刚撒手人寰。

然而，如果只是这些的话也就罢了，但我认为，他留给我的并不只是这个让我忘不掉的印象。他看的这些电影触动了内心深处的欲望，唤起了对妻子的感觉，让他的手再次抬起来。他毕竟是个男人嘛。我一直看完所有电影，替塔哥难过。他也想女人，想妻子，整个身心都陷入对妻子肉体的渴望中，可现在她已化为骨和灰了。我第三次观察塔哥时，他的头又垂下去了，而且可能就这么一直耷拉到最后，直至灯亮。汤森德上尉被叫到前面，人们为他带来的电影欢呼狂叫。

当我们慢慢走出帐篷时，我又匆匆看了眼夹在两名澳大利亚同伴中间的塔哥。这两位陆军军官想让他觉得自己真正跟他们成为一伙了。可塔哥脸上的表情告诉我，这一切将如何来结束。他的目光显得狂躁不安，就像以前执行偷袭任务时，一道闪光过后，突然发现自己身陷敌群似的。

那天晚上，塔哥溜进帐篷，干掉了那两位军官中的一位，无疑，就是那位执意带他到俱乐部里来的军官。然后，他也自杀了，子弹还留在他脑袋里。汤森德算是幸运的，因为塔哥没明白人们为什么在结束时欢呼雀跃，要不然的话，塔哥干掉的应是上尉而不是那位陆军军官了。塔哥对妻子的渴望让他狂躁不安，但仅这些不足以导致他最后的极端行为。这是历史教育的结果。塔哥是真正有坚定信仰的人。那天晚上，他突然明白了自己想要信仰的民主是什么货色。他意识到，他所背叛的越共虽然误杀了自己的妻子，向他揭露了他们的致命弱点，不过他们对于我们其他的描述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西方龌龊的东西直接影响了他，让他产生对亡妻的冲动，这只会把事情变得更糟糕。他别无选择了。

现在，我自己生活在美国，还在银行有份不错的工作，有带家具的房子，而且如果能保住饭碗的话，攒下的钱会大大超过我的需要。我无需担心被炒鱿鱼。这是一家大银行。这里的人们都挺喜欢我。我能和越南客户谈生意，除此以外，还被认为是模范员工。我经常看报纸，还订了几本杂志，其中一本里的美人每个月冲我微笑一次。我不再思念妻子了。我常看电影。我也有放像机，终于能看到电影《玛丽·波萍》了。我住的那条街是我们附近以她命名的四条街道之一。这是真的。你可以到任何一张市区道路图上去查。

住在西岸的越南人不喜欢住在凡尔赛的越南人。西岸越南人指责凡尔赛越南人，说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就是自由挣钱，还说他们北越人是一群冷酷的压迫者。南越人说，自由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思想自由和享受生活的自由。凡尔赛的北越人不喜欢南越人。在他们眼里，我们懒惰又三心二意，贪婪又不能靠勤奋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说，他们才是真正了解美国的人，知道如何在这里取得成功。西岸和凡尔赛有许多越南人心中仍充满仇恨。

我最后想说的是，无度的欲望将导致不幸，顽固不化也将导致不幸。我终于可以长时间地从黄昏打坐到深夜，已没有想看、想听或想做些什么的迫切愿望了。但我还能想起塔哥，还能双手合十。只有这一刻，我心中的恨才会烟消云散。

格林先生

我是天主教徒，父母也是天主教徒，我是他们的女儿，因此不信拜祖宗那一套，特别是不相信通过一只鹦鹉来拜祖宗。父亲很小的时候，他父母便去世了，他在河内修女们掌管的孤儿院里长大，成了天主教徒。我母亲的母亲也是天主徒，可她父亲不是，他和许多越南人一样，相信孔子敬祖那一套。我记得每当父母和外婆闲坐在院内香蕉树下，外公就会拉着我的手说：“来，咱们和格林先生聊聊天吧。”于是他把我领进屋，然后把手指头放在唇上说，这可是个秘密。格林先生其实是外公养的一只鹦鹉，我很喜欢和它聊天。我们会在前屋经过它的窝，格林先生招呼道：“你好，好好先生。”当时我们甚至没顾得上搭理它。

外公把我带到他的屋后，走进母亲曾提过的密室。有一次我试图偷看里面，但母亲一把把我拽走了。密室门口挂着珠帘，穿过珠帘时，珠子发出类似风吹蒿草的哗哗响声。屋里光线很暗，点着蜡烛，散发着烧香的味道。外公让我站在一个小小的龛位前。龛位前装点着花，还摆着一个冒着烟的香炉，两旁立着两个铜制的蜡烛台，中间摆放着一张头戴汉人礼帽的男人的照片。“这是我父亲。”外公冲着照片点了点头说：“他住在这儿。”然后他松开我的手，抚摸着我的肩膀说：“为我父亲祷告吧。”照片里的人把脸微微侧向一边，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好像在问我问题，期待着称心如意的答案似的。于是我像做弥撒那样，跪在龛位前祷告，念叨的都是我熟烂于心的祷告词，反正就是对主念叨的那些话。

祷告时我一直留意着外公，就是他走到门口，拨开珠帘往前屋瞭望时，也仍偷偷地盯着他。他转过身来站在我旁边。等哗啦啦的珠帘子在我们身后静下来时，我已祷告完了，高声说了一句阿门。这时外公在我身旁跪下，靠近我，低声说道：“你父亲正在做件可怕的事。如果他必须得做个天主教徒，那还算说得过去，但他远离自己祖宗，让自己永远孤独地四处漂泊就说不过去了。”我简直难以相信，父亲会做这样一件大逆不道的事，让我更难以相信的是，外公比我父亲岁数大得多，居然也会做错事。

外公曾给我讲过亡灵的世界，说祖宗的亡灵上天后仍需要我们爱护、关注和恭敬，并说得到了这些东西，他们就会和我们一起同甘共苦，还会保佑我们，大灾大难来临时甚至还会在梦里提前警告我们。他还说，如果我们对祖宗亡灵不恭敬，他们就会变成迷路的孤魂野鬼，在阴曹地府里游荡，比那些被敌人消灭、躺在稻田地里曝尸、被秃鹫叼食的将士们好不了多少。

外公告诉我秃鹫如何啄出死人眼珠，其中可能就有自己的祖宗，如果不敬祖宗，家里人也会遭同样的下场。每当他说到这儿，我马上喊道：“外公，别担心！我是天主徒，但我也会不断为您祷告，给您上供。”

我当时觉得这话能让他高兴起来，可他却使劲地摇摇头，好像要和我大动肝火似的，连忙说：“不行，不行。”

“我行。”我争辩道。

听到这话，他看着我。我猜，他可能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话有些过火了。他点点头，微微一笑——就像照片里他父亲那样——但他说过的那些话可不能一笑了之。“你是个女孩子，”他说，“所以你自己不能做这件事。只有儿子才能操办供奉祖宗的事。”

我心里猛然产生个奇怪的感觉，就是那种让人后退一步的恶心感，就好像光着脚踩到了一条大粘虫。你怎能摆脱自己的女儿身呢？于是我开始大哭了起来。外公见此拍拍我，又亲亲我，然后说没关系的。他的话对我来说却非同小可。我要保护好外公的亡灵，可又力所不及，只因我是个女孩儿。我们站在祖宗龛位前，等到我不哭后，才一起回到了前屋。外公冲着鹦鹉鞠了一躬说：“你好啊，好好先生。”格林先生回答道：“你好，好好先生。”我非常喜欢这只鹦鹉，可那天我不想和它讲话，因为它是男孩儿而我不是。

我所说的这些事发生在河内南面红河边的一座城市里。不久，我们离开了那座城市。那时我才七岁，依稀记得外公和父母的吵架声。我当时正睡在屋后的凉席上，被吵醒后，听到他们在吵架，只听外公说了一声：“这可不行！”他的话让我打了个冷颤。我再仔细一听才知道，他们在商量我们准备逃难的事。那时，人人都惶恐不安，同时又兴奋不已。我们小城里很多人家都打算搬走，甚至还把钟从教堂钟楼里摘下来带走，因为我们都是天主教徒。但外公并不操心天主教徒的事，他关心的是自己祖宗的灵位。他们生于斯，死于斯，埋于斯。他怕他们走不成。“那时该怎么办呀？”他嚷了起来。他还提起了南越人，说他们如何恨从北方过去的人。他问：“到那时又该怎么办呀？”

格林先生这时也随声应和：“那时该怎么办？”这只鹦鹉在过去十六年里，冲着我把这话嚷了一千遍，一万遍。鹦鹉能活一百岁。虽然我不能保护外公的灵位，但我能照料他的鹦鹉。1972年外公在西贡去世时，知道格林先生会跟我走。我那时二十四岁，新婚燕尔，仍非常喜欢格林先生。它趴在我的肩头上，用嘴揪着我的耳朵，它那张嘴能嗑碎最硬的壳，但轻柔地揪着我的耳朵，用舌头舔着我。

我把格林先生带到了美国。无论是新奥尔良漫长的夏季，还是温暖的春季和秋季，还是无数个和煦的冬日，它都卧在窗纱围起来的后门厅里，学着外公的声音说话。每当它想登上我肩头和我一起去社区公园时，它就说：“那时该怎么办？”每天早上我总是第一个来到它面前，它见到我便说：“你好，好好先生。”

这只鹦鹉非常爱我，我也是唯一和它接近不会被啄出血的人。但它爱外公胜过我，好像身上附着外公的魂，心里装着外公知道的那些事。格林先生骑在我的肩头上，贴着我的脑袋，嘴里重复着从我丈夫和孩子们那里听到的英语单词。我的孩子们甚至还教它几个英文单词。它学着这些词，但没有任何激情。可外公讲的越南话从它嘴里蹦出来却铿锵有力，就好像它心中装着一个坚强的人。每当格林先生用外公的声音说话时，它的瞳孔便不断地忽大忽小，一副高兴的神情。昨天我试着给它喂点儿兽医开的药，可格林先生说：“不行。”即使病了，它眼神里还流露出挑战我是多么的快活。

我还记得后来我们终于在西贡安顿后的情形。那时外公在仙逸街发现了一个鸟市，经常带着我去逛。其实，仙逸街鸟市上还卖各种其他宠物——狗、猴子、小兔子、小乌龟，甚至还有山猫。但外公总是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来吧，小家伙。”于是我们爷俩便沿着我们家住的振兴道，来到仙逸街，他总是带我去逛这个有着各种鸟儿的地方。

金丝雀是鸟市上几乎人见人爱的鸟。外公能和这些鸟儿一起唱歌。它们全都跳到笼子一边，站在离外公最近的地方。外公吹着口哨，哼几声，甚至还唱几句北越的歌，但声音压得很低，只有鸟儿才听得到。他不想让西贡人发觉他是从北方来的。所有的金丝雀这时都张开嘴，让天空充满它们的歌声，喉咙一起一伏。我看了看外公，想看他的喉咙是否和鸟儿一样起伏。他的喉咙根本没动。他脖子上的皮肤仍耷拉着，虽然我总是看见他对那些鸟儿着了魔的样子，但从未见过他喉咙有什么动静，似乎根本就没发出声。人们见到他有这本事都笑了，说他是巫士，可外公根本不搭理他们。

虽然外公和所有的鸟儿一起消磨时光，但仙逸街的金丝雀是他的最爱。黑羽毛的鸟——有喜鹊和画眉——总是各唱各的，特别是那些黄嘴巴的黑鸟更是如此。外公来到黑鸟跟前，听着它们各自叽叽喳喳的便冲它们皱眉头，好像它们都傻乎乎，只会孤芳自赏。它们不需要外公逗它们唱。外公冲着它们吼道：“你们只不过是一群老娘们。”有时我们还来到眼睛又大、又喜欢安静的鸽子面前，外公冲着它们咕咕地叫，夸它们长得如何漂亮。有时我们还观赏长得和母鸡差不多、不停啄鸟笼底的水鸡，还观赏长着忽而弯曲忽而伸长的美丽脖子的仙鹤。

我们观赏了所有的鸟，所有的鸟都招外公喜欢。我记得第一次快逛完仙逸街时他还停在装满麻雀的笼子面前呢。外公弯下腰聆听它们喳喳叫。我也觉得小麻雀很可爱。它们小巧玲珑，眼睛亮亮的，即便挤成一团，也总是在动，跳来跳去，抖抖羽毛，晃来晃去，和我那些好虚荣的小朋友们一样。我是个好静的小女孩，偶尔也照镜子打扮打扮，往脸上扑点粉，可在公开场合，我极力保持矜持，不与其他女孩混在一起。

我又惊奇又兴奋地看见外公第一次逛街就和卖鸟的人开始比划起来，然后又指了指麻雀。鸟贩子把手伸到笼子里，抓了一只又一只，然后把它们装进纸盒子里。外公共买了十二只。看见这些鸟卧在盒子里不飞走，我问道：“它们怎么不飞呀？”

“它们的翅膀被铰断了。”外公回答说。

我觉得这倒挺好的。显然，小麻雀没表现出什么痛苦，还能蹦来蹦去，而且它们再也不会从我身边飞走了。我无需用笼子装这些好虚荣的小朋友。

我敢肯定外公当时知道我在想什么，但他什么也没说。回到家里，外公把盒子交给我，告诉我把鸟给妈妈看。我发现妈妈正在后门台阶上择菜，便把盒子拿给她看。她叫道，外公太好了。她把盒子放下，让我跟她待在一起，帮她干活。我蹲在她身旁，一边等她干完活，一边听着盒子里小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

我们家总是养几只鸡、几只鸭、几只鹅。这些鸡鸭鹅看见我蹲在妈妈身边也不害怕，仍围着我们找食吃。我知道这些家伙早晚都会被吃掉。但不知怎的，仙逸街对我来说似乎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那里的麻雀似乎养来只是为了听它们叫唤，和人做朋友。但妈妈终于切完菜了，接着她把手伸进盒子，掏出一只小麻雀。麻雀的脚在她拳头底下吊着，小脑袋从拳头上面冒出来。我看着它的脑袋，知道它是个小女孩，只听妈妈说：“好好看着，这样宰麻雀。”紧接着，我看见她另一只手攥住了小麻雀的头，然后使劲一拧。

我不记得自己过了多长时间才适应了这种做法。以后每当外公再站到仙逸街的麻雀笼子前，我就溜到一边。我不喜欢看外公买麻雀时的面目表情，那表情和他逗鸽子、逗金丝雀唱歌时一个样。但我心里早已认定这将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也会变成妈妈这样的女人，学会亲手把所有的麻雀都宰了。妈妈还教我怎么烹饪。我自己也想成为像她那样的女人，一下子拧断麻雀的脖子，拔去它们的羽毛，再把它们烤了。记得每次吃完麻雀，外公都会深深吸口气，然后惬意地闭上眼睛。

仙逸街上也有卖鹦鹉的。它们长得都特别像格林先生，浑身上下是面包树叶的颜色，只有喉咙部位有点儿黄。外公每挑一只鹦鹉，便学它歪着头对它说：“你好。”或：“你叫什么名字？”——这些话他可从来没对格林先生说过。仙逸街的鹦鹉从不和外公说话。只有一次，其中一只鹦鹉发出和街上蓝色出租车一样的喇叭声。这些鹦鹉从没说过话，外公费了好大工夫才给我讲明白。他说这些鹦鹉被抓来的时间不长，所以还没学会说话呢。他又说，它们可能没有格林先生那么聪明，但总有一天会说话的。有一次刚解释完，外公便靠近我，指着一只正在捉翅膀下的螨虫的鹦鹉说：“你变成老太婆，死了，入土之后，那只鸟还能活着，到那时它就能和人说话了。”

我现在四十一岁了，每天都沿着海湾边上的堤坝走到菜园里干活。这个海湾贯穿整个凡尔赛，凡尔赛是新奥尔良的一部分，但离市中心很远，住的都是从北越移居过来的越南人。我外公从没见过美国，因此我不知道他的感受。我每天都戴着草帽，穿着肥大的黑裤子去菜园，蹲在肥沃土地上，种生菜、散叶甘蓝、绿萝卜和薄荷。我那双曾经很漂亮的脚慢慢变得粗糙了。家里人喜欢我把这些新鲜东西摆上餐桌。

有时格林先生会和我一起去菜园种菜。它骑在我的肩上，能待好长时间，经常学着北美红雀的样子，发出跳弹般尖锐的呼啸声。最后格林先生总会从肩上溜到我的怀里，然后再跳到地上，摇摇摆摆地在菜园里到处逛。看见它开始啄菜秆，我便冲它大叫：“不行！”它看着我，似乎很生气，好像在说，我怎么胆敢用它的话——它的和它第一位主人的——来呵斥它呢。去时我身上总带着小树枝，扔给它一两根让它嚼，以免我们俩谁也不让谁。我总是尽力维护它的尊严。它现在至少比我大五十岁。外公抓住格林先生时才十八岁，那时他和他父亲正走在去往高地的途中。

现在格林先生已是只老态龙钟的鸟了。上了岁数的鸟对周围事物老是不明白，这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几个星期前，格林先生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拔自己身上的毛。察觉到这件怪事后，我连忙去找兽医。当时格林先生的胸脯上已露出一大块秃斑，一些羽毛堆在窝边。为了它，我整整一下午哪儿都没去，透过厨房窗户盯着它。它卧在后门边的窝里，总共从胸脯上拔下十二根羽毛，一次拔一根，每次都用舌头舔舔，然后扔到地上。我来到后门厅，它冲我大声叫了起来，好像它在做什么私密的事情，我应该知道别去冒犯它。我坐在后门厅里看着，它不再拔毛了。

我带格林先生去看兽医。兽医说，鹦鹉这么做可能是因为它们缺少某种维生素或矿物质，但更常见的原因是这只鸟觉得很无聊。我极力说服自己，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因为只要我出现在后门厅，格林先生就不再拔自己的毛了。兽医说，让它忙乎起来就好了。于是我给格林先生弄来一棵新树让它爬，树上还有很多新鲜树皮让它啄，和它待在一起的时间也多了一点儿。甚至它不想出去时，我也把它带到菜园里去，还把针线活，甚至厨房里的活——饭前准备工作——都带到后门厅里去做，一边做着这些家务活，一边和它唠嗑。我说的都是些没营养的闲话，一说就没完没了，格林先生经常严厉地瞪着我，我都能听见自己就像只乌鸦喋喋不休。

我迫切地想为它做点事。它老了，又有病，我不得不帮帮它。外公是挣扎了六个月才离开人世的。他躺在我们家顶楼的床上，格林先生一直卧在他身边守着。我还记得挂在窗户上的风铃。风铃是铜做的，现在我家从不挂它，因为我只要听到一声风铃响，另一种声音便接踵而至，那是外公咳咳的咳嗽声。我会和母亲去看望他，有一次正要离开时，他把我叫回去。这时母亲已出了门。我来到他面前，还能远远听见妈妈和外婆正快速地嘀咕着什么。外公打着手势，让我靠近些，然后把身子扭了过来。扭身时，他疼得龇牙咧嘴，但还是强忍着转过身来。他要告诉我一个秘密。我斜着身子靠近他。他说：“听到她们在说什么了吗？”他冲着门点点头，显然指的是母亲和外婆。

我说：“是的。”

他皱着眉头说：“她们净说傻话！叨叨咕咕，哭哭咧咧。女人都这样。你不想长大后像这些老娘们吧？”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但我想成为妈妈那样的人。外公说这话时，那种让我后退一步的恶心感又开始在心里翻腾，眼泪也涌了出来。就在这时，我听到母亲叫我的名字，心想我用不着回答外公的问话了。我不想理他，一句话没说便跑开了。但当我到门口时，格林先生叫了起来：“那时该怎么办？”这只鸟似乎真的把外公的心里话说完了。你将长大，成为女人——那时该怎么办？

它的确说出了外公的想法。鹦鹉是很聪明的。格林先生更是格外聪明，它知道的远比外公说的多。虽然我觉得生灵转世是无稽之谈，但佛教徒都相信灵魂转世这个说法。这几天为了拯救格林先生的生命，我一直和它唠唠叨叨，可它一直对我怒目而视，并开始大叫：“不行！不行！”直至我不再唠叨了。也许它还能接受男人的声音，但容忍不了我的声音。格林先生又开始拔自己的毛，甚至我坐在屋里盯着它也照拔无误。一看见它拔毛，我便走过去对它说：“不行！”可它根本不理睬我。它甚至也不抬头看我，只顾扯自己的毛，每拔一根，就听到轻轻的嘣的一声。到了第二天，它便开始咳嗽。

我熟悉这咳嗽声。最后我又带格林先生去看兽医。兽医告诉我原因，与我意料的一样，这只鸟没咳嗽，它只是在模仿一个人的声音。兽医问：“最近家里有人得流感了吗？”

“有。是我外公。”我答道。

记得最后一次看我外公时，他开始咳个不停。母亲来看他，他摆着手让她走。母亲退出来，于是我上前想帮他。他当时坐了起来，弓着腰，胸腔深处发出阵阵咳嗽声，接着突然静了下来。我向前走了几步，离他更近些，觉得是我的脚步声止住了他的咳嗽。外公仰起脸，眼神里透着无限的悲哀。我知道他绝望了。我弟弟当时还没出生。我屏住呼吸，好让屋子里的寂静延长一会儿。可他胸腔里又发出了咳嗽声，响彻整间屋子。

早上，我来到后门厅，见格林先生仍在拔毛，连招呼都不打了，甚至连吓我一跳的那声“好好先生”都不叫了。它扔掉一根毛，然后开始拔左翅膀底下的另一根。它的胸脯已光秃秃的了，皮肤看上去和外公脖子上的皮一样松。我站在它面前，伸出胳膊让它过来骑在我肩头。昨天它还说：“不行。”可今天它一声不吭。它扔掉羽毛，靠了过来，然后狠狠地在我胳膊上啄了一口。我流血了。但我胳膊一动没动，于是它瞪了我一眼。它的瞳孔开始变大，眼珠一动不动，透出无限的悲伤，似乎在思考自己的行为。我又把胳膊伸给它。它知道没别的选择了，于是爬上来——但没骑到我肩膀上。

我举着胳膊，把格林先生带到外面。此时太阳还没有驱散海湾的雾气。我直接走进了菜园。我像孩子一样光着脚，觉得脚下的土又软又湿。我蹲下身，然后迅速一伸手攥住格林先生的胸脯，把它提起来，趁它还没来得及挣扎，就腾出另一只手抓住它。它的翅膀被按住了，在我手里它的个头比我想象的大得多。但越南女人干这些事都很有经验，格林先生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被按躺下了。我用膝盖顶着它，伸手，一把拧断了它的脖子。

我要为外公的亡灵祈祷，不再和他生气了。我有时去参加平日里举行的弥撒。凡尔赛有一座越南人的天主教堂，用越语举行弥撒。我坐在后边，望着所有老太太们坐的地方。她们活着时天天去领圣体，然后穿着自己的传统服装坐在一起，并用头巾把头发包起来盘在头顶。我不知自己晚年是否也会像每天来做弥撒坐在那里的老太婆一样。我们教堂里没人能像鹦鹉那样活那么长。我们主仅活了三十三年，所以活多长也许并不重要。基督死时有几个女人围在他身旁，其中有两个叫玛丽。她们当时见此情形束手无策，那些四下逃走的男人不也同样无能为力嘛！

回家路上

我不是诗人，不过是个商人。人们认为只有诗人才能把事情看得透记得清。也许只有诗人才能死得潇洒。我们这帮商人可做不到。我开车从路易斯安那州查尔斯湖的家里出来，到得克萨斯休斯顿机场去接妻子的外公。那么，我这一路上都经历了什么呢？我知道去机场的捷径，于是我下了波蒙特州际高速公路。可当时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呢？我穿过得州几座名副其实的小城。一座叫中国，另一座叫诺姆，还有一座被称为自由。假如我是个迷信预兆和象征的人，我会对此报以一笑。此刻，我正开车穿过那座自由城去接妻子的外公，而外公的自由正是我和妻子，还有住在旧金山的外公的侄子，经过多年的努力，才最终争取到手的。老爷子在越共统治下的越南生活了十三年后，今天将从美国西海岸抵达这里。也许只有诗人才能把这些事情联想起来——自由啊、得州啊、妻子的老外公啊——然后写出一首令人难忘的诗。也许并非如此。反正我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也许诗人所感兴趣的只是飞走的小鸟儿，或跳到池塘里的青蛙。

我当时所知道的就是，自己正沿着两车道的得州高速公路行驶，留心着沿途的生意。对我来说，就是那些如何寻找新角度和市场空白点的特越南式的小买卖。我注意到诸如挖树桩、拆房子、清淤泥等服务项目广告。沿途各种各样的摊位一个接一个——有卖烟花的，有卖水果和蔬菜的，还有卖车毂盖儿和古董的。天堂俱乐部举行身着迷你裙姑娘的选美赛，还有饵料仓出售着特殊爬虫，另外还有得州获奖人贱卖自己的棒球赛奖杯。有欢喜面包圈店，还有一所未来之星培训学校，电线杆上贴着一幅手绘的广告牌，上面写着：沿这条土路向前一英里处，出售最好的门厅吊椅。床垫商在广告牌自己商店名字下面还写了一行字：基督即是我主。

我是个天主教徒，所以我必须说，这句话可把我逗笑了。这位掌管宇宙的主，耶稣基督，摇身一变，成了床垫商的主。即便如此胡说八道，但我明白这位店主极力想做什么。他想吸引那些和他自己持同一信仰的顾客。如果知道自己的销售区域，这在商业上还是个不错的做法。我自己在查尔斯湖区的洗衣业和干洗业就经营得不错。其实很简单。南路易斯安那州的气候让人热得挥汗如雨，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干洗衣业和干洗业的好地方。我在查尔斯湖已有两家洗衣店，将在萨尔弗再开一家店。所以当我开车经过得州时，和往常一样，让我感兴趣的都是这些东西。我是个商人。我就是这个样子。

假如我是个迷信预兆和象征的人，开到一座低矮的公路桥时，就会对我即将结束的那段旅途感兴趣，因为就在开过这座横跨两条河流的桥时，我看见指示牌上写着两个词：迷失的、古河道。这两条河流宽阔的交汇处布满了小岛和被淹没的树，很难看清楚它们是怎么交汇的。它们看上去更像一片恣意横流的水域，可能更像一个大湖，或被围起来的一片水域——不动也不流的一片水域。迷失方向的、古老水域。

我其实并没有对妻子的外公郑老伯太在意。我只知道一点：妻子非常爱他。我们在越南都是这样。我们把家看得很重。我四个孩子都很孝敬我，我也爱护他们。妻子忠于我，我也忠于她。我爱她。我们非常幸运，因为我们父母允许我们相爱结婚。也就是说，我父母和妻子的母亲允许我们这样做。妻子的父亲那时已经去世。我们家里现在仍摆着一个小小的龛位，天天为他祈祷。所有越南人，即使是天主教徒，也都这么做。作为天主教徒，我们把这当作行圣徒礼。其实妻子根本记不清自己的父亲长什么样。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是在南中国海游泳时淹死的。从此以后，郑伯在妻子眼里就和父亲一样。

在我去机场前的晚上，她哭了。她非常高兴能和外公再团聚，同时又为失去他那么多年感到难过。我听到她埋在枕头里呜呜的哭泣声。我抚摸着她的肩膀，感到她在发抖，于是打开床头灯。她突然把脸扭过去，好像我在责怪她哭似的，又仿佛做了件丢人的事。我对她说：“梅，没事的，我能理解你的感受。”

“我知道。”她说，但她没有转过身来。于是我又把灯关上了。她在黑暗中转过身来，我一把把她搂在了怀里。

你必须等一会儿才能明白这件事为什么如此重要，但此时我必须坦白一件事。那就是，妻子在黑暗中转过身来，我搂着她，听着哭声渐渐变小，最后止住了，心里当然是非常高兴的。我很高兴自己能在情意浓浓的深夜搂着妻子，还能安慰她。可是，我躺在那里，心思并没放在我爱的这个女人身上。我心里明白她对自己亲人所感受到的一切，而且这位亲人在她眼里至关重要，曾从她生活里消失了十几年，现在又将回到她的身旁。但这样描绘心里的感受，语言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深夜躺在床上时，这些也是我所能想到的全部。我虽然还在脑海里不断措词，但这会儿让我分神的是，我的后脚跟有点痒却不能挠挠，而且还有新干洗店门市部所用不同型号的油漆价格。妻子身上的暖流虽贴着我，但我脑子里还能听到电子闹钟的嗡嗡声。

请不要对我做出错误的判断。我可不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等妻子渐渐安静下来后，我把她拉过来和我贴得更紧了，但我是有意这样做的，甚至可以说，我努力想让自己记住这一刻，可留在我脑海里的这段记忆更像一种思考，而不是感官上的感受。那种感受似乎不是让我后脚跟发痒的感觉，也不是对闹钟嗡嗡作响的察觉，那要比这些生动得多。我尽最大努力重现那个夜晚的情形，好让我重新有把握告诉你，这间屋子里是有个闹钟，我腿的另一端是我的脚。

你将会明白，让我陷入这种不安的，是郑老伯。那天我搂着妻子，过了一会儿，听到她对我说：“我流的大多都是高兴的眼泪。庆哥，没事儿。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我能再变小，他的背还足够强壮，我还能再骑在他的背上。”

到了登机口，我看着人们排队走出通道，可看到的都是白人或西班牙人的脸。他们匆匆从门口鱼贯而出，又急急忙忙地四散而去。接着过了好长时间，没有人从里面出来。我开始琢磨，这位郑老伯是不是没赶上飞机呀。我想到妻子在家里准备的家宴。她和孩子们，还有住在查尔斯湖的朋友们，一清早就开始收拾屋子，准备饭菜，来庆祝这个大团圆。可现在登机口的门仍张着大嘴，但空荡荡的没有人出来。我当时唯一的想法是，今儿的饭算是糟蹋了。我不担心郑老伯，也不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

我朝在计算机前工作的机场服务人员望去，他们正在为下一航班的乘客检票。我正准备找他们帮忙时，又瞟了一眼登机口，看见郑老伯走了出来。他穿着红黑格子运动衫、斜纹布裤子，拄着拐杖，背稍稍有点驼。而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不是自己一个人过来的。一位与我年纪差不多的越南人在没拐杖的另一侧搀着他，弯着腰，在他耳边嘀咕着什么。这时那个年轻点的人抬头看见了我。我认出这是妻子的表弟，郑老伯侄子的儿子。他冲我微笑，并点头和我打招呼，然后拽了拽老伯，让他看到我。郑老先生抬起头来，头上的灯光在他的眼镜上一闪，他的眼睛一下子消失了。他也笑了。我这才感到一切都平安无事。

他们向我走了过来。我先握住郑老伯的手说：“您能来看我们，我很高兴。”

我本想多说点——我脑袋里装着一些词，想告诉他妻子是多么爱他，她没到机场亲自来接是多么抱歉，他的重孙们是多么想见到他，等等——但我还没来得及说，妻子的表弟就打断了我。他对老伯说：“这是庆哥。我跟你说过，是来接您的人。”

郑老先生点点头，看看我，重复了一遍我的名字。他不再说什么了。这时我望着这位表亲，听他说道：“我叫邝。”接着非常规矩地给我鞠了个躬。

“我记得你。”我说着便伸出手来。他迅速握住我的手，但我从他拘谨的举止中看出可能还有一些郑老伯的情况我不知道。这是越南人的礼节，那种特老派的礼节：不告诉你听了会心里难受的事。这个世界没必要被这些愁事搞得更惨。人们以为你想听的是一切顺利，那么不管真实情况如何，人们对你都是报喜不报忧。邝表弟让我觉得他还守着这个规矩——他父亲肯定也这样，因为这是不讲究实际的人学会的处世态度。

但我是个直来直去的人。经商，特别是在美国经商，让我变成这样。所以我对邝老弟说：“郑老伯是不是病了？”

他冲我笑了笑，好像我是个小孩子在问人打雷是怎么回事似的。他说：“我陪老伯一起过来，为的是确保他旅途平安。他上岁数了。”

这么谈论这位老人，好像他不在场似的，我突然觉得有些别扭，所以看了老伯一眼。老伯正心满意足地拄着拐杖，巡视着周围的登机口。我弯下身，凑过去问道：“郑老伯，您喜欢这飞机场吗？”

他马上转过身来对我说：“这机场不错。是我见过最好的机场。”

老人说话的声音铿锵有力，这让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我喜欢看他赞赏这座我也很欣赏的机场。然后我对邝弟说：“他是不是只体质有些弱？”

“是的。”邝表弟说。我觉得他非常高兴能找到词来应付我直截了当的问题。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位邝表弟。

但我不得不问他：“您来查尔斯湖和我们团聚吗？”

“我不去。我得谢绝您的热情邀请。今天我一会儿得乘飞机回去。”

我又直率地问：“您一路风尘来这儿连机场都不出？然后立刻回去？”

邝表弟耸了耸肩，说道：“确保老伯平安到达我就心满意足了。父亲说，也许一星期后，您会想和他商量把郑伯的家安在哪里，他将等您的电话。”

我对这些细节一无所知，只知道为了妻子，也为了遵守我们国家的家庭传统，才愿意让老伯成为我们家里人。所以我点了点头，然后搀着郑老伯，对邝表弟说了声“再见”，便向行李处走去。

一路上郑老伯让机场给迷住了，脸上一副惊诧不已的表情。从他频频的点头和嘴里发出的赞叹声可以看出，他是那么兴致勃勃，显得那么愉快，以至于我都不想说话打扰他。他只问了我两个问题。第一是人们在哪儿取行李，但这个问题由类似游乐场上的木马转盘回答了。当听到行李转盘的铃声响起，看到银光闪闪的金属带开始转起来时，他乐得哈哈大笑。郑老伯站在行李出口处，盯着从塑胶门帘里出来的一件件行李，仔细得像一位海关检察官。他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我是否有车。当我回答有车时，他似乎非常高兴，把拐杖举到面前，使劲敲着地，说：“好啊，好啊。别告诉我什么牌子，我自己会看。”

但到了停车场，他一脸困惑。他围着车转了一圈，又用拐杖一端的橡皮头轻轻敲它，一连敲了好几个地方：尾灯、毂盖、前保险杠和散热板上的车牌。“我可不知道这种车。”他说：“我根本不认识这种车。”

我说：“这车叫阿库拉。”

听到车名，他一摆脑袋，好像有只嗡嗡叫的蚊子刚好落到他脑袋上似的。“我以为你有辆法国车。雪铁龙，我以为会是辆15CV型的大轿车。”

“郑老伯，我没有那种车。这辆车叫阿库拉，也非常不错。”但我没告诉他这车是日本产的。

郑老伯把肩膀耸得高高的，然后又重重放下，似乎失望极了，甚至可能还有点不屑一顾。我把他的行李放进了后备箱，给他打开车门，然后我们开出机场，回到两车道的高速公路，没再说什么。我两眼盯着路面，心里琢磨着要找点话来和他说，但我并不擅长此事。我听郑老伯说了一句：“内饰还不错。”

我没明白他的话。我扫了他一眼，看见他的手在摸着仪表盘，才意识到他脑子里还一直想着车的事。我说：“很高兴你喜欢这车。”

“没其他车那么好。”他说：“不过嘛，还不错。”

世上所有车都没有劳斯莱斯那样的内饰，也只有劳斯莱斯车的内饰才能比我的阿库拉好。我只朝老伯点点头，告诉自己没必要和他争辩，或顺着他，只对他亲热些就行了。如果他愿意聊，那就和他聊下去好了。我前面的路似乎显得那么漫长。我们甚至还没到水果摊和卖挖桩机的地方呢。前面还有一家家的快餐连锁店、一座座的加油站、小百货店及汽车销售店。嗨，还有很多里路要走呢。

就在这时候，我看见前面一个聪明的汽车销售商做的招牌。他把一辆大豪华车吊在看起来有七十英尺高的吊车上。我对郑老伯说：“看！这里有雪铁龙干不了的事。”我指着吊在空中的汽车。他低下头，歪着脑袋向上看，嘴巴张得大大的。开过汽车销售店时，他一声没吭，马上转向另一侧观望，然后又转过身从后窗望，直至吊车上的车再也看不见。

我预料郑老伯对此得议论议论，大概得说还没人这样给法国车做广告，或没这个必要。反正诸如此类的议论。可他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我觉得保持沉默也不错。老伯没见到他所钟爱的孙女之前，我还是集中精力走完前面的路吧。我觉得自己对那种旧的生活方式已感到很别扭了，如那种几代同堂的大家庭，还有其他旧习俗，比如越南人拐弯抹角的说话方式，还有迷信等等。我现在已是美国良民。虽然我想帮坐在身边的这位老伯做点事，至少为了妻子的缘故，但完全把自己的故乡越南扔在脑后，也并不是什么令人不愉快的事儿。

可我扔在脑后的不仅只是旧风俗习惯。从机场开车回家时，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点。可现在我清醒地意识到了。我和妻子一样，都是在头顿市长大的。我们两家都很富裕，整年住在南中国海边的别墅里。法国人把这个地方叫作圣雅克城。那里的沙子白灿灿的，海如碧玉。但我所描绘的这些并不是生动回忆，而是脑海里的所思所想，实在的和旅行手册上所写的字一样。我抛在脑后的不仅是那座城，还有那片大海。

但是，你得明白，这可跟最终到美国当难民没什么关系。当再次开到那两条迷失的古河时，我还能认出它们，看上去就像一个大湖，但这只不过是我心里想象罢了。

也许这个例子举得不好。这两条河对我意味着什么呢？我现在提起它们，纯粹是因为不想讲我和郑老伯在余下路途上所发生的事。我们开过这两条河时，大概这个地方让我想起还有郑老伯在身边，也许因为以前把它们想成某种征兆的缘故，我又试着找话和老伯说。我看到路肩上有一个大橡胶圈，然后又看到了一个小点的，便对郑老伯说：“这是卡车的翻新轮胎。在越南一些能创业的人会把它们收集起来加以利用。可在这儿，没人对这感兴趣。”

老伯还是不说话，但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身边有动静，便扫了一眼，看见他两眼瞪着我。他问道：“我们还要走多远？”

“可能还得走一个半小时吧。”我回答说。

“我可以摇下车窗吗？”

“当然。”我说。我关了空调，看见他正要抓车门上的摇把，便按了下电钮，放下他那边的车窗。郑老伯转过脸来，睁大眼睛看着我，好像吓了一跳。我说：“这是电动车窗，没有摇把。”

他脸上的表情仍保持不变。我想再给他解释解释，可我还没开口，他就把脸转向了窗外，身子稍微靠着窗，好让风吹拂着他的脸，还有他的头发——他的黑发仍多于白发——头发被吹得立了起来，接着又飞舞起来，不知什么原因，他这样子让我心里有些发毛。所以我又望着得州的高速路，开始集中精力开我的车，很高兴他能安静地待一会儿，然而这样做却犯了一个大错误。

如果我能早点强迫他和我聊天就好了，那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为我们抵达查尔斯湖做好思想准备。并不是说我已做了许多准备。目前的情况是来不及了，我们还有大约十五分钟就到家了。我们已驶过色宾河，进入路易斯安那州。我指着河让郑老伯看，这是一个小时后，我在车上头一次和他说话。甚至这样也没让我们攀谈起来。过了一会儿，心神不定的郑老伯终于开口了。他说：“这儿的空气不错。开车时清风拂面真是很惬意。”

我自然以为他是在和我说话，可当我说“是的，说得对”时，他一下子又把头拧过去，好像忘记我的存在似的。

对于这样的反应，我能说些什么呢？我本应该立马就说的。但是我对着他，就像对着梦中醒来迷迷糊糊找不着东南西北的爱妻梅一样。我说：“郑老伯，我们离查尔斯湖不到二十里了。”

他没有理我，但脸色温和多了，好像睡醒了似的。

我又说：“梅急着想见您呢。孩子们也都兴奋极了。”

他对此也没什么反应。这让我觉得即将成为我们家长辈的这位老伯未免太没礼貌了吧。他又望向窗外，并说道：“我最喜爱的车是辆霍奇基斯车。我有一辆1934年产的霍奇基斯车。一辆AM80跑车。那可是辆好车。我曾开着它从西贡跑到河内。真是辆好车。就像1932年在蒙特卡罗汽车大赛上获奖的那辆车。多年来，我开过很多车到河内。雪铁龙、标致、福特、德索托，还有西姆卡。但霍奇基斯是最好的。我每年年底开车到河内，在那儿待上十天，然后返回来。共一千八百公里，我两天就跑完了。我白天开，我的司机夜里开。晚上开车跑甭提多美了。我们把顶窗打开，头顶上是明亮的月光。我们沿着海滩飞奔。然后我们停下车，打开车灯，兔子就会跑出来，让我们抓住。特容易。我能看见兔子的眼睛在灯光下闪烁。然后我们在海滩上点起一堆篝火。火星冲天，我们坐在那里边吃边听大海波涛。开车真是很快活。美极了。”

郑老伯又不说话了。他让脸迎着风。我留意那嗡嗡作响的阿库拉引擎，心里觉得有点不对劲。我身旁的这个人正沿着南中国海边飞车呢。此时此刻，他心里边的那种感觉如此强烈，随时被唤起，然后沉浸其中，让这一刻永不消失，兔子的眼睛仍闪闪发亮，火星仍飞向空中，让他觉得无比快乐。

这时我们过了大湖西边的炼油厂，驶上I-10号桥，查尔斯湖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对郑老伯说：“现在我们快到家了。”

老伯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们要去什么地方？”

“去哪儿？”

“你是不是我侄子的朋友？”

“我是您外孙女梅的丈夫。”我竭力告诉自己，他脑子仍停留在去往河内路上的海滩上。

“我外孙女？”他问道。

“您女儿芝的女儿梅。”我强压住烦乱的情绪，当时我的心情烦乱得如老伯被风吹起的头发。

郑老伯慢吞吞地侧过脸来，眯缝着眼，想了好久才说：“芝的丈夫在海里淹死了。”

“是的。”我说，终于放心地松了一口气。

但过了一会儿，老伯却说：“她没女儿。”

“您这是什么意思？她当然有女儿了。”

“我觉得她没孩子。”

“她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我发现自己嚷了起来。也许当时我应该把车停靠在路边。我应该把车停在路边，和郑老伯把话说清楚。但这无济于事。我还是得带着他去见我妻子。我不能把他扔到湖里开车走。还有五分钟就要到家了，于是我抓紧一分一秒，仔细地向他解释梅是谁，但郑老伯就是想不起来。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他一口咬定是我弄错了。

我在家门口的终点站站牌前把车停下，想再解释一下。“梅是芝和儒的女儿。儒像您说的那样，淹死在海里了。后来，梅把您当成父亲……您经常背着她。”

“我女儿芝就是没孩子。她住在芽庄市。”

“不住在芽庄。她从来没住过芽庄。”

郑老伯摇头否认，彬彬有礼但又非常自负地反驳我：“她住在芽庄海滩边上，一片非常美丽的海滩。她没孩子。她自己还是个小女孩，怎么会有孩子呢？”

我感到非常虚弱，几乎说不出话来，但我还是对他说：“她有个女儿。也就是我妻子。您非常爱她。”

最后，这位老伯又把脸扭过去不理我了。他把头枕在车窗上，好像在耐心地等着风再吹起来。

我为妻子感到难过。但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我早已变成了直肠子，一点也不像越南人。我正以做买卖的方式和人交流，所以说这事时也是直来直去。我为梅伤心，但更担心我自己。这位老伯让我害怕。这和你所想的并不一样，我自言自语地说，哦，可能我也会这样，坐在那里把头伸出窗外，不记得谁是自己最亲的人了。但我知道，我和他不一样。

我驶过最后两个街口，来到位于街角的家门口。这是一栋长方形、屋顶很陡的房子，前院有一棵疙疙瘩瘩的大橡树。刚驶上小路开进自家车道，家里人就听到了我的车响，从旁门一下子涌了出来。我赶紧下车，把孩子们拦住。我告诉大儿子带其他孩子进屋等着，好让妈妈单独和外公待一会儿，妈妈已好多年没见外公了。我的孩子们都很乖，也很听话。甚至我刚听到妻子给郑老伯打开车门，他们就都不见了。

我转过身来，只见老伯站在车旁。妻子拥抱他，他把头枕在她的肩上，脸上除了一丝淡淡的疑惑，一点表情都没有。老伯不停地对妻子说她不存在，也许此时我应该待在妻子身边，但我没能那么做。我恨不得赶紧走开，离我们家远点，离这位老伯和他的外孙女远远的。我想尽快逃走。但至少我把这个欲望压下去了。我转身沿着房子一侧躲到前院去了。

我来到橡树前停住脚步，环顾四周，极力观察周围事物。比如好好看看眼前这棵树。这棵树如一只黝黑的蟋蟀那么黑，位于下部的树枝又粗又大，和大多数树的主干一样粗大，直愣愣地伸出来，又垂下去重新在土里扎下根。一棵好大的树。我靠着它，望着远处，树消失在我心里。树不见了，但我知道自己羡慕这位老伯五十年前沿着海滩开着霍奇基斯飞奔。我羡慕那燃起的火星飘向空中。但我的羡慕让我感到惶恐不安。我想，看看这位老伯吧。他能记得他的车，可他想不起来自己的外孙女。

我不禁问我自己：我还能记得吗？甚至当我站在那儿时？我还能记得我爱的这个女人吗？刚才我还看见她。我和她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当然，假如她站在我的身旁，还在说话，她无疑是我最熟悉不过的。但一旦和她分开，我就不能那么清晰地描绘她了。我有可能在心里精确地勾画出她的脸，但她的形象不会再是火辣辣的，一下子扑到我的身上，让我心中充满对她真正的挚爱。我不能让清风拂面，清楚地看见她的眼睛，就像郑老伯在车灯下看见兔子眼睛一样。

我不仅记不清妻子的眼睛，也记不清自己的祖国。我失去了祖国，对此还不在乎。头顿是座非常美丽的城市，即使让风吹拂着我的脸，我也看不清它的模样，看不见绿树成荫的街道、白沙覆盖的海滩，还有和它相邻的南中国海。我只能说这些东西，而你能看清这些东西，因为你能用自己的想象力。我身在其中，所以我想象不出来这些东西，但我知道这些东西应生动地印在人的脑海里，但现在不可能了。它们对我来说已不存在了。

除非等我和郑老伯一样老时，也许会记得。恐怕郑老伯也像我一样心不在焉地度过了一生。也许，只有当他忘记外孙女后，才想起自己的霍奇基斯车。也许忘却是必要的。也许他为了想起那些才忘掉这些。即便如此，我并不以为他是有意这样做。内心深处某些东西只有当生命即将走到终点时才会涌现出来。这是让我最恐惧的，我怕自己内心深处所构建的空间比我心里表面所追求的范围要小得多。当某些真正有力量的东西最终回到我心里时，也许只不过是挂在吊车上的豪华车，或新粉刷的干洗店，或床边嗡嗡叫的闹钟。内心深处，我可能暗自准备好背叛所有自认为最喜欢的东西。

正是心中的悲伤驱使我来到前院，靠到大橡树上。我靠着树，时间一分分地过去了。这时妻子悄悄来到我身旁。我转过来，看见她低着头，两手捂着泪眼，轻声哭泣。

“对不起。”我说。

“我把他安顿在客房里。”她说：“他谢谢我，就像感谢旅店老板一样。”妻子轻轻抽泣着。我想抚摸她，可我的胳膊很沉，仿佛站在海底似的，仅能抬起几英寸。妻子说：“我想，睡一觉后他或许就能想起来。”

我既不能用谎话骗她，也不能强迫她面对事实，但是我必须得做点什么。我已对此考虑得太多了。一个好商人知道什么时候不再思考，而该采取行动。我把妻子拽过来，抬起胳膊一把抱住了她。这个动作和我生活中已忘掉的动作一样，让我自己和妻子都始料不及。我一步跨到她的面前，然后蹲下，我们俩还没来得及感到愚蠢可笑时，我就把梅背了起来，然后直起腰，绕着院子转。我先走到橡树低垂的树枝下，接着沿着甬路急奔到房子另一侧。我越走越快，妻子开始执拗了一会儿，然后大笑起来，把我抓得更紧，两腿夹住了我的腰，两只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我背着她跑了起来，我跑得越快，妻子笑得越厉害。我觉得她紧紧地贴着我，脸颊能感觉到她的呼吸。她呼出的气那样温暖湿润，如同南中国海吹来的海风。

童话

我喜欢把童话开头设在美国这个地方。我真正开始学英语的时候，买了些少儿读物，总看到开头这几个字：“很久很久以前。”我认得“upon”这个英文字，是一个美国大兵教我的。这个人给我买过西贡茶，还和我相处过一段时间，是个来自得州的牛仔。他告诉过我，他天天在牛背上起床，天天骑在牛背上。我对他说，他在和诺小姐（诺是我的越南名字）开玩笑。但他反驳我，不是，他真的在牛背上起床。我让他解释“up on”这个词，这样我就能知道我没听错。只有知道这个词没用错，我才能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朋友们听，好让他们明白我说的都是实话，明白曾和我在一起的这个男人都干了些什么。我来美国有几年了，看了些童话故事，目的只是想多学点英语，所以才碰到“upon”这个英文字。我曾问过在新奥尔良波旁街上工作的一个人，问他这两个词是否一样，就是“up on”和“upon”。这个人心地善良，每天很晚才来，等人们看完节目后清扫舞厅。他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思索了一下便说，是的，这两个词是一样的。我想，这倒不错，你知道如何坐到时间的脊背上，驾着时间向前走，但不知道它会走向何处，更不知它会在何时想把你甩掉。

很久很久以前，我是个傻乎乎的西贡酒吧女。如果你想知道那些越南酒吧女有多傻，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吧。1974年，一个男人把我带到美国，并说他爱我。于是我说，我也爱他。我在西贡和他认识时，他在美国使馆工作。甚至和我结婚前他就有本事把我弄到这个国家来。他说他要娶我，当时可能觉得他的想法有点让我受宠若惊，于是我说，天啊，我也爱上他了。然后，嗵地一下，我就到美国了。可是后来，这个人和在越南时大不一样，我猜，他也认为我变了。看，西贡的酒吧女就是这么傻。我曾听过他对着一大群越南重要人物讲话——那群人里有商人、政客等诸如此类的大人物。当时我在场，穿着最漂亮的长袍，红得像个大苹果，还穿着白色丝绸裤。他和那些越南人讲英语。因为他们都是大人物，所以都懂英语。我的这位男朋友不会讲越南话，可他在讲话结尾时，用我的母语讲了一句话，这对我来说非同小可。

你必须懂得越南语有一个特点，我们是用声调来表意，所以，你讲话的声调非常重要，和你的嗓音一样重要。声调升上去，或降下来，或平声，或拐个弯，或从绷紧的喉咙发出的降调都至关紧要。声调不同则字义不同，有时意义变化非常大。如果我听到某个词，并带有某个声调，我绝不会毫无道理地认为，你想表达别的词义。我到了美国以后，回想当时的情景才意识到那天是误解了他的话。可我意识到这一切时，已经太晚了。和那个男人分手后，来到新奥尔良安顿下来，我才坐下来试着用各种声调来琢磨他在西贡对那些人到底说了句什么越南话。

他原来想用我的母语说：“越南人万岁！”可我听他明明说的是：“晒黑的大雁落下来。”现在看来，如果这个男人说的是“越南人万岁”，那么他可能就是另一种人了。可我当时明明听他说的意思是“晒黑的大雁落下来了”——嗵地一下，这话当时让我的心都融化了。我们越南有许多关于大雁的传说，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讲的这个大雁的故事，而且听起来还挺不错。那天晚上，我本应让他给我讲讲这个故事，可我们那天做爱了，还忙着商量去美国的事。我自以为听懂了他那天的话，他的大雁没被烤死，它只不过是被晒黑了。越南女人不喜欢太阳。太阳会让她们的皮肤变黑，像个乡下人。我懂这点。大雁是不会掉下来摔死的，它只不过是躺在地上而已，只要想站，还会站起来。我爱那个男人，因为他告诉了越南人这个道理。我来到美国后，没想到还有更多的酒吧在等着我。我来到这里自以为爱着那个男人，自以为将成为摆弄烤箱和吸尘器的家庭主妇。当我觉得不再爱他的时候，曾试着最后一次和他相处，让他在黑夜里给我讲讲那只晒黑的大雁，告诉我那是个什么故事。他当时以为我疯了，是个不可理喻的越南女人，并说了一些比太阳还毒的话，让诺小姐最后万念俱灰。

后来，我又嗵地一下离开了那个男人。南越亡了，他帮我搞到了所有合法证件，让我成了美国公民，也充当了一次好人。我说的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亚特兰大。我又打听到新奥尔良。因为我是天主教徒，又是个酒吧女，所以这座城市听起来可以成全我这两种身份。我二十五岁了，乳房不大，在美国就显得更小了，但仍被视为头号美女。我还能跳摇摆舞，不久便成了波旁街上一家酒吧舞女。人人都喜欢我保持越南姑娘的样子。也许这里的一些美国男人对越南女孩还保留着一些愉快的回忆吧。

我也有过愉快的回忆。我曾在西贡一家叫做花儿的酒吧里工作。我当时是一朵花。街角上有自己一套小单元房，但你得走进一条胡同，然后上三楼才能找到。那里有我自己一块天地，街上的喊声、哭声，时而传来的阵阵枪声听起来似乎离得很远。我从不和其他女孩混在一起。她们净做坏事，吸毒，偷男人的东西。在西贡和我相邻的女孩就做这种缺德事。没过多久，有人便开着黑车过来接她，她每次都跟着他们走。她喜欢这样，所以我从不理她。有一天，她搭乘黑车走后就再也没回来过。她把所有东西都丢在住的地方，甚至连父母的佛龛也丢在那里。简直大逆不道。我独自一人住在西贡。屋里有张双人床，床上铺着漂亮的床单，还有一对枕头。樟木柜里有我的衣服，都漂亮极了，有三件长袍，一件苹果红的，一件蓝的，蓝得像一些美国男人的眼睛，还有一件黑的，和我头发一样黑。我还有一个放照片的玻璃柜，里面有我父亲的照片，还有两三张特别喜欢我的美国男人的照片，有我母亲的照片，另外还有我儿子的照片。

是的，我有儿子。一个美国人给了我这个儿子。现在儿子和我母亲住在越南。母亲说，我这种生活方式让儿子成不了人。我对她说，我儿子应该拥有最好的东西。如果诺小姐对儿子来说不是个好母亲，那么儿子就应该到别的地方长大。那个男人把我弄到美国时，不想要这个儿子。母亲除了说我儿子是越南小伙子而不是美国小伙子以外，和我不再说别的了。我觉得，虽然母亲对我的事有时不太高兴，但至少是我的亲人。我觉得他们在越南过得不幸福，但有谁还能了解这些情况呢？你有妈妈，又有儿子，然后嗵地一下子又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还活着，所以我没必要为他们灵魂祈祷，发愁也没用。

我常在西贡的小房间里祷告。我是天主教徒，所以屋里供奉着一尊硕大的圣母玛利亚座像。这是圣母玛利亚的座像，而不是曾当过酒吧女的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座像。我的圣母玛利亚雕像非常漂亮，她身披蓝袍子，赤脚从袍子底下露出来。她的脚和越南姑娘的脚一样好看。我向圣母祷告，并给她的脚抹上指甲油，还和她说悄悄话。她面对着门口，看不到我的床。

我在西贡和许多男人睡过。千真万确。但我一次只睡一个男人。我不和任何人一起吸毒。我也不偷任何人的东西。当男人感到孤独、害怕，想让温柔的东西靠近他们时，我就把爱给这些男人。虽然我从做爱中赚钱，但从不让他们带我去饭店，或看电影，或让他们给我买首饰，或向他们讨要礼物。有的姑娘不要钱，只要带她去饭店、看电影、买首饰，然后和男人做爱。那么这样做和我做的是不是有些不同呢？如果我不想做，是不会带男人到我房间里来的，也不和他做爱，只允许他们给我在花儿酒吧买杯西贡茶。男人们愿意用西贡茶浇灌这些花朵。我和他们聊天，他们搂着我，听着自动点唱机放出的音乐。除非我喜欢他们，否则的话，我是不会把他们带到我房间里来的。他们付我钱，但除钱以外，我什么都不会要。只有他们表示特别喜欢我时，我才允许他们送我东西。在美国大兵吃饭的地方，有我在西贡搞不到的东西。这个稀罕物就是苹果。我只要苹果。我可以在市场上买到芒果、木瓜、菠萝及其他甜东西，但在南越，苹果是非常特别的稀罕物。我将苹果捧在手里，觉得光溜溜、硬邦邦的，红得像我喜欢的那件长袍。苹果是那么红，咬一口，又是那么甜，像糖水，又似一股山泉，不像菠萝那样涩，也不像芒果和木瓜那样软乎乎。

我在新奥尔良买了许多苹果。在美国我想吃就吃。这段记忆难道不美好吗？喜欢我的一个美国大兵送给我一个苹果，于是我把它供在玛利亚座像的桌子上，待那个大兵睡着，屋子一片漆黑后，我穿过房间，光着身子，迎着丝丝凉风，拿着苹果走到窗前，望着西贡黑压压的屋顶和升起的月亮吃了起来。

新奥尔良所有商店里都卖苹果。我买了很多，吃得也太多了。苹果还是那么香甜，但不再有什么特殊意义。我有时感到厌倦。天天在夜总会的舞台上脱去衣服。我在新奥尔良已不再是一朵花。我是个巫毒女。夜总会老板让我戴上骨项链，男人们仰着脸看我一丝不挂。很多眼睛望着我。很多男人都想摸诺小姐。我在新奥尔良仍同男人睡觉。和以往一样，如果我不喜欢他们，绝不让他们上我的床。他们早上起来后，我总是让他们把脸刮得干净。很多男人忘了刮下巴靠后的地方和下嘴唇底下。我还让他们把衬衣洗得干干净净。其实如果他们让我洗，我也很乐意给他们洗衬衣。但是他们付完钱就走，从不让我替他们洗衬衣。他们有时天还没黑就走了。这些人都是有家室的男人。我能看出他们戴戒指的手指周围皮肤被太阳晒得黑黑的，还知道戒指是进夜总会前摘掉的。所以，他们手指上的皮肤是黑的，但有一圈白皮肤裸露出来，比我在舞台上的样子还要抢眼。他们把戒指放在某个口袋里。我有些担心他们的戒指。万一掉到我房间地上，被踢到床底下怎么办？被妻子看到他们光秃秃手指时，怎么交待呢？

人生怎么这样多变？你碰到个男人，他说要娶你，还要带你漂洋过海。花儿般的姑娘，甚至成了巫毒女还能让男人动心，大谈什么爱情啊，有的甚至还提到结婚。听这些话你可小心点。波旁街上的姑娘们讲起这些故事都哈哈大笑，笑那些说要娶她们的男人。我从没讲过那个使馆工作的男人，也没提过什么晒黑的大雁。她们不会明白我为什么在舞台上跳裸体舞，为什么有天晚上，报幕员大肆宣扬诺小姐是位越南女。有时他这样使劲地捧诺小姐，但有时诺小姐不过是个巫毒女。可今天晚上，报幕员看到观众中有一些穿夹克衫的人，夹克上印着他们到过越南的字样，所以他说，这位姑娘来自西贡，愿意让各位快乐。

我跳完舞后，穿上衣服，走下了台，坐在酒吧里，可这些穿夹克衫的人并没有走过来。只有一个人走过来，站在我身边，并叫我一声“小姐”。他说：“小姐，我可以坐这儿吗？”如果你要坐在一位酒吧女身边，希望她觉得你还可以的话，那么用“小姐，我可以坐这儿吗？”的客套话来开头，是个很好的搭话方式。我看了看这个人。个儿很高，脖子很长，好像使劲伸着想看栅栏外边东西似的。他皮肤黝黑，好像在太阳底下曝晒了很长时间。他穿着格子衬衫和蓝牛仔裤，一双手很粗糙，但手指上没有摘去戒指后留下的一圈白皮肤。我望着他的脸，他有一双黑眼睛而且还很小，可他的鼻子很大。越南人的鼻子都不大。我一生结识过许多美国人，还有一些法国人，然而碰到这些大鼻子时，还是会向后躲，因为觉得这些大鼻子好像正对着我。

这个人一看就不是头号美男子，可他叫了我一声“小姐”，并站在那儿用眼睛向下看，偷偷瞟我一眼，然后又往下看，等我告诉他是否可以坐下。所以我说了一句“坐下吧”。这人看起来还不错。

这个人说：“诺小姐，你长得很漂亮。”

我说的这些已是1981年的事了。诺小姐那时三十岁了，但还愿意听人这么恭维自己。我不是卖弄风骚的女人，不是那种会让人喊“风骚一下吧，宝贝儿”，或“嘿，哥们，这个女人可真够刺激的”。对诺小姐来说，这些话不算什么冒犯。这些男人付我钱，而且还喜欢我。可这个男人却说我长得很漂亮。于是我说：“谢谢。给我买杯饮料好吗？”我对酒吧里坐在我身边的男人都这么说，让人觉得该这么做。我让这个男人给我买杯饮料，就是因为他觉得我长得漂亮。他给我买了一杯，于是我说，你也得买一杯，然后他也买了一杯胡椒博士软饮。这种饮料和一杯烈酒的价钱一样高。我的饮料是烈酒，其实掺了很多水，和西贡茶差不多。在新奥尔良，人们把酒做得和茶差不多。

我们慢慢喝着饮料攀谈起来，可这个人话不多。他啜一口，看看我，然后再啜一口。我肚子里有很多应酬男人的话，例如：你是本地人吗？你在新奥尔良住很长时间了吗？你喜欢波旁街吗？你听爵士乐吗？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但当时我并没说这些应酬话。我跟你说过，我有时感到厌倦。这个男人的大鼻子几乎伸到他的胡椒博士饮料里，好像在用鼻子喝似的。他突然停住了，微微抬起下巴，开始从吸管里吸饮料。他的脸长得挺奇怪，头发黑黑的，还有些油腻腻。如果他想静一会儿，就让他安静地待着吧，我也要安静一会儿。这时听他说道：“看你跳舞很开心。”

“那你就经常来看我跳舞给我买饮料，好吗？”

“你看起来与众不同。”他说。

“诺小姐是个越南姑娘。你只是没见过罢了。”

“我见过。”这个男人说。“我去过越南。”

我遇到过很多男人，都说去过我的国家，但听起来总是让人觉得很滑稽，就好像他们有什么难以启齿的秘密或有什么脏病让你小心别传染上似的。有时他们把越南简称为“南”，吐这个字时，声音里好像塞满了玻璃碴子。他们或用鼻子说出这个字，发音时，鼻子皱着，好像这个字出来带着什么臭味儿似的。但这个男人说我们国家的名字时很文静。我永远弄不明白美国人说话的声音。这个男人听起来很伤感。于是我问他：“你不喜欢那儿吗？那个地方让你伤心了吗？”

他抬起头望着我说：“我在那儿很高兴。你不高兴吗？”

哇，这话我得好好琢磨琢磨。我当时还想敷衍这最后一个看我跳裸体舞的男人。我可以回答是，也可以回答不是，我还可以大谈我的理由。一旦想要敷衍，我还是很善于说些酒吧女的胡说八道。但这个男人的两只眼盯着我的眼睛，因此我赶紧看向别处，一边啜我的饮料。

我对男人究竟了解多少？我无法把这一切都说清楚。我同男人上床，攒下我的钱，估计自己已和很多男人上过床了。我好像吃了太多的苹果。你咬第一口，还能让自己记住苹果是甜的，可现在到我口里的苹果好像没在嘴里似的。你吃的苹果太多了，现在能做的就是记住它们。这个男人谈起越南时，脸上表情怪怪的，让人听起来觉得他很伤心，其实他在越南很开心——真不知道是什么把他变成这个样子？于是我把他带到我的房间，他高兴极了。

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冯特诺。他住的地方离新奥尔良很远。他有一条小船，以修理汽车发动机为生。他说他在西贡待了一年，也是修理汽车发动机，还说他非常喜欢那座城市。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自己也说不清。这就是我们谈的全部内容，一点没保留，除了他和我做爱前说的那句话。他说，他很抱歉，他的手从来没洗干净过。他让我看他指甲沟里满是汽车发动机上的油污，而且还告诉我他怎么也清除不掉这些污垢。我告诉他不用担心，然后他便和我做爱了。从我身上下来躺下时，他把脸扭向一边。我想可能是不愿意让我看他哭了吧。我想问他是不是又伤心了，但我没有问。他的脸一直躲着我。既然他自己愿意这样待着，我便不再吭声了。这就是那天晚上我们俩的谈话。早上我去洗漱间，看见他躺在澡盆里，便蹲在他旁边，托着他的手，用指甲锉把油污清理干净。他离开时吻了一下我的手。

我对男人知道多少呢？我说这些话时，其实还没把冯特诺先生的事讲完。他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来看诺小姐，然后星期日早上离开。又到了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正在舞台上光着身子，在安全出口处看到了他的脸，他正仰着脸，大鼻子尖对着我的特殊部位，让我觉得很别扭。我的脸在发烧，于是转过身背对着他，跳着舞走下了台。我跳完舞后，穿上衣服，来到酒吧，但他不在那儿了。我问吧台后面工作的伙计：“你看见上星期和我喝饮料的那位大鼻子、细脖子、大高个男人了吗？”

这家伙说：“是那个长得他妈的像只鹅的那个男人吗？”

我不喜欢吧台后面工作的那个家伙，我甚至从来没问过他叫什么名字。我说了一句“去你妈的”，便来到门外。原来，冯特诺先生正在边道上等着呢。我上前挎着他的胳膊，转弯向街口走去，只听他说：“诺小姐，我在那儿和你聊天特别扭。”

我说：“亲爱的，我知道，我知道。”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明白男人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我见识过各种各样的男人。我知道有些男人一到酒吧就紧张。他们去那里见我，然后自言自语地说，我不应属于那种地方，委屈我了。如果我把这种男人带到我房间，他们会悄悄付钱，把钞票叠起来，放在花瓶底下或什么地方，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我了解那种男人。有时他们挺惹人喜爱的。

于是我们又来到我的住处。房子很小，和西贡的房子一样。我在那儿住得很舒服。窗外有个假阳台，看起来像阳台，但只有一英尺宽，只不过是在窗户外加了个烤架。也挺好的。它虽是铁的，但看上去就像镶了花边。我合上遮阳罩，转过身来看冯特诺先生，他坐在我的床上。于是我走过去坐在他的旁边。

“我一直都在想你。”他说。

“你开车回到新奥尔良，就是为了再看一眼诺小姐吗？”

他说：“当然。”他的声音很温柔，但其中透出的意思是，我早该知道这点。可我觉得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说实在的，我对这位冯特诺先生一无所知。他沉默寡言，是个好静的人。我对他的了解不比对别的男人多多少。

他说：“瞧！”他把手伸给我看，但我没明白怎么回事。“我搞到你上星期帮我洗手的那种东西了。”我凑近一看，他的手真干净了。

这让我觉得更奇怪了，心里一沉，说道：“你看，你不再需要诺小姐了。”

他对我认真起来。他搂着我的肩膀，当时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我只听他说了一句：“不要这样说，诺小姐。”

他说完，我们又开始做爱了。完事后，他又把脸扭过去了。我伸手让他转过身来。他原来没流眼泪，但表情看起来非常严肃。我说：“告诉我你在西贡喜欢的一件事。”

冯特诺晃晃肩膀，躲开我的目光，说道：“什么都喜欢。”

“我是不是应该认为你脑子有病？所有人都知道，美国人到了越南，都恨不得赶紧回家，忘掉那儿的一切。他们在那儿时，觉得喜欢越南，回家后才知道，这不过是一场梦。”

冯特诺先生又看我一眼，说道：“我没疯，我就是喜欢那里的一切。”

一切的意思是“没有”。我没明白他的话。“只说一件事。想象你在西贡大街上。只告诉我喜欢的一件事。”

“好吧。”他说。然后又大声地说了一遍：“好吧。”好像我在逼他似的。其实我当时并没说什么。他声音很大但并没有生气。他的回答听起来像个小男孩。他皱着眉头，一双小黑眼睛闭着，好长时间都保持这个样子。

所以我又问：“说！那是什么？”

“我想不出来。”

“你在大街上。给我一刻钟。”

“好吧。”他说：“在一条大街上。西贡天气很热，和路易斯安那州一样。我喜欢热天。我到处闲逛。很多人来去匆匆，都像海狸鼠那么漂亮。”

“像什么？”

“有一身漂亮皮毛的小动物。很好看。”

“接着说。”

“好吧。”他说：“还有呢。天很热，我热得浑身出汗。我穿过你们的露天市场。回到营区时，身上的汗味就像你们市场里卖的菜和水果。”

我看着冯特诺先生，他的眼睛也盯着我，表情很严肃。我听不懂他说的那个词，但我知道他没有在瞎说，这点还是可以肯定的。他浑身冒汗，身上一股西贡的水果味。我现在想和他聊聊了，但我对他说点什么呢？我先聊水果吧。我告诉他市场上有很多我爱吃的水果，像芒果、山竹果、菠萝蜜果、榴莲、木瓜等等。我问他时，他却说这些水果都没吃过。我还想找话说，好让谈话继续下去。所以我告诉他：“只有一种水果我们南越没有，那就是苹果。自从美国大兵从餐厅拿苹果给我，我在西贡就喜欢上了苹果。要不是美国大兵送我苹果，我这辈子也吃不上苹果。”

我刚说到这儿，冯特诺先生的眉毛又拧到了一起，让我觉得好像有只小动物，也许是只海狸鼠，在使劲用爪子想掏出诺小姐的心。我让这个男人想起了我在西贡睡过的美国大兵。他现在知道和他聊天的姑娘是个什么样的人了。这时候，我把脸转过去想掩饰自己的眼泪。我们都没再说话，然后一起睡着了。早上他要走了，我没过去帮他洗澡，因为他从诺小姐那里学会了怎样洗干净自己的手。

对诺小姐来说，这是个让人高兴的故事呢？还是个让人伤心的故事呢？又一个星期六过去了。冯特诺先生没有来看我跳裸体舞。我穿上衣服坐在酒吧里，被悬在时空里，不知是否会掉下去。又嗵地一下，我走出那个地方，看见冯特诺先生正站在边道上。他穿着西服，扎着领带，脖子从白衬衣领里长长地伸出来，我敢打赌，那天他的手洗得干干净净。他朝我走了过来，一只手从背后伸出来，递给我一个苹果，并说要娶诺小姐。

很久很久以前，有只大雁和其他大雁一样，长着长长的脖子和尖尖的嘴巴，独自住在一个地方，不知道怎样筑巢，也不知道怎样梳理自己的羽毛。结果，太阳光洒下来把她晒黑了，羽毛变得黑不溜秋，令她很伤心。当她躺下睡觉时，你以为她死了，因为她是那么地伤心，身体一动不动。后来，有一天，她飞到了另一个地方，发现了一只长着漂亮皮毛的小动物，尽管这是只海狸鼠，和她一点都不一样，但她仍要躺在它身旁。看起来这只大雁好像就要被烤成灰，已经死了。但海狸鼠却不这么想，他舔着她的羽毛，让她又活了过来。他带着她一起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蒂博多。他在那里修车，让她有了一所漂亮的小房子，成了摆弄烤面包机的家庭主妇。他们经常一起划着小船去钓鱼。除非他想给她苹果吃，否则的话，她再也不想吃苹果了。这样的事并不经常发生，现在她吃到嘴里的苹果，味道显得格外香甜。

蛐蛐儿

同事们在单位都叫我泰德，到现在为止，已这样称呼我十几年了。但这仍让我心烦，尽管我并不喜欢我原来和原越南共和国总统一样的名字：绍。“绍”这个名在我们家乡很普通。母亲给我起这个名，心里不过是怀念早已去世的舅舅罢了。在路易斯安那州查尔斯湖这个地方，我只叫泰德。我想，刚提到的那位绍先生可能从我们国家贪污了足够的金条，让他能在伦敦戴着礼帽，撑着遮阳伞逍遥自在，不过此时人们也只称他为邵先生了。

我估计自己说话的语调似乎还有点愤愤不平，但我可从未在炼油厂工作中流露过。我是他们雇用的一流化工工程师，甚至连他们自己偶尔也得承认这点。说真的，他们心眼都很好。我一生也打拼够了。西贡垮台时，我才十八岁，刚刚应召入伍。当部队解散，人人各自逃命时，我也脱掉军装换上老百姓的衣服。看着北越坦克穿过大街时，我便朝它们扔石块。还有其他几个人也跟着这样做。我躲在胡同口，以便能随时逃跑，然后回来扔更多的石块。但我的反抗太孤立了，不过是个可怜的姿态，坦克里的射击手根本不理睬我。当时我也不在乎他们的蔑视。至少我的右胳膊表达了我要说的“不”字。

后来，南中国海出现了泰国海盗船，然后一帮混蛋建立了难民中心，然后更多的混蛋成为美国移民代理人，帮我和新婚妻子偷渡，并大胆地让我们在黑夜登上难民船，又经历海上许多可怕的惊险才到达目的地。剩下的无需再说了。最后，我们终于在路易斯安那州这块平坦的海湾边落下了脚。这里有片片稻田，水陆巧妙地达到平衡，特别像我生长的地方：湄公河三角洲。尽管这里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长得比我高大许多，有时让我心里有点别扭，但他们心肠都很好，亲切地叫我泰德，并愿意把我当作他们中的一员。我的个头和这个国家的女人差不多。美国男人都是大块头，说话慢悠悠，虽然英语是他们的母语，但他们和自己人说话也慢吞吞。我在电视上听过纽约人说话，觉得自己能和他们说得一样快。

我儿子的英语讲得已开始有点像路易斯安那州人了。他刚满十岁，是我和妻子在查尔斯湖一家便宜旅馆里度过第一夜的结晶。那天，炼油厂的火光映红了整个天空。儿子对自己生在美国感到非常自豪，每天早上离家准备步行到天主教会学校时，都会说一句：“祝你们俩一天愉快。”有时我用越南话和他说再见，他便冲着我皱鼻子说：“噢，爸爸。”那样子就仿佛我和他开了一个没劲的玩笑。他从不讲越语，而妻子辩解说：“不用担心，他是美国人了。”

虽然我明白该心满意足了，但我一直忧心忡忡。我甚至十年前就开始担心这点。当时，我和妻子一致同意，给儿子取个美国名字：比尔。比尔和爸爸泰德。今年夏天，我看儿子暑假期间在屋前转来转去闲得无聊，于是突然又变回了他原来的爸爸绍，想给他出个好主意打发时光。在查尔斯湖，每到二月的第一个星期我就冒出这个念头，因为这正是蛐蛐儿开始鸣叫的时候。这个地方蛐蛐儿特别多，总让我想起在越南度过的童年。但直到今年夏天我才和儿子说起这些往事。

一个星期天，我见他没精打采地在院子里无聊地拔着我们橡树下离地最近树枝上的苔藓，然后朝我们门口的汽车站牌扔石头来打发时光。我来到他身边，对他说：“你想不想做点好玩的事？”

他说：“当然啦，爸爸。”可是他的声音里透着怀疑，似乎在玩的方面不信任我。他一下子把手里所有的石头都扔出去，汽车站牌被砸得哗哗作响。于是我说：“如果你再砸，他们就要把我抓起来，告我破坏城市设施，然后把我们遣送回国。”

儿子听到这话笑了。我当然知道他觉得我是在虚张声势。我小时候也有这种小孩子发泄的冲动，但现在我想和他分享我童年的欢乐，所以不想严厉斥责他孩子式的无聊举动。

“爸爸，你有什么好主意？”儿子问我。

“斗蛐蛐。”我说。

“什么！？”

我儿子现在和那些刚满十岁的伙伴们一样，迷上了超级英雄和每星期六早上播出卡通片里的高科技世界大战。为了让他明白，我用“蛐蛐斗士”这个词给他讲怎么玩，还觉得自己用了一个不错的办法。我看他兴致勃勃地歪着脑袋听着，就把他带到门口让他坐下，然后滔滔不绝地给他讲了起来。

我告诉他小时候我和小伙伴怎么在树丛中钻来钻去抓蛐蛐儿，然后又如何把它们装在火柴盒里。我还讲，我们给蛐蛐喂树叶、西瓜渣和豆芽，然后训练它们打架，我们不断吹它们的须子，用细木棍轻轻拨拉它们的须子尖，让它们总处于战斗状态。我还告诉他，小时候我们每人都养了一窝蛐蛐斗士，但只养两种蛐蛐儿。

说到这儿，我儿子开始有点坐不住了，眼神直往院子里飘，可我这蛐蛐斗士的事还没讲完呢。于是我强迫自己挑起儿子的兴趣。那些卡通人物死板又愚蠢的争斗有什么让他这么如痴如醉？自然界中——真正的生死搏斗——为什么让他觉得没劲？我明白自己就像电视上人们所说的那样，绝不善罢甘休。于是我学着詹姆斯·厄尔·琼斯的样子，极力让自己的声音充满魅力：“这些蛐蛐斗士都能战斗到死！”

然而，这句话也只不过是让儿子多瞟了我一眼，眉毛扬了一下。这可让我有些不知所措了，因为我还没给他讲哪两种蛐蛐儿呢。我猛然间意识到什么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了。我尽量让自己别对儿子绝望。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让他转过身来对着我。我说：“听着。如果想要能打架的蛐蛐儿，你得听明白了。只有两种蛐蛐儿能打架。小时候我们每人都养了一些。一种叫碳蛐蛐儿（charcoal cricket）。这种蛐蛐儿又大又壮，但反应极慢，总是迷迷糊糊的。另一种又小又黄，我们叫它火蛐蛐儿（fire cricket）。它们虽没那么强壮，但很机灵而且行动迅速。”

“那么，哪种能胜呢？”儿子问。

“有时这种胜，有时那种胜。它们争斗时间很长，拼个你死我活。我们先用纸卷成筒，然后把细木棍伸进去，拨动蛐蛐儿的硬脑壳，气得它们发疯，然后揪起它们的头须转两圈，再把各自的蛐蛐儿从纸筒两端放进去。在纸筒里，两个蛐蛐儿相遇后便开始打架，然后我们举起纸筒观战。”

我儿子说了一句：“听起来挺好玩的。”他的情绪被激到最好状态也不过是不冷不热，我知道我得赶紧行动了。

于是，我们找了个鞋盒开始抓蛐蛐儿。最好是晚上干这事，可我敢肯定，儿子的兴趣不能维持到那时候。由于城里水位高，我们家建在石台上。我们爷俩沿着石台边爬，先扒开草丛，然后又翻起石头，在其中一块石头下抓到了第一窝蛐蛐儿。是我儿子先发现了它们，他在我耳旁喊道：“在那儿！在那儿呢！”可他只喊却等着我去抓。我扣住一个，然后又一个，把它们放在鞋盒里，但觉得有点失望。这倒不是因我儿子不愿意碰这些蛐蛐儿，而是因这两个蛐蛐儿都是傻大黑粗的碳蛐蛐儿。我们又开始爬，结果在草丛里抓着另一个，接着在水龙头后面屋子阴影下的泥地上逮着一个，又在杜鹃花丛中找到两个。

“够了吗？”儿子问：“我们还得抓多少？”

我靠着房墙根坐下，把鞋盒放在大腿上。儿子靠着我坐着，朝这边伸着脖子，想看盒子里面的东西。我的感觉逐渐清晰起来。我确实泄气了，因为这六个都是碳蛐蛐儿，它们傻大黑粗，东看西看，甚至还没觉出来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哎呀，不好了！”我儿子使劲叫了起来。我以为他懂得了我的苦心，要和我分忧，但只见他指着自己的白球鞋尖喊道：“我的瑞布牌球鞋糟蹋啦！”他的两只鞋尖上沾上了草地上的泥。

我回头瞟了一眼鞋盒，里面的蛐蛐儿还是一动不动。我看着儿子，他两眼仍盯着球鞋。于是我说：“听着，这是个大错误。你去吧。去玩点别的吧。”

他立刻蹦起来说：“你觉得妈妈能把鞋洗干净吗？”

我说：“当然，当然。”

儿子立刻跑进屋，接着只听门砰地响了一声。我把鞋盒放在草地上。我没有进屋。我又爬起来，围着整个房子转了一圈，把院子里所有的石头都翻了一遍，又把所有树的周围扒拉了一遍。我又逮了大概二十多只蛐蛐儿，但都一个样。路易斯安那州有稻田，有类似湄公河三角洲的海滩，可许多鸟和我们那里的不一样。那么，这里的昆虫是不是也不一样呢？这毕竟是另一个国度。火蛐蛐儿很有趣。那时我们所有越南小孩即使有了碳蛐蛐儿，也非得要得到火蛐蛐儿。一只火蛐蛐儿很宝贵，是让人眼馋的稀罕物。

第二天早上，我刚吃完早餐，儿子就站在我面前。他一看到我注意他，马上低头看自己的脚，让我的目光落到他脚上。“看！”他说：“妈妈把它们弄干净了。”

然后他跑出门，我在他后面喊道：“比尔，回头见。”

父亲的来信

我在西贡把父亲寄给我的信又看了一遍，它是这样写的：“亲爱的芙朗：你好吗？我真希望你母亲、你和我待在这里。今年这里天气很冷。我想，你们会喜欢这寒冷的天气。”当时我奇怪他是怎么知道这种事的。寒冷的天气让人听起来很可怕。他还说，这里天寒地冻。所以当我看到这里时，就用手指尖碰一块冰，然后握在手里，看能握多久。大约握了还不到一分钟，手就被冻疼了。我心想，你怎能在那样的天气里度过日日夜夜呢？

我对寒冷气候的错误认识已无关紧要了，因为他终于能够让我和母亲离开越南，搬到一个几乎没有冬天的地方了。我不明白的是，他给我寄来的信里经常谈论天气。今天天很冷，或今天天很热，或今天多云，或今天碧空万里。天气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的名字叫芙朗，所以他开头总是“亲爱的芙朗”。芙朗是芙朗西娜的缩写。芙朗听起来像越南名字，但其实不是。我告诉西贡的朋友，我的名字叫珍（Trán），是Hôn Trán的缩写，意思是“额头上的吻”。我的美国爸爸在美国，我和越南妈妈在西贡，所以我仍是西贡姑娘。妈妈也叫我芙朗西娜。我有这个名字让她很高兴，她说这不仅是个美国名字，而且也是个法国名字。但我想要的是西贡名字。珍就是我的西贡名字。

我是个没人要的孩子。越共接管后，所有美国父亲，包括我父亲，都回美国了，那时人们都是这样称呼我们。我们这些人的脸都长得很像阮惠街书摊上挂着的画像。第一次看时，那是个美女坐在镜子前，再看一眼，就是个死人的骷髅，脸皮没有了，只剩下两个大眼窝和一排龇牙。我们这些人就像那种人，即西贡没人要的孩子。看第一眼，我们好像越南人，再看一眼，我们又好像美国人。从此，人们盯着你时，你的眼睛不可能安然得一动不动。在他们眼里，你忽而这个样子，忽而又那个样子。

昨天晚上，我在父亲的保管箱里发现了一包信。保管箱存放在我们房子后面的杂物棚里。我现在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查尔斯湖。我是在屋外找到这包信的——当然还有很多包，有上百封信。于是我打开了一封，发现都是他保留的复印件，是为了让我们设法离开越南的文件。我把父亲写的信看了一遍，发现了这句话：“你现在想说给我的都是些什么鬼话？我已经有九年七个月零十五天没见到我女儿了，我的亲骨肉。”

这是充满愤怒的声音，也是充满感情的声音。我来到这儿已经一年了。我十七岁了。为了让我离开越南，他甚至花了比九年七个月零十五天还要长的时间。我希望自己能对此说点什么，因为我知道，听故事的人都期待此时此刻我说一说自己的感受。母亲和我被留在西贡，我父亲独自一人回到美国，想办好一切手续，再为我们准备安身之所，估计不久我和母亲就会移居美国。但意外发生了：另一个保险箱丢了，连同里面装着的诸如结婚证和我的出生证等重要文件也遗失了。那时南越已落到越共手里。甚至对那些预测到可能会发生这种局面的人来说，局势变化得也有点太快。谁能预料到这些呢？反正我父亲没有。

我读了西贡政权倒台后他寄给我的一封信。信上说：“你能想象我心里是怎样的感受，整个世界都为发生的事感到沮丧。”但是，如果你想听真话，我想告诉你，我想象不出父亲当时的感受。除了西贡，我对这个世界上的事一无所知，甚至连原来的世界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因为在我小时候，西贡换了个名字，改为胡志明市。你知道，西贡变成了一个人的名字。即使用了相同的字也会有不同的意义。我看着这个名字就好像在看我们这些没人要孩子的脸。你这么看，这个名字是这个意思，然后换个角度，它又是那个意思。胡志明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非常聪明的浆糊”。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理解。我和那些有美国爸爸的朋友们对这个新市名都是这样理解的。我们几个小伙伴在潘清涧街上的法国墓地碰面时，曾讨论过我们的城市——简称它为胡，也就是浆糊。我们还谈起在浆糊市里度过的日子。我们在那里玩游戏，在墓地里捉迷藏，一人藏一个地方，猫着腰，慢慢移动，看谁能发现朋友的藏身之处。你发现一个藏着的人将得一分。如果你是个隐身人，没人能发现你，你就赢了。

墓地曾让我伤感，但又让人感到待在那里很安全。我和朋友都有同感。其实，那时墓地已经破败不堪了，留下很多像库色、皮卡尔、沃耐、比里沃这样的名字，而且这些坟前从来没有鲜花陪伴。这些死人过去曾相亲相爱的人都早已回法国了。后来，墓地里部分空地又埋葬了去世的越南人。那里摆了一些花，但不多。墓碑上有照片，一个小小椭圆的镜框嵌入石碑。这些照片上都是死人的脸，大部分是老人，有男有女，都是越南有钱人。但是那里也有一些年轻人，很多年轻人都是在1968年死的，那时西贡发生了大屠杀。我总是藏在墓地的这个位置，因为这里埋着一个帅小伙，戴着墨镜，插着腰，靠在一辆摩托车上。他死于1968年二月，要不然的话，我也许不会喜欢上他。他看起来很帅，而且也很傲慢。在他附近还有一个姑娘的墓。墓碑上说她十五岁。我是十岁左右时发现了她。她长得非常漂亮，圆脸庞，黑眼睛，再加上一头长长的黑头发。虽然明知道我的脸和她长得不一样，但我仍经常来到她的墓前，想和她长得一样。有一天，我又去了——终于和她岁数差不多了——见雨水侵入了小小的镜框，她的脸几乎被冲刷掉了。我仍能看得出她的头发，但她的面部特征已经冲得看不清了，只见到黑乎乎的水印，相片的边缘也卷起来了。我为此还大哭了一场，好像她真死了似的。

父亲有时寄信和相片给我。“亲爱的芙朗，”他写道：“这是我的照片。请寄来一张你的照片。”我一个朋友在大约十七岁时交了个俄罗斯笔友。她们用简单的法语通信。她的笔友说：“请寄给我一张你的照片，我也寄给你一张我的。”我的朋友穿上她的白长袍，去城里站在黎青通街公园里的一棵大榕树前照了张照片。她把照片寄出去后，接到的是一张站在集体农庄奶牛旁边、连头发都没梳好的胖姑娘的照片。

我猜我外公以前是个政府官员，所以越共说我妈妈是个捣乱分子，或里通外国。反正是诸如此类的。那些事大部分是我小时候，或我还没出生时发生的。每次妈妈都极力想解释到底怎么回事，告诉我爸爸当时是怎么漂洋过海，而我们似乎去不了那儿，等等。但我根本听不进去。妈妈后来明白了这点，过了一阵子，便不再提了。我把爸爸的照片贴到我的梳妆镜上，觉得他正在微笑。他好像站在外面，背后是个湖，穿着一件T恤衫，又觉得他没在笑，不过是眯缝着眼。我镜子上已贴了好几张他的照片。这些照片都是在外面照的，都是站在太阳底下眯缝着眼照的。他在给我的一封信里写道：“亲爱的芙朗，我收到你的照片了。你和妈妈一样，长得很漂亮。我还记得你。”可是我当时想，我才不像我妈妈呢。我是个没人要的孩子。他能记得这点吗？

和我在墓地一块玩的女孩给我讲了个故事，她说这是真事儿，就发生在她姐姐最要好的朋友身上。那是那个朋友小时候发生的事。她爸爸是南越部队的一名战士，秘密离家到什么地方去打仗，也许是柬埔寨，或别的地方，反正非常非常秘密，所以连她妈妈也和他断了音信，而且走的时候，小女孩太小，不记得他长得什么样。但她知道自己应有个爸爸，每天晚上妈妈让她上床睡觉时，她总会问爸爸去哪儿了。她每天都这么伤心地问，于是一天晚上，妈妈编了个谎话。

当时西贡正遭暴风雨，经常断电。妈妈走到桌前，小女孩吓得依偎在她怀里，她便点亮了一盏油灯。点亮油灯时，她的身影忽的投射到墙上，影子非常大，她说：“宝贝儿，别哭了。快看那儿！”她用手指着影子。“你爸爸在那儿，正保护你呢！”这话让小姑娘高兴起来，立刻不再发抖了，然后母亲哼着歌哄着小姑娘睡着了。

第二天晚上，小姑娘又要看爸爸。妈妈说不行时，她是那么地难过。妈妈没有办法，只好又点亮油灯，把自己的身影投到墙上。小姑娘走到墙前，双手合拢在胸前，冲着影子鞠了一躬，说：“晚安，爸爸。”然后去睡觉了。从那天起，她每天晚上都这样做，一直持续了一年多。

后来，一天晚上，还没上床睡觉，爸爸回家了。妈妈很高兴。她哭了，吻着爸爸，并对他说：“我们正要准备感恩节的饭，然后给祖宗上供。去看你女儿吧。她快睡了。我还得去市场买点吃的，庆贺我们的团圆。”

爸爸来到小姑娘跟前，对她说：“我漂亮的小闺女，我回家啦。我是你爸爸，可想你了。”

可小姑娘说：“你才不是我爸爸呢！我认识爸爸。他一会儿就来。每天晚上我睡觉前他都来和我说晚安。”

爸爸听到妻子不忠，吓了一跳，但妈妈回家后，他什么都没说，对此还颇为自得。临走前他没说一句话，只在祖宗的龛位前简单地拜了拜，便拿起背包走了。一星期又一星期过去了，妈妈伤心极了，终于有一天忍不住跳进了西贡河。

爸爸听到这个消息，心想她一定是羞愧难当而自杀的，便回到家，好让女儿有个爸爸。可回家的第一天晚上，又下起了暴雨，灯又灭了。爸爸点亮了油灯，影子投到墙上。小女儿高兴地笑了，走过去，冲着影子深深鞠了一躬，说：“晚安，爸爸。”爸爸什么都明白了。他把小姑娘带到自己母亲家，然后离开，也跳进了西贡河，和自己的爱妻死在一起了。

我朋友说这个故事是真的，她姐姐朋友的街坊四邻都知道。我不信这是真的，但也从没对朋友说过我不信，我只是对自己说说而已。这简直是一派胡言。我不相信小姑娘见到影子爸爸就心满意足了。墙上只是黑乎乎的影子，而且还扁扁的，她居然能爱这个影子！但我能明白她为何不接受某天晚上突然闯进家里说“我是你爸爸，祝你晚安”的这个男人，但那个家伙，那个影子——也根本不能称为爸爸。

爸爸在机场见到妈妈和我时，围上来一群拿着照相机和麦克风的人。爸爸用粗壮的胳膊把妈妈搂在怀里，好像大喊了一声，接着使劲地吻她，身边所有拿照相机和麦克风的人都笑着频频点头。然后，他松开妈妈，看着我，突然发出轻轻的哽咽声，就像兔子被提了起来不高兴时舌后发出的嘎嘎声。父亲两手上下舞动，挪动着两条僵硬的腿来到我跟前，给了我一个热乎乎的拥抱，热得我浑身都湿透了，好像他当时穿的不是件傻乎乎的T恤衫，而是礼服似的。

父亲所有的来信，即我在西贡收到的信，还有相片，现在都保存在我房间壁橱的盒子里。我的壁橱散发着香水味，装满好看的衣服，每件衣服在学校里穿都非常合适。不是所有人都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特别是能用笔写出来。不是所有人都能站在摄像机前，让自己的脸随意表达自己的心情。多少年来，这些朴实的语言，这些阳光下眯着眼的照片，让人难以忘怀。我今天整整一上午都坐在房后的棚子里，看着爬出来的蟑螂、白蚁，闻着发霉和朽木的味道，浑身大汗淋漓，汗珠从鼻子尖和下巴滴滴答答地流下来。我腿上摞着很多信。其中一封是寄给美国政府的。父亲写道：“如果这个女人是他妈的白人，或是位俄国芭蕾舞演员和她的女儿，你们这帮人肯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把她们送上飞机。这是我老婆和我闺女。看我闺女长得那么漂亮，你都能把她的脸刻在美国一分币和二十五分币上。没人在这个缺德国家想改变一下，停住脚步说：‘天哪！这是多么漂亮的一张脸啊！’”

读到这儿时，我正躲在杂物棚里，没人能看得见。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衫，我好像又回到了西贡旱季与雨季交换的那种闷热天气。我知道父亲很快就会到棚子来，因为割草机放在角落里。他今天早上起来说过，今天是个大热天，将晴空万里，一会儿他得割草坪。当他打开门，我想让他看见我在这儿，我要请求他像在信里那样，像在和陌生人生气时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们那样，和我说话。

爱

从前我有让天降火的本事。我老婆知道这些，而且她未来的情人们很快也领教到了，尽管有时这样的教训让他们难以接受。我说的是在越南的事。我看在美国有时也有这个必要，只不过得想出另一种办法来制止。你看，对像我这样的男人来说，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知道自己长得像当地人所说的那种“窝囊废”。我长得不怎么帅，甚至在越南人中间，我都算个矮个子。有时我故意装出一副窝囊样。我一辈子都是这个样子，一对罗圈腿，走路轻飘飘的，没完没了地唠叨别人觉得没劲的东西。我有两点与众不同。第一点，我是个老牌特务。你以为所有的特务都长得像电影里的人似的。真正的特务都有一个假身份。甚至他们开始秘密活动前，这个假身份就已经掩护他们多年了。第二点，我有个非常漂亮的老婆。我娶她时，她才十五岁，而我那时已二十五岁了。她父母是我父母的朋友，非常喜欢我，所以给了我这个艳福，同时也把这个诅咒赐给了我。

我老婆叫娥，英语的意思是“蝴蝶”。她绝对是。她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这朵花上，一会儿又落在那朵花上，从不飞直线。你怎么招来一只蝴蝶呢？只能让蝴蝶看美丽的东西。嗨，这也不是她的错。她本性如此。娶个漂亮女人其实是件很糟糕的事。我们曾住在边和市，离空军基地和两个美国大兵营不远，其中一个兵营叫龙平，另一个叫种植园。我老婆走在边和市大街上，虽然和其他女人一样穿着黑裤白衣，但明显与众不同。她的袖子一直撸到胳膊上面，天热时，领口的两个扣子不系上，而且还把头发梳得又长又顺。她这样子会让美国大兵的吉普车突然踩一下刹车，响一下喇叭，让越南男人慢慢直起身来，鼻孔里冒出妒火，还会让那些骑摩托车的越南男孩路过时伸长脖子观望，甚至有一两次，我看见他们为了多看我老婆一眼，撞到汽车上、水果车上，或一堆垃圾上，有时还被撞飞了。

在这些人中，我最担心的还是越南人。没有美国人想认真和我老婆约会。他们兵营里有的是越南妓女，还可以这么说，我老婆也根本不喜欢美国人的模样。我们在路易斯安那州格雷特纳市都住了十几年了，我老婆的看法仍没改变。我怕的就是越南人。所有的越南男人都爱我老婆。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还想试着把她搞到手。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他们坚信能搞到她。他们觉得，要不然的话，那还能有什么让她老打扮得如此漂亮，那样扭着屁股，故意解开衬衫上的两个扣子呢？她是否真想让自己显得更酷吗？

但这样的男人都被我警告过了。一些人没理睬这些警告，从此没再出现过。我能让老天爷降火，让他们离我老婆远远的。我毕竟是个特务嘛。我在种植园兵营和美国人一起共过事。他们每年来来去去，我总能为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情报。他们管我叫特务总管，因为我手下有二十来个人给我干活。这些人都是我的耳目。其中有上学的女孩子，有伐木工、老太太、地方部队战士，有在附近骑自行车乱跑的儿童，还有其他类似的人——都为我提供情报。拿到情报后，我就在门卫那儿签个名，装成白天干活的劳工，把情报送到美国人手里。我为他们提供的大部分是小情报，如一队越共在政委带领下从濑溪过来了，或越共到边和市附近一个寡妇家做思想工作，或黎明时分越共要在丛林某个地方用火箭攻击空军基地等等。诸如此类。我的情报通常很准，以至于美国人对我的情报，特别是对于是否要遭到火箭进攻的情报，基本没有什么疑问。如果我说清晨可能有火箭从某个方位射过来，那么美国空军第二天早上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炮位炸掉。

你明白了吧？有了这本事对于一个有漂亮老婆但表面看起来窝窝囊囊的男人来说会是多么大的帮助。当我手下的人通报我老婆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时，或我亲眼看到他们在一起时，我就会给那个男人一个警告。我会写一张小纸条，让手下一个特务带给他，告诉他天要降火了。我会警告他说，我老婆身上带着古老的诅咒。但其实这是一个小男人的诅咒。我有时会详细地查阅史书，得知拿破仑·波拿巴就是个小个子，但他征服了欧洲七十二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还有匈奴王阿提拉，一百四十五万平方英里帝国的统治者，他长得更矮，甚至让人以为他是个侏儒。这些历史顺便也告诫人们，我带给未来情人的不仅是古老的诅咒，还有小个子丈夫碰到的老问题。拿破仑蝴蝶似的老婆给他惹了不少麻烦。阿提拉是在做爱中一命呜呼的，当然，这是因为他太傻，娶了那么多老婆。当时这些历史教训没写入明确有力的警告条里。但如果他们置若罔闻，我就会找到那个地方的坐标，如那个伐木工每天早上砍柴的地方，或吃午饭的地方，或钓鱼的地方，或美国空军准能找到他的地方。我们都是按惯例行事的动物。

当老婆发现那些追她的男人突然失踪时，是如何想的呢？也许第一次、第二次时，她会觉得是自己说错什么话或做错什么事造成的，或以为这些男人觉得她没魅力了（让老婆怀疑自己的魅力，这让我感到有点难过，但她肯定自始至终知道自己是多么漂亮，而且对此坚信不疑），但过了一段时间，她一定会知道这些离奇事是我干的。但我不能肯定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她总是不动声色，让人捉摸不透她的心思。我常给她讲历史，和她谈政治，有时还聊些日常琐事，但她总是听着，埋头做针线活，直到我们上床睡觉也不吭一声。只有一次她流露出知道她最近那个男朋友的下场的神情。我敢打赌，那个男人——就是那个住在河边棚子里的伐木工——永远不会明白我有多大本事。那个男人膀大腰圆又非常傲慢。一天晚上，美国空军刚刚挫败了一次火箭攻击。老婆抬起头，停下了手中的针线活。我当时嗓子有点痒，跟她讲话时停了一会儿。一开始我以为，她想让我接着谈那些地方游击队如何枉费心机地保卫当地政府。可她并没这样做，而是说了一句：“战争犯下的错误真令人痛心。”

我立刻明白她在谈什么。她犯的大错就是让那个男人和她太亲近了。

“是很令人痛心。”我说。

“你觉得是不是有人操纵了发生的这一切？”她问道。

“肯定是。”我说。这话没有必要再进一步挑明了。我老婆不仅长得漂亮，还很机智。

我的祖国最终成为了历史。其实，我早就预料到将要发生的一切。我因多次阻止了越共对边和市空军基地的火箭进攻，基地作为回报，让我和老婆、两个孩子在越共占领前一个星期就坐上飞机离开了那个地方。我对背井离乡并不感到那么难过，因为我要去的是一个我老婆对那里所有男人都不屑一顾的国家。虽然住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格雷特纳这个地区的越南人很多，但还是比较平静的。好像越南男人来到美国后就变得没有胆量，甚至就连和一个漂亮的越南女人打交道的胆量都没有了。有时会有人在我面前礼貌地恭维我老婆几句，但这些男人都是窝囊废。他们个头比我高，甚至比我年轻，但比我窝囊。

我们住的地方离密西西比河很近，过了桥便是新奥尔良。我老婆看起来住在单元房里美滋滋的，高兴时在客厅里坐坐，有时还和女伙伴一起出去逛街美发。我在一家电话公司工作，家里有台电视机，让我在老婆面前显得更有情趣了，因为晚上她不再听我大谈政治和历史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我知道，她知识有限，明智的男人从来不想改变改变不了的事。不过，我开始希望让生活顺其自然了。她似乎也有好长时间没让我像在越南那样自己折磨自己了。现在盯她衬衣中脖子和扭动屁股的大街不存在了。她在这里打扮好像是给女人看的，而不是给男人看的。到目前为止，看来一切都平安无事。然而两月前，这种平静生活被打破了。

当然，是个越南男人引起的。他原是空军突击队员，个子很高，几乎和美国人一样高。他在购物广场有家饭店。饭店的名字叫做红烧牛肉面馆。取这个名字显然是为了吸引出来品尝异国风味的美国食客。这些美国人根本分不清越南风味和中国风味。我知道这个，是因为越南语Bun Bo Xao的意思是红烧牛肉米粉。假如这家美国越南餐馆叫薯条烤汉堡或土豆泥烤鸡会让人有什么感觉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让人人都知道餐馆卖什么东西，并以餐名作店名的饭店其实是对就餐人玩弄。况且，这家越南餐馆的红烧牛肉米粉只能算二流的，用的海鲜佐料可以说更糟糕。这种佐料对越南人的舌头来说应是独一无二的。我在美国从未想过还能品尝到真正的越南海鲜佐料。富国岛出产的海鲜佐料是最好的，带有那种纯粹的、令人回味无穷的味道。这味道就像鱼经几天加工后才会有的味道。可这家餐馆用的佐料不是来自泰国，而是来自菲律宾，质量特别次，至少比二等佐料还差一等。

我不是在随意指责这家店主的品位和诚实。其实这是我发出的第一个暗示。我老婆和这个男人忘了我是个间谍。他们知道我已不再指挥美国空军了，可是他们忘了我是知道如何从这些蛛丝马迹中看出真相的。尽管这家红烧牛肉面馆不怎么样，海鲜佐料式也是劣质的，但忽然成了我老婆喜欢光顾的地方。我们经常周五晚上到饭店去吃饭。一个星期五晚上，我们正琢磨着到哪儿吃饭，只听我老婆说道，听说有个越南餐馆不错。哇！她说得那样随意，简直是脱口而出。她还引述了她一个美发女友的话。她这个女友是这样的女人，即使南越胜利也会嚼着槟榔蹲在西贡胡同里拔鸡毛。我在美国尽量不去越南餐馆，但娥似乎非要去不可，还摆出被我宠惯了的随意的样子。嗨，她毕竟还很漂亮嘛。

我们开进那个商业小区，找到了那个地方。那个餐馆离美通球衫店（Ngon Qua Po-Boys）和好运保龄球馆仅几步之遥。当我们步入那家红烧牛肉面馆时，我注意到老婆的手不经意地溜出了我的胳膊。我还未来得及匆匆看一眼天花板上吊着的那种香港大规模生产的中国灯笼和墙上挂着的漆画，这个高个越南男人穿着一身礼服就突然来到我们面前并鞠个躬，然后心照不宣地朝我老婆瞟了几眼。这家餐馆老板叫陈文和。他见到我们非常高兴，可我却觉得从头到脚一股凉气上下窜。

就这样，我们坐下来吃这二等的晚餐。店老板曾两次来到我们桌前，询问是否一切如意。于是我开始吹毛求疵，说这菜如何不是最好的，如何少了这个作料，缺了那个作料，饭菜算不上是一流的等等。他听着我的话，太阳穴一跳一跳的。我听见老婆压着火不时地插进一两句反驳我。这最清楚不过了。我当时几乎想嘲笑这两个人说，难道你们以为我是个傻瓜吗？难道你忘了我过去是怎么严厉地处理这样的事了吗？

可现在的现实是，我再也无法上天取火了。我甚至连个耳目也没有，没人能出去为我递情报或送出那些必要的警告了。所以嘛，我先管住我的舌头，不谈这些只谈饭菜。回家路上我没有说话，那天晚上没说这事，一星期过去了我也只字不提，直至我的小蝴蝶对我说，她又想越南菜了，而且还建议去那家红烧牛肉面馆。我只简单说了一句，不去那家店。凭着我多年间谍的经历，外表表现出镇静自若的样子。可我心里却像打翻了醋瓶子，精心策划着。十几年过去了，我从未有过如此强烈感受。自己虽在异国他乡，但还像以前一样，隐蔽在敌人战线里，只凭自己的智慧做事。我很快想明白了，不管你走到世界什么地方，过去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仍在影响着你。这些文化底蕴对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的人来说，会帮助他想出解决的办法。

以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为例。拿破仑在欧洲打败了西班牙，把这座城市从他们手里夺走，两年后又把它卖给美国。这座城市对这位将火玩于股掌之中的小个子来说，乃是信手拈来的囊中物。其实在拿破仑占领之前，这座城市就有悠久的历史。一百多年以来，这里一直住着法国人、西班牙人、加勒比来的移民、西印度群岛移民，还有带来不同火种的黑人。无论住在新奥尔良哪里，你都能听到巫毒教的诅咒。一天晚上，那时我刚刚认识陈文和不久，看到电视节目里有个又瘦又小的黑人在用巫毒教狠狠教训他的仇敌。那天，老婆是和我坐着一起看的。我在她面前仍不露一点声色，不让她知道我坐在那儿听的是历史教训。这个小黑人出了差错，让迟钝的美国人逮个正着。在这种情况下，我明白自己还得再成熟些，学会再次掌握玩火的本事。

第二天，我向电话公司请了病假，然后走过桥，经过顶着中式礼帽的大圆顶体育馆，来到法语区。所有电视和电影都暗示，这里是巫毒教盛行的地方。我走在这个区的主道上，街边都是小商铺，有T恤衫店、比萨店、爵士音乐厅，还有舞女跳舞的地方。舞女的丈夫们如果能像我以前那样有本事，早就把新奥尔良炸为平地了。我找到的商店都是由白人开的，就是那些大块头的美国白人。店里整整齐齐的架子上摆满了书、罐子和布娃娃，这让我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地方和真正的巫毒教没什么关系。

我离开这些店，开始在波旁街上来回溜达，觉得这些店和陈文和的那家越南红烧牛肉面馆一样，都是冒牌货。我溜达到下一个街口，拐进一条小巷，然后又拐了一个弯，接着再拐了一个弯，踏上了一条卵石路。路又窄又小，两边是带门厅那种又细又长的房子。我沿街蹓跶，冲着蹲在家门口的黑人满脸堆笑，打听附近有没有信巫毒教的人。我上过历史课，觉得这帮人之间有血缘关系，求他们帮忙并不觉得别扭，尽管他们大多数人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最后一个拄着拐杖靠在电线杆上、眼睛灰蒙蒙的老头对我说：“你找他干什么？”

我说：“我有个漂亮老婆，眼光到处游荡。”

老头点点头说：“我知道这种麻烦。”然后他告诉我如何找到巫毒教徒约瑟夫医生的家。他说：“你告诉约瑟夫医生你想干什么就行了。他可是个威力无比的下流爸爸。”（我后来才知道，很多人把男巫毒士称为“爸爸”。“下流爸爸”的意思是他愿意施魔咒做恶事。）

我向老头表示感谢，直奔那条街。那条街和刚才的街道一样。我找到那所房子，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除了门铃边有块小标牌外，那所房子几乎和别的房子没什么两样，门上没有挂任何奇怪的标记，或用绳吊着一块动物骨头，或吊着其他什么东西。我走到门前才看见，那小标牌是块钉在墙上的胶合板，宽三英寸，长五英寸，上面写着：“约瑟夫医生专解天下难事。”他要是真如老头说的那样威力无比，我肯定会喜欢上这位约瑟夫医生。这就是我的风格，永远保持低调。我按响门铃等着，一会儿约瑟夫就会亲自过来开门了。老头是这么告诉我的。约瑟夫医生好像已经认识我，知道我想干什么似的，一开门就说：“我是约瑟夫医生。进来吧。”

我步入前厅，闻到一股霉味和烧香的气味。我费了好大劲才睁开双眼，以适应里面的黑暗，仍然什么都看不清，但还能尾随着约瑟夫医生来到前面的会客厅里。他挥手示意我坐在一把硕大的旧软椅上。椅子坐上去感觉垫子里的弹簧就在屁股底下。约瑟夫医生坐在我对面的藤背椅上。刚一开门时，我觉得他似乎是个大块头，长得比所有美国人都高大，可坐在我面前时，我意识到我错了。可能我中了他的魔法。这正是我希望的。他在我眼里并不是个高大的人。他和所有越南人一样瘦，比我想象的还年轻，这可能也是中了魔的缘故。他的眼睛很明亮也很大，一头黑色的卷发看不出一点灰白。他的下嘴唇向上堆出了笑容，显然已准备好营业，所以我也开始谈我的事了。

我告诉约瑟夫医生有关我老婆的一切，告诉他我不得不承受的重担。我没告诉他，我曾利用美国空军去解决这个问题。作为这样的“爸爸”，他可能什么都知道，但即使如此，在这位“下流爸爸”面前，我仍保持间谍的本色。他听完我的话，伸出手指头罩住脸，目光从我这里转向窗口，窗上挂着半透明的窗帘，晨光从纱窗帘里透进来，照亮了房间。他朝外望得太久了，最后我都懒得看他了。房间很小。屋子里除了两把椅子和约瑟夫医生身旁的独脚木桌，什么都没有。尽管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空荡荡的墙仍显得黑黑的。我再细看才发现墙是被刷黑的。门上挂着厚厚的门帘。这扇门一定通往房里其他地方，后面肯定藏着这位巫毒教医生所有神秘的东西。我无法知道是什么东西。这间屋里只有烧香的味道和下流爸爸眺望我身后窗外的目光。

约瑟夫医生的目光终于又回到我的脸上。当他把目光转回来时，我觉得自己的筋骨一阵疼痛，胳膊和腿开始发软。他问道：“这个女人在你眼里有多大分量？”

我以为他在谈费用，于是耸了耸肩。但他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哼了一声，说：“你和我把这先放一边。我谈的是另外一件事。你将有三次机会拒绝她。如果你准备祈求上苍，那么你必须明白你到底想要什么，还要明白自己是多么地想要这个东西。”

我有点不知其所云，但能觉出他想让我先做个某种声明，然后再继续说下去。所以我给了他我唯一可能的答案。对此我甚至连想都没想就说：“如得到她，让天降火也值得。”

听到这儿，约瑟夫医生点点头，目光刺进我的心里。我觉得自己好像要打喷嚏。他说：“本想给你一些上等咒符放在那个人的家门口，但我认为，还需要一些更有魔力的东西。”

我点了点头，发觉两只手已经抬不起来，于是皱着鼻子，以防自己打喷嚏，但愿约瑟夫医生不要把这看作失礼。约瑟夫医生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用不着他告诉我坐在椅子上别动，因为当时我已经身不由己了。约瑟夫医生消失在门帘后，我坐着等他，突然觉得自己甚至连呼吸都没有了。正在这时，约瑟夫医生又出现了，身后还带来一阵烧香的味道。他绕着椅子走过来，如庞然大物压着我，让我身子往下沉，屁股下的弹簧噔噔作响。约瑟夫医生俯视着我，吓得我赶紧闭上双眼，只听他说了一声：“给你。”然后我就觉得一些东西轻轻落在我的大腿上。

我睁开双眼，他的手已缩了回去，我腿上放着个小黄纸包。约瑟夫医生说：“这里面有个猪尿脬。还有一小瓶血。你必须往猪尿泡里面装些公山羊屎，再把血倒进去，然后把尿泡用一绺老婆的头发扎住。十二点钟声一响，就把这尿泡扔到你对手的屋顶上。”

我木愣愣地点了点头。

这时，约瑟夫医生抬起下巴，堆出了笑容，然后挥了挥手。我本应该知道的，但我真记不得自己是如何站起来，又如何穿过房间走出门的。我只发现自己站在他家门前的大街上，胳肢窝下夹着包着猪尿泡和一瓶不知什么血的黄纸包，明确眼下所要做的就是找公山羊屎。我心想，我这干的什么事呀？我当时想到了娥，脑中浮现的那张脸依然美丽。历史教导我们，美丽的女人总是让丈夫倍受折磨，只要问一问美国演员米基·鲁尼就知道了。我本该把这个纸包扔到最近的垃圾箱里，然后离开这个女人。这个想法可能连你都觉得奇怪，但对我来说，是否退出战场让我的蝴蝶远走高飞，这个决定太重要了。这可能是当时我脑海里的一闪念。后来我意识到，这也是我第一次有放弃我老婆的想法。这个想法转瞬闪现又转瞬即逝。我从胳肢窝下掏出那个纸包，看着它，思忖着新奥尔良什么地方能找到山羊屎。

我个子小，但很机灵，不知不觉就来到奥杜邦公园的宠物园门前。因为是清晨，又不是周末，园子里一个人影也没有。我心想，我的运气还真不错。现在只有我面前这个关着山羊和绵羊的羊圈了。圈里的羊全都忐忑不安，好像羞羞答答的婊子，盼望人们天天宠爱。跳进羊圈之前，我坐在条椅上开始琢磨怎么来干这件事。我的手开始解开拴在猪尿泡上的绳子，但心里想不必用尿泡直接去接山羊屎。我可以先把羊粪蛋装进好拿的器皿里，然后再把它们倒进尿泡里。我对自己想出的这个法子当时还颇感洋洋得意。我知道怎样做才能成功。

于是，我站起身，来到售货亭，要了盒爆米花，琢磨着把爆米花倒掉，只留下盒子。我四处张望了一会儿，耳旁响起爆米花被装进盒子里的哗啦声。感谢佛祖，我转过身，正好看见那个女孩要把盒子接到银白色的出口处，然后伸手去拉油泵。“别放黄油！”我喊道。女孩好像被打了一下似的，吓得缩回了手。没法子。我一心想的是，千万别因粗心大意而改变了约瑟夫医生的秘方，谁知道黄油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不管怎样，我拿到了盒子，心里也踏实多了。就这样，我又回到宠物园附近的椅子上，一边坐着，一边吃着爆米花，美极了。我后来才发现自己犯了个大错。我曾想过用手绢把盒子里的盐粒清除掉，但我在椅子上享受爆米花耽误了一段时间。我正要跨进羊圈时，来了一队小学生。我先听见他们又说又笑，然后看见他们沿着小路朝这边走了过来。我得当机立断，是跳出羊圈坐在椅子上等着他们都走了再干呢？还是现在就直奔山羊？太阳越升越高。我想，有可能今天一整天孩子们会一个班接一个班地来。我开始环顾羊圈的四周。圈里到处都是羊粪蛋，可我实在不知道绵羊粪到底是什么样的，也不想搞错了。这时我注意到一只白山羊在一根木桩子上蹭来蹭去，于是我走过去，在它的尾巴后面徘徊。

山羊继续蹭痒痒，孩子们已到了大门口。我开始拍拍羊屁股，一不想惹人注目，二想哄着它拉出点东西来。山羊抬起头，竖起两耳，听到孩子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声。这时候只听老师的声音盖过孩子们的喊声，让他们安静些，善待小动物。山羊离开了木桩，我能感觉到山羊有点紧张，也知道很多小手往这个方向摸了过来。

我低声说：“快点啊。”说着，我看到山羊尾巴抖了一下，又抖了一下，然后拉下一大堆黑黑的羊粪蛋。我的条件反射特别好，它才刚排泄了十来粒，我的爆米花盒子就到位了，劈里啪啦装足了我想要的。

正在这时，身后传来一个小孩的声音，他紧挨着我大声惊呼：“吉布斯小姐！这个人把山羊屎掺到爆米花里啦！”

我又想起了老婆的脸，暗自问自己做的这一切是否值得，我感觉到许多眼睛都转过来盯着我，而我的一部分对我说，放她走吧。这是我第二次想放弃老婆。当时虽然明确自己的意愿，但觉得身不由己。我在家乡时听过一两个出奇勇敢的战友说，在战火硝烟中，有时你心里知道自己想逃，可身体却不能动弹了。看着杀气腾腾的部队冲你扑来，身体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当这个孩子还在喋喋不休地说我做的怪事时，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我耷拉着脑袋，眼睛盯着羊屎掉进了手中的盒子，身体一动不动。我站在那儿直到羊尾巴又摇了两下再也拉不出屎来了，这才看着山羊知趣地从我身后的那个小鬼头面前跑走了。

我也赶紧溜走了，再也不想回头看一眼折磨我的那个小东西，或什么吉布斯小姐，或什么其他人。我跟着这只白山羊，一起沿着羊圈边逃走了。当时我心里还突然产生个想法，想让孩子们和他们老师觉得我好像追着山羊似的，让它再给我的爆米花多加点佐料。然而，我最后没这么做，而是从这帮孩子中间挤过去，直奔大门逃走了。为了不再回想那些小脸上一双双迷惑不解的眼睛，我心里只想着刚干完的那件事。我能感觉到爆米花盒子的分量，还能感觉到胳肢窝下死死夹着的那个纸包。我今天就能搞到老婆的头发。难办的事都已干完了。我有公山羊粪了。当我的手碰到大门闩时，身子已不再打哆嗦了。

是不是公山羊呀？坏了，我还没查羊的性别呢！我转过身，看见孩子们正向我围拢过来，越来越近，肯定是想看一看这个怪人是怎么带着奇怪的快餐离开的。但我一转过身来，孩子们就尖叫着往后躲。那只白山羊在远处的篱笆墙停了下来。我知道那是“我的”白山羊，因为它站在我第一次看到它的地方，而且还因为，它正看着我，似乎要向我表示同情，好像明白我在这些小东西的众目睽睽之下有多么尴尬。

虽然感到很难堪，我还是从孩子们中间穿过去又回到羊圈里。我不想看这帮孩子的反应，但从余光里仍能看见他们都转过头来着我。一些孩子甚至还跟着我过来了。我走到山羊前，山羊看起来很害怕，于是我对它说：“没事，没事。”下面要做的是最难办的事。我走到山羊的尾巴后面，蹲下来，听到身后十几个小孩的喘息声。感谢佛祖，我看到山羊屁股下面我要看的东西了。我赶紧跳出羊圈，冲出公园，好像黑暗中有巫毒鬼在追讨我的魂似的。

那天晚上，老婆睡着了，我拿起她那把最锋利的裁缝剪刀慢慢靠近她。昏暗的灯光下，她更漂亮了。她的脸和我结婚时那张十五岁女孩的脸一样，非常平滑，一点皱纹都没有。命运怎么会把这样的女人送给我这样的男人呢？尽管在我表面下隐藏着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男人。她在睡梦中轻轻叹了口气，虽然声音很甜美，但让我感到不安。我必须把所有事情解决后，才能尽情欣赏老婆的魅力。我绕到她脑后，轻轻提起她一缕头发，如丝般的头发让我双手有些发抖，怕这绺头发剪不下来。我的手抖得很厉害。我更害怕自己没拿住剪刀伤了她的耳朵，割破她的脖子。我深吸一口气，只听剪刀喀嚓一下，接着该准备施展巫毒魔法了。

第二天早上，娥说要和女友去逛商场。我说：“你知道，即便我们打赢了那场战争，那些女人也不会变，仍在西贡胡同里嚼槟榔拔鸡毛。”

娥哼了一声，对着烤面包机小声说道：“说点新鲜的吧。”

我以前的确是很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所以我诚恳地对她说：“对不起，我的蝴蝶。和你朋友好好去玩吧！”

娥转过身来对着我，脸上的表情让我不知所措。我的一半相信，那是充满期待的眼神，几乎是在用温柔和欣赏的目光看着我。她欣赏我，因为我是那种甚至能向老婆低头赔不是的越南丈夫。可我的另一半在琢磨，她眼里冒出的简直就是强压的怒火，一种越南妻子温柔的生气方式。不管我的左右两半怎么想，我们俩谁都没说什么。我走出门外，但没去电话公司。

我开车去了当地图书馆，看了几个小时的报纸和新来的杂志。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斗争。为了生存，你必须得聪明一点。这是众所周知的。我车后座上的背包里有装满血和公羊屎的猪脬，并用我老婆的一绺头发扎了起来（后来才发现这可是件不容易办到的事）。我有陈文和的地址，知道他就住在附近。差一刻十二点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把报纸叠起来，放回报刊架上，然后一脸镇定自若的样子，蹑手蹑脚地从图书馆员面前溜了出去（我毕竟是个优秀的间谍嘛）。我开着车向北穿过曼哈顿大道，再往西岸高速公路奔去，然后转了几个弯，来到和先生住的大街上，发现他家就在拐角处。

我还有五分钟。我在街对面停好车，蹲在车轮后观察这个地方。他家房子是周围直筒式房屋中的一所。这些房子之所以得了这么个名称，是因为你站在前门厅拿着枪就可以直接射向后门厅。如果你用猎枪子弹打，可以打进房子里的所有屋子里。我觉得，这种样式的房子对想干我这种事的人来说，设计得太完美了。设计师可能也有一个蝴蝶式的老婆，这样他能轻而易举地射向他的竞争对手。我正想观察一下，明确射杀不是我今天要采取的方式，这种直筒式房子的某些特征引起我的注意。

约瑟夫医生说过，我得把猪尿泡扔过屋顶。我当时脑中浮现的是一所大平房，或被称为科德角式的平房，这样我可以站在离前门厅不远的地方，把猪尿泡抛过屋脊，让它从屋顶滚到屋子那一边去，这样任务一下子就可以完成。但这种直筒式的房子纵深很长，一直延伸到后院。我根本不可能把猪尿泡扔那么远。首先，我不是个优秀的投掷手。另外，这距离也太远了。如果我真能把猪尿泡从房子这一边扔到那一边，这岂不是奇迹吗？况且，和先生家与邻居家挨得很近，中间只有一道篱笆墙。

我还注意到这篱笆墙又高又结实，所以他的邻居从卧室窗户是看不见他会情人的。一想到这儿，我顿时怒火万丈。我看了看表，只有两分钟了。我必须得想出个办法。我从后车座上抓起背包，跳下车。我心里喊着，一定要扔过房顶！一定要扔过房顶！如果从侧面扔到那一边，这也算扔过房顶。我琢磨这个法子肯定行得通。我的运气还真不错。和先生家就在拐角处。我用不着对付那条窄道和高高的篱笆墙。房子的另一侧正对着大街，于是我敏捷地绕过了街角。

房子这一边并排立着三棵大树。它们好像挡住了房子，看起来挨得很近，间隔只有几英尺。我看了看表，已不能再浪费时间，仅剩几秒钟了。于是，我把背包放在脚下，掏出猪尿泡。猪尿泡长长的，带着暗灰色，顶着娥丝绸般的头发。我在两棵树中间找好位置，这时手表开始发出报时的嘟嘟声。可我还不知道怎么拿着猪尿泡，也不知道如何抡起胳膊扔。是正手扔呢？还是反手扔呢？表响个不停，我开始惊慌失措，好像有只受惊的山羊在我胸中东奔西撞。于是我赶紧选择了反手扔。我把胳膊放下来，眼睛瞄着屋顶，然后就在表停止叫唤的那一刻，使出吃奶的力气把尿泡扔了出去。

尿泡几乎是径直飞上天的，接着又陡然落下来，刚好穿过我左边的树叶，吊挂在树枝上。我真无法精确地告诉你，此时这个东西在我眼里到底像什么。这个尿泡变成两个，荡在树枝上。好吧，我告诉你吧！它就像一对大睾丸。我气得想和陈文和拼命，但我知道这东西不能挂在那儿。它挂在那儿，可能还会产生魔法，效果和我所想要的没准正相反。我决定今天中午一定把这个尿泡扔过去。现在它仍处在被扔过屋顶的过程中。我心想，过程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于是，我向那棵下部长着粗壮枝条的大树走了过去，开始往上爬。

我同许多小个子男人一样，非常灵活。我其实并没有多少爬树的经验，但一看到头顶的尿泡，一想起和先生对我老婆的淫欲，就利索地往上爬。树皮刮伤了我，树叶纠缠着我，脚下的深渊变得越来越大，可我还是一个劲儿地往上爬，根本不往下看，也不想自己是否安全，直到爬到几乎和房脊一样高的地方，脸对着猪尿泡。当时我想抓住一根树枝稳住自己，可这是根死树枝，喀嚓一声碎成几段，噼里啪啦地砸在屋顶上。我猛的一惊，头一下子缩了回来。我骑在树上，离地面很远。

尿泡仍吊在那里，胳膊还够不着，但把它扔过屋顶对我来说已是件信手拈来的事了。谢天谢地！我马上就要达到诅咒陈文和的目的了。我手脚并用抱住了眼前一根大树枝，开始一寸一寸地去抓尿泡。小树杈绊住了我的手脚。这时我犯了个大错。我两眼没有盯着目标，而是目光移开，看向了离我很远的地面。这一看吓得我魂飞魄散，觉得胸一下子被掏空了，只剩下心在突突地跳。我闭了一会儿眼，再睁开眼时，便不错眼珠地盯着那个猪尿泡。尿泡里装满好不容易才弄来的羊粪蛋。我往前挪了一点，仅一点点，又挪了一点点，终于伸手抓住那个猪尿泡了。

就在这时，我听到下面传来声音。“怎么回事？”一个声音说。我往下一看，原来是陈文和，只见他光着脚，衬衣扣子也没系，披着衣服，一副慌慌张张的样子。他仰着脸朝我这儿看，我也正好往下看。他一定是认出了我，只见他张着嘴，向后趔趄了几步，说道：“是你？！”

“是的，是我。”我答道，手里紧紧抓着那个猪尿泡。我真不知道现在把尿泡扔过屋顶会发生什么事。是不是大地会裂开，把他吞进去？他会不会一股烟似的消失了？那一刻我的确觉得自己在树上是那么威力无比，就像一架B-52轰炸机打开了炸弹舱门。我准备好捍卫我的老婆、我的荣誉和我男子汉的尊严。这时，我又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陈文和低下头，脸转向声音的方向。

“别过来。”他对那个声音说。但是，一个人影疾步穿过草坪，是个女的。她的头发又长又黑，丝绸般顺滑。她仰起脸望着我。原来是娥。是我老婆，一只美丽的蝴蝶。我看见她也张着嘴，没想到在这里看见我。我顿时觉得自己威风扫地。我又变成了小个子，骑在树上，手里攥着一个装满羊粪蛋的猪尿泡。我不忠的老婆站在情人身旁望着我。这就是我的下场。一个能让天降火的男人现在只能从树上扔羊粪蛋了。我看了一眼房顶，又看了一眼两张仰着的脸，觉得自己不得不在这儿施魔法了。就像约瑟夫医生预言的那样，我第三次拒绝了老婆。我心想，老婆如此漂亮的脸蛋给我带来的只能是痛苦。我攥着猪尿泡的手避开他们头顶上的树枝。我脑子里想的全是这个女人如何折磨我。我是能配得上这么漂亮女人的男人吗？我能怨她吗？我望着陈文和，觉得他长得真是无可挑剔。我抬起胳膊，并不想把尿泡丢下去，而是想发射出去。我就是这么做的，直接冲着勾引我老婆这个男人的脑门发射。我可以很高兴地说，炸弹击中目标啦。但不幸的是，取得这个精确度是需要代价的。我也跟着扔出去的尿泡从树上栽了下来。现在我正躺在医院病床上，两条腿做着牵引，左胳膊打着石膏，吊在胸前。

但我仍然觉得自己似乎超越自己的外表。我住在医院里，老婆每天过来，坐在我身旁，弯下腰，脸贴着我的右手。今天晚上她还带来针线活。她把椅子拉过来，靠着我坐下。她在做针线活之前问我是否想过在美国的越南人应以什么方式融入美国社会？还问我历史将对此应如何评说？她问了我一些这样的问题。其实，我对这些问题有很多想法。我和她谈了很久，一直谈到自己打瞌睡。我偶尔醒来时，察觉她正为我调整头下的枕头，然后又轻轻把被单盖在我未受伤的胳膊上。

中秋节

作为越南人，我和你都是幸运的，你还没出世，我就和你唠嗑了，用越语和你说悄悄话。我们越南人有个风俗，那就是妈妈能和肚子里的胎儿说话，聊聊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事。美国人可没有这个习俗。我要是用英语和你说话，可能你也听不懂，何况我的英语讲得不怎么样，讲不明白自己的心里话。最重要的是你要好好听一听我的心里话。语言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过别人说话，就是那些用英语讲话的人。英语在这里就如花粉一样飘在我们周围，到了春天，我直想打喷嚏，但却让花儿们繁育出自己的后代。我自己还记得，在我家乡越南，母子谈话是私密的，只有你才能听到我的声音。现在，我可不敢保证了。我母亲已去世，再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了。我还在娘胎的时候，母亲就开始和我说话，记不清自己当时是做梦，还是醒着？只觉得是在梦里听见了她的声音。她就像一个光着身子跳进大海的人，奋力向我游过来，我在海浪深处等着她。

我的小东西，你在我身体里蠕动，想早一点游上来和我碰面。可这一刻，我正望着两个开满红色木棉花的橡木花盆。木棉花没有什么香味，但非常漂亮，有时会招来一群蜂鸟，扇动着无形的小翅膀采蜜，它们娇小的身体滑溜得好像刚从海里蹿出来一样。我望着屋外白色的篱笆墙，墙刷得非常白，即使在路易斯安那州这个又热又潮的地方，上面也没有一点霉迹。每天这时候，我都会把目光伸向院外，抬起头来，让目光越过高低不齐的树梢，向天空远眺。这片天空和越南的天空一样。有时，天上布满小小的云朵，安静得如同摆在新年餐桌中央碗里飘着的鲜花。还有时，天空布满大块乌云，好像中国士兵晃动着臂膀，要鼓噪起一阵暴风雨。我们都知道暴风雨很快就会过去。总有一天，你会像所有越南孩子们一样，笑着冲进暴风雨。

上星期我才第一次和你见面。医生把一些油膏涂在我的肚子上。油膏是我有生以来感觉最凉快的东西，甚至比我以前捧在手里融化的雪还要凉。医生拿着微探头在我肚子上滑来滑去，我在屏幕上看见了你的轮廓。我还能看见你身体里面的东西。我看见了你的脊柱，还看见你那颗跳动的心脏。这一切都提醒了我做母亲的责任。我的心肝宝贝。你说话呀！医生告诉我说，你是个女孩儿。

你要知道我爱你，还要知道你是个女孩子。母亲和我开始说话时根本不知道我的性别。但我知道她是个越南母亲。看见我是个女孩，第一次把我抱起来时，她和父亲一样都耷拉着眼皮，因为我不是他们想要的儿子，当时肯定非常失望。越南父母就是这个样子。我还在娘胎里时就知道母亲对我说的话都是讲给男孩儿听的，期盼着我是个男孩子，把胎里的我当成儿子，省得给他们带来晦气。我的小东西，我喜欢你是个女孩子，因为以后你长大后更能懂得我的心思。

婚姻在越南是件让人惊喜的事情。天上专有主管婚姻大事的神仙。他还算不上什么大神仙，所以我们管他叫牵红线的月下老儿。我现在已经结婚了，所以我才能这么说。假如我没结婚，又回到越南，我必须得拜他，让他善待我。我们会特意为他设个神位，点着香烛好好供着。在婚庆日子里，仪式通常由新郎家里的男性长辈主持，所有人都要在神位前下跪祷告，求这位月下神下凡保平安，还把祷告词写在红绸布上，然后高声朗读。酒杯盛满后，新郎家的长辈先抿一口，再把酒杯递给新郎，新郎抿一口后，才传给新娘。这时新娘才能把酒喝了。我听人说，这是新娘有生以来喝的最甜美的东西了。我不知道是谁告诉我的这些风俗习惯。可能是母亲吧。也许我在娘胎里时就知道了这些事。新娘喝过男人抿过的酒后，写上祷告词的红绸布就得烧了。火焰苍白，腾空而起，绸布在燃烧的热浪中飞舞。

我的小东西，我也年轻过。那时我才十六岁，美若天仙，和豹哥相遇时，他才十七岁。中秋节是一年中恋人相爱的好时机。我是清早在去泉眼打水的小路上遇到他的。我到了泉眼，把脸和手连同胳膊一起扎到泉水池里洗，觉得又滑又凉，清爽极了。一般来说，泉眼里的水是村里的饮用水。只因这里没人看见我才敢这么做。况且，我早上刚在河里洗过澡。泉水池看起来是那么地平静，那么地清澈，让人忍不住想把手和脸扎到水里去。当我抬起身时，顿时觉得晒了我一早上的太阳忽然成了我的朋友，轻轻触摸我的皮肤，让我不再烦躁。

我灌满水罐，开始沿着小路往回走。正在这时，一个高个小伙子大步流星地迎面走来。我当时的反应是，他要过来抓我，惩罚我的手弄脏了村子里的饮用水。我望着他，觉得他的眼睛是那么黑，还那样热辣辣地看着我，弄得我几乎把水罐摔了。我回想起来觉得当时的感觉是恐惧，但现在知道那不是恐惧感。

他看到我的样子便一步冲上前来一把托住水罐，水溅到他的脸和胸脯上。他笑了。他这一笑让我觉得身子更加发软。他只好把水罐接过去扛在自己肩上，转过身和我一起朝我家走去。我们俩没有交谈，只不过想起差点摔在地上的水罐和溅了他一身的水笑了几声。我们一边走，一边各自用余光瞟对方。我望着他时，他眼睛看向别处，等我知道他看着我时，我也把眼睛转向别处。有好几次，我们一个人看着对方，另一个人正好也在望着对方。这情形让我们禁不住都笑了。快走到家门口时，我的双腿变得沉重起来。我告诉他，我们现在得分手了。于是，他慢吞吞地从肩膀上把水罐拿下来递给我，然后告诉我说，他叫豹，从另一个小村庄过来看他表亲并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他问我今天晚上能不能出来庆祝中秋节。我回答说，我会来的。

我的小宝贝，中秋节的庆典都和月亮有关。每年农历八月十五的中秋节是一年中月亮最亮的时候。中国人教我们庆祝这个节日，因为他们古代皇帝喜欢读诗，也喜欢写诗。诗人看到月亮又大又圆时，就会浮想联翩。中国皇帝每到这时就梦想飞到月亮上去。到了八月十五这一天，皇帝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叫来巫师，命他想出一个办法来。巫师绞尽脑汁，不停地念着咒语，点燃一炷奇香，然后一道闪光，倒在地上了。接着，皇宫院子里出现一道彩虹，在夜空中架起一座桥通向月亮。

见此，皇帝跨上千里马，带上自己一摞诗稿，催马跃上彩虹桥，向月亮飞奔而去。他到了那儿才发现一大片黑色海洋中央矗立着一座美丽的岛屿。他到了岛上，下了马，被一群仙女包围起来。她们将他托起，边舞边吟自己写的诗。皇帝也用自己的诗相和。他端坐在这些可爱小精灵的肩上，恍惚到了天堂，似乎觉得这里将是自己的归宿，自己的灵魂应属于这个妙不可言的地方。然而，那里不是他的久留之地。他还有老百姓需要他。他还要应付另一个世界。最后没办法，他恋恋不舍地跨上马，又回到自己的皇宫。

第二天早上，彩虹不见了。皇帝为老百姓做了应当做的一切。一天晚上，他想休息一下，至少想还能回到月亮上休息到天明。就这样，巫师又被召到皇宫。巫师伤心地告诉他，他再也无法回到月亮上去了。皇帝听了很伤心。从此以后，他宣布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是他的月游纪念日，举国上下都要庆典，纪念世上仅存的那片乐土。

小宝贝，你会喜欢我们那天晚上点的纸灯笼。那里有龙灯、麒麟灯、星灯、船灯、马灯、兔灯，还有蛤蟆灯。我们通常会点亮里面的蜡烛，黑夜里用棍子挑着灯笼满处走。那时，村里处处都是旋转的焰火和各种各样的灯笼。灯火中我见到了豹哥。他手里提着走马灯。月亮刚刚从天边升起，大得像头象，颜色如藏在雾里的太阳。我见他站在村中心我们聚会和挂走马灯的地方。每当我们目光碰到一起时，他就突然装作被一个看不见的水罐压得趔趔趄趄的样子。他假装用肩扛着水罐开始转圈子，转了一圈又一圈，表演了一场绝妙的哑剧。后来他假装脚下一滑，只见他肩上的水罐子，一点一点地歪下去，然后掉了下来摔碎在地上，接着又见他向后一跳，躲开飞溅的水花。他的表演把我们俩都逗笑了。

中秋节，大人不禁止未定婚的男孩和女孩聊天。我们越靠越近，孩子们跑过来挡住了我，但我仍能感觉到灯笼里扑面而来的热气。我和豹哥仍想靠近些，最后终于在村中心广场上站到各自面前。后来我们攀谈了起来。他问我家里人好，我也问候他家里人好，想不到他表兄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好朋友。豹哥询问我的水罐子，我问他扛水罐的肩膀是否还疼，然后我们慢慢挪到没人的黑暗处，一起向那个泉眼走去，然后又来到河边。

我们这样做可能已超出村里定的规矩，但当时我们都没在意。小宝贝，我是个泼辣的女孩，豹哥是个规矩男孩。我知道他的为人。我的判断没有错。他对我非常尊重。我感到很安全。我们站在河边，看着一只舢板悄悄地划过去了。舢板上挂着桔灯。桔灯的颜色和那晚刚升起的月亮一样。豹哥为我表演哑剧时，舢板向着地平线驶去。

月亮升得更高了，变苗条了，月光亮得发白，而且光芒还有些刺眼。月光正处于刺眼但不伤眼的程度。此时的月光最美丽。它尽量发出所有的光芒，令人心旷神怡。这时豹哥悄悄搂住了我的腰，我愿意让他搂着我，至今仍觉得美滋滋的，非常快乐。我们一起站在那儿，仰望着月亮，极力想看见住在黑色大海中的神仙，听他们吟唱自己写的诗。

小宝贝，豹哥是我最爱的人。我们两家人也都很喜欢我们，同意了我们的婚事。在我家乡越南，新娘新郎因情投意合定下婚约的情况很少见。所以我说，你也很幸运啊，宝贝。这是我来美国碰到的一件好事。对我来说，也是件幸运的事。我不知道你能否看见我眼里正闪着泪花，你是否察觉到我眼角溢出的点点泪水。我的眼睛像你一样，被水包围起来。不要担心。这些都是幸福的泪水，是为你而流的泪水，为你将来美丽人生而流的泪水。

我正望着白色的篱笆门，你爸爸等下会从那道门进来回家了。我想告诉你的是，你是个幸运的姑娘。我眼泪中的含义已经变了。即便如此，我还得把话说完。豹哥和我定婚了。但不久他应征入伍了。婚礼还没举行，他就开拔了。最后他牺牲在山里的一次战斗中。门开了，你爸爸，我现在的丈夫，进了那道门回家了。他也是个好男人。让篱笆墙和房子不发霉是他的功劳。他用漂白粉把霉迹都除掉了。每隔半年他就用自来水冲洗它们。他现在站在我们木棉树旁，没看见我正站在窗前。我再唠叨一会儿就得住口了。这个男人原是个美国大兵，也是个好男人，永远爱自己的越南女人。他看见我站在窗前时，会过来用细嫩而强壮的手背轻轻抚摸一下我的脸，还会摸摸我的肚子，觉得是在抚摸你。

我的小宝贝，你会爱他的。我知道你能理解我。我不想让你再为我悲伤。我曾在月亮上度过自己美好的中秋夜。再从彩虹下凡时，我发现人间也不错。没有回头路是令人伤心的，但我们在这儿仍可以点着灯笼，遥望夜空，回想过去。

一片开阔地

亲爱的儿子，我们从未见过面，但千万不要以为我不再爱你了。南越被北越人接管时，仍然在战斗的战士谁也没料到自己会选择逃跑。那时你在母亲肚子里没出世呢。我自己没想逃跑，也没想带上未出世的你一起跑。我根本没想过离开自己的祖国去变成一个美国人。但我这辈子自己做的选择真的实在太少了。西贡垮台时，我才十八岁。你那时正在安溪的一所茅草房里，漂在母亲肚子里的海洋中做美梦呢。你妈妈爱我，我也爱她。我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离开她的。现在我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在这里碰到许多和我境况差不多的人。有件事我一直觉得奇怪，之所以奇怪，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当时都想拼命逃出去，他们甚至藏在正要撤离的飞机的起落架上，而我自己从没想过逃跑，也没选择逃跑，可我却逃出来了。

对不起，我现在写信给你并不是想让你对新爸爸不孝。我知道你母亲担心的正是这一点。我给你写信完全是出于对你的爱，因为我必须得跟你讲一讲处于少年和成年之间的男人是什么样的。我拿起枪参加战斗的时候，正是处于那个年龄段。手中的M16式步枪是个黑家伙，黑亮得像只大蛐蛐儿，出奇地轻巧，能发出可怕吓人的声响，像我爸爸在村里天黑时给我描述的河鬼的叫声。那时的我就喜欢这些吓人的东西。

我必须给你讲讲我过去经历的那些事。你要是个男孩，你也会想要那种心惊肉跳的刺激。你也会喜欢那漆黑的夜晚，喜欢那种和朋友谈论鬼魂和离奇古怪故事的恐惧，愿意一头扎进黑暗，头也不回地钻进树林深处。你会和朋友一起沿着小路往前走，没人敢说你走得太远了。当听到茫茫黑夜中传来的微弱声音，虽然这让你一阵心跳，你还会执意闯下去。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我经常梦到你，梦见你和伙伴们这么淘气，和当时我和我的伙伴们一个样。

做些让你害怕的事情不要紧。这很自然。这能帮你获得男人的勇气。但当你长大成人后，就不能犯糊涂了。不能像小时候那样，摸黑出去，寻找令人毛骨悚然的刺激。你不要再留恋人生那个阶段了。其实我手中的枪一听到别的枪发出呼叫时，我自己的胆量就坚持不了几分钟。我不再留恋那几分钟的惊险了。我现在梦里只有你。

我记不清真正让我恐惧的具体是哪一个时刻，记不清那个战友们只有恐惧毫无乐趣的时刻，记不清那个不幸的时刻，也记不清那一刻自己是多么无助。也许那一刻自己真正克服了恐惧，也许那一刻能和朋友转过身来走出丛林不再战斗。我只记得宽阔的稻田和迎面扑来的风。它们令我陶醉并对我说，它们认识我。我还记得自己靴子里灌满了水，但我总怀疑自己是否弄错了，低头看一看自己靴子里是否都是血，是否踩上了地雷，脚没感觉了，意识不到自己穿着满是鲜血的靴子走路。这段记忆停留在诸如此类的画面上。稻田、水泥跑道和扫荡过的丛林小路——这些精确而又具体的地方——统统从我记忆中消失掉了。

此时留在我脑海里的只有这一点开阔地上的经历。那片开阔地位于高地上红树林中的阴凉处。四周的树围着我们形成一个完美的圆圈。在开阔地的中央有一棵很久以前倒下的大树。我们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任务完成后便一字排开靠着倒下的树干坐下，有的伸着腿靠着，有的把腿抱在胸前坐着。我们那时都很年轻，以为明白自己究竟在干什么。我们那时也许太愚蠢，不该在那儿停留。我到现在也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当时是排长让我们这样做的。他坐在树干上，胳膊肘放在膝盖上，身子向前探着，嘴里叼着一根烟卷。他坐在我旁边，可我知道他想转移到别的地方休息。排长虽然新上任，但好像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排长叫阿彬，大概只有二十一岁，而我才十八岁。他看起来像个男子汉，而我只是个小兵。他是我们的头儿，我们的新排长。我想和他聊几句，因为当时心里特别害怕，好像一条鲶鱼刚从河里钓上来，被摔在船里，嘴里还吞着鱼钩，躺在船底上垂死挣扎。

我坐在那里想着和彬排长聊什么。但我脑子里能想起来的不过是一点抱怨。我还真不知说什么好。正琢磨着，坐在我身旁的一个小兵发话了。我虽没记住他的名字，脑海里也浮现不出他的脸，甚至记不起他哪怕一个特征，但我记住了他的话。他摘下钢盔，放在身边，说：“我敢打赌，没人来过这个地方。”

我听彬排长对这话哼了一声，没弄清他对此是不屑一顾呢？还是愤愤不平？我当时大概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否则我会不吭声的。我没有保持沉默，而是对那个小兵说：“自那条龙来到南方后，就没人来过这地方。”

排长又哼了一声。显然，这一次排长对我和那个小兵的谈话有了反应。我们看着他，他对那个小兵说：“如果你这样想，那你就是个榆木脑袋。你来得太迟了。这个地方有人来过。你最好指望这是几天前，而不是几个小时前。”

我们挨批后把脸转了过来。虽然排长是冲那个小兵说的，但我觉得脸在发烧，比太阳晒得还烫。我也没有幸免。排长用硬邦邦的指头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望着他，他板着脸，弯下身子面对着我，好像我说的话比那个小兵说的还难听。

他问道：“那条龙有什么故事？”

我吓得脑子都转不动了，只是低声重复道：“那条龙？”

“那条龙。”他说着，脸离我更近了。“那条龙来越南的故事。”

有那么一会儿，我松了口气。我至今不知排长对我的话是如何想的，但不知怎的，当我说起龙飞向南方时，他知道这不仅是个意指很久很久以前的习惯用语。他知道我是真的相信。但那一刻我并不知道他因此觉得我有多么愚蠢。我说：“那条龙。你知道，就是那条温柔的龙，他是所有越南人的祖先。”

我父亲尽管和许多越南人一样，甚至也和一些美国人一样信鬼，但他讲的那条温柔的龙和仙女的故事和半夜里烛光下听到的那些可怕的鬼故事不一样。人们一般都是白天家里许多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才讲有关我们国家诞生的故事。讲时没人跟我说，这个故事是瞎编的，也没人说这不过是好听的瞎话。在我为了成为美国公民而学习美国历史时，读到一个名叫乔治·华盛顿的人的故事。他砍倒了一棵小树，然后说出了实话。老师当时马上解释说，这不过是个杜撰的故事。他连这点小事都得解释解释。华盛顿不就是砍倒一棵树后说了实话嘛。看来我们还真得把传说和真实的历史故事分清楚。

别人替我选择了这个国家，然而这个国家让我难堪。我同时也为整个成人世界感到难堪。我甚至还为彬排长感到难堪，因为我想起他接下来问我的问题。他板着脸，声音如同我们身边响起的急促发狂的枪声。“是那条和仙女睡觉的龙吗？”他大声问。其实他在真实历史中那一刻所问的话比这还要粗俗。

“他娶了一位仙女。”我回答说。

“谁娶了她们？”排长又问道。

我已来不及回答了，尽管这个问题很简单，而且现在看来，也毫无意义。因为我正坐在处处充满杀机的树林中央那块开阔地上，端着枪朝丛林中的身影射击，他们的子弹从我脸庞呼啸而过，已看到两个人牺牲了。我立刻转过脸去，但仍目睹了这两个人鲜血飞溅的情形。我立刻瘫坐在树林中，心里充满恐惧。我听见排长那个小小的问题，一下子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愚蠢，多么幼稚。

排长喊道：“是那位要下蛋的仙女吗？”

我好像一下子又回到初为成年人的恐怖时刻。我吓得转过脸来，不敢看排长。我把目光转向开阔地以外的树林里，知道有人正朝我们靠近，心里还想着龙和仙女没孩子的事。与此同时，排长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只听一声喊：“逃命吧！”

我瘫坐在枯树干上，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也许就几秒钟，也许根本没那么长。我见前面的树林里发出一道火光，接着又一道火光。我还没来得及看看身旁的那个小兵，他的脑袋就成了一滩血肉模糊的东西。这时我的动作快得像步枪射出的子弹，一下跃过树干，躲在排长身边。我们俩谁都不说话，一起只顾开枪射击。剩下发生的事我现已记不清了。我想战斗打响没几秒钟，我们排有一半人被消灭了。空中支援到达时，仅剩下我、排长和另一个小兵，那个小兵在刚才几秒钟里的空地激战中受了重伤，不久就牺牲了。

数月后，排长过来找我。那时我们正在西贡城边准备挖战壕。排长对我说：“是时候了。”我们看见所有南越共和军部队涌入城里。部队里没有指挥官，陷入一片绝望之中。我跟着彬排长，还有他手下另外一些所谓的好战士，还没来得及明白他所说的“是时候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就登上了他朋友准备好的一艘摩托艇，然后我们快速沿西贡河而下。这就是我未成年生活中最后一点经历。那时我把枪抱在怀里，随时准备战斗到底，不管排长领我打到什么地方。但排长说了一句：“你现在不需要那么做了。”

他带着我和其他人驶向南中国海。当我意识到自己正离开祖国，将要抛弃妻子和未出生的儿子时，只能两眼瞪着排长，心里明白我再也回不去了。那时排长微笑着望着我，笑得很温馨。那是一个男子汉对另一个男子汉的微笑。他朝我点点头，好像觉得我是个好战士、好男人，是值得他尊敬的人。他做的一切的确出于真诚。他觉得他在真心帮我逃生。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但你得明白，不是我选择了逃跑。

儿子，我爱你。你妈妈现在已不爱我了。你有了一个新爸爸。她和你讲过我吗？你在看这封信吗？请你读读我的信吧。我要用从田野里找回的童年理想中闪闪发光的小石子来恳求你读一读我的信。我写信是为了告诉你的身世。数千年前，一条温柔而慈祥的龙孤独地在中国严酷的广阔平原上长大，然后游荡到了南方。他找到了一片土地，那里到处是美丽的山峦、绿色的山谷，还有清澈的小河唱着歌一路奔腾向前。

这个地方虽然美丽如画，但这条龙依然倍感孤独。它走遍自己的新国家，终于遇到一位美丽的仙后。她也非常孤独。他们相恋，然后决定结为夫妻，永远相爱。他们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生活，直至有一天，仙后发现自己在一个漂亮的绸袋子里生下一百枚卵。后来卵被孵出来，变成龙和仙后的孩子们。

这些孩子非常优秀，继承了父亲的勇敢和温柔的性格，同时还继承了母亲美丽动人的容貌和细腻的情感。他们长呀长呀，又乖又可爱的孩子们长大了。但最后这条龙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他觉得这个家庭太大了，一个地方已容纳不下，于是把全家人召到一起，告诉他们，虽然很爱他们，但他不得不把家一分两半。他让妻子带五十个孩子迁往东方，他将带着五十个孩子迁往南方。每个人都为不得已的分离感到难过，但都明白他们别无他法。

于是，仙后带着五十个孩子远远地向东奔去，成为海洋王国的皇后。那条龙带着另外五十个孩子迁往南方，成为南方大地的国王。龙与仙后各自和孩子们待在一起，直到他们长大，变得既聪明又结实，并能够自立。后来，龙和仙后消失了。他们在天堂重新团聚，并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孩子们也都成亲了，家业兴旺，从北到南在广袤的大地上建立了越南。龙的子孙是我们所有越南人的祖先。是你的，儿子，也是我的。

在我一生中，有段时间，坚信这个传说的我已经死了。我常在这里的新家反省自己，觉得部分自我意识仍沉睡着。现在我至少还可以做到唤醒死去的自我意识，不觉得唤醒那部分沉睡的自我会让自己显得愚蠢。我的信仰可能也是自我意识的一部分。我爱你，儿子，但愿你能自己拯救自己。把我刚才讲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千万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

鬼故事

我们的故事这么开头吧。我登上一辆叫大灰狗的公共汽车。你坐在车上看见一个东方人，正沿着通道走过来。你用不着费劲，一眼就知道我是越南人——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个东方人。即便如此，你也猜不出我下面要讲的是个离奇的故事，一个鬼的故事。你在车上看见的只不过是个年过半百、衣着有点寒酸的亚洲人。他的袖口和领子都磨破了，盖耳的头发乱蓬蓬的，现在朝你走过来，因为你旁边正好有个空位。靠近你时，你会不会也拿起报纸遮住脸，或转过身向外张望？坐在新奥尔良的公共汽车里，除了便道和一个司机正把箱子扔到行李仓外，什么可看的都没有。但你的姿态能让他知道，你不欢迎他坐在你旁边。这位东方绅士知道如何去领会这个暗示，会知趣地走过去到别处坐。你能不能在他走近时看着他，冲他笑笑，让他知道你欢迎他坐在那个空位上？其实到毕罗西的路途这么远，有人坐在身旁还是不错的。毕罗西是我女儿住的地方，我每月必去一趟。如果你能用眼睛向我示意，让我知道坐你在身边没关系的话，我会给你讲一个越南的真实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1971年，离安溪市不远的一块高地上。春末的一天，一个叫阿冲的南越军少校去市里看望情人，和她在花园里相拥了一下午。还没到傍晚，他们便早早地上了床，一起共度春宵，脸上、胳膊上还残留着花粉呢。在屋里昏暗的灯光下，他们俩都睡着了。少校醒来时，天已漆黑一片。他睡得太久了，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冒着汗，骂着街，赶紧披上衣服冲了出去。他的军营位于山的另一侧，早上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基地司令报告。所以他必须连夜赶回兵营。他的情人有点担心。白天这条山路属于南越共和国。但是，到了晚上，随时会有越共走出丛林偷袭，充满风险。可少校别无选择。他和情人吻别后，出门朝着自己的汽车走去。

他心里其实也很害怕，可在南越共和军里还算得上一位既勇敢又办事认真的军官。他打开自己车门之前，把发抖的双手举到面前，发誓要控制住颤抖的双手，直到手完全不抖时才坐在车里准备离开。那天晚上月亮很亮，但云彩也很多，时而遮住了月亮。少校伸手看不见自己的五指。他耐心地等到云彩飘过去后，才清楚地观察到自己的手在他眼前不再抖了。然后他才把车开走了，甚至没回头朝情人屋子的窗户再看一眼。透过窗户能看得见她正在哭泣。

少校把车开得飞快，不一会儿便来到盘旋到山顶的公路。因害怕被共军发现，只要月亮从云中露出来，他便把车灯关上，借着银色的月光，向前探着身子，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盘旋。借着能照见情人拥抱的明亮月光，他翻过了那座山。但少校心里明白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危险之中。只有月亮消失，看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沟时，他才极不情愿地打开车灯。

就这样，他开着车向上盘旋，每到转弯处，双手便紧紧握住方向盘，恐怕碰到路障，或碰到百杆枪对着他开火，打碎车窗，要了他的命。他终于到了山的顶峰，见到车灯照射下的目标，就是位于转弯处的一块狼牙石，然后开到山口处。路这时变得平缓起来，树木黑压压地耸立两旁，车灯所照不到的地方一片黑暗。路看起来平缓，其实车已开始下坡了。他沿着山路向右转，猛然看见什么东西在灯光下一闪。他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啊！原来是只兔子窜过公路。他看见这只小动物跳入黑暗树丛时飞起来的后腿。少校见此甚至放心地大笑起来，笑自己刚才吓坏的样子。

路猛地向左转，月亮从云隙里露了出来，光芒被周围的树打成碎片。少校知道，再走一英里左右就可穿过山口，路又会盘旋向下了。路两旁一侧是绝壁，另一侧是悬崖。他抬头望了一眼被树割碎的月光，等再把目光转向前方时，突然看见一个女人出现在灯光中，堵住他的车道。他的车当时正向她冲去。他不相信这位身材苗条，穿着美丽白长袍的年青女子怎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只见这个女子冲他扬起手，手势清楚地告诉他停车。所有这一切仅发生了几秒钟。这个可爱的姑娘扬着手定在那里。少校向她冲了过去。一想到越共和他们的鬼把戏，他觉得绝不能夜里在这山上停车。他把车猛地一拐，绕过了姑娘，轮胎在路面上发出尖叫声。他感到方向盘沉甸甸的，又猛然一拉，车回到了自己的车道。其实灯光下除了路什么都没有。

少校心想，这也是个诡计，想用当地女子引我上钩。这时，他面前又出现了一个女子。也许是另一个女子，可能她妹妹吧——怎么可能是同一个女子呢？他一路狂奔，想把她甩到后面——又一个身穿白长袍的年青漂亮女子扬着手站在他面前。这次他可看清她的模样了。不知为何，她的脸显得很清晰——圆圆的，皮肤很光滑，高鼻梁，嘴巴很大，好像有法国血统。第一眼看上去感觉不错，可没想到后来在车灯的照射下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嘴巴越咧越大。他的手又准备打轮绕过这个女子——并大胆断定她和以前见到的是同一个人——眼看着她的嘴巴仍在越咧越宽，美丽的圆脸出现了一个大裂缝。她的嘴巴一咧，宽宽的，像条深不见底的山沟，接着还把舌头吐出来。她的舌头开始变大并肿胀起来，胀得先和她的脸那么宽，后来又胀得和肩膀那么宽，从嘴里出来，上下起伏，红红的，软软的，马上和马路一样宽了。这个可怕的大舌头舔着汽车，把它举了起来。此时上校的眼和脑子里充满了她的大舌头，紧接着失去了知觉。

当他慢慢恢复意识后，发觉自己躺在地上。他睁开眼睛，倒吸了一口冷气，见这个年轻女子的脸正从上方俯视着他，月光正巧照在这张脸上。他盯着她的嘴。嘴巴虽很大但还是人的嘴，张开后没见舌头吐出来，只有说话声。她叫了一声：“阿冲少校。”她的声音非常温柔，甚至比他和情人舌头相触时的吻还要温柔。这位年轻女子说：“你现在得先睡一会儿。因为前面有埋伏。我叫阮芝琳，住在安溪市一条叫做荷花的小街上。你还会碰见我。我想让你活着。”少校想答话，可他说不出来。他眼前一黑，又昏过去了。

当少校再次醒来时，天上还有微弱的月光，可路面仍是黑漆漆的。他用胳膊肘支起身子，环顾了一下四周，见自己正躺在路边。他以为被树撞得粉碎的汽车也停在那里，可眼前的车好像被人小心翼翼停靠那里似的。少校站起身来，惊奇地发现自己身上哪儿都不疼，既没有蹭伤，也没有擦伤，根本看不出来是撞了车、被甩出了车外。他看了看表，发现自己昏迷了两个小时。于是他断定这可能是自己的幻觉。驾车翻山的紧张，加上午后的纵欲，还有花粉的缘故——也可能是一朵奇花的毒素麻醉了他，让他停好车，从车里出来，睡在马路上，梦见那个身穿白旗袍女子做的事，还从梦里得知她叫阮芝琳，住在荷花街上。自己好像就记得这些。哇，一定是一种荷花让他动了心，随之激起他的荷花梦。

少校又上了车，继续向前开。他仍有时间在天亮前赶回营房。刚才这段惊奇的经历和令人陶醉的幻觉让他微微一笑。但他还没开出一英里，就看到一片吓人的景象。很多尸体横在路边。那是从树林里扔出来的战士尸体。它们或横在路上或被抛到山坡下。上校停下车，从车里出来，站在血泊和硝烟中。他走近几步才看清楚一个人仰面朝天，痛苦得脸都变了形。这人已死了两小时了。这是少校一次夜间巡逻中曾看到过的惨状。显然，这些人遭到埋伏，在这个地方被消灭了，正如那个年轻女子在梦中警告他的那样。他当时还不敢肯定他是否仍在梦中。

但他深深鞠了一躬，对幻觉中的女子大声道了谢。然后，他开车安全返回了驻地。

这不过是个鬼故事。如果我说话时你看着窗外，我马上意识到我的故事让你觉得没劲，像其他人一样有相同的感觉——例如：我女儿的美国丈夫。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说到这里为止，让这个故事算你的。其实我还有很多没讲呢。假如我讲故事时，你看着我，两眼炯炯有神，并无屈尊之意，那么我就再多给你讲点。我知道，我讲的可是真事。

一星期后，少校又来到安溪，没有直奔他的情人。他先去了那条叫荷花的小街。那条小街很窄，位于城边一小块高地上，眼睛从那里能越过香蕉树顶，穿过平地，望见远处的山峦。太阳还未升起来，小街静悄悄的。少校只听到风声和小鸡咕咕的叫声，听不到其他任何声响。他面前出现了一片覆盖石板顶的普通小木屋。少校想先敲最近一所木屋的门，打听一下是否有这位姑娘。

这时，一位年轻人骑车从房后过来，从他身旁擦过去。少校赶紧和他打招呼。年轻人停下车，少校对他说：“你认识一个叫阮芝琳的姑娘吗？”

可年轻人的反应让少校大吃一惊。他轻蔑地笑了笑说：“很不幸，我认识这姑娘。但我不会说死人的坏话。”

听到姑娘已经死了，少校的呼吸一下子停住了，觉得冒出一股冷气，如同冬天的寒风。过后，他又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了。他知道，活人不会像他遇到的鬼那样显灵。浑身的冷颤刚过去，少校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看到小伙子对救过他命的美丽姑娘不敬，他感到十分愤怒，恨不得一步上前揍小伙子一顿。然而，他突然镇静了下来。嗨，这不过是个好嫉妒的臭小子，觊觎琳姑娘的美色，但遭到姑娘的拒绝。少校对此十分肯定，就好像琳姑娘突然贴近他的耳旁告诉他这一切似的。

少校问道：“她父母住在这条街上吗？”

“街尾的红房子里。”小伙子说道，还没等答话就转身骑车走了。

少校走过一个路口，在街尾找到了一所小木屋，可能从前被刷成过红色，颜色已褪得比以前更柔和了，在夕阳下呈现出粉红色。他走到门前，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出来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上了年纪，背已驼了，但很苗条，高鼻梁，抬起头来用游移不定的眼神望着少校。

“我是冲少校。”他接着问道：“我可以进来吗？”少校说这些话时，自己觉得怪怪的，好像无需任何解释。老太太什么也没问就点点头，打开门，站到了一边。上校进屋时一眼便看见了靠墙摆放的龛位。龛位里摆着花和蜡烛，香火缭绕，中央放着一幅姑娘站在山路上的大照片。不会错，相片上的人正是琳姑娘——圆圆的脸，大嘴巴，高鼻梁，和她妈妈长得一样。

他转过身来问老太太：“是您女儿吗？”

老太太点点头，掏出手绢轻轻擦了擦眼睛。“是的。四年前她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对不起。”少校说。

“我们都很难受。”老太太说。“整个世界都感到伤心。这场战争夺去了妈妈怀里最乖的女儿。”

少校回答道：“是的，大娘。上星期她还救了我这个当兵的命呢。”少校边说边让老太太坐下，给她讲了自己那段经历。

听完他的话，老太太只是点了点头，转过身冲着窗外说：“我真高兴，知道女儿的魂还在这个世界上。”

然后，老太太低下头，一动不动，看起来又沉浸在悲痛之中了。少校知道他不能再讲下去了。于是，他站起身，冲老太太鞠了一躬，然后转过身，又冲琳姑娘的龛位鞠了一躬，默默说了几句感谢话，离开了荷花街上的那所木屋。他信步来到附近的树丛里。突然，他觉得自己疲惫不堪，一屁股坐在地上。他轻轻叫了一声她的名字——“琳”——看着淡淡的银色月光洒在树丛中，又陷入了梦乡。

少校醒来时，天色已漆黑一团。从噩梦中醒来的惊恐让他一下子蹦了起来。他不记得做了什么梦，但明白自己在哪儿，都发生了什么。他已在琳姑娘家附近的树丛里睡了一整天，直到天都黑了。他再次让自己镇静下来。他急忙准备开车回军营，知道琳姑娘的魂在山里正保护着他。他走回车前，路过琳姑娘家门口时，看见屋里黑着，人都睡着了，又冲着她家鞠了一躬。上了车，少校手把得很稳，心里格外轻松，开车走了，不再想自己尘世间的情人了。他心想，他的那个情人肯定躲在城里的某个地方哭呢。

夜空中既看不见星星，也见不到月亮，周围黑成一团。少校眼前的世界只是车前的两束光柱。他穿过平原，爬上山，道路起起伏伏。山的一侧是绝壁，另一侧是万丈深渊，一切如故。少校一路镇定自诺。他脑子里空荡荡的，只听到沙沙的声响，好像夏风轻轻掠过榕树，又好像旗袍的摆在丽人身后的飘动声。他盯着灯光照射下的转弯处，每到一个转弯的地方，便半信半疑地盼着琳姑娘出现。到那时，他一定会主动停车。他要上前和她打个招呼。

路继续向上盘旋，直至到了有白色路标的地方，接着路又变平缓了。这次少校感到了夜色中的变化。他还能区分出哪里是黑漆漆的山沟，哪里是高耸的黑色山影。这里离琳姑娘显现的地方不远了。少校的心跳开始加速。他觉得自己就像个少年，拿着一朵花，穿过校园，准备献给自己偷看了一年多的姑娘，现在他终于鼓足勇气挪动双腿向她走去，但还没有足够的力气和胆量向她表白。路开始缓缓向下延伸，向右转了下去，路过上次看见兔子高高跳起后腿后眨眼间消失不见的地方。路又开始急向左转。就是现在了，少校心想，就是现在。可是，灯光下，能看见的只有眼前的路，没有穿长袍的姑娘。路过姑娘第一次出现的地方时，少校把车开得很慢，但仍什么都没发现。少校觉得脸在发烧，一阵失望和沮丧。他心想，可能我今天晚上没危险吧？这时他甚至愿意让越共来袭击，准备将他杀了，这样，琳姑娘就能降临了。

他这种想法刚一冒出来，路陡然向下滑，在车灯光照到的远处，琳姑娘出现了。少校叫了起来，那叫声中带着狗要吃食般的欢快。他踩着刹车，让车速降下来。离她越来越近了，终于看清了她的模样。她的脸蛋很可爱，圆圆的，大嘴巴挂满微笑。他冲她也咧开嘴笑了笑，然后把车停在路边。

少校跳下车，站着没动地方。姑娘正朝他走了过来。他真想好好欣赏一下姑娘走路的姿态。这个安溪高地来的姑娘飘飘荡荡地过来了，像大多数美丽的西贡姑娘一样，微笑挂在脸上，身上白色长袍下摆轻轻撩起。她的高鼻梁可与西方女人最好看的鼻子相媲美，她的脸是东方女人最美丽的脸型。她开始越走越近。少校这时开始浑身发抖。她走到车前停住脚步，站在车灯的强光下，让少校以为自己好像有血有肉，是个有血肉之躯的鬼魂。少校使劲叹了一口气，然后叫了一声：“琳姐。”他说完就感到自己似乎命里注定来山顶与她相会似的。

那姑娘也叫了一声：“阿冲少校。”她的声音温柔得像夏风掠过榕树叶。现在少校明白一路上自己脑海里回荡的都是她的声音。

他说：“很高兴在这儿又见到你。”

“我也很高兴。”她说。“现在是我们以前约会的时间。”说完她冲少校笑了笑。她那张可爱嘴巴又咧开了，越笑咧得越宽，嘴巴咧到了两边，可微笑还没停止，只见她的嘴咧得更大了。笑嘴咧开后，又红又软的舌头又吐出来了。这时，少校把双手攥成拳头。姑娘舌头越长越大，挡住了他的视线，并朝他伸了过来，开始舔着他。这是情人的舌头，湿漉漉的，坚定不移地伸了过来。舌头粘着少校，让他的双脚离开了地面。紧接着，舌头又把他提了起来，把他拽向前。少校趁机瞟了一眼琳姑娘的眼睛。那双眼睛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巨大的眼球就好像一对月亮。虽然死得很快，但在还没被嚼成碎末吞下去之前，少校还是有感觉的：他觉得周围漆黑一片，感到从头到脚顺着脊梁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

如果你现在仍在听我讲话，甚至还记下我曾说过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么，你就会对这个故事结局感到惊奇。你可能以为，我如果是那个少校的话，故事结局一定会大不相同。其实你的预测很愚蠢但不乏浪漫色彩。我可以现在就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故事结局。少校最后悲惨地死在这个魅力十足的女人口中。我没有什么骗人的鬼把戏，也没使什么魔法让你把此事当真。假如你还愿意听我说，假如你没有因为我笑你傻而对我讲的不屑一顾，那么，你还真是个少见的美国人。我愿意告诉你，我是怎么知道这个故事是真的。

1975年4月，西贡由越共接管时，我正为你们的使馆工作。我执意等我上司，一位美国外交官，帮我逃出去。一星期前他离开时，告诉我等着他。局势变得太快——我现在不怨他——走得有点太晚了：越共已打到城郊。我知道必须离开阮惠街的住所到美国使馆去。使馆最后一架直升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我出门后，开着使馆给我配备的美国车离开自己的住处。我住的地方与使馆仅几个路口的距离，我当时琢磨着，开着使馆配的美国车可能会帮我向门口警卫的陆战队士兵证实我的话。我知道，许多同胞都想抓住最后机会逃走。我刚开过两个路口，还没到洲际宫酒店，就发觉大街上人们都疯了。逃难的人到处都是，人人惊慌失措，肩上背着能带走的财物到处跑。很多人都往使馆方向奔去。我转向嘉龙街，见远处街头上人山人海。于是，我把车速降下了来。就在这时我又看见了她。

是琳姑娘。我知道是她。给我讲阿冲少校故事的人就是她的哥哥。他还真的给我看过琳姑娘的照片，就是摆在她母亲龛盒里的那张。我认识她那张圆圆的脸，高高的鼻梁，当然还有那张我特别关注的大嘴巴。她来到大街上，站在我面前，举手示意。我停下后，快速跳下车，走直角绕过了她，而且还回过头来偷看她到底要做什么。她其实什么都没做。她看见我绕开便笑了。但那仅仅是一丝淡淡的苦笑。

我穿行了数米，又来到另一个街口，挤过密集的人群，徒步朝使馆方向走去。我来到街口时，看见琳姐在十字路口又挡住我的路，不让我过去。两辆汽车正在燃烧，人们正挥舞着棍子。琳姐又救了我。你是否能明白这事如何让我捉摸不透。

一架直升机在我头顶上轰鸣。我顾不上想这些鬼魂的事了。我知道，撤退马上就要结束，于是我拼命跑到使馆街。可到那儿后，我的心一下子跌到了谷底。使馆门被同胞们围得水泄不通。大门已上闩，没人能进去。有人试图翻墙而入，但我听到自动步枪的枪声，紧接着那些人又从墙上跳下来。我把目光转向使馆屋顶，见直升机停在那儿，机翼仍在旋转，一队人鱼贯而入爬进飞机的肚子。在这个距离之内，我辨认出登直升机的人几乎都是美国人。

正在这时候，耳畔有个声音在轻轻呼唤我的名字。我转过身来一看，原来是琳姐。她的圆脸在我的头顶上好像胀满的夏月。我倒退了几步，吸了口凉气，而她却微笑着。我可不愿意看那张嘴变大。我开口说话了，但声音在我听来似乎来自远方。我问道：“这是我们约会的时间吗？”

琳姐点了点头，嘴上仍挂着微笑。她向前走了一步，我赶紧把眼闭上，不忍再目睹她的大舌头。过了一会儿，我没觉得有什么东西出来。又过了一会儿，我睁开眼，那位姑娘不见了。我转过身，看见琳姐在大街上，就站在我身旁，正朝着一辆驶过来的汽车扬手。这是辆又黑又大的轿车，车前插着的美国旗在风中飘动。琳姐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车停下之后，她走到车后面打开车门。车里坐着一位美国要员，我上司的上司。他认出了我，然后说了声上车吧。我看着琳姐。她仍冲着我微笑，多么甜美的微笑。最后她冲着车门点了点头。我上了车，然后就被带到了美国。

我身边这位大眼睛的美国朋友，你是不是有点糊涂了？要不然，你怎么会这样看着我？你说我现在在哪儿？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为什么要在外国和陌生人聊天，因为我想看看自己在异国他乡能得到什么样的待遇。你现在假装有兴趣听我讲故事讲了这么长时间。我怎么知道少校故事是真是假？当我坐上黑乎乎的大轿车离开时，眼睛望着窗外，看见琳姐的舌头又从嘴里吐出来了。她舔着自己的嘴唇，好像刚把我吞下去似的。她真是那么做的。

雪

我不知他看着我睡了有多久，直到现在我仍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那时候他就这么干坐着，也不叫醒我把外卖的菜单拿过来。他看见我在睡梦中来回转动的眼珠了吗？最后我终于醒来，发现他已在那儿坐了半天，便转过身来对着他，当时还不能马上看清他的脸，只见他的头微微侧向一边。他的胡子修理得整整齐齐，但下巴上的胡子有点长，胡子曲线好像小木船的风帆。每当我见到海上漂着小舢板时，船帆最吸引我的眼球。当时我抬起眼皮，看了看他的鼻子。你知道，我是个越南人，我们看人有不同的比例感。我们鼻子小，他的鼻子大，鼻梁弯曲，但线条还是柔和的，给人留下深刻记忆的是他的下巴。我又看了眼他的下巴。他的胡子是黑灰色，好像刚从烧碳窑里爬出来似的，我用的这些比喻都来自我的家乡话，只是想说清楚这张脸是什么样的，倒不是这个人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和科恩先生初次见面时，家乡在我心中已成为最遥远的东西了。我当时盯着他看的表情一定很奇怪，因为当他完全转过脸来看着我时，我正好睁开眼和他对视，只见他眉毛轻轻一扬，好像在问我：“怎么啦？有什么不得体的地方吗？”

我经常坐在饭店大窗户下的一张桌子边。虽说是个饭店，但这个所谓的湖南农庄根本不像个饭店，只是有个真正的老式庄园房子，要不然的话，没人会给它起这么一个名字。这所房子很大，摆满了古董。里面倒很安静。现在还不到五点钟。我耳朵听到座钟报时——但我坐在这里时一个顾客也没有。在我们越南，家里没有和人一样高的座钟。时间在越南不那么重要。但这里的钟高高大大的。人们都用我喜欢的称呼尊它为爷爷。这座老爷钟让人觉得时间走得很慢，又让我昏昏欲睡了。我可不想再睡了。

这所房子一定让人觉得像个难民所。这里充满了异国味道，有姜味、中国辣椒味，还有做馄饨用的炸虾米味。房子一边是客栈，另一边是加油站，还有粗壮的橡树环绕着它。可能庄园还没建时那些树就长在那儿了，但这所庄园原主人所熟悉的生活方式却不在了。这所房子坐落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它的新主人是中国人。这家中国人把这座庄园房子改成海鲜饭店，这样就可以雇我这样的越南女人在这里当服务员。店主和我都知道我们属于不同民族。中国人待人非常和善。他们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中国人非常善良。况且，我们同住在路易斯安那州。那天我的中国老板和城里其他中国人找地方玩去了。我知道，在这个繁华区里有四家中餐馆、两个洗衣房，还有一些中国人在炼油厂里当工程师。中国人只要能和同胞在一起，似乎不在乎自己住在哪个国家。

那天，那个长着船帆胡子的顾客进来时，我正在睡觉。那是圣诞节前的下午。几乎将近平安夜了。我不是基督徒。我和母亲都是佛教徒。我和母亲一起生活。母亲经常替我发愁，因为我三十四岁了还没结婚。这里还有其他越南人也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查尔斯湖，但我们不属于同一社区。也许我们这些越南人都忧心忡忡的，也许我们活得都太累了。也许并非如此。也可能只有我才这样说。可能其他越南人早已成为真正的美国人了。我母亲有两位越南朋友，和她岁数差不多。这两位朋友看着我时，脸上同样露出忧愁的表情，她们看出我的失落感。她们知道，要是以前在越南时，我早就该结婚了，只因原来的未婚夫去当兵才没成婚。虽然，这个人在越南还活着，但我最近听到的消息是，他在胡志明市开出租车，已和别人结婚了。我从未真正了解过他，所以也不感到失去什么。只不过每当母亲为我着急时，唯一放不下的仍是这位小伙子。

我有时也为自己发愁，但并不是因为我没丈夫。那个平安夜的下午，我好长时间才醒过盹来。前面的餐桌为开鸡尾酒会已安排好了，还留出专送外卖的桌子。餐桌椅又大，垫得又厚，软乎乎的。我的脑袋舒服地靠在椅子一边的扶手上，睡醒了也不愿动弹，睁着眼懒洋洋地躺着。我身体其他部位还在睡觉，可我的眼是睁着的，还能看见天空的碎云虽被染上粉红色，但仍然显得湛蓝。天似乎很热。我当时就是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自己的脖子正冒汗。我先转动了几下眼珠，瞥见饭店前生机勃勃的橡树在摇晃，觉得所有的树叶都在抖动，让人觉得它们是冷得发抖。我知道这是外面吹过来的热风。空气又湿又粘，透过生姜和辣椒的味道，还传来一股发霉的气味。

可能我仍在做梦。我想起在美国度过的第一个平安夜。和这天一样，我在一家中国餐馆里，睡了一个长长的午觉，然后迷迷糊糊地醒过来。我也是在中国餐馆打工。但当时打工的地方叫圣路易，离这里很远。醒来后我看到漫天飞雪。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雪。我很害怕。很多越南人喜欢看到的第一场雪景，我却很害怕，以我无法解释的方式深深地感到害怕，甚至现在回想起那一刻——即使我是在另外一家中国餐馆睡午觉——仍感到非常恐惧。回想起那段经历，我猛然转过脸，没心思去看湖南农庄窗外的风景，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看见了科恩先生坐在餐厅里等着。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目不转睛地看他脸上的某些部位，用这法子躲开对雪的可怕回忆。可能出于这个缘故，他才看见我脸上的表情有点不对劲儿。他的眉毛往上扬了一下，但我没解释自己心里正在想什么，只是察觉到他有点不知所措了。我觉得，他一定在琢磨：我是不是问了不该问的问题？该不该跟她说要外卖呢？我并不是害羞的人，希望他选择要外卖。我一下子醒过来，站起来对他说了一声“对不起”。我极力想让我们俩都从梦里走出来回到现实。于是，我问道：“你要点菜了吗？”

他犹豫不决，眼睛紧紧盯着我的脸。这是一双黑眼睛，和越南人的眼睛一样。他这样看我的时候，脸庞似乎很大，大得很难尽收到我的视野里。他说：“是的。科恩要点菜。”他嗓音低沉，好像电影里扮演老爷爷的演员的嗓音。那种嗓音让人觉得，如果他要问我梦见了什么，我会马上告诉他。

他只说了这几句话。于是，我急忙走进厨房，但菜还没做好。我想抱怨两句。

厨房里的所有人好像都在闲着。我没为任何人烦过他们。

所以我又回到科恩先生面前。他一定以为我手里提着他的饭菜，见我过来便站起身来。

“还没做好呢。”我说：“实在抱歉。”

“没关系。”他说着冲我笑了笑，花白的胡须打开，露出了牙齿。牙齿非常白。

“我去催催他们。”我说：“你不应在平安夜等那么长时间。”

“没关系。”他说：“今天不是我的节日。”

我侧过头来，显然没听懂他的话。他和我一样也歪着脑袋，好像想对着我的眼睛。他解释说：“我是犹太人。”

我直起了脖子，看见他跟着也挺直了脖子，觉得怪好玩的。我仍没明白他的话到底什么意思。他从我脸上的表情看出了我的困惑。于是，他接着说：“犹太人不过圣诞节。”

我说：“啊！我以为美国人都过圣诞节。”

“不是的。根本不是。”他耸了耸肩，眼眉也随之扬了扬，又把脑袋歪向一边。这些动作实际上只持续了一秒钟。他的姿势似乎在说，有什么办法呢？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我也知道这个道理，但这让我有点烦。他又说：“我们只是都待在家里，但不过节。”

他仍然看着我，但没再说话。我惊奇地觉察到，自己也没话可说了，脑子里找不出什么词儿可讲。这位美国人不过节，我觉得有点奇怪。我们越南人什么节都不错过，没人管我们是佛教徒，还是和好教徒，或天主教徒。我们什么节都过，没什么区别。我心想，这位科恩先生今晚怎么会一个人在家里干待着，而其他美国人都在欢庆平安夜？但我什么都没说。他也没说话，只是一直看着我。我低头看着自己揉菜单的手，想不起来要把菜单拿出来让他看看。我说了声：“我再去看看你的菜好了没有。”便转身走进了厨房。我站立的地方离闲聊的厨师、服务员领班和店主母亲仅一门之隔。我一直等到菜做好才回来。

我提着白色纸袋子，情不自禁地看看袋子里面到底装了几份菜。里面装了足够两人的饭菜。我把袋子递给他，按菜单清点一下，收下钱，没再理他。我数着找给他的钱，并放在他的手心里。哇，他的手那么大。我只听他问了一句：“你不是中国人，对吗？”

我说：“我不是。我是越南人。”他走了，我没再抬头看他离去。

过了两天，科恩先生又来了，甚至比那天来得还早。大约是在四点三十分。老爷钟刚刚敲过半点。我现在好像一个人迷上一个话题，极想找机会把它说出来似的。那天，我还是坐在餐厅前的椅子上，见到他进门，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科恩先生一定认为我是个懒婆娘。想到这儿，我一下子蹦了起来。他见我起来了，朝我摆摆手，让我待着别动。那只大手在空气中使劲摆了摆，好像他眼前站着个小孩，他要把手放在他肩膀上似的。他说：“你看，我又来早了。”

我说：“我可没偷懒。”

“我知道。”他说着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

“你怎么知道我不懒？”话一下子从我嘴里蹦出来。我有时也是个什么都敢说的女孩。母亲告诉我，这就是我嫁不出去的原因。这也是她为什么总和别人提起我在越南要嫁的那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非常腼腆，也很温顺，对媳妇言听计从，从不抱怨。可我的看法是，这就是他为什么只能在胡志明市开出租车混日子的原因。我这愣头愣脑的问话冲着科恩先生刚脱口而出，便发觉自己心里有点胆怯。我可不想让科恩先生讨厌我。

但他笑了。我能看到他那笑嘻嘻的脸上露出洁白的牙齿。他说：“你是对的。我没证据说你懒。”

我说：“因为你进来总看见我坐在这儿。”刚说完，我心里开始自责，你干嘛老逮着这个话题不放呢？

我见他笑脸上露出更多的牙齿，接着听他说道：“上次你甚至还睡着了。”

一听这话，我觉得我一定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因为我看见他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他其实用不着帮我打马虎眼，可他说：“没关系。白天时间太长。我自己也很难保持清醒。甚至上了法庭也很难做到。”

听完他的话，我又仔细地端详这个人，但不再盯着他的脸了。他看起来是个有钱人。身上穿着和他胡子一样颜色的西服，整件西服还有很细的蓝条纹，条纹很细，几乎看不出来。“你是法官吗？”我问。

“是律师。”他说。

“那你能在店主嫌我懒、不要我时为我辩护了。”

科恩先生听到我的话哈哈大笑，但当他停止发笑时，他一脸严肃。他似乎向我靠近了一点，尽管我很确信他一动也没动。“你那天做了个可怕的噩梦。”

谁能知道他到这儿来是跟我聊梦的？但我第一次听他说话就知道了。“是的。”我说：“我正梦见在美国过的第一个平安夜的情形。那天，我在密苏里州圣路易市的一家餐馆窗前睡着了。醒来时，看见满地都是雪花。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雪。我睡觉时是个灰蒙蒙的下午，细雨纷纷，如漫天迷雾。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我醒来，看见雪覆盖了一切，便感到有些恐惧。”

我当时突然感到，自己像疯子一样语无伦次。科恩先生那时会认为，我不仅是个懒婆娘，而且还疯疯癫癫的。我觉得自己别瞎说了，于是眼睛开始朝窗外望。我看见街上有个跑步锻炼的人，穿着背心和短裤，跑得汗流浃背。我觉得自己额头似乎也冒出了点点汗珠，像趴在脑门上的小虫子。我一直让自己的眼睛望着窗外，盼望科恩先生快离开这儿。

“为什么雪能把你吓成这样？”他问道。

我当时说的并不完全是心里话。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时常想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虽然从未对别人讲过，但自己还是能想出原因的。

科恩先生说：“我小时候也怕雪。我看了一辈子雪，但还是怕。”

我转过身来，但他却望着窗外。

“你为什么怕雪呢？”我问道，心里并没想让他回答我。

他转过身来，不再望窗外了，而是望着我，微微一笑，好像在说，他问了我这个问题，所以我也可以问他这个问题。他回答说：“嗨，说来话长了。你真的想听吗？”

“想听。”我说。我当然想听了。

“我有两个家乡，一个是波兰，另一个是英国，都离这儿很远。”他说：“我父亲在华沙是教授。1939年初，我才八岁。当时父亲知道国家要遭殃了。人们刚刚开始讨议论怎么从海上逃出去。父亲开始四处打听。他知道该怎么逃。他先把我和妈妈送到英国。他在那里有很多朋友。我是那年二月份才离开波兰，当时到处都是雪。尽管才八岁，但我有预感。我在楼前的院子里大哭，扑在雪里，死活不肯走。我哭得仿佛爸爸要我们永远离开他似的。他和妈妈哄我说，只是分开几个月。但我不信。事实上我的预感没错。他们不得不把我拽起来，抱进了出租车。雪花还留在我的衣服上。车开走时，我爬起来从后窗遥望父亲。雪在我的皮肤上化了，我开始浑身颤抖，因为我又冷又怕。雪已经告诉我，爸爸会死的。他确实死在那儿了。他在街上向我挥手，变得越来越小，车子转弯时，那是我看他的最后一眼。”

我那时也许太迟钝，对科恩先生失去父亲的事没多想。我自己也没有父亲，而且我知道这是一个小孩会经历的事。在越南，人人都相信，祖宗将永远在我们身边保佑我们。我想对科恩先生说，他父亲仍在他身边。但我当时想到的是，科恩先生要到另一个地方，或另一国家，和他母亲在一起。就像我这样，和母亲一起生活。甚至现在也是。

他接着又说：“所以，雪也是令我恐惧的东西。每当英国下雪时，我就知道父亲早已死了。我们花了好几年时间才从别人那里打听到这个消息。我每到下雪时，就说父亲已离开人世了。”

我问他：“你和母亲一起生活吗？”

“是的。我们直到战后才离开英国来到美国。和我们一起来的有波兰人、匈牙利人和俄国人。他们都去了纽约，在那儿落脚了。我母亲喜欢火车，还读过有关新奥尔良的一本书，所以我们坐火车来到这儿。我们都很高兴来到这个几乎不下雪的地方。”

我当时想，他怎么也是个外国人？他不是地道的美国人。我们所有雪的话题让我心里阵阵发冷。可能是我也愿意谈出心里的恐惧吧。科恩先生和我讲了那么多自己童年的事，因此我不想让他觉得，我只听别人讲而自己没什么可说。他又朝窗外望去，嘴唇紧紧抿在一起，让整张嘴都陷到胡子里了。我见他好像很伤心，于是说：“你知道为什么圣路易的雪让我害怕吗？”

他啊了一声立刻转过身来，两眉之间皱起了一道深沟，然后大声说道：“快讲给我听听！”他好像责怪自己忽略了我似的。我可不是个好虚荣的女人，总想吸引男人的注意力，让他们因对我关照不周而感到惭愧。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连我自己都很吃惊。如果我好虚荣，我绝不会有这种吃惊的感觉。他又重复了一遍：“快告诉我你为什么怕雪？”

我说：“我觉得大概是因为雪悄悄地降下来后，把一切都掩埋起来了吧。雪让人觉得地球的本色成了白色，一切都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所有的树、草、街道、房子等等——总之，一切都没了，都被雪掩埋了。什么都没了。我知道雪落在我的身上、落在屋顶上，我想，我也死了。”

“你们国家很特别。”科恩先生说。

他和我以前的想法一样，这让我很高兴。看得出，他想找一个简单的法子让我感觉好点，不再做噩梦了。我对他说：“我以前也有这种想法。去一个暖和的地方，让人觉得就像在家乡一样。和你一样，我和母亲先去了新奥尔良，然后才搬来查尔斯湖。因为这里很像越南。这儿的稻田、气温，甚至暴风雨都和越南差不多。简直一模一样。这里没有让我恐惧的雪。每天午后我的活动就是独自一人靠在这把椅子上睡觉，听老爷钟的滴答声。”

说到这儿我打住了，觉得自己的话没意思。我赶紧对他说：“我再核对一下您的菜单吧。”

科恩先生把手放在桌子上，问：“我能知道您叫什么名字吗？”

我说：“叫我姣小姐好了。”

“姣小姐？”他问道。但他重复我的名字时，发的是另外一个音，越南字的意思是随着嗓子发出的音调而变化的。

我笑了起来，说道：“我叫姣，是降调。越语的意思是‘富贵’。你把这个字念成升调，好像在问问题。那么，你念的这个越南字就是别的意思了。你把我叫成了‘撅嘴小姐’。”

科恩先生也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带有某种让我心动的东西，听到他的笑声我心里觉得美滋滋的，仿佛一个风尘仆仆的人，一下子站在淋浴喷头下，光着身子任水冲刷身上的污垢。我心想，他要拿着饭走了。想到这儿，自己心里有点难过，我没再想下去，但这想法让我迈往厨房的脚步变得沉重起来。我提着袋子，把它拿到餐馆前边，心情和刚才不一样了。我走到柜台，把袋子放在上面，真想送出去之前再瞧瞧袋子里的东西。我甚至不顾他的注视，拼命想往袋子里看。啊！袋子里装的只有一份菜和一份汤。

这时听见科恩先生还在问：“那个姣字指的是我看到的你脸上的表情吗？”他把这个字的音发得非常正确，声调还带着拐弯，使那个字的意思变成了“撅嘴”。

我抬头望着他，本想用微笑告诉他念得很不错，但后来说的话让我这个撅嘴显得很不得体。我对他说：“我想，您妻子一定病了，今晚不想吃饭了。”

他本可以笑我说话太唐突，但他没有那样做。他手捻着自己的胡须，把胡子捋顺后对我说：“平安夜那天我要了两份饭，其中一份是带给进城来看我的儿子。我夫人几年前就去世了，我没有再婚。”

我不是没心没肺的女人。我知道孩子痛失父亲和男人痛失妻子的经历。我很善良，但我并不同情科恩先生的遭遇。我反而很高兴。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并问我，他是否可以给我打电话。我说可以。我后来才弄明白，新年的前夕才是犹太人的节日。我们越南的新年和这里时间也不一样。在越南，人人不管什么节都要过。今晚科恩先生约我一同去饭店吃饭。我们决定不去中国餐馆。我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坐在这儿，细心听着老爷钟的报时。

遗物

如果你听说一个从越南来的人拥有一只约翰·列侬的鞋子，大概会感到很吃惊吧。这不是约翰·列侬一只普通的鞋子，而是列侬在达科塔公寓门前被枪打死时穿的那只鞋。现在那只鞋子的主人就是我。当然啦，我也是因为有钱才买下这个东西。那些没脊梁骨的穷光蛋投降了，让越共接管了南越。以前，我在自己原来的国家是个大富翁。我讲这话时，可能你脑子里一定会对我产生一些想法，觉得这一定是个丧尽天良、冷漠无情的人，怎么能说出“没脊梁骨的穷光蛋”这类的话呢？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懦弱才变成穷光蛋。我的意思是人穷志短。穷人被踩在脚下，失去所有权力，生活在最残酷的暴君压迫之下。但他们的这种悲惨，还比不上贫困带给他们的悲惨。要不然的话，穷人怎么会为了得到一点好处而甘愿受苦、致残，甚至牺牲生命呢？如果我是穷人的话，也许也会丧志的。

我在越南很有钱。钱让我鼓足勇气漂过南中国海，抛弃那里拥有的一切，来到异国他乡，重新东山再起。我就是这么做的。我来到了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安了家。因为我原籍在北越，又是个天主教徒，我最终和奥尔良社区最东边的同胞们住一起。这个社区叫做凡尔赛，实际上是美国人为我们这帮难民提供的一个公寓区。我在难民营待了一段时间。屋里的天花板还没八英尺高，也没有走廊，甚至连挂风铃的地方都没有。一贫如洗的屋子曾使我一蹶不振，差点让我失去生活的勇气。我在西贡曾有很多好东西，如柚木家具，家具上面还有用珍珠和象牙镶嵌的故事场面，讲述征氏两姐妹如何在公元40年把中国人赶出我们国家的故事。我原先家里还有古代传下来的部分卜骨，这是祭祀时占卜用的动物骨头，上面还刻着占卜的中国字，还有一把带有鹿角把柄的青铜剑。你觉得可能是这些古玩意保佑我免遭国难。这些古玩意的确有些神力。我们教堂里明白地讲过这些道理。圣人的骨头渣，一块皮，一缕头发——都具有神力，用它们就能创造出奇迹，还能治病救人，而且妙手回春。

你看，征氏姐妹虽然打败了中国人，但一年后，中国人又回来了，她们只好撤退。最后，她们俩在公元43年投河自尽。我不能确定卜骨上写的是什么，但我知道卜骨是用来解释远古发生的事，能预示我的归宿和这个世界的未来。青铜剑似乎是在举行仪式时使用，肯定从未在愤怒之中拔出过。如果我有圣人身上的骨头渣就更好了，但教堂里不卖这些东西。

现在，我坐在书房的桌子旁。我又发财了。书桌中央摆着列侬这只鞋。这只鞋像是短靴，靴高刚到脚踝，没鞋带，后面有个皮套。早上约翰·列侬的食指就是从那个皮套穿过去把鞋提上去。甚至他在这个世界最后一个早上也不例外。我和你们说这件事时，你脑子里会闪现出另外一些看法。赚钱的天分让我知道别人心里怎么想的。你一定在琢磨我是怎么搞到这只鞋的？我怎么知道它就是列侬穿的那只鞋？我可不能把交易人的名字透露出来。只能告诉你我是个独特的收藏家。我一个纽约销售商问我是否对一件不同寻常的东西感兴趣。他跟我提起这只鞋时，我也有同样的反应。是呀，我怎能肯定这只鞋是真的？我见过提供鞋子的人，我手里还有照片和一篇报道。那篇报道证实了他和约翰·列侬的亲密关系。他说，有些遗物让列侬家里人看着难受，所以想处理掉。他还说，他有这些东西，还知道有人想收藏这些东西。他告诉我，他也是天主教徒。很不幸，另一只鞋丢了，但这只鞋还在，于是我花了大价钱把它买下来。

当然，这是因为我在这个新国家里赚了大钱。我有赚钱的天分，再加上美国这个地方充满机遇。我起步时经营的是纸灯笼、爆竹、竹树——就是迎新年的竹竿。越南难民们在这里都很想家。因此，我就趁过年，过越南春节，兜售这些东西。我也向他们销售过三明治和饮料。后来，我开了一家餐馆；再后来，又开了一个电子游戏厅。凡尔赛已有了一家娱乐厅，一位精明的生意人先开的。但我的游乐厅胜他一筹，有很多电子游戏。年青人喜欢这些东西。他们来这里攻打外星飞船、妖魔鬼怪和武林坏蛋，攻击技术比他们父辈和越共作战时高明得多。我还在做别的生意，更大点的生意，主要是鲜虾生产和销售。十年后，越南移民将是墨西哥湾里唯一捕虾人。我当然用不着卜骨来告诉你这个趋势。到时如果真这样发展下去，我还能赚更多的钱。

这钱甚至还能让我离开凡尔赛。现在，我坐在书桌前，目光越过约翰·列侬那只鞋，向窗外望去。我从这儿能看到什么呢？我的房子和这街上别的房子不一样，是个两层小楼。我住在二楼。楼外是我精心修整的院子，茂盛的草绿中带蓝，还有砖砌成的烤肉炉和一套室外柏木家具。远处的小河横穿凡尔赛。我的房子建在一公顷半的三角形地上，所以从这儿能看见别人家的后院一个挨着一个，一直延续约四分之一英里，直到盐水湖的入海口和凡尔赛单元楼矗立的地方。所有这些房子的后院，无一例外地都被精心整理过，还种上了庄稼，让人觉得似乎到了越南乡下。在美国，没人这么做。种菜在美国是种嗜好。可对于住在凡尔赛的越南移民来说，种菜是种生活方式。院子后面有条小路。小路以外是沿盐水湖边的城市空地。越南人把这块地当成社区菜园，而且还让这个菜园一直扩展到盐水湖边上。我能看见菜园里星星点点的尖斗笠。女人们弯着腰，光着脚，在菜园里劳作。我幻想着，骑在水牛上的牧童将会沿着小路走过来，可能还会出现穿过盐水湖、顺流而下驶向南中国海的舢板。你明白我说的话吗？我仍生活在过去。

我的钱终于能使我离开凡尔赛，成为美国公民了。我必须要把自己变成美国人。然而，我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有些东西一去不复返了。我刚才说过，我还会从事鲜虾业，或其他什么产业，以赚更多的钱，好让自己最后摆脱过去。现在看来，我错了。也许是我的买卖全部和这个越南社区有关系的缘故。我起步时实在没有其他路可走。也许，我应投资一些美国的产业。即使我是从越南人那里开始发的家，但这个越南社区没有什么东西能留住我。我在生意场上可不是个收银员。

也可能是我家人不在身边的缘故。留在越南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老婆是个朴实的女人，不想离开父母，对美国有恐惧感。反正孩子是她生的，属于她。而且，我老婆觉得自己属于越南。我唯一的遗憾是，身边没留下她什么东西可让我触摸，没留下她的一缕头发，或一枚戒指，甚至头巾什么的。她有那么多漂亮的头巾，有一些围在腰上。假如我家里人和我一起来到这儿，有他们的拖累，我不更难变成美国人吗？就这样吧。在这个问题上我只能自顾自了，好让事情变得简单点。

人生总有些事情是自己左右不了的。我的教义说得很清楚。对有钱人来说，特别是对有能力东山再起的有钱人来说，有时很难看到这点。有钱人应意识到，自己只是个凡人，得靠超然的力量，盯住财富给他的机会。

我对约翰·列侬的音乐不十分了解。但我听过，很好听。在越南，我更喜欢用母语演唱的大众歌手。有时从“生动的弦乐”和“波希·菲斯”音乐节目广播听到的好听的歌曲，虽然知道这些歌曲原来出自约翰·列侬之手，但我在美国只喜欢所谓“容易听懂”的歌。我买鞋之前是否了解过他的音乐和约翰·列侬这个人，似乎没有太大关系。这件遗物的意义和以前没有太大变化。众所周知，列侬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写过很多歌，影响了许多美国人的一生。他歌唱爱情，歌唱和平，最后却死在纽约大街上成为烈士。

我抚摸着他的鞋。皮面很光滑，呈柚木颜色。我的食指沿着鞋掌滑向鞋尖，摸出了凹凸不平的磨损。我又移动手指去触摸开始磨损的部位。那个部位正在脚尖处。然后，我沿着裂口，探到皮子下面露出来的一条破损的痕迹。我接着把手指伸下去，内心隐隐一震，好像摸的是肉体上的伤口。约翰·列侬的伤口。我明白鞋底上的磨损是怎么回事了。约翰·列侬死时摔倒了，腿在便道上向前冲了一下。这个鞋子上的裂口，是他作为烈士的标记。

我用一只手托着鞋后跟，然后将另一只手放在鞋下面，把它拿起来，吃惊地发现鞋子是那么轻，好像一个人壮烈牺牲前还有点时间来惊奇地发现自己的灵魂有多么轻似的。我把鞋子转了个角度，冲着窗外射进来的光线，往鞋里看。我只看见鞋边印着“萨维尔街”几个字。就这么几个字。鞋里没标鞋号。我猜，这双鞋一定是为约翰·列侬定做的，而且他的脚被仔细量过了。最软的皮革里盛着最纯洁的东西。我内心非常平静，只觉得胸口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连自己都想不出是什么在压迫着我。我当时一心只想做一件事。

我得等到自己能喘上气来再讲下去。我坐在椅子上，轻轻把鞋放在地上，摆在我光着的右脚前。我比划了一个十字，把脚慢慢塞进约翰·列侬的鞋里，又慢慢把食指套进鞋后面的皮套里，轻轻提上鞋，同约翰·列侬升天那天早上所做的一样。包鞋边的材料如丝绸般柔软，却让人感到阵阵寒气。我站在书桌前，觉得鞋有点大，可能理所当然。我向前走了一步又一步，来到屋子中间。我站在那里，心潮澎湃，盼望我祈祷的东西终有一天能到我手里。我还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我真正接触了这件遗物后才明白了内心的感受。我让那个纽约商人去找约翰·列侬的另一只鞋，就是左脚上的那只鞋。即使是他穿的其他鞋，我也愿意买。这样，我就可以两只脚都穿上约翰·列侬的鞋，然后走在大街上，想走多远就走多远，直至找到我的归属。

入殓

水姐的尸体一丝不挂地躺在布单下面。我们俩小时候曾跟着家人一起到芽庄海滨去度假。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的身体。我和她也没再亲近过。虽然她嫁给了黎文礼，一个我曾爱过的男人，但我们俩一辈子都是最好的朋友。水姐身材苗条，乳房在我们长袍的包裹下如此诱人，连礼哥都禁不住诱惑。我最后一次见到水姐裸体时，才发现她的乳房还没发育好，只不过是一对褐色的小鼓包，和我七岁时的乳房一样。我们小时曾一起在防浪堤边的浪花中奔跑，看着舢板荡出珊瑚礁。

我们俩都不是农家女，即那种在地里干活，似乎对自己体形毫不在乎的女孩儿。我们俩还都是天主徒。我们都认为圣母玛利亚谦虚谨慎，把身体从脖子到脚踝都裹得严严的。我们曾学教堂里玛利亚雕像的样子，不再修饰打扮，只把自己的脚指甲染得漂亮一些。尽管如此，水姐仍很有魅力。她即使穿着衣服，也遮不住美丽的身形。我们同在浪花中奔跑，她的身体开始感觉到了青春的萌动，而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她的心像大海一样躁动不安，身体在她的衣服下，也像活泼的大海，体内奔腾着一股热流，在向男人召唤。她母亲总为她操心，因为她一来，男孩子们就好像变乖了，她一走，男孩子们又开始胡闹起来。没人担心过我。我手很巧，采来香草就能炖出香茅鸡，还能伴随着柔和的风铃声煮茶待客，用尤加利树油为有病的孩子按摩。

正是这双巧手让我找到了好丈夫，但他不是黎文礼，也永远不会是黎文礼。我丈夫也是个好男人。我惊奇地发现，虽然我的乳房在紧绷绷的长袍下没显得那么招人喜爱，但我的手还是能让他生活快乐。但我丈夫在那场战争中牺牲了，在一场注定会输的战争中白白送了命。战争结束后，我带着儿子来到美国，来到新奥尔良一个叫凡尔赛的地方定居，因为这里只有越南移民。我来没多久，我的好朋友水姐也和她的孩子、丈夫黎文礼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在这里没待多久就移居到加利福尼亚。不料，三年后他们又回来了。就这样，我们又一起生活了十年，并且都盼望着我们俩待在一起的日子更长些。我们年纪差不多，先后不到一星期，下个月就都到五十岁了。

水姐现在已经去世了，就在这个地方躺在我的面前。我们社区经营丧葬的华先生把这个地方叫做“入殓室”。水姐在这儿等着我为她进行最后一次化妆和梳头。她死得很快，但死前还清醒地嘱咐一定要我亲手给她化妆，好让她漂漂亮亮地躺在棺材里。她不让任何人做这件事——甚至自己也不动手——那时长在卵巢的肿瘤还没大得引起任何痛感。她是个对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的人，但这样的人有时往往忽略了大事，等意识到时就太晚了。谢天谢地，等她感觉到疼痛，知道真相时，折磨也快到头了。

她在病房里紧握着我的手。布帘围着我们。我的手劲已经够大了，可那天早上，她握得我生疼，这让我大吃一惊。我看着我们紧握在一起的手。她那柔嫩的手指因使劲变得苍白，手指甲仍修得那么漂亮，每个指甲都精心地修成同样的弧形，并细心地涂上她最喜欢的红苹果色。这是我最伤心的时刻。甚至比听到她痛苦的呻吟声还要难受。她这只手虽然突然变得可怕地有劲，但她那可爱的好美之心仍不减当年。

现在我在入殓室里站在她身边，她的手没露在外边。它们在布单底下某个地方。我还要做许多准备，所以我先凝视着她的脸。她那双合上的眼睛看得出是西方人的双眼皮，继承了可能不止一个法国人的血统。礼哥从未提过她的眼睛，也许在众人面前曾奉承过两句，可我知道，这是她脸上最吸引人的部位。礼哥本应该会对人们说：“我老婆的眼睛特别好看。”但事实上他没有。他一定盯上了她的乳房。这是他的私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眼神曾流露过。

我们三人认识时才十六岁。水姐和我常在西贡体育馆里玩，我们就是在那儿碰到礼哥的。我们经常露出美丽的双腿。见此，礼哥对我们说，如果圣母玛利亚爱打网球，会让她的孩子们穿网球服的。我们故意暴露我们的腿。真的，我的腿很好看。但没有水姐的那么好看。我第一次见黎文礼时，就愿意把腿露给他看。他在球场算是个高个小伙子。我和水姐打球时，他总是抢在我们前面，把掉到地上的球捡起来，然后还给我们。我的网球打得比水姐好。我早该意识到，把球故意打到网上有多好。这样，礼哥就会在我这边抢在前面把球捡起来还给我了。现在一切都太晚了。水姐当然懂得这些。我们打球时，黎文礼就在网球场边摆着架势等着我们出错。见此，水姐的球艺就会比以往更糟糕。

我看见礼哥的一双眼甚至初次见面时就瞄上了水姐的乳房，虽然只是轻轻地瞟了一眼，但意味深长。我一看就明白了。我一开始跟他交往就跟着他的眼神走。他那双眼睛像我的眼睛，没有一点西方人模样，一切都是从我们祖宗那里遗传下来的。我们祖先是在慈祥的龙父抚育下长大的。它的一百个孩子成为越南的缔造者。我不愿意回想这位慈祥的龙父曾娶过一位美丽的公主的故事，因为那位公主只长得漂亮，理家过日子不行。我十六那年心里的确还对礼哥怀着希望。礼哥的眼睛却总瞟着水姐的乳房。我没接着球时，他就对我微微一笑，用压得只有我才能听见的声音对我说：“你球打得不错。”对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来说，这话听起来好像他马上就要和我谈恋爱了。我那时真傻。

现在，水姐躺在我面前的不锈钢桌子上，脑袋被铬架托着，脑后的头发散开，脸几乎变得一点魅力都没有了。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味，气味里有些强烈的东西刺得鼻子直发痒。那味道好像我儿子在学校科普课上用的杀虫剂。我知道这里的花不是真的，花上喷洒的香味盖过了这股味道。我不喜欢这个地方，所以心里只想着自己来这儿的目的。华先生离开后，我就这么一动不动地站在水姐身旁。华先生从身后帮我系上工作服的带子，并告诉我他已给水姐洗过头了。接着，他把乳白色窗户上的空调打开，点头哈腰地出去，随手把门关上了。

我打开放在高脚铁椅上的化妆包，拿出水姐带有珍珠把柄的梳子，然后弯下腰看着她。我们互相给对方梳了一辈子的头。她上了岁数还愿意披着一头黑发。她去世那天，仍把头发小心翼翼地散在枕头上。一定是她在弥留之际自己这样做的。礼哥还有她大儿子和我晚上进屋时，她已经死了，头发梳理得很漂亮。

我伸出手，想碰碰水姐。这是她死后第一次有人动她的头发。她的头发纠缠着梳子。这股拧劲让我浑身直打冷战。她的头发仍活着。她身体僵硬了，变凉了，绝对一动不动了，可头发仍不顺从梳子。水姐虽没像以前梳头那样梳一下就叫疼，但现在她的头发执意让人觉得她还活着。这倒让我有点惊讶不已。看见水姐这样子，我的心就开始缩成一个拳头，觉得自己开始生气了。水姐虽已过中年，但没像其他中年越南妇女那样在脖子后面盘个髻，仍是长发披肩。一看到她这个臭美样，我便妒火燃烧。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生气是因为她身上还残留着生命力。一想到这儿，我又觉得有些惭愧。我感到脸在发烧，热得我好像浑身冒汗。

然而，这种羞愧感没有持续多久。我马上直起腰，转过脸，冲着空调送来的凉风，望着对面墙上玻璃柜里挂着的所有工具。柜子里有叮叮当当的钳子、管子，还有刀子。这儿不是活人待的地方。我又端详了一下水姐的脸。她那苍白的嘴唇向下耷拉，眉头微微皱着。于是，我拿起梳子，开始给她梳头，和以前给她梳头的感觉是一样的。我这次一定要把她的头发梳好为止。

我想对水姐说几句心里话。她的魂可能还在屋子里，能听见我说的话。“没关系，水姐。我这辈子从未怨过你，现在也绝不会埋怨你。”水姐永远是我的好朋友，会永远喜欢我的。记得我们互相梳头时，她总夸我的头发是多么漂亮。即使我快五十岁，美丽不在，她也总是求我别剪头发。她曾夸我是多么有本事。她还督促我在凡尔赛再找个对象。她曾跟我讲，我能成为这个人的好老婆，或那个人的好老婆。她给我介绍的男人都很成功，也很有钱。但他们都上了岁数。一个六十多岁，另一个七十多岁。还介绍过一个男人都已八十一岁了。她没直接向我推荐这个人，只是不经意地提了提，说她上个星期见过这个人，他是如何精神，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等等。

她丈夫黎文礼当然比他们都成功，在凡尔赛仍算得上很帅的男人。他还是那么英俊。他的脸庞就像勇士。我在西贡博物馆见过勇士的雕像，都长着黎文礼那样的高颧骨和厚嘴唇。那些勇士几百年前把中国“入侵者”赶出我们国土。想到这儿，我提起水姐的头发，一缕一缕地梳，细心地把梳好的头发放在托架后银光闪闪的桌面上，让发梢垂到桌下。她的头发很软，在我手里变得听话了。我好像又看见水姐的头发服服帖帖地飘在浅蓝长袍后面，眼前又浮现出水姐和礼哥在洲际宫酒店附近广场上漫步的情形。

但愿我还能再看到那一刻，让眼前重现那个小小的情景。我想让人觉得，我并不是对他们的相爱无动于衷。那时我真想大哭一场，甚至还想大吵一架。他们是故意让你知道他们的关系，想用一种特殊方式平复你的情绪。我们以前一起到洲际宫饭店长廊喝过柠檬汁，所以他们邀请我时，我想这和以往没什么两样。我们三个还像以前那样在城里沿河散步，穿过阮惠街花市，逛礼利书摊。我们自从俱乐部见面后就成了好朋友，而且这种友情持续了近两年。我当时心里还没有明确的选择。礼哥是个非常传统的小伙子，总是彬彬有礼，好像并不着急追求什么浪漫爱情，所以我心里还有些期盼。

虽然如此，我还是有意无意地注意到一些事。水姐和我说完话没多久，便和礼哥一起离开了酒店。直到礼哥参军，我才惊讶地意识到自己很长时间没搞明白的事儿。就像突然发现自己老了似的。这些变化日积月累了好长时间，但是一天早上你照镜子，才突然发现。在阮惠街花市时，我只顾着兴高采烈地谈论该如何摆放鲜花，什么花该摆在一起，屋里该用什么花来装饰，这种花能用在什么场合，那种花能用在什么场合等等。而水姐却弯下腰把脸凑到花前，头发散落在花瓣上，使劲闻着花香，然后直起腰，让身体里充满花香，她的乳房自然会显得更大更漂亮。礼哥当时一定偷看到她的乳房，然后轻轻闭上眼睛回味。逛书摊时——是我提出来逛书摊的——我总是沉浸在幻想中，憧憬着希奇古怪的小世界正向我招手，忘了自己身边的小圈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只看见水姐当时正盯着明信片和礼哥聊去远方旅行的事。

我这两个朋友尽其所能在洲际宫酒店里招待我，我满心以为，这是理所应当的。水姐邀我和她一起去厕所，我们还在厕所里拿礼哥说的话取笑。我们走到镜子前，看到两张脸并在一起。我们都是十八岁的大姑娘了。我站在她旁边，显得比她老。我已经显老了。我能看出来。我听见水姐说了一句：“我真幸福。”

那天我们确实玩得很开心，但我没明白她为什么那么说。毕竟礼哥是要离家去打一场持久之战。但我还是附和她说：“我也很高兴。”

水姐紧紧靠着我，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我有个秘密想告诉你，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告诉我的好朋友。”

她的话里没有一点嘲讽之意，我敢肯定，可我没明白她的话。

她说：“我恋爱了。”

我几乎就要问她爱的人是谁。那是我最后一次冒傻气。我明白了她指的是谁。她把头靠在我的肩上，从镜子里对她的好朋友甜美地笑着说：“礼哥也爱我。”

咦！这个话题怎么以前从来没人提过？我们俩总在一起谈论礼哥多么好。我的表白和她一样生动，一样充满激情呀。实际上我的表白甚至比她的还要生动。如果让我来判断，她的话表明了她对礼哥的爱，那么，我对爱的表白也和她一样是明白无误的。显然，我的表白没她清楚，不是我期待的那样。水姐一点也没料到我和她在争夺礼哥的爱。对她来说，我空爱礼哥一场，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她从我肩膀上抬起头，冲着我微笑，觉得我一定会为她高兴。她看我不说话，便急着问：“这不是件大喜事吗？”

我从未表白过我也爱礼哥。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但我能说什么呢？我回过想起他们之间的蛛丝马迹，终于明白了。水姐就是水姐，我和她不一样。她和礼哥的情意是早已定下的。我只对水姐说了一句合乎情理的话：“真好。”

这句话让水姐更加高兴。她拥抱了我一下，并执意要我给她梳头。回到酒店前我们在外边逛了一小时，她那笔直的长发有点乱。她递给我那把带有珍珠把柄的梳子，是她母亲传给她的，转过身来背对着我。于是，我开始给她梳头。第一下就碰上一个结，水姐嗷的一声，哭咧咧地叫起来。我停顿一下，几乎想把梳子摔到墙上然后跑出去。可我没那么做，而是一下又一下地梳下去。当我暗示她应该在临别前和礼哥单独在一起时，她背对着镜子，没能看见我扭曲的脸。听到好朋友的建议，水姐高兴而感激，几乎要掉下眼泪。我继续给她梳着头，直到把头发梳得无可挑剔。

水姐的头发在入殓室里被我的手梳理得顺顺溜溜的，但不知怎的我却冒出个奇怪的念头：水姐又要对我故技重施了。她让我把她头发梳得漂漂亮亮，好上天去勾引我爱的男人。这是水姐最后一次超过我。想到这儿，我的手不禁颤抖起来，而且抖个不停。我能清楚地看见水姐到了天堂，那又长又软的头发直垂腰间，乳房在天使的白袍下还是那么有魅力，那些和征氏姐妹共同战斗的勇士们都来迎接她。他们等了我一千九百年，但一见到水姐就不想再等我了。勇士们等的是我这双巧手，可他们却撩起水姐的头发亲吻她。

我后退一步，凝视着水姐的脸。我在洲际宫酒店的镜子里见过这张脸，那时它太漂亮了，而此刻我眼前这张死人的脸却如蜡塑一般，美丽消失得无影无踪，等着我的手把它找回来。水姐盼望着我能再现她的美丽。我总是有能力把她打扮得比本人还漂亮。亲近她一点就能办到。一想到这儿，我就想躲着她。但我如果这样做，只能让她笑话我小气。我要是不给她化妆，别人也会给她化妆，水姐照样会带着美丽的面容飞向天堂，而我却会在人间暗自惭愧。

想到这儿，我转过脸来面对那条布单。尸体就藏在布单下面。那是我从未见过的女性裸体，为了这具裸体礼哥献出了爱。她的脸和头发吸引了他，但现在这具布单下的尸体，被覆盖的肉体，正是礼哥所渴望的。我半小时前见过礼哥。我来时，他正在华先生办公室里。他站起来，双手握着我的手，握了好长时间，同时还说，看我来太高兴了。他说话时满眼泪花。我真替他感到难过。他递给我装着水姐那把珍珠把柄木梳的化妆包，接着对我说：“你永远知道该怎么做。”

礼哥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仅仅因为我知道如何给水姐梳头和给她化妆吗？还是他觉得这是所擅长的，就像以前他以为我是个优秀的网球手一样？又或者说他意识到自己还从来没有和这样知道如何过日子的女人打过交道？当他在华先生办公室里站在我面前时，我觉得自己又变回到那个满怀希望的傻丫头了。也许我并不傻。水姐的乳房已不能再让他的眼神不安分了。

水姐的乳房！难道在女人世界里能确立自己位置的东西只有这些吗？它们现在正在布单底下。我伸出手，想去抓布单的边。但我停住了。我告诉自己现在一切都无关紧要了。她已经死了。我松开布单，转过身来望着她蜡塑般的脸，拿出她的眼影、口红和睫毛油，然后弯下腰，让色彩使这具死尸恢复生命。

我一边给水姐化妆，一边琢磨是不是该把她埋在天主教堂后面高出地面的石墓里。人们在新奥尔良都必须这样做，就是把尸体埋在地上面，因为这个地方地下水位比较高。如果我们把水姐埋在地下，不定哪天她的尸体就会漂上来。我能想象出那时的情景。她从地下漂上来，死而复生，想法顶着热浪又回到凡尔赛，看到我在和礼哥说话，礼哥正弯下腰和我亲近，听我说悄悄话。一看到她，礼哥的目光又移开了，水姐的脸上了妆，头发也梳好了，乳房仍如从前那样美丽动人。我一想到她被埋在地上面，又开始有点担心，似乎水姐没有完全离开人世。她永远不会。礼哥会在教堂后面感到她的存在，让她的魂魄在空中游荡。他永远忘不了她，将从他们的孩子们那里得到宽慰。

当我用毛刷触到水姐的眼睛时，我的手又开始抖。我拿着口红，使劲往她嘴上抹，一气之下忘记自己内心那点惭愧，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张嘴。这张嘴上仍挂着那种一闪而逝的微笑，这么多年来从未改变过。她只感觉到我的忠诚和谦和，除此以外，对我的情感一无所知。妆已化好了。我后退一步，又转过身让脸冲着空调机送过来的凉风。我尽量让自己全神贯注听着空调机的嗡嗡声，让我自己忘了当时这些感受，即对这位已故女友酸甜苦辣的感受。这个女人永远是我的朋友。即使在这些有关情感的事情上，我也从未和她争过。直到这时，我才觉得自己那时是多么怯懦。

我不想自责了，只是望着水姐，把她的头发放在手心里，然后再挽成一个髻，用卡子别在她的脑后。她毕竟和我一样，已是五十岁的人了。我们都是上岁数的人了。想到这儿，我瞟了布单一眼。

盖在胸口上的布单比我想的要靠下。她的乳房也五十岁了。她仰面躺着的时候，两只乳房瘪瘪的。她从未让自己的朋友看过它们。这些私密部位让我所爱的男人神魂颠倒。我现在能看这些部位了。它们没有力气再提防了。我退了一步，然后抓住盖到她下巴颏底下布单的边，刷的一声拉了下来。

她的一个乳房不见了。虽然人死了，但她右边的乳房还是那么漂亮，浅褐色的乳头大大的。左边的乳房没有了。一个月牙般的伤疤从那个部位一直弯到胳膊下面。我看着眼前这一切，觉得自己有点喘不上气来，好像伤疤长在我的胸口上，肺被人掏走了似的。我看得出，伤疤也老了，有年头了。这时我才想起她在加利福尼亚那三年的苦日子。她怎么对此只字不提呢？她是怎么用微笑把自己所遭的罪掩盖起来的？

我一动不动地站了好长时间。我的手好像自己会动。这双手把布单拉上来，并轻轻拉到她的下巴颏下面。我原以为和水姐赌气能把我的羞愧感拉回来，但一点也没有。这只是孩子气，过于天真了。现在已经没有必要解释这些情感的纠葛了。于是，我弯下腰，吻了吻水姐的额头，松开她脖子后面的发髻，很高兴能再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很高兴能让她齐齐整整地走进天堂，但愿她到天堂还能吸引英俊勇士们的眼球。我知道自己能让黎文礼幸福，水姐如有在天之灵，终会明白我对礼哥的一片痴情。

一对美国夫妇

我和妹妹都在猜谜节目中扮成鸭子，然后亮出我们身上的字：“让我们生意兴隆吧！”就这样，表演一结束我便和丈夫来到了墨西哥的巴亚尔塔港。这是我和妹妹在表演结束后做的交易。她将拿到藏在二号幕帘后面的钱，而不要附带的特殊免费度假优惠。我将带丈夫去巴亚尔塔港免费度假。如果我们在表演前有机会做笔交易的话，我会赢得一辆汽车。我能察觉左侧三号幕帘稍微鼓出来。当主持人打开幕帘，让人们把目光一起投向一对扮成大蜜蜂的夫妇时，没人注意到那辆停得离我们有点儿远的福特车。他们有时会如此粗心。但我注意到了。而那对大蜜蜂却没注意到。结果，他们赢了一号幕帘后面的一只山羊，就是舔着金发美女电蓝裙边的那只山羊。除了那对扮大蜜蜂的夫妇，大家都哈哈大笑。我和妹妹也笑了。当我偷偷告诉妹妹我知道汽车藏在哪儿时，她懊恼地拍着自己的脑门，不再笑了。我这个人很善于观察。我觉得这是我的优点，可在我的家乡越南，女人的观察力只能藏而不露，因为善于察言观色不被人们看成是女人的优点。

我丈夫对此犹疑不定。有时我的优点能对他做生意有帮助。他是个出色的生意人。他在美国一切都是从头开始，但和在越南一样，生意做得非常成功。他原来在越南是做鸭绒进出口生意的，并赚了很多钱。他的生意也给了我灵感，所以我才能设计出带有“让我们生意兴隆”字样的演出服。鸭绒在南越共和国进出口贸易额中占第四位，被用来做柔软的枕头和暖和的被子。有一次，一个我丈夫信赖的生意人到办公室对他说，他只和我丈夫做生意。可我注意到他裤子边上挂着的鸭绒不是我们的。那天丈夫对我的观察力十分钦佩。我知道我的观察力同时又让他感到紧张，因为他觉得很多事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我对他的心思总是了如指掌。

我的确能用眼睛观察到不少事。我也很高兴能有机会带他到巴亚尔塔港来度假。这是自己和妹妹交易而赢来的免费度假机会。现在我和丈夫一起飞过了高山。我兴致勃勃地望着窗外，他却在我身边睡着了。我看见山上郁郁葱葱，好像披了条绿毛毯，这里的山太像越南的山了。我们脚下有一条大河穿过崇山峻岭，河水黄澄澄的，如同墨西哥儿童的肤色那般黄。我们的飞机沿着这条河，一直飞到一个沿海而建的城市。美丽的风光即将映入眼帘。我捅了捅身边的丈夫，让他醒来和我一起贴着脸向下观望。但丈夫醒来想做的是找他的鞋。他睡觉时总是把鞋脱了。他这会儿所关心的是别丢东西。他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放松警惕。眼看就要降落，我们无法再浪漫了，所能看到的景色变成了崎岖不平的田野和田野附近用铁皮和木头搭建的简陋房屋，和越南、和我家乡西贡周围的环境并无两样。

这里的机场破破烂烂的。跑道中间满是疯长的蒿草。机场大楼又长又矮，像一块炉灰砖。人们可能极想掩盖住它的寒碜，所以大部分外墙露出一种不同的质地，粗粗拉拉的，让我想起了皱纹纸。他们给外墙刷上鲜艳夺目的颜色：红的、黄的，还有石灰绿的。但这一切只让人觉得寒酸。我观察到丈夫寻找商机的眼马上注意到这里的条件和那些蒿草。他去过拉斯维加斯、迈阿密海滩和太浩湖，知道顾客需求。出租车每过一个路坑他便哼一声。有好几次出租车不得不慢得几乎和停下来差不多，一会儿在偶尔出现一堆石渣的地方慢下来，一会儿又在荒草地里停下来。丈夫抱怨通向豪华饭店的走道应该铺好。他对这次旅行其实没有什么兴致，我心里明白。他一个星期不上班就觉得难受。他更不喜欢借我妹妹的光。特别惹他不快的是，我和妹妹都打扮成鸭子出丑。

我其实也不喜欢这样做。但我必须承认自己喜欢游戏节目。我喜欢看美国电视。那些肥皂剧。你一定以为我日常生活已足够糟糕了，但肥皂剧让我觉得在某地某个人了解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让我能欣赏到美国美好的一面。我尤其喜欢一个中年女演员出演的一部肥皂剧。她已经演了好几年，尽管电视剧被制成了录像，我总觉得她生活里好像要遭遇不幸似的。我指的是这位女演员自己。她虽然念着台词，但我总觉得她没有激情。你能观察到她的眼睛一瞬间从镜头移开看向别处。你明白我的话吗？她在找提示卡。她忘词了。她一定是经常走神，虽很不惹人注意，但这些忘词的时刻留在磁带上了。可能我是在这个国家里，除专业演员外，唯一注意到这些的人。戏中总有真戏在上演。我非常喜欢这位女演员。她很勇敢，忘词了竟然还接着演。有时她会让另一位演员及时上台，这样她的目光就能越过那位演员的肩膀偷看提示板。你能看出她念台词时，眼睛在暗暗扫视着台词板。这个动作做得非常隐蔽，但我能观察到。在这个时候，我对她就更有好感。我觉得她很了不起，甚至觉得有点激动，就像看花样滑冰选手在做跳跃动作那样让人把心提到了嗓子眼。每当忘词时，她扮演的人物突然话多了起来，东拉西扯。这是因为她离开了提示卡，正现编词，直至又回到剧本中来。这就是美国。这个地方总能让人即兴发挥，总有点新玩意。一感到事情不妙，你不会靠老套子，而是琢磨点新东西出来。

不过，我参与游戏节目时要是没把自己扮成鸭子出丑就更好了。我真希望是靠正确回答问题、猜谜语或猜价格赢得这趟墨西哥的免费旅行。我最擅长这些活动了。上星期，我就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我认出了杰里米·布雷特在公共电视上扮演的福尔摩斯和在电影《窈窕淑女》中扮演的弗雷迪。我还能读出英文短语“Desperation Tactics”，而且快得不带任何元音。我还知道，厨房帮手牌洗碗机和烤面包机的价格在六百到七百美元之间。你必须得在这些活动中亲自体会一下，否则美国节目制作人不会让我们这些有外国口音的人参加。我常把英式发音和美式发音搞混，所以你还是能听出我发音中有外国腔。

其实，我这次是想试一把。我聪明地把自己名字次序颠倒过来，把中间两个字去掉。这样一来，我的名字Tr n Nam Thanh Gabrielle便变成了Gabrielle Tran。我父母给我取的这个法国名字，因为他们崇尚法国文化，喜欢西贡的法国大餐，更推崇法国骑马俱乐部。正因为把名字改为Gaibrielle Tran，我才有机会试试身手。节目制作人大概以为，我和关南施差不多。关南施是美国老电影里的女演员，她只要一开口，就能把英语每个音发清楚。

我们游戏节目进入高潮时，我按他们的要求做得不错。你以为美国人对这些要求好像习惯了并不介意，其实不然。那个戴着耳机拿着场记板的人在场时似乎就很害羞。他提的那种要求，或什么莫名其妙东西，让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在恋爱。当时，我们三个女的要一起上台。他暗示我们：“要想演得精彩些，你们能不能……”他结结巴巴，然后直言不讳地说：“你们能不能用身体表演一下？也就是说，能不能卖点风骚？扭着走一圈。”听了他的话，我们都笑了。但我们照做了。我扭得还不错。他让我停下，甚至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冲其他人大声说：“对，就这样。照陈太太的样子走场。”

你看，我会演戏。表演对我来说很自然。我也觉得很好玩。可是，当他们开始和我们聊天，盘问我们姓名、住址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时，我察觉到他们相互挤了挤眼。他们问我时，我对答如流而且还蹦蹦跳跳，反正知道自己没被看上。可能我说的话太多了。我甚至还拿主持人取笑，但没提他的名字。我笑话他休息时吻了女主持人。我笑他们俩在导演正忙着跟着摄像机转时消失了，回来时两人谁也没看谁地吻了一下，两人嘴唇周围的妆都毁了。我没瞎编。我一眼就知道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

丈夫讽刺我说，这就是我所期望看到的事。他在美国经营工作餐生意，没开饭馆。他觉得，在美国靠纸灯笼、瓷汤碗诸如此类的东西开越南餐馆，就好像马戏团里受驯过的大象在做拙劣的表演。他知道，那是用异国情调作招牌装样子。他绝不那样做生意。他要为机关或医院、学校、飞机、大型会议提供工作餐。他是个非常出色的商人。他也很欣赏美国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能让他这样的人成功。但他对我所喜欢的美国东西不屑一顾。他说，你早就该知道美国游戏节目不会找一个有你这样脸和声音的女人参加。

然而，有些情况下，我可以证明他错了。我的证据就是，他和我已到达美丽的巴亚尔塔港，登上瓦拉尔塔五星级假日酒店的电梯。我们将在这里度过开心的四天三夜，让看到“让我们生意兴隆吧”这几个字的观众们明白这次奖项的价值。他们羡慕地发出长长的赞叹声。我清楚，他们是被指示这么做的。节目中获奖者也被告知要装出又蹦又跳的样子。我的确看过那些人的作秀。每当有人赢了一个电咖啡壶和一盏床头灯时，下面就会发出一声赞叹。但事情过后，人人都笑自己出洋相。人们不过是积极参与这个充满娱乐活动的美好世界。每天早上咖啡从赢来的咖啡壶的过滤纸里滴滴答答流出来时，你会觉得咖啡是那么好喝，这时你就会由衷地赞叹一声。当关上所有的灯，只留下床头灯时，你会望着床头各种各样灯影，转过身来对丈夫说：“快看！多好看啊！”然后你再说：“是我赢的。我们一分钱没花就得到了这些。”这趟旅行也应该让人发出一声赞叹，因为是我赢来的。

就这样，我和丈夫上了十楼，进到自己的房间，对面墙上的玻璃门敞开着，窗户上的白纱帘在风中呼啦啦地飘动。走到阳台，这里景色宜人，海平线清晰可见，远处的班德拉海湾绿如碧玉，左侧是弯如钩的沙滩，所有的饭店都挤在那儿了。遥看远处，城里的红瓦顶和椰子树连成一片，大山从城后耸起，树木布满山岗。漂亮极了。我曾经见到、但当时没仔细观察的黄带子，大约有七十五米宽，正沿着海滩伸展开来。我猜，这肯定是在飞机上看见的那条穿过崇山峻岭的大河，流到这里汇入大海。河水里满是泥沙和丛林里的树叶。如果你想象一下山水拥抱着海滩的景象，一定会觉得非常浪漫。可在我丈夫眼里，海湾里不过是一片浑浊的水，看不出里边有什么浪漫的情调。他只是摇了摇头。

“看！”我指着飞过我们十层楼的五六只鹈鹕叫道。它们在空中离我们非常近。我看见它们脖子向下弯，美丽而又软塌塌的下颚有点往里缩，还看见了它们的眼睛。我又说了声：“看呀！文哥。”这些鹈鹕围着我们绕了一圈，然后飞走了。

我们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虽然鹈鹕是州鸟，但我们在那里从未见过。可在这儿，六只鹈鹕就近在咫尺。文哥只是点点头，靠在阳台的栏杆上，胳膊一动不动。这时我特别想把手搭在他肩膀上。我能看出他心事重重，知道他心里头总有些东西让他跟自己过不去。商人的脑子永远不能歇一歇。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我见他正唉声叹气。他叹气的原因当然不是商人在巴亚尔塔港这个地方做得不怎么样，想让他们把机场弄整齐有序点，路修好点，通往饭店的马路两旁弄漂亮点，让海滩洁白无瑕，让大海碧绿荡漾。那我丈夫为什么唉声叹气？即使他抱着胳膊说：“他们应把这个地方弄好点。”我对他的了解也只停留在表面上。

我恨不得提醒他，这趟度假是不花钱白赚的。但我不想让他找茬贬低我所做的一切。我真想抬起手来搭在他的肩膀上搂着他，可我丈夫是个很传统的人，他更喜欢先主动抚摸我。所以我听完他的话后只是点点头。他批评得没错。我们俩现在都低头望着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游泳池，觉得脸让太阳晒得发烫。于是，我们快速跑到楼下，趴在那些红的、绿的、白的气垫上在游泳池里打水漂。游泳池周围长满了开着黄花的扶桑、大叶草、喜林芋和叶子花。我丈夫划过来对我说：“游泳池还挺不错的。管理得也很好。水很干净，没放那么多漂白粉。”说完，他又自顾自地划走了。我真想让他拥抱我一下。他是我的好男人。我想让他亲口对我说，我干得不错，他已经开始享受这趟假日游了。只因我自己顾虑过多，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娶了我这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女人是他的福气。

我开始四处张望，另外三对夫妇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都是美国人。我一看他们的脸，他们的站姿，那松松垮垮、没个站相的样子就知道。他们好像不时得有什么人告诉他们站直才行。这里边还有许多值得观察。我发现，他们似乎都是游戏节目的中奖人。他们彼此不认识，但我认出了他们。真的，这一点也不让我觉得奇怪。长期以来，几乎所有游戏节目大奖都是在巴亚尔塔港美丽的瓦拉尔塔五星假日酒店度过愉快的四天三夜，我早就预料到，酒店里住满了游戏节目的中奖人。所以一看到游泳池边上这三对夫妇，我马上就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不用说，每对夫妇中至少有一人很兴奋，这个人通常是有着动人脸蛋的妻子。而我确实看见他们中一个女的意外地看见丈夫从泳池吧带给她饮料时，高兴得又蹦又跳。

他们彼此还不认识，而我早已认识他们了。他们分散在泳池的各个角落。我一边轮流地划到他们附近，一边暗自玩起了一个小游戏，想猜出他们参加的是哪个节目。一个女的穿着两件式黑色泳衣，首饰没摘下来，戴着一对镶银的土耳其玉耳环，配着一条粗项链，甚至在泳装的胸罩上还别着一枚金属胸花。她大概有五十岁了，但希望自己显得像三十多岁，头发染成金黄色，颜色太浅了，在阳光照射下，看起来几乎和她的银饰颜色差不多。我很容易就把她归为参加了猜字谜的节目。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看见她在折叠得紧紧的报纸上解字谜，还有她解谜时露出的安然自得的笑容，以及她手上拿的墨水笔。

离她不远的是一对年轻夫妇。就是那个见了饮料高兴得又蹦又跳的女人。我看见她微笑着用眼睛扫了圈游泳池。但她在躺椅上躺下去时，我从她那双布满皱纹的脚掌前划过，知道这对夫妇肯定在商场里逛过几百里。我想，她参加的一定是个猜价节目。

接着我又漂到游泳池宽敞的另一侧。我从一个美国男子身旁漂过，看见他正非常耐心地和一个套着游泳圈的墨西哥小女孩玩。小孩的父亲正站在水里几米远的地方。小女孩可以从她父亲那儿游到那个美国人那儿，然后再欢快地游回来。那个美国人是个大嗓门，却非常温柔地鼓励着小女孩。女孩的父亲很高兴，但有点紧张。那个美国人笑声朗朗，长着两撇金黄色的八字胡，脖子上还挂着一块身份识别牌。他的头发蓬松，不可能是个新兵，而且可能已四十出头了。从他的年龄和身份牌来看，我知道这是参加过越战的退役军人，属于那些不能、也不愿忘掉那段经历的人。我意识到他老婆参加的是游戏节目。她正坐在躺椅上看书。我认出她是退役军人的老婆，是因为他嗓门一变大，这个女人就瞪他几眼。只听他又亮开了嗓子喊道：“游啊！小家伙，游到你爸爸那儿去！”他老婆放下书，歪着脑袋，眼睛和嘴巴露出的表情让人有点猜不透。那表情让人觉得她很爱这个人，但这个人又老惹她生气，爱和恨各占一半，只能对他表现出得过且过的平和态度。也许只是想找到平衡吧。

我朝文哥那边望去，他还漂着，但看不见他的肚子，似乎他要从浮板慢慢沉下去。我不知道他是否舒服，是否需要过去帮他调整一下漂浮的姿势。我想，让他漂着，再慢慢下沉，也许他最终会扎下去凉快凉快，然后舒服地调整自己，也许就会更喜欢这个地方。他要是扎下去上不来，肯定又会激起他的犟脾气，还有商人的那种挑剔，又会批评那些只提供浮板、而不提供气垫床的服务人员。最后，这点烦恼会让他在剩下的假日里都快乐不起来。我的这两种假设都可能发生。所以，看见他一动不动，我便把浮板慢慢转过来不理他，回头看着那个手里拿着书的女人，猜测她参加的是快速抢答节目。

可后来才知道，我对这三对游客的猜测，有两对猜错了。戴首饰的那个女的赢的是猜价格赛。那个活泼的少妇原来是个猜字谜高手。直到这三位女游客各自泡在池边热澡盆里享受了一阵后，我才搞清楚她们的来历。她们一个接一个地漂过我身边，礼节性地冲生人点点头，说了一声你好。我不想失去听她们闲聊的机会，于是，也从游泳池里出来，把泳装往上提了提，看到自己还那么苗条颇感得意，唯一不足的是胸脯有点平。我朝热水池走去。一个肤色黝黑的墨西哥美女走在我前面，先踏上热澡池的台阶。她穿着小得不能再小的两件式泳装，走起路来泳装就显得更小了，泳裤拧成一条，嵌进她那可爱的屁股沟里，几乎变成了绳式比基尼。那三位美国女人撩起眼皮，然后目光像水里的热气一样转了过去。墨西哥女人躺在水里，另外三个女对她故意卖弄风骚不屑一顾。她们挪了挪，彼此靠得更近了。

我进到热水池，在她们和这个墨西哥女人中间坐下来，她们谁都没瞧我一眼。那个墨西哥女人仰头靠着，闭着眼睛，好像世界上最英俊的情人在问她能否亲一亲她的脖子。那几个美国人都怕她能听懂英语，所以谁也没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但至少她的出现打破了她们之间的僵局。

那位被我定为购物狂的活泼女人第一个开口了。她看着另外两个人，说道：“嘿，你们看上去和这个小老太太一样，都是从那条边界过来的吧？”

我看了看那个墨西哥女人，她一动不动，可能仍在不断地和情人鬼混或跟什么人接吻呢。我在她们中间简直就像不存在似的。虽然我对此并不感到别扭，但我还是朝着游泳池那边张望。每遇到这样时刻，文哥的那种钉是钉铆是铆的商人眼神会给我某种宽慰。在我眼里，他似乎总能把所有事情看透。我想象自己和他一起站在山上，能活得很超脱。

不过这只是一刹那的事情。我回过头，她们都在因刚才那句话咯咯大笑，那位退役军人老婆还用手捂着嘴，好像这句话让她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戴首饰的说道：“听起来，你家离边界好像很远。是从得克萨斯州来的吗？”

“是从路易斯安那州来的。”活蹦乱跳的女人说。出于条件反射，我往热澡池里缩了缩。她接着又说：“不是新奥尔良，是要更往北一点。那里才是美国真正的南方人。”

戴首饰的问道：“你周二不忏悔做礼拜吗？”

“不，亲爱的。只有有罪的人才去。”说着，她把目光转向那个墨西哥女人，另外两个人的目光也随着她转了过去。那个参加快速抢答的女人是最后一个转过去的，但她第一个把目光移开。当她把目光移开时，看到了我，似乎吓了一跳，好像之前没注意到我似的。也许她确实没注意。也许我泡在水里只露下巴颏儿的缘故，还有可能让人觉得我只剩下个脑袋在热澡池里漂来漂去。我对她笑了笑，好像她是照相机上的小红灯。

“我敢打赌，你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北路易斯安那州来的对戴首饰的女士说。

“明尼苏达州来的。”另一个说：“不是明尼阿波利斯。我来自北方。我们那住真正的美国北方人。”

大家都笑了。我只想往下沉，可再没有可淹的部位了。我不想在热澡池里待下去，可还想听她们讲如何发现游戏节目中的秘密。幸运的是，无地自容的感觉一刹那过去了。从北路易斯安那州来的问从明尼苏达来的是怎么到墨西哥来的。她一定是想让那些女士知道她是游戏节目的获奖者。但明尼苏达女士先抢到了机会。她宣布自己赢得了《价格正确》比赛的大奖，而北路易斯安那女士激动得活蹦乱跳，大声叫道，她在《好运之轮》节目中取得胜利。我撅着嘴发现自己猜错了两个人。这时第三个女士终于开口了。她说，她赢了《快速抢答》大奖。我当时差点没淹死在热水池里，这三人因暴露了自己的来历兴奋得又蹦又跳，热浪扑到我的脸上，溅到我的鼻子里，又灌进我的嘴和眼睛里。

我很高兴没有人注意到我。趁其他人七嘴八舌地抢着说话，我站起来，悄悄喘了口气。那个墨西哥女人在看我，我冲她点点头，告诉她我没事。她鄙视地瞟了她们一眼，闭上眼睛，然后又把脑袋向后靠。这次她微微把脑袋偏向一边，好像要让她的情人吻一个新地方，耳朵下面那个地方。我准备从热澡池里出来，躲开这些闹哄哄的人，但我停了一会儿，望着这位墨西哥女士，她的身体是那么放松，对待性接触是那么轻松。

没过多久，我就和文哥沿着海边在散步。我心里想着的是那位墨西哥女士，而不是那些参加游戏节目的美国人。我知道自己把她们简单化了。其实她们和我们一样，都很复杂，尽管她们尽量表现得很单纯。但此时她们让我觉得没劲。我想起那位墨西哥女士，希望自己也能拉着文哥的手。我做这么点事还犹豫不决，也许显得很愚昧。其实我很聪明，也很现代。文哥从来没对我说过，逛海滩不许和他亲密，不能牵他的手。其实是我脑子里有股非常强的力量阻止自己这样做。这股力量让北路易斯安那州来的女士和明尼苏达州来的女士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有了这股强大的力量让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们在这些事情上从不压抑自己。即使她们能意识到，也想有所克制，但我怀疑她们是否真能改变。我在另一个国家和另一种文化中生活了二十年。那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塑造了女人和男人应是什么样的。你不会因为心里想着为什么不，就把那些束缚丢在一边。没有人有如此强大的意志。你只能等待。事物变化必须从内心开始。

就像文哥。他在海滩与我并肩散步，海浪在我们脚下哗哗作响，不时地冲上来舔着我们的脚心，头顶上阳光明媚，蓝天如洗，站在海湾远眺，还能看见远处电光闪烁，山峦消失在黑灰的天空中。这边阳光明媚的海滨和那边风雨交加的山区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该是多么浪漫啊！可文哥的眼睛看不到这些东西。他又在开始琢磨三角洲航空公司，或超级圆顶体育馆，或希尔顿饭店，惦记着五百份鸡肉套餐、一千个瑞典肉丸子。我们前面，一个男的穿着降落伞的安全套从海滩上飞起来了，一条保险绳拴在海湾的一只快艇上，绳子紧绷绷的，他被提到了半空中。我止住脚步，看着他飞向天空。文哥意识到我在看什么，也停了下来，随着我的目光往天上看，但什么都没看出来，只听他说：“我们回去后，你能提醒我给尼克森打电话吗？他们要召开大型工程研讨会。”

“好吧。”我说，眼睛仍盯着降落伞下的那个人，他在蓝天上变得越来越小。我想这可能是我喜欢做的。飞起来在他们头顶上荡来荡去。

“你能记住吗？”文哥看见我答应时眼睛仍望着别处，问道。他这么问并不是说他生气了，而是我在这方面对他来说很重要。他得靠着我。因为我记性好。

我垂下眼皮，他看着我，那张脸上带着渴望的表情，几乎像个孩子。他有时对自己所干的工作似乎真的喜欢。我为此感到高兴。我说：“我忘不了。你是知道的，我的脑袋像大象。”

文哥听到这话终于笑了。其实这相同的话对他说过很多次了，每次都能引他发笑。只要他高兴，我也会总是笑嘻嘻的。我正笑着，一个墨西哥女孩出现在文哥身旁。她两个肩膀上趴着蜥蜴，脑袋上还顶着一个大个的。

“想和蜥蜴照个相吗？”她问道：“很便宜。”

文哥看着她，倒退了几步，我想他可能被趴在姑娘身上的绿色家伙们吓着了。他连忙对那姑娘说：“不，谢谢。”

“就像拍电影一样。”姑娘说。

文哥问道：“你有相机吗？”姑娘耸了耸肩，然后看看我，我猜她是看见我正提着个能装下相机的手包。文哥对她说：“你应该有照相机。如果想赚钱，就应该自己拿着照相机给别人照，明白吗？”

我觉得姑娘根本没听明白。即使听明白了，她也不会投资买台照相机来招揽顾客，因此文哥的提议没什么价值。于是，我对文哥说：“她一次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买照相机。”

文哥点了点头，叹了一口气说：“哎，她成功不了。”

我心想，这个女孩肯定认为我们俩有点神经病。于是她走开了。我又回到文哥身边，继续散步。他叨咕了一句：“鬣蜥。”

我对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要和鬣蜥照相吗？”

他摇了摇头说：“不知道。”

我解释说：“巴亚尔塔港是个非常浪漫的地方，和鬣蜥有关系。”

我知道的东西有时让他感到吃惊，通常都是我告诉他一些轶事。这和他不接受美国文化有关。但他这个人天生好奇。这次询问也只不过是他好奇而已。他转过脸来看着我，准确地说，是完全转过脸来对着我，试图在说，他对这并不感兴趣，即便如此，我最好还是告诉他怎么回事。每次遇到这种情形，我一般不会马上告诉他。我故意不看他的眼神。我偏要他问我。在我成长的文化环境里，女人总是用一种非常含蓄的方式来维护自尊。

“为什么？”他终于问我了。

“什么为什么？”我答道，好像忘了这码事。

“就是那个为什么。”他自信地说：“那个鬣蜥和海滩联系在一起的理由。”

“啊，原来你问这个。”我故意拖着不回答，等着他继续问。

文哥突然止住脚步。我继续走了几步，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加布丽埃勒！”他从后面叫住我。我停下来转过身，假装露出发现他没在我身边那种惊奇的样子。我是个温顺的妻子，所以马上往回走。当我来到他面前时，他又假装矜持，不想让人看出那么渴望听我知道的事情。他用法语喊我的名字，甚至喊我的昵称。我觉得他还没学会用英语取笑我的法国名字。“加比，他们这帮人怎么知道游客想和鬣蜥照相呀？”

“没什么。不过是哄人玩的。”

“加布丽埃勒。”他用我期待的那种声音叫住我。这种时候的我丈夫非常有魅力。别的男人可能会生气，或耍横，或不屑一顾，或开始抱怨。文哥却能温柔地表现出急切的样子，好像被弄疼的孩子，想让妈妈揉揉。他说：“那么，请告诉我怎么回事吧。”

我非得等到这时才告诉他丽兹和迪克的浪漫故事。伊丽莎白·泰勒在影片《玉女神驹》中扮演一个十分漂亮的姑娘。她在后来拍摄的《埃及艳后》中仍充满魅力。你也许认为，越南人不会欣赏那种胸脯丰满的美人。其实人们经常羡慕与自己不同的人。就拿理查德·伯顿演的电影《愤怒的回眸》和《布兰布尔·布什》来说吧，那时的理查德·伯顿和她一样有魅力。特别吸引人的是伯顿的嗓音。他的声音让所有女人都兴奋。他在《埃及艳后》中也扮演过角色。我当然从他们演过的电影开始，给文哥讲他们俩的故事。丽兹和迪克——克里奥帕特拉和安东尼——坠入了爱河。那是1962年，因为他们俩都已和别人结了婚，所以在整个世界才引起了轰动。1963年，理查德·伯顿来到巴亚尔塔港拍电影（我没告诉文哥电影的名字，这样一来，我可以先不回答他的问题，好让他继续关注我——他仍在琢磨鬣蜥的事呢）。伊丽莎白·泰勒跟他来到这个地方，租了两间房子。房子之间正好有座桥连接，桥两边是石子路。当时所有好事的人都盯着那座桥，而且还盯了好几个月。说到这儿，我看出文哥有点不耐烦了，便只好告诉他电影的名字叫《鬣蜥之夜》，电影里出现了巴亚尔塔港鬣蜥。这就是这里女孩都用它招揽生意的缘故。

文哥对故事的结尾有点失望。我就知道他肯定会这样。他几乎每次都这样。他皱着眉，抿着嘴，可我对他这种表情一点也不生气。我看中的正是他这点。他非常实际，觉得这些事没什么价值，或无聊，或简直不可理喻，但仍执意让我把故事讲完。他想让我说下去。还非得让我说完。我真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但我把这当作他对我的忠诚。

“鬣蜥。”傍晚，我在菲耶斯塔瓦拉尔塔酒店前厅又听他低声嘟囔了这个词。文哥和我有一大把免费饮料券，是从二号幕后得来的意外优惠。我们下楼来到前厅面对大海的露台。那三对参加游戏比赛的美国夫妇早已坐在那里了。这时我觉得文哥有些紧张。这些美国人正吵吵嚷嚷，打情骂俏。我马上意识到，文哥这次旅行的情趣可能会被这些人搅和没了，因为他是个喜欢安静的人。

北路易斯安那来的女人和她丈夫坐在酒吧里，对着前厅两手背过去靠着吧台。丈夫很年轻，毛发金黄，头发和两撇胡须的颜色浅得几乎发白，在晒得黝黑的皮肤衬托下显得更白了。我猜，这个路易斯安那州人肯定在室外工作。正在这时，我看见明尼苏达来的女人和她丈夫过来坐在我们附近小桌边过于松软的椅子上。她丈夫至少比北路易斯安那来的先生大三十岁，头发稀疏，银丝如雪，皮肤皱皱巴巴的，也被太阳晒得黝黑。我没见过他晒太阳，所以我猜，他们俩一定享受了特殊阳光浴。阳光浴吧能让这些客人变成这样的。

参加快速抢答的女人坐在离我们很近的桌子旁，笑着和别人聊着天。我是从她那儿听到“鬣蜥”这个词的。她可能正给那帮美国人讲我给文哥讲的故事。她的特点（我对她的判断没有错）是抢答，所以这不过是她脑海里无数故事中的一个。我也有那种相似的记忆力。我正观察她时，她丈夫走出酒吧，从我眼前过去，手里拿着两瓶饮料。他递给她一瓶，然后转身坐下。身上的T恤衫印着一幅越南地图，上面还有一行字：“我去过，并为此自豪。”这些东西并没让我觉得惊讶，自己刚才对他军人身份牌的判断没错。这位退役军人陷进过度松软的椅子上，想调整一下姿势，并朝我们这边看了一眼。文哥捅了捅我的胳膊肘。我知道他想走开。我没理会，仍注视着那个退伍军人。他张大眼睛冲我们这边看，然后溜到一边。明尼苏达来的美国人这时正放声大笑，对他老婆说：“艾琳，我亲爱的，如今没人再把他们当回事了。这点风流事算得了什么呀？”

文哥紧紧抓住我的胳膊，我挨着他，说：“亲爱的，我们来这儿是享受免费饮料的，我还想再要一瓶呢。”

文哥低声说：“我宁愿花钱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待着。”

我答道：“没那种地方。”我这话有点儿冒险，我不想让他对这次度假更反感，但又想坐在这儿观察这帮人。这和看电视差不多，好像游戏节目和肥皂剧的大杂烩。

文哥叹口气，冲我点点头，示意他不在意。他一旦卷进来，就没办法只好随我了。我带他来到一张桌子旁坐下，没挨着那三对美国夫妇，但离得也不远。文哥把椅子转过来，和他们形成一个直角，背对着他们，面对前厅尽头的叶子花盆及远处的大海。我继续细心地听他们聊天。

明尼苏达来的女人仍抱怨如今人们不把通奸当一回事。我注视着她丈夫，他似乎想要从饮料里的冰块里扒拉出点什么东西。我心想，他大概已听惯了这类谈话。最后，她抓住他的胳膊，说在座的这些人当然都应该被排除在外。路易斯安那来的女人开始大谈自己的故事。她告诉大家，因为不让主持人亲她的嘴，她是怎么被一个游戏节目开除，最后还和指导参赛者的导演发生了争论，导演说，主持人总是要吻女参赛者嘴唇的。她告诉他，亲她的嘴唇可不行，并跟他打保票，亲爱的，在她家乡可没人这么做。参加快速抢答的女人——显然她就是艾琳——笑着说，她情愿做这个所谓的“倒霉事”。她真正想要的就是在节目中一展风采。她还说，这和是否愿意亲某人没关系。如果这样的事真的妨碍了她，也没有什么让人失望的。

我慢慢品着服务员送来的饮料，觉得没人理会自己。我发现那个退伍军人还在不时地从远处朝我这儿张望。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越南对我们很了解，因此一看见我们就认出我们是越南人。我看出他正在琢磨我和文哥是否真从越南来的。但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有些担心他对我们的态度。我遇过越战退伍军人，有时他们会干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事。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似乎走向两个极端。有人觉得我们有意思，知道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的磨难，但有人认为我们滑头滑脑，为人不诚实，接触我们很危险。我一直在观察他老婆。她不像其他两个美国女人那样一说起游戏节目就眉飞色舞。她对节目露出的失望表情引起我的好奇。我原以为她会对自己能在所有节目中取胜而感到骄傲。我对这个美国人的猜测其实正说明我对美国人有偏见。这个美国女人失去自尊怎么能不沮丧呢？即使她没像我那样把自己装扮成鸭子，但如果失去自尊，照样会感到沮丧的。

为了活跃聊天的气氛，北路易斯安那来的女人大声说，所有参加游戏节目并中奖的美国人聚在一起真是件凑巧的大好事。那个退伍军人一听这话便转过身来对我说：“你也是从美国来的吗？”

他的突然发问让我大吃一惊。我第一次看克劳德·雷恩斯演的电影《隐身人》时，曾想象过隐身术把人变没的情景，其中最恐怖的是把你带到不该去的地方，然后突然被人发现。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那个退伍军人是个大嗓门，在座所有人的注意力一下子便转到了我身上。当然，也转到了文哥身上。开口之前，我看了文哥一眼，看他是否愿意为我们说话。文哥瞟了退伍军人一眼，又转过头，望向大海。我面对着这帮人，努力用标准的英语回答：“是的，我们是从美国来的。我赢了《让我们生意兴隆》的比赛才有机会来到这儿。”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我知道这是友好的笑声。其实天下所有人的笑声都是友好的。我们大家都高兴看到，这件凑巧的事一下子又扩大了范围。没人笑话我，也没人想象我打扮成鸭子的模样，更没人认为让这个亚裔女子赢得游戏节目大赛有什么荒唐。明尼苏达来的女人叫了起来，压住了所有人的笑声：“四个获奖人！太好玩了！”

那个越南老兵似乎特别高兴。我能看出，他对我们来自哪个国家仍存有疑问，但他对我们的猜测越来越有把握了。他这些想法都表现在脸上了。别人还在哈哈大笑，他没有，只微笑着对我们挤了挤眼。我能看出，他至少不是那种把越南人当作敌人的美国退伍军人。笑声渐渐停了。我观察周围人的脸色，人人都很友好。我这样谈论他们，没有对他们不尊重的意思，也并非傲慢。我的确对他们的友好态度感到宽慰，就好像他们还是小孩子，表现得出乎意料地好。

那个退伍军人问：“我能问你们从哪儿来的吗？”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诚心不马上透露出来。我说：“新奥尔良。”也许我当时不想暴露我和这位越南老兵之间的关系，我说话时没用眼睛看着他。我扫了其他人一眼。那个从北路易斯安那州来的少妇听了这话，掩饰不住内心的一阵厌恶。这些人都是美国老百姓，自然有自己的局限性和偏见。这位少妇流露出的厌恶表情，并不是因为我是亚洲人，也不是因为我在游戏节目中获奖和她享受一样的权利，而是因为我是从新奥尔良来的。

那个退伍军人接着又问：“我的意思是说你的原籍在哪儿。”他马上补充了一句：“你不介意我的问题吧？”

我正要转过身来看着他，准备冲他笑一笑说，我不介意，只不过想让他再耐心等一会儿，然后证实他的猜测。我还没来得及说出口，便吃惊地听到文哥的声音。虽然他的声音里没有敌意，也没有愤怒，但口气非常坚定：“我们来自南越共和国。但我们都是美国公民了，将来我们的孩子也是，我们孩子的孩子们都是美国公民。”

文哥替我回答这个问题不令我惊讶，但他一本正经的样子，说我们孩子、孩子的孩子们之类的倒让我大吃一惊。（按我们越南文化传统，未出生甚至刚怀上的孩子都被认定已是家庭成员了。）文哥直勾勾地看着老兵，老兵也直视着他。文哥可能想划出一条界线，像所有男人和雄性动物一样，向那个男人暗示，这是我地盘的边界——看着点，别离得太近了。然而，这个美国老兵却突然满脸堆笑，跳了起来，几步跨到我们面前，弯下腰非得要和我丈夫握手。文哥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来，两眼直视着这个美国人，好像这个人需要一千份鸡肉套餐但还未决定从哪家买。

老兵说：“我叫弗兰克·大卫。这是我老婆艾琳。”接着他回过头，朝老婆招手，让她过来。他老婆一脸茫然，不知是和其他人接着聊，还是到我们这儿来。然后她脸上的疑惑散去，露出了我在游泳池边看到的那种表情，确切地说，是那种又恼又爱的表情。弗兰克·大卫叫道：“亲爱的，快过来呀！”但艾琳·大卫没有马上过来，而是听着靠吧台的那对夫妇转过身喊了一声服务员，又听了一会儿明尼苏达女人跟丈夫说的悄悄话，才不慌不忙地走过来和我们握手，然后和她丈夫一起坐下。

我没注意到文哥在这种场合下露出的尴尬表情，但他的神情告诉我，他在犹豫，琢磨是赶紧躲开这两个美国人呢，还是别马上这么做呢？看他这副表情，我觉得很有意思。他稍微侧了侧身，面对着这两个美国人，但仍没把整个身子转过来。他身体仍有大半个角度对着阳台，对着阳台边有一圈叶子花的地方和大海，比这个老兵对着她老婆的角度还大得多。用这个姿态，他已清楚地表明，他还是能接受这俩美国人和我们坐在一起。他的目光没逃避他们，但也没望着我，似乎在说，瞧你，让我也掺和到这里边来了。显然，他也未觉得有什么不妥。

弗兰克·大卫说：“你能看出来吧？我去过越南。”他挑着大拇指指着自己的胸脯。我和文哥煞有介事地看了一眼他T恤衫上的字。

艾琳伸出手来，轻轻摸着丈夫从胸脯上放下来搭在椅子背上的手。这个姿势似乎在提醒丈夫，不要再说以前那些事情了。弗兰克发觉了老婆抚摸他的手，看了她一眼，刚说：“我老婆……”便止住了，掂量着该如何措辞。我估计，他想告诉我们，他老婆不喜欢他说太多往事，很明显，这件事他也同意不再提了。所以，他只说了句：“……我老婆是我家的获奖者。”就没再说了。

这只是在介绍他老婆是游戏比赛的获奖者。但你能看到，弗兰克的前段话还没说完，便突然换了另一种说法，他的脸抽动了一下。他不得不往下说：“我愿意让你们获奖。”

艾琳淡淡一笑。我看了看文哥，他沉思了一下，在椅子上转了一圈，不再看大海了。他问道：“你们想喝点什么吗？”

“可口可乐。”弗兰克大声说：“我已不再喝烈性酒了。”

“你呢？”文哥微笑着对艾琳说。她看了我一眼。她在观察我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试探和我丈夫搭话是否合适，接受他的酒水是否合乎我们国家的文化传统礼节。

我觉得自己还能明白她心里是怎么想的，正想提醒她，我们现在已经是美国新奥尔良人了，但还没开口，就看见她回过头去对文哥说：“我要白葡萄酒。”

文哥把服务员叫过来，买了饮料。弗兰克趁服务员还没回去拿饮料时，拽了拽文哥的袖子说：“我要瓶装可乐，不要罐装可乐。”

服务员冲他点点头，似乎明白了他的要求。文哥问：“你们也都不要罐装可乐？”文哥一进入商场如战场的状态时，常常就像今天这样试探他的对手，语气并不总是友好。弗兰克大声笑着告诉他，他绝对不想要罐装可乐。文哥微笑着点点头。这倒令人有点吃惊。我还真猜不出他现在是何心态。我过去常根据观察来判断别人，而且由此得出的判断往往是正确的。但今天文哥的态度让我有点琢磨不透。一般情况下，我得在他身边多观察一会儿。目前需要这样做。

饮料来了，我们聊了起来。这里有我和文哥，还有那个洋洋得意的越南老兵和他老婆艾琳。我们询问了弗兰克在哪个部队服役。结果发现，他原来在归仁市当过直升机机械师。他给我们讲他和一个“黄油条”闹别扭的事。闹别扭的原因是，弗兰克在服役期间还得上直升机充当机枪手，而他原本只是个机械师。我逮住机会问他什么是“黄油条”。他说，“黄油条”的意思就是二等兵。但这并没有解释明白。他说的“黄油条”可能是指某个兵种，也可能是指某种军衔。他开始滔滔不绝。我坐在那儿胡猜黄油条到底什么意思，想象弗兰克·大卫来到军营食堂吃饭时，看见了黄油条，然后和黄油条吵了起来，最后发展到动手打起来，弗兰克双手使劲攥着黄油条，黄油便从他指缝间涌出来，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在那儿观看，并说弗兰克这次可惹麻烦了。

艾琳坐在我身边。她把椅子挪了挪，离我更近了，然后对我小声说：“男人是不是都爱打仗？”

她的话让我从胡思乱想中醒过来。我看着坐在一旁的弗兰克，他正注视着我丈夫。文哥则听着他说话，身子向前倾，似乎听得津津有味。他对弗兰克说了几句话，我没听见，只见弗兰克使劲点头，接着说了些什么。我转过身对艾琳说：“我丈夫不经常谈这些东西。”

“他过去也是个军人吗？”艾琳问道。

“是的。”我说：“是个好军人。他曾是空军少校。战争结束前一年，被派到西贡市政厅工作。在那儿负责城市贸易发展这类特殊任务。他们竭尽全力使国内经济有起色，而且一直努力到战争结束，目的是让人民有能力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时大家都很尊重他。”

艾琳看着她丈夫，抿着嘴说：“弗兰克也是个好军人。但他想做的事太多了。他自己的确喜欢管事。”

我看了眼弗兰克，他的双手在眼前比划着，想解释自己的观点。他在谈论直升机的发动机。我说：“他还是那么精力充沛。”

艾琳轻轻叹了口气，似乎半欣赏半恼火。“我只希望能让他必要时静下心来。”

我听得有点云山雾罩，但也没多问。也许我也有迷惑不解的地方。也许艾琳有些事得等我问她才会说。但我没再刨根问底。我不能看别人露出点情绪就瞎打听。我也难以掺和别人的事。我抿了几口白葡萄酒，和艾琳听着那两个男人又说了一会儿话。艾琳探身捅了一下丈夫的胳膊说：“我们该走了。”

弗兰克转身看了看表，然后说一声“对”。他站起身，和我们握手——他的手大而有力，但又出奇的温柔——艾琳逐一向我们表示感谢后说，希望我们很快再见面，然后离开了。我仔细观望着他们的背影。弗兰克带着一股坚定不移的神情走在前面，好像一个经验丰富的侦查员要从这些桌子和软椅子中通过。艾琳在他后面仅两步之遥。经过时弗兰克把椅子踢到一边继续往前走，艾琳则停下来，把椅子摆好。

弗兰克走出餐饮区，停住脚步，回过头来等他老婆。等她追上他时，他朝我们靠大海这边张望。她说了一句话，他便转过身去和她一起离开就餐区。他们肩并着肩，没有拉手，尽管美国人经常手拉手。

我和文哥又在吧台那儿坐了一会儿才离开。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电梯刚要关上门，一对年轻夫妇进来了。女的刚做完头发，发型让人觉得她好像刚刚倒立着睡觉似的，脑袋上都是乱七八糟的卷儿和波浪。那个男的脖子粗壮。俩人都穿着浴袍。他们的头发没湿，身上也没有防晒油味道。我一看就知道他们白天是在床上混的。这是对新婚夫妇。我猜，他们也是节目中奖者。他们进来时，女的还把浴袍上部敞开，露出大部分的乳房沟。丈夫立刻把浴袍合上，看着我说：“她就喜欢这样。”“你也是。”她说着拍了几下他的手。“好臭美的小宝贝。”他边说边要亲她的脸。她转过脸去假装生气，然后又去亲他。我眼睛看着电梯间前方。“这是新婚燕尔。”确定无疑。

我想起刚离开就餐区的弗兰克和艾琳。他们俩离开时怎么还保持着距离？他没拉她的手，她也没握着他的手。晚上夜幕降临时，我和文哥躺在一起。趁他还没发出睡着时均匀的呼吸声，我对他说：“你觉得那对夫妻怎么样？”

一阵沉默过后，文哥终于搭话了：“你在说谁？”我知道他明白我在说谁。如果真的不知道，他会马上问我的。但他没接着问，正琢磨自己说过的话，想弄明白自己怎么会接受那对美国夫妇。他这个人即使想出理由也不想现在告诉我。或许，他和我一样也没弄明白自己。我们不知道我们俩到底哪个判断准确。

“就是弗兰克和艾琳·大卫那两口子呀。”我对他说。

“噢，他俩呀。”他说完，又不说话了。

我等了一会儿，不想让他逃避话题：“你说呀！”

“说什么？”他装出迷迷糊糊的声音。我知道他没睡着。

“看起来，你对弗兰克很友好啊。”

“我很友好吗？”

“你给他们买了饮料。”

“他们在那儿也躲不过去呀。”

“你们俩说话时，我看你伸着脖子听得挺带劲。你和别的美国人没这样过。”

文哥猛地把被单撩到一边说：“但你要玩那一套，我就会很生气。”

两个人一起才能玩他的小把戏。我等了一会儿才说：“你说的是哪一套？”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要不是你告诉我刚才举止和眼神是什么意思，我自己根本意识不到。”

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乐曲声。非常微弱。我忍不住发自内心地叹了一口气。在漆黑的屋子里，我的叹气声格外清楚，但我不知文哥是否听到了。但愿他能听到。但愿他有我这点天赋，能告诉我为什么叹气。

可是，我只听见他用盖过音乐的声音温柔地对我说：“我不是在责怪你。”

我没理他。我转过脸冲着拉门。我要敞开一扇门，好让窗帘在微风中飘动，听到外面海边传来的乐曲声。我听到小号声、吉他声，还有小提琴的声音。文哥对我说：“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什么？”我问，其实我并没问对那对美国夫妇的印象。

“我不了解那个男的。”

我已不在乎他说什么了。我起身走到窗前，聆听着传过来的音乐。音乐里带着一种有点疯狂的旋律，是马里亚喀华尔兹。我拨开窗帘，走到阳台上，黑夜中遥远的海湾出现一座三角形彩灯，有红的，还有蓝的，慢慢向前移动着。我再使劲一看，才发现是艘船。甲板上灯光微微闪烁，彩轮不停地旋转。我想象人们在成双成对地跳着华尔兹，随着欢快的音乐，跳得满头大汗，相互搂得更紧了。他们在甲板上滑来滑去，皮肤上流动着彩色的灯光。

“那是什么？”文哥的声音轻轻传过来，好像是站在海边和我说话似的。我甚至还能听到马拉卡的沙沙声，接着马拉卡的沙沙声渐渐退去，又传来小提琴的声音，紧接着是小号声。我望着船一直消失在大海尽头。当我溜回床上时，文哥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让文哥在床上酣睡。天色还早。我想让他在我给他的假期中至少享受一下睡懒觉的滋味，便披上浴袍，轻轻关上门，下楼去游泳池。躺椅都还叠放着。身穿白裤的墨西哥男孩把裤腿卷到膝盖正在擦地，其中一个用长杆上的网兜捞着水面漂浮的杂物。我不想回到楼上，便站在那儿。晨光怡人，没完没了温柔地吻着我的额头。其中一个男孩发现了我，朝我鞠了一躬，然后把一把躺椅打开，打着手势让我过来。我对他道了一声谢，伸直身子躺下去，回头向上望着宾馆的正面，想认出哪一个阳台是我们的。但我控制住自己没那样做。我是希望看到文哥正向我这里张望吗？不知为什么这小小的欲望让我对自己有点生气。我闭上眼睛，想起昨晚海湾游弋的游船，觉得更生气了。这让我有点吃惊，但愿我能超越自己，反省自己。也许，我还能觉察到一些事情，能给自己一点提示，明白自己当时的感受。我闭着眼睛，脑海里闪现的不过是弱不禁风的灯光造型。正在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我能坐您旁边吗？”

我睁开眼睛，原来是艾琳·大卫。“当然可以。”我说着站起身来，帮她把一把躺椅放在我旁边。我又坐下去，注意到她脱掉了睡袍，只穿着一件式泳装。她身材不错，是美国人喜欢的那种女人的身材，不过身上的肉有点松弛。这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当她细心地叠好睡袍，把它放进脚边的帆布袋时，我才看出她屁股有点过大，上面还布满麻坑，用电视广告的话来说，“惨不忍睹的脂肪细胞”开始出现在她大腿后面。这些东西肯定也是最近几年才长出来的。她丈夫在越南时，她的身材一定特漂亮。

她坐在我旁边，冲我笑了笑说：“我们都是早起的人。”

“是的。”我说：“这是改不了的习惯。”

“我喜欢清晨。”她说：“有时你会觉得世界上只有你自己。”过了一会儿，艾琳似乎听出自己的话不对劲，便把手伸向我，好像要把我可能听出来的弦外之音抢回去似的。“等等，”她说：“我这种感觉可能不超过一小时。”

我说：“一小时正好。”

“我爱我丈夫。”艾琳其实无需这样来解释她刚才说的“世界上只有自己”的话。我猜，一定是两人老待在同一地方才让她这样说自己丈夫。我已见过好几次她这种眼神了。

对我来说，我可以有几种方式来回应她。我可以保持沉默，或点点头，或哼哼哈哈应付着，或以另外什么方式应付。但是，我哪种方式也没用，只说了一句：“我也爱我的丈夫。”

我这样回答让自己感到有点意外，但艾琳并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她只是点点头，然后仰面躺下，把太阳镜从额头上拉下来。我也躺下了。我们默默地躺在太阳底下睡觉。但我不想让我们的谈话以这样奇怪的方式结束。我努力和她闲聊。“你们以前来过这儿吗？”

“没来过。你呢？”

“我也没来过。”不行，这不够，我心里想。我得绞尽脑汁想办法绕回到刚才那个话题。

但不知怎么回事我的社交手段不灵了。我们俩又不吱声了。我还没想出法子和她聊下去，就听艾琳说：“瞧！那艘爱之船停下来了。”

啊，我本应该知道她在说什么。我前面说过，我喜欢美国电视剧，但一开始我以为她是在比喻或说其他什么。“什么东西？”

“电视剧。”她说：“《爱之船》。它永远停靠在巴亚尔塔港。”

我笑着说：“当然啦。”

“加布丽埃勒，你相信浪漫爱情吗？”

我扭过头来望着她。噢，我还真没想过这个话题，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点什么。事实上，我很好奇从自己嘴里能蹦出什么话，就好像我正坐在自己身后的椅子上偷听似的。这种感觉可真有点怪。“浪漫爱情？”我问道：“我不清楚。反正我没有。没那么容易碰上。二十岁以上的人都不会再有浪漫了。”

艾琳若有所思地重复着我说的词：“那么容易。”我心里也在琢磨着这个词。就比如《爱之船》里的浪漫情景吧。除此以外，电视剧里还有好多其他东西轻易就能让我掉泪。我经常对着电话公司的广告抽泣：拿起电话，两个恋人海誓山盟，约定要相亲相爱至永远。听起来真容易。但我知道，对艾琳和弗兰克来说并不容易。

“从来没那么容易。”她又说了一遍，语气十分肯定，好像这变成了她此刻的想法。

我这个浪漫爱情不容易碰上的结论下得有点草率了。于是，我闭上嘴不再瞎说。艾琳又对我说：“你知道吗？巴亚尔塔港是个非常浪漫的地方。”

“是吗？”

“他们在这儿拍过电影。”

“《鬣蜥之夜》。”我说：“我全都知道。”

“对他们来说也不容易。”

“丽兹和迪克吗？”

“对，就是他们俩。对他们来说也不容易呀。”她说着托起太阳镜，转过头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你说的完全正确。”我说。

“残破的电影布景还留在那儿。就在米斯马洛亚海滩附近。”艾琳坐起来，说：“我们为什么不去看看？”

“就咱们俩吗？”我问道，还没想好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艾琳扬了扬眉，紧闭双唇，没马上说出自己的打算。终于，她脸上的表情松下来，重新戴上太阳镜。“我们尽可能带上他们。”

“难道我们想要的就是这个吗？”

她躺下来，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我深感震撼，这多么奇怪啊，我们对待男人的方式竟然一模一样！这就是我完全没有明白的地方。这就是我昨晚在一片漆黑中问文哥对弗兰克印象的原因。我这个女人不接受那种“男人就是男人，天下男人都一样”的观点。

艾琳说：“当然。这正是我们想要的，不是吗？他们是我们的丈夫。和我们的人生伴侣到处走走，难道不是件很惬意的事吗？”

“那当然了。”我应声道，但心里并没有被她说服。我们俩都不再提这个话题了。艾琳也没再说下去了。我们沐浴在墨西哥的阳光下，各自美美地享受了好一会儿。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甚至睡着了，突然被眼前掠过的红中带黄的大鸟惊醒了。我眨了一下眼睛，鸟儿已经飞走。我侧过身来蜷缩在躺椅上——我已经换成了平常睡觉的姿势。我坐了起来，望着大鸟飞走的方向，原来那是其中一个帆船手，他被绳子提得越来越高，正转身冲向大海。我看了看表，发现已经近两个小时过去了。

艾琳似乎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说：“你睡得可真够死的。”

我觉得自己的头变得好大，脑袋里的东西简直装不下，威胁着要从眼眶里挤出来似的。我转过头来看着艾琳。她躺椅的后部已经竖起来，她坐在那儿，戴着草帽遮住脸，手里拿着本《名人》杂志。她说：“你没看见非常有趣的一幕。”

“什么？”

“我们的男人显然在前厅碰到了一起。半个小时前，他们从这里经过，还和我摆摆手，继续朝海滩那边走了。”

我揉了揉太阳穴，使劲想明白她在说什么。越南人会通过几个方式来搞笑。有时很含蓄（这也许是中国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虽然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但有时又很直率。没错。美国人也是自相矛盾的。所有民族都是自相矛盾的。我不想批评自己的新国家，但不管怎样，时而含蓄，时而直率，也许对我们这种人来说，还没那么惹人讨厌，那种时而容忍时而刻薄的人才更让人烦呢。

我越南式的直率劲儿突然让我不再揉太阳穴了。我靠近艾琳，对她说：“快告诉我。你知道我们俩的男人一下子又能和睦相处的原因吗？弗兰克对文哥怎么看？”

艾琳摇了摇头，似乎要使劲掏出耳朵眼里塞着的东西。她说话的声音有点尖，甚至还带些烦躁。“我丈夫可从未说过越南人的坏话。当然，他恨越共，但他知道越南人之间的区别。”

“当然。”我肯定地说，好像自己早就知道这点似的。也许我真的知道。有一点我很确信，那不是我真正所指，尽管我也说不出自己真正所指的是什么。

“你丈夫呢？”艾琳的声音尖利。“他对弗兰克怎么看？”

我又往她身边挪了挪，对她露出最热情的笑容。“和您丈夫一样，他知道怎么去看一个人。”

用这种话去安慰艾琳受伤的心灵，消除我们之间的误会可没那么容易。我们之间谈话的结果就是这样。我和她在相互理解上做得都不怎么样，但这会儿我们至少还能相互微笑。她说：“你现在想去找他们吗？也许我们可以带他们乘出租车去看拍电影的地方。”

“好啊。”我说了一句。于是，我们俩收拾好各自的东西，沿着游泳池走过热水池下了石台阶，来到了海滩。谢天谢地！好在其他游戏节目的获奖人还没起床，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我们一出来，身穿白衣、头戴草帽的小商贩们马上围住了我们。他们中有卖白衣服的，还有卖草帽的。在乱哄哄的人群中，我看见了肩扛鬣蜥的女孩。艾琳和我一边说着“不，谢谢”，一边挤出人群。接着，我们俩开始四处张望。我们在附近都没找到自己的男人。这时我们面前出现一片水洼。我们俩二话没说便趟过了湿乎乎的沙坑，朝海边走去。

从我们这里看，海湾显得非常开阔。我思忖着昨晚听到的音乐在这里是否会更大声。我思忖着要是昨晚那艘船开走时我和文哥都在这个地方会如何。他会不会只问一句那是什么？他会不会将我搂在怀里在沙滩上跳华尔兹？但我脑子马上清醒了过来。噢，这不过是自己眼前一闪而过的“容易”的浪漫情景。我那时还想起了肥皂剧。剧里的情节让浪漫故事发展得那么艰难。这是我从美国电视剧里发现的另一种自相矛盾现象。我们到底相信哪个浪漫故事是真的呢？爱之船靠岸了，人人都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但是第二天的电视连续剧《地球照转》剧情总是带来更多的灾难。

“我看见他们了！”艾琳叫道。

她没得说错。两个男人在我们左侧正沿着海边散步呢。他们肩并肩沿海边走着，但没朝着我们这边走过。我丈夫倒背着手，就像商务会议中间休息时那样踱着方步。他穿着专为这次旅行买的一条黄褐色的百慕大短裤和一件巴基斯坦进口的红色粗纺衬衫。弗兰克·大卫是一身黑——一开始我没有认出来，直到发现他衣服的颜色让百慕大短裤也变成了黑色——他正挥动着两条胳膊，比划着。我们听不见一个字，只看到他的双手举过肩膀，张开后又放了下来。

“我知道又在说那件事。”艾琳叹了口气。“归仁一个弹药库爆炸的事。”

“我希望没伤着人。”

“我丈夫当时表现得很英勇。我能理解他。”艾琳转过身来对我说：“听着，加布丽埃勒，如果我刚才那个样子让人觉得我在跟谁生气的话，实在有点不好意思。”

“生气？”

“就是你问我们丈夫相处怎么样的时候。”

此刻，我希望当时我能更直截了当一点，这样就能使我们俩更好地理解自己男人的心理。我没想过那样做是否有必要。我们俩当然也不可能预料到这两个男人之间后来发生的事。不管怎样，我没有急着下结论，只不过说了一句：“没关系，艾琳。没事。”于是，我们俩一起到海边去找自己的丈夫。

这两个男人转过身朝着我们方向走了过来，继续一边走，一边讨论。我们终于和他们汇合了。艾琳叫了一声弗兰克。这两个男人抬起头来看我们站在他们面前，吓了一大跳。就在这时，几个墨西哥年轻人冲着我们大喊大叫，从海滩远处向我们招手。我们跟着墨西哥人的目光往天上看，见一叶风帆摇晃着离开了海湾，随后又越过了海滩。一个年轻人一吹口哨，那个吊在帆下面的人便开始伸手抓住头顶上右边的绳子往下拉。风帆开始向右靠，与我们和海滩形成直角，然后快速落了下来。这时我听到弗兰克在问：“你原来在空军干过，对吗？”文哥哼了一声，说：“是的。”我当时并没盯着他们，而是一直望着那个降落伞，就是那个红黄颜色的大勺子。那个降落伞被风吹得鼓鼓的，带着一个人从天而降。我开始跃跃欲试，心想，我也能玩玩这个。

接着又听到一声哨响，伞下的那个人松开绳子，快速落了下来。周围一帮年轻人跑上前去，跳着脚去够绳子。滑翔人落地后又向前跑了几步。滑翔伞在他后面被拖得皱成一团。

“嘿，你们！”艾琳喊道。“你们！”

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她是在和那些墨西哥小伙子们说话，她也想上天。可我看了看，她已经把我们丈夫的注意力转移到她身上，然后说道：“我和加布丽埃勒想做点事。要大家一起做。”

弗兰克叫道：“好啊！”

文哥只是看着我，眼里闪过一丝责怪。他讨厌我这样让他措手不及。我应该先私下和他商量的。我理解他。他是个航空兵，永远是一切准备好才干的。做成功的商人也是如此。我作了个鬼脸，接着又给他来个飞吻。他呵呵笑了，假装没生气。说实在的，我根本不在乎他生气不生气。我忍不住偷偷望着那帮墨西哥人和滑翔伞。我知道此刻看到任何人坐上滑翔伞都会很沮丧。滑翔的那个人应该是我。我想要飞几分钟，飞到海湾上的蓝天，越过城市，离这一切远远的。

“加布丽埃勒，你同意吗？”艾琳的声音把我又拉回了眼前。她意味深长地望着我，好像这事得我来做决定。

“当然。”我大声说道，其实还没确切明白她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我从她的眼神就知道，我这样做出反应是正确的。她在等着我接着说。于是，我对那些男人说：“我们走吧。我就想去那个地方看看。”

文哥说：“是你告诉我的那个地方吗？鬣蜥的故事？”

“是的。”我说：“会很有趣。”

我能从文哥的眼睛看出他有点恼火，因为他还不知道谁是丽兹和迪克。这就是他身在美国却不接受美国文化的结果。现在，我觉得该劝劝他了。他只要看我有兴趣，还是会听从。但他总是先得到他的同意才允许我做。然而，那一刻我并不想这么做。我很肯定当时自己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我那时所有的想法是：红黄色的滑翔伞正懒洋洋地躺在沙滩上，我想把它鼓起来，想让它重新充满和煦的晨风，带着我飞上天。

想到这儿，我一句话没说，便从弗兰克、艾琳和文哥眼前走过去，问那个拿着滑翔装备的墨西哥人多少钱飞一次。紧接着我付了钱，走了过去。那个男人给我套上滑翔装。一切那么出乎意料，那么迅速，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弗兰克、艾琳和文哥站成一排，瞠目结舌地瞪着我。我还没离开，只听文哥大声吼道：“加布丽埃勒，你要干什么呀？！”艾琳突然笑了，喊了一声，那不是一个字，而是类似“乌拉”什么的。那个墨西哥人给我讲如何分辨哨声、如何操作右耳边的绳子，这时船已经移动，绳子拉紧，有人过来用手托着我，帮我升起来，他的手刚一离开，我便嗖一下子飞上了天。

我根本没回头望下面。小船径直地驶出海湾。船行驶了一阵后，我开始向下望着水面。海面平静，如塑料布般坚硬，好像我万一要是摔倒的话，还能在上面弹起来。空中飞翔的感觉棒极了。这时我意识到自己终于独来独往了。在我右边约一百米远处，一群鹈鹕朝着海滩往回飞。它们往回飞，我向外飞。风在我耳边低声鸣叫。我突然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陶醉吧。我俩脚在下吊着，一点重量也感觉不到，如同坐上狂欢节的游车，坐在椅子上，让人们拉着到处跑。我垂着双脚，好像一个坐在高椅子上的孩子。我一点都不害怕。滑翔伞套把我套得很紧。我抓住绳子，向下望着大海，船尾的绿色波浪把山上冲下来的一片黄色污水扯成两半。

船转弯了，开始沿着海边行驶。滑翔伞带着我游荡在空中，飞得和城里最高饭店一样高。海滩边上的巴亚尔塔港是多么地平静，好似墙上的壁画。我飞翔着，心里却很平静。我更像是在梦中展翅高飞，一切都是那么宁静平和。我又好像离开了自己的躯体，就像在唐纳休访谈 [1] 里一些人做的那样，所有人都误以为他们死了。我的灵魂和肉体分离了。

我回过头来远眺，看见那片海滩和海滩上的三个小人，他们仍站成一排，也许还在瞠目结舌地望着我。我转过身，松开绳子，让两只手像双脚一样垂着，风迎面扑来，身体在空中荡来荡去。我心想：“是的，我是死了，一切都那么美好。我再也不会有凡世的烦恼了。”

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降落。其实，这次滑翔也许还不到十分钟，但感觉上比十分钟要长。我后来想起来还觉得有点惊奇。自己当时真的经历了快乐高兴的一刻，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我在空中一直在向前飘。船这时又转弯了，朝着相反方向驶去，我也被它甩了过来，兜了个非常优雅的大弯。如果我是大电影明星，我就会张开双手摆出优雅的姿势。我开始飞回原处，离海边越来越近了。我仅仅高出海面一点点，能清楚地看见一掠而过的游泳池和那里躺在太阳下的游客。

过了一会儿，我觉得离海岸更近了，而且还在逼近，就飘在海滩上空。我极目远眺，见船在海上往回走。船速一定是减慢了，我开始下降了。就在这时，我听到了哨声。我向前望去，已经能看见我起飞的地方了。我离那儿不远了。哨子再次执著地响了起来。我当时以为，解开靠肚子的绳子疙瘩是小菜一碟。我先得抓紧解绳子了。我必须先拉右肩上的绳子。我伸手抓住它，并按要求把它握在手里。我试着拉了一下。

坏了，绳子没有一点松动。绳子又粗又沉，拉起来很费劲。肚子上的绳疙瘩反而贴得更紧了。我开始拼命地拽绳子。绳子开始松了一点，但仍没达到要求。要顺着你耳朵往下拉，我想起了那个人说的话。我再用力拉，绳结又松动了一点。我手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使的劲从上传到胳膊上，又传到胳膊下，接着又传到我的腰，一直到我的大腿根。

我的身体在不断下降，还稍微摆动了一下，但我已经察觉有麻烦了。这次摆动并不大，还不能把我带到他们等我的地方。这时，我看清了弗兰克、艾琳和文哥那三张脸。他们眼睛睁得大大的，大张着嘴。我的胳膊和身体直发抖，浑身火辣辣的，完全不知道自己能否抓着绳子再坚持一会儿。墨西哥人正在海滩上跑。我看见一家饭店后面一排椰子树，此时正对着这些树直冲了过去。我离地面大约只有四层楼的高度了。我下降得非常快，就像失控的电梯。离地面只有三层楼高了。树梢都低垂着好像害怕似的，但都站在那儿不动。我离地面只有二层楼高了。

我抬起另一只胳膊，用两手抓绳子，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拼命地拉，然后闭上眼睛，绳子好像松了许多，感觉自己偏离了一点。正在这时，我听见脚下一个人喊道：“Caramba！”接着，我的脚便重重地落在沙子上，膝盖一弯站了起来，紧接着又被伞拉着在沙子上向前跑。先是他们的手抓住我，然后是众多的手拽住我，我终于站住了。

我开心地笑了。我睁开眼睛，哈哈大笑。我真想再回到天上，特别是看到大家都朝我冲过来，好像我刚昏过去，不省人事似的。艾琳大声问：“你没事吧？”等她跑到附近，我抬起头，看见文哥就在她旁边奔跑。他的脸是那么可爱。他的下嘴唇往上推，好像撅着嘴，像小孩听到什么坏消息后在撅嘴生气。弗兰克从艾琳另一侧也跑过来了，跑得最快，第一个冲到我的面前。

“你这个女人胆子真够大的。”弗兰克说：“一直看你在天上飞。”说着，他把那个给我解伞套的墨西哥男孩扒拉到一边，用他那双大手三下五除二地解开绳子。我马上自由了。他挎着我的胳膊，把我送到文哥面前。这时，文哥气喘吁吁地站在我面前。

“我没事。”我坚定地对他们说：“别大惊小怪的。”

文哥靠近我，小声说：“你真没事？”

“没事。”我和他一样小声地说，但语气尽可能强硬。

他看着我的眼睛，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说：“我觉得继滑翔伞这一冒险后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到拍电影的地方去看看。”

艾琳猛地转过脸，对文哥说：“好主意。”

我不清楚这是不是我所期待的结果。他是不是觉得我这次冒险就是为了逼迫他这样做？就像我是那种稍不遂己意就威胁要伤害自己的小孩似的。他要是真这么想，那就错了。那一刻，我真想用米斯马洛亚的整趟旅程来换取再次在海上飞翔的机会。但是，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弗兰克说：“太棒了。”而我想，自己至少能有机会进一步了解这两个男人了。

我和艾琳回到各自房间，赶紧脱去泳装。我们俩简直是在用破纪录的速度，几乎同时出现在走廊。我们都不想让自己男人有时间改主意。我们俩在门厅和他们集合，然后一块儿走出饭店前门，冲着五六个穿着拖鞋和牛仔裤的人喊了一声：“嘿！出租车。”文哥走在弗兰克前面一点儿，冲着排在第一位的出租司机招手，而我靠近这两个男人，觉得他们更有趣。

“道奇！”弗兰克哼了一声，我很肯定文哥没明白他在说什么。出租车开到我们面前，司机蹦了出来，他头上戴着一顶洛杉矶道奇棒球队的帽子。我是从电视里知道这种帽子的。美国很多电视连续剧里的演员都带着棒球帽，而且普遍都是道奇棒球帽，不过我最喜欢的是圣路易主教队的棒球帽，鲜艳的红色，上面两个字母交叉在一起。

司机一定是看我盯着他的帽子，才做出一件让我大吃一惊的事。他把帽子送给我了，然后打开后车门让我们上车。司机的年龄和我和文哥差不多，大概四十多岁——我能从他眼睛周围的皱纹和头上的点点白发看出来——然而，他青春活力却不减当年。

文哥对弗兰克说：“弗兰克，你怎么不坐在前面？”

“嘿！少校，你的军衔比我这小兵高多了。你应坐上座。”

“我这个少校总坐在后面。”文哥答道，话里带点刺。但他随后又说：“而且，你的腿可比我长多了。”

听到这儿，弗兰克哈哈大笑。文哥也开始大笑。然后，弗兰克转过身，对我们说：“你们要当心这个人的后面。”

我真想再接着往下听。弗兰克是不是和我丈夫在开他们俩熟悉的那些玩笑呀？我看了看文哥，他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只听租车司机问：“你们是美国人吗？”司机问的时候，他们的对话仍在继续。

文哥招手示意先让艾琳坐到后排座位上去，然后又示意我，最后他才上了车。弗兰克和掉转车头的出租车司机搭着话，我在拥挤的后排座位上觉得文哥紧紧贴着我。我从来没想过丈夫也是那种男人，就是那种有女人在旁边你得盯着点的男人。我清楚，他和弗兰克的玩笑是典型男人之间的玩笑，自然是开在这帮当兵的范围之内。文哥从不会让我无端怀疑他。所以，我总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来观看男女私通的肥皂剧。文哥只要不工作就过来陪我。因此，他不是那种自寻欢乐的男人。他很保守。工作就是他的情人。我明白这点。有了这位工作狂丈夫，对我来说也够苦的。令我奇怪的是，自己干嘛没事老琢磨弗兰克那个愚蠢的玩笑？我和文哥之间话不多，也很拘谨，所以我老盼望有一天他能牵着我的手。是不是其他女人对他更合适一点？如果他跟了别人呢？伊丽莎白·泰勒曾有丈夫，而且还是个歌手。理查德·伯顿也有老婆，尽管她没那么有名。我停止胡思乱想，又开始听其他人在颠簸的出租车里闲聊。

“你们说的是米斯马洛亚海滩吗？”司机问道，并惊愕地转过头来。他的脖子转太过了，大约有一百多度。他用疑惑的目光看着艾琳。大概是艾琳告诉他我们要去哪儿了。然后，他又看了看我。我觉得，他的脖子要会一直扭，扭成一百四十度，或一百五十度，直到看见坐在我左边的文哥。但我想我应该担心的是车况，而不是扭断脖子的这个人。这个司机根本不看路面，径直从饭店冲了出来。他说：“你们知道这是个特别的地方吗？”

“我们知道。”文哥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们知道丽兹和迪克？”司机问。

“我们知道。”文哥立刻回答。我从他的声音听出他一点也不想再听一遍这个故事。

“知道吗？这个故事还让这个地方上了地图。那时，我还只是个混小子，一天到晚在海滩上闲逛，不像现在这么勤奋。自从我们的瓦拉尔塔开始吸引全世界的眼球，我们也喜欢上了这个地方。”直到此时，司机的眼睛才回到路面，开上了通往机场的主干道。

车转弯时，司机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弗兰克叫道：“哇！当个满海滩鬼混的少年太酷了。你还住在这样的地方。我年青时一心就想，将来有一天能当上他妈的兵。这是另一类年青人做的傻事。”

弗兰克扯来扯去，把话题又扯到他的军人生涯上来了。我有些惊讶，很好奇他是不是因为注意到文哥不喜欢谈论伯顿和泰勒的风流韵事才这么做。文哥接着他的话茬说：“我年青时，海滩美景和战争在同一块画布上。”

他提这些是想压弗兰克一筹。我知道，他一谈战争就会情绪激昂。我听过他和我们越南朋友谈战争的情形。他和弗兰克是不是都想回顾战争岁月？我自己是不是忽略了这段经历？他们俩都想争先恐后地谈这个话题？或许这能突显男人本能。他们用这种谈话方式让我们出租车司机插不上嘴，也让我们两个女人插不上话。

我搞不清这两个男人为什么这样。我们司机根本没听出来他们俩话里有话。司机插话说：“开辟新航线是这里人们想努力完成的事。你知道吗？这就是我小时候呆过的地方，死气沉沉，连上帝都不来光顾。现在墨西卡纳航空公司能在这条土道上降落DC-3型飞机了。这儿已变成了市中心啦。”

弗兰克坐在椅子上几乎有一半身子转过来冲着文哥问道：“文，你飞过DC-3型飞机吗？”

“当然啦。我当飞行员时，他们用DC-3型飞机运兵。”

文哥说完，停了一会儿，好像让弗兰克在搭话之前喘口气。这时，艾琳巧妙地转移了话题。这可能也是她能在节目获奖的窍门。弗兰克还没开口，只听她对司机说：“我们对丽兹和迪克的故事只知道个大概，告诉我们不了解的那些轶事吧。”

弗兰克一听这话赶紧缩回胳膊，又朝前望着路。我觉得文哥好像离我又远了，只听司机说道：“你们见过他们待的那所房子了吗？”

“没有。”艾琳说道：“我们能看见吗？”

“当然。”司机回答说。男人为了他们的面子，一般不当人面争吵。“那房子位于金哥戈尔奇。有钱人知道房子的故事后，都聚集到那个地方。雷纳德·伯恩斯坦，你们知道这个乐队指挥吗？”

“知道。”艾琳说：“你认识他吗？”

“是的，夫人。我喜欢好听的音乐。我在你们国家待了三年，住在洛杉矶。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英语说得和你们一样好。我整天听收音机，听好听的音乐。”司机像乐队指挥一样举起一只手，唱了起来：“哒，哒，哒，当。”《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开头，是上星期每日双重广播提示节目中“危险”的插曲。司机紧接着又说：“不过别担心，我只是个普通人。在洛杉矶我更喜欢大众音乐。”

“还有谁住在金哥戈尔奇？”艾琳问。我猜她是怕司机扯得太远，那两个男人又开始瞎聊。我倒不在乎他们聊。我想让他们相互沟通一下，尽管觉得这俩人都不说话也挺有意思的。他们都望着窗外，但我敢肯定，他们都意识到对方的存在。

司机又继续说：“一些从英国来的老爷和贵夫人。女王还坐着游艇到这儿来拜访他们。住在巴亚尔塔港的还有一个美国大人物，我敢打赌，你们肯定都不知道。”司机停了一会儿，似乎想让我们猜一猜。

弗兰克说：“我敢打赌，肯定不是威斯特摩兰将军 [2] 。”

“有没有提示？”艾琳说。

出租车司机夸张地点点头。“我告诉你们他的名字吧，要不然，实在难为你们了。他叫弥尔顿·汉斯博格。”

弗兰克惊呼：“著名的弥尔顿·汉斯博格将军也住在巴亚尔塔港吗？文，你还记得他吗？那个家伙把直升机降到土红大街中央，救出四个酒吧女，然后又飞往条顿市，救了什么空军侦察兵。”

文哥哼了一声，弗兰克哈哈大笑。司机说：“你说的一定是另一个弥尔顿·汉斯博格。”

艾琳向前探着身子，对司机说：“先生，别理他。”然后她用手关节捶了一下弗兰克的肩膀。弗兰克猛地被她这么一捶，毫无愠色，似乎只是小蚊子不经意地叮了他一下。

我开始觉得自己叛离了艾琳。我就坐在后面，高兴地观察着这一切。她需要帮助。于是，我问司机：“那么，住巴亚尔塔港的那个弥尔顿·汉斯博格是谁？”

司机转过脸来，看着我和艾琳说：“3D电影发明人呀。”

我指着司机前面的街道提醒他，这些东西也是3D的。他明白了我的暗示，眼睛望向前方，及时地绕过一辆慢吞吞行驶的垃圾车，车上装满了一捆捆压扁的纸箱子。司机毫不畏惧，继续说道：“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发明。我喜欢的电影是《恐怖蜡像馆》。你知道这部电影吗？”

“我知道。”我说：“但我没看过3D的。”

“我在洛杉矶看过这部电影。我还看过《禁地大战》。这些都是我爱看的3D电影。我希望将来有一天彼特·施特劳斯也能搬到巴亚尔塔港。他在《禁地大战》中担任主角。我会让他坐我的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他是我最喜欢的演员。你看过他演的《富人穷人》了吗？在美国电视剧里演得太棒了。那时还没用3D技术呢。彼特·施特劳斯在3D电影里更出色了。”

突然，文哥用压得很低的声音在我耳边说：“我们是不是得去看看那所房子？你的电影话题说够了没有？”

我瞟了他一眼，他看着我，头略微低下去，好像戴着眼镜，目光正从镜片上面看过来似的。每当对别人说了自知不该说的话时，他就摆出这个姿态。

“没事。”艾琳一边说，一边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我们不说这个了。”

我瞪了文哥一眼，文哥耸耸肩。“对不起，对不起。”他说：“只不过我们应该在去看电影拍摄场的途中多享受点灿烂阳光而已。”

“还没到中午呢！”我说，我可不想让他打马虎眼溜过去。

“中午？”弗兰克说道：“这海滩上有没有吃饭的地方？”

司机答道：“这儿有的是好吃的。有卖烤整鱼串的。”

“噢。”弗兰克叫道，好像听到飞机摔下来似的。

艾琳向前探身，对司机说：“你可以不去伯顿和泰勒的浪漫小屋。”

文哥赶紧说：“别，别不去，司机。”

司机马上说：“我叫埃斯特万。”

“你们这帮人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不喜欢C-口粮 [3] ？”弗兰克的问题似乎是从世界的另一个地方传过来。

“你可以叫我埃斯特万。”

“我可没有要拉着你闲逛的意思。”艾琳略微侧了侧身，隔着我对文哥说。

“是我无礼地反驳了你。”文哥说，语气既绅士又很强硬，对于他这一点，我一直很欣赏。

“我们现在离那个地方很近了。”埃斯特万说道。

我也不想吃了。于是，我用坚定的口吻对司机大声说：“算了。开过去吧。”

“我们当然不喜欢C-口粮。”文哥说。

“我就知道。”弗兰克回答说。

“但还没像讨厌烤鱼串那样讨厌它。”文哥说。我当时真想用拳头捶他一下胳膊，让他反应快一点。

弗兰克大声笑道：“说得对。”

我后悔坐在后排座位的中间。我真想旁若无人地把脑袋伸出窗外，观察驶过的大街。可现在我只能越过艾琳，望着车外起伏的田野。那两个男人开始讨论军队的伙食。我们经过一个低矮的、刷得白白的竞技场，上面立着纸板模型的标志，是一些公牛的剪影。我想这一定是斗牛场。接着，我们经过棕榈树和椰子树，又经过一排商店。我一心只顾观看窗外风景。此时埃斯特万终于被我们的丈夫逼得自行闭嘴了。

我们的车转个弯，绕过矗立那里的海马雕像，开始沿着海滨行驶。路上我们看到一个画画的站在大街上兜售他的作品：画在黑绒布上的老虎、基督还有埃尔维斯·普瑞斯。我心想，文哥可别看见这些破玩意儿。这些画让我觉得很滑稽。你看，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乖张？我一看埃尔维斯·普瑞斯里的画像就倒胃口，更不想把它挂我们家墙上。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让我觉得太可笑了。深夜播出的电视节目经常推崇埃尔维斯·普瑞斯的脸和他的嗓子。我已看腻了他的表演。如电视剧《国王》、《只有一个》、《万人偶像》、《被爱戴和被悼念的人》都推崇过这位歌手。你只打一个电话，告诉你的信用卡号就能买到有关他的东西。我很纳闷，美国这些玩意怎没引起我的反感呢？甚至还觉得有点安全感呢？

汽车行驶在石子路上。我们被颠得东摇西晃，男人的说话声也被颠碎了，所以，他们都闭上了嘴。过了一会儿，我们转进一条狭窄的胡同。埃斯特万对我们说：“前面就是那对情人1963年住过的地方了。”

我们颠簸着继续向前走，一边是石头墙，右边是鳞次栉比的房子。埃斯特万又说：“从这儿就能看见横跨街两边小桥。”

果然，一座行人桥从长满玫瑰花的屋顶上伸出来，桥拱跨过石子街，落在对过的二层楼上。埃斯特万停下车，对我们说：“你们想下车拍照吗？”

我觉得艾琳转向我，不过她看着的应该是文哥。她说：“不下车啦。这样挺好。”

“真的有两间房子。”埃斯特万说：“左边是伊丽莎白·泰勒住过的，右边是理查德·伯顿的。全世界的眼球一连数月盯着那座桥，看着他们来来去去。”

我觉得，我和艾琳开始出洋相，丈夫们感到难堪。我们俩争先恐后地伸长脖子看那两所房子。小桥被晒成黄褐色。桥两边各有一排护栏，护栏带有一排球状栏柱。我不知自己在哪儿学的“护栏”这个英文单词：baluster。我真不记得了。如果这个词出现在单词测验节目中，我可能是唯一能答对的外国人。我自己为什么老啰嗦这些小事呢？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总能触动我的内心深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现在，我对眼前的这两所房子颇感兴趣。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为什么老让我心神不定呢？有时我觉得还能明白自己的感受。我看到横跨这两间房子的小桥，觉得很伤感。小桥空空荡荡的，在蓝天的映衬下，横在那里，呼唤着有情人过来把他心爱的女人抱在怀里。可是如今，小桥上面空无一人，只有盛开的玫瑰花在微风中轻轻点头，已是一座空桥了。

“你想买这所房子吗？”埃斯特万问道：“现正在卖。很多年前，理查德·伯顿买下这所房子，把它送给丽兹·泰勒作生日礼物。你知道他花了多少钱买的这所房子？”

“哪年买的？”文哥的声音传了过来。他那商人的敏感性忽然被激起来了。

“我不知道。大概1964年吧？差不离，就那个时候。”

“七万五千美元。”文哥马上答道。可是现在，我心里看见的只是座空桥。为了逃避世人的视线，那个每天晚上悄悄溜过这座桥的人已经死了。

“您猜得差不多，先生。六万美元。”

文哥坐在我旁边身子往前探，我赶紧往后靠，只听他问道：“人们现在买这房子有什么用？”

“现在房价已到一百万了。”

“啊？！”文哥惊呼起来。我不清楚这桩买卖结果能意味着什么。埃斯特万告诉我们这房子已卖了五年了，到现在还没人买。文哥听了点点头，好像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似的。

正在这时，一个细嫩的声音传到车里。我们都转过头，一个姑娘站在车后窗，就挨着文哥，肩膀上挎着一个花篮，手里拿着一枝黄花。花漂亮极了，大大的花瓣和白白的花心。卖花姑娘问：“买花吗？这是Copa de oro。”

埃斯特万在车座上转过身来：“Copa de oro，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金盏花。”艾琳答道。

“完全正确，夫人。是电影里的花。”

“对，”艾琳说，“电影《鬣蜥之夜》一开头，理查德·伯顿买了一束金盏花送给苏·莱恩。”

他们俩的对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段细节我早已忘记。我真想把手从文哥眼前伸过去，把那朵花买到手。我差一点就这么做了。我的脑子命令胳膊抬起来，从丈夫身前空隙伸过去，把那枝美丽的花从小姑娘手里夺过来。此时，我记起了电影里的情形。伯顿这个嗜酒如命、被除圣职的神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淫欲，认为只有女人才能让他知道他还活着。电影里他就是买了这种花，金盏花，送给一位性感而美丽的姑娘。他的巴士之旅也就此在巴亚尔塔港中断了。甚至连这个身败名裂的人都知道，女人喜欢金盏花。我正准备伸胳膊去把花拿到手，只听埃斯特万问了一句：“你们想买花吗？”

但文哥和弗兰克异口同声地说：“不买。”弗兰克接着又说：“我们得去电影拍摄地了。”这两个男人真没救了。

埃斯特万把脑袋伸出窗外，和那个姑娘说了几句，显然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至少他是故意在这个时候把游客带到这个地方来。我很肯定文哥已经看出来了。我猜他现在对自己刚才的决定可能还有点得意吧。出租车只得又上路了。我靠着文哥说：“我喜欢那枝花。”

我以前很少这样跟他说话。我的话肯定带着刺，引得文哥转过脸来望着我，似乎有点伤心。在我看来，他显然是很难过。他两个嘴角向下撇，目光变得柔和起来，我很好奇接下来他会做什么。但我们的车开始加速了。我转过头，看见那座桥的桥身变大，然后嗖的一下我们从桥下驶过去了，桥的阴影从车顶一闪而过。可是，文哥没说“等一等，我们要回去买花”。他甚至没对我说：“噢！对不起，加布丽埃勒，下次再说吧。”他完全一声不吭，尽管脸上看起来仍然很伤心。我不明白他怎么能这样？我不想理他。

出租车开始往山上爬，路变得弯弯曲曲。我们脚下开始出现穷人住的破棚子，棚顶铺着红色拱形瓦。紧接着，我们又穿行在一座座别墅中。处处是洁净的高墙，墙体用灰抹得平平的。我们驶到了富人区上面，遥望大海，真美极了，浪漫极了。即使文哥对这一切毫没感觉，可看见这美丽的景色我还是愿意依偎着我的文哥。

这里的路况很糟糕，我们只好慢速行驶，车到每个路坑前差不多都要停下来。我们就这样走走停停。一路上，我们看到两旁正在修建新的旅馆。我们还没走出一英里，就看见另一家旅馆。人们光着膀子，无精打采地待在四面敞开的一楼大厅里，透过大厅，房子结构和大海让人看得一清二楚，里面的人有的提着桶，有的拿着抹子在抹墙，还有的只站在那儿不动，高兴地在四面朝海的屋子里享受阴凉。

我终于看到旅行手册上告诉我的那个地理标志，离海滩不远处有三块巨石，它们耸立在水面上其中一块巨石搭出一个拱，好像一双长筒靴站在那里，只不过没人穿这种靴子。米斯马洛亚就在附近。我们又经过一家已建好的大饭店，接着驶下这座小山。去海滩的路是沿着一段水泥墙下去的。水泥墙连着另一座正在施工的饭店。路变得坑坑洼洼、脏乱不堪。我禁不住对文哥说：“你看！他们还在建。”我这句话权当指责满是荒草和车辙印的公路和散发着狗尿味的墙。最后我们的出租车终于在海滩后面靠边停了下来。

“到了。”埃斯特万喊了一声，然后从车里蹦出来，绕到后面给我们打开车门。我们还没下车，小商小贩就一窝蜂地围了过来。埃斯特万和他们说了几句，摆摆手让他们走了。但他们并没走远。很多小贩穿着白衣服，身上披挂着毯子和银首饰。有个男子向我们招手，让我们租他的充气船。一条浑身长癞的流浪狗在到处溜溜达。我赶紧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海滩上。那里的浪花不断涌上来，但我们左侧有另一条小河从山上流下来，把海浪染成黄色。

我环顾四周，心想自己犯了大错，用中国人的话说，我要在文哥面前丢脸了。他说得对。这个地方还没为游客们准备好，没能力提供我期待的那种享受。也许结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即使这里一切尽善尽美，处处一尘不染，文哥还会从鸡蛋里挑骨头，会像看电视一样，即使再好看，也会勾起他什么烦心事。我正瞎琢磨，身后传来男人的争吵声。我转过头，看见文哥伸出一只手，好像要把弗兰克推一边似的，另一只手拿着钱包，喊道：“我来付钱！”

弗兰克吵嚷道：“少校，我已不是下等兵了。我挣得不少。”

“我知道你挣得不少。”文哥说：“但是我建议到这儿来的。”

“那么我们各付一半。”

埃斯特万看着他们俩笑，又冲着我笑，然后又冲着艾琳笑，同时扫视着那些小商贩，要他们等他把钱拿到手、开车走了再靠上前来。

文哥说：“这样吧，这次我付钱，等回去时你付。”

弗兰克刷的一下冲文哥敬了个滑稽的军礼。“是，明白，你付给这个人钱，我来保证海滩安全。”说到这儿，他转过身，就在文哥还在找零钱时，一把挎上艾琳的胳膊从我面前走过去了。艾琳一边走，一边跳了两下把鞋脱了。

文哥来到我身旁，抓着我的胳膊肘，带我走过坑洼不平的沙滩。这时，埃斯特万从背后叫住我们：“嘿，往左走。你们得趟过河，再沿着海堤到旧码头。”

文哥转过脸来对我说：“你听明白了没有？”

我说：“我能找到目标。”

我们四人在水边停了一会儿。所有商贩还跟在身后。弗兰克和文哥在水边团结起来，他们面朝大海，一旦卖印第安人面具、墨西哥地毯、印有鬣蜥头的T恤衫的小商贩离我们太近，便一起用胳膊肘往外推。我被那些T恤衫吸引住了。何不买一件？T恤衫上印着大鬣蜥头，我觉得穿上去会很酷。但紧接着，我开始琢磨丽兹和迪克是什么时候从T恤衫上消失的。这对情侣的浪漫之情不再令世人激动了，自那一刻起，不知又有多少年过去了？我所说的“激动”和夜里播放电视广告里的“激励”是一个意思。电视广告里说，埃尔维斯·普瑞斯利的事迹激励着人们，他的歌永远以三盘磁带和两盘CD占据市场。一想到这儿，我有点伤感，这些看起来如此重大的事情是如何变得云淡风轻的呢？甚至早在理查德·伯顿去世之前，金哥戈尔奇桥上两个恋人来回约会的浪漫就已经不存在了。

这时，我看见弗兰克走过来对我丈夫说：“我希望大家都退出。”他把声音压得很低，似乎不想让什么人听见，否则他们会生气。弗兰克的举动怪怪的，我有些纳闷，不知他在说谁。说那些小贩吗？他们几乎不会讲英语，他们也不会因为这话而动肝火。他指的也不是我和艾琳，要不然他会说“她们”，而不是“大家”。

我望着文哥，看他是否也一样困惑，可看起来没有。他点点头。一定还在继续他们之前的话题。我突然非常想知道他们在谈什么。我意识到自己在整个旅途中一直心不在焉。这两个男人，用山姆·唐纳森在新闻报道里的话，有他们自己的议事日程。我往前走了几步，希望能多听点。“太太，银的！纯银的，太太，货真价实！”我冲着叫卖声挥动手臂。文哥说了句话，我还没听清就被大海淹没了，只见弗兰克冲他点点头，然后文哥说：“如果能知道谁是内奸就好了。”

“他们都是步兵。”弗兰克说。

“他们人数太多了。就像和整个民族都有仇似的。假如我们打赢了，没人会听他们胡说八道。”

我已经靠得太近了。弗兰克越过肩膀看见我，微微一笑，轻轻推了下文哥，说道：“少校，我们要离开这儿了。”

文哥也转过身来，又变回一个好丈夫，非常温柔地对我说：“加布丽埃勒，这儿真不错。阳光明媚。我愿意在这儿散步，听你讲电影故事。”

弗兰克问：“我们往哪边走？”

艾琳就在我旁边，她指着我们的左边，要趟过那条小河，经过海边一排卖吃的小摊贩，往下走到沙滩尽头，在那里再沿着郁郁葱葱小山脚下那条低矮的海堤往前走。远处，就在海岸拐弯的地方，我能看见一个破破烂烂的水泥码头，中央竖着根高高的杆子，杆子后面是两层楼高的宽大石墙。

“我看见了！”弗兰克叫道：“我们男的是不是打前哨？”

“当然啦。”我说。即使并非我的本意，但我听得出自己的话里带刺。我只是想让他们走我前面。我想要观察他们。

于是，这两个男人走在前面。我们四个人都脱下鞋，趟过小河。脚下的石头很光滑，水里满是山上冲下来的东西。我使劲跟上这两个男人。我们从一群正在往水流湍急处撒网的男孩子身边经过，文哥继续说着该由谁承担罪责：“我努力让阮文绍先生明白这点，但他是个贪婪的大笨蛋。我们瑞士银行里还有黄金储备，所以这场战争我们不会输。”弗兰克被绊了一下，文哥迅速伸出手，抓住他的胳膊肘。

“没事。”弗兰克把他的手甩开，紧接着又说：“我仍然觉得是步兵的错。他们讨厌我们的勇敢。”

我们从河里出来，腿肚子上粘着许多树叶。这时传来一阵奇妙的香味，刚才下出租车时我就闻到了，但现在才真正明白过来——一堆柴火和用柴火做饭。大概有十几个饭摊儿。看样子卖饭的已成了长期固定的摊位。用木头和铁皮搭的棚子一个接一个。一个男孩走了过来，手里拿着把木钎子，每个钎子上穿着一整条鱼。

弗兰克正要往里面走，一看见男孩就吓得往后退。“不要，谢谢，小孩。”他一板一眼地说。显然，那些鱼让他恶心。如果你还没习惯的话，那些烤鱼的样子是很可怕。四条鱼并成一排，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似乎知道自己要被杀死，然后烤熟、穿起来，准备被人吃掉。火烤得它们浑身长满硬痂，有点像西贡大街上的麻风病患者。

我们接着往前走，艾琳问：“亲爱的，你们不饿吗？吃点东西怎么样？”

“不吃。”弗兰克答道。

文哥笑着看着他。这表情我见过。每当他碰到一位傻乎乎的客户时就会露出这种表情。“你不喜欢吃鱼吗？”

“我只吃放在盘子上的鱼肉。”

“你从来没像那个小孩那样钓过鱼吗？”

“我是陆地上长大的孩子，整天忙着在树上搭棚子，好存放泥做的手榴弹。”

“没钓过鱼和打过猎的男孩都没经历过真正的生与死。”文哥说。我能听出他们之间那种男子汉式的竞争又开始了。

“谁说打猎了？”弗兰克反驳道：“我能打猎。”

“你杀死的动物是不是都瞪眼瞧着你？”

“我从不杀柔弱的动物。我用枪解决问题。会用鱼钩上的小虫有什么了不起？对一个生来当步兵（grunt）的人来说，会钓鱼算什么？”

“Grunt？”

“Grunt，就是步兵。怎么？你们那儿的人不这么说？”

“我听过这个词。但我以为你是个机械师。”

文哥对弗兰克的态度开始变得生硬，这让我大吃一惊。他们的争吵会不会让度假中结下的友谊荡然无存？我怎么没想到这点？我突然又想，也许是因为我，文哥和弗兰克才合不来。昨晚我问文哥，他根本不想对我说起这个人。但这个人身上有些什么——这可能是文哥想说。只不过不想对我说。他不想让我看出他和弗兰克之间的事情。

弗兰克似乎没注意到文哥的语气，非常平静，一点也没争辩，只是解释道：“任何扛着枪、出于义愤杀生的人都是当兵的，我可杀了不少人。”

文哥似乎想继续讨论，他问：“弗兰克，你为什么这么想打仗？”

艾琳可能也在聆听他们的讨论。这背后有某些复杂的原因，显然这让她深感不安。我已完全忘记她的存在，心思全放到这两个男人身上了。但这时艾琳似乎不想再听他们谈这些事，她大声对我说，而且故意让声音压过他们的谈话。“电影拍摄地就要到了，真令人兴奋，对不对？你最后一次看《鬣蜥之夜》是什么时候？”

我一听到艾琳的声音，便赶紧把头朝她扭过去，羞愧得满脸通红。我一直没理她，觉得对不住她，是我执意和她一起来这里的，这趟旅行本来也几乎是为我们俩才安排的，我们才是最有权享受这次旅行的。

我立即告诉她最后一次看的时间，而且故意走在后面陪着她。文哥和弗兰克还在争论，但我把他们嘟嘟囔囔的声音扔到一边，把嘴和注意力给艾琳。尽管如此，我仍关心着这两个男人。他们一个穿红的，一个穿黑的，我从后面望着他们的腿。他们的腿形都很好看。走在海滩上，两个人硬邦邦的腿肚子一紧一松。

我们趟过另一条小溪，爬过海边酒吧旁边的大石头，一个接一个鱼贯而行，走在一条石头路上。艾琳继续说着我喜欢的泰勒和伯顿合演的其他电影——《埃及艳后》、《孽海游龙》、《春风无限恨》，还有《灵欲春宵》。这些电影见证了丽兹和迪克爱情的开始和结束，尽管此后他们的婚姻又维持了八年。但我几乎没听进去什么。我一边回头和她搭话，一边望着那两个男人，弗兰克走在前面，好像躲地雷似的，踩着路上的石头，文哥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默默地把脚放在我觉得是弗兰克踩过的地方。

穿过这条小路，我们更加小心翼翼地沿着海堤向前走。海堤非常狭窄，右边是布满石头的海滩，左边是长满荒草的堤坝。堤坝斜插着进入树林。我们摇摇晃晃地往前走，甚至连艾琳也停止说话了。刚过晌午的太阳格外热，天空和水面明亮得刺眼。我不想让自己的眼睛紧盯着文哥的后脚跟，便开始沿着坝坡往上看，眺望茂密的树林。山上的景色似曾相识。不知为什么，我虽然一直生活在城里，但这景色让我想起了越南。记得那时父母常带我去芽庄市度假，还去过几次归仁市，那里有我们许多亲戚，那里也是弗兰克服役的地方。但我没对他提这些往事。芽庄市和归仁市都位于南中国海之滨，一定也有和这里相像的地方。海面上波光粼粼，山上树林郁郁葱葱。孩提时经历的那些时刻在我心底埋藏得那么深，我记不清具体细节了。但此情此景让我的视野变得开阔，让我敞开心扉去拥抱瓦拉尔塔太平洋上的邦德拉海湾，接受《鬣蜥之夜》拍摄场地附近绿葱葱的树林。

我们穿过了林间小路。这其实不过是从山上冲下来的一条小水沟。水源处，一座即将倒塌的砖房子矗立林中。我们没停留，跟着弗兰克朝前走，直到码头中央矗立的长杆子底座才停下。长杆子约四十英尺高，搞不清它以前是干什么用的。可能是吊车的部件，或用来卸货的装置。它笔直而孤零零地站在那里，这一场景触动了我的心，让我有些发抖。码头从这里一直伸到海面上，但码头上铺的木板早已不见了，只剩下个架子张着大嘴凌驾在水面上。我转过头看见两层高台建在山坡上，像用不规则山石堆起的一面墙。

这两层高台看起来在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俯瞰海滨，但我们走近一看才知道，这不过是一个由山体构成的高台。我原来观察到的只是我的幻觉。假如把这面光秃秃的陡坡当做墙，这墙体材料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至于那两个高台嘛，它们和周围山体也没结合在一起。弗兰克爬上陡坡旁边的宽台阶，走到无路可通的地方停下。我站在下面，早就料到那是个死胡同。台阶上面没有路了，它的尽头淹没在一片荒草和山林中。弗兰克大声喊道：“看啊！这里小动物粪便都堆积如山啦。”说完，他往站在台阶下的艾琳望了望，然后大声说：“亲爱的，对不起。我最起码没说出那个‘屎’字来。”

我还没琢磨出艾琳的举止为什么过于拘谨，就听她在表扬丈夫：“亲爱的，做得对，你至少还没把那个‘屎’字说出口。”我突然惊讶地发现他们这对美国夫妇连开玩笑也是温文尔雅。对此我很高兴，但深感诧异。

看弗兰克下了台阶，我把目光又转移到文哥身上。文哥正坐在阴凉处的一堆石头上望着大海。我想过去坐在他身边，但这时弗兰克追上了艾琳。我很好奇，想着他们俩准会有些亲密动作，如拥抱，或相互抚摸，或目送秋波。可是，弗兰克从她身旁过去了，直接朝我丈夫走去，抢在我前面坐到我丈夫身边了。但我并不介意。我只不过想离他们近一点，安静地待着，期待他们又能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

这里有的是石堆，我找到另一个石堆坐了下来。艾琳也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我怕她会先打开话匣子，可她却没有。我们都静静地望着大海，看着海里凸起的大礁石和海湾远处崎岖不平的山峦的轮廓。弗兰克说：“这儿真不错。我猜，那边准有人兜售丽兹与迪克纪念品。”

文哥问：“难道你不相信买卖自由吗？”我觉得他声音里又带火药味了。但其实，他并没生气。我知道，他这个生意人不喜欢小商贩那样一窝蜂似的卖东西。他这个人很讲究体面。

弗兰克面朝大海，耸了耸肩，回答说：“我当然想信，只不过这有时让人觉得有点蠢。”

文哥大笑起来，笑声里带着发自内心深处的钦佩。我不相信他们俩竟然能这样相处。这两个男人所要做的就是一起坐在阴凉下歇一会儿。他们一开口交谈就让我觉得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文哥说：“弗兰克，你做到了。”我终于明白弗兰克为什么那么想保留自己越战老兵的身份。即使这让他显得傻乎乎，有时还让艾琳觉得尴尬，但他绝不放弃那段经历，让那段经历像光和云一样轻松活泼地伸出温柔的手，用美国人崇尚的奉献精神去感动别人。这是我在美国所热衷做的事，但也是我丈夫不接受的。我喜欢的不是一个历经战争还能活着回来的人，而是一个能在异国他乡立住脚的人。这里坐着一个和文哥一样到处找别扭的人。这两个人交往一个星期后肯定会成为好朋友。我想象自己善于察言观色，坐在我最喜欢的电影拍摄场附近破烂不堪的码头，终于把事情想明白了。

好了，我可以放松一会儿了。我转过头来对艾琳说：“除了这里，一定还有别的地方可去。”

“当然啦。穿过树林你就能看见山顶上的房子。”艾琳转而望着丈夫。“亲爱的，带我们爬到山顶上去吧。”

“这儿没台阶了。”

我想起刚才经过的那条小水沟，说：“我发现一个地方，可以从那儿上去。”

弗兰克和文哥拍着大腿表示赞同，我们全站起来。这次是我在前面探路，领着大家沿着海堤走回到林子口。我看到那条顺山而下的小沟，对他们说：“我们可以从这儿上去。”

文哥抢先一步走在我前面，抬头往山上望了望，说道：“好吧，只能这样了。”

“山顶上不会有卖T恤衫的。”我说：“我打赌，我敢打保票。”

弗兰克大笑起来，看上去似乎要抢在文哥前面带路，但文哥已经加快脚步，抢先走在了他前面。弗兰克一看赶紧跟上。我看了艾琳一眼。我们都在看自己男人如何争先恐后抢占风头。艾琳朝我使个眼神。于是，我们主动让男人们走在前面——反正我不想跟他们一块儿走，因为我自以为想明白一切。艾琳执意要走最难走的路。于是，我走在她前面，爬上来，走在小水沟里。山坡不时地绊住我的后脚跟。我埋头爬了一会儿，水沟开始变宽，有点像山间小道。路上有几块平整的石头，似乎是靠港的海员用来铺山路的。

我抬起头来，那两个男人走到前面大约三十米的地方，他们健步如飞，但弗兰克仍跟在文哥后面。我停住脚步望着他们。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盯着他们，但他们安静得有些不同寻常。他们漫不经心地踩着枯树叶和枯树枝向前走，然而我却完全听不见他们。一定是他们移动的方式有些什么，让我对此神经过敏，因为不知怎的我知道他们脑中也是这么想的。此时，他们都猫着腰，显得很机警，干脆利落地移动着脚步，一点声响都没有。他们到达一块高地，停了下来。弗兰克跟上去和文哥并排站在一起。我随着他们的脑袋向左转，看见一间没有前墙的平砖房。他们歪着脖子把脑袋伸进去，从张着嘴的水泥屋往里看。

我弯着腰，觉得两条腿都快要抽筋了，但咬着牙继续往上爬。这时，我才听到自己踩在碎枯叶和在平整的石头上拖着腿走路发出的声响有多么大。以前，我总是好奇文哥和同志们出去巡逻，或在丛林里做什么时是什么情景，突然我觉得自己知道了。我爬上高地，惊讶地发现这两个男人不见了。那条小路继续向前延伸，穿过一小块开阔地，然后又开始向上攀升。我顺着路使劲遥望，发现他们并没有走这条路。

我活动双腿，努力让肌肉放松，然后开始环顾四周。这俩男人仍无影无踪。两间并列的泥灰房子冲着我张着大嘴。我沿路再往下看，只见艾琳使出最后一把力气，也挣扎着爬了上来，站在我身边，问道：“他们去哪儿了？”

“不知道。”

“弗兰克！”艾琳颤抖的声音传到闷热无风的空气中，然而没有人回应，只听见远处山峰那一侧传来的海涛声和断断续续的虫鸣声。

我好奇地望着眼前的两间房子。它们太简陋了，绝不会用来拍电影。我走到跟前，才注意到里面墙上贴着瓷砖，屋里还有半截的淋浴喷头。这是左边的房间。我走进右边房间，这时艾琳又喊了弗兰克一声。右手房间里的墙上涂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串串的名字从地上一直写到天花板。雷蒙和玛丽亚、爱迪和玛丽、西格蒙和凯瑟琳，等等，还有一大堆动人的情信，上面画着一枝枝箭，用笔歪歪扭扭地画个心把它们连上。透过眼角余光，我看见一个带颜色的东西一闪而过。那个东西从后窗钻过去，跳到树丛外。那是一个身穿红色T恤衫的人从树林里悄悄溜过去，我再定睛一看，正好看见另一个身穿黑色T恤衫的人紧随其后。

我对艾琳说：“他们在后面。”

“弗兰克！”她又叫道。

“嘿！是艾琳吗？”

“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声音从房子的某个角落传了过来。我又看了一眼墙上所有人名和充满真爱的墙，不知道此时此刻还有多少对恋人仍相亲相爱。

“我和文在后面探路呢。”

“亲爱的，你们玩得不错吧？”艾琳问，声音里没有一丝讥讽或恼火的意味，听起来就像在宠一个淘气的孩子。

我走出这间情人屋，心想，前面的墙就要倒了，到处都在发霉，到处都是石灰，真让人遗憾。

弗兰克没有回答艾琳有些婆婆妈妈式的问题，转过身来对我丈夫说：“文，你在遵守行不出声的军纪方面表现得真不错。”

“也许是你掩盖了我的失误。”

“你的确没听见我方军队发出的声响嘛。”弗兰克说，口气受到文哥刺激后变得强硬起来。

“我们还往前走吗？”艾琳问，这次语气严厉。“这里不是真正的拍摄场。”

两个男人向上望，小路越过山头向下延伸，我能感觉到他们之间的紧张。弗兰克先转身，大步流星地走过去，奇怪的是，文哥也紧跟着他。

艾琳大喊：“等等我们呀！”听到喊声，弗兰克放慢脚步，身子开始变得笔直。他回过头，文哥正要超过他。弗兰克此刻正关心自己的老婆，文哥趁机从他身边超过去，我觉得不太合适。

于是我大叫：“文哥。”我丈夫也把脚步放慢，并且停了下来，转身等着我们。这时弗兰克也停住脚步，仅超过文哥一点点。艾琳和我互相看了一眼。我不知道她心里想什么，但显然，她也注意到这两个男人有点古怪。我和她又打起精神享受这美好时光，慢悠悠地爬着山路，那两个男人则在等着我们，我又有空四处观望了。

山上所有植物都在疯长，但还能看见右边有几栋建筑物，它们矗立在高地上，背对着海湾。我觉得那里是主要拍摄场，像电影中阿瓦·嘉德纳经营的旅馆。

“是不是那个地方？”我冲着那些建筑物点点头，问艾琳。

“大概，也许是。”

我们开始寻找去里的山路，但只发现一条，而且还没出二十米那条山路就淹没在荒草中，然后消失在更荒凉的灌木丛里。

“我没看见那边有路。”我对艾琳说，但发现她没有站在我以为的地方。她上了山，站在山顶，眺望远处，两只手叠在身前，风把她的头发吹向脑后，样子很好看，看上去心满意足。我曾经有过一张书签，上面画着一个女子迎风站在山上。“书能让你浮想联翩”，我还记得，这句话就印在书上我签名的那一页，我的签名是：“这本书属于Tr n Nam Thanh Gabrielle。”我怀念那张书签。可是，你无法把电视剧握在手中，也不能把书签像夹在书里那样放入封面，那里有个女子站在山上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我瞥了眼那两个男人，他们仍往前走着，尽情呼吸着空气。我爬上山顶，站在艾琳身边，观赏这美丽的景色：远处有宽阔碧蓝的海湾，我们这边的沙滩虽被遗忘了，但宛如花边似的海浪还在拍打着弯弯的海滨。景色实在太美了。我看着山路，它沿着崎岖的山坡往下，延伸到一栋破破的两层砖楼前，这栋楼只剩下正面墙。再往海滩走一点，就能看见一个墙体已坍塌、只剩地基的水泥框架。

“我们得翻过这座山吗？”弗兰克问。

这里虽然景色宜人，但也让人倍感孤独。电影里的美丽景象荡然无存。真是这种感觉。站在这个地方，没人会觉得浪漫的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曾到过这儿。这个地方似乎连个鬼影子都没有。留下的只有断壁残墙、荒草丛生和死一般的寂静。我转过头，迎着海上吹过来的风，解开头巾，让头发随风向后飘去，感觉好极了。这种感觉和它刺激的强度让我觉得很真实，不是自我陶醉，也不是故作姿态给别人看的。风吹头发的感觉对一个未和男人接触过的姑娘来说是很刺激的。

我说这些话的语气可没有半点自嘲的味道。我只不过是有点沮丧。我们在这里匆匆游览，毫无浪漫可言。一个女人面对着污浊的海湾想要寻找浪漫，听上去或许有些古怪。然而，这就是当时突然涌上我心头的情绪。我对这次旅行度假厌烦了。男人们无所事事，只玩攻打山头。弗兰克正等着一个答案，而艾琳不想搭理他。我看见艾琳把眼睛闭上。我真希望她此时的感受比我丰富。

“是的，我们得到山那边去。”我说。弗兰克一听，呼地一下窜过去了，文哥紧随其后，过去时还瞟了我一眼。我了解我男人的所有手势和含蓄的面目表情，对它们的确切意味很有把握。文哥在我面前有时会很扭捏，对此我从不感到奇怪。但这次他从我面前走过时看我的眼神，我从来没见过。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那似乎是一种惊慌而没有失措的眼神。只有我和他站在悬崖绝壁上双脚悬空，眼看就要掉下去，彼此都知道只能听天由命的情况下，他才会有那种眼神。

我这样说或许听起来会很奇怪，但我可以告诉你，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连我自己都觉得怪怪的。我想坐下歇一会儿。于是，我走到崖边，在草丛中找了块没草的地方坐了下来，把膝抱在胸前，眺望了一会儿沿海岸建起的防波堤，但很快又把视线转向那两个男人。他们正沿着盘山路下山，我明白，他们是在玩急行军，就好像要去越南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巡逻。他们弯着腰，快速移动，已下到半山腰了，正朝着砖楼前进。

突然，弗兰克停住脚步，举起一只手，好像听到什么动静。文哥一定只顾着看路，他撞到了弗兰克身上，差点把他撞个跟头。他们面对面地站着，挥动着胳膊，正在争论着什么。

我想凑过去偷听，可是听不见，气得我直哼哼。哼哼声惊动了艾琳。“你是不是病了？”她问道。

“没有。”我心想，她一定还望着大海，迎着微风，闭着眼睛，幻想着什么。有那么一会儿，我很好奇她是在想弗兰克以前的样子，还是在想别人。但我的眼睛仍盯着那两个男人。他们还在争吵，听不见他们吵什么让我很恼火。越南女人从不骂街，从不骂出声来，特别有别人在场的情况下，可这会儿我真想破口大骂。

我想凑过去看他们在干什么，但不可能马上跑下山，跑到他们跟前。我就是到了跟前，他们肯定也不争了。还是顺其自然吧。我决定运用我所有的观察力来弄明白他们俩之间到底怎么回事。我自认为，这点还是办得到的。我开始在脑中回想他们下山的样子。弯腰，默不出声，和战时巡逻一样。我想，他们的争论肯定和打仗有关。

这两个男人开始轮流发言。这时，该文哥说话了。我盯着他的手。把文哥激怒可不容易，一旦被激起来，他的手很有表达力。只见他用右手掌冲弗兰克一下子挥了过去，似乎在说，这就是你干的事。接着，文哥又向上指了指他们刚走过的山路。文哥快速靠着山崖往下走，告诉他打仗时应怎样下山，接着马上立定转过身来看着弗兰克。文哥又举起两只手，把它们合拢起来，然后一下子张开，嘴说个不停。我勉勉强强听他说：“你领我们从这条山路下来，但这个地方正是越共常设埋伏的地方。现在是我负责盯着这条道上的动静，而不是你。如果你暴露了，我们都会很危险。”

文哥说话时，弗兰克把胳膊交叉在胸前，待文哥说完，他又放下两只胳膊，歪着脑袋，好像因他是个聪明孩子而倍受宠爱似的。弗兰克用胳膊一扫，指了指山路两旁的荒草。我觉得自己听懂了他的话：“没有比这里更安全的了，至少在这里观察路上的情形要比躲在草丛里看得更清楚。”接着，他转过身，指着那两层砖楼，提醒文哥，那儿才是他们的目标，是他们要盯着的地方。弗兰克说完就转移到楼后高大茂密的树林里去了：那才是他们要去的地方，因为敌人都藏在树林里。

以上有些可能是我后来从这两个男人发生的事情猜测出来的，但当时我确实相当肯定他们基本上就是如此争论。他们到底谁对？我不知道。文哥给了弗兰克一个答案，但他把胳膊抱在胸前，我无法猜出来。弗兰克又对文哥予以反驳，他攥着拳头，叉着腰，而这时我对他们的谈话一下子没了感觉。我轻声骂了一句自己：“该死。”

那两个男人仍在争论，但终于有所缓和。他们都把手放下来，尽管还在吵吵嚷嚷，但弗兰克笑了起来，从嗓子里发出了友善的笑声。文哥频频点头，开始四下观望。

现在我必须承认，自己当时有点沮丧。这让我觉得怪异。不仅仅是因为没听见他们的争论而只能瞎猜。当然啦，这是让我沮丧的部分原因。我自以为观察力强，能从他们的手势中猜个八九不离十，但仍有些东西、他们话里深藏之意我猜不出来。我必须听懂这两个男人的弦外之音，必须用我的天赋来弄懂它们，才能看透他们。这时，弗兰克甚至轻轻拍了下文哥的肩膀。我又大骂了声：“该死。”现在他们俩又成为朋友了。我其实什么都没看出来，甚至没察觉到他们之间隐藏的敌意。这两个傻瓜。他们甚至不知道记仇。

他们还在一边比划一边说，于是，我又向前凑了凑。弗兰克指了指文哥，然后又指了指那边的树。接着，他拍着自己的胸脯，一挥胳膊指向大海。文哥指着砖楼，俩人都点点头。我一时没猜出他们要干什么。当我看见他们都蹲在地上研究山道，然后分开，各自从地上捡起点什么揣到口袋里时，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太奇怪了。然后文哥迅速站起身来，手里拿着从地上捡起来的东西。他把那东西举起来，看样子是块石头，还是块挺大的石头。弗兰克来到他身后，看了一眼，然后摇了摇头说不行。他手里也举着什么东西，一定是另外一块石头，只是小一点儿。文哥点点头，把大石头扔了。两人一直四处张望。但是当弗兰克转过身去时，我看见文哥转身，把那块大石头捡了起来。

我开始有点明白了。最后，这两个男人在口袋里装满石头，又凑到一起，简单说了几句，然后背对背站着：文哥面对着树林，弗兰克面朝山坡和大海。看上去就像旧电影里正要准备决斗的两个男人。有那么一会儿，我很好奇他们是不是真要决斗，是不是就要各走十步，转过身，互相朝对方扔石头。

但我猜错了。他们想的是别一件事。他们听到自己发出的信号，开始各自不停地向后退。弗兰克翻过山崖不见了。文哥一直退到小溪边，接着哗啦哗啦地趟过小河，然后爬到树林边。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俩在玩打仗游戏。他们现在各自偷偷摸摸跟踪对方。大概他们想抢先占领和控制那座砖楼。当我恍然大悟时，立刻想到文哥的红T恤衫在树林里会很显眼。夫妻之间有时能心灵相通，文哥似乎和我想到一起去了。也许，是我把想法传到他那儿去了。文哥突然在树前停住脚步，回头望了望，搜寻弗兰克，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便脱下红T恤衫，卷起来，夹在胳肢窝底下。

我丈夫的胸脯和胳膊非常健壮。真的。我歪着脑袋，突然见他健壮的身体，一溜烟似的穿过空地向林子跑去。我迎着海湾吹过来的微风，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搅动，胸中悄悄涌上爱慕之情。文哥跑进树林，宽阔后背上黑黝黝的皮肤消失在树影中，那股浪漫之情又在胸中荡漾，但很快从我心中溜出去了。我远眺着大海，然后闭上眼睛。

我一直这样待着。即使有会察言观色的人望着我，也不会知道我是在想文哥以前的样子呢，还是在想别的男人。我给你的答案是，我根本没想这些。我合上眼睛，只反思我自己。我要跳出来审视自己。这就是我当时的思想活动。我那点浪漫之情转瞬即逝。我有时反思自己时过于吹毛求疵了。现想起来，我要是当时回忆文哥原来那个样子该有多好。

然而没有，我想起了坐在附近的艾琳，于是睁开眼睛。山坡上、砖楼前、树林里已空无一人。我朝艾琳看了一眼，她正仰面朝天躺在那儿，用前臂遮着脸。看起来她睡着了。

我回过头又望了望山下，刚才那种沮丧的感觉又回来了。眼前的景色有些模糊不清。心里想象的那些美丽东西一下子又都变得平淡无奇了，好像机场里匆匆忙忙买的明信片画面一样。

我很纳闷那两个男人到哪里去了。我使劲地找，想着弗兰克要是占领了海滩和山坡，应该非常容易发现。我从山坡往下望，目光越过一座山顶，一直延伸到另一个山坡。远处一块草地上，光秃秃的地基位于中央。再往远处，又是一座山顶和一个目不可及的山坡。山坡陡然插入海岸和大海。我估计，弗兰克可能就在远处的某个山坡上，可等了一会儿，还不见他的踪影。于是，我又看向文哥刚才钻进的树林。

我觉得他们玩的游戏简直愚不可及。我不知道他们的玩法。看起来，他们不完全是相互跟踪，要不然他们早就该钻进林子里去了。但也许，他们就是在跟踪。弗兰克不得不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掩护自己，抢先攻占山下的海滩。也许他就是占领海滩部队里的一员，类似那些从土伦登陆的第一支美国陆战队员，或其他什么兵种。文哥藏在另一边。他是不是真的在扮演他憎恨的越共分子呢？也许吧。也许这个美国人让他没有别的选择，文哥不顾自己的政治立场，只能充当越南人的角色了。我不知道。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根本不知道文哥在这种状况下会如何做，对我来说，了解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可是，隐藏在树林里的那个人心里怎么想的从来没对我说过。

我发现了弗兰克。他的黑T恤和黑短裤在树林里可能是很好的掩护，但在草地上就让他很显眼。他猫着腰移动，到石头基座后面蹲下。过了一会儿，他冒出头来，往砖楼方向张望。砖楼离草地大约有一百五十米，位于山坡上。如果他们的目标是抢占砖楼，我不知道他还在傻等什么。文哥还是不见踪影。我也不知道文哥在等什么。

前面讲过，我丈夫以前是空军，但我原以为他大多数时间是在基地发号施令，组织给养，管理文件。现在他是个商人，一直以此谋生，我想他将来也是这样。弗兰克也说过自己只不过是个直升机机械师。这些男人尽管都打过仗，但都不是打仗的人。

我仔细观察树林线，发现了文哥。他正从一棵树绕到另一棵树。我看着他，好像在看老电影。这俩人猫着腰，极力隐蔽自己，偷偷摸摸地移动，动作就像老战争片、间谍片和侦探片中的电影演员那样。这些好看但华而不实的老电影常让我后半夜睡个安稳觉。文哥总是睡得很沉，我则容易惊醒，经常在床上看电影直到深夜。我把被单拉到鼻子底下，躺在我那波斯彻派迪克牌床垫上舒舒服服地看战争片。尽管外面世界经济出现危机，但在和平繁荣的美国，我能安然无事。每当路易斯安那州夏天暴风雨来临时，我听着外面呼啸的风声，坐在屋里，觉得既安全又舒服。我望着头上戴着锅或钢盔的这俩男人似乎仍沉浸在战争游戏中。天呀！要是真打仗，他们哪能像这样悄悄走来走去而不会受到半点伤害呀？不用说，你就明白了。

文哥溜出了树林，但我知道弗兰克没发现他，因为他们之间隔着一座砖楼。文哥停在小溪旁，往二层楼顶上看，转而又向下望着小溪岸边的双脚，然后把卷起来的红T恤衫放在一块石头的旁边，猫下腰，跨过流淌的小溪。

我望向弗兰克，他正在移动。他弯着腰，要绕到地基更远的那一边。我估计他也在朝着砖楼移动。这个期间，文哥一点点地绕到楼的另一端，脖子朝左面使劲伸，以便弗兰克一冒头自己就能发现。但此时，弗兰克正在迂回想从另一端接近楼房。所以，这俩人谁也没发现谁。

文哥成功地到了通向二楼的台阶。他快速地爬上去，突然又放慢脚步，快接近楼顶时，还向后退了一步。他先探了探头，看看弗兰克是不是在那儿。当他看到那儿空无一人时，我敢发誓，我能看到他高兴得整个身体都在抖动。他爬上楼顶，走到楼后的房檐，这样就能看见他放在小溪边的红色T恤衫，接着从口袋里掏出几块石头放在身边。

弗兰克从山坡上大步走下来。我刚看到他，他又消失了。过了好一会儿，他的脑袋从砖楼另一端远处的山顶上冒了出来。紧接着，他的脑袋又不见了，然后又冒了出来。

“他们是不是很可爱？”是艾琳的声音。她有这种感觉无疑让我很惊讶。我回过头，她仍仰面朝天地躺着，但手不再遮挡着脸了。她在往天上看。我随着她的目光望去，高高的天空上飘着几朵白云。

“那朵云是小马驹的头。”她说。小马驹的头。我有时也会这么说吗？我想准会。艾琳和我的反应一样。即使那甚至不是一匹马的头。其实她看到了一种如小马驹般的可爱。当然啦。一匹孤独的小马驹。一个小女孩打了通长途电话给小马驹，它从此就不再孤独了。如果把这个情形拍下来，放在肥皂剧里，依然会使我掉眼泪。如果有人把电话筒放在小马驹的耳边，它会高兴得晃动前额上的鬃发。假如我是个吃奶的孩子，就会把这些胡编的东西当真。但是此时，我觉得这匹小马驹相当平淡。甚至觉得傻乎乎的，看见白云里有匹小马驹，还说些梦话。

然而，我附和着艾琳：“确实是。”语气尽量显得真诚。我转过身，看见弗兰克抽打了一下蒿草，紧接着把身子贴在楼另一端的墙上——他又没了踪影。文哥抬起头，回头望。他大概是听到了动静。我等待着，期望弗兰克能敏捷地绕过楼角迂回到楼前面。但显然，弗兰克不明前面情况而在犹豫。因为我等啊等啊，他始终没出现。文哥也在等他，尽管他一直回头望着小溪边的T恤衫。

终于，弗兰克出现了。文哥突然低下头，向我暗示别吱声。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弗兰克爬上来，靠在楼后的大树上。他在往树林里观望，我不知他能否看到那件T恤衫。弗兰克在声东击西。真正的声东击西战术。他的眼睛没凸出来，要不然，可真有点像卡通片里的人物。他面向前方，眼睛却盯着红颜色的东西，脑子里可能在瞎琢磨。

他四下望了望，仔细研究树林周围的情况，然后把手伸进口袋，想用石头做武器。我几乎能听见他低声说：“装弹！上膛！准备战斗！哥们！”文哥不时地瞟着屋檐，早已把石头攥在手里。我不知道是不是弗兰克让他扔掉的那块大石头。不过我猜不是。至少此刻攥在手里的不是。文哥甚至还把石头举高了一下，也许是想看它是不是最圆的，因为圆石头投得最准。从远处来看，不是那块大石头。我很高兴。我很确信，如果他真用那块大石头，弗兰克肯定会跟他急。

弗兰克在地上匍匐前进，爬到小溪边，想仔细看看那件红T恤衫。他在河对面停住，歪着脑袋打量它，甚至还伸直了脖子仔细瞅。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那不过是文哥的衬衫。难道他想让这件T恤衫帮他找到文哥吗？那不是明摆着吗，文哥没穿着它。我想弗兰克找到文哥的T恤衫时一定很得意。这对他来说似乎意义非常。就在这时，文哥的石头击中了他的左肩。

弗兰克立刻原地向后转，从远处甚至能听到他的骂声。文哥立刻蹦了起来，高举起双手庆祝胜利。弗兰克揉着自己的肩膀窜了出去，逃到一棵树的后面，然后又移到另一棵树后面，冲着楼角靠了过去，把身体紧紧贴在墙上。文哥显然有点慌了。他自以为赢了。情急之下，他赶紧上下挥动着胳膊要停战，可弗兰克这会儿还没完呢。他手里握着石头，摆出要扔出去的样子，眼睛盯着头顶上的动静，冲到台阶下，然后又把身子紧紧贴着墙。文哥大声叫了一声，我没听清，可能是在叫弗兰克的名字吧，也可能是告诉他游戏结束了。

弗兰克冲上台阶，显然不听我丈夫那套。文哥又往口袋里掏石头，赶紧转移到屋顶中央。他料到弗兰克正往上移动，于是仔细看了看口袋里的石头。他的手还没举起来，我就知道他拿的是那块大石头。

我站了起来，开始为他们两人担心。当然，对此我无能为力。弗兰克认为文哥只击中了他的肩膀，所以自己只是受了伤。而文哥认为游戏结束了，看弗兰克还没完没了觉得有些恼火。我想朝他们喊两声，可不知喊什么。两个男人之间发生的事离我似乎那么地遥远，比在掩体下观看好莱坞影棚里拍摄的战争还要远。丈夫的心灵离我那么远，他心里埋藏多年的秘密离我那么远。他心里的秘密也正是我们之间难解的疙瘩。

就在弗兰克准备把头朝文哥冒出来之前，他停下来了。此时我丈夫站在屋顶中央，扭着脖子望向身后，右手攥着那块大石头，正要扔出来。弗兰克等待着，我能感觉到他在积蓄力量，就要纵身一跳，将自己的石头扔出来。就像电影里一样。但有那么一会儿，我思忖着文哥会不会把他打死，会不会一看见那个男人的脑袋就开火，用那块大石头打中他的太阳穴，然后一切就结束了。我喘不过气来。“多么可爱啊！”艾琳叹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弗兰克悄悄爬上最后几级台阶，双腿和胳膊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显然要准备闪电出击了，但我站在远处，觉得他的动作似乎很慢。“等等！等等！”我心里对文哥举起的胳膊喊着：“可别冲他脑袋砸！”

弗兰克扔出的第一块和第二块石头嗖地从文哥身边飞过去。但文哥一动不动，他等待着，准备好，扔出了那块大石头，击中了弗兰克的肚子。我看一眼就知道，只见弗兰克弯下腰，停了一会儿，接着两腿一软，用一只手撑在屋顶上以免倒下去。文哥一看赶紧蹲下，待在那儿不动。这俩人一下子都定在那里，就像拍完电影后丢掉的道具。

“真的，你看多么可爱呀！”艾琳又说了一句。

然后，弗兰克微微抬起头来。我猜，他一定是看见文哥刚扔过去的石头。那块石头一定就在他面前。他望着文哥，好像说了句什么，可能是生气骂了句吧，然后呼地一下扑了上去。文哥极力想躲开他，但只躲开一半。弗兰克趁机躲开文哥目光，张开双臂要抱住文哥。文哥一闪身，然后仰面朝天地倒下了，没让他逮着。弗兰克转过身，一下子扑倒在屋顶上。

我真希望这两个男人别打了，但他们一下子又从地上蹦了起来。这俩人要干什么让人看一眼就能明白。只见他们俩同时向对方扑过去。文哥个子小，被弗兰克抓住压在下面，但文哥用脑袋使劲撞了下他的肚子。弗兰克仰面朝天倒下，文哥立刻骑到他身上，紧接着两人在屋顶上滚了起来，先是弗兰克翻上来，后是文哥把他压下去。两人的胳膊和腿挥舞着，打得不可开交。

“啊！一只白色的大雁。”艾琳叫道：“我小时候养过一只，跟这只一样。”

我望着天空，头上飘过一朵白云，确实像只大雁，你能看出它的嘴、长长的脖子，还有翅膀。

我坐下来，选中这场闹剧的第三个场景——大海。我瞥见那两个男人还在房顶上滚来滚去，心想还是看大海让人愉快。大海闪亮，平展如镜，海滩边上堆起层层褶皱。眼下我想做的就是眺望大海。我怎么这么蠢，自以为理解他们。这两个男人没有一个愿意接受具有美感的文化，他们那种男式交往方式也并非是他们人格的全部内容。这两个男人有过共同经历，对男人来说，这点很重要。他们共同经历了愤怒、恐惧、施暴的刺激，也共同经历了正义的感召和战斗中的生与死。他们在同一场战争中感受到这些。他们都不愿意忘却那段经历。但是尽管我发现了他们之间存在这些联系，仍无法解释所发生的一切。

别问我怎么才能说明白。接下来的几分钟，我几乎都在眺望大海。等我回过头来再望向那栋砖房时，只见他们的胳膊都累得没劲了，疲惫不堪地背对着背，在离对方十英尺的地方岔开两腿坐在房顶上。弗兰克对着树林，文哥朝着大海。文哥似乎是故意望着大海。就像我一样。

后来，我们两对夫妇分别乘着两辆出租车回到美丽的菲埃斯塔瓦拉尔塔酒店。文哥浑身脏兮兮的，率先走上山坡。他亏得没穿自己的红衬衫满地滚，要不然会更狼狈。艾琳一看见他的样子就先大叫了一声。我告诉她：“没事。他们俩都没事。”然后我便没再说话了。我和文哥一起沿路往回走。我边走边想：“这会儿只剩下艾琳自己站在山头上生气，她还不得杀了弗兰克。”其实艾琳早已准备好看另一位男士更糟糕的模样了。

我和文哥一起回到海滨，坐上出租车，穿过酒店前厅，上了电梯。我甚至进了房间也没和他说一句话。当门嘎达一声关上，屋里只有我们俩人时，我才望着文哥，他扭过脸不看我，低下了头。我知道，他不想解释自己的行为，而且觉得没什么可解释的。可是，我非常渴望知道他心底的感受和体会。

他只说了句：“我得洗洗。”

“要帮忙吗？”

“不，谢谢。”他说。

我点点头。他进了洗澡间，关上门。

我走到房间另一端，窗帘在敞开的阳台大门前呼啦啦地飘动。已近黄昏了。光线落到窗帘下的地板上好看极了。我把窗帘打开。阳光一下子跳到墙上。阳台上一盆花的影子也被贴在上面，似乎趁人不注意偷偷挤进来似的。这样想真傻，我还没有从亲眼所见的米斯马洛亚的景色里走出来。我坐在床头，望着墙。落日的光线很好看，洒下淡淡的黄油色。那盆巴豆花硕大有形的叶子在墙上不停地摇曳。

我为什么老让这些东西充斥自己的心灵？也许是文哥不善表达感情的缘故吧。也许是我累了才又胡思乱想的。这里新鲜的空气、山峰还有海滨之类的东西对我来说已不合时宜。我想睡觉了。我想躺在床上，但听到洗澡间里哗哗的水声，我等待着。我坐在床头，等待着。巴豆花的影子爬过了墙。洗澡间的门终于开了，文哥走了出来。

文哥下身穿上了自己灰色的工作裤和球鞋，上身穿着在路易斯安那夏天平常上班时穿的短袖衫。他的头发湿漉漉的，但梳得整整齐齐。刚才的战斗在他腮帮子上留下了一块一元硬币大小的擦伤。他看了我一会儿，我极力想从他那儿找到点线索，哪怕只是蛛丝马迹。他的嘴唇不再紧绷，但没有笑容，只是两眼盯着我。我所能感受到的是，不管怎样，他今天下午那场战斗的情绪还没散去。他朝我走过来，站在我身旁俯视着我。我想我应该起来站在他面前，也许他就会把我搂到怀里。我刚想那样做，文哥的手就伸了过来，帮我把脸上一缕头发拨到一边去。

就只有这样。他是不是想说，既然他洗干净了，我也该去洗一下，振作下精神？我不知道。然后我想或许他手里攥着什么好东西，但我还没来得及确认，他就把手抽了回去，接着说了声：“我出去了。”

我点点头，呆坐在那里。于是，他转过身，走到房门口，敏捷地出去了，只听嘎达一声门轻轻地关上了。我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但愿那天花板是蓝天，上面白云朵朵，都像小马驹和大雁。我用胳膊遮住眼睛，脑子里又开始胡思乱想。文哥去哪儿啦？我和丈夫生活了近二十年，按理说应该能猜出经过了白天所有的事情他会去哪儿。一开始我觉得他是要去弗兰克的房间，想和他重归于好，但又觉得不对。也许明天他会假装凑巧在前厅碰到那两口子。那时候他也来得及和他们握手言和。我丈夫不会这时候去找他。

我在脑海里排除掉那些战争因素，突然闪现出另一个怪念头。文哥现在有空做别的事了。当他责怪我并用手理我脸上的头发时，他的手显得非常温柔。我想，文哥可能正搭着出租车到丽兹和迪克相会的那座桥附近给我买金盏花。刚才他没给我买，现在他意识到了，白天游玩时他曾和一个卖花女吵嚷，坚决不给我买。我想象文哥进门时的样子。他手里拿着一枝金盏花，然后过来把花别在刚才离开时给我理好的头发上。

这样胡思乱想不过是那种看电视广告也会掉泪女人的想象罢了，我独自躺在菲耶斯塔瓦拉尔塔酒店的床上，很快意识到了这点。但过了一会儿，我又禁不住开始胡思乱想。可能文哥一去不复返了。他走出这个房间，决定再也不回到我身边了。他把护照和机票揣进了自己灰色的工作裤口袋里，要永远离开我了。

我这么胡思乱想了大约十分钟，这是我在美国度过的最糟糕的十分钟。我突然明白让文哥离开我的正是我自己。是我太积极地亲近这里的文化，让我和文哥疏远了，让他觉得已经找不出另一种方式来抚摸我。连弗兰克，这个仍生活在过去的可怜美国人，甚至都懂得跳出自己身边过于肤浅的文化。一个刚和自己打过架的美国人竟然比和自己的老婆还易于沟通，文哥一定觉得可怕。十分钟里，我就像西贡河棚下流动的水一样黑暗而死寂，只要轻轻一碰，我的皮肤就会脱落，如同甚至没有河棚遮挡的麻风病人的皮肤。我怎会忘记过去的一切呢？

接着内心深处有人对我说：“等一等再下结论。”不是只有我一人忘记过去，文哥也是如此。美国文化也让他堕入歧途。他最后成了只知道贩卖瑞典肉丸子和鸡尾酒法兰克福熏肠的商人。他和其他美国人一起穿着黑灰色的西装，研究自己的电子账单，提着公文包飞来飞去，提供用牙签吃的便餐，并从中牟利。然而，在我们越南，即使战火硝烟，生活也不缺乏激情。这激情仍活在文哥心中。正是这激情刺激他今天和那个美国人打一架。

我又在床上躺了几分钟，不知道是什么念头促使我起来走到阳台上去。墙上的阳光暗下来，变成了桃红色。我站起来，迎着海湾吹来的微风，看着太阳正在接近地平线，那里一定非常美丽。一家鹈鹕一个紧跟一个飞过去了。我走出滑动的阳台门，靠在阳台的栏杆上，望着鹈鹕向右转个弯然后向大海飞去。

但我的双眼盯着海滩，那儿一架滑翔伞正在升起。我让自己的身体随着水手一起飞。我不必要亲自玩滑翔伞。我可以站在这儿，让心灵和身体分开，远离我身上所有的陌生感和我奇怪的生活方式。我可以沿着夕阳长长的斜线滑翔，找回内心的平和。就这样，我望着那架滑翔伞转了一圈朝我这儿飘过来。伞由红黄两种颜色组成，正飞得和阳台一样高。我闭了一会儿眼，想起自己乘着滑翔伞时脚下拖船尾部留下的绿色波浪，回味着自己如何超过任何轮船并轻而易举地飞过海浪的情形。

我睁开眼睛，滑翔伞上的人几乎和酒店平行了，飞进我的视线之内。我当然期待看见那个穿着游泳衣的人悬挂下来的两条腿。那两条腿上穿着灰色的工作裤。我的眼睛立刻转向那个人的脸。啊！原来是文哥。此刻他正抓着伞绳，一开始我以为他又变回一名航空兵。可今非昔比了。刚才他站到我面前时，我没懂他的面目表情，但他坐在伞套里从我眼前飘走时，我明白了，可以讲讲了。此时他的心情最平静，正美滋滋地朝下看。他歪着脑袋，慢悠悠地朝我这边靠，就像平常我挠他耳朵后面那样。我见他松开握绳子的手，甚至还用胳膊肘支着舒服地靠在边上，两条腿孩子似的来回乱踢。所有这一切告诉我，他快乐极了。他越过巴亚尔塔港，在大海的上空飘荡，别提有多美了。

他终于和我和解了。这时船沿着海岸，驶进夕阳的光芒中，兜了个圈子，文哥又转回来了。他把脸对着菲耶斯塔瓦拉尔塔酒店，看到我站在阳台上，他笑了。我清楚地看见他脸上的笑容。当我向他招手时，他抬起手冲我来个飞吻。他又飘走了。我望着远处的夕阳。这情形跟电影里的一个样。在美丽的夕阳下我们结束了这充满惊奇的一天。夜幕即将落下，我丈夫终于又回到人间。我也是。

奇山飘香

胡志明昨天晚上又来找我了，手上还沾满了做糕点的糖渣。我感到有些意外，因为这是第一次从张开的遮阳罩下透过来的微弱光线中看见他站在床边。我想，一定是大女儿把遮阳罩打开的，好让我别忘了早上太阳又升起来了。我已是上了年纪的人。女儿似乎觉得不定哪天早上我连自己是否还活着都不知道了。这个傻丫头！说不定哪天晚上我还能从床上爬起来，溜进她房间，撑开她屋子的遮阳罩，好让她一清早就见到太阳呢。她也是六十四岁的人了，该替自己操操心了。我是不会死于健忘症的。

从大街上射进来的光线虽然微弱，但足以让我一睁眼就把胡志明认出来。我听见他对我说：“刀老弟，我的老朋友，我听人说已经到了该来看你的时候了。”昨天晚上，我甚至还没看见他的手，就闻到他身上的甜味了，尤其夜里香味更浓。我一声不吭地伸手去摸床边的床头柜，想打开灯看他是否又走了。啊！他还在那儿。胡志明就站在我的床头。我甚至还能看见他映在窗玻璃上的身影，所以我知道这是真的。尽管如此，他却没有按我熟悉的那个样子，而是按他死时的那个样子出现在我面前。站在我面前的是胡伯伯，一个瘦老头，长着一缕胡子，穿着深色的衣服，脚踏一双塑料凉鞋，一副农民打扮。多年来，我看到他在照片里的新形象总觉得有点莫名其妙。让我不解的是，我认识他时，他不叫胡志明。我是1917年和他认识的，那时他叫阮爱国。当时我们都很年轻，每天都把脸刮得干干净净。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一同在伦敦卡尔顿饭店打工，我洗碗，他跟着大厨埃斯科菲尔学做糕点。我们成了好友后，初次赏雪景就相邀一起去。其实，我们在饭店一起打工前就已经是好朋友了。我们曾一同铲雪。铲雪时，胡志明总是停下来，使劲哈口气，然后看着从自己嘴里冒出的热气大笑。那时要想看出他心里在想什么，好比掷骰子算命。

胡志明来到我位于新奥尔良的家的第一个晚上，我终于看清是什么闻起来那么甜。于是，我对他说：“看，你手上沾满了糖。”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似乎有些伤感。

上星期我自己也是这副样子。到时候啦，我该见见家人和还活着的朋友了。这是越南的风俗。当人死期将至时，要留出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来再看一眼曾经打过交道的人，交流一下感情，或相互道歉达成谅解，或相互告别。这是越南人临终前非常正式的告别礼仪。人如果能在临终前完成这一仪式，就算是有福气的人了。我活了快一个世纪了，也许是该招呼家人和朋友过来了。但我还是等到身心完全疲惫时才对大女儿说：“是时候了。”

来告别的人，有些伤心地看着我。其他的要么傻乎乎，要么假惺惺的。但胡志明不是这样的人，他既不傻，也不假惺惺。他看着自己的手，想了一下说：“糖浆弄的，是麦斯特罗糕点店的糖浆。”

胡志明的声音里隐隐透着一丝渴望。我原以为，他来这儿是求我帮忙的。于是，我对他说：“我不记得怎么做。我干的只是洗碗活。”话刚一出口，我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傻，居然认为他到这儿来是问我怎么熬糖浆。

但胡志明没觉得我傻。他看着我，摇了摇头说：“没关系，我现在还记得温度是多少。糖化成粗条和细丝之间的温度是二百三十度，麦斯特罗这家糕点店规定得非常清楚。我还记得呢。”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想逃避更多的东西。他的眼睛似乎仍盯着我的脸，眼珠微微动了两下，大概只有我才能看出他脸上的不安，因为在他还没举世闻名时，我就已是他的知心朋友了。

我已经快一百岁了，还是能够察言观色的。我大概比以前更能看清人的真实面目。我坐在客厅里垫得厚厚的椅子上接待来客，不管是傻乎乎还是假惺惺的客人——请原谅我这个坏脾气的糟老头子这么称呼他们——但愿他们所有人都能和睦相处。在越南，延绵不断的家族形成一条血脉，把人们连在一起，就像村里打谷场边围绕的一长串纸灯笼。我们血肉相连就能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一直是我们越南的文化传统。但我的这些客人在美国待的时间太长了，一看就知道，他们有些人已经变异了。

今天早上来的没有外人。我仍然是坐在垫得厚厚的椅子上接待他们。我这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里来了四位客人。一位是我的女婿小唐，原南越共和军上校，一个假惺惺的访客，他坐在我那把卡斯特罗折叠椅上。另一位是他的儿子小立，就是来晚的那个人，几分钟前才到，也一屁股坐在折叠躺椅上。十几年前，我们国家还没败在共产党手里时，他是他父亲手下最年轻但资历很老的上尉。还有一位是我女儿兰，她是小唐的老婆，跟在他们俩后面进来，不好意思坐下。最后进来的是我大女儿。她靠在门框上，肯定是刚去过我的屋，把我一睡醒就合上的遮阳罩又打开了。

我已经习惯小唐那副假惺惺的伤心表情。在他眼里，我大概已虚弱不堪了。他总和大家保持距离。我还能看出他们爷俩仍然都很机警。我现在不想听这些人闲聊。我半闭着眼睛。小唐镇定自若，有着一双战场上军人的机警的眼睛。尽管他努力藏而不露，但我总能看出他心里隐藏的东西。他以为我闭着眼不理他们，于是不紧不慢地将目光移向儿子，开始谈起最近发生的暗杀事件。

你们要知道，就在上星期，阮必礼先生在我们新奥尔良社区被人开枪打死了。新奥尔良住着我们很多越南人，而阮必礼先生为我们所有人办了一份小报。最近，他犯了个致命错误——尽管在美国这不应该是个错误——他发表文章说，是时候接受越南共产党政府这一现实了，我们应该开始和他们展开对话。我们必须与我们国家的统治者打交道。他说自己一直忠于南越共和国。我相信他。如果有人问一个老头子对整件事的看法，我将毫无畏惧地说，礼先生说得对。

令人遗憾的是，他上星期被暗杀了。他已是四十五岁的人了，有妻子和三个孩子。他被打死时正坐在自己的雪佛兰小卡车的方向盘后。我觉得这个细节特别让人心痛：这个男人被杀死在他的雪佛兰车里。我知道，开辆雪佛兰车满处跑是最美国化的生活方式。我们在西贡时都知道这一点。那时在西贡有辆雪佛兰车是非常美国化的，如同有辆雪铁龙就非常有法国派头一样。

礼先生非常崇拜美国文化，而且崇拜程度比别人更胜一筹。他不仅买了雪佛兰车，而且买的还是一辆雪佛兰小卡车。这不仅让他很美国化，而且还让他成为地道的路易斯安那州人，因为这里到处都是这种车。只是他没在后窗上装枪架。后窗装枪架是这个地方的另一道风景线。他要是装了的话，也许会好一点，因为子弹正是从后窗射进来的。有人藏在他的卡车里，从后面杀了他。一名越南党代表在打给报社的电话里已经把这次暗杀行动的理由讲清楚了。

我女婿唐先生正对儿子小立说：“至今还没人找到暗杀用的枪。”我察觉到他说这话时眉毛轻轻一扬，好像想让儿子听出自己话里有话。他又重复了一遍，并故意说得很慢，好像在念密电码：“还—没—有—发—现—杀—人—武—器。”我孙子很干脆地点了一下头。女儿小兰一边盯着我，一边大声说：“礼先生被害太可怕了！”接着她捅了捅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他们俩赶紧转过身来看着我，然后大声说：“是呀！太吓人了！”

我耳朵可不聋。我把眼睛闭得更紧了，因为我看够了杀戮。我让他们以为，他们的嚷嚷不但没吵醒我，反而让我睡得更香了。我曾批评过这些人，尽管如此，我并不愿意骗他们。我是和好教徒，相信世上一切生灵都能和平共处，特别是越南的家庭成员。

胡志明第一次来看我时就跟我打包票，说他做麦斯特罗·埃斯科菲尔糖浆时的温度没错，然后又问我：“刀老弟，我的老伙计，你是不是还在走你在巴黎选择的道路？”

胡志明所指的是我的宗教信仰。我是在巴黎决定皈依佛门的，这让胡志明很失望。1918年初，我们一起来到巴黎。当时整个世界还处在战乱中。我们那时住在巴黎17区最破的街道上最破房子里。门牌号是9，位于一条死胡同几所摇摇欲坠的房子中间。除了我们租的单元，其余都是仓库。石头铺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碎瓦片。爱国（阮爱国，即胡志明）和我各住一小间。屋里只有一张铁床和一个可坐的包装箱。我好像还能看见爱国站在烛光下，戴着礼帽，穿着深色西服，一副傻呼呼的样子。我虽然没当着他的面这样说过，但他心知肚明，所以不断把帽子摘了又戴，戴了又摘，虽不说话，但心里憋着一股火，最后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我刚说的是我们还没结束一起生活的事。以前，我曾天天去拜访一个和尚。这个和尚非常想把我拉到我父亲的宗教信仰上来。我叛离了父亲，漂洋过海去国外闯荡，就这样遇到了阮爱国。后来，我们一同去了伦敦，又来到巴黎。父亲就是通过我在杜乐丽结识的这位越南和尚把我召唤回来的。

但爱国没有被他的过去呼唤回来，而是被未来吸引过去了。他租了深色西服和礼帽，然后在凡尔赛宫待了几个星期。他在镜厅里踱来踱去，争取让伍德罗·威尔逊听取自己的意见。爱国在印度支那殖民地问题上向西方提出八条请求。他的要求非常简单，只要权利平等、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爱国当时甚至没打算提出独立的请求，他不过是想在法国议会里为越南代表争得一席之地。这就是他想跟西方人要的东西。现在他头上的礼帽让他很恼火。他一把将帽子摘下来，两只手攥着帽子，避开烛光藏起来。我听见他在黑暗中嘟囔，说自己还没踏进凡尔赛宫，就看出情况不妙了。原来，他根本没见到威尔逊，也没见到利奥伊德·乔治，甚至连克莱芒索都没见着。他还是在和自己的帽子过不去。见他这个样子，我有些替他难过，于是从床上起身来对他说：“算了吧，胡伯伯。”

他仍站在我身边。这不是大梦初醒，像你可能认为的那样，这不是梦见了巴黎的圆顶礼帽，醒来后却发现胡志明从未去过那里。他仍在我的床边，尽管他站在我手不能及的地方，也不朝我这边挪动。他扬起一边的嘴角苦笑了一下，笑声里充满了讽刺，好像他也和我一样，想起了那天晚上试穿西服的情形。他说：“你还记得我在巴黎的工作吗？”

我想了想，我当然记得啦。我记得他刊登在报纸上的广告词：“手艺再现啦！”“如果你想拥要家人的永久纪念，请到阮爱国照相馆修复老照片。”这就是他在巴黎的工作：用自己灵巧的双手修复老照片，这双手曾让伦敦的埃斯科菲尔大厨师羡慕不已。我说：“是的，我记得。”

胡志明严肃地点点头。“我给照片上所有法国人的脸颊都涂上腮红。”

我说：“美好的照片装在美好的相框里，只需四十法郎。”这也是广告里的话。

“是四十五法郎。”胡志明说。

我想起了那个还没回答的问题。于是，我指着屋角摆着的香案说：“我还在坚持那条路。”

他看了看我说：“至少你成了和好教信徒。”

他仅从朴素的香案就能判断出这一点。香案上只铺了块红布，红布上绣着四个汉字：宝山奇香。这就是和好教的教义。我们谨遵一位和尚的教导，他与那些主张繁文缛节的佛教徒背道而驰。我们不需要精美的佛塔和繁琐的礼仪。和好教认为精神的秉持是非常简单的，快乐的奥秘同样很简单，就是这四个汉字，意思是“奇山上飘来的香气”。

我一直欣赏我的老朋友阮爱国的幽默感。我对他说：“你可没少给西方人涂脂抹粉。”

胡志明回过头看着我，但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我感到有些惊讶，但更让我惊讶的是，我的小玩笑似乎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手。他抬起手来仔细端详，然后问：“加热后，糖浆表面是什么样的？”

“嘿，老朋友，”我说：“你现在让我担心。”

胡志明好像没听见。他转过身，走到屋子另一边。这时我知道，他是个活生生的人，因为他没有呼的一下从我眼前消失，而是打开门，走了出去，又砰的一声使劲把门关上了。

我摇了摇铃，招呼女儿过来。大女儿给了我一个瓷铃铛，假如胡志明是从前门走的，那我给了他足够的时间，一直到他下楼走出前门后才摇铃。大女儿睡觉很浅，不一会儿就来了。

“爸爸，怎么啦？”女儿的声音里透出极大的耐心。她是个好女孩，对越南家族了若指掌，人也很聪明。

我说：“快！快摸摸门把！”

她立刻摸了摸。这就是她的可爱之处。我真想起来亲亲她，但我实在太累了，没有动弹。

“门把怎么啦？”她摸完门把问道。

“黏不黏？”

她又摸了摸。“是有点黏。您想让我把它擦干净吗？”

我说：“明早再说吧。”

她笑了，从屋子另一侧走过来，在我额头上亲了一口。她身上有股薰衣草味，还有新换的床单味。那么多人在我前面走进了极乐世界，我多么渴望见到他们。我渴望看见村民们在打谷场上欢聚一堂，还渴望见到我妻子，再闻一闻她身上的薰衣草味和我们俩身上的汗味。就像1968年刚打完仗不久，我们俩在西贡打开窗户遥望夜空，听着炮弹在远处的地平线爆炸。那时西贡正值旱季和雨季之间，外面一丝风也没有，整座城市弥漫着沥青、汽车尾气和火药的味道。即便如此，我仍然打开窗户，然后转过身来望着妻子。屋里香气四溢。妻子从床上坐起来，她也闻到了香味。这种香味并非花香，但总让我们想起那些甘愿碾成尘的鲜花。这香味仿佛是宝石散发出的芳香，又像是翡翠山自有的芳香。我走到妻子面前，我们都已经老了，已经亲手埋葬了我们的儿女和孙子孙女。我们祈求孩子们在奇山脚下村里的打谷场上等着我们。但当我走到床边，妻子撩起丝袍，将它扔到一边，我贴在她的身体上。那天晚上，我们的汗水散发着香味。我想在村里打谷场上和她重逢，和我们亲手埋葬的孩子们相聚。我想起孩子们的小胳膊小腿、阴沉的眼睛和灰色的脸庞，想起一脸惊讶的大人们和疲倦的老人们，他们都走在我们面前，现在他们知道了那些秘密。胡志明手上糖浆的甜味还让我想见其他我希望在打谷场上见到的人：那些坐船逃跑的难民、发烧病死在印度洋上的一个邻村来的越南小伙子、土生土长的达卡尔土人（他们被殖民军官强迫，在鲨鱼出没的水域中游向我们的逃难船，以把船只系牢，最后丧生海里），还有那两个在我们眼皮底下被法国人毫无愧疚地开枪打死的人——胡志明被这一幕震动了。而我希望那些人团聚在我们村里的打谷场上，包括那个第一次见到胡志明时称他为“先生”的法国人。他是我和胡志明在马赛港碰到的。我们在一起时，胡志明曾两次提起他。所以，我希望那个法国人也在那儿。当然，还有胡志明。他现在是不是已经在打谷场上等着我了？他是不是在煮着快融化的糖浆？女儿整理着我身边的被单，她身上的薰衣草味依然浓郁。“他刚才在屋里。”我对女儿说，告诉她门把手为什么黏。

“你说谁在屋里？”

我困了，没力气说下去了。她虽然很聪明，但也可能听不懂我的话。

第二天晚上，我开着灯等待胡志明的出现，但我睡着了，他不得不把我叫醒。他在屋子里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我听到他叫我：“哎！刀老弟，我的老朋友，醒醒！”

胡志明把椅子拉到我身边时，我肯定已经醒了，因为我听见他说的每一个字。我对他说：“我醒着呢。我正在想朝我们的难民船游过来的那两个可怜人呢。”

胡志明说：“他们已经吃过我的甜点，在我忘记怎么做之前。”他抬起手，上面仍沾着糖渣。

我说：“你以前是不是用一块大理石板做糖皮？”我还记得呢，奇怪的是，这么多年了，记忆依然清晰，就像我还记得胡志明在巴黎登的生意广告一样。

“大理石板？”胡志明重复着我的话，疑惑不解。

“就是把加热好的糖倒上去的那块大理石板。”

“对。”胡志明把带有甜味的手伸了过来，但没有碰到我。我刚想从被子下伸出手来握住他的手，他一下子就跳开了，在屋子里踱来踱去。“那块大理石板，没抹多少油。我一般等糖半凉后，才用刮刀把它四面铺开，直到完全铺满，这样糖就不会变硬结疙瘩。”

我问他：“你见到我妻子了吗？”

胡志明已经溜达到屋子的另一头，但听到我的话，又转身走过来对我说：“对不起，我的老朋友，我没见过她。”

我脸上一定是露出了失望的表情，因为胡志明坐了下来，把脸凑过来对我说：“对不起，这儿还有其他很多我必须找到的人。”

“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我问：“因为我没走你选择的路。”

“这很复杂，”他轻轻地说，“你觉得自己已经尽力就行了。我再也不会质疑另一个灵魂的选择。”

“你内心平静吗，在那个世界？”我问胡志明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知道他仍在回忆做糖皮的方法。但我真心希望，这只是他在另一个世界中遇到的小难题，就像美食最终顺利完成时，顾客对它自然而然的期待一样。

胡志明说：“我并不安宁。”

“埃斯科菲尔先生也在那里吗？”

“我没见到他。这跟他没直接关系。”

“那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你赢得了一个国家。你心里清楚，不是吗？”

胡志明耸了耸肩。“这里的世界没有国家界限。”

今天早上，我看到女婿和孙子脸上的表情时，本该想起胡志明耸肩的动作。有什么东西让我脑子活跃起来，那是怀疑。我闭着眼，头歪向一边，好像已经熟睡，鼓励着他们把话说下去。

我女儿说：“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但男人们没听她的。小立问他父亲：“怎么回事？”他指的是那把失踪的暗杀用枪。

“还是少知为妙。”小唐说。

接着是一阵沉默。我当时立即产生了怀疑，现在我的反应慢了下来。事实上，从第二天晚上起，我确实一直想着胡志明。不是他耸肩的动作。他曾长时间地陷入沉默，而我闭上了眼睛，因为光线似乎太强了。我聆听着他的沉默，就像聆听着我眼前这两个阴谋家的沉默一样。

胡志明又说：“他们都是大笨蛋。我现在不能让自己再发火了。”

我睁开眼睛，屋里的灯已经关上了。是胡志明把灯关上的，他知道灯光让我睡不着觉。我问他：“谁是大笨蛋？”

“我们曾一起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有许多抗日朋友，我还抽过他们的沙龙烟卷。他们自己也受过殖民主义者的压迫，难道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吗？”

“你指的是美国人？”

“这儿有成千上万的灵魂和我在一起，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他们都戴着礼帽，穿着黑西服。在一面面镜子前，他们的数量变成了千万，变成了上亿。”

“爱国，亲爱的朋友，我选择走和好教信奉的路，是因为这样世界就会变得更和谐。”

我心里渴求世界和平，绝不放过今天早上听到的女婿和外孙的话，我还记着呢。小唐告诉小立，暗杀用的手枪被扔了。他们俩都认识那些杀手，同情他们，也许他们也参与了谋杀。这对父子都当过空军。我有好几次听到他们咬牙切齿地谈论同胞被驱逐出境的事。我还听到他们俩说，相信美国人实在是太蠢了，我们应该把仗打下去，推翻腐败无度的阮文绍政府，把未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每当他们在我跟前说这话时，都会快速地瞟我一眼，然后转身道歉：“对不起，外公。往事总是勾起旧恨。我们很高兴全家开始了新生活。”

我想为这番话摆摆手。我很高兴家里又恢复了安宁，很高兴还能转身闻一闻山茱萸的味道，甚至还能再闻一闻公路对面咖啡树的味道。这些将成为我们家的新味道。但我总觉得浑身无力。其他人都将起身告别，我指的是男人们。也许，我的一个女儿会走过来，无言地抚摸着我的脑袋。没有人会问我为什么哭了。我想闻一闻女人产后那股浓浓的血腥味。我想抱一抱我的第一个儿子。我觉得儿子还在我怀里，还是那么滑溜溜的。那里有一股村里打谷场上尘土的味道和山那边中国南部海水的咸味，就在高山的那边。那里有一股血腥味和我妻子腹腔的味道，因为专属我儿子的海水从我深爱的女人体内流出来了，海水涌出，将鲜活的他带到世上，可生命没多久就消失了。在那个世界，他会不会撑着不稳的小腿站在我面前？我是不是得弯下腰和他打招呼？还是他已经变成男子汉了？

女婿和外孙的沉默几乎让我真的睡着了，但睡得并不安生。过了一阵，只听外孙小立对爸爸说：“我要是对这件事一无所知的话，会被认为是胆小鬼。”

唐先生笑着说：“你已证明自己不是胆小鬼了。”

但愿我那时真的睡着了，我希望自己睡得什么都不知道，让生命在梦中游荡，寻找村里的打谷场。我活得太久了，我想。我听见女儿呵斥他们：“你们俩都疯啦？”接着，她变了声调，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让—爷爷—好好—睡个—安稳觉—吧！”

于是当晚胡志明第三次来看我时，我想问问他的意见。他的手上仍沾满了糖渣，而且还是和前两天晚上一样，心不在焉。“做出来的糖衣还是有些不对劲儿。”他在黑暗中对我说。我一听便掀开被子，挪动双腿，执意要下床站起来。他没有试图拦我，但悄悄地退到了黑暗中。

“我要和你一起在屋里走走，”我说，“就像我们俩在巴黎那些狭小的房子里一样。我们可以聊聊马克思，聊聊佛教。我现在必须和你走走。”

“好吧，”他说，“也许这能帮我回忆。”

我穿上鞋，站了起来，胡志明的影子从我眼前飘过，穿过街灯射进来的光线，融入门边的黑暗。我跟着他，闻着他手上的糖味。糖味先是在我前面，当我走到刚才他待过的黑暗处时，又越过了我。于是，我转过身来，站住不动，依稀看见胡志明站在窗前的轮廓。我对他说：“我断定，我女婿和外孙都参与了这次暗杀行动。这是政治暗杀。”

胡志明站在原地不动，灯光下只见一个黑影立在那儿，他一言不发。我站在屋子的另一侧，闻不着他手上的糖味，只闻到外孙小立把头靠在我肩膀上时的酸奶味。那时他还是个孩子，女儿兰把他交给我后就到阳台上去了。这个小男孩望着我，我也望着他。我甚至还能闻到他妈妈身上的奶味，他呼出来的奶味带着酸气，他的身体闻起来也是酸的。屋里点着香，弥漫着一股茉莉花的香味，那是亡灵驾驭的祥云。外孙靠在我的肩上呼了一口气。我赶紧扭头躲开他的气味。女婿小唐走了过来，很快发现了自己的媳妇，等着她把孩子从我手里接过去。

“你从不过问政治。”胡志明说。

“是吗？”

“当然。”

我问他：“我的老朋友，你现在待的那个地方有政治吗？”

我看不见胡志明在向我走来，但他手上的糖味浓了，越来越浓。我觉得胡志明离我很近，虽然我看不见他。他离我非常近，糖味又浓又甜，直冲我的肺腑，似乎它是从我的身体里散发出来的，似乎胡志明正穿过我的身体，我听见身后的门打开了，接着又轻轻地关上了。

我从屋子的另一侧挪回床边。我转身坐下，但脸朝着窗外。街上灯光星星点点地洒在窗户上，如同遥远宇宙中的新星。我走到窗户前，抚摸着反射进来的灯光，不知星星爆炸时是否也会产生那种尘埃与气体燃烧的浓烈气味。然后我合上遮阳罩，溜回到床上。我觉得这样做非常得体，此刻我躺在床上等待着入睡。胡志明说得对，当然。我将对我外孙的事守口如瓶。也许等我加入胡志明那边时，也会不得安宁。但那无关紧要。他和我又将走到一起了，也许我们还能互相帮助。现在我终于想起他忘记的是什么。他是用果糖做糖浆的，所以应该放砂糖。我当时只是个洗碗工，但埃斯科菲尔大厨在讲如何做糖浆时，我却仔细听了。我想把一切都弄明白。他的厨房里充满了这种气味，于是你知道，你必须先研究透这些气味，否则你将永远一事无成。

一盒沙龙烟

我自始至终都是随时听从我们国家领袖召唤的。为了这些国家领导人，我情愿遭受B-52轰炸机的炮弹攻击，蜷缩在榕树底下，抱着脑袋，浑身颤抖得像个吓坏的小孩，让自己男子汉勇气丧失殆尽。听到当官的命令，我只需说一声“是，长官”，然后立即钻进丛林。我为这些当官的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我的男子汉勇气。但是现在，我静静地坐在这里，把保存了二十四年的一盒沙龙烟和一张用剪刀没修整好的小照片放在面前，然后轻轻说了声“不”，说完后我马上抬起头看周围是否有人听见。哦，这里没人。只有我自己。我望着窗外，外面有一条布满车辙的路，在明媚的阳光下，伸向丛林。我们越南人开始过和平日子了。可是我们仍然和以前一样，使劲把着厚钝的犁，赶着水牛在田里耕作。现在除了贫穷，我们剩下的，还有一个合二为一的国家。想到这儿，我转过身，再也不想看那片离小路百米以外的丛林。我以前就是在那片丛林里醒悟了。我又看了一眼桌子上的这些东西。

那个美国兵很奇怪，不知为什么独自一个人在那片丛林里转来转去。我当时根本没琢磨怎么回事，就用可乐罐自制的手榴弹把他干掉了。自制手榴弹很简单，仅需少量火药，用麻绳作引线，塞点碎铁片，再扣上一开就炸的盖子就成了。这个可乐罐还是我从村里的垃圾堆里捡来的呢。我是从树上把他消灭的。我本可以开枪打死他，但既然做了这颗手榴弹就用这个吧。我见他走进丛林中的空地，一边慢慢走一边大声吵吵，显得非常紧张。那个美国兵不仅掉队了，而且迷路了，而我在树上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地把可乐罐朝他扔下去。可乐罐轻轻落到他的脚下。他低头看了看，盯着这个可乐罐，好像是美国上帝送来的礼物，似乎在想：“是不是捡起这罐可乐，把它喝了，让自己精神精神？”

我那时已杀过不少人，但还得杀更多的人才能让我解脱，走出丛林，所以，对这个家伙我也没手软。只听清脆地一声响，他倒下了。在这种情况下，像往常一样，紧接着倒下的声响，我们还得等另一种声音。可这次，这个美国人没呻吟多久就没气了。我当时在树上等了一会儿，看看是否还有别的美国鬼子。我对他奇怪的行为没猜错。他那一步压一步的走路方式，在空地上东瞧西看的样子，还有他的自言自语：“噢，不，这儿也没我们的人。”让我一看就知道，他和自己同伙走散了。我发现他时，还没能想象出来他心里在想什么。我是今天早上坐在这儿才琢磨出来的。当时我发现了他，知道他迷路了，然后用自制的手榴弹把他消灭了。我学会了谨慎行事，因此在树上等了一会儿，但我已经知道我的判断没错。确实，他后边没有别的美国鬼子跟过来。

我溜下树来，向这个美国兵尸体靠近，我能看见他浑身的伤口，我无动于衷。那时我已见过太多的伤口了，虽然我经常想起自己在B-52轰炸机的炮弹下曾吓破过胆，但见到鲜血横流和满地白骨还能保持脸不变色心不跳。于是，我走到他的尸体跟前，他身上布满伤口，血从伤口不断地涌出来。我把手伸进他的裤兜和衬衫兜里，希望能找到什么东西拿给当官的看，但仅掏出一盒沙龙烟。

我不记得当时的行为对自己是否是个讽刺。我那时候年轻气盛，忽而怒火万丈，忽而情绪低落。情绪不稳定的人是察觉不出讽刺意味的。那时我们都知道，敬爱的国父胡志明有个嗜好，那就是抽沙龙烟。我们名牌部队里有位上尉曾接到国父胡志明的亲笔信，感谢他把缴获的沙龙烟带到北方献给他。这是当时路人皆知的事。所以，我以国父为榜样，也喜欢上了这个牌子的美国香烟。我回想起当时情景，觉得从尸体上拿走这盒香烟时，脑子里肯定只想着自己的嗜好。

现在我还是如此，似乎仍是个很自私的人。胡志明是在我打死那个美国兵的那年去世的。在他去世后，我们这帮人又接着打了六年多才把国家统一起来。我服从领导我们取得伟大胜利的领袖们。然而，我们国家经过这些年和这些事后，我对是否执行上级让我们上缴战利品的要求有些犹豫不决了。我不想把这件东西交公。我现在看问题的方式让自己都感到吃惊。命令已传达到了所有人，要求我们把发现的属于美国兵的物品交出来，以便美国政府辨认无名牺牲者的姓名，这样能让我们两个敌国今后还能成为朋友。战后的结局正应了我老婆和岳母大人的信条。我家里这两个女人都疼爱我。尽管我给她们做了不少思想工作，但仍改变不了她们骨子里信仰的东西。他们从佛教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世界。似乎我们人人都能死后复生，获得一个奇怪的新肉体，而且人人注定都要转世来赎以前犯下的罪孽。牺牲的年轻越共分子和战死的美国兵现在复活了，又成了朋友，而且都已人到中年了。现在他们一起做生意，一起生产饮料和香烟。

是这个想法让我犹豫不决吗？我还能一如既往地服从命令吗？我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明白这不是要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在那片空地上，我记得我把沙龙烟放进了口袋，然后又钻进了丛林。傍晚，我坐在离同志们不远的小河边，漫不经心地从盒里抽出一根烟。我不愿意和他们分享这包烟，于是，我点了一根，把烟吸进肚子里。我抽着这种牌子的烟时，心里有一种放弃欲望的感觉。我望着离同志们不远的小河和周围几百米开外的丛林。夕阳下的丛林里漆黑一片。我把烟吐出来，鼻孔里冒出丝丝奇特的凉气。我以前从未抽过胡志明喜欢的这种牌子的香烟。我当时想，这种柔和的凉气大概是胡伯伯的灵魂进到我身体里了吧。这个怪念头虽有些神秘兮兮，但轻而易举地从我的脑子里冒出来。如果胡志明知道，会对我感到失望的，但我从不质疑自己脑子里一闪而过的想法。显然，这不是一个成熟共产党员的思想。后来我才听说，美国人在香烟里加进了某种叫做薄荷的东西。我现在回想起河边抽烟的感觉，终于明白了那是自己的胡思乱想，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惭愧。

我当时还渴望这种感觉能在身体里多停留一会儿，好让胡志明的精神留在我心中。这时，我又拿出口袋里的这包烟。我现在有功夫再仔细端详它了。香烟盒顶部和底部有两条绿中带蓝的条纹，上面还有英文字，除了中间白条上较大的“沙龙”两个字外，其他一连串长长的字母在我眼里毫无意义。沙龙这个牌子我知道，所以还能认出来。香烟盒外面包着一层透明的玻璃纸。我用拇指搓了一下，差点把它撕坏了，就没再搓。这纸是防潮用的。我把香烟盒翻过来，心里猛然一跳，好像附近丛林中的小树枝啪的一声折断了吓了我一跳。从我手里掉出一张脸，正冲着我微笑。这是张女人的脸，于是，我屏住了呼吸，这样她就听不见我说话了。我想，一定是刚才太激动，让我的手有了反应。我的手立刻去掏枪去杀了这个女人。

现在这个女人就摆在我面前。这盒香烟放在我亲手做的桌子中间。这桌子是拆了当地旧政府办公室里的一个法国橱柜，用它当桌面才做成的。香烟放在桌子中间，玻璃纸里的照片朝外摆着。当时在丛林里空地上那个被消灭的美国兵也是把照片这么摆的。我和他摆的一样。我从来没把这张照片从里面抽出来过，也没再从里面拿出烟来抽。我还没等我的手安定下来，心跳不再超速，就知道我下一步要干什么。我没问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只知道自己想再看一看那个女人。相片里的这个女人有张瓜子脸，头发颜色很淡，正咧着嘴大笑，还露出了许多牙齿。我把这包香烟揣到口袋里，把它和妻子临行前偷偷放在我手里的佛像坠放在一起。

我盼望着妻子快点回来。于是，我望着窗外，看着那条小路。她和母亲将从周围树丛中挑着水走出来。只要她在林间小路一闪现，我的手就会立刻变得柔软。我刚才说错了，那张照片上女人的头发不是没有颜色。白天太阳照耀我们村子时，那光泽就像她头发的颜色。如果我妻子站在丛林阴影中，她的头发也会显得没颜色。

但愿我那时为所谓自由而战的时候，我白天能有这些反应就好了。我这个人还是能够当机立断的，知道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跑、什么时候趴下发抖、什么时候抢死人口袋里的东西，我甚至还能做出像这样奇怪而复杂的决定，把缴获的这包烟偷着塞进自己口袋里，而且还秘密地、稀里糊涂地保存了几十年。那时我就这么干坐着，不知怎么办才好。我脑子里有些东西在提醒我，说我们国家这帮当官的要背叛他们以前的信仰和曾经激励人们奋斗终生的理想，他们要带领我们走日本人的老路。即使现在对当官的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身体一点反应都没有。我的手没有攥成拳头变硬，而是软软地搁在桌上一动不动。也许，是因为我正坐在那个美国女人的笑脸前；也许，是因为我在B-52轰炸机炮弹攻击下尝够了魂飞胆破的滋味。也许，我不是个男人了。

我再也不会一有什么想法就急于反应了。那是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做的事。我不再是毛头小伙了。现在甚至连年轻小伙子都知道把这东西藏起来别再碰它。为什么呢？我猫下腰，愣了一会儿，仿佛自己又隐蔽在树上，盯着那张美国脸从丛林空地经过。这张照片的三个边，上边、底边和左边都剪得齐齐的，惟独右边剪得有点斜，从身后淡蓝的天空和黑黝黝的庄稼地里斜下来，经过那个女人的肩膀，几乎要碰到她的胳膊肘把胳膊剪断，但拿剪刀的人好像意识到这点，把剪刀绕开了，保留下了完整的胳膊。我说得好像是我自己把照片右边剪成这个样子似的。其实是那个美国人剪的。他剪的时候小心翼翼，唯恐损坏他爱的女人的形象。他把照片的边剪去是为了把它塞进香烟盒的玻璃纸里。看到这儿，我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到底怎么回事。那个美国人带着自己的爱人来到越南战场，等部队停止前进，大家满身是汗，惊恐万状地坐在河边休息时，他就可以掏出一支烟来抽，还能见到她的笑容。

你不觉得惊奇吗？那个漂洋过海替他们国家帝国主义者卖命的美国大兵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感情呢？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把这包烟保存至今。那个美国人的举止让我有些困惑，因为只有我妻子才会这么做。我们家现在还有敬祖宗的香案。妻子经常摆一张小桌子，上面放一个香炉、一个酒坛和娘家保存多年的柚木龛盒。龛盒里装着用草纸写的家谱，家谱上有四代祖宗的名字。妻子相信祖宗亡灵需要在世亲人的祈祷，要不然的话，他们就不会安生。我批评她，说她在这个推翻暴君统治的革命世界里，思想太糊涂。每次批评她，她都扭过脸去不理我。我知道，我伤了她的心。她摆香案和为亡灵祈祷其实并不符合她所信奉的佛教，这种做法源自中国人的儒教。但妻子根本听不进我的话。她那些东西和我的信仰，或我的政治观点水火不容。我那时认为，她所信的那套是我们自身的软弱和相信造成的。我们诚惶诚恐地期盼来世，相信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世界外还有另一个世界。我那时的观点是，正是由于这种迷信才使政府任意压迫穷人，而我一心想消灭的就是这个罪恶。

但如果我仔细看了这些东西，头脑再清醒点，就不会对这个美国大兵的爱情感到惊讶了。我当时太糊涂了。美国大兵的妻子还活着。这是张她活着的照片，不是祖宗的照片。那个美国人在丛林里每次抽烟都能想起自己的爱人，让人觉得他这种爱的方式有点太过分了。他们政府可能也给他灌输了我所信奉的理念。他的思想也被政府控制了。我不想再欣赏照片上这位笑容满面的女人了，而是想辨认她身后那一堆绿莹莹的东西。照片中的土地黑乎乎的，我凑近前使劲看才发现那是新翻的土地，人们正准备播种，黑色的土地被犁出整整齐齐的垄沟，一看就知道那个美国大兵家里人都是庄稼人。他爱人正冲着他笑，头发呈现出清晨朝阳照在农民脊背上的颜色。他一定喜欢这种颜色，就像我一样，一看见妻子梳理瀑布般黑色长发就非常开心。那位美国大兵家乡的土地一定散发着浓浓的香味，长出美国人最爱吃的东西。我想，一定是小麦，而不是水稻，也许是玉米吧。想到这儿，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呼吸加快。于是，我把手放在那盒烟上，捂住那个女人的脸，心里想，该把这些东西交给政府。但我知道我是在自欺欺人。于是，我又松开了手。我不想看那个美国兵妻子的脸了。我呆呆地坐着，眼睛又开始朝窗外看。

大概是在等我的妻子吧。她要从丛林小路过来了，我得把这些东西藏起来，别再琢磨这些事了。我如果真没办法处理这些东西时，就去土伦市把它们交给领导，反正去村里做农民的思想工作，一年有四次要路过那里。淡蓝的云影掠过了小路，蜻蜓还在窗前飞舞。即使妻子马上出现在小路上，即使进了屋，我所有的东西也都藏好了。我不想让她看这些东西，因为我从未跟妻子说过那些年在丛林中我都干了什么。她是个贤惠的妻子，也从来不问我的事。她现在还没出现在小路上，蓝色云影掠过时，她没回来，蜻蜓飞舞时，她还没回来。过了好一会儿，还是不见她的人影。太阳落山了，蜻蜓准备飞走了。它犹豫了片刻，匆匆飞走了。我这时才意识到，我没在等妻子。我在期待别的东西。

我又看了眼照片上那个女人的脸。她丈夫的尸首是永远找不回来了。我把他留在那块空地上了，没和他的同志们在一起。我找了个地方藏好他的香烟，但他被我远远地扔在脑后。照片上这个女人大概在家里也写好丈夫的名字并把它保存在龛盒里，在他龛位点上香，然后替他的亡灵祈祷。她也是农民的老婆嘛。她信的东西和我老婆的是一样的。可怜的是，她至今还不知自己丈夫是死还是活。假如这样的话，她没法为他作祈祷。

我是不是也像那位美国大兵多愁善感起来了？我没有。但我有权力去思考这些问题。我从这包烟还明白了一些其他道理。我甚至在河边休息时有点醒悟了。现在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明白得更多了。我从烟盒里抽出烟放在手里，第一根烟很短，是根抽了半截的烟，一端被捻碎了，是那个美国人为了省下这半截烟才把烟灰捻灭的。我那时只是刚有点感觉，但现在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美国大兵和我一样也是穷人。他没抽完那根烟，舍不得扔掉那半截。他把那半截留下来为了以后接着抽。越南丛林里到处都是抽半截的烟卷。这成了美国人的一景。美国大兵有的是烟，想抽多少就抽多少。但这个美国人没有糟蹋东西的习惯。我能理解他，也明白这点，还能做到把他的东西交给政府。但我绝没想到自己也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我毕竟杀了这个美国兵。不管杀他是什么奇怪的理由，反正我不再想他了，对他没觉得有什么可惋惜的。他是咎由自取。

世上的一切都有象征性。我们用红色的旗帜代表革命，黄色的星星代表祖国统一。胡志明长有一缕胡须的慈祥面孔和坚定的目光是我们国父的形象。我真没想到，国父原来也抽这种牌子的美国烟。我把沙龙烟盒翻过来看，又明白一些道理。烟盒顶部和底部的两道线是南中国海风平浪静时的颜色。大海在烟盒上被中间一条白道分开了，上面印着沙龙这个英文字。看到这些，我终于明白，无知与智慧之间的界线是多么地纤细。我终于看清楚了，在这个英文字母中间还隐藏着一个空。这个英文字不是沙龙（Salem），而是“沙”和“龙”两个字，是两个越南字，一个字的意思是“倒下去”，另一字的意思是“糊里糊涂”。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让那个美国人糊里糊涂倒下去了。深陷丛林的那天早上，他看着妻子的脸，抽了一会儿烟，接着往前走，小心翼翼地把烟灰掐掉，揣起剩下的半截烟。他出身贫寒，很爱自己的老婆，却被政府派到这里来打仗。同样，我也受政府派遣，趴在树上，看着他在我下面心惊胆颤地往前走。是我让他糊里糊涂倒下去的。

我又把烟盒翻过来，放在手心里，轻轻打开那层玻璃纸，抽出那张照片。她还在冲着我笑，等着我把故事讲下去。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什么字也没有。没有名字，什么都没写。我仅有一包烟和这张无名的脸。我想，它们反正没什么用了，觉得自己无论怎么做都很愚蠢。留着这些东西愚蠢，把它们交上去也愚蠢。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所以然。于是，我看我的手怎么处理吧。我的手就像那天早上坐在林中那块空地上那样，不自觉地甩出半截烟，把它拿在手里，然后又放进嘴里，点着火柴，凑到他掐灭那一端，点着后深深地吸了一口。吸进时我不禁打了个冷战。虽然我不信鬼，但我马上能想到，那个美国大兵的妻子可能正在某个地方翻看许多的照片，寻找自己的那张，觉得总有一天会找到，得到她必须知道的消息。而我要留下这包烟，觉得有必要时再抽一根。

失踪

你在照片上看到的甘蔗田对面的那个人就是我。我那时正在丛林边抽烟，我想这张照片可能是某个法国记者用长镜头拍下的。在这张照片里，你看不清我手上的烟卷，但能看出我有一头金发，甚至比我现在的还黄。那天，我和部队在公路上刚结束战斗，就把枪靠在一棵苹果树旁，又把背包和钢盔放在枪旁边，正要走进树林。我的黄头发在阳光照射下特别显眼，高地上空的太阳如一个长着扁平足的老鸨盯着我们不放。其实按理说，我的头发本应该变成黑的，应该变得和我妻子一样黑。

我们村里有人从大叻市带回一张从西贡弄来的美国报纸。这张报纸也许是澳洲商人带过来的，也许是美国大兵回来找越南落下的东西时带过来的。我听人说，最近有不少美国大兵回到越南。他们这几天让我日子有些不好过。我正发愁怎么能躲开他们呢。我和他们现在已没什么关系了。这就是我一看见这张照片就恶心的原因。我一看见这张照片就知道那个人是我。我认识那块田。我知道自己的头发是什么颜色。你看不清烟卷，看上去我的手正从脸上垂下来，好像在无力地挥动，又好像在呼喊“快来帮帮我！”但现在，我他妈的最不想要他们的帮助。

我亲自生产烟叶。村里人都干这个。我们在山坡上还种了咖啡。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后来成为我老婆的姑娘时，她就在路边光着脚把咖啡豆摊开来晒干。后来，她家里人终于同意我娶她。就这样，我们俩可以躺在自己的小房子里，这房子有木板墙和木天花板。越南这个地方不仅有硬木，还有凉爽的夜晚。那天，她用手梳理我的头发，并给我的头发取名叫阳光。我把她的脚捧在手里，亲吻它们，尝到一股咖啡味。

我没失踪。我留在了这儿。我熟悉这里木柴燃烧的味道，熟悉妻子祭奠将她许配给的已故父母的烧香味，还熟悉女儿用后院大缸里的雨水洗头发的味道。但《今日美国》登出了我在逃跑的照片：照片上的我正可怜地向田地那边的战地记者挥手，让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全世界。他们这帮干媒体的怎么没琢磨过，我何以会傻到那种地步，傻到穿过田地对他说：“带我回去吧！我要回到妈妈、爸爸和兄弟姐妹身边”？假如我临阵脱逃，我在美国的家人就会倒霉。我没想到由于住的地方离公路较近，人们很快认出我来，让我成为我们国家战争中失踪的孩子。在越南，有不少孩子失踪了，甚至连尸首也找不回来。

我当时决定一走了之。只不过是一走了之。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兵像我这样做。据说有两千多人这么做了。我听到的要比这多得多。这些“失踪”的美国兵有躲在西贡的小胡同里的，有藏在高地和沿海的小村庄里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躲开杀戮。当地人接纳了我们，从来不问我们任何问题。

这张报纸一出现在村里，我马上察觉到家里人的脸上充满了疑问。我们当时也跑去看这张报纸。这儿的人们都这样好热闹。这个村很小，村里的长辈叫斌老爹，也是那时第一个认识我的人。1970年，我光着脑袋决定扔下武器不再杀人后见到的第一个人。那时我只会说几句越南话。我告诉他，我们是朋友，我只想躺下睡觉。他明白了我想干什么。

昨天，我们还一起坐在仙姐屋前的凉席上呢。仙姐给我们端上茶，让我们坐在那儿看那张报纸。

“我想，这是你。”斌老爹说。他努了努嘴唇，撅起胡志明式的小胡子。他留这样的胡子并非是支持那位领导人，而是一种讽刺。

这张报纸是驰哥带来的，此时他又把它放在我面前。周围有十几张脸望着我，等我说出最后一句话。我点了点头。老婆小桃捅了一下我的肩膀。她也明白了。“就是我！”我大声说。

斌老爹问：“报上都说了你什么？”

“没说什么。”我说。“他们不知道我是谁。”

斌老爹慢慢地点头。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再多说点，但我没再说下去。我躲开周围人的目光，越过灰尘满天的街道，看着晾烟叶的架子。那里有几个孩子。仙姐的两个儿子蹲在那儿，回过头来望着我，驰哥的小女儿正盯着阳光下桌子上的龙头。仙姐刚才一直在修理龙头，给龙脸重新刷上绿的和红的条纹，以备过年时拿出来耍。我躲开斌老爹的目光时，心想女儿小花也可能在那儿。可是，我没看见她。我不能再假装往远处张望回避大家了。斌老爹正等着我接着说下去呢。

我又沉默了好长时间。斌老爹问：“报纸上有提到别的人吗？”

“没提。没有。报上只说，一些美国人看到这张照片，都以为这证明了在越南被越共俘虏的美国人还活着。”

“MIA。”斌老爹用老早以前跟我学的那种干瘪的美国腔把这三个字母念了出来。

“是的。”我说。

听到这儿，斌老爹恭敬地把脸转过来，背对着坐在身旁的光老爹。光老爹年龄几乎和斌老爹相仿，脸刮得很干净，皮肤颜色和雨后这条尘土飞扬的街道的颜色一样。我瞟了他一眼，围坐一圈的其他人也看了他一眼。他把报纸使劲铺开，好像要把褶皱抻平似的。他端详了我的照片许久，我想，他一定是想起了自己失踪的儿子。我们村子里大多数有一定年纪的人都有孩子死在战争中。但光老爹的儿子失踪了，二十多年了，仍未找到。他正发愁到哪儿去找儿子的尸首。唉，儿子的魂丢了，正在尸体上游荡，等着永远无法举行的葬礼呢。

我们村里人都信鬼。昨天晚上，我们全家还在厨房里烧香拜灶王爷。这里家家都供灶王爷，为的是，到了腊月二十三让他上天言好事。越南人把家看得很重。我们夫妻俩一起到地里干活，同住一屋，恩恩爱爱直至永远。妻子的父母就睡在我们家的草席上，一直到逝世。我将来也会睡在我女儿家里的草席上，直到逝世。这是我的心愿。

也许，这就是我看到美国报纸登出自己的照片后吓得要命的原因，也是我又开始向孩子们那边张望的原因。那里聚集的孩子们更多了，一起朝我们这边看，不知出了什么事。我寻找我的女儿，想要看到她，哪怕只看她一眼。在越南，我们像保护自己的身体一样保护着家人和亲戚。灶王爷见此一定会表扬我们，夸我们如此小心翼翼地呵护自己的家人。我们都非常尊敬死者的灵魂，供奉比我们先到极乐世界的亲人，还有我们周围其他死人游荡的灵魂。我们尊敬各位神灵。我们还敬重鼓舞世界的精神和意志。我拭目以待，看这些灵魂能把我带到哪里去。

女儿小花出现了。她现在长高了，体态从女孩儿变成了女人，头发是晒干了的烟叶的棕色，不是黑的，而是像加工好了的烟叶的棕色。我不知道那时为什么只注意她的头发。她的头发很长，颜色和所有人都不一样，既不像我妻子，也不像我。女儿站在驰哥女儿身后，向我这边瞟了一眼，然后又望着瞪着龙头的小女孩儿。

斌老爹仍有些担心。“你觉得美国会有人看到这幅照片然后想起你来吗？”

“这样的人不少呢。”我把目光转向光老爹，想起这位老人即便就这样双手拿着报纸也很心酸。斌老爹明白了我的话。我也能理解他的问题。他的意思是：在你过去的生活里，是否有其他人会认出这是他们的儿子、丈夫或兄弟，并为此感到难过？

我感到妻子在我身边有点坐立不安了。我想她也听出斌老爹话里有话，并对他有些恼火。这件事让她担心，怕引出来另一个女人。我知道我必须得说清楚了。但我又看了一眼小花，她正凑到桌子前，拿起龙头，转过身对着驰哥的女儿，于是有那么一会儿我能够看到她的脸。阳光照在她的脸上，脸上各个部位都因为像我而显得轮廓分明。她有高高的眉骨，迷茫的圆眼睛，高鼻梁，大嘴巴，头发既不黑也不黄。我心里为她感到一阵难过，就好像她继承了我身上不健全的细胞，让她成了畸形孩子，生来就有畸形脚、裂脊柱和心脏病。

女儿用双手把龙头高高举过头顶，然后又慢慢放下来。她的头发、眉毛和龙结合在一起。她的眼睛、鼻子、脸和嘴都变了。她长着明亮的大眼睛，喷火的鼻孔，血红的双颊和绿色的眉毛。驰哥的女儿拍手笑着。龙头又放了下来，冲着驰哥女儿张开嘴，好像要吼叫似的。

我看斌老爹还在等我往下说。于是，我望了望其他人，又望了望小桃。小桃把脸微微扭过来对着我，但低垂着双眼。我心想：“我与你同床共枕将近二十年，多少次抚摸过你的身体。你身体那些柔软顺滑的部位现在都变得粗糙了，可我仍然喜欢，甚至还爱上这种粗糙感。老婆，我也不想打开过去的记忆，但这是我现在住的村庄，千万双眼睛曾看见我穿过一块田地，而现在另一个国家的目光也都朝我这儿看。”

过去的一些经历又回到了我的脑海中，我不知怎么表达。我还记得我们在美国的家有一座带全封闭门厅的房子，房前有几棵枫树，还有一块紧贴路边每星期都要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这些东西在越南这个地方从来没听说过。只有当没人的时候，我记忆里才闪现出这些东西，我才能毫无痛苦地想起它们。家乡的一切都值得保留在脑海里。那时候，每到夏天，枫树叶一动不动，街上一个人影，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我怎么对他们谈我的过去呢？越南人什么都能察觉到，甚至都能感觉到家里有亡灵的存在。围坐一圈的人们怎可能想象我过去的生活里就只有这么一点点美好的东西：枫树；门厅上新刷的油漆味，刚晾干了变成翠绿色，闻起来就像某些焕然一新的东西；秋千架上的链子吱呀呀地摆动，我用脚点着地，推动自己，把自己抛到空中，好像要飞走似的。

我一想起这些心里有些担忧。我害怕这些东西让我和这些越南人拉开距离。他们怎么会明白我的心呢？我恨我们之间的鸿沟。我想让另一个我溜进心里，但现在它要想完全占据我的心已是非常困难的了。我把过去背在自己的背上，只有我才能给它力量。这时，对面传来驰哥女儿的尖叫声和笑声，还有捂着嘴发出的大笑声，我不用看就听得出，这里有我女儿的声音。我知道不要再望着她们了，不能再盯着她们不说话了。

我从蹲着的地方站起身来，说：“对不起。”然后，我走出围着我的一圈人，既不看妻子，也不看我女儿，只是犹豫了一会儿，知道这里没有人再让我讲这件事了。他们越南人就这样。我顺着村里的小路眺望，看到远处的小山坡和山坡周围的树林，看见自己曾走过的那条路。就是在那儿，斌老爹第一次看到我疲惫不堪只想睡觉的样子。我朝着树林的方向走了一步，然后又迈了一步，走开了。

我走了好长时间。我爬上了山坡，然后进到一片散发着松木味的树林中，这是美国的味道，既是美国也是越南。那座带全封闭门厅的房子后面有个院子，院子里有两棵大松树，闻起来和这味道是一样的。一阵凉风袭来，我不禁发抖。这是我的胸膛在颤抖，是我的心在颤抖。这股凉风此时朝空地上的两棵大松树吹了过来。村里这片高地上的夜晚像美国的夜晚。虽然越南这个地方处处是稻田和悠闲的水牛，但到了晚上，有时也会很冷。

我停下脚步，在一个山包上坐下来，看着自己被太阳晒黑的手。我的皮肤虽然没有妻子的那么黑，也没有斌老爹和刚躲开的那群人那么黑，但已经和越南孩子们的皮肤差不多黑了。就是那种颜色。我的皮肤现在已变成越南孩子皮肤的颜色。我看了看指关节的黄色汗毛，又看了看胳膊，晒黑的胳膊上布满黄色汗毛。我似乎又坐在了门厅的秋千上，就坐在正中央，两只胳膊绷得紧紧的，两条腿刚刚触到地面。我双手紧紧抓住秋千板，有那么一会儿耳边只有头上吊链的咯吱声：我推一下，秋千吊链便吱呀一声，一声又一声，似乎把我荡起来是件痛苦的事。秋千虽然能把我荡到空中，但终将还要落到地面，永远也荡不出这个门厅。我停了下来，坐在地上。那所屋子里静悄悄的，但我知道我得进去了。尽管极不情愿，但我还得进去。

斌老爹在叫我回屋。他们所有人都在叫我进去。他们不过想让我把心里的秘密说出来。但我要走进的是家乡那所房子冷冰冰的大门口。令我担忧的是，战后地球那边人们还没摆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痛苦。我一旦走进去，可能就再也不能回越南了。我坐在那儿，等待着，冻得哆哆嗦嗦，心里一点主意也没有。

但我不能老这么呆坐在林子里，于是站起来往回走，又回到村里。我经过一个菜园，看见三个女人戴着尖斗笠在干活。我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也跟她们的孩子很熟。我还经过了驰哥、光老爹及其他人的家门口，他们的孩子我也都认识。最后我停在仙姐家门前，闻到她家厨房飘来的烧柴火的味道和烧香的味道。龙头已摆在家门口了，散发着新刷的油漆味。她家大门也散发着新刷的油漆味。村里人一个接一个来了。仙姐先到的，随后是斌老爹，其他老乡也跟进来。反正村里所有人都来了。妻子领着女儿小花也来了。可是，她们娘俩刚进门就要退出去。我冲她们摇摇头，示意她们不要走，然后对着围成一圈的乡亲们点点头。

小花依偎在我身旁，旁边是她妈妈小桃，我知道她仍然忐忑不安。女儿扬着脸来望着我，然后又转过脸去。我弯下腰，她的头发散发出雨水的味道。那味道来自我们院里的雨水缸，我们按当地的习俗用雨水洗头。我们相信，祖宗仍在我们身边，仍需要我们敬拜，并把他们供奉在家里，好让香火传下去。我来到这儿后，有了这个孩子，现在这个村家家和睦生活美好。这里保佑我们的有小桃家祖先咖啡农的魂、烟农的魂和伐木工的魂，还有我们家服装商的魂、报社记者的魂和银行家的魂。我们两家亲朋好友的魂都到了这个地方，在我家集合，一起享受我们供奉的香火和祷告。我们两家的结合归功于我的孩子。正是因为有了她，这两个不同的家人能在这里融合到一起。而且，这两家人到了遥不可见的天国才惊奇地发现他们其实早已走到一起了。

我对他们说：“在我小时候，每年过年时灶王爷都会从我美国的家升上天，他对众神仙说：‘这家人有很多孩子，每天晚上睡觉时都感到害怕，因为他们身上部分皮肤的颜色变得和太阳落山后越南高地的天空一个样。于是他们天天祷告，连最小的孩子——一个男孩——也如此，祈求能够逃过这场战争。这些孩子相爱相亲，都祈求其他人能逃过这场浩劫。但他们知道，此事如果真要发生，他们将无一人幸免，他们家的香火将断，世上将再也看不到他们的祖宗。’”

说到这儿，我停住了，周围的人们都对我敬重地低下头。他们明白了，没再说什么。于是，我们三人站起身来走了。那天晚上，我在黑暗中躺在草席上，身旁的妻子也没睡着。我能听到她轻轻的抽泣声。我对她说：“我那边生活中没有女人。”听完我的话，妻子温柔地呼了一口气，呼吸也慢慢顺畅了，身体如同我第一次抚摸时那么顺滑，我闭上了眼睛。

从此以后，我经常回想自己在越南躺过的这个地方，想着那里的咖啡树是怎么长大的以及生产烟叶的过程，在那另外一种生活里，我曾经在清晨悄悄从家里溜出去，周围除了我空无一人，心里清楚自己总有一天会逃走，而待在屋里的人们喝着咖啡，抽着烟，读着那张报纸。

译后记

发生在1955至1975年之间的越南战争无论在越南人民的心灵上，还是在美国人民的心灵上都留下了一处抹不去的伤痕。自1975年以来，有关越战小说、诗歌以及戏剧在美国出版了近八百余部。美国越战文学作品的大量涌现使得文学界的一些专家学者甚至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的三十年称为后越战时期的美国文学。在这期间，越南战争及其后果理所当然地成了美国作家的重要素材，其中最著名的越战作家有罗伯特·斯通、梯姆·奥布莱恩、博比·安·梅森以及菲利普·卡普托等等。正如美国查尔斯顿学院英文教授苏珊·法莱尔教授所言，美国越战文学已从涓涓细流变成了滚滚洪涛，在美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

美国文学批评界对越战文学的关注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首先在美国文学界引起反响的是1976年菲利普·卡普托的《战争的谣言》、1977年迈克尔·赫尔的《派遣》和同年罗恩·科维克的《生于七月四日》，因为这三部小说讲述了那些怀揣理想和英雄梦的美国军人在越战中所经历的真实感受。战争的残酷和恐惧以及美国理想的泯灭使这场战争中的参战人员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美国批评家们普遍认为，美国越战文学的重要意义主要是对美国社会、政治、文化以及价值观进行了重新审视。美国著名越战小说家梯姆·奥布莱恩曾经说过，战争故事并非只讲战争，最终谈论的仍然是人心。美国越战文学属于战争文学，同时也属于伤痕文学。美国所有经历过越战的作家力图通过创作来抚平美越双方人民心中的创伤。美国越战文学也是暴露文学。它不仅揭示了人类世界的残酷和黑暗，同时也展现了人类的正义感和对世界和平的渴望。译者通过译著《奇山飘香》想推出的是另一类经历过越战的美国当代小说家——罗伯特·奥伦·巴特勒。

罗伯特·奥伦·巴特勒于1945年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花岗岩市。父亲老罗伯特·奥伦·巴特勒曾是专业演员，后来成为圣路易斯大学戏剧专业教授。母亲是普通职员。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在西北大学读本科时选择了戏剧表演专业，一心想成为优秀演员。大学毕业后，他又改学戏剧创作，并取得了戏剧创作硕士学位。1971年，即美越战争末期，他应征入伍参加了越南战争，并在赴越前进行过一年的越南语培训，然后被派往越南作口译工作。与美国其他越战退伍军人作家不同的是，他赴越前能讲一口流利的越南语，并对越南文化及风土人情，乃至整个亚洲文化都有深刻的了解。他热爱亚洲文化传统，曾对采访过他的人说：“我第一天到那儿就能够流利地讲越南语。我爱越南，爱那儿的文化和人民。我的意思是一去就爱上了。”因此，越战的经历和对亚洲文化的了解使他的文学创作别具一格，能在其作品中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视角来审视这场战争和美国的价值观。

美国越战文学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新趋势，不再以参战军人为关注对象，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越战后果上，描述战争如何在美越双方军人后代心灵上留下的创伤和困惑。例如博比·安·梅森的小说《在乡间》、美籍越南作家鲍民（Bhao Min音译）的《战争的悲哀：一部北越小说》及罗伯特·奥伦·巴特勒的短篇故事集《奇山飘香》和其他作品。作为参加过越战的美国退伍军人作家，他的作品没像其他越战小说家那样把故事发生的地点定在军营中或战场上，以描写残酷的战争厮杀，军中腐败和人类种种暴行为主要内容。与众不同的是，作为美国人，他却用越南人的声音来讲述这场战争造成的恶果。在所有以越战为历史背景的文学作品中，他把时间和地点大多定在越战之后的美国，描写越战之后双方参战人员和普通美越百姓所经历的悲欢离合及对和平的渴望。而且，他在创作中尽可能摆脱冷战时期的敌对意识形态，用去政治化来展现人类普遍亲情、爱情、同情和良知，用人与人之间的似水柔情来冲淡越战的血雨腥风。他的作品充满了人情味儿。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艺术家如果真正身体力行，日复一日，锲而不舍走进潜意识，直面人生，毫不退缩，终将取得突破，进入另一种境界。身在这个境界里的既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既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红种人或黄种人；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穆斯林、犹太教徒、印度教徒或无神论者；既不是北美人，也不是南美人、欧洲人、非洲人或亚洲人。他只是人类的一员。”以其短篇故事集《奇山飘香》中的第一篇故事《投诚》和最后一篇故事《失踪》为例。这两篇故事主人公，一位是越共政委，一位是美国军人，投靠敌方均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出于个人原因。虽然他们各自政治立场和价值观不同，但在亲情和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上是一致的。在这两篇故事中，巴特勒先生想说的是，无论是你是何人，持何种信仰，人类情感和渴望都是一样的；共产党人是人，不是魔鬼，和美国大兵一样，有爱情，有亲情，同样渴望安宁和睦的家庭生活。

自1981年以来，巴特勒先生共发表了十七部文学作品：十一部长篇小说和六部短篇小说集。他的长篇小说包括：《伊甸园后街》（The Alleys of Eden）、《太阳狗》（Sun Dogs）、《骨肉同胞》（Countrymen of Bones）、《在遥远的土地上》（On Distant Ground）、《沃巴什》（Wabash）、《不分胜负》（The Deuce）、《他们低声私语》（They Whisper）、《大海湛蓝》（The Deep Green Sea）、《航天员先生》（Mr.Spaceman）和《合理警告》（Fair Warning）等等。其中六部小说，《大海湛蓝》、《伊甸园后街》、《骨肉同胞》、《航天员先生》、《他们低声私语》以及《在遥远的土地上》讲述的都是与越战有关的故事。如《大海湛蓝》描写的是一位参加过越战的美国大兵在战后又重返越南去寻找离散多年的越南妻子和女儿；不料，旅馆里接待他并与他同床共枕的导游竟是他失散多年的女儿。总之，他以越战历史为背景的小说讲述的不是战争留给两国人民的仇恨，而是对越战的反思和人间的离散伤情。如《奇山飘香》第一篇故事《投诚》中主人公讲的第一句话：“我心中没有恨。自己现在已差不多能肯定这点了。”

此外，巴特勒曾被美国评论家称为腹语大师和讲故事的高手，因为在作品中，特别是他的短篇小说仍继承着口头文学的传统，常用主人公的声音来讲故事，如同在和你拉家常或聊天，使读者与作品的距离非常亲近。珍妮·弗朗斯结束对他的采访后曾这样评论道，巴特勒先生最伟大的天才在于他能进入故事人物的脑袋里，让自己完全变成小说中的人物。巴特勒先生把小说人物脑袋里的声音称为“内心渴望的声音”。他认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渴望，因为人是有欲望的生灵。他还认为，艺术创作源泉来自人的梦想，小说就是探索人心灵深处渴望的艺术形式。他曾说过，“人是这个星球上有欲望的生灵”，文学作品的任务就是挖掘和表现人类内心深处最普通的渴望。为了展示自己的创作过程，他特意为自己录像，向他学习文学创作的学生们证明文学创作始于潜意识和人心底的渴望，告诉学生他是如何进入故事主人公的角色，听到他内心的声音。他作品主人公多为女性。虽然他是男性作家，但读者在阅读作品过程中听到的却是女性声音。无疑，巴特勒先生的这种创作技巧来自于他大学期间受过的戏剧表演专业训练。

巴特勒的作品体现了他的文学创作既现代又传统。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有故事的，而且故事情节安排奇特，人物心理也刻画得细致入微，不乏幽默感。他在创作中试图将意识流和现实主义细描手法结合起来。他在《从你梦想开始》中提出了自己的美学观点，并对现代主义意识流创作手法提出了批评。他指出，现代主义小说家只注重人物心理活动描写而忽略了人物的外在表现。他告诫艺术家们在创作中要像日本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那样，不要移开自己的眼睛，不要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他认为，人物的心理和情感反应必然体现在人的身体上。所以，他主张从细致地描写小说人物肢体动作入手来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对人的感观要进行“一刻接一刻”（moment-to-moment）的细描。他说：“艺术家不是思想家。我们是感受家（sensualists）。”而且他还说，我们内心的“情感存在于外在感观中”。他的写作手法类似影视剧本创作，一个镜头接着一个镜头，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而逐渐展开。所以，阅读他的作品让人觉得，他在故意放慢故事发展速度，用电影慢镜头方式跟踪小说人物动作的每一个细节，使人物每一个肢体动作都能体现出内心的情感和欲望。在他看来，艺术家的眼睛就是要捕捉人物身体的每一个动作。例如：在《投诚》这部短篇小说中，作者大段地描写了主人公惶恐不安的手和他吸烟的姿态。

巴特勒先生是位美国当代极具创新意识的作家，尤其在短篇小说创作上，不断更新写作手法，并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奖项。他的短篇小说集《奇山飘香》于1993年获美国普利策文学奖。除此而外，他的其他短篇小说曾四次入选美国一年一度出版的优秀短篇小说集，两次获全国杂志小说奖，两次获普什卡特文学奖，同时还获得过美国古根罕小说创作基金和全国艺术家基金。目前，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已成为美国乃至其他国家大学生文学阅读教材。一些作品正在被改编为电影、戏剧和芭蕾舞。正是由于在文学创作上的大胆尝试和不断创新，使得他成为享誉美国海内外的小说家和美国政府对外交流的文化使节。他的短篇故事集《奇山飘香》除中文以外，已在世界上被翻译成十九种文字。

《奇山飘香》短篇小说集是巴特勒先生的成名之作，共包括十七篇小说，大部分故事地点都设在美国南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附近的查尔斯湖地区。当人们询问他为什么把故事设在这个地方时，巴特勒先生答道：“假如我没到过南路易斯安那州，假如我没见到新奥尔良附近这个保存完好的越南社区，我可能还和以前一样，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想起要写这些离散的越南移民。南路易斯安那州和越南在气候和文化上都很相像，也许这些相似之处引发了这一切，但肯定是我在越南的岁月直接影响了这部短篇故事集的创作。”《奇山飘香》大部分故事人物是越战后流亡到美国的越南移民，其中只有六篇的故事发生地点设在越南。作为美国作家，巴特勒在这部短篇故事集里完全让自己沉浸在东方文化的叙事中，试图从东方人的视角来审视这场打败的战争和美国的价值观。他在这部故事集中，让越南人的风俗文化、古代传说、宗教信仰，以及亚洲人含蓄的情感表达方式一一跃然纸上。

例如短篇小说《格林先生》。作者在这篇小说中通过一只鹦鹉和主人的离散故事不仅讲述越南宗教和政治冲突、越南百姓在战争中的颠沛流离，同时也讲述了一个越南女孩的成长过程。再例如《鬼故事》。作者利用越南鬼文化讲述了一个人鬼情的动人故事。他的短篇故事集《奇山飘香》充满了对东方文化的憧憬和向往。《奇山飘香》中的故事除《一对美国夫妇》外大多短小精悍。它们既抒情又浪漫，而且故事的结尾大多美好而又圆满，非常贴近东方人的文学品味。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经历过越战的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上有革命领袖胡志明、南越共和军上校、越共政委、投机商人，下有酒吧女、妓女、饭店服务员和普通士兵。他们的故事透露出战败的沮丧、国破人亡的遗恨、挥之不去的乡愁、妻离子散的痛苦，以及文化身份的困惑。他们身在美国，住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附近的查尔斯湖，虽然这里有舒适的生活，还有片片稻田和人们头戴斗笠在田里劳作的身影，但心底仍不接受他乡为故乡，内心深处渴望的仍是叶落归根。

阅读完这部故事集后，你会悟出美国越战文学创作还有另一条新径。美国越战文学作品可以不是硬邦邦的，也可以没有杀气和血腥。罗伯特·奥伦·巴特勒著名短篇故事集《奇山飘香》经一年半时间，利用工作之余，在不断与作者商榷中，终于翻译成中文，使得这部故事集的语言增至二十种。我之所以翻译这部作品，不仅因为它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还因为，在几乎所有美国越战文学作品中，大多数作家谈的只是美国人自己对越战的真实感受，惟独亲身经历过越战的巴特勒先生没有这样做。这位大个子美国作家在这部故事集里不是屈尊而是弯下腰细心地聆听了我们亚洲人对这场战争的感受。

译者胡向华

于天津

2011年8月22日

[1] 唐纳休访谈，1972年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日间谈话节目，由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菲尔·唐纳休主持。

[2] 威廉·维斯特莫兰将军（1914—2005），空降兵出身，美国最年轻的西点军校校长，越南战争前期的美军驻越南总司令，用冷血的屠杀战略来对付游击战，美国人民得知后，在国内掀起反战运动，最终导致美国撤出越南。

[3] C-口粮是一种罐装预制的湿式口粮，最早是由美国陆军提出，在越南战争中也有使用。

版权信息

夏屋，以后

作　　者：[德]海尔曼

译　　者：任国强　戴英杰

总 策 划：黄育海

特约策划：蔡　耘

责任编辑：王静彦

封面设计：张志全

品 牌 方：99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红珊瑚手镯

飓风

索尼娅

某种东西的了结

巴厘岛女人

洪特尔—汤普森—音乐

夏屋，以后

暗箱

在奥德河的这一边

新时代精神背景下的尤迪特·海尔曼小说创作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献给F.M.和M.M.

My doctor says I'll be alright

But I'm feelin' blue

——Tom Waits [1] 《Had Me a Girl》

红珊瑚手镯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看治疗医师就搭上了那只红珊瑚手镯还有我的恋人。

那只红珊瑚手镯出自俄国，确切地说，出自彼得堡，已经上百年了。我曾祖母把它戴在左手腕上，它要了我曾祖父的命，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我没把握。没十分把握。

我曾祖母很漂亮，她随曾祖父去了俄国，因为曾祖父在那里给俄国人建炼钢炉。曾祖父在彼得堡瓦西里岛上给我曾祖母买了栋大宅子，瓦西里岛由大小涅瓦河冲刷而成，要是曾祖母在马利广场上的宅子里踮起脚往窗外眺望的话，大概会看见那条河还有宽阔的咯琅施塔得湾。然而我曾祖母不愿看到那条河和咯琅施塔得湾，不愿看到马利广场上高大漂亮的房子。我的曾祖母不愿往窗外眺望一个陌生的国度，她拉上厚重的红天鹅绒窗帘，关上所有房门，地毯吞噬了一切声响。曾祖母闲散地坐在沙发上，坐在沙发椅和有天盖的卧榻上来回晃着，思念着德国。马利广场上大宅里的光线昏暗朦胧，仿佛一种海底的光线，曾祖母或许想到过这异国他乡、彼得堡城，整个俄国不过是一个深沉的、朦胧的梦，她不久便会从中苏醒。

我曾祖父却跑遍全国给俄国人建炼钢炉，他建起立式焙烧炉、煅烧炉、火焰炉、反射炉还有利弗莫尔炉。他长期滞留在外，给我曾祖母写信，每当这些书信寄到时，曾祖母就把窗户上厚重的红天鹅绒窗帘稍稍朝边上拉拉，在一道狭窄的日光缝隙中读起信来：我要给你讲讲，我们在这儿正在建造的哈森克勒费尔炉是由几个马弗炉组成的，这几个马弗炉由垂直管道连接起来并通过炉箅火焰增温——你回想一下我在荷尔斯泰因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德国最北部与丹麦接壤的州。布洛梅荒野建造的那座坩埚炉，就是你当时特别喜欢的那座——这么一来哈森克勒费尔炉上的矿石启动后就装进最上面一个马弗炉，还有……读这些来信把我曾祖母搞得筋疲力尽，她已经回忆不起布洛梅荒野上的那座坩埚炉，但是能回忆起布洛梅荒野来，回忆起那里的牧场和平川，回忆起田野上的草垛子还有夏日苹果酒那甜甜的、淡淡的口感。她再度使房间沉陷进朦胧的光线中，疲惫地躺在一张沙发上，喃喃自语：“布洛梅荒野，布洛梅荒野。”这听上去像是一首童谣，像是一支催眠曲，听上去美妙动人。

这几年除了外国商人和他们的家眷外，在彼得堡瓦西里岛上还居住着许多俄国艺术家和学者，这些人少不了对那个德国女人、那个美人、那个浅黄色头发的冰清玉洁样儿的人有所耳闻，说是她就住在马利广场的顶端，几乎总是形单影只地待在屋里，就跟大海一般神秘、柔媚和沉静。艺术家和学者前来登门拜访，曾祖母用纤细无力的手指示意他们进来，她寡言少语，几乎什么也听不懂，在忧郁的眼睑下慵懒地、像是在梦中观望着。艺术家和学者在厚软的沙发和沙发椅上落座，深深陷进深色厚实的靠背、坐垫织物当中，女仆端上肉桂红茶还有越橘果子酱和黑梅果子酱，曾祖母在俄式铜暖壶上焐着自己冰凉的双手，疲倦得都无力打发走那些艺术家和学者。他们就这么待着，注视着我曾祖母，曾祖母连同朦胧的光线熔化成了某种忧伤的、美丽的、异乎寻常的东西，而正因为忧伤、美丽和异乎寻常是俄罗斯魂灵的精髓，艺术家和学者迷恋上了我曾祖母，我曾祖母由着他们去倾慕她。

我曾祖父长期在外，所以我曾祖母长期由着人去爱她。这事她做得小心翼翼、细心周密，几乎没出过差错。她在俄式铜暖壶上焐着自己冰凉的双手，在她一个个倾慕者炽热的心头焐着她那冰冷发抖的灵魂，她学会了从那种陌生温柔的语言中听出这样的话来：“你这所有桦树中最娇嫩的一株。”她在一线狭窄的日光缝隙中阅读那些有关熔炼炉、德维尔 [2] 式炉、烘焙炉的来信并在壁炉里把它们统统烧掉，她任由别人去倾慕她，夜来入睡前独自哼唱着布洛梅荒野的歌曲，要是她那些倾慕者探询地注视着她，她就含笑不语。

曾祖父答应很快就回来，很快就和她返回德国，然而他没来。

第一、第二、第三个彼得堡的冬天过去，曾祖父还总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忙着建炼钢炉，而我曾祖母还总在等待着她能回到故乡、回到德国。她给他往泰加 [3] 写信，他回信说很快就到，只须再走一趟，就最后一趟——然后就，然后就，他答应他们就启程。

他回来的晚上，曾祖母坐在她卧室镜子前梳理她淡黄色的头发，镜子前一个小盒里放着她的倾慕者的礼物。有格里高利送的胸针；尼基塔送的戒指；阿烈克赛的珍珠和丝绒带；耶梅利安的鬈发；米夏尔和伊佳的一些挂在项链上的小饰盒、护身符和银头饰。小盒里还有尼古拉·塞尔格耶维奇的那只红珊瑚手镯，手镯上六百七十五颗小珊瑚串在一条丝线上，咄咄逼人地闪耀着红光。曾祖母把梳子搁在怀里，极为舒缓地合上眼。她重新睁开眼睛，从小盒里取出红珊瑚手镯系在左手腕上，她的肌肤白皙。

这天晚上，她三年来第一次和我曾祖父就餐。曾祖父用俄语侃侃而谈，含笑端详着曾祖母，曾祖母双手合十放在膝间微笑相迎。曾祖父谈论着草原，谈论着荒野，谈论着俄罗斯的白夜，他大谈炼钢炉，还叫出它们的德文名称，后来我曾祖母点了点头，似乎全明白了。曾祖父用俄语说他还得再去一趟符拉迪沃斯托克，他边说边用手抓着吃派美尼 [4] ，拿手揩去嘴上的油，说符拉迪沃斯托克是最后一站，然后是打道回府的时候了，回德国，或者她还要在这儿待下去？

曾祖母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她听懂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个词，于是她把双手放在桌上，那只珊瑚手镯在白皙的左手腕上咄咄逼人地闪耀着红光。

曾祖父盯着那只珊瑚手镯，把剩下的派美尼放回盘中，在亚麻布餐巾上擦干净手，示意女仆出去，他用德语说：“这是什么？”

曾祖母说：“手镯。”

曾祖父说：“从哪儿弄来的这玩意儿，如果允许我问的话？”

曾祖母非常轻柔地说：“求之不得，你早就该问了。这是尼古拉·塞尔格耶维奇的礼物。”

曾祖父又把女仆叫进来，派她到他朋友伊萨克·巴鲁夫那儿。伊萨克·巴鲁夫来了，他躬腰驼背，一副萎靡不振、糊里糊涂的样子。都大半夜了，他还一个劲儿地抹着自己尚未梳理的头发，我曾祖父与伊萨克·巴鲁夫商量着，激动地在屋里到处乱窜，伊萨克·巴鲁夫徒劳地说着些宽慰人的话，一些令我曾祖母想起她那些倾慕者的话。曾祖母疲惫不堪地躺倒在那些柔软的沙发椅中的一把上面，把冰凉的双手放在俄式铜暖壶上。曾祖父和伊萨克·巴鲁夫说着俄语，曾祖母除了证人和彼得洛夫斯基公园外没再听懂些什么，女仆拿着一封信被支遣出去，钻进夜幕之中。天蒙蒙亮时，曾祖父和伊萨克·巴鲁夫就离开了宅子，曾祖母在柔软的沙发上睡着了，腕上戴着红珊瑚手镯的纤纤细手黯然无光地从扶手上垂坠下来，房间昏暗寂静得就像海底。

将近中午，伊萨克·巴鲁夫回来了，在行以繁多的屈膝礼和致哀之余告诉曾祖母，曾祖父在早上八点钟已经去世，尼古拉·塞尔格耶维奇在彼得洛夫斯基公园的小丘上一枪打在他心脏正中。

曾祖母等了七个月，于一九五年一月二十日，也就是在革命爆发的最初几天，生下了我祖母并收拾起她的箱子返回德国。据说她到柏林那趟列车是离开彼得堡的最后一趟，赶在了铁路工人罢工以及俄国与国外交通中断之前。当所有的车门关闭、火车头将滚滚白烟吐进冬日的天空时，在远远的站台尽头出现了伊萨克·巴鲁夫躬腰驼背的身影，我曾祖母看见他过来，命令列车员等着，就这样，伊萨克·巴鲁夫在最后一秒钟爬上了德国列车。在前往柏林的漫长旅途中，他陪伴着曾祖母，拎着她的箱子、帽盒还有手提包，不失时机地一而再、再而三向她保证他终生的感激之情。我曾祖母宽解地含笑注视着他，并不发话，她左手腕上戴着那只红珊瑚手镯，柳条筐中我那小不点儿祖母比之于我曾祖父来，在那时候就已经长得更像尼古拉·塞尔格耶维奇。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看治疗医师就搭上了那只红珊瑚手镯还有我的恋人。

我的恋人长我十岁，长得像条鱼。他长着鱼肚白的眼睛、鱼肚白的皮肤，像条死鱼。他整天就躺在床上，冷漠加沉默，感觉糟透了。他懒散地躺在床上，真要是发出声来，就这么一句：“我对自己没兴趣。”这就是我想要讲的故事？

我不知道，我确实是不知道。

我的恋人是伊萨克·巴鲁夫的曾孙，在他细细的血管里流淌着俄罗斯德意志的血液。伊萨克·巴鲁夫终生对我曾祖母忠心耿耿，可就是娶走了她的波莫瑞 [5] 籍女仆，他和她生了七个孩子，这七个孩子又回馈给他七个孙子，这七个孙子中的一个给他送上了他唯一的曾孙——我的恋人。在一次夏日风暴中，我恋人的父母淹死在湖里，曾祖母嘱咐我去参加他们的葬礼——说是彼得堡经历的最后见证人埋在了勃兰登堡那边的泥土里，连同他们一起还有她本人不愿多讲的故事。所以我参加了伊萨克·巴鲁夫的孙子和他妻子的葬礼，我的恋人站在他们的墓穴旁滴了三滴空虚的眼泪，我把他冰凉的手握在手中，他回家时，我与他同行，我估摸着或许能拿那些彼得堡的故事来安慰他，我估摸着或许他会把那些故事讲给我听，再重新讲上一次。

然而我的恋人就是一声不吭，而且什么都不想听。他压根儿就对一九五年那个冬日早晨一无所知，而就在那个早晨我曾祖母拦住了火车，好让他曾祖父得以逃脱，还是在最后的刹那间。我的恋人就这么懒散地躺在床上，真要是开口，就这么一句：“我对自己没兴趣。”他的房间里冷冰冰的，并且满是灰尘，正对着公墓，墓园不断地敲着丧钟，每次我踮起脚从窗户望去，就能看见新挖的墓穴、一束束丁香和一群群吊唁的人。我常常坐在房间一角的地板上，抱着膝盖轻轻地把结成了絮状的灰尘吹得满屋都是；对自己本人没兴趣，这真叫我吃惊，而我只对自己感兴趣。我观察着我的恋人，我的恋人在打量着他的身体，就好像他已经死去。有时候我们怀着敌意做爱，我咬他发咸味的嘴唇，我有种我挺瘦小的感觉，尽管我并非如此，我能够像是我已不再是我自己那样行事。光线透过窗前的树木照进来都是绿莹莹的，那是一种明亮如水的光线，一种像是湖边上的光线，尘絮就像海藻和海草一样满屋子飘荡。

我的恋人神情凄迷，我十分关切地问他是不是我不该去讲什么俄罗斯的小故事，我的恋人令人困惑不解地回答说这些都已经过去，他不想再听了，尤其是我不该拿自己的事与别的故事混为一谈。我问：“那你是有自个儿的故事了？”我的恋人说没，他没有，然而他一周去医生那里两次，他看的是治疗医师，他不准我陪他，拒绝给我讲涉及治疗医师的什么话，他说：“我说说我自己，就这些。”当我问他是否谈到他对自己没兴趣时，他充满轻蔑地盯着我一声不吭。

所以我的恋人沉默不语，要么就来上那么一句，我也沉默不语，开始考虑起这位治疗医师来。我的思维能力向来跟我的光脚板儿一样满是尘土，我想象起坐在治疗医师的诊疗室里谈论着自己，我没有我都应该说些什么的概念，从我跟我的恋人在一起以来，我确实有好长时间没说过话了，我几乎不跟他说话，他差不多从不和我交谈，他总是就说这么一句，有那么些瞬间，我都以为语言唯独是由这七个字构成的：“我对自己没兴趣。”

我开始满脑子想着那位治疗医师来。光是一想到在他陌生的诊疗室里的那种交谈，我就挺高兴的。我年方二十，无所事事，左手腕上戴着一只红珊瑚手镯，对我曾祖母的故事烂熟于心，我都能在想象中走遍马利广场上那栋昏暗、朦胧的住宅，我从祖母的眼睛里看见了尼古拉·塞尔格耶维奇，如烟的往事如此紧密地与我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有时候让我觉得就像是我自己的生平一样。我曾祖母的往事就是我的往事，可没有了曾祖母我自己的往事又在哪儿呢？这我不知道。

日子停止不动，就像是在水底下一样。我坐在恋人的房间，脚脖子上蒙得满是灰尘，我抱膝而坐，把头搭在膝盖上，用食指把一些符号画在灰溜溜的地板上，我神思恍惚地陷入到我也说不上是什么的东西之中，看来岁月就这么流逝着，我就这么延续着，对此我能说些什么呢？偶尔我曾祖母过来用瘦骨嶙峋的手敲门，喊着，我得出来跟她回家，她的声音像是从远方穿过包裹着房门的灰尘透进来，我一动不动，也不去回答她。我的恋人躺在床上用毫无表情的眼睛死盯着天花板，纹丝不动。曾祖母呼叫着并且拿我儿时的小名来诱惑我——小心肝、小胡桃树、宝贝小眼睛——她用瘦骨嶙峋的手坚韧不拔地敲打着门，直到我得意扬扬地喊了句“是你把我支到他这儿，你现在得等出个结果来”她才走开。

我听着她在楼梯上的脚步声越来越小，门上由于她敲打而扬起来的尘絮沉落下来叠成厚厚的绒毛，我凝视着我的恋人说：“你真的就不想听红珊瑚手镯的故事？”

我的恋人躺在床上一脸煎熬地转向我，伸开鱼肚白色的双手，慢慢叉开手指，他那鱼肚白色的眼球从眼窝中稍稍凸出，房间的寂静就像湖面上有人扔进了石子泛起层层涟漪。我给恋人看我的胳膊和手腕上的红珊瑚手镯，恋人说：“这种属角质珊瑚目，长有一米高的幼茎，还有钙质红色骨骼，钙。”

我的恋人说话咬舌头，说话慢慢吞吞而且口齿不清，像是喝醉了酒，他说：“它们生长在萨丁岛和西西里岛沿岸海域，的黎波里 [6] 、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一带都有，那儿的海水蓝得就像绿松石，很深，可以游泳和潜水，水温高……”他又从我面前转过身，深深叹了口气，双脚踢了两下墙，然后静静地躺着。

我说：“听着！我想讲讲故事，讲那些彼得堡的故事，有年头的故事，我要讲，好解脱出来，也好接着往前走。”

我的恋人说：“我不想听这些。”

我说：“那我就讲给你的治疗医师听。”恋人马上坐起身，急促地喘气，以至于几缕尘絮气流般地在他急忙张大的嘴里消失了，他说：“你跟我的治疗医师大概根本就没什么可讲的，想去谁那儿去谁那儿，就是不能去我治疗师那儿。”他咳嗽起来都波及到了光溜溜的灰白色胸脯，我禁不住笑了，因为我的恋人还从来没有一连说过这么多话，他说：“你大概不会和一个连我都不和他谈论我的人去谈论我，这不可能。”我说：“我不想谈论你，我就想讲这个故事，而我的故事就是你的故事。”是的，我们相互动起手来，我的恋人威胁要甩了我，他抓着我不放手，揪我的头发，咬我的手还又抓又挠。一股风穿堂而过，所有窗户突然大敞，墓园上的丧钟大作，尘絮像肥皂泡一样飘了出去。我推开我的恋人，狠狠拉开房门，实实在在地感觉到穷极无聊，当我走时，都能听见尘絮的轻柔落地声，我的恋人一声不吭地站在床边，还是那鱼肚白色的眼睛和鱼肚白色的皮肤。

治疗医师——就为了他我才失去了那副红珊瑚手镯还有我的恋人——坐在一间大屋子里的写字台后面，这间屋子真够大的，一直到这张写字台，到那后面的治疗医师和这前面的矮椅子几乎是空荡荡的。房间地板铺着柔软的海蓝色、深蓝色地毯。在我走进他的房间时，治疗医师庄重、坦率地注视着我，我朝他走去，有一种直到最终伸手触摸到他写字台前那把椅子时，我还得朝着他走上好久好久的感觉。我想到往常都是我的恋人坐在这把椅子上，并且围绕着他自己——围绕着什么呢？——在述说着，我觉得有点儿沮丧。我坐了下来，治疗医师向我点点头，我也点点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我等着开始，等着开始交谈，等着他的第一个问题。治疗医师也凝视着我，直到我垂下目光为止，但他什么也没说，沉默不语，他的沉默叫我想到了什么。异乎寻常的寂静，某处我看不见的钟表在滴答作响，风在高大的房屋周围穿梭回旋，我看着我两脚中间海蓝色、深蓝色的地毯，烦躁不安地揪着红珊瑚手镯的丝线。治疗医师叹口气，我抬起头，他用那支针尖一般细的铅笔笔芯轻轻敲击着光洁明亮的写字台桌面，我尴尬地笑了笑，他说：“您有什么事儿？”

我吸口气，抬起双手又放下，想说我对自己没兴趣来着，我在想，这是撒谎，我只对自己感兴趣。就这个？也就是说根本就没啥？只是疲乏无力，还有空虚无聊、平静无奇的日子，一种像是鱼在水中的生活和没头没脑地失笑？我是想说我身上有太多给我的生活带来苦恼的故事，我在想，我要是跟我的恋人在一块儿就好了，我吸口气，治疗医师马上张开嘴睁大眼，我在扯着红珊瑚手镯上的丝线，线断了，六百七十五颗红得咄咄逼人的小珊瑚流光溢彩地在我干瘦的手腕上绽开。

我死盯着我的手腕，傻了，手腕白晃晃的，光着；我死盯着治疗医师，治疗医师往后靠着坐在椅子上，铅笔这时平行搁在他面前的写字台边上，双手合拢放在膝间。我用手蒙住脸，从椅子上滑落在海蓝色、深蓝色的地毯上，六百七十五颗珊瑚四散撒满了整个屋子，它们从来没有这样咄咄逼人地闪着红光。我在地上到处乱爬，把它们一粒一粒捡起，珊瑚珠在写字台下，在治疗医师脚下，在我碰着它时，他稍稍往回缩了缩，写字台下光线昏暗，然而红珊瑚却是光彩熠熠。

我想到了尼古拉·塞尔格耶维奇，我在想，要是他没送给我曾祖母这些红珊瑚就好了，要是他没射中我曾祖父的心口就好了；我想到了躬腰驼背的伊萨克·巴鲁夫，我在想，要是他没离开俄国就好了，要是曾祖母没有为了他而把火车拦下来就好了；我想到了我的恋人，那条鱼，我在想，要是他不再老是不吭声就好了，那我现在就不会非得在治疗医师的写字台下面来回乱爬了。我看见治疗医师的裤腿、合拢的双手，都能闻到他身上的气味，我一头撞在了写字台桌面上。我在写字台下面搜集着红珊瑚，又爬到亮处，接着满屋爬，右手捡起珊瑚搁在左手里，我哭了起来。跪在柔软的海蓝色、深蓝色的地毯上，我看着治疗医师，治疗医师看着我，是从他坐着的椅子上看，还合拢着双手。我左手满把都是珊瑚珠，可是四周围还是在发光闪烁，我在想，我怕是得花一生的时间才能捡起所有这些珊瑚；我在想，恐怕我永远都捡不完，这辈子都不行。我站起来，治疗医师俯身向前倾，拿起桌上的铅笔说：“今天治疗就到这儿。”

我把红珊瑚从左手倒腾到右手，珊瑚发出一种悦耳柔和的响声，像是发出一阵浅笑，我举起右手猛地把红珊瑚甩向治疗医师，治疗医师缩成一团，红珊瑚噼里啪啦地打在他的写字台上，连同这些珊瑚珠一起，整个彼得堡、大小涅瓦河、曾祖母、伊萨克·巴鲁夫和尼古拉·塞尔格耶维奇、柳条筐里的祖母、恋人、那条鱼、伏尔加河、卢加河、纳罗瓦河、黑海、里海还有爱琴海、波斯湾、大西洋都在噼啪作响。

世上的海水涌到治疗医师的写字台上，形成巨大的绿色波涛，把他从椅子上卷走，水势猛涨，高高托起那张桌子，翻滚的浪尖上又露出过一回治疗医师那张脸，然后就不见了，海水翻滚着、冲击着、轰鸣着、上涨着，一股脑冲走了那些故事、那片死寂和那些珊瑚，把它们冲回海藻林中，冲回贝壳礁上，冲回到海底深处。我透了口气。

我又去看望过一次我的恋人。我知道，他挺着毫无血色的肚皮黏在湿漉漉的床上。光线昏暗得跟在湖底一样，他头发上缠满了尘絮，还在微微颤动。我说：“你清楚珊瑚在海底时间太长了会变黑的。”我又说：“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然而我的恋人再不会听我的话了。

飓风

这游戏叫“自己—这么—想象—一种—生活”。如果傍晚坐在岛上布伦托那儿，就可以玩这种游戏。得要抽上两三支烟，品着兑了可乐的朗姆酒，不错的是膝上还依偎着一个熟睡的岛上孩子，头发有一股海沙味儿；还得是晴空万里，最好是星光灿烂；天气得炎热才行，大概还得是闷热。这游戏叫“自己—这么—想象—一种—生活”，它没什么规则。

“你想象一下，”诺拉说，“你自己想象一下。”

收音机里一天有三四次飓风报道。卡斯帕说，要是每小时报道一次的话，情况就严重了，那就会敦促岛上居民到专门防护区里去，德国人可以让大使馆安排飞往美国。卡斯帕十分坚决地说：“我不离开岛。”他决意留下，他估计整个斯托尼和斯诺夫山冈的人都会到他那里去避难。这个岛屿位于热带凹地低气压区，诺拉和克里斯蒂娜坐在让骄阳烤干了的游廊木板上，出神地自言自语：“热带凹地，热带……”

天气酷热难当，厚重的白云在青翠的山峦上纹丝不动。气象学家命名为“贝尔塔”的飓风在加勒比海遥远的海面生成，它没有移动，像是在积蓄能量来对付古巴、哥斯达黎加，来对付这个岛屿。

“卡特打了罗薇，”后来诺拉给已经回城的克里斯蒂娜写道，“卡特打了罗薇，罗薇也打了卡特，亲爱的克里斯蒂娜，并不真的是你的错。卡斯帕话说得太多，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削着些木头鸟儿，真该让我哪怕能独自待上一回，最亲爱的克里斯蒂娜，你不在让我好惦念你……”克里斯蒂娜盘腿坐在厨桌旁读信，信纸里纷纷扬扬落下来些沙子，她奇怪事情总有个效应，纵使她远离那个海岛，也还是感到倦意浓浓。

卡斯帕清楚克里斯蒂娜吻过卡特，就在她在岛上的最后一个夜晚。他们开着吉普下山，去了斯托尼山冈。“你就带我们到布伦托广场吧，好吗？”克里斯蒂娜央求着，眼睛睁得大大的。卡斯帕叫人给说动了，他喜欢克里斯蒂娜把布伦托的店面——荫蔽在面包树下那间村里的小木板屋——称为“布伦托广场”的说法，在那儿可以喝上栗色朗姆酒，单买克雷文A牌香烟，老年人锲而不舍、全神贯注地玩着多米诺骨牌。从布伦托的收音机里传出拖得长长的、尖尖的口哨声，他们开着吉普下山，去了斯托尼山冈，云彩移到一边，让出空旷辽远、繁星点点的天空。

布伦托有了台新冰箱，克里斯蒂娜适宜地向他表达了钦佩之情，然而却又是心神不定，总是一个劲儿紧张地往外盯着茫茫暮色，朝林中空地边上卡特坐的长条椅那边望去——“他坐在那儿呢，还是没坐在那儿？”

卡斯帕很清楚卡特是在那儿坐着，卡特总坐在那儿，可卡斯帕还是说：“不知道！”并且对克里斯蒂娜那股怯生生的犹豫劲儿幸灾乐祸。克里斯蒂娜心烦意乱，忙不迭地喝着栗色朗姆酒，扯了扯诺拉的衣裙，然后就钻进暮色当中，被吞没掉了，接着她白白的、从竹条椅上吊下来的摇晃着的双腿又被人辨认出来。

“因为他用打火机发出喀嚓声。”她后来说，对自己的联想力颇为得意。而卡斯帕则又想起她脸上流露出明显的、倾心于某物并且与某物融为一体的那种苗头来。后来他和诺拉想回去时，喊了声她的名字，她起先根本没答话，几分钟后应了声“啊？”。是用一种还没完全睡醒的、软绵绵的声音说的，她从长椅上跳下来，默默地坐进吉普里，卡斯帕清楚她吻了卡特还给他许下了种种天晓得是什么样的诺言来，觉得很是不爽。

但是诺拉和克里斯蒂娜是第一回上岛。卡斯帕不失时机地天天提起这茬儿，还独自唠叨着，过了一周诺拉嘀咕了一句：“卡斯帕，够了吧现在。”

“你们老是这么大惊小怪的，”卡斯帕说，“对个芝麻大点儿的事儿惊讶个没完，什么快瞧，番石榴，什么看呀，夜空，真可笑。”

克里斯蒂娜困倦地在吊床上打个哈欠，说：“卡斯帕，你在这儿太久了，你就生活在这儿，这是有区别的。”而卡斯帕仿佛打了胜仗般地发话：“所以我得说：诺拉和克里斯蒂娜是第一回上岛。”

卡斯帕不再大惊小怪。番石榴、芒果、番木瓜、大如小孩脑袋的柠檬、椰子、欧菱、藤本植物、杜鹃花。像青蛙一样蹦蹦跳跳穿房而过的蜘蛛，最小个儿的蝾螈，还有毒蜈蚣。阿奇果长得像苹果，吃起来味道像煎鸡蛋。芒果是从中间切开然后用勺子舀着吃。“你们渴了吧？”卡斯帕怜悯地说，从园子里拿来一个欧菱，剖开，把乳白色的汁液倒在杯子里。“真棒，”诺拉说，扮出个平生第一遭的表情，还来了句，“卡斯帕，别监视我。”

克里斯蒂娜把什么都攒起来，椰子壳、黑贝壳、阿奇果核儿、棕榈枝、火柴、蝴蝶翅膀。“你拿这干什么？”卡斯帕问。克里斯蒂娜说：“那还用说，拿给他们看呗，家里的。”卡斯帕答道：“这些他们不感兴趣。”

卡特在诺拉和克里斯蒂娜来了以后几乎天天都去卡斯帕那儿，这的确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卡特常来，他和卡斯帕有交情，在农场帮忙，然而这种坚韧不拔劲儿——卡特眼下每天上午踏上去卡斯帕家那多石陡峭的山路，纵然热浪滚滚，背囊里装着芒果、番木瓜、柠檬，默默地把水果放在厨桌上然后坐到游廊上去，骤然陷入到静止状态中去——让卡斯帕大为惊讶。他观察起卡特，卡特后仰着坐在蓝色游廊椅上，眼睛像通常那样半闭着，大麻吸得太多，用拇指开了关、关了又开地把打火机摆弄得喀嚓直响，一边在观察着诺拉和克里斯蒂娜。她俩依旧无动于衷，什么也没有察觉出来，天很热，她们俩太亲密了，感觉不到一个陌生人所费的心思。早上她们喝不加糖的纯咖啡，一连抽上五支克雷文A牌香烟，缠着卡斯帕讨欧菱汁喝，总要干点什么事儿，沿着草地跑，跑得没了踪影。卡斯帕觉得被撂在一边而怏怏不乐，诺拉倒是该给她自己多留点时间才对，毕竟这是她来访的动机呀。他说：“那时候。”他说：“你还知道。”他说：“我们，我们那时候在城里。”多奇怪的话，克里斯蒂娜嘲讽地扬了扬眉，诺拉往一边看。

“是有过那么一次，卡斯帕，”她说着吻了他的脸颊，她大概是想要一种新的友情，大概根本就什么都不想要。

“你们到底为什么来这儿？”卡斯帕接着问。诺拉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你邀请了我们。”或是说：“因为我有兴趣见见你，看你怎么在这儿生活，你是不是有了变化。”

“我变了吗？”卡斯帕问，“我来到这儿是为了改变我自己？”他不知如何回答，感觉受到了伤害，被撇在一边。

诺拉和克里斯蒂娜天天开着吉普下山去港口，然后去随便哪个海滩。“卡斯帕，一块儿去吗？”卡斯帕还是待在了山上，卡特也一样，他刚开始压根儿就没被问过，他动也不动地待在蓝椅子上。“那好，回头见。”诺拉的声音中听不出一丝一毫的失望，她驾驶着吉普沿着草场盘旋而下，开到狭窄的沙土路上，克里斯蒂娜夸张地挥手告别，有两三分钟时间还听得见发动机声，接着就只剩下一片寂静。

卡斯帕躺到吊床上，透过网眼观察起卡特来，这位正收回左脚，把右脚往前挪，挠挠头，又重新一动不动地坐着。他一直要待到傍晚，直到诺拉和克里斯蒂娜回来，待到吃完饭以后，估计还会睡在这儿，他昨天就已经这么做了，睡在厨房的旧沙发上。卡特睡在卡斯帕家倒是新鲜，这并不打扰卡斯帕，岛上的居民你来我往，到谁家也不会被问，待上一两天又走了，这都司空见惯了。卡斯帕大可到布伦托家，躺在他床上，在那儿待上个四天再回家，布伦托什么也不会去问他。卡斯帕也不问卡特，但是他想要知道卡特是不是对克里斯蒂娜或者诺拉想入非非了，对克里斯蒂娜？

克里斯蒂娜和诺拉从旁注视着卡特吃饭，卡特以一成不变的面部表情在吃着所有东西，脑袋微微向盘子前倾、斯多葛斯多葛派，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流派，主张恬淡寡欲、坚忍式地将叉子—朝着—嘴里—填送。他的左手伸展开放在桌上，右手握叉，他什么都吃，不动声色，从不发话，说这个不错或者是那个味道吃起来有点儿怪什么的；“他吃是因为饿了，”克里斯蒂娜想，“因为吃饭就是抑制饥饿而已，没别的。”她一旁看着他，有时他用一双细小的眼睛盯着她看，直到她垂下目光为止。她给他往盘子里盛米饭、阿奇果和腌鱼，她喜欢给卡特往盘里盛吃的。

一天天傍晚漫长无边，克里斯蒂娜后来变得心神不定起来。诺拉躺在吊床上摆弄着笛格利杜 [7] ，往夜幕中吹奏各种悠长、低沉、颤动的音调，就这么她能消磨上好几个小时，也不会叫克里斯蒂娜搅乱了她。克里斯蒂娜双臂抱胸在游廊上晃来晃去，烦躁不安、闲得发慌。“卡斯帕，你为什么在这儿生活？”

卡斯帕站在草地上给杜鹃花浇水，克里斯蒂娜靠到离他两米远的廊柱上，一脸专注。卡斯帕不喜欢这种问题，不喜欢克里斯蒂娜那种焦虑不安，尽管如此他还是说：“我想是因为我在这儿幸福吧，比在其他地方更幸福，我觉得。”

“为什么呢？”克里斯蒂娜说，想听个究竟，旋即感到无聊。

“你看看周围。”卡斯帕说，直起身来，指着热带丛林、大海、群山映照如火的晚霞，山下海湾港口里朦朦胧胧橘黄色的灯火。克里斯蒂娜跟随着他的视线，卡斯帕想到她来的第一个晚上是怎么抱着膝盖懒洋洋地坐在游廊上凝视着夜色，确实看了好久，非常平静。

“是呀，”她现在固执地说，“是呀，我明白。可你总得有点若有所失吧，就说我吧，像秋天、雪花、四季什么的。你就不是本地人，我是说你总还是对城市有所怀念吧，你的朋友，你从前的住所，这一切——你就不怀念吗？”

“不，我不怀念这些。”卡斯帕说，嗓音夹着恼火。

克里斯蒂娜慢慢从游廊上滑下来跟在他身后。

“这儿的人都聊些什么呀，卡斯帕，我不想一辈子都不得不去聊些番木瓜树和面包果，聊什么芒果、性、孩子。”

“你不必非得这么着。”卡斯帕说，克里斯蒂娜来了句：“那还得作选择。”转身顺着草地往下面跑了。

“克里斯蒂娜。”卡斯帕在她后面喊着，这算一种和解的尝试，“明天滑翔员来！”克里斯蒂娜呢，早没了人影，回喊了一句：“那该死的飓风什么时候来？”

滑翔员一大早就来了，但是岛上的住户还是先于他到齐了。他们肯定是在天刚破晓时就上了路，因为当滑翔员驾驶着红色小轿车徐徐开到山上时，斯托尼和斯诺夫山冈的村民都已集合完毕坐在游廊上，一声不吭。“飞人。”卡特一如既往地坐在蓝椅子上大笑着说道，克里斯蒂娜斜眼偷偷观察着他，诺拉蹲在阴凉地上，抽着克雷文A牌香烟，喝着不加奶和糖的咖啡，滑翔员在草地上打开塑料罩，抽出杆子，汗流浃背，一个个地套着金属件。

天气酷热，太阳从天上直逼下来，几乎没有一丝风。卡斯帕自忖，这飞人怎么就想从这儿飞起来顺着山冈下去到港口，他把那个好大的出租车停车场选作着陆点。飞人戴上头盔，钻进一个像是睡袋的包里，“滑翔袋。”卡斯帕想。飞人现在看上去倒像是破蛹而出蜕变成另外一个物种之前的一只巨大的、发怒的昆虫。游廊上洋溢着克制的喜悦心情。

“飞人，飞。”诺拉轻声哼着，克里斯蒂娜蹲到她身旁咯咯直笑，几只老鹰在山冈上空盘旋，远处大海上一艘轮船在闪闪发光，卡特慢悠悠地赶走苍蝇闭上了眼，飞人起跑，草地在他的滑翔袋下簌簌作响，滑翔机升高，斯托尼和斯诺夫山冈队列中传出叽叽喳喳声，鹰在山冈上空翱翔，飞人猛地直起身，滑翔袋发出嘎嘎声，滑翔机飞了有四米远，随着一声沉闷的响声一头栽进草地边上的芦苇丛中。

有人起身进屋，克里斯蒂娜说：“我去冲个澡。”早晨变成了晌午，在不知不觉中，远处那艘轮船正驶向港口，诺拉站在厨房榨芒果汁和番石榴汁，把冰捣碎。克里斯蒂娜淋着浴唱着歌，坐在蓝椅子上的卡特耷拉着脑袋睁开了眼。那些岛上住户跟卡斯帕一起到房子后头去查看新添的山羊，山里吹来一股微风，飞人再次匍匐前进，滑翔机发出哒哒声升了起来，一米高，接着两米，闪着蓝光，往上升，呈一条优美的直线离开草地朝丛林滑翔而去，侧斜着飞，越升越高，只有卡特看着滑翔机消失，丛林上一对小小的机翼，阳光被一根金属杆挡住，瞬间闪了一下，接着就不见了，与蔚蓝色的大海融为一体。卡特看着那艘差不多已进港口的轮船，那艘将驶往英国的白色的运送香蕉的货轮。

“你得学着等待，”晚上卡特说，诺拉和克里斯蒂娜都有些失望，因为她们没看到飞人起飞，“即便是等一些不起眼的事儿。”克里斯蒂娜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卡特竟然跟她说话，这还是头一遭，她不知道自己此时是否应该认定这有点唐突放肆。她说：“这什么意思——不起眼的事儿。”卡特不答话，卡斯帕却笑起来说：“慢慢移动。像一艘海上的船。”克里斯蒂娜生气地离开了厨房。

电台把飓风报道提高到每天十二次，在哥斯达黎加实施了初步疏散措施，山下港口区的德国人与大使馆取得联系并登记前往美国的航班。飓风中心，卡斯帕说，倒是风平浪静。他购买乙醇、蜡烛、汽油、碘酒，还有创可贴、罐头肉和大米。

“要是飓风到了，”克里斯蒂娜犹豫不决地说，“那我就飞不回去了。”诺拉呢，她反正要多待一段时间，一言不发。

卡特等了十七天。在第十八天他从游廊的蓝椅子上突然一跃而起，一把抓住手拿笔和纸、嘴上叼着烟、正要进屋的克里斯蒂娜的手腕。

他说：“我喜欢你。”声音沙哑，就像是还没用过似的。克里斯蒂娜站住，用空着的手从嘴上拿掉香烟盯着他，他的睫毛呈一种不可思议的弧形朝上拱着，眼睛的虹膜由于吸食大麻都成了黄色，他的脸紧挨着她的脸，克里斯蒂娜打了个颤，他身上的气味不错。

卡特重复着：“我喜欢你。”克里斯蒂娜突如其来地笑起来，说：“是，我明白。”从他手中扬起她的手腕，跑进屋去。

卡斯帕说：“卡特有老婆孩子。”

克里斯蒂娜坐在他身旁的游廊上，赤着脚，像往常一样抱着膝，从芒果核上削下最后一块儿果肉，说：“我知道，布伦托给我说过这事。”

卡斯帕说：“知道了那你干什么？”

克里斯蒂娜撒手让芒果核落下，恼怒地盯着他说：“什么都不干。我该干什么——这我都清楚，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卡斯帕说：“他老婆叫罗薇，人不在这儿，两周前回她家去了，因为卡特和另外一个姑娘好上了。”

克里斯蒂娜来回掏着芒果，舔干净手指头，心不在焉地朝山下港口望去：“布伦托说卡特八成会否认这事儿。”

卡斯帕踢飞了她手里掉下来的芒果核，等着她发怒，然而克里斯蒂娜毫无反应，果核落到草地上。卡斯帕说：“和这没关系。”可能他对着克里斯蒂娜的耳朵喊就好了，他觉得她并没有认真听他讲。“罗薇本来打算一周后就回来，可她直到今天还没到，卡特在等，不管他撒谎还是没撒谎，他可是在等着，你明白吗，等着她和他的孩子。”

“等着不起眼的事儿，”克里斯蒂娜挖苦地说，接着突然一脸天真吃惊状直愣愣看着卡斯帕的脸，“他大概不会接她回来吧，对吗？”

“不会，”卡斯帕说，“这不——符合常规，他决不会去接她，可是他还是在等，如果她来了，他就回家。”

克里斯蒂娜从草地里捡出芒果核，感到胃里一阵抽搐，说道：“他说，他喜欢我。”

“我知道，”卡斯帕说，站起身，“你就是他们在这儿所说的一个白种女人，不是说你，说的是你的肤色，你可别瞎掺和。”克里斯蒂娜耸耸肩，把头贴到膝盖上。

装运香蕉的货轮停靠在码头上有一个星期了，卡斯帕思忖着，这样拖延停留时间是否也跟飓风报道有点儿关联；香蕉早已装载完毕，可水手们还是闲待在码头上，他们刷洗甲板，在阴凉地上躺着，一动不动，闷不做声地坐在酒吧里。他们像是蒙古人，和爱斯基摩人差不多，脸庞又圆又黑，眼睛乜斜。诺拉和克里斯蒂娜坐在栈桥边，挨着白色巨轮往上看，尽管烈日炎炎，上面甲板上的水手还穿着带兜帽的红色套头工装裤。

“这帮人驶往哥斯达黎加和古巴，”克里斯蒂娜说，“路过美国去欧洲，我真想坐这么一艘船旅行上一回，马上就走，我们可以问问他们能不能带上我们。”

诺拉没吭声，朝上看着那些蒙古水手，想仔细看清他们的眼睛，克里斯蒂娜把头依偎在诺拉肩头，觉得眼泪就要掉下来了。

“哎呀，克里斯蒂娜，”诺拉说，“在这儿叫作度假，叫作旅游，明白吗？没别的什么。你收拾你的箱子，三四个星期后再把它腾空。你来了，待下来，又走了。叫你难受的根本是其他什么东西。你就要飞回家了，快了，我们可不坐运送香蕉的船去古巴去哥斯达黎加。”

“你一块儿走吗？”克里斯蒂娜问。诺拉说：“不，我想，我在卡斯帕这儿再待上些时间。”克里斯蒂娜从侧面端详着她，然后说：“到底是为了什么？”一边眯起了眼睛。

诺拉耸耸肩：“可能是我同情他？可能是我觉得过去的事应当感谢他？可能是我觉得他需要有个伴儿？我不清楚，我无非就这么待着。”

克里斯蒂娜重复着：“你无非就这么待着。”接着笑了，说：“贝拉封特 [8] 的《再见，牙买加》，这首歌你熟吗？伤心地说，我已经上路，好长一段时间不再来。”

“我的心沉落，我已经混乱不堪。”诺拉唱着，咯咯笑起来，“卡特，和卡特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克里斯蒂娜说，“我来了，待下来，又走了，那能会是什么呢。”

卡特傍晚挨着克里斯蒂娜坐到游廊上时，卡斯帕和诺拉起身进屋并把身后的门拉上，克里斯蒂娜吃惊地朝他们转过身，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卡特默默地坐在她旁边，克里斯蒂娜也沉默着，她往下面看着草地，丛林里亮起灯光，几乎一点风都没有。克里斯蒂娜感觉卡特的手放在她头上，他解开她扎头发的皮筋儿，稍微有点疼，她的辫子散了，头发垂落在肩上，卡特把一绺头发绞在手指上，再轻轻捋平。克里斯蒂娜脖子和胳膊上起了鸡皮疙瘩，卡特把手放到她颈背上，克里斯蒂娜头往前倾，闭上眼睛。卡特的手在她颈背上轻轻使劲，克里斯蒂娜一阵眩晕。“就一夜。”卡特说。“不，”克里斯蒂娜说，“不行。”她站起来从他那儿拿回扎头发的皮筋儿，卡特低声笑着，伸开手掌轻轻拍了下自己的大腿。诺拉和卡斯帕两人一声不吭、神情紧张地坐在厨房里。“多谢了，”克里斯蒂娜说，“谢谢，这真是大可不必，扯淡。”她砰的一声猛地把身后的房门碰上，还推上了门闩。

“真走运。”卡斯帕说。诺拉问：“谁走运，克里斯蒂娜还是卡特？”

两天后罗薇来了，她突然出现在山冈边儿上，然后就站在了那儿，两个女人陪着她，一个在她头上撑着一把白色阳伞，另一个抱着孩子。罗薇站着一动不动，朝上看着那栋房子，卡特坐在蓝色的游廊椅子上，像往常一样半闭着眼，不好说他究竟是不是在看她。诺拉和克里斯蒂娜正在去沙滩的半道上，停住脚站在吉普车旁看着罗薇，“就是她。”克里斯蒂娜心想，奇怪地有一种气短的感觉。中间那个女人在罗薇头上撑着阳伞，固执地往高伸，罗薇固执地往上盯着那栋房子，两臂交叉在胸前，并不打算走近一步。卡特倒像是能挺得住，诺拉和克里斯蒂娜默默地站着不动。后来卡特起来从游廊纵身跳下，一脸愠怒，僵硬地朝罗薇走去，五步、七步、十二步，克里斯蒂娜数着，他正面站在罗薇跟前。

白阳伞微微晃动，罗薇说了些什么，卡特在回答，他们面对面站着。“她说什么了，她到底说什么了？”克里斯蒂娜喃喃自语。诺拉嘀咕了声：“我没听懂！”

卡特转身回房子去了，罗薇扭过脸盯着诺拉和克里斯蒂娜。“她在给我们念咒呢！”诺拉低声说，掐了一下克里斯蒂娜的胳膊，克里斯蒂娜感觉她的心狂跳不已。罗薇一把抓过阳伞，啪的一声合上，这几个女人扭着屁股，就像她们来时一样突然又没了影。

卡特坐到蓝椅子上。克里斯蒂娜每隔五分钟就上游廊一趟，围着他来回转圈子，给杜鹃花浇水，清嗓子，把椅子移过来挪过去，拿些欧菱进屋。卡特没反应，他就这么坐了两小时光景，然后站起来招呼都没打就奔房子后面去了。克里斯蒂娜明白，他这是抄近道去斯托尼山冈，就是那条道，那条只能用大砍刀开路前行的小道，而且他是一肚子火。

这种游戏叫做“自己—这么—想象—一种—生活”。傍晚坐在布伦托那儿，坐在通往店铺的台阶上，在暮色苍茫中佐以香烟和一杯加可乐的朗姆酒可以玩这种游戏；抱着个熟睡的、鬈发中还散发着沙滩气味的小家伙可以玩这种游戏。诺拉想象的是站在用旧了的木头柜台后面的布伦托，克里斯蒂娜选择了卡特，他自打罗薇到了以后就不再坐在卡斯帕的游廊上，而是和一些老年人坐在一起玩起多米诺骨牌来，或者远远坐在林中空地边上的竹长椅上。

“你来想象一下，”诺拉说，“想象一下，那是你的孩子，抱在你怀里，漫长、炎热的一天下来孩子困了，卡特是你丈夫，他玩几把多米诺骨牌，还喝上几口朗姆酒，你在轻轻摇晃着孩子，等着他结束；然后你们一起回家，穿过斯托尼山冈的马路，那儿没路灯，只有星星在你们头上，卡特抱着孩子走在你前面，因为他整天都在田头干活，当然是非常壮实，你们穿过夜色，进入丛林，有时他还得用大砍刀辟出一条道儿来，这叫你怦然心动。”诺拉大口喘气，克里斯蒂娜双脚不停擦地，急不可耐地说：“接着说！”

“所以呢，”诺拉说，“你俩当然互不搭话，你该去跟卡特说些什么。他是最棒的宰羊高手，最强的干活人，他在山里边有间小屋，褥子底下压着一点儿钱，这就够了，你和他在一块儿非常幸福，这也是因为村上的女人都为他而妒忌你。如果你们到了你们的小屋，就送孩子上床睡觉，然后你们房事一番，摸着黑，很可能是这样，接下来你睡着了，天亮又是不同的一天，而你也忘记了你都干过些什么。”

克里斯蒂娜抽着烟，用心听着，注视着卡特，他在玩多米诺骨牌，有时还抬眼对她抱以有那么一丝攻击性味道的微笑，诺拉在她腿上蚊子叮咬的地方用唾沫抹着，兴致勃勃地挠着痒，说：“快点儿，该你了。”

“一旦我们都走了，”克里斯蒂娜说，“你就给布伦托送上一个吻，关上收音机，拉下百叶窗，一切变得清静下来。你们撤去酒杯，还有朗姆酒，盘点当日挣的钱，你们合计着是不是下一步要买个冰箱或者真的就买台小电视机。布伦托是个好男人，他卖朗姆酒、香烟、面包、膏药、纸和笔，大伙说他床垫底下有一大笔钱，这你会一清二楚的。布伦托脾气好，从来没跟人打过架，大伙还说你能治得了他，不管怎样——他非常爱你，而且特别爱你的头发和你喉结下面白白的小浅坑。你们把鸡轰出屋，牵狗进来，再抽支烟，然后熄灯，我觉得，你俩是睡在店铺里头就这么小的行军床上；那孩子，我知道，是睡在柜台下边靠右的格层里，布伦托紧挨你的后背躺下，胳膊搂着你，你睡着了，一切——很美满。”

诺拉笑了，克里斯蒂娜用肩膀碰了碰她，她怀里的孩子轻轻喘着气，睡梦中还舞动着双手。

飓风从哥斯达黎加擦肩而过，毁坏了一些酒店设备，引发了大潮，有两个渔民因此丧命，接着飓风移至外海，停在距该岛北部两百公里处。克里斯蒂娜坐在山冈脚下观察着远方的一线天际，电台继续一天十二次播送着飓风报道，岛民们说，各俱乐部的游客几天前都已经走光了。使馆打来电话问卡斯帕要不要订去美国的机票，卡斯帕拒绝了。他心神不定，农场田里的活儿比平时干得少了，他修理起屋顶和百叶窗，往地下室搬运欧菱和椰子，住在斯托尼和斯诺夫山冈的人头顶篮子把这些东西存放在屋里。

“我想叫它来，”克里斯蒂娜坐在山脚下说，用手挡着眼睛，天空白花花的，万里无云，“真该诅咒，我想叫飓风来。”

“真该诅咒，要是来了的话，你会吓得屁滚尿流。”站在她身后的卡斯帕说，他端详着她的脖颈子，都晒成了棕色，肩膀上正在脱皮。“你会号啕大哭，高声尖叫。一场飓风不是什么引起轰动的头号新闻，飓风是灾难性的，你想叫飓风替你做所有的决定，但别拿损害这个岛为代价，也别搭上我。”

克里斯蒂娜朝他转过身去，显得大为吃惊。卡斯帕脸色铁青，咬着嘴唇。

“听着，”克里斯蒂娜低低地、忿忿地说，“你到底在那儿说些什么？”

“我跟你的航空公司通过话，”卡斯帕回以颜色，“你两天之内飞走根本不成问题，他们还会飞到周末，你到家后才会出事。”

克里斯蒂娜没答话，她光脚板下面的草硬撅着，挺扎人，我倒是想有上一副像卡特那样的脚掌，她想着，就像一层甲壳，走哪一步都不会感到疼。诺拉站在游廊上观察着她，克里斯蒂娜一动不动，诺拉转身进屋。

毫无疑问克里斯蒂娜吻了卡特，就在最后那天晚上。卡斯帕不愿去布伦托那儿，可克里斯蒂娜要去，诺拉也要去，于是他们开车上路。卡斯帕驾驶着吉普沿着满是石头的山路往下开，明晃晃的大灯光柱在黑漆漆的夜幕当中叫人毛骨悚然，一只大个儿夜蛾在挡风玻璃上撞了个稀烂，克里斯蒂娜抓住诺拉的手。山冈下孩子们在布伦托那儿刚刚踢完球回来，上了年纪的男人围坐着玩多米诺骨牌，布伦托有了一个新冰箱，卡特见不到人影。

克里斯蒂娜觉得有些焦躁和沮丧，神经质地盯着所有黑肤色的脸庞看，一个劲儿喝着栗色朗姆酒，急急巴巴地喝。“好漂——漂——漂亮的冰箱，布伦托。”布伦托笑着，很是得意，把所有的可乐都放进冷冻格，一会儿工夫就冻成了鼓鼓的褐色硬块。“卡特在那儿吗？”克里斯蒂娜问，央求地看着卡斯帕，他没答话，诺拉猜他坐在竹条椅上，那儿还确实坐着个人，一个人影子，认不大清楚。

克里斯蒂娜喝着朗姆酒，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她真是不能专心去听谁在说什么，夜幕中不时传来打火机清脆的开启声，直到第四次响声时克里斯蒂娜才醒过神来，于是朝竹条椅那儿跑去——“卡特？”卡特露出白白的牙齿，克里斯蒂娜坐到他身旁，气喘吁吁，心里怦怦直跳，靠在他身上，什么都没说。

诺拉和卡斯帕待在林中空地外围店铺前灯火通明的台阶上，布伦托忙着他的冰箱，孩子们蹲在诺拉周围，拉着她长长的、不带卷儿的头发。

“你还来吗？”卡特问。克里斯蒂娜马上说：“来。”毫不费力地撒谎，依偎着他，想要搞清楚他身上到底是什么味儿——煤油、泥土、朗姆酒、大麻？都不熟悉。老人们把他们的多米诺骨牌噼啪作响地摔在桌上，有个孩子爬到诺拉膝盖上。生活范围是按人的圈子分开的。克里斯蒂娜摇晃着腿，后来卡特捧着她的头吻了她。她吃惊地发觉他的颌骨在亲吻时发出喀嚓喀嚓声，而那个“自己—这么—想象—一种—生活”的游戏就像一道光鲜的红纸条掠过她的脑海。她吻着卡特，心里在想，她的嘴唇配他的可有点太小了；卡特的颌骨喀嚓喀嚓地响个不停，一边吻着她一边睁大眼睛往店铺那边东张西望，当布伦托站起来时，他放开了她。卡斯帕转过身和布伦托交谈，诺拉悄悄伸长了脑袋，克里斯蒂娜明白她现在想要在竹条椅上看出点儿名堂来。

“要是你再来的话，那就都是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了？”卡特问。克里斯蒂娜回答道：“当然就是我们俩的时间了。”她又说起谎来，还考虑到了这个海岛，而且是重新加以考虑。她会住在卡特家还是别的什么地方？那罗薇呢？还有卡特的孩子呢？是来四个星期还是五个星期？她吻着卡特，用手指小心翼翼地触摸着他的掌心，杯子里剩下的朗姆酒喝起来有点发甜，在嗓子眼儿里火辣辣的。克里斯蒂娜头昏脑涨地想着在家里喝朗姆酒和在岛上喝完全是两码事。听到卡斯帕喊她的名字，卡特紧紧抓住她不放，连这次也没闭上眼。接下来克里斯蒂娜挣脱开来，回应着喊了声：“啊？”用的是一种她自己都觉得陌生的嗓音。卡特也没说“再见”，她从长椅上跳下来，坐进吉普，卡斯帕用充满责备的目光盯着她的脸，她转过身去。

送她去机场的出租车清晨四点钟来，直到三点克里斯蒂娜还总是觉得诺拉会睡眼惺忪地站在房间里——“克里斯蒂娜，我现在还是一起走吧。”

但是诺拉没来，克里斯蒂娜坐在沙发上，睡着又醒过来，风在房子里四周回旋，现在再去开门，又坐到游廊上——卡特的蓝椅子上？——已经不可能了。克里斯蒂娜给诺拉写了张条子塞进笛格利杜。四点钟出租车的大灯光柱摸索着爬上山来，太阳在海上快要升起，快了。克里斯蒂娜把背包整齐地装进后备箱，坐到副驾驶座位上，系上安全带。出租车司机困得不想说话，只问了声：“机场？”克里斯蒂娜点了点头，闭上眼。

飓风与我们擦肩而过，后来诺拉给克里斯蒂娜写道，现在终日艳阳高照，我们吃光了卡斯帕的应急大米，卡特惦念着你，还说你不久要再来，我说——是。

索尼娅

索尼娅很韧，我指的不是那种“像枝条一样柔韧”，不是身体上的，索尼娅很韧——脑子里边的。这难以说清，可能在于——她允许我做任何一种转换，允许我对她自身特征产生任何一种可能的愿望。她会是个无名之辈，会是一个矮小的缪斯，会是一个那种当街邂逅、经年之后以一种强烈的失之交臂的感觉浮上心头的女人；她会是无知但又坦诚、玩世不恭但又深思熟虑，她会是雍容华贵、仪态万方，有那么些瞬间，她又是个小妮子，一脸苍白地裹着件棕色大衣，地地道道无足轻重；我觉得，她之所以如此之韧，因为她原本微不足道。

我是乘火车从汉堡到柏林途中遇见索尼娅的。在看过费蕾娜后，我正在归途中，我和她度过了八天时间，深深爱上了她，费蕾娜有张樱桃小口和染黑的头发，每天早晨我都给她编成两条粗大的辫子。我们在港口散步，我在她身旁蹦来跳去，喊着她的名字，轰赶着海鸥，觉得这些海鸥真是妙不可言。她拍船坞、驳船还有小吃亭，她滔滔不绝，老是在拿我打趣。我唱着“费蕾娜，费蕾娜”的调子，吻着她的樱桃小口，满心欢喜回家去工作，满手沾的都是她的头发味儿。

那是五月天，火车穿行在勃兰登堡边区，黄昏斜影下的草地绿色浓郁。我离开车厢隔间去抽烟，外面，走廊里，站着索尼娅。她抽着烟，右腿抵着烟灰缸，我走到她身边时，她不由自主地把肩膀往前耸，有点儿不大对头。这种情形司空见惯——汉堡到柏林某处一列城际高铁的狭窄过道上有两人要抽烟，偶尔并排站在一起，但索尼娅却是拿着一股不近情理的拗劲儿在往窗外呆视，就像是听到空袭警报时摆出的架势。她一点儿都不漂亮，在这最初的一瞬她与漂亮相去甚远，她就那样站着，穿条牛仔裤和一件太短的白衬衣。她留着齐肩的顺滑的金发，面庞是这么异样和老派，真就像是十五世纪圣母像中的一幅。一张狭长的、几乎是瘦削的脸庞。我在一旁观察她，感到不舒服而且还真有点恼火，因为对费蕾娜性感的回忆脱了节、错了位。我点上支烟，边抽边往走廊后面走，有一种跟她咬耳朵说上句下流话的需求，当我转身回隔间时，她正看着我。

一句嘲弄的话掠过我的脑海，大致是说她竟敢盯着我看什么的。火车发出嘎啦嘎啦声，后面隔间有个孩子又哭又闹。她的眼睛没什么特别，似乎是绿色的，不太大，两眼挨得特别近。我压根儿什么都没想，盯着她，她回头看我，没有色情，没有调情，没有表情，但有的是一种严厉和率直，这叫我真想朝她脸上一拳打去。我朝她走近两步，她有那么点儿苗头似的微微一笑，接着我进了我的隔间，拉上身后的门，都差点儿背过气了。

天黑时列车停靠在动物园车站 [9] 下了车，我有种奇特的轻松感，自负能嗅到这座城市的气息。天热，站台上满是人，我乘电梯下到地铁站，尽管没去寻找，我还是发现了她。她在我前面三四米处，右手拎一个不大的红帽盒，她的后背在提出唯一的敦促和要求。我咬咬牙对她视而不见，在一家出售报刊的咖啡馆旁站住脚去买烟和晚报，可她靠到我身边说了声：“叫我等着。”

她不是在问，一边看着地就直截了当地来了这么一句，语气一点儿都不难为情，倒是坚定十足，且稍稍有些沙哑。她很年轻，大概就十九或是二十岁，我的不快消散了，轻蔑感解除了，说了声：“行。”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买完烟和报纸，我们挨着朝地铁走去。车来了，我们上车；她沉默不语，搁下她那个傻得可笑的帽盒，就在这种场面变得快叫人难堪之前，她问了声：

“你从哪儿来？”这回是个名副其实的问题，我差点说我看我在汉堡的女朋友来着，可因为某种原因却说：

“我和父亲钓鱼去了。”

她愣愣地盯着我的嘴，我没把握她是否真的用心在听，忽然间我弄明白了她是存心要套住我，她肯定在这之前就见过我，可能是在汉堡，也可能是在柏林。在我初次注意到她之前她就对我了如指掌，当我站到她身旁抽烟时，她就把肩膀往前一耸，那就是说她已经开始行动了。她早就算计好了这种局面，早就知道会是这种样子，此时此刻她让我感到毛骨悚然。我提起背包挎到肩上，说：“我得下车了。”她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敏捷从帽盒里取出一支笔，把什么写到一张纸条上并塞到我手里——“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没有回答，没有告别就下了车，把那张纸条塞进兜里没扔掉。

这年五月天气暖和阳光明媚。我起得早，在画室里起劲干活，给费蕾娜写了数不清的信。她极少回信，但有时打电话给我讲上些事儿，我也就享受着她的嗓音还有她的无忧无虑。我住的后院椴树开花了，我和一帮土耳其半大小子踢球玩，心里思念着费蕾娜，没感到痛苦。天一黑我就出门，这座城市像是处在一种短暂的心醉神迷之中，我去喝酒跳舞，是有让我动心的女人，可我就在那时想到了费蕾娜，便独自回家。

两周后我在上衣里摸到了索尼娅的纸条。她用大大的、圆圆的数字写下她的电话号码并在下面只写了她的名字，我自言自语轻声念着——“索尼娅”，于是就给她拨了电话。她接电话的劲头就像是两周来她一直坐在电话机旁，而且是什么都不干就在等我的电话似的，我无须自报家门，她马上就知道我是谁，我们约定晚上在一家河边咖啡馆见面。

我挂上电话，没什么好后悔的，又跟费蕾娜通话，兴高采烈地朝话筒大声嚷嚷我爱她爱得发疯，她咯咯地笑着说，三周后就来柏林；接下来我开始工作，口哨吹着《野姑娘》。我傍晚出发，双手插在口袋里，没有一丁半点的激动。

索尼娅晚来了半小时，在她踏进咖啡馆时，我坐在吧台边都要上了第二杯葡萄酒。她穿着一件非常老派的红丝绒连衣裙，我有些恼火地注意到她还引起了骚动，她足蹬超高高跟鞋，迈着急速的碎步朝我走来，说着“嗨”、“对不起”。我是有那么一瞬想跟她说我觉得她太不像话来着，还有她的打扮、她的不守时、她整个人，然而她却幸灾乐祸地笑起来，爬到吧台的高脚椅上，从一只微型双肩背包里翻出她的香烟来，我一肚子火也就化为了好笑，我喝着葡萄酒，给自己卷上了支烟，同样幸灾乐祸地笑起来，开始神侃。

我聊起我的工作、我的父母、我钓鱼的嗜好，我的朋友迈克还有美国；我谈起那些在电影院里把糖纸弄得刺啦乱响的人；谈论着弗朗西斯·培根 [10] 、波洛克 [11] 和安塞尔姆·基弗 [12] ；讲起丹麦，我后院那帮土耳其半大小子还有我母亲十年前曾有过的那个情人；大谈烹调羊羔肉和兔肉、足球和希腊；描述起基欧斯基欧斯（Kios） [13] 和雅典，描述着胡苏姆胡苏姆（Husum） [14] 的拍岸惊涛、挪威夏季的鲑鱼排卵。我好像都能把索尼娅侃得灵魂出壳，而她似乎也不去阻拦，她就那么坐在那儿，两手撑着脑袋，注视着我，烟抽得吓人，喝着唯一一杯葡萄酒。她足足四个小时在细听我讲，我确信她整个晚上一字未吐。在我精疲力竭时，我结了我们俩的账，祝她晚安，打了辆出租回家，一个梦没做酣睡了八个小时。

我很快就把索尼娅忘到了脑后，筹备起我的画展来。六月了，费蕾娜来到柏林，她把我的一堆押金瓶 [15] 送回商店，食品买了无数，厨房里摆满了一束束丁香花，随时准备和我上床。我工作时她就在屋里唱歌，把我的窗户擦得干干净净，和她汉堡的朋友成小时地打电话，老是跑进我的画室给我讲点儿什么。我梳她的头发，从各种角度给她拍照，并且开始谈论起孩子和婚事来。她个头儿相当高，走在街上男人都回头看她，她身上散发着奇妙的气味，这我可是当真说的。

月底我宣布画展正式对外开放。费蕾娜去了火车站接她的朋友，我在画廊不安地来回踱步，把末尾一幅重新又挪到别的地儿，觉得心烦意乱。费蕾娜快七点时回来了，顺着我那些画打发她那帮朋友。我离开画廊，想单独待上五分钟，走到马路的另一边，就在那儿，在一栋房子的入口处站着索尼娅。直到今天我都搞不清楚她是碰巧路过还是从哪儿听到了画展的消息，她只知道我的名字，而且关于画廊的事我可是只字未提。她站在那儿，看上去怒气冲冲，那简直是一种飞扬跋扈的盛怒，接着她说了：“你说要打电话的，可就是没打，我倒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事做得不地道。”

我的确被这种厚颜无耻弄得目瞪口呆，气晕了头，乱了方寸，说：“我女朋友在这儿，我不能把我掰成两半，我不愿意。”

我们相对而立，面面相觑，我觉得她真是不识时务。她的嘴角开始发抖，我有种感觉是有什么整个出了岔子，她说：“就算这样我能进吗？”我说：“能。”转身返回画廊。

二十分钟后她进来了。这时画廊里挤满了人，她一点儿都不显眼，可我还是马上看见了她。她带着一副非常紧张的表情，同时以一种竭力表现出的高傲姿态走了进来，显得极普通又极为敏感，她在找我，我注视着她，然后朝站在吧台边上的费蕾娜望去，索尼娅紧随着我的目光马上就明白了。我对吵闹没什么好怕的，似乎也没有发生吵闹的由头，尽管如此我还是清楚吵闹是可能的，但吵闹大概还不至于发生，这我心里同样也有数。我从后面看着索尼娅如何在我的作品前来回踱步，唯一显露她自我的是，她在每幅画前都驻足半小时。我坐在椅子上，观察着她，喝了大量葡萄酒，其间费蕾娜过来说了些什么“为你感到骄傲”一类的话。我感到很是受用，然而在这一切的后面我感觉到一种我并不熟悉的惶惑不安。索尼娅没再瞧我一眼，在最后一幅画前坚持了一刻钟后断然迈向大门走了。

七月里费蕾娜回了汉堡。我没对她感到厌烦，我肯定能和她过一辈子，可她走了后，厨房里一束束丁香花枯萎了，押金瓶又堆积起来，整个画室都闪烁着、颤动着尘埃，但是我并不因为她不在身边就惦念起她。这座城市一连好几个星期都沐浴在金灿灿的阳光中，天气炎热，我一丝不挂地躺在房间木地板上，凝视着天花板，就这样消磨上好几个钟头。我没心神不定，也没神经过敏，我就是累，处在一种少见的没情绪的状态中，可能正因为如此，我还是再给索尼娅打个电话吧，我其实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没个指望，但是呢，我的上帝，时值盛夏，后院里坐着些土耳其女人在韂鹅毛，白花花的羽毛还朝着我的窗户翩翩飞舞而来；我拨了索尼娅的号码，让它响了十下二十下，她不在家，反正她就是不接电话，我试了一遍又一遍，我差不多有了去折磨她、让她难受的那么一种偏执的兴致，索尼娅避而不见。

她避开了我几乎有四个月之久，直到十一月我才收到一张她寄出来的、经画廊转来的明信片，这是一张属于某个契诃夫协会的黑白照片，背面是参加庆祝聚会的请帖。

我把鞋擦得锃亮，许久都在犹豫着是穿皮夹克还是大衣，最后选了皮夹克，将近半夜时出了门，我有点发毛，因为知道这个聚会上我大概谁都不认识。我在索尼娅那时住的工业区瞎跑了好长时间，她住的那栋房子位于一台报废车辆冲压机和一家紧挨施普雷河的工厂之间，是栋出租用的灰色老房子，四层灯火通明的窗户下边一片漆黑。我跌跌撞撞地爬上楼梯，走廊灯坏了，我恍惚迷离于那愚不可及的浪笑声和油然生起的恼怒之间，突然觉得这一切叫人讨厌，但毕竟还是来到了上面。房门开着，有人把我领进走廊，那儿站着索尼娅，她倚墙而立，已是微醺模样，她一脸充满必胜信心的表情含笑注视着我，我也第一次觉得她挺漂亮的。她身旁站着一个身穿海藻绿加长连衣裙、一头红发多得都令人难以置信的小个子女人，索尼娅指指我说：“就是他。”

她请了约五十来个人，我肯定她与极少几个真的是朋友，但这已是众多来宾、外貌和个性的大杂烩，使得这栋施普雷河边上的租赁老房似乎在什么时候摆脱了现实，这种感受其实于我是陌生的，然而有时候——少之又少——是有些聚会让人难忘，而索尼娅的聚会就是这个样儿的。三四间几乎是空荡荡的房间烛光闪闪，什么地方还在唱着汤姆·韦茨的歌儿，我根本就没醉，可一切的一切却都——模糊不清起来。我进厨房拿了杯葡萄酒，接下来到索尼娅的各个房间去溜达，与大量稀奇古怪的人进行了大量稀奇古怪的交谈。索尼娅像是无处不在，不管我在哪儿，她都站在房间的另一头，也可能是我总待在她待的地方。她请来了一大帮崇拜者，至少她老是被不断变换的一群小青年簇拥着，而她大多数情况下都有那个红发女郎陪伴左右。索尼娅一杯一杯喝着斟得满满登登的伏特加，手不离烟；我俩都在与那些人闲聊，同时穿越房间在查看着对方。我相信，我们彼此都没说上一句话，这没必要，她像是觉得我人在那儿就挺好的了，能在她住所里四下走动、让她关注着我也让我很舒服。

也不知什么时候我看见她和一个古怪笨拙的大块头男人站在了房门口，她依偎着他，我感到胃部微微一阵痉挛，大概半小时后她走了，干脆就销声匿迹了。

窗前的烛光变得朦胧起来，我跑遍各个房间试图找到她，可她已经不在那儿了，小个子红发女人朝我走来，她的微笑与索尼娅几小时前的微笑如出一辙，充满必胜的信心，她说：

“她走了，她总是在快结束时先走。”那我也就干了我的葡萄酒，穿上皮夹克同样走人。我想，我是巴望她在楼下等我来着，我还感到有点儿冷，两手揣在衣兜里，可毫无疑问她没在等。施普雷河这时在晨曦中就像是钢铁一样，我顺着街道踉踉跄跄地走着，天冷极了，我现在都还清楚地记得我那时可真是怒气冲天。

打那以后我差不多每天夜里都见索尼娅。我又开始早起，喝上两壶茶，冲个凉水澡，开始干活儿，快中午时睡上一小时，起来后喝咖啡、看报，接着干。我同时处在一种对景物和色彩既狂热又清醒的亢奋之中；有种此前脑袋从来没有这么好使过的感觉。索尼娅晚上很晚才来，有时候她困得趴在我的餐桌上睡着了，可她总来，看上去总是那么的坚韧不拔。我给我俩做饭，我们一块儿喝上瓶葡萄酒，我收拾整理画室，而她穿着袜子蹑手蹑脚就跟在我身后。

我还真不清楚这档子事儿，即我让她进入我的住所和我的画室、她可以坐在我的餐桌边儿上还可以坐在我的众多笔记当中、我当着她的面洗印照片并勾勒些小幅素描，这些对索尼娅而言是种恩赐。她以她的方式诚挚有加地对待我，以一种几近宗教仪式般的虔诚踏进画室，以博物馆参观者所有的那份虔敬在我的作品前驻足，而她以一种像是受到接见的劲头坐到我的餐桌旁。她没妨碍到我，那是因为我其实当时还没意识到这一切；她没惹我烦，那是因为她太倔、太韧了点儿，我没发觉索尼娅这期间在我的生活中正挂上了钩、套紧了扣。对我来说她在这些夜晚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疲惫不堪的、对某种东西走火入魔的姑娘；一个以她不同寻常的方式陪伴着我的姑娘；一个坐在我身边仔细听着我的话，使我有了种装腔作势虚荣感的姑娘。

索尼娅从不发话，几乎是从不开口。直到现在我对她的家庭、她的童年、她的出生地、她的朋友都一无所知；对她靠什么活、是否挣钱，或者是否有人养着她，她是否有职业上的打算，想要去哪儿、想干点儿什么都全然不知。有时她提起的唯一一个人就是那个我在她的聚会上见过的小个子红发女人，此外她没提到过任何人，更没有提到过男人，尽管我肯定这不在少数。

这些夜晚都是我在滔滔不绝，我就像是在自说自话，索尼娅倾听着，我们经常沉默不语，但这同样叫人惬意。我喜欢她对某些东西表现出来的兴奋和激情：对一场初雪，她就像个孩子一样不能自制；对一首巴赫的管风琴协奏曲，她在我的唱机上一遍又一遍从头重放；对土耳其式饭后咖啡；对每天清晨六点钟开出的地铁；对入夜观察我后院里那灯火通明的窗户里面的种种场景。她从我的厨房顺手牵羊拿上些像核桃、粉笔和自制卷烟这样一些小东西，并且像圣物一样收藏在她的大衣兜里。差不多每天晚上她都带些书来放到我桌上，孜孜筞筞地恳求我读这些书，我从不去读，而且拒绝她一再提出的谈论这些书的要求。每次她坐着睡着时，我会让她睡上一刻钟，然后以一名学校老师所保持的距离叫醒她，我换上衣服，然后我们出门，索尼娅紧紧抓着我的胳膊，被院子里面新下的雪上我们踩出的独一无二的脚印吸引住了。

我们从一家通宵营业的酒吧移至下一家，喝着威士忌和伏特加，有时索尼娅从我这边离开，坐到吧台边儿另外一个位置上，还装出一副与我萍水相逢的模样，直到我笑着把她叫回来才算完。她老受人纠缠，可总能脱身而且是以骄傲的神色又坐到我身边来，这于我完全是无所谓的事儿，由于她身上不同寻常的魅力我倒颇有点扬扬得意，我差不多是以从事科学研究的兴趣观察起她来。有时候，我在想，我倒是乐于见到她和这帮追求者中的一个溜之大吉，可她就待在我跟前，如此之久，直到户外熹微，我们眯起眼迎着朦朦胧胧的、一缕一缕的晨曦离开酒吧为止。我带她去汽车站等到车来，她上车，看上去微微发抖，还有些伤心，我挥了挥手就走了，满脑子又都是我的照片。

现在想来这些夜晚我确实幸福。我知道过去总是带有美好的色彩，回忆令人欣慰，可能这些夜晚也不过就是理智清醒加上玩世不恭式的轻松愉快罢了，可现在这些夜晚让我觉得是如此重要、如此难以挽回，以致让我感到痛心疾首。

这期间费蕾娜在旅游，她走遍希腊、西班牙、摩洛哥，寄来有棕榈海滩和骑骆驼的阿拉伯人的明信片，有时候还给我打电话。每当索尼娅碰巧在场时，她便起身离开房间；而每每在我发出叮当乱响声和挪椅子声好让她知道通话结束时，她才再度进来。费蕾娜对着听筒大喊，电话线路通常很差，一阵海浪涌一阵风声急的，就像是这么回事，而我得以借此替我突如其来的语塞打圆场。我没把费蕾娜忘到脑后，我想她，给她汉堡住所寄信寄照片，满心欢喜她打来电话。索尼娅和这一切毫不相干，要是有人来问我是否爱上了她，那我会感到吃惊不小，并且肯定会答上个——“不”字。尽管如此费蕾娜还是断定发生了些变化，她朝电话里叫嚷，说我跟她已无话可说，她要知道我和别的女人骗了她多少回，我不得不笑，她摔了电话。

一月份寄来了一张发自阿加迪尔 [16] 的明信片，上面告诉我三月底她要来——我开春来，她写道，然后待上段时间。我把明信片放到餐桌上，一直等到索尼娅看到它。我知道她老是不由自主地、并非过分好奇地翻看我写字台上的卡片和纸条。这天晚上我从门后留神看她，她倚门而立，观赏着一张照片，拿我那些粉笔乱涂乱画，卷上支烟，接着就看见那张正面印有燃放焰火的明信片，她读着，把明信片拿在手中；默默站着，然后朝我转过身，就好像她知道我在那儿站着观察着她似的。

“嗯。”我发话了，她什么都没说，简直就是在死盯着我看，我感觉到某种几乎像是恐惧般的东西。我们一同出门，一切都弄拧了，我有种亏欠感且又愤愤不平，有种必须给她把我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东西加以解释的感觉。这一夜她第一次睡在我这儿，我还从来没有亲吻过她、从来没有碰过她，夜里我们手挽手走在街上，也就不过如此而已。在我洗澡时她穿上我的一件衬衣，我回房时她已蜷伏在我的床上，牙齿还在格格打颤。天非常冷，我躺到她身边，我们背靠背地躺着，唯有我们冰冷的脚掌确实还轻轻碰了碰。索尼娅道了声“晚安”，她的声音柔和微弱，我感到受人关心，并不真切地有了些感动。我一点儿都没激动，压根儿就没想现在就和她同床共枕，然而，在从她安详而均匀的呼吸声中发觉她已经入睡时，我还是感到受了伤害，我好久躺着没睡，被窝里暖和起来，我非常谨慎地用我的脚去蹭她的脚。我还知道睡了她、抚摩她的乳房那简直无异于乱伦，我在考虑亲吻了索尼娅该会是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也进入了梦乡。

早上她走了，餐桌上放着一张撕下来的写着问候语的小纸条，我回到床上，穿上那件她在夜里穿过的衬衣。

她就这么又消失了。第二天晚上她没来，第三天也没有，我等了三个晚上，然后再度给她打电话，她就是不接，或者确实是不在家。我开始白天满城转悠，徒劳地坐在她有时提起过的那些咖啡馆里，成小时地站在施普雷河边那幢出租老房子前；她还是无影无踪。她窗户上没亮过一次灯，可门上写的还是她的名字，我有时为检查她是否回来过而放到门框下面的那张纸总是移动了位置，她是以她的方式躲避着我。到了三月，我对这种寻寻觅觅感到了厌倦，开始准备费蕾娜的到来。

我收拾起屋子，想清除掉索尼娅到访的痕迹，可实际上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痕迹可言，三个月与疲顿不堪的、着了魔似的、不起眼的索尼娅在一起空落落的什么都没留下，我徒劳地搜寻着，在生自己的气，破天荒第一次给我的朋友迈克打电话，我们去打台球喝啤酒，和好些个女的跳舞，一星期下来横扫全城所有酒吧，偶尔我试着讲上点索尼娅的二三事，接着就哑了——我到底该讲什么呢，这连我自己都没个谱儿。

三月底房顶上的残雪融化了，楼燕返回故里。我给土耳其半大小子们送了只新足球，还给自个儿剪短了头，我在等待着什么，一个晚上费蕾娜突然站在了门前，我也就此死了心。我心静如水，每天晚上挨着费蕾娜睡着，每天早上挨着她睡醒，我把她的头发编成辫子，送她一台加压浓咖啡机，她像是要待上一段时间，我也没问她多久。我干活儿，她满城逛，晚上我们去看电影，泡在河边的小咖啡馆里。费蕾娜把她的衣物挂到我的柜子里，开始在街口一家酒吧干活儿；每当响起电话铃声，她都去接。迈克说她差不多是他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姑娘了，我同意他说的话。一天一天的日子有了自身的固定节奏，我感觉良好，或许是高兴，肯定是非常平静。院子里椴树花开始绽放，夏季第一拨雷雨穿城而过，天变得炎热起来。只有很少的几次我有了走在街上被人紧紧跟随的感觉，我转过身，后边空无一人，然而这种刺激的感觉就是挥之不去。有些瞬间，我在渴望着什么，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甚了了，可能是件非比寻常的事，是某一类引起轰动的大事，是某种变故，然而这种渴望就像它出现时那样又迅速消失了。

七月里的一个上午我们骑车去施普雷河边上的露天游泳场，费蕾娜付了两人的钱，说是她喜欢水都喜欢得要发狂了，在我前面光着脚跑到躺满人的草地上去找空地儿，在一棵桦树稀稀落落的荫蔽下凯旋般地立定，铺开她的浴巾，坐到上面。紧挨着她坐着索尼娅。

我的心狂跳了有荒唐透顶的片刻工夫，霎时间我觉得这种狂跳肯定就是渴望中的变故，就是那种节奏中打的磕绊。我站着不动，从费蕾娜转到索尼娅身上呆呆望着，索尼娅从她正在读的书上抬起眼来，看着我，然后看着费蕾娜。

我说：“费蕾娜，我不想坐在这儿。”一边盯着索尼娅那张像是用一种奇特的方式撕裂开了的脸，她留了长发，蓝色泳装，棕色皮肤显得很是单薄，所有这些叫我极度抱歉；费蕾娜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这儿是游泳场能有的最好位置。”她像是什么都没察觉出来，我感觉到我的头在颤抖。索尼娅非常缓慢地站起身来，梦游人似的套了件红色连衣裙转身走开，费蕾娜还在念叨着什么，我听不懂她都说些什么，只是从她的声调中听不出丝毫怀疑的劲头来，于是我把我的包撂到她的包旁边，径直跟在索尼娅后面，在露天游泳场的出口处我追上了她，她迅速地、直挺挺地走着，从后边看就像是一根红色小短棍。我差不多是在飞奔，后来赶到她身边并抓住了她的胳膊，她的皮肤被太阳烤得滚烫，她把她那张极其严厉的脸转向我，说：“我们想见一面，对不对？”

她嗓音的语调与她当时在火车站说过的那句“叫我等着”如出一辙，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白痴一样完全乱了套，于是我说：“对。”她说：“这不就结了。”她脱开身，穿过大门走到街上，我在她身后看着，直到再也看不见她人影为止，后来我回到仰面平躺、晒着太阳、一无所知的费蕾娜身边。索尼娅在那儿坐过的青草都被压得七零八落，我呆呆地看着她留下来的两三支烟蒂，克制着失控的情绪。

我可没非得把费蕾娜打发走不可——这我可万万做不出来，我倒是可以偷偷去会索尼娅的呀——她是自己要走的。她宣称不想在我工作期间来打扰我，不论那会是个什么样子。她收拾起行李，酒吧那边辞了职，坐车回汉堡了。我觉得她有那么一阵子挺嫌恶我的，想看清楚弄明白我是爱她的，这种可靠性她拿到手了，于是就走了。我送她到火车站，感到浑身散了架似的，并且还少有地伤感，我说：“费蕾娜，随便什么时候。”她笑了笑说：“行。”

这个夏天是索尼娅的夏天。我们乘车出城去一个个湖上划船，我挥桨把索尼娅划过波平如镜、绿如芦苇的水面，直到双臂酸疼才歇手。晚上我们在乡村小店吃饭——火腿拼盘和啤酒——索尼娅的面颊红润起来，头发光鲜得像是照着太阳。我们乘火车回家，抱着所有索尼娅采集来的一束束野花。我很少工作，研究起周边地图来，想到所有图上出现的湖泊中去游泳。索尼娅总是背着塞满了书的背包，给我朗读，还一首一首地朗诵着诗歌。晚上很热，我们数着身上被蚊子叮的包，我还教她用草茎吹哨。夏天是由晴朗的、蓝色的一天又一天构成的镣铐，我钻了进去，并没有惊慌失措。我们在索尼娅的住所度过了许许多多的夜晚，从高大的窗户可以看见施普雷河，我们没睡在一起，没相拥亲吻，几乎都不碰对方一下，其实从来就没有过。我说：“你的床是条船。”索尼娅并不答话——老是那样——可她整个夏天就像个个头不高的优胜者。

七月底，我们坐在利贝克一个空荡荡的小火车站，等着夜车回城，索尼娅开口说了句：

“有那么一天你会跟我结婚。”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打死我手腕上的一只蚊子；天空略显红色，森林上方笼罩着一层蓝蓝的云翳。我说：“什么来着？”索尼娅说：

“是的，结婚，以后我们还会生儿育女，一切都会顺起来。”

我觉得她傻得叫人难以置信，觉得她又可笑又痴呆，恰恰是和索尼娅结婚并且和她生儿育女让我感到荒唐透顶的了，我说：

“索尼娅，这可真好笑，恰恰是你应该清楚这一点，我们该怎么办这事——要孩子？我们连一次都还没在一起睡过呢。”

索尼娅站了起来，点了一支烟，踢着小石子，两臂抱在胸前：“那好，就为这个目的我们马上就去办这事，就只为这个目的，这行，我清楚。”

我也站起来，有股子必须把个懵懂小儿调教得明白事理的情绪：“你整个一个神志不清，索尼娅，说这种蠢话是什么意思——一切都会顺起来？这叫什么？一切都顺着呢，所以我们不结婚。”

铁轨开始震颤，一声尖厉的呼啸在空中回荡，远方深处冒出一列火车。索尼娅左脚跺着地，把烟扔掉，不管不顾地迈步朝铁轨走去。她从站台上跳下，在砾石上跌跌撞撞地走着，最后叉开两腿站到轨道上。火车越来越近，我又坐了下来，索尼娅暴怒地吼着：“跟我结婚，结还是不结？”我不得已笑了，回了一嗓子：“最亲爱的索尼娅！结！我娶你，随你什么时候都行！”索尼娅也笑了，火车飞驰而来，空气中有股金属味道，我嘟囔着她的名字，极度虚弱惊慌，紧接着她从铁轨跳到站台上，火车隆隆驶过，然而她却说了句：

“我现在还不想，你知道。但以后会。我以后真会的。”

秋天我们见得比较少，后来她离开了一段时间。一天早上，她都穿上了冬天的大衣，站在我的门前说：“亲爱的，我得出远门，还想来杯茶。”

我叫她进屋，坐上水，她满屋到处走，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我问她去哪儿，她说她得工作，去上一个月，过后就回；她显然跟往常一样什么也不愿讲，我们一声不吭地喝茶，后来她站起来，牵着手把我拉起来拥抱了我。

我紧紧搂着她，确实抵御不住她的真诚。她说：“多保重。”然后走了。

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害怕而发生。我觉得我怕索尼娅，害怕突然之间迫在眉睫的那种和一个古怪的小个子女人一起生活的可能性，这女人不说话，不跟我睡觉，通常死盯着我看，大大的眼睛，对她我几乎一无所知，而我确实又爱着她，说到底还确实是这回事儿。

我有一种没索尼娅就不想活了的感觉，我觉得她对我而言出乎意料地必不可少，我因她不在身边而惦念她，担心她从此不归；然而同时除了让她永远滞留在外我又别无所求。

这个月刚过，我收拾起个小箱子去了汉堡，向大感意外的费蕾娜上气不接下气地求婚，她接受了求婚，我待了有三周时间，和她一起到我父母亲那儿并且宣布来年三月份举行婚礼。费蕾娜预定了前往圣菲圣菲 [17] 的结婚旅行，把我介绍给她那位可怕的母亲，还告诉我她可不改用我的姓。对我来说一切都无关紧要，我感觉自己就像个溺水者，但同样也是极度轻松，有种在最后关头摆脱掉了一个难以估量的危险的感觉，我以为我得救了、处在安全之中。我们就日后居住地点稍微争执了一番，费蕾娜希望我搬到汉堡，我说，不管结不结婚，就我而言大可一切照旧，后来我就回柏林了。

我信箱里没有邮件，画室内的画像以往那样落满了灰尘，几扇窗户都长上了蜘蛛网。没有索尼娅的消息，我主宰着局面，防止了最坏的情况发生，现在我要亲切友好点，是带着那种息事宁人劲儿的。我骑车去她住的房子，浑身是劲地踩着脚镫子。我冲上楼梯，还吹着口哨。她人在家，心不在焉但显然又是在期待着谁那样给我开门，然后微微一笑，说：“你挺好的，是吗？”

我们坐进一间跟别的屋同样几乎是空荡荡的大房间里，索尼娅紧挨写字台，我坐在靠窗的沙发椅上，外面的施普雷河已全都变成了褐色，海鸥在那台报废汽车冲压机的上空飞翔。索尼娅没问我都去过哪儿，对她出门也只字不提。她笔直地坐在桌子边儿，看上去有点忧心忡忡的样子，几乎是着了魔似的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我从容自若地大谈天气、我在冬天的种种计划和在国家画廊新的艺术展；我觉得自己底气十足。索尼娅提到她要在今年十一月再办一次聚会，我说我很乐意来，她僵硬地笑了笑。“你和我一起去吗，在春天？”她突然问道，而我呢，那个整段时间几乎是以充满期待的喜悦心情在等待着终于能说这事的我呢，把事先都准备好的话表达了出来，响亮地、明确地、字正腔圆地，而且特别彬彬有礼地说：“这不行，我要跟费蕾娜结婚，就在三月。”

这一来她就轰我走。她站起来，伸直的胳膊指着房门，接下去她说：“出去。”

我说：“索尼娅，别这样，什么意思？”但她却重复着：“出去。”并没变脸，我笑了起来，不能肯定她是不是动真格的，接下来她就吼上了：“出去！”是用我从她那儿压根还从来没听到过的一种嗓音，我不安地站起来，弄不清楚我到底在期待着什么，我根本就不想走，我想看她失去控制，看她呼天抢地，喊个没完，可能还会来打我什么的。

然而索尼娅又坐了下来，转身背对我静静地坐着。我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撑着站在那儿，悄无声息，那条河的褐色真叫人受不了，我喘着，什么事都没发生，后来我走了，关上身后的门，偷偷听了听——什么也没有，没有爆发，没有压抑的哭泣，索尼娅没有叫回我。

我骑车回家，非常缓慢，我是——吃惊不小。我思忖着，肯定会跟以前那样，会那样继续下去的，反正会的。

索尼娅没有露面，对此我至少是意料到了。这是一种表演，我熟悉这些套路，我等了有一个礼拜，然后给她打电话，明摆着她就是不接。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接下来再一封，然后是第三封，净是些平淡乏味的瞎扯和无可奈何的道歉，她当然没回，我平心静气，我深谙此道，我想：“给她点时间吧。”

我一周定期给她打三次电话，让电话响上十声再挂上。我干活儿，和费蕾娜通电话，同迈克出门寻开心，拨索尼娅的电话号码，这就像是刷牙或者每天早上往信箱里看一样。我感到挺开心的，并对索尼娅还真是心悦诚服，对那种她避开我的韧劲感到心悦诚服；我只是想，该到结束的时候了。我很想见到她，天冷了，下了第一场雪，我回忆起去年的冬天，回忆起她在我这儿坐过的夜晚，我想重拾这一切。

我心想着：“别老那样，索尼娅，去接电话吧，让我们去散步吧，我焐着你的手，一切照旧。”

然而十二月初我信箱里放着我寄给索尼娅的最后一封信，我困惑不解地端详着自己的笔迹，拿不定主意该对此作何解释，直到在背面发现“收信人已迁出，地址不详”的图章才算搞明白。我不解地站在门厅过道上，天很冷，我觉得浑身冰凉，把信放回信箱，蹬上自行车，在雪地上左右摇晃着，沿河边往工业区骑去，我骑得很慢很小心，什么都不去想。在索尼娅的房前把车子锁在一根路灯柱上，目光朝上停留在那几扇模糊昏暗的窗户上，没有窗帘，没有灯光，但这还说明不了什么。我推开大门，门嘎吱嘎吱直响，走廊里弥漫着潮湿和煤灰味儿，我总有种索尼娅在这儿完全是孑然一身的感觉，我猜想这栋房子现在是彻底的人去楼空了。尽管如此我还是爬上楼梯，三层的楼梯栏杆都断掉了，楼梯发出叫人心惊肉跳的喀嚓声。我想到了那次聚会，想到了人声鼎沸的嘈杂声、音乐声，想到了身穿海藻绿裙子、矮个儿红发女人身边的索尼娅。她门边的姓名牌已拆掉，我揿门铃，悄然无声，我从锁孔往她屋里进深很长的、刷了白的空荡荡走廊上窥探，明白了她已离开。

我肯定那栋房子不久就要被拆掉。已是二月，我不停往炉子里添煤，但就是暖和不起来，我再也没见到过索尼娅，也没听到过她的任何消息。院子里的椴树枝桠敲打着我的窗户，是给土耳其那帮半大小子们买新球的时候了。我等着什么时候碰见那个矮个儿红发女人，好问她索尼娅现在人在哪儿，情况怎样。有时候走在街上我感觉有人在我身后紧跟不舍，于是我转过身，但又没人，可这种刺激感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某种东西的了结

索菲说：“她去年还只是躺在床上，在床的左边，右边是我外祖父的，我外祖父离家出走了，他那边她从来就没躺过。她多少年来已习惯了早早就醒，早上不到六点，房顶上一条狭长的天空，电视天线还有烟囱，屋檐水槽上的鸽子。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都看见了这些，她躺在床上厚厚的羽绒被里，头枕三层枕头，天花板上有玫瑰石膏花饰和灯泡上的鲜艳玻璃灯罩，略显红色的玻璃，或是绿色的，我都说不上来了。”

索菲说了声“抱歉”就咬住嘴唇，她朝窗外看去。咖啡馆的窗户非常高大，可以将整个赫尔姆霍尔茨广场尽收眼底，广场现在空荡荡的，起伏不平的石块儿路面都磨出了光泽，风卷树叶高高飘起，街角上一条灰狗在徘徊。索菲冲着窗外抿嘴笑了笑，说：“我父亲九点钟来，沏茶，煮一枚嫩鸡蛋，切面包，把所有这些放到床头柜上，茶放在保温小炉上，她喜欢烛光；接下来她就呼天抢地喊起来，破口大骂，对他疑心重重，数落着，年复一年。他不回嘴，走了。他就隔两栋房住，也就是说挨得很近，夏天都能从阳台对她的阳台打招呼，她从不回应。她吃饭，孤零零一人，房顶上面是上午的天空、电视天线还有烟囱。之后她又躺下，盯着保温小炉温茶的烛光，直到熄灭，就这么躺着直到晚上。她睡了醒、醒了睡地躺着，可能这都没了区别，一个一个小时的交汇融合，穿房而过的光线，桌上没个钟表，傍晚房顶上面一条狭长的，呈蓝灰色、黑色的天空。”

索菲看着赫尔姆霍尔茨广场的上空，就像是要作个对比似的。广场上空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萦菲转移视线，在咖啡馆里四下环顾，双手捂着咖啡杯，反正是非常怕冷的样子，她眯起眼，清了清嗓子，表情倒不如说是冷漠、疏远。她说：“接着我母亲来了，热饭、洗衣服，冬天生炉子、铺床。我外祖母穿着羊毛衫、长袜和拖鞋，扶着助步支架，像只乌龟似的吃力地挪动到起居室，在那儿倒在沙发上，打开电视。白天给她一盒烟、三罐听装啤酒和三杯烧酒，她老把啤酒藏在屁股底下，装得好像她还没得到似的，无非就是想多要啤酒，还对我母亲、她的女儿说：‘你什么都不想给我。’我母亲不吭一声地从外祖母屁股下面把啤酒硬给拽出来。我外祖母会在厨房找上另外一个藏烧酒的地方，在深更半夜？靠四肢爬行？忍着剧痛，在晨曦中紧咬牙关，在唉声叹气？或者是扬扬得意？——但她总能找得到。”

索菲现在笑了，就稍许一点，她笑着盯着她的咖啡杯说：“得想象一下这事，她都走不动路了，就只能慢慢挪，扶着那个助步支架吃力地往前移，可烧酒她都找得到，不管放在哪儿，柜子最里面、衣帽架挂着的大衣口袋里、烤箱里、阳台上栽花的木槽当间儿。她找到烧酒喝得一干二净，再把空瓶放到门前，我觉得她把这当成一种赌博，她赢了赌局，总赢。”

天阴了下来，屋外下起雨来。蒙蒙细雨，可能已经是雪了。有人从高大的窗户前走过，手揣在大衣兜里，耸着肩，放慢脚步注视起索菲。索菲没发觉，说：“我想来杯葡萄酒。”她说：“好吗？我们马上喝葡萄酒。不管怎样我外祖母后来还是吃了母亲给她端上的东西，她边叹气边吃，左手总是按在胸前，她又胖又壮，手指都被风湿病弄扭曲了，我母亲坐在她身边，两人看着播放着的电视，后来她们一块儿抽烟，我外祖母说：‘天快黑了。’每次我母亲离开时，外祖母就号啕大哭，变得孩子气并且大发雷霆，抓着她不松手，威胁着、嚷嚷着。我母亲又坐下，后来还是走了。夜里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当电视出现雪花干扰、街面上所有路灯都熄灭时，她扶着助步支架、拖着腿吃力地挪回卧室，坐到床沿上，呆呆地凝视着一片黑暗，心想：我不明白是什么。躺下，接着睡着了。日复一日。夏天有时拿瓶啤酒在阳台上，坐在天竺葵 [18] 中间，像是在策划阴谋似的和这些植物窃窃私语。我们一周给她洗一次头，于是她蹲在浴缸里咯咯地笑起来还说：‘好痒痒，真舒服。’她尿在床上就会哭着、很难受地一直躺到晚上，但有时候她唱起来，还用左眼使眼色，取笑我们一无所知的什么东西，直到眼泪都笑了出来。她从不听音乐，她在这种寂静中躺在床上、头埋在枕头里，躺在这寂静当中，当两个孩子还有那个男人在这里时，这寂静变得喧闹。”

索菲环顾四周。下午晚些时候到晚上的这一个小时中，这家咖啡馆特别冷清，那些没人坐的桌子上还点着蜡烛，女招待斜倚在柜台上，抽着烟，半闭着眼。“她在留心听着我们？”索菲悄悄说道，把她的椅子往桌子跟前拉近点儿，双手撑着脸，女招待一动不动。雨打玻璃，外面传来冬天特有的汽车发动不起来的马达噪声。索菲非常肯定地说：“我外祖母在最后的一年当中怀疑起整个世界来，说是看见炉子后面拐角站着几个男人；把她的钱包藏在床垫下，藏在床头柜中，藏在枕套里。每当我母亲在厨房热饭时，她就大声喊着：‘把装进去的都拿出来！’接下来又一一列举我父亲每天上午从屋里弄出去的东西——裘皮大衣、银器、首饰、外祖父的勋章、现钱和存折，还有锅啦罐啦什么的。她硬是扯着我母亲的上衣说：‘偷来的衣服。’还边喘着气边喊警察，我母亲站在她面前，只管瞅着，一声不吭。我外祖母扶着助步支架艰难地挪到厨房，一一查看起柜子和抽屉，后来就号啕大哭，还说：‘我不想活了。’然而她整天都躺在床上耐心地等待着。”

“要知道，”索菲说，“这并不容易，给自个儿找回记忆，得一点儿一点儿来。我忘得快，特别是面容，老是记不住脸庞，其实都是马上就忘了，即便是我外祖母的长相我都记不起来了。她总是感到冷，盖着几床羽绒被还穿戴几件羊毛衫、围巾、厚长袜，尽管如此还说：‘我想吸新鲜空气。’就是大冬天，卧室里的所有窗户都得大敞着，但在起居室围着沙发排上了一圈小型热风机给她脸上吹热气，可她还是说：‘我不明白，我还老是发冷。’她头发花白，上午把稀蛋黄抹在面包上，喝茶什么都不加，也不加糖，起居室有一部电话，卧室也有一部，有时候儿子打来电话，从他近郊别墅的深宅里询问起她的身体以及姐姐的状况，我外祖母躺在她尿湿的床上，浑身疼痛，大口喘气，两眼放光把听筒端在耳边，对着满屋子说：‘好，都好。’”

索菲猛地站起来去卫生间，她干瘦成这样，穿着厚厚羊毛长袜的两条腿就像是两根小棍子似的，她走路笔挺，耸着肩，脊背僵硬。女招待从后面看着她，百无聊赖地打起哈欠。咖啡机簌簌作响，大厅空无一人，雨现在是倾盆直泻，桌上的蜡烛在蜡油中熄灭。索菲回来坐下，点了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从后面瞧着冒出的烟，她一脸倦容，说：“我外祖母抽加长型香烟，长长的、淡味的女士烟，从不狠吸，也总是隔着烟雾看，就像我这样，或者是我像她那样。要是她感到我母亲太慢的话，她就敲墙，还是攥个拳头敲。有次在床上坐起来指着自己的脖颈背，那上面的白头发一夜过后都卷成鬈发，说：‘这就要死了。’有时坐起身，却把目光投向屋顶电视天线上面的天空：‘亲爱的上帝不想要我。’她能把两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讲下来，或者也可能是我们只想听上两个。那个战争故事。俄国人临近柏林，我外祖母和孩子们坐火车出逃；火车突然停下，那儿不是车站，不是居民点，六岁大的儿子要撒尿。‘真叫人难以想象，偏偏在那时要撒尿。’我外祖母说，像是置身事外似的，于是她让他下车，到空旷地上，说是那时油菜花都开了，白天挺暖和，我外祖母等在车厢门口，六岁的儿子跑进油菜地，嘴里嚷嚷着孩子话就撒开尿了，这时车又开了，开得太快，太意外了，那孩子脸都吓青了，呆站在油菜地里，说是还穿着一身蓝色水兵服，这个故事的结尾我不熟，反正他没死。那个战后故事：夏天里的两居室，男人走了，阳台上是天竺葵，我外祖母像往常那样在厨房里，女儿和儿子在起居室拿弹弓和小石子玩打靶。我外祖母在削土豆，切圆白菜。‘打赌吗，我能射出你一只眼来。’起居室里的女儿，我的母亲，对儿子说。‘打赌就打赌，没戏。’儿子说。于是女儿，那个姐姐，瞄准、射击、命中。女儿尖叫，儿子没喊，女儿，我的母亲，站在厨房门当中惊恐万分地用双手蒙住脸讷讷地说：‘我打中了他的眼，是左眼。’一而再、再而三地小声说着这话，我外祖母站起身，土豆皮撒了一地，还有圆白菜的碎末，她跑进起居室，儿子站在那儿，那粒小石子正嵌在他的左眼里，嵌在那儿，就像是一只石头做的眼珠。‘那我就把它抠了出来。’我外祖母说，再简单不过了。儿子有了玻璃眼球，五个小小的、褐色玻璃眼球用来做替换，每当姐弟俩吵起架来，我母亲就把玻璃眼球撒了一屋子，说：‘找呀，残废。’我外祖母就咯咯地笑，笑什么呢。接下来故事就没了。”

索菲脸上惊讶不已，没有悲伤，还没有。她双手揉揉眼，大拇指按在眼睑上，露出一丝微笑，她注视着女招待，直到她从柜台上慢慢腾腾直起腰、拖着腿梦游似的步伐走过来为止，女招待在围裙上蹭了蹭手，没吭声。索菲用一种完全变了样的嗓音说：“我要杯干红葡萄酒。”女招待又拖着腿走回柜台，她都听懂了？“走着瞧吧，”索菲说，“后来我外祖母还离开过一回那套住所，最后一次。那时她孙女在，不是我，是另外一个，十八岁了。她儿子租下湖边露台，雇了一个街头演奏手摇风琴的，还定下了丰盛的冷餐。‘应有尽有。’儿子在电话上说。我外祖母躺在床上，盯着房顶上、电视天线上的天空说：‘好，我来。’——‘你得带上个礼物，’我母亲说，‘她都十八了，你得给她送个什么，给我钱，我替你买。’然而我外祖母漫不经心地拿左手摆了摆，说：‘她已经有了礼物，别担心。’‘你哪儿来的礼物？’我母亲问，‘你什么都买不了，家都离不开。’我外祖母不理不睬，数着日子，让人给她洗头，从柜子里取出蓝色连衣裙，是那件礼服，她说：‘蓝得好像我的眼睛。’也不再骂骂咧咧了，端详起我父亲，是在上午，一言不发，从床上把钱扔了出来，是从床垫缝里、枕套里掏出的钞票，说：‘你们拿去吧，我不要了。’在孙女生日那天她坐着轮椅由三个壮汉从屋里抬进一辆巴士，壮汉个个大汗淋漓，我外祖母坐在轮椅上像个女王，膝间拿着一只篮子，篮子里放着那个包起来的礼物。‘是什么呀？’她摇摇头，几乎是宽容地说：‘啊呀你们还是耐着心等吧。’我们在车里跟着巴士开，我能看见她，能看见她紧贴在窗户上的白发苍苍的脑袋，她有时候用手擦擦蒙上一层雾气的玻璃，往外看，整个行程都是这样，她都看见了什么？我说不出来。在湖边露台他们把她推到宴席首座，坐在儿子和孙女中间，大家都很轻松愉快，劝她多吃，把盛满菜肴的盘子还有葡萄酒放到她面前，她不喝，也不吃，把礼物给了孙女，她出于礼貌毕恭毕敬地就坐在身旁，席间肃静下来，儿子笑了，祖母给孙女送大礼，孙女小心翼翼地撕着包装纸，摸索着，然后迟疑了一下，把纸全都扯了下来，手上抓着个黄颜色的锅盖，四周都有点破了。‘这是什么？’她说，一个谜、一个象征，她都十八了，含笑看着我外祖母。‘是你们偷走我那口锅上的盖子，’我外祖母说，‘就跟你们偷走我所有东西没两样。’接着她非常缓慢地举起手放在她左眼上，转向她儿子并且盯着他看，是用她的右眼，那只眼的确与她的节日长裙一样蓝。”

巴厘岛女人

这个冬天有时叫我想起了什么，想起一种我曾经有过的心境，想起一种我曾经感觉到过的喜悦？对此我并不清楚。天寒地冻，闻着有股烟味，有股雪味，我转身侧耳倾听我不可能听见的什么，有个词儿就在嘴边，可就说不出口，是一种心神不宁，你知道吗？你是知道的，然而你或许会说，一切无名之物都该有个名分。

不管怎么说，在这个你不愿一块儿来的晚上，克里丝蒂安娜在我面前跳起了舞，她开大收音机，合着《从没认识过像你这样的女孩》的节奏跳起了舞，一张拉拉队长的脸，红发飘逸，笑吟吟的，一副楚楚动人的样子。马库斯·维尔纳穿着那件他祖母的裘皮大衣，戴一副粉色塑料洗碗手套，大衣上的毛有的地方都秃了。“你可真傻气。”克里丝蒂安娜说，而马库斯·维尔纳正在一面女用随身携带的小镜子上把可卡因堆成一道道细条，没去理她。我不累，坐着，靠在他身上，在沙发上。雪浸湿了他的皮大衣，有股子怪味儿，我留神看着克里丝蒂安娜怎么用李子色的口红填塞她的嘴，她的嘴真大，口红尖尖的像个楔子，马库斯·维尔纳从小镜子上抬起眼来，哪儿都没看。

你那时在哪儿？先前我给你打过电话。你在电视机前坐过，大概是吸了成色次的毒品，你的声音听上去疲弱无力还有点恼火，于是不想一块儿来了。我说：“克里丝蒂安娜坠入爱河了。”你说：“不新鲜。”接下来我们沉默不语，我都能听见电视的微弱声音，是打仗的嘈杂声，空袭警报，我知道你屋里冷冰冰的，窗户都结上了冰花，你挂断电话。

埃德温·科林 [19] 的嗓音听起来沙哑。我一连抽了三支烟。“这次是谁？”马库斯·维尔纳顺便提了句，他的塑料手套发出一种黏黏糊糊的声响。“好了别说了。”克里丝蒂安娜边说边从旁边的大镜子中打量着自己，手叉在腰上，朝上看。她眼睛下面有点儿青色眼影，显得真棒。她说：“我们要有乐子了。”吻了一下我的嘴，我抓着马库斯·维尔纳的胳膊跟他低语，克里丝蒂安娜似乎也不想去管，我悄悄说：“这是个大腕儿导演，确实是大腕儿，知道吗？他已婚，我们去参加他的首演庆典，有吃的，伏特加，还有别的什么，一应俱全，我们有的乐了。”克里丝蒂安娜笑了，把我从他身边拽走。

外面很冷。我想到你在你的屋里，就坐在窗前的沙发椅上。我清楚，你恐怕不会真的看上一部什么电影，而是就这么坐着，在朦胧中，凝视着前方；我没失望也没生气，我是有点儿伤心，是的，大概是。天确实冷，都能闻到一股雪的味道，我们的声音在这条空旷的街道听上去有种滑稽味道的瓮声瓮气，我们索性什么都不再说了；路灯上的光线像是都冻瓷实了，克里丝蒂安娜穿着高跟鞋摔了个跟头，我盯着马库斯·维尔纳，我们没去搀她一把。在十字路口我们要了辆出租车，“去剧院。”克里丝蒂安娜说，摇下车窗，开大收音机，出租司机做了个鬼脸，什么也没说。剧院门前红旗飘扬，门都大敞着，马库斯·维尔纳向前倾了倾身，说：“今晚这儿演的是……”然而克里丝蒂安娜却打了个手势拒绝聊什么。“不聊这出戏你要跟他聊什么？”马库斯·维尔纳说着还嘿嘿地笑了起来，克里丝蒂安娜双手把他的脸拽到她脸跟前，毫不含糊地说：“我压根儿就不想跟他聊，你懂吗？”

在门口我又转回身，最后一次还想回到你身边挨着你坐到电视机前。我也许会关上电视，可能会端详着你，这本来再容易不过了，可我就是这么下不了决心，深深喘着气，后来还是跟在了克里丝蒂安娜和马库斯·维尔纳的后面。

地上装饰有星形图案的剧场大厅摆着长桌，食品琳琅满目，几台冰箱装满伏特加酒和蒙上了冰霜的小酒杯，他们请来了一支俄罗斯吹奏乐队，还打上了红光灯。“机不可失。”克里丝蒂安娜说着就不见了，我在自助餐台那儿拿了面包和鱼，马库斯·维尔纳把几瓶伏特加酒和几只杯子塞进他的大衣兜里，他一直都戴着这副塑料手套，没人去注意他。我们坐到楼梯上吃开了，我大口喝着伏特加，身上暖和起来，马库斯·维尔纳心神不定地吃着，不停地擦着鼻子。我说：“你可卡因吸多了。”而他却说：“他在哪儿，那导演？”导演紧靠吧台站着，高大、肥胖，一副颓靡相，抽着雪茄，喝着威士忌，他身上有种挥霍无度的、克里丝蒂安娜根本就无法摆脱的老男人的性感，何况他还名气很大。我用手指指着他说：“就他。”马库斯·维尔纳爆发出歇斯底里的大笑并说：“当然啦。”我注视着导演，想着那些数都数不过来的、在克里丝蒂安娜和我的厨房桌边吃过、在我们的淋浴器下面洗过、在我们的床上睡过的导演、剧作家、演员和舞台布景师，想着他们在我们电话留言上的声音，想着他们半夜三更敲我们门的声音，想着那些摔碎的杯子和还没读过的信件；我在想，总是还少了点儿什么，这次恐怕还是会少点儿什么。我想着你，想着冰花、烟味，我在想，就连我们也是少了点儿什么。

克里丝蒂安娜露面了。她肯定又在洗手间的镜子前待过，因为她现在把头发盘成了个发髻，这我清楚，她会在什么时候抽掉簪子，松开发髻，好让她的头发呈一种把我都弄得晕头转向的波浪状在她后背上倾泻下来。她出现在饰有星形图案的剧场大厅边儿上，在厅柱间来回晃了会儿，靠近吧台又从那儿走开，点了支烟，耷拉着眼皮环顾四周。乐队演奏着“想象”乐队 [20] 的《晚安，朋友》。

马库斯·维尔纳用塑料手套蹭着鼻子，然后又在他的皮大衣上把塑料手套再蹭干净，说了声：“地道的自我发泄的歌。”克里丝蒂安娜微微晃动着脑袋，撅着臀部扭了一会儿，接着就推进到空荡荡的舞池，到正中央，站到那颗巨大的星上，枝形吊灯把红光洒满了她全身。那个导演整段时间都在茫然地呆望着舞池，这时他转过身去，在他不久——实际上是马上又转向舞池时，便仔细打量起克里丝蒂安娜来。克里丝蒂安娜跳着，一张拉拉队长的脸，两手叉腰，后仰着头像是在笑，她的裙衩都开到屁股根儿上了，马库斯·维尔纳咯咯笑个不停，我不知道这是可卡因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克里丝蒂安娜的热舞所致，我忍不住笑了，说：“她可真有两下子，简直没治了。”

她跳呀跳，也不知什么时候手抬到头上解开发髻，一头红发从后背倾泻下来，马库斯·维尔纳抱头埋进膝间，说：“我受不了了。”那个导演成了个一小堆满是不清不白欲望的堆积体。我躲开了，喝着伏特加，凝视着枝形吊灯发出的光芒，有点儿晕乎乎的，想着所有我们一起喝醉酒的一夜又一夜。你我在随便一家酒吧的木桌旁，老是冬天，外面满都是雪，天从来没放晴过。我回忆不起夏天，怎么就想不起来呢。我试图弄清楚咱俩怎么就掰了，我也知道这种事根本就搞不清楚。我想到了你，想到你的房间，电视机发出的蓝光，你左手那支抽了一半的烟。我猜想到你早就知道这一切，你本来可以说点儿什么，就一点儿，随便什么。

马库斯·维尔纳碰了我一下说：“瞧瞧，哎，你钻到哪儿了？这可得好好瞧瞧。”我朝舞池望去，克里丝蒂安娜还在那儿跳着，和她一块儿有另外一个女人在跳。这女人非常瘦小，看起来像个孩子，一个早熟的孩子，她的肤色黝黑，一头乌发，穿着件红色连衣裙，她每次旋转时，都能看见她光着的屁股和阴部。她不停地旋转，一双小手像鸟似的围着她扑棱，她光着脚跳，舞步与克里丝蒂安娜截然不同。克里丝蒂安娜乱了阵脚，她试图拿她那张拉拉队长的脸、她的送胯动作、她双腿精确度量出的节拍，拿她的冷静来对抗这个女人的柔软动作，但是她没戏。她看得太多，而矮个儿女人则闭上眼，一副超然物外的样子，乌黑的头发遮住了她的脸。马库斯·维尔纳张大嘴痴痴地看着，后来点上一支烟，跟个必须全力以赴去关注的人似的。他突然朝我转过身，非常朴实地说：“这人究竟是谁呀？”我说：“他妻子，导演的妻子，她是巴厘岛人，他们在巴厘岛结的婚。”

你大概会喜欢上她，这个矮个儿女人。她就像你一贯喜欢的那样不容冒犯，她与人保持着非常疏远的距离，人们可以去观察她，凭空想出种种有关她的事情来。她的面相又敏感又漂亮，有双小得不能再小的脚，她在这么一个剧场大厅，在这种样子的大理石板上，在枝形吊灯的灯光下与现实是如此的格格不入。克里丝蒂安娜离开舞池走到吧台跟前，那个导演站到她身旁，他没注意看他妻子，他注视着克里丝蒂安娜，她要了大杯威士忌，矮个儿女人继续跳着，我清楚她脚下的石头非常凉。马库斯·维尔纳盯着我说：“我们聊聊吧。”我说：“不。”他起身走开，我接着喝酒，为我自个儿干杯。时间很晚了，我能看见高大的玻璃后面的雪，鹅毛般的、缓缓飘落的雪。不知什么时候起，马库斯·维尔纳在厅柱间跌跌撞撞地晃来晃去，醉醺醺的，手里还捏着个——天知道从哪儿弄来的——麦克风，老是往里喊着同一句话，我一个字也没听懂，把脑袋靠在楼梯栏杆上观察起他来。我想起在白天还从来没有看过他一眼，我问我自己，除了他冬天穿着这件皮大衣、夏天穿着那件垃圾清理工穿的橙色上衣外，我是否还想更多地去了解他。他一周同我和克里丝蒂安娜出去三次，我是喜欢他，要是有那么一回谈论起过他就好了，那我还就真的会说他是“一个朋友”。我拿他当回事儿吗？他拿我当回事儿吗？他想跟我聊的话有什么目的？又聊些什么呢？我回想起他有一次非常天真地说过一句：“我或许会拍部片子，是关于我们的。”我说：“那会是个什么片儿呢？”他答道：“一部什么都不是的片子，什么都不存在了的片子，我们之间啥都没有，我们周围啥都没有，仅仅就一夜和你和我和克里丝蒂安娜在一块儿。”我的确是嗤之以鼻地笑了。我观察着他，他可太嫩了，服可卡因都过量了而且不胜酒力，他对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地扯着嗓子喊，脖子上青筋暴涨，大伙都躲他远远的。他让我感到腻歪，于是我思忖着再也不、一次也不想再见到他了，我强压住了起身到他那儿一把夺过他的麦克风给他个吻的冲动。舞池中央那颗星上蹲着一个姑娘，不断地往地上磕头，她的额头血糊糊的，哭着说着胡话。自助餐台空荡荡的，红色大沙发上一个女演员正在和一个舞台管理员做爱，舞台管理员大汗淋漓，他的T恤衫后背上印着迈克·泰森咬着霍利菲尔德耳朵的画。女演员像是绝望地在那上面使劲拽着。小个儿女人走了，导演走了，克里丝蒂安娜走了。雪还下个不停，有人把杯子往墙上摔，两个坐在轮椅上的冒牌残疾人穿过舞池消失在厅柱后面，女演员脱掉裙子，跌跌撞撞地上到小舞台上对着扭到最大音量的麦克风往里喊：“要孩子！”她说着“要孩子”、“要孩子”，接着就摔倒在地。我闭上眼睛，听见马库斯·维尔纳的声音，我还是没听懂他说的话。我睡着又醒来，那是因为克里丝蒂安娜站在我面前使劲拉我的胳膊。她还跟几个小时前一个样儿，就跟在屋里、在街上、在出租车里一个样儿。她显得这么的冷峭、这么的冷静、这么的冷淡，她的嘴细长冷漠。她摇着我说：“起来，我们得走了，我们还要去别的地儿，维尔纳在哪儿？你到底在这儿干什么！”她说这话不快也不慢，而是非常平静、专注，我站起来紧紧抓住她，盯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是湖蓝色的，我说：“克里丝蒂安娜，怎么样？”她注视着我说：“糟透了。尽管如此我们现在还是到那儿去。”

你嫉妒了？就一点儿？有那么一丝好奇和不安——到底是去哪儿？他们现在要去哪儿呀？你大概回家了，不，你没嫉妒，从来就没这样过。我们寻找马库斯·维尔纳，在卫生间里找到了他，他正站在盥洗盆前，冲洗他塑料手套上的什么东西，隔间里传出带哭腔的姑娘的声音：“到底怎么啦，你干吗现在就罢手，我全都蒙了。”克里丝蒂安娜反感地扭歪了脸，左脚往隔间门踹上去，马库斯·维尔纳转过身来，声音小得不能再小地说：“非这样不可吗？”——“她等着呢。”克里丝蒂安娜说，“她在等着，我们现在就得走，马上。”马库斯·维尔纳忽然显出一脸无助和力不能及的样子，恳求地说：“谁等着，到底谁在等着？”克里丝蒂安娜人都站在走廊上了，怒气冲冲地又转过身来，接着就吼上了：“那个巴厘岛女人，那个巴厘岛女人在等着。”

剧院前的钟停在十一点上不动，积雪厚厚一层铺在街道上、汽车上、路灯上，万籁俱寂，但我耳畔又嗡嗡直响。巴厘岛女人还是赤脚，没大衣，穿着红裙站在一辆出租车旁给我们撑着车门，克里丝蒂安娜把马库斯·维尔纳推进车，麦克风掉进雪地里，她在背后推了我一把，接着自个儿上了车。马库斯·维尔纳喃喃地说：“你的眼睛，小妹妹，让我心花怒放。”我不知道他指的是谁的眼睛，我略加思量，这句话是不是就是他一晚上对着麦克风喊的那句。巴厘岛女人坐到副驾驶座位上，回过身含笑注视着我们，我报以微笑，出租车开了，我向克里丝蒂安娜探过身去，低声说：“这是去哪儿，我们现在去哪儿？”克里丝蒂安娜将目光投向窗外，说：“去他那儿，或者去她那儿。我们去他们家，他已经在那儿了，她要我们现在一起来。”我说：“她干吗要这么着？”克里丝蒂安娜耸耸肩，我说：“你干吗要这么着？”她说：“都无所谓。”

你门楣上放着你的房间钥匙，这我知道。我会在黑咕隆咚的楼梯间踮起脚，用手指摸索着取下来，塞进锁孔，轻轻开门。我会穿过走廊进到你的房间，你或许现在关上电视睡觉去了。我会在你这么睡着的时候在你床前伫立，端详你，躺到你身旁，你丝毫不会发觉。但是这把钥匙不是给我放在那儿的，这我清楚，钥匙放在那儿是给这么一个我们从未提到过的女人，钥匙给她放好，时候到了，她就踮起脚尖够着它，把门打开，把她的箱子放到你的床头叫醒你，就这样，不是吗？你在等待，你和她素昧平生，和这么一个女人，但你知道她会来，于是你等着，你坐着看着冰花等着，我也在等着。

反正巴厘岛女人没钥匙，她没她自家的钥匙，或者是她假装没钥匙。我们站在她家门前，她拿她不大点儿的栗色大拇指使劲摁在门铃上，门铃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马库斯·维尔纳在楼梯平台上闲荡，擦着鼻子，精疲力竭地说：“我不行了。”巴厘岛女人朝他转过身去含笑注视着他，她到现在还没说过一个字，可我能看见她的门牙被磨得所剩无几但是非常整齐，马库斯·维尔纳受难似的报以微笑，异常清晰地说了句：“恐怕还是走了的好吧？”然而紧接着门开了，过道暗处站着一些不大的孩子，四个还是五个穿睡衣的小不点儿，光着脚丫，头发蓬乱。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我们也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这些孩子看上去像是他们父母的一种奇特的混合，他们长着他们父亲粗壮、臃肿的肢体，眼睛却跟他们母亲的一样乌黑、细长、特别。巴厘岛女人进入到由睡衣、绒布动物玩具和柔软的小手组成的这堆熙攘的人群当中，孩子们紧紧扯住她，用一种外语在劝说着她。马库斯·维尔纳盯着克里丝蒂安娜说：“这你都知道？”而克里丝蒂安娜呢，第一次力不从心地说了声：“不，这我不知道。”

我们在导演寓所的过道上两次踩着了五花八门的仓鼠，仓鼠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巴厘岛女人笑着，把它们抓起来扔到好多房间中的一间里。孩子们透过门缝又窥探了一番，接着就没影了。看不见导演，屋子黑洞洞的，巴厘岛女人领我们进了厨房，点上蜡烛，在炉子上坐上水，我们大家有些尴尬，围着餐桌就座，我想挨着马库斯·维尔纳坐，克里丝蒂安娜想挨着我坐，我们来回推拉了好一阵子，难为情劲儿还真够明显的。我们终于坐定，厨房很大，很暖和，窗前是漫漫长夜，天花板上绷着奇异的花环，散发着异样的味道，我们都不吭声，克里丝蒂安娜避开我的目光，马库斯·维尔纳像个小孩儿一样窃窃私语：“我们到底在这儿干吗？”没人理他，巴厘岛女人沏上绿茶，桌上放上些小碟，还有蜂蜜和糖。她开始斟茶，动作缓慢、稳当，她老是在微笑，最后坐到了克里丝蒂安娜旁边。马库斯·维尔纳留心看着挂在桌子上方墙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上那个导演站在巴厘岛女人身旁，背景是棕榈树和一片蓝得要命的大海，那个导演除了一小块儿遮羞布外一丝不挂，头戴用鲜花和香蕉编制的首饰，他狼狈地瞟着照相机，巴厘岛女人拉着他的手，没有微笑，他们头顶上的天空像是要下雨。马库斯·维尔纳说了声，还分外清晰：“婚礼？”正要把脸紧贴到克里丝蒂安娜脸上的巴厘岛女人猛地往回一缩，点了点头，克里丝蒂安娜释然地轻轻咳了一声，双手放到桌上，好像要召开会议似的，果敢而坚定地说：“他人在哪儿？”马库斯·维尔纳替巴厘岛女人答了句：“他睡了。”

我觉得，我们一起有过美好的冬天，一个呢还是好几个？我都不清楚了，你大概会说这不重要。我们遇到大雪和严寒，每一次在我提到我其实喜欢感觉到寒冷时，你总像是深深理解地那么看看我。要是太阳露出来，我们就去散步，长长的斜影，你掰断枝桠上的冰晶在上面嘬着，每次你在冰面上滑倒时，我都忍不住笑了，直到笑出眼泪来才打住。我们不去指望什么，我要的就是这个，但是，原谅我吧，我还是对所有我不在时你将拥有的冬天感觉到了一丝妒意。我觉得事情打那以后总是这个样子，就跟在这间厨房里、跟克里丝蒂安娜和巴厘岛女人一同在这张桌子边挨着马库斯·维尔纳一模一样。已是凌晨，我困极了，我知道，事情从来不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我恰恰就那么一次搞错了。

窗外天蒙蒙发亮，又下起雪来，雪开始闪闪发出亮光。克里丝蒂安娜站起来又坐下去，马库斯·维尔纳摘掉手套靠到我身上，短暂而温柔地吻了一下我的脖颈，巴厘岛女人注视着我们，微笑着。她说：“德国有许多笑话。”她声音听来非常脆而且还童声未泯，她把一个一个词都拖长，不能正确地发出“sch”的音来，马库斯·维尔纳一动不动，克里丝蒂安娜挤出一丝短促的、干巴巴的笑容，让人摸不着头脑地说了声：“什么？”巴厘岛女人往桌上靠了靠，她现在不再微笑了，非常真诚地说：“笑话，这些笑话我全都学过。”马库斯·维尔纳闭上眼，温和地说：“或许您给我们说上一个。”巴厘岛女人往上看看装饰着花环的天花板，说：“金发女郎和泰坦尼克号的区别是什么？”我们都默不作声，她等了四五秒钟然后说：“人们知道泰坦尼克号上有多少客人。”我们还是默不作声，她紧盯着我们，像是期待着从我们这儿得到个解释，一个对这个笑话的解释，她看上去极为真诚，两眼圆睁。马库斯·维尔纳依旧闭着眼，可是克里丝蒂安娜的脸上则挂着一种惹我发笑的、慌乱的表情。巴厘岛女人再往前倾身说道：“该对从地下室台阶上摔下去的金发女郎说什么呢？”她又等了两三秒钟，她确实像是在数着数，然后自问自答道：“把啤酒一块儿捎上来 [21] ！”与此同时紧张费劲地看着桌面，就好像她是在那上面把这些话照着念下来一样。接下来她直起腰，笔挺地坐在那儿，像是受过训练似的讲着。她挺直了腰说：“怎么安葬一个金发女郎？”接下去就再也收不住了，她一个接一个地讲着金发女郎的笑话，十个、二十个、五十个金发女郎的笑话。我凝视着她，死盯着她那张陌生的、专注的、疯癫的面孔，也不知什么时候起根本就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她讲得越来越快，不停顿地一问一答，再一问再一答；也不知什么时候我发现克里丝蒂安娜在——都多久了？——哭泣。马库斯·维尔纳的脑袋从我肩头滑到我的膝上，睡着了，他祖母那件部分光秃的皮大衣裹着他那张出奇的小脸，我把手放在他的颊下托着他的头，我感觉到了我的心脏在跳动，我感觉不错。

后来静下来，后面房间中的某一间响起闹铃声，导演醒了；窗外已大亮，巴厘岛女人沉默下来，没有丝毫倦意。她站起来，从我怀里拽起马库斯·维尔纳，他向她倒过去，她以一种温柔的动作给他把大衣从肩膀上捋下来，把他推到厨房长椅上，她把马库斯·维尔纳挤到长椅上，拿大衣给他盖好，还用栗色小手抚摸他的额头，后来还吻了他的嘴。克里丝蒂安娜和我起身穿上大衣，在厨房门口我们又一次转过身，在那边她穿着红连衣裙站在长椅旁注视着我们，真诚而坦率，她什么都没说，于是我们就走了。

外面依然很冷，一列早班有轨电车从我们身旁开过，导线上飞溅出带蓝色的火花，这座城市尚且寂静无声，光线亮得叫我眯起了眼。克里丝蒂安娜停下，把脖颈子上的头发扎在一起，我在想是不是应该攥住她的手，但我没去做。她脸色煞白，嘴唇发紫，后来我们跑起来，脚下的雪发出嚓嚓声。我想过，你，要是你睡了的话，这会儿也该醒了，你醒来会看着窗户上的冰花。

天很冷，有股子雪味儿，有股子烟味儿。你在倾听着你听不见的什么？话到嘴边，你欲言又止，是你不能够把话明说？你心神不宁了？我们曾有一回——这还不够吗——相遇过？我现在要去睡了，冬天有时叫你想起来什么，你不知道——那是什么。

洪特尔—汤普森—音乐

后来到底还是又出了点儿事的日子是复活节前的星期五。傍晚时分洪特尔回来，他在副食店买了成品罐头汤、香烟、白面包；在出售酒类的小店买了最便宜的威士忌。他累了，膝盖绵软无力，沿着85号大街走着，那个副食店的绿色塑料袋来回碰着他的膝盖，沥青路面上的三月残雪融化成灰色肮脏的泥浆。天很冷，华盛顿—杰弗逊字样的霓虹灯广告忽明忽暗地将一闪一闪的“旅店—旅店”投射进茫茫夜色之中。

洪特尔伸手推开那扇弹簧大门，一股热流把他拽了进去，叫他感到窒息，在旅店绿色狭长的地毯上印下了些黑色足迹，他走进昏暗的门厅，厅内用暗红色丝绸绷裱的墙壁、设有柔软皮长椅的屋角和巨大的水晶吊灯在述说着时间的一去不复返；丝绸都下坠成了波纹形，屋角皮长椅已经磨损褪色，灯架上少了些经打磨抛光、熠熠生辉的玻璃，每个灯架上仅装有两个，而不是十二个灯泡。这家华盛顿—杰弗逊店不再是旅馆了，它是一家老年收容所、贫民院，是终点前最后的、破败不堪的一站，是家鬼屋。极少会发生一位正常房客到这儿来迷路走失的事，只要没人死亡，房间后几个月都订满了；要是谁死了，那么一间屋子就会短时间空下来，以便接下来接着接收下一个老人，为期一年或两年，或者就四天或五天。

洪特尔拖着脚吧嗒吧嗒地往接待处走去，接待台后面的店主莱亚希正忙着一边抠鼻孔一边核查登在日报上的联系广告，洪特尔厌恶莱亚希，华盛顿—杰弗逊旅店里的每个人都厌恶莱亚希，只有那位把她饱经沧桑、伤痕累累的心献给他的老小姐吉尔例外。莱亚希对吉尔小姐不感兴趣，莱亚希只关心他自己，关心日报上的联系广告——净都是些性欲反常的广告，洪特尔这么猜想——还有对钱感兴趣。洪特尔把副食店的绿色塑料袋放到磨损了的接待台上，深深喘了口气，说：“信。”

莱亚希连头都没抬起来看，说：“没信，汤普森先生，当然是没信。”洪特尔感觉到他的心给绊了个踉跄，心倒是没真的给绊个踉跄，只是突然停了一下，中断了跳动，迟疑片刻接着又继续跳动起来，心脏几乎是怜悯得像是要说——开个小玩笑。洪特尔左手把着柜台说：“能不能请您至少查看一下我的信是不是在那儿。”

莱亚希以某人在做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儿时老被一些极其不重要的事儿打搅的表情站起身，用厌烦的、程序性的姿势指着他身后空荡荡的格架说：“您的格层是93号，汤普森先生，如您所见，空的，一如每天那样是空的。”

洪特尔目不转睛地看着空格架，看着上面和下面所有的空格层，45号格层里放着弗里德曼先生的《国际象棋》杂志，107号格层放着温德尔丝小姐的《针织指南》，一大摞《针织指南》。“我觉得温德尔丝小姐已经有好多天都没取她的邮件了，莱亚希先生，”洪特尔说，“他们大概得看看她怎么样了。”

莱亚希没有回答，洪特尔怀着一种没什么滋味的胜利的喜悦心情从柜台上拿起塑料袋，乘电梯去了四楼。电梯叫人捏把汗地发出咕噜声，最后一次保修期早已超过，到了上面两扇门晃晃悠悠、嘎嘎作响地打开，走廊灯坏了，洪特尔心里不踏实地顺墙摸着走。自打三周前对面95号房间的怀特老先生去世以来，他在四楼这边拐角就是孤单一人了，他挺怕的。通往楼梯间门上的绿色“出口”牌子亮着微弱的灯光，走廊尽头的浴室里传出水声、响亮的擤鼻涕和咳嗽声，洪特尔浑身抖了一下；不到万不得已，他都在他房间的盥洗盆边上洗，尽可能少用那间有个又大又旧澡盆的公共浴室，他非常遗憾地觉得老年人大多都叫人感到恶心。

洪特尔扭转锁里的钥匙，开灯，锁上身后的房门，取出食品，躺到床上，闭上眼睛，合上眼睑。在昏暗中有些小绿点在上下跳动，房屋在转，老是在转，他头顶上的楼板在嘎嘎作响，什么地方的门吧嗒一声关上，远处电梯发出咕隆声。洪特尔能听见微弱的收音机播出的音乐声，有部电话响了，什么东西掉到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街面上出租车的喇叭声传到他这儿。洪特尔喜欢嘈杂声，喜欢华盛顿—杰弗逊这家旅店，以一种郁郁寡欢、听天由命的方式。他喜欢自己月租四百美元的房间，他用六十瓦的灯泡换下天花板上那只二十瓦的，并在几扇窗户上装了蓝色窗帘，他把自己的书籍摆到书架上，录音机和磁带放到五斗橱上，两张照片挂在床的上方，有一把留给从未光临过的客人的椅子和一部一次都没响过的电话，盥洗盆旁边是台冰箱，冰箱上有个单层电炉，每间房都是这么配置的，每周一次床上铺上干净的被单，洪特尔在搬进来时坚持自己做这事，一想到女服务员乱翻他的书籍、笔记和磁带就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洪特尔仰面躺下，把床前的窗帘拉到一边凝视着窗外，消防梯的楼层栅栏把阴沉的天空剪成了小方块儿，他睡着又醒了，坐到床沿儿上，稍稍看了一下两脚间有褐色图案的地毯，然后站起身。还会下场雪，就在三月份，这他能在骨头里感觉到，感到冷飕飕的、不舒服的发痒。疲倦感已消去，暖融融的，暖气发出喀嚓喀嚓声，老远的楼道尽头吉尔小姐尖细的嗓音在独自歌唱，洪特尔微微一笑，在电炉上把成品罐头汤加热，斟了杯威士忌，在电视机前吃了起来。有线电视播音员以一种冷漠的声调报道纽约布鲁可林东区一个青年男子在一家麦当劳射杀了三个员工，那个青年男子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是个黑人，大约有十七岁，三个警察在摄影机前抓着他，有个话外音在问作案动机，青年男子直视摄影机，看上去完全正常，他解释道，他订了个不带黄瓜片的巨无霸，特别强调不带黄瓜片，可他却还是拿到了带黄瓜片的巨无霸。

洪特尔关上电视，楼道里有房门发出轻轻的噼啪声，是95号房间。洪特尔转过头，有点儿犯糊涂地仔细听了听，没声。他洗干净盘子和锅，斟上第二杯威士忌，迟疑不决地站在了那些磁带前。到听音乐的时间了，到听那种音乐的时间了，每晚都那样，到抽支烟的时间了，到时间的时间了，要是不听音乐的话他该干什么好呢？洪特尔用手揉了揉眼睛，伸手摸了摸脉搏，心脏平缓地跳着，是不是听听莫扎特，或者还不如听贝多芬，舒伯特老是太悲哀了点儿，巴赫吧，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集。洪特尔把磁带推进录音机，揿了播放键，磁带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他坐到靠窗的椅子上，点了支烟。

格伦·古尔德 [22] 缓缓地、一张一弛地演奏着，其间洪特尔都能听见古尔德在轻轻地跟着一起哼，有时还急促地喘气，洪特尔喜欢这一点，这让他觉得很有个性。他坐在椅子上倾听着，听音乐时他要么能神思奇想要么根本就不会去想，两者皆妙不可言。出租车的喇叭声远在天边，吉尔小姐停止了歌唱，抑或是格伦·古尔德比吉尔小姐的声音更大。洪特尔房门外有块楼板发出喀嚓声。那块楼板响得很厉害，每当怀特老先生——他是来要烟抽或要威士忌喝或来找伴儿的——站在门口时，那块楼板总是响亮地发出喀嚓声，怀特先生死了，三周前死的，他是唯一曾在洪特尔门前站过的人。

洪特尔睁大眼睛盯着房门，与电影里不同的是，门把手并没有转动，然而却再次响起了喀嚓声。洪特尔的心骤然狂跳起来，纽约是座犯罪之城，没人会把这儿的他当回事，就是他喊起来，莱亚希想必也会假装忘记了警察局的电话号码。洪特尔站起来，蹑手蹑脚地朝门口走去，他的心现在可的确是给绊了个踉跄，他把手放到门把手上，深深吸了口气，使劲把门打开。

在“出口”牌的绿光中站着个姑娘，洪特尔看到一双脚趾蜷缩在一起的很小的脚，左脚踝骨上有个都被挠破了的蚊子咬的疱，大脚趾的趾甲盖里有一丁点儿污垢，她浴衣的贴边都破成一缕一缕的，蓝色浴衣两边的口袋上缝有白色兔形镶饰，她把浴衣在腰间紧紧扎住，腋下夹着条毛巾和一瓶香波，右手捂住脖子下面的浴衣，她的嘴很薄，一副兴奋激动的样子，水从她湿漉漉的头发上均匀地滴到走廊的褐色地毯上，她眯起眼，绕过洪特尔往屋里张望，左眼下面长着一个很小的痣。洪特尔不由自主地往自己下面看，倒是发现看不见自己腰带上的系扣，因为肚子挺了出来，姑娘说了句像是“音乐”什么的话。

洪特尔把门往自己身边拉，好挡住她投向屋里的目光，他又能听见吉尔小姐在唱歌了，她唱着“我的宝贝，你让我疯狂”，由于某种原因这叫他难堪，姑娘说着类似于“抱歉、音乐”什么的，她笨拙地、像个小孩子一样在说着这几个字，一边用右脚趾在左腿肚上搔痒痒。

洪特尔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往外走到楼道里，还随身带上门，说：“要干什么？”姑娘往后退了退，把那张薄薄的嘴撇得都走了样，洪特尔感觉到他的手在门把儿上抖个不停。姑娘把毛巾和香波从右腋换到左腋下并说：“您是在看电视还是在听音乐？”洪特尔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他依稀回想起上一个电视节目秀，他听不懂她的话，她在说一种密码，而他却解不开这个密码。他是在看电视还是在听音乐，这是什么意思？

她说：“电视还是音乐？广告，广告呢还是确确实实是音乐？”

洪特尔迟疑地重复着：“确确实实是音乐。”而姑娘现在都不耐烦了，踮着脚来回晃着，说：“巴赫。”

洪特尔说：“是的，是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格伦·古尔德弹的。”

她说：“瞧，怎么样，也就是说您是在听音乐。”

洪特尔深深喘了口气，觉得腹胀加重，但马上又好多了，他当然是在听音乐，他要回到开头，回到第一个问题，他感到很难将自己的慌乱瞒过她，他担心自己看上去像个老笨瓜。他又说了一遍，这次更为坚定：“要干什么？”然而姑娘却慢慢悠悠地、以一种她的学生终于弄明白了事理的女教师的腔调作答：“我在您门前站住脚听音乐来着。”

洪特尔不解地微微一笑，想到狗发怒时龇牙咧嘴的样子。吉尔小姐唱着“我在热恋中，可我懒得动”，他感到非得把她那满是皱纹的脖子就跟个连环漫画上的鸭脖子一样拧下来不可，他哧哧地笑了起来，姑娘也咯咯地笑，她说：“那位脑子不正常，对吗？”洪特尔收住了笑，生硬地说：“她老了。”

姑娘扬起了左眉，洪特尔按下门把手，准备回屋去，尴尬地说了声：“那就这样吧。”

姑娘果断地吸了口气，两只脚来回跺着，连珠炮似的说了三句话，洪特尔注意力得高度集中，她说：“您知道，我在旅途中路过这儿。住95号房间。听到了您的音乐可真棒，因为那帮家伙把我的录音机偷走了。”

洪特尔插到她说“偷走了”的话里：“谁？”他觉得必须赢得时间，他有些力不从心了，就这家旅馆而言她可是太年轻了，她说的话又这么奇怪。她说：“那帮出没在火车站的家伙，他们把我的背包和我的录音机还有我所有的磁带都偷走了，现在我再也听不到音乐了，这可真糟，没音乐没法儿过。”她急切而殷勤地看着洪特尔。

洪特尔说：“很遗憾。”他求助般地朝昏暗的走廊望过去，吉尔小姐停止了歌唱，他抱着她要朝电梯这边走来、这种情形得以中断的一线微弱希望。吉尔小姐没来，那姑娘，洪特尔感觉到她在观察他，用一种异乎寻常的声调说：“您住在这儿？”洪特尔再次把头转向她，她满嘴边儿都是一种近乎残酷的表情，而且她的上半身意欲攫取地往前倾，她的头发还一直在滴着水。

“是。”洪特尔说，“我的意思是，我……”他停住了，想试一试让她干脆就站着，自己回房间并在她鼻子前把门砰地给关上。

“这是家不寻常的旅店，您不觉得吗？”姑娘问，她现在把手放在浴衣口袋里，兔形镶饰伤风败俗地朝外隆起。洪特尔觉得疲惫得要死，他想念着格伦·古尔德，想念他房间的蓝色窗帘，渴望着睡眠。他对这些都不习惯了，对会面、交谈都再也不习惯了；他说：“对不起。”姑娘装腔作势地叹了口气，从浴衣口袋里掏出钥匙，抚慰地含笑注视着洪特尔。“我们一块儿去吃饭好吗？也许在明天晚上，您会给我指点一家好餐馆，聊聊这个城市的情况，您都了如指掌。”洪特尔在想他都好多年没再去过餐馆吃饭了，在想他对好餐馆一窍不通，在想他对这个城市什么也讲不出来，在想他根本就一无所知。他说：“当然，好的。”他八成会对一切说：“当然，好的。”姑娘冷笑着说：“那就明晚八点，我接您，晚安。”

洪特尔点点头，在她开房门时凝视着她的后背，浴衣的毛巾布顺着她的脊椎往下湿漉漉的都成了深色，他凝视着她关上了的房门，听着她在里面哼曲刷牙，看着门里边的灯光熄灭，他没了把握是否还有劲走回自己的房间。

早晨他醒了，是因为吉尔小姐在公用浴室前的楼道上和多布里安先生吵起架来，吉尔小姐的嗓门尖厉地穿透进他的房间，嗓音发颤，听上去觉得是大获全胜。“下流坯！”吉尔小姐高叫着，“下流坯，卑鄙的西班牙人，流氓！每回女人洗澡就闯进来，我要告诉莱亚希先生！”洪特尔听见多布里安先生那虚弱、疲惫的耄耋老人的声音——“吉尔小姐，您是故意不锁门，您要是锁上，就不会出这种事了！”——每天都是相同的这一出。吉尔小姐从不锁门，谁要是进来，看见她赤条条、皱巴巴、干瘪枯槁地在里边疯疯癫癫地站着，便会恶心地撒腿跑出来，接下来就得听完这段叫骂。洪特尔叹了口气，扯被子蒙上头，睡意像围巾一样从他身上滑落，姑娘一头湿漉漉头发的面孔刹那间浮在眼前，他想到了那个约会，想到了晚上一同进餐，于是感到胃里一阵痉挛，他不该去揽这事，不该应承下来，他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觉得她有点儿幼稚，为女人去考虑的年代早已过去，在这种情况下要跟一个素不相识、太过年轻的姑娘一同外出是个多么疯狂、多么滑稽可笑的想法。

洪特尔坐起身，透过窗户往天上看了一眼，天灰蒙蒙的，乌云密布，复活节星期六，休息日，可怕的休息日。吉尔小姐没完没了、呼天抢地的叫骂声顺着楼道远去，洪特尔站起来，洗脸、穿衣、开窗、凝神往下看了一会儿潮湿的、清晨中的街道，一个胳膊夹着纸盒子的胖墩墩的小孩摔倒了，爬起来，接着跑了。洪特尔乘电梯到底层，忙不迭地朝门口走，忙不迭地逃避莱亚希的声音，太慢了。

“汤普森先生！”莱亚希的嗓音听起来既诱人又叫人反感，洪特尔保持着步调朝接待处半转过身，他没回答。

“您都看见了吧，汤普森先生？”

“我都看见谁了？”洪特尔说。

“那姑娘呀，汤普森先生，我可是为了让你高兴才把95号房给了那姑娘！”莱亚希在行地将一种如此叫人恶心的重读放到了“姑娘”这个词儿上，以致洪特尔都打了个寒战。

“没有，”他说，手已经搁在了弹簧门的玻璃上，“我还没见着她。”可莱亚希在他身后得意扬扬地喊上了：“您是在蒙人，汤普森先生！她今儿早上都跟我说了，她跟您聊过，她可真是满心喜欢，汤普森先生！”

洪特尔放手任凭弹簧门狠狠关上，走到清冷的大街上并啐了一口，看样子那姑娘比他想的还傻。他沿着85号大街往下走，直到百老汇大街，尽管是周六而且还是大清早，那儿都已经堵起了车，交通信号灯红红绿绿地闪着，人群从商店涌出，在75号大街街口耸立着一只梦魇般硕大的复活节兔，在把巧克力蛋往人群里扔。洪特尔走着，漫无目的，沉浸在沉思默想之中，天空雨意正浓，空气中有种冰冷的咝咝声，他被人撞了一下，在百老汇和65号大街的街口足足站了有五分钟，直到有个卖报人叫他注意都第三次亮绿灯了。他反身走上去公园的路，在“百吉”买了份带走吃的三明治和咖啡，一个中国乞丐挡住了一些人的去路，还扯着他们的购物袋，洪特尔绕开道儿走，撞上了一个肥硕的女黑人，道了声歉，她笑嘻嘻地说：“道什么歉呀，宝贝。”美食家大排档前坐着些职员在吃塑料盒里的沙拉，他们并排坐着，所有的脚都保持着相同距离。“电太多！”一个精神病患者在麦西商店前大喊大叫，自打洪特尔能记事以来，他就站在那儿大叫：“电太多把人弄疯了！”行人大笑，把十美分硬币扔到他脚下，他从不去捡。洪特尔拐进一条侧街，这儿静多了，三层红砖楼的一扇扇门前都有配黄饰带的绿色花环，他坐到公园里，喝着变凉的咖啡，吃着三明治，一天的时间正从他身旁掠过，近午时分，天开始渐渐下起雨来。

洪特尔坐着不动，畦田上鸽子在啄食像耗子药一样黄的谷粒，一个足蹬滑轮鞋的姑娘嗡嗡滑过，黑人保姆和一些看上去病恹恹但又高傲自负的白人小孩手拉手坐到他旁边，洪特尔的目光老是定在他两脚间的砾石上，是带白斑的灰色砾石，他感觉到身上各关节、他的双手有种他不熟悉的不安，是一种与雪无关的不安，尽管昨晚那种凉飕飕的发痒感觉愈发强烈了。这个平日叫他平静和困倦的公园，今天却是一副难以接近、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一个上年纪的亚洲女人用金属架在垃圾桶里又是捅又是拨，自个儿絮叨着，后来一无所获，全没了兴趣，消失在草地另一头的树林当中。一只鸽子一头栽倒在洪特尔的长凳前，爪子还抽搐着，一动不动了，洪特尔挪到下一张长凳上坐下。乌云移至一边，让出了一个灰蒙蒙、暗淡无光的三月天，他惶惶地想着：时间，时间。他什么都不想了。长凳间长长的斜影还在移动，他离开了公园，到百老汇大街往回走。下班时的交通与早上一样拥挤不堪，他拐进84号大街，街口地下停车场无所顾忌地吐出一辆又一辆汽车来，洪特尔换到街的另一面走，觉得很冷，双手再往里揣进大衣兜里，伦尼的商店亮着灯。

洪特尔小心翼翼地推开那扇小玻璃门，被门后的毡帘缠住了，昏暗中绊了个踉跄，现在都能听见伦尼在低声发笑，他从帘子里绕出来，也笑了，倒是老大不情愿。伦尼坐在收银台后面他那满是尘土的摇椅上，像个姑娘似的把手捂在嘴上。“别这样。”洪特尔说。伦尼夸张地吸了口气，消失在收银台下面的货架中，随后拎着一瓶威士忌和两只杯子又冒了上来。店里很暖和，黄澄澄的灯光中尘絮在闪烁，有股子纸味儿和发潮的木料味儿，伦尼的摇椅就在书籍、画框、万圣节面具、腐朽了的小箱子和一匹匹衣料、塑料花、食品罐头、发黄了的明信片当中，还有雨伞、假发、棒球棍。洪特尔从一把花园用的椅子上将一摞老掉牙的彩票挪开坐下，伦尼斟上威士忌，灰尘像是在他脸上皱纹里都积累了下来，厚厚的眼镜后面两眼潮乎乎地闪着光。他说：“你前天刚来过这儿，汤普森。”洪特尔微笑了一下说：“我马上就走。”伦尼没有回答，连同他的摇椅一块儿晃荡回这爿店的昏暗当中。威士忌的味道有点发咸，什么地方在滴水，街上的嘈杂声远远离去，洪特尔暖和过来，他不清楚自己怎么就在这儿了，他都不再想弄清楚他怎么就在这儿。他就想这么坐着，就像他老来这儿坐着那样，平静、持久、无缘无故，然后走开。伦尼在观察着他，他感觉到了，伦尼很鬼，现在他喉咙里发出呼噜声，把痰吐进一只旧铁盘里，说：“汤普森，你不就是想买点什么嘛。”

洪特尔站起身，那把花园用的椅子发出喀嚓声，他都能在自己耳朵里听见血在哗哗流淌，他说：“我想要个录音机，普通的，就这么个小小的、能携带的，我想，你有这玩意儿，也许吧。”他竭力让他的声音听上去有种随随便便的、漫不经心的音调。伦尼镜子后面的眼眯成了缝，“你有个录音机，汤普森，干吗要第二个？”

洪特尔轻咳一下，真想避开伦尼的目光，当下就后悔怎么就问了这么一句，他不会撒谎，说：“我想拿它送人。”伦尼往边上看，他一前一后地摇着晃着，慢腾腾、懒洋洋，轻轻吹着口哨，摇着头。洪特尔小心翼翼地喘着气，伦尼站起身，消失在店堂深处，玻璃碎了，书掉了，起灰了，伦尼咳嗽着、咒骂着，来回撕扯着什么，回来了，他满是骨节、布满褐斑的手上捧着个小小的、简直就是小巧玲珑的、机盖银光闪闪的录音机。

洪特尔冒汗了，大衣领子刮得脖子生疼，羊毛围巾叫人发痒，洪特尔觉得燥热难当。伦尼把录音机放到收款台旁边，拿块抹布在上面来回擦拭着，一脸担心的样子，他看上去的确很是担心。洪特尔扭过头去，连人带椅子挪回到朦胧昏暗之中，伦尼朝前倾了倾身，说：“你是知道我什么都不卖了，只是在这儿坐着，我什么都不卖了。”

“是，”洪特尔虚弱地说，“这我知道。”

伦尼宽厚地叹了口气，又啐了口痰，然后咯咯轻笑了起来：“我对你感到吃惊，汤普森，我的确是很吃惊，我不认为你要把这台录音机送给莱亚希，或者是给吉尔小姐。”他透过厚镜片朝洪特尔那边察言观色，秃顶上一缕尘絮在颤抖，“汤普森，这台录音机是给谁的？”洪特尔没回答，他感觉到那种疲劳感是如何在他肩胛骨间扩散开来，他用手背去擦额头上的汗。伦尼从收银台后面出来，拿脚踢倒两摞子书，把那台小录音机放到洪特尔的膝间。他说：“拿去吧，我用不着它了，要是你后悔的话，再给我拿来，汤普森……”伦尼就此打住，嗒吧嗒吧地拖着脚走回摇椅，坐下，细细查看着铁盘里他吐的痰。洪特尔摸着银光闪闪的机盖，又凉又滑，他盼着伦尼还会说点儿什么；盼着他会把录音机又给他拿走；盼着自己回到自个儿的房间，回到床上，回到昏暗之中。伦尼沉默不语，水在滴着，什么地方的纸在沙沙作响。洪特尔站起来，把录音机拿到手中，朝门口走去，说了声：“多谢”。——“不用谢。”伦尼从他摇椅深处撂出话来，洪特尔背对他站着，等待着，感觉到心跳，伦尼说：“汤普森？”洪特尔清清嗓子，伦尼说：“你还来吗，明天，后天？”洪特尔说：“肯定来。”把毡帘拨到一边，打开小玻璃门，闻到股雪味。“但愿如此。”伦尼说。洪特尔出门走到寒冷昏暗的街上。

莱亚希坐在华盛顿—杰弗逊旅店接待处柜台后面，读着日报，没抬眼。洪特尔把录音机藏在大衣里，乘电梯上楼，沿着楼道蹑手蹑脚地走，开他的门锁，锁上身后的房门，他的膝盖在颤抖，六点四十五分，楼道还有95号房间都静悄悄的。

一小时，正好一小时，她就来了。洪特尔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死盯着衣柜，他把录音机裹进报纸里，并在上面绑了根毛线，录音机立在桌子上显得挺好笑的，洪特尔把目光移开，走到柜子跟前取出他的西服。这套西服是黑色的，有股子灰尘味儿，膝盖和肘部都破了，领子发亮，这身衣服上次他还是在怀特先生的葬礼上穿过，这是华盛顿—杰弗逊店葬礼专用套装，而他今晚要穿上这身行头的想法叫洪特尔禁不住发出一阵偏激的笑声，他觉得恶心，胃里、整个心脏还有喉咙里都觉得恶心，他把西服扔到床上，让热水往盥洗盆里流。那姑娘能耐还没大到能促使他到公用浴室去洗澡的地步，那姑娘根本就促使不了他去洗澡，他是会刮胡子、去梳头，反正是没什么戏。洪特尔在盥洗盆上方镜子前非常缓慢地睁开眼睛，镜子很小，蒙上了一层水蒸气，洪特尔看着自己在温润、白色蒸汽中的脸。他小心翼翼地刮着胡子，双手抖得厉害，稍微划破了点下巴颏，血冒了出来，是种异样的、不健康的红色，洪特尔干呕了一口，深深地吸气，让凉水浇在手腕上，数着数，能闻到剃须泡沫味，闻到香皂味，薄荷香型的。他用一小片报纸止住血，穿上套服，衣袖太短了，还少了一粒纽扣，洪特尔感觉像是人在梦中，梦游似的，差不多都无关紧要了。他点上支烟，提起裤腿坐到床沿儿上，咳嗽着，七点四十五分了，他等着。

消防梯栅栏之间呈正方形的天空灰暗模糊起来，接着全黑了，下起濛濛细雨，床头柜上闹钟发出滴答声，暖气片中的水在哗哗流淌，整栋楼在左右摇晃，就片刻工夫，处在一种少见的、不同寻常的动荡中。像只船，洪特尔想着，像只船，解了缆绳，早就离岸而去，我只不过没发觉罢了。所有的嘈杂声像是远在天边，闹钟的指针转圈儿跋涉，拉走了多少个小时，姑娘没来，当然她没来，洪特尔躺在床上微笑，盯着天花板，那上面的水渍、石膏花饰上的裂缝，失望地如释重负。她要是真来了的话会出什么事，那该会是个什么光景，这晚在一家高级餐厅，服务生面带讥讽的微笑，裤兜里的小钱，颤抖的双手，食不下咽。她本该说上些什么，他本可以什么都不说，仅是谛听自己的心跳，那种跳动兴许会变快、变得更快，于是乎……洪特尔躺在床上微笑着。“时间，”他在想，“时间跟时间。”闹钟在十一点钟停了下来，他把被子拉过膝盖，侧身蜷伏着，目光在屋里一件件东西上摸索着，在它们那磨光的、柔和的熟悉轮廓上摸索着，真暖和，困倦感来得好猛，妙不可言。

午夜时分，95号房门砰地关上。洪特尔没听见那姑娘的声音，没听见昏暗楼道里那轻盈的、富有弹性的脚步声，听到的大概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窸窣声，他坐起来侧耳细听，一片寂静。他站起身，有点儿发晕，眼前一黑，后来这股劲儿就过去了，他又脱去套装，上衣、裤子，现在都压出了褶子，皱巴巴的，认真仔细地把它们挂回柜子里，站在磁带前，莫扎特和巴赫，忧伤的舒伯特还有简朴、温柔、亲切的萨蒂 [23] ，礼拜天唱的葡萄牙法多歌曲法多（Fado），一种忧伤的民间歌曲，常以简单的吉他伴奏。和詹妮斯·乔普林 [24] 的那种嗓音，对于她，他可是太老了，向来都是太老了。有的时候，在忘乎所以之余，来上一曲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这个美国人，这个来自加利福尼亚高大、乖戾、丑陋的怪人，他只听过此人的一首歌，是电影《新泽西女孩》里的，可那首就叫他喜欢上了。又是莫扎特和舒曼，中间还夹着一张史蒂文斯 [25] 的唱片，哪儿来的这张？洪特尔用手轻轻拂过一盒盒磁带，摇摇头，难为情地笑了笑，探戈舞曲，卡拉斯 [26] 唱的咏叹调，音乐和时间，时间，冬日旅行，那些他在汤普金斯广场边儿的跳蚤市场上买下的、还不熟悉的非洲歌曲，七年过去了，或者是八年，或者都十年了。洪特尔没流眼泪，手里翻过磁带，都辨认不出自己的笔迹来了，爵士乐和抒情诗，杜鲁门·卡波特 [27] 的声音。接下来他开始打包，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小鞋盒，把磁带装到里边，非常整齐，背面挨背面，有些磁带没写标签，她得自个儿去看了，还有录音机里的那盘格伦·古尔德弹的磁带，还有这盘，洪特尔什么都没忘。那姑娘在敲门，已经很晚了，有多晚，都这么晚了 [28] 洪特尔把盒盖儿扣到鞋盒上，把鞋盒放到录音机小包上，把门开一条缝，把两样东西推到楼道上。

姑娘说：“请开开门。”她一条腿伸进门缝，洪特尔两手把腿推挤了出去，说：“复活节快乐。”关上门。姑娘在门外又说了声：“请开开门。”还说道：“很抱歉，我知道，我来得太晚了。”洪特尔蹲在地上没有回答，他都能听见她的呼吸声，能听见她怎么去捡起两只小盒子，打开鞋盒盖儿，撕掉小包的报纸，她“啊！”了一声，磁带相互碰撞发出轻微啪嗒声，她说了声：“哎呀，天呐。”接着就失声痛哭起来。洪特尔两手放在脸上，用拇指往闭上的眼睑上按，直按得五颜六色都迸了出来。姑娘在楼道里哭着，她可能在沾沾自喜中感到空虚，可能是大失所望，洪特尔把头靠在门上，头是这般沉重，他什么都不想听，但还是在听着。姑娘说：“您不需要非得这么做呀。”洪特尔开口了，声音非常小，他不知道她是否能听清他的话，但是他到底还是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可我就想这样做。”姑娘说：“谢谢。”洪特尔点点头，听见她大衣的沙沙声，肯定是件塑料大衣，还可能是绿颜色的，她用身子挤挤门，门没松动，她问：“您就不想再开了？”洪特尔摇摇头。她说：“就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您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行。”洪特尔说，对着门和墙之间的缝隙往里头讲，他猜她的嘴差不多就在那儿，那张薄薄的、激动的、惶惑不安的嘴。她说：“我想知道您为什么住在这儿，到底为了什么，您能告诉我吗？”洪特尔把脸贴在门缝上，有点透风，冷风钻进来，一丝凉意，他又闭上眼睛说：“因为我能离开。每一天，每天早晨装好箱子，身后带上门，出发。”姑娘默不作声，后来说：“到底去哪儿？”洪特尔马上答道：“这完全是多余的问题。”挤门的劲儿减弱了，塑料大衣沙沙作响，姑娘像是站了起来，门缝上凉飕飕的穿堂风没了。“那是，”她说，“我明白了，晚安。”“晚安。”洪特尔说，他清楚她会收拾好她的行李、装上那台录音机、他的音乐，然后就动身离开，在天大亮前。

夏屋，以后

史泰因是在冬天找到的那栋房子。十二月初头几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了声“喂”就不吭声了，我也一声不吭。他说：“是史泰因。”我说：“知道。”他说：“你还好吗？”我说：“干嘛打电话？”他说：“我找到了。”我不解地问：“找到了什么？”他像是受了刺激似的回答：“房子！我找到那栋房子了。”

房子，我想起来了，史泰因还有他那栋房的废话。离开柏林，乡间别墅，庄园住宅，大宅子，椴树在房前，栗子树在屋后，房上头一片天，勃兰登堡边区的湖泊，至少三摩尔干 [29] 的地。摊开地图，标上记号，一连数周在这个地区开车转悠，找呀找的。每次跑完回来，他都是一副怪怪的样子。大家都说：“他不过是说说而已，这事成不了。”要是我没见史泰因本人，我都忘了这档子事了，就和我把他都忘了没什么两样。

我不由自主地点上支烟，每次史泰因也不知怎么就冒了出来，弄得我想不大起事儿来时都这样。我迟疑地说：“史泰因？你买了？”他喊了起来：“对！”然后听筒就从他手里掉了。我还从来没听见他喊叫过，后来他又凑在话筒上继续喊，喊着：“你可得好好看看，叫人难以置信，真漂亮，棒极了！”我没问干嘛偏偏我得好好看看，我留心听着，尽管他接下来好长时间什么也没说。

“你这会儿在干吗？”他终于问，听上去简直有点色迷迷的，而且嗓音微微有点儿发颤。“啥都没干，”我说，“就这么瞎待着看报。”——“我来接你，十分钟内到。”史泰因说着就挂了电话。

五分钟后他到了，我给他开了门，他拇指还没从门铃上挪开，我说：“史泰因，烦得慌，别摁了。”我本来是想说：史泰因，外面那么冷，我可没兴趣跟你出去，滚吧。史泰因停手不再摁了，歪着脑袋，想要说什么，可什么也没说。我穿上衣服，我们开车出发，他的出租车里有股烟味儿，我摇下玻璃窗，把脸伸到冰冷的空气中。

跟史泰因的关系，像大家说的那样，那时都已过去了两年，这种关系没持续多久，主要是源自于乘他的出租车一起兜风。我是在他的出租车里认识他的，他送我去参加一次庆祝活动，在高速公路上将一盘“赛车”乐队 [30] 的磁带塞进录音机里，当我们到了那儿时，我说庆祝活动现在在别处了，于是我们接着开，也不知什么时候他关掉了计程表。他一块儿来到我的住所，把他那些塑料袋摆在我屋里的走廊上，一待就是三星期。史泰因从来没拥有过一处自己的住所，他带着这些兜子袋子满城迁徙，时而睡在这儿，时而睡在那儿，要是没找到地儿就睡在他自己的出租车里。他不是世人所想的无家可归的那号人，他整洁干净、穿着得体、从不邋遢，他有工作有钱，就是没个自己的住所，大概他不想要吧。

在史泰因住在我这儿的三周时间里，我们开着他的出租车跑遍了全城，第一次穿过法兰克福林荫大道，直开到这条街的尽头再折回来，我们听着“大举进攻”乐队 [31] 的曲子，抽着烟，足有一小时往返于法兰克福大街，直到史泰因说“清楚啦？”为止。

我的脑袋整个儿都空荡荡的，觉得被掏空了，处在一种奇特的漂浮状态中。我们前面的宽阔街道，被雨水淋得湿漉漉的，刮雨器在挡风玻璃上晃着，一前一后。街道两旁的斯大林式建筑高大、异样、漂亮，这座城市不再是我所认识了解的城市，它自给自足且又空无一人，史泰因说“像头绝种的巨兽”，我说，我懂他的意思，我停止了思考。

打那以后我们几乎总开着那辆出租车到处转悠，史泰因为每一段路程备上了不同的曲目，“想象”乐队用在公路上，大卫·鲍伊 [32] 用在市内，巴赫用在林荫道，“赛车”乐队只在高速路上放。我们几乎老在高速路上跑，下第一场雪时，史泰因在每个高速路旁的停车场边从车里钻出来，一路狂奔到积雪覆盖的田野上，在那儿做些缓慢专注的跆拳道动作来，直到我笑着发脾气吼上几句他该回来了、我要接着开、我冷了什么的才算完。

也不知什么时候我腻味了，给他把三个塑料袋捡到一块儿，说，是给自己找个新落脚地儿的时候了，他道声谢走了，搬到住在我楼下的克里丝蒂安娜那儿，后来搬到安娜那儿，搬到亨丽埃特那儿，搬到法尔克那儿，以后搬到其他人那儿住。他和他们所有的人上床，这免不了，他长得相当的俊，法斯宾德 [33] 都会在他身上得到强烈的快感。他是在场，可又不在；他不是圈内人，但由于某种原因又待了下来。他在法尔克的摄影室里坐着当模特儿，在安娜的演奏会上铺设电线，在红色沙龙听海因策的作品朗诵。他在剧院里拍巴掌，要是我们拍的话；喝上点儿什么，要是我们喝的话；吸上些大麻，要是我们吸的话。许多庆祝活动他都在场，每年夏天，在我们出去到那些年久失修、东倒西歪、他们大伙儿不久后全都买下来的、在腐朽了的栅栏上还涂着“柏林人滚出去”的乡间小别墅时，他都一块儿来，有时候我们当中的某一个带他上床，有时候有那么一个还得在一边等着呢。我可不，我这人不吃回头草，我可以说——这不是我的作风。我都记不清那事，也就是跟史泰因性交是怎么一回事来着。

我们和他一块儿懒散地坐在那里，坐在我们跟他们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的那些人的花园和宅子里，那里面曾经住过工人、小农、园艺爱好者，这些人厌恶我们而我们也讨厌他们。我们有意回避当地人，一想到他们啥都砸了，就是合不到一块儿去。我们窃取了他们那种“在自家人中间的感觉”，使村庄、田野还有天空都走了样儿，这一点他们很清楚，而且是气冲冲地从我们如何拿着逍遥骑士 [34] 的步态溜溜达达、把抽剩下的自卷烟蒂拿手指头弹到他们花园前边的花坛上、相互推搡的做派上看出来的。然而我们就要待在那儿，不管你想怎样。在这些房子里我们撕下墙纸，清理掉没完没了的塑料加塑料 [35] ，史泰因来干这事；我们坐在花园里，喝着葡萄酒，百无聊赖地瞅着蚊群中的树丛，聊着卡斯脱尔夫 [36] 和海纳·米勒 [37] 还有瓦韦齐内克斯上次在人民剧院演砸了的事。要是史泰因活儿干够了，就坐到我们这儿来，聊天呢他是没词儿，我们吸食LSD [38] ，史泰因也沾点儿。托蒂跌跌撞撞地闯进夜幕当中，摸到了什么都乱喊一通“蓝蓝的。” [39] 史泰因快活得有点夸张地微笑着，并不做声。他不曾获取到那个，也就是我们吹毛求疵、神经衰弱、残败不堪的目光，尽管他在为此而努力着。通常他观察我们的劲头就好像是我们在台上演戏似的，有次我和他单独在一起，大概是在海因策那座位于卢诺夫 [40] 的乡间别墅花园，其他人吸着Speed [41] 看落日去了，史泰因收拾起杯子、烟缸、酒瓶还有椅子，他归整停当，不多久就没什么东西能叫人想起还有别的人。“来点儿葡萄酒？”他问。我说：“行。”我们一声不吭地喝酒抽烟，每次对视时，他都微微一笑，如此而已。

“如此而已”，我在想，就在此时此刻坐在史泰因身旁的出租车里。去普伦茨劳方向的法兰克福林荫大道，午后的交通，天气阴沉寒冷，空中尘土飞扬，挨着我们开的是些呆视着前方、傻乎乎的、伸出中指的、打着哈欠的、疲倦不堪的司机，我抽着烟自问为什么偏偏非得是我眼下坐在史泰因身旁；为什么他偏偏给我打了电话——因为是从我这儿开的头，对他而言？因为他没联系上安娜或是克里丝蒂安娜或是托蒂？因为那一伙儿没人跟他出去？那为什么我跟他出来？我找不出个答案。我把烟头从车窗扔出去，对我们旁边开车人的指指点点无动于衷；出租车里冷得要命，“暖气不对头吧，史泰因？”史泰因没回答，自打那个时候以来，这是我们第一次一块儿又坐在他的车里，我宽慰地说了句：“史泰因，一栋什么样的房子，花了多少钱？”史泰因心不在焉地瞟一眼反光镜，连续多次闯过红灯，不停地变换着车道，把烟头上的余火都吸到嘴唇边儿上，“八万，”他说，“花了八万马克，真漂亮，我一看就知道——就它了。”他脸上泛起红斑，在跟一辆大巴争抢先行权时，伸开手掌使劲摁着喇叭。我说：“哪儿弄来的八万马克？”他瞥了我一眼说：“你在提不当的问题。”我决定什么都不再说了。

我们离开柏林，史泰因从高速路下到公路上，天开始飘起雪来。我犯困，每次乘车都那样，我盯着雨刷，盯着转着圈儿扑面而来的飞舞的雪花，想着两年前和史泰因那次开车出行，想着那种不同寻常的亢奋，那种冷漠，那种生疏。史泰因开得稳多了，时不时还瞥上我一眼。我问：“录音机不灵了？”他微微一笑，说：“还行，我不知道……你要是还喜欢那样的话。”我翻起白眼——“当然还喜欢”——把那盘卡拉斯的磁带塞进机子里，那盘磁带上史泰因把多尼策提 [42] 的咏叹调一连合成了有二十遍，他笑了，“你还记得这个。”卡拉斯在歌唱，她把嗓音提上去又把嗓音压下来，史泰因加速上去又减速下来，我忍不住笑起来，用手蹭了一下他的脸，皮肤异常粗糙，我心想：“那正常是什么样儿呢？”史泰因说了声：“看着点儿。”我看得出他马上后悔说了这话。

过了安格明德他从公路拐出来，在一幢六十年代的简陋的低层平顶房的入口前猛地来了个急刹车，叫我连脑袋都撞到了挡风玻璃上。我失望不安地问了声：“就这？”可史泰因却喜气洋洋地在结冰的水泥路上做出夸张的动作，朝那个从房门走出来的、身穿厨房罩衣的女人溜了过去。一个苍白瘦小的孩子紧紧扯住她的罩衣。我摇下车窗，听着他是如何以一种和蔼可亲的热情劲儿喊了声“安德森太太！”——我一贯憎恶他那种跟这类人打交道的方式——看着他是如何把手伸给她，而她又是如何连碰都不碰把一大串钥匙撒手撂到他手里。“上冻时停水，”她说，“管道坏了，电他们要到下周才接通。”扒扯着她罩衣的孩子开始大哭大闹，“没事儿。”史泰因说，朝汽车溜了回来，在我摇下的车窗前停住，幽雅而又猥亵地把他的胯骨扭了个圈，说：“来吧宝贝，一块儿享受享受。”我说：“史泰因，别这样。”我都感觉到我的脸怎么羞得红了起来，那个小孩松开女人的罩衣迈着令人惊讶的步子朝我们走来。

“他们在那里面住过。”史泰因重新发动车时说。他倒车上了公路，雪现在越下越大，我扭过身看着女人和孩子站在被照得通明的长方形大门里，直到那幢房子消失在转弯后面为止。“他们挺恼火的，因为一年前他们必须搬出来，但不是我把他们赶出来的，是住在多特蒙德市的房主，我只不过是买下了房子而已，就我而言他们可以尽管待在那里。”我不解地说：“可他们确实叫人讨厌。”史泰因说：“什么叫讨厌？”并把那串钥匙扔到我的膝间，我数了数钥匙，有二十三把，小的很小，大的很大，很旧，都有漂亮的弧形把柄，我自言自语地哼起来：“马厩钥匙、阁楼钥匙、大门一把、仓库一把、卧室一把、挤奶房一把、信箱一把、地下室一把，还有花园大门那一把。”骤然间——我确实没往这儿想——我理解了史泰因，理解了他的兴奋之情、他那期待中的喜悦、他的激动不安。我说：“我们一块儿去那儿真是太好了，史泰因。”他就是不正眼看我，说：“至少可以从游廊上看见太阳在教堂钟塔后面落下，我们马上就到，过了安格明德是卡尼茨，那栋房就在卡尼茨。”

卡尼茨比起鲁诺夫差劲多了，不如滕普林，也不如舍内瓦尔德。曲里拐弯的公路两旁净是些灰色低矮的房子，许多窗户上都钉着厚木板，没有商店，没有面包房，没有旅店。漫天大雪来得更猛了，“这儿雪真多，史泰因。”我开腔了。他说：“当然喽。”就好像是他连房子带雪一块儿买下来一样。当那座乡村教堂在路的左边突然冒出来时——那红红的圆形钟塔还真漂亮——史泰因开始发出一种奇怪的嗡嗡声，像是只在夏天往关着的窗户上瞎撞的苍蝇。他把车开到一条交叉道上，踩刹车，与此同时以一种强调的姿态把双手从方向盘上拿开，说：“这就是。”

我从车窗望过去，心想：什么这就是，还有五分钟的路呢。这栋房子看上去似乎随时都会悄无声息地突然坍塌，我下了车，小心翼翼地关上车门，就好像每一声震动都会过头似的，史泰因呢也是踮着脚往房子那儿走。这栋房是艘船，它横亘在这条卡尼茨乡村路边儿上，简直像是一艘在久远的过去搁了浅的、宏伟壮观的巨轮。这是一栋用红砖砌成的三层高的大宅，房子的双坡屋顶只剩下了空架子，两个木制马头把在两头，大部分窗户上都没了玻璃，倾斜的游廊缠满了粗大的常春藤，墙体上的裂缝足有大拇指那么粗。房子是很棒。就是那座房子。然而却是废墟一堆。

那扇大门，那扇史泰因试图把上面写着“出售”字样的牌子摘下来的大门，伴随着一种哀怨声缓缓倒下，我们从上面跨过去，接下来我停住脚，对史泰因的表情大为惊讶，盯着他怎么样在游廊那儿的常春藤后面没了人影。不一会儿一副窗框从房子里坠落下来，史泰因那张紧张激动的面孔出现在窗户碎玻璃尖之间，被一盏煤油灯照得亮光光的。

“史泰因，”我大叫，“出来！房要塌了！”

“进来！”他应声大喊，“这可是我的房子！”

我匆匆自问，干吗要这么担惊受怕的，于是就在垃圾袋和废铜烂铁上磕磕绊绊地往游廊上走去，那上面的木板嘎吱直响，须臾间常春藤吞噬了每道光线，我厌恶地把藤蔓拨到一边，后来史泰因冰凉的手把我拽到房子过道里，我紧紧抓着，握住他的手，忽然间我不愿再失去他的触摸，更不愿再失去他那盏微弱暗淡的煤油灯发出的亮光；史泰因闭着嘴发出嗡嗡声，我在他后面跟着。

他把所有的百叶窗统统推出去扔进花园，我们眼瞅着最后一道自然光线透过那些门上的红色玻璃碴儿。我上衣口袋里那串沉甸甸的钥匙压根儿就派不上用场，所有的门都大敞着，或者都不在了，史泰因照着亮，指点着、比画着，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到我面前，想要说什么，又什么都没说，拉着我接着走。这儿摸摸楼梯扶栏和把手，那儿敲敲墙，还把墙纸扯了下来，一脸惊讶地注视着那上边露出的满是尘土的灰浆。他说：“看见了吗？”还说：“摸摸！”又说：“觉得怎样？”我无须去答他的话，他在自言自语，他跪在厨房地板上，双手擦去瓷砖上的污秽独自絮叨着；整个儿这段时间我都紧紧地抓着他，但又觉得两手空空。墙上一帮小青年留下他们的涂鸦——去她那儿，放你的风筝 [43] 到此一游，马蒂斯。不冒险，没乐子。——我说：“去她那儿，放你的风筝。”史泰因猛地朝我转过身来一头雾水地说：“什么？”我说：“没啥。”他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推到他前边，一脚把后门踹到外面花园里，把我推到一个小台阶下面，“这儿。”

我说：“这儿——什么？”

“应有尽有！”史泰因说，我还从没见他这么放肆过。“湖泊，勃兰登堡边疆派儿的，花园里的栗子树，有三摩尔干的地，你们可以在这儿种上些该死的草、蘑菇、大麻还有什么乌七八糟的劳什子，有的是地儿，懂吗？有的是地儿！我给你们在这儿弄个沙龙，台球室，再弄上个吸烟室，给每人一个单间，房子后面是给屁饭屁事用的大桌子，另外你可以起床就跑到奥德河边儿上吸你的可卡因，直到脑袋炸了算个够。”他粗暴地把我的头朝外扭向旷野，天太暗了，我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我开始发抖。

我说：“史泰因，求求你，别说了。”

他打住了，沉默下来，我们对视着，呼吸急促而且几乎还是以相同的节奏。他慢慢把手挨到我脸上，我猛地往回一缩，他说：“好了，好了，好了，OK。”

我一动不动地站着，全蒙了。天涯海角我倒是明白点什么，可那儿离得太远。我精疲力竭，浑身绵软，想起其他人，他们把我一个人撂到这儿，没有一个人在这儿保护我免遭史泰因的伤害，克里丝蒂安娜没有、安娜没有、海因策也没有，我感到一阵愤恨不平，史泰因在用脚来回蹭地，说：“我很抱歉。”

我说：“没事，没啥。”

他握住我的手，他的手现在又温暖又柔软，他说：“那就看教堂钟塔后边儿的太阳吧。”

他拂去游廊台阶上的雪让我坐，我坐下来，感到非常冷。接过他点着递给我的烟，抽了起来，呆呆望着太阳在那后头都已经落下的教堂钟塔。我有一种必须说上点儿憧憬未来、乐观宽慰一类说辞的负债感，自觉得都被搞晕了。我说：“我觉得要把游廊上的常春藤弄掉，夏天弄，不然我们坐在这儿喝葡萄酒时什么都看不见。”

史泰因说：“我弄。”

我确信他压根儿就没用心听，他在我旁边坐着，一脸疲惫，他看着空荡荡、白皑皑、冷冰冰的公路。我在想着夏天，想着在海因策那座位于鲁诺夫花园里的时光，我希望史泰因还会像他在那时候注视我那样再对着我端详，我恨我自己这么想。我说：“史泰因，给我说点什么，好吗？也许能随便给我讲点什么？”

史泰因把烟撇到雪地里，没有看我，说：“该给你说什么呢，这是个机会，许多机会中的一个，你可以利用它，也可以放着不管，我可以把握这个机会，也可以半途而废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我们可以一块儿来把握这个机会，或者就像是我们素不相识那样。都无所谓，我只是想要给你看看，仅此而已。”

我说：“你花了八万马克就为了让我看一个机会，而且还是众多机会中的一个？我理解得对吧，史泰因？这是什么意思？”

史泰因没反应，他俯身向前，使劲地看着公路，我随他的目光而去，公路一片昏暗，积雪反射出最后一束光线使人目眩，在路的另一头站着个人，我眯起眼挺直了身，那人影约摸在五米开外，转身跑进两幢房子之间的阴影里，一扇花园大门发出噼啪声，我确信是认出了安格明德的那个小孩，那个苍白的、叫人讨厌的、紧紧抓着那个女人罩衣的孩子。

史泰因站起来说：“我们走吧。”

我说：“史泰因——那孩子，安格明德的，他为什么待在马路这儿监视我们？”

我知道他不会回答，他给我打开车门，我在他面前站着不动，在等着随便一个什么东西，一下触摸、一种表示，我在想：反正你老想跟我们混在一块儿。

史泰因冷冷地说了句：“谢谢你一块儿来。”

于是我上了车。

我记不清回程路上我们都听了些什么音乐，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只是偶尔见到过史泰因。湖面结冰了，我们买了冰鞋，夜间打着火把穿过森林出去滑冰，我们听着海因策手提录音机传出的保罗·孔特 [44] 的歌，吸着“灵魂出窍” [45] ，朗读着布瑞特·伊斯顿·埃利斯 [46] 的小说《美国精神病人》中的精彩片段。法尔克吻着安娜，安娜吻着我，我吻着克里丝蒂安娜。史泰因有时也在场，他吻着亨丽埃特，而每当他做这事儿时，我就往别处看。我们回避对方，他没给任何人讲过他已经买下了那栋房子，没提和我一块儿去过，我也没说，我没去想那房子，但有时在我们乘他的出租车回城、在把滑冰鞋还有火把扔进后备箱时，我在那里面发现了屋顶油毡、墙纸和墙漆。

二月里托蒂掉进了格里布尼茨湖。海因策穿着冰鞋在冰面上飞奔，高举着他的火把大呼小叫：“咱们还会有什么乐呀，得是不同寻常的，我都受不了啦！”他整个儿醉醺醺的，托蒂跟在他后面滑了个趔趄，我们喊起来：“说‘蓝蓝的’，托蒂！说这个词！”接着就听喀嚓一声，托蒂没了。

我们静静地站着，海因策张着大嘴滑出一个优美的“8”字形，冰面在嗡嗡作响，蜡泪发出咝咝声从我们的火把上滴答下来。法尔克跑过去，穿着冰鞋踉踉跄跄的，安娜扯下她的围巾，克里丝蒂安娜傻里傻气地双手掩面发出刺耳的尖叫，法尔克趴在冰面上匍匐前进，海因策已经见不到人影，法尔克喊着托蒂，托蒂应声喊着，安娜把她的围巾扔过去，亨丽埃特紧紧抓住法尔克的双脚。我站着不动，史泰因也站着不动，我接过他点着递给我的烟，他说“蓝呵”，我说“冷呵”，接着我们就开始大笑不已，我们都笑弯了腰，躺到冰面上，泪流满面，我们笑个不停，直到他们把浑身湿透、颤抖不已的托蒂拽上来时都止不住，亨丽埃特说：“你们神经了还是怎么？”

三月里史泰因消失了。他没出现在海因策三十岁的生日聚会上，没出现在克里丝蒂安娜的首场演出上，也没在安娜的音乐会上露面，他人没了。当亨丽埃特笨手笨脚地悄悄问他在哪儿时，他们大家都耸耸肩，我没耸肩，可我没吭声。一周后他寄来了第一张明信片。那是张卡尼茨乡村教堂的照片，背面写着：屋顶不漏了。小孩擦着鼻涕，不说话，老待在那儿。太阳靠得住，它要是没了，我就抽烟。我种了点儿东西，你能吃的，你来的话，我就剪常春藤，这你清楚，你还拿着钥匙。打那以后明信片定期寄到，要是晚到了一天，我就干等着，还会感到失望。都是些那座教堂的照片，而且老是四五句话，像是简短的谜语，有时文笔漂亮，有时叫人摸不着头脑。史泰因常写“……如果你来的话”，就是不写“你来吧”。我决定等着这个“你来吧”，然后就动身去。五月没来明信片，但来了封信，我端详着信封上史泰因那不熟练的、斗大的字迹，上床爬回到法尔克那儿，撕开信，法尔克还睡着，打着鼾。信封里是张《安格明德 [47] 报》的剪报，史泰因把日期潦草地写在背面，我推开法尔克睡得暖烘烘的身体，摊开剪报读起来：

地方新闻

星期五凌晨，卡尼茨一栋昔日豪宅遭焚仅剩墙基。半年前买下这栋建于十八世纪的宅第并修缮完毕的房主，一位柏林人，杳无踪影。失火原因尚未确定，警方至今不排除纵火可能。

这段文字我读了三遍。法尔克挪了挪身，我从这条报道移开目光，呆呆地凝视着信封上史泰因的字迹，再转回到报道上凝视着，邮票上的邮戳是施特拉尔松德 [48] 法尔克醒了，无动于衷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捏着我的手腕，拿出一种傻瓜才有的、叫人恶心的聪明劲儿问了声：“这是什么？”

我抽出手来，下了床说：“什么都不是。”

我走进厨房，呆头呆脑地在炉台前站了有十来分钟，炉台上的钟发出滴答滴答声，我去了后屋，拉开写字台抽屉，把这个信封和其他明信片以及那串钥匙放到一块儿，心想：“再说吧。”

暗箱

那个艺术家个头很小，玛丽有时候都不清楚她做的一切是不是还对头。那个艺术家是太矮了，她想：你脑子不大对头，是说她自己的。可能是因为秋天到了，因为那种再熟悉不过的焦虑周而复始，脊梁上直抖，雨的缘故？

那个艺术家确实太矮了，肯定比玛丽要矮上三个头。他名气很大，起码在柏林人尽皆知，他用电脑玩艺术，写了两本书，有时夜里在广播电台作演讲。另外，那个艺术家还奇丑无比，他生就一颗小得不能再小的、无产阶级的脑袋，肤色很深，有人说他有西班牙血统。他嘴小得令人难以置信。都没了。然而他的眼睛却很漂亮，黑黑的、大大的，演讲时他大多把手就这么放在面前，以至于只能看见他的眼睛。那个艺术家衣着邋遢之极，穿着撕烂的牛仔裤——儿童尺码的，玛丽推想——永远一件绿上衣，永远一双休闲运动鞋。左手腕上系一根黑皮带子，有人说，即使这样那个艺术家却聪明得令人难以置信。

玛丽想从那个艺术家身上沾点什么。想从他身上沾到点什么她并不清楚，可能是他名气的光彩；可能是在一个丑八怪身旁更显光艳；可能是闯进——破坏性地——一种表面上的无动于衷。玛丽郑重其事地自问她做的一切是不是对头，他俩在一块儿不就是显得荒唐可笑吗？玛丽一贯只愿与美男相处，非得朝下去看一个男人真是瘆得慌，叫人瘆得慌是去想象一下那种事该怎么着，要是……尽管如此玛丽就愿意。

在最开始的那天晚上他们相拥亲吻，或者确切地说是玛丽亲吻艺术家。他突然站在她面前，就在这次庆典上，在全部柏林名流当中，在这天晚上玛丽都没了主意该把她那深长的、深长的目光最先投给哪个名流。那个艺术家乐意效劳，他突然站在了她面前，睁着这双漂亮乌黑的眼睛，在电视上见过他的玛丽马上认出了他，他不停地给她往杯子里斟伏特加并且提些艰深的问题：对你而言什么是幸福？你可曾背叛过他人？假如你仅仅只是由于你的外表而达到了什么目的，你会感觉到不自在吗？

玛丽喝着伏特加，有些迟疑，说——幸福总是在它出现前的那个瞬间。是在其实该是幸福的那个瞬间之前的一刹那，这一刹那间我是幸福的，然而却对此一无所知。我相信，我背叛过许多人。我觉得由于我的外表而获取到了什么那挺好的。

那个艺术家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玛丽回眼盯着看，这她在行。她周围的人骚动不安起来，那个艺术家的确是太矮太寒碜了，多是出于固执逆反心理而不是由于休戚相关的缘故，玛丽弯下身子，双手捧住艺术家的脑袋亲吻他的嘴。他也回吻她，再自然不过。接下来玛丽把她的电话号码留给他就走了，直到置身户外，在夜间清凉的空气中才感觉到她实际上都醉成了什么样子。

那个艺术家等了三天，然后给她打电话，他真的是——等了？玛丽相信是这样。他们在一家酒吧泡了一个晚上，在那里边儿玛丽觉得发冷，陡然感到四肢乏力，这都是因为艺术家死盯着她没完可就是不肯聊天。一天上午他们在公园散步，艺术家戴了副很讨玛丽喜欢的时髦墨镜，在一家咖啡馆坐了一下午，玛丽就提了一点儿自己的事，再就一声不吭，艺术家说他可不喜欢一种超层面上的交谈 [49] 。

玛丽不知道超层面是怎么一回事。每次和他会面，她都穿上她那双绝无仅有的平底鞋，他们两人的高矮差别叫她很是难堪。秋天到了，从玛丽房间开着的窗户忽忽悠悠飞进来些垂死挣扎的马蜂，玛丽觉得好冷，戴上了手套。天变短了，她时常感到累得慌，有时她把头往后仰，试着去爽朗地笑上一笑，根本就不灵。有次艺术家问她是否愿意跟他到波罗的海去上两天，玛丽说“好的”，想到了阿尔贝克、菲施兰和希顿湖那些地方；想到了漫长的、洁白的、冬日的沙滩，想到了贝壳和一片静止的大海，她没想艺术家。她倚窗而立，手里端着一只茶都凉透了的杯子，怔怔地望着街道。她这些天糊里糊涂的，把点着的烟拿反了塞到嘴里、不关水龙头、丢了她的钥匙串儿。一次艺术家打来电话还真的说了句：我爱你。玛丽蹲在地上，电话筒夹在脑袋和肩膀中间，照着镜子，缓缓闭上眼睛又慢慢睁开，艺术家此时再没说什么，但她听见他的呼吸声，轻微的、均匀的、平静的。他没激动，玛丽也没，她再次说了声：好的。这事来得这么快都叫她感到吃惊。艺术家挂上电话。

每当玛丽想到他那双眼睛，便会感觉到脊背上就抽那么一下，他的眼睛的确很美。她没去等他的电话，她知道他会打的。艺术家像是对他五短身材的侏儒样儿颇为自得，他用手脚动个不停、马戏团小丑似的动作来加以强调。他走路像个锡兵，有时他在马路当中做手倒立，扮鬼脸，变戏法似的把一枚枚硬币塞进耳朵里又从鼻孔里掏出来。自打庆典上那次亲吻以来他再没动过玛丽一指头，她也没碰过他，每次他们分手时，他都做出像是要把手放到她胳膊上的动作，但在最后关头他总是又抽了回去。他问：“你每次这么久对着我的目光是什么意思？”玛丽答道：“亲近、好斗，还有性欲、认可。”她不清楚说这对还是不对。艺术家不会微笑，如果他想要微笑，那就只是把眼睛眯成一条缝，再把嘴角往上提，玛丽觉得这并不能叫人信服，并把这话告诉了他，嗓音里透着得胜的喜悦。可能吧，艺术家说，看上去第一次受到了伤害。

一次，入夜，一家咖啡馆里，玛丽已是酩酊大醉，她问他想不想跟她上床，她知道这不对劲，可她就是克制不住要去问，好多天来她都想问这事。艺术家说：“肯定是有过一些我更有意干那种事的女人。”玛丽火了，两臂抱在胸前，下定决心现在不再说话。艺术家喝着葡萄酒，抽着烟，注视着她，后来说：“你现在最好还是走吧。”玛丽骑车回家，气得半死。

过后她打电话给他。“我没兴趣让你来观察我，”艺术家发话了，“但还是准备见你。”他以某种方式令玛丽想起一种动物，一种小动物，一种又小又黑、长毛、令人毛骨悚然的小猴子。她把平底鞋放进柜子，蹬上高跟靴子，骑上自行车第一次去了他的寓所。

揿了三遍门铃后艺术家才给她开门，他穿着他的休闲运动鞋、破牛仔裤、黑毛衣。有次他对玛丽说过他总是一下子就买上十五件小号毛衣，然后统统染成黑色。屋里很暖和，收拾得很特别，还很整洁，刷成橘黄色的墙、大量的书、CD、唱片。“喝茶吗？”艺术家问。“喝。”玛丽说，坐到那张不是靠窗，而是靠房间尽头墙根儿摆着的写字台边儿上的唯一一把椅子上，桌子上方墙上是图钉钉着的明信片、报纸登载的连环漫画、照片、信件，一层层叠起来挂着的纸条，艺术家在南方某地抱着一个胖乎乎红扑扑的金发小孩，各剧院的剧目表，一份书评，是精心裁剪下来的，一条多张护照用的照片，艺术家是太矮了，那上面打的闪光在脑门上弄了个白斑痕 [50] 。一张黄纸上用大号印刷体写着：“在背叛的时代景色美”。艺术家在厨房里把杯子搞得叮呤咣啷乱响，玛丽咬着下嘴唇，拘束不安、心烦意乱；她听见他过来的脚步声在软木地毯上沙沙作响，转身迎着他，挤出一丝僵硬的微笑。艺术家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上搁下杯子，问：“音乐？”玛丽耸耸肩，紧紧握着她的杯子。艺术家放进一张CD，音箱里发出喀嚓喀嚓声，波莱·雅内·哈维的歌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就这些？“靡靡之音。”玛丽想，思忖着她现在是不是该把这话大点儿声说出来。艺术家围着她转圈子，他看上去煞是自得自信，他观察着她，挂着张嘲讽的面孔，玛丽轻咳一声，艺术家说：“上会儿网如何？”玛丽答：“对此我可一窍不通。”艺术家非常友好地说：“没关系。”

他开机，响起微弱的嗡嗡声，黑色荧屏跳到鲜亮的蓝色，一台有微笑装饰图像的电脑露出形来，荧屏左下角冒出各种各样的小标记，玛丽在膝间绞着手，狼狈至极。艺术家敲击着键盘，轻盈地来回移动着鼠标，从电脑后面扯出一只拳头大的灰色球状物，那上面正中间有个乌黑发亮的孔眼。他把球体放到写字台中间，并把乌黑发亮的孔眼对准玛丽的脸，玛丽盯着球体，艺术家轻盈地来回移动着鼠标，荧屏变白了，左上角现在出现了一些明亮的、极小的深灰色方块，一个个小点组成扫描光栅，无声地、飞快地漫过荧屏。玛丽的头发、玛丽的前额、玛丽的眉毛，她的眼睛、她的鼻子、嘴、下巴、脖子、胸口，一张黑白的、阴森可怕的玛丽的脸。

“讨厌。”玛丽说。荧屏上玛丽的脸拉长时间并且无声无息地重复着：讨厌。眼睛和嘴张开又闭上，目光呆滞，令人毛骨悚然，叫人难以忍受。“这还没完全成像呢。”艺术家说，在电脑键盘上来回敲了一通，玛丽脸的轮廓变得鲜明清晰起来，背景显露出房间右边满是书的墙、窗户、室外的天空，荧屏上模糊朦胧，现实当中也是模糊朦胧。“几乎什么都可以拿它来拍。”艺术家说，并不那么叫人信服地、友好地微笑着注视着玛丽。玛丽并不确信地回报了个微笑。四下静悄悄的，玛丽承受住了现已不再微笑的艺术家投来的目光，在他的眉峰间长出第三只乌黑漂亮的眼睛来，玛丽眨眨眼，那只眼又没了。电脑嗡嗡作响，玛丽不敢朝荧屏上看，她害怕那张阴森可怕、模糊朦胧的玛丽脸。软木地毯沙沙作响，那是艺术家正往她这儿走来弄出的声音，玛丽把她的后背往椅背上挤，死死盯着艺术家的两眼，似乎她这样就能避开那个叫人难以忍受的东西。艺术家把他的右手放到玛丽的脸颊上，手又凉又软，玛丽非常短暂地闭了闭眼，接着他那张脸径直就凑在了她的面前，玛丽停止了呼吸，他吻她的嘴，玛丽非常冷静，他差不多也这样。电脑荧屏上出现亲吻画面，拉长时间而且无声无息，一瞬模糊朦胧的回放。玛丽现在还真往那儿看，就从脸旁边、从艺术家闭着的眼睛旁边朝荧屏上看，那上面他的脸紧贴着她的，挤压着她的脸，她睁大两眼，黑白两色的。

有个什么想法老在玛丽脑子里转。艺术家喘着气，挤到玛丽身上，手在她的脖颈上捏着，摸到她的后背上、摸到她的裙子里。玛丽警觉起来，不像往常总是有种居高俯瞰的劲头，她注视着荧屏，注视着两人这种一声不吭的、少见的你缠我绕，这真是奇怪。房间很暖和，写字台上方挂着一层层纸条，艺术家在南方某地，抱着一个胖乎乎红扑扑的金发小孩。真是可惜，玛丽想，人总是仅有一次头一回见到什么东西。

艺术家把玛丽从椅子上拽到地板上，也不知什么时候玛丽就只穿着她的高跟靴子，接下来这靴子也没了，电脑屏幕上能看见一面书墙、一把空椅靠背、一扇窗户、外面一抹愈发模糊朦胧的苍穹。

在奥德河的这一边

他们来时，科贝尔林正站在小土丘上，那小土丘是花园中央的一座土堆，两年前是科贝尔林亲手堆起来的。“点将台”，康丝坦泽当时笑着说，他回了句“拿破仑高地” [51] ，还就这么定下来了。从这儿他可以将草坪一览无遗，还有游廊、通往厨房的那浓荫匝地的入口以及呈弯弓形的草场，后面就是奥德河。

科贝尔林站在拿破仑高地上抽着烟，手搭凉棚，愣愣地望着地平线，那后头某个地方就是奥德河，潜伏在河床里，康丝坦泽也就在那后头的某个地方，在这大热天的下午那每日例行的散步途中。孩子在厨房睡着，叫夏天搞得蔫头耷脑的，科贝尔林驱赶着一只马蜂，盘算起秋天。徐徐朝沙子路开过来的马达声像是种幻觉一样传来，科贝尔林转过头侧身细听，还眯起了眼，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开到沙子路上的车到这儿来，他自己的车除外。不是幻觉，是柴油发动机的噪声，碎石子发出的嚓嚓声，科贝尔林不知所措，心里怦怦直跳，一辆旧奔驰车在他右眼角冒了出来，科贝尔林保持着不动的姿势，不想露面，心想：接着开呀。那辆奔驰在花园门外停了下来，路上尘土高高扬起，副驾驶座那边的车门打开，安娜下了车，科贝尔林马上认出了她，她和从前一模一样，和当年一个样，只是大了点、高了点，一个长大了的孩子。“科贝尔林！”她在喊他的名字，穿着高跟鞋踩高跷似的围着车转悠，在花园大门那儿停下，她身穿红色连衣裙，皮肤黝黑。驾驶员一侧的车窗摇了下来，一个头发蓬乱的年轻男子打着哈欠伸出脑袋，科贝尔林感到胃里一阵痉挛，声音极小、恶狠狠地说了声：“基弗。”

“哎！”安娜喊着，“我们打波兰过来，身上一个子儿都没了，我们想，兴许能在你这儿待一待，就几天，科贝尔林！认得出我吗？”

科贝尔林拿脚踩灭烟，从小土丘上挪下来，“认得你，能听见你说话，别这么嚷嚷。”

安娜手搭在大门把手上，基弗懒散地从车里钻出来，科贝尔林现在能看清他穿了件肮脏不堪的牛仔裤。马克斯那还没睡醒的、沙哑的童声在厨房里面叫着，科贝尔林清楚照在挨窗边睡椅上面的阳光的厉害，还有苍蝇围着灯泡打转儿，他突然有种力不从心和虚弱的感觉，康丝坦泽在哪儿？他想着，就是这会儿在这儿兴许能替我兜着点的康丝坦泽，因为我不愿见客而且更不愿见基弗。

他擦去嘴唇上的汗，穿过砾石小径朝花园大门走去，砾石发出嚓嚓声，出奇的响。安娜，科贝尔林在想，安娜，你还有你那马戏团里当小丑的老爹，傻乎乎的丑角，马戏团的笨伯。你还是个毛孩子时，我扇过你一巴掌，那都是因为在你们家前面的草地上打坐时你蹦到我的后背上；你还是个毛孩子时，你对我就是可有可无，我和你当小丑的老爹坐在厨房，我们聊呀喝呀的，直到歪倒在桌下才算完，你呢顶多是惹我烦，是用你那张抹得满是巧克力的嘴，你现在还是叫我烦得慌。

科贝尔林拉开门闩，打开花园大门，像个傻子似的笑着，汗流浃背。“啊，科贝尔林，”安娜叫了声，幸灾乐祸地笑着，然后挤出一种感慨悲叹状，“哎呀，科贝尔林，我们上一次见面肯定有好多年过去了，好多年！”

“是，”科贝尔林说，“好多年。”

那个基弗懒洋洋地朝科贝尔林走近两步，伸给他一只脏乎乎的手来，科贝尔林没去握，他守卫似的待在大门口，就好像这么着他们就会知趣儿，就好像单单是他身体的那种无声的、绷得硬邦邦的堡垒就能清楚地表明他们应该重新上路，来客在这儿不受欢迎，旧交已不再管用。然而，他们并不知趣儿，站在那儿直瞪瞪地瞅着，科贝尔林转身穿过砾石小径返回游廊并信口开河扔了句：“你们有意，那就待着吧，阁楼有间客房。”

傍晚时分康丝坦泽溜达完回家，没比平时晚，可对科贝尔林来说还从来没有这么晚过。他与安娜和他压根儿就不想知道这人叫什么名字的基弗坐在游廊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马克斯蹲在基弗前面的地上，让给他讲些乱七八糟的事，地球以外的玩意儿，巫师、新几内亚、世界末日。马克斯嘴张得老大，一条口水线顺着下巴颏儿往下淌，左手搁在基弗的鞋上，时不时还轻轻地、无意识地拽着鞋带。科贝尔林对马克斯向基弗所表示的毫无成见的亲密劲儿不胜鄙夷。傻瓜一个，科贝尔林心想，马克斯，这种热乎劲就是我要称为傻瓜笨蛋的那档子事儿。

安娜盘腿坐在藤椅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科贝尔林，陷入了儿时的回忆当中。“你有过什么特别的事儿，科贝尔林，随便什么好玩的事，我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你和我父亲坐在厨房桌边直到半夜三更，唉，科贝尔林，你还记得这事吗？”

科贝尔林没打算协助她取得进展。他倒是可以抖搂出扇她一耳光的事；他倒是可以给她讲讲她确实晒成榛子色儿，小时，在乡下就像眼下这个样子的夏天；他倒是可以给她献殷勤，让她回想起所有她说出来的、她那当小丑的老爹骄傲地在一个橘黄色记事本上逐条记下来的这孩子的笑话；他倒是可以给她说说她又瘦溜又瓷实来着，一大早就过桥消失在密林当中直到晚上才回家，划破了皮，小腿肚上满是扁虱 [52] ；他倒是可以说：“你那当小丑的老爹不去管你，任由你做你想做的事，这么着你干脆整天见不到人影。你就没好好在那儿待过，我们没人这么觉得，这恐怕直到今天都是你儿时落下的一个不小的内伤。”

然而他一丁点儿兴趣都没有，她引不起他的兴趣，她当小丑的老爹不再引起他的兴趣。他就想坐在这儿，闭着嘴，不受打搅，科贝尔林又点上支烟，感觉到他整个这段时间都是在咬紧牙关。康丝坦泽穿过砾石小径轻盈地、极其放松地跑过来。晚了，科贝尔林想，太晚了，亲爱的，因为他们现在人都在那儿了，而且他们可不会这么快就走的。

康丝坦泽马上认出了安娜，喜形于色地、令人信服地微笑着，轻轻拍拍手，双手捂了一小会儿脸，笑着，两手叉腰。科贝尔林不胜厌烦，都能下意识地跟着一块儿说出她现在要说的话——“安娜，小不点儿，瘦溜安娜起码比那时大了有十五岁，真不敢相信这儿坐着个你！”安娜面露喜色，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介绍起基弗，并往科贝尔林这边瞅，还羞答答的。科贝尔林猛地把他的椅子往后一推，蹿进了厨房。小不点儿，瘦溜安娜，真是瞎掰胡扯。他从冰箱里倒腾出橄榄、奶酪、色拉米香肠、切片面包，拔葡萄酒瓶塞，一如当年，一如平常。现在该吃晚饭了，科贝尔林想，现在吃饭，现在得干点儿什么，即便是吃该死的饭也罢。

快到秋天了，天黑得早。花园后边洋李树下的光线已经朦朦胧胧；奥德河现在变成了蔷薇色和淡蓝色。科贝尔林在想，他花了四十七年的时间才弄明白庄稼地还有湖泊河流在天黑之前还会再次发亮，他需要有这栋房子来弄明白这事，可能要加上马克斯，可能还要加上康丝坦泽。要是一切像平常那样的话，这孩子现在都已经睡了，脸蛋红扑扑的，发出一种潜水进气管一般的呼吸声；他会和康丝坦泽坐在游廊上，或者阅读或者沉默不语；他会在什么时候坐到计算机旁，在分镜头剧本的对白处写上他挣钱用的两三句话，两三句精练、少见的话，就像每天晚上那样。写字台上台灯光线是绿色的，因为绿色叫人平静，飞蛾会扑打窗前的杀虫光栅，而他也会想，凡事有好有坏，就这么活吧。

那个基弗现在站到了拿破仑高地上给自己卷起大麻烟卷来，漏斗形的，他那只呆头呆脑的老式汽油打火机发出咝咝声，于是科贝尔林闻到一股甜津津的大麻味。他想起罗泽·马腾施泰因，那个在一次狂欢节上以黑暗女王扮相登场、并在吞食了一块大麻饼后昏倒在厨房地上的罗泽·马腾施泰因，穿一身黑色绸缎的小妮子。当然他也抽过大麻，比如说和安娜当小丑的老爹一道，他们坐在花园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着大麻烟卷，安娜当小丑的老爹高呼：“斯威士草！”还有什么“到斯威士兰去！”直笑得科贝尔林从椅子上出溜下来。安娜睡在屋内蚊帐里，睡梦中还喃喃自语，而科贝尔林并不晓得十二年后他自己的圆脑袋瓜孩子马克斯会来到人世间，怎么会呢，他怎么会事先就该知道这事儿，他那时甚至连安娜的存在都不愿承认呀。

拿破仑高地上的那个基弗转过身挥着大麻烟卷向科贝尔林示意，科贝尔林夸张地示意回绝，那个基弗耸耸肩，从小土丘上溜达下来，大麻烟卷闪烁的光点消失在洋李树中。科贝尔林拿不定主意地在厨房门口来回闲荡。康丝坦泽和安娜仍然坐在游廊上，马克斯坐在康丝坦泽膝间，嘴里噙着大拇指，这孩子在过去四小时没跟科贝尔林说过一句话，他轮流黏在安娜或者是那个基弗跟前，那情形就好像除了他母亲和科贝尔林之外，还没见过另外一个人，科贝尔林觉得这不对劲，马克斯倒是应该躲在他身后去问问他这些客人是——好还是不好。

安娜讲述着波兰的事，马克斯不眨眼地盯着她看，偶尔喘口大气。“你们还没有去过离得这么近的地方真叫我不明白。满地都是白鹳，就像柏林到处都是鸽子一样，波兰人收割完庄稼地，有六七十只白鹳跟在拖拉机后面的犁沟里觅虫子吃。这些波兰人可真是冰激凌吃家，说了你都不信，洛迪呀洛迪，不论你往哪儿看，他们都在吃冰激凌，没个完。”

马克斯从嘴里抽出大拇指，异常清晰地说了声：“冰激凌。”科贝尔林感觉到一股柔情是如何爬上他的后脊梁，多么杂乱无章的交谈，可这孩子还是摘出了他能听懂的唯一一个词——冰激凌。

安娜说呀说，两手打着手势，不停地把头发撩到耳后，“康丝坦泽，你们在这儿怎么样？”

康丝坦泽的嗓音很低，还稍稍有点沙哑。挺好，寂寞了点，科贝尔林不想有那么多走动，多年待在城里后的一次撤退，一次夏季大撤退，秋天当然还会去柏林。漫长的一天又一天，炎热的一日又一日，科贝尔林大多趴在案头——骗人的话——而她本人则在穿越这片奥德河沼泽地的散步途中。大自然中的一处迷人所在，对孩子也不错，小孩子就该放到乡下，马克斯很幸福，她本人也一样，科贝尔林呢？那人很难有幸福感，但还是有点儿。康丝坦泽的神来之手，康丝坦泽简直就是个调控高人。四五句话，一种完美的生活，弹指一挥，麻烦全无，还就这么简单。待在厨房门暗处的科贝尔林闭上眼又睁开，安娜不做声，从现在已是一片漆黑之处传出一阵突兀的、像是被激怒的蛙鸣，有片刻工夫。安娜点了支烟，说：“是啊。”又重新开讲，讲那些波兰人的故事、冰激凌故事，声音有点叫人感到怪怪的。科贝尔林在黑暗中能隐约捉摸到康丝坦泽的微笑，她那种坐在那儿倾听安娜讲故事的平静劲儿叫他感到惊讶，尤其是她向来客表现出的兴趣、她对到访显而易见的高兴劲儿真叫他吃惊。随便谁来都行，科贝尔林想，绝对是来者不拒，随便谁都可以坐在这儿，而她完全会以这副样子去侧耳聆听，迫不及待地、喜出望外地摆脱掉我，哪怕就一小会儿。这都怪我们整个夏天孤单单地待在这儿，可这都是说好的呀，是我们要单独待着，是我要自个儿待着。

科贝尔林回到厨房，关灯坐到马克斯靠窗的睡椅上。花园里边的各种轮廓变得愈加分明起来，安娜的红裙颜色很深，显得黑黢黢的，科贝尔林盯着她看，全无感觉。她年轻，长着她老爹那张马戏团小丑的脸盘儿，什么都是圆滚滚的，圆鼓鼓的眼睛、圆鼓鼓的嘴，有个牙掉后留下来的、十年之内看上去都会对社会有害的豁口，棕色头发，深棕色的皮肤。

她会去学上个什么，科贝尔林想，学新闻学还有一门外语，那个基弗会在某个主题餐厅的吧台后头站着，除此之外就是胡乱打发他的时间。夏天他们请上个把朋友坐着破车到勃兰登堡边远的多湖平原，葡萄酒灌得瘫倒在地才算个够，心里还惦记着——我们所遭遇到的一般没人会有。傻，整个一个傻，他揉揉眼，觉得累了，当年他逢人便问“你思考什么？”还有“你在做些什么？”的日子早已过去，科贝尔林难以想象自己曾经还真提出过这种问题。对通宵达旦地泡在酒馆、畅谈理想、大谈幻想破灭，还有什么培养出来的共性尽剩下些令人作呕的、几乎是痛苦的回忆。虚伪，一切的一切，科贝尔林思忖着。安娜那个当小丑的老爹总是干等着我停住嘴，好开腔侃他的乌托邦、他的怪异现状，我呢也一个样儿，我冲他打过招呼，我非把他侃倒在桌子底下不可，其实我们早就该闭嘴了。

马克斯从康丝坦泽的膝间骨碌下来，爬到游廊上待在厨房门口，“你干嘛坐在黑处？”他的嗓音有点哑。

“幽暗之处好密谈呀，”科贝尔林说，“来吧，该上床了，是讲睡龙和其他什么故事的时候了。”他站起来把马克斯高高托起，那孩子身上有股子夏天和公路上的沙子味儿。“答应我，”科贝尔林是想说，“答应我……”可他没把这话说出口。

“你们睡觉去？”康丝坦泽打游廊那头问，她起身时，坐着的藤椅噼里啪啦响个不停。

“是，”科贝尔林答道，急急往楼梯走，“我们去睡了。”他胳膊上的马克斯已经睡着。安娜喊了声：“晚安，科贝尔林！”

当他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她站在床脚边上像鸟一样斜歪着脑袋微笑着。闪烁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一只苍蝇冲撞着紧闭的窗玻璃，科贝尔林眯着眼，在被子里伸手去摸已不在身边的康丝坦泽。没做梦，他放松心情地想着，我没做梦，没梦见那个当小丑的老爹，也没梦见过去，没梦见吸食大麻也没梦见性。

安娜摇着床架，头发都飘了起来。“科贝尔林！好你个爱睡懒觉的！都中午了，别人全进城了，早餐都摆好了，你得起来带我看看奥德河沼泽地！”

“谁这么说的。”科贝尔林问，接着突然大为光火。他睡眼惺忪，觉得嘴里的味儿不对劲，尤其是安娜钻到这儿来，带着一股小孩子的劲头闯进卧室才有的私密性里头来，八成之前她还悄悄满屋子跑，抱着幼稚的好奇心翻箱倒柜看了个遍。科贝尔林坐起身，拉过被子盖到胸前，“出去，”他发话，“现在就出去，我要自个儿起床，我要我的清静。”

安娜松开床架，收起笑容朝房门走去，“我就在花园，你想知道的话。”科贝尔林不想知道也不去回答，一直等到听见她在楼下厨房的脚步声才又闭上了眼睛。躺着，就这么躺着，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在清醒和昏睡间晃荡。在早上，在睡了八小时之后他从来就没有过恢复了精神缓过劲儿来的感觉，老是疲惫不堪。以前，在他一居室里的一夜又一夜，那是柏林，是冬天，他怀着对尚且在那儿等候着他的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的恐惧进入梦乡，一段时光，一段必须熬过、打发掉、遭到失败的时光。接下来康丝坦泽来了，共有的两居室，那还是柏林，是冬天，记忆里总是冬天，被窝暖烘烘的。和康丝坦泽在一起的决定与一种缴械投降的感觉纠结在一起，康丝坦泽，在她身后科贝尔林躲了起来而且不再抛头露面，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断念。他们同时入睡并且之前还说上一句：“悠着点儿飞。”时光倒流，恐惧蜷伏在他头脑最深的角落里，最后是鲁诺夫、这栋房子、这孩子的呼吸声、整个儿分解殆尽的时间。又是这种恐惧，有时汽车在深夜驶过，把一团盘旋着的百叶窗影投射到房间的天花板上，甚至从来都没有那么大，大概正因如此，他才这么精疲力竭，因为睡眠得去平抑恐惧，没个完。

算了，科贝尔林想，算了，完事儿。两个从柏林跑来的小人物就把我弄得头昏脑涨，没那事，昏个啥。他起床打开窗户，那只苍蝇沿着一条笔直的轨迹飞到外面没了影，户外天高云淡，碧空如洗，一张新织就的蜘蛛网在窗框上颤悠。

厨房里咖啡摆在桌上，一只煮鸡蛋裹在毛套子里，康丝坦泽给他留了张纸条——亲爱的科贝尔林，我和马克斯还有汤姆采购去了，快到下午回来，带安娜看看奥德河沼泽吧，拥抱你。

带安娜看看奥德河沼泽吧，过分要求。科贝尔林注视着那块不大的、像是蜜蜂形状的、马克斯放到康丝坦泽那龙飞凤舞的字迹下面的糕饼，把手贴到胃上，他下不了决心地把那只煮鸡蛋在桌面上滚过来又滚过去，倒了杯咖啡坐到游廊上。安娜蹲在果园里，光着脚在摘覆盆子。正午的高温湿热令人气闷，科贝尔林现在就巴望起夜晚来。咖啡微温，喝起来有股苦味，在舌头上留下干巴巴的味道，科贝尔林把手伸过游廊扶手，把咖啡倒进花坛，咕哝了声：“为詹妮斯。”

安娜抬头看，手里端着盘子上到游廊，“你说什么来着？”

科贝尔林没抬头看，盯着空咖啡杯说：“为詹妮斯。你爹老说这句，以前，他每次把葡萄酒根儿倒进花园时就说，为詹妮斯·乔普林干杯。”

“没错。”安娜干脆地说。

科贝尔林没敢抬头，突然间某种东西叫他备感尴尬，他盯着安娜的脚，盯着她肮脏不堪的小脚趾。

她把左脚藏到右脚后，说：“我觉得我还是留下，不然的话你醒来我们全都走了。”

这时科贝尔林到底还是往上看了，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安娜歪着脑袋，心里老大不踏实地含笑看着他，“叫醒你不高兴啦？”

该说什么呢，无话可说。安娜似乎也不指望什么回答，挨着他坐下，点上支烟，深深地吸上几口。“汤姆觉得这儿真棒，我也是，这么宁静，外加还是个夏天尾巴 [53] 。”

科贝尔林发出可以解释成赞同或者否定的咕哝声，安娜从侧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科贝尔林变得局促不安起来，手里倒腾着空杯子，他能感觉到安娜怎样慢慢地在铆劲儿。

“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带我看看奥德河沼泽地？我是说，你是有兴趣跟我去散步还是情愿在这儿待着？”她的声音在后几个字上变得更加响亮，近乎严厉。

哭去吧你，科贝尔林心想，哭去吧你。你还不懂该怎么跟我打交道，那我就给你提个醒，当年我扇过你一个嘴巴子。他也点上支烟，起身说道：“那好，你非要这么着的话，咱们可以走上一会儿。”

当科贝尔林锁上身后花园大门时，有了一种前往危险地带的感觉，这栋房子，这处花园，这个游廊，特别是这座拿破仑高地不再保护着他了。背对着墙，安娜站在公路上，两只脚来回跺着，看上去几乎又跟过去一个样，就像当年那个毛孩子，穿过跨河大桥钻进森林没影了。

科贝尔林迈着坚定的步伐上路了，旁边安娜在紧赶慢赶，她双脚当间儿尘土飞扬。公路越来越窄，在山冈脚下成了一条蜿蜒上山、朝上扎进一片葱绿、逶迤于果树林间的小道。科贝尔林双手插在裤兜里，直勾勾地呆望着，他感到脊梁上一阵痉挛，便再次咬了咬牙。撇开安娜不谈，即使撇开安娜不谈他从来就没喜欢过钻进奥德河沼泽地去散步，可康丝坦泽喜欢，对她来说，自打有了鲁诺夫这地儿，康丝坦泽每天下午一脸幸福地开拔并且带着一脸增强了的幸福返家。“那些山冈，科贝尔林，有时我在想，就数这些山冈了，我觉得它们叫人感到安宁。”

科贝尔林觉得这些山冈令人不安，在他看来这一切太过美丽，过于像是中了魔似的，是塔尔科夫斯基 [54] 式的景色，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去年夏天他曾一人去过一趟奥德河沼泽地，在后山一棵树上——他都能看见奥德河了——挂着块肉，一大块肉，几乎一人高，牛或是猪什么的，剥了皮，血糊糊的，已经开始腐烂，苍蝇成群地围着。气喘吁吁爬上山冈的科贝尔林准备看看奥德河，感受感受来着，一下惊呆了，感觉到他的心脏给绊了个跟头。那块肉挂在最上头一根树杈上，绑肉的粗麻绳发出撕拽时特有的嗡嗡声，还打着旋，这看上去就像是幻景，像是幅梦魇图，一条阴森难解的告示。科贝尔林转身飞奔下山冈并且大叫不已。后来呢，康丝坦泽，坐在游廊藤椅上，浑身散发着一股堇菜味，笑笑说：“瞎扯，科贝尔林，是你梦见过这事。”

他们第二天一起去奥德河沼泽地时，那块肉不见了，什么都没了，没了粗绳，没了苍蝇，没了告示，他们不再提这事。

安娜踢着碎石子，又浮出了微笑，还透过牙缝吹起了口哨。“你不愿说话，是不是？”

“不，”科贝尔林说，“不愿。”脑子里转着：到底要说啥，还补上一句，一边紧张地从果树中间望过去，那个幻景没出现，要是有的话他什么也不会看见了，安娜也不会。

“这很正常，”安娜说，“我也不愿说什么，常这样。”科贝尔林做出嘲弄惊讶状打量着她，然而她就没搭理他。

路边长着老高老高的末茬庄稼，树木都镶上了黄边儿，空中一群飞鸟排列成三角形，天尽头奥德河在闪闪发光，一座座绿色河心岛组成的一条青色带子断开其间，草场上的空气在颤动回荡。安娜气喘吁吁，把头发在脖颈上编成个髻。

科贝尔林想着一首诗的开头，在奥德河的那一边，在那旷野平川上，大概是这样吧，这是他给安娜当小丑的老爹朗诵过的无数首诗中的一首。当年，就在一夜又一夜荒唐透顶的散步途中，而且就在这片沼泽地里。“听听这首，还有这首”，一种搜肠刮肚似的朗诵，半天憋出个词儿来。科贝尔林跟在安娜后面走，他无法说明这句诗何以听来如此动人心弦——在奥德河的那一边，在那旷野平川上——自己这种表达能力的欠缺叫他难于释怀。“我懂了”，安娜那当小丑的老爹说了，老是那句“我懂了”，可他是不可能弄懂的呀，因为连科贝尔林自个儿什么都没搞明白。他真想一把揪住安娜的发髻，就为这种年复一年的自欺欺人，就为这年复一年本身去教训她一顿、揍她一顿。他真想再掴她一个嘴巴子，再重新过一把那些年月。奥德河闪亮耀眼，层层叠叠的平川融成一片绿色的海洋，科贝尔林叫着她的名字，可只是隐隐约约听见自己的声音，安娜转过身，她的红裙撩起一层波澜，科贝尔林闭上眼，感觉要栽倒。

“科贝尔林，还行吧？”

“行，”科贝尔林说，“还行，我只是想回去，现在。”

快到鲁诺夫了，已经看得见公路，拐过弯儿那栋房子就会露出来。安娜轻轻碰了碰他的胳膊，科贝尔林深深喘口气，奥德河在他后面，在山冈后面，远远离去的不安，几乎业已忘怀。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听她摆布，科贝尔林加快脚步，他想快跑、飞奔，或许还想一展歌喉呢，一种非同寻常的放松感在他体内蔓延开来。

安娜停住脚，说：“科贝尔林，我倒是很想知道，我父亲还有你有什么事儿。我的意思是，我想知道你们俩为什么不再见面，为什么断绝了来往。”

科贝尔林也站住脚并注视着她，她微微含笑，一副受到伤害的样子。“没啥原因，没什么。”科贝尔林奇怪自己还真去答她的话，“我们凑起来了些特棒的日子，后来我们见面越来越少，不知什么时候就再也不见了，可能是他有一些我不喜欢的女人。你呢也大了，他后来更多地照顾起你，是有些我们没澄清的小摩擦，一些争执，我们各自不同地活着，我觉得，就这些，没什么戏剧性的事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安娜转身顺着草径朝公路走去，她走得很快，科贝尔林跟在她后面跑，想要喊声：“生活不是演戏，安娜！”他不知道她是否能听见他的声音，她在飞奔。

晚上科贝尔林和康丝坦泽一起坐在游廊上，安娜和基弗又去了奥德河沼泽地。他们是一起吃的饭，科贝尔林喝了三杯葡萄酒，他感觉到膝盖还有腹部酒力在发作，李子树上笼罩着一群蚊子，康丝坦泽向空中吐着烟圈。

“我希望马克斯决不去干这档子事儿，我不只是希望，我压根儿就不愿这样。”科贝尔林开了腔，看也不看安娜，朝李子树上、花园黑洞洞的地方望去。

“什么，”康丝坦泽慢吞吞地说，“什么——决不去干？”

“就是安娜在这儿干的，”科贝尔林说，听得出他嗓音中那股不能自持的倔劲儿，“就是她在这儿冒出来干的事儿，出其不意还找上一个借口。我可不愿马克斯长大后挽着个轻浮的女子在安娜的老爹那儿冒出来，还说——嘿，当小丑的老爹！”科贝尔林提高了嗓音，像猴儿一样学着安娜的样子，“嘿，当小丑的老爹，我们能在你这儿待上个把天吗？就几天，没什么特别的，就这么闲待着，再就是随便什么时候你还得给我说说你当年为啥跟我老爹断了朋友交情。”

康丝坦泽笑了，从嘴里弄出来个大大的烟圈，烟圈沿水平方向滑行、消散。“瞎扯什么，科贝尔林，马克斯根本就不认识安娜的父亲，想必你什么也不会跟他讲，而且马克斯大了的话，安娜的父亲恐怕都不在了。”

第二天早上康丝坦泽和马克斯在厨房冲着开大音量的收音机唱歌，科贝尔林在他们和播音员交杂在一起的声音中醒来，太阳透过窗户，安娜没在房间里，这一夜没做梦。

一个就像书上描写的夏日，科贝尔林寻思，咣当咣当地下了楼，使劲拉开厨房门，马克斯挨桌坐着，满嘴抹的都是鸡蛋，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康丝坦泽站在炉台旁，面部逆光成了个剪影，她没往上看，对着收音机还在唱，说：“早上好，科贝尔林。”

“早上好。”科贝尔林说，往外朝花园、游廊、拿破仑高地张望，忙不迭地说：“他们呢？”

烧水壶发出吱吱声，康丝坦泽关上煤气，说：“已经走了，安娜还想赶在热起来之前到一个湖边上去。”

科贝尔林过去关掉收音机，厨房静了下来，“怎么回事？搞不懂，他们干吗就走了？”

康丝坦泽把开水灌进咖啡过滤器，一张神经都麻木了的脸拉得更长。“人家可不想把你又给弄醒了，科贝尔林，不想滥用你的好客，懂了吧。他们给我们留下他们在柏林的地址，盼着我们去看他们，秋天时。”

科贝尔林朝马克斯愣怔着眼，马克斯愣怔地看着他，也不去管他吃鸡蛋的匙子慢慢掉到桌上。科贝尔林感到胃里一抽，像是受到一种巨大的侮辱，他打开通往游廊的门，用左手捅穿门楣上的蜘蛛网。夏天尾巴，他说：“要是我们秋天回到柏林，那两人肯定不在一块儿了。”唯一一句他想起来的、可怜巴巴的侮辱人的话，康丝坦泽没搭茬儿。

新时代精神背景下的尤迪特·海尔曼小说创作

译后记

一九九九年对德国文坛具有特殊意义，在二十世纪终结之年，德国文学新世纪的开端提前到来：延宕多年之后，君特·格拉斯实至名归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此为标志，德国文坛春潮涌动，大众媒介一片对文学“大觉醒”的欢呼，其成就着实令人刮目相看，这其中，“捷报”、“叙述艺术的年轻狂徒”、“君特·格拉斯的继承者”乃至“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等说辞纷至沓来、不绝于耳。这类对德国文学未来充满信心的预言并非一厢情愿，或仅仅是“格拉斯效应”使然。文学作品在德国有广泛的读者基础，仅以一九九九年德国图书市场为例，在80799种出版物中，有12.4%是文学类书籍 [55] 一大批脱颖而出的新锐作家吸引着庞大的读者群。这些新人年纪虽轻，却已显现大师风范 [56] ，书店往往对其作品独辟专架，以展示新一代作家的傲人成果。值得关注的是，这批作家不仅大多相当年轻，有的甚至极为年轻 [57] ，而且其作品既获得专业评论家肯定，也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纯文学类作品在德国初版印数至多不过五千本的常规被打破，发行量迅速突破十万册的作家不乏其人。影剧院也纷纷上演他们的作品 [58] 。一时间，真可谓形成了另类“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局面，君特·格拉斯终于有了一批年轻作家承其志业。

在一片欢呼声中，德国当代文学揭开了新的一页，其标志性的变化在于，这批大异其趣的作家和作品不仅以年轻、新颖为其共同点，作品内容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他们处理的题材未必再与犹太大屠杀等有关，而是对德国当代发生的事件及其蕴涵的意义和启示给予更多关注和探索，而这一切与德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并非没有关联。当二战前和二战期间出生的作家——如莫妮卡·马隆、马丁·瓦尔泽、克丽斯塔·沃尔夫等——尚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历史回顾和对德意志民族心理状态的反思时，众多一九六年以后出生的作家似乎能够摆脱这种负担，摆脱二十世纪上半叶在德意志大地上被打开的潘多拉之盒遗留下来的众多顾忌和羁绊。而上世纪六十年代，正是这种顾忌和约束使阿多诺说出“奥斯维辛后写诗是野蛮的”的重话。与老一代作家背负历史的沉重相反，新一代作家自视为新的文学的后继者，他们重新发现了叙事艺术，重拾了对自己语言的信心，而这种信心是战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所缺乏的。他们并不惧怕“陈词滥调”和丰富的感情，对好的故事兴趣盎然并且没有任何顾忌地讲述充满幻想的故事，从而满足了当代人的需求，满足了读者不分时代追求美好故事的阅读欲望。难能可贵的是，新一代作家对他们的前辈及其传统知之甚深，这一点提高了他们作品内涵的密度。他们的文字特色鲜明、比喻丰富，写作技巧高妙，布局精心铺陈、读来引人入胜，艺术风格多姿多彩，使德国当代文学重新成为国内外广泛谈论和关注的话题。

秉承无所顾忌的精神、以面向未来的姿态着力把握当代社会与人的精神层面，是新一代作家产生强烈社会反响的重要原因，也构成了解析当代德国文学旺盛人气的重要切入点，这在纵横德国文坛、形成不小声势的“娘子军奇迹” [59] ——评论家以此谑称不纯写女性小说的女性作家群——的领军人物尤迪特·海尔曼（Judith Hermann）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作品从一个侧面典型地反映出上述德国文坛的特征。这位当代德国文学焦点人物一九九八年十月以短篇小说集《夏屋，以后》（Sommerhaus, später）亮相法兰克福书展时，文学界还从未听说过作者的名字，然而仅一个月后，“文学四重奏” [60] 对这位二十八岁新人做出强烈反应，当代德国文学评论界权威赖希拉尼茨基兴奋地宣告：一位“杰出的女作家”出现了；著名评论家赫尔穆特·卡拉塞克认为能从书中倾听到“新一代极其令人忧伤的声调” [61] ；德国《时代周报》称赞：“这是一部令人惊叹的高品位作品……一部卓越的初次登台亮相的作品，它预示着巨大的希望。”由此该书一炮打响，四年中印刷十次，销售逾二十五万册，并译成十七种文字。海尔曼本人巡回全国，在各地挤得水泄不通的大厅里朗读自己的作品。一九九八年她获不来梅市文学提携奖，一九九九年获胡戈巴尔奖、鲁道夫亚历山大基金会奖，二〇〇一年获德国文学界享有盛誉的大奖——克莱斯特奖。以唯一一部作品（更何况篇幅不大）获克莱斯特奖在德国文坛可谓绝无仅有，当人们翘首以待，盼望她第二部作品带来更多惊喜时，海尔曼提供的却是近五年的沉默。这是一段令德国读书界忐忑不安的时间：一方面，施莱尔马赫 [62] 的断言——“如果只有唯一一部作品赋予一位作者，而他不再有另外一部作品的话，那么他是否是这么一位或那么一位人物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像魔咒一样让人不敢掉以轻心；另一方面，这句名言的现实注脚着实让人心惊肉跳：第二部作品的失败会连累第一部作品随之贬值，这种情形在罗伯特·施耐德 [63] 身上发生了；甚至“娘子军奇迹”成员佐·杰尼在其大获成功的《花粉屋》之后也为她下一部作品领到了毁灭性的评论。历史和现实都在告诫人们：只有第二部作品才能让一位作家真正成为作家。二〇〇三年，尤迪特·海尔曼终于出版第二部小说集《除了幽灵，别无他物》（Nichts als Gespenster），结果评论界响起的又是一片哈利路亚声！《法兰克福汇报》赞叹它具有“难以抵挡的魅力”，《明星》杂志则冠之以“一部了不起的书”。一切担心都显得多余，该书初版印刷十万册，名列《明镜》周刊和《焦点》杂志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随着第二部作品的成功，尤迪特·海尔曼作为优秀作家的地位得到确认，整个德国读书界，包括最冷静的评论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加入到对她赞赏的合唱中，这位年轻女作家再次成为德国文学评论界的宠儿。

海尔曼的作品为何让向来理性有余、激情不足的德国人如此心潮起伏、不能自持？对此，作家的一段自白可作为探索的起点。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中她曾说，在她所有小说中都有一种自传的内核，她认为自己尚不能去想象和虚构出一些东西，相反，她的写作是一种遵循着自身生活的写作，还得依赖于她的亲身经历和亲耳所闻。这段话表明，她本人与她笔下人物具有高度亲和性，这一创作特点决定了她的身世在其作品的解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与评论界推崇、媒体追捧的当红作家形成强烈反差，现实中，出道前的尤迪特·海尔曼并非那么光彩照人，相反，她反复强调“没有作为作家的身份感”，“没有感觉自己是个作家”，甚至“在赞誉声中有一种婚姻骗子的感觉”。 [64] 这种几近刻薄的自我贬低并非完全是自嘲、大度或谦谦君子风范。生活中的她虽出身柏林知识分子家庭，却是个按世俗标准徘徊在失败边缘的小人物：中学毕业后随乐队（Poems for Laila）各地穿行，协助处理乐队财务事宜，二十一岁时与该乐队歌手在拉斯维加斯结婚，虽然她早已与该歌手分手并与男友在二年生子（这也是她第二部作品迟迟未出的原因之一），但从法律角度讲与那位歌手还保持着婚姻关系；她所从事的诸如钢琴、日耳曼学、哲学学业均无果而终；她成名前在柏林一家酒吧做服务生；她最后报名在一所记者学校学习，是因为她想最终完成一件事，该校学制仅一年半，这望得到边的截止时间令她产生了并不多见的进取精神；虽然拿到了这张更多属于培训性质的文凭，但成绩却令人不敢恭维，因为新闻写作的要求与她文字所具有的谜一样的格调大相径庭；完成学业后本应申请一个固定职位，但她发现自己根本不愿做这档子事，所以只是业余为电台工作……迷惘、没有明确目标，正是在这种迷失方向的情况下她开始了写作，而且不知不觉地陷了进去，最后在她的发现者——女作家莫妮卡·马隆的鼓励下从幕后走向了前台。

一张这样的履历表使人不由想起了契诃夫笔下那些萎靡不振、多少有些灰溜溜的“当代”小人物，事实上评论界立刻在她的作品中发觉了这种“契诃夫倾向”。《焦点》周刊在评论《夏屋，以后》时指出：“尤迪特·海尔曼格调雅致，尽管有一种更多的是传统的外部特征，却又是如此令人信服的现代，以致让人觉得书中似乎是契诃夫的曾孙女在描写着处在新千年门槛上柏林人的心理状态。” [65] 的确，这位当年的新闻专业学生给读者发来的是来自没有成功的世界的资讯，反映的是众多人物懒散地徜徉其中的浮世绘。在他人崇拜成功、追逐成功时，她却冷静地，带着一抹淡淡的忧伤，抑郁地描写了种种生活设计的失败。她所寻找的是那些不重要的、细小的情形和瞬间；关注的是临时凑合、混乱不堪的人物，而她本人就长期像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一样生活过；她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并不顾及他人对此作何评论，在作品中她的生活、她的朋友圈子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她对这类人物了如指掌，所以她能驾轻就熟地揭示他们生活的真相，在这一过程中她丝毫没有流露出进行道德评判、是非取舍之类的说教倾向，而是始终把握着点到为止的“度”。那种把深渊探个究竟、把隧道照个透亮的做法并非她所求。她所需要的，是充满理解和宽容地接受人的灵魂有缺失的构成。因为她了解，她和他人一样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某种意义上，她在陪作品中的人物走一段他们选择的人生道路。她从事写作，部分是源自强烈的生活感受、实施自我心理治疗的行为。这构成了作品人物与读者没有距离感，那些想在作品中寻找自己身影的人感同身受、产生共鸣的原因。

尤迪特·海尔曼作品的主题始终围绕着爱情和事物的暂时性，围绕着对尚未体验过的生活、对遭受挫折的生活的恐惧。她讲述的故事并不激烈、喧闹，但也不能令人感到愉快或轻松。她所描述的都是从正常生活轨道上稍稍偏离出去（绝非彻底抛甩出去）的现代人的生活片段，没有不幸，但绝非幸福，全篇透露出一种淡淡的悲哀。这种悲哀述说的不是未曾获得或不可能获得的东西，而是尚未获得的东西。这是一些没有作为的人的故事，他们或独居，或与人同居多年，或可能成婚——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找不到“北”，他们的爱情还都是虚位以设，都是——可能是——一种回忆或一种期待，但绝非可完全信赖、把握十足的东西，它既非占有，亦非履行义务，说不清、道不明，若即若离，隐约中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但就是抓不到手。这些人物感觉到时间如何从他们身旁消失，然而所有人又感到他们的生活不是在当前，而是在回忆和想象中进行，爱情和暂时性不过是一个事物的两种说法。对他们而言，生活中没有什么值得加以关注，他们只是让自己被动地，或者以旁观者的身份游戏般地、并不认真地介入生活的进程中去。

这类人物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其心灵构造正是海尔曼所要塑造和描绘的同龄人的基本特征：他们作为战后德国“经济奇迹”中出生的一代，从富裕儿童长大成人，在过惯了衣食无忧的好日子之后又必须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气氛）中给自己找到出路，给自己的未来理出头绪，然而没人给他们做出准备，这一点暴露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

她让作品中的人物在一种生活中承受痛苦，而这种生活被误认为没有理由去忧郁不安。表面上这些三十岁上下的人拥有他们想拥有的一切，他们对自己生存的社会乃至整个世界了如指掌，而实际上这恰恰造成了一种极其微妙的、难以捉摸的绝望感，一种未达目的的感觉，所以他们感到无计可施，感到不幸是他们命运的一部分，正是这种原因构成了海尔曼作品的基调：迷惘、失落、难以名状的渴望，有些人物渴望着一种灾变、一种死亡，作为唯一有意义的事件，作为他们存在的证明；有些人则无精打采、麻木不仁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这些人搞不出什么名堂来，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根本就不想有什么名堂。也正因如此，海尔曼作品中的人物大多犹豫不决、不善交往，甚至不知道明天干什么。他们找不到爱情，喜欢偶然性的、不固定的东西，在某处聚首片刻，经历点什么或什么也没有经历；一人独处，去体验幸福或不幸的不定感情。这些人物的故事充满着离奇巧合，无关大局的逃避，未能抓住的机会，挫败了的生活规划，他们混乱地、晕头转向地、梦游般寻求着种种活动（包括吸毒），他们梦想得到的是如此之多，却又不知实际中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缺乏意志和毅力，没有热情地过着一种生活，一种不同于他们所希望的，但又不能另外加以设想的生活。

尤迪特·海尔曼将这一系列人物的特征在小说集《夏屋，以后》中通过截取他们的若干生活片段，以一种简洁、冷静，似乎无动于衷的口吻加以再现。《索尼娅》中的男主人公是个高傲自大的年轻画家，他沾沾自喜地发觉一个固执倔强的姑娘索尼娅在接近他，虽然他觉得她并不特别吸引人，但仍然享受着同她在一起的时光，最后却出于胆怯，去灾避祸似的匆匆与原来的女友结婚；在与索尼娅分手时还表现出了施虐狂：“我想看她失去控制，看她呼天抢地，喊个没完可能还会来打我什么的。”然而，多多少少有些变态的男女主人公一旦脱离自我满足的生活，便回归不了常态，高傲自大和强迫型神经官能症相遇却不相知，剩下来的，只有莫名的忧郁。《飓风》叙述两个年轻女子在加勒比海岛上度假的最后几天，即将到来的热带风暴给小说叙述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爱情投下了阴影，她们中的一个在分手之夜才决定投入爱情冒险游戏中，小说与其说是叙述爱情，不如说是在叙述对爱情的想象，而并非真有所求地期待爱情。作者的暗示值得玩味：小说中电台虽不断发出警告，飓风最终还是放过了这个岛屿，这可以看作海尔曼故事中的典型世界——这里叙述的不是不得了的灾难，而是一些有惊无险、最终会擦身而过的事变。《红珊瑚手镯》中“我”这个叙述者的所有努力，就是将她男朋友和叙述者本人拽进一则涉及爱情和背叛爱情的童话般的故事，没有任何结果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人们还能指望什么，假如男主人公——一个昏沉沉、空荡荡、乏味苍白的人物——“整天就躺在床上，冷漠加沉默，感觉糟透了”，只会诉苦似的喋喋不休“我对自己没兴趣”，女主人公所表现出的纵情和恶作剧可以看作是对这种百无聊赖现状的逃避、解脱，或暂时的调节。《在奥德河的这一边》叙述一位心力衰竭的艺术家躲进奥德河畔远离尘嚣的田园风光中，两个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兀自闯来，搅乱了一池静水，主人公在“凡事有好有坏，就这么活吧”的生活现实或曰生活哲理中一步三回头。这部集子的标题小说《夏屋，以后》中，女主人公有意识地忽略或放过爱的存在，男主人公独居于他买下的破败荒凉的古宅中，因为爱无着落，将房子付之一炬后离去，没给任何人留下联系地址，这种劲头同样叫人多少产生“于无声处听惊雷”之感。透过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的不负责任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的行为，人物的核心成分及特点得到强化和彰显：没有什么排除在外，一切皆有可能；从不稳定下来、从不一成不变是尤迪特·海尔曼这部小说集中所有人物行为处世的圭臬，也是他们的幸福所在。

失败、失落、失魂的经验；不确定、不可名状的渴求和欲望；迷惘、彷徨、无望、忧伤……这一切看似虚无飘渺，实则刻骨铭心的情感描述构成了《夏屋，以后》全书的基调。这种基调是挽歌体的，似乎没有什么能令作者惊异，正因如此也没什么必须加以谴责。作者所描绘出的这幅贫乏苍白感情的静物写生，“几乎是德国整个一代人的状况和情绪的表达” [66] 这一出自当今德国最具权威的文学评论家的论断，部分解释了尤迪特·海尔曼的作品产生巨大反响的原因，同时构成了解读其作品的一个重要参照点。在她笔下，历史的沉重让位于个人心灵的沉重，她让新一代人登台亮相、张口说话。“新”之所在，缘自他们无拘无束，随便自然，不抱幻想，冷静现实，没有多大期待地走自己的路；缘自他们并不因没有父辈信仰过的远大理想和乌托邦而自惭形秽或不自在；缘自作者对这类现代人所表现出的种种不完整性和他们对事物短暂易逝的感受的描写，在这种意义上，尤迪特·海尔曼表达出了一代人的生活感受，拨动了一代人的心弦。当然，她的视野并未局限于德国的青年一代，在她笔下，也有着寄身异域冰天雪地中的巴厘岛女人和纽约贫民公寓里孤独的老人。冷静的笔触后面，可以感到作者悲哀而无奈的目光。

在尤迪特·海尔曼所描述的种种当代人的不安情绪中，读者会在平铺直叙中领会到渗透其中的人生感悟，几多思恋，几多哀愁。平淡无奇中，让人感到人生的悲哀：到处都是一个样子，人在天底下都过着同样的生活，物质生活的富足带来了便利和享受，但并未带来人们渴望的幸福和心灵的平静安慰，幸福在哪里？人们启程找寻幸福，一次又一次，锲而不舍，恐怕我们就像尤迪特·海尔曼在访谈中用以自况的西绪福斯一样 [67] ，过程就是目的，因为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根本就不存在，或者难以持久存在；或者正因如此，人类才有了孜孜以求的动力去追求探索，或者……

任国强

二〇〇六年十月八日于北京

[1] 汤姆·韦茨（1949—），美国摇滚歌手。

[2] 德维尔（Sainte Claire Deville，1818—1881），法国化学研究家，最早发明用经济的方式制铝。

[3] 泰加（Taiga），多指西伯利亚的丛林沼泽地区。

[4] 派美尼（Pelmeni），俄国水饺。

[5] 波莫瑞（Pommern），波兰地名。

[6] 的黎波里（Tripolis），利比亚首都。

[7] 笛格利杜（Digeridoo），澳洲土著乐器。

[8] 贝拉封特（Harry Belafonte，1927—），美国歌手，被誉为即兴歌曲之王，2000年获“格莱美”终身成就奖。

[9] 动物园车站，柏林市中心火车站名。

[10]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909—1992），英国画家。

[11] 波洛克（Jackson Pollock，1912—1956），美国抽象派画家。

[12] 安塞尔姆·基弗（Anselm Kiefer，1945—），德国新表现主义画家，有“成长于第三帝国废墟中的画家诗人”之称。

[13] 希腊一岛名。

[14] 德国北部濒临波罗的海的地名，位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

[15] 押金瓶，德国商店须付押金的饮料瓶，顾客交回空瓶可领回押金。

[16] 阿加迪尔，摩洛哥一个省的省会。

[17] 阿根廷的一个省会名。

[18] 天竺葵，多年生草本或灌木，花坛植物及温室植物。

[19] 埃德温·科林（Edwyn Collins，1959—），来自苏格兰爱丁堡的摇滚歌手。

[20] “想象”（Ween），1984年由迪安和吉恩·威恩创建于美国宾夕法尼亚的摇滚乐队。

[21] 德国住房通常都有自家地下室，除存放不常用的家庭用具外，由于温度较低，常存放各种酒类。

[22] 格伦·古尔德（Glenn Herbert Gould，1932—1982），加拿大钢琴家。

[23] 萨蒂（Erik Satie，1866—1925），法国作曲家，其简朴而不落俗套的、常常是妙趣横生的风格对二十世纪音乐的发展，特别是对法国音乐有着重要影响。

[24] 詹妮斯·乔普林（Janis Joplin，1945—1970），美国女摇滚歌手，死于吸毒。

[25] 史蒂文斯（Denis Stevens，1922—2004），英国音乐史家、指挥家。

[26] 卡拉斯（Maria Callas，1923—1977），美国女高音歌唱家。

[27] 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1924—1984），美国小说家、剧作家。

[28] 原文为Es ist schon spaet, wie spaet, und wie spaet。该句为典型的海尔曼语言风格：把对话改成叙述句，并压缩裁减句子的成分。第一句为洪特尔所说，后两句为姑娘自问自答。

[29] 摩尔干（Morgen），欧洲的土地面积单位，1摩尔干约等于0.25到0.34公顷。

[30] “赛车”乐队（Trans Am），来自华盛顿的摇滚乐队。

[31] “大举进攻”乐队（Massive Attack），英国摇滚乐队。

[32] 大卫·鲍伊（David Bowie，1947—），英国摇滚歌手。

[33] 法斯宾德（R.W.Fassbinder，1946—1982），德国电影和戏剧导演、作家、演员，二战后“新德国电影”的代表。法斯宾德是双性恋者。

[34] 逍遥骑士（Easy Rider），美国影片（1969），讲述流浪摩托车手的故事，主人公追求绝对自由、懒散、特立独行。

[35] 原文为Plaste und Elaste，重叠词，该词有特定所指：在原东德，塑料制品成为一时的时髦，成为东德时期的特征之一，这里暗示屋子位于前东德地区。

[36] 卡斯脱尔夫（Frank Castorf，1951—），德国人民剧院艺术总监。

[37] 海纳·米勒（Heiner Müller，1929—），德国剧作家。

[38] LSD，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于西方的毒品。

[39] 指毒品发作后的恍惚症状。

[40] 卢诺夫（Lunow），柏林周边的地名。

[41] 脱氧麻黄碱，一种兴奋剂。

[42] 多尼策提（Gaetano Donizetti，1797—1848），意大利作曲家。

[43] 德语原文为lass deinen Drachen steigen。此句有双重含意，表面为“放风筝”，实际上有色情含义。

[44] 保罗·孔特（Paolo Conte，1937—），意大利歌剧演员、爵士乐钢琴家、作曲家、画家、诗人。

[45] 迷幻药，安非他命的一种。

[46] 布瑞特·伊斯顿·埃利斯（Bret Easton Ellis，1964—），美国作家。

[47] 安格明德（Angermünder），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

[48] 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位于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

[49] 可能指一种抽象的、充满思辨色彩的讨论，往往是对本来平常的东西赋予不平常的含义。

[50] 这里指设在公共场所的投币照相设施，由于艺术家太矮，坐在自动照相机镜头前的固定座位上达不到一般高度，从而导致这种结果。

[51] “拿破仑高地”，指滑铁卢战场旧址上可以一览当年大战战场的土丘。

[52] 扁虱，一种寄生吸血虫。

[53] 原文为Altweiber Sommer，指夏季最后一个阶段，天气晴朗，之后会出现秋季高温。

[54] 塔尔科夫斯基（Andrey Arsenyvich Tarkovsky，1932—1986），享誉世界的苏联电影导演。

[55] 参考柯乐迪（Claudia Kaiser）《德中版权贸易：蜜月旅行已经启程》，《中国图书商报》2000年8月25日。译者注。

[56] 如托马斯·布鲁西格（Thomas Brussig），主要作品有以冷战终结、柏林墙倒塌为直接题材的《英雄如我辈》（Helden wie wir），描写德国统一前夕东德青少年爱情生活的《太阳大道较短的那头》（Am kürzeren Ende der Sonnenallee）；英果·舒尔策（Ingo Schulze），主要作品有描述德国统一后一些事件的短篇小说集《平凡的故事》（Simple Stories）。在君特·格拉斯心目中，两人皆为德国文学的新希望。

[57] 如本雅明·莱贝特（Benjamin Lebert）在出版其大获成功的《狂飙少年》（Crazy，又译《疯狂》）时年方十六，这部讲述寄宿学校学生青春期心理的作品短时间内即销售十八万册，他以几近成熟的自嘲口吻讲述了新新人类无所顾忌的成长经历。

[58] 如1999年底由布鲁西格的小说《英雄如我辈》和《太阳大道较短的那头》改编的电影。

[59] 德文为Fräuleinwunder，以该词所含时间概念应译为“妙龄女郎奇迹”更为贴切。用来泛指年轻成名的女作家群体。“奇迹”圈内有尤迪特·海尔曼、佐·杰尼（ZoëJenny）、卡伦·杜弗（Karen Duve）、尤利雅·弗兰克（Julia Franck）、塔雅·迪克尔斯（Tanja Dueckers）、阿莱克萨·海妮希·封·郎格（Alexa Hennig von Lange）、洁妮·艾彭贝克（Jenny Erpenbeck）等。其中杜弗的《雨小说》（Regenroman）以一种乐在其中的冷酷手法描写人物衰腐的现象以及他们彼此的关系，无才也无个性的主角雷昂更是集所有令人憎恶的男性特质于一身。佐·杰尼的《花粉屋》（Das Blütenstaubzimmer）、《海螺声声》（Der Ruf des Muschelhorns）已译成中文。

[60] 由德国电视二台定期举办、四位著名文学评论家参与的文学评论论坛，领衔人物为当今德国文学评论界素有“教皇”之称的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Marcel Reich Ranicki），赫尔穆特·卡拉塞克（Hellmuth Karasek）也是成员之一，该论坛具有广泛而权威的影响。

[61] 《夏屋，以后》，德国菲舍尔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62]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德国哲学家、神学家、古典语言学家。对普鲁士宗教文化影响重大，被公认为是现代新教神学的缔造者。

[63] 罗伯特·施耐德（Robert Schneider，1961—），奥地利作家。其第一部长篇小说《睡眠兄弟》（Schlafes Bruder）曾获广泛好评。

[64] 选自对尤迪特·海尔曼的访谈录《我这一代——到底意味着什么？》（Meine Generation-was ist das eigentlich？），《法兰克福周日新闻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Sonntagszeitung）2003年1月19日。

[65] 德国《焦点》（Focus）杂志1998年第46期。

[66] 赖希拉尼茨基语，《法兰克福周日新闻报》2003年2月16日。

[67] 参见对尤迪特·海尔曼的访谈录《我这一代——到底意味着什么？》，《法兰克福周日新闻报》2003年1月19日。

版权信息

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

作　　者：[以色列]埃特加·凯雷特

译　　者：楼武挺

品 牌 方：99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

谎言之境

“干酪基督”

西米恩

白日做梦

健康早餐

团队合作

布丁

其实，我最近勃起过两次，硬得就像根金刚棒

拉开拉链

礼貌的小男孩

“神秘”香水

创意写作

鼻涕

抓住“布谷鸟”的尾巴

选择一种肤色

黑紫色

我们口袋里都装着些什么东西？

罪孽

阿里

泼妇

带给我们胜利的故事（上）

带给我们胜利的故事（下）

一顿好打

你想让金鱼帮你实现什么愿望？

并不完全孤独

一步之遥

蓝色的大公交车

痔疮

一年到头，天天都是九月

约瑟夫

“丧宴”

额外的生活

异次元空间

“升级”

石榴

惊喜聚会

你是什么动物啊？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惟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献给希拉

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

“给老子讲个故事！”我家客厅里，坐在沙发上的大胡子命令道。我得承认，被人命令的感觉一点也不好。我是个写故事的，而不是讲故事的，何况就算是写，也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受人逼迫。上次有人要我讲故事是在一年前，那人是我儿子。当时，我给他讲了一位仙子和一只雪貂的故事——具体的情节，这会儿已经记不太清了。我只记得，还没讲到两分钟，他就睡得雷打不醒了。但此刻的情况截然不同，因为我儿子既没有留大胡子，也没有举着手枪；因为我儿子是友好地向我提出请求，而眼前这个人简直就是赤裸裸地抢劫。

我试图向大胡子解释：把枪收起来的话，对他、对我们俩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脑门上顶着把装有子弹的手枪，真的很难想出故事。可是，那家伙根本不听。“在这个国家，”他反而教训起我来了，“要是想得到什么东西，就得使用暴力。”他是刚从跟这里有着天壤之别的瑞典过来的。在那个国家，想得到什么的话，只要礼貌地提出请求，往往就能如愿以偿。但这里不是瑞典，而是闷热的中东。只需在这里待上一周，你就能明白怎样才会办成事——更确切地说，是怎样才会办不成事。巴勒斯坦人曾经友好地提出请求，想要得到一个国家。他们得到了吗？连屁都没有得到！于是，他们换了个方式，让孩子做人体炸弹，袭击公共汽车上的乘客。结果，世人开始聆听他们的声音了。被迫迁移的民众想要对话，有谁理会了吗？根本没有！于是，他们开始采取暴力手段，用滚油泼边境上的巡逻士兵。结果，他们立刻引起了世人的重视。在这个国家，不管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争抢区区一个停车位上，强力就是一切。我们只听得懂一种语言，那就是暴力。

大胡子的故乡瑞典是个发达国家，在诸多领域遥遥领先世界各地。瑞典并非只是阿巴乐队、宜家家居公司或诺贝尔奖的代名词，而是自成一个世界，无论什么东西，应有尽有，而且都是通过文明的方式获得的。在那里，要是大胡子上门去找“王牌合唱团”的女独唱为他表演，后者很可能会邀请他进屋，并亲自奉上一杯茶。接着，那名女独唱就会从床底下拿出原声吉他，为他唱上一曲。而且自始至终，女独唱都会保持微笑。但在这里呢？我是说，要是大胡子没有亮出手枪，我可能早就一脚把他踹出去了。“听我说。”我试图跟他讲道理。“你听我说，”大胡子扣上扳机，嘟囔道，“要么给老子讲个故事，要么吃颗子弹。”我发现自己别无选择，这家伙是玩真的。“两个人坐在一个房间里，”我讲了起来，“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大胡子顿时怔住了，我还以为自己的故事把他吓到了，但其实不是，他并没有在听我讲话。这时，我听到门上传来一阵敲门声。“去开门，”他吩咐道，“别耍花招。不管是谁，立刻打发走，否则休怪我不客气。”

门外是个做问卷调查的小伙子，想问几个简短的问题：关于这里夏季的高温湿热天气，以及这种天气对我性格的影响。我说自己不感兴趣，但他置若罔闻，闯了进来。

“他是谁？”问卷调查员指着站在客厅里的大胡子问。“我侄子，刚从瑞典来的，”我撒了个谎，“他爸在泥石流中遇难了，他是来参加葬礼的。我们正在讨论遗嘱的事，请你尊重我们的隐私，离开这里，好吗？”“啊呀，行行好吧，”问卷调查员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只有几个问题，就让我赚几块钱吧。他们是按调查的人数给钱的。”说完，他紧紧地抓着文件夹，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瑞典人也挨着他坐了下来。“请你出去，”我仍然站着，假装生气地说，“我没空！”“真的没空？”他打开塑料文件夹，亮出一把很大的左轮手枪。“为什么没空？因为我不是白人？因为我不够礼貌？对瑞典人，你有的是时间；对摩洛哥人，对一个差点死在黎巴嫩的退伍老兵，你就他妈的连一分钟都挤不出来？”我试图跟他讲道理，告诉他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而是我正和瑞典人谈话谈到关键的地方，他来的不是时候。但问卷调查员举起左轮手枪，贴到自己的嘴唇上，示意我闭嘴。“行了，”他用西班牙语打断我，“别找借口了！在那坐下，开始讲吧。”“讲什么？”我问道，感到自己紧张得要命。瑞典人也有一把枪，情况很可能会失控。你想这样，他想那样，众口难调。我得讲个他们都喜欢听的故事。要不然，瑞典人可能会发狂的，因为他只想独享，让我讲给他一个人听。“别考验我的耐心，”问卷调查员警告道，“我这个人性子急。快讲故事！”“就是！”瑞典人帮着腔，也掏出了枪。我清了清嗓子，从头开始讲起：“三个人坐在一个房间里。”“不要说‘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瑞典人提醒道。“快点讲！”问卷调查员不太清楚怎么回事，但跟着附和道，“不要说敲门声。给我们讲点别的，刺激的。”

我停下来，深吸一口气。与此同时，他们俩都死死地盯着我。我怎么老是这么倒霉啊？阿莫司·奥兹和大卫·格罗斯曼 [1] 肯定从来也遇到过这种事。就在这时，突然又响起一阵敲门声。那两人的眼神里立刻露出凶光。我耸了耸肩——这不关我的事，我在故事里根本没有提起敲门声。“去打发走！”问卷调查员命令道，“不管是谁，都给老子打发走！”我把门开了一条缝，发现外面是个送披萨的。“你是凯雷特吗？”他问。“是的，”我回答，“但我没叫披萨。”“上面说的就是这里，柴门霍夫街十四号。”他边指着送货单不耐烦地说道，边闯了进来。“那又怎么样？”我说，“我没叫披萨。”“特大号的，”他自顾自地说，“一半菠萝味，一半鳀鱼味。钱已经用信用卡付过了。只要给了小费，我马上就走。”“你也是来这里听故事的吧？”瑞典人质问道。“什么故事？”送披萨的问。不过，他装得不太像，一眼就能看出是在撒谎。“拿出来吧，”问卷调查员催促道，“别装了，快把手枪拿出来吧。”“我没有手枪。”送披萨的难为情地说着，从硬纸盒底下抽出一把切肉刀。“不过，要是他不赶紧想个好故事出来，我就立刻把他剁成肉酱！”

他们三个坐在沙发上，瑞典人在最右边，送披萨的在中间，问卷调查员在最左边。“像现在这样，我讲不了，”我告诉他们，“你们三个拿着武器在这里，我想不出故事。去街上走走吧，等你们回来的时候，我就想出来了。”“这个杂碎想要报警！”问卷调查员对瑞典人说，“他是怎么想的，把我们当三岁小孩吗？”“拜托，快讲个故事，我们听完就走，”送披萨的恳求道，“短一点也没事，别那么小气嘛。我们活得不容易，时刻面临着失业、人体炸弹和伊朗人的威胁，大家都渴望生活中能有别的东西。像我们这样安分守己的老实人为什么会铤而走险，你知道吗？我们感到绝望，哥们儿，绝望！”

我清了清嗓子，重新讲起了故事：“四个人坐在一个房间里。天气很热。他们感到很无聊。空调坏了。其中一个人说想听故事，第二个人也跟着说想听故事。接着，第三个人……”“这不是故事，”问卷调查员抗议道，“更像是证人的证词。你说的完全就是眼前的事情，完全就是我们想要逃避的现实。拜托，不要像垃圾车倒垃圾那样，把现实倒到我们身上。运用你的想象力，哥们儿，编个故事出来！”

我点了点头，再次重新开始讲故事。有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房间里。他是作家，想要写个故事。他已经很久没有写出故事了。他怀念从已经存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的感觉。对，从已经存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新的事物。因为无中生有就是凭空捏造，是毫无意义的，任何人都能做到。但从已经存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则意味着，这个新事物一直都是真实存在的。它存在于你的内心，作为新事物的一部分被你发现了，而整个新事物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那人打算写一个关于当前状况的故事。他要写的不是关于政治或社会状况，而是关于人的状况——他自己正在经历的人的状况。但是，他什么也写不出来。因为他正在经历的人的状况似乎不值得写成一个故事。正当他准备放弃的时候，突然——“我早就警告过你了，”瑞典人打断我，“不要说敲门声。”“必须得说敲门声，”我坚持道，“没有敲门声就没有故事。”“随他的便吧，”送披萨的温和地说，“给他点自由。你想说敲门声？好，那你就说吧，只要能给我们讲个故事就行。”

谎言之境

罗比第一次撒谎是在七岁那年。当时，他妈妈拿出一张皱巴巴的旧钞票，让他去帮自己买包特大号的“丝刻”牌香烟。但罗比没买香烟，却给自己买了个冰淇淋，并把找的零钱藏到了他家楼下花园里一块白色的大石头底下。他妈问怎么没买香烟，罗比回答：有个红头发、缺了颗门牙的大男孩在街上拦住他，打了他一巴掌，抢走了买烟的钱。他妈相信了他的话。从此以后，罗比撒谎上了瘾。读高中时，他有一次对学校的辅导员说，家住贝尔谢巴 [2] 的姨妈患了癌症，他得请假去看她。但事实上，他却去埃拉特 [3] 的沙滩玩了整整一周。在部队时，这位胡编出来的姨妈又变成了瞎子，而开小差的他却得以免受任何惩罚——没有遭到拘捕，甚至没被关禁闭，什么事也没有。有一次，他上班迟到两个小时，于是撒了个谎，说上班路上，他遇见一条德国牧羊犬摊开四肢躺在路边。他说那条狗被车撞了，自己带它去看了兽医。在这个谎话里，那条狗的两条腿动不了；他带它去看兽医，结果发现，那条狗的两条腿永远瘫痪了。就这样，他的谎话奏效了。有生以来，罗比撒了无数个谎。这些谎话各种各样，无奇不有：缺胳膊断腿的，生病的，害人的，会杀人的；有脚的，握方向盘的，系黑领结穿礼服的，会偷东西的。所有的谎话，他都是随口编出来的，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遇到它们。

整件事是从一个梦开始的。那是关于他已故母亲的梦，很短，也很模糊。梦里，他们母子俩同坐在一块草席上，四周一片雪白，望不到头。无边无际的白色世界里空无一物，只有一台泡泡顶盖的泡泡糖自助机立在他们旁边。那是台老式机器，往投币口投入硬币，转动把手，就会出来一粒泡泡糖。他妈对罗比说，她在阴间实在待不下去了，因为虽然阴间的人都不错，但没有烟抽；不仅没有烟，也没有咖啡和广播，什么也没有。

“你得帮帮我，罗比，”他妈说，“你得给我买粒泡泡糖。我生了你，养了你，儿子。这么多年来，我无私地为你付出了一切，现在该轮到你回报老妈了。去给我买粒泡泡糖，最好是红色的，买不到的话，蓝色的也行。”罗比手忙脚乱地在身上的各个衣服口袋翻找了一通，希望找到些零钱，但一无所获。“我一点零钱也没有，妈，”说着，泪水涌出了他的眼眶，“我翻遍了所有的口袋，一点零钱也没找到。”

说来奇怪，他竟会在梦中哭泣，因为醒着的时候，他从未哭过。“那块石头底下，你找了吗？”他妈紧紧抓着他的手，问，“那些硬币说不定还在吧？”

然后，罗比就醒了。那天是周六，他醒来时才凌晨五点，外面仍然一片漆黑，但他还是驾车去了儿时所住的地方。路上一辆别的车也没有，所以不到二十分钟，他就赶到了那里。在那栋公寓楼的底层，原来的普利斯金杂货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一镑店 [4] 。杂货店旁边的修鞋摊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手机店。看那家手机店卖升级配件的广告，好像明天就要买不到了似的。

不过，公寓楼本身一切如故，毫无变化。他们从这里搬走已经有二十年了，但公寓楼甚至没有重新粉刷过。楼下的小花园也还是原来的样子，花木稀疏，杂草丛生。除了花木，园中别无他物，只有一个水龙头、一个锈迹斑斑的水表和几根晾衣绳。那块白色的石头就静静地躺在晾衣绳旁边的角落里。

罗比身穿派克大衣，握着大塑料手电筒，站在从小长大的公寓楼的后花园里。他感到很不自在。那天是周六，那会儿才凌晨五点半。要是有个邻居刚好出来，该怎么说呢？我死去的妈托梦给我，叫我给她买粒泡泡糖，所以我来这里找点零钱？

奇怪的是，经过了这么多年，这块石头竟然还在这里。不过话又说回来，稍微想一想的话，石头并不会自己站起来，到处乱跑。罗比边想，边搬开石头——他的动作非常小心，仿佛生怕石头底下会突然钻出来一只蝎子似的。不过，石头底下并没有蝎子或蛇，但也没有硬币。只有一个西柚大小的地洞，往外透着亮光。

罗比想朝洞里张望，但亮光刺得他睁不开眼。犹豫了片刻之后，他趴到地上，把整条胳膊都伸进了洞里，企图碰到洞底。但这根本就是个无底洞，他只摸到了冷冰冰的金属，感觉像是个把手——泡泡糖自助机的把手。罗比使劲转了一下，接着感觉那个把手出现了反应。这会儿，本该是泡泡糖出来的时刻；这会儿，泡泡糖本该从机器内部出来，掉进焦急等待的小男孩的手里；这会儿，本该发生所有上述的事情。但什么也没有发生，相反，一等转完把手，罗比就出现在了这里。

“这里”很奇怪，但也很眼熟，跟他的梦境一模一样：一片雪白，没有墙壁、地面、天花板和阳光，只有无边无际的白色、一台泡泡糖自助机和一个大汗淋漓、相貌丑陋的红头发小鬼。不知为何，罗比在梦里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小鬼。正当他准备对红头发小鬼微笑或说点什么时，后者狠狠地踢了他小腿一脚。罗比随之跪倒在地，痛得浑身乱扭。因为跪着，他跟那小鬼四目相对。罗比知道他们之前从未见过对方，但那小鬼看着很面熟。“你是谁？”他问站在面前的小鬼。“我？”那小鬼坏笑着回答，“我是你撒的第一个谎啊。”这一笑，让罗比发现那小鬼缺了颗门牙。

罗比挣扎着站了起来，他的小腿疼得要命。红头发小鬼早已不见了人影。罗比仔细打量了一番那台泡泡糖自助机。一粒粒圆圆的泡泡糖中间夹杂着一些半透明的塑料球，塑料球里都有一个小饰物。他手忙脚乱地在身上的各个衣服口袋翻找零钱，但接着猛地记起，那小鬼逃走前抢走了自己的钱包。

罗比一瘸一拐地离开泡泡糖自助机，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去。除了那台泡泡糖自助机，这片白色的世界里没有任何参照物，他只能尽可能地离开那台机器。与此同时，每走几步，他就回头看看，以确定那台机器是否变得更小了。

走了一会儿，他回头看到一条德国牧羊犬站在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头身边。那老头装了只玻璃义眼，没有双臂。那条狗吃力地用两条前腿拖着瘫痪的后半身，半爬半走地向他挪过来。罗比一眼就认出来了，它正是自己的谎话中被车撞了的那条狗。来到他的跟前后，因为又累又兴奋，那条狗不住地喘气。它显得很高兴，舔了舔罗比的手，然后热切地盯着他，眼睛里闪耀着喜悦的光芒。但那个骨瘦如柴的老头，罗比完全认不出他是谁。

“我叫罗比。”罗比说。

“我叫伊戈尔。”老头自我介绍道，用钩状义肢拍了拍罗比的肩膀。

“我们认识吗？”两人尴尬地沉默了片刻之后，罗比问。

“不认识，”伊戈尔用钩状义肢举起牵狗的皮带，回答，“我是因为它才过来的。它老远就嗅出了你的气味，然后非常激动，一定要过来。”

“这么说，我们之间——没有关系喽？”罗比问道，感到如释重负。

“我和你？不，不，我们之间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是别人的谎话。”

罗比差点就想问对方是谁的谎话，但担心在此地，这么问可能会被认为是失礼的。说实在的，他很想问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除了那老头以外，这里是否还有其他人、谎话或任何什么——管它们怎么称呼自己呢。但他觉得这可能是个敏感的话题，现在还不是提起的时候。所以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拍了拍伊戈尔的那条残疾狗。那是条温顺的狗，见到他，显得很高兴。罗比真希望当初撒谎时，自己没有说得那么残忍。那样的话，那条狗就能少受一点痛苦和折磨了。

“那台泡泡糖自助机，”两人又沉默了几分钟后，罗比问伊戈尔，“要投什么硬币啊？”

“里拉 [5] 。”老头回答。

罗比说：“有个小鬼刚才抢走了我的钱包。不过就算没被他抢走，我的钱包里也没有里拉。”

“缺了颗门牙的小鬼？”伊戈尔说，“那小垃圾到处偷东西，还跟狗抢吃的。在我的家乡俄国，对于这样的小鬼，人们会抓住他，扒光他的衣服，让他只穿内裤杵在雪地里，没冻到浑身发紫，不准进屋。”伊戈尔用钩状义肢指了指自己的背包，继续说：“我包里有些里拉。自己拿吧，算我请你的。”

罗比踌躇片刻，最后还是从伊戈尔的背包里拿了枚里拉。谢了伊戈尔之后，他提出要把自己的“斯沃琪”塑料手表送给对方，作为报答。

“谢谢，”伊戈尔点头道谢，然后说，“可是，我怎么戴呢？再说，我又不用看时间，急着赶路。”

看到罗比四下打量，还想找别的东西送给自己，伊戈尔拦住他说：“这是我欠你的。要不是你编了关于这条狗的谎话，我肯定就要寂寞死了。好了，现在我们互不相欠了。”

于是，罗比拖着腿，迫不及待地朝泡泡糖自助机的方向赶去。被红头发小鬼踢了一脚，直到这会儿，他还感到小腿钻心的疼，不过已经比刚才好多了。他把手上的里拉投进投币口，然后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转动把手。

罗比发现自己正在儿时住过的老公寓楼下的花园里，摊着四肢趴在地上。晨曦正把天空染成深蓝色。他从洞里抽出胳膊，打开拳头，发现手里攥着一粒红色的泡泡糖。

离开前，罗比把石头搬回了原处。他没问自己关于那个地洞的问题，也没问自己下面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直接坐进车子，倒出去，离开那里。回到家后，他把红色泡泡糖放在枕头底下，以防他妈再次托梦给他。

一开始，罗比老是想着那件事、那个地方、那条狗、伊戈尔和自己以前说的其他谎话——幸好，他用不着再次面对那些谎话。有一次，他没去前女友露丝的父母家参加周五晚上的聚餐，于是就对露丝撒了个无比荒唐的谎：他在纳坦亚 [6] 的侄女遭到了丈夫的殴打，那家伙还威胁要杀了她，所以他不得不赶去那里劝和。直到现在，他仍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编那么个奇怪的谎话。当时，他可能觉得谎话编得越复杂、越离奇，就越容易让露丝相信吧。为了逃避周五晚上的聚餐，有些人会扯头痛之类的谎，但他没有。结果，因为他的那个谎话，离他不远的地洞里出现了一个精神错乱的丈夫和一个饱受虐待的妻子。

罗比再也没回过那个地洞，但那个地洞却常常萦绕在他脑际。刚开始，他仍然继续撒谎，但这些谎话里，没人伤害谁，也没人残废或死于癌症。例如：上班迟到了，是因为他姨妈去日本看望事业有成的儿子了，他得帮姨妈给她公寓里的植物浇水；迎婴聚会去迟了，是因为有只猫刚好在他门口下崽，他得先照顾那窝幼崽，诸如此类。

但正面的谎话要比负面的难编得多，至少是在你想让它们听着像是确有其事的情况下。通常，要是你告诉别人什么坏事情的话，他们是不会怀疑的，因为他们觉得那是正常的。但你要是编造什么好事情的话，他们就要起疑心了。所以慢慢地，罗比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怎么撒谎了——主要是因为懒。推着时间推移，他逐渐淡忘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洞，直到有天上午，他无意间听到会计部的娜塔莎对她领导说：她叔叔伊戈尔心脏病发作了，她要请假去看他；她叔叔非常可怜，没了老伴，在俄国的时候，又因为一次事故失去了双臂；现在，她叔叔孤苦伶仃，绝望无助，非常可怜。

会计部的领导二话没说，立刻准了娜塔莎的假。于是，娜塔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拿起手提包，离开公司大楼。罗比跟随她下了楼。来到她的车子前，娜塔莎停下脚步，去包里拿车钥匙，罗比也跟着停下脚步。“你是收购部的，对吧？”娜塔莎突然转过身问，“扎古里的助理？”

“嗯，”罗比点了点头，回答，“我叫罗比。”

“嗨，罗比，”娜塔莎露出一个俄国式的微笑，紧张地问，“有什么事吗？要我帮忙吗？”

“你的谎话——刚才——对会计部的领导说的那个，”罗比结结巴巴地回答，“我认识他。”

“你跟了我一路，就是为了指责我撒谎？”

“不是的，”罗比回答，“我不是要指责你，真的。撒谎不算什么，我也经常撒谎。不过，你说的那个伊戈尔，我见过。他是万里挑一的大好人。可是你——请恕我实话实说——你对他实在太残忍了。所以，我只是想——”

“你能让开吗？”娜塔莎冷冷地打断他，“你挡了我的车门！”

“我知道我的话听着很荒唐，但我能证明给你看，”越来越感到惶恐不安的罗比继续说，“那个伊戈尔少了一只眼睛。我的意思是说，他有眼睛，但只有一只。你以前肯定编了个什么故事，说他是失去了一只眼睛，对吧？”

已经坐进车子的娜塔莎怔住了。“你怎么知道的？你是斯拉瓦的朋友吗？”

“我不认识什么斯拉瓦，”罗比嘟囔着回答，“我只认识伊戈尔，真的。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带你去见他。”

他们站在罗比儿时住过的公寓楼的后花园里。罗比搬开那块石头，趴到湿漉漉的泥土地上，把整条胳膊伸进地洞里。娜塔莎站在一旁，俯视着他。他伸出另一条胳膊，说：“抓紧我的手。”

娜塔莎打量着摊开四肢、趴在自己脚下的男人：三十多岁，相貌英俊，穿着件熨得挺括的干净白衬衫——这会儿，那件衬衫已经变得既有点脏，又非常皱了。只见他脸贴着地面，一条胳膊卡在地洞里。

“抓紧！”罗比说。向他伸出手时，娜塔莎不禁感到非常纳闷：自己怎么老是遇到疯子呢。罗比在车旁刚开始胡说八道的时候，她还以为那可能是某种新奇的调情方式呢，但此刻，她意识到这个目光温柔、笑容腼腆的男人其实就是个疯子。他趴在地上，紧紧地攥着她的手；她略弯着腰，站在他身边，一脸迷惑——他们就这样，一动不动，僵持了一分钟左右。

“好吧，”娜塔莎几乎以一种心理医生安慰病人的语气，和蔼地说，“我们互相抓着手了，现在做什么呢？”

“现在，”罗比回答，“我要转动把手了。”

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伊戈尔。最初，他们遇到了一个须发浓密、弯腰驼背的谎话——看着显然是阿根廷人，只会说西班牙语。接着，他们遇到了娜塔莎的另一个谎话——头戴圆顶小帽、过于恪尽职守的警察。他非得扣留他们，检查他们的证件，但他从未听说过伊戈尔这个人。最后，帮了他们忙的还是罗比那个家住纳坦亚、饱受虐待的侄女。他们看见她时，她正在给罗比最近编的谎话里的那窝小猫喂食。她有好几天没见伊戈尔了，但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他的狗。找到那条狗后，它把罗比的手和脸舔了一通，然后高兴地把他们带到了伊戈尔的床边。

伊戈尔的情况糟透了，面色蜡黄，冷汗淋漓。但一见到娜塔莎，他显得万分激动，脸上立刻就焕发出了光彩，而且挣扎着站起来，拥抱了她，尽管他连站也站不稳。娜塔莎哭了起来，向他请求原谅。因为，这个伊戈尔不仅是她编的谎话，还是她的叔叔——虽然是编出来造的，但也是她的叔叔啊。不过，伊戈尔安慰说，她不用感到愧疚，她为他胡编的生活也许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但他享受生活中的每一分钟；她也完全不必担心，因为比起明斯克 [7] 的火车相撞、敖德萨 [8] 的持枪抢劫、海参崴 [9] 的雷击和西伯利亚 [10] 的那群疯狼，这次的心脏病根本算不了什么。回到泡泡糖自助机那里，罗比投进一枚一里拉的硬币，然后抓住娜塔莎的手，叫她转动把手。

一回到花园，娜塔莎发现自己手里攥着粒塑料球，里面有个难看的金色心形小饰物。

“你知道吗？”她说，“今天晚上，我本来要跟一个朋友去西奈 [11] 的，去那里待几天。但现在，我不打算去了。我想明天回来照顾伊戈尔，你愿意跟我一块来吗？”

罗比点了点头，但知道自己要想跟娜塔莎一块来的话，又得向公司撒谎了。他不确定这次该编个什么谎话，只知道应该编个充满鲜花和阳光的快乐谎话——谁知道呢，甚至还可以往里面添上一两个开口微笑的婴儿？

“干酪基督”

你可曾想过，暴毙之人临终时最常说的是哪个字吗？就这个问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北美地区的各种社区里展开了一次全面研究，结果发现这个字竟然是“操”。研究发现，百分之八的人临终时会说“我操”，百分之六的人只会说“操”，还有百分之二点八的人会说“操你妈”。虽然对那百分之二点八的人来说，“妈”才是最后一个字，但毫无疑问，“操你妈”这句话的重音完全落在“操”字上。

那杰里米·克莱因曼在临死的前一分钟说了什么呢？他说的是：“别放干酪”。杰里米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当时，他正在一家名为“干酪基督”的干酪汉堡餐厅点东西吃。那家餐厅的菜单上没有普通的汉堡，所以，持戒守礼的杰里米要了一个不放干酪的干酪汉堡。

不过，餐厅的值班经理并未把杰里米的要求当回事。在此之前，无数顾客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要求，让那名经理觉得有必要向位于亚特兰大 [12] 的总部汇报此事，于是她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给“干酪基督”连锁餐厅的总裁写了许多封长信。信中，她建议总裁在菜单上增加一种普通汉堡：“很多人都想吃普通汉堡，但现在，他们只能点不放干酪的干酪汉堡。这感觉像是欺诈，不仅让我感到有点难堪——请恕我直言——也让整个连锁餐厅蒙羞。我感觉自己就像蛮不讲理的官僚，而对顾客来说，我们给他们留下了一个非常负面的印象：连锁餐厅是个死板的公司，他们得通过欺骗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

但是，总裁从未回过信。对那名经理来说，这甚至比顾客向她点不放干酪的干酪汉堡还要难堪和丢脸。一名恪尽职守的员工向老板提出一个问题，尤其是跟公司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老板至少不应该无视那名员工的存在。那位总裁本该回信说，这个问题已经在处理了，或者虽然他非常感谢她能够提出建议，但很遗憾，他无法对菜单做任何改变。他有无数类似用来敷衍的屁话可以说，却什么也没回。这让那名经理感觉自己就像个透明人，无足轻重。

就像那晚在纽黑文 [13] ，她和男友尼克一块坐在吧台，但后者竟然当着她的面跟女服务员调情。她当时就哭了，但尼克甚至不知道她为什么哭。于是，在同一天晚上，她收拾东西，离开了男友。几周后，他们共同的朋友纷纷打电话来告诉她，尼克自杀了。那些朋友谁也没有明着把这事归咎于她，但他们说话的语气显然带有某种责怪的意味，尽管她说不出那究竟是种什么意味。

言归正传，鉴于总裁没有回信，那名经理真想辞职不干了。但一想到尼克的事，她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倒不是说，她认为听到自己辞职的消息之后，“干酪基督”连锁餐厅的总裁也会像尼克那样自杀。毕竟，她只不过是东北部某家无足轻重的分店的经理。但是，她仍然有所顾虑。事实上，对那位总裁来说，要是听说她的辞职跟自己有关，他可能真会自杀的；要是听说非洲白狮因为非法狩猎灭绝了，他可能也会自杀的；甚至听说了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例如明天要下雨，他也可能会自杀的。

“干酪基督”连锁餐厅的总裁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他的同事都知道这事，又都小心地严守秘密，主要是因为他们尊重他的隐私，但也是因为生怕一旦走漏风声，会立刻导致公司股价暴跌。说到底，除了海市蜃楼般的美好愿景，股市还能卖给我们什么呢？而一位身患抑郁症的总裁决不可能是那个愿景的理想代言人。“干酪基督”连锁餐厅的总裁完全明白，不管对自己的私人生活还是对整个公司来说，他的心理问题到底有多么严重，所以，他尝试了药物治疗。但事与愿违，他的病毫无起色。

那些药是一名来自伊拉克的医生开的。一架试图行刺萨达姆·侯赛因几个儿子的F-16战斗机误炸了那名医生的家，作为补偿，他在美国获得了难民身份。他的妻子、父亲和两个年幼的儿子都被炸死了，只有年长的女儿苏哈逃过一劫。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中，那名医生声称他并不因为自己的个人悲剧而怨恨美国人民。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感到怒不可遏，誓与美国人民不共戴天。不过，他知道要想获得绿卡，就得说违心的话。想到死去的家人和活着的女儿，他撒了谎。

他之所以撒谎，是因为他相信美国的教育会让女儿终身受益。但结果证明，他的想法大错特错！十五岁时，他女儿被学校里高一级的一个肥猪搞大了肚子，而且那个白人小垃圾还死不承认他女儿生下的孩子。受生产并发症的影响，那孩子天生就是个弱智。美国就跟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如果你是个十五岁的单身母亲，那你的人生几乎可以宣告完蛋了。某部虚构的电影可能会宣称事实并非如此，你仍能找到真爱和事业，你的人生一切皆有可能。但是，那只是电影。现实中，一旦他们宣布她的孩子是个弱智，那就相当于她的头上永远顶上了个不断闪烁的霓虹灯广告牌，上面写着“完蛋”两个大字。

也许，要是她爸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上说了实话，从而他们没有来成美国，她的命运可能就会截然不同了吧。要是尼克在酒吧没跟那个金发女郎调情，他和那名经理的情况可能就会比现在好多了吧。要是“干酪基督”连锁餐厅的总裁吃了对症的药，他可能早就药到病除了吧。要是那个疯子没在干酪汉堡餐厅捅了杰里米·克莱因曼，后者可能还好好地活着，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命悬一线、奄奄一息吧——在大多数人眼里，活着总比死了好得多。

杰里米·克莱因曼没有马上就死，而是大口喘着气，想说点什么，但抱着他头的餐厅经理叫他保存力气，不要说话。于是，他就没有说话。不过，他倒是想保存力气，但身不由己。

我记得，好像还是麻省理工学院提出了一个关于蝴蝶效应的理论：有只蝴蝶在巴西的某处沙滩上扇了扇翅膀，结果，世界的另一头刮起了龙卷风。这个理论所举的原始例子是龙卷风。科学家们本可以想个完全不同的例子——比如，蝴蝶扇翅膀带来了期盼已久的甘霖，但他们偏偏选择了龙卷风。这并非因为他们也像“干酪基督”连锁餐厅的总裁那样，患有严重的抑郁症，而是因为从事概率分析的他们知道，负面影响产生的几率远远大于正面影响。

就像巧克力牛奶从扎了个孔的硬纸盒不断流失那样，生命正从杰里米·克莱因曼的身体不断流逝。“抓住我的手，”他想说，“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松手。”但他并未说出口，因为餐厅经理叫他不要说话；他并未说出口，因为完全没有那个必要——餐厅经理一直抓着他那只汗淋淋的手，直到他死去。事实上，在他死去很久之后，餐厅经理仍然抓着他的手，直到赶来的医护人员问她是不是他妻子。

三天以后，那名经理收到了总裁发来的电子邮件。因为发生在她分店的这起事故，总裁决定卖掉连锁餐厅，正式退休。做出这个决定以后，他的抑郁症大为好转，于是开始回复以前积压的电子邮件——他是坐在巴西一处美丽的沙滩上，用笔记本电脑回复那些邮件的。在一封长信中，他写道：那名经理说的一点也没错，自己会把她那详尽论述的建议转发给公司的新总裁。有只蝴蝶正落在他的键盘上小憩。按下“发送”时，他的手指碰到了蝴蝶的翅膀。蝴蝶扇了扇翅膀。于是，世界的另一头出现了一场风暴。

西米恩

两人一前一后站在门口：前面是个少尉，戴着顶针织的圆顶小帽；后面是个清瘦的军官，浅色的头发稀稀疏疏的，双肩上顶着两块上尉肩章。等了一会儿之后，他们仍未说话，奥丽特便问是否能帮他们什么忙。“德鲁克曼！”上尉半是命令半是训斥地叫了声那个士兵。“是你丈夫的事，”一脸认真的士兵对奥丽特嘟囔道，然后问，“我们能进去吗？”奥丽特笑着说，他们肯定弄错了，她还没结婚呢。上尉低下头，看了看手上皱巴巴的文件，然后问她是不是叫奥丽特。听到奥丽特回答是的，上尉客气但坚决地说：“不管是不是，能让我们进去待一分钟吗？”于是，奥丽特把他们领进她跟人合租的公寓的客厅。没等她来得及给他们弄点喝的，那个士兵就脱口而出道：“他死了。”“谁？”奥丽特问。“着什么急啊？”上尉训斥士兵道，“你就不能等她坐下来，给自己倒了杯水之后再说吗？”“对不起，”士兵紧张地抿了抿嘴，向奥丽特道歉，“这是我第一次执行任务，我还在实习中。”“没关系，”奥丽特说，“不过，你说谁死了？”“你丈夫，”士兵回答，“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听说了，今天上午，拜特·里德交叉路口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不，”奥丽特回答，“我没有听说，我没听新闻。不过，是不是听说了都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个误会。我跟你们说过了，我还没结婚。”士兵求助地望向上尉。“你是奥丽特·比尔斯基，对吧？”上尉有点不耐烦地问。“不是，”奥丽特回答，“我叫奥丽特·莱文。”“没错，”上尉说，“没错。前年二月，你嫁给了上士西米恩·比尔斯基。”奥丽特一屁股跌坐在破旧的沙发上，感到喉咙干得发痒。现在想想，要是等她给自己倒了杯健怡可乐 [14] ，德鲁克曼再开始说话，那就好了。“这可真把我弄糊涂了，”士兵大声嘀咕道，“到底是不是她啊？”上尉示意他闭嘴，然后亲自走去厨房的洗碗池那儿，给奥丽特接了杯水过来。这所公寓的自然水极其难喝。奥丽特一直觉得自然水非常难喝，尤其是这所公寓的。“先喝杯水吧，”上尉边说，边把水递给了奥丽特，“我们不急。”说着，她在奥丽特的身边坐了下来。她们就这样坐着，一声不吭，直到仍然站着的士兵失去了耐心，开口问道：“你大概知道吧，他在这里没有任何亲人？”奥丽特点了点头，回答：“他的亲人都在俄罗斯，或独联体，或他们现在自称的任何什么国家。他在这里一个亲人也没有。”“除了你。”上尉说着，用自己干枯的手摸了摸奥丽特的手。“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德鲁克曼问着，坐到了他们对面的扶椅上。“闭嘴！”上尉冲他低吼道，“你这个白痴！”“我怎么白痴了？”士兵委屈地辩解道，“反正我们迟早都得告诉她的，为什么要拖延时间啊？”上尉没有理他，而是笨手笨脚地给了奥丽特一个拥抱——这个拥抱让她们俩都感到非常尴尬。“得告诉我什么？”奥丽特边问，边试图挣脱上尉的拥抱。上尉松开手，夸张地做了下深呼吸，说：“你是唯一能辨别他身份的人。”

奥丽特是在跟西米恩“结婚”的那天遇到后者的。当时，西米恩和阿西在同一个基地服兵役。阿西经常跟她说起西米恩的事：他总是把裤子拉得很高，所以，每天早上都得琢磨该把鸡巴拨到哪一边；每次听广播训话，当广播员说到“向军中最性感的士兵致敬”之类的话，他总会变得非常紧张，好像那些话是专门对他一个人说似的。“谁会向那个傻帽致敬啊？”每次提起这事，阿西总会大笑着调侃。奥丽特“嫁”的正是那个傻帽。其实，她本来是想叫阿西“娶”她的，好让她逃避兵役。但阿西回答绝对不行，因为跟男朋友假结婚难保不会弄假成真，而一旦弄假成真，肯定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于是，他向她推荐了西米恩。“只要给他一百谢克尔 [15] ，那个傻帽甚至愿意跟你生个孩子，”阿西大笑着说，“只要给他们一百谢克尔，那些俄国佬什么事都愿意干。”奥丽特告诉阿西自己得考虑一下，尽管她心里已经同意了。不过，阿西拒绝“娶”她的话伤了她的心。她只是叫他帮个忙，作为男朋友，他本该义不容辞的。而且不管怎么说，就算假结婚，也不能“嫁”个傻帽吧。

第二天，阿西从基地回到家，在奥丽特额头上来了个“湿吻”，然后说：“我给你省了一百谢克尔！”在奥丽特擦去额头上的唾液时，阿西解释道：“那个傻帽愿意免费‘娶’你。”奥丽特说这有点可疑，他们得留个心眼，因为这个西米恩可能并未真正理解“假结婚”的意思。“啊呀，他肯定理解，”阿西边开始在冰箱里找吃的，边说，“他可能真是个傻帽，但绝对比你想象得要精明。”“那他为什么同意免费‘娶’我呢？”奥丽特问。“我怎么知道啊？”阿西大笑着咬了一口没有洗的黄瓜，说，“他可能觉得他这辈子结婚无望了吧。”

上尉驾驶“雷诺” [16] ，士兵坐在后排。一路上，他们几乎一言未发。这给了奥丽特大量的时间反思自己的人生：有生以来第一次，她正前去辨认一个死人；她总是找些混蛋做男朋友，而且，虽然一开始就知道他们是混蛋，但她还总会跟他们交往一两年。她想起了那次堕胎和迷信投胎转世那套东西的她妈——她妈坚持认为，那孩子的灵魂投胎到了奥丽特那只皮包骨头的猫身上。“听听它的叫声，”她妈对奥丽特说，“听听它的声音，就跟那孩子一模一样。你养了它四年，它以前从来不这么叫的。”奥丽特知道她妈是在胡说八道，那只猫不过是嗅到了窗外的食物或某只雌猫的气味。但它的叫声真有点像婴儿的啼哭，而且一叫就是整晚。不幸中的万幸是，她已经没跟阿西在一块了。否则，要是告诉他这种事的话，他可能早就哈哈大笑了。奥丽特不禁想起了西米恩的灵魂，并开始想象他投胎到了哪里，但马上提醒自己说，她根本不信投胎转世那一套。接着，她问自己为什么同意跟这两个军官去停尸房，为什么没有提起她跟西米恩假结婚的事。去停尸房辨认“丈夫”的尸体，感觉怪怪的，令人既害怕又兴奋，有点像置身于电影中的感觉——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体验到平常生活中无法体验的经历。阿西可能会说，这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连手指头都不用抬一下，就可以终身从部队领取遗孀抚恤金，而且，他们的婚姻合约是由拉比 [17] 签发的，部队里谁也不能违抗。“不用怕，”上尉肯定注意到奥丽特皱起了眉头，安慰她道，“我们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阿西作为西米恩的见证人，参加了在拉比院 [18] 举行的结婚仪式——整个仪式过程中，他一直都在挤眉弄眼地扮鬼脸，想把奥丽特逗笑。西米恩看上去倒比阿西那些故事中所说的要精神得多：虽然不是世界级猛男，但也不像阿西描述的那样丑；而且没那么傻帽——看着很怪，但不傻。仪式过后，阿西带他们出去吃皮塔三明治。整整一天，除了“你好”和仪式上不得不说的那些套话，西米恩和奥丽特没有说过一个字。后来，在卖皮塔三明治的摊边，他们俩还竭力不去看对方，逗得阿西哈哈大笑。“看你老婆多漂亮啊！”他把手搭到西米恩的肩上，打趣道。但西米恩始终盯着手上不断往下滴油的皮塔饼，没有抬头。“你打算怎么办啊，西米恩？”阿西继续逗他，“你知道的，你现在得亲她。要不然，根据犹太教规，你们的婚姻是无效的。”直到现在，奥丽特仍然不确定西米恩当时是否真的相信了阿西的话。阿西后来对她说，西米恩当然不信了，他只是想乘机占便宜，但奥丽特不太认同他的话。不管怎么说，西米恩当时突然俯身向前，想凑过来亲她。奥丽特猛地往后一跳，没让他得逞，但还是闻到了扑鼻而来的口臭味——那口臭味跟皮塔饼的油煎味、她自己头发上散发的拉比院的霉味混合在一起，闻着令人作呕。于是，奥丽特退开几步，对着花坛吐了起来。吐完抬头时，她的目光跟西米恩的目光相遇了。后者愣了会儿，接着飞也似的逃走了。阿西大声喊他回来，但西米恩并未停下脚步。迄今为止，奥丽特就只见过他那一次。

去停尸房的路上，奥丽特一直担心自己会认不出他来。毕竟，她只见过西米恩一次，还是在两年前，而且他那时是个大活人。但一见到尸体，奥丽特马上就认出了他：一块绿布一直盖到他的脖子那；除了脸颊上有个不比一谢克尔硬币大的小洞，他的整张脸几乎完好无损。尸体的气味闻着，就像两年前他喷到她脸上的那股口臭味。两年来，奥丽特曾无数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离开卖皮塔三明治的小摊之前，阿西对她说，西米恩有口臭，这不是她的错，但她一直觉得那就是自己的错。今天，在这两个军官来敲她公寓的门时，她本该记起他的——她又不是结过无数次婚的女人，怎么会想不起自己的“丈夫”呢？“你想跟你丈夫单独待一会儿吗？”上尉问。奥丽特摇了摇头。“没事，想哭就哭吧，”上尉说，“不用忍着的。”

白日做梦

我认识一个无时无刻不在白日做梦的人。我是说，这个人就连走路也闭着眼睛。有天，我坐在他车子的副驾驶座上，看向左边时，发现他双手握着方向盘，眼睛却闭着。我没开玩笑，他当时真就那样在一条主干道上开车。

“哈该，”我说，“这样不行。哈该，快睁开眼睛！”但他却若无其事，仍旧那样开车。

“你知道我想到什么了吗？”他问。

“睁开你的眼睛！”我说，“拜托，你快把我吓死了！”不过，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并未撞车。

那人会把别人的房子和车子幻想成自己的；会幻想自己做着别人的工作，不管那工作是好是坏；会把其他女人幻想成自己的老婆，把在街上、公园或电视连续剧中看到的孩子幻想成自己的孩子。他会一连几个小时像这样白日做梦。要是可能的话，他愿意一辈子都活在幻想中。

“哈该，”我对他说，“哈该，快醒醒，回到现实中来！你的人生令人羡慕，老婆非常漂亮，几个孩子也很优秀。赶紧醒过来吧！”

“别吵！”窝在豆袋坐垫里的他回答，“别毁了我的幻想。你知道我这会儿跟谁在一块吗？我以前的战友约塔姆·拉杰比！我正跟他坐在吉普车里。车上就我、他和我儿子伊维塔·门德尔松三个人。他是个机灵的小伙子，在阿米特幼儿园工作。伊维塔这小鬼对我说：‘爸爸，我渴了。我能喝罐啤酒吗？’你想想，那孩子还没到七岁呢。所以，我回答：‘你不能喝啤酒，宝贝。你忘了吗，妈妈说那是不允许的。’他妈妈是我的前妻罗娜·耶迪迪亚。我们俩是上学时认识的。她就跟模特一样漂亮，但非常严厉。”

“哈该，”我说，“伊维塔不是你儿子，罗娜也不是你妻子。你没有离婚，伙计，你的婚姻很幸福。快睁开眼睛吧！”

“每次把孩子带去给她，我都会勃起，”他对我的话置若罔闻，自顾自地说，“我的鸡巴硬得就像船上的桅杆那么粗。我前妻很漂亮，但非常严厉。不过，一想到她的严厉，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勃起。”

“她不是你前妻，”我说，“你也没有勃起。”我没有乱说——他离我只有一米远，穿着条短裤，一看就知道没有勃起。

“我们不得不离婚，”他说，“我讨厌跟她在一块。连她自己都讨厌她自己。”

“哈该，”我求他道，“你老婆叫卡妮。没错，她很漂亮，但不严厉。起码对你不严厉。”他妻子真的很温柔，温柔得就像只小鸟，而且心胸开阔，善解人意。我跟她好上已经有九个月了。哈该上班很早，所以我每天早上八点半、就在她把孩子们送到幼儿园之后去见她。

“我跟罗娜是上学时认识的，”他继续说，“她是我的第一个，我也是她的第一个。离婚后，我到处寻花问柳，但没有一个女人能够比得上她。对了，你知道吗，至少从远处看，她仍然像是单身的样子。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但要是发现她有了别人，我会崩溃的。我会彻底崩溃的，我承受不了那样的打击。对我来说，别的女人没有任何意义。我的心里只有她一个女人。”

“哈该，”我说，“你老婆的名字叫卡妮，她没有任何别的男人，你也没有离婚。”

“罗娜也没有任何别的男人，”他舔了舔发干的嘴唇，说，“一个也没有。要是有的话，我就自杀。”

这时，卡妮提着购物袋，走进了公寓。她朝我的方向漫不经心地说了声“嗨”。自从我们相好以后，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她总是表现得对我冷冰冰的。她连“嗨”也没跟哈该说，因为她知道哈该闭着眼睛时，跟他说什么也是白搭。

“我的房子，”他说，“就在特拉维夫 [19] 市中心，非常漂亮，窗外还有棵桑树。但是房子实在太小了，我还需要一个房间。孩子们来过周末的时候，我只能睡沙发，睡得脖子都快断了。要是到夏天还想不出解决的办法，那我只能搬家了。”

健康早餐

自她走后，他每天晚上都睡不同的地方：不是窝在客厅的沙发或扶手椅上，就是像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那样，蜷缩在阳台的垫子上。而每天早上，他一定会出去吃早餐——就是监狱每天都有放风时间，让犯人去院子里走走，难道不是吗？就算特意问了是否只有他一个人，咖啡馆的服务员也老是让他坐双人桌，抬头就是把空椅子。天天如此。其他客人都是两三个一桌，有的在说笑，有的在品尝彼此的食物，有的在抢着结账，而米龙却孤零零的，一个人吃着健康早餐：橙汁、蜂蜜牛奶什锦粥、加了低脂温牛奶的双份脱咖啡因蒸馏咖啡。当然喽，他也希望对面能坐着个人，跟自己说笑，或抢着结账，使他不得不费力地把钱递给服务员并说：“别拿他的钱！艾薇，把钱还给他，我来结账！”但他实在找不着人一块吃早餐。不过，就算独自在咖啡馆吃早餐，也比窝在家里强上一百倍。

吃早餐时，米龙经常观察其他桌的客人。此外，他还会偷听别人的谈话，看《体育增刊》，或面无表情地浏览财经版，了解以色列公司在华尔街的股价升降情况。偶尔，有人会过来，问他要一版他已经看完的报纸。那时，他就会竭力挤出一丝微笑，点头同意。有一次，一个性感的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走过来，问他要当天的头版看——头版的大字标题是关于发生在郊外的一起轮奸事件。把报纸递过去时，米龙甚至开口说了句话：“瞧瞧，我们的孩子出生在一个多么疯狂的世界啊！”他本以为提及彼此共同的命运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那个性感的少妇只是瞪了他一眼，然后问也没问，就把《健康增刊》也一块拿走了。

后来，某个周四，咖啡馆里来了个大汗淋漓的胖子，一进门就冲米龙微笑，把他吓了一大跳。上次对他微笑的人是玛埃雅。不过，那是在五个月以前，就在她转身离开的时候，而且毫无疑问，她的微笑里充满了讽刺、挖苦的意味。但眼前这个胖子的微笑却显得非常和善，甚至带着几分愧疚。只见胖子手足无措地做了个动作，显然是想坐下来。米龙几乎想也没想，立刻就点了点头。于是，胖子坐了下来。

“鲁宾，”胖子说，“真对不起，我迟到了。我知道我们约的是十点，可是今天早上，孩子一直缠着我，让我实在脱不了身。”

米龙心想也许应该告诉胖子，自己不是鲁宾，却自己看了看表，说：“才迟到十分钟而已，别放在心上。”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接着，米龙问孩子有没有事。胖子回答没事，只是刚换了家幼儿园，每次送她去上学，她都不想让他走。

“不过，不用为我担心，”胖子话锋一转，说，“你自己的事情都操心不过来了。那好，我们开始谈正事吧。”

米龙深吸一口气，等着对方说下去。

“听我说，”胖子说，“五百太高了，给我四百吧。最多四百一，我要六百件。”

“四百八，”米龙回道，“最少四百八，而且你得要一千件。”

“你得理解，”胖子说，“受经济衰退等所有事情的影响，市场现在很不景气。就在昨天晚上，新闻还报道有人在垃圾桶里找东西吃呢。你要是这么寸步不让，我只能提高售价了。但那样一来，我就卖不出东西了。”

“别担心，”米龙对他说，“在垃圾桶里找吃的那些人，每三个当中就有一个是开‘奔驰’的。”

这句话把胖子逗得哈哈直笑。“他们跟我说，你很难对付。”他笑着嘟囔道。

“我跟你一样，”米龙反驳道，“都是为了混口饭吃。”

胖子把汗淋淋的手放到衬衫上擦了擦，然后伸了出来。“四百六，”他说，“四百六，我要一千件。”看到米龙没有反应，他补充道：“四百六，我要一千件，外加欠你一个人情。你比谁都明白，鲁宾，在我们这行，人情不是钱能买到的。”

米龙等的就是这句话。听到胖子这么说，他抓住对方伸出的手，握了一下。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人欠了他的人情，尽管那人以为他是鲁宾。吃完东西后，他们开始抢着结账，这让米龙的心底升起一股温暖的感觉。最后，他比胖子快了零点一秒的时间，抢先把皱巴巴的钞票塞到了女服务员的手里。

那天以后，这几乎成了米龙的例行公事：找张桌子，点上菜，然后留心任何走进咖啡馆的新客人。要是那人流露出期待的神情，开始在咖啡馆里四下找人，米龙就会立刻挥挥手，邀请那人坐到自己对面。

“我不想把事情闹上法庭。”一个浓眉毛的秃子对他说。

“我也不想，”米龙退让道，“最好还是私了，免得伤和气。”

“告诉你，我不想值夜班！”一个做过“保妥适” [20] 丰唇手术、头发染成金黄色的女人气势汹汹地说。

“那你想怎样？别人都要值夜班，就你例外？”米龙嘟囔着回敬道。

“加比让我来告诉你，他感到很抱歉。”一个满口烂牙、一只耳朵戴着耳环的家伙说。

“要是他真的感到很抱歉，”米龙说，“那就应该亲自来告诉我，而不是找个中间人！”

“看你的邮件，你给人的感觉要比现实中高大。”一个骨瘦如柴的红头发女人抱怨道。

“而你给人的感觉没像现实中这么挑剔。”米龙回敬道。

不知为什么，每件事最后都得到了圆满解决：米龙跟秃子私了了；做过丰唇手术的女人同意叫她妹妹代看孩子，好让自己每周值一次夜班；满口烂牙的家伙保证会让加比打电话给米龙；红头发女人和米龙取得了一致意见，即他们不太适合对方。关于早餐的饭钱，有时是对方付的，有时是米龙付的，不过和红头发女人那次，是两人分摊的。这一切实在太有意思了，要是哪天，整整一上午都没人坐到他对面，米龙就会觉得非常失望。幸好，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距大汗淋漓的胖子出现，差不多过去了两个月的时间。那天，咖啡馆里来了个麻子。那人虽然长着一脸麻子，年纪看着起码比米龙大了十岁，但整个人看起来风度翩翩，很有魅力。一坐下来，他就说：“我本来以为你肯定不会露面的。”

“我们说好要见面的。”米龙回道。

“是啊，”麻子凄然一笑，说，“只是在电话里那样吼了你之后，我本来担心你会临阵退缩的。”

“我这不是来了嘛。”米龙略带挑衅地说。

“对不起，我在电话里吼了你，”麻子道了个歉，然后说，“真的对不起，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但是，我在电话里说的每一个字都是认真的——你应该明白吧？请你不要再见她了。”

“可是我爱她。”米龙哽咽着说。

“你可以爱某个人或某样东西，但有时候不得不放弃，”麻子说，“听比你虚长几岁的人一声劝吧，有时候，你真的不得不放弃。”

“对不起，”米龙说，“我做不到。”

“你能做到，”麻子说，“不仅能做到，而且必须做到，别无选择。也许，我们两个都爱她，但我碰巧是她的丈夫。我不准你破坏我的家庭，听明白了吗？”

米龙摇了摇头。“你不知道过去一年，我过的到底是什么生活，”他对麻子说，“简直就跟在地狱里一样。甚至比在地狱还不如，更像是置身于一片无边无际的虚无之中，看不到任何东西。当你这样过了那么长时间之后，某个东西突然出现了，那时，你真的无法舍弃它。那种感觉，你能理解吧？我知道你能理解的。”

麻子咬了咬下嘴唇。“要是再见她一次，”他说，“我就杀了你。我是认真的，你听得出来。”

“那就杀了我吧，”米龙耸了耸肩，说，“我不怕。反正人早晚都是要死的。”

桌对面的麻子突然倾身向前，对着米龙的下巴狠狠地打了一拳。这是米龙生平挨的最重的一记拳头。他顿时感到面部中间一阵火辣辣的疼，接着，疼痛便开始朝四面八方蔓延开来。几秒钟以后，他发现自己摔倒在地，而那个麻子就站在旁边俯视着他。

“我要带她离开这里！”麻子边猛踢米龙的腹部和侧身，边吼，“我要带她远走高飞，去另一个国家，让你找不到她。你再也见不到她了，听到没有，你这个该死的人渣？！”

两名服务员扑到麻子身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从米龙身边拉开。有人朝吧台大喊，叫服务员报警。米龙脸贴在冰凉的地上，看着麻子逃出了咖啡馆。有名服务员俯下身子，问他有没有事，米龙努力想回答，却发不出声。

“要叫救护车吗？”那名服务员问。

米龙吃力地轻声回答：“不用了。”“你确定吗？”服务员坚持说，“你流血了。”米龙缓缓地点点头，闭上了眼睛。他竭力想象自己正跟那个从未谋面的女人在一块，而且几乎就要成功了。就在这时，他突然感到浑身疼痛难当——他感到自己还活着。

团队合作

我儿子想让我杀了她。他还很小，尚不会确切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我完全清楚他的意思。“我想让爸爸打她一顿。”他说。

“把她打哭？”我问。

“不，”他摇了摇小脑袋，回答，“要更重一点。”

我儿子并非暴力分子。他还没到四岁半，以前从未叫我打过谁；也不像有些孩子那样，老是吵着要各种不需要的东西，比如冰淇淋或多拉 [21] 系列的背包。只有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某样东西，他才会提出要求。在这点上，他很像他爸。

要是可以指责的话，那我会说，他一点也不像他妈。还没离婚那会儿，他妈经常哭哭啼啼地跑进家，对我说她在高速公路上被人骂了，或在店里被人宰了。每当那时，我都会叫她从三四个不同的角度详细回顾发生的事情，问她一些问题，并跟她讨论，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百分之九十的情况是，显然错在她身上——开车的那个人完全有理由骂她，而店里的那个人只是在账单上加入了消费税。

但是，我的小罗伊基并不像她。所以，要是他叫他爸把那人狠狠地打一顿，我就知道肯定出了什么事。“她怎么你了？”我问，“打你了？”

“不是，”罗伊基回答，“每次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她就会来带我。她会用钥匙把门反锁，把我关在我的房间里，里面黑乎乎的。就算我哭了，就算我保证会乖乖的，她也不开门。”

我紧紧地抱住他。“不要怕，”我对他说，“爸爸不会让姥姥再那样对你了。”

“你会狠狠地打她一顿吗？”他哭着问我。

看到儿子哭泣的模样，真是令人心碎，尤其在你离婚以后。我一冲动，真想回答会的，并向他做出保证，但最后还是忍住了，什么也没说。我对此非常谨慎，因为向孩子承诺了什么，就必须做到，否则绝对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给他们留下终身的创伤。于是，我马上转移话题，对他说：“你想去爸爸单位的停车场玩吗？我把你抱到腿上，然后我们一块开车，就像团队合作那样，好吗？”

提到“团队合作”，罗伊基兴奋得眼睛一亮。因为还噙着泪水，那双眼睛显得格外水灵。我们像我说的那样——他掌控方向盘，我踩油门和刹车，在停车场开了半小时左右的车。我甚至还让他换挡了——倒挡时，他笑得最开心。孩子的笑声简直就是天籁之音。

我提前十五分钟就把罗伊基送了回去。我知道他们一直都想挑我的刺，所以我对孩子的事格外小心。在进电梯之前，我把罗伊基全身上下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两遍，确保他看上去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然后，我又对着大厅的镜子，匆匆打量了一下自己。

“你们去哪了？”没等我们进门，谢妮就劈头盖脸地问道。“去‘金宝贝’游乐园了，”罗伊基根据我们事先说好的回答，“我们在那里跟小朋友们一起玩。”

“希望爸爸这次很有礼貌，”谢妮嘲弄地说，“没有推倒小朋友。”

“爸爸没有推人！”我说。我的口气明确告诉她，她在孩子面前对我的嘲弄，让我感到很不高兴。

“他没有推人，”罗伊基说，“我们玩得开心极了！”

就在刚才，从游乐园回来后，他还哭着叫我打他姥姥一顿，但这会儿，他早就把此事抛到了九霄云外。这就是做孩子的好处。不管你对他们做了什么，只要过上一个小时，他们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并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开心的事上。但我已经不是孩子了，所以回到车上后，我的脑子里全是以下这个画面：罗伊基在他的小房间里拼命敲门，谢妮那个恶毒的妈就在门外，却拒不开门。我得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确保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又不会使自己失去看望儿子的资格。现在，我两周才能见儿子一次，但就连这种少得可怜的见面机会，也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才争取到的。

直到现在，我仍在为公园里的那次故意伤害事件付出代价。当时，一个胖丫头在吊桥处欺负了罗伊基。她使劲掐他，而我只是想把他们分开。我不过是用左手轻轻地碰了一下她，连推都算不上。结果，她撞到了金属架上。不过，她完全没事，连道伤痕也没有，就连她那个歇斯底里的妈都觉得没什么。但当罗伊基无意间跟谢妮提起这事时，她和阿姆拉姆立刻像蝗虫那样扑到了我的身上。谢妮说，要是我再当着儿子的面做出“暴力行为”，他们俩绝对会向法庭提起上诉，废除我们之前签订的协议。

“什么暴力行为？”我对她说，“我们在一块的五年里，我打过你一次吗？”在这点上，她知道自己理屈词穷。她做了无数讨打的事，但我始终保持着克制，从未动过她一根汗毛。换做别的男人，早就把她踹得躺进以契诺夫医院 [22] 的急救室了。而我，是永远都不会打女人的。这时，阿姆拉姆突然半路杀了出来。“就是此时此刻，你表现得都像个暴力分子，”他冲我脱口而出道，“你——你的眼神非常疯狂。”

“这不叫疯狂，”我笑着对他说，“而是人性的体现，是我们所说的感情。你不能因为自己毫无感情，就认为它是坏的。”

最后，“毫不暴力”的阿姆拉姆气急败坏地大吼起来，威胁我休想再见到儿子。可惜，我当时没有拍下他那副尊样——张着“血盆大嘴”，嘴里脏得就像条臭阴沟。为了激怒他，我仍然保持微笑，并摆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最后，我们达成协议，我保证再也不会那样做了——好像第二天，我还会去公园再推倒一个五岁大的丫头似的。

紧接着的下一次，从游乐园接回罗伊基后，我直奔主题，主动提起他姥姥。我是可以等，让他自己提出来，但对于这种事，孩子们总是要经过很长时间才会想到说出来，而我没有那个时间。“我们上次说了以后，”我说，“姥姥来带过你吗？”

罗伊基一边舔着我给他买的西瓜雪糕，一边摇了摇头。“要是姥姥再那样做的话，”他问，“你会打她吗？”

我深吸了一口气。我真想回答会的，但我不能图一时之快而不顾后果。要是他们真的让我再也见不到儿子了，那我将会生不如死。“我想——很想，”我对他说，“我真的很想打她，狠狠地打她。不仅是姥姥，任何伤害你的人，我都想打他。”

“就像打冰淇淋公园里的那个女孩一样？”他扑闪着眼睛问。

“就像打冰淇淋公园里的那个女孩一样，”我点头道，“但是，妈妈不喜欢爸爸打人。要是爸爸打了姥姥或其他人，他们就再也不会让我陪你玩了。我们就再也不能做我们一块做的所有事情了。你明白吗？”

罗伊基没有回答。他的雪糕滴到了裤子上，但他任由那滴雪糕慢慢地融化，等着我帮他擦掉。不过，我并未那么做。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他说：“一个人被关在房间里的感觉很不好受。”

“我知道，”我对他说，“可是无能为力。只有你才能让这种事不再发生。不过，爸爸会教你怎么做的。”

我向罗伊基详细地做了一番解释：要是姥姥再关他，他该怎么做；他该用怎样的角度去撞墙，以便在脑袋上留下一个醒目的淤青而不伤到自己。

“那样做会疼吗？”他问。

我实话实说，告诉他会的。和谢妮不同，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骗孩子的。还没离婚那会儿，我们有一次带罗伊基去接种疫苗。一路上，谢妮不停地唠叨着“叮咬”、“蜜蜂”和“对好孩子的特别奖励”之类的鬼话，企图糊弄罗伊基，直到我打断了她。我说：“等会儿，一位小姐会用针筒给你注射。你会感到很疼，但我们没有选择。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我们不得不承受。”罗伊基那时才两岁，但他用充满灵气的眼睛盯着我，理解了我的话。看得出来，走进注射室时，他非常害怕。但他没有哭闹，也没有夺门而逃，表现得像个小男子汉。

我们仔细琢磨了计划的每一个步骤，并重温了他要对谢妮说的话：他是怎么惹姥姥生气的，姥姥又是怎么把他重重地推到墙上的。简而言之，他的淤青是怎么来的。

“那样做会疼吗？”最后，他又问了这个问题。

“会的，”我回答，“但只有这一次。从此以后，她就不会——再也不会把你一个人关在那个房间里了。”

罗伊基沉默了，他在思考。雪糕已经吃完了，他在舔小木棍。“妈妈不会说那是我编出来的吧？”

我摸着他的额头，回答：“要是你的脑袋上有个足够大的淤青，她就不会那么说了。”然后，我们把车开回停车场。罗伊基掌控方向盘，我踩油门和刹车——团队合作。我还教了他怎么按喇叭，他非常喜欢。他不停地按啊，按啊，直到停车场管理员走过来，叫我们停下。那是个值夜班的阿拉伯老头。“啊呀，”我眨了眨眼睛，递过去一张二十块钱的钞票，说，“孩子在玩。等他再玩一会儿，我们就走。”阿拉伯老头什么也没说，收下钱，回到了亭子里。

“那个人想干吗？”罗伊基问。

“不干吗，”我回答，“只是过来问一下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那我可以继续按喇叭了？”

“当然啦，宝贝，”我亲了一下他，回答，“随便按，不停地按，按到你不想按了为止。”

布丁

在我看来，对于发生在阿维夏·阿卜迪身上的整件事，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引以为戒。你很难找到比他更普通的人了。他不是到处踢翻垃圾桶或在酒吧寻衅滋事的那种人。事实上，他从未做过任何能引起别人注意的事。但有一天，不知打哪儿冒出来两名歹徒，砰砰砰地敲开他的门，把他拖下楼梯，塞进一辆面包车的后部，然后驾车直奔他父母的住处。惊恐万分的阿维夏在面包车后部大喊：“你们是谁？你们想干吗？”

“这不是你应该问的。”开车的那名歹徒说，他身边的同伙点了点头。“你要问的应该是‘我是谁’和‘我想干吗’。”说完，他们俩哈哈大笑起来，好像阿维夏刚说了个世界上最有趣的笑话似的。

“我叫阿维夏·阿卜迪！”阿维夏用威胁的语气说，“我要跟你们的头儿谈谈。你们听到没有？！”就在这时，歹徒把面包车停在阿维夏父母所住的楼前，并转向了他。阿维夏心想他们肯定要揍他，同时又觉得自己完全不该受此遭遇。“你们会有麻烦的。”说着，他小心地护住了自己的脸。“你们闯大祸了！”他们把他拽出面包车时，他说。

但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揍他。阿维夏完全看不见他们要做什么，但感觉得到。他感觉他们正在剥他身上的衣服，但不是以那种暧昧的方式，而是完全正常的。在给他重新穿好衣服后，他们又给他背上一个沉重的背包，然后说：“回家去找你爸爸妈妈，还不快走！”阿维夏撒腿就跑。他以最快的速度跑进大门，一次三级台阶冲上楼梯，来到他父母公寓的棕色木门前，气喘吁吁地敲了敲门。一等他妈打开门，他就冲进屋里，关上门，并上了两道锁。“你这是怎么了啊？”他妈问，“怎么满头大汗的？”

“我——”阿维夏气喘吁吁地回答，“跑上来的——有人——别开门。”

“听不懂你到底在说什么，”他妈说，“快，放下背包，去洗洗手、洗洗脸，午饭已经摆上桌了。”于是，阿维夏放下背包，走进卫生间，洗了脸。在洗脸盆上方的镜子里，他看见自己穿着校服。来到客厅、打开背包时，他发现里面装着一些练习本和包着花书皮的课本。此外，还有一本数学书、一盒彩色铅笔和一支头上戳着块橡皮的圆规。他妈走过来，催他道：“作业等会儿再做，先过来吃饭。快来，再慢点，沙拉的维生素都要跑光了！”阿维夏坐到桌边，闷声不响地吃了起来。饭菜的味道好极了！这么多年来，由于一直都是凑合着叫外卖吃，或在廉价饭馆随便应付，他真的已经忘记饭菜竟然可以如此可口。“爸爸给你留了上兴趣小组的钱。”他妈说着，指了指门厅那里的小桌子——桌上的电话机旁放着个封好的白色信封。“不过，我可警告你，阿维 [23] ，要是你再做上航模兴趣小组时那样的傻事，才上一节课就改变主意，那你最好现在、趁我们还没付钱就告诉我们！”

阿维夏心想这只是个梦而已，于是回了句：“知道了，妈妈。”因为，就算是在梦里，也完全犯不着顶撞父母。他心想：只要我愿意，随时都可以醒来。但是，他并不确定该怎样从梦中醒来。你可以掐自己，但这个方法通常是在相反的情况下使用的——掐自己是为了证明你已经从梦中醒来了。也许，他可以屏住呼吸，或者只要对自己说：“快醒醒！快醒醒！”也许，要是他干脆不理会身边的一切，要是他对什么都持怀疑态度，梦境就会突然消失的吧。不过，无论采取哪种方法，这会儿都没必要着急，等吃了饭再说吧。对，午饭过后可能是醒来的最好时间。不过，就算到了那个时候，也完全不必着急。他可以先去参加兴趣小组——他真的很好奇那会是个什么兴趣小组。然后，要是天还亮着的话，他还可以去学校球场踢会球，等到他爸下班回家再醒过来也不迟。他甚至可以拖延一两天，直到某次特别难的考试之前再醒过来。“你在发什么愣啊？”他妈摸着他正在秃顶的脑门，说，“瞧你那双圆圆的大眼睛，你肯定在想很多事情。你这样子，让我看着都觉得累。”

“我在想甜点的事，”阿维夏撒谎道，“我在想你做了果冻还是巧克力布丁。”

“你想吃哪样呢？”他妈问。

“布丁。”阿维夏顽皮地回答。

“来了，”他妈打开冰箱门，高兴地说，“不过，要是你想改变主意的话，果冻也很容易做的，要不了一分钟就可以做好了。”

其实，我最近勃起过两次，硬得就像根金刚棒

那是个奇妙的周二早晨。醒来后，罗内尔发现自己心爱的小猎狗达尔科正在他的两腿之间，舔他因为晨勃而翘起的鸡巴。他那昏昏沉沉、一片空白的脑袋中顿时闪过一个尖锐的想法：这跟性有关系吗？换句话说，对于达尔科而言，舔主人鸡巴的动机跟舔施奈德的鸡巴是一样的吗？（施奈德是条小型雪纳瑞狗；每次在梅厄公园相遇，达尔科都会试图跟它交配。）或者，跟舔芬芳的叶子上的露珠是一样的吗？这真是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但不如下面的问题费解：他那个大屁股老婆是否已经开始怀疑他跟雷娜娜——他工作上的搭档——偷情了？不然的话，该怎么解释她在电话里对雷娜娜那么不友好呢？或者，那纯粹是因为她不喜欢雷娜娜？“啊，达尔科，达尔科，”罗内尔既羞愧又暧昧地喃喃道，“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心爱我的。”达尔科也许并不怎么认得人类的男性生殖器，但一直都听得出自己的名字，于是欢快地叫了声，以示回应。显然，面对左右为难的困境时，做狗要比做人容易。狗要考虑的不过是今天早上，该对着哪棵树撒尿之类的小问题，但罗内尔纠结的却是下面这些烦人的道德问题：让雷娜娜趴在他老婆的梳妆台上，然后干她，这是否不像直接在他们夫妻俩的大床上干她那么恶心——顺便提一下，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很多事情，因为要是什么都不用顾忌的话，在床上干她显然要舒服得多；又比如，插雷娜娜时想象他老婆的裸体是否能够抵消一些偷情的罪恶，或者，那是否只是另一种变态行为。“老爸不是变态，亲爱的达尔科，”罗内尔边伸个懒腰，跳下床，边说，“老爸是个复杂的人。”“什么？”尼娃望向卧室，问，“你说什么了吗？”“我对达尔科说，我可能要晚一点才能回家。因为今天晚上，我要见几个德国人。”罗内尔尽量避开老婆的目光，回答。“哦，真的？”尼娃冷笑道，“那达尔科对这事有什么意见吗？”“没有意见，”罗内尔边穿上一条灰色的裤子，边回答，“它能接受。”“达尔科也接受‘普瑞纳’ [24] 狗粮，”尼娃冷冷地说，“它的标准一点也不高。”

跟同事偷情的一个明显好处是，所有浪漫的烛光晚餐都是可以免税的。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好处，但毫无疑问，却是罗内尔最喜欢的好处。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把收据——上面留有他亲笔写下的详细信息和日期——钉在一起更能让他感到放松和平静的了。收据不仅是用来免税的凭证，也是富含感情的纪念物，可以让他回味一个个成功做了爱的夜晚，所以收据带给了他双倍的快乐。“我需要一张免税收据。”罗内尔对服务员说。他特意强调了“免税”两个字，好像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里不只存在一种收据似的。服务员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罗内尔并不喜欢那名服务员。这可能是因为点菜时，那名服务员多管闲事地纠正过他们的发音；也可能是因为自始至终，他一直都把左手藏在背后，让罗内尔感到很紧张；还可能仅仅是因为他是名靠小费过活的服务员——付给他的小费不属于免税范围，这让罗内尔感到非常恼火。那天晚上，他们本想来一次狂野的性爱，但没有成功，于是一块吃着西瓜，看起了购物频道。“你今天晚上怎么啦？”雷娜娜问。“我最近压力很大，”罗内尔回答，“不仅压力很大，还有点虚弱——身体上的。”“你上次也说压力很大。可是那个星期四，你连一点问题也没有啊。告诉我……”雷娜娜停下来，以便吞下一块特别大的西瓜。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罗内尔知道自己有麻烦了。果然，打了个嗝之后，雷娜娜接着刚才的话，继续说：“你还在干你老婆吗？还是跟她也做不了了？”“‘也’是什么意思？”罗内尔有些恼怒地问，“更确切地说，‘跟她也做不了了’是什么意思？我跟你没做什么事吗？”“那事，”雷娜娜舔着自己那几根又短又粗的手指，回答，“我们没干那事。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当你在‘偷偷摸摸地干那事’时，突然，跟性有关的所有事情都不做了，那你就只剩下‘偷偷摸摸’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不是要责怪你破坏约定或者什么，只是你知道，这有点怪怪的。因为跟你老婆，就算不干那事，你们仍可以去看她爸妈，或者为该由谁洗碗而吵架。总之，还可以做所有两口子能做的事。而跟情人呢，不干那事，就什么也不是了。”“谁说我们不干那事了？”“你的鸡巴说的，”雷娜娜以不带任何挑衅意味的口气说，“这就是我问你还有没有在干你老婆的原因，好弄明白是不是因为你对我不感兴趣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更……”“更什么？”看到雷娜娜支支吾吾，半天不说下去，罗内尔追问道。“等一下，”雷娜娜嘟囔道，“我想找个语气没有‘阳痿’那么严重的词。”“你这是在白费力气，”罗内尔生气地说，“就因为有那么一两次，我因为工作上的事感到有点累，压力有点大，并不能说明我阳痿了。就在今天早上，我还勃起过，而且不是一般的硬，而是硬得像根金刚棒！”想起达尔科，罗内尔感到自己的鸡巴硬了一点，但与此同时，不知为什么，他又觉得羞愧难当。“很好，”雷娜娜说，“这是个好消息。那谁享受了你的硬鸡巴呢，尼娃吗？”“不是，”罗内尔愣了一会儿，说，“我自己享受了。”“你好有福气啊！”说完，雷娜娜露了一下她那“著名”的假笑，然后继续去舔手掌上的西瓜汁。以前，罗内尔只在工作中见过她这么微笑。

那天晚上，他们本来还是可能做成那事的，尽管不会是激情的合欢，而只是愤怒的发泄——罗内尔曾试图激发自己的兽欲，好让鸡巴硬起来，哪怕只是为了证明雷娜娜的话是错的。也许吧，谁知道呢？但就在那时，罗内尔衬衫口袋里的手机振动了——衬衫口袋就在他胸口的位置。这让那个夜晚的气氛重新跌到了低谷。“对不起，打扰你跟德国人见面了。”他听到尼娃咬牙切齿地把“德国人”三个字的音拖得非常长，好像说的是希特勒似的。“别傻了，亲爱的，你根本没有打扰我。我们刚刚谈完。”罗内尔说——有客户在场的情况下，他总是这样讨好尼娃。为了使自己的话听着更加可信，他还对雷娜娜随口说了几句英语：“是我老婆，她向你问好。”雷娜娜没有回话，而是立刻打了个响嗝。“马滕克洛特先生也向你问好，”担心尼娃可能听到了那个恶心的响嗝，罗内尔立即补上一句，“我想他有点喝多了。我这就把他和英戈留在酒店，然后回家。”“罗内尔，”尼娃在电话那头责怪他说，“我打电话来，不是要问你什么时候回家，而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我知道，我知道，对不起。”罗内尔边下意识地道着歉，边去抢雷娜娜手中的遥控器，后者正在调高电视的音量。“你的狗，”尼娃顿了一下，说，“跑了。”

要是有条狗拿着小锯子锯开卫生间窗户的铁栅栏，然后顺着接在一起的床单爬下去，那你可以说“那条狗跑了”。但要是你在街上遛狗，却没用皮带拴着那条狗，一个小时以后，突然发现它不见了，那我们只能说这是你自己的错。因此，把责任推给达尔科是不公平的。乔治国王街上，他们顺着尼娃夜间散步的路线往前走，试图还原悲剧发生时的情景。“它可能在嗅路牙子或某根柱子，抬头时却发现你已经不在了，”罗内尔用责怪的语气对尼娃说，“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叫你不要让它走出你的视线？”“直说吧，”尼娃停下脚步，站在路中间，摆出准备大吵一架的架势，说，“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没有看好你那条臭狗？我没有按照‘国际遛狗者协会’的规定进行遛狗？你要是待在家里，没出去跟那些德国人鬼混，就可以自己去遛它了，也就根本不会发生这事了。”罗内尔本想抱怨说，自己拼命工作到深更半夜，连饭都顾不上吃，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他还是决定保持沉默。他在商界学到的最宝贵的经验之一便是，做人不能不留余地，你应该给自己留下尽可能多的退路。这意味着很多情况下，你不能说想说的话，不能做想做的事。比如这会儿，他真想对着尼娃的小腿死命踢上一脚，但并未那么做。他想踢尼娃，不仅是因为她把达尔科看丢了，也是因为她不称呼达尔科的名字，而一直叫它“臭狗”，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她拒绝承担责任，反而表现出事不关己的态度，好像这场不幸的悲剧是上天对罗内尔的惩罚，而不是她的自私和不负责任造成的。但他并未踢尼娃，是因为正如刚才提到的，那会让他丧失回旋的余地。总之，罗内尔表现出了过人的冷静和克制，完全比得上清理犯罪现场和抛尸时的杀人犯。他建议尼娃回家去等着，以防有人打电话来告知达尔科的消息。“谁会打电话来啊？”尼娃大笑道，“你那条笨狗会用公用电话往家里打电话？还是绑架它的绑匪会打电话来索要赎金？就算有人找到了它，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家的电话。”“我还是觉得我们分头行事可能要好一点。”罗内尔坚持道。与此同时，他真想放弃这么多年来让自己受益匪浅的涵养，对着尼娃的小腿狠狠踢上一脚。不过，当尼娃不依不饶地追问为什么时，他只是使劲摇了摇头，回答：“不为什么。”

罗内尔靠在路边的黄色邮筒上，看着自己刚在收据背面写下的一串地名——收据是他跟罗娜娜吃饭的那家餐馆开的。那串地名的头上写着：达尔科喜欢去的地方（？）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后面加上问号和括号。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要是写得太过肯定的话，那就等于向世界宣布他对达尔科知根知底，而事实上，他早已无数次痛快地向自己和别人承认，他有时并不理解达尔科。它为什么有时会汪汪叫，有时又不叫了呢？它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突然开始拼命刨洞，接着又莫名其妙地突然不刨了呢？它是怎么看待罗内尔的呢？它的主人？父亲？朋友？甚或情人？

罗内尔所列的第一个地名是梅厄公园，那是他跟达尔科每天早上必去的地方。就是在那里，达尔科遇到了它的那些狗朋友和狗敌人，最重要的是，遇到了它的好兄弟——短腿的胖狗施奈德。但这时已是深更半夜，公园里既没有任何狗的踪迹，也不见任何人影，只有一个喝醉的俄国流浪汉躺在长椅上打盹。罗内尔之所以推断那个流浪汉是俄国人，不仅是因为那人怀里抱着个伏特加酒瓶——那种酒的瓶子样子都差不多，一眼就能认出来；也是因为那人在梦里一直没有消停过，不是哈哈大笑，就是用俄语胡言乱语。罗内尔站了一会儿，对自己说：他虽然总是麻烦不断，有时觉得自己就是现代版的约伯 [25] ——就算不是约伯，也离约伯不远了，但他还是应该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心怀感激，并因为不用穿俄国佬脚上那双塞着报纸的破鞋而道声谢谢——就像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为了这种事感谢什么人或什么神一样，不管谢谁都行。梦中的俄国佬笑得越来越欢、越来越大声了。这让罗内尔对自己的幸福产生了怀疑。接着，他的心中突然产生了一股无法排解的自怜，冲淡了刚才的幸福感。“谁说的？”他自言自语道，“谁说我的命比他好？这会儿，我跟他在同一个公园。他喝醉了，而且很高兴。我呢，两样都不沾。这个世界上，我只拥有一条刚刚抛弃了我的狗，一个自己不爱的老婆和一份……”想到自己的事业，罗内尔感到一丝欣慰。毕竟，他的事业正在蒸蒸日上。虽然事业并不一定能带给他无限的快乐，但就这会儿来说，肯定好过塞着报纸的破鞋。

来到公园出口附近，罗内尔好像瞥到灌木丛里倏地掠过一条狗的身影，但走近一看，希望立刻破碎了——原来是胡须拉碴的短腿施奈德。罗内尔经常来这个公园，但那只是在白天，所以深更半夜见到施奈德，他感到非常吃惊。他的第一反应是，直觉告诉施奈德，达尔科走丢了，所以它赶来帮忙一块寻找。但是，一声熟悉的口哨让这个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幻想顿时破灭了。口哨声刚过，施奈德那个漂亮但瘸腿的女主人阿尔玛就出现了。阿尔玛二十五岁左右，是罗内尔认识的最漂亮的女人之一。当然，肯定也是瘸腿最厉害的。她在一次完全莫名其妙的车祸中受了伤，却拿赔偿金在米甲街买了套顶层豪华公寓，还重新彻底装修了一番。阿尔玛先是遇到了一名烂司机，接着遇到了一位优秀律师（她向罗内尔提过那位律师的名字，但因为没有伤害索赔官司需要处理，罗内尔很快就忘记了）。毫无疑问，这两次极端遭遇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人们常说为了换回健康，扔掉多少钱都愿意，但事实真是如此吗？牵着狗和阿尔玛擦身而过时，罗内尔总能看见她脸上挂着发自内心的微笑，起码看起来是那样。出于工作上的考虑，他曾模仿过那种微笑，甚至对着镜子练习过几次，但最后还是放弃了，选了个相对容易的笑法。阿尔玛的笑脸就像天生的，既不生硬，也不做作，并且总是随着所处场合的变化而改变——根据需要而放大、收敛，变成惊讶的或嘲讽的笑，但绝不会消失，而且永远都显得很自然。正是这份自然促使罗内尔想要模仿她的微笑，因为他觉得商业谈判中，这种微笑的杀伤力比别的任何表情都强。要是生活穷困潦倒、一条腿上没有安铂金义肢，她还笑得出来吗？或者，会笑得跟现在不一样，不会像现在这么安详？会流露出更多的焦虑，因为难以捉摸的经济前景和人老珠黄的生理规律？“想不到你跟达尔科晚上也会来这里。”阿尔玛说着，单脚跳到公园入口处的灯光下。“我们晚上不来的，”罗内尔说着，绝望地叹了口气，“达尔科跑了。”他继续说道，但接着又马上纠正说，“我是说，它走丢了。”施奈德发情似的，围着罗内尔嗅来嗅去，转得人心烦，典型的一只又笨又不怎么善解人意的雪纳瑞狗。“它不懂，”阿尔玛道歉说，“它从你的衣服上闻到了达尔科的气味，还以为它在这里呢。”“我知道，我知道，”罗内尔点了点头，接着无缘无故地流下眼泪，边哭边说，“可是它不在这里，它不在这里。这会儿，它可能已经死了，被车撞了。或者，有可能正在某个公园里被几个小鬼折磨，被烟头烫。或者，也有可能被市里的捕狗队抓住了……”阿尔玛把手放到罗内尔的胳膊上，想给他一些安慰。虽然她的手有些汗湿，但汗湿中带着一股柔情和活力。“捕狗队晚上不上班的。再说，达尔科很机灵，绝不可能被车撞的。换做施奈德的话……”阿尔玛望了一眼那条活蹦乱跳的雪纳瑞狗——她的眼神既幽怨又充满爱意，就像美丽的姑娘看相貌丑陋的心上人那样。“那我们就得担心了。但是，达尔科知道怎么照顾自己。我肯定这会儿，它正在你家楼下的大门口呜呜叫，或在你家门口的垫子上，啃着一根不知从哪偷来的骨头。”

罗内尔本可以打电话给尼娃，问问达尔科是否回来了，但还是决定亲自回去看看。反正他家就在附近，而且，既然阿尔玛说得很有道理，达尔科可能已经回家了，他就不想让这个好消息出自尼娃之口。“我跟她，”罗内尔想，“早就该离婚了。”他记得有一次，自己看着熟睡的尼娃，想象发生了一件恐怖的事：尼娃在恐怖袭击中遇难了；他为自己的不忠感到愧疚，并在《六点新闻》上痛哭流涕——装得好像纯粹是因为悲痛才哭的，其实只是出于愧疚。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念头当时令他感到非常难过，但奇怪的是，竟然也让他有种解脱的感觉，好像把尼娃从生活中抹去，能够为别的什么绚丽、芬芳和鲜活的东西腾出地方来似的。但没等他来得及为这种解脱感再次感到愧疚，雷娜娜就出现了。而且，既然尼娃已经不在了，雷娜娜立刻就搬来跟他一块住了——最开始是为了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安慰他、支持他，后来就待着不走了。罗内尔记得想象中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直到有一天，雷娜娜问：“要我，还是要达尔科？”他选了达尔科，于是最后变得孤苦伶仃，一无所有——没有女人，没有爱情，除了达尔科，但它的存在只是让寂寞的人生变得更加寂寞。“恐怖主义真是灾难，”那天晚上，罗内尔曾经这样想道，“瞬间就能毁灭一个人的人生。”想到这里，他在尼娃的额头轻轻地亲了一下。

罗内尔差点就跟达尔科“擦肩而过”了：他只顾抬头盯着他家位于三楼的公寓，想看看有没有窗户亮着灯，而达尔科只顾巴巴地盯着“土耳其沙瓦玛” [26] 摊主，迷离的眼神随着那人的双手而移动——那双手正飞快地从旋转的烤肉叉上割下片片烤肉。当两个老朋友终于发现了对方之后，重逢的喜悦让达尔科对着主人的脸就是一阵狂舔，而被舔的罗内尔也是非常激动。“这狗真讨人喜欢！”“沙瓦玛”摊主说着，跪到达尔科面前，像祭司长向神灵祭献那样，把几片肥得冒油的烤肉用一张纸垫着，放到路边人行道上。“我跟你说，来这里的狗很多，但我从没给过它们东西吃。不过，这条狗……”他指着达尔科，继续说，“问一下，他是条土耳其狗吗？”“‘土耳其狗’是什么意思？”罗内尔生气地问。“啊呀，没什么意思，”“沙瓦玛”摊主道歉说，“我是从伊兹密尔 [27] 来的，所以我还以为……小时候，我有条跟它一模一样的狗，一条小狗。但它老是在屋里撒尿，我妈气得把它赶走了，好像它是故意要在屋里撒尿似的。不过，你真是个好人。它跑了，你却一点也不生气。本来就该这样子。我真不明白，有些家伙为什么那么无情，要是他们的狗稍微停下来，看看转动的烤肉，他们就会用牵狗的皮带狠狠地抽自己的狗。他们是谁啊，纳粹分子吗？”“它没跑，”疲惫的罗内尔把额头贴到达尔科结实的后背上，纠正对方道，“它只是走丢了。”

那天晚上，罗内尔决定写本介于寓言和哲学论文之间的书：一位深受臣民爱戴的国王失去了心爱之物——不是金钱，可能是孩子或者什么，也可能是只夜莺，要是还没人那么写过的话。这本书会有许多变化：在一百页左右，写作手法会减少象征性，增加现代性，而内容则会变为描述现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并为读者提供一些安慰；在一百六七十页，内容会变成某种通俗易懂的机场小说 [28] ，但品味要高于一般的机场小说；在第三百页，整本书会变成一只毛茸茸的小动物，可以让读者搂抱、抚摸，好排解他们的寂寞。罗内尔还没想到哪种技术能把书变成可爱的小动物，但在睡前做了一条笔记：过去几年里，不管分子生物学还是出版技术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现在迫切需要让两者结合起来发展了。

同天晚上，罗内尔做了个梦。梦中，他坐在自家阳台上，专心致志地查阅报纸，试图以无畏的精神和不懈的努力揭开人类存在之谜。就在这时，他的爱犬达尔科身穿灰色西装，嘴里叼着根巨大的骨头，突然出现了。达尔科把骨头放到脚边的地上，歪了下脑袋，示意罗内尔应该去财经版寻找答案。接着，它用低沉的、有点像罗内尔父亲说话的声音说，人类只不过是逃税工具。“逃税工具？”罗内尔困惑地重复道。“是的。”达尔科点了点它那个聪明的脑袋，对罗内尔解释说，它的税务顾问——跟它来自同一个星球的外星人——建议它把自己的收入投到一项跟生态相关的生意上，因为外星税务部门大力支持生态事业的发展。于是，借助几家空壳公司，它很快就全面进入了在各个星球培育生命和物种的生态领域。“一般来说，”达尔科继续解释道，“大家都知道培育人类是赚不到什么钱的，其他物种也一样。不过，由于这是能够享受巨大税收优惠的新兴产业，所以，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向税务部门报销大量收据。”“我不信，”罗内尔在梦中说，“我绝对不信，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唯一用处，就是作为我的爱犬用来洗钱的逃税工具。”“首先，”达尔科纠正道，“这里没人在说洗钱的事。我的钱都是干净的，都是光明正大赚来的。那些违法犯罪的勾当，我一概不做。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通货膨胀问题。其次，就当我同意你刚才的假设，人类的真正用处并不是作为我逃税的工具，行了吧？不过，要是我们再稍微深入地探讨一下，除了这个用处，人类还有别的用处吗？我指的不是实际用处，而是理论上的用处。”达尔科静静地等了一小会。看到罗内尔答不上来，它汪汪叫了两声，叼起骨头，离开了阳台。“别走，”罗内尔低声恳求道，“求你别丢下我，我的狗，我的朋友，我的爱人……”

那天早上醒来后，罗内尔感觉自己又一次晨勃了，同样硬得像根金刚棒。达尔科也像上次那样，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正在舔他的鸡巴。最后，他终于睁开了眼睛，看见达尔科正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嘴里没有叼着骨头，身上一丝不挂。“这和性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罗内尔的第一反应这样想道，“而是和社会、甚至存在有关。”“达尔科，我的天使，我的朋友，”他竭力克制心中的狂喜，压低声音，免得吵醒尼娃，“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心爱我的。”

拉开拉链

一如既往，一切都是从一个吻开始的。艾拉和齐基光溜溜地躺在床上，两人只有舌头搅在一起。就在这时，艾拉感觉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我伤到你了吗？”齐基问。在艾拉摇头时，他又立刻补充道：“你流血了。”确实，艾拉的嘴巴流血了。“对不起。”说着，他在厨房里手忙脚乱地找了起来。最后，他从冰箱的冷冻室拿出制作冰块的格子，对着案板砰砰砰地敲了一阵。“给，拿着，”他哆嗦着把冰块递给艾拉，说，“把它们贴到嘴唇上，马上就能止血的。”齐基对这些事一直都很在行——他在部队那会儿是个护理员，现在又是个训练有素的导游。“对不起，”他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了，说，“肯定是我刚才咬到你了。你知道的，一冲动就不顾一切了。”“没——系，”艾拉用冰块贴着下唇，笑着说，“什——事——没有。”当然，她是在撒谎，因为其实有“什——事”。毕竟，这种情况不是每天都会发生：跟你生活在一块的人弄得你流血了，然后对你撒谎说咬到了你，而事实上，你明显感觉到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嘴唇是人体非常脆弱的部位。因为她的伤口，他们几天没有接吻。后来，等到能够接吻了，他们也得非常小心。艾拉能感觉到齐基有什么事瞒着自己。有天晚上，趁齐基张着嘴睡觉时，她把手指轻轻地伸到他的舌头底下，果然发现了异常。原来是条细小的拉链。随着她拉开拉链，齐基整个人就像牡蛎那样打开了——里面竟然是于尔根。和齐基不同，于尔根留着山羊胡子，鬓角修得很整齐，也没有受过割礼。艾拉打量了一会儿熟睡中的他，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齐基的外皮折起来，藏到厨房垃圾桶背后、放垃圾口袋的柜子里。

于尔根过得很不如意。他们的性生活倒是非常美满，但他经常酗酒，而且一喝就耍酒疯，大吵大闹的，做出各种蠢事。除此以外，他还动不动就让艾拉心生愧疚，说他是为了她才离开欧洲，来这里生活的。不管在现实中还是电视上，这个国家一出现什么坏事情，他就会对艾拉说：“瞧瞧你们国家出的这些破事！”他的希伯来语非常糟糕，说“你们”两个字时，让人听着总是带有很重的指责意味。艾拉的爸妈都不喜欢他：她妈一直喜欢齐基，而管于尔根叫“异教徒”，她爸则老是问于尔根工作的事——每当这时，于尔根就会嬉皮笑脸地说：“啊呀，希维罗先生，工作就像男人的小胡子，早就过时了！”这句话从来也没把谁逗乐过，更不要说仍喜欢炫耀小胡子的艾拉她爸了。

最后，于尔根离开了，回到杜塞尔多夫 [29] 搞音乐，靠领救济金度日。“在这个国家，我可能永远也成不了歌手，”他说，“人们会因为他的口音而瞧不起他。再说，这里的人对德国人抱有成见。”艾拉觉得就算在德国，凭那奇怪的曲子和低俗的歌词，他也走不了多远。以前，他还写过一首关于她的歌，歌名叫《女神》。整首歌从头到脚写的都是在防波堤上做爱的事情，还写到她达到高潮时，感觉“就像一阵波浪拍打在礁石上”——当然，引号里的话是他引用的。

于尔根离开六个月之后，艾拉在找垃圾口袋时看到了齐基的外皮。拉开他的拉链也许是个错误，她想，可能吧，这种事，谁也说不准。同天晚上，刷牙时，艾拉回想起了那次接吻以及被扎到的疼痛，于是用清水连漱了几下口，又照了照镜子——她的嘴唇上还结着疤。仔细看时，她发现自己的舌头底下也有条细小的拉链。艾拉犹豫地用手指摸着拉链，想象里面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她满怀期待，但又有点担心——主要是担心会看到一双长满斑点的手和一张干枯的脸。可能会有个玫瑰花文身吧，她想。她一直想去弄个，但始终鼓不起勇气，怕会很疼。

礼貌的小男孩

礼貌的小男孩敲了敲门。他爸妈正忙着吵架，没空搭理他。不过，敲了几次之后，他最终还是进去了。“这是个错误，”他爸对他妈说，“我们在一起就是个错误，就像告诫你不要做某事的宣传画宣传的那种错误。我们就像那些宣传画里的人，脸上划着个巨大的叉，底下写着个巨大的‘不’字。”“你想让我说什么？”他妈对他爸说，“我是说，不管现在说了什么，我以后都会后悔的。”“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他爸吼道，“你现在就能后悔，干吗非要等到以后再后悔呢？”礼貌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个飞机航模，这是他亲手制作的。制作说明书是用他不认识的语言写的，但上面配有带箭头的直观示意图。他看懂了说明书，没让大人帮忙，自己就把航模制作好了。难怪他爸总是夸他动手能力强。“我以前经常笑的，”他妈说，“每天都笑。可是现在……”她心烦意乱地摸着小男孩的头发，继续说：“我再也笑不出来了。说完了。”“说完了？”他爸咆哮道，“说完了？这就是你‘以后都会后悔的’事：‘我以前经常笑的’？还真他妈的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啊！”

“多漂亮的飞机啊！”他妈边非常从容地把目光从他爸的身上移开，边说，“你干吗不出去玩会儿飞机呢？”“我可以出去玩吗？”礼貌的小男孩问。“当然可以啦。”他妈笑着回答，并像摸狗的脑袋那样再次摸了摸他的头发。“那我能在外面玩多久呢？”礼貌的小男孩又问。“爱玩多久玩多久，”他爸突然开口说道，“要是喜欢外面，不回来都行。只要别忘了偶尔打个电话来，免得你妈担心！”他妈站起来，狠狠地扇了他爸一巴掌。奇怪的是，这个巴掌好像让他爸感到很高兴，他妈却开始哭了。“去吧，去吧，”他妈抽噎着催促礼貌的小男孩，“趁外面还亮着，快出去玩吧。不过，记得要在天黑之前回来。”也许，他的脸就跟石头一样硬吧，礼貌的小男孩边走下楼梯边想，怪不得打他巴掌，疼的反而是你的手。

礼貌的小男孩把航模使劲抛向空中。航模转了一圈，接着水平滑行一小会儿，撞到喷泉式饮水机上。其中一边的机翼稍微有点撞弯了。礼貌的小男孩努力想把它弄直。“哇，”一个满脸雀斑的小女孩伸出全是雀斑的手，说，“好酷的飞机啊！能让我玩一下吗？”直到听见“哇”的一声，礼貌的小男孩才注意到那个小女孩。“这不是飞机，”他纠正道，“是航模。只有装了发动机的才能叫飞机。”“快点，给我玩玩嘛，”小女孩仍然伸着手，命令似的说，“别这么小气嘛。”“我得先把机翼修好，”礼貌的小男孩故意拖延时间，说，“你没看见它撞弯了吗？”“你真是个小气鬼，”小女孩说，“我咒你遇到许多倒霉的事情。”她皱起眉头，试图想出一件具体的事情来。过了会儿，她终于想到了，于是笑着说：“我咒你妈妈死。对，我咒她死。阿——门——”就像平时被教导的那样，礼貌的小男孩没有理她。他比小女孩高出一个头，要是想扇她巴掌的话，完全可以那么做——小女孩会比他疼得多，因为她那张满是雀斑的脸很明显不是石头做的。但他没有扇她巴掌，也没有踢她，拿石头扔她或也对她说一些可怕的话，因为他很有礼貌。“我咒你爸爸一块死。”小女孩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补充了一句，然后走了。

礼貌的小男孩又玩了几次航模。最好的一次，掉地前，航模在空中转了三圈。太阳开始下沉，西方的天空变得越来越红。他爸曾对他说过，要是一眨不眨地盯着太阳很久，你会瞎的。所以每隔几秒钟，礼貌的小男孩就会小心地闭会儿眼睛。不过，就算闭上眼睛，他仍能看到那片红色——真奇怪。礼貌的小男孩很想再看会儿，好弄得更明白一些，但知道要是不按时回家的话，他妈会担心的。“太阳每天都会升起的，”礼貌的小男孩边弯下腰，从草坪上捡起航模，边想，“但我永远不会迟到。”

礼貌的小男孩进屋时，他妈仍在客厅，抓着自己的手哭泣，但没见他爸。她说他爸在他们的卧室睡觉，因为晚上要值夜班。说完，她就去给礼貌的小男孩做炒蛋当晚餐了。卧室的门半开着，礼貌的小男孩轻轻地推了进去。他爸没脱衣服没脱鞋，睁着眼睛趴在床上。看到礼貌的小男孩朝里面张望，他爸没有抬头，问：“航模怎么样？”“挺好的。”礼貌的小男孩回答。感觉自己说得不够，他又补充了一句：“真的挺好的。”“我和你妈有时会吵架，说出伤害对方的话。”他爸低头看了眼地上，然后看着他，说：“可是你知道的，我一直都是爱你的，一直都是，不管谁说了什么，对吧？”“嗯，”礼貌的小男孩点点头，边拉上卧室的门边回答，“我知道，谢谢您。”

“神秘”香水

飞机上，知道我要说什么的那人就坐在我旁边，脸上挂着讨厌的微笑。无比烦人的是，他既不聪明也不细心，却知道我要说的所有话，而且老是比我早三秒钟，抢先说了出来。“你们有‘娇兰神秘’ [30] 吗？”他又比我早一分钟，抢先问空姐。空姐夸张地咧嘴一笑，回答就剩下最后一瓶了。“我老婆非常喜欢这种香水，简直用上瘾了。要是出差回来不给她带瓶免关税的‘神秘’，她就会说我不再爱她了。要是我胆敢一瓶都不带就进门，那就有的受了。”这本该是我说的话，但被那人“偷”走了，而且一字不漏。飞机轮子一触地，他就比我早一秒钟，抢先开机，拨了他老婆的电话。“飞机刚刚着陆，”他说，“对不起，我知道我应该昨天到的，但是那趟航班取消了。你不信？你可以自己打电话问一下埃里克。我知道你没有，我马上就把他的号码给你。”我也有个名叫埃里克的旅行代理，他同样会为我撒谎的。

飞机到达登机口时，那人还在打电话，用我会回答老婆的话回答他老婆的各种问题。他说这些话时不带丝毫感情，就像在时间倒流的世界里，一只鹦鹉不断重复别人将要说的所有话，而不是已说过的话。考虑到他的处境，他的回答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他的处境不太妙，很不妙。我也一样。我老婆还没有接电话，但光是听听那人说的话，我就想挂了。光是听听他说的话，我就能明白自己所陷的坑到底有多深——就算有朝一日，我挖通一条地道逃了出去，面临的也将是另一个现实：我老婆将永远不会原谅我，也将永远不会相信我，永远；从今以后，每一次出差都将是一次地狱之行，而两次出差之间的日子更将比在地狱还要难熬。那人不停地说啊，说啊——我已经想好但尚未说出口的话好像流水一般，从他的口中汩汩而出。现在，他开始提高嗓门了。瞧他那样，就像即将淹死的人不顾一切地想浮上水面似的。乘客们开始鱼贯走出飞机。还在打电话的那人站起来，用另一只手抓起笔记本电脑，朝出口走去。我坐在座位上，一声不吭，看着他没拿那个袋子就走了——他的香水连袋子放在头上的行李架上。机上的乘客逐渐走完了，最后只剩下我和带着一大堆孩子的胖修女。我若无其事地站起来，打开头上的行李架，像拿自己的东西那样拿出那个袋子。袋子里装着收据和一瓶“娇兰神秘”。我老婆非常喜欢这种香水，简直用上瘾了。要是出差回来不给她带瓶免关税的“神秘”，她就会说我不再爱她了。要是我胆敢一瓶都不带就进门，那就有的受了。

创意写作

玛雅写的第一个故事是：在某个世界里，人们采取分裂的方式而不是生育的方式进行繁殖。在那个世界里，所有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分裂成两个人，分裂后的每个人年龄只有原来那个人的一半。有些人选择在年轻时进行分裂：例如，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可能会分裂成两个九岁的小女孩。有些人则选择等到事业有成、积累了一定财富的中年再进行分裂。

玛雅故事里的主人公一直没有进行分裂。她已经八十高龄了，但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仍然坚持不进行分裂。最后，她死了。这是个不错的故事，但结尾有点消极，而且落了俗套。不过，玛雅的这个结尾居然得到了创意写作班上很多人的称赞。创意写作班的老师应该是一位著名作家吧，尽管阿维亚德从未听说过此人。那个老师对玛雅说了一通她的结尾写得很深刻之类的鬼话。阿维亚德看得出来，老师的称赞令玛雅喜不自胜——她显得无比兴奋，像人们背诵《圣经》里的诗句那样，一字不落地向阿维亚德转述了那位作家的话。阿维亚德当初曾建议她换个结尾，但听了那番话之后，他收回了原来的意见，并说这完全是个人的品味问题，还说自己对写作真的不太在行。

让玛雅去上创意写作班，是玛雅她妈的主意。她妈说朋友的女儿去年上了某个创意写作班，感觉非常喜欢。阿维亚德也认为让玛雅多出去走走，干点事情，对她可能会有好处。他自己倒是可以一直沉浸在工作中，因为公司里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但玛雅呢，流产以后，她就从未出过家门。每次一进门，阿维亚德就会看见她像尊雕像似的，挺着身子呆坐在客厅里，不看书，不看电视，甚至也不哭。玛雅对上创意写作班的事有点犹豫，但阿维亚德知道该怎么说服她。“先去上一节课，感受一下吧，”他说，“就像小孩子去上日间夏令营那样。”后来想想，考虑到他们两个月前经历的那场噩梦，他觉得拿小孩子作类比有点不近人情。但当时，玛雅竟然笑了笑，说日间夏令营正是自己需要的。

玛雅写的第二个故事是：在某个世界里，你只看得到你爱的人。故事主人公是个已婚男人，很爱自己的妻子。有一天在走廊上，他妻子跟他迎面撞了个满怀，把他手上的玻璃撞落在地，摔得粉碎。几天以后，他在扶手椅上打盹，他妻子又坐到了他的腿上。对于这两次意外，他妻子都有自己的理由：走路时，她脑子里正想着别的事情；坐下去时，她正看着别的地方。但是，他开始怀疑他妻子不再爱他了。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他决定做件极端的事情——刮去自己左边的小胡子。那天，他留着半边胡子，握着一束银莲花回到了家。他妻子微笑着向他表示感谢，并凑过来，想要亲他。他能感觉到他妻子在对着空气摸索。玛雅给这个故事取名叫《半边胡子》，并告诉阿维亚德，当自己在创意写作班上大声朗读这个故事时，有些人哭了。阿维亚德笑着赞叹了一声“哇”，然后亲了亲她的额头。那天晚上，他们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吵了一架：好像是玛雅忘了向他转达一条信息，或者其他类似的什么事情；他吼了她。这次吵架完全是他的错，所以他最后道歉了。“我今天工作很不顺，”他想为自己的冲动做出补偿，边抚摸玛雅的腿边说，“你能原谅我吗？”玛雅原谅了他。

创意写作班的那位老师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和一本短篇小说集。这两本书都卖得不怎么样，但确实得到了一些好评——阿维亚德办公室对面有家书店，这话正是书店的女店员告诉他的。那部长篇小说很厚，共达六百二十四页。阿维亚德买了那本短篇小说集。他把书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午休时就读上几页。书中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异国他乡，一个故事一个国家——这是一种噱头。封底的简介说作者是名导游，已经走遍了全世界。上面还有张黑白小照片，照片里的他脸上挂着得意的微笑，一副沾沾自喜的模样。那位作家告诉她，玛雅对阿维亚德说，等到课程结束，他会把她写的故事拿给编辑看看。那位作家还告诉她，虽然她不应该抱有太大的希望，但过去几年里，出版商们一直在期盼出现新的天才。

玛雅的第三个故事开头写得很滑稽：一名孕妇产下了一只猫。故事的主人公是那名孕妇的丈夫，他怀疑那只猫不是自己的孩子。他们家卧室对面摆着个带轮子的垃圾桶，桶盖上总是睡着只姜黄色的肥公猫。每次她丈夫去楼下扔垃圾，那只猫都会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看着他。最终，她丈夫和那只猫之间发成了激烈的冲突：她丈夫朝那只猫扔了一块石头，后者则用牙齿和爪子还以颜色。受伤的丈夫、她和小猫在诊所等着医生给她丈夫打破伤风针，她边等边给小猫喂奶。她丈夫受了屈辱，身上又疼痛难当，但还是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小猫似乎感觉到了爸爸的痛苦，从妈妈的怀里爬过来，轻轻地舔了舔他的脸，并“喵”地叫了一声，想要安慰他。

“你听到了吗？”她激动地问，“他叫你爸爸。”

这时，她丈夫再也忍不住了，开始痛哭起来。而读到这一段时，阿维亚德也是拼命忍着，好不容易才没让自己掉下眼泪。玛雅说，在知道自己怀孕之前，她就已经开始在写这个故事了。“你不觉得奇怪吗？”她问，“我的大脑都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了，我的潜意识怎么会知道的呢？”接下来那周的周二，阿维亚德本该在创意写作班下课之后去接玛雅的，但他提前半小时到了那里，然后停好车，去教室里找她。看到他，玛雅显得很意外，而他则坚持让她介绍那位作家给他认识。那位作家身上散发着一股刺鼻的香水味。他有气无力地跟阿维亚德握了握手，并对后者说能做玛雅丈夫的人肯定非常特别。

鼻涕

针灸师的诊所里，一对父子坐在写字台前面等着。

针灸师进来了。

他是个中国人。

他在写字台后面坐了下来。

他叫那个儿子把手放到写字台上。他的英语带着奇怪的口音。

中国针灸师把三根手指搭到那个儿子的手腕上，闭了会儿眼睛，然后叫那个儿子伸出舌头。

那个儿子挑衅似的伸出了舌头。

中国针灸师点点头，叫那个儿子躺到床上。

那个儿子躺到床上，闭上眼睛。

那个父亲问，他儿子要不要把衣服脱了。

针灸师摇了摇头。

他从写字台的抽屉拿出几根又长又细的银针，开始把它们扎到那个儿子的身上。

两只耳朵后面各一根。

两边脸上、靠近鼻子的地方各一根。

两边额头上、靠近眼睛的地方各一根。

那个儿子轻声呻吟了几声，但眼睛仍然闭着。

好了，针灸师对父子俩说，我们得等上一会儿。

那个父亲问，他会好点起来吗？

针灸师耸耸肩，走了出去。

那个父亲走到床边，把一只手放到儿子肩上。

那个儿子的身体缩了一下。

在被针扎时，他倒没有退缩，这会儿反而缩了一下身子。

半个小时后，针灸师回来了，并以飞快的手法拔出了每一根银针。

他对父子俩说，男孩的身体对针灸产生了反应，这是个好兆头。

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他指了指银针扎过的地方。只见每处的周围都出现了一圈红色。

接着，针灸师坐回了写字台后面。

那个父亲问针灸多少钱。

他本打算在针灸之前问的，但忘记了。要是没忘记，他本可以在讨价还价中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这倒不是说他打算讨价还价。毕竟，我们现在说的是他独子的健康问题。他就剩下这么一个儿子了。

针灸师回答针灸三百五十谢克尔一次，接着又说还要开点药，让男孩饭后吃，药钱另算，一百谢克尔。

他解释说，男孩需要连续针灸，至少十次；每天一次，除了周六。

他还补充说，要是周六也来针灸，效果会更好，但他周六不上班，因为老婆不让。

除了“鼻涕”以外，“老婆”几乎是他用希伯来语说的唯一一个词。

听到“老婆”两个字，那个父亲不由地感到一阵深深的孤独。

接着，他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

他想告诉针灸师，自己要去趟洗手间——进入洗手间之后，他就把门反锁，然后对着马桶自慰。

他觉得自慰可以排解一些孤独感，但并不确定。

中医认为，精子是一种能量，射精会让人变得虚弱，尤其是在你本来就已经虚弱的情况下，所以不建议人们那么做。

那个父亲对中医一无所知，但最后还是打消了那个念头——孤独是难熬，但他不放心丢下儿子一个人跟中国针灸师待在一块。

每天一次，除了周六，针灸师重复道。他觉得那个父亲刚才没有仔细听。

那个父亲用新钞票付了诊费和药钱：四百五十块整，刚刚好，不用找。

他们预约了第二天的针灸。

朝门口走去时，针灸师用希伯来语说：“保重，你们两个。”

那个儿子觉得针灸师这话说得很奇怪。毕竟，生病的只是他一个人。

那个父亲没有注意到针灸师的话，他正在想别的事情。

“老婆”、“鼻涕”、“保重，你们两个”。

“保重，你们两个”、“鼻涕”、“老婆”。

再也没有什么，能比中国人说希伯来语更奇怪的了。

抓住“布谷鸟”的尾巴

最难熬的是夜里。不过别误会，我并不是说夜里我最想念她——我一点也不想念她。但夜里独卧床上时，我确实会想起她，不过并非那种温馨而朦胧、对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的回忆。想起她，更多的时候，我脑中会出现以下的画面：她身穿短裤和T恤，正张着嘴睡觉，还边打鼾边流口水，把枕头沾湿了一片，而我则在旁边看着她。看着她时，我到底是什么感觉呢？首先是惊奇——我竟然没对她失去“性”趣。其次是喜欢——不是爱，而是喜欢，更像是对动物、小孩而不是老婆的那种喜欢。我几乎天天晚上都哭，但不是出于悔恨。我没有什么可悔恨的，离开的人是她。而且，现在回过头想想，离婚对她、对我们俩都是好事。何况我们还没有生孩子，没给双方留下任何牵绊。那我为什么哭呢？因为，我不能不哭。当你被夺走某样东西时，即使那东西一文不值，你也会感到非常痛心。要知道，就算摘除一个肿瘤，你还会留下一道疤呢。而夜里似乎就是挠那条疤的最佳时间。

乌齐买了部能接收股市实时信息的新手机。他开了家电脑公司，当公司的股价上涨时，他的手机就会唱起《你是最好的》，而下跌时则会唱《暴雨将至》。一个月来，他到哪儿都带着这部手机，而且总是被手机铃声逗得哈哈大笑。《你是最好的》比《暴雨将至》更能让他开怀大笑。毕竟，比起别人抢走你钱包里的钱，钞票像水一样倒到你身上时，你更容易笑得出来。今天是个大日子，乌齐对我说，因为他打算投资一大笔钱，用来购买纳斯达克的股票。那只股票名叫“QQQQ”，但他觉得叫“布谷鸟”更好听。要是纳斯达克上涨了，那只股票也会跟着上涨。根据乌齐的说法，纳斯达克随时都会“冲破天花板”，我们只需抓住“布谷鸟”的尾巴，让它带着我们飞上天就行了。

乌齐花了整整二十分钟才把自己的意思解释清楚。说完后，他又看了一下手机屏幕。他刚开始解释时，“布谷鸟”的价格是一点三，这会儿已经涨到一点五五了。“我们太悲哀了，”乌齐痛心疾首地说，“你知道吗，就在刚刚过去的半个小时里，我们本来可以让自己的钱增加超过百分之十的？”他边说边嚼杏仁羊角面包，面包屑掉得到处都是。

“你干吗老是说‘我们’啊？”我问，“还有，你到底在说什么钱啊？你觉得我有钱投资吗？”

“你不用投入很多的，”乌齐说，“要是我们早投入五千，现在就已经赚了五百，但是我们却没有那么做。算了，我干吗逼你加进来啊？是我自己没有那么做，尽管在心底，我知道——就跟孩子知道妈妈永远爱他一样——纳斯达克肯定会突破一点五的。”

“也有抛弃自己孩子的妈。”我说。

“可能吧，”乌齐嘟囔道，“但是‘布谷鸟’的妈不会。告诉你吧，我本来应该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的，可是我当时决定等等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你不是……”我本想安慰他，但他说得正起劲，根本不容我插嘴。“瞧瞧我，我已经三十五了，却连一百万也没有。”

“但是就在一星期以前，你还跟我说你在股市投入了超过一百万呢。”我说。

“谢克尔，”乌齐轻蔑地哼了一声，说，“一百万谢克尔算什么啊？我现在说的是美元。”沮丧的他就着一大口健怡可乐，吞下了最后一片羊角面包。“看看周围吧。”他说，“我公司里有几个满脸痘痘的黄毛小子，是给我端咖啡的，连他们都开着‘宝马’，我却还跟牙科保健员一样，开着辆‘标致二五’。”

“别抱怨了，”我对他说，“相信我，很多人巴不得跟你换一下呢。”

“很多人？”乌齐有点恼怒，自嘲地大笑了几声，说，“很多什么人啊？斯德洛特 [31] 的无业游民？印度的阿三？你中了什么邪啊，德迪？你把我当成阿米什 [32] 了吗？我看，离婚把你彻底伤糊涂了。”

我跟乌齐在我们三岁左右就认识了。自那会儿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很多东西并未发生改变。乌齐说即使在那会儿，我也总是垂头丧气的。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时，我还在幻想找个女朋友，而乌齐已经计划发财的事了。他办了个面向小孩子的夏令营，方案很简单：他只在草地上扔一个破足球给孩子们踢着玩，并让他们每隔两小时就直接对着喷泉式饮水机喝一通水；与此同时，他把从家长那里收到的钱跟孩子们五五分成，作为回报，孩子们不能向父母告发他不组织任何活动。如今，乌齐买了公寓，娶了老婆——他以前供职的那家网络公司的秘书。他老婆还给他生了个胖嘟嘟的女儿——跟他简直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要是我们现在离婚的话，”乌齐说，“任何东西，她都会分走一半。都怪我以前是个傻逼，没让她签婚前财产协议。”

我已经付了早餐的钱。现在，我们正等着找钱。“而你呢，”乌齐继续说，“就像是离婚高手，她连一谢克尔也没有分走。”

“那是因为我根本没钱可分。”我试图向他做一番理性的分析。

“只是暂时没有，”乌齐拍着我的肩膀说，“只是暂时没有。既然你们之间的事情已经签字确定了，那现在就是出手的最佳时机。我们将成为唯一的赢家，就像在赌金全赢制的博彩中那样，独得所有的赚头。”

“独得所有的赚头。”我不自觉地重复了一遍他的话，然后一口喝干杯中所剩最后几滴、也是最甜的咖啡。

“独得所有的赚头，”乌齐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接着说，“就我跟你两个人分。我有个预感，‘布谷鸟’会回落一点点，但不会下跌太多，可能会跌到一点三五左右。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买进，有多少，买多少。”女服务员还没把找的钱给我们送来，店主反而过来了。“对不起，”店主说，“非常抱歉，打扰一下，你们给服务员的一百谢克尔钞票是假的。”“看，”他把钞票举到灯下，说，“这张钞票是假的。”我从他手中拿过钞票，检查了一下防伪水印：上面赫然印着张涂鸦式的笑脸，而不是前总统本·兹维的头像。

“假的？”乌齐从我手中一把夺走钞票，说，“让我看看。”说着，他另外拿出一张钞票，对着灯光检查了一番，然后扔给店主。在乌齐看假币时，我向店主表达了歉意。“我是打车来的。我给了司机一张两百谢克尔的钞票，让他找，”我对店主说，“这张假币肯定是他充给我的。”

“这张钞票真是太酷了。”乌齐说，“我出一百，你能把它卖给我吗？”

“你干吗这么激动啊？”我问他，“这是张假币。”

“就因为它是假币，你这个笨蛋，”乌齐从钱包里拿出一叠钞票，说，“真币我有的是，但假币很难得一见。谁要是不给我好的服务，我就付他这张假币。”

“好吧，”我说，“你留着吧，就当我送你的礼物。”

我们坐进了乌齐的车。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告诉他在晚上哭的事。要知道，他绝不是可以倾诉这种事的人。“不是因为她，”我强调说，“我不想她回来。”

“嗯，我知道，”乌齐嘟囔道，“我了解她。”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唱起了《你是最好的》，但他连瞥都没瞥一眼屏幕，不去看看股价到底上涨了多少，而是把脸凑到离我的脸只有一英寸的地方，像大夫检查病人那样盯着我。“你知道你这会儿需要什么吗？”他说，“马特隆街五十六号的埃塞俄比亚三明治。”

“我们刚刚才吃过饭。”我反驳道。

“我说的三明治不是食物，”乌齐边打开方向盘锁，边说，“而是两个埃塞俄比亚小妞夹着你，一个在你下面，另一个在你上面，用奶子顶着你的背。实话跟你说，第一次听到这事时，我也没有‘性’趣，但是真的很爽。”

“马特隆街五十六号是什么地方？”我问，“妓院？”

“别转移话题，”乌齐发动车子，说，“我们这会儿在说你的事情。跟奥芙拉离婚以后，你就没干过女人，连一次也没有，是不是？”

我点点头，说：“我不想干女人。”

“在生活中，”乌齐松开手闸，说，“你有时必须得做不想做的事。”

“要是你想说我哭是因为没有干女人，那你就错了。”我反驳道。

“我可没那么说，”乌齐边说，边用几根手指敲着方向盘，“我说的是，你哭是因为你生活空虚，是因为你的生活毫无意义。而当你感到内心空虚时……”他摸着自己心脏稍微偏右的位置，继续说，“要是生活有意义，你可以拿点‘意义’放进内心；要是没有，你就得给自己接个插头，暂时应付一下。埃塞俄比亚三明治就是那样一个大插头。”

“送我回家，”我说，“我的生活就已经够惨的了，还找什么妓女啊。”但乌齐不再理我了，因为他的手机又响了，铃声陌生而沉闷——有人来电的声音。对方是银行里的人。乌齐告诉他买两万美元的“QQQQ”——那只股票的价格真的回落了。“一万是给我自己买的，一万是替一个朋友买的。”

我冲乌齐摇了摇头，但他视而不见。挂掉电话后，他说：“做好准备，德迪。你跟我，我们就要抓住‘布谷鸟’的尾巴了。”

隔着薄墙，我听到乌齐的手机在唱《你是最好的》，还听到一个女人发出阵阵浪笑。今天，马特隆街五十六号没有埃塞俄比亚小妞，所以乌齐跟一个用英语自称捷克人的波霸小妞进了房间，而我则跟一个可能是俄国人的金发女郎进了隔壁的房间。墙那边，乌齐这会儿也大笑了起来——我猜捷克单片三明治也是个不错的“插头”。金发女郎名叫玛丽亚。她问我想不想让她帮忙脱衣服。我回答不必了，我是因为我那疯子朋友才来这里的。我还对她说，我们可以一块坐着等乌齐完事，然后离开，不用干那事。“不用干那事？”玛丽亚试图理解我的意思，问，“你是要口交吗？”墙那边，乌齐的手机一直在唱《你是最好的》——那个房间里正在上演一出好戏。这时，玛丽亚解开了我裤子上的扣子。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要是叫她停下来的话，她会觉得受到了侮辱的。我知道这是借口，但还是努力让自己相信自己的话。也许，乌齐说得没错，我现在需要的就是一个“插头”。在玛丽亚为我口交时，我努力想象着她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卖淫完全是出于自愿。我曾看过一部那样的电影，讲的是一个快乐、善良的法国妓女。也许，玛丽亚也跟那个妓女一样吧，只不过是俄国人。低头时，我只能看见玛丽亚的头发。偶尔，她会抬起头，问一声“舒服吗”，而我则会难为情地点点头。我知道，要不了多久就会完事的。

我们在马特隆街五十六号的半个小时里，“布谷鸟”刚好冲破天花板。等我们回到烈日炙烤的街上时，它已经涨到了一点七五。根据乌齐的说话，这让我们的钱翻了一倍。“布谷鸟”不停地往上飞，像风筝那样直冲蓝天，而我们就在后面紧紧地拽着它的尾巴，以免掉下去。

选择一种肤色

有个黑人搬到了某个白人聚居区。那个黑人的房子也是黑色的。每天早上，他都会坐在黑色的门廊上喝黑色的纯咖啡。有天黑夜，白人邻居们闯进他家，把他毒打了一顿。他像伞柄那样，蜷缩着倒在黑色的血泊中。但那些邻居仍然不停地打他，直到其中一个人大喊他们应该停下来了，因为要是把他打死的话，他们会坐牢的。

不过，那个黑人并未被打死。救护车把他送去了一家非常遥远的医院。那是家被施了魔法的医院，建在一座休眠火山的火山口。医院是白色的：大门是白色的，病房的墙壁和病床也是白色的。那个黑人开始康复，并坠入了爱河。跟他相爱的是个穿白色制服的白人护士。那个护士非常善良，给了他无微不至的照顾。日子一天天地流逝，正如他的身体，他们的爱情变得越来越强壮了，还学会了下床到处乱爬，就像个孩子，也像个曾遭受毒打的黑人。

他们在一座黄色的教堂举行了婚礼，主婚人是位黄皮肤神父。神父的父母也是黄种人。当初，他们乘坐一艘黄色的船来到那个国家。他们也曾遭到过白人邻居的毒打。不过，神父并未把这一切告诉那个黑人。毕竟，他跟那个黑人一点也不熟。再说，他也不想在婚礼上扫大家的兴。他打算说上帝爱他们，会保佑他们幸福美满，万事如意。但对此，他自己也心存怀疑。他曾多次试图说服自己相信上帝爱每一个人，会保佑大家幸福美满，万事如意。但那天，在为那个黑人主婚时，他感到自己对此更难相信了——那个黑人连三十岁都还没到，就已经带着一身伤疤坐上轮椅了。“上帝爱你们两个，”最后，神父还是说出了这句话，“上帝爱你们，会保佑你们幸福美满，万事如意。”说完后，他感到非常羞愧。

那个黑人和他的白人妻子幸福地生活着。但有一天，从超市回家的路上，他妻子遇到了一个棕色皮肤的歹徒，威胁她交出所有的东西——那个歹徒拿着把棕色的刀子，之前一直在楼梯间“守株待兔”，等着她回来。回到家时，那个黑人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死了。他不明白那个歹徒干吗非得捅死他妻子，抢了钱逃走不就行了吗？葬礼还是在那座黄色的教堂举行的。见到那位黄皮肤神父时，那个黑人抓住神父身上的黄色法袍，质问道：“你说过的，上帝爱我们，但是如果真的爱我们，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黄皮肤神父本可以用自己在牧师学校学到的一句话来敷衍——那句话的大意是：上帝的行为不是凡人能够理解的；既然那个女人已经死了，那她肯定离上帝更近了。但他没用那句现成的话搪塞那个黑人，而是恶毒地咒骂起了上帝。他骂的话极其无礼和刻薄，就连上帝也动怒了。

于是，上帝通过残疾人专用坡道进入了那座黄色的教堂。他也坐着轮椅，也曾失去过一个女人。他的皮肤是银色的，但不是银行老板们的座驾“宝马”那种俗不可耐、闪闪发亮的银色，而是柔和、温润的银色。曾经有一次，他跟同样是银色皮肤的爱人在银色的星辰之间遨游。就在这时，一伙金色皮肤的天神攻击了他们。小时候，上帝曾毒打过一个瘦小的金色皮肤天神。现在，那个天神长大了，带着朋友们来报仇了。那伙天神用“太阳光束棍”不停地抽打上帝，直到打断他圣体里的每一个根骨头才罢手。多年以后，上帝终于康复了，但他的爱人却没有这么幸运。她变成了植物人，能看，能听，却不能说话。于是，上帝决定参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一个物种，好让他的爱人边看边消磨时间。他创造的那些小人真的很像他——像他一样遭受虐待和苦难。他的爱人经常瞪着眼睛，一连几个小时盯着那些小人，但连一滴眼泪也没掉。

“你以为，”银色皮肤的上帝恼怒地质问黄皮肤神父，“我把你们造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我想让你们受苦？是因为我是个变态或虐待狂，喜欢看着你们受苦？我把你们造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我对此深有体会，这是我最拿手的。”

神父跪倒在地，乞求上帝的宽恕。要是上帝的身体强壮一点，神父很可能会继续咒骂，哪怕为此被打下十八层地狱。但看着残疾的上帝，他感到非常懊悔和悲伤，他真的很想得到上帝的宽恕。那个黑人没有下跪，因为下半身的瘫痪让他再也无法那样做了。他只是坐在轮椅上，想象天堂某处，一位银色皮肤的女神正瞪着眼睛，低头看着他。想到这，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充满了意义甚至希望。他无法解释自己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但想到上帝也在经历着跟自己一样的痛苦，他感到无比神圣。

黑紫色

急救室里，他们说骨头断了，有两个地方的肌肉也几乎撕裂。有些人，医生说，遭到时速达每小时五十英里的正面碰撞，结果什么事也没有，连皮都没有擦破。以前，急救室来过一个人。那家伙很胖，从位于三楼的公寓掉到人行道上，结果只在屁股上留下了一块黑紫色的乌青。这纯粹是运气问题，而她显然很不走运：下楼时，一个不小心，脚一崴，结果这会儿就在医院了，脚上打着石膏。

一个看着像阿拉伯人的男人给她的脚缠上了湿绷带。那人说自己只是个实习生，要是不放心的话，她可以等医生来处理，不过那至少还得等上一个小时，因为医生先得忙完积压的活儿。打完石膏后，实习生说由于现在是夏天，打上石膏的部位会经常发痒的。但他陈述了事实，没有提供任何止痒的建议。几分钟后，她脚上果然开始痒了。

要不是打上了石膏，戴维打电话来时，她可能不是在家里；要不是打上了石膏，她可能还在上班。戴维说自己正在特拉维夫，说他只在以色列待一个星期，来参加跟犹太事务局有关的某个会议；他说那些讲话快把自己折磨死了，说想见她。她回答好的。要不是打上了石膏，她可能会找个借口婉拒的，但她实在太无聊了。要是戴维来的话，她想，那自己就有事可做了。她可以站在镜子前，选件上衣，画画眉毛。戴维来了以后，可能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但起码她享受了准备的过程。不管结果怎样，她又会有什么损失呢？换做别人的话，她可能得担心对方会不会令自己失望，但对于戴维，她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上次见面时，那个男人已经让她失望过了——当时，戴维一个劲地说自己有多么爱她，但在互相打情骂俏了一会、她为他手淫了之后，戴维却在他酒店的床上呼呼大睡了。他第二天没给她打电话，第三天也没打。两天以后，她不再期望戴维会打电话来了。她知道他已经回到了他的美国老家——克利夫兰、波特兰，或其他无论叫什么名字的地方。她受到了伤害，那种感觉就像某人在街上明明看到了你却假装不认识你。她非常清楚，要是在克利夫兰、波特兰或其他任何什么地方的街上遇到戴维，而他又正跟女朋友在一起，那他肯定会对自己视而不见的。

那天晚上，戴维对她说了自己有女朋友的事，还说他们就要结婚了，所以她不能责怪戴维在瞒着自己。但他说话时的样子让她觉得，从他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他女朋友就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从此以后，他将跟她一块开始崭新的人生。她肯定会错意了，或者是戴维令她产生了错觉。这完全取决于你怎么看，取决于她回忆他们在酒店的情景时的心情。有时，她会提醒自己说别再白日做梦了，你这个傻瓜。他是美国人，你还指望什么呢？你以为他会把一辈子都浪费在犹太人社区活动中心的那个工作上——他解释了一大堆还是没解释清楚的那个工作？他会专门为了你跑来这里当酒吧服务员或送货员？有时，她则会感到非常气愤。他干吗非得用“爱”这个字眼啊？他本来只需说自己被她吸引了，或者他欲火中烧，喝醉了，而且又乡愁难遣。那样的话，她可能还是会为他手淫的，但事后绝不会憋在家里等上两天的电话。那会儿，她还没有手机，所以只能干坐在家里等着。当时也是夏天，她的公寓里又没空调，所以房间里热得要死。漫长的白天，她本想借唐·德里罗写的《地下世界》打发过去，但直到最后还在看第一章。她根本不记得自己看了些什么，好像讲的是棒球比赛吧。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碰过那本书了，而戴维也从未打电话过来。但现在，差不多过了一年之后，他突然打电话来了。当他问能不能过来时，她回答好的。这主要是因为，她不想让戴维看出自己因为上次的事受伤了；她不想让他觉得他对自己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她不想再见到他了。

戴维带了一瓶葡萄酒和一个披萨来——披萨一半是橄榄味的，一半是鳀鱼味的。来之前，他连电话也不打一个，没问问她想吃什么或是不是饿了。不过，披萨的味道真的不错。戴维买的是白葡萄酒，还是温的，但他们没有耐心去把它冷冻一下，所以放了点冰块就开始喝了。“这可是一百美元一瓶啊，”戴维大笑着说，“我们却把它当健怡可乐那样喝。”他肯定是想让她知道，那瓶酒花了他不少钱。那天晚上以后，戴维说，对于发生的事，我真的一直都感到非常愧疚。我觉得自己真不是东西。第二天早上，我本该打电话向你解释的。确切地说，我本来一开始就不应该让那事发生的。真的对不起。她拍了拍戴维的脸——不是那种撩拨的动作，而更像是妈妈安慰刚刚承认考试作弊的儿子。与此同时，她说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么严重。是的，她确实想过他——她在想他为什么没打电话来，但不管怎么说，他都不应该感到愧疚。只是，他本该一开始就告诉她自己有女朋友的，仅此而已。

后来，我们结婚了，戴维说。从以色列回到美国后，卡伦——他的女朋友——告诉他自己怀孕了，他们得决定去做人流还是奉子成婚。卡伦告诉他这事时，他刚下飞机，头发上还带着她的体香——为了留住她的体香，那天晚上以后，他一直没洗澡。他们得决定去做人流还是奉子成婚，卡伦说。因为她，因为那天晚上，他不想奉子成婚，但也不想让卡伦去做人流。他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他并不是教徒或者什么，但人流似乎是个永远无法挽回的错误，而一想到这，他就感到良心不安。所以，他求婚了。生下孩子，有些事就会无法挽回了，她开玩笑地说。戴维感到非常尴尬，说他也知道，接着马上补充说生的是个女孩，还说这是有生以来，让他感到最幸福的事。就算他跟卡伦离婚了，戴维说，不过，他觉得这事不太可能发生，因为总的来说，他们夫妻之间还算融洽。但就算这事真的发生了，他也不会后悔当初没让卡伦去做人流，因为他们的女儿实在太讨人喜欢了。到周五，她就满五个月了。自女儿出生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离开她。他差点就决定不来参加这个会议了。他翻来覆去，起码变了五次主意，但最后还是坐上了飞机，主要是为了来见她，来向她说声对不起。

“我来这里，是为了向你请求原谅。”戴维又说了一遍。她本想说他多虑了，事情没有他想得那么严重。不过，又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她说自己原谅他了；她从未经历过他那样的两难境地，但完全能够理解；她只是有点遗憾，他一直没打电话来——没打电话来道个别就匆匆离开了，仅此而已。“要是打了电话，”戴维说，“我当时可能就回来了，而要是回来的话，我可能就会爱上你的。这让我感到很害怕。”想让戴维难堪的话，她本可以提起早在那天晚上，他就说过爱她的话。不过，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摸了摸他搁在桌上的那只大手。后来，他们一块去了客厅，边看电视剧《迷失》，边喝完了戴维带来的那瓶酒。三年前，乔拉曾让她怀过孕，但她根本没问乔拉，是想让她去做人流还是奉子成婚。她只是顺其自然，然后没跟乔拉说，自己去做了人流。两个月以后，他们分手了。这个戴维爱卡伦肯定比她爱乔拉要多一点，至少没那么恨。她知道这天晚上到哪儿结束，全由自己说了算，因此感到有了底气。时候已经不早了，要是她稍微拖延一会儿，然后说自己累了，戴维就将“空手而回”。要是她看着他，对他微笑，他就会凑过来吻她——她看得出来。但是，她自己到底想要怎样呢？让戴维欲火中烧地回到酒店，然后边想着她进行自慰，边庆幸自己“逃过了一劫”？还是留他在这里过夜，让他第二天觉得自己真不是东西？她翻来覆去，不停地改变主意。忘了他，她对自己说，忘了他，管他事后会有什么感想呢。只考虑你自己，你还想要怎样？

因为打了石膏，上厕所成了件麻烦事。她得单脚跳过去，跳的过程中还得保持身体平衡。戴维不忍心“袖手旁观”，把她抱去了卫生间。他抱她的姿势，活像消防队员从失火的大楼救出受困者，或新婚之夜，新郎抱着新娘跨过门槛。戴维在门外等她尿完，然后又把她抱回了客厅。等他们重新坐好，电视已经放完了。戴维把结局告诉了她。他已经看过那一集了——这部电视剧，美国要比以色列早一周播放。他之前没告诉她自己已经看过了，是因为他不介意跟她再看一遍。不过，他并不是电视迷。最开始，是因为卡伦很迷这部电视剧，他才跟着看的。你的公寓很热，戴维说，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她说她知道。由于没安空调，房东给她和她的室友减了两百谢克尔的房租。因为摔断了腿，她只能憋在公寓里，她说，在医院，他们给了她一对拐杖，但谁有那个力气，拄着拐杖走下四楼啊？说到这，没等她反应过来，戴维就背起她，下了楼。

他一直把她背到梅厄公园。然后，他们坐在长椅上，抽了个根烟。外面也很湿热，但好歹有点风，可以吹干身上的汗水。你的原谅对我真的很重要，戴维说，非常非常重要。不过，我说不清到底是为什么。这倒不是说对跟我交往的女孩子，我以前从没做过让自己觉得不是东西的事，但是对你……说着说着，他哭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意识到戴维是在哭。刚开始，她还以为他是在咳嗽，被烟呛了，或出了其他诸如此类的状况。不过，他真的是在哭。别哭了，你这个傻瓜，她似笑非笑地说，别人都在看我们呢。他们会以为我在跟你闹分手，伤了你的心。我是傻瓜，戴维说，真的。我本该……你从没去过克利夫兰，对吗？那我们来说说克利夫兰和特拉维夫吧。她看得出来，他其实想说的是：让我们来说说卡伦和你吧。她庆幸他最后并没有那么说。

他们慢慢地走回她的公寓。戴维背不动她了，所以她靠在他身上，一步一步地挪上楼。等走到公寓门口，他们都大汗淋漓。她脚上打着石膏的部位又开始痒了，痒得令人抓狂。你想让我走吗？戴维问。她摇了摇头，但嘴上却说她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后来，面对吊扇躺在床上时，她努力想弄明白整件事情的经过：在一个浪漫的夜晚，一个美国小伙和一个以色列姑娘意外邂逅了；那个姑娘在左手掌吐了点口水，开始上下套弄那个小伙的鸡巴。这本是件没什么大不了的小事，却让分居世界两头的两个人念念不忘，将近一年。有些人从三楼掉下来，结果只在屁股上留下了一块黑紫色的乌青；有些人下楼时错了一步，结果打上了石膏。她和戴维绝对属于后一种人。

我们口袋里都装着些什么东西？

一个打火机、一粒止咳糖、一张邮票、一根有点压弯了的香烟、一根牙签、一块手帕、一支笔和两枚五谢克尔的硬币——这些只是我衣服口袋里的一小部分东西，所以我的几个衣服口袋总是鼓鼓的，还有什么奇怪的吗？很多人提起过这事。他们说：“他妈的，你口袋里到底都装着些东西啊？”大多数时候，我不会直接回答，只会微微一笑，偶尔还会礼貌地大笑几声，好像听了笑话似的。要是他们再问我一遍，我可能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给他们看，还可能会向他们解释，我为什么老是带这么多东西在身上。但他们就是不问，结果，说句“他妈的”，微笑一下，大笑几声，尴尬地沉默会儿，然后我们就换到下一个话题去了。

其实，口袋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以备不时之需——各种东西，一应俱全，以便关键时刻能够处于优势。这么说，其实并不确切。我的确切想法是：以便关键时刻能够避免处于劣势。因为真到了关键时刻，一根牙签或一张邮票又能带给你什么优势呢？但打个比方，要是有个美女——甚至谈不上美女，只是个笑容甜美的普通女孩子——问你要张邮票，或者甚至连问也没问，而只是在一个雨夜，手里拿着封没贴邮票的信，站在街上的红色邮筒边，寻思着你会不会碰巧知道那个时间，附近是否还有仍在营业的邮局。接着，她轻轻地咳嗽了几声，因为禁不住夜晚的阴冷，但也是因为感到绝望——在心底，她知道那么晚了，附近的邮局肯定早都关门了。在那种关键时刻，她肯定不会说：“他妈的，你口袋里到底都装着些东西啊？”相反，她会因为我送她邮票而感激不尽。也可能不会感激，而只是露一下迷人的微笑。一张邮票换一个迷人的微笑——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愿意做那样的“交易”，哪怕邮票的价格飞涨，微笑的价格暴跌。

微笑以后，她会向你道谢，然后再次咳嗽几声，因为禁不住夜晚的阴冷，但也是因为感到有点不好意思。那时，我就会给她一粒止咳糖。“你口袋里还有什么东西啊？”她会这样问，但语气很温柔，不会说“他妈的”，也不会露出鄙夷之色。那时，我就会不假思索地回答：什么都有，宝贝，什么都有。

所以，你现在知道我口袋里装着什么了：一个不把事情搞砸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很渺茫，甚至微乎其微。我不傻，这点我知道。不过，这个机会虽然渺茫，但打个比方，当幸福出现的时候，我就可以回答“是的”，而不是说“抱歉，我没有香烟/牙签/硬币（用来在饮料机上买饮料）。”我的口袋鼓鼓的，装的就是这东西——一个渺茫的机会，能让自己回答“是的”，而用不着感到抱歉。

罪孽

“只要每月交十五谢克尔，那么万一你遭遇不测的话，你女儿就能得到十万谢克尔。当然啦，但愿不会发生这事。你知道对于小小年纪就失去父母的孤儿来说，有没有十万谢克尔会有什么区别吗？那区别就是白领和牙科诊所接待员的区别。”

那次事故以后，奥什里的保险生意变得异常红火。他有点瘸，右臂也瘫痪了，但不清楚到底跟哪个有关，反正和客户见面时，对方绝不会中途离去，而且会对他的话照单全收，购买他推销的所有险种：人寿保险、失业保险、补充健康保险等等——只要你说得出名字，他们都会买。起初，奥什里总是翻来覆去地讲下面的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某个也门人的故事。就在买了奥什里保险的当天，去幼儿园接女儿的路上，那个也门人被卖冰淇淋的面包车撞了。另一个故事讲的是某个家住郊区的人。在奥什里向他推销健康保险时，那人哈哈大笑，对奥什里的话不屑一顾，但一个月以后，那人打电话来，哭着说自己刚被查出得了胰腺癌。然而不久，奥什里发现讲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比讲其他任何人的故事都有效。他自己的故事如下：“中心商场”附近的咖啡馆里，保险推销员奥什里·锡万正在跟一位潜在的客户见面。他刚对犹豫不决的客户讲完那个也门人的故事。就在这时，突然，有个轻生的小伙子从旁边大楼十一层的窗户跳了下来。随着砰的一声，那人刚好落到了奥什里的头上！轻生的小伙子“如愿以偿”了，而奥什里也当场人事不省。用水泼他的脸，他没反应；在救护车、急救室甚至重症监护室里，他也仍然昏迷不醒。医生丢下一句“情况很棘手”，就走了。奥什里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坐在病床边哭了又哭。整整六周，情况毫无变化，不过接着，奇迹突然出现了：奥什里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睁开眼睛，下了床，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残酷的现实：我们的奥什里向别人推销保险，自己却什么也没买；因为无力继续支付房贷，他只得卖掉公寓，去租房住。“看看我，”讲完亲身经历的惨事后，奥什里会做出一个试图摆动右臂的动作，然后说，“看看我，跟你坐在咖啡馆里，大费口舌地劝你购买保险。要是当初每月存三十谢克尔就好了。三十谢克尔根本不算什么，只够买张日场的电影票——还是不送爆米花的那种。那样的话，我的账户里现在就有十万谢克尔了，我就可以像国王一样逍遥快活了。我是错过机会了，但你呢，难道你不想从我的身上吸取教训吗，莫蒂？赶紧在虚线那儿签上名字，购买保险吧。五分钟以后会有什么东西砸到你的头上，谁知道呢。”说着，奥什里就会用没有瘫痪的那只手把笔递给坐在对面的客户。这个名叫莫蒂、伊加尔或米基的人会盯着他看一会儿，然后便会接过笔，签下自己的名字——无一例外，谁也不会说“如果”、“那么”或者“但是”。签字后，奥什里会用眨眼睛的方式跟客户告别，因为右臂瘫痪的话，你是没办法跟人握手的。最后，走出咖啡馆时，他必定还会补充一些客户们的做法是多么明智之类的恭维话。因此，没怎么费劲，奥什里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很快就恢复了。不到三个月，他和妻子就买了套新公寓，按揭还比之前的那套少很多。而且通过在诊所做理疗，就连他的胳膊也开始好转了。不过，在客户向他伸出手时，奥什里会假装自己的右臂仍是瘫痪的。

“那是个由蓝色、黄色和白色构成的世界。我的嘴里有股淡淡的香味。有个东西在我头顶上方盘旋。那是个好东西，我不断地向它靠近，靠近，靠近……”

一到晚上，奥什里就会梦到它——不是那次事故，而是事故之后的昏迷。说来奇怪，虽然距离昏迷已经过去了很久，但对于那六周里的情形，他仍然记得一清二楚。他记得那些色彩、嘴里的味道和拂过脸颊的清风；也记得失忆时的感觉——只知道自己的存在，却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过去。那种感觉持续了整整六周。除此以外，在那期间，他心里只有一丝对未来的盲目乐观——源自一种奇怪的存在感。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结过婚，有个年幼的女儿；不知道自己遭遇了一次事故，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医院，努力想要活下去。他只知道自己活着。但仅仅这一点，就让他感到无比快乐了。总之，对奥什里来说，在那片混沌中的所想和所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晰，仿佛所有的杂音全都消失了，四周只剩下像是哭泣的声音——那声音听着真实、纯正、动听。他没有向妻子或其他人提起过这事，因为在生命垂危之际，你不应该感到那么快乐；在妻子和女儿在你的病床边哭得死去活来时，你不应该因为昏迷而感到兴奋。所以当她们问他对此有没有任何印象时，奥什里回答没有，一点印象也没有。在他苏醒后，他妻子曾问他在昏迷中能不能听到她跟女儿梅塔尔对他说的话，奥什里回答虽然记不起听到过她们的话，但他肯定这对自己的苏醒有很大帮助。她们的话在无意中给了他力量和求生的欲望——这是奥什里对妻子说的原话，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昏迷中，他偶尔确实会听到来自外部世界的说话声——陌生、尖锐但又模糊，就像你在水中听到的声音。他一点儿也不喜欢那声音。在他听来，那些说话声就像一种威胁，暗示着他将不得不离开自己所处的那个美丽多彩的世界。

愿你永远不再悲伤。

奥什里没能去参加落到他头上那人的七日服丧期，也没能去参加那人的葬礼。不过，当那人的首个忌日到来时，他终于带着鲜花等物前去参加了。在墓地的只有那人的父母、一个不知是姐姐还是妹妹的女人和那人的一个胖同学。他们都不认识奥什里。那人的母亲以为他是自己儿子的老板，因为她儿子的老板也叫奥什里，而那人的不知姐姐还是妹妹和那个胖子则以为他是那人父母的朋友。在每个人都往坟头放了些小石子之后，那人的母亲开始向另外几个人打听他的身份。奥什里解释说自己是纳蒂——那人的名字——从窗户跳下来时砸到的人。一听到这话，那人的母亲就立刻开始哭个不停，边哭边说非常对不起。那人的父亲边努力安慰她，边频频用狐疑的眼神打量奥什里。在那人的母亲抽抽搭搭地哭了五分钟之后，那人的父亲冷冷地对奥什里说，他对发生的一切感到非常抱歉；纳蒂如果还活着的话，肯定也是一样；但是现在，奥什里离开的话，对大家都有好处。奥什里立即同意了他的话，并马上补充说，自己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又说结果还不算太坏——若跟纳蒂父母所遭受的相比，确实如此。没等奥什里说完，那人的父亲就打断了他：“你想起诉我们？实话告诉你，那么做是浪费时间。我跟姬瓦的名下连一分钱也没有，听到了吗？一分钱也没有！”听到这些话，那人的母亲哭得更加厉害了。奥什里含含糊糊地说了些安抚他们的话，称自己没有任何恶意，说完就离开了。他走到墓地入口，把硬纸板做的圆顶小帽放回木箱子。就在这时，纳蒂的姐姐还是妹妹追上来，为她父亲的话来赔不是。不过，她并不完全是来道歉的——她说她父亲是个白痴，纳蒂一直都恨他。原来，纳蒂的父亲疑心很重，总觉得每个人都企图算计他。结果，他怀疑的事还真的发生了——他的合伙人卷钱跑了。“要是纳蒂能听到我爸对你说的话，他肯定会笑疯的。”说完，那人的姐姐还是妹妹向奥什里介绍自己名叫玛埃雅，并伸出了手。出于习惯，奥什里没有握住对方的手。一年来，在客户面前，他一直假装自己的右臂是完全瘫痪的，结果就算独自在家，他偶尔也会忘记自己的右臂其实是能够动的。看到奥什里没有握住自己伸出的手，玛埃雅非常自然地改变握手的姿势，摸了摸他的肩膀——后面这个动作让他们俩都感到有点尴尬。“挺奇怪的，你竟然会来这里，”一阵沉默之后，玛埃雅说，“纳蒂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毕竟，你都不认识他。”“真遗憾，”奥什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不认识他，真遗憾。听你说起来，他像是非常值得交往的人。”他想对玛埃雅说，自己来这里，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跟她兄弟之间有一种缘分——那天，咖啡馆里有很多人，但那么多人当中，纳蒂偏偏落到了他的头上。这就是他今天来这里的原因——弄明白纳蒂为什么偏偏会落到他的头上。不过没等说出口，奥什里就意识到这番话让人听了会觉得很傻，所以他转而问玛埃雅，年纪轻轻的，纳蒂为什么要自杀。玛埃雅耸了耸肩。他并不是第一个问她这个问题的人。临别时，奥什里给了玛埃雅一张自己的名片，说要是需要帮助，不管什么事，她都可以打电话给他。玛埃雅微笑着道了声谢，说自己是个非常独立的人。接着，她又看了一眼名片，说：“你是卖保险的？这真是太奇怪了。纳蒂一直都讨厌保险，说保险是罪孽，买保险就是不相信未来。”很多年轻人都是那么想的，奥什里为自己辩解道，但一旦有了孩子，你的看法就会不一样了。而且，就算你想相信未来，小心一点总不是坏事。“还是那句话，要是有什么需要，”在玛埃雅离开前，他说，“一定要打电话给我。我保证不会向你推销保险。”玛埃雅微笑着点了点头。他们都知道她是不会打电话的。

回家的路上，奥什里接到了妻子打来的电话。他妻子想让他去接梅塔尔放学，奥什里立刻答应了。接着，他妻子问他在哪儿。奥什里撒谎说，自己正在拉马特哈萨隆 [33] 见一个客户。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撒谎——他撒谎并不是因为玛埃雅摸了他的肩膀，尽管直到这会儿，他还记得玛埃雅摸他的感觉；也不是因为自己鬼使神差地来参加了纳蒂的忌日。非得找个原因的话，那就是他担心妻子会以为他非常感激纳蒂——后者肯定跟奥什里一样聪明、成功和幸福，但还是决定放弃一切，从窗户跳楼了。奥什里见到梅塔尔时，后者自豪地向他展示了自己制作的飞机航模。奥什里仔细看了一会儿，然后问女儿打算什么时候让航模飞上天。“永远也不，”梅塔尔用嘲笑的眼神看着他，回答，“这只是个模型而已。”奥什里难为情地点点头，说她真是个聪明的小丫头。

美梦

那次事故以后，奥什里跟妻子做爱的次数大大减少了。不过，他们从未谈论过这事，奥什里感觉妻子也并没有什么不满，好像他能从昏迷中苏醒，他妻子就已经谢天谢地、心满意足了。为数不多的几次做爱仍跟以前一样美妙，只是现在，奥什里对人生有了新的感触。这种感触源自另一个世界——只有被什么东西砸中脑袋后，你才能进入那个世界。这种感触超越了一切——不仅是性，还有他对妻子和女儿的爱等等。

醒着的时候，奥什里记不起昏迷时的确切感觉，更不要说向别人描述了。他只向一个人描述过那种感觉。那人是个女瞎子，他一直在向她推销人寿保险。奥什里不知道全世界那么多人，自己为什么偏偏会选中她。不过说了三句话之后，他发现自己只是在惊吓对方，于是不再继续往下说了。但在梦中，奥什里确实能回到昏迷的那个世界。自从参加那人的忌日以后，他在梦中回到那个世界的次数更加频繁了。慢慢地，他感觉自己做梦做上了瘾——每天晚上，还没上床，他就开始在期盼中兴奋得直哆嗦了，好像在外逃亡多年的人即将登上回家的飞机似的。说起来很好笑，他偶尔还会激动得难以入睡。每当那时，他就会一动不动地躺在熟睡的妻子身边，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睡着。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自慰。自从参加那人的忌日以后，每次自慰，他都会想起玛埃雅和后者摸他肩膀的感觉。这并非因为玛埃雅有多么漂亮，但她也不是不漂亮，尽管她的漂亮属于“保质期非常非常短”的那种类型，一上年纪就走样了。凑巧的是，他妻子也是那种类型的女人——他们刚刚相遇那会儿，他妻子也非常漂亮。但是，这并非他想起玛埃雅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玛埃雅跟纳蒂有关，而正是纳蒂，帮助他进入了那个宁静而多彩的世界。对奥什里来说，想着玛埃雅进行自慰就像想着那个世界进行自慰一样——因为玛埃雅，那个世界突然变成了一个女人的模样。

与此同时，奥什里接二连三，卖出了一份又一份保险。无意之中，他变得越来越擅长推销保险了。现在，奥什里在推销保险时经常会声泪俱下——他是真哭，而不是装出来的，尽管哭得毫无理由。不管怎么说，这样的哭泣往往会缩短说服客户所需要的时间——他哭一会儿，然后向客户道歉，于是，对方马上就会爽快地在保单上签下名字。这让奥什里觉得自己像是个骗子，尽管他的哭泣是发自内心的。

滨海路上的堵车

一个周末，奥什里一家三口去看望住在某处“基布兹” [34] 的岳父母。回来的路上，他们开车经过了一个车祸现场——两辆车发生了碰撞。他们前面的司机纷纷放慢车速，扭头观望。奥什里的妻子抱怨说实在太令人气愤了，只有以色列人才会这样。他们的女儿之前一直在睡觉，这会儿被救护车的警笛声吵醒了。她抬头望向窗外，看到一个浑身是血、不省人事的男人被人用担架抬走了，于是问那些人要把他抬去哪里。奥什里回答，他们正把他抬去一个绚丽多彩、芬芳宜人的好地方。接着，他向女儿详细描述了那个地方的情形：在那里，你会变得轻飘飘的，没有一点重量；连想都不用想，所有的一切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你不会感到害怕，就算发生了令人害怕的事情，害怕也会转变成某种愉快的感觉。他不停地说啊，说啊，最后发现妻子的脸上露出了怒容。这时，车里的广播说，高速公路上交通很拥堵。奥什里再次望向后视镜，发现梅塔尔正在笑着向担架上的男人挥手告别。

阿里

我女朋友一达到性高潮就会大叫：“阿里！”并且不是只叫一声，而是连着叫：“阿里——阿里——阿里——阿里！”这本来也没什么，因为我的名字就叫阿里。不过，我有点希望她偶尔能叫点别的，叫什么都行，比如：“老公”，“快操死我吧”，“快停下，快停下，我要受不了”。就算是老掉牙的“不要停”，那也行啊。真希望偶尔能听到点别的、稍微更符合具体情景的叫床声啊。

我女朋友在本地一所学院读法律。她本想上一所名牌大学，但没被录取。这会儿，她正在为专修合同法而准备。真有这样的职业，有些律师只需处理各种合同就行了。他们不用跟人接触，也不必出庭，只需一天到晚坐在那，逐字逐句看打印出来的合同就行——简直就像活在由合同构成的世界里。

我租下这套公寓的时候，我女朋友也在场。没到一分钟，她就发现租房合同的某条条款存在猫腻。换做我，死都发现不了，但她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女朋友可真敏感啊。至于她达到性高潮时的反应，更是我有生以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每当那时，她就像触电了似的，花枝乱颤——无意识的痉挛一阵接一阵，有如波浪，吞没了她的整个身体，就连她的脖子和脚底都在不住地颤抖。看上去，好像她的整个身体都在试图向我道谢，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有一次，我问在我之前，跟其他男人做爱达到高潮时，她是怎么叫的。她惊讶地瞪了我一会儿，回答跟过去所有的男人，她也都叫“阿里”，一直都叫“阿里”。我并不满意，追问跟不是叫阿里的男人做爱时，她又是怎么叫的。她想了一会儿，回答她从未跟不是叫阿里的男人做过爱。算上我，她已经跟二十八个男人上过床了。回头想想，跟她上床的男人都叫阿里，无一例外。说完后，她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我非常平静地说：“这也太凑巧了……或许，是你故意挑选的吧，总是找名叫阿里的男人。”“也许吧，”她沉思道，“也许吧。”

正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留心身边所有名叫阿里的男人：卖皮塔三明治的摊主、我的会计师，以及我们咖啡馆里那个烦人的家伙——他老是叫我留下报纸的体育版。我没有怎么样，只是把他们默记在心里——阿里+阿里+阿里。因为在心底，我知道要是我将来遭受痛苦的话，肯定跟那三个家伙中的其中一个有关。

你肯定觉得挺奇怪吧：我说了那么多关于我女朋友的事，却一直连她的名字也没有提起，好像她叫什么完全无关紧要似的。不过，这确实不重要。要是你在半夜把我叫醒，浮现在我脑海中的绝不会是她的名字，而会是下一秒即将在高潮中叫喊时，她那副略显惊讶的表情；或是她的屁股；或是告诉你一个打动她的想法前，她那孩子似的、可爱的说话方式：“我想跟你说件事”。我女朋友真是太迷人了。不过有时，我怀疑这一切只是南柯一梦。

在租房合同上做手脚的房东也叫阿里。他纯粹是个五十岁的人渣，靠收房租过活儿——他祖母死后留下了一整栋房子，离沙滩只有五条街远。除了收房租，那家伙整天游手好闲，什么事也不干。他有一双像战斗机飞行员那样的蓝色眼睛和一头颜色像云朵边缘那样的银灰色头发，但他跟飞行员屁关系也没有。签租房合同时，他告诉我，他是在特兹瑞分的某处运输基地服的兵役，干的是无关紧要的文员工作。他所在的预备队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大概过了十几年，他们才查清楚他在哪里。

发现房东跟我女朋友有染，纯属意外。要是我女朋友没有说关于“阿里”的事，我可能一直都不会怀疑。那天，我撞见他们两个都在我的公寓里。房东在客厅，穿戴很整齐。他说自己来，是为了检查我们有没有毁坏他房子里的东西。房东一走，我就开始逼问我女朋友。她松了口，承认他们有染。但她说话的语气不带丝毫愧疚之情，冷冰冰的，完全是一副“就事论事”的口吻，就跟陌生人告诉你迪岑哥夫街没有八路公共汽车站那样。承认之后，她立刻说有事要问我——她想知道能不能来一次“三人行”，让我跟房东同时干她。

她甚至还想跟我做次交易：只要来一次“三人行”，她以后就再也不见房东了。她想体验两个阿里同时在体内的感觉，只此一次。房东绝对会满口答应的，那个闲得无聊的变态。她对此非常肯定。最后，我勉强同意了，因为我爱她，我真的爱她。

所以此刻，我跟房东上了同一张床——就在脱光衣服的前一秒，他还在大声教训我，说厨房的百叶窗不好关了，我得给铰链上点油。过了一会儿，我身上的女朋友开始剧烈颤抖了。我知道她就要达到高潮了，也知道等她尖叫的时候，不管怎么叫，都不会有什么不对劲。因为，我跟房东的名字都叫阿里。只是，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她叫的到底是我还是房东。

泼妇

“鳏夫”——他喜欢这个词的发音，但又因此而感到羞愧。不过，你又能怎么办呢，喜欢是情不自禁的。在他听来，“单身汉”这个词带有点大男子和享乐主义的色彩，而“离了婚的男人”则意味着失败，甚至是一败涂地。但“鳏夫”呢？听着像是有责任心、忠贞不渝的君子。所以，要是他现在变成了孤身一人，那你只能责怪上帝或大自然——到底责怪何者，取决于你来自哪里。他抽出一支烟，准备点上。车厢对面坐着个营养不良的丫头。这时，那丫头开始用法语嘟囔起来，并指了指用法语写着“请勿吸烟”几个大字的警示牌。说出去，谁信啊——在从马赛到巴黎的列车上，竟然不准抽“高卢” [35] 。丧偶前，每当他准备点支烟，伯莎就会喋喋不休，唠叨个没完，说对他的健康怎么怎么有害，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总能扯到她自己的偏头痛上去。这会儿，听到那个骨瘦如柴的法国丫头的抱怨，他突然开始想念自己的妻子了。

他当着那个法国丫头的面，把抽出来的香烟插回了烟盒。“我老婆，”与此同时，他说，“也不喜欢我抽烟。”

“听不懂英语。”那个法国丫头说。

“你，”他继续用英语说，“跟我女儿差不多大。你应该多吃点，现在这样是不健康的。”

“听不懂英语。”那个法国丫头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但与此同时，她却耸了耸肩。这个动作出卖了她——她听懂了他刚才说的每一个字。

“我女儿住在马赛，”他接着说，“她嫁了个医生，眼科医生。”说着，他指了指那丫头的其中一只眼睛。后者害怕得眨了眨绿色的眼睛。

就连列车上的咖啡都比海法 [36] 的任何东西好喝三倍。是啊，说到吃喝，这些法国佬比谁都能干。在马赛待了一周，他现在都扣不上裤腰带了。扎哈瓦想让他多待一阵。“您急匆匆地跑回去做什么啊？”她问，“妈不在了，您又退休了，回去一个人多寂寞啊。”“退休”和“寂寞”，这两个词中间隔着十万八千里呢。毕竟，他从未真正喜欢过店里的工作；至于伯莎，好吧，他确实很喜欢她，但就像他们那间小卧室的木衣柜一样，她占据了他们的全部生活。伯莎死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收废品的，叫他们来拉走卧室里的衣柜。当时，看到巨大的衣柜用绳子拴着从三楼吊下来，邻居们都感到非常好奇。他向邻居们解释说，那个衣柜老让自己想起那次悲剧，睹物伤情。现在，没了那个衣柜，卧室突然变得宽敞、明亮多了——经过了这么多年，他早就忘了衣柜后面还有扇窗户。

餐车里，他的对面坐着个七十岁上下的老太太。年老色衰的她用尽一切办法，想让人知道她年轻时也曾漂亮过。不过，她做得很巧妙，口红和眼影都抹得恰到好处。“唉……真想让你见见五十年前的我啊。”老太太旁边的托盘架上蹲着只小贵宾犬，身上套着件饰有刺绣的粉蓝色针织套衫，同样非常优雅。那只狗的一双大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眼神显得很熟悉。“伯莎？”他暗自想着，不由感到有点害怕。像是为了证实他的猜测，那只狗短促地叫了一声。听到狗叫，老太太脸上闪过一个慈祥的微笑，像是在说不用怕，它不咬人的。那只狗的眼睛还是一直盯着他。“我知道衣柜砸到我身上，不是个意外，”那双眼睛说，“是你把它推倒的。”他抽了一小口烟，然后冲老太太紧张地笑了笑。“我知道你并不想杀死我，那只是个本能反应。我老是叫你把冬天的衣服拿下来，你烦透了。”他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显然，这也是个本能反应。换做别人，没他那么坚强，这会儿可能早已眼泪汪汪了。“你现在过得开心吗？”那只狗的眼睛问。“还行吧，”他看着那只狗，说，“就是一个人太寂寞了。你呢？”“还不错，”那只狗把嘴巴张成人微笑时的口型，说，“我主人是个好人，对我很好。我们的女儿怎么样？”“我刚从她那里回来。她看上去非常好，吉尔伯特也终于同意试试要个孩子了。”“太好了，”那只狗摇了摇粗短的尾巴，说，“不过，你得多照顾照顾自己。你长胖了，而且烟也抽得太多了。”这时，他对着老太太做出要去摸狗的手势，意思是问对方自己能不能摸摸那只狗。老太太微笑着点了点头。他把“伯莎”从头到脚摸了个遍，又俯下身子，亲了亲“她”。“对不起，”他哽咽着说，“对不起，伯莎，请原谅我吧。”“它喜欢你，”老太太用生硬的英语磕磕巴巴地说，“瞧，瞧它舔你脸的样子，我从没见过它那样舔陌生人。”

带给我们胜利的故事（上）

这不仅是全书，也是全世界最精彩的故事。我们并非自吹自擂。几十位独立专家组成的评审团，运用严格的实验室标准，把这个故事跟世界文学的一系列典范进行比较研究之后，一致得出了上面的结论。这个独一无二的故事完全是由以色列人完成的创新之作。我敢打赌你们肯定在问自己，创作这个故事的怎么会是我们——卑微的以色列人，而不是美国人？要知道，美国人也正在这样问他们自己呢。而且，美国出版界的不少大人物可能马上就要丢掉饭碗了，因为这个问题仍然备受关注，但他们却尚未找到答案。

正如我们的军队是世界上最精锐的军事力量，这个故事也是全世界最精彩的作品。故事的开头极具创造性，因此得到了专利保护。那专利证书是在哪注册的呢？问得好！答案就是，在故事里注册的！这个故事里不存在什么幽默、技巧或煽情。它是一整块由深刻的见解和金属铝构成的合金，不会生锈，也不会损坏，而且说不定还能四处转悠呢。它超越了时代，必将成为文学史上永恒的经典。就让历史来评判吧！顺便提一下，根据许多有识之士的看法，历史已经做出了评判——我们的这个故事举世无双！

“这个故事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人们会问——有些人是真不知道，有些人则是不屑一顾，这要看问的人是谁。“跟契科夫、卡夫卡或其他著名作家的作品相比，它好在哪？”这个问题的答案既冗长又复杂——比故事本身还要长，但没有那么复杂，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故事还要错综复杂的。不过，我们可以试着通过举例比较来回答。跟契科夫和卡夫卡的作品不同，在这个故事的结尾，某个幸运儿——从所有猜对结局的读者中随机选出——将会收到一辆全新的银灰色“马自达兰蒂斯” [37] 。在未猜对结局的读者中，同样会选出一个幸运儿。那人也会收到一辆车，虽然比上面那辆便宜些，但银灰色的外观同样光彩熠熠，绝不会令他或她失望。因为这个故事创作出来，不是为了让你感到屈辱，而是为了让你感到快乐。你家附近的咖啡馆里，那些餐具垫上写着什么，你有印象吗？要是用得满意，请告诉您的朋友！要是不满意，请告诉我们！同理，对于这个故事，要是你有什么想法，就请直接告诉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不仅讲述故事，而且也会聆听公众的意见。正如大家所说的，它的耳朵听得到公众的每一次心跳。所以，要是公众听够了，想叫人写个结尾，让它结束，这个故事绝不会死皮赖脸地赖着不走，而会立刻结束。

带给我们胜利的故事（下）

不过要是哪天，你突然心生怀念，想让这个故事回来，那它一定会乐意之至，随叫随到。

一顿好打

实在太真实了

格申坐飞机去纽约的头天夜里，他老婆做了个梦。“实在太真实了，”他老婆对正在收拾行李的格申说，“在梦里，路牙子涂着红白相间的油漆，路灯柱上贴满了售楼广告。你知道吗，那些广告上还带有可以撕下来的、印有联系方式的小便条，就跟现实中的完全一样。还有个男人用一张报纸包起他的狗拉在人行道上的屎，然后扔进垃圾桶里。所有的一切就跟现实生活中每天都会发生的一模一样。”格申正在努力往行李箱里塞尽可能多的衣服和资料手册。往常，他老婆总会帮着一块收拾，但今天早上，她完全沉浸在自己那个无比真实、无比详细的梦里，甚至连要不要帮忙都没问。其实，他老婆很可能最多只做了十秒钟的梦，但讲起来却喋喋不休，没完没了，把格申烦得都快哭了。三个小时以后，他就将坐上前往纽约的飞机，去见全球最大的玩具制造商。这个“全球最大的”，并不是随便说说的陈词滥调，而是有大量资产负债表和销售数据作为依据的。要是格申处理得当，那位制造商可能会买下格申发明的、名为《拦住警察》的棋类游戏。如此一来，这款游戏至少将会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大富翁》 [38] 。虽然跟涂成红白相间的路牙子，或用皱巴巴的财经增刊包起的一坨狗屎毫不沾边，但对于即将取得的巨大成功，你还是希望你老婆能多表现出一点热情。“……突然，我爸推着婴儿车，在我面前冒了出来，叫我照顾婴儿车里的孩子。说完，他就留下婴儿车，若无其事地走了。”格申试了几次都没有拉上行李箱的拉链，与此同时，他老婆继续说：“婴儿车里的女婴看着就像老婆婆一样忧伤、孤单，我忍不住想抱抱她。这一切实在太真实了。醒来后，我怎么都弄不明白自己刚刚还在大街上，怎么突然之间就回到我们的卧室了。过了整整一分钟，我才回过神来。你能体会那种感觉吗？”

紧张不安

坐在旁边的白化病患者试图跟格申搭讪，但格申只是礼貌地回应了几句，并不想跟对方热聊。他经常坐飞机，这种人见得多了。有些人是很开朗，很热情，但也有些人想跟你拉近点距离，只是为了飞机起飞后，能独占两人共用的座位扶手，又让你不好意思提出抗议。“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那人说，“我听说那里的警察完全不讲道理。只是因为乱穿马路这么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就会就把你扔进监狱。”“我不想说话。”格申冷冷地说着，闭上眼睛，开始想象自己走进“全球玩具”的总裁办公室，跟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热情地握了握手，然后说：“您有孙子或孙女吧，利普斯卡先生？让我来介绍一下，他们今年暑假会玩什么游戏吧。”他边想，边不停地晃动挨着飞机内壁的左腿。记着跟那位总裁见面时，千万不要抖腿，他提醒自己说，这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飞机上供应的午餐，格申连碰也没碰。旁边的白化病患者倒是狼吞虎咽，吃得津津有味，好像那些鸡肉和沙拉是什么美味佳肴似的。格申又瞥了眼托盘里的午餐——根本不是人吃的。看到包着保鲜膜的巧克力蛋糕，他不由地记起了老婆梦中的那坨狗屎。不过，那只苹果看着还可以。于是，他把苹果用一张餐巾纸包好，放进空无一物的公文包里。我应该放点资料手册在公文包里的，他想，万一行李箱送丢了，该怎么办呢？

我们都是人

格申的行李箱真的送丢了。这会儿，那名白化病患者和其他旅客都已经走了。空无一物的行李传送带又转了几分钟，然后停住了。大陆航空公司的一名地勤人员向格申道歉，并记了他下榻的酒店。“这种情况极少发生，”她说，“但失误总是难免的。我们都是人，对吗？”也许吧。不过，格申有时觉得自己并不是人。例如在拉尼亚多医院，埃兰死在他的怀里时，他就有这种感觉。如果是人的话，他当时本该失声痛哭或昏倒在地的。朋友们都说他只是一下子懵了，还没反应过来；等到他的心而不是大脑明白了怎么回事，他就会反应过来了。但十年过去了，他还是没反应过来。在部队那会儿，就因为不被允许参加军官训练，他曾像小丫头似的，哭得不可开交。直到现在，他都还记得看到他痛哭流涕，连队军士长干瞪着眼、惊慌失措的那副样子。但最好的朋友死了，他却一滴眼泪也没掉。

“我们当然会负责的。我们会退还您一百二十美元，用来赔偿丢失的衣服和个人用品。”大陆航空公司的女职员说。

“个人用品。”格申重复了一遍这几个字。

那名女职员误以为格申是在问个人用品包括哪些。“比如牙刷啦，剃须膏啦，等等，表格后面都写着有，”她指了指表格后面列着那些物品的地方，补充道，“对于给您造成的不便，我真的感到非常抱歉。”

一顿好打

一个小伙子穿着身毫不起眼的西服，张着嘴，站在“全球玩具”大厦的门厅里。他留着两撇不太自然的八字须，望过去，就像他的上嘴唇为了掩饰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特意戴了顶假发似的。正要问那人电梯在哪，格申自己就看见了。与此同时，他心想没带资料手册，利普斯卡先生肯定会觉得他很不专业。他本该事先考虑到这种情况的，至少应该把资料手册另外装包，随身携带。要是收拾行李时，他老婆没有喋喋不休地唠叨那个烦人的怪梦，他很可能就不会犯下这个错误了。“请出示身份证。”八字须说。格申惊讶地问：“你说什么？”“身份证，”八字须重复了一遍，然后对旁边身穿灰色夹克的黑人秃子说，“看到来这里的都是些什么货色了吗？”

格申开始在衣服的各个口袋里慢吞吞地摸找起来。在以色列，他经常出示身份证明。对此，他早已习惯了。但在国外，以前从来没人要看他的身份证明，这还是第一次。而且不知为什么，八字须浓重的纽约口音听着，给人的感觉好像接下来马上就要给他铐上手铐，并宣布拘捕令似的。“看到没，他们多从容啊！”八字须对穿夹克的黑人说。“不急，”夹克露出一口黄牙，轻声赔笑道，“反正我们又不去哪里。”“我该怎么跟你说呢，帕特里克？”八字须瞥了眼格申递过去的护照，说，“你妈给你取名叫帕特里克 [39] ，还真没取错。你简直就是个圣人。”说完，他把护照递还给格申，并嘟哝了一句不知什么话。格申点点头，开始朝电梯走去。“等等，”八字须喊道，“你跑哪去？喂，你，听不懂英语吗？”“我懂英语，”格申不耐烦地回答，“对不起，我赶着去见人。”“我叫你打开公文包，‘我懂英语’先生，”八字须模仿格申的以色列口音，阴阳怪气地说，“能麻烦你打开公文包吗？”接着，他又对乐不可支、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的夹克说：“我跟你说，这里简直就是个动物园。”想到公文包里咬了一半的苹果，格申知道看到那半个苹果后，八字须肯定又有的说了，而一旁的夹克则会被逗得再也憋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还不快打开！”八字须继续说，“你知道‘打开’的意思吗，先生？”说完，他拼了一下那个单词。“我知道‘打开’是什么意思，”格申把公文包紧紧地抱在胸前，回答，“我也知道‘关上’、‘名义收益率’和‘矛盾修辞法’是什么意思。我还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维特根斯 [40] 的逻辑哲学论。我知道无数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的东西，你这个自以为是的可怜虫。凭你的脑容量，永远也想不到我的公文包里装着什么。你知道我是谁吗？今天为什么来这里吗？你知道什么是存在吗？知道世界吗？除了每天上下班要坐哪路公交车，除了住在黑乎乎的破楼里，知道周围的邻居叫什么名字，你还知道什么？”“先生……”夹克试图礼貌地打断他的长篇大论，但已经来不及了。“瞧你那样，”格申滔滔不绝地继续说，“我一眼就能看出你的整个人生。所有的一切都写在你那越来越秃的脑门上，所有的一切。你人生中最得意的，是喜欢的球队得了冠军，而最悲哀的，将是你那个肥猪老婆得了癌症，但因为你的健康保险不够报销所有的医疗费，她只能痛苦地等死。除了这两件事，你的人生就是个屁，而且淡得闻不到味。等到临死前回顾自己的一生，你甚至记不起这个屁到底是什么味道……”

没等感觉到脸上挨了一拳，格申就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体侧受到的一连串脚踢让他恢复了知觉。醒来后，他发现自己正躺在大厅漂亮的大理石地面上，并在迷迷糊糊中听到大厅里回荡着一个深沉、悦耳的声音，有点像广播中某档午夜节目的播音员在说话。“算了，”那个声音不断重复道，“算了。哎呀，他不值得你这样。”

这时，格申发现大理石地面上嵌着些金色的小石子。这些小石子排列成了他名字的首字母“G”的图案。这本是巧合，但格申觉得当初，建造大厦的工人们知道他有一天会来，于是特意在地上弄了个字母“G”，好让他不会在这座罪恶的城市感到孤独和落寞。格申的体侧还在继续挨脚踢，一下一下，感觉非常真实，就像他老婆做的那个梦。也许，她爸连同婴儿车一块丢下的女婴就是她自己吧。很有可能。这事，她爸完全做得出来。也许，这就是她如此在乎那个梦的原因吧。话说回来，要是她在梦中想要人拥抱，收拾行李的过程中，他本可以稍微停一下，抱抱她的——那个该死的行李箱啊！他收拾得辛辛苦苦，结果却“跑”了。这会儿，它很可能正在西海岸的某个小机场里，像哈巴狗那样，蹲在行李传送带上嗅陌生人的脚脖子。他本可以紧紧地抱着他老婆，安慰她：“我在这里，宝贝。我今天要坐飞机走了，不过马上就会回来的。”

夹克把格申扶了起来。“你没事吧，先生？”他边把公文包和一张纸巾递给格申，边问，“你有点流血了。”他把“有点”两个字说得既轻声又模糊，好像这样做能让格申少流点血似的。八字须正坐在电梯附近的椅子上哭泣。“我替他向你道歉，”夹克说，“他最近家里出了点事。”他把“出了点事”说得很大声，简直像是在喊。“不要道歉，”八字须哭着说，“跟那个杂种道什么歉！”这时，夹克开始颤抖着肩膀，无助地抽咽起来。“他妈……”他试图偷偷告诉格申。“别告诉他，”八字须哭着说，“我妈的事，一个字也别告诉他，听到没有？要不然，我把你也一顿好打。”

罗夏测验 [41]

“《拦住警察》，”格申继续说，“很可能会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款与众不同的棋类游戏。这款游戏不会强加给儿童各种现成的答案，而会激励他们自己去思考。您可以把这款游戏看作罗夏测验中的墨点轨迹：向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它能够激发您的想象，并帮助您最终赢得胜利。”“罗夏测验中的墨点轨迹，”利普斯卡先生不自然地一笑，说，“妙极了。我喜欢这游戏，阿拉齐先生。但是，你确定自己没事吗？”“我没事，”格申点头道，“那现在，您介意我们来模拟一下游戏过程吗？”“模拟——”利普斯卡先生重复了一遍这个词。他比格申想象的要年轻得多，头发乌黑发亮，“对不起，我觉得现在不是时候。你的眼睛，还有鼻子，天哪，到处都是血！到底是谁把你弄成这样的啊？”

你想让金鱼帮你实现什么愿望？

约纳坦打算制作一部纪录片，而且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不带摄制组，就他一个人带着台小型摄像机，挨家挨户去敲门；敲开门后，不说任何废话，直接问：“要是遇到一条会说话的金鱼，它答应帮你实现三个愿望，你想实现什么愿望呢？”

受访者会给出各种回答，然后，约纳坦将进行一番剪辑，把最出人意料的回答做成电影片段。每个片段的开始画面都将是：受访者站在自家门口，一动也不动。约纳坦会把受访者的各种信息叠印在这个画面之上：姓名、家庭情况、月收入乃至上次选举中投了哪个政党的票。结合这些信息和受访者的三个愿望，也许，他最后还可以加上一条尖刻的评论，以便无可辩驳地证明，我们的梦想和经常逼迫我们妥协的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个主意真是太妙了，约纳坦满怀信心地想，起码不用投入多少成本。只要敲开门，见着活人就行了。最后，他可以把纪录片做成电影或片段锦集——若是后者的话，每个片段都会包含一个特写的站在门口的人和三个有趣而宝贵的愿望。约纳坦确信无论哪种形式，凭借若干精彩片段，自己都能轻而易举地把做成的纪录片卖给第八频道或《探索》频道。

也许，他还能对纪录片进行一番包装，然后卖给银行或手机公司。比如，可以加上类似下面这样的广告语：“不同的梦想，不同的愿望，同一家银行。”或“我们会让您梦想成真。”

没有刻意准备，没有周密计划，约纳坦抓起摄像机，随随便便就出去敲门采访了。在第一个街区，受访者的愿望大多没有新意：健康、金钱、大房子、年轻几岁或减掉一些体重。不过，也有例外。一位干瘪的老太太说自己什么也不要，只想要个孩子。一个胳膊上留下编号烙印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说——他说话慢条斯理、从容不迫的，好像早知道约纳坦会来，一直在等着似的，好像这是次非常正式的采访似的——自己一直在想，要是那条金鱼不介意的话，有没有可能让所有还活着的纳粹分子都受到相应的惩罚。还有一个洋洋得意、肩宽膀圆的性感男人掐灭香烟，然后毫不在意约纳坦手上的摄像机，说自己的愿望是变成女儿身。“只要一个晚上就好。”那人补充道，并把一根手指贴到摄像机的镜头上。

以上只是特拉维夫某处冷清的郊区的情况。约纳坦简直无法想象，其他地方的人又会提出什么愿望，比如北部边境的开发区和集体农场、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阿拉伯村庄以及外来移民融合中心——在外来移民融合中心，到处都是破旧的拖车，疲惫的人们被遗弃在沙漠里，饱受烈日的炙烤。

约纳坦明白这部纪录片要想产生某些影响，自己就得遍访所有的人：失业者、极虔诚的信徒、阿拉伯人、埃塞俄比亚人以及来自美国的流亡者。他开始计划未来几天的采访地点：雅法、迪莫纳、阿什杜德、斯德洛特、塔伊布、塔尔派尔特。甚至还可以去希伯伦——要是能成功溜过隔离墙，在那座遭受围困的城市里，他说不定会大有收获。也许，那里的某个阿拉伯人会站在自家门口，隔着约纳坦和摄像机，茫然地望着前方好一会儿，然后点头道，他想要和平——极有可能遇到那样的人。

谢尔盖·格拉利克不太喜欢陌生人敲他的门，尤其是上门来问问题的。小时候在俄国，老是有人来敲他家的门——克格勃特工把他家当成自己家似的，想来就来。谢尔盖的父亲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这简直就像块招牌，随时都会把那些特工招来。

后来，谢尔盖来了以色列，接着搬到雅法。对此，他的家人怎么也无法理解，问他：你去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干什么啊？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瘾君子、阿拉伯人和靠抚恤金度日的废物。不过，这正是住在雅法的好处，因为瘾君子、阿拉伯人和靠抚恤金度日的废物不会来敲他的门。他能够安安稳稳地睡觉，然后天还没亮就起床；能够独自驾着小船出海捕鱼，在清静的海面上爱捕多久就捕多久。生活本来就该这样。

谢尔盖就这样平静地生活着，直到有一天，有人来敲了他的门——敲得很重，简直就像砸门，这正犯了谢尔盖的忌。开门后，谢尔盖发现来的是个毛头小子，一只耳朵上戴着耳环，看上去有点像同性恋。来人说自己要拍一部影片，想问他几个问题。

谢尔盖直截了当地说，他不想回答问题，没兴趣，说完还重重地推了一下摄像机，好让对方更加清楚自己的想法。但是，戴耳环的毛头小子并不容易打发。他倒豆子似的，叽里咕噜说了一大串话。由于希伯来语不太好，谢尔盖听得云里雾里。

毛头小子放慢语速，说谢尔盖有张粗犷而英俊的脸，他一定要把谢尔盖拍进影片里。谢尔盖也能放慢语速，也能把话说得更清楚。他让毛头小子滚蛋。但对方是个滑头，没等谢尔盖反应过来，他就边说不，边进了屋，关上了门。等谢尔盖反应过来，他已经端着摄像机，开始拍摄了，也不管谢尔盖是否同意。与此同时，他还在继续夸谢尔盖的脸，说那张脸表情丰富，看着很和善。突然，他看见厨房里，有条金鱼在一个大玻璃缸中飞快地游来游去。

戴耳环的毛头小子兴奋地尖叫起来：“金鱼！金鱼！”这让谢尔盖感到惶恐不安。他告诉毛头小子，别大惊小怪，这只是条普通的金鱼，不要拍了。就是条金鱼，他说，深海的金鱼，是他捕鱼时无意间捕到的。但毛头小子根本不理他的话，仍在继续拍摄，而且离鱼缸越来越近了，嘴里还念叨着什么“会说话的”、“金鱼”和“愿望”之类的话。

谢尔盖感到非常着急，毛头小子已经伸手去碰鱼缸了，几乎就要得手了。就在这时，他突然明白了，拍电影其实只是个幌子，对方是专门来偷金鱼的。想到这，没等大脑反应过来，他的手就从炉子上抄起煎锅，照着毛头小子的脑袋拍了下去。后者应声倒地，摄像机随之掉到地上，摔裂了。一起碎裂的还有毛头小子的脑袋，汩汩地直往外流血。眼前的情形让谢尔盖傻了眼，不知道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

更确切地说，他知道该怎么办，但那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要是把毛头小子送去医院，人们肯定会问发生了什么事。那样一来，事情就会朝着不利于他的方向发展。

“其实没必要送他去医院了，”鱼缸里的金鱼用俄语说，“那人已经死了。”

“他不可能死的，”谢尔盖委屈地说，“我只是轻轻地碰了他一下，而且用的只是一口小小的煎锅。”为了证明，他把煎锅举到金鱼面前，拍了拍自己的脑袋，然后说：“这口锅还没我的脑袋坚实呢。”

“也许吧，”金鱼说，“但显然比那个孩子的脑袋坚实。”

“他想把你偷走！”谢尔盖说着，几乎都要哭了。

“胡说，”金鱼说，“他只不过是来拍点东西的。”

“但是他说——”

“他说的，”金鱼打断谢尔盖，“就是他做的，是你自己没听明白。老实说，你的希伯来语实在太烂了。”

“你的希伯来语就比我好？”谢尔盖反击道，“好得不得了？”

“是啊，我的希伯来语超级好，”金鱼不耐烦地说，“我是条有魔力的鱼，精通所有的语言。”他们说话的过程中，血浆从毛头小子的脑袋不停地流出来，在地上越积越多。谢尔盖生怕踩到血，只得踮起脚尖，紧紧地贴在厨房的墙壁上。

“你确实还能再许一个愿望。”金鱼提醒谢尔盖道，好像后者不知道似的，好像他们俩都忘了具体的次数似的。

“不，”谢尔盖说着，把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不行，”他说，“我一直舍不得用掉最后一个愿望。我要把它留给别的事情。”

“什么事情？”金鱼问。

这个问题，谢尔盖是不会回答的。

谢尔盖的第一个愿望，用于他姐姐被查出得了癌症的时候——他姐姐得的是永远不可能治好的肺癌。当时，他刚许完愿望，金鱼就立刻让他姐姐痊愈了。谢尔盖的第二个愿望用于五年前，受惠的是思薇塔的儿子。那孩子当时还很小，只有三岁，但医生已经查出他的大脑存在问题——他的身体会长大，但大脑将永远停留在三岁水平。那晚在床上，思薇塔对谢尔盖哭了整整一夜。太阳升起后，谢尔盖独自沿着沙滩回家。途中，他打电话给金鱼，叫后者在自己进门前把事情摆平。这件事，他从未告诉过思薇塔。几个月后，思薇塔离开他，找了个警察——一个摩洛哥人，开着辆锃亮的“本田”。在心里，谢尔盖一直对自己说，他用掉第二个愿望纯粹是为了那个男孩，而不是思薇塔。但在脑子里，他不太相信自己的话，而且老是在想，要是没把这个宝贵的愿望用在那个男孩身上，他本来可以怎样怎样。这些想法不停地折磨他，简直快把他逼疯了。至于第三个愿望，谢尔盖一直留到现在。

“我能让他复活，”金鱼说，“我能让他活过来。”

“没人要你那么做。”谢尔盖说。

“我能让他回到刚才，”金鱼继续说，“回到他敲门之前。我能让他回到那个时候。我能做到，就等你开口了。”

“开口许下我的愿望，”谢尔盖喃喃地说，“最后一个愿望。”

金鱼开始快速摆动尾巴了。谢尔盖知道这个动作——金鱼非常激动的表现。它已经尝到自由的味道了，谢尔盖看得出来。

用掉最后一个愿望的话，谢尔盖就没有选择了，只能把金鱼放生。这可是条有魔力的金鱼啊，而且还是他的朋友。

“有了，”谢尔盖说，“只要把血迹擦掉就行了。找块大海绵，我就能让这里看上去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金鱼的尾巴还在左右摆动，但头却僵住了，一动也不动。

谢尔盖深吸一口气，然后踩着血迹，走到厨房中间。“我出去捕鱼的时候，天还是黑的，所有的人都在睡觉，”他既是对自己说，也是对金鱼说，“我可以在这小子身上绑块石头，然后把他扔进海里。那样的话，神不知鬼不觉，永远也不会有人发现的。”

“你把他杀了，谢尔盖，”金鱼说，“你杀人了——不过，你是无心的。”金鱼不再摆尾巴了，继续说，“如果这事还不值得你用掉愿望，那你告诉我，谢尔盖，要愿望干什么呢？”

其实，约纳坦是在伯利恒 [42] 找到了他想找的阿拉伯人——相貌英俊，第一个愿望就是想获得和平。那人名叫穆尼尔，胖乎乎的，留着浓密而雪白的小胡子，非常上镜，说话的样子也很感人——堪称完美。还在拍摄时，约纳坦就已经知道，这人肯定会成为他的活广告。

不是他，就是那个俄国人——约纳坦在雅法遇见的、身上的纹身已经褪色的那个。采访时中，那个俄国人直直地盯着摄像机镜头，说要是遇到一条会说话的金鱼，自己什么愿望也不许，就把金鱼养在大玻璃缸里，然后把鱼缸放在架子上，整天跟金鱼聊天——只要是金鱼感兴趣的，体育啦，政治啦，等等，聊什么都行。

重要的是，那个俄国人说，不要让他感到孤独。

并不完全孤独

跟她谈过恋爱的男人中，有三个曾试图自杀。说起这，她感到很难过，但又有点自豪。其中一个还成功了。当时，那人从大学文科楼纵身跳下，把内脏摔得稀巴烂。但从外表上看，却毫发无损，甚至显得很安详。她那天没去学校，这是朋友们告诉她的。独自在家的时候，她偶尔真的能感觉到那个男人就在客厅里，看着她。每当这时，她先会感到一阵毛骨悚然，但接着就会很开心，因为她知道自己并不完全孤独。至于我，她真的很喜欢我，但没有那种感觉。对此，我们俩都感到很难过——她可能比我更难过。因为，对我这样聪明、温柔又真心爱她的男人，她真的很想有那种感觉。她跟一个比她大的画商偷情已经有一年了。那人是个有妇之夫，但并不打算离开老婆，甚至连这个念头也没动过。她对那个男人真的很有感觉。这很残酷，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她来说。要是她能对我产生感觉，生活就容易多了。

她允许我碰她，偶尔背疼时，还会主动提出这个要求。我给她按摩，她会闭上眼睛，露出微笑。“舒服，”她会说，“真舒服啊。”有一次，我们还发生了关系。回头想想，那是个错误，她说。当时，她只是让冲动麻痹了身体的感觉。我的气息、身体或者什么，跟她的不合。她已经学了四年的心理学，但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她的大脑很想对我产生感觉，但身体就是不配合。一想到我们发生关系的那天晚上，她就感到很难过。许多事情都让她感到很难过。她是个独生女，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没人作伴。她爸病了，病得奄奄一息，然后死了。因为没有兄弟，没人理解她、安慰她。我就像她的兄弟，库蒂——那个跳楼的男人——也是。她能坐着，跟我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天南海北，什么都聊。她能跟我同床裸睡，看到我光着身子而不脸红，自己也脱得一丝不挂。跟我在一块，她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哪怕我在她身边自慰，哪怕这会弄脏床单，还会让她感到难过——她难过的是，自己无法爱上我。不过，要是这能让我得到发泄的话，她就愿意清洗床单。

她爸生前，他们父女俩很亲。她跟库蒂以前也很亲，那人爱她。现在，跟她亲的，活着的就剩我一个了。但最后，我会跟别的姑娘恋爱，她仍然会变成孤身一人。这是不可避免的，她知道。到了那时，她会感到难过——为自己难过，但同时也会为我开心，因为我找到了爱情。我回去后，她摸着我的脸，说自己虽然难过，但也很得意，因为天下那么多姑娘，我自慰时只想着她。跟她偷情的画商身上到处都是毛，还比我矮，但可恨的是非常性感。在部队时，画商曾在比比·内塔尼亚胡 [43] 手下做事。从那以后，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并且成了朋友。来看她的时候，画商偶尔还会对他老婆说，自己是去比比家。有次，她在购物中心遇见了画商夫妇。当时，她冲几步之外的画商微微一笑，但后者并未理会。画商的眼睛是看着她，但眼神茫然，好像她不存在似的，好像她是隐身人似的。她明白他老婆就在旁边，他不能回以微笑或打声招呼，但尽管如此，她还是感到非常伤心。于是，她孤零零地站在公用电话旁，哭了起来。也就在那天晚上，她跟我发生了关系。现在回头想想，那真是个错误。

跟她谈过恋爱的男人中，有四个曾试图自杀，其中两个还成功了。他们是她最关心的人，跟她很亲，很亲，就像她的亲兄弟。独自在家的时候，她偶尔真的能感觉到我们——我和库蒂——在客厅里看着她。每当这时，她都会感到毛骨悚然，但也会很开心，因为她知道自己并不完全孤独。

一步之遥

职业杀手就像野地里的花，什么样的都有。我以前认识一个哥们，也是杀手，自称马克西米利安·谢尔曼。不过，我肯定他还有别的化名。他是个顶级杀手，一年可能只干一两票就足够开销了。

我哥们马克西米利安十四岁就开始吃素了。他对我说，这么做是为了赎罪。他还收养了达尔富尔 [44] 的一个男孩，名叫努里。马克西米利安从未见过那孩子，但会给他写很长的信。努里会回信，并随信寄来一些照片。我想说的是，马克西米利安是个富有同情心的杀手。他不会杀孩子，对老太婆也下不了手。因为这份“高尚的操守”，他在职业生涯中损失惨重。

这就是马克西米利安，但我跟他完全不同——这正是这个世界的可爱之处：千差万别，丰富多彩。我不像他那么优雅，也永远不会埋头苦读什么科学著作，以了解从血液中检测不到的毒素。相反，我会对老太婆痛下杀手，会把孩子活活打死。而且干这些事时，我嘴不哆嗦眼不眨，也不要求额外加钱。

我的律师说，这正是他们一定要判我死刑的原因。现在，他说，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人们喜欢让杀人犯吃顿好的，然后公开绞死。不过现在，人们已经没那个兴趣了，因为那会让他们感到恶心，还会让他们觉得愧疚。但对于杀死孩子的凶手，人们仍有兴趣处死他们。你也许能理解吧。我只知道，一条命就是一条命。虽然马克西米利安·谢尔曼和那些正直的陪审员听了会面露怪相，不以为然，但对我来说，杀死一个鼻涕横流的三岁小孩跟杀死下面这两个人——主修性别研究、肥得像头猪的二十六岁学生；开豪车、业余时间喜欢吟点诗的六十八岁老头——没有任何区别。检察官们就喜欢在细枝末节上纠缠不清，喜欢唠叨些关于纯洁和无助的话，让你的脑子乱成一团糨糊。但是，一条命就是一条命。我见识过无数助纣为虐的律师和各种贪官污吏，我得特别指出：到了临死的那一刻——也就是身体抽搐、眼珠翻转的瞬间，每个人都是无辜的，每个人都是无助的，没有任何区别。可是，能去跟迈阿密一个半聋的退休法律专家解释这一点吗？除了难以忍受的丈夫，她一辈子经历的生离死别就只有：养了只名叫查理的仓鼠，结果那只仓鼠因为得结肠癌，一命呜呼呼了。

法庭上，他们宣称我憎恨儿童。也许有一点吧。他们挖出了一件陈年旧事——我曾杀了一对雇主没让我杀的双胞胎。我那么做，不是要为雇主做好事，而是因为那两个孩子刚好卷了进来。要说外表，我对儿童没有任何偏见。因为外表上，他们确实非常可爱——很像大人，但要小得多。一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过去飞机上提供的迷你罐装汽水和盒装麦片。但行为上呢？对不起，我一点也不喜欢他们使性子撒娇：仅仅因为没给他们买两块钱一个的破玩具——就算给他们买了，他们顶多玩上一分钟就丢开了——他们就赖在商场中间的地上，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嚷着“爸爸走了”、“我不喜欢妈妈”！我还痛恨得讲故事哄他们睡觉。你得窝在狭窄的小床上，躺在他们身边，被迫接受他们的感情勒索。而且，相信我，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而会软磨硬泡，非得逼你讲了一个再讲一个。不过对我来说，最受不了的还是那些故事本身：总是珍贵的，总是森林里没有犬牙和爪子的动物；谎话连篇，讲的都是比死还无聊的“童话”世界。说到死，我的律师认为我们可以上诉。这倒不是说上诉会有什么帮助，但是，让上级法院把整个案子重审一遍能为我们争取点时间。我告诉他，我对此不感兴趣。跟你说句心里话吧，多活那点时间又有什么好处呢？在六英尺宽、九英尺长的牢房里多做些俯卧撑？多看点大学生篮球比赛和无聊的现实题材节目？要是我的最后下场注定是被打上满满一管毒药，那就让他们赶紧动手吧，早死早超生。

我小的时候，我爸动不动就发一通关于天堂的牢骚。但现实中，连我妈背地里在跟谁乱搞，他都完全不知道。不过，要是我爸说的没错，那死后的世界真是一点也不无聊。我爸是个犹太人，但在监狱里，他们问我的时候，我请求要一个神父。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基督教相对没那么玄乎。再说，针对我的情况，选择哪个宗教并没有任何区别。就现在来说，重要的是哪个宗教更实用。我是铁定要下地狱的，所以能从神父那多套出点信息，下地狱前，我就能多做些准备。跟你们说，根据我的经验，在任何地方，敲碎别人的膝盖骨或脑袋都能提高你的地位。不管在佐治亚州的少年犯管教所、海军陆战队的入伍训练营还是曼谷的地牢式监狱，都一样。关键在于能选对你要敲的对象和那人身上的部位，而这正是那个神父应该帮忙的地方。现在回头想想，我觉得自己本该要一个拉比 [45] 、卡迪 [46] 甚或沉默不语的印度教巴巴的，因为那个废话连篇的神父一点帮也不上忙。他的样子看着活像个日本游客，而且，他自己肯定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才一来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他已经是第四代美国人了。神父说地狱跟天堂一样，完全是个人的选择；最后，每个人都会因为生前的作为下地狱或上天堂。但我仍不死心。地狱是谁管的？我问他，那里又是怎么运作的？历史上，有没有人成功逃出来过？但他并不回答，只是上下点头，就像粘在车子仪表板上的小狗那样。等到神父第三次叫我忏悔时，我实在忍无可忍，用自己的脑袋狠狠地撞了一下他的脑袋——因为手脚都被铐着，我只能用脑袋了。事实证明，在制造伤害方面，脑袋一点也不比手和脚差。不知道现在的日本裔神父到底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反正我自己的脑袋立刻就裂了。

警卫把我们拉开，然后狠狠地打了我一顿：脚踢，棍打，还用拳头捶我的脑袋。看起来，他们像是为了制服我，其实就是想打我取乐。我理解他们，打人很好玩。事实上，比起监狱提供的最后一餐——牛排和炸薯条，牛排的味道好得出乎意料——我更享受用脑袋撞神父的快感。打人真是好玩极了，我都能想象得到注射了毒药之后，自己会遇到什么样的暴力场面。我向你们保证，无论我在地狱有多么不舒服，我能够着的某个混蛋绝对会比我更不舒服，不管那家伙只是一般的罪人、魔鬼还是魔王撒旦。看到那个日本裔神父血流满面，我都没胃口吃饭了。

针头戳得很痛。这些清教徒就是群伪君子，他们肯定找得到不痛的针头，但偏偏要让我受皮肉之苦。他们是存心要惩罚我。

等死的过程中，我想起了自己杀死的每一个人。我看到灵魂即将从他们的耳朵出窍前，他们脸上的表情变化。他们很可能都在另一边，气呼呼地等着我。就在这时，我感到自己的身体最后剧烈地抽搐了一下，好像有人死死地揪住了我的心脏。至于死在我手上的那些人，就让他们在那儿等着我吧。我希望他们都在那！把他们全都再杀一遍肯定非常有趣。

我睁开眼，发现周围到处都是高耸的青草，仿佛一片丛林。不知为什么，我本以为地狱应该是黑咕隆咚、密不通风的，就像地牢那样。但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绿色的，耀眼的太阳高高地挂在天空。我边在草丛中穿梭前进，边在地上搜寻可以用作武器的东西：木棍、石头或尖树枝。什么也没有，周围只有高耸的青草和潮湿的泥土地。就在这时，我看见不远处立着两条像柱子那样巨大的人腿。不管对方是谁，那人的个子都比我大了整整七倍！不过跟我一样，他也是赤手空拳。我得找到他的弱点：膝盖、裆部或脖子。我得照着那个弱点给他迅猛一击，然后听天由命。这时，巨人俯下身子——动作灵活得出乎我的意料——把我举到空中，张开了嘴。你终于回来了，他把我抱到胸前说，你终于回来了，可爱的小熊。知道吗，你是我最爱的玩具！他跟我离得这么近，我试图抓住机会，对着他的脖子咬上一口，或用手指戳他的眼睛。我很想那样做，但身体却不听使唤，反而违背自己的意愿，跟他来了个拥抱。接着，我的嘴唇不受控制地张开了，轻声说：我也爱你，克里斯托弗·罗宾 [47] 。你是我最爱的人。

蓝色的大公交车

有些孩子会一屁股坐到人行道上，开始使性子撒娇：哭喊，挥胳膊蹬腿，扭来扭去，一直闹到涨红了脸，大汗淋漓，在灰色的石子路面上留下一大摊口水和鼻涕。好在他不是那样的孩子。

吉拉德边做深呼吸，边不停地这样安慰自己，终于没有发作出来。这会儿，他正站在人行道上，身边是年幼的希勒尔。后者攥着拳头，皱着眉头，双目紧闭，正念咒语似的嘀咕着同样的话：“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吉拉德打算说话之前先笑一笑。他知道希勒尔其实是看不到的，但希望后者能听得出来。“希勒尔，我的宝贝，”他笑着说，“希勒尔，我的心肝，我们快走吧，免得去迟了。幼儿园今天的早餐是烙饼，要是去迟了的话，别的小孩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你就什么也吃不到了。”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离婚前，吉拉德和娜玛立过规定，不让希勒尔看电视。这事是由娜玛引起的。她曾在《国土报》上看到一篇文章，然后跟吉拉德说了，后者就和她立了这个规定。一切似乎合情合理。但离婚后，他们再也无法互相监督了。最重要的是，不管做什么，一个人的话，很难坚持下去。每次妥协，你都会觉得将来为此付出代价的不是自己，而是对方，或者至少是跟你一起承担。这样一想，妥协也就没什么了。这有点像在楼梯上扔烟头和在自己家里扔烟头的区别。既然现在没有家了——共同的家，他们就开始毫无顾忌地到处乱扔“烟头”。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跟吉拉德在一块时，希勒尔爱看的其中一个电视节目是一部动画连续剧。该剧的主人公是个拥有魔力的小男孩，名叫托尼。小男孩的妈妈是位仙女；她有一次告诉小男孩，只要闭上眼睛并不停地念“我要”，就能实现所有的愿望。有时，托尼的愿望立刻就能实现。但要是没实现的话，他妈妈会解释说这并不是因为他失败了，而只是因为念“我要”的时间太短了。整集节目，托尼几乎会从头到尾，一直闭着眼睛嘀咕“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直到奇迹出现。从制作成本考虑，这倒是个非常经济的点子，因为每集都可以重复利用下面的镜头：托尼额头上挂着闪亮的汗珠，一遍遍念叨“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这个镜头每集都会出现，简直能把人逼疯，但希勒尔却目不转睛，看得津津有味。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吉拉德又笑了一下。“没有用的，希勒利 [48] ，”他说，“就算念上一万次，也没有用。我们不能坐公交车去，因为幼儿园离得实在太近了，就在这条路的尽头。再说，从这也没有去那的公交车。”

“有用的！”希勒尔说。他虽然不再念叨了，但仍闭着眼睛，皱着眉头。“真的，爸爸，有用的，是我念的时间太短了。”吉拉德打算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用令希勒尔难以拒绝的东西“贿赂”一下儿子。“士力架”一种巧克力品牌。巧克力棒也许可以，幼儿园旁边就有家巧克力店。娜玛不允许希勒尔早上吃巧克力棒，但吉拉德现在已经顾不上了。娜玛不允许，吉拉德允许；凡事没有绝对，他这样做情有可原。一时间，吉拉德的脑中出现了各种想法，但没等他有机会开口，希勒尔又开始嘀咕了。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吉拉德说出了“士力架”。他凑到希勒尔的耳朵旁，扯着嗓子，一连喊了几遍：士力架、士力架、士力——架。娜玛要是在场，肯定会叫他别吼希勒尔，并装出受到惊吓的样子。装模作样是她的拿手好戏——视情况而定，这每次都会让吉拉德觉得，自己是个粗暴的父亲、糟糕的丈夫或纯粹是个人渣。这也是一种天赋，一种魔力。这魔力是很弱，又令人讨厌，但怎么说也是魔力啊，而吉拉德有什么魔力呢？什么也没有。有魔力的母亲、有魔力的孩子、没有一点魔力的父亲——简直就是一部日本动画连续剧。要是不采取“强制措施”，眼前的情形会一直持续下去，没完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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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吉拉德一把抱起希勒尔，开始狂奔。希勒尔一直很善解人意。即使是现在，虽然他在不停地嘀咕，但吉拉德一抱起他，他嘀咕的声音就立刻变小了，眉头也舒展了。吉拉德觉得自己应该跟着嘀咕点什么，于是开始轻声念叨：“我们去幼儿园我们去幼儿园……”跑了一半的路之后，他口中的话变成了：“我们马上就到了我们马上就到了……”最后，就要到达操场和锁着的电动门时，他口中的话又突然变成了：“爸爸爱爸爸爱……”这句话说得没头没脑，也没有宾语，不过显然——至少是对吉拉德自己而言——他的意思是说自己爱希勒尔。

吉拉德停下嘀咕，走进幼儿园大门，然后把希勒尔放到地上。希勒尔仍在闭着眼睛嘀咕：“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迎接他们的教学助理是位丰满的淑女——恰巧是吉拉德喜欢的类型。吉拉德冲教学助理笑了笑，把希勒尔的刺绣背包、一套换的衣服和一个塑料瓶挂到标有“希勒尔”几个大字的挂钩上，然后就开始往外走去。这时，教学助理拦住了他。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吉拉德又冲教学助理笑了笑。跑了那么远的路，他这会儿汗流不止，还有点气喘，但他想用微笑告诉对方，什么事也没有。“这是希勒尔昨晚从电视上学的，”吉拉德解释道，“他看了那部动画连续剧——《托尼和魔法蝴蝶》，日本人拍的。孩子们喜欢看……”教学助理冲他“嘘”了一声，就像对待调皮捣蛋的学生那样——吉拉德以前见过她这样对待那些学生。这个做法很侮辱人，但他强忍着，没有发作。他只想尽快离开这里，他认为自己表现得越平静、越友好，就能越早离开。实在不行，他还可以对教学助理说，自己赶着去办公室见人或干什么。毕竟，对方知道他是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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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助理跟希勒尔说了几句话，还轻轻地摸了摸他的脸，但希勒尔仍未停下嘀咕，也没有睁开眼睛。吉拉德很想告诉教学助理，这样做是徒劳的，但他不确定那么说对自己是否有好处。也许现在，他想，是时候提出自己要赶去办公室见人了，然后就一走了之。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抱歉，”教学助理说，“他这样哭闹，你不能丢下他就走了。”吉拉德解释说，孩子不是在哭闹，而只是在模仿垃圾动画片，就像在做游戏。他没有受委屈，只是对那部垃圾动画片太着迷了。但是，教学助理并不理会。吉拉德毫无办法，只得再次抱起希勒尔。教学助理送他们到门口。为他们打开大门时，她用同情的口气说，也许最好给娜玛打个电话，因为孩子的这种情况不能忽视。吉拉德生怕教学助理会亲自打电话给娜玛，于是马上一口答应，说自己会打的。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一出幼儿园，吉拉德就立刻把希勒尔放到人行道上，轻声问：“坐哪路公交车？”但希勒尔仍在不停地嘀咕，于是，吉拉德大声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题：“坐哪路公交车？”希勒尔停下嘀咕，睁开眼睛，死死地盯着吉拉德回答：“一辆蓝色的大公交车。”吉拉德都要哭了，但还是点点头，努力不让自己的声音流露出任何异常，问是不是只要蓝色的都行。希勒尔笑着点了点头。

他们走到迪岑哥夫街的公交车站等车。来的第一辆公交车是红色的，他们没有上。不过，紧接着来了辆蓝色的大公交车，是开往阿布·卡比尔的一路车。就像事先保证的那样，希勒尔耐心地等着吉拉德买了票，然后自己抓着过道上的扶手，小心翼翼地向公交车后部走去。他们挨着坐了下来。车上空荡荡的，没几个人。吉拉德想起了自己最后一次去阿布·卡比尔的情形。那时，他还在实习。实习公司里有个人派他去法医研究所影印一份尸检报告。也就是在那之后，他意识到自己不适合从事刑法方面的工作。希勒尔问这辆车是不是去幼儿园的，吉拉德回答：大概是吧，或者换个比喻的说法——是的，怎么都会到的，逃不掉的。遇到生词时，希勒尔偶尔会问是什么意思。要是他现在问“比喻”的意思，吉拉德就得大费口舌了。幸好希勒尔并没有问，只是把自己的一只小手放到吉拉德的大腿上，呆呆地望着窗外。吉拉德把身子往后一靠，闭上眼睛，努力不让自己胡思乱想。座位旁边的车窗开着；外面的风很大，呼呼地直往里灌，不过还能忍受。吉拉德呼吸平缓，嘴唇纹丝不动，但心里一直在念：“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痔疮

有个人长了痔疮——就一颗。刚开始，这颗痔疮很小，只是有点讨厌。但不久，这颗痔疮长成了中等大小，相当烦人。还没到两个月，它就长得非常大了，剧痛难忍。那人继续像以前那样生活：每天工作很长时间，周末休息，一有机会就躺下。但每一次漫长的会议或痛苦的大便过程中，这颗长在血管上的痔疮都会提醒他：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流汗，活着就是他妈的承受刻骨铭心的疼痛。所以，每逢要做重要的决定，那人都会聆听这颗痔疮的意见，就像别人会聆听自己的心声那样。而这颗痔疮呢，会像所有的痔疮一样，给那人一系列出自屁眼的建议：解雇谁、定什么目标、值不值得吵架、该跟谁谋划等等。结果证明，这些建议都不赖。随着时间推移，那人的事业蒸蒸日上，所开公司的收益持续增长。与此同时，这颗痔疮也在一天天变大，变得比那人的身体还大。但这颗痔疮仍然没有停止生长，直到最后成了公司的董事长。在董事会上就座时，这颗痔疮偶尔会觉得身下的那个人有点烦。

这是个痔疮被人所苦的故事。那颗痔疮继续像以前那样生活：每天工作很长时间，周末休息，一有机会就躺下。但每一次漫长的会议或痛苦的大便过程中，这个长在血管上的人都会提醒它：活着就要充满渴望，活着就要雄心勃勃，活着就要他妈的鼓起勇气，等待时来运转。那颗痔疮会聆听这个人的意见，就像人们会聆听自己肚子的声音那样——饿了的时候，肚子会咕咕叫，要东西吃。这样做虽是迫于无奈，但还是可以接受。多亏了这个人，那颗痔疮开始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宽以待人，能够学会包容。它会努力克制想要瞧不起别人的冲动，而且就算骂人，也不会提起别人的妈。所以，多亏了它身下这个讨厌的小人，大家都开始敬重那颗痔疮了。敬重它的有各种各样的痔疮、形形色色的人，当然还有遍布世界各地的、感到非常满意的公司股东。

一年到头，天天都是九月

西北公司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尤为深重。他们的产品是面向富裕阶层的，但自从芝加哥爆发骚乱，就连富豪们也不再订购了——有些人是担心不稳定的经济形势，但大部分人仅仅是因为无法面对他们的邻居。于是，西北公司在世界各地的股价出现大幅下跌，而且还在继续一点点地往下跌。也因此，公司名字中的“西北”两字成了大萧条的代名词。《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西北公司的文章，标题为《九月的雹暴》。这是对西北公司的揶揄，因为西北公司曾打过一个广告，名为《一年到头，天天都是九月》。广告中，一家人只穿着泳衣，在阳光灿烂的秋日装扮圣诞树。该广告一经播出，立刻引起了轰动——首次播出的一周之后，公司的日销售量已经达到了三千套。美国的富豪们买了，没那么富裕但装大款的人也跟风买了。就像九十年代至新千年的私人飞机那样，西北公司的天气控制系统“好天气”成了社会地位的象征，成了证明某人是百万富翁的官方标签——“好天气”，富豪专享的天气。要是家住北极地区的格陵兰岛，饱受暴雪和阴霾天气的折磨，只要刷下信用卡，那么借助一两颗人造卫星，他们就会在你家阳台设置一个晴朗舒适的戛纳法国的港口城市。秋日，一年到头，天天如此。

雅各布（雅基）·布雷克是最早购买那个系统的人之一。通过向津巴布韦贩卖武器和药品，他赚了几百万。虽然视财如命，一毛不拔，但他实在痛恨纽约夏天的湿热和背心贴在后背那种粘乎乎的感觉，于是买了一个超大的系统，不仅覆盖了自己的公寓，还覆盖了整个街区。有些人误以为雅基是在做好事，但其实，他只是想让天气控制系统覆盖街角的那家商店，以便自己所到之处都有好天气。这不仅是因为那家商店卖专门为他从以色列进口的、没有过滤嘴的“贵族” [49] 香烟，最重要的是，那家商店划定了他的生活区域。当初买那个系统时，雅基刚在支票上签完字，整个街区就立刻变成了秋高气爽的人间天堂——再也不是阴雨绵绵或酷热难当，而是一年到头，天天都是九月。不是——老天保佑，但愿这事不会发生——讨厌的纽约的九月，而是他的故乡海法的九月。但突然，芝加哥爆发了骚乱，于是，邻居们纷纷要求雅基关掉天气控制系统。起初，雅基并不理会，但后来，他的邮箱里接连出现了许多律师函，有人还在他车子的挡风玻璃上摆了只死孔雀。这样一来，他妻子也开始叫他关掉天气控制系统了。那时正是一月；他一关掉天气控制系统，白天立刻就变得短暂而阴沉了。都怪那只死孔雀和他那患有厌食症、焦虑不安的妻子——他妻子总是能够利用自己的脆弱摆布雅基。

经济大萧条还在加剧。在华尔街，西北公司的股价跌到了谷底，雅基的公司也一样。他公司的股价不仅大幅下跌，而且还在继续下跌。有趣的是，你可能会认为武器和药品生意不会受经济衰退的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经济大萧条中，人们买不起药了，而且重新发现了早已忘记的事情：枪支弹药就像电动车窗，属于奢侈品，不是一般人能够享用的；有时只要在花园里随便捡块石头，就能砸碎某人的脑袋。雅基迟迟无法适应三月中旬的阴霾天气，但相反，人们很快就习惯了不用他武器的日子。于是，雅基·布雷克（财经专栏作家喜欢称他为幸运的布雷克 [50] ）破产了。

雅基保住了公寓（公司的会计师做了点手脚，帮他把公寓弄到了妻子的名下），但失去了其他的一切，包括家具。四天后，西北公司的一名技术员来到他家，准备切断天气控制系统。雅基打开门，发现那人被雨淋成了落汤鸡。他给那人泡了杯热咖啡，然后，他们聊了一会儿。雅基对那人说，自从芝加哥爆发了骚乱，自己早就没用那个系统了。技术员说，许多顾客也停用了。接着，他们聊了那起骚乱：城中各处，来自贫民窟的暴徒愤怒地冲击了富人们温暖如夏的住宅。几天后的新闻评论节目上，其中一名暴徒说：“他们家里的太阳让我们气不过。因为没钱，我们连屁股都要冻掉了，而那些狗娘养的，那些狗娘养的……”说到这，那名暴徒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为了保护那名暴徒不被人认出来，摄像机对他的面部进行了模糊处理。所以，你其实看不到他的眼泪，但能听到他在像受伤的动物那样哀嚎。技术员是个黑人，说自己就出生在芝加哥的那个区，但现在感到没脸承认这一事实。“钱钱钱，”他说，“该死的钱他妈的毁了整个世界。”

喝过咖啡，技术员准备切断天气控制系统了。这时，雅基问能不能最后再打开一次。技术员耸了耸肩，雅基当对方同意了，于是在遥控器上按了几个键。太阳立刻从阴云后面钻了出来。“那不是真的太阳，你知道吧，”技术员自豪地说，“是我们用激光成像做出来的。”雅基冲他眨了下眼睛，说：“别毁了我的幻想。对我来说，那就是真的太阳。”技术员点头道：“好大一个太阳啊。真遗憾，等我回到车里，它就要消失了。天天下雨，烦死人了。”雅基没有答话，而是闭上眼睛，仰起脸，尽情感受阳光的温暖。

约瑟夫

有些谈话能改变人的一生，我对此深信不疑。我是说，我愿意对此深信不疑。这会儿，我正坐在咖啡馆里，见一个制作人。他其实算不上真正的制作人，因为从未制作过任何东西，但他有这个理想。目前，他打算制作一部电影，想请我写剧本。我解释说，自己不写电影剧本。他没说什么，而是叫服务员过来。我心想他肯定是要买单了，但恰恰相反，他又要了杯蒸馏咖啡。服务员问我是不是还要什么，我要了杯清水。自封的制作人名叫优素福，却介绍自己是约瑟夫。“没有谁，”他说，“真的叫优素福，一般总是叫塞菲、约西或约思。所以，我叫自己约瑟夫。”这个自称约瑟夫的人很会察言观色。看到我瞥了眼手表，他问：“你很忙吧？”没等我开口，他又立刻替我回答道：“忙得要命：出差、工作、写邮件。”他这么说，并没有恶意，也不是挖苦，只是陈述事实，最多是表达一下同情。我点了点头。“你害怕没事可忙？”他又问。我又点了点头。“我也是，”他咧嘴一笑，露出满嘴黄牙，继续说，“‘下面’肯定有什么东西在等着我们，可怕的东西。要不然，我们不会这么争分夺秒，忙个不停。”“你知道我最害怕什么吗？”他再次问道。我犹豫了片刻，琢磨着该怎么回答，但约瑟夫没有等我。“我自己，”他说，“你知道刚射精之后那种无边的空虚感吗？不是跟你心爱的人，只是某个女孩，或者是手淫。你知道吗？我就害怕那种感觉——审视自己，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不是一般的什么也没有，而是绝对会让你头大的那种，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形容……”

约瑟夫沉默了，这让我感到很不自在。如果是熟人，我也许可以陪他一块沉默。但问题是，我们才第一次见面，而且他还向我袒露了心扉。“有时候，”我也坦诚地说，“我觉得生活就像陷阱。你走着走着，冷不防就掉进去了，然后那个陷阱会‘啪’的一声合上。困在里面——我是说困在生活里面——你永远都不可能逃脱，除非自杀。但自杀其实不是真正的逃脱，倒更像是投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操他妈的所有人，”约瑟夫说，“操他妈的所有人，你不写剧本。”他真是怪人，连骂人也跟别人不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答话，所以继续保持沉默。“没事，”过了一会儿，他说，“你拒绝我，其实是给我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人，喝更多的咖啡。这就是整件事最大的乐趣。我不认为自己真能制作什么。”我当时肯定点了点头，因为他接着说：“你认为我制作不了东西，对不对？你肯定认为我不是什么制作人，只是个夸夸其谈的纨绔子弟。”我肯定迫于压力，又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因为这时，他大笑了起来。“你是对的，”他说，“也可能是错的。说不定将来有一天，我会让你刮目相看。也会让我自己刮目相看。”

约瑟夫叫服务员过来结账，并坚持由他付钱。“这个服务员呢？”等着刷信用卡时，他问，“你觉得她也想逃离吗？我的意思是说，从生活中逃离。”我耸了耸肩。“刚进来的那个家伙呢，穿着大衣的那个？瞧他满头大汗的，肯定是在躲避什么。也许，我们可以开始制作了。不做电影，就做一个节目：寻找害怕发现自己的真实面目而试图逃离生活的人。这个节目绝对会红的。”我看了看那个身穿大衣、满头大汗的家伙。我生平第一次见识了人体炸弹。后来在医院，很多外国记者叫我描述一下那人的模样，但我说记不起来了，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隐私，不能向外人说的。约瑟夫也幸存了下来，但为我们服务的服务员就没那么幸运了。这倒不是因为她有什么过错，非死不可——恐怖袭击中，人根本无关紧要；归根结底，恐怖袭击只是跟愤怒和疏远有关。“刚进来的那个家伙肯定在躲避什么，”约瑟夫边在口袋里摸找零钱，好给服务员小费，边大笑着说，“他说不定会同意给我写剧本呢。就算不同意，至少会陪我喝杯咖啡。”为我们服务的服务员拿着上了护贝的菜单，欢喜雀跃地朝那个身穿大衣、满头大汗的家伙走去了。

“丧宴”

那天早上，刚举行完葬礼，她就决定开门营业了。伊塔马尔听了以后简直都快气炸了。“您丈夫下葬才一个小时，您就迫不及待地要卖‘巧儿耙’ [51] 了？！”“我们不做‘巧儿耙’，伊塔马尔，”哈利娜柔声说，“也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见到人。在餐馆招待客人，好过我一个人呆坐在家里守丧。”“可是，是您坚持说我们不用守丧的啊，”伊塔马尔说，“您说您不想那么麻烦。”“不是因为麻烦，”哈利娜说，“遗体都捐给医院做科学研究了，就不用守丧了，是这个原因。霍尔舒夫基斯的爸爸去世时，就没人——”“饶了我吧，妈，”伊塔马尔不耐烦地打断哈利娜，“别扯上霍尔舒夫基斯、谢菲尔曼一家或住在比亚利克街二十一号的平切夫斯基太太，就说我们，行吗？你觉得这说得过去吗，爸昨天才没，餐馆今天就像平常那样开门营业了？”“说得过去啊，”哈利娜坚持说，“在我心里，是跟平常不一样，但对来餐馆吃饭的客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你爸是没了，但餐馆还活着。”“餐馆也死了，”伊塔马尔咬牙切齿地说，“早就死了。这么多年，连条狗都没进来过！”

在医院，他们告诉她吉迪恩死了的时候，哈利娜倒没有哭，但伊塔马尔说了那番话之后，她却哭了。当然，不是当着他的面哭的——在伊塔马尔面前，她丝毫没有表现出要哭的意思，但一等他离开，她就像婴儿那样嚎啕大哭起来。“这并不能说明我不是个好妻子，”哈利娜抽噎着安慰自己，“比起吉迪恩的死，伊塔马尔的那些话根本算不了什么，但难听的话更容易把人惹哭。”这倒是真的。自从搬到这条商业街以后，餐馆的生意就减少了许多。哈利娜一开始就反对换地方，但吉迪恩说这是个好机会，“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也就是从那时起，每次吵架，她都会用“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句话来奚落吉迪恩。现在吉迪恩死了，她再也不能用这句话来奚落谁了。哈利娜和中国佬已经在空荡荡的餐馆里坐了整整三个小时，彼此无话。中国佬很喜欢吉迪恩，因为后者对他非常有耐心：吉迪恩会教中国佬怎么做“霍伦特” [52] 和“盖菲勒泰鱼” [53] ，一教就是几个小时；每次中国佬弄坏了什么东西，哈利娜就会破口大骂，但吉迪恩会立刻打断她：“没事，没事。”要是到三点还没人来，我就关门，哈利娜想，永远关门。一个人开餐馆和两个人开餐馆是不一样的——客人多的时候，得有人帮忙；客人不多的时候，好歹得有人跟你说说话吧。“你没事吧？”中国佬问。哈利娜点点头，想冲他微笑一下，但怎么也笑不出来。也许不到三点，她就要锁门走了。

外面来了一大群人，将近二十个。他们站在门口，打量贴在店外的菜单。看这架势，哈利娜知道店里有的“热闹”了。最先进来的是个大个子男人，比她高了整整一个头，头发花白，眉毛浓密。“你开门吗？”那人问。哈利娜略一迟疑，店里立刻就挤满了人：满眼都是涂成金色和紫色的指甲，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伏特加酒味，孩子们的尖叫声此起彼伏。她和中国佬把几张桌子拼在一起，并拿菜单给那些人。大个子说：“我们现在不要菜单，夫人。给每个人拿一个盘子和一副刀叉就好了。”跟中国佬一起摆餐具时，哈利娜看到那些人带了几个野餐用的食品箱。他们开始从食品箱拿出食物和酒水，并往每人的盘里盛食物。与此同时，那些人看着若无其事，一点也不难为情。要是吉迪恩还活着的话，他早就把他们赶出去了，但她却连出言阻止的勇气也没有。“现在，你跟我们一块吃。”大个子说。哈利娜示意中国佬在他们的桌边坐下来，接着自己也坐了，尽管没有多少吃东西的心情。“喝完，夫人，”大个子用命令的语气说，“喝完。”那人给她倒了满满一杯伏特加，继续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看到她一脸迷惑地盯着自己，那人眨了眨眼睛，补充道：“今天，我们发现了你跟日本人开的这家餐馆。你为什么不吃？”

那些人自带的食物味道不错。一两杯酒下肚之后，哈利娜就把他们的粗鲁无礼忘得一干二净了。就算那些人什么也不点，就算他们用光所有的盘子，她也很高兴他们能来，让店里充满欢声笑语。因为像现在这样，好歹她不用一个人呆坐着。那些人齐呼“勒汗伊姆” [54] ，为哈利娜和餐馆的生意干杯，甚至还为吉迪恩干杯。不知为什么，她没有勇气说出真相，而是告诉他们，吉迪恩在国外出差。于是，那些人又举杯，祝愿吉迪恩在国外一切顺利。接着，他们又为约瑟夫和他的家人干杯——约瑟夫就是店里的中国佬，这是那些人对他的称谓。他们还为这个国家干杯。这时，哈利娜已经有点醉了。听到他们这么说，她开始努力回忆自己最后一次为国家干杯是在多少年以前。最后，那些人吃完了自带的食物。大个子问他们的食物怎么样，哈利娜回答非常好吃。“很好，”大个子笑着说，“我真高兴。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的菜单。”可能是多喝了点伏特加的缘故，哈利娜一开始没有听明白那人的意思。不过，大个子立刻做了解释：“你跟我们坐在一起，吃了我们的食物。现在，轮到我们跟你坐在一起，吃你的食物了。”

那些人好像什么也没吃似的，点了一大堆东西：沙拉、汤、炖肉，然后狼吞虎咽地一扫而光。最后，他们还要了甜食。“你的食物很好吃，夫人，”大个子边掏钱包边说，“非常好吃，比我们带的还好吃。”点了几张钞票放到桌上后，他补充道：“你丈夫，他什么时候回来？”哈利娜犹豫了一下，回答现在还不清楚，得看那边的情况。“他丢下妻子，一个人？”大个子不满地说，“这样不对。”他的声音听着有点伤感。哈利娜本想说没事，她完全应付得来，却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并噙着泪花笑了起来。

额外的生活

你一定得听听下面这个故事！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的一对孪生兄弟，遇到了代托纳比奇市的一对孪生姐妹。那对孪生兄弟简直是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那对孪生姐妹也是一样。双方是在网上认识的。确切地说，是其中一对——尼姬和托德——先认识的。有次，托德带尼姬去他父母家吃饭，他的孪生兄弟亚当非常激动。也就是在那时，托德告诉亚当，尼姬还有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孪生姐妹。接着，托德和尼姬为另外两人安排了一次“相亲”。当然，说“相亲”并不确切，因为亚当和米歇尔都知道对方长什么样。为了减少尴尬，尼姬和托德也去了。四个人去“免下车”露天影院看了场电影。什么电影呢？不，不是施瓦辛格和德维托演的《孪生兄弟》，而是《危险情人》。你想象得到吗？对于初次约会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电影了，因为里面演的全是阴谋、欺骗和谎言。不过，四个人看得很开心。看完电影，他们一块去了家小饭馆吃饭。两个女孩约定各自穿不同颜色的衣服，以便于区分。但两个男孩穿着相同的牛仔裤和白T恤，看上去一模一样。就在饭馆里，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堪的糗事——这么多年过去了，尼姬仍然记得：她亲了亚当，因为她把后者错当成了托德。

遇到一个人并爱上了对方，你心中最强烈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的感觉，但在那种情况下，我总会觉得自己爱的人是独一无二的，跟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样。不过在饭馆里，面对面坐着的米歇尔和亚当各自又是什么感觉呢？世界上的其他男人都不像亚当？同桌的人谁也不像米歇尔？不管他们当时是怎么想的，那次约会最终促成了彼此的婚姻。呃，这话也许说错了，应该是那次约会最终导致了死亡。不过，在那次约会跟死亡之间的某个时候，他们双双结婚了。

米歇尔和亚当结婚的一年前，托德给尼姬戴上了戒指。一模一样的孪生姐妹嫁给了一模一样的孪生兄弟。我不知道历史上还有没有发生过同样的事情——我指的不是佛罗里达州的历史，而是世界历史。这事实在太稀奇了，把电视台都招来了，要让他们上一个脱口秀节目——我指的不是某个地方电视台，而是美国国家广播电视台。但米歇尔拒绝了，理由是上那个节目的感觉就像自己是长了胡子的怪女人一样。“我是说，他们邀请我们参加节目，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只是因为觉得我们的事很怪。我敢打赌，他们肯定会叫我们打扮得一模一样，然后问我和尼姬为什么要留同样的发型。就算我们大费口舌，解释说这个发型适合我们，给人的感觉还是很怪，”她非常肯定地对亚当说，“他们想把我们当怪物一样展览。我敢打赌，主持人会拿我们开玩笑，说很多自以为是的笑话，让我们出尽洋相。而电视机前的观众呢，则会被逗得哈哈大笑。你和托德也会哈哈大笑，因为你们对什么都感到非常好笑。只有我一个人会羞得无地自容。”问题是，亚当很想参加那个节目。他以前从未上过电视，而且心想，要是同事和客户看到他上了脱口秀节目，肯定会对他有好印象。对他来说，他们四个人的事本来就很好笑，但他并未跟米歇尔争论。因为米歇尔一旦做出了决定，别人的话，就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最后，亚当上了电视，上的居然还是黄金档。全国的人都看到了他。节目不仅播了演播室现场的情况，还放了将近一分钟他跟托德打球的录像。那是多年前，他爸在家拍摄的。录像里，亚当正在对着镜头挥手；托德趁其不备，从他手里夺过皮球，投篮命中。“即使在那个时候，”演播室现场的主持人特别强调道，“你们就能感觉出来兄弟俩之间存在着较量。”其实，他们兄弟俩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较量，但电视就爱大肆渲染，哗众取宠。就算找不到任何可以渲染的东西，他们也会凭空编造一些出来。

现实中，亚当和托德的感情非常好。总之，两对夫妻相处得很愉快。他们住得很近，总是一起过周末。而且开始谈论生孩子的事情时，他们甚至打算差不多同时生，好让两家的孩子一块长大。要不是后来发生的事，他们的心愿很可能就实现了。不过对于那件事，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即使现在回过头去看，也很难料到会发生那样的事。就算哪个邻居碰巧撞见亚当和尼姬在街上或门廊上亲吻，那个邻居也很可能会把亚当认成托德，或把尼姬当成米歇尔。

就这样，亚当和尼姬偷偷地好了一年多。有段时间，他们甚至想把他们的关系公之于众，并各自跟另外两个人离婚，然后他们再结婚。但尼姬知道那会要了米歇尔的命，亚当也感到过意不去——不仅是对米歇尔，也是对托德，因为托德虽然曾经伤害过他一次，也许不止一次，但始终深爱着他，衷心希望他永远幸福。过了一段时间，尼姬建议他们该停下了，因为她开始担心托德可能有所察觉了。其实，她对此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只是感觉而已。有几个星期，他们真的不再见对方了。但接着，他们又好上了，因为两人谁也无法承受分离之苦。

我遇到尼姬的时候，整件事早已过去了多年：亚当死了，托德也已经受了相当长时间的牢狱之苦。自从事情捅破以后——托德抵着亚当的脑袋连开了三枪，米歇尔再也没跟尼姬说过一句话。米歇尔并不是宽宏大量的人。我能遇到尼姬是因为，我到她所在的大学当客座教授，而她是系秘书。关于她的故事，最先是另一个老师告诉我的——那老师来自土耳其，也是位客座教授。后来，尼姬又亲口对我说了一遍。那年，我跟她走得很近，于是，她就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了我。那时，我们还没上过床。

尼姬说她离开佛罗里达，是想彻底摆脱那里的一切，但结果证明却是徒劳的，因为这里的所有人也都知道她的事，还在背后议论纷纷。她说，说起来有点奇怪，而且米歇尔听到的话很可能会说她“幼稚”，但她真的很怀念做双胞胎的感觉——遇到她们姐妹俩时，人们老是分不清到底哪个是她，哪个是米歇尔。“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就在我们第一次接吻前，尼姬告诉我，“要是你有个长得跟你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姐姐或妹妹，而且你们住在同一个地方，你就会觉得好像自己不止是一个人，好像自己还有另一段生活。听到有人对你说‘一小时前，我看见你在吃香草冰淇淋’或‘我看见你穿着粉红色的连衣裙在车站等车’，你完全可以解释说，那是你的双胞胎姐姐或妹妹，但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觉得好像真的是你自己在吃冰淇淋或穿着粉红色的连衣裙。这种感觉很奇怪，好像你还有另一段生活，并利用那段额外的生活做着自己永远都猜不到的各种神秘的事情。”尼姬不仅怀念做双胞胎的感觉，还怀念自己的丈夫，但最怀念的是亚当。那个男人长得跟她在狱中的丈夫一模一样——简直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但她对那个男人的爱远远多于自己的丈夫，尽管她说不出为什么。

异次元空间

有种理论认为，世界上存在几十亿个与我们所处空间平行、彼此之间只有细微差别的异次元空间。有些异次元空间里，你尚未出生；有些异次元空间里，你压根不想出生；有些异次元空间里，我正在跟马做爱；有些异次元空间里，我买彩票中了奖；有些异次元空间里，我正躺在卧室的地上，不停地流血，慢慢死亡；有些异次元空间里，我以绝对优势当上了总统。但这会儿，我没空关心上述这些异次元空间，而只对另外的异次元空间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异次元空间里，她婚姻不幸，独自带着个可爱的小男孩，孤单寂寞。我肯定存在多个那样的异次元空间。这会儿，我正在努力想象所有像那样的异次元空间。有些异次元空间里，我跟她从未谋面。这会儿，我没空关心那些异次元空间。剩下的有些异次元空间里，她拒绝了我——有些异次元空间里，她说得很委婉，但另外的异次元空间里，她说得很伤人。这会儿，我也没空关心那些异次元空间。最后剩下的都是她接受我的异次元空间。我反复比较，选了其中的一个。有点像你在水果店精心挑选水果那样，我选了个最好的、最熟的、最甜的。我选的那个异次元空间里，气候宜人，不冷也不热。我跟她住在林中的一栋小屋里。她在距家四十分钟车程的市图书馆工作。我在区教育局工作，办公楼正对着她工作的图书馆。隔着办公室的窗户，我偶尔能看见她正把书放回书架上。我们总是一块吃午餐。我爱她，她爱我。我爱她，她爱我。我爱她，她爱我。要是能去那个异次元空间，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但找到去那个异次元空间的办法之前，我只能在脑中想象以下的画面：我跟她住在树林里，过着神仙眷侣般的日子。世界上存在无数个平行的异次元空间。其中一个异次元空间里，我正在跟马做爱，另一个异次元空间里，我买彩票中了奖。这会儿，我没心思去想那些异次元空间，而是一心只想着有林中小屋的那个异次元空间。有个异次元空间里，我正躺在卧室的地上，割破的双腕不停地流着血。我命中注定，只能生活在那个异次元空间里，直到生命结束。这会儿，我没心思去想那个异次元空间，而是一心只想着另一个异次元空间。在那个异次元空间，夕阳西下，林中小屋里，我们早早上床，相拥而眠。我没有割腕，胳膊完好无损。她一直枕着我的右胳膊，压得我胳膊发麻。但我并没有动，因为我喜欢她温暖的身体压着我的胳膊，哪怕我的胳膊从此彻底失去知觉。我能从自己的脸上感觉到她的呼吸——一下一下，均匀平稳，连绵不绝。现在，我的眼睛也开始合上了——不仅是在有林中小屋的异次元空间，在我没心思去想的其他异次元空间也是一样。我很高兴知道在某个地方的树林中间，自己幸福地睡着了。

“升级”

我这人特别唠叨。有时，说啊，说啊，说啊，正说到一半的时候，我会发现旁边那人早就没在听了。那人可能会继续点头，但两眼一片茫然。他的大脑也走神了，正在想着什么更有趣的事情。

当然，那人在想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比我说的要有趣，就这个问题，我可以跟他进行争论。不管什么事，我几乎都能争论不休。我老婆说，哪怕是根灯柱，要是我认为它有耳朵，我也会跟它争论上半天。我本可以跟旁边那人争论一番，但那么做毫无乐趣。他已经没在听我说话了，他的思想去了另一个世界——更好的世界，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而我呢，还在不停地说啊，说啊，说啊。好比开车，就算拽住手闸，锁住了轮胎，车子仍会继续往前滑行一段距离。

我想让自己住口，真的！但那些词啊、句子啊、想法啊，都有一股惯性。话没说完的情况下，不可能嘴巴一闭，就能让它们立刻停下。不过，我知道某些人确实有那种能力。

大部分是女人。

她们能说着说着，突然沉默，让听的人——不管是谁，顿感愧疚。接着，这股愧疚之情会让听的人产生强烈的冲动，想俯身向前，拥抱她们，说一声：“对不起。”

或者说：“我爱你。”

要是能获得那种能力，能在谈话中说停就停，哪怕瞎掉一只眼睛，我也心甘情愿。要是有幸获得那种能力，我一定好好利用。比如旁边坐着心仪的姑娘时，我就会说着说着，适时住口，好让她们产生强烈的冲动，想紧紧地拥抱我，说一句：“我爱你。”就算她们最后并未那么做，但能让她们产生那样的冲动，也值了——非常值。

这天，我坐飞机从纽约前往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市。飞机上，我滔滔不绝地跟旁边那人说话，怎么也停不下来。那人名叫迈克尔，是布鲁克林区一家哈西德派 [55] 报社的平面设计，要去路易斯维尔市的叔叔家过住棚节 [56] 。他跟那位叔叔不是很亲，对路易斯维尔也不是特别喜欢，但他叔叔出钱给他买了机票，而他又是个积分迷——他最近要去趟澳大利亚，凭借从这次路易斯维尔之行获得的“飞行常客”积分，去澳大利亚时，他就能从经济舱“升级”到商务舱。对于长途飞行来说，迈克尔告诉我，商务舱跟经济舱的差别就像白天跟夜晚的差别一样大。

“那你更喜欢哪个，”我问他，“白天还是夜晚？”

因为一般情况下，我更喜欢夜晚。白天也有白天的好——明亮。不过，夜晚比白天安静、凉爽。这非常重要，至少是对我来说，因为我住在热带。但在夜晚，要是身边没个人的话，你也很可能会感到更加孤独。你懂我的意思吧……我话里隐含的意思。

“不懂。”迈克尔回答。他说话的语气变了。

我能看出，自己的话让他感到很紧张。“我不是同性恋，”我对他说，“我知道我说这些关于孤独和夜晚的话，听着就像个同性恋，但我真的不是。活了三十多岁，我跟男人只亲过一次嘴，而且一半还是出于意外。那是我在部队的时候，我们分队里有个名叫茨利尔·德鲁克的家伙。有一次，他带了点大麻来基地，并怂恿我们抽抽。他问我以前有没有抽过，我回答是的，抽过。我不是有意要撒谎的，我说是的，完全是天性使然。因为，几乎每次有谁问我什么话，而我又压力很大的时候，我总会回答是的。你知道，我那么回答，纯粹是为了缓解压力。毫无疑问，这种本能的反应会给我带来麻烦。请想象下面的情景：一个警察走进房间，看见我站在尸体旁，于是问我：‘你杀的？’结果肯定很糟糕。那个警察也可以这样问：‘你是清白的吗？’那样的话，我就没事了。不过说真的——我们俩私下说说，警察像后面那样问的几率有多大呢？”

“于是，我跟茨利尔一块抽了起来。那种感觉非常特别。大麻完全堵住了我的嘴，让我说不出话来。抽大麻的过程中，茨利尔告诉我，他跟女朋友分手已经有一年了；他已经一年没亲过女人了。我记得很清楚，他用了‘女人’这个词。我告诉他，我从没亲过女人，连女孩也没亲过。”

“我说的是亲嘴。亲脸的话，我倒亲过很多女人——阿姨之类的女人。言归正传，茨利尔当时死死地盯着我，一句话也没说。但我看得出来，他感到非常吃惊。接着，我们突然亲了起来。他的舌头很粗糙，味又难闻，跟他亲嘴的感觉有点像舔步行广场周围生锈的护栏。我记得自己当时心想，亲嘴的味道原来这么恶心啊！我还想虽然那天以前，自己从未跟任何人亲过嘴，但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遗憾。”

“茨利尔说：‘我不是同性恋。’”

“我大笑着说：‘可你的名字听着就像同性恋。’”

“那件事基本上就是这样。”

“八年后，我在一家卖鹰嘴豆泥 [57] 的餐馆遇到了他。我叫他‘茨利尔’，但他说自己已经不叫那个名字了，说他去内政部改了名字，改成了察希。”

“真希望他不是因为我才改名字的。”

坐我旁边的迈克尔早就没在听我说话了。起初，我还以为他生气了，因为他拿不准我到底是不是在勾引他。后来，我开始怀疑他可能真的是同性恋，我的故事让他受到了侮辱——他可能以为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跟男人亲嘴是件恶心的事。不过，望向他的眼睛时，我并未发现任何受辱或不安的神情，只看见不断增加的积分。增加到一定数量，那些积分就能让他“升级”，从而得到更友好的服务、更好喝的咖啡以及足够大的空间——可以让一个男人把腿伸直。

看着迈克尔的眼睛，我感到一阵愧疚。

我不是第一次从听我说话的人眼里看到那种眼神了。我指的不是渴望把腿伸直的眼神，而是完全心不在焉的眼神。每次看到那种眼神，我都会感到愧疚。我老婆说我不应该感到愧疚，因为显而易见，我的唠叨是渴望获得帮助的表现。她说我具体说了什么完全不重要，因为无论什么时候，我想说的其实就三个字：帮帮我！想想啊，她说，你在那里大喊“帮帮我”，他们却在想别的事情。感到愧疚的应该是他们，不是你。

我老婆的舌头很光滑，味道也好闻。她的舌头堪称全世界最好的地方，要是能稍微再宽点，长点，我就搬到她的舌头上去住，永不离开；我就把自己裹起来，送到她的舌头上，像加州寿司卷中的蟹肉和鳗鱼鳄梨寿司卷中的鳗鱼肉那样。跟你们说，回想第一次所亲的舌头，再看看最后所亲的舌头，说句公道话，我这辈子真的算是成功了。我实现了人生中一次小小的“升级”。

说实话，我一次也没坐过商务舱。不过，商务舱跟经济舱的差别，真要是哪怕有一点点像我老婆跟茨利尔还是察希·德鲁克的舌头的差别，我就愿意去跟世界上最冷淡、最无趣的叔叔在最寒冷、最潮湿的苏克棚 [58] 住上整整一个星期，以获得从经济舱到商务舱的“升级”。

这时，头顶上方的广播通知，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我仍在喋喋不休，迈克尔仍然没在听我说话，地球仍在转。就四天，亲爱的。四天以后，我就回到你身边。四天以后，我就会再次闭上嘴巴。

石榴

飞机的发动机一点声响也没有。舱内一片死寂，只有他身后几排处的那几个空姐在轻声抽泣。谢克迪透过椭圆形的舷窗，望着身下绵延的云层。他想象此刻的飞机像是块下坠的石头，即将在云层上砸出一个巨大的窟窿，但紧接着，只需一缕清风，云层就会再次合拢，连条缝隙也不会留下。“千万别坠地，”谢克迪祈祷道，“千万别坠地。”

谢克迪死前四十秒，有位一袭白衣的天使出现了，说要奖励他最后一个愿望。谢克迪想知道天使说的“奖励”属于什么性质？是像买彩票中奖那种性质的，还是什么稍微更能满足虚荣心的——对他的成就或善行的肯定？天使耸了耸肩。“我不知道，”像所有的天使那样，他诚实地回答，“他们没说为什么，只是让我赶紧过来，帮你实现愿望。”“太遗憾了，”谢克迪说，“因为对我来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尤其是现在，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真的很想知道，自己是以什么身份离开这个世界的：只是某个幸运的家伙，还是得到肯定的榜样。”“四十秒之后，你就要死了，”天使嘟哝道，“要是你想用这四十秒的时间叽里呱啦地胡扯一通，我没有意见，随便你。只是提醒你一下，四十秒的时间稍纵即逝。”谢克迪稍微一想，立刻说出了自己的愿望。但在那之前，他先向天使指出，后者的说法方式很怪——对天使来说，很怪。天使听了很生气。“什么叫‘对天使来说’？你凭什么指责我，你以前听过天使说话吗？”“从没听过。”谢克迪承认道。天使突然之间就失去了耐心，变得没好气了。不过跟他听到谢克迪的愿望之后的反应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

“让世界实现和平？”天使尖叫道，“让世界实现和平？你在开什么玩笑！”

接着，谢克迪就死了。

谢克迪死了，但给天使留下了一个生平遇到的最棘手的愿望。大多数人向天使提的愿望是给妻子一辆新车，给女儿一套房子等等。这些都是合理的、具体的请求，但让世界实现和平则是个难于登天的艰巨任务。那家伙先是把他当“号码百事通”似的，叽里呱啦地提了一大堆问题，接着又放肆地指责他的说话方式，最后甩给了他这么个大包袱。要是谢克迪没死，天使肯定会像人身上的疱疹那样，死死地缠着他，非逼他换个愿望不可。但这会儿，那家伙的灵魂早已去了极乐世界，谁知道还找不找得到呢。

天使深吸了一口气。“让世界实现和平，”他嘟哝道，“不就是让世界实现和平嘛。”

与此同时，谢克迪的灵魂完全忘记了以前的肉身，并且投胎转世了。转世后的灵魂虽是“二手货”，但就跟新的一样，毫无瑕疵，有如一个什么水果。对，就是水果，一个石榴。

谢克迪转世后的灵魂是个石榴，不会思考，但有感觉：怕得要命，担心自己会从树上掉下去。它不会形容自己的害怕，但要是会的话，它可能会说：“上帝保佑，千万别让我掉下去！”就当它在树上忐忑不安时，和平开始降临世界了。各地的人们纷纷化干戈为玉帛，核反应堆也开始迅速转变成民用的了。但这对那个石榴产生不了一点安慰，因为石榴树很高，下面的地看着离得很远，掉下去的话，肯定会摔得很痛的。千万别让我掉下去，石榴哆嗦着在心里祈祷，千万别让我掉下去。

惊喜聚会

三个人在公寓的对讲机前等着，气氛很奇怪——更确切地说，是很尴尬。

“你也是来参加阿夫纳的生日聚会的？”留着花白小胡子的人对按门铃的人问。按门铃的点了点头。鼻子上贴着块膏药的高个子也点了点头。“真的？”小胡子紧张地摸着自己的脖子，问，“你们是他的朋友？”那两人都点了点头。这时，对讲机里传出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听着很清脆。

“上来吧，二十一楼。”接着，“哔”的一声，大门打开了。电梯按钮显示的最大数字是二十一——阿夫纳住在顶楼。

坐电梯上楼的过程中，小胡子坦言自己跟阿夫纳不太熟。阿夫纳·卡茨曼夫妇在拉马塔维夫 [59] 一家银行的支行开有账户，而小胡子碰巧是那个支行的经理。他从未见过他们夫妇，因为他是两个月前才调到那个支行的——此前，他在拉阿纳纳一个相对小点的支行当经理。所以，接到阿夫纳妻子普宁娜的电话，邀请他来参加这次聚会时，小胡子觉得很奇怪。但普宁娜一定要他来，说他来参加的话，阿夫纳会非常高兴的。

膏药鼻原来也算不上阿夫纳·卡茨曼夫妇真正的朋友。他是那个丈夫的保险经纪人，只跟后者见过几次面，而且还是在很久以前——最近几年，业务上的事，他们都是通过电子邮件联系的。

按门铃的那个人相貌英俊，但眉毛却是一字形的。三人之中，他跟卡茨曼夫妇最熟，因为他是那对夫妇的牙医。他为普宁娜补过四颗牙，还为后者的一颗大牙做过人造冠。他也为阿夫纳补过一颗牙，做过一次根管手术。尽管如此，他并不认为自己是那对夫妇的朋友。

“真奇怪，她竟然会邀请我们。”小胡子说。

“很可能是个大聚会吧。”膏药鼻说。

“我本来不想来的，”一字眉坦白道，“但是普宁娜那个人非常敏感。我不来的话，她肯定会难过的。”

“她漂亮吗？”小胡子问。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因为这不是银行经理该问的问题。一字眉点了点头，同时又耸了耸肩，好像是说：是的，但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普宁娜果然很漂亮：四十出头，看着一点也不老，脸上没有一条皱纹。所有男人都有英雄救美的幻想，小胡子边握着她那柔若无骨的手边想，而普宁娜正是那样一个能够满足男人心理的弱女子，惹人怜爱。最后发现，除了他们三个，其他人一个都还没来。只有承办聚会的人在忙个不停，把用锡箔纸包着的、盛满面包片的大盆子和大盘子一个个摆出来。不，普宁娜打消他们的疑虑说，他们没有来早，是其他人迟到了。

“都怪我，”她解释道，“我是临时决定办这次聚会的，所以直到今天才邀请你们。真对不起。”小胡子说没事。

一字眉已经站在盘子前，狼吞虎咽地吃起了意式烤面包片。面包片摆得非常整齐，他每拿起一片，盘子上就留下一个明显的缺口，好像被拔了牙齿似的。

一字眉知道这样不太礼貌，应该等其他客人到齐了再吃，但他实在饿死了。他今天给一个老头的上下牙床做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手术，做完后就匆匆换掉衣服，赶来参加聚会了，连先回趟家的工夫也没有。这会儿，他实在饿死了——确切地说，是又饿又尴尬。面包片味道不错，他又吃了一片——第五片——然后离开那些盘子，站到一边。

公寓的客厅非常大，而且连着外面的楼顶，中间只隔了一扇玻璃门。普宁娜说，她把阿夫纳“黑莓”手机里的联系人一个不落，全都邀请了，一共三百个。她知道仓促之间，肯定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来，但聚会还是会非常有趣的。

普宁娜上次备办惊喜聚会是在十年前。因为阿夫纳工作的关系，他们那会儿住在印度。当时，一位客人带来了一只狮子幼崽，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对待野生动物保护法，印度人似乎更懂得变通，或者，可能他们只是很少遵守吧。普宁娜对幼狮爱不释手，那是她生平见过的最可爱的动物。那次聚会，大家都玩得非常愉快。这倒不是说，她希望今天也会有人送一只幼狮给他们。她只是想让大家来，一块喝酒玩笑，好好乐一乐。

“我们大家都想搞个聚会，好好乐一乐，尤其是阿夫纳。过去几个月，他一直在为发行股票的事忙得不可开交，非常辛苦。”普宁娜说。

听了印度那次聚会的故事，小胡子突然记起自己也是带了礼物来的，于是把手伸进衣服口袋，拿出一只长条形的盒子。盒子用彩纸包着，上面印有他所在那家银行的标志。

“只是个小东西，略表心意，”他抱歉地说，“不过，这不是我送给你们的，是我们支行的全体员工送给你们的。”

他之所以感到抱歉，是因为听了关于狮子的精彩故事以后，一般的礼物是很难拿得出手的。普宁娜道了声谢，并跟小胡子拥抱了一下。考虑到他们并不认识，这个举动显得非常奇怪——至少，膏药鼻是这么想的。普宁娜坚持让小胡子暂时先拿着，等会儿亲自交给阿夫纳。

阿夫纳会非常高兴的，她说，他最喜欢礼物了。

最后这句话令一字眉感到非常难堪，因为他什么也没带。膏药鼻同样没带礼物，不过，他什么也没吃，而一字眉已经吃了六片面包、两块鲱鱼和一些鱿鱼寿司——端盘子的伙计向他指出了两次，这些鱿鱼寿司是“不洁” [60] 的，但他还是吃了。一字眉后悔自己来了，但这会儿，他只能等阿夫纳和其他客人到来，然后趁大家吃喝玩笑时偷偷溜走。不过，他知道自己根本脱不了身，因为从进门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分钟，其他客人还是一个也没来。

“你刚才说阿夫纳什么时候会到家的？”一字眉假装漫不经心地问。但是，普宁娜还是着急了。

“他本来这会儿就该到了的，”她回答，“不过，他不知道聚会的事，所以可能会稍微晚一点才到。”说完，她给一字眉倒了杯酒。后者婉拒了，但普宁娜一定要让他喝。

膏药鼻问有没有干邑白兰地。普宁娜听了非常高兴，急忙去酒柜拿了一瓶。因为穿着细高跟鞋，她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的。

“承办聚会的很可能也准备了干邑白兰地，”普宁娜说，“但绝对比不上这瓶。这么一瓶，给所有的客人喝，可能不够，但足够我们四个要好的喝了。所以，让我们来干上一杯吧。”

说完，她为膏药鼻倒了一杯，又给自己和小胡子各倒了一杯。接着，他们四个都举起了酒杯。看到没人打算说点什么，小胡子立刻“挺身而出”，祝愿在场的人聚会不断，惊喜连连，并祝愿阿夫纳尽快赶到，要不然，就什么也吃不到、喝不到了。说完，他和普宁娜都哈哈大笑起来。

一字眉感觉这句话像是针对自己说的。不错，他进门后是吃了很多东西，但他还是觉得小胡子很卑鄙，竟然拿他开玩笑。普宁娜也是，太无礼了——这么句毫无幽默感的话，也值得笑成那样，连大牙的人造冠都能看到了。别忘了，那还是他给她弄的呢。就这样吧，他下定决心，暗自想道，我要走了。不过，他会礼貌地提出来，免得别人难堪。恕我直言，一字眉确实该走，因为他老婆正在家里等他，待在这里只会让他感到不自在，寿司又是“不洁”的。

听到一字眉结结巴巴地说要走，普宁娜反应非常激烈。“你不能走，”她死死地抓着一字眉的手，说，“这次聚会对阿夫纳非常重要，要是你走了的话……你也看到了，其他人都还没来。不过，他们会来的。”她立刻冷静下来，继续说：“他们大概是在路上堵车了，这会儿正是下班高峰期。但要是阿夫纳比他们先到的话，他开门后会发现家里只有两个客人——虽然是非常不错的人，但只有两个。当然，承办聚会的那些人不算。那样一来，阿夫纳肯定会失望的。谁也不想在五十岁生日那天失望，五十岁的人生很不容易。何况最近几个月，阿夫纳过得非常辛苦。所以到家的时候，他肯定不想看到客厅里冷冷清清的。”

“就算有三个客人也不多。”一字眉毫不留情地捅破了窗户纸。说句心里话，他补充道，如果他是普宁娜的话，就干脆取消聚会，然后赶在阿夫纳回来之前把家里收拾干净。

普宁娜立即同意了，于是叫来承办聚会的负责人，告诉他不要再搬食物上来了，并让他带着手底下的人，去楼下他们开来的面包车里暂时等待。等其他客人来了以后，她会发短信叫他们上来的。

而他们四个人呢，普宁娜对另外三人解释道，就在客厅坐着，边喝酒边等阿夫纳。说这话时，她仍然抓着一字眉的手。

也许，她本该办个稍微温馨点的聚会的。毕竟，五十岁的人不喜欢大吵大闹，而喜欢跟几个要好的朋友唠唠家常，聊些既有趣又有深度的话题。

一字眉本想告诉普宁娜，在场的这三个人谁都跟阿夫纳不熟，但看到她马上就要落泪了，于是决定默不作声，并任由她把自己拉到沙发那儿坐下。膏药鼻和小胡子也跟着坐到了沙发上。

在安慰人这事上，小胡子堪称“世界冠军”。他生平遇到过许多在投资中血本无归的客户，知道该如何安慰他们，尤其是女人。这会儿，他不停地对另外三人说笑，给他们倒酒，还把一只手搭到普宁娜瘦弱的肩膀上，以安慰她——要是正好进来个陌生人，肯定会误以为他们俩是夫妻。

膏药鼻看上去倒是显得非常自在，因为他并不着急离开。他老婆总是像死了亲人似的，成天哭丧着脸，他那两岁大的孩子又非常烦人，而且今天该他给孩子洗澡了。

在这里，他可以闲坐着，喝点小酒，认识几个稍微比自己成功的人——至少是在财富上。他甚至可以说自己是在工作。

回到家中，无论多晚，他都可以装出筋疲力尽的样子，并说他们唠叨了整个晚上，把他的头都说大了，但他别无选择，只能微笑着忍受，因为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客户。

“这就是我的工作，”膏药鼻会对老婆说，“为了生活，我不得不听别人的废话，就像你不得不……”说到这，他会突然住口，好像完全忘了下面的事似的：他老婆已经两年多没工作了，生活的整个担子全都落到了他一个人的肩上。

他老婆很可能会哭着对膏药鼻说，得产后抑郁症不是她的错。那是被科学证明了的一种病，不是她凭空编造出来的。产后抑郁症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化学反应，就像别的病一样。她巴不得回去工作——要是真能回去工作就好了，但是她力不从心，真的力不从心……膏药鼻会打断他老婆没完没了的哭诉，道歉说自己不是存心的，刚才那些话不知怎么就冒了出来。他老婆会相信他的话，或者不会。不过，鉴于他们夫妻之间早已出现了无法弥补的隔阂，信与不信又有什么区别呢？

小胡子似乎完全清楚膏药鼻在想些什么，又给后者添了点干邑白兰地。

这个小胡子不简单，膏药鼻心想，相反，那个一字眉有点神经兮兮的，让人感到很不自在。刚进门那会儿，那个一字眉一直在吃东西，而这会儿，他干脆只盯着手表，在自己身上东抓抓西挠挠。刚才，普宁娜劝他别走，他还差点打断普宁娜的话，告诉普宁娜别拦他，放他走。他在这里纯粹是多余的。你可能以为他是阿夫纳的发小或者什么人，但其实，他只是给阿夫纳补牙的。

不过，想想有点奇怪，膏药鼻继续想道，来的竟然只有他们三个人。阿夫纳那些真正的朋友到底怎么回事呢？他们瞧不起他？他得罪了他们？要不就是他干脆没有朋友？

这时，门上的对讲机发出了蜂鸣声，普宁娜急忙跑过去接听。小胡子冲一字眉和膏药鼻眨了眨眼睛，接着又给大家添了一回酒。“别担心，”他安慰一字眉，“没事的。”好像一字眉也是他的客户似的——投资失败的客户。

对讲机里只是承办聚会的负责人。他们的面包车挡住了别人的车，他问能不能把车停到公寓的停车场里去。没等普宁娜来得及回答，电话铃响了。于是，她又冲过去接电话。但是，电话那头没有任何声音。

“阿夫纳，”普宁娜问，“你在哪？你没事吧？”她知道是阿夫纳打来的，因为电话屏幕上显示着后者的号码。但电话那头没有回答，只传来一阵嘟嘟的忙音。

普宁娜哭了起来，但哭得很怪：眼里噙着泪水，全身上下不停地哆嗦，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整个人看着，就像手机在震动。小胡子走过去，从她手里接过酒杯——稍微再迟点，她的酒杯就掉到地上了。

“他肯定出什么事了，”普宁娜一把抱住小胡子，说，“他有点不对劲，我能感觉到。这么长时间来，我一直都能感觉到，所以才打算办个聚会，让他开心开心。”

小胡子把普宁娜扶到沙发那，挨着一字眉坐下。

一字眉变得越来越焦躁了。他本想在普宁娜过来后，就对她说自己得走了，老婆正在等他，但这些话，他现在怎么也说不出口了。由于挨得非常近，他都能听到普宁娜的心脏在怦怦乱跳。后者的脸色也异常苍白，眼看就要晕过去了。

膏药鼻端来一杯水，小胡子接过去，送到普宁娜嘴边。普宁娜呷了一小口，开始平静下来。

她刚才的样子可真吓人，一字眉想。

不知道她老公在电话里对她说了什么，膏药鼻想。

就算她现在很脆弱，小胡子想，就算她差点晕过去了，但她仍然是个女人。想到这，小胡子感觉裤子底下的家伙不由变硬了。他希望没人注意到自己身体的变化。

这时，门上的对讲机又响了。还是承办聚会的负责人——他在等着回话，问到底能不能把车停到公寓的停车场里去，还说这会儿，街上到处都是车，根本找不到地方停一辆大面包车。接听对讲机的是膏药鼻，他把那人的问题大声重复了一遍。

小胡子冲膏药鼻点了点头，示意他告诉那人，可以把车停到公寓的停车场里去。但处于半昏迷状态的普宁娜嘟哝道，不能占用别家的停车位。十七楼住着个非常难说话的人。就在上星期，有个熟人顺路来看她，结果才在她家待了一个小时可能还不到，车就被拖走了。

一字眉自告奋勇，要下楼去告诉承办聚会的人，别把车停到公寓的停车场里去。那样一来，他暗想，就可以趁机溜走了。

小胡子说他应该留下，因为普宁娜还没完全恢复，最好能有个医生在旁边。“我是牙医。”一字眉说。“我知道你是牙医。”小胡子顶了他一句。

普宁娜说，他们得马上赶去阿夫纳的办公室看一下。他平时打电话不会像刚才那样，没说话就直接挂掉。总之，他最近不太对劲，一直在吃药。阿夫纳对她说，自己吃的是治头痛的药，但她知道治头痛的药是什么样子的，阿夫纳吃的并不是醋氨酚或布洛芬，而是椭圆形的黑色药丸，跟她见过的其他任何药都不一样。而且，阿夫纳夜里还经常做噩梦——她听到他在梦中大喊大叫。

“去跟科哈维谈一谈，”阿夫纳会在梦中大喊，“去跟科哈维谈一谈！”她问阿夫纳怎么了，他回答没事，自己不认识叫科哈维的人。

但是，她知道阿夫纳其实认识那个人——伊加尔·科哈维。阿夫纳的“黑莓”手机里就有那个人的号码。他“黑莓”手机里的所联系人当中，她唯独没给那个人打电话，怕那个人会破坏聚会的气氛。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普宁娜说，“我感到很害怕。”

小胡子点了点头，说他们四个人都应该赶去阿夫纳的办公室，看看他是否出事了。

一字眉说他们都有点自乱阵脚了，普宁娜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再给阿夫纳打个电话。电话中断，那是常有的事。可能是阿夫纳真出了什么事，但也有可能是电信公司出了什么故障。大老远地赶去海尔兹利亚之前，他们应该先确认一下。

于是，普宁娜哆嗦着拨了阿夫纳办公室的电话。她用的是免提模式。膏药鼻心想这有点奇怪，要是阿夫纳接起电话，对她说些私密的情话或把她大骂一顿，那就太尴尬了。

但是，电话那头并没有人接听。一字眉说应该打阿夫纳的手机，普宁娜照做了。电话录音说，这是阿夫纳·卡茨曼，他现在不能接听电话；有急事的话，发短信给他或打电话给他秘书。

阿夫纳的口气很傲慢，听着就像不可一世的暴发户。小胡子不认识阿夫纳，但根据后者说话的口气，他知道自己不喜欢那人。

小胡子所属银行的拉阿纳纳支行，很多客户也是那样的人。每次银行收取某项费用，那些客户就会非常生气。在他们看来，同意在小胡子的支行开户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银行不知道感激，还向他们收取换新支票簿的费用，或指望他们偿付因透支产生的利息，这实在太不要脸了，简直就是忘恩负义。

一字眉叫普宁娜给阿夫纳发短信，但小胡子打断他，说没时间可以浪费了，他们应该马上全都赶去阿夫纳的办公室。膏药鼻立刻表示了同意——对他来说，整件事就像一次历险，非常刺激。

事实上，膏药鼻一点也不担心阿夫纳自杀，因为后者的保单不包括自杀身亡。不过根据现在的情况，就算膏药鼻凌晨四点才回家，他也可以对老婆说，自己是在忙工作的事情。

这会儿，他们全都坐进了小胡子那辆崭新的“本田思域”。坐电梯下楼时，一字眉仍想说服大家分头行事，让他跟膏药鼻坐他自己的车去。但是，小胡子坚决反对。

膏药鼻和一字眉系着安全带，坐在后排。他们的样子，活像两个周六跟全家出游的孩子。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一字眉没向小胡子告状：“爸爸，膏药鼻捉弄我”，或叫小胡子在加油站停一下车，因为他要尿尿。

那种事，一字眉还真做得出来。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要是这会儿爆发了战争，小胡子心想，如果要找个人照应自己的话，实在找不到人的情况下，他才会找一字眉。虽然很明显，阿夫纳是个极讨厌的人，但怎么说也是你的病人啊。你的病人不见了，病人的老婆情绪又非常低落，难道你还一心只想着吃面包片，吃完了就临阵脱逃？

后座的一字眉正在发短信——很可能是发给他老婆的，而且说的很可能是些挖苦的话。膏药鼻偷偷地瞄了几眼，但角度不对，没有看清。过一分钟，一字眉收到了回复。这时，膏药鼻终于看清了，写的是：“我在床上等你，除了袜子，什么也没穿。”

这让膏药鼻很嫉妒，因为他从未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他老婆最后一次想对他说点有撩拨意味的情话时，短信尚未发明。现在，他又不让情人们给他发短信或给他语音留言，因为他曾在报上看到过，就算删了信息，电信公司也存有记录；他们可以借此敲诈你，或干脆毁掉你的生活。

正值下班高峰期，在特拉维夫上班的人都赶着回家，所以去海尔兹利亚的一路上，交通非常拥堵。反方向的交通倒是一点也不拥堵。

一字眉心想，阿夫纳说不定在办公室度过了极其普通的一天，这会儿正开着车回家呢。刚才在电话里，他本来很可能是想对普宁娜说，自己爱她；他最近几天压力有点大，脾气差了些，请她原谅；还有黑色药丸的事——那些药其实是治痔疮的，他不好意思实话实说，所以就撒谎说是治头痛的。

到家后，阿夫纳会看到一辆面包车。车里，几个愤怒的人正在为了停车位跟他家楼上的一个住户打架。看到这一幕，他会想起佛家的一句话——世人总是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斗。接着，阿夫纳就会径直走向电梯，到达他家所在的楼层。打开公寓门后，他会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还会看见半瓶干邑白兰地。

普宁娜不在家，这会让阿夫纳感到非常难过。毕竟，今天是他的生日。他不需要普宁娜送他礼物，或为他办聚会——他们早已过了热衷惊喜或热闹的年纪，但叫人生的伴侣陪陪你，而且是在你不愿面对的五十岁生日那天，这个要求难道过分吗？与此同时，一字眉继续想道，普宁娜却在赶往海尔兹利亚的路上遭遇了堵车，真是太搞笑了！

但事实上，阿夫纳并没有开车回他家位于拉马塔维夫的公寓，也不在他位于海尔兹利亚的办公室。

四人最终赶到海尔兹利亚时，发现阿夫纳的办公室空无一人。门口的保安说不到一个小时前，他看见阿夫纳走了，还说阿夫纳拿着把枪。保安知道这一点，是因为阿夫纳曾叫他帮忙给枪上膛。这倒不是说阿夫纳不懂怎么给枪上膛，他其实是懂的，但枪里有什么东西卡住了，他想让保安帮忙弄一下。

可惜他找错人了——这名保安不是兰博 [61] ，只是个在偏远山村种了一辈子地的哈萨克老头。当年刚到以色列时，这个哈萨克老头曾要求做个农民，但政府里的人说不行；如今，只有泰国人和阿拉伯人才能做农活，他要么退休等死，要么当保安。

保安对小胡子说，听到他帮不上忙，阿夫纳就生气了，还开始骂人。

“他很没礼貌，”保安说，“很没礼貌，连我这么大年纪的老人都骂。再说凭什么骂我呢？我做错什么了啊？”

小胡子点了点头。他知道自己要是想安抚保安的话，也能够让后者平静下来的，但他现在没那个力气了。再说，听了枪的事，他感到非常生气。来这里的一路上，他一直在想普宁娜可能是过分担心了，但现在看来，普宁娜的担心一点也不过分。

“要是他问的是农活，不管什么，我都能帮忙，”保安对膏药鼻说，“我也很乐意帮忙。但对于枪，我完全是个门外汉。难道这也能成为骂人的理由？”

回车里的路上，普宁娜哭了起来。一字眉说事情已经不是他们所能掌控的了，得赶紧报警。

膏药鼻插嘴道，警察不会管的；如果没有关系，至少要过一天，他们才会挪一挪屁股。膏药鼻这么说，倒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而是因为一字眉让他受够了，不管一字眉说什么，他都想唱反调。

小胡子抚摸着普宁娜的头发，也拿不出任何主意。普宁娜哭的时候，他根本没办法思考——普宁娜的泪水淹没了他的大脑，所有的想法还没成形就全都被淹死了。再说，膏药鼻和一字眉在他旁边争论不休，让他完全没办法集中注意力。

“你们俩打个车走吧，在这里帮也不了什么忙。”小胡子对另外两人说。

“那你和普宁娜呢？”膏药鼻问。他真的不想走，不想出打车的钱，也不想跟一字眉坐同一辆车回拉马塔维夫。

小胡子耸了耸肩，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说的对。”一字眉说。他知道这是脱身的机会，而且小胡子真没说错，多两个人少两个人根本没有区别。小胡子和普宁娜两个人去警察局就行了，他们跟去也帮不了什么忙。

对于另外两人的主意，膏药鼻一点也不赞同。既然涉及了枪，那只有傻瓜才会回家。要是留下来，他或许就能改变什么，说不定还能救阿夫纳一命呢。就算没能救阿夫纳的命，而只是跟小胡子和普宁娜发现了他的尸体，那也可能是终生难忘的经历啊——也许不是最难忘的，但怎么说也是值得称道的经历啊。

最近几年来，膏药鼻就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经历，只有：一枚导弹落到他家公寓的北面，客房的附近，爆炸产生的气浪震碎了客房的窗玻璃；他跟一个朋友去看一场篮球比赛，电视台的摄像机恰好拍到了他打哈欠的画面。也许，儿子出生也算吧。不过，他当时并不在场——就在儿子出生的几分钟前，他接了个工作上的电话，惹得他老婆非常生气，把他赶出了产房。

总之，膏药鼻不愿离开，但他知道要是小胡子和一字眉都不同意，自己就不能死皮赖脸地赖在这里。唯一的补救办法只能是赶紧想出一个主意，而且必须是绝妙的主意。借此，他才能成为下一步行动的发起人，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我们得跟伊加尔·科哈维谈谈。普宁娜刚才说过，她从阿夫纳的‘黑莓’手机抄了那个人的电话。要是阿夫纳做噩梦梦到了那个人，那他肯定真的在想着那个人。谁知道呢，整件事看起来好像是阿夫纳要用枪自杀，但如果他不是要自杀，而是打算杀死那个人呢？我们应该打电话提醒那个人，顺便问个清楚。”这话，膏药鼻既是对小胡子说的，也是对普宁娜说的。

一听到“自杀”两个字，本已停止哭泣、只是还在喘气的普宁娜又开始哭了，而听到“杀”这个字，她立刻就昏倒了。

好在小胡子反应敏捷，在普宁娜的脸即将挨着地面的瞬间扶住了她。

膏药鼻跑过去，想帮小胡子一把，但后者脸上的表情明明白白地告诉他，那不是个好主意。

一字眉说没事的，只是压力太大的缘故。给她弄杯水，扶她到路边的长椅上坐一会儿，她马上就会苏醒过来。

“滚，你们两个都给我滚，”小胡子说吼道，“快滚！”

后来在出租车里，膏药鼻会对一字眉说，小胡子太过分了。他是谁啊，竟然那样吼他们？如今，就算军官吼士兵，士兵也可以向相关部门投诉的。所以，小胡子凭什么那样吼他们啊？他跟他们素不相识，再说，他们只是想帮忙而已。

上述那番话，是膏药鼻后来在出租车里说的。但这会儿，在皮图尔基 [62] 阿夫纳上班的办公楼下，他跟一字眉留下小胡子和普宁娜，一声不吭地走了。

小胡子把普宁娜搀到车边，并扶她在副驾驶座上坐好——他的动作非常小心，好像普宁娜是什么得轻拿轻放的易碎品似的。还没走到车边，普宁娜就苏醒了，然后半闭着眼睛，嘟哝起来。但直到扶她坐好，小胡子才开始听她说话。

“我渴。”普宁娜说。

“我知道，”小胡子说，“对不起，我车里没有水。不过，我们可以开车去买一瓶。来这里的路上，我看到有一家‘浓香咖啡’ [63] ，离这里非常近。”

“你觉得他已经死了吗？”普宁娜问。

“谁啊？”小胡子问。

他这是明知故问，目的是让普宁娜觉得自己的担忧毫无根据。但普宁娜只是死死地盯着他，并未像他以为的那样，回答“阿夫纳”三个字。

“他肯定没事。”小胡子说。他说话的语气听着令人信服——正是凭借这种语气，他先后当上了拉阿纳纳支行和拉马塔维夫支行的经理。

“我很害怕。”普宁娜说。她说这话的模样楚楚可怜，就跟那晚第一次见到她时，小胡子心中想象的一模一样。

于是，小胡子情不自禁地俯身向前，开始亲吻普宁娜发干的双唇。后者立刻躲开了。与此同时，小胡子没有看见任何动静，甚至没注意到普宁娜扬起手，脸上就挨了一巴掌。

一字眉到家时，他老婆已经睡了。那么晚了，他却一点也感觉不到困，身体极度亢奋。他的大脑知道今晚的一切——普宁娜的昏厥、他们几个人的等待以及那些古怪的争论，全都毫无意义，但愚蠢的身体却当真了。由于不困，他没有上床睡觉，而是坐到电脑前，开始查看邮件。

邮箱里只有一封邮件，是一个白痴发来的。那个白痴曾是他的小学同学，在某个网站找到了他的电子邮箱。

这就是互联网技术的弊病，一字眉想，发明互联网的人都是天才，而且很可能都坚信自己的技术将会促进人类的进步。但结果，世人并未把该技术全部运用于研究和学习，而是用来骚扰某个可怜的家伙——小学四年级的同桌。

他到底该给那个伊夫塔基·罗萨莱斯回些什么话呢？你还记得吗，我们曾在课桌的正中央画了一条线？每次我的胳膊越过那条线，你就用胳膊肘撞我的肋骨？

一字眉开始想象，要是业余时间就知道上网搜索自己根本不喜欢的、三十年前的某个同班同学，伊夫塔基·罗萨莱斯现在的人生会是什么样。想着，想着，他不禁产生了一丝优越感。

对罗萨莱斯的优越感持续了几分钟后，一字眉想到了自己。他自己的人生又是什么样呢？还不是一天到晚俯着身子，对着臭嘴，在烂牙上钻啊，补啊。

“这是个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谈到牙医时，他妈老是这么说。

有什么可值得尊敬的呢？牙医和水管工有什么区别呢？都是在臭烘烘的洞里又钻又补，都是为了生活，都有不错的收入，而且很可能，也都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职业。

只不过，一字眉的工作“非常受人尊敬”，但为了得到那份“尊敬”，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去罗马尼亚上了整整五年的学。相对而言，水管工花在学手艺上的时间大概要稍微少一点吧。

对一字眉来说，今天真是从业以来最倒霉的一天。做牙床手术过程中，那老头一直鬼哭狼嚎的，又不停地流血；对口腔深处进行抽吸清洁时，那老头还差点窒息而死。而一字眉呢，一边不停地安慰那老头，一边忍不住想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那老头起码得忍受一年的痛苦，才能适应植入的异物；即使最后适应了，说不定没过两天，就因为心脏病、癌症、中风等任何老年病一命呜呼了。

看病应该有个年龄限制，一字眉边脱鞋子边想，你得告诉病人：“你已经活得够长了。从现在开始，把剩下的寿命当做额外的奖励吧。痛？那就上床躺着吧。还是痛？那只能听天由命了：要么一命呜呼，彻底解脱，要么把痛熬过去。”

老年的光景，他边刷牙边想，就像一匹鼻喷白沫、四蹄如飞的野马，正向我狂奔而来。过了不多久，我就要一卧不起了。这么想着，他不由感到一阵轻松。

有生以来，普宁娜只打过别人两次巴掌。除了这次，还有一次是在十七年前，挨打的是阿夫纳。当时，阿夫纳还是个穷小子，不像现在这么讨厌，也没秃顶，但已经像现在这么自负了。他们在一家餐馆第一次约会。

阿夫纳对餐馆的服务员很不友好，硬是叫后者把已经端上来的食物退了回去。其实，那盘食物虽然谈不上美味，但还过得去。事后，普宁娜怎么也想不起，跟这个自大的家伙同桌吃饭的自己当时在做什么。

那次约会是普宁娜室友搭的线。她对普宁娜说，阿夫纳很聪明，而对阿夫纳说，普宁娜很迷人——这是普宁娜室友对于“漂亮”一词的委婉说法。

约会那天的整个晚上，阿夫纳都在滔滔不绝地大谈股票、金融衍生产品和机构投资人，让普宁娜根本插不上嘴。饭后，他开着破旧的白色“奥托比安基” [64] ，送普宁娜回到住处。他在普宁娜的公寓楼前停下车，熄了火，然后说想陪后者一块上去。

普宁娜说不必了。阿夫纳提醒她说，自己认识她室友，他只是想上去跟她室友打个招呼，并感谢她室友介绍他们认识。

普宁娜礼貌地一笑，说她室友在上夜班，要很晚才能回来，但她保证会把阿夫纳的问候和感谢转达到。说到这里，她已经打开车门，准备下车了，但阿夫纳一把关上车门，开始吻她。

对方的嘴唇没有丝毫的犹豫，也完全不顾她的感受。这虽然只是一个吻，但感觉就像强奸。

普宁娜扇了阿夫纳一巴掌，跳下了车。阿夫纳没有追上去，也没有叫住她。上楼后，她从阳台看到，那辆“奥托比安基”仍然停在楼下。大约一个小时后，她去睡觉时，那辆车还在楼下。

次日早晨，普宁娜还没睡醒，送花的就送来了一大把略显俗气的鲜花。卡片上只写着三个字：对不起。

“对不起，”小胡子说，“我不是有意的。”

普宁娜本可以对他不客气，质问他到底为什么亲她？为什么乘人之危？为什么开着辆满是椰子味空气清新剂和汗臭味道的破车，一路送她到海尔兹利亚？但是，她什么也没说。她没有说话的力气，只想让小胡子送自己回家。

“也许，我们应该报警，”小胡子说，“以防万一。”

普宁娜没有同意。她知道阿夫纳迟早会回家的，他不是会自杀或杀人的那种人。听了膏药鼻的话，她刚开始是感到很害怕，但这会儿静下心来想想，阿夫纳并不是那种会把枪伸进自己嘴里，或用枪抵着自己脑门的人。她低头看到自己的双手还在哆嗦，但她的心中早已认定阿夫纳没有出事。

小胡子没再说什么，顺从地把普宁娜送回了家。

承办聚会的面包车停在路边，两只轮子挂在人行道上，但还是挡着路。真可怜，他们一直在这里干等着。小胡子说他下车，去打发他们走——他是想帮普宁娜做点事，好将功补过。但普宁娜拒绝了——她不想惩罚他，也根本没力气惩罚他。

普宁娜下车后，小胡子把她喊住了。这会儿，普宁娜已经不再生他的气了，真的。他看起来完全像是好人。至于那个吻——也许是他没选对时间吧，但从他一进门，她就能感觉到他对她非常着迷，而且那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很享受那种感觉。

小胡子把送阿夫纳的礼物交给普宁娜，另外还给了一张名片，说自己的手机号也在上面；不管多晚，她都可以给他打电话。普宁娜点了点头。

她不会给他打电话的，起码今天不会。

膏药鼻找了个停车位，就在他家公寓的楼下。但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走上二楼，拿钥匙打开门，在漆黑的门厅脱掉衣服，然后蹑手蹑脚地爬到他那一侧的床上，而是信步走了起来。起初，他不知道要去哪里，漫无目的地走过了史坦德街、所罗门王街、乔治国王街和迪岑哥夫街。直到走到迪岑哥夫，他才意识到自己想去看看大海。

膏药鼻一路来到滨海大道，走下沙滩，然后脱掉鞋袜，光脚站定，用脚趾玩弄沙子。身后，他能听到车辆的嘈杂声和阵阵迷幻音乐——那音乐大概是从某家通宵营业的外卖酒店传出来的。身前不远处，他能听到海水拍打防波堤的波浪声。

“打扰一下，”一个小伙子突然冒出来，问，“你是这里人吗？”那人像当兵的那样，留着寸头。

膏药鼻点了点头。

“好极了，”寸头说，“那你应该知道可以去哪里找点乐子吧？”

膏药鼻本可以问对方指的是哪种乐子：酒，小妞，还是毒品？但那么问又有什么意义呢？他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找那些乐子。于是，他摇了摇头。

但寸头并不放过他，追问道：“你说你是这里人，对吧？”

膏药鼻没有回答，而是望向了远处。视线的尽头，漆黑的天空和漆黑的大海连成了一片。

不知道阿夫纳到底出了什么事，他想，真希望最后，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你是什么动物啊？

我正在写东西。今天，德国公共电视台的记者来我家采访，并叫我在电脑上写点东西，说作家写作的镜头能够吸引眼球。那名记者自己也知道这个主意非常俗套，但俗套也没什么，只是无聊罢了，但身为记者，她的职责就是利用灯光和与众不同的视角打破俗套，化无聊为有趣。我家的灯光堪称完美，连一盏聚光灯也用不着打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剩下的就只有我的事了——写东西。

刚开始，我只是假装写东西，但那名记者说不行，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要真写，”她要求道，接着解释说，“不要涂鸦，要写一个故事。动作要自然，就像平时写作那样。”我说在摄像机面前，自己感到很不自然，但她根本不听。“那就利用这种感觉，”她说，“根据这种感觉，写一个故事——写你感到多么不自然，这种不自然的感觉又是怎样让你突然产生了想要创作的强烈冲动。我说的冲动，是指从大脑一直到下身，传遍你全身的那种感觉。或者相反，是从下身传到大脑的。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不知道创作的冲动会流经你身体的哪个部位。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接着，她告诉我，她以前采访过一位比利时作家；每次动笔，那位作家的下体都会勃起。写作会“让他的阴茎变硬”——这是她的原话。这几个字很可能是从德语直译成英语的，所以听着才会这么别扭。

“快写吧，”那名记者催促道，“很好，我喜欢你写作时歪着脖子的痛苦样子。非常好，继续保持这个姿势。好极了，就这样，很自然。不要管我，就当我不在这里。”

于是，我就当她不在家里，自顾自地往下写。这样一来，我感到非常自然，就跟平时一模一样。我和德国公共电视台的观众们有笔旧账要算，但现在不是时候。这会儿，我得写东西，而且得写有趣的东西，因为那名记者已经提醒过了，要是涂鸦的话，我在镜头里的样子会非常难看。

这时，我儿子正好从幼儿园回来。看到眼前的情形，他跑过来，给了我一个拥抱。只要家里有电视台的人，他都会跟我拥抱。前两年，来采访的记者还得教他这么做，但现在，他早已是“行家里手”了——不看摄像头，径直跑过来，给我一个拥抱，并说：“我爱你，爸爸。”他还没到四岁，但已经知道了怎么回事。我儿子真是聪明啊！

德国公共电视台的记者说，我老婆还比不上我儿子。确实，我老婆的表现很不自然，一边不停地摸弄自己的头发，一边还偷瞄摄像机镜头。不过，这算不上什么问题，因为过后，你可以把她的画面剪辑掉。这就是电视的方便之处。现实中可不行，你无法把她从生活中剪辑或删除掉。能那样做的，只有上帝，或车子——要是那辆车把她撞了的话，再或者，就是可怕的疾病。我家楼上那人的老婆就是得绝症死的。他老婆得的不是癌症，而是肚子里出了问题，最后无药可救了。整整六个月，他老婆一直在便血——这是那人亲口告诉我的。六个月后，全能的上帝就把他老婆从生活中剪辑掉了。自从他老婆死后，经常有各种各样的女人来我们所住的楼里。她们都穿着很高的高跟鞋，身上散发出劣质香水的味道，而且来的时间也很奇怪，有时甚至中午就来了。我们楼上那人已经退休了，一天到晚闲着没事。至于那些女人呢，她们都是妓女——至少我老婆是这么说的。“妓女”两个字，我老婆说得非常自然，就像她平时说“大头菜”那几个字一样。但面对镜头，她就表现得很不自然了。所以说，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

我儿子很喜欢那些妓女。在楼梯上撞见那些妓女时，他会问她们：“你是什么动物啊？今天，我是一只老鼠，一只机灵的老鼠。”那些妓女马上就能反应过来，并随口说出一个动物：大象、熊、蝴蝶。每个妓女都会那样做。这很奇怪，因为换做别的人，我儿子提出同样的问题，他们就完全听不明白。

这让我突然想到，下次有电视台来采访的话，就找那些妓女代替我老婆。那样一来，肯定会显得更加自然。再说，那些妓女看起来很漂亮——虽然俗气，但是漂亮。而且，她们对我儿子很好。我儿子也会问我老婆是什么动物，但我老婆总是回答：“我不是动物，宝贝，我是人，我是你妈妈。”每次听到她这么回答，我儿子就会大哭起来。

我老婆为什么就不能顺着我儿子的意思回答呢？对于那些喷劣质香水的女人，她随口就能说出“妓女”两个字，但轮到哄小孩子的时候，她为什么就说不出“我是长颈鹿”这几个简单的字了呢？对此，我真的感到很烦，烦得想打人。不是想打她，因为我爱她。我想打的是别的什么该打的人，发泄一下。右翼分子可以冲阿拉伯人发泄，种族主义者可以冲黑人发泄，但我们这些信奉自由主义的左翼人士就没办法了。我们自己束缚了自己，以致无处发泄。“不要叫她们‘妓女’，”我教训我老婆说，“你怎么知道她们就是妓女呢？你从来没见过别人付钱给她们。所以，不要再那样叫她们了，好吗？换过来，要是有人叫你‘妓女’，你是什么感觉呢？”

“好极了，”那名德国记者说，“我喜欢你皱着眉头、狂敲键盘的样子。现在，我们只要再做两件事就行了。第一件是拍一下你作品的各种译本，好让观众知道你是个伟大的作家，你的文字被翻译成了各国语言。第二件是让你儿子再拥抱你一次。第一次的时候，他跑到你身边的速度太快了，我们的摄像师约尔格都没来得及调焦距。”我老婆问记者，她是不是也要再拥抱我一次。在心里，我非常希望那名记者会给出肯定的回答。我真的很想让我老婆再拥抱我一次。因为每次拥抱，她光滑的胳膊都会紧紧地搂着我，好像整个世界就剩下了我们两个人。“不用，”那个德国女人冷冰冰地说，“你刚才的那个镜头就可以了。”这时，我儿子问那个德国女人：“你是什么动物啊？”我立刻把儿子的问题翻译成了英语。“我不是动物，”那个德国女人边用长指甲理了理自己的头发，边笑着回答，“我是怪物，从大海对面来的怪物，专吃像你这样可爱的小孩子。”“她说她是会唱歌的小鸟，”我极其自然地把记者的话“翻译”给儿子听，“她说她是长着红羽毛、会唱歌的小鸟，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飞到这里的。”

[1] 阿莫司·奥兹和大卫·格罗斯曼都是以色列著名作家。

[2] 以色列城市。

[3] 以色列港口城市。

[4] 一种廉价商店，几乎所有商品的售价都是一英镑。

[5] 意大利货币名。

[6] 以色列城市。

[7] 白俄罗斯首都。

[8] 乌克兰南部港口。

[9] 俄罗斯东南部港口。

[10] 俄国一地区。

[11] 埃及东北部的半岛。

[12] 美国城市。

[13] 美国城市。

[14] 一种低热量的可乐。

[15] 以色列货币。

[16] 雷诺是法国的汽车集团，这里用品牌名借指车子。

[17] 犹太教神职人员。

[18] 犹太教的宗教机构。

[19] 以色列首都。

[20] 保妥帖（Botox）：主成分为高纯度的肉毒杆菌素a型；作为美容材料，可用于除皱、瘦脸和丰唇。

[21] 多拉（Dora）是一部系列动画片中的主角。她是个七岁的小女孩，身上总是背着个背包。

[22] 以色列著名的医院，位于特拉维夫。

[23] 阿维夏的昵称。

[24] 宠物食品品牌。

[25] 《圣经》中的人物。

[26] 中东地区常见的烤肉卷。

[27] 土耳其西部的港市。

[28] 惊险刺激或浪漫的长篇流行小说。

[29] 德国西北部的城市。

[30] “娇兰”是法国著名的香水品牌，“神秘”是其中的一个系列。

[31] 以色列南部小镇。

[32] 拒绝融入现代社会、死守传统的人。

[33] 以色列城市。

[34] 共同生活、工作、决策和分配收入的合作农场或工厂。

[35] 法国香烟品牌。

[36] 以色列东北部城市。

[37] 马自达是日本轿车品牌，兰蒂斯是其中的一个系列。

[38] 一款非常受欢迎的棋类游戏。

[39] 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位圣人也叫这个名字。

[40] 奥地利哲学家。

[41] 叫人解释墨水点绘的图形以判断其性格。

[42] 约旦河西岸的城市。

[43]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二年在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服役，一九九六年当上以色列总理。

[44] 位于苏丹。

[45] 犹太教神职人员。

[46] 穆斯林神职人员。

[47] 《小熊维尼历险记》中，小熊维尼的主人。

[48] 希勒尔的昵称。

[49] 一种香烟品牌。

[50] 在英语中，雅基（Yaki）和幸运（lucky）两词是押韵的。

[51] 食物名。

[52] 炖牛肉。

[53] 用剁得很细的鲤鱼肉、梭鱼肉或两者混合做成的鱼饼或鱼丸，再配上其鱼冻、浇上辣根汁。

[54] 此处原文是l'chaim，意思是为生命干杯。

[55] 犹太教的一个教派，是现代美国犹太教正统派。

[56] 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节日；那天，除病弱者以外，所有犹太人都要住进棚中，献上祭品，以感谢上帝的恩赐。

[57] 希腊食品，将鹰嘴豆、油和大蒜捣碎调制而成。

[58] 住棚节所待的棚屋。

[59] 拉马塔维夫和下文的拉阿纳纳都属于特拉维夫市。

[60] 指不符合犹太教教规。

[61] 史泰龙在电影《第一滴血》中饰演的角色，后指能够化解一切困难的英雄人物。

[62] 海尔兹利亚的一个区。

[63] 咖啡连锁店。

[64] 汽车品牌。

版权信息

绕颈之物

作　　者：[尼日利亚]阿迪契

译　　者：文　敏

总 策 划：黄育海

特约策划：彭　伦　蔡　耘

责任编辑：徐如麒

封面设计：张志全

品 牌 方：99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一号牢房

赝品

个人感受

幽灵

上个星期一

猴跳山

绕颈之物

美国大使馆

颤抖

婚事

过不了明天

固执的历史学家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标准。“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个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的。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的，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人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个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的莫泊桑，他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讲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若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个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必然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在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地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若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惟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看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看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了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中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一号牢房

我们家第一次遭窃，偷儿是我们的邻居奥西塔，他从餐厅窗口爬进来，偷走了我们的电视机、录像机和我父亲从美国带回来的几盘录像带：《紫雨》和《颤栗》 [1] 。第二次遭窃，是我兄弟恩纳玛比亚干的，他制造了有人擅闯入室的假相，偷走了母亲的首饰。事情发生在星期天。我父母去我们的老家姆贝斯 [2] 看望祖父母了，恩纳玛比亚和我去了教堂。他开着母亲那辆绿色的标致504。在教堂里，我们像往常那样坐在一起，但我们不像往常那样互相碰碰胳膊肘，悄声讥嘲某人丑陋的帽子或是磨损得开了线的束带长袍，因为当时恩纳玛比亚只坐了十分钟，没说一句话就溜出去了。在牧师开口说“弥撒结束，愿众位平安”之前，他又回到了座位上。我有点儿懊恼。我估计他是跑出去抽烟，或是去看某个女孩了，因为他手里有车，但他至少得跟我说一声他去哪儿了。回家的路上，我俩都默不作声，恩纳玛比亚把车泊在我家长长的车道上，他打开房门时，我停下来摘了一些红龙船花。一进屋，我看到他站在客厅中间。

“我们家遭窃了！”他用英语说。

我愣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房间里的东西乱七八糟撒了一地。甚至在那时候，我就已经觉出这情形有些夸张，抽屉都被拽出来了，好像干这事儿的家伙故意要给现场目击者留下某种印象。不过，也许事情就这么简单，我太了解我这个兄弟了。后来，父母回家了，邻居们一窝蜂地拥了进来，嚷嚷着“倒霉”，又将手指掰得噼啪作响，上下耸着肩膀，我独自坐在楼上的房间里，忍着胃里的阵阵恶心，因为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是恩纳玛比亚干的，我知道。我父亲也明白。他指着脱落的百叶窗板，说那是从里面掰开的，而不是从外面搞的（恩纳玛比亚还真有这么聪明，没准弥撒结束之前他就能赶回教堂了），而且，那窃贼竟然准确地知道母亲的首饰搁在什么地方——她的一个金属衣箱的角上。恩纳玛比亚瞪着一双受伤的眼睛，表情夸张地看着父亲说：“我知道我过去的行为让你俩遭受了很大的痛苦，但我从来不会做这种有损你们信任的事情。”他说的是英语，使用的是那种夸张的词汇，诸如“很大的痛苦”和“有损”什么的，他作自我辩护时常常这样。然后他就从后门跑出去了，那天晚上没有回家。或是第二天晚上出走的。或是第三天吧。他两个星期后才回来，满脸憔悴，浑身散发着啤酒气味，哭着嚷着，说他很后悔，是他偷了首饰卖给了埃努古的豪萨 [3] 首饰商，随后花光了所有的钱。

“你把我的金首饰卖给他们得了多少钱？”母亲问他。当他说出数字时，她两手捂着脑袋大叫起来：“噢！噢！上帝杀了我吧！”好像是说，她觉得本该卖个更好的价钱。我真想过去扇她一巴掌。我父亲让恩纳玛比亚写一份报告：写他偷首饰的经过，卖首饰的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以及在此期间他跟什么人混在一起。我估计恩纳玛比亚不会说实话，而且我觉得父亲也是这么想的，可他喜欢报告，我这个当教授的父亲。恩纳玛比亚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像模像样的报告。况且，恩纳玛比亚十七岁了，已经留起了精心呵护的小胡子。他正处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阶段，这个年纪挨老爸手杖已经不像话了。那么，我这父亲还做了什么呢？恩纳玛比亚写完报告后，父亲把它塞进他书房里那个钢制文件柜抽屉里存档，那里面保存着我们在学校里的成绩报告单之类的东西。

“他就这样伤他妈妈的心。”父亲最后只是这么嘀咕了一句。

当然，恩纳玛比亚并非存心要伤害她。他这么做，是因为母亲的首饰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一辈子积攒下来的金器。他这么做，还因为其他教授们的儿子也都这么做。我们这个宁静的恩苏卡校区里偷盗成风。男孩们从小穿着锃亮的棕色皮凉鞋去大学教职员工子弟学校上学，看着电视里的《芝麻街》、读着伊妮德·布莱顿 [4] 的书、吃着玉米片早餐长大，现在这帮人开始撬开邻居家窗上的遮蚊罩，推开玻璃天窗爬进人家屋里去偷电视机和录像机了。我们都认识这伙偷儿。恩苏卡校区是个小地方——三条街上房子挨着房子，彼此只隔着一道矮栅栏——所以我们不可能不知道是谁偷的。尽管如此，他们做教授的老爸老妈在教员俱乐部见面，或是在教堂和会议上碰头，只是口口声声抱怨起镇上的小混混窜到自己这神圣的校区来行窃。

这些行窃的男孩都是一些挺跩的家伙。他们夜晚开着父母的车出来游荡，将驾驶座往后移，伸长胳膊，手刚够着方向盘。奥西塔，就是恩纳玛比亚偷窃事件之前几个星期偷了我家电视机和录像机的男孩，总是那副深沉样儿，戴着一顶帽子，走起路来很有风度似的。他的衬衫总是熨得很挺括，我曾经注意过栅栏那边的他，看到他就闭上了眼睛，想象着他朝我走来，跟我说，我是他的。他从未觉察到我的关注。他偷了我家的东西后，我父母根本不会去埃布比教授家里，要求他儿子把我们的东西还回来。他们在公开场合说，这都是镇上的小混混们干的。可他们知道是奥西塔干的。奥西塔比恩纳玛比亚大两岁，大部分行窃的男孩都比恩纳玛比亚大一些，这也许是恩纳玛比亚不敢去别人家行窃的缘故。也许，他觉得自己的年纪有资格去偷母亲的首饰了。

恩纳玛比亚跟母亲长得很像，蜂蜜色的皮肤，大大的眼睛，一张丰满而弧线优美的大嘴。母亲带着我俩去市场时，商贩们都起哄说：“嗨，太太，你怎么把这么好的肤色浪费在男孩身上，女孩的皮肤倒是生得这么灰暗？男孩要这么漂亮干什么用啊？”这时，母亲就会咯咯地笑起来，好像她有责任为恩纳玛比亚的好相貌表现出顽皮的开心样子。恩纳玛比亚十一岁那年在学校里用石块砸了教室的玻璃窗，母亲给他钱去赔偿损坏的玻璃，却没把这事儿告诉父亲。二年级时，他弄丢了图书馆的书，她对他的班主任说是被我家的男仆偷走了。三年级时，他本该每天提早离校去参加教义问答，结果他一次都没有去过，以致后来都没法接受圣餐礼，而母亲却对别的家长说他考试时得了疟疾。他拿了父亲那辆车的钥匙，用肥皂做了印模，还没来得及找来锁匠就被父亲发现了，可母亲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他怎么能做这样的实验，也没怎么当回事。当他偷了父亲书房里的考卷去卖给父亲的学生时，母亲冲着他大喊大叫，而转身却对父亲说恩纳玛比亚毕竟十六岁了，本来就该多给他一些零花钱。

我不知道恩纳玛比亚是否后悔偷了母亲的首饰。我一直没法从我兄弟那张挂着微笑的漂亮脸庞上看出他的真实感情。我们从来没有谈过这事儿。就在那时候，我母亲的姐妹送来了自己的金耳环。就在那时候，她又在摩齐亚太太那儿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来了一套吊坠耳环，那个迷人的女人是做意大利首饰进口生意的，我母亲每月一次开车去她那儿付首饰款。自从发生恩纳玛比亚偷窃首饰事件后，我们从来没谈过这事儿。好像我们假装恩纳玛比亚没干过这事儿就能给他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如果不是三年之后，恩纳玛比亚在大三时被逮进了警察局，这起偷窃事件也许再也不会被人提及。

我们这个宁静的恩苏卡校区刮起了一股帮会风。大学里几乎所有布告牌上都用醒目的粗体字写着：对帮会说不。最出名的帮会是“黑斧帮”、“海盗帮”和“皇家海盗帮”。它们曾经代表着温馨的兄弟情谊，而后来却演化成了人们称之为“帮会”的东西，那些对美国饶舌歌手如数家珍的十八岁小伙子，正经受着神秘而古怪的人生启蒙，以至于他们当中时不时会有一两具尸体撂在了奥迪姆山上。枪支、打打杀杀的忠诚，还有斧头，俨然成为了流行时尚。帮会大战成了最火的时尚：如果一个男孩向一个属于“黑斧帮”头目的女友献殷勤，那么过不了多久，这男孩在去买香烟的半路上，大腿上就会被人捅一刀，然后他没准摇身一变就成了“皇家海盗帮”的人，然后他那些“皇家海盗帮”的弟兄们就会闯入一家啤酒馆，顺手逮来某个“黑斧帮”男孩，朝他肩头射一枪，第二天，发现一个“皇家海盗帮”成员死在那家餐厅里，尸体倒在一排铝制汤盆上，当天晚上，在某个讲师家里，一个“黑斧帮”男孩又被砍死在自己的房间里，他的CD音响上鲜血淋漓。这些都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事情。这些非常事件很快就成为常态了。女孩子们下了课就窝在宿舍房间里，而教师们听到苍蝇嗡嗡地飞过也会全身发抖，大家都被吓坏了。于是就召来了警察。他们开着摇摇晃晃的蓝色标致505飞快地驶过校园，锈蚀的枪管伸出车窗，像是在吓唬学生。恩纳玛比亚在课堂上笑翻了。回到家里又议论起来，他觉得警察本该表现得更好一些。所有的人都知道，帮会男孩手里的家伙比警察的更先进。

父母亲默不作声地注视着恩纳玛比亚哈哈大笑的面孔，我知道他们也在担心，不知道他是不是帮会中的人。有时候，我觉得他是。帮会男孩都很拉风，而恩纳玛比亚就挺跩的。那些男孩们看见他走过就大声喊他的绰号——“疯客！”——跟他握手。女孩们，尤其是当红的“大鸡仔帮”女孩，跟他打招呼时，拥抱的时间似乎也太长了点。他可以出入所有的聚会，无论是乏味的校园活动还是镇上更狂野的派对，他都是备受女人欢迎的男人，同时也是哥们圈子里的哥们，就是那种一天抽一包乐富门香烟、坐下来就能干掉一箱星牌啤酒的家伙。但有时候，我又觉得他不是帮会中的人，因为他太受欢迎，跟所有不同派别的人好像都是哥们，倒没有一个敌人。当然，我也不能完全肯定，我这兄弟是否有——胆量，是否敢于铤而走险——混入帮会组织。只有一次，我当面问他是不是帮会中的人，他惊讶地看着我（他的睫毛长而浓密），好像我本该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这之前他说过，“当然不是。”我相信了他。我父亲也相信了他。可是我们对他的信任几乎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他已经被捕，并以帮会成员的罪名被起诉了。他对我说——“当然不是”——是在我们第一次前往关押他的警察局探视他的时候。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是一个燠热的星期一，四个帮会成员蹲守在校区大门口，拦截了一位教授驾驶的红色奔驰车。他们用枪顶住她的脑袋，逼她离开车子，然后他们把车开到工程学院，在那里，他们开枪射杀了三个刚走出阶梯教室的男孩。当时是中午。我正在附近上课，我们听到了猛烈的枪击声，我们的讲师第一个冲出教室。然后是一片尖叫声，楼梯上突然乱七八糟地挤满了张皇失措的学生。外边，三具尸体躺在草坪上。那辆红色奔驰鸣着尖厉的喇叭开走了。许多学生当即拿包走人，摩托车司机以高于平时两倍的收费送他们去停车场。主持学校事务的副校长宣布取消所有夜间课程，晚上九点以后学生一律不准出门。这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枪击发生在热热闹闹的大白天，或许对恩纳玛比亚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宵禁开始的第一天，晚上九点他就不在家，那个晚上他就没有回家。我估计他是住到朋友家了，再说他也并不经常回家。第二天上午，一个保安来告诉我父母，恩纳玛比亚被逮走了，他和另外几个帮会男孩一起被塞进警车送往警察局了。母亲一听便尖声大叫：“不许这么说！”父亲平静地谢过保安。他开车带我们去了镇上的警察局。在那儿，一个治安警官嘴里含着脏兮兮的钢笔帽，说：“你们是来找昨晚被捕的那几个帮会男孩吗？他们被带到埃努古去了。案情非常严重！这回，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铲除这些帮会祸害！”

我们回到车里，新的恐惧攫住了我们。在恩苏卡——我们这里是个生活节奏缓慢、与世隔绝的地方，而镇上的生活节奏更缓慢，更加与世隔绝——总还能够想想办法，父亲也许认识警方的头儿什么的。但在埃努古，我们却什么人都不认识，那是驻扎着尼日利亚陆军机械师的州府城市，那里有警察总部，繁忙的十字路口都配有交通监督员。那儿的警察遇到棘手的案子就会大开杀戒，并以此闻名遐迩。

埃努古警察局四面筑着围墙，形状不规则的院子里挤满了一幢幢房子，悬挂着“警务专员办公室”牌子的大门外堆着几辆锈迹斑斑的报废车。父亲将车驶往院子另一头那个长方形的小平房，到了那儿，母亲拿出钞票，还有乔洛夫炒饭 [5] 和肉食贿赂两个当班警员，那些东西都装在一个扎紧的黑色防水胶袋里，于是他们准许恩纳玛比亚走出牢房，跟我们坐到一棵伞形树下的长凳上。没人问他为什么明知夜晚宵禁却还呆在外面。没人抱怨警察毫无理由地闯进酒吧，逮走了所有在那儿喝酒的男孩和酒吧侍者。我们只是听恩纳玛比亚说话。他叉着两腿坐在木头长凳上，面前摆着盛着米饭和鸡肉的保暖瓶。他的眼睛有所期待地闪闪发光：一个马上要开始表演的艺人。

“如果都像管理我们这间牢房那样去管理尼日利亚，”他说，“我们这个国家也许就不会有问题了。这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我们这间牢房里有个老大，叫阿巴查将军，他还有个二把手。你一进这间牢房就得给他们交钱。如果不交，你就有麻烦了。”

“那你身上有钱吗？”母亲问。

恩纳玛比亚笑笑，由于前额添了一个小虫叮咬的丘疹般的疱肿，他那张脸甚至变得更漂亮了，他用伊博语说，在酒吧里被逮捕之前那一刻，他迅速将钞票塞进了自己的肛门里。他知道如果不藏好就会被警察拿走，他也知道到了牢里需要用钱来打点自己。他咬了一口炸鸡腿，又改用英语说：“阿巴查将军对我藏钱的这一手非常欣赏。我已经过了他这道关。我一直在说他好话。他们唱歌时，我们新进去的人都得捏着耳朵做蛙跳动作，他只让我跳了十分钟，而别人差不多要跳三十分钟呢。”

母亲抱住自己的身子，像是感觉很冷。父亲什么都没说，只是细心地观察着恩纳玛比亚。而我则想象着，我这个在老大面前过了关的兄弟，如何将几张一百奈拉 [6] 的票子卷成香烟般粗细，然后用手伸进裤子后面忍痛塞入体内。

过后，我们驾车回恩苏卡的路上，父亲说：“在他闯入自己家里行窃那回，我就该有所行动了。我本来就该把他送进牢房。”

母亲盯着车窗不吭声。

“为什么？”我问。

“你看，这回倒是把他震住了。难道你没看出来？”父亲露出苦笑问我。我可没看出来。那天是没看出来。在我看来，恩纳玛比亚似乎安之若素，他能将钱一股脑儿塞进屁眼里。

恩纳玛比亚第一次被吓着，是看见一个“皇家海盗帮”男孩的哭泣。那男孩长得高大强壮，传说此人有过杀人记录，下学期有望成为帮会头目，可是现在被关进牢房，吓得缩成一团，牢房老大在他后脑勺上敲了一棍子，他还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我们第二天探监时，恩纳玛比亚把这事儿告诉了我，口气里充满了不屑和失望，好像突然让他看到“绿巨人” [7] 原来是罐绿油漆。几天后，他又受了第二次惊吓，那件事情发生在一号牢房，那间牢房离他的牢房很远，两个警察从一号牢房拖出一具肿胀的尸体，在恩纳玛比亚他们的牢房前停下来，以确保他们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见了那具尸体。

就连牢房老大对一号牢房也心存畏惧。恩纳玛比亚和同牢房一些能够出钱洗澡的人，用盛过油漆的铁桶贮满水，拎到院子里去擦身，警察就在一边看着他们，还常常冲着他们叫喊：“别洗了，否则把你们关进一号牢房！”一号牢房是恩纳玛比亚的噩梦。他不能想象还有比自己这间牢房更可怕的地方，这间牢房里塞满了犯人，他经常被挤得只能贴着四处开裂的墙壁站着。墙壁缝里全是小虫子，咬起人来非常厉害。每当他叫喊起来，同牢房的人就称他“牛奶香蕉男孩”、“大学男孩”、“奶娃娃男孩”。

那些虫子个儿很小，咬起人来却挺凶。晚上咬得更凶。牢房里的人都是脑袋顶着别人的脚丫子，侧着身子睡觉，只有牢房老大能够整个背脊躺在地上很舒坦地睡。也只有牢房老大可以享用盛在盘子里的木薯饭 [8] ，享用每天送进牢房的菜汤，其余的人只能每人喝两口。这是恩纳玛比亚关进去的第一个星期告诉我们的。他说话的时候，我心里在想，不知墙壁里的虫子有没有咬到他脸上，不知他前额蔓延开来的丘疹疱块是不是受到虫咬的感染。有些丘疹疱的尖顶上已经渗出了脓水。他一边抓挠一边说：“我今天不得不坐在一件雨衣上，一直坐在那上面。厕所都漫出来了。星期六才冲厕所。”

他的声调像演戏那样夸张。我很想叫他闭嘴别说了，因为他好像很享受自己这种没有尊严的受害者的新角色，因为他不明白：警察允许他出来享用我们带去的食物该有多么幸运，那天晚上他在外面喝酒是多么愚蠢，而他被释放的几率是多么不确定。

在他被关进去的头一个星期，我们每天都去看他。我们坐着父亲那辆旧沃尔沃上路，因为我们觉得母亲那辆更旧的标致504在恩苏卡校区以外行驶不太安全。当我们驶过路上的警察岗哨时，我注意到父母的不同表现——难以捉摸，但确实不同。只要我们被粗野而贪贿的警察拦下检查，我父亲就不再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了。他从不说起我们被警察延误了一个小时，就因为他不肯向他们行贿，也不提起警察拦下那辆巴士的事儿，当时我那漂亮的表姐奥杰奇正在那辆车上，他们把她一个人拽出车外，骂她是婊子，因为她有两个手机，又向她索要钱财，她在大雨中跪在地上求他们放她走，因为那辆巴士就要开走了。而我母亲也不再嘀嘀咕咕地抱怨了，这都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不适症状。我的父母都沉默不语了。他们不再有以往那种感觉，以为不再批评警察似乎就能让恩纳玛比亚早日获释。恩苏卡校区的高级警司曾用过“微妙”这词儿。恩纳玛比亚是否能尽快被释放，可能会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尤其是埃努古警察局长上了电视，沾沾自喜地做了关于逮捕帮会分子的访谈节目之后。帮会分子的问题变得更突出了。接着阿布贾 [9] 的大人物也来事了。每个人都要出来做些什么。

第二个星期，我对父母说我们别再去看恩纳玛比亚了。我们不知道这样来来回回还得跑多少趟，再说每天在路上驱车三个小时，旅途成本也太高了，就让恩纳玛比亚自己照料自己也没什么坏处。

父亲惊讶地看着我，问：“你这话什么意思？”母亲冲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便朝门口走去，她说没人求我去那儿，在我无辜的兄弟受苦的时候，我大可以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她朝车子那儿走去，我跑着追过去，可是当我冲到外面，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要干什么，于是抄起红龙船花丛旁边的一块石头，掷向沃尔沃汽车的挡风玻璃。挡风玻璃裂开了。我看见细细的裂纹像射线似的在玻璃上散开，然后转身上楼，将自己关在房间里躲避母亲的狂怒。我听到她在大叫大嚷。我听见父亲的声音。最后，一切都归于沉寂，我没有听见汽车发动的声音。那天，没人去看望恩纳玛比亚。这小小的胜利让我有点儿吃惊。

我们第二天去看他了。我们都没提起挡风玻璃上的裂纹，那散射的裂纹就像河面的涟漪冻成了冰花。那个皮肤很黑很讨人喜欢的值班警察问我们，为什么昨天没来，他已经在惦记我母亲的乔洛夫炒饭了。我原想恩纳玛比亚也会这样问，甚至会感到不快。但他却表现出一种奇怪的沉静，他这种表情我以前从未见过。他没有吃光眼前的那份炒饭。他的目光一直游移开去，看着院子那边一堆差不多全毁的汽车（都是一些事故车）。

“出什么事了？”我母亲问，恩纳玛比亚马上开口说话了，好像他就等着人家发问。他的伊博语说得很平稳，语气既不高也不低。前一天，他们牢房里塞进来一个老人，大约七十五岁上下，一头白发，满脸皱纹，身上有一种退休官员的老派清廉气质。他的儿子因抢劫武器被通缉，警察没抓到儿子就把他给关进来了。

“那人什么都没干。”恩纳玛比亚说。

“可你也什么都没干。”母亲说。

恩纳玛比亚摇摇头，好像说她没听懂。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变得更压抑了。他的话少了，而且大部分话题都跟那个老人有关：他没有钱，买不起洗澡水，别人都拿他取乐，或是污蔑他把儿子藏起来了，牢房老大对那老人根本不屑一顾，而老人看上去非常害怕，显得那么弱不禁风。

“他知道儿子在哪儿吗？”母亲问。

“他已经四个月没见到儿子了。”恩纳玛比亚说。

父亲也说了一些看法，他说不管那老人是否知道儿子的下落都与案件无关。

“当然啦，”母亲说，“这么做是不对的，但警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如果他们找不到要抓的人，就会把他的父母或亲戚给关起来。”

父亲的膝盖轻颤了一下——那是一个不耐烦的表示。他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提起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这人生病了，”恩纳玛比亚说，“他的手一直在颤抖，睡觉的时候也在抖。”

父母都沉默了。恩纳玛比亚拧上保暖瓶盖子，转身对父亲说：“我想把这些东西给他吃。可是如果拿进牢房，那个阿巴查将军会夺走的。”

我父亲走过去询问那个值班的警察，是否允许我们见一下恩纳玛比亚牢房里的那个老人，就几分钟。这回当班的是一个尖酸刻薄的浅肤色警察，母亲每次把贿赂他的炒饭和钱塞过去，他从来都没一个谢字。这会儿，他嘲笑我父亲说，让恩纳玛比亚出来已经足以让他丢掉饭碗了，而我们居然还想把另外一个人也弄出来，我们以为这是寄宿学校的家长访问日？难道我们不知道这里是关押犯罪分子的高度防范之处？父亲回来了，坐下叹了口气，恩纳玛比亚沉默地抓挠着他的疱疹。

第二天，恩纳玛比亚只是略微动了一下自己那份炒饭。他说起，警察说要清洁牢房，用掺了除垢剂的自来水冲刷牢房地面和墙壁，那老人买不起洗澡水，有一个星期没洗澡了，这时急忙冲进牢房，脱下衬衫躺到地上用那些带有除垢剂的水擦拭自己羸弱的背脊。警察看了都哈哈大笑，他们逼他脱光全身衣服到外面走廊上去游行示众，然后又大声笑着说，他那个贼骨头儿子知不知道他老爹的阴茎都皱缩干瘪了。恩纳玛比亚说到这些，目光凝视着橘黄色的炒饭，当他抬起头来，我看到我兄弟的眼里噙满泪水——我这俗不可耐的兄弟——我的心里对他涌起一股柔情，我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

两天后，校区又发生了一起帮会杀人事件：一个男孩在音乐系大楼前用斧头砍了另一个男孩。

“这样好。”我母亲说，她和我父亲正要再次去拜访恩苏卡的高级警司。“他们现在可不能说帮会男孩都被一网打尽了。”我们那天没去埃努古，因为我父母在警司那儿逗留的时间太长了，但他们回来时带来了好消息。恩纳玛比亚和那个酒吧招待很快就会被释放。那些帮会男孩中有一个是警察的线人，他坚持说恩纳玛比亚不是帮会成员。那天早上我们比平时离家要早，没有带乔洛夫炒饭，太阳已是热辣辣的了，车窗玻璃全都被摇下来了。母亲一路上显得紧张不安。往常她总是时不时提醒父亲，“小心啊！”好像父亲没看见另一条车道上的车子在危险地转弯，这回她更是不停地这样嚷嚷，以至于我们还没有走到“九英里”的地方（那儿沿街叫卖的小贩总是蜂拥而上，端着盛满熟鸡蛋和腰果的托盘围住汽车），我父亲就停下车发起火来，“到底是谁开车啊，乌佐奥玛卡？”

那个布满了建筑物的院子里，两个警察正在伞形树下抽打一个躺在地上的人。一开始，我心头一紧，以为那是恩纳玛比亚，但不是他。警察每抽打一下，躺在地上的男孩就蜷曲着身子叫喊一声。我认识这男孩，他叫阿波依，长着一张猎狗似的脸，阴沉而丑怪，经常驾着一辆雷克萨斯出入校区，据说他是“皇家海盗帮”的。我们进去时，我竭力不去看他。那值班警察脸颊上有一个部落标志的刺青，每次接过贿赂物品，他总会说一声“上帝保佑你”，这回一看见我们，他眼睛就瞟开去了。一阵刺痒爬过了我全身的皮肤。我知道事情不妙。我父母把警司的通知交给他。那警察没有看通知。他知道释放的命令，他告诉我父亲，那个酒吧男孩已经释放了，但这个男孩的事情有点儿复杂。我母亲嚷起来：“这个男孩？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儿子在什么地方？”

那个警察站起来。“我让我的上级来向你们解释。”

母亲冲过去，一把揪住他的衬衫。“我儿子在哪儿？我儿子在哪儿？”父亲把她拽开，那警察掸了掸自己的衬衫，怕被她弄脏了似的，然后转身走了。

“我儿子在什么地方？”父亲的声音是那么平静，却像钢铁般掷地有声，那警察站住了。

“他们把他带走了，先生。”他说。

“他们把他带走了？”我母亲打断了他的话。她一直在大叫大嚷。“你说什么？你们杀了我儿子吗？你们杀了我儿子？”

“我的上司说，你们来了就去传唤他。”那警察说，这回说完便转身匆匆走出门去。

他离开后，我感到一阵透心凉的恐惧，差点要像母亲那样追上去揪住他的衬衫，让他交出恩纳玛比亚。警察头儿来了，我仔细观察他脸上那种不露声色的表情。

“你好，先生。”他跟我父亲打招呼。

“我儿子在什么地方？”父亲问。母亲在一边喘着粗气。事后我才意识到，就在那一刻，我们三个各自都在怀疑恩纳玛比亚已经被彪悍的警察打死了，而这个人要做的事情就是编一个说得过去的谎言来告诉我们恩纳玛比亚的死因。

“他没什么事儿，先生。我们把他转移了。我现在就带你们去见他。”那警官好像有些惴惴不安，他的面部表情依然一片空白，但他不敢跟我父亲的视线相接。

“把他转移了？”

“我们今天早上接到释放的命令，但当时他已经被转移了。我们没有巡逻队，所以我就在这儿等候你们过来，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去他那边。”

“他在什么地方？”

“另一个地方。我会带你们去那儿的。”

“为什么要把他转移走？”

“当时我不在这儿，先生。他们说他昨天犯了监规，于是就被带到一号牢房去了，后来，所有一号牢房的人都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他犯了监规？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当时不在这儿，先生。”

我和那警官并排坐在后座。他身上散发着某种陈年的樟脑丸气味，我母亲的箱子里似乎永远都有那种气味。一路上，除了他向我父亲指路外，我们没有任何交谈，十五分钟后，我们就到了，父亲把车开得飞快，我的心跳也一样急促。那是一个小院子，像是荒废已久，里面长着一丛丛过于茂盛的野草，到处都是废酒瓶、塑料袋和纸片。那警官没等我父亲停稳车子就打开车门冲了出去，我又一次感觉到了恐惧的寒意。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路面没有铺沥青，也没有路牌和警察局的标志，空气中一片沉寂，一种让人感到陌生的荒凉。但那警官出来时带着恩纳玛比亚。正是他，我那英俊的兄弟，向我们走来了，看上去几乎没变样，但他走近我们，母亲拥抱他时，我看见他畏缩着向后退了一步，他左胳膊上满是鞭痕，只是看上去不那么显眼，鼻子上还有结痂的血块。

“噢，我的儿啊，他们为什么把你打成这样？”母亲问他。她转向那个警官。“你们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儿子？”

那人耸耸肩，他的举止中有了一种傲慢，看上去，他起先似乎也并不清楚恩纳玛比亚是否安然无恙，可现在他得说几句了。“你们没有把孩子管教好，你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因为在大学里工作。你们的孩子犯了事，你们觉得他们不应该受到惩罚。你很幸运呐，太太，非常幸运，他们把他给放了。”

我父亲说：“我们走。”

他打开车门，恩纳玛比亚上了车，我们开车回家了。一路上，父亲没有在任何一个检查站停留。在一处岗哨前，一个警察举枪示意，试图胁迫我们停下来，但我们飞快地过去了。途中母亲只说了一句话。她问恩纳玛比亚，是否要在“九英里”那儿停下来买一些点心？恩纳玛比亚说不要。我们到达恩苏卡时，他才开口说话。

“昨天，那些警察来问那个老人，他要不要来一桶不用花钱的水。他说好的。于是他们就逼他脱下衣服顺着走廊走过去。我牢房里的那些人都大笑起来。但也有些人说，不能这样对待一个老人。”恩纳玛比亚停了下来，他的眼神有些游离。“我冲着那些警察大喊。我说这老人是无辜的，他身体有病，如果他们一直把他扣留在这儿，他们永远都别想找到他儿子。他们叫我马上闭嘴，否则就把我弄到一号牢房去。我不在乎。我就是不闭嘴。于是他们就来把我拖出去，揍了我，然后把我带到了一号牢房。”

恩纳玛比亚说到这儿不说了，我们也不再问他什么。我脑子里想象着他扯着嗓门高声咒骂那些警察的情形，骂他们是蠢货、白痴、没有脊梁骨的软蛋、虐待狂、狗杂种，我还想象着那些警察大吃一惊的样子，那个牢房老大也张大嘴巴，一脸惊愕，而其他狱友都被这英俊的大学男孩的胆大妄为吓得目瞪口呆。我还想象，那老人带着令人惊讶的自尊，平静地拒绝脱下自己的衣服。恩纳玛比亚没有说起自己在一号牢房的遭遇，也没有说起被转移到新监舍以后的情形，在我想来，那是让人稍后就消失的地方。我那漂亮的兄弟，本来很容易将这段人生故事大肆夸张渲染，但他没有。

赝品

听说丈夫有了女朋友的消息，恩柯姆直愣愣地看着起居室壁炉架上那个两眼鼓凸而斜视的贝宁 [10] 面具。

“她真的很年轻，二十一岁的样子，”她的朋友伊杰玛玛卡在电话里说，“她留着短短的鬈发——你知道，就是那种很紧的小卷儿。不是蓬松的大卷。我想那是用定型剂做出来的效果。我听说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用定型剂。我本来都不想告诉你这档子事，我知道男人，也知道他们那德性，不过我听说那女人都住进你家里了。这就是你嫁给有钱人的后果。”伊杰玛玛卡停了一下，恩柯姆听见她吸了一口气——有意识地弄出一种夸张的声音。“我是说，奥比奥拉是个好男人，当然啦，”伊杰玛玛卡继续道，“可是把女朋友带进你们家里？太不尊重人了。那女人开着他的车在拉各斯四处兜风。我亲眼看见她在阿沃洛沃路上开着那辆马自达。”

“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恩柯姆说。她想象着伊杰玛玛卡扭歪的嘴巴，就像一只吮干汁水的橘子，一张能说会道却让人厌烦的嘴巴。

“我一定得告诉你，否则朋友是用来做什么的？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伊杰玛玛卡问，恩柯姆不明白她把高音落在“做”字上是不是有些幸灾乐祸。

随后的十五分钟里，伊杰玛玛卡开始聊起她回尼日利亚的见闻，自从她上一次回去过后，物价怎样飞涨——甚至吃的现在都贵得要命。沿街拦客叫卖的孩子是如此之多；通往她的家乡三角州 [11] 的主要道路又是怎样大片大片地被侵蚀。恩柯姆听着，适时发出啧啧的叹息。她没有提醒伊杰玛玛卡，她自己几个月前刚回过老家，就在圣诞节。她没有告诉伊杰玛玛卡她的手指都麻木了，她真希望伊杰玛玛卡没有打这个电话来。最后，她挂电话前向伊杰玛玛卡许诺说，她会在某个周末带着孩子们去新泽西看望伊杰玛玛卡——她知道自己根本不会兑现这个承诺。

她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然后就搁在桌上没去动它。她回到起居室，凝视着那个贝宁面具，它那紫铜色的抽象的五官都显得太大了。她的邻居说这玩意儿“高贵”，出于这种趣味，那对夫妇就在两幢房子里收藏起非洲艺术品了，他们过于热衷此道，将就着收罗了一些不错的仿制品，其实他们总是在津津乐道地谈论发现真品有多难。

恩柯姆想象着四百年前贝宁人雕刻面具原物的情形。奥比奥拉告诉过她，面具用于王室庆典仪式，人们将这些面具放置在王位两侧用以辟邪。只有经过特别挑选的人才能保管面具，也就是那些人，负责在国王去世时取来新鲜的人头用于殉葬。恩柯姆想象着那些威风凛凛的年轻人，那些肌肉强健的壮汉，棕色皮肤上闪烁着棕榈核油的光泽，围着优雅的缠腰布。她想象着——这是她自己的想象，因为奥比奥拉没说过这个——那些威风凛凛的年轻人，祈祷着别让自己去砍下陌生人的脑袋为国王殉葬，祈祷着他们也能用这面具来保护自己，祈祷着也有他们说话的份儿。

她和奥比拉奥刚来美国时她就怀孕了。这幢房子是奥比拉奥租来的，以后打算买下来，这儿闻上去有一股新鲜的气息，就像绿茶似的，短短的车道上铺着厚厚的砾石。我们住在费城附近秀美宜人的郊区，她在电话里告诉拉各斯的朋友。她把自己和奥比拉奥在自由钟附近拍的照片寄给朋友，在照片背后骄傲地写上“这是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地方”，并随照片附上了记述秃子富兰克林·本杰明事迹的光滑闪亮的宣传册。

她在樱桃木巷的邻居全是一些浅色头发、身材瘦削的白种人，他们走过来，自我介绍一番，然后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办驾照、装电话、找维修工，任何事他们都能帮忙。她不介意自己的口音、自己那种异乡人的样子使得她在他们面前显得很无助。她喜欢他们，喜欢他们的生活。奥比拉奥经常把这种生活说成是一种“塑造”。不过，她知道，他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像那些邻居的孩子一样，他们的孩子会把食物倒在垃圾筒里，说是“坏了”。在自己的生活中，在自己的童年时期，什么食物都是一把抓起来就吃下去的，不管是什么。

奥比拉奥在这儿只呆了最初的几个月就离开了，邻居们一开始没有问起他，后来就开始问了。你丈夫去哪儿了？出什么问题了吗？恩柯姆说没事儿啊，挺好的。他在尼日利亚和美国两头住，他们两处都有家。她见对方眼里带有怀疑的神色，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那种在佛罗里达和蒙特利尔有另外一个家的夫妇，夫妇各自在跟别人同居。

她把邻居们的好奇告诉了奥比拉奥，他听了大笑起来。他说那些白人就喜欢这样。如果你做事的方式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就认为你不正常，好像只有他们的方式才是唯一可行的。其实，恩柯姆知道许多尼日利亚夫妇终生都是厮守在一处，可她什么都没说。

恩柯姆一只手拂弄着贝宁面具半球形的金属鼻子。这是最好的仿制品，几年前奥比拉奥买来时说过。他告诉她，那些英国人在十九世纪后期 [12] 的“讨伐远征”中怎样劫走了那些面具原物，英国人用“远征”和“平定”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杀戮和劫掠。那些面具——有数千个之多，奥比拉奥说——都被称为“战利品”，现在陈列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

恩柯姆拿起面具往脸上套，它是凉冰冰、沉甸甸的，毫无生命气息。可是，奥比拉奥说起这个面具，以及所有别的物件，就像它们是有呼吸和体温的东西。去年，他买了那个诺克 [13] 赤陶俑摆在过道的桌子上，他告诉她，这原先是古代诺克人用来祭祀祖先的，他们把这些陶俑放在神龛里，供上少量食物。后来英国人把大部分陶俑都装车运走了，还跟当地人（奥比拉奥说那些人都是新皈依的基督徒和没脑子的蠢货）说那些俑人是异教徒。我们从来都不欣赏自己拥有的东西——奥比拉奥经常要说起那个愚蠢的政府首脑跑到拉各斯国家博物馆，强迫馆长将具有四百年历史的半身俑人给他，然后转手作为礼物送给英国女王的故事，之后总是用这样一句话来收尾。有时候，恩柯姆会怀疑奥比拉奥讲的是否属实，但她只是听着，因为他说起这些时激情四射、两眼放光，好像马上就要放声大哭。

她不知道他下个星期会带什么东西回家，她已经开始期盼那些艺术品了，想要触摸它们，想象着它们的原物，想象着它们背后的生命。下个星期，她的孩子会再一次嚷嚷着“爸爸”——对着一个活人，而不是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她晚上醒来时会听见身边的鼾声，会看到卫生间里另一条毛巾有人在使用。

恩柯姆瞟了一眼有线电视解码器上的时间。离接孩子还有一小时。她的女佣阿玛埃奇将整个窗帘细心地拉开几条缝儿，漫射进来的阳光在正中间搁着水杯的桌上投下一个长方形的黄色光影。她坐在皮沙发边上，环视着起居室，想起有一天来为他们换灯罩的那个“伊桑家居”的送货员。“你们买下的这个房子非常棒，太太。”他说，带着美国人那种好奇的微笑，那意思像是自信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拥有这样的东西。这是她开始喜欢的美国印象中的一项——毫无来由地充满希望。

起初，她刚来到美国就怀上了孩子，感到非常骄傲，非常兴奋，因为她加入了一个让人羡慕不已的行列——妻子来美生子的尼日利亚富人阶层。接下来，得知他们租用的房子也可以买入。抄底价，奥比拉奥说，当时他还没有跟她说我们要买下这房子。她很喜欢听他说“我们”，好像她真的也有发言权似的。而她也很高兴，他们又进入了另一个行列——拥有美国房产的尼日利亚富人阶层。

他们从来没有认定她在孩子们的事情上有发言权——阿达娜出生三年后又生了奥凯。事情就是这样。有了阿达娜后，一开始她并不亲手照料孩子，她去修了一些电脑课程，因为奥比拉奥说这是个好主意。奥比拉奥给阿达娜注册了一家幼儿园，当时恩柯姆又怀上了奥凯。后来，他找到了一家很不错的私立小学，他对她说他们的运气不错，那学校离家很近。开车送阿达娜上学只需十五分钟。她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的孩子能去学校念书，跟白人孩子并排坐在一起，而那些白人孩子的父母都拥有清寂的山庄别墅，她从来没有想象过这样的生活。所以她什么都没说。

头两年里，奥比拉奥几乎每月回家一次，而她和孩子们则在圣诞节回国。后来，当他终于签下一份政府采购大单时，他决定只在夏季来美国。住两个月。他不能经常这样旅行，他不想冒着失去政府采购大单的风险。而那些政府采购大单也一直都源源不断。他被列入尼日利亚最有影响力的五十位商界人士名单，他给她寄来《新观察》杂志上刊发照片的那一页，她把它和剪报一起放在文件夹里。

恩柯姆叹了口气，她用手捋着自己的头发。感觉头发太厚密，太老派。她打算明天去买些修发乳，做出发梢绕着脖颈周围翻翘的效果，这是奥比拉奥喜欢的发式。她打算星期五用热蜡脱毛剂将阴毛弄得纤薄些，那是奥比拉奥喜欢的模样。她出了房间走到门厅，踏上宽大的楼梯，然后又下楼走进厨房。她和孩子们在拉各斯老家过圣诞节的三个星期里，她每天都这样穿过房间走动。她可能会去嗅一下奥比拉奥壁橱里的气味，用手抚弄着他的科隆香水瓶，把疑惑排出脑海。有一次圣诞节前夜，电话铃响了，恩柯姆接过电话时那边却挂断了。奥比拉奥笑着说：“肯定是年轻人的恶作剧。”而恩柯姆也跟自己说，可能是某个年轻人的恶作剧，或者，更好的情况是，人家只是拨错了号码。

恩柯姆回到楼上，走进卧室，闻到一股刺鼻的来苏水气味，那是阿玛埃奇用来清洗瓷砖的。她凝视着镜子里自己的脸，她的右眼比左眼小。“美人鱼的眼睛。”奥比拉奥这样说。他认为，是美人鱼，而不是天使，是最美丽的造物。她的脸总会引得人们说——多完美的椭圆形啊，真是毫无瑕疵的深色皮肤——然而，奥比拉奥称她的眼睛是美人鱼的眼睛，让她感到了一种新的美丽，好像这种赞美给了她一双新的眼睛。

她拿起剪刀，举到头上，这把剪刀是用来给阿达娜头上扎的缎带剪出整齐的锯齿边的。她扯起一绺头发，剪刀贴着头皮，只在发根那儿留下大拇指甲那点长度，这足够用定型剂做成卷儿了。她看着头发飘落下来，像棕色的云片飘落在洁白的水槽里。她又剪下一些。丝丝绺绺的头发飘落下来，像烧焦了的飞蛾翅膀。她继续修剪。更多的头发飘落下来。有些落到了她眼睛里，刺痒刺痒的。她打了个喷嚏。她闻到今天早上自己搽抹的保湿霜的气味，想起她碰到过的一个尼日利亚女人——伊菲因瓦还是伊菲奥玛，她这会儿想不起来了——那是在戴拉瓦尔的婚礼上，她丈夫也住在尼日利亚，她留着短发，不过她的头发是天然的，没用修发乳，也没用定型剂。

那女人怨毒地说起“我们的男人”，很熟稔的口气，好像恩柯姆的丈夫和她的丈夫有着某种关联似的。我们的男人喜欢让我们呆在这儿，她对恩柯姆说。他们来这儿是打理生意或是休假，他们把大房子和汽车留给我们和孩子，他们给我们找了尼日利亚女佣，这样我们不必按美国的标准支付她们工钱，他们说做生意还是在尼日利亚更好，等等。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想住在这儿，尽管这里的商业环境更好？因为美国不承认“大人物”。在美国，没人围着他们“先生！先生！”地恭维，没人会在他们落座前冲过去掸去座椅上的灰尘。

恩柯姆曾问那女人是否打算搬回国内去，那女人转过身，翻着眼睛，好像恩柯姆得罪了她。我怎么能再回尼日利亚去？她说。你在这儿呆久了之后，你就不是原来的你了，你不再像尼日利亚人了。我的孩子怎么能融入那种环境？恩柯姆尽管不喜欢那女人修剃得过于整齐的眉毛（显着一副厉害相），可她明白她的意思了。

恩柯姆放下剪刀，唤阿玛埃奇进来收拾。

“太太！”阿玛埃奇尖声叫喊起来，“你干吗要剪头发呀？出什么事了？”

“难道我剪头发之前非得发生什么事吗？把头发收拾掉吧。”

恩柯姆走进自己的房间。凝视着盖着平滑的苏格兰佩斯利旋涡花纹呢床罩的大床。尽管阿玛埃奇有一双能干的手，也掩饰不了这张床另一边无人睡过的平整，事实上，那一边一年之中只使用两个月。奥比拉奥的邮件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他的床头柜里，还有那种办过预授信的信用卡、“亮视点” [14] 的小广告。这些东西让人知道，他确实生活在尼日利亚。

她走出房间，站在卫生间门口看着阿玛埃奇清理那些头发，她恭敬地把那些棕色发绺扫进一个畚箕。好像那些头发都带有某种神意。恩柯姆希望她别责备自己。自从她家用了阿玛埃奇，太太和女仆之间的界限这些年来非常模糊。美国就是这么教你的，她想。美国迫使你平等待人。再说，除了那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你都没有个可以说话的人，于是你转向你的女佣。还没等你明白过来，她就成了你的朋友。你们是平等的。

“我心里不痛快。”过了一会儿，恩柯姆说，“对不起。”

“我知道，太太，我从你脸上看出来了。”阿玛埃奇说着笑了。

电话铃响了，恩柯姆知道是奥比拉奥。别人不会这么晚打来电话。

“亲爱的，你好吗？”他说，“对不起，早些时候我没法打电话。我刚从阿布贾回来，和部长们在一起开会。我的航班延误了，半夜才到。现在快凌晨两点了。你都不敢相信吧？”

恩柯姆发出了同情的声音。

“阿达娜和奥凯都好吗？”他问。

“他们都挺好，都睡了。”

“你病了吗？你没事吧？”他问，“你的声音怎么听上去怪怪的。”

“我没事。”她知道应该向他汇报一下孩子们的情况，通常他电话打来晚了她总会说到孩子们。但她的舌头似乎肿胀了，沉重得无法让语言流淌出来。

“今儿天气怎么样？”他问。

“热起来了。”

“最好在我来之前别再热起来。”他说着笑了起来，“我订了今天的航班。我都等不及要见你们了。”

“你？——”她正想说什么，但他打断了她。

“亲爱的，我要走了。有个电话进来了，是部长的私人助理，约好这会儿通话！我爱你。”

“我爱你。”她说——对方已经挂断了电话。她试着想象奥比拉奥的模样，但她想象不出来，因为她不清楚他是在家里，还是在汽车里，或是别的什么地方。接着她又想到，不知道他是独自一人，还是跟那个短鬈发的女孩在一起。她的思绪萦绕着尼日利亚家里的那个卧室，她的，她和奥比拉奥的卧室，每个圣诞节她都觉得它像旅店的房间。那女孩挟着枕头睡觉吗？那女孩呻吟着在往车内镜里窥视？那女孩踮着脚尖走到卫生间，就像当年她自己还是未婚女孩时，和已婚的男友趁他老婆外出的周末约会时那样？

她在奥比拉奥之前有过几个已婚男友——拉各斯哪个单身女孩没有过？他叫伊凯纳，是个商人，为她父亲的疝气手术支付了费用。唐济，是退休将军，曾为她父亲家修补屋顶过出力，后来又为她家买了第一对真正的沙发。她原本有可能被他娶为第四个太太——他是穆斯林，可以向她提出求婚的——这样他就可以为她的弟弟妹妹支付学费了。毕竟，她是老大，这个想法让她感到羞耻，比挫败感还让她难堪，因为她没有担负起一个大女儿应该承担的责任，她的父母仍在骄阳似火的农庄卖苦力，她的弟弟妹妹仍在停车场上叫卖面包。但唐济没有向她提出求婚。接下来又有了别的男人，那些夸她有着婴儿般皮肤的男人，那些给过她短暂施舍的男人，那些因为她就读的是秘书学校（不是大学）而不会向她求婚的男人。因为尽管她有一张完美的脸，却仍然会搞错英语时态；因为她仍然（本质上）是个粗鄙的女孩。

后来，她在一个下雨天遇到了奥比拉奥，当时他走进广告公司的接待区，她向他微笑着说：“早上好，先生，需要我帮你做什么？”而他说：“需要啊，请让雨停下来。”美人鱼眼睛，这是他这么称呼她的第一天。他不是像其他男人那样跟她到一处私密的屋宅去幽会，而是带着她去了公众场合，一个很热闹的名叫“潟湖”的餐馆去吃饭，在那儿谁都能看见他俩。他问了她家里的一些情况。他点了酒，她尝着有点酸，他跟她说：“你以后会喜欢的。”就这样，她很快就让自己喜欢上了那种酒。她一点都不像他那些朋友的妻子，那些女人去过国外，彼此常在哈罗德百货商店购物时碰面，而她屏住呼吸等着奥比拉奥明白这一点，并离开她。但几个月过去了，他帮她的弟弟妹妹进了学校，在奥乔塔 [15] ，他把她介绍给划船俱乐部的哥儿们，让她走出自我封闭，在伊克贾 [16] ，他让她住进了带阳台的真正的公寓。当他问她愿不愿意嫁给他时，她以为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竟向她求婚，而她本来仅仅听到这句话就非常幸福了。

恩柯姆现在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占有欲，想象着那女孩躺在奥比拉奥怀里，睡在他们的床上。她放下电话，告诉阿玛埃奇她会马上回来，然后开车去沃尔格林 [17] 买了一盒定型剂。回到车里，她打开车灯，看着包装盒上那些女模特的图片，她们的头发都卷得紧紧的。

恩柯姆看着阿玛埃奇削土豆，看着薄薄的半透明的棕色土豆皮被削成螺旋状往下悬坠。

“看着点，你削得太薄了。”她说。

“以前我要是把山药皮削得太厚，我妈妈就把山药皮擦在我手上。那会让我痒上好几天。”阿玛埃奇说着笑了一下。她正把整个土豆切成四块。在老家，她也曾为了做炖蔬菜 [18] 削过土豆皮，可在这儿，在非洲商店里几乎找不到山药——真正的非洲山药，不是美国超市里当作山药出售的那种质地坚韧的土豆。那是仿制山药。恩柯姆想着，露出一丝微笑。她从未告诉过阿玛埃奇，她俩的童年非常相似。她母亲也许没有把山药皮擦到她手上，可当时几乎没有山药。只能找到什么吃什么。她记得母亲怎样捡来树叶（别人都不会吃这种东西）做成汤给他们吃，母亲非说那是可以吃的。对恩柯姆来说，那玩意儿难吃极了，总有一股尿臊味儿，因为她曾看见邻家男孩往那些植物根部撒尿。

“太太，你想用菠菜还是用干苦叶？”阿玛埃奇问。恩柯姆坐在那儿看她做饭时，她总是这样问。你要我用红洋葱还是白洋葱？要牛肉清汤还是鸡肉清汤？

“你喜欢用什么就用什么。”恩柯姆说。她接住了阿玛埃奇急速瞥向她的目光。恩柯姆一般总是说用这个或用那个。现在，她在想为什么她们要玩这种猜字谜游戏，为什么她们要做这种蠢事，她们彼此都知道阿玛埃奇在做菜方面比她精通多了。

恩柯姆看着阿玛埃奇在水槽里洗菠菜，看着她富有活力的肩膀，宽大而坚实的臀部。她想起了奥比拉奥带到美国来的那个羞怯而热切的十六岁少女，有好几个月都为洗碗机而着迷。奥比拉奥先是雇用阿玛埃奇的父亲当司机，给他买了摩托车，他说阿玛埃奇的父母感谢他的方式让他尴尬，他们跪在地上抱住他的双腿感谢他。

阿玛埃奇握着盛满菠菜的漏勺，抖去里面的汁水，这时恩柯姆说：“你那奥比拉奥先生有了女朋友，她已经住进拉各斯的家里了。”

阿玛埃奇的漏勺落到了水槽里。“太太？”

“你听见我说的了。”恩柯姆说。她和阿玛埃奇聊过孩子们模仿《小淘气》 [19] 里哪个人物最像，聊过“本大叔” [20] 比替代了乔洛夫炒饭的印度香米要好，聊过美国孩子和长辈说话的口气就像跟平辈人说话一样。可她们从未聊起过奥比拉奥，除了在他回家时，讨论一下给他做些什么吃的，或者他的衬衫如何洗涤。

“你怎么知道的，太太？”阿玛埃奇终于问道，转过身看着恩柯姆。

“我的朋友伊杰玛玛卡打电话告诉我的。她刚从尼日利亚回来。”

阿玛埃奇大胆地看着恩柯姆，好像要逼她把自己的话收回去似的。“但是，太太——她的消息靠得住吗？”

“我肯定她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跟我撒谎。”恩柯姆说着靠向椅背。她感到非常荒唐——想到她竟然要向别人保证她丈夫的女朋友已经住进她家里了。也许她应该怀疑一下，她本该想想伊杰玛玛卡酸溜溜的嫉妒，伊杰玛玛卡总有能让她崩溃的事儿要说。但和这件事情无关，因为她知道这是真的，一个陌生人在她的家里。她几乎能够感觉到，在她拉各斯的家里，在维多利亚花园城里，那里的邻居都住在高门深院的大宅里，把那儿当作自己的家。这才是家，这幢位于费城郊区的褐色房子，带有洒水装置，夏日里将水喷洒出完美的弧线。

“太太，下星期奥比拉奥先生回来时，你要跟他谈谈这件事。”阿玛埃奇带着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说，一边将植物油倒进锅里，“他会让那女人搬出去的。这是不对的，不能让她住进你的家里。”

“那么，他让她搬出去之后，又怎么样呢？”

“你就可以原谅他了，太太，男人都是这样的。”

恩柯姆看着阿玛埃奇，看着她的脚，穿在蓝色的拖鞋里，那么坚实，那么稳定地踩在地上。“如果我对你说他有了女朋友，你会怎么说？不是说她搬进我家去住了，只是说他有了女朋友。”

“我不知道，太太。”阿玛埃奇避开了恩柯姆的眼睛。她把洋葱片放进嗞嗞作响的油里，回身去对付锅里的嘶嘶声了。

“你是不是觉得，奥比拉奥先生一直都有女朋友？”

阿玛埃奇翻炒着洋葱。恩柯姆感到她两手的抖动。

“这不是我该管的事，太太。”

“如果我不想和你谈这事儿，我就不会告诉你了，阿玛埃奇。”

“但是太太，你也知道的。”

“我知道？我知道什么？”

“你知道奥比拉奥先生有女朋友。你从来不问，可你心里知道。”

恩柯姆感到左耳有一阵不舒服的刺痛。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真的吗？知道这事儿——难道她拒绝去想象一个具体的女人？难道她从来都不去想这种可能性？

“奥比拉奥先生是个好人，太太，他爱你，他没有拿你去赌橄榄球。”阿玛埃奇把锅子从炉灶上拿下来，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恩柯姆。她的声音变得柔和了，几乎像是献媚。“许多女人都是好嫉妒的，也许你的朋友伊杰玛玛卡也是出于嫉妒。也许她不是个真正的朋友。这种事情她压根儿就不该告诉你。你不知道这种事情会更好。”

恩柯姆一只手梳理着自己短短的发卷，早些时候她用了定型剂和鬈发活化剂，效果显得有些僵硬。接着她站起来洗了洗手。她想同意阿玛埃奇的看法，这种事情不知道才是最好的，可是接下来，她又不那么肯定了。也许伊杰玛玛卡把这事儿告诉我不是坏事，她想。伊杰玛玛卡为什么会打电话已经不重要了。

“看着点土豆。”她说。

那天晚上，孩子们上床后，她拿起厨房里的电话，拨了十四位数的号码。她几乎从来不往尼日利亚打电话。奥比拉奥会打过来，因为他的Worldnet手机打国际电话信号很好。

“喂，晚上好。”那边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带着未受过教育的伊博语口音。

“我是太太，从美国打来的。”

“啊，太太！”那边的声音变得温和多了，“晚上好，太太。”

“你是哪位？”

“尤切纳，太太。我是新来的男仆。”

“你来多长时间了？”

“到现在有两个星期了，太太。”

“奥比拉奥先生在吗？”

“没有，太太。他还没从阿布贾回来。”

“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怎么说，太太？”

“家里还有别的人吗？”

“西尔维斯特和玛丽亚，太太。”

恩柯姆叹了口气。她当然知道那管家和厨师会在家里，这会儿尼日利亚已经是半夜了。但这个新来的男仆的声音听上去怎么有些犹豫啊，这个新男仆，奥比拉奥忘记告诉她了？那个鬈发女孩在那儿？抑或她和奥比拉奥一起去阿布贾办事了？

“家里还有别人吗？”她又问。

一阵停顿。“太太？”

“除了西尔维斯特和玛丽亚，还有别人在吗？”

“没有，太太，没有。”

“你肯定？”

一阵长长的停顿。“我肯定，太太。”

“好吧，告诉奥比拉奥先生，我来过电话了。”

恩柯姆很快挂断了电话。我变成什么人了，她想。我在向我丈夫的新男仆打探，我甚至都不认识他。

“你想喝点什么吗？”阿玛埃奇问，恩柯姆不知道这是不是表示同情的意思，她略显斜视的眼睛里闪着水汪汪的光泽。喝点什么已经成了她们的传统，她和阿玛埃奇的。这传统是从恩柯姆拿到美国绿卡那一天开始的，她在孩子们上床后，给自己和阿玛埃奇都倒上了酒。“为美国干杯！”她在阿玛埃奇过于响亮的笑声中说。她不必等到办理签证后再返回美国了，不必再去忍受美国大使馆那些居高临下的问题了。因为有了那张挺括的塑料卡片（照片上的她看上去绷着个脸）。因为她现在真的属于这个国家了，属于这个让人充满好奇心而凡事不加掩饰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你晚上开车出去不必担心遭遇武装抢劫，在这个国家里，餐馆里供应的一人份食物够三个人吃。

可是她确实错失了家庭生活，失去了她的朋友们，失去了她身边那些抑扬顿挫的伊博语、约鲁巴语跟英语混杂的声调。当大雪覆盖了街上的黄色消防栓时，她错失了拉各斯的阳光——即便下雨天，太阳也会明晃晃地照射下来。她有时会考虑迁居国内，但从未认真想过，从未作具体打算。她和邻居们一周两次去费城的一个普拉提 [21] 健身班做健美训练；为孩子上学烤制小饼干成了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她预计很快就能享受银行“免下车”服务。美国已经越来越赢得她的心，一来二去就植根于她的体内了。“好的，喝一点儿，”她对阿玛埃奇说，“把冰箱里的酒拿出来，再拿两个杯子。”

恩柯姆没有用热蜡脱毛剂处理她的阴毛，去机场接奥比拉奥时她大腿之间没有任何变化。她看着后视镜，奥凯和阿达娜系着安全带坐在后座。他俩今天老老实实的，好像感觉到她的隐忍，她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以往她去机场接奥比拉奥总是笑逐颜开的，拥抱他，看着他拥抱孩子们。通常他回来的第一天他们都在外面用餐，在墨西哥餐馆或是奥拉比奥想让孩子的菜谱更多元化的其他餐馆。奥比拉奥总是回到家里才拿出礼物，而孩子们会待到很晚才睡，玩着新玩具。而她总是搽上他为她新买的气味浓烈的香水，不管什么牌子的（上床用的），换上一年只使用两个月的蕾丝花边睡衣。

他总是对孩子们的事儿发出惊叹——他们喜欢的或是不喜欢的，尽管她在电话里把他们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了。当奥凯带着一点小小的擦伤奔向他时，他吻着孩子，随之嘲笑起美国人亲吻伤处的奇怪习惯。唾沫能让伤口愈合吗？他会这样问。当他的朋友来访或打来电话时，他会让孩子喊叔叔，但首先，他会嘲笑朋友说：“我希望你别笑话他们说的夸张英语，他们现在是美国人了，噢！”

在机场，孩子们带着老一套的无所谓神态冲他喊道：“爸爸！”

恩柯姆看着他们。他们很快就会厌倦那些玩具和夏季旅行，开始向这个一年才见到没几次的父亲发问。

奥比拉奥吻过她的嘴唇后，往后挪了一下看着她。他的样子没变：小个子，浅色皮肤的普通男人，穿着昂贵的运动外套和紫色衬衫。“亲爱的，你好吗？”他问，“你剪了头发？”

恩柯姆耸耸肩，微笑着说，先关注一下孩子们。阿达娜拉着奥比拉奥的手问，爸爸带来了什么，她能不能在车上就打开他的箱子。

晚餐后，恩柯姆坐在床上查看着那个伊费 [22] 青铜头像，奥比拉奥告诉她，这是用真铜做的。这件裹着头巾的头像，有真人脑袋一般大小，上面锈迹斑斑。这是奥比拉奥带回来的第一件古物真品。

“我们得非常小心地照料它。”他说。

“一件真品。”她惊讶地叹道，用手抚弄着那脸上的一道道刻痕。

“有几件东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一世纪。”他坐在她身边，给她脱下鞋。他的声音很响，很兴奋，“不过，这一件是十八世纪的。很奇妙的东西。肯定很值钱的。”

“这玩意儿原来是做什么用的？”

“装饰国王的宫殿啊。这些东西大多是用来祭奠国王的，或是用于王室的某种礼仪。是不是很完美？”

“是啊，”她说，“我肯定他们制作这玩意儿时也做过一些可怕的事情。”

“什么？”

“就像他们制作那个贝宁面具一样。你跟我说过，他们杀了人，拿人头为国王殉葬。”

奥比拉奥默默地凝视着她。

她用指尖敲着青铜头像。“你觉得那些人幸福吗？”她问。

“哪些人？”

“那些必须为了国王去杀人的人。我肯定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改变一下这种方式，他们不会有幸福的。”

奥比拉奥歪着脑袋打量着她。“嗯，也许九百年前，他们确实没有像你现在所感受的那种‘幸福’。”

她把青铜头像搁到一边。她想问问他对“幸福”的定义。

“你干吗要剪头发？”奥比拉奥问。

“你不喜欢？”

“我喜欢你留长发。”

“你不喜欢短发？”

“你干吗要剪头发？是美国流行的新款式？”他笑了起来，脱下衬衫去淋浴了。

他的肚子看起来有些不一样了。圆滚滚，胀鼓鼓的。她不知道那些二十来岁的女孩怎么能够忍受自我放纵的中年人显而易见的岁月痕迹。她试图回忆自己曾经约会过的那些已婚男人。他们也有类似奥比拉奥这样鼓凸的肚子吗？她想不起来了。突然，她想不起任何事情，想不起她曾生活过的地方。

“我还以为你喜欢这种发式呢。”她说。

“你这张可爱的脸蛋配什么都好看，亲爱的，但我更喜欢你留长发。你应该再留长的。长头发看上去更优雅，更像大人物的太太。”他说到“大人物”，扮了个鬼脸笑了起来。

他这会儿裸着身子，正站起来，她看着他腹部的赘肉上下晃荡。以前，她会和他一起淋浴，跪下来把他含进嘴里，在蒸汽环绕中，在他的兴奋中兴奋起来。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她就像他的肚子一样软化了，变得圆滑而世故了。她望着他走进盥洗室。

“我们能把婚姻浓缩到每年夏天的两个月和十二月份的三星期里吗？”她问，“我们可以浓缩婚姻吗？”

奥比拉奥冲着马桶，把门打开。“什么？”

“没什么。”

“来和我一起淋浴。”

她打开电视，装作没有听见。她在想那个头发短短的鬈发女孩，不知道她是否和奥比拉奥一起淋浴。她试图想象，可就是想不出在拉各斯家里淋浴的那种情景。大量的镀金装饰物——但她也许把家里的盥洗室和某个宾馆的盥洗室搞混了。

“亲爱的，来跟我一起淋浴。”奥比拉奥说着把盥洗室门打开一条缝。他已经有一两年没提这种要求了。她开始脱衣服。

淋浴时，她一边给他后背抹皂液，一边说：“我们必须在拉各斯给阿达娜和奥凯找一所学校了。”她事先并没有这个想法，但这似乎顺理成章地成为她一直想要说的。

奥比拉奥转过身，瞪着她。“你说什么？”

“这个学期结束后，我们搬回国内吧。我们搬回拉各斯。”她慢慢地说着，为了让他确信，也为了使自己确信。奥比拉奥还是瞪着她，她知道他从来没听见她提过要求，从来没听见她表明过自己的立场。她模模糊糊地想到，自己当初吸引他的地方，不知是不是就是这个——她听命于他，她的事情也由他说了算。

“我们可以在这里度假，一起度假。”她说。她强调了“我们”。

“什么……？为什么？”奥比拉奥问。

“我想知道家里怎么会雇了一个新的男仆。”恩柯姆说，“再说孩子们需要你。”

“如果这就是你想说的，”奥比拉奥终于开口说，“我们可以谈谈。”

她轻轻地把他的身子扭过去，继续往他背上抹皂液。没什么可谈的了，恩柯姆知道。事情就这样了。

个人感受

奇卡先从窗口爬进那家商店，扳起遮阳板，那女人便跟在她后面爬进来了。看上去这家店铺似乎在骚乱开始前就好长时间没人打理了，一排排木制的空货架上铺了一层黄黄的尘土，墙角那儿码放着一堆金属罐。这家店铺很小，比奇卡家里的走入式衣橱还小。那女人进来后，奇卡松开手，遮阳板发出嘎吱的响声。奇卡的手颤抖起来，因为穿着高跟凉鞋从市场那边一路颠簸着跑过来，跑得腿肚子都冒火了。她想谢谢那女人，因为自己正要逃窜时，她冲她大喊：“别跑这条路！”然后就领着她跑到这家空荡荡的店铺来藏身。可是还没等她开口道谢，那女人伸出手摸了摸自己光溜溜的脖子说：“我把项链跑丢了。”

“我所有的东西都跑丢了，”奇卡说，“我正在买橘子，立马扔下橘子和手提包就跑。”她没有说自己的手提包是“博柏利” [23] ，是她母亲最近去伦敦时买的原装货。

那女人叹了口气，奇卡猜想她是想到了自己的项链，也许那只是塑料珠子串起的项链。甚至毋需根据那女人浓重的豪萨口音，奇卡就能断定她是北方人，她窄窄的脸形、当地人少有的高颧骨，都显示出北方人的特征，而且她还是个穆斯林，因为那条头巾。此刻，那条头巾挂在她的脖子上，而这之前也许是松松地裹在脸部周围，包住了耳朵。这是一条长而轻薄的头巾，粉红与黑色相间，点缀着俗气而漂亮的廉价装饰物。奇卡不知道这女人是否也在这样打量她，如果这女人能开口陈述，应该这么说：从她淡淡的肤色和她母亲坚持要她戴在手上的银色玫瑰念珠戒指来看，她是个伊博人，是个基督徒。事后，奇卡会知道，在她和这个女人交谈时，豪萨的穆斯林正在用大弯刀砍杀伊博的基督徒，用石头砸他们。但现在她说的是：“谢谢你喊了我一声。事情来得太快了，所有的人都跑了，突然只剩我一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谢谢你。”

“这地方挺安全。”女人的声音很柔和，像是在说悄悄话，“他们不会冲进这种小店，他们只会冲进那种大店和市场。”

“是啊。”奇卡说。其实她没有理由认同这种说法，也没理由不认同，对于骚乱她一无所知：她碰上的最像是骚乱的事情是几星期前大学里的一次支持民主的集会，当时她举着一面鲜艳的绿色旗帜和大家一起高呼：“不要军队！不要阿巴查 [24] ！我们要民主！”再说，如果不是她姐姐恩奈迪是组织者之一（她总是从一个宿舍跑到另一个宿舍去散发传单，告诉学生们“发出自己的声音”的重要性），她也不会去参加那种集会。

奇卡的双手还在发抖。刚刚半小时前，她还跟恩奈迪一起在市场里。她在买橘子，恩奈迪跑到前面去买花生了，随后就传来英语和豪萨语、伊博语混在一起的叫喊声：“骚乱啦！出大事啦！他们杀了一个人！”她周围的人全都撒丫子跑了，人推搡着人，装满山药的手推车被掀翻了，刚才拼命砍价买下的蔬菜也撒了一地，被踩得稀巴烂。随着一股汗臭味儿，奇卡嗅到了恐惧的气息，她便跟着跑开了，跑过宽阔的街道，冲进这条窄巷，心里怕得要命，直到遇见这个女人之前，处处险象环生。

她和这个女人在店铺里默不作声地站了一会儿，从她们刚才爬进来的窗口往外张望，窗板在嘎吱嘎吱地摇晃。起先街上悄无声息，但后来她们听到有人跑动的声音。她俩马上本能地挪开身子，离窗子远一些，但奇卡还是瞥见窗外走过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女人紧紧扯着拖到膝盖上的纱巾，身上还背着个孩子。男人语速很快地说了一句伊博语，奇卡听见他在说：“她没准跑到叔叔家去了。”

“关上窗。”这女人说。

奇卡关上窗，街上的空气流不进来，她看见屋子里突然变得尘埃滚滚。房间很封闭，一点都闻不到外面街上的气味——时值圣诞期间，人们把死山羊扔进火里焚烧，烧焦的皮毛散发出天蓝色的烟雾。她刚才一路稀里糊涂地跑来，不知道恩奈迪朝哪个方向跑了，也不知道跑在她身旁的男人是朋友还是敌人。她不知道是否应该停下来搀起那个与母亲跑散了的可怜巴巴的孩子，甚至也不知道是什么人跟什么人干起来了，或是什么人杀了什么人。

过后，她会看到那些被焚烧的汽车，车窗和挡风玻璃上那些被砸裂的窟窿，她会想象这个城市各处都有汽车被焚烧，就像一堆堆野餐篝火，沉默地见证着这一切。她将获悉，所有的一切都起因于那个停车场，当时有个男人开车碾到路边地上的一本《可兰经》，那男人偏巧是伊博人，是一个基督徒。于是附近的人——那些人整天待在那儿玩跳棋，偏巧是穆斯林，就把那人从轻型皮卡中拽了出来，大砍刀一闪就砍下了那人的脑袋，他们提着人头冲进了市场，对众人说，凡是不信神、玷污了经书的家伙，都该受到这样的惩罚。可是这会儿，她在问那女人：“你还能闻到烟味吗？”

“闻得到呀。”那女人说。她解开裹在身上的纱巾铺在满是尘土的地上。她只穿了一件无袖上衣，脚上一双黑色拖鞋的接缝处已经磨坏了。“来，坐这儿吧。”

奇卡看着地上那条磨出了经纬线的纱巾，也许这是这女人仅有的两条纱巾中的一条。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粗斜纹布衬衫和绣着自由女神像的红色T恤，这两件衣裳都是她和恩奈迪去纽约时买的，夏天她俩在纽约的亲戚家住了几个星期。“不，你的纱巾会弄脏的。”她说。

“坐下，”那女人说，“我们得在这儿待上一阵呢。”

“你知道要待多长时间……？”

“也许待到今天晚上，也许待到明天早上。”

奇卡举起手按在前额上，好像在检查有没有得疟疾，是否在发烧。以前她的手掌总有一种凉凉的感觉，但现在手掌却是湿漉漉、汗津津的。“我姐姐在买花生，跟我跑散了。我不知道她在哪儿。”

“她会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的。”

“恩奈迪。”

“唔？”

“我姐姐。她名叫恩奈迪。”

“恩奈迪。”那女人重复道，她的豪萨口音念着伊博人的名字有一种柔如羽毛的感觉。

过后，奇卡将跑遍各家医院的停尸房去找寻恩奈迪，她将攥着自己和恩奈迪在上星期一个婚礼上拍摄的照片冲进报社，那张照片上，她露出傻乎乎似笑非笑的脸，因为恩奈迪在快门摁下时掐了她一下，她们两个穿着很合体的无袖安卡拉长袍。她将在市场和附近商店的墙上张贴这照片。她将找寻不到恩奈迪。她将永远都见不到恩奈迪了。但现在，她对那女人说：“恩奈迪和我是上星期来这儿的，我们趁学校放假来看望姑妈。”

“你们在哪儿上学？”那女人问。

“在拉各斯大学。我读医学，恩奈迪读政治学。”奇卡不知道这女人是否理解上大学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提及学校是否能让自己略感宽慰，她现在需要抓住一点真实的东西——恩奈迪没在骚乱中出事，恩奈迪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也许正轻松地张开嘴巴大笑，也许正在考虑着她的某个政治学课题。比如，阿巴查将军的军人政权如何运用对外政策，以使自己在其他非洲国家眼中取得合法性。抑或，英国殖民者是造成大量浅色头发人群的直接原因。

“我们在姑妈这儿只呆一个星期，我们以前从未到过卡诺 [25] 。”奇卡说，她意识到自己有这样一种感觉：她和她姐姐不应该受到骚乱的影响。像这样的骚乱应该发生在她阅读的报纸上。像这样的骚乱应该发生在别人身上。

“你姑妈在市场里？”那女人问。

“她不在，她在上班。她是秘书处主任。”奇卡又举手按住脑门。她弯腰坐到地上，跟那女人靠得很近（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这样才能让整个身子都坐在纱巾上。她闻到了那女人身上的气味，有些像她家女仆洗亚麻床单时用的肥皂。

“你姑妈在安全的地方。”

“是的。”奇卡说。两人的谈话似乎有些离奇，她觉得好像在反观自身。“我还不敢相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种骚乱。”

那女人挺直了身子。她身上的一切都是那么长而纤细，她的腿向前伸出，手指甲和脚趾甲都用植物颜料染了色。“这是魔鬼在作怪。”她终于开口说。

奇卡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女人（如她所见到的）都把骚乱视作恶魔。她希望恩奈迪在这儿。她想象着恩奈迪可可般的棕色眼睛闪闪发亮，她飞快地翕动嘴唇解释着骚乱不可能在真空中发生，地区和民族通常都有政治诉求，如果饥饿法则在一个接一个地杀人，那么统治者就是安全的。接着奇卡又想到不知这个女人的理解力是否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心里不禁感到一阵内疚的刺痛。

“你们在学校里给病人看病吗？”那女人问。

奇卡迅速闪避眼神，以免那女人看见她惊讶的神色。“临床实习？是啊，我们去年开始有临床实习了。我们在学校的教学医院给病人看病。”她没有说的是，她经常会感到没有把握而不敢上手，以至于经常躲在六七个人一组的实习生背后，以避开高级住院医生的眼睛，希望别指派她去检查某个病人，去作鉴别诊断。

“我是商贩，”那女人说，“我卖洋葱。”

奇卡留神听那声音里的挖苦和责备，但没听出那种意思。女人的声音低沉稳重，她只是说自己是做什么的。

“但愿他们别把市场的摊位全给毁了。”奇卡回答说，她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每次一闹事，他们就来砸市场。”那女人说。

奇卡想问那个女人，她经历过多少次骚乱，可她没问。她曾在报纸上看到过几次有关骚乱的报道：豪萨穆斯林狂热分子攻击伊博基督徒，有时是伊博基督徒杀死豪萨穆斯林作为报复。她不想在谈话中指斥哪一方。

“我的奶头像撒了胡椒似的火辣辣地痛。”那女人说。

“怎么回事？”

“我的奶头像撒了胡椒似的火辣辣地痛。”

奇卡喉咙里冒出惊讶的咯咯声，没等开口说话，那女人已掀起上衣，解开磨旧的胸罩前搭扣。她露出了整个乳房，从胸罩里掏出一把钱钞，尽是卷拢的十奈拉、二十奈拉的票子。

“火辣辣的，就像胡椒似的。”她说着朝奇卡捧起乳房，像是要给她喂奶。奇卡扭过身去。她想起一个星期前在儿科病房轮值时的情形：那个高级住院医生奥伦罗尤让所有的实习生都去体验一个小男孩的心脏四级杂音。那男孩好奇地望着他们。医生让她第一个上前，她当时浑身是汗，意识一片空白，都搞不清心脏在什么地方了。最后才把颤抖的手挪到小男孩左胸的乳头上，感受到血液在心脏部位“噗噗噗”的脉动，那种不正常的颤振紧贴着她的手指，那男孩微笑地看着她，她却结结巴巴地对他说“对不起，对不起”。

这女人的乳头跟那男孩一点都不像。这破裂的乳头紧绷着，呈深棕色，而乳晕颜色较浅。奇卡仔细地查看这对乳头，伸手去触摸。“你在喂奶吗？”她问。

“是在喂奶，有一年了。”

“你的乳头很干，不过倒是没有感染。你喂过奶以后最好搽一些乳液。喂奶的时候，最好把乳头和乳晕都塞到孩子嘴里。”

那女人定睛看着奇卡。“我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我有过五个孩子了。”

“我母亲也是这样。当她给第六个孩子哺乳的时候，乳头破裂了，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个朋友告诉她要用滋润乳液。”奇卡说。她几乎不会撒谎，但偶尔也曾撒过谎，谎言后面总有一定的目的。她不知道撒这个谎的目的何在，她需要编出一个和这女人境况相仿的故事，她和恩奈迪是母亲仅有的两个孩子。再说，她母亲一直都有伊格博克威大夫照料（那位矫揉造作的大夫是在英国接受医学训练的），一个电话就会出诊。

“你母亲往乳房上搽什么东西？”那女人问。

“可可奶油。愈合裂口特别快。”

“嗯？”这女人朝奇卡看了一会儿，好像身体的暴露为她俩创造了某种联系，“好的，我会去搞点来搽搽。”她捻弄了一会儿披巾，然后开口道：“我正在找我的女儿。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市场的。她在汽车站附近卖花生，因为那儿顾客多。骚乱开始时，我在市场里来来回回地找她。”

“你那个娃娃？”奇卡一出口就知道自己的问题有多蠢。

这女人摇摇头，眼里闪过一丝不耐烦的神情，甚至有些愠怒。“你耳朵有问题吗？你没听见我的话？”

“对不起。”奇卡说。

“娃娃在家里！出来的是大女儿。哈利玛。”那女人开始哭泣。她静静地哭着，肩膀一耸一耸，不是那种大声哭泣，不是奇卡所知道的尖声喊叫的娘们儿哭法，那等于在说，抱住我，安慰我，因为我独自一个人没法承担。这女人的哭是那种暗自饮泣，好像是在执行一项外人无法涉及的必要仪式。

过后，奇卡真希望自己和恩奈迪没有搭出租车来光顾这个市场，其实那只是为了看一眼卡诺市，她们姑妈家附近这个古老城市，她还会希望这女人的女儿哈利玛这一天病了，或是因为厌倦和懒惰而没去市场卖花生。

那女人撩起衣角擦擦眼睛。“安拉保佑你姐姐和哈利玛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她说。奇卡不太肯定穆斯林怎样应答——当然不可能是“阿门”——她只是点点头。

在店铺角落里，挨着金属罐那儿，这女人发现一个生锈的水龙头。她说，也许是店家用来洗手的，她告诉奇卡这条街上的商店好几个月前就废弃了，因为政府宣布这些店铺是违章建筑，需要拆除。女人拧开水龙头，她俩看着——很惊讶——水居然流出来了。棕黄色的水，奇卡闻出有一股金属锈味。但终究是流出来了。

“我来洗洗，祷告一下。”女人说，她这会儿拉开了嗓门，第一次露出微笑，露出整齐的牙齿，但门牙是棕色的。她脸颊上的酒窝很深，深得可以插入半个手指，这么瘦的脸颊上有这么深的酒窝，这可不多见。女人笨拙地凑着水龙头洗手洗脸，然后从脖子上取下头巾铺在地上。奇卡的目光移向别处，她知道这女人跪下来，朝着麦加的方向，可她没看。这就像是这个女人的哭泣，是一种个人感受，她希望自己能离开这家店铺才好。或者，她自己也能够祷告，能够相信上帝，看见店铺发霉的空气中浮现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至于上帝的概念，就像蒸汽腾腾的浴室里的镜中映像，她不记得自己有什么时候不是那么云山雾罩，她想不起自己是否试着要去擦拭一下镜子。

她触摸着手指上仍然戴着的玫瑰念珠，她有时把它戴在小指头上，有时戴在食指上，为了让母亲高兴。恩奈迪不再戴这玩意儿了，她曾嘶哑着喉咙笑着说：“玫瑰念珠确实是一剂魔药，但我不需要，谢谢。”

过后，全家人会为恩奈迪做一场又一场的弥撒来祈祷她平安无事，但从来没有为了她的灵魂平安而祈祷。而奇卡也会想起这个女人，想起她埋首尘土祷告的情形，她将会因此而改变自己想劝母亲放弃做弥撒的想法（她原本认为那是浪费钱，只是为教堂筹资罢了）。

当这女人起来时，奇卡感到自己身上充满了一股奇怪的能量。三个多小时过去了，她估计骚乱该结束了，骚乱的人群也都散开了。她该离开了，她必须赶回家去，看到姑妈和恩奈迪平安无事才能放心。

“我得走了。”奇卡说。

那女人的脸上再次浮现出那种不耐烦的神色。“外面很危险。”

“我估计他们已经走了。我甚至都闻不到烟味了。”

那女人什么都没说，又返身坐到那块裹身布上。奇卡看了她一会儿，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说，觉得有些失望。也许她想让这女人给她几句祝福的话，什么都行。“你家离这儿远吗？”她问。

“很远，我坐了两个小时的公交车。”

“我回到姑妈家，会带她家的司机一起过来，把你送回家。”奇卡说。

那女人把目光转开去。奇卡慢慢走到窗口打开窗子。她想听到那女人出声阻止，回到她身边去，不要冒险。但那女人什么都没说，奇卡从窗口爬出去时，只觉得那双平静的眼睛在注视着她。

街上很平静。太阳下山了，暮色中，奇卡朝四处张望了一圈，不知道该往哪条路走。她祈祷着这时出现一辆出租车：出于魔法，出于运气，出于上帝之手。接着她祈祷恩奈迪坐在出租车里，问她到底上哪儿去了，她们都担心死她了。奇卡朝市场那边走去，还没走到第二条街的尽头，就看见了一具尸体。她一直走到跟前，凭着某种感觉才发现的。那具尸体肯定是刚刚焚烧的，被烤灼的肉体气味非常恶心，她以前从未闻到过这种气味。

过后，奇卡和姑妈一起坐车搜遍整个卡诺（由一位坐在有空调出风口的汽车前座上的警察陪同），她还会看见别的尸体，许多被焚烧的尸体沿街一溜躺着，好像有人故意把这些尸体弄到一起，连成一道直线。她注视着其中一具尸体，赤裸而僵直的尸体，脸朝下扑倒，这情形让她大受刺激，因为她无法知道这个全身烧焦的男人是伊博人还是豪萨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过后，她会收听BBC广播，听到死亡和骚乱的详情——广播里说着“混和着种族矛盾的宗教冲突”什么的。而她则把收音机甩到墙上，一阵狂怒掠过全身——为着所有这些被打包消毒过的新闻，为着所有那些语焉不详的报道，为着所有那些尸体。可是这会儿，从焚烧的尸体上发出的热气离她这样近，这样温热，她赶快转身朝店铺跑去。奔跑时她感到自己的左小腿一阵刺痛。她回到店铺敲打着窗子，一直敲到那女人来开窗。

奇卡坐在地上，暮色中，她凑近小腿察看着，一道鲜血从腿上淌了下来。她那双眼睛在脑袋上不安地甩动着。这看上去太怪异了，这鲜血，像是有人把番茄汁射到她腿上一样。

“你的腿，流血了。”那女人说，有点儿疲倦的样子。她到水龙头上沾湿了头巾一角，清洗着奇卡的腿，接着又用湿头巾包扎她的腿，在小腿肚上打了个结。

“谢谢。”奇卡说。

“你想用厕所吗？”

“厕所？”

“那边有些罐子，我们都用它来做便盆的。”女人说。她从商店后面拖来一只罐子，一股气味直扑奇卡的鼻孔，混合着灰尘和金属锈水的气味，她不禁感到头晕恶心，连忙闭上眼睛。

“对不起，噢！我的胃里难受。今天所有糟糕的事儿都来了。”那女人站在她身后说。她打开窗子把罐子搁到外边，然后凑着水龙头洗手。她回过身来，沉默地和奇卡坐到一起，过了一会儿，她们听见远处传来刺耳的阵阵叫喊，奇卡听不清在叫喊什么。店里几乎全黑了，那女人在地上躺下来，上半身在裹身布上，下半身露在外面。

过后，奇卡在悲伤中会读到《卫报》的报道，所谓“操豪萨语的极端保守的北方穆斯林历来有攻击非穆斯林的传统”云云，她将不再想念她为那个温柔和蔼的穆斯林豪萨女人检查乳头的经历。

奇卡几乎整夜无法入睡。窗子关得紧紧的，闷热的室内尘土飞扬，黏稠的空气里夹着沙砾直往她鼻孔里钻。她一直看见窗边飘浮着一具发黑的带光晕的尸体，用控诉的姿势指着她。最后，她听见那女人起身打开窗子，暗蓝色的黎明泻了进来。女人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然后爬出窗外。奇卡只见有人走过的脚步声。只见那个女人喊出了声，拉高了嗓门，像是认出了什么人，接着是一阵语速飞快的豪萨语，奇卡听不懂。

女人爬回店铺。“危险过去了。那是阿布。他是卖食品的。他来看看自己的店铺。各处的警察都有催泪瓦斯。军队正开过来。趁大兵开始骚扰什么人之前，我得赶快离开。”

奇卡慢慢站起来，活动一下身子，所有的关节都在痛。她得一路走回姑妈家那个带有围墙大门的庄园，因为街上根本找不到出租车，只有军用吉普和破破烂烂的警车。她将见到姑妈，手里拿着一杯水从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一遍又一遍地用伊博语念叨着：“我干吗要邀请你和恩奈迪来我这儿啊？我的命数怎么把我给卖了？”而奇卡则紧紧搂着姑妈的肩膀，让她坐到沙发上去。

现在，奇卡从腿上解开头巾抖了抖，好像要把血污抖掉似的，然后递给那女人。“谢谢你。”

“一定要好好清洗你的腿。问候你姐姐，问候你的家人。”那女人说着把缠在腰间的裹身巾系紧了。

“也问候你的家人。问候你的娃娃和哈利玛。”奇卡说。过后，在走回家的路上，她将捡起一块带有干血迹的石头，把这恐怖的纪念物抱在胸前。在她抓起石块时，心里会闪过一丝奇怪的念头，她将永远见不到恩奈迪了，她的姐姐不在了。而现在，她转身又对那女人说：“我能留下你的头巾吗？也许腿上还会出血的。”

那女人看了她一会儿，好像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接着就点点头。她脸上也许浮现出对未来的一丝悲哀，但她淡淡地微笑着，是心烦意乱的微笑，然后把头巾递给奇卡，转身从窗口爬出去了。

幽灵

今天我看见了伊克纳·奥柯罗——我一直以为已经死了的人。也许我本该弯下腰，抓起一把沙土朝他扔过去，在我们老家这是分辨人鬼的一种方式。但我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一个七十一岁的退休数学教授，我应该因自己具备足够的科学知识而对老家那种迷信一笑置之。我没有朝他扔沙土。我心里想这样做的，却没有这样做，不管怎么说，毕竟我们是站在大学财务处的水泥地上见面的。

我到那儿是去询问我的退休金的，那个面无表情的科员乌格沃克还是那句话：“你好，教授，对不起，钱还没打进来。”

另一个科员，他的名字我现在记不得了，也朝我点点头，一边嚼着粉红色的可乐果，一边向我表示抱歉。他们都习惯这一套了。我也习惯了。那些聚集在凤凰木树下、身上带有刺青的人们也习惯了，他们在大声议论这事儿，一边比着手势。有人说，教育部长窃走了退休金。另一个说，副总理把那笔钱存入一个利息很高的私人账户。他们诅咒着副总理：他的阴茎翘不起来。他要断子绝孙。他会拉肚子拉到死。我朝他们走过去，他们都跟我打招呼，一边对这种局面无奈地摇晃着脑袋，好像认为我教授级别的退休金要比他们这些送信的、开车的退休金更重要似的。他们像别人一样管我叫教授。树底下，坐在他们旁边的那个小贩也在喊我。“教授！教授！快来买上好的香蕉呀！”

我和文森特聊了起来，八十年代我担任教务长时，他曾是我的司机。“教授，都三年没发退休金了。”他说，“这么说，人刚一退休就该去死。”

“可不是嘛。”我说道，当然他不需要我来告诉他这情形有多糟糕。

“恩凯鲁怎么样，教授？我想她在美国一定很好？”他总是会问起我的女儿。他经常开车送我妻子伊贝瑞和我去埃努古 [26] 的医学院。我记得伊贝瑞去世时，他和他的亲友还来参加了葬礼，在葬礼上说了许多颇为动情的话，回顾伊贝瑞待他这个司机多么好，还把自家女儿的旧衣服送给他的孩子。

“恩凯鲁挺好的。”我说。

“她打来电话时，教授，请代我问候她。”

“好的。”

他聊得有点儿多，说到这个国家还没有学会说感谢，说到他给医学院学生补鞋，他们却不付钱。但他吸引我注意的只是他那个喉结，警觉地上下滑动着，好像马上就要从满是皱纹的脖子里蹦出来似的。文森特比我年纪小些，也许还不到七十，但看上去老多了。他只剩少量稀疏的头发。他为我开车的时候，我记得他相当饶舌，我还记得他喜欢看我的报纸，我不太喜欢他这种习惯。

“教授，你不买点儿我们的香蕉吗？我们都快要饿死了。”凤凰木树下有人嚷嚷道。看上去好像有些面熟。我猜想可能是我家隔壁邻居伊杰瑞教授的园丁。他说这话半开玩笑半当真的，不过我还是买了花生和一串香蕉，其实所有这些人真正需要的是某种润肤品。他们的脸和胳膊看上去都灰扑扑的。这会儿已经快到三月了，可是这儿的热风季节很长：那干燥的风，使得我衣服上噼里啪啦地带着静电，眼睫毛上沾着灰尘。我今天抹的乳液比平时要多，嘴唇上还涂了凡士林，而手掌和脸上还绷得紧紧的。

伊贝瑞曾嘲笑我不会正确地保养皮肤，特别是在干燥的热风季节，有时她会在我早晨洗完澡后用她的“妮维雅”润肤膏在我胳膊、大腿和后背上慢慢地涂抹。她总是一边好玩地大笑着，一边对我说，我们得好好保护这可爱的皮肤。她总说我的肤色是当初打动她的重要原因，一九六一年那会儿，成群结队地涌向伊利埃斯大街她家住处的求婚者们个个都比我有钱。“光洁无瑕”，她这样称赞我的皮肤。我倒看不出自己这身深棕色的皮肤有何特别之处，但在过去的岁月中，在伊贝瑞双手的抚摩下，我对自己的皮肤还是颇有些沾沾自喜的。

“谢谢你，教授！”那些人说，然后彼此打趣道谁会来分这几个钱。

我站在那儿听他们聊天。我知道他们说话得体是因为我在那儿：木工活儿做得不像样，孩子们生病，高利贷还不上。他们不时放声大笑。当然，他们心里是怀有怨气的，他们当然该有怨气，但他们竭力表现自己乐观的一面。我经常在想，如果联邦政府统计局不是根据我在职时的职位向我提供退休金，如果恩凯鲁没有坚持给我寄来我并不需要的钱，我能否做到像他们一样。我对此深表怀疑，我很有可能会像乌龟那样缩进壳里，放弃自己的尊严。

最后，我跟他们道别，朝自己的汽车走去，泊车位旁边尽是松树，从教育学院到财务处这儿都裹在一片林啸之中。我就是在那儿见到伊克纳·奥柯罗的。

他先喊我。“詹姆斯？詹姆斯·恩沃耶，是你吗？”他张大嘴巴站在那儿，我可以看见他的牙齿颗颗完好。我去年掉了一颗牙。我没去做恩凯鲁所说的“种植牙”，但我看见伊克纳的满口好牙还是不免有些酸溜溜。

“伊克纳？伊克纳·奥柯罗？”我疑疑惑惑地问，因为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面前这活生生的人，三十七年前就死了呀。

“是我，是我。”伊克纳迟疑着向我走近。我们握了手，然后短暂地拥抱了一下。

我们——伊克纳和我，算不上是好朋友。我以前对他相当了解，那是因为每个人都对他相当了解。就是他，当一个在英格兰长大的尼日利亚人接任校长，宣布教师上课一概必须打领带之后，他却旁若无人地继续穿着他那色彩鲜艳的短外套。就是他，登上教职员工俱乐部讲台，呼吁政府给予非教学人员更好的待遇，一直说到喉咙嘶哑。他是教社会学的，虽然我们许多任教于正经学科的人觉得搞社会学的都是玩虚的，整日闲着没事干，写上一大堆让人不堪卒读的书籍，但我们觉得伊克纳与众不同。我们宽容他那种咄咄逼人的作派，没有扔掉他写的那些小册子，而且相当钦佩他在文章里表现出的博学多识的刻薄劲儿，他的胆识征服了我们。他依旧是那个干瘪、瘦小的家伙，生着一对青蛙眼，有着浅浅的肤色——但如今已失去了光泽，显露出老人斑了。当时，有人慕名前来拜访他，一见之下却难掩失望之情，因为他那辩才无碍的学识与他的外表实在很不相称。其实，后来我们那儿的人有个说法：最出色的动物总难装进猎人的笼子。

“你还活着？”我问。我真是相当震惊。我和我的家人都在他去世那天见过他，那是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正是我们紧急逃离恩苏卡 [27] 的日子，那天的太阳闪耀着一种奇特的红色强光，附近发出轰隆隆的炮声，联邦士兵已经打过来了。我们坐在我的雪佛兰轿车上。一些民兵在学校大门口朝我们挥手，对我们叫喊着，让我们别害怕，那些破坏分子——这是我们对联邦士兵的称呼——迟早会被打败，我们迟早能够回来。本地的村民们也跟我们一起逃难（战后他们只能在教师的垃圾桶里掏弄食物），他们有好几百人，女人头上顶着箱子，背上绑着娃娃，光着脚的孩子们扛着包裹，男人们拖着自行车，抱着山药。我记得伊贝瑞在哄着女儿齐克，因为匆忙之中齐克的洋娃娃没拿出来，这时我们看见了伊克纳那辆绿色的欧宝轿车。他从我们对面驶来，回校园去。我按着喇叭想阻止他回去。“你不能回去！”我向他叫喊。但他朝我挥挥手说：“我得回去拿些文件。”我觉得他这么回去相当鲁莽，因为炮声越来越近了，再说我们的部队一两个星期就会把那些破坏分子赶走。然而，我内心同时也充满着我们正义的比亚夫拉事业 [28] 不可战胜的信心，所以也没有多想，后来才听说就在我们撤离那天，恩苏卡就陷落了，校园被占领。埃齐克教授的亲戚带信给我们说，有两个教师被杀害了。其中一个教师跟联邦士兵争执了几句就被一枪击毙。不需要再说什么，我们知道那是伊克纳。

伊克纳对我的问题一笑了之。“我是活着，是活着啊！”他似乎觉得自己的回答更滑稽可笑，因为他又笑了。现在想来，甚至他那笑声都是走了样的，变得毫无感染力，完全没有当年在教职员工俱乐部里辩论时嘲讽他的对立面那种令人荡气回肠的声音。

“可是我们看见你了，”我说，“你记得吗？就是撤离的那天？”

“没错。”他说。

“他们说你没能出来。”

“是啊，”他点点头，“我是没能出来。一个月后我就离开了比亚夫拉。”

“你离开了？”我现在听起来简直难以置信，每当我们听说那些内贼——我们称之为“贼”——背叛了我们的士兵，背叛了我们正义的事业，背叛了我们新生的国家，总会泛起一阵厌恶，他们背叛我们，就为了换取一条通往尼日利亚的安全通道，换取对我们禁运的盐、肉和饮用水。

“不，不是那样的，不是你想的那样。”伊克纳停了一下，我注意到他的肩膀有些下垂。“我是乘坐红十字会的飞机出国的。我去了瑞典。”他似乎有些迟疑不决，似乎有些奇怪的羞怯，完全不像昔日那个果敢而有决断的人。我记得，在比亚夫拉开战后组织的第一次集会上，他宣布比亚夫拉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所有的人都聚集在自由广场上，伊克纳讲话时，我们全都欢呼起来，“独立万岁！”

“你去了瑞典？”

“是啊。”

他没有再说下去，我意识到他可能不想告诉我更多的事，他不想告诉我他怎样活着离开校园，也不想告诉我他怎样登上飞机，我听说战后有一些孩子被空运到加篷，但肯定没听说有人乘坐红十字会的飞机离开，而且那么早就走了。两人之间的沉默构成了紧张的气氛。

“你后来一直在瑞典？”我问。

“是的，他们扔炸弹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在奥尔卢 [29] 。没人留在这儿，所以我也没有回来的必要。”他停下来，喉咙里冒出了不适的声音，那本该是一阵笑声，可是却变成了一连串的咳嗽声。“我和安雅医生有过一些接触。他告诉我一些重建校园的事情，我好像听他说你战后去了美国。”

事实上，一九七〇年战争结束后，伊贝瑞和我马上就回到了恩苏卡，但只住了几天。因为对我们来说，那实在是一桩过于残酷的事情。我们的书籍被烧成了焦炭，堆在前院那株伞形树下。浴缸里是一坨坨钙化了的粪便，我的《数学年鉴》被一页页地撕下来当作擦屁股的纸，那些屎迹抹在我用于研究和教学的数学公式上。我们的钢琴——伊贝瑞的钢琴——不见了。我的毕业礼袍（我曾穿着它在伊巴丹 [30] 接受我的第一个学位）被当作抹布堆在一边，蚂蚁在上面忙碌地爬来爬去，我茫然地瞪着它们。我们的照片都被撕烂了，相框也被砸破。于是我们离开这儿去了美国，直到一九七六年才回来。我们另外分到了一处房子，在埃赛维赛街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避免开车经过伊莫克街，因为不想再看见那幢老宅，后来我们听说新搬进去的人砍掉了那棵伞形树。我把这些事都告诉了伊克纳，但我只字未提在美国伯克利那会儿，我的美国黑人朋友查克·贝尔曾为我安排教职一事。伊克纳沉默了一会儿说：“你那小女儿齐克怎样了？她现在肯定已是成年女子了。”

我们在“员工家庭日”带齐克去教师俱乐部时，他总是给齐克买芬达饮料喝，说她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小姑娘。我觉得这是真心话，因为我们是以总统 [31] 的名字为她命名的，而伊克纳是早期的齐克主义 [32] 者，后来他宣称这个运动过于乏味而退出。

“战争带走了齐克。”我用伊博语说。用英语说到死亡，对我而言，那就成了令人不安的定局了。

伊克纳深深吸了口气，只说了一声“Ndo”，就是“遗憾”的意思。他没有追问是怎么回事，这让我有释然的感觉——再说也没那么多“怎么回事”可说的——他的表情看上去也不见得特别震惊，那意思好像战争总是会死人的。

“我们战后又生了一个孩子，也是女儿。”我说。

不过伊克纳没有马上接过这话茬。“我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他说，“我离开了国际红十字会。那里都是一些懦夫，根本不可能为人类去征战。飞机在埃凯特 [33] 被击落后，他们就放弃了，好像他们不知道这正是戈翁 [34] 想要的结果。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的飞机却仍然坚持飞越乌利 [35] ，在夜间飞行！我是到了乌普萨拉 [36] 才见到他们的。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行动。我组织募捐活动，我在欧洲各国首都组织了比亚夫拉集会。你们听说过特拉法加广场 [37] 那次集会吗？我就是那次集会的召集人。我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

我不敢说伊克纳是在对着我说话。他好像是面对大庭广众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我朝凤凰木树那边望去。聚集在那儿的人还在，但我说不准他们是否卖完了香蕉和花生。也许这是因为我开始沉浸于一种朦胧的怀旧情绪中，这种情感攫住了我的身心。

“克里斯·奥基布 [38] 死了，是吗？”伊克纳的问题把我的注意力拉了回来。有那么一刻，我在想他是不是想要我否认这个消息，使奥基布也能做一个起死回生的幽灵。但奥基布的确是死了，我们的天才，我们的星辰，这个人的诗歌打动了我们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那些搞科学的人，那些并不理解他的诗歌的人。

“是啊，战争带走了奥基布。”

“我们的事业失去了一个大人物。”

“是啊，可他至少勇敢地战斗过。”这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本来的意思只是向克里斯·奥基布表示一下敬意，他原本可以像我们学校有些人那样成为校董事会成员，却因为保卫恩苏卡而饮弹身亡。我不想让伊克纳误解我的意思，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对此表示一下歉意。一股小小的旋风卷起尘土，穿过路面而来。我们头上的松树摇摆起来，呼呼作响的风儿把干枯的松针吹散开去。也许是由于心里不舒服，我才对伊克纳说起战后我和伊贝瑞一起开车回到恩苏卡的情形，说到放眼皆是废墟的景象，炸飞了的屋顶，布满了弹孔的房子（用伊贝瑞的话来说就像是瑞士奶酪）。当我们行驶在穿越阿古莱里 [39] 的公路上时，冲过来的比亚拉夫士兵拦住了我们，把一名受伤的士兵塞进了我们的车里，他的血都流淌在后座上，由于车座的皮革破了，那人的血深深地渗入了里面的填充物，和车内的气味混合在了一起。一个陌生人的血。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对伊克纳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但好像应该告诉他。我又告诉他，那士兵带有金属腥味的血让我想起了他，伊克纳，因为我总是在想象中感觉到是那些联邦士兵射中了他，让他死在那儿，让他的血染红了土地。其实并非如此，我既没有想象过这情形，受伤士兵也没有让我想起伊克纳。即使他觉得我的故事奇怪，他也不会说出来。他点点头说：“我听说了许多事情，许多事情。”

“在瑞典过得怎么样？”我问。

他耸耸肩。“我去年退休了。我决定回来看看。”他说“看看”，那意思像是还要打探某种肉眼不能看见的东西一样。

“你的家人怎么样？”我问。

“我没有再婚。”

“噢。”我说。

“你太太怎么样？恩奈娜，不是叫这名字？”伊克纳问。

“伊贝瑞。”

“噢，是啊，当然啦，伊贝瑞。可爱的女人。”

“伊贝瑞已去世三年了。”我用伊博语说。我很惊讶地看见伊克纳眼里涌出了泪水。他已经忘了她的名字，可是，他竟然还能为她感到悲伤，或者，也许他是为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感到悲伤。我意识到，伊克纳是一个能够承受压力的人。

“真遗憾，”他说，“真是遗憾。”

“没什么，”我说，“她会来的。”

“怎么回事？”他看着我，那眼神有些困惑不解，他当然听见我说的话了。

“她会来的。她会来看我。”

“我明白了。”伊克纳用那种安抚精神失常者的口气对我说。

“我是说，实际上她常去美国，我们的女儿在那里当医生。”

“噢，是吗？”伊克纳的问话显得太机灵了，他看上去松了口气。我没有责怪他。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我们所受的教育要求与某些被认为是真相的事实保持严格距离。伊贝瑞葬礼的三个星期后，她第一次来看我，我正是像他这样大为疑惑。当时恩凯鲁和她的儿子已经返回美国了。我是独自一人。当时我听到楼下的门关上又打开，打开又关上，我什么都没想。我以为是晚上的风刮的。但我卧室窗外并没有树叶的飒飒声。那些印度楝树和腰果树并没有在那儿瑟瑟作响。可是楼下的门开了又关了。回想起来，我怀疑自己当时是害怕了。我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跟伊贝瑞走路的声音很像，每走到第三步就特别重一些。我一动不动地躺在黑暗的卧室里。接着我感觉床单被拽起，一双轻柔的手在按摩我的胳膊、大腿和胸部，随着乳液的缓释作用，一阵愉悦的睡意袭来——我无法抗拒她的造访带来的睡意。我醒来后——每次她来过以后都是这样——我的皮肤上留下了“妮维雅”润肤膏馥郁的香气。

我经常想告诉恩凯鲁，在哈麦丹风 [40] 来临时，她母亲每个星期都会来一次，而雨季来的次数就少了，可是如果我跟她说了这些，她就有理由过来了，准得让我跟她去美国，而我就会被迫过着一种被管束的毫无生气的舒适生活。那种生活倒是充满了我们称之为“机会”的东西。那不是我要过的生活。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在一九六七年赢得了战争，情况会变成怎样。也许我们就不会去海外寻找那些机会了，而我也就不需要担心我的外孙不会说伊博语了，上一次他来尼日利亚，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让他对陌生人说“下午好”，因为在他的世界里，礼节是要有前提的。可是谁说得准呢？即使我们赢得了战争，也有可能什么都没改变。

“你女儿觉得美国怎么样？”伊克纳问。

“她过得挺不错。”

“你说她是个医生？”

“是的。”我觉得可以告诉伊克纳更多的事情，要不，也许是因为我起先的谈论造成的拘谨还没有完全缓解。于是我告诉他，“她住在康涅狄格州一个小镇上，靠近罗德岛。那家医院董事会刊登广告招聘医生，她去应聘了，他们看了她在尼日利亚医学院的毕业文凭，就说他们不需要一个外国人。可她是在美国出生的——你知道，我们是在伯克利生的她。战后我们去了美国，我在伯克利教过书——于是他们就留下她了。”我轻声笑笑，期待伊克纳也会跟我一起笑起来。但他没有。他朝凤凰木树底下的那些人望过去，他的表情很凝重。

“嗯，是啊。不过至少，对我们来说还不算太糟。记得五十年代末白人地盘上的学校教育吗？”他问。

我点点头表示记得，尽管伊克纳和我的海外留学经历不一样，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的，而我是获得“联邦黑人大学基金会”奖学金去美国读书的。

“教员俱乐部还是像以前一样徒有形式。”伊克纳说，“我今天上午去过那儿。”

“我很久没去那儿了，退休前就很长时间没去了，我在那儿感觉自己太老了，显得格格不入。那些新来的家伙都挺无能。没人会教书。没人有新鲜的想法。总是大学政治，政治，政治，而学生们则用钱或是自己的肉体来换取成绩。”

“是吗？”

“是啊，全都堕落了。大学理事会成了个人崇拜的场所。真可怕。记得约瑟法特·乌迪纳吗？”

“那个了不起的舞蹈家。”

我得回头想一想，因为自从我在战前认识那个校园舞会上最出色的舞者约瑟法特后，已经过了太长的时间了。“是啊，是啊，就是他。”我说，我对伊克纳的记忆颇为钦佩（他的记忆定格在我觉得约瑟法特还是很有尊严的那个时期）。“约瑟法特当了六年校长，他掌管这个学校就像摆弄他父亲家的鸡笼。钱都不见了，接着我们就看见一辆辆的新车，顶着压根就不存在的外国基金会的名头。有人上诉到法庭，但什么事儿都没有。他指定谁可以得到升迁，谁不能升迁。简而言之，他一个人就是学校的理事会。继任的校长对他言听计从。你知道，我从退休后就没拿到过退休金。我刚从学校财务处出来。”

“为什么没人出来阻止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伊克纳问，有那么一会儿，昔日的伊克纳又回来了，他的声音，他的勇气，让我再次想起这曾是一个果敢无畏的爷们。他没准会走过去一拳砸在旁边的一棵树上。

“嗯”——我耸耸肩——“许多教师篡改了自己的出生年月。他们去人事处贿赂什么人，这样能再干五年。没人想退休。”

“这不对呀，根本就不对。”

“全国都这样，真的，不仅仅是这儿。”我慢慢地摇头，从左摇到右，我家乡的人遇到这种事儿就会这样摇头，好像在悲哀地表示这样的事情不可避免。

“是啊，各行各业的道德底线都被击穿了。我在报上看到过制售假药的事儿。”伊克纳说，他一提到假药，我马上想到这事情真是相当巧合。制售假药之风是我们这个国家近年发生的灾难，如果说伊贝瑞不是这样去世的，我也许就把这话当作闲聊中平常的牢骚一听而过。但我的心里起了怀疑。也许伊克纳已经听说了伊贝瑞当时的情形，躺在医院里，身体越来越衰弱，她的医生一直搞不懂她经过治疗为什么没能康复，而我则心烦意乱，我们全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最后得知那些药物统统无效，却为时已晚。也许伊克纳想要和我聊这桩事情的整个过程，进而证实他早已从我身上窥见的失常苗头。

“假药真是太可恶了。”我郑重地表示，我决定什么都不说了。但我也许误解了伊克纳的意思，因为他并没有坚持继续这个话题。他朝凤凰木树下的人又瞥了一眼，问我：“你这些年过得怎样？”他似乎很好奇，好像不知道我在这儿过的是怎样的生活——独自一个住在校园里，曾经光洁润泽的皮肤现在已经枯萎，总是等着那永远都到不了的退休金。我笑笑说，我是个安息的人。退休的人还不都是这样吗？我们伊博语里不是把退休称作“老年的安息”吗？

有时，我顺道去看看老朋友马杜威教授。我穿过自由广场斑驳的地面，广场四周尽是芒果树。要不，沿着伊凯佳尼大道走，那条街上的摩托车开得飞快，学生们叉着腿站在路边，飞驰的摩托车闪避着路上的坑坑洼洼，经常撞上路边的学生。在雨季，当我发现一段从雨水中露出的地面（因为有一条排水沟），就会涌起一阵成就感。我浏览报纸。我吃得不错，我的仆人哈里森每周来五天，他做的苦叶汤无人可比。我经常和女儿通话，我的电话每隔几个星期就出故障，于是我就急忙去尼日利亚电信公司的营业处贿赂某人，让他们派人来维修。我在自己布满灰土、乱糟糟的书房里翻出老而又老的期刊。我深深呼吸着印度楝树（这排楝树隔开了我和伊杰瑞教授的房子）的香气——据说这种香气可以治病，尽管我从未弄清它能治疗什么。我不再去教堂，自从伊贝瑞第一次来看我之后，我就不再去了，因为我不再疑惑。对于死后生活的不同看法才导致我们走向宗教。于是，到了星期天，我就坐在游廊上望着屋顶上的秃鹰，我猜测它们也在呆呆地朝下张望。

“过得好吗，爸爸？”恩凯鲁最近一次来电话时这样问候我，那声音里稍许有些恼人的美国口音。不好，还是不好，我告诉她，我就这样。就这么回事儿。

又刮来一股带着尘土的旋风，我们两个都眨巴着眼睛抖落沙尘，我请伊克纳到我家去，这样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但他说他正要去恩努古，我问他过后还会来吗？他两手做了个含糊的手势，像是表示会回来。当然，我知道他不会回来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看着他走了，目送这宛若干瘪坚果的人，然后开车回家，一路上想着我们生命中可能会遭遇的情形，想着我们生命中已经遭遇的一切，想着我们这帮人——战前的好日子里所有光顾教师俱乐部的人。我开车很慢，因为那些摩托车手根本不顾交通规则，因为我的视力不如以前了。

上星期我倒车出库时，把我的奔驰车擦出一道小划痕，所以这次停车入库我非常小心。这车用了二十三年，但车况仍然不错。我还记得当年从德国买回这辆车时，恩凯鲁有多么兴奋，当时我去德国领取科学院颁发的奖金。这是最新款的车。我都不知道，但她的同伴都知道，她们盯着速率表和里程表看，要求摸摸仪表板。当然啦，现在，每个人都开着一辆奔驰车。他们从科托努 [41] 买来的二手车，不是后视镜没了就是车头灯坏了。伊贝瑞曾嘲笑过他们，说我们虽是旧车，却远比那些开起来嘎嘎作响又没有安全带的车子要好。她的幽默感还在。有时候，她又出现的时候，她会逗弄我的睾丸，用手指抚弄着它们。她完全知道我因前列腺治疗失去了那种功能，这样做只是为了逗我，她笑了，那是温柔的嘲笑。在她的葬礼上，我们的外孙朗读了自己作的诗歌《外婆，笑口常开》，我觉得那诗的题目真是太好了，孩子气的语言几乎让我流下眼泪（虽然我怀疑大部分文字是恩凯鲁捉刀）。

我进屋时环视了一下院子。哈里森会一点园艺，基本上也就是在这个时节浇浇水。玫瑰枝丛还只是一些根茎，但至少抗逆性很好的樱桃枝丛露出了一点暗绿。我打开电视机。屏幕上仍是一片雪花点，虽然奥塔格布医生的儿子，那个性情开朗的年轻人（他是电子工程专业的学生）上个星期刚来修过。自从上回遭雷击之后，我的卫视频道也挂了，我还没有去卫星电视管理站找人来修理。几个星期缺了BBC或是CNN没有多大关系，不过国家旅游频道的节目信号相当好。几天前，国家旅游频道播出了一个访谈节目，又是一个人出来谈论可恶的进口假药——这回是针对伤寒症的药物。“我们的药品毒不死人，”他面朝摄像机瞪大眼睛，像是在恳请公众理解，“只不过就是治不好病罢了。”我关了电视，因为无法继续面对那人鲸脂般厚厚的嘴唇。但我没有觉得愤怒，没有表现出本该（如果没有伊贝瑞）有的愤怒。我只是希望他不要再跑到中国或是印度，或是随便什么地方，去进口过期药品，那种药品肯定不会置人于死地，但绝对会让疾病夺走病人的生命。

我为什么从未这么想过，战后过了这么多年，伊克纳·奥柯罗居然没有死。事实上，我们有时是听说过，别人以为他在一九七〇年一月已经死去，过了几个月或是几年后，他又出现在圈子里，我只能想象，那些不敢相认而又心存希冀的家人，满心疑惑地朝这些倒霉汉身上扔出了多少沙土。然而，我们几乎无法谈及那场战争。一旦谈及，也只是用极为含糊的态度，好像重要的不是我们曾缩在壕坑里躲避空袭，过后去埋葬那些皮肤泛红的烧焦的尸体；也不是我们曾啃过木薯皮，看着我们孩子膨胀的疳肚，而是我们活下来了。这是我们所有的人，所有比亚夫拉战争幸存者心照不宣的共识。即便是伊贝瑞和我，我们曾为第一个孩子是否取名为“齐克”有过数月的争议，但“恩凯鲁卡”这个名字很快就定下来了：未来会更好。

我现在坐在书房里，我曾在这儿给学生的论文打分，辅导恩凯鲁做中学数学作业。扶手椅的皮革已磨旧了。书架上方的彩色粉笔画剥落了。书桌上，厚厚的电话簿上搁着电话机。也许电话铃声会响起，恩凯鲁跟我说起我外孙的事儿，他今天在学校里表现很好，我听了笑逐颜开，尽管我知道美国的教师都挺粗枝大叶，而且轻易就给学生一个“A”。如果电话铃不响，我就洗澡上床，静静地躺在黑暗的卧室里，听着房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

上个星期一

从上个星期一开始，卡玛拉就经常站在镜子前面。她从这边转到那边，审视着自己凹凸起伏的腰身中段，想象着这身段作为一本书的封面会怎么样，接着她会闭上眼睛想象着崔西那染了颜色的指甲抚过书面。她冲完马桶就这样站在盥洗室的镜子前。

她出去时，乔希站在门口。崔西那个七岁大的儿子。他有着和他母亲一样浓密而没有弧线的眉毛，就像画在眼睛上方的两道直线。

“嘘嘘还是便便？”他用娃娃音嘲笑地问。

“嘘嘘。”她走进了厨房，威尼斯百叶窗的灰色光影投射在长形餐边柜上，他们每天下午都在那儿为他的“阅读马拉松”竞赛做练习。“你喝完菠菜汁了吗？”她问。

“喝完了。”他望着她说。他知道——他肯定知道——她每次走进盥洗室之前把那杯绿色菜汁递给他的唯一理由就是给他倒掉的机会。乔希第一次喝这菜汁就不喜欢，他做了个鬼脸说：“呀，太讨厌了。”

“你爸爸说你每天晚餐前得喝完它。”卡玛拉曾这么对他说过，“只有半杯，一转身就能解决。”她说着转身进了盥洗室。事情就是这样。她出来时，那只玻璃杯空了，就像现在这样，倒进了洗涤槽里。

“我来给你做晚餐，你得在你爸爸回来之前把‘赞尼·布莱尼’ [42] 都搞定，好吗？”她说。用美国人的腔调说“都搞定”在她嘴里仍然显得不那么流畅轻快，可她是为了乔希才这么说的。

“好啊。”他说。

“你想用鱼还是鸡肉来配饭？”

“鸡肉。”

她打开冰箱。最上面一层堆放着塑料瓶装的有机菠菜汁。两星期前搁进去的是一罐罐草药茶，因为当时尼尔正好读到一篇《儿童适饮的草药茶》的文章，在这之前，那里摆着豆饮料，豆饮料之前，是有助骨骼生长的蛋白质奶昔。卡玛拉知道，菠菜汁很快就会出局，因为今天下午到这儿时，她第一眼就注意到了那本《蔬菜汁完全指导》不再摆放在餐边柜上了，想必尼尔周末把它塞进抽屉里了。

卡玛拉拿出一盒有机鸡丝。“你干吗不躺下来看一会儿电影，乔希？”她说。他想坐在厨房里看她做饭，但他看上去有些厌倦了。另外四个“马拉松阅读”决赛者可能也和他一样厌倦了，他们的嘴巴由于不停地翻滚着不熟悉的词语而酸胀不堪，他们的身体因为想到明天的竞赛而绷得紧紧的。

卡玛拉看着乔希往DVD播放机里插进一张《淘气小兵兵》，在沙发上躺了下来，一个橄榄色皮肤的瘦小孩蜷着身子缩在那儿。“混血种”，这是尼日利亚国内的人用来称呼像他这种孩子的词，这个词的意思是，“长相酷，肤色浅，帅气，能够出国探望白种的外祖父母”。卡玛拉以前总是对那些富有魅力的混血人种没什么好气。但在美国，“混血种”不是一个好词。这是卡玛拉在应聘《费城城市报》的保姆广告时才知道的。广告上说那份工作报酬丰厚，交通方便，不需要开车。尼尔在电话里听说她是尼日利亚人好像很惊讶。

“你英语说得这么好——”他说，这话有些惹她不高兴了，他这么惊讶是什么意思，他以为英语是他的私人财产吗？而就因为这个（尽管托贝奇警告过她不要提起自己受过的教育），她还是告诉尼尔，她有硕士学位，当时她刚来美国与丈夫团聚，在等待绿卡（有了绿卡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期间想通过做保姆来挣点钱。

“好吧，乔希学期结束之前我家需要有人来照管他。”尼尔说。

“没问题。”卡玛拉马上说。其实她没必要说自己有硕士学位。

“你是否能教乔希一些尼日利亚语？他放学后在学法语，一周两次。他要去一个犹太教堂修学龄前的功课，他们在那儿为他做一个四岁孩童的入学考试。他非常安静，挺乖的，是一个很棒的孩子，可我关心的是，学校或我们周围是否有跟他一样的双重人种的孩子。”

“双重人种？”卡玛拉问。

尼尔轻咳了一下。“我的妻子是非洲裔美国人，我是白人，犹太人。”

“噢，他是个混血种。”

一阵停顿，尼尔的声音变得厚重严肃了。“请不要使用这样的字眼。”

他这语气让卡玛拉连忙道歉说“对不起”，尽管她不知道为什么要道歉。而且，那声音让她确信，这份工作没戏了，所以，当他要求她留下地址以便他们几天后联络她时，她颇感吃惊。他身材很高，下巴很长。他说话流利平静，几乎有镇定人心的作用，也许跟他的律师职业有关。他在厨房里会见了她，他的身子靠在餐边柜上，询问她在尼日利亚的生活情况，还告诉她，乔希从小就知道自己有犹太人和非洲裔美国人的双重背景，所有这一切使得电话机上写着“对枪支说不”的银色报事贴显得顺理成章了。卡玛拉不知道这孩子的母亲在哪里。也许尼尔杀了她，把她塞进了大箱子里。卡玛拉过去几个月在电视里看过一些法制节目，知道这些美国人有多疯狂。但她听久了尼尔的言谈，就更加明白他连一只蚂蚁都不会杀害。她感觉到他身上的脆弱和种种焦虑。他告诉她，他担心乔希在学校里由于和别的孩子不一样而日子很不好过；乔希可能会不快活；乔希可能会厌烦自己；他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乔希年纪稍长后可能会质疑自己的童年；乔希可能会压抑。卡玛拉有时会打断他，问道：“为什么你要担心这些没有发生的事呢？”说实在的，她自己对这份工作也不敢十分确定。他确实是给了她这份工作——乔希放学后一直到六点三十分，每小时十二美元，现金支付——她仍然不能肯定，因为他所需要的，真正需要的，是她的倾听，而且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倾听。

尼尔告诉她，他管束孩子的方法是讲道理。他从来不打乔希，因为他不相信滥施体罚能管好孩子。尼尔说：“如果你让乔希明白什么样的行为是不恰当的，他就不会再犯。”

卡玛拉想说，打孩子就是对他的约束，当然滥施体罚是另一回事。她在报纸上看到过，美国人所谓的滥施体罚就是在孩子皮肤上揿灭香烟。但她还是说了托贝奇教她的话：“我对打孩子的看法和你一样。当然，我只使用你允许的约束方式。”

“乔希的饮食习惯很健康，”尼尔继续说道，“我们几乎从来不让他吃含高果糖的玉米糖浆、漂白面粉或是反式脂肪。我会把所有的要求都给你写下来。”

“好的。”她没弄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离开前她问：“他母亲是做什么的？”

“崔西是个艺术家。她目前长时间都呆在地下室里，她在做一个大项目，一项任务。她要赶工期……”他的声音慢慢低下去。

“噢。”卡玛拉看着他，有些困惑不解，心想难道美国人就是这样吗，她必须要这样来理解他所说的话，理解为什么不是男孩的母亲来见她。

“目前不允许乔希去地下室，所以，你也不能去那儿。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的号码贴在冰箱上。崔西一直要到晚上才上来。斯古特斯每天会给她送汤和三明治去，她那儿什么都有。”尼尔停了一下，“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去打扰她。”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打扰什么人的。”卡玛拉说，声音有点儿冷，因为突然间他对她说话的口气有些像尼日利亚国内的人对待家中女佣的样子。她本来不该听了托贝奇的话来给陌生人的小孩擦屁股，她不该听从他说过的——这些高档住宅区的白人不知道拿自己的钱怎么办好。但即使在她走向车站抚慰着自己受伤的自尊时，她也明确知道自己不需要被说服什么。她要一份工作，不管什么工作，她需要一个每天离开公寓的理由。

如今，三个月过去了。做了三个月乔希的保姆，听了三个月尼尔的担忧，执行了尼尔由焦虑驱使的指示，佯装对尼尔滋生了一种怜悯之情。三个月里没有见过崔西。最初，卡玛拉对那个女人颇为好奇，她光着脚在婚礼上的照片就摆在小房间的架子上，她有一头长长的鬈发，皮肤的颜色像花生奶油。卡玛拉不知道崔西是否会走出地下室，或是什么时候出来。有时候，她会听到地下室有动静，门砰地关上，微微传出一阵常见的那种古典乐曲。她不知道崔西会不会来看自己的孩子。每当她试图和乔希聊起他母亲时，他总是说：“妈妈工作很忙。如果我们去打扰她，会让她发疯的。”因为他一直小心翼翼地让自己看上去对此事无所谓，她也不便对他更多地盘问。她辅导他做家庭作业，和他一起玩牌，看DVD，告诉他一些自己小时候玩过的小花招，当他听话时，她表现出很舒心的样子。崔西的存在渐渐变得不重要，有点像卡玛拉往尼日利亚给母亲打电话时，线路中发出的背景声。直到上个星期一。

那天，乔希在盥洗室，卡玛拉坐在厨房桌边检查他的家庭作业，突然她听到背后有什么声音。她转过身，以为是乔希，不料却是崔西，紧身裤和紧身毛衣把身材勾勒得玲珑有致，她微笑着，用染着指甲油的手指把脸庞旁边一缕长长的鬈发拢向脑后。在她俩眼神相触的奇妙时刻，卡玛拉突然再次希望自己能减减肥和化点妆。这女人有的东西你不是也有吗？她的朋友倩薇会这样说。这是不是挺可笑的啊？自从上个星期一之后，甚至就在她不再吃油炸大蕉、在南街美发店把自己的头发编成塞内加尔式发辫、仔细察看美容品店的睫毛膏时，卡玛拉也这样说过自己。这样说自己并没有改变什么，因为那天下午在厨房里发生的事是某种奢望的展示，因为现在推动她生活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想着崔西再次从地下室上来。

卡玛拉把鸡片塞进烤箱。尼尔由于不能按时回家，只能让她为乔希打理晚餐而多付她三美元。她感觉有些好笑，“做晚饭”听起来像是一桩挺难的事儿，实际上只是一连串拆除包装的动作：打开纸盒或袋子，把东西搁进烤箱或微波炉。尼尔真应该看看她在国内是怎样用那只积满烟炱的煤油炉做饭的。烤箱发出了嘀嘀声。她在乔希盘子里那一小堆米饭上摆放了一圈鸡片。

“乔希，”她喊道，“晚饭好了。你想用冻酸奶当餐后甜点吗？”

“好的。”乔希咧嘴一笑，她想到他那两片嘴唇和崔西真像。她的脚趾在餐边柜角上撞了一下。自从上星期一以后，她经常会磕磕碰碰。

“你没事吧？”乔希问。

她揉了揉脚趾。“没事。”

“等等，卡玛拉。”乔希跪在地上亲吻了一下她的脚，“这样，疼痛就会被赶走了。”

她低头看着他的小脑袋，那上面的头发可怜巴巴地鬈曲着，她想紧紧地拥抱他一下。“谢谢，乔希。”

电话铃响了。她知道是尼尔。

“嗨，卡玛拉。家里都好吗？”

“都挺好的。”

“乔希怎么样？他对明天的事儿感到害怕吧？他紧张吗？”

“他没事儿。我们刚做完了练习。”

“不错。”一阵停顿。“我能很快和他打个招呼吗？”

“他在盥洗室。”卡玛拉压低了声音，看着乔希关掉DVD播放器。

“好吧，我很快就会回家的。实际上，我刚把最后一个客户送出办公室。我们竭力想要她丈夫同意庭外和解，她觉得这事已经拖得够久的了。”他短促地笑了一下。

“嗯，那就这样吧。”卡玛拉刚想放下电话，突然意识到尼尔还想说话。

“卡玛拉？”

“什么？”

“我有点儿担心明天的事儿。你知道，我真的拿不准这样的竞赛对于他这个年龄是否合适。”

卡玛拉放水冲掉深绿色汁液的最后一点痕迹。“他挺好的。”

“我想带他去赞尼·布莱尼玩具店，让他把比赛的心思转移一下。”

“他挺好的。”卡玛拉再次说。

“你愿意去赞尼·布莱尼吗？完了我会送你回家的。”

卡玛拉说她情愿早些回家。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撒谎说乔希在盥洗室里，这么脱口而出太容易了。之前，她也可能会跟尼尔聊上几句，可能会陪他们一起去赞尼·布莱尼，可是现在她跟尼尔不会再有那种关系融洽的感觉了。

她手里仍拿着听筒，那里面发出滴滴滴的声音。她摸了一下尼尔最近刚刚贴在机座上的贴纸：保护我们的天使，就是他称之为“抓狂”的那天之后贴上去的，因为他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一个孩童性骚扰者最近刚刚搬到他们家附近，那人的模样看上去就像个“UPS”快递员。乔希在哪儿？乔希在哪儿？尼尔问，好像乔希可能会待在任何地方，就是不待在家里。卡玛拉对他的忧心忡忡感到束手无策。她已经开始意识到美国父母都患上了焦虑综合征，随之而来就是过量的饮食：肚子吃得过饱让美国人有时间去担心自己的孩子也许会患上什么罕见疾病（那种疾病他们只是在报刊杂志上见过），让他们觉得自己有保护孩子免遭失望、免遭匮乏和免遭失败的权利。塞得饱饱的肚子让美国人能够因自己是好父母而大肆夸耀自己，好像照顾孩子不是人之常情而是额外的奉献。卡玛拉曾看着电视中的女人感到很搞笑，她们大谈自己有多爱孩子，为了孩子做出了多大的牺牲。现在，这样的情形让她感到不快。自从她月复一月来这儿做保姆之后，她开始对电视里那些指甲修得漂漂亮亮、似乎毫不费力地怀着孩子、脸上带着所谓“健康父母”的轻松表情的女人们有点看不惯了。

她放下听筒，拉扯着那张黑色报事贴（黏得不牢，轻轻一扯就能扯下来）。尼尔面试她时，写着“对枪支说不”的报事贴是银色的，这是她对托贝奇提到的第一个印象，她看着尼尔的手指在那张贴纸上抚过来抚过去，给她非常奇怪的感觉，好像那是一种仪式。但托贝奇对报事贴不感兴趣，他要她尽可能描述许多有关房子的细节。是殖民地风格吗？房子有多久了？他的眼睛一直闪烁着梦幻般的光芒。“我们将来也要在阿德莫尔 [43] 或‘干线’沿途的高尚住宅区住上这样的房子。”他说。

她什么都没说，因为对她来说，重要的不是他们住在什么地方，而是他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她和托贝奇是在恩苏卡校园里认识的，当时两人都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他读工程，她读化学。他是个安静的、书生气的小个子男人，是那种爹妈称之为“有前途”的男孩。但吸引她的却是他凝视她的目光，那种充满敬畏的目光让她喜欢上了自己。一个月后，她就搬进了他的男生宿舍（校园大道上有三排男生宿舍），他们无论去哪儿都在一起，两人坐在同一辆载客摩托车上，卡玛拉坐在摩托车手和托贝奇之间。他们在墙壁黏滑的浴室里，在一个水桶里洗澡，他们在外面用他的小炉子做饭吃，他的朋友们开始叫他“女人包装用品”时，他只是笑笑，好像觉得他们这样说是因为不知道自己错失了什么。他们完成“全国青年服务”工作后不久，就举行了婚礼，婚礼如此仓促是因为托贝奇的一个叔叔——一个本堂牧师，将他的名字加入“福音信仰布道会”团体，使他获得了美国签证。他们两个都知道，到美国去生活将会非常艰难。托贝奇要先在美国找到一份工作，两年后拿到绿卡再来接她。但两年过去了，接着又是四年，她在恩努古一家中学教书，课余一边读硕士，一边照顾朋友孩子施洗礼等事宜，而托贝奇在费城为一个尼日利亚人开出租车，那人蒙骗手下所有的出租车司机，因为他们都没有正式的工作签证。这样又过了一年。托贝奇没法寄来更多的钱，因为大部分钱要用在他所说的“各种证明”上。她的姑表姨妈们的唠叨越来越多：这男孩在等什么呀？如果他没法在那边站住脚、过来接妻子，他应该告诉我们一声才对，因为女人等不起呀！在他俩通电话时，她能听出他声音中的疲惫，而她安慰他，想念他，独自一人时哭泣着——直到那一天来临：托贝奇在电话里说他的绿卡拿到了，就放在他的面前，绿卡其实不是绿色的。

卡玛拉一直都记得，当她到达费城机场时，空调里出来的那种不新鲜的空气。她仍拿着自己的护照，在托贝奇配偶那页上折了一个角，当她走出机场出口时，他已经等在那儿了，他的肤色更浅了，人更圆胖了，他开怀大笑。六年了。他们拥抱在一起。在车上，他告诉她，他以前的证明文件都是单身的，所以他们得在美国重新结一次婚，这样他就可以为她申请绿卡。他们到他的公寓时他脱下了鞋子，她看着他的脚趾，深色的脚趾衬着厨房乳白色的油毡地，她注意到他脚趾上长出了毛发。她记得他的脚趾以前是没有毛发的。他开口说话时她凝视着他，他的伊博语时不时会掺入美国口音的英语。比如说伊博语的“Amah go”，他会说成英语“我要去”。他在电话里说话不是这样的。抑或，她没注意到？只是因为他跟她期待中的那个大学里的托贝奇不一样了？他不断地发掘记忆，提起那些事情时有些夸张，他很乐意回忆那些往事：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在雨中买酥牙 [44] 吃的事儿？她记得。她记得当时电闪雷鸣，他们在时明时暗的电灯下吃着夹有生洋葱的软绵绵的煎肉，眼睛被辣出了泪水。她记得第二天醒来时，嘴里还有浓烈的洋葱味儿。她还记得，他们的关系似乎毫不费力就发展起来了。现在，他俩的沉默显得非常别扭，但她告诉自己，情况会好起来的，毕竟，他们分开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床上，除了皮肤和皮肤的摩擦，什么印象都没有，而她还清楚地记得两人之间曾经有过的亲密，他是沉默的，是那么轻柔而坚实，她大声喘息着扭动着身体。现在，她都不知道这是不是同一个托贝奇，这个人似乎非常急切而夸张，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他开始用那种装逼的腔调跟她说话，我要操你。我要操你，弄得她直想抽他的脸。第一个周末，他带她去看费城，他们在老城来回晃悠，一直逛到她累得走不动，他让她坐到一张长椅上，他去给她买瓶水来。他回来时，她看着这个穿着松松垮垮的牛仔裤和T恤衫、身后映着橘色阳光的人，那一刻，她觉得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他有了一份新工作，是“汉堡王”的经理，他回家时会带来一些小礼物：最新出刊的《本质》杂志，从非洲人开的商店里买来的“马尔蒂纳”牌啤酒，一块巧克力。那一天，他俩在法庭，当着那个一脸不耐烦的女人的面交换婚姻誓言，他在为自己的领带打结时幸福地吹起了口哨，她却以某种绝望的悲哀看着他，非常想感受到他那种快乐。她觉得自己手掌里握住的那种感情，已经不复存在了。

他去上班时，她就在公寓里走来走去，看电视，冰箱里有什么就吃什么，甚至连面包留下的屑屑，也用勺子舀来吃了。她的衣服紧紧束在腰身和腋下，出门时她就在身上松松垮垮地披一件披风，在胳膊下面打个结。她终于和托贝奇在美国生活在一起了，终于和她的男人在一起了，但也不过是平淡无奇。她只能和倩薇聊聊这事儿。倩薇这个朋友从来没有批评过她对托贝奇的等待，如果她把自己在床上的感受（但早上却又不想起床）告诉倩薇，她也许会明白她的困惑何在。

她打电话给倩薇，可刚喂了一声，倩薇就哭了起来。又闹出了一个因倩薇丈夫而怀孕的女人，她丈夫打算付钱给那女人，因为倩薇生了两个女儿，而那女人生过许多儿子。卡玛拉拼命安慰倩薇，帮她大骂那个不三不四的丈夫，挂上电话时，对自己的境况却只字未提，她总不能对着一个没有腿的人来抱怨自己没有鞋。

在与母亲的通话中，她说一切都挺好的。母亲说：“我们很快就能听到小脚轻拍 [45] 的消息了。”她说了声：“是啊！”表示同意这个祝福。她也这么努力了：托贝奇在她上面时，她闭上眼睛，希望自己能怀上孕，因为，如果这样做都没有把她从沮丧中拽出来，至少也能给予她关心的东西。托贝奇曾给她买过避孕药，因为他觉得这一年内不能要孩子，为了能站住脚跟，为了享受两人世界，但她每天都把那颗药丸冲进抽水马桶里，并奇怪着，他怎么就看不出她的郁闷和沮丧呢，两人之间似乎无法沟通。但自从上星期一以后，他还是注意到她身上的变化了。

“卡玛，你今天容光焕发哟。”那天晚上他搂着她说。他很高兴她露出欢快的样子。她是既兴奋又抱憾，因为她无法和他分享那种情绪，因为突然间她在某种程度上再次确信这事情跟他完全无关。她不能告诉他崔西是怎样从地下室走上来，走进厨房，她当时是多么惊讶，因为她已不再去想这位母亲会是什么样子了。

“嗨，卡玛拉。”崔西说着向她走过来，“我是崔西。”她有一种低沉的嗓音，她那女人味十足的身体像是会流动的液体，她的套衫和双手都沾着颜料。

“噢，你好。”卡玛拉微笑着说，“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了，崔西。”

卡玛拉伸出手去，但崔西却近身来摸了摸她的下巴。“你用过牙套吗？”

“牙套？”

“是啊。”

“没有，没用过。”

“你有一副最美丽的牙齿。”

崔西的手仍然托着她的下巴，把她的脑袋略微朝上抬起，卡玛拉第一次觉得自己就像个崇拜别人的小女孩，接着又有点像个新娘。她再次微笑着。她完全知道自己的身体、崔西的眼睛，跟她身体贴得多么近，如此之近。

“你给艺术家做过模特儿？”崔西问。

“没有……没有。”

乔希进了厨房便冲向崔西，他非常兴奋。“妈妈！”崔西抱住他吻了他，然后揉着他的头发。“你的工作完成了吗，妈妈？”他黏在她的身边问。

“还没有，甜心。”她似乎对厨房很熟悉。卡玛拉原以为她会不知道杯子在哪里，或是不知道怎样使用滤水器。“我有点卡住了，所以我想还是上来一会儿吧。”她轻抚着乔希的头发。她转向卡玛拉。“是我喉咙这儿卡住了，你知道吗？”

“知道。”卡玛拉说，虽然她并不知道。崔西凝视着她眼睛的样子让卡玛拉的喉咙有哽咽的感觉。

“尼尔说你有硕士学位。”崔西说。

“是的。”

“那太好了。我讨厌大学，我都等不及大学毕业！”她大笑起来。卡玛拉也笑了。乔希也笑了。崔西的手指掠过桌上的邮件，拿起一封撕开信封，又搁了回去。卡玛拉和乔希一声不响地看着她。然后她转过身。“好啦，我想我还得回去工作了。以后再见吧。”

“你为什么不能让乔希看看你工作的情况呢？”卡玛拉问，因为她无法接受崔西离去。

崔西似乎思忖了一下这个建议，然后走向乔希：“你想看吗，伙计？”

“想啊！”

地下室里，靠墙搁着一幅宽大的画。

“真漂亮，”乔希说，“是吗，卡玛拉？”

在她看来，那好像一片随意泼溅的颜料。“是啊，真不错。”

她对地下室本身更好奇，崔西就生活在这里，塌下去的沙发、随意放置的桌子和沾有咖啡渍的马克杯。崔西在呵着乔希的痒痒，乔希大笑着。崔西转向她。“对不起，这里乱七八糟的。”

“不乱呀，挺好的。”她想帮崔西整理一下，只要能留在这里，做什么事都行。

“尼尔说你刚到美国不久？我想听听尼日利亚的消息。我一两年前还在加纳。”

“噢。”卡玛拉感到腹中有抽紧的感觉，“你喜欢加纳吗？”

“非常喜欢。我所有的灵感都来自于祖国。”崔西仍在呵着乔希，但她的眼睛却盯在卡玛拉身上。“你是约鲁巴人？”

“不，我是伊博人。”

“你的名字有什么含义吗？我说得正确吗？卡—玛拉？”

“正确。这是卡玛拉奇左罗尼耶的简称，意思是：‘愿神的恩惠充满你。’”

“很动听，就像音乐。卡玛拉，卡玛拉，卡玛拉。”

卡玛拉曾想象崔西会再念一遍她的名字，而这一次，在她听来是悄声细语。卡玛拉，卡玛拉，卡玛拉，在她们的身躯随着这音乐般的名字摆动时，她会这样念叨。

乔希拿着画笔跑来跑去，崔西追着他，他们跑近卡玛拉。崔西停下了。“你喜欢这份工作吗，卡玛拉？”

“喜欢。”卡玛拉有些惊讶，“乔希是个挺乖的孩子。”

崔西点点头。她再次伸出手，轻拂着卡玛拉的脸。她的眼睛里映着碘钨灯的光。

“你肯为我脱下衣服吗？”她的声音像呼吸一般轻柔，轻柔得卡玛拉几乎分辨不出音节。“我想画你。”她说。

卡玛拉知道自己连气都顺不过来了。“噢。我不知道行不行。”她说。

“考虑一下吧。”崔西说，然后转向乔希说，她要开始工作了。

“乔希，该喝菠菜汁了。”卡玛拉用过于响亮的声音说，她上楼时，心里期望着自己能够更大胆地表露，期望着崔西再次上来。

尼尔开始准许乔希吃一点巧克力糖屑，那是因为他看过一本新书，得知无糖甜味剂有致癌作用，所以车库门打开时，乔希正在吃着撒有巧克力碎屑的有机冰镇酸奶。尼尔穿着一套挺括的深色西服。他把皮包搁在餐边柜上，朝卡玛拉打了个招呼，然后突然转身对乔希说。“嗨，小家伙！”

“嗨，爸爸。”乔希吻了他，尼尔用鼻子触着他的脖子时，他大笑起来。

“你和卡玛拉做的阅读练习进行得怎么样？”

“挺好。”

“你紧张吗，小家伙？你一定是最出色的，我敢打赌你会赢。但如果你没获胜那也没关系，因为你在爸爸心目中已经是个胜利者了。你准备好去赞尼·布莱尼店去了吗？那里肯定挺有趣的。‘伙伴的奶油球’可是最新到货的哦！”

“耶。”乔希推开盘子，开始检查自己的书包。

“我稍后来帮你检查学习用品。”尼尔说。

“我找不到鞋带了。我在运动场上拿出来过。”乔希从书包里找出一张纸。结垢的鞋带就缠在那张纸上，他解开鞋带。“噢，瞧啊！爸爸，还记得我在班上做的那个家庭特别安息日卡吗？”

“是这个吗？”

“是的！”乔希举起一张蜡笔彩画左右摇晃着。那上面，他用早熟的笔迹写着：卡玛拉，我很高兴你是我的家人。安息日平安！

“我上星期五忘记给你了，卡玛拉。所以，我只能等到明天再给你，好吗？”乔希一脸郑重地说。

“好的，乔希。”卡玛拉说。她把他的盘子拿到洗碗机那儿去洗。

尼尔从乔希手上拿过卡片。“你知道，乔希，”他一边说一边把卡片收回去，“你把这张卡片给卡玛拉真的很好，但卡玛拉是你的保姆和朋友，而这种卡片是给家人的。”

“莉亚小姐说我可以给卡玛拉的。”

尼尔看着卡玛拉，好像要寻求她对他的支持，但卡玛拉的眼神专注在洗碗机上。

“我们可以走了吗，爸爸？”

“当然。”

他们离开前，卡玛拉说：“祝你明天好运，乔希。”

卡玛拉看着尼尔的“美洲虎”车开出去了。她很想到地下室去，敲敲崔西的门给她送点什么：咖啡，一杯水，一块三明治，她自己。在盥洗室里，她轻轻拍打着新编的辫子，修饰着唇彩和睫毛膏，然后下楼走向地下室。她中途停了好几次，又返身折回。最终她冲下楼梯敲响了房门。她敲了又敲。

崔西开了门。“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她说，表情淡淡的。她穿着一件褪色的T恤和彩条牛仔裤，她的眉毛又浓又直，像是假眉。

“没有。”卡玛拉觉得好不尴尬。为什么上个星期一以后你就没有再上来？为什么你看见我的时候眼睛没有亮起来？“尼尔带着乔希去玩具店了。我祈盼着乔希明天的好运。”

“是啊。”她的神态中表露出某种烦躁和焦虑。卡玛拉不无忧虑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我肯定乔希能赢。”卡玛拉说。

“也许吧。”

崔西身子往后退了一些，像是要关门了。

“你需要什么吗？”卡玛拉问。

崔西慢慢地微笑起来。她上前一步，靠近卡玛拉，近得贴住了卡玛拉的脸。“你会为我脱下衣服的。”她说。

“是的。”卡玛拉拼命绷紧腹部，这时崔西说：“好。但不是今天。今天不合适。”然后走进了房间。

第二天下午见到乔希之后，卡玛拉知道他并没有取胜。他坐在那里，在喝牛奶，面前摆着一盘小饼干，尼尔站在他身边。一个穿着不合体的牛仔裤的漂亮金发女子正在看着乔希贴在冰箱上的照片。

“嗨，卡玛拉。我们刚回来。”尼尔说，“乔希挺棒的。他真的应该赢。他肯定是最努力的孩子。”

卡玛拉抚摸着乔希的头发，把一块小饼干塞进他嘴里。

“这是玛伦，”尼尔说，“她是乔希的法语教师。”

那女人向卡玛拉打了个招呼，跟她握了握手，随即走进了休息室。那条牛仔裤的裤裆深深抠进了她的两腿中间，她脸颊两边由于腮红打得太多而显得很不自然，她和卡玛拉想象中的法语教师毫无相像之处。

“‘阅读马拉松’占去了太多的课程时间，所以我想给他在家里补补课，玛伦真好，她愿意来教乔希。你觉得呢，卡玛拉？”

“当然好。”突然间，她又喜欢起尼尔来了，她喜欢阳光透过百叶窗一道道窗栅照进厨房的景象，她喜欢这个法语教师能留在这儿，因为在她上课时，她也许就能到地下室去问崔西，现在是不是她脱下衣服的适当时候。她穿了一件新的性感文胸。

“我累了。”尼尔说，“我为了安慰他，给他吃了不少糖。他吃了两根棒棒糖。我们还在芭斯罗宾冰激淋店逗留了一下。”尼尔悄声说（乔希其实听得见）。尼尔以前也曾用这种其实没有必要的悄悄话语气告诉卡玛拉说，他把一本书捐给了乔希就读的贝思·希勒尔犹太会堂幼儿园中班，那是一本关于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书，书上插图画的人的皮肤就像闪闪发光的土地，但乔希说老师根本没有给班上的小朋友读过那本书。卡玛拉想起，有次她说“乔希没事的”，尼尔感激地抓住了她的手，好像尼尔需要的就是有人来说这句话。

于是，卡玛拉说：“他会克服自己的情绪的。”

尼尔慢慢地点着头。“我吃不准。”

她伸出手，握住了尼尔的手。感到自己充满了慷慨之情。

“谢谢，卡玛拉。”尼尔停了一下。“我得走了。我今天要晚些回来。你做晚饭可以吗？”

“没问题。”卡玛拉再次微笑着。也许在乔希吃晚饭时，她可以回到地下室去，也许崔西会要求她留在那儿，那她就得打电话给托贝奇了，就说突然发生了什么事，需要她晚上留在那里照顾乔希。通向地下室的门开着。卡玛拉的兴奋之情让她的太阳穴噗噗地跳动起来，当崔西穿着紧身裤和沾满颜料的衬衫出现时，这种悸动更强烈了。崔西拥抱了乔希吻了吻他。“嗨，你是我的胜利者，伙计，我的特别的胜利者。”

卡玛拉很高兴崔西没有吻尼尔，他们互相道了声：“嗨，你好吗？”好像是兄弟姐妹那样。

“嗨，卡玛拉。”崔西招呼道。卡玛拉告诉自己崔西看上去很平常的样子，丝毫没有因为看见她而兴奋起来，那是因为不想让尼尔知道。

崔西打开冰箱，拿出一个苹果，叹了口气。“我的思路卡住了，卡死了。”她说。

“会好起来的。”尼尔喃喃地说。然后抬高了声音（这样可以让站在那边的玛伦也听见），“你还没见过玛伦吧？”

尼尔给她们作了介绍。玛伦伸出了手，崔西握住了她的手。

“你戴隐形眼镜吗？”崔西问。

“隐形眼镜？没有。”

“你有一双最不同寻常的眼睛。紫罗兰色的。”崔西仍然握着玛伦的手。

“噢，谢谢。”玛伦神经质地发出咯咯的笑声。

“真的是紫罗兰色的。”

“噢，是吗，我想是的。”

“你给艺术家做过模特儿吗？”

“噢……没有……”玛伦咯咯地笑。

“你应该考虑一下。”崔西说。

她把苹果送到嘴边慢慢咬了一口，她的双眼一直凝视着玛伦的脸。尼尔带着宠溺的微笑望着她们，卡玛拉的目光移向别处。她在乔希身边坐下来，从他的盘子里拿了块小饼干。

猴跳山

小木屋顶上都苫着茅草。这些名叫“狒狒小舍”和“豪猪栏”的住所都有手绘图案，边上是一扇木门，木门通往鹅卵石小径，小木屋的窗子都敞开着，这样客人就能在蓝花楹的飒飒声和海浪拍岸的阵响中醒来。柳枝编织的盘子里盛着精选好茶。中午时分，那些小心谨慎的黑人仆佣已铺好了床，清洗了精致的浴缸，给地毯吸过尘，将野花插进手工精制的花瓶里了。乌祖娃觉得奇怪的是，非洲作家工作坊居然在这里举办，在开普敦城外的猴跳山。这地方的名字本身就很不搭调，因为这儿有一种饱食终日的餍足感，在她想象中，这儿应该涌满了外国游客，跑来跑去给蜥蜴拍照，回到家以后还是基本上不明白为什么在南非，黑人比红头蜥蜴多。过后，她会知道是爱德华·坎贝尔选了这里，因为几年前他在开普敦大学教书时，周末常来这个地方。

但她不知道，这天下午就是爱德华来机场接她的，那个戴夏帽的老人，笑起来露出前面两颗长着霉菌斑的门牙。他吻了她两边脸颊。他问她在拉各斯领取事先付款机票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他问她是否介意在机场等一下稍后抵达的一个乌干达人的航班，问她是否觉得饿。他告诉她，他妻子伊莎贝拉已经接走了参加这个工作坊的大部分来宾，他的朋友西蒙和赫敏来自伦敦（他们是有薪酬的工作人员），正在住地安排一个欢迎午餐。他和乌祖娃一起坐在机场抵达处的一张长椅上。他正了正扛在肩上的标示牌（上边写着那个乌干达人的姓名），告诉她，这时节开普敦的气候有多潮湿，他对工作坊的活动有多高兴。他说话时拉长每一个单词的音节。他的口音是英国人称之为“高尚体面”的，是尼日利亚富人们想要模仿而不料说出来却变得不伦不类招人笑话的那种。乌祖娃不知道是不是他选中了自己来这工作坊。也许不是，是由英国理事会确立标准和人选的。

爱德华起来走了一小会儿，坐下时离她近了一些。他打听她在尼日利亚的家乡在哪里。乌祖娃打了个大大的呵欠，借此希望他不再聊天。他却又重复了自己的问题，又问她是不是请假前来工作坊的。他专注地看着她的脸。他的年纪很难辨别，六十五岁至九十岁都可以说。她不能以他的脸庞来判断他的年岁，这张脸是令人愉快的，但也是未成形的，好像上帝造人时一巴掌把他拍到了墙上，然后在那张脸上涂抹出五官来。她含糊地笑了一下，说她在离开拉各斯之前刚刚失业——一份银行的工作——所以，不需要请假。她又打了个呵欠。他似乎很有兴趣了解更多，而她不想再多说了，所以，当抬头看见乌干达人正向他们走来时，她松了一口气。

乌干达人看上去睡意蒙眬。他三十出头，一张四方脸，深色皮肤，无需打理的头发紧绷绷地缠结成一个个小球。他和爱德华彼此握手时还朝对方鞠了一躬，然后转向乌祖娃含混地嗨了一声。他坐在“雷诺”车的前排。机场到住地路程很远，一路上眼前不断闪现悬崖峭壁，爱德华年纪虽大开车却很快。她提心吊胆了一路，最后总算看见了那些苫着茅草顶的度假屋和修饰得整整齐齐的小路。一个笑眯眯的金发女人领她去住那个名叫“斑马厩”的小木屋，里面有一张四柱大床，亚麻床品散发着熏衣草的香味。乌祖娃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然后起身打开行李，不时朝窗外张望，搜寻着可能藏身在冠盖如云的大树中的猴子。

扫兴的是，一只猴子都没有，过后他们坐在斜坡那儿的粉红大伞下用午餐时，爱德华会跟与会者说起，餐桌搁在栏杆旁边，他们俯身就能看见青绿色的大海。他指着每一个人给大家作介绍。那个南非白种女人来自德班，那个黑人来自约翰内斯堡。那个坦桑尼亚人来自阿鲁沙，那个乌干达人来自恩德培，那个津巴布韦女人来自布拉瓦约，那个肯尼亚人来自内罗毕，而那个塞内加尔女人，最年轻的一位（只有二十三岁），来自巴黎，她在那儿读大学。

爱德华最后介绍乌祖娃：“乌祖娃·奥干杜是尼日利亚人，她住在拉各斯。”乌祖娃环视了一下餐桌周围，不知道她会和谁结为朋友。那个塞内加尔年轻女人似乎最有可能，她眼睛里闪着与周围不协调的火花，还有她的法语口音，她的粗辫子上缠着的银色条纹发饰。那个津巴布韦女人的辫子更长却更细一些，装饰在发辫上的贝壳随着脑袋摆动也左右摇晃着。她似乎很亢奋，显得过于活跃，乌祖娃觉得自己也许会喜欢她，但也就像喜欢酒精饮料一样——适可而止。肯尼亚人和坦桑尼亚人看上去普普通通，几乎毫无特征——高个子、宽额头，留着未经修饰的胡子，穿着有图案的短袖衬衫。她觉得自己也许在不投入情感的状态下会喜欢这两个人，因为谁都喜欢没有威胁的人。对那两个南非人她不太吃得准：那个白人妇女有一张过于诚恳的脸，完全没有幽默感，一点都没化妆，那个黑人的脸相有一种耐心的虔诚，就像那些挨家挨户上门传道、就算每一扇门都向他关上还报以微笑的“耶和华见证人”。至于那个乌干达人，在机场时她就不喜欢他了，这会儿，由于他回答爱德华的提问时那种谄媚的样子（对爱德华说话时他的身子便倾斜过去，而对其他人则完全不是这样）就更不喜欢他了。他们每个人都轮流对爱德华说了几句话。他们都知道他是去年“利普顿非洲作家奖”的获得者，奖金有一万五千镑。他们有礼貌地叙聊各自的航班时爱德华没有介入。

他们吃完装饰有草叶的奶油鸡，喝过装在光滑的瓶子里的苏打水之后，爱德华站起来发表了欢迎演讲。他讲话时眼睛有些斜视，稀疏的头发在微风中飘拂，带来一股大海的气息。他一开始讲了他们已经知道的一些事情——这个工作坊将持续两周，这是他的倡议，不过，当然啦，钱是由“张伯伦艺术基金会”给予的慷慨资助，就像“利普顿非洲作家奖”也是他的倡议，资金支持也来自基金会的慈善家们，希望他们每人都能有一篇作品发表在《演讲》杂志上，每个房间都配置了手提电脑，他们将利用第一个星期来写作，在第二个星期评议各自的作品，乌干达人将担任这个工作坊的领导。接着他谈起了他自己，谈起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在牛津时非洲文学如何引起他的兴趣，继而成为他毕业追求的事业。他的眼睛频频瞟向乌干达人。那个乌干达人每次都以会心的点头来回应他的眼神。最后，爱德华向大家介绍了他的妻子伊莎贝拉（尽管大家已经见过她了）。他告诉大家，她是一个动物权利保护者，她是老非洲了，因为她在博茨瓦纳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当她起身时，他表现出一副骄傲的样子，好像她的高身材和清瘦的优雅弥补了他外表的不足。她的头发是一种哑红色，修剪得当的一绺绺头发恰如其分地衬托出她的脸庞。她轻轻拍了拍头发说：“爱德华，其实，简单点儿就行了。”但乌祖娃觉得，是伊莎贝拉要求作这个介绍的，也许她还为此提醒过爱德华了，她说，亲爱的，别忘了在午餐时恰当地介绍一下我。她当时的声音可能非常微妙。

第二天早餐时，伊莎贝拉坐在乌祖娃旁边，就是用这种声音和她说话的，她说乌祖娃的身材骨骼相当精致优美，肯定具有尼日利亚王族血统。乌祖娃第一个反应是，伊莎贝拉是否在伦敦时就用王室血统来解释朋友的标致外表。她没有这样问，而是说——因为她不能反驳——她确实是一个公主，有着古老的血统，十七世纪时她的某个祖先曾俘虏过一个葡萄牙商人，还留下了他，在王室的笼子里骄纵地豢养着。她停下来啜了一口曼越橘汁，冲着杯子笑了起来。伊莎贝拉欢快地说，她总是一眼就能看出王室血统，她希望乌祖娃能支持她的反对非法狩猎运动，因为这种事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人们正在杀死那么多濒于灭绝的大猩猩，他们甚至不是为了吃猩猩肉，根本不是为了吃兽肉，只是取用它们的生殖器作为时髦的活动而已。

早餐后，乌祖娃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关于度假胜地和伊莎贝拉的事儿，母亲听了咯咯直笑，这时她感到很开心。放下电话，她在手提电脑前坐了很长时间，心里想着母亲有多久没有开怀大笑了。她在那儿坐了很长时间，把鼠标从一处移到一处，想着要给她的人物取一个比较常见的什么名字，比如裘玛，或者比较异国风情一些，比如伊巴莱。

裘玛和母亲一起住在拉各斯。她有一个恩苏卡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学历，最近刚刚结束了国家青年服务期，她每个星期四都会买一份《卫报》，在招聘栏里搜寻工作机会，将自己的简历塞进马尼拉纸棕色信封寄给雇主。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回音。最后，她终于接到一个电话，请她去面试。那人问了几个问题就说要雇她，然后，他走过来站在她的背后，把手伸过她的肩膀，从身后按挤她的乳房。她轻蔑地制止了他，“蠢货！请自重些！”随即就走人了。接下来几个星期又是毫无音讯。她去帮助母亲料理她的时装店。她寄出更多的求职信。第二个面试官是个女的，她说她需要一个有国外教育背景的人，裘玛离开时几乎失声大笑。又是几个星期毫无音讯。裘玛有几个月没见到父亲了，她决定去他位于维多利亚岛的新办公室看看他能否帮自己找到工作。他们会面的气氛很紧张。“你为什么一开始没来呢，嗯？”他问，装出一副愠恼的样儿，其实她知道生气对他来说更容易些，对于一个你伤害过的人，摆出生气的样儿当然更容易。他打了几个电话。他给她薄薄的一卷两百奈拉的钞票。他没有问她母亲的情况。她注意到他办公桌上有一张黄种女人的照片。她母亲曾相当精确地描述过这女人：“她非常漂亮，看上去是个混血种人，其实她并不算很漂亮，她那张脸像是一只熟透了的番木瓜。”

猴跳山的主餐厅低悬着一盏枝形吊灯，低得乌祖娃伸手就能够到它。爱德华坐在铺着白桌布的长餐桌一头，伊莎贝拉坐在另一头，与会者们分坐两侧。侍者端着菜盘进进出出时，硬木地板被踩得咚咚作响。鸵鸟肉拼盘。烟熏鲑鱼。橘汁鸡肉。爱德华敦促大家赶快吃鸵鸟肉。它真是棒极了。可是乌祖娃不喜欢吃鸵鸟肉，她甚至不知道鸵鸟肉居然可以食用，她这话一说出口，爱德华自然就大笑起来，他说鸵鸟当然是非洲人的一种主餐。每个人都点了鸵鸟肉，当乌祖娃点的鸡肉（柑橘汁放得太多）送来时，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该吃点儿鸵鸟肉。不管怎么说，那东西看上去像牛肉。她喝了很多酒，她一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多酒，两杯下肚，她感到有些飘飘然的劲儿，就和那个塞内加尔人聊起了护理自然黑发的门道：不要用含硅产品，要多用乳木果油，只能在湿的时候梳头。她耳边刮到一句爱德华聊酒的话题：夏敦埃酒实在是寡淡无味。

后来，与会者们在那个露台上聚集在一起——除了那个乌干达人，他和爱德华、伊莎贝拉坐在另一边。他们一边拍着飞来飞去的昆虫，一边喝着酒，大笑着，互相取笑：你们肯尼亚人太听话！你们尼日利亚人太嚣张！你们坦桑尼亚人一点时尚感都没有！你们塞内加尔人被法国人洗脑了！他们聊着苏丹的战事、非洲作家群体的衰落，聊着书籍和作家。他们都认为达姆布德佐·马里契拉 [46] 很棒，阿兰·帕顿 [47] 有点纡尊降贵，而伊萨克·迪内森 [48] 是不可原谅的。那肯尼亚人说话时带有欧洲人惯常的腔调，他引用伊萨克·迪内森的话，说所有基库尤人 [49] 的孩子都在九岁时变得智力迟缓了。他们都大笑起来。那个津巴布韦人说阿契贝 [50] 很乏味，也没什么风格，肯尼亚人说那是亵渎，一把夺过津巴布韦人的酒杯，直到她放弃自己的看法，笑着说阿契贝当然是令人崇敬的。那个塞内加尔人援引索邦大学教授在课堂上的说法，认为康拉德的观点跟她本人的看法一致，她差点要吐出来了，好像她自己不能确定自己的观点似的。乌祖娃开始兴奋起来，咿咿呀呀，胡言乱语地模仿着康拉德笔下的非洲人，感觉甜丝丝的酒香味儿钻进了脑子里。那个津巴布韦人走路都踉踉跄跄的，一跤跌进了喷泉里，一头发辫都打湿了，爬出来时嘴里还胡诌着什么，她说她感觉到那里面有鱼在游来游去。肯尼亚人说他要把这细节写进小说里——度假胜地喷泉里想象中的鱼——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要写些什么。塞内加尔人说她的故事确实就是她自己的故事，故事说的是她怎样哀悼自己的女朋友，她的悲哀怎样促使她鼓起勇气对父母讲明真相，虽然他们并没有把她是女同性恋当回事儿，还在熟悉的男青年里给她撮合对象。那个南非黑人听说“女同性恋”似乎一惊，站起来就走了。那个肯尼亚人说南非黑人让他想起他的父亲，他父亲参加了“圣灵复活教会”而不跟邻居们说，因为他们都没有得救。津巴布韦人、坦桑尼亚人、南非白人和塞内加尔人都说起自己父亲的事情。

他们看着乌祖娃，她意识到唯独自己什么都没有说，有一刻，那酒不再让她的脑子晕晕乎乎的了。她耸耸肩膀含糊地说了一句，她父亲没什么可说的。他只是个普通人。“他在你的生活中吗？”那塞内加尔人语音柔和地问，那意思明显是认为没有。这是第一次，乌祖娃有点被她的法语口音给惹恼了。“他在我的生活中。”乌祖娃的声音带着一股平静的力量。“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给我买书，在我小时候，他给我念诗歌和故事。”她停了一下，所有的人都看着她，她又说，“他确实做了一些让我吃惊的事，也给我造成了伤害，但大致上还是让我吃惊吧。”塞内加尔人好像还想问更多的问题，但后来改变了主意，说她还想要点酒。“你会写你父亲吗？”肯尼亚人问，乌祖娃用强调的口气说：“不。”因为她从不相信小说可以医治心疾。坦桑尼亚人告诉她，所有的小说都有疗伤作用，具有某种类型的疗效，不管别人怎么说。

那天晚上，乌祖娃想尝试着写作，但她的眼球有点酸胀，脑袋也很痛，于是她上了床。早餐后，她坐在了电脑前，手里攥着一杯茶。

裘玛接到一个来自招商信托银行的电话，那是她父亲联系的几个地方之一。父亲认识那家银行的董事长。她心里燃起了希望，她知道所有在银行上班的人都开着挺不错的二手捷达车，在哥巴哥达有很好的公寓房子。副经理对她进行了面试。他肤色很深，长得很漂亮，眼镜架上的标志显得十分雅致，他跟她说话时，她竭力希望他多看自己几眼，可他没有。他告诉她，他们想雇她做市场营销，这就意味着要外出，要带进新的客户。她将和英卡一起工作。如果她能在试用期内拉进一千万奈拉存款，就可以得到长期职位。他说话时她连连点头。她已经习惯了被男人注意，而他看她的样子却根本不像是一个男人在看女人，这让她不免有些意气消沉，而她也不太明白他说要出去拉新客户是什么意思，两个星期后，她才搞懂了。她和英卡坐进了一辆配有空调的公务吉普车，开车的司机身着制服，她的手在光滑的皮椅上摩挲着，都不想再出去了，车子驶往位于伊柯伊 [51] 的阿尔哈吉家，富人阿尔哈吉像叔伯似的向她们露出亲切的笑容，不停地做着手势，大笑着。英卡以前来过几次，所以他拥抱了她，对她说些俏皮话，逗得她哈哈大笑。他看着裘玛。“这一位真不错啊。”他说。管家给她们端上带冰霜的饮料，阿尔哈吉对英卡说着话，却频频瞟向裘玛。接着他让英卡跟他靠近些，并向她解释他的存款账户需要更高的利息，然后又要她坐在自己的膝盖上——难道她不觉得他体格非常强壮，足以承载她的体重？英卡说他当然能够承载啦，然后就坐上了他的膝头，露出平静的微笑。英卡个子娇小，长相漂亮，她让裘玛想起了那个黄种女人。

裘玛对黄种女人的了解来自她的母亲。一个懒洋洋的下午，那黄种女人走进她母亲位于阿登尼朗·奥干桑亚街的店里。她母亲知道这黄种女人，知道这女人在跟自己的丈夫交往，这件事都有一年了，知道她丈夫为这黄种女人买了本田雅阁轿车和伊鲁皮尤的公寓。但真正让她抓狂的是这种羞辱：那黄种女人走进她的店里，看看鞋子，打算用那些其实属于她丈夫的钱来买鞋。所以她母亲抓住那黄种女人针织衣的后背，尖声大叫：“偷人丈夫的破鞋！”那几个女店员也一起过来扇打那黄种女人，打得她蹿回车上。裘玛的父亲得知此事，冲着她母亲大喊，说她的行为像是一个街上的野女人，让他丢脸，也羞辱了她自己，却让一个无辜女人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然后，他就离家而去。裘玛在国家青年服务期满回家后注意到父亲的衣橱空了。埃罗姨妈、罗丝姨妈和乌其姨妈都来了，对她母亲说：“我们和你一起去求他回家来，或者，我们以你的名义去求他回家。”裘玛的母亲说：“决不，绝对不行，我不会去求他。够了。”芬咪姨妈来了，说那个黄种女人用迷药把他拴在了身边，她认识一个很好的巴巴拉我 [52] ，可以用解药解除这种魔力。裘玛的母亲说：“不，我不会去找那人的。”她的生意也开始走下坡路了，因为以前裘玛的父亲一直在帮她从德班进货。她现在只好低价出货，在《快乐与城市人民》上打广告，开始在阿巴 [53] 的鞋厂备货。裘玛这天上午坐在阿哈尔吉家的客厅里穿的就是这种鞋子，她看着英卡坐在那富人的膝盖上，聊着招商信托银行的存款账户利息。

一开始，乌祖娃试图不去注意爱德华经常凝视她身体的眼神，他的目光从不瞟向她的脸，总是落在低一些的部位上。工作坊的例行日程每天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八点早餐，一点午餐，六点在大餐厅吃晚餐。第六天，天气异常酷热，爱德华拿出第一个故事让大家进行评论，是那个津巴布韦人写的。与会者们坐在平台上，爱德华分发完材料后，乌祖娃看见阳伞底下的座位都坐满了。

“我坐太阳底下没关系。”她说着就站起身来，“我站在你旁边可以吗，爱德华？”

“我更喜欢你躺在我旁边。”他说。这是潮湿而燠闷的时刻，远处鸟语聒噪。爱德华咧嘴一笑。只有乌干达人和坦桑尼亚人听见了他的话。乌干达人笑了起来，乌祖娃也笑了，因为这话挺逗也挺机智，她告诉自己，你真得这么想。午餐后，她和津巴布韦人一起去散步，她们在海边驻足捡贝壳时，乌祖娃把爱德华说的话告诉了她。但津巴布韦人似乎心不在焉，说话比平时要少，也许还挂虑着自己写的那个故事。乌祖娃这天晚上看了。她想着这故事未免太虚夸了，但她喜欢这种故事，让人赏心悦目，而又小心翼翼地给联想留出空白。听上去很熟悉，又很逗，这是一个关于哈拉雷 [54] 中学教师的故事，一个五旬节派牧师告诉他，他和他妻子如果不去向一个女巫忏悔，就永远不会有孩子，因为是她锁住了他妻子的子宫。他们相信女巫就是隔壁邻居，每天早上，他们都大声祷告，用圣灵的语言炸弹去轰炸邻居的篱笆。

第二天晚上，津巴布韦人朗读了一个片断之后，餐桌上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这时，乌干达人开口说，这篇文章很有力量。那南非白人也热心地点头。肯尼亚人不同意。他说，某些句子很难听出意思来，不明白说的是什么，他读到过这样的句子。坦桑尼亚人说最好是完整地看一个故事，而不是只言片语。是的，肯尼亚人说，这才能看出名堂来。接着，爱德华说话了。这个故事在写作上当然很有野心，但故事本身却带出一个问题：“那又怎样？”当你考虑到在穆加贝可怕统治下的津巴布韦发生的其他所有事情，那种事儿就太“passe”（过时）了。乌祖娃瞪着爱德华。他说“passe”是什么意思？一个故事怎么会“passe”呢？但她没有问爱德华是什么意思，肯尼亚人没有问，乌干达人没有问，而那津巴布韦人只是把发辫从脸庞边梳理开去，装饰的贝壳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大家都没有做声。稍后，他们都打起呵欠，互道晚安后就回自己房里去了。

翌日，他们谁也不提昨晚的话题，只是聊起炒鸡蛋怎样炒得蓬松，晚上风儿刮着蓝花楹枝叶在窗上弄出的飒飒声音显得那么诡异。晚餐后，塞内加尔人开始朗读自己的故事。那是一个有风的夜晚，他们关上了门，把风吹树叶的飒飒声关在了门外。爱德华的烟斗吞云吐雾，整个房间烟气氤氲。塞内加尔人写的是葬礼的场面，她读了两页纸，时常停下来啜一口水，读到动情处，她的声音会变得厚重起来，所有的“t”听上去都像是“z”。读完后，大家都转向爱德华，包括乌干达人，他好像忘记自己是工作坊的领导了。爱德华沉思着嚼着烟斗，然后说，像这类同性恋故事恐怕不能真实地反映非洲。

“哪一个非洲？”乌祖娃冲口而出。

南非黑人在座位上挪了挪身子。爱德华继续嚼着烟斗。接着他用那种像是大人看教堂里不安分的孩子的眼光看着乌祖娃，说他谈论非洲，并不是以一个牛津出身的非洲学者的口吻，而是作为一个关心真实非洲的人，拒绝将西方的观点强加给非洲。津巴布韦人、坦桑尼亚人和南非白人在爱德华开始说话时都摇起头来。

“也许现在确实已是二年了，但一个非洲人怎么去跟家人说自己是同性恋？”爱德华问。

塞内加尔人突然冒出一串让人费解的法语，流畅地说了一分钟之后，又说：“我是塞内加尔人！我是塞内加尔人！”爱德华也用同样流利的法语回答她，接着又用英语，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我想她喝了太多优质的波尔多葡萄酒了。”一些与会者咯咯地笑了起来。

乌祖娃第一个离开。她走近自己房间时，听见有人在喊她，她停下脚步。是肯尼亚人。那津巴布韦人和南非白人也在一起。“我们去酒吧坐坐吧。”肯尼亚人说。她不知道塞内加尔人去什么地方了。在酒吧里，她喝了一杯酒，听他们聊起猴跳山的其他宾客——所有来这儿的人都是白人，他们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这批参加工作坊的人。肯尼亚人说，有一次，他在游泳池旁边的小路上碰到一对年轻伴侣，他走近他们时，他们停下来后退了几步。那南非白人说她也遭受过疑惑的眼光，也许因为她只穿了一件肯特图案的系带衬衫。坐在那里，凝视着外面的黑夜，聆听着周围柔和的饮酒谈话声，乌祖娃感到自己心底爆发出一股自我厌憎。当爱德华说“我更喜欢你躺在我旁边”时，她不该笑的。这一点都不好笑，一点都不好笑。她恨这个，恨他脸上咧嘴而笑的样子，恨他露出牙齿上的绿霉斑，恨他总是盯着她的胸部而不是她的脸看，恨他的目光总是在她身上爬动，而她却还像只发狂的鬣狗似的大笑。她放下喝了一半的酒说：“爱德华总是盯着我的身子看。”肯尼亚人、南非白人和津巴布韦人都瞪着她。乌祖娃又重复了一遍：“爱德华总是盯着我的身子看。”肯尼亚人说，从第一天起就很清楚了，这人很可能在上那个骨瘦如柴的老婆时，心里希望那是乌祖娃；津巴布韦人说，爱德华总是不怀好意地盯着乌祖娃看；南非白人说，爱德华从来没有这个样子看过白种女人，因为他觉得乌祖娃是一个毋需加以尊重的幻觉。

“你们都注意到了？”乌祖娃问他们。她有一种奇怪的被背叛的感觉。她站起身向自己房里走去。她给母亲打了电话，但那个机器声总是说：“您所拨打的电话现在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她只好挂了电话。她不能写信。她躺在床上，醒了很长时间，终于蒙眬睡去时，已是黎明了。

这天晚上，坦桑尼亚人朗读自己的谋杀案故事，事情发生在刚果，是从一个民兵的视角来写的，那民兵是个极度好色的家伙。爱德华说这篇小说搞不好会变成《演讲》杂志的事件报道，故事显得丝丝入扣，又很切题，很容易变成一则新闻。乌祖娃觉得这故事听上去像是《经济学人》杂志里的一篇文章，旁边可配上卡通人物漫画。但她没有说出来。她回到自己房间，虽然感到胃痛，却还是打开了电脑。

裘玛坐在那儿看着英卡，她坐在阿尔哈吉的膝盖上搞定银行账户，觉得自己好像在演戏。她在中学时写过几个剧本。她们班在校庆时曾演出过其中的一出剧，剧终时，大家站在舞台上接受观众的热烈鼓掌，校长说：“裘玛是我们的未来之星！”她父亲也在场，坐在她母亲旁边，鼓着掌，微笑着。可是当她说起想把文学作为大学专业时，父亲却对她说文学不能养活人。他说的就是“养活人”。他说她必须攻读文学以外的专业，但可以把写作当成业余爱好。阿尔哈吉的手指正轻轻地抚过英卡的胳膊，他说：“不过，你知道萨维那联合银行上星期来找过我的。”英卡仍然面带微笑，裘玛不知道她的腮帮子有没有感到酸痛。她想起自己床底下一个金属盒子里藏的故事书。父亲在书上写了一些旁注：很棒！陈词滥调！非常好！不清楚！这是他为她买来的小说，母亲觉得读小说是浪费时间，裘玛最需要读的是课本。

英卡叫了一声，“裘玛！”她抬起头来。阿尔哈吉正在对她说话。他看上去近乎有些羞涩的样子，眼睛都没有对着她看。他对裘玛的态度和对英卡有点儿不一样。“我在说你太漂亮了。为什么没有一个大人物来把你娶走呢？”裘玛笑了笑没说话。阿尔哈吉说：“我同意把我的账户开在招商信托银行，但你得做我的联系人。”裘玛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当然可以，”英卡说，“她来做你的联系人好了。我们会照顾好你的账户的。啊，谢谢你哦，先生！”

阿尔哈吉站起身来说：“过来，过来，我上次去伦敦时买了一些好香水。我给你们拿些回去吧。”他朝里面走去，然后转过身来说：“来呀，来呀，你们两个。”英卡跟了上去。裘玛站起来。阿尔哈吉又转过身来，等着她跟上来。但她没有跟上去。她转身向门口走去，打开门，走到明亮的阳光下，走过吉普车（司机坐在里面，车门打开着，他正在听收音机）。“阿姨，阿姨，出什么事了？”他喊道。她没有回答。她向前走去，走去，走过高高的大门，走到了街上，她在街上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办公室，清理了自己几乎是空荡荡的办公桌。

在海浪拍岸声中，在腹部一阵阵抽搐之中，乌祖娃醒了。她今晚不想朗读自己的作品。此刻也不想吃早餐，不过她还是去了，泛泛地跟大家道了早安，露出泛泛的微笑。她坐在肯尼亚人旁边，他向她俯身过来，悄声说，爱德华告诉塞内加尔人说他梦见你赤裸的肚脐了。乌祖娃看着塞内加尔人，她脸色红润，眼睛望向窗外的大海，正专注地把茶匙送到自己唇边。乌祖娃很羡慕她那种自信的平静。她听到爱德华对别人说起这种暗示性的言语，感到很烦躁，她不知道自己生的是哪门子气。她看见他朝她抛媚眼了？她想到这儿就不舒服，想到晚上要朗读小说。

想到下午，再联想到午餐，心里就觉得不舒服，她问塞内加尔人，爱德华说到她赤裸的肚脐时，她是怎么说的。

塞内加尔人耸耸肩膀说，不管那老男人有多少个梦，她只是一个快乐的女同性恋，所以，没有必要对他说什么。

“可是我们为什么总是沉默呢？”乌祖娃问。她抬高了声音，看着其他人。“我们为什么总是什么都不说？”

他们面面相觑。肯尼亚人对侍者说水变温了，他要再加点冰。坦桑尼亚人问侍者来自马拉维的什么地方。肯尼亚人问厨师是不是也来自马拉维，好像所有的侍者都来自马拉维。津巴布韦人说她不在乎厨师来自哪里，可这猴跳山的食物实在太恶心了，所有的肉食都跟奶油似的。其他人也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乌祖娃都听不清谁在说什么。想象一下，一个非洲人的聚会却没有米饭，凭什么餐桌上禁止啤酒，就因为爱德华说喝酒才够劲吗，爱德华觉得酒才够劲，可他还说早餐八点开始太早了，别在乎爱德华那个“正点”时间的说法，他那烟斗里的气味可真够让人作呕的，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先拿定主意自己到底要抽什么烟，别再用烟斗来抽半截子卷烟了。

只有那个南非黑人一声不吭。他看上去很失落的样子，两手紧攥住膝盖，他说爱德华是个老人了，他对别人没有恶意。乌祖娃冲着他大吼：“就因为你这种态度，所以他们才会来杀你，把你赶到镇上去，还问你要通行证，然后叫你用自己的手爬着走！”她停下来，向对方道了歉。她本不该说这话的。她本来不想扯高自己的嗓门。那南非黑人耸耸肩，好像明白魔鬼总是要钻空子似的。肯尼亚人看着乌祖娃。他低声告诉她，她其实并不仅仅是生爱德华的气。她的目光挪了开去，心想“生气”是一个恰当的字眼吗？

过后，她和肯尼亚人、塞内加尔人一起去了纪念品商店，坦桑尼亚人想买人造象牙做的首饰。她们嘲笑坦桑尼亚人对首饰的兴趣——他也是个“基佬”吗？他大笑着说他的可能性是无穷的。接着他又郑重地说，爱德华是个很有门路的人，他能为他们在伦敦找到版权代理，没必要得罪这个人，没必要对机会关上大门。比如他，可不想在阿鲁沙 [55] 那个教师职位上终老一生。他好像在对着每个人说话，但眼睛只看着乌祖娃。

乌祖娃买了一条项链戴上，她很喜欢那个贴着喉咙的白牙坠子。那天晚上，伊莎贝拉看见她的项链微笑起来，“我希望人们像喜欢真象牙一样喜欢人造象牙，这样就可以放过动物。”她说。乌祖娃微笑着说这确实是真象牙，但心里有些吃不准是否应该再加上一句，说她是在王室狩猎中亲手杀过大象的。伊莎贝拉大吃一惊，一副很受伤的样子。乌祖娃抚弄着那个塑料坠子。她需要放松一下，在开始念诵自己的作品时，她一遍又一遍地这样对自己说。念完后，乌干达人第一个发言，他说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故事，非常令人信服，他那颇有把握的语调让乌祖娃很吃惊，甚至比他说的话更令她吃惊。坦桑尼亚人说她把拉各斯的味道和声音捕捉得很准，第三世界的城市都难以置信地相似。南非白人说她讨厌第三世界这种说法，但很喜欢对尼日利亚妇女真实经历的描绘。爱德华身子往后倾去，说：“这根本不像是真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女人根本不可能成为这种粗陋方式的受害者，这种事情当然不会发生在尼日利亚。尼日利亚妇女有很高的地位。如今最有权势的内阁部长就是女性。”

肯尼亚人插进来说他喜欢这个故事，但不相信裘玛会放弃这份工作，她毕竟是一个没有其他选择的女人，所以，他认为结局不怎么靠谱。

“整个故事都不靠谱。”爱德华说，“这是一种老套的写作，却不是发生在真人身上的真实故事。”

乌祖娃内心开始退缩了。爱德华还在发言。当然，你不得不佩服叙述本身，那倒还是相当不错的。他看着她，他眼中胜利者的神色惹得她起身哈哈大笑。与会者都瞪着她看。她笑了又笑，他们都看着她，她抓起自己的稿子。“不是发生在真人身上的真实故事？”她质问他，眼睛盯着爱德华的脸，“我唯一没有搁进去的情节是我离开了同事，走出阿尔哈吉家后，我钻进了吉普车，让司机带我回家，因为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坐他的车了。”

乌祖娃没有说出来，也不想说的是：她眼里涌满了眼泪，但她不让眼泪流出来。她盼着赶快打电话给母亲，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她不知道在故事里这样的结局是否会被认可。

绕颈之物

你以为在美国人人都有汽车和枪支，你的叔叔和阿姨们也是这么想的。就在你获得美国签证抽奖 [56] 后，他们告诉你：一个月后，你就会有一辆大汽车。很快，你就会有大房子。可是别像美国人那样去买枪。

他们成群结队地拥进你在拉各斯 [57] 的家中，那儿还住着你的父母和三个姐妹，由于没有足够的椅子让大家围成一圈坐下，他们斜倚着未粉刷的墙壁，大声对你说着道别的话，又压低声音告诉你，他们想让你给他们寄东西。比起大汽车和大房子（也许还有枪），他们想要的只是一些不起眼的东西——手提包、鞋子、香水和衣服。你说好啊，没有问题。

你有一个在美国的叔叔，在你的签证抽奖申请中，他的名字已被列入你的家族成员中，他说你可以跟他住在一起，直到你能够完全自立。他到机场来接你，给你买了一个老大的热狗汉堡，里面黄黄的芥末酱让你反胃。说到美国，他开怀大笑，说自己生活在缅因州一个全是白人的小镇上，住的是一幢有三十年房龄的湖畔老宅。他告诉你，他工作的那家公司给他的薪水大约高于平均水平一两千美元，外加股票期权，因为他们竭力想使自己看起来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公司。他们把他的照片印在公司的宣传册上，就算那玩意儿对他所在的公司毫无用处也不要紧。他笑着说那份工作不错，够他生活在一个全是白人的小镇上，尽管他妻子驱车一小时才能找到一家能够打理黑头发的发廊。这种特色可以让你理解美国，让你知道美国是个“有得也有失”的国家。你放弃了许多，但也得到了许多。

他告诉你怎样去申请一份主街加油站收银员的工作，他给你注册了一家社区大学，那儿的女孩大腿都粗得要命，她们留着鲜亮的红指甲，使用仿古铜色霜将皮肤弄成橘色。他们问你在哪儿学的英语，来美国之前，在非洲老家是否住过真正的房子，有没有见过汽车。他们直愣愣地盯着你的头发。你把辫子解开时，头发是会竖起来还是会塌下来？他们想知道。所有的头发都会竖起来吗？竖起来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竖起来？你用梳子吗？当他们向你甩出这些问题时，你紧张地微笑着。你叔叔事先就跟你说过，这就叫做无知与自负兼而有之，他是这么说的。而且他还告诉你，几个月前，当他搬进这幢房子时，那些邻居们是怎么说的，他们说松鼠都开始消失了。他们听说非洲人不管什么野生动物都吃。

你和你叔叔大笑不已，在他家里你觉得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妻子称你妹妹，他那两个上学的孩子叫你阿姨。他们说伊博语，午餐是木薯饭，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美好的情景到此为止：你叔叔走进你那间狭窄的地下室（那儿堆放着许多旧箱子和纸板盒），强行将你拽到他身边，一边哼哼着，一边使劲压在你屁股上。其实，他并不是你叔叔，他是你父亲的姐姐的丈夫的兄弟，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你推开他之后，他就坐到你床上——毕竟，这是他的房子——笑着说你不再是个孩子了，你都二十二岁了。如果你顺着他，他会为你做许多事情。聪明的女人都会这样做。你想你拉各斯老家的那些女人们，是怎么拿到高薪工作的？甚至在纽约，难道有什么两样？

你把自己锁在地下室里，他只好回楼上去了。第二天早上，你离开了，迎风走在长长的公路上，嗅到了湖里幼鱼的气息。你看见他驾车驶过——他以前总会用车载着你，把你送到主街——他都没有按一下喇叭。你不知道他是怎么对妻子解释你离开这事儿的。你想起，他说过美国是一个“有得也有失”的地方。

你最后来到康涅狄格州，另一个小镇，因为这是你乘坐的灰狗巴士的终点站。你走进一家明亮的餐馆，外边搭着干净的遮阳篷，你说你想做女招待，甘愿时薪比其他女招待低两美元。经理胡安长着漆黑的头发，一笑就露出一颗金牙。他说他从未雇用过一个尼日利亚人，不过所有的移民工作都很卖力。他去过尼日利亚。他付你的工资比别人低一美元，但私底下，他就不替你支付必须为别的女招待缴纳的税金了。

你无法承担去学校念书的费用，因为你得为那个地毯满是污迹的小房间支付房租。再说，康涅狄克州那个小镇上没有社区大学，而州立大学收费又太高。于是你去了公共图书馆，你按照网上学校的课程大纲读了一些书。有时候，你会坐在床垫高低不平的单人床上，想着家乡的事情——你姨妈姑婶们沿街叫卖鱼干和大蕉，缠着顾客买她们的东西，一旦人家不买，就用脏话骂人；你叔伯舅父们喝着当地产的杜松子酒，为填饱家人的肚子努力打拼，让他们能住进单元房；你的朋友们在你出国前来跟你道别，为你赢得了美国签证抽奖而兴高采烈，坦白地说她们对你颇为嫉妒；你的父母星期天上午总是抱着双手步行去教堂，那些邻居从自家门里出来笑话他们；你父亲下班后把老板的旧报纸带回家来，给你的兄弟们看；你母亲的薪水只够支付你的兄弟上中学的费用，在那种学校，只要你塞给教师一个棕色信封，他们就会给你的成绩打“A”。

你从来不需付钱就能得到“A”，从未在中学里给老师塞过棕色信封。但你还得封好一个长长的棕色信封，把自己月收入的一半寄给你父母，寄到一个半国营公司的地址，你母亲在那儿做清洁工，你总是将胡安给你的美钞寄给他们，因为那些票子比较挺括，而小费太零碎。月月如此。你总是用一张白纸小心地把钱包好，可你从不写信。因为没什么可写的。

后来几个星期，你曾想过要写信，因为有事情想说。你想写美国人令人惊讶的开放性格，他们如何热心地跟你说起那种本该向外人隐瞒、只限家人之间谈论和关心的事情，说起自己的母亲如何跟癌症作斗争，他们的姑嫂生了个早产儿之类。你想写美国人餐后盘子里还剩着许多食物，留下几张起皱的钞票就走人，好像这是一种奉献，是对浪费食物的一种补偿。你想写那个哭闹的孩子，她哭着拉扯自己的一头金发，把菜单从桌子上扫下来，但她的父母非但不喝令她马上停止哭闹，反而求着她哄着她，那孩子也许只有五岁，接着他们全都起身离开了。你想写那些富人，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肮脏的运动鞋，看上去像是拉各斯那些大院门口的看门人。你想写美国的富人都很瘦，而穷人却很肥胖，尽管他们没有大房子也没有汽车，你仍然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有枪，他们可能会将那玩意儿塞进口袋里。

你并非只想写给父母，你还想写给朋友们，写给表兄弟表姐妹，写给叔叔阿姨们。但你根本买不起香水、衣服、手袋和鞋子，你只能住在用侍者薪水租来的房子里，所以你什么信都没写。

没人知道你在哪里，因为你没告诉过任何人。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就像个隐身人，想穿过房间墙壁走到过道上去，可却一头撞在墙壁上，胳膊上撞出一块淤青。有一次，胡安问你是不是有男人打了你，因为他得留神自己的生意，而你却冲他诡异地笑笑。

到了夜晚，就有什么东西缠绕在你的脖子上，在你入睡之前，那东西勒得你几乎要窒息。

许多光顾这家餐馆的人都会问你当时怎么从牙买加来美国的，他们以为每一个带外国口音的黑人都是牙买加人。也有人会猜测说你是非洲人，于是说起他们非常喜欢大象，很想去非洲探险考察。

有一天，在餐馆昏暗的灯光下，你向他复述了一遍当日特价菜单后，他问你来自非洲哪个国家，你回答说是尼日利亚，你以为接下来他会说自己曾向博茨瓦纳的抗艾滋病基金捐过款。可他却问你是约鲁巴人还是伊博人，因为你长得不像富拉尼人 [58] 。你吃惊了——你觉得他一定是州立大学的某个人类学教授。这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或者看上去是如此年轻，谁知道呢？你说自己是伊博人。他问了你的名字，然后说阿库娜这个名字很好听。所幸他没有问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你很讨厌人家这样说，“‘这是父亲的财富’的意思吗？那么，你父亲真的会把你卖给一个丈夫？”

他告诉你，他去过加纳、乌拉圭和坦桑尼亚，很喜欢奥考特·庇代克 [59] 的诗歌和阿摩司·图图奥拉 [60] 的小说，他还研读过撒哈拉以南许多非洲国家的历史，了解那儿一些错综复杂的情况。当你记下他点的菜肴要走开时，你想表现出一种鄙夷的神态，因为白人无论是否喜欢非洲，都是一回事——都有一种屈尊纡贵的派头。可是他却不像勃拉迪克教授那样摇摇头（在缅因州那所社区大学里，每当课堂上讨论非洲的非殖民化时，教授都以这种高傲的姿态摇晃着脑袋），他没有露出勃拉迪克教授那种表情，那是人们自认为比对方优越时会流露出的表情。第二天他又来了，坐在同一张桌前，你问他来一份鸡肉怎么样，他问，你是不是在拉各斯长大的？第三天他又来了，点菜前就开始聊了起来，说他以前去过孟买，说他现在想去拉各斯，要去看看那儿人们的真实生活，比如那儿的贫民窟，因为他在国外时，从来不想做一个傻乎乎的旅行者。他一直聊个没完，你不得不告诉他这样不合餐馆规矩。当你把水杯送到他身前的桌面上，他摸了一下你的手。第四天，你看见他又来了，于是就跟胡安说你不想去为那张桌子服务。那天晚上，他就等在餐馆外面，耳朵里插着耳塞，邀你和他一起出去，因为你的名字跟他唯一喜欢的电影音乐《狮子王》里面那句“哈库那，玛塔塔” [61] 正好押韵。你在明亮的灯光下看着他，发现他的眼睛是一种精制高级橄榄油的颜色，一种绿汪汪的金色。在美国，高级精制橄榄油是你唯一真正的心爱之物。

他是州立大学的高年级学生。他说出了自己的年龄之后，你问他为什么还没有毕业。说到底，这里是美国，不像老家的大学，总共三年之内学生要修完所有的常规课程，之后就不能再留在学校里了。那里的教师们罢课之后又是罢课，却总是拿不到工资。他说他要休学一两年去发现自我，他要去旅行，大部分旅行目的地是在非洲和亚洲。你问他最终会在什么地方找到自我。他笑了。你没笑。你不知道有些人就是可以选择不去上学，有些人就是可以摆布生活。你却习惯于接受生活所给予的，听命于生活的摆布。

第四天，他邀你一同外出，你拒绝了，因为你觉得他看着你面孔的那种专注的样子让你很不自在，这促使你跟他说再见，可是也让你并不情愿离开他。接着，到了第五天，你下班时，没看见他站在餐馆外面，你不禁惊慌起来。你第一次祷告了很长时间，这时他出现在你背后，朝你喊了一声“嗨”，还没等他发出邀请，你就说好的，你愿意和他一起出去。他没有再约你，你就慌了。

接下来的一天，他带你去张氏餐厅共进晚餐，你们的幸运饼里有两张纸条。但你们的纸条都是空白的。

在他面前谈起在餐馆电视上看过的“风险” [62] 节目，你知道自己已是相当自如。你追捧的顺序是：女性有色人种、黑人、女性白人，女性白人排在男性白人之前，这就意味着你很不待见白种男人。他大笑起来，对你说，他早已习惯了不招人待见，他的母亲教的就是妇女研究。

当你告诉他，其实你父亲并不是拉各斯的一名学校教师，而是一家建筑公司跑腿打杂的司机时，你知道你和他的关系已经变得很亲密了。你跟他说起，你坐着父亲驾驶的那辆摇摇晃晃的标致504在拉各斯的一次遭遇，当时下着雨，你的座位都湿了，因为车顶有一个锈蚀的窟窿。马路上非常拥挤，拉各斯的马路总是非常拥挤。一旦遇到雨天简直就是一片混乱。马路渐渐变成了泥泞的池塘，汽车陷在路上动弹不了，你的几个表兄弟姐妹下了车，花钱找人把车推出泥浆地。你认为，那一天，是大雨，是沼泽地一样的马路，让你父亲刹车晚了一步。还没等你感觉到什么，你就听到“砰”的一声。你父亲的车撞上了一辆式样奇特的深绿色轿车，那车特别宽大，金光闪闪的车头灯就像豹子的眼睛似的。你父亲来不及下车就开始大声喊着请求原谅，他躺到了马路上（招来一片喇叭鸣响），对不起，先生，对不起，先生，他一连声地求饶。你就是把我或是我全家都卖掉也抵不上你的一只轮胎。对不起，先生。

那车上坐在后排的大人物没有下来，他的司机下来了，仔细查看着车子的损伤情况，用眼角瞅着你父亲趴在地上的身子，好像那是一种他耻于享受的色情表演。最后他让你父亲走开。挥手让他走开。其他的车子不停地按着喇叭，司机们都在骂骂咧咧。你父亲回到车上时，你都不愿朝他看上一眼，因为他刚才的表现就像是市场周围泥坑里打滚的猪。你父亲就像nsi，狗屎。

你把这事儿告诉他之后，他紧抿着嘴唇握住你的手说，他能理解你的感受。你摇着手挣开了，突然觉得非常窝火，因为他认为这世界就是（或者应该都是）像他这样的人。你告诉他，他什么都不理解，事情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的。

他在哈特福德黄页 [63] 上发现了那家非洲商店，于是驾车带你去那儿。因为他满不在意的走路姿势，还有他斜过酒瓶观察棕榈酒里沉淀物的样子，惹得那个加纳店主不禁问他是不是非洲人，比如说肯尼亚或是南非的白人，他说是的，不过已在美国呆了多年。店主听信了他的话，这让他觉得很开心。你那天晚上用买来的东西做了晚餐，他吃了木薯块粉和非洲苦叶汤 [64] ，便在洗碗槽里呕吐起来。你不介意，尽管你现在的拿手菜是佐以肉食的苦叶汤。

他不吃肉食，因为他说人们屠宰动物的方式是错误的，他说这会使动物释放出恐惧的毒素，而这种恐惧的毒素会使人精神分裂。在你的老家，你们吃肉段，那种切成你手指头一半大小的肉段。但你没有告诉他这个。你也没有告诉他，你母亲烹煮任何东西都会加几块非洲洋槐树籽，因为咖喱和百里香太贵了，那里面有味精，那本身就是味精。他说味精会致癌，他喜欢张氏餐厅，因为张氏餐厅的菜肴不搁味精。

有一次，在张氏餐厅，他跟侍者说起他最近刚去过上海，于是他就说了几句中国话。那个侍者马上热情起来，告诉他什么汤最好，接着又问他：“你在上海有女朋友吗？”他只是笑笑，什么都没说。

你马上倒了胃口，那个地名牢牢地堵在你的胸口。那天晚上，当他进入你身体时，你没有呻吟，你咬住自己的嘴唇，假装没有来高潮，因为你知道他会感到不安。过后，你告诉他自己为什么感到不快，尽管你们经常一起去张氏餐厅，尽管你们在上菜前接过吻，但那个中国人却猜测你不可能是他的女朋友，而他却微笑着什么都没说。在向你道歉之前，他茫然不解地瞪着你，于是你知道他什么都不明白。

他给你买了几件礼物，你为礼物的价格感到忐忑不安，他说他在波士顿的祖父很富有，但接着马上又说老头已四处散财，所以他的信托基金规模不是很大。他的礼物让你感到神秘。一个拳头大小的玻璃球，你转动着看里面那个线条优美自动旋转的粉红色小娃娃。一块闪闪发光的石头，表面呈现出变幻莫测的色彩。还有一块产自墨西哥的价格不菲的手绘围巾。你开口说话时，声音变得有些嘲讽，你说自己这辈子收到的礼物都是有实用价值的。比如那块石头，倘若你想研磨什么东西，正好能派上用场。他笑了好长时间，笑得很厉害，可你没有笑。你意识到，在他的人生中，所购买的礼物就只是礼物，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不会去购买实用的东西。当他开始为你买鞋，买衣服和书籍时，你叫他别这样，你不想要任何礼物。但他还是买，你就留着那些东西，等以后回到老家可以送给表兄弟姐妹或叔叔阿姨，尽管你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一天能够买得起回家的机票，也不知道有朝一日是否还付得起你的房租。他说他真的想看看尼日利亚，他来负担两人的机票。你不想让他给自己买回家的机票。你不想让他去尼日利亚，你不想在他那一串国家的名单上再增加一个尼日利亚，他去那些国家，一门心思地打量着穷人的生活，而那些穷人却永远无法回过头来一门心思打量他的生活。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他带你去长岛海湾，当时你对他说了这番话，那天你俩吵了起来，你一边沿着平静的海滩走，一边不禁抬高了嗓门。他说你认为他“自以为有道德” [65] 是错误的。你说他只是将孟买那些印度穷人称作真正的印度人是错误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因为他不像你在哈特福德看见的那些穷人一样肥胖，他就不是真正的美国人了？他甩开大步走到你前头，他上身赤裸而苍白，他的人字拖鞋沾了些许沙子，但他马上回过头伸手握住你的手。你们讲和了，你们做爱，彼此的手指插入对方的头发里，他那头柔软的黄发就像成长中奔放的玉米穗。你富有弹性的黑发就像枕头里的填充物。他晒了太多的阳光，皮肤晒得像熟透的西瓜瓤，你在为他搽抹乳液前亲吻他的背脊。

在你脖颈间缠绕的东西，熟睡前让你窒息的东西，开始松弛，解开了。

你知道在别人眼里，你俩不是那种正常的关系——在讨厌的人看来，这种关系非常讨厌，在喜欢的人看来，这种关系非常美好。老派的白人男女低声嘀咕着看看他，黑人男子则看着你摇头，黑人女子用怜悯的眼神望着你失去自尊、自暴自弃的背影。或者反过来，黑人女子一律绽放笑容；黑人男子竭力想宽恕你，朝他过于做作地“嗨”一声；白人男子和女子则以过于欢快的语调大声嚷嚷“多般配的一对儿啊”，好像以此证明自己的头脑开放。

但他的父母却不是这样，他们几乎让你觉得你们的关系就是正常的。他母亲对你说，儿子从未带女朋友来见过他们，除了高中的毕业舞会伴侣，他生硬地露齿一笑，握住了你的手。你攥紧的两只手搁在铺着台布的桌上。他捏住你的手，你也捏住他的手，搞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拘谨，为什么他和父母说话时，那双有着特级初榨橄榄油般的眼睛会变得暗淡起来。他母亲问你是否读过纳瓦尔·埃尔·萨达维 [66] 的作品，你回答读过时，她就显得非常高兴。他父亲问你印度食物和尼日利亚食物是不是很相似，当你要去买单时他还跟你打趣。你看着他们，心里很感激他们，没有用打量一件奇异的纪念品或是一件象牙制品的眼神来看你。

后来，他告诉你，他和父母之间有一些问题，比如，他们给他的爱就像切生日蛋糕一样，如果他听从他们的意见去读法学院，他们就会切给他一片更大的蛋糕。你想对他表示同情，结果却惹了一肚子火。

他告诉你，他不肯和父母一起去加拿大魁北克的乡村避暑小屋住上一两个星期，而这更让你惹火。他们甚至要他带你一起去。他给你看过那幢避暑小屋的照片，你觉得这种房子怎么能称作“小屋”，因为在你老家，周围邻近的大房子全是银行和教堂。你手中的玻璃杯掉在地上了，在他的公寓硬木地板上散落了一地玻璃碴，他问你什么地方不对劲了，而你说没什么，尽管你觉得有许多不对劲的地方。过后，你在淋浴时开始哭泣。你看着混入眼泪的水流，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哭。

你终于给家里写了信。写给父母一封短信，里面夹了几张挺括的美元，你在信上写了自己的地址。几天后你就收到了回信，是快件。是你母亲给你写的回信，你从那些蜘蛛般的笔迹中，从那些拼写错误的字母中，辨认出信的内容。

你父亲走了，他是倒在公司那辆车的方向盘上去世的。如今已有五个月了，母亲写道。他们用你寄去的一部分钱给他办了一个体面的葬礼：为宾客宰了一头羊，为他买了一口好棺材。你在床上蜷缩着身子，膝盖抵在胸口上，试图回忆你父亲去世的时候，自己正在做什么，你父亲过世的这五个月里你都做了些什么。也许你父亲去世的那一天，你整个身体都起了一阵鸡皮疙瘩，就像未煮过的大米一样坚硬，可是当时你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胡安揶揄你该去替代厨师干活，以便厨房里的热气能让你暖和过来。也许你父亲去世时，你正驾车去米斯蒂克 [67] ，或是正在曼彻斯特 [68] 看演出，或是正在张氏餐厅用餐。

你哭泣时，他拥抱着你，抚摸着你的头发，说要为你买好机票，和你一起去看望你的家人。你说不，你要一个人回去。他问你是否会回来，你提醒他说你有美国绿卡，如果一年不回美国，绿卡就会作废。他说你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你会回来吗，会回来吗？

你转身走开，什么都没说，后来他驾车送你去机场，分手时你紧紧拥抱了他，拥抱了很长时间，然后，你走了。

美国大使馆

她站在拉各斯的美国大使馆外面的队伍里，直愣愣地望着前方，慢吞吞地挪动着，腋下夹着一个蓝色塑料文件夹。大约有两百人在使馆外面排队等候，她排在第四十八位，队伍从美国大使馆紧闭的大门外延伸过来，一直排过旁边那幢较小的外墙爬满藤蔓的捷克大使馆。她没有搭理那个卖报小贩，那人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把《卫报》、《新闻报》、《先锋报》送到她面前。她没有留意那个乞丐，那人举着搪瓷盘子在旁边走来走去。卖冰淇淋的自行车响着电喇叭的叫卖声，她也不理会。她没有用杂志给自己扇风，或是扇去耳边飞舞的小苍蝇。这时有人站在她身后，拍着她的背脊问：“你有零钱吗？能给我换二十张二百奈拉吗？”她愣愣地看了他好一会儿，定了定神，才意识到自己在什么地方，然后摇头说：“没有。”

空气闷热黏湿。她感到自己的脑袋沉甸甸的，其实很难做到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巴罗干医生昨天告诉她必须保持这种状态。他昨天拒绝给她镇静药片，因为她需要在签证面试时保持清醒。他说得倒是挺容易，好像她知道怎么让自己的头脑保持澄明清空的状态一样，好像这是能够由她自己的力量控制似的。好像她喜欢看到儿子乌冈纳那副搞怪模样——肉墩墩的身子在她眼前搓来揉去，胸前被溅洒的棕榈油染得红兮兮的，这让她不得不责骂他为什么要在厨房里玩耍。他甚至还够不到她放置食油和香料的厨房搁架，自己还拧不开盛棕榈油的塑料瓶盖子。他只有四岁。

背后那男人又拍了她一下。她惊跳起来，差点由于背上的锐痛而失声尖叫。扭伤了肌肉，巴罗干医生这样说，她从阳台上跳下来的后果居然不是太严重，医生说这话时的表情不免带有几分惊讶。

“瞧那没用的大兵在那边干的好事。”背后那男人说。

她把目光转向街对面，脖子慢慢地扭过去。那边聚集着一小群人。一个士兵正在抽打一个戴眼镜的人，长长的鞭子在空中卷起，然后落到那男人脸上，或是脖子上，因为那男人举着双手似乎要挡住鞭子，所以她看不清他被鞭子抽打在什么部位。她看见那男人裂开的眼镜掉落了。她看见那些士兵用皮靴后跟碾着黑色镜架和带色的镜片。

“瞧，那人在向当兵的求饶，”背后的男人说，“我们的人民总是习惯于恳求士兵开恩。”

她什么都没说。他一直在用这种语气跟她套近乎，他不像那个排在她前面的女人，那女的起先说过：“我跟你说过话了，你总得像头牛似的看我一眼吧！”然后就不再搭理她了。也许他在疑惑，她为什么不像队伍里其他人那样互相搞搞熟。毕竟他们这天都醒得很早——如果勉强睡了一会儿的话——为了在天亮前赶到美国大使馆；毕竟他们为了签证排队已受尽煎熬，队伍尚未成形时，士兵不停地挥动皮鞭把他们赶过来赶过去；毕竟他们都担心美国大使馆今天有可能不开门，这样他们第二天又得像前一天那样再遭一回罪，就因为大使馆星期三不开门，所以这些排队的人们都有了交情。沉默寡言的男男女女互相交换着报纸，诅咒着阿巴查将军的政府。穿着牛仔裤的年轻人，由于了解内情而义愤填膺，他们互相交流获取学生签证应该怎样回答问题的窍门。

“瞧他的脸，都是血。鞭子抽到他脸上了。”背后的男人说。

她没有朝那边看，因为她知道血总是红的，就像新鲜的棕榈油。她抬头看着埃莱克·克瑞森特 [69] 周围环形街道上带有大草坪的各国使馆，看着聚集在街边的人群。那条人行道上挤满了人。那是一个根据美国大使馆开馆时间而定的市场。有一沓沓的白色塑料椅子摆在街边供出租，两百奈拉一小时，很快就租完了。水泥墩子上架起一排木板，上面堆放着色彩鲜艳的糖果，还有芒果和橘子。有年轻人脑袋上裹着卷拢的衣服，上面顶着装香烟的盘子。还有小孩引领的盲人乞丐，有人往他们的托盘里扔上几个小钱，他们就会用英语、约鲁巴语，夹杂着伊博语和豪萨语唱起祝福的歌曲。一个高个子男人站在照相的三脚架旁，手里举着一个牌子，上面用粉笔写着红色的字样：优质快照，美国签证攻略大全。她护照上的照片就是在那儿拍的，坐在一张高低不平的凳子上，她毫不奇怪自己的面容出现在颗粒粗糙的相片上，肤色要比本人浅得多。可当时没得选择，她不可能提前拍照。

两天前，她在自己的老家乌姆纳奇的一块蔬菜地旁边埋葬了自己的孩子，她身边围着一群来安慰她的人，现在她已想不起那都是一些什么人。在这之前的一天，她开着他们的丰田车把丈夫送到一个朋友家里，那人带着她丈夫偷越国境线。再往前一天，她还不需要拍摄护照所用的相片，她的生活是正常的，她送乌冈纳去学校，在“比格斯” [70] 快餐店给他买了个香肠卷，一路上听着车载收音机里梅杰克·范谢克 [71] 的歌。如果有算命的告诉她，她的生活将在几天之内遽然大变，她一定会大笑起来。也许，为了这毫无来由的想象，她会塞给算命的十个奈拉。

“有时我在想，不知美国大使馆的人是否会从窗口看到大兵用鞭子抽人的情形。”背后的男人说。她真希望他闭嘴。就因为他的唠叨，她想让自己的思绪保持空白、不再去想乌冈纳变得更加困难。她的目光再次瞥向街道对面。那当兵的现在要走了，即使隔着这样的距离，她也能看见他脸上愤恨的表情。这是一个成年人可以任意鞭笞另一个成年人的怒气（只要他想鞭笞就能鞭笞）。他那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神态，就跟四天前敲开她家后门，闯入她家里的那些人一个模样。

你丈夫在哪里？他在哪里？他们砸烂了两个房间里的衣橱，甚至连抽屉也不放过。她本可以告诉他们，她丈夫身高超过六英尺，他不可能藏在抽屉里的。三个人都穿着黑裤子。他们闻到了酒精和胡椒汤的味儿，过了很长时间，当她抱着乌冈纳僵硬的身体时，她知道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喝胡椒汤了。

你丈夫去什么地方了？他在哪里？他们把枪抵在她的脑袋上，她说：“我不知道，他昨天刚走。”她一动不动地站着，甚至温热的尿液顺着她的腿流淌下来时也没有动。

他们之中有一个家伙，穿着一件带帽兜的黑衬衫，身上有一股酒味，瞪着血红的眼睛，红兮兮的，看上去很难受的样子。他叫喊得最凶，一脚踹在电视机上。你知不知道你丈夫在报纸上写的那篇文章？你知不知道他是个谣言散布者？你知不知道他这种人应该蹲监狱？因为像他这种人总是惹麻烦，因为他们不想让尼日利亚向前发展。

他坐在沙发上，她丈夫坐在那儿收看尼日利亚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时会猛地拽她一下，她就会一个趔趄坐到他的膝盖上。他的枪指着她的腰。漂亮女人，你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存心惹麻烦的人？她感觉到这人有很严重的疾病，他的口腔里有一股发酵的气味。

把她一个人留在这儿，另一个人说。那人的光头闪闪发亮，好像涂了凡士林。我们走。

她挣扎着从沙发上起来，穿连帽衬衫那人还坐在沙发上，拍着她的后背。这时乌冈纳哇地哭了起来，朝她跑过来。穿连帽衬衫的家伙大笑起来，说她的身子可真柔软啊，一边摇晃着枪。乌冈纳尖叫起来，他哭的时候从来不尖叫，他不是那种孩子。于是枪响了，乌冈纳胸前溅上一片棕榈油。

“给，这是橘子。”排在她后面的男人说着递给她一个塑料袋，里面有六个剥了皮的橘子。她没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买的橘子。

她摇摇头。“谢谢。”

“吃一个吧。我注意到你从早上到这会儿什么都没吃。”

她这才像样地看了他一眼，这是第一次正视他。一张没什么特点的脸，肤色很深，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么光洁的皮肤有点不寻常。他那烫得笔挺的衬衫和蓝色领带有一种渴望的意味，他小心翼翼地说着英语，好像生怕出错。也许他是在那种新式银行里工作的人，想要靠打拼过上比想象更美好的生活。

“不，谢谢。”她说。排在前面的女人回头看了她一眼，又转身去跟别人聊起一个叫做“美国签证神奇牧师”的特别教堂礼拜。

“你该吃点儿。”后面的男人说，虽然他不再把那袋橘子递到她面前了。

她再次摇摇头，那地方的疼痛还在，就在两眼之间。她从阳台上跳下来之后，好像脑子里那些一片片一缕缕的东西都挪了位置，吱吱嘎嘎地痛了起来。跳下阳台并非她唯一的选择，本来还可以爬上芒果树（芒果树的枝桠伸展到阳台上），她也可以冲下楼梯。那几个人正在争吵，声音响得顾不上周围发生的事儿，她有一刻相信，那“砰”的一声不是枪响，也许是干燥的热风天气来临时的闷雷，也许真的是红色的棕榈油，乌冈纳不知怎么够到了那个瓶子，在玩一个叫人眩晕的游戏，即使是他，这也是从未玩过的游戏。接着，他们的话把她拉回了现实。你觉得她会跟人说这是个意外吗？这是奥加吩咐我们做的吗？一个小孩子！我们应该对付那个母亲。不，这已经是双倍的麻烦了。是的，不，我们走吧，伙计！

当时她已经冲到阳台上，从栏杆上翻了出去，根本没想这有二层楼高就跳了下去，然后爬进大门旁边那个垃圾筒里。她听见他们的汽车呼啸而去，这才回到了房间里，闻到了一股垃圾筒里烂大蕉皮的味儿。她抱起乌冈纳的身子，把脸颊贴在他平静的胸前，她明白自己再也不会有比这更羞耻的事了。她没能救他。

“你很担心这次签证面试是吗？”背后的男人问。

她耸耸肩，轻轻地，尽可能不拉扯到背上的伤痛，挤出一个茫然的微笑。

“回答问题时要直视签证官的眼睛。即使说错了，也不要纠正自己，因为那样一来他们会认为你在撒谎。我有许多朋友被拒签了，都是由于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嘛，我是申请探亲签证，我兄弟住在得克萨斯，我要去他那儿度假。”

他的声音很像那些曾经帮助过她的人，那些帮助她丈夫出逃的人，帮她料理乌冈纳葬礼的人，劝说她去大使馆的人。那些人跟她说，回答问题不要支支吾吾。把乌冈纳的事情告诉他们，所有他的事情，但不要夸大其辞，因为每天都有人用谎言向他们申请避难签证，编造一些根本就子虚乌有的死亡亲属。把乌冈纳的事情真实地讲出来。可以哭出来，可别哭得太过分。

那男人说：“如今他们再也不会给我们国家的人办理移民签证了，除非申请人按美国的标准看属于富人。不过我听说，如果你是从欧洲国家来的，拿签证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是申请移民签证，还是探亲签证？”

“避难。”她没有看他的脸，不过，她感觉到他的惊讶了。

“避难？这是相当难以证明的。”

她想，如果他看《新尼日利亚报》，他可能会知道她丈夫。也许他是知道的。每一个支持民运、主张出版自由的人士都知道她丈夫，尤其她丈夫是第一个公开谴责政变的新闻记者，公开写文章谴责阿巴查将军发动政变、大肆杀害和关押反对者。尽管当兵的冲进报馆没收了刊登那篇文章的大量报纸，塞进黑篷卡车带走，但那些影印件还是流了出去，在拉各斯传播开来——有个邻居看见大桥护栏上也贴了一张，旁边是宣传教会改革的招贴和新上映的电影海报。那些士兵把她丈夫关押了两个星期，打破了他的前额，那上面留下一个L形的伤疤。朋友们带了威士忌来他们寓所庆祝他被释放，大家都来触摸这个伤疤。她记得有人对他说，正是因为有了你，尼日利亚的未来才会有希望。她记得当时丈夫的表情，就像一个兴奋的救世主，他说起一个士兵在殴打他之后给了他一支香烟，他结结巴巴地叙述着那一切，神情始终非常亢奋。几年前，她觉得他那种结巴的样子非常讨人喜欢，可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

“许多申请避难的人都被拒签了。”背后那男人的声音有点响。也许他一直都在唠叨。

“你看《新尼日利亚报》吗？”她问，她没有转身面对那男人，而是望着排在队伍前面那对正在买饼干的夫妇，那对夫妇打开了饼干盒。

“是的，你想看吗？那边卖报小贩手上还有几份。”

“不，我只是问问。”

“办得很好的一张报纸。那两个编辑，就是尼日利亚需要的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真相告诉我们。真是勇敢的人。这种有勇气的人再多一些就好了。”

这与勇气无关，只是一种自我夸大。一个月前，她丈夫把出席表弟婚礼的事儿给忘了，而他们已经答应参加婚礼的，他却对她说，他不能取消去卡杜纳 [72] 的行程，因为他对被捕新闻记者的采访太重要了，她当时看着他，这个她与之结婚的男人，那么奋不顾身，离她却是那么遥远，“并不只有你一个人恨这政府。”她独自去参加了婚礼，而他去了卡杜纳，他回来时，他们之间几乎没说什么话，现在两人的之间交流更多是关于乌冈纳的。你简直不能相信这男孩今天做了什么，她会在他下班回家时这样说，然后就说起乌冈纳怎样在他的桂格燕麦片里发现了胡椒，弄得他再也不喝那玩意儿了，要不就是他帮她拉上窗帘什么的。

“那么，你认为那些编辑很勇敢，是吗？”她朝身后的男人转过脸。

“毫无疑问。我们没人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我们这个国家真正的问题所在，我们这些人都不够勇敢。”他久久地注视着她，目光里一股凛然正气，又像是带有一丝疑虑，好像在怀疑她是不是替政府说话的人，是不是那种责难民主运动的人，坚持认为只有军人政府最适合尼日利亚国情。如果换一种情形，她也许会告诉他，她自己就是记者，毕业于扎里亚 [73] 的大学，她在大学期间组织过抗议布哈里布 [74] 政府消减学生补贴的集会。她也许会告诉他，她给拉各斯的《晚间新闻》写过文章，她还给《卫报》写过一个出版人被谋杀未遂的文章，她怀孕后辞去了工作，那是因为她和丈夫努力了四年才怀上孩子，由于她的子宫生了纤维瘤。

她转回身，望着那些贴着签证队伍来来回回的乞丐。身穿脏兮兮的束腰长衣的男人，手指捻弄着祈祷念珠，念叨着《可兰经》的经文；眼珠像黄疸病人似的女人，背着病怏怏的、衣服都磨出线头的孩子；一对盲人夫妇，由他们的女儿引领着，脖上挂着“万福圣母玛丽亚”的蓝色纪念章，衣领破烂不堪。一个卖报小贩吹着口哨走过来。小贩胳膊里抱着一沓报纸，她没看见有《新尼日利亚报》。也许已经卖光了。她丈夫最后的一篇文章是《阿巴查的统治岁月：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一开始她并没觉得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那篇文章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只是整合了几桩谋杀事件，一些未能履行的官方承诺，以及贪贿钱财等材料，尼日利亚人好像不至于不知道那些事情。她以为这样的文章不会有什么麻烦，不会过于引人瞩目。可就在见报的第二天，BBC就播出了这篇文章，并采访了一位流亡国外的政治学教授，那位教授说她丈夫应该获得“人权奖”。他用笔来反抗压迫，他为沉默者发出声音，他使世界了解真相。

她丈夫在她面前试图掩饰自己的紧张，然而，就在有人匿名打来电话之后，他不再向她隐瞒自己的惶惶不安了——他一直都会接到匿名电话，他是那样一种记者：平时很注意在工作中发展自己的人脉关系——来电者告诉他，国家元首对他非常恼火，他让她看自己发抖的双手。来电者说，军人要逮捕他，已在赶赴他家的路上。也就是说，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被捕，他再也不能回家了。接到来电几分钟之后，他就爬进了汽车后备箱，这样，如果士兵盘问起来，看门人不妨实话实说，他没看见她丈夫离开。她把乌冈纳送到邻居家，接着马上往后备箱里洒了点水（尽管她丈夫让她赶快开车走人），因为她觉得潮湿的后备箱多少能有些凉意，他在里面会好受些。她驾车送他去一个报社同事家里。第二天，他从贝宁共和国打来了电话，那位同事的线人已经悄悄把他送过了国境线。他去美国的签证（这是他以前去美国亚特兰大培训时拿的签证）依然有效，他到达纽约后就去申请避难签证。她告诉他不要担心，她和乌冈纳会没事的，她将在学期结束后去申请签证，这样，他们一家就能在美国团聚了。那天晚上，乌冈纳很不安分，她让他待到很晚才睡，让他摆弄自己的玩具车，而她在一边看书。当她看见那三个人撞开厨房门冲进来时，她恨自己为什么没让乌冈纳上床睡觉。如果——

“哦，这太阳还不算太厉害，美国大使馆的人至少该给我们搭建一个遮阳的地儿。他们可以用收取的签证费来搭建啊。”身后那个男人说。

后边有人在说美国人收钱是留着给他们自己用的。还有人说他们是故意让申请人在烈日底下等候。于是另一个人笑了起来。她朝那对盲人乞丐夫妇做了个手势，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二十奈拉的票子。她把钱搁在他们的托盘里，他们一起用洋泾浜英语颂唱：“上帝保佑你，你会有钱，你会有好丈夫，你会有好工作。”接着又用伊博语和约鲁巴语颂唱。她望着他们走开去。他们没有祝福她“你会有许多漂亮孩子”。刚才她听到他们对排在前面的一个女人这样颂唱。

大使馆的大门打开了，一个穿着棕色制服的人喊道，“排在前面的五十个人进来，填好表格。其余的，改天再来。大使馆只能面谈五十个人。”

“我们还真算运气，嗯？”后面的男人说。

她看着玻璃隔板后面的签证官，他打量着她掩在蓬松的红褐色头发里的满是皱纹的脖颈，那双绿眼睛越过银色镜架上方查看着她的材料，那副眼镜似乎就是一个不必要的摆设。

“你能再复述一遍事情的经过吗，太太？你没有向我们提供更具体的细节。”签证官的脸上带着鼓励的微笑。她知道，这是她讲述乌冈纳的事情的一个机会。

她朝旁边窗口看了一眼，那儿一个穿深色西服的男人恭身俯向玻璃隔板，好像在乞求里面的签证官。而她完全明白，自己宁可死在那个穿连帽衬衫的家伙手里（或是那个光头），也不愿向签证官或是美国大使馆的什么人抖落乌冈纳的事情，一个字都不愿讲，她不会为了寻求自身安全的签证而把乌冈纳兜售出去。

她的儿子被杀了，这就是她所能讲述的事情的全部。被杀了。她什么也不想说，他是一个不知怎么突然就会发出笑声的男孩，笑得那么响亮而清脆；他把糖果和饼干叫做“糕糕”；她抱着他的时候，他会紧紧搂住她的脖子；她丈夫说他将来会成为一个艺术家，因为他不是按照“乐高”积木的玩法来搭建东西，而是自己别出心裁另搞一套，一边一个，两种颜色的模块交替使用——所有这一切，他们不配知道。

“太太？你说这事情是政府干的？”签证官问。

“政府”是一个如此之大的标签，它可以随意使用，它给人们耍花招和找借口提供了免除承担责任的空间。那是三个男人。就像她丈夫或是她兄弟那样的三个男人，就像排在她身后那个人一样的男人。那是三个男人。

“是的，他们是政府的特工人员。”她说。

“你能证明吗？你有什么证明能给我看一下吗？”

“有啊，可是我昨天已经埋葬了我儿子的尸体。”

“太太，对你儿子的事情我很遗憾。”签证官说，“可是我需要你提供证明这事是政府干的证据。这种事情有可能是部落族群之间发生的争斗，也有可能是私人谋杀。我需要政府插手其间的证据。我需要你在尼日利亚身处险境的确凿证据。”

她看着对方褪了色的粉红嘴唇，翕动之间露出细小的牙齿。褪了色的粉红嘴唇长在一张满是色斑的脸上，那是一张不谙世事的面孔。她心里涌起一股冲动，想对这个签证官说，发表在《新尼日利亚报》上的一篇文章是否需要用一个孩子的生命作代价。可她没说。她怀疑这个签证官是否知道那些倾向民运派报纸的事情，她是否知道排在大使馆外面那一溜长长的队伍，没有遮阳的地儿，毒辣的太阳促成了排队者之间的友情，也造成了头痛和绝望。

“太太？美国会给遭受政治迫害的当事人提供新的生活，但这需要证明……”

新的生活。是乌冈纳给了她新的生活，让她惊喜不已的是，她这么快就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这是他给予她的，一个新人，他使她变成了“乌冈纳的母亲”，她总是这样告诉他的幼儿班的人，他的老师，还有别的孩子的父母。在他的葬礼上，因为前来的朋友和家人都穿着安卡拉印花布衣服，有人就问：“谁是母亲？”她抬起头，愣了片刻说：“我是乌冈纳的母亲。”她要回到他们家祖祖辈辈的家乡去，种下红龙船花，那是她孩提时候种过的，根茎像针一样细的花。种下一株就够了，他占有的土地是那么小的一块。当红龙船花盛开时，那花朵会招来许多蜜蜂，她要去采摘花朵，蹲在泥地上吸吮着花朵。然后，她要把那些花一朵一朵地排列起来，就像乌冈纳摆弄他的乐高玩具那样。她意识到，这，才是她要的新生活。

隔壁窗口的美国签证官声音很响地对着麦克风说：“我不能接受你的谎话，先生！”

那个穿着深色西服的尼日利亚申请者开始大喊大叫，一边做着手势，挥动着透明塑料文件夹（里面鼓鼓囊囊地装满了文件）。“这是不对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别人？我要把这事告到华盛顿去！”一个保安过来把他带出去了。

“太太？太太？”

是她的想象？还是签证官脸上流露出同情之色？她看见那女人迅速将自己红铜色的头发朝后掠去，其实那头发一点都不碍事，安安稳稳地拢在脖子边，环绕着一张苍白的脸庞。她的未来取决于那张面孔。而那张人类的面孔却不能理解她，也许她厨房里用的不是棕榈油，还有，她知道新鲜的棕榈油是一种鲜亮的色泽，鲜亮的红色，当它不新鲜时，就会变成一种色泽不均的橘黄色。

她慢慢转过身，朝出口处走去。

“太太？”她听见身后传来签证官的喊声。

她没有转身回去。她走出了美国大使馆，走过那些乞丐身边，那些人还胳膊伸得老长地托着搪瓷碗来回乞讨，她钻进自己的车里。

颤抖

尼日利亚飞机坠毁的那一天，也就是尼日利亚第一夫人丧命之日，有人使劲敲乌卡玛卡在普林斯顿的家门。这敲门声让她非常惊讶，因为没人会在事先未告知的情况下来敲她的房门——毕竟这是在美国，人们会在来访之前先来电话——除了联邦快递的人，不过他们从来不会把房门敲得这么响。敲门声让她惊跳起来，因为从早上起她就一直在网上浏览尼日利亚新闻，频繁地刷新界面，给自己父母和在尼日利亚的朋友打电话，一杯接一杯地喝着伯爵红茶，好让自己冷静下来。她找到了仅有的几帧早前发自飞机坠毁现场的照片。每次查看那些照片，她都得调亮手提电脑的屏幕，费力地看着那篇标题为“失事”的新闻报道，大块的残骸夹杂着白色碎片四下散落开来，就像是撕碎的纸片，那个不起眼的烧成焦炭的块状物，很有可能是那架乘客满员的飞机上的人——系好安全带开始祈祷的人，在座位上打开报纸的人，等着空中服务员推着食品车来问“要三明治还是蛋糕”的人，有可能，她的前男友乌丹纳就在这些人中间。

敲门声又起，敲得更响了。她透过猫眼朝外看去：一个矮胖个子、深色皮肤的人站在外面，看上去好像有些面熟，她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人。也许是在图书馆或是普林斯顿的校区交通车上。她开了门。那人微微一笑，没有看她的眼睛。“我是尼日利亚人，我住在三楼，我来是想一起为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祷告。”

她很惊讶，他竟知道她也是尼日利亚人，还知道她住的地方，跑来敲她的门，她仍然无法确定自己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我可以进来吗？”他问。

她让他进门。她把一个陌生人引进了自己的公寓，这人穿着宽松的普林斯顿大学运动衫，他来为尼日利亚发生的事件祷告，他伸出手来拉住她的手，这时她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才递出自己的手。他那种尼日利亚五旬节派的祷告风格让她有些不安：祈祷人用耶稣的鲜血庇护一切，去跟邪恶的神灵作战，扑向魔鬼把它们扔进海里。她想打断他，告诉他这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搞得这么血淋淋，没有必要这样拘泥于教条，这会把信仰变成一种拳击练习。她想告诉他，与其说生活是与挥舞长矛的撒旦作斗争，不如说是我们与自身的搏斗。信仰是我们为了自己的良心而做出的一种选择，它在磨砺中会越来越锐利。可她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因为从她嘴里说出来会显得过于道貌岸然，她总是无法像派屈里克神父那样用朴实无华的切题的语气阐述一番救赎之言。

“耶和华上帝，所有的邪恶都不能得胜，所有与我们作对的凶器都不能奏效，奉耶稣基督之名所求！父神啊，我们用耶稣宝贵的鲜血庇护尼日利亚所有的飞机，父神啊！我们用耶稣宝贵的鲜血庇护整个天空，摧毁所有的黑暗使者……”他的声音越来越响，他的脑袋一顿一顿的。她想小便了。两人的手紧攥在一起让她感到尴尬，他的手指温暖而坚实，一段喘不过气来的长长的祷告第一次停顿下来时，她感到很不舒服的是由她来说“阿门”，她以为祷告结束了，其实没有，于是在他继续祷告时她赶快再次闭上眼睛。他一遍遍地祈祷，当他说到“父神”或是“奉耶稣基督之名”时就会紧捏一下她的手。

她感到自己颤抖起来，整个身体发出的一种不由自主的颤抖。是上帝的意旨吗？有一次，那是多年前，她还是个十来岁的少女，每天早上都一丝不苟地念《玫瑰经》，跪在自己简陋的木床边，那些她并不理解的语言便从嘴里流利地迸发出来。这样的状况会持续几秒钟，那些费解的万福玛丽亚的祷告词从她嘴里一泻而出，可那次就在《玫瑰经》将要结束时，她感到有些惊吓，真的感觉到上帝用一种清冷的氛围把她贴贴实实地裹起来了。这件事她只告诉过乌丹纳一个人，他说这是她自己想象出来的情形。可我是怎么想象出来的呢？她问。我怎么能想象出一种我自己都不想接受的情形呢？不过，说到后来，她还是同意他的说法了（她几乎总是同意他的任何说法），她说这一切确实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此刻，这种颤抖就像它突然开始一样，又突然停止了，这当儿那尼日利亚人刚结束祷告。“奉耶稣基督全能而永恒之名！”

“阿门！”她说。

她从他手里抽出自己的手，喃喃地说了“对不起”，就跑到卫生间去了。她出来时，他仍然站在厨房门边。他的举止有些耐人寻味，他抱着胳膊站在那儿的样子让她想起“谦恭”那个词儿。

“我叫奇奈杜。”他说。

“我叫乌卡玛卡。”她说。

他们握了握手，都感到好笑起来，因为他们刚才还手拉手一起做祷告。

“这次飞机坠毁真是可怕，”他说，“非常可怕。”

“是啊。”她没有告诉他也许乌丹纳就在那架飞机上。她希望他这就可以离开了，因为他们已经一起祷告过了，可他却走进了起居室，坐到沙发上，开始说起他是怎样听到飞机坠毁的消息，好像是她要求他待在这儿的，好像她需要了解他今天上午所有的细节——他听了BBC在线新闻，因为美国的新闻报道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消息。他告诉她，他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是两个不同的事件——第一夫人做了腹部减脂手术后不久，在西班牙筹办自己的六十岁生日派对时去世了，而那架从拉各斯飞往阿布贾的班机就在同一时间坠毁。

“是啊。”她说，她在电脑前坐下，“一开始我还以为她也死于这场空难。”

他轻轻摇晃着脑袋，胳膊仍然交叠抱着。“这真是太巧了。上帝借此告诉我们一些事。只有上帝才能拯救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我们的国家。这些言辞用共同的失落感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有一刻，她感觉和他十分亲近。她又一次刷新了网页。那上面还是没有幸存者的消息。

“上帝必须掌握尼日利亚。”他继续说下去，“他们说文官政府比军人政府好，可是瞧瞧奥巴桑乔 [75] 都干了些什么。他把我们这个国家害得好惨。”

她点点头，不知道该怎样用最礼貌的方式请他离开，可又不太情愿这样做，因为他的出现似乎带来了她的乌丹纳能够生还的希望，她也说不上是怎么回事。

“你看过那些罹难者家属的照片吗？有一个妇女撕破自己的衣服满地打滚。她说她的女儿就在那架飞机上，她女儿是去阿布贾为她买针织品的。天哪！”奇奈杜发出一声长长的吸气声表示他的悲哀，“我认识的一个朋友本来也可能在那架飞机上，但后来他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说他一切平安。我的家人也都不可能在那架飞机上，所以，我至少不必为他们担心，因为他们根本买不起一万奈拉一张的机票！”他笑了起来，这冷不丁的笑声显得不合时宜。她刷新了网页。还是没有消息。

“我认识的一个人在那架飞机上，”她说，“他也许就在那架飞机上。”

“耶和华上帝！”

“我的男朋友乌丹纳。确切地说，是前男友。他在沃顿商学院读MBA，上星期去尼日利亚参加他表姐的婚礼。”她的话说出口以后才意识到自己用的是过去时态。

“你没有他任何确切的消息吗？”奇奈杜问。

“没有。他没有尼日利亚的手机，我没打通他姐姐的手机。也许她和他在一起。婚礼应该是明天在阿布贾举行。”

他们沉默地坐在那儿，她注意到奇奈杜的双手紧紧攥成了拳头，他不再前后摇摆身子。

“你最后一次和他通话是什么时候？”他问。

“上个星期。他离开这儿去尼日利亚前来过电话。”

“上帝是守信的。上帝是守信的！”奇奈杜抬高了声音，“上帝是守信的。你听见我说的了吗？”

乌卡玛卡听着有些惊心，说：“听见了。”

电话铃响了。乌卡玛卡跳了起来，黑色的无绳电话就搁在电脑旁边，她害怕去接这电话。奇奈杜站起来伸手想接，她说：“别！”然后拿起电话走到窗前。“喂？喂？”现在打来电话的不管是谁，她都希望别用什么开场白来让她受惊。原来是母亲。

“没事儿，乌丹纳一切平安。切考迪利刚来过电话，说他们正好错过了那班飞机。他挺好的。他们本来要乘坐那个航班的，可他们错过了，感谢上帝。”

乌卡玛卡把电话搁在窗沿上，开始抽泣起来。一开始，奇奈杜搂着她的肩膀，接着把她搂进了怀里。她的情绪很久才平静下来，她跟他说乌丹纳一切平安，然后就又回到他的怀抱里，她很惊讶自己居然很熟悉这种慰藉的方式，她确信他凭本能就会理解她的哭泣是由于释然，那可怕的事情终究没有发生。由于本来也许会发生的事情而伤感，也由于事情了犹未了的愠怒——自从在纳索街一家冰淇淋店里，乌丹纳对她说他俩的关系已经结束。

“我知道上帝会解救他的！我向上帝祷告保证他的安全。”奇奈杜说着摩挲着她的背脊。

后来，她请奇奈杜留下一起吃午餐，她在微波炉里加热饭菜时，问他：“如果你说是上帝有责任保证乌丹纳的平安，那么上帝也该对那些死去的人负责了，因为本来上帝也能让他们平安无事。这是不是说上帝更偏爱某些人呢？”

“上帝的方式不是我们的方式。”奇奈杜脱下自己的运动鞋，搁到书架上。

“这说不通啊。”

“上帝永远都是说得通的，但永远不会以人的道理为标准。”奇奈杜一边说着，一边浏览书架上的照片。这个问题她曾问过派屈里克神父，可是派屈里克神父也认为上帝的行事并不总是讲道理的，他耸了耸肩膀，就像她第一次见到他那样，就是夏末的一天，乌丹纳跟她说他俩的关系结束了。她和乌丹纳一起在托马斯街上喝草莓香蕉奶昔，他们的周日一般都是这样度过的，一起出去购置一些日用品，随后坐在一起喝上一杯，乌丹纳啧啧有声地喝了一会儿对她说，他俩的关系已经结束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们还在一起，完全是出于习惯，她看着他，等着他大笑起来，尽管那不是他开玩笑的风格。他用了“固化了”这个说法。没有别人插足进来，因而他们的关系就一成不变了。这“固化了”的关系已有三年之久，而这三年里她的生活一直围绕着他转。而这“固化了”的关系让她去找她的叔叔帮忙，给她毕业后在阿布贾找工作，因为乌丹纳毕业后要回到那里，开始建立他所谓的“政治资本”，去运作他的阿南布拉州 [76] 州长一职。这“固化了”的关系让她现在做炖汤都会加上胡椒，因为这是他喜欢的。因为“固化了”的关系，他们时常会说起要几个孩子的事儿，她觉得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最为顺理成章，女儿就叫乌拉丽，儿子就叫乌多卡，孩子们的名字都以字母“U”打头。她离开了托马斯街，漫无目标地信步走到纳索街，接着又往回走，最后经过一座石头建造的灰色教堂，她走进去，对衣服上饰有白领圈、正要钻进“斯巴鲁”汽车的那人说，生活完全是不讲道理的。他告诉她，他是派屈里克神父，生活确实是不讲道理的，但我们所有的人必须要有信仰。要有信仰。“有信仰”这话就像是在说，你得个子高些，你得身材匀称。她想让自己个子高些，想让身材匀称些，可是她根本就办不到，她个子矮，臀部扁平，她难以遏止柔软的下腹部开始外突，她穿上斯潘克斯修身内衣时，那紧绷绷的纤维使得小腹更显外突。当她说出这番话时，派屈里克神父哈哈大笑起来。

“说你要有信仰，不是在说你要个子高、身材匀称的意思。而是那种意思，你即使小腹外凸不得不穿上斯潘克斯修身内衣也没关系。”他说。她听了也大笑起来，很惊奇这个一头银发的胖胖的白种男人居然也知道斯潘克斯。

乌卡玛卡往盘子里盛了一些炖汤，搁在奇奈杜那份热过的米饭旁边。她说，“如果上帝对某些人的偏爱甚于其他人，那乌丹纳的幸免于难就不那么说得通了。在预订那班飞机的人里边，乌丹纳不可能是最好的或是最善良的人。”

“你不能用人的理性来判断上帝。”奇奈杜举起她摆在盘子里的叉子说，“请给我一把勺子。”

她把勺子递给他。乌丹纳很可能对奇奈杜用餐的方式感到发噱，他会说，奇奈杜用勺子吃饭不嫌麻烦呀，而他自己是用手指抓饭吃的——乌丹纳有那种本事，能够根据对方的姿势以及所穿的鞋子，一眼就知道这人的童年经历。

“那就是乌丹纳，是吗？”奇奈杜指着那张镶在柳枝相框里的照片问。照片上乌丹纳的胳膊搂着她的肩膀，两人开朗地微笑着，那是在费城一家餐馆里，一个陌生人给他们拍的，那陌生人说，“你们真是可爱的一对儿，结婚了吗？”乌丹纳回答，“还没有。”脸上露出那种调情般的坏坏的微笑（这是他对陌生女人常用的表情）。

“是的，这就是高傲的乌丹纳。”乌卡玛卡做了个鬼脸，在小餐桌上放下自己的盘子，“我一直忘了把这张照片拿掉。”这是说谎。过去的几个月里，她时常凝视着这张照片（有时并不情愿），总是害怕最后的结束。她感觉到奇奈杜也知道这是谎言。

“你们是在尼日利亚认识的？”他问。

“不是的，三年前，我们在我姐姐的毕业典礼上认识的，在纽黑文。是姐姐的一个朋友把他带来的。他在华尔街工作，我已经在这儿读研究生了，但我们认识许多费城附近来的人。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的本科，我的本科是在博懋大学读的。很有意思的是我们有许多共同点，但那天之前却从未见过面。我们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到美国来读大学的。我们甚至是同一天在拉各斯考试中心考的SAT！”

“他看上去很高。”奇奈杜说，他仍然站在书架边，手里端着盘子。

“他身高六英尺四。”她从自己的声音里听出了骄傲的口吻。“这不是他拍得最好的照片。他长得很像托马斯·桑卡拉。我十来岁的时候，特别迷恋那人。你知道，就是那个布基纳法索总统，很受欢迎的总统，他们杀了——”

“我当然知道托马斯·桑卡拉。”奇奈杜向照片凑近看了一眼，好像要在那上面找出桑卡拉那样出了名的英俊。然后说：“我曾经有几次在停车场见过你们两个，我知道你们都是尼日利亚人。我想上前来作个自我介绍，却因为急着赶通勤巴士就没过来。”

乌卡玛卡很高兴听到他这么说，他看到过他俩在一起，这就使这段关系变得确凿可信了。过去三年她一直和乌丹纳睡在一起，让自己的计划与他合拍，在做饭时加入胡椒，这一切，毕竟不是出于她的想象。她忍住了向奇奈杜的发问（你记忆中的我们是怎样的）：你是否看见乌丹纳把手放在我后背的下部？你是否看见乌丹纳对我说了什么暗示性的话，于是我俩的脸凑到了一起？

“你是什么时候看见我们的？”她问。

“大约两个月前。你正向自己的车走去。”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尼日利亚人？”

“我基本上都能猜得出来。”他在她的对面坐下来，“但今天早上，我看到邮箱上的名字，才知道你们就住在这里。”

“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在通勤巴士上见过你。我知道你是美国人，不过我以为你是从刚果来的。你看上去太文雅了，不像尼日利亚人。”

奇奈杜笑了。“谁说我很文雅？”他嘲弄地鼓起胸部，嘴里满是米饭。乌丹纳可能会指着奇奈杜的前额，说不必听这个人的口音就知道他是在自己村里读的社区中学，在蜡烛光下靠着词典学的英语，因为你只需看一眼他那凹凸不平、筋脉鼓出的前额就能明白他的出身。乌丹纳就是这样形容他在沃顿商学院的那个尼日利亚同学的，他始终回避跟他的友好接触，人家的电邮他从来不回。那个生着泄露自己身份的前额、举止粗鲁的学生，就是不达标。“达标”，乌丹纳经常用这种词，她起初觉得比较幼稚，但从去年开始，她自己也常用这个词了。

“炖汤是不是太辣了？”她注意到奇奈杜吃得很慢。

“挺好的。我习惯了吃辣。我在拉各斯长大的嘛。”

“我在遇到乌丹纳之前从来不吃辣。我现在都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喜欢吃辣。”

“可你做菜时还会搁胡椒。”

她不喜欢听到这种说法，她不喜欢他的面孔凑过来，脸上一副难以捉摸的表情，他看了她一眼，然后又把目光转回自己的盘子。她说：“嗯，我想我现在已经习惯吃辣了。”

“你能再看一下最新消息吗？”

她敲了一下键盘，刷新了页面。坠毁飞机上所有人员没有生还者。政府已经证实了这次航班上的一百十七个人全部遇难。

“没有幸存者。”她说。

“上帝，你该管管这事儿。”奇奈杜说着响亮地深吸了一口气。他走过来坐在她身边，看着手提电脑，他俩的身体挨得很近，从他的呼吸中闻到了她饭菜里的胡椒味儿。出事地点的照片更多了。乌卡玛卡两眼瞪着那些没穿衬衫的男人中的一个，他正扛着一块活像扭曲的床架似的金属残骸，她无从想象这玩意儿会是飞机身上的哪个部件。

“我们国家有太多的邪恶和不公正。”奇奈杜说着站起身来。“太多的腐败，太多的我们必须为之祷告的事情。”

“你说坠机是来自上帝的惩罚？”

“是一种惩罚，也是个警告。”奇奈杜吃下最后一口米饭。他用勺子刮蹭着牙齿时，让她觉得好不心烦。

“我十来岁的时候，曾经每天都去教堂，每天早上六点就做晨祷。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做的，我的家人属于那种只在礼拜天进教堂的人。”她说，“可是有一天，我不再去了。”

“每个人都会遇到信仰危机。这很正常。”

“不是信仰危机的问题。教会突然间变成了圣诞老人，有些事情，当你还是个孩子时，你永远不会去问，可你长大成人后，你会意识到那个穿着圣诞老人衣服的人其实就是这条街上的一个邻居。”

奇奈杜耸耸肩，好像没有太多耐心来听这种矛盾心态和颓废之情。“米饭没有了？”

“还有呢。”她拿过他的盘子，又热了些米饭和炖汤。她把食物递给他时说：“我不知道如果乌丹纳死了我会怎么样。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感受。”

“你必须对上帝怀有感激之心。”

她走向窗子调整了一下窗页。现在已是初秋，她可以看见外面劳伦斯大道上的行道树，一簇簇的树叶有绿的也有紫铜色的。

“乌丹纳从来不对我说‘我爱你’，因为他觉得那是陈词滥调。我曾经对他说过，他对某些事情的说法让我觉得遗憾，而他却哈哈大笑，说我不应该使用这样的说法，诸如‘你有这样的感觉让我觉得遗憾’，因为这都是别人嘴里的陈词滥调。我觉得自己说得够机智、够俏皮或够聪明的话，可他什么反应也没有。他总想与众不同，甚至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好像他是在表演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在过自己的生活。”

奇奈杜什么都没说。他嘴里满是食物，有时他用手指帮忙把米饭拨进勺子里。

“他知道我喜欢住在这儿，但他跟我说过，普林斯顿是一所多么乏味的学校，根本不能住人。如果他觉得某些事情在我看来相当幸福而他却并不赞成，他总能到找到办法让其降温。你怎么能够爱一个人却要使幸福掌控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奇奈杜点点头。她明白，他在两方面都理解并认同她的看法了。接下来的几天里，天气已经凉爽到能让她穿长筒皮靴了，这几天她一直都在搭乘校园巴士，在图书馆为自己的论文找资料，约见自己的指导教师，给本科作文班讲课，或者就是约谈那些要求晚交作业的学生，每天都很晚才回到公寓，等着奇奈杜来，然后给他做米饭、披萨或是意大利面。这样她就可以跟他聊聊乌丹纳。她对奇奈杜说的事儿，都是不想对派屈里克神父说的。她喜欢奇奈杜的少言寡语，看上去好像不仅在听她说，还在思索着她说的话。有一次，她曾漫不经心地想和他发展一下关系，让自己放任于通常的恋爱套路，可他身上却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无性气质，这让她感觉自己不必在眼睛下面涂抹遮瑕粉来遮掩黑眼圈。

她住的这幢公寓里住满了外国人。她和乌丹纳曾经开玩笑说，正是因为在这个全是外国人的新环境中，他们才对别人显得冷漠了。在走廊上，在电梯里，他们遇见别人从来不打招呼，在校园巴士五分钟的行驶时间里，也从来不看其他乘客的眼睛，他们之中有许多是从肯尼亚、中国和俄罗斯来的知识精英，那些研究生和访问学者，意欲执掌这个世界，治疗和重新创造这个世界。所以，让她感到惊奇的是，她和奇奈杜一起走向停车场时，他会向某人挥挥手，或对某人说声“嗨”。他告诉她，那个日本博士后有时会让他搭便车去商业区，那个德国博士生的两岁女儿会把他的名字念成奇恩德尔。

“你是做项目时认识他们的？”她问，又加上一句，“你做什么项目？”

有一次他说过自己在做化学方面的某个项目，她估计他在攻读化学专业的博士。这就是她从未在校园里看见他的缘故，因为科学实验室设在较远的地方，也较偏僻。

“不是。我是搬到这儿以后认识他们的。”

“你搬来有多久了？”

“时间不长，春天搬来的。”

“我刚来普林斯顿时，还拿不定主意是否要住在一个全是研究生的房子里，可我现在很喜欢这儿。乌丹纳第一次来看我时，他说这片建筑实在太丑，一点风情都没有。你以前就住在研究生楼里吗？”

“不是。”奇奈杜停了一下，眼睛看往别处。“我知道我必须想办法在这幢楼里交些朋友。否则我怎么去商场去教堂呢？感谢上帝，你有辆车。”他说。

她喜欢他这样说，“感谢上帝你有辆车”，因为这是对于友谊的一种宣称，是可以长期相处的一个条件，是人家愿意听她聊乌丹纳的理由。

每到星期天，她先开车送奇奈杜去劳伦斯城，那儿有他的五旬节派教堂，再去纳索街的天主教堂，做完礼拜后，她接上他，他们一起去麦克卡弗莱的日用品商场购物。她注意到他购物极少，而且经常细心地收集各种商品甩卖的小广告，那是乌丹纳从来都不在意的东西。

这会儿她在“野燕麦”商场停下来，她和乌丹纳曾在这里买过有机蔬菜，奇奈杜摇摇头，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愿意付更多的钱买同样的蔬菜，就因为这些蔬菜没有用化学肥料种植。他仔细查看着陈列在大塑料配送架上的谷物，她在挑选装在包装盒里的西兰花。

“这是无化学种植，那是无化学种植。人们这是在无谓地浪费钱。难道他们吃的药不是化学制剂？”

“你知道这不是一码事，奇奈杜。”

“我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乌卡玛卡笑了。“对我来说，其实都无关紧要，但乌丹纳总是买有机蔬菜和水果。我想他在什么地方读过一些东西，说像他这样的人理应买这样的东西吧。”

奇奈杜再一次用那种莫名其妙的表情看着她。他在评判她吗？还是他心里已经对她有了某种看法？

她打开后备箱拿出食品袋，一边说：“我饿了。我们找地儿去吃点三明治好吗？”

“我不饿。”

“我请你。你是不是更喜欢中国餐？”

“我在禁食。”他平静地说。

“噢。”她在十来岁的时候也禁过食，整整一个星期只在早晨喝点水，因为要祈祷上帝让她在高中考试中得到最好的成绩。她后来拿了第三名。

“怪不得昨天你一点米饭都不吃。”她说，“那么我吃，你坐在一边可以吗？”

“可以。”

“你经常禁食吗？还是你在祈祷特别的事儿？也许这问题太私人了，我不能问？”

“太私人了，你不能问。”他庄重地模仿着她的话。

她从“野燕麦”出来回到车上就放下了车窗，停在那儿等着两个没穿外套的女人走过去，她们的牛仔裤绷得紧紧的，满头金发被风儿吹得纷披散乱。深秋的日子里，今天倒显得特别温暖。

“秋天有时候会让我想起干燥的热风季节。”奇奈杜说。

“我知道，”乌卡玛卡说，“我喜欢干燥的热风季节。我想那是由于圣诞节吧。我喜欢干燥的尘土飞扬的圣诞节。去年圣诞节乌丹纳和我一起回老家了，他在尼莫 [77] 和我的家人一起过的新年，我叔叔一直问他：‘年轻人，你什么时候会带你的家人来敲我们的门呢？你在学校学的是什么？’”乌卡玛卡模仿着那种粗嘎的声音，奇奈杜笑了起来。

“你离家以后回去过吗？”乌卡玛卡问，就她内心想象来说，她觉得他应该没有。他肯定无法负担往返的机票和旅途费用。

“没有。”他的声音很呆板。

“我本来打算研究生毕业后回拉各斯，参加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但乌丹纳想从政，所以，我只好考虑去阿布贾了。你这儿的学业结束后会回去吗？我想你可以在尼日尔三角洲的某个石油企业找到一份高薪工作，你是化学专业的博士嘛。”她知道自己说话太快，过于喋喋不休，竭力想消除她刚才产生的不舒服的感觉。

“我不知道。”奇奈杜耸耸肩，“我可以给收音机换个台吗？”

“当然可以。”她觉出了他情绪的变化，他把汽车电台从NPR [78] 转到调频立体声的闹哄哄的音乐，眼睛一直盯着窗子。

“我想我知道你最喜欢什么，是寿司，而不是三明治。”她带点嘲意地说。她曾经有一次问过他喜不喜欢寿司，他说：“上帝不允许的。我是个非洲人。我只吃炖煮的食物。”她又说：“什么时候你真的应该尝尝寿司。你住在普林斯顿怎么能够不吃刺身呢？”

他只是微微一笑。她驱车向三明治店慢慢驶去，一边不断地跟着收音机里的音乐节奏甩着脑袋，表示她很喜欢这音乐，而他似乎也喜欢。

“我买了三明治拿上就走。”她说，他说他可以在车里等。当她回到车上时，一股鸡肉裹大蒜的味儿顿时飘满了整个车厢。

“你的手机响过了。”奇奈杜说。

她拿起手机，转到未接来电上，一看是瑞切尔，是她同系的一个朋友，也许是想问她是不是想去参加明天在学校图书馆举行的道德与小说讨论会。

“我不相信乌丹纳居然没给我打电话。”她说着发动了汽车。他曾发来过一封电邮，说感谢她对他在尼日利亚期间的关心。他已经把她从MSN即时聊天名单中删除了，所以她现在没法知道他是不是在线。他也没有来过电话。

“也许，他不来电话是他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奇奈杜说，“这样你可以继续过自己的生活。”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她说，稍稍有些恼怒了，因为她在等着乌丹纳打来电话，因为那照片仍然摆在她的书架上，因为奇奈杜话里的意思好像只有他知道什么对她最好。她把愠恼憋在心里，一直等到他们回到公寓楼，在他拿起购物袋回自己房间，然后又回到她这儿时，她说：“你知道，事情真的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对爱情懂得个屁。”

“我懂的。”

她看着他，他身上还是他第一次来敲她房门那天下午穿的衣服：一条牛仔裤，一件旧运动衫，领口已经耷拉下来了，胸前印着“普林斯顿”的橘色字样。

“你从来没说过这方面的事儿。”她说。

“你从来没问过。”

她把三明治搁在盘子里，坐在小餐桌前。“我不知道可以问你什么。我以为你自己会告诉我的。”

奇奈杜一声不吭。

“那你告诉我呀。跟我说说你的爱情故事。是发生在这儿，还是在国内？”

这一刻非常安静。她拿起一块小餐巾，倏忽之间凭着直觉明白了什么，也许从一开始就知道，但她说出来了，因为她觉得他想让她大吃一惊：“噢，你是个同性恋。”

“有人曾跟我说过，说我是她认识的人里边最古怪的一个同性恋，我讨厌自己这副样子。”他释然地微笑着。

“那么，请跟我说说这种爱吧。”

那男人的名字叫阿比德米。奇奈杜说起阿比德米这个名字的样子，让她想起在一片酸痛的肌肉上轻柔地按摩，那痛感带有一种自作自受的满足。

他慢慢讲述着，不时纠正一些在她想来无关紧要的细节——阿比德米带他去一个私密的同性恋俱乐部，那天是星期三还是星期四？他们好像跟一位前州长握了手？——而她觉得他的叙说总是在避实就虚，也许他根本没有打算把全部事情告诉她。在他讲述的时候她吃完了三明治，挨着他坐到沙发上，阿比德米似乎勾起了她某种奇怪的怀旧情绪：他喝健力士烈性黑啤，他让自己的司机去路边小贩那儿买大蕉，他去五旬节教会的洛克大教堂，他喜欢“双四餐馆”的黎巴嫩羔羊肉饼，他玩马球。

阿比德米是一个银行家，一个大富翁的儿子，他在英格兰上的大学，他的束腰皮带都带有设计优雅的标识。他曾系着这样的皮带走进拉各斯的一家移动电话公司的办公室，奇奈杜就在那里做客户服务。他用几乎是粗鲁的语气问他是否可以跟一个高级管理人员谈谈，但奇奈杜没有错过两人目光相接的那一瞬间，那种强烈的震颤，自从他和中学的一个体育特长生有过关系后就再没有出现过。阿比德米把自己的名片给了他，简短地说了一声：“给我电话。”这就是他在此后的两年里和奇奈杜相处的方式，他想知道奇奈杜要去什么地方，在做什么，他没有征求奇奈杜的意见就给他买了一辆车（搞得奇奈杜只能尴尬地向亲友家人解释他怎么会突然买了辆本田车），让他马上出发去卡拉巴尔，去卡杜纳 [79] ，却只给他一个时间信息。当奇奈杜没能及时接他电话时，他会发来恶骂的短信。但奇奈杜仍然喜欢这种被占有的感觉，这段关系对他们两人都至关重要。这段关系一直持续到阿比德米说他马上要结婚了。对方的名字叫凯米，两家父母认识多年了。他俩都知道婚姻是不可避免的，他们都不说，但都明白。如果奇奈杜不是在阿比德米父母的结婚纪念派对上遇到凯米的话，一切都不会有什么改变。他本来不想去的——他一直避免参加阿比德米家里的一切活动——但阿比德米坚持要他到场，说只有奇奈杜在场，他才有可能在那么漫长的夜晚活下来。阿比德米把奇奈杜介绍给凯米时说了一句“他是我很好的朋友”，那声音好像带着让人不快的笑声。

“奇奈杜比我能喝多了。”阿比德米对凯米说，凯米梳着长波浪发型，身着无带黄色衣裙。她坐在阿比德米旁边，不时伸手去拂拭他衬衫上的什么东西，把他的酒杯斟满，一只手搁在他的膝盖上，她的整个身子都一直贴在他的身上配合着他的动作，好像随时准备起身做点能够讨他欢心的事儿。“你说我会长出啤酒肚，是吗？”阿比德米的手伸到她大腿根部，“我告诉你，这个人会比我先长出啤酒肚。”

奇奈杜紧张地微笑了一下，他脑袋里开始一阵阵地抽搐，他对阿比德米的愤怒马上就要爆发出来。当奇奈杜对乌卡玛卡说起“脑袋里就要炸开来”时，乌卡玛卡注意到他的神情变得紧张起来。

“你希望自己没见过他的妻子才好，是吗？”乌卡玛卡说。

“是的，我希望他抵制家里的安排。”

“他肯定抵制过。”

“他没有。我那天看着他，我们两个都在场，他喝着烈性啤酒，对我开着他妻子的玩笑，对她开着我的玩笑，我知道那天晚上他在床上会睡得很好。如果我们的关系继续下去，他会来找我，然后回家去找她，每天晚上都睡得很好。我希望有时候他别睡得那么好。”

“你们结束了？”

“他很气愤。他不理解我为什么不能照他要求的去做。”

“一个人怎么可能爱你，却要你只能按照他喜欢的方式行事？乌丹纳就是这样。我觉得我实在是不能理解这种爱。”

奇奈杜的大腿紧紧压着沙发垫。“乌卡玛卡，不是什么事情都能扯上乌丹纳的。”

“我只能说阿比德米多少有点像乌丹纳。我揣想，我不能理解这样一种爱情。”

“也许这不是爱。”奇奈杜说着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乌丹纳让你这样，乌丹纳让你那样，可为什么你没有让他这样或是那样？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爱？”

他这语气有点恶狠狠的，有那么一会儿，乌卡玛卡都有些害怕了，她随之感到生气了，让他离开自己的寓所。

在这之前，她已经开始注意到奇奈杜的某些怪异。他从来没邀请她去过他的寓所，有一次，他跟她提及自己寓所的房号，后来她查看了那个房间的信箱，却惊讶地发现那上面不是他的姓名，这幢公寓的管理员非常严格，信箱上必须是租户的名字。他甚至好像从来都不需要到校园里去，这事情她只是问过他一次，他用别的什么话题搪塞过去了，也就是告诉她，他不想谈这个，她便放过了这事儿，因为她猜测是由于他学业上的问题，也许是学位论文还没有着落。一个星期后就出了这档子事，她让他离开她的寓所，她这一星期里都没跟他说话，她到他的寓所去敲了他的门，他开了门，一脸警觉地看着她，她问：“你在赶论文吗？”

“我很忙。”他简短地回答，当着她的面关上了门。

她站了一会儿，回自己房间去了。她后来再没有跟他说过话，她告诉自己，这是一个丛林里来的粗鲁的野蛮人。但星期天到了，她已经习惯于先开车把他送到劳伦斯街的教堂，然后再去纳索街自己的教堂。她盼着他来敲自己的门，然而她知道他不会来了。她突然感到有些担忧，他可能会让同一层楼里的其他人送他去教堂。这种担忧变成了惊慌，于是她去敲他的房门。敲了好一会儿他才来开门，一副疲惫潦倒的模样，脸也没洗，灰蒙蒙的。

“对不起，”她说，“我问你学位论文的问题实在太愚蠢了，对不起。”

“下次你要道歉就直接道歉，不用说别的。”

“你要我开车送你去教堂吗？”

“不要。”他作了个手势让她进来。屋子里只是稀稀拉拉地摆着一个长沙发、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视机，另外几面墙边都堆着书，从地上叠到天花板。

“听着，乌卡玛卡，我得告诉你出了什么事儿。坐下。”

她坐下来。电视里正播放着卡通片，一本摊开的《圣经》搁在桌上，旁边那杯子里的东西像是咖啡。

“我失去身份了。我的签证三年前就过期了。这屋子是我一个朋友的。他这个学期在秘鲁，他说我可以在这儿一直住到能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

“你不是普林斯顿的？”

“我从来没说过我是。”他转身合上那本《圣经》，“移民局很快就要给我递送驱逐出境的通知书了。家里那边没人知道我的真实情况。从我失去建筑公司的工作后，我甚至都不能给他们寄钱了。我的老板人很好，他私底下给我开工资，但他说他不想惹麻烦，因为会有移民局的人突然检查工作场所。”

“你有没有试过找个律师？”她问。

“找律师做什么？我不需要立案。”他咬着下唇，她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狼狈的样子，他那疲惫的脸，暗淡的眼神。她本来不想打听更多的细节，因为她知道他不愿意告诉他更多的内情。

“你的样子看上去很糟糕。从我上次见你以后，你都没吃过饭吧？”她说着，想起这几个星期里，在她聊着乌丹纳的时候，奇奈杜却在担心被驱逐。

“我在禁食。”

“你确定不想让我送你去教堂？”

“也太晚了。”

“那就跟我一起去我的教堂吧。”

“你知道我不喜欢天主教堂，不喜欢那些没有必要的跪下站起的偶像崇拜。”

“就这一次。下星期，我跟你一起去你的教堂。”

最后，他终于起身洗了脸，换了一身干净些的运动衫。他们沉默地走向汽车。她从来没对他说起他第一天来祷告时她的颤抖，但她现在非常想有一个明确的表示，向他表明他不是孤身一人，她理解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是什么感觉，对于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无法掌控——还因为她事实上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于是她就对他说了那次的颤抖。

“非常奇怪，”她说，“也许那是因为我对乌丹纳过于焦虑的精神压力所致。”

“这是来自上帝的异象。”奇奈杜坚定地说。

“我的颤抖跟上帝的异象有什么关系？”

“你别以为上帝是一个人。上帝是上帝。”

“你的信仰，几乎就像是在跟谁作战。”她看着他，“为什么上帝不能用一种不那么含糊的方式彰显自己，并且把事情一劳永逸地弄明白呢？上帝这样打哑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就是上帝的本质。如果你明白上帝的本质不同于人的本质，那就能想得通了。”奇奈杜说着打开车门下了车。他这信仰是多么奢侈啊。乌卡玛卡想，如此不加评判，如此强烈，如此急躁。但这其中有着某种极为脆弱的东西，好像奇奈杜的信仰只是为了走极端，似乎一个妥协、一个中间立场，就会有失去一切的风险。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她说，虽然她并不完全明白，虽然这答案，就像他的答案一样，数年前曾让她决定不再去教堂，直到那个星期天，在纳索街的那家冰淇淋店里，乌丹纳用了“固化了”那个词以后，她又重回教堂。

在教堂的灰色石头建筑外面，派屈里克神父恭迎前来教堂的人们，将近中午的阳光，照耀着他满头闪亮的银发。

“我带了一个新人到天主教的地堡里来了，派神父。”乌卡玛卡说。

“地堡里总是有地方的。”派屈里克神父说着热情地跟奇奈杜握手，对他说欢迎。

教堂里光线昏暗，充满了回声和神秘气息，还有蜡烛淡淡的香气。他们并肩坐在中间，旁边一个女人抱着小孩。

“你喜欢他吗？”乌卡玛卡悄声问。

“那个神父？他看上去不错。”

“我是说你喜欢像他那样吗？”

“噢，耶和华上帝！当然不是。”

她已经能让他笑了。“你不会被驱逐出境的，奇奈杜。我们会想出办法的。我们会的。”她紧握了一下他的手，知道他会被她着重表达的“我们”两字逗得开心起来。

他的身子靠拢过来。“你知道，我也曾经极度迷恋过托马斯·桑卡拉。”

“不会吧！”她从胸腔里喷出一阵笑声。

“我甚至都不知道西非还有个国家叫做布基纳法索，是中学老师告诉我们他的事情，还给我们看了他的照片。我从来不会忘记自己看到报纸上那张照片时对他产生的疯狂的爱。”

“别跟我说阿比德米跟他很像。”

“他当然不像。”

一开始他们还抑制着自己的笑声，接着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两人开心地靠在了一起，旁边那个抱孩子的女人看着他们。

唱诗班开始唱赞美诗了。就像其他的星期天一样，神父在弥撒开始时，用圣水为会众祝福，派屈里克神父来回走动着，把盐粒似的东西和着圣水一起抖向众人。乌卡玛卡望着他，心想美国的天主教弥撒真是太死板了，在尼日利亚，神父会用颤动的绿色芒果枝蘸着水洒向众人，一个大汗淋漓的弥撒侍者气喘吁吁地捧着水桶站在一边，神父迈开大步来回走动，俯仰之间，水花飞溅，打着旋儿，圣水像雨水似的浇灌下来，大家身上都会湿透，笑着画着十字，他们会觉得自己得到了祝福。

婚事

我的新婚丈夫从出租车里提出箱子，在前面带路，沿着甬道朝那幢褐砂石建筑走去，走过一段鹅卵石台阶，走进空气混浊的门厅（门厅里的地毯都卷了边），在房号为2B的那扇门前停下了。门上微黄色的金属房号牌钉得不太平整。

“我们到了。”他说。他对我说起我们的家，是用“房子”这个词。我曾设想那儿有一条平整的车道蜿蜒而入，两边是黄瓜色的草坪，进门是门厅，墙上挂着庄重的油画。就像尼日利亚电视里周末晚上播放的美国新婚家庭居住的那种房子。

他拧亮起居室的灯，起居室中间的长沙发摆得有些歪斜，好像是随意扔在那个地方似的。屋子里很热，空气里有一股浓重的霉臭味。

“我带你四处看看。”他说。

小卧室的角落里放着一张光秃秃的垫子。大卧室里有一张床、一个梳妆台，电话机搁在铺了地毯的地板上。两间卧室都显得逼仄，好像四面墙壁彼此都感到别扭，真有些狭路相逢的意思。

“现在你来了，我们就可以多添置些家具了。我一个人的时候不需要太多家具。”他说。

“好的。”我说。我觉得有些头晕。从拉各斯到纽约，十个小时的飞行，再加上在美国海关开箱查验前没完没了的等候，搞得我脑袋晕晕乎乎的，像是塞满了棉花。那个海关人员翻检着我那些食品，像是见了蜘蛛似的，她戴着手套的指头捏着装在防水袋里的葫芦籽、苦树叶和非洲胡椒籽，最后她把那包非洲胡椒籽拽了出去。她怕我会在美国的土地上栽种这玩意儿。这些种子虽经太阳暴晒了几个星期就像自行车头盔那般坚硬，可仍能生根发芽。

“我累了。”我说着把手提包撂在卧室地上。

“是啊，我也累了。”他说，“我们应该上床休息了。”

床单很柔软，我的身子紧紧蜷成一团，就像伊柯叔叔听说我没有如其所望尽到妻子本分而恼怒地攥紧的拳头。当我听到新婚丈夫有规律的鼾声响起时，身体放松了片刻。他的胸膛里发出深沉的隆隆声，接着响起一声高音，就像一声淫荡的口哨。他们在安排你的婚姻时根本没有警告过这类事情，没有提到这恼人的鼾声，也没有提到这些无法放置家具的房间。

我的新婚丈夫把他沉重的身子压到了我身上，这时我被弄醒了。他的胸部几乎碾平了我的胸脯。

“早上好。”我说着睁开睡意蒙眬的眼睛。他咕噜着，那声音也许是对我问候早安的回答，也许是他行事的习惯招数。他抬起身，使劲拽我卷到腰上的睡袍。

“等等——”我说，自己把睡袍脱了下来，这样或许就显得不那么匆忙。但他把嘴唇贴到了我的嘴上。他们安排我的婚姻时还忘了提起一件事——隔夜的嘴巴冷冰冰潮腻腻的，就像嚼过头的口香糖，那气味闻上去有如奥吉贝特市场的垃圾桶。他身子一动起来，呼吸就变得急促了，好像他的鼻孔太小不够空气流通似的。他最后完事时，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了我身上，甚至包括那两条腿。我一动不动，直到他翻身下床，走进浴室。我套上了睡袍，那长度刚好盖过屁股。

“早上好，宝贝儿。”他回到房间时说。他把电话机递给我。“我们得给你的叔叔婶婶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们平安到达了。只能说几分钟，电话打到尼日利亚差不多是一分钟一美元。拨011，再拨234，然后拨他们家的号码。”

“这就行了？”

“是啊，先拨国际代号，再拨尼日利亚的号码。”

“噢。”我说着拨了十四位号码。我的两腿之间又粘又痒。

电话线里传出静电噼啪作响的声音，那声音穿越大西洋而去。我知道伊柯叔叔和阿巴婶婶会用温和的声音和我说话，他们会问我吃了什么，美国天气如何。可我的任何回答都不会让他们记在心里，他们问你什么只不过是问问你。伊柯叔叔也许会对着电话微笑，当他告诉我给我找到一个完美的丈夫时，当“超级鹰” [80] 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赢得足球比赛金牌时，他脸上也浮现出那样的微笑。

“美国的医生呢。”他笑容满面地这样说，“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吗？奥福迪尔的母亲正在为他物色妻子，她很担心他会找个美国人。他已经离家十一年了。我把你的照片给了他母亲，却一时没有得到回音，我还以为他们找了别的人家了。可是……”伊柯叔叔把自己的嗓音一点点压下去，让脸上的笑容一点点绽放开来。

“好的，叔叔。”

“他会在六月初回家，”阿巴婶婶说，“你们结婚前会有许多时间去了解对方。”

“是的，婶婶。”许多时间是两个星期。

“我们还有什么没为你做到呢？我们把你当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成人，现在，我们又为你找了个好丈夫！一个美国的医生！这好比我为你中了一个大奖！”阿巴婶婶说。她的下颏上有几根稀疏的毛发，她说话时就扯着其中的一根。

我为所有的事情感谢他们——为我找到一个丈夫，把我带进他们家里，每两年为我买一双新鞋。这是我唯一能够避免被说成是“不知好歹，忘恩负义”的办法。我不能提醒他们的是，我为了上大学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参加联合招生委员会的考试，在我读中学期间，我在阿巴婶婶的面包店里卖出的面包，比恩努古所有其他的面包店都要多，而家里的家具和地板擦得锃亮，也完全是因为我。

“打通了吗？”我的新婚丈夫问。

“占线。”我说。我把目光挪开去，以免他看见我脸上释然的表情。

“是忙音。美国人都叫忙音，不是占线。”他说，“过会儿再打。我们吃早饭吧。”

他从一个浅黄色袋子里拿出薄煎饼来解冻。我留神看他在白色的微波炉上揿了哪个按钮，用心记下这一切。

“烧一些开水泡茶。”他说。

“需要加奶粉吗？”我问，一边把茶壶拿到水槽上。水槽两边积着棕褐色的污垢，好像剥落的棕色油漆。

“美国人喝茶不加奶和糖。”

“是这样吗？那你喝茶也不加奶和糖？”

“不加，我早已经习惯这一套了，你也会习惯的，宝贝儿。”

我在自己那块软塌塌的薄煎饼前边坐下——比家里的那种有嚼头的饼薄多了——寡淡无味的茶也让人难以下咽。门铃响了，他站起来。他走路时两只手会甩到后背上，我之前没注意到过，我根本没时间去注意这些。

“我昨天晚上听到你们回来了。”门口说话的声音是个美国人，语速很快，彼此聊上了。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伊菲姨妈会这样说，快，就是快。“等你回家探亲时，你说话就会叽里咕噜地像个美国人了。”她这么说。

“嗨，谢莉。谢谢你帮我保管邮件。”他说。

“没事儿。你的婚礼怎样？你太太在吗？”

“在，进来打个招呼吧。”

一个铁灰色头发的女人走进了起居室。她身上穿着粉红色长袍，腰间的束带打了一个结。从她脸上的皱纹来看，年龄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岁之间，可我见过的白人不多，所以猜不准人家的岁数。

“我叫谢莉，住在3A室。很高兴见到你。”她说着和我握了握手。她鼻子里发出像是伤风感冒的声音。

“欢迎你来。”我说。

谢莉停顿了一下，好像有点诧异。“噢，我得让你们继续用早餐，”她说，“等你们安顿好以后，我再下来看你们。”

谢莉很快就出去了。我的新婚丈夫去关上门。餐桌的一条腿有点短，桌子搁不平，像跷跷板，他靠在桌上说：“你应该说‘嗨’，而不是‘欢迎你来。’”

“她好像不是我同辈的人。”

“这儿不讲究这个。所有的人打招呼都是‘嗨’。”

“知道了。”

“顺便说一声，我在这里不叫奥福迪尔。我叫戴夫。”他说，一边低下目光看着谢莉交给他的一叠信。好几封信的信封地址栏上都写了几行字，好像寄信人封好信后才想起要加几句什么话。

“戴夫？”我知道他没有英语名字。我们的婚礼请柬上标明的是：奥福迪尔·埃美卡·乌丹瓦和奇娜查·阿加莎·奥卡福。

“我在这儿的姓氏也和尼日利亚的不一样。美国人要记住乌丹瓦很难，所以我改了。”

“叫什么？”几个星期前，我还在努力适应乌丹瓦这个姓氏。

“叫贝尔。”

“贝尔！”我曾听说叫华图卢查的到美国后改成了华图卢，叫奇克卢果的改成了对美国人来说更具亲和力的奇克尔，可是怎么把乌丹瓦改成了贝尔？“这个姓氏跟乌丹瓦根本就沾不上边啊。”我说。

他站起来。“你不理解在这个国家里是怎么做事的。如果你想尽可能跻身主流社会，你就得这么做。如果你不想，你就会被边缘化。你在这里必须用一个英文名字。”

“我从来没有用过英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字只是写在出生证明上的几个单词。我有生以来只叫奇娜查·奥卡福。”

“你会慢慢习惯的，宝贝儿，”他说着伸手抚摸着我的脸颊，“你会明白的。”

第二天，他为我填写了社会保险申请表，在姓名一栏里，他填上了阿加莎·贝尔。

我们这个社区叫弗莱布斯，这是我新婚丈夫带着我汗渍渍地走在闷热嘈杂的街上时告诉我的，那条街上的气息闻着有一股冻鱼味儿，像是在冰箱里搁得太久的冻鱼。他要教会我如何采购日用品，如何乘坐公交车。

“朝着四周看，不要总是低垂着眼睛。朝四周看。你很快就会习惯这样。”他说。

我让脑袋左一下右一下地转动着，以向他表明我是遵照他的指示在做了。餐馆阴暗的窗子上用印刷体歪歪扭扭地写着地中海与美国绝佳美味，街对面有一家洗车店，“三块五洗一次”的广告用粉笔写在靠在一堆可乐罐和纸屑的黑板上。人行道边上到处是豁口，活像被老鼠啃过似的。

在装有空调的公交车里，他告诉我往哪儿投币，怎样按车壁上的按钮表明自己到站了。

“这里不像尼日利亚，你可以冲着售票员大喊大叫。”他用嘲讽的口吻说，好像他生来就是优越的美国人。

在“关键食品”超市里，我们从一条通道慢慢走到另一条通道。我留意着他把一块包装牛排放进购物车。我真想摸一下那块肉，看看肉的颜色，就像我以前常在奥格贝特市场做的那样，在那儿，屠夫甩给你一块新宰切的肉，嗡嗡叫的苍蝇便围了上来。

“我们能不能买这种饼干？”我问。那种蓝色包装的伯顿多料茶饼干看上去有些眼熟，我不是想吃饼干，只是想往购物车里搁进一些熟悉的东西。

“这叫寇克饼，美国人把饼干叫做寇克饼。”他说。

我伸手拿了那包饼干（寇克饼）。

“这是商店自营品牌，比较便宜，东西其实是一样的。”他指着另一种白色包装饼干说。

“好吧。”我说。我不想要饼干了，但我还是把商店自营品牌饼干放进了购物车，一边盯着架上蓝色包装的饼干看，那上面是绘有谷物图案的熟悉的伯顿商标，一直看到我们离开这条通道。

“等我当上了主治医生，我们就可以不必买商店自营品牌的东西了，但是现在，我们还得节俭点，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看上去便宜，但加起来花费也不少。”他说。

“你什么时候可以升坐诊医生？”

“这里叫主治医生，是内科主治大夫。”

婚姻的安排人只告诉你医生在美国是挣大钱的行当。他们没有进一步说明，在当上挣大钱的正式医生之前，他们还得经历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阶段，而你的新婚丈夫还没有完成这个过程。我的新婚丈夫曾在飞机上向我解释过这事儿，当时我们刚从拉各斯起飞，他趁着还没有睡过去时对我说了这番话。

“实习医生年薪是二万八千美元，但一周要工作八十小时，就是一小时三美元。”他说，“你能相信吗？一小时三美元。”

我不知道一小时三美元的工资是高还是低了——我倾向于认为这收入相当不错——直到他告诉我说，一个高中生的兼职打工都比这挣得多，我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等我当上主治医生后，我们就不必再住这种地方了。”我的新婚丈夫说。他停下来把购物车退后一步，让一个购物车上有孩子的女人过去。“你看见那些购物车过不去的路障了吗？高档社区的超市里是没有这玩意儿的。你能把购物车一直推到自己的汽车旁边。”

“噢。”我应道。不过，能不能把购物车推到自己车旁有那么重要吗？重要的是，这些是好用的购物车。

“瞧，店里的那些人，他们都是从国外来的，他们在这儿的行为举止，还跟以前在自己国内一样。”他朝那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作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那女人说的是西班牙语。“除非你在美国改变自己，否则永远都不会有前途。他们命中注定只能在超市打工。”

我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表示我在听他说话。我想起恩努古的露天市场，你走进那种镀锌铁皮的小棚子，摊贩们嘴巴都甜极了，他们一天到晚都在跟人讨价还价，多加一分钱都是好的。如果有塑料袋，他们把你购买的东西用塑料袋包好，如果没有塑料袋了，他们会笑着给你裹上一张旧报纸。

我的新婚丈夫带我去购物中心，他要趁星期一上班之前尽可能多教我一些事情。他的汽车行驶中会发出咔啦咔啦的声音，好像里面许多部件都松动了——那动静很像在摇晃一个装满铁钉的罐子。车子在红绿灯前停下后，他把车钥匙转了好几次才算把车子重新发动起来。

“等当上了主治医生，我得买一辆新车。”他说。

购物中心的步行街上，闪闪发亮的地面光滑得像冰块，天穹上微微泛动着缥缈的灯光。我感到好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星球。人们推搡着我们，连黑人都这样，他们的脸上都带着一种古怪的、有如外星人的表情。

“我们得先买披萨，”他说，“这是你到美国以后必须要喜欢的一样东西。”

我们朝披萨店走去，走向一个戴着鼻环和白色高帽子的男人。

“两份意式香肠和两份腊肠的。你们这儿有组合套餐优惠吗？”我的新婚丈夫问。他跟美国人说话时，发音不一样了：“r”总是过度发音，而“t”总是发音不足。而且，他总是笑容满面，那是想要讨人喜欢的热切的笑容。

我们走进一处他称作“食廊”的地儿，坐在小圆桌旁享用披萨。一大群人围坐在圆桌旁，都把脑袋埋在盛有食物的油渍渍的纸盒里。在这样的地方吃东西，伊柯叔叔会觉得很可怕，他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他甚至都不在婚礼上吃东西，除非给他提供一个隐秘之处让他独自用餐。大庭广众之下吃东西是很丢脸的事儿，是有失尊严的，而这个露天场所到处是桌子，到处是食物。

“你喜欢披萨吗？”我的新婚丈夫问。他的纸盒里已经空了。

“西红柿没煮熟啊。”

“我们国内人家煮东西都煮过头了，这样就会失去所有的营养。美国人煮东西的方法是对的。瞧他们一个个看上去多健康！”

我点点头，朝四周看看。旁边一张桌上，一个带孩子的黑人妇女朝我咧开大嘴露出笑脸。我也朝她微笑一下，又回头对付剩下的披萨，我得把胃里的东西压下去，以免呕出来。

接下来我们去了梅西百货。我的新婚丈夫领路走向一道慢慢挪动的阶梯，那玩意儿稳稳当当地移动着，可我知道自己一踏上去没准会跌跤。

“Biko，他们难道就不会装个升降机吗？”我问。在国内时，在当地的政府办公楼里，至少我还坐过一回嘎吱作响的升降机，虽说那玩意儿门打开之前还晃晃悠悠的。

“说英语。你后面有人呢。”他悄声说着，把我拽向旁边珠宝闪耀的玻璃柜台，“这叫电梯，不是升降机。美国人叫电梯。”

“噢。”

他领着我走进电梯，我们来到一个看上去满满当当的大卖场，里边尽是一排排衣服，他给我买了一件外套，那颜色就像眼下的天色一样阴沉，看着很蓬松，就像塞了许多泡沫材料。这衣服如此宽大，差不多能裹住两个我。

“冬天快到了，”他说，“这里气候冷得像是在冰箱里一样，所以你需要一件保暖的衣服。”

“谢谢你。”

“打折甩卖时买东西最划算。有时赶上大甩卖，你买到的东西要比平时便宜一半。这也是美国奇观之一。”

“Ezi okwu？”我说完马上用英语跟上，“真的吗？”

“我们在购物中心里逛一圈吧。还有其他一些美国好东西可看。”

我们走着，浏览那些卖衣服、卖工具、卖碟、卖书和卖电话机的店铺，一直走得我脚底作痛。

我们离开前，他带我去了麦当劳，这家店位于购物中心后面不远的地方，黄红两色的“M”招牌奇大无比，就像停在进口处的一辆汽车。我丈夫不用看悬在上方的菜单就点了两份二号套餐。

“我们可以回家吃，我来做饭。”我说。阿巴婶婶曾对我说过：“别让你丈夫经常在外面吃饭，那会把他推到会做菜的女人怀里。你得看紧丈夫，就像看紧珍珠鸡的蛋。”

“我喜欢过段时间出来尝尝这个。”他说。他用两只手抓起汉堡专注地大嚼起来，那副皱着眉头、绷紧下巴的样子，让我觉得更陌生了。

因为上回是在外面用餐，所以星期一我做了椰子米饭。我还想做一碗胡椒汤，阿巴婶婶说过这是能够柔化男人心的食物。可我要做汤的佐料被海关没收了，只能做成没有胡椒的胡椒汤。我在街上牙买加人开的店里买了椰子，由于没有粗齿木锉，只好用一个小时把它切成碎末，然后把切成碎末的椰子用热水浸出汁液。我刚做完饭，他就回家了。他穿着一件像是制服的蓝上衣，看上去像女孩子的款式，他把上衣系进腰部紧束的蓝裤子里。

“Nno，”我说，“你工作顺利吗？”

“你在家里也得说英语，宝贝儿。这样你才能习惯说英语。”他的嘴唇在我脸颊上刷了一下，这时门铃响了。是谢莉，身上裹着那件上次见过的粉红袍子。她甩动着腰间的束带。

“气味好大，”她用像是带着浓痰的嗓音说，“到处都是这味儿，整个楼里都是。你在煮什么？”

“椰子饭。”我说。

“是你们家乡的饭菜？”

“是啊。”

“闻上去真不错。问题是我们这里没有这套习惯，完全没有这套习惯。”她转向我的新婚丈夫，好像希望他认同自己的意见，可他只是笑笑。“你来看一下我的空调好吗，戴夫？”她说，“又出毛病了，可今儿实在太热了。”

“好的。”我的新婚丈夫说。

他们离开前，谢莉朝我摆摆手说：“这味儿很不错。”弄得我真想邀请她来尝尝自己的厨艺。我的新婚丈夫半小时后回来了，吃了我摆在他面前的香喷喷的米饭，甚至还咂巴着嘴唇，就像伊柯叔叔有时对阿巴婶婶为取悦他而做的好饭菜表示满意那样。可是第二天，他回家时带回来一本《贤内助：全美烹饪大全》，厚得就像一本《圣经》。

“我不想让人家觉得我们家里总是一股外国饭菜味儿。”他说。

我接过烹饪书，手指抚摸着封面，那上面的图片看上去像花朵，其实大概也是食物。

“我知道你很快就能学会做美国饭菜。”他说，轻轻把我拉近他身边。这天晚上，我想着烹饪书的时候，他压在我的身上，咕噜着，喘息着。他们在给我安排婚姻时也没跟我说过这档子事——怎样在油里将牛肉煎成深褐色，怎样用面粉沾裹去皮的鸡块。我以前做牛肉都用牛肉本身的汤汁。我以前做鸡肉不会采用去皮的方式。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很高兴我丈夫早晨六点就去上班，晚上八点才回家，这样我就有时间把那些面粉没裹好的湿腻腻的鸡块扔掉，重新再做。

我第一次见到住在2D的尼娅时，还以为她像我阿巴婶婶不喜欢的那种女人。阿巴婶婶大概会觉得尼娅是个“Ashawo”，一个妓女，因为她的上衣是透明的，能让人看见她那不得体的胸罩。阿巴婶婶也许还会以尼娅的口红来判定她的妓女身份，那是一种闪闪发光的橘色，还有她的眼影——跟口红是一个颜色——涂抹在她厚厚的眼皮上。

“嗨，”我下楼去邮箱取邮件时，她跟我打了个招呼，“你是戴夫的新婚太太。我一直想过来跟你认识一下。我叫尼娅。”

“谢谢。我叫奇娜扎……阿加莎。”

尼娅仔细地看着我。“你前边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那是我在尼日利亚的名字。”

“是伊博人的名字，是吗？”她的发音中“伊博”念成了“艾波”。

“是的。”

“是什么意思？”

“上帝回应祈祷。”

“很好的名字。你知道，尼娅是斯瓦希里语的名字。是我十八岁时改的。我在坦桑尼亚呆了三年。那地方真是他妈的太好玩了。”

“噢。”我说着摇摇头，她，一个美国黑人，选择了一个非洲名字，而我的丈夫却让我改成英语名字。

“老在屋子里呆着你会闷坏的，我知道戴夫下班回家很晚。”她说，“来和我一起喝杯可乐吧。”

我还犹豫着，但尼娅已经朝楼梯走去了。我跟在她后面。她的起居室简洁而雅致：一个红色的沙发，一株纤细的长着斑点的植物，墙上挂着一个很大的木制面具。她把倒在长玻璃杯里的加冰健怡可乐递给我，问我在美国适应得怎么样，主动提出要陪我去布鲁克林玩。

“不过得在星期一吧。”她说，“星期一我不上班。”

“你是做什么的？”

“我开了一家美发店。”

“你的头发很漂亮。”我说，她摸了摸头发说，“噢，是吗？”好像她从来没想过这回事。其实并不是她的头发漂亮，而是她头上那种蓬松的埃弗罗发式 [81] 让我觉得很美，我还觉得她那有如花生荚似的肤色、那神秘而厚重的眼影、那曲线分明的臀部，也都很漂亮。她的音乐播放器的声音太响了，我们说话时不得不抬高嗓门。

“你知道吗，我姐姐是梅西百货的一个经理，”她说，“他们正在招聘整个楼层的女性用品部的营销人员，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推荐一下，你肯定会被雇用的。她还欠我一个人情。”

我的意识中有什么东西突然蹿动了一下，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新想法，就是挣我自己的钱。我自己的。

“我现在还没有拿到工作许可。”我说。

“戴夫为你申请了吗？”

“申请了。”

“那很快就会搞定的，起码在冬天之前你就能拿到工作许可了。我有个从海地来的朋友也是刚刚拿到。等你这边的事儿弄好了，就跟我说一声。”

“谢谢你。”我真想抱一下尼娅，“谢谢你。”

那天晚上，我把尼娅说的事儿告诉了我的新婚丈夫。他由于工作时间太长，累得眼睛都凹陷了，他问：“尼娅？”好像不知道我说的是谁，不过他马上说：“她还行，可你得小心，因为她没准会给你带来坏影响。”

现在，尼娅下班后就来我这里转转，喝着她自己买的健怡可乐，看着我做饭做菜。因为她想抽烟，我把空调关掉打开窗子，热气一下子扑了进来。她聊起她美发沙龙里的女人和男人。她每天的聊天中都时不时会带出一些“阴蒂”这类名词，或是“操”这样的动词。我喜欢听她说话。我喜欢看她微笑时拉开完美的嘴角，露出整整齐齐的牙齿。她总是在我丈夫到家前离开。

冬天朝我悄然袭来。一天早上，我走出公寓楼时不禁喘不过气来，好像上帝把撕碎了的白色纸片洒向了人间。我站在那儿凝视着生平第一次见到的雪，看着雪花飞旋，看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回房间。我把厨房地板又擦了一遍，还剪了一些从信箱里拿来的“关键食品”超市的优惠券，然后就坐在窗前，望着上帝洒落的纸片越来越多，越来越疯狂。冬天来了，而我仍然没得到工作。晚上我丈夫回家时，我把炸薯条和炸鸡块搁到他面前，说：“我还以为我现在已经有工作许可了。”

他吃了几条油炸土豆条才回答我。我们现在只用英语说话，他不知道我在做饭时，自言自语说的还是伊博语，我还教了尼娅用伊博语说“我饿了”，“明天见”。

“我以前娶的那个美国女人还在借着绿卡的事情给我找麻烦。”他说着慢条斯理地将鸡块撕成两半。他的眼睛下方有了眼袋。“我在尼日利亚娶你的时候，我们的离婚手续还没有完全办妥。只是一些小事情，可她揪住不放，现在她威胁我要到移民局去告我。她想要更多的钱。”

“你以前结过婚？”我的手指绞到了一起，因为它们开始颤抖起来。

“你可以把那个递给我吗？”他指着我先前做好的柠檬汁问。

“那个水壶？”

“水罐。美国人叫水罐，不叫水壶。”

我把水壶（水罐）推过去。我脑瓜里的液体砰砰地晃动着，耳朵里满是这种声音。“你以前结过婚？”

“只是一张纸嘛。这里许多人都是这样的。这是一门生意。你付钱给一个女人，你们两个就是纸面上的夫妻了，但有时也会出错儿，或者是她不肯离婚了，或者是她想勒索你。”

我把一叠打折优惠券拉过来，然后对折撕开，一张接一张地撕着。“奥福德尔，你该早些把这事儿告诉我的。”

他耸耸肩。“我当时是打算要告诉你的。”

“我们结婚前我有权知道这件事。”我慢慢地倒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好像我不这样椅子就会裂开似的。

“这有什么区别吗？你叔叔和婶婶决定的事儿。难道你想对你父母去世后就一直在照顾你的人说不？”

我默默地看着他，手里的优惠券越撕越碎，印有洗涤剂、餐盒和纸巾图片的碎屑掉落在地板上。

“再说，回老家时，什么事情都是乱哄哄的，你还能怎么样？”他问。“街上有硕士学位的人还不都在游荡，没有工作？”他的声音平板单调。

“你为什么要和我结婚？”我问。

“我想要一个尼日利亚妻子，我母亲说你是个好女孩，很文静的。她说你甚至可能是个处女呢。”他微笑着。他微笑的时候显得更疲倦了。“我也许得告诉她，她其实弄错了。”

我把更多的优惠券扔到了地板上，我的两手紧握在一起，指甲抠进了皮肤里。

“我看到你的照片时非常高兴。”他说着咂巴一下嘴唇，“你的肤色很浅。我一直希望我的孩子会有浅一些的肤色。浅肤色黑人在美国很吃香。”

我看着他继续吃脆皮鸡，我注意到他没等嘴里嚼完就去喝水了。

那天晚上，趁他淋浴的时候，我把那些不是他给我买的衣服（只有两件绣花长袍和一件系带长袖衣服，都是阿巴婶婶淘汰不要的）塞进我在尼日利亚买的塑料箱子，走到尼娅那儿去了。

尼娅给我沏了茶，里面加了牛奶和糖，跟我一起坐在那张配有三个凳子的圆形餐桌旁。

“我家里没人可以商量这事儿。”我说，一边凝视着墙上那个木制面具的梨形脸庞。面具上空洞的眼睛也对着我。

“你婶婶怎么样？”尼娅问。

我摇摇头。你离开了你的丈夫？阿巴婶婶会惊怪地说。你疯了吗？你怎么能把珍珠鸡蛋给丢了呢？你知道有多少女人宁愿丢了两只眼睛也想嫁一个美国医生吗？还有什么样的丈夫能比得上这个？而伊柯叔叔会责骂我忘恩负义，骂我愚蠢，他的拳头和脸都绷得紧紧的，然后就摔电话。

“他本该把结过婚的事情告诉你，可是，奇娜扎，那毕竟不是真正的婚姻。”尼娅说，“我看到有本书上说，我们不能坠入情海，我们得驾驭爱欲。也许，如果你给他点时间——”

“这不是一回事。”

“我知道。”尼娅叹了口气，“在这儿你他妈的应该乐观些。你在家里时谈过恋爱吗？”

“有过一次，可他太年轻，再说也没钱。”

“他妈的太糟了。”

我晃着杯里并不需要晃动的茶水。“我不知道我丈夫为什么非要在尼日利亚找老婆。”

“你从来没叫过他的名字，你从来不叫他戴夫。是由于习俗上的原因？”

“不是。”我低头看着桌上防水纤维做的茶杯垫。我想说这是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我不认识他。

“你见过他以前结婚的那个女人吗？你认识他的女朋友吗？”我问。

尼娅的目光转了开去。这种转过脑袋的戏剧性动作已经表明了某种意思，想要说出来的意思，有许多意思。一阵沉默笼罩在我们两人之间。

“尼娅？”我出声发问。

“我和他干过，差不多是两年前，他刚搬来时，我和他干过，不过一个星期后就结束了。我们从来没有约会过。我也从来没见过他跟别人约会。”

“噢。”我说着，啜了一口加奶和糖的茶水。

“我必须对你坦诚相待，把一切都和盘托出。”

“这就好。”我说着站起来，向窗外望去。窗外的世界似乎已僵化成一片死寂的白色。人行道上的积雪足有一个六岁孩子那么高了。

“你可以等到自己拿到绿卡后再离开，”尼娅说，“趁他妈的还跟他厮混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申请保险金，以后可以自己找份工作，另找个住处，自己养活自己，一切从头来过。看在上帝的份上，这就是操他妈的美国。”

尼娅走过来和我一起站在窗前。她说得没错，我还不能离开。第二天晚上，我穿过走廊回到他那儿。我按了门铃，他开了门，站在一边，让我进去。

过不了明天

那是你在尼日利亚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你父母离婚之前的那个夏天，你母亲发誓说你永远不能再踏入尼日利亚去看望你父亲家的人，尤其是不能去看你奶奶。甚至到现在，时隔十八年之后，你还清楚地记得那年夏天的高温——你奶奶的院子里潮湿而燠热，院子里种了许多树，弄得电话线都缠结在枝叶之间，各种树木的枝叶都穿插到一起，有时芒果树枝桠会蹿到腰果树那儿，而番石榴的枝叶伸到了芒果树上。地上沉积的腐烂树叶像厚厚的垫子，光脚踩上去湿滑、松软。每当下午，黄肚皮的蜂子就在你脑袋上打转，还在你哥哥诺恩索和表哥多齐耶头顶上盘旋，到了晚上，奶奶只让你哥哥诺恩索爬到树上去摇晃长满果实的树枝（虽说论爬树本领你比他更好）。果实像下雨一样落下来，鳄梨、腰果和番石榴，你和表弟多齐耶就会捡来装在旧筐里。

奶奶就是在夏天教诺恩索摘椰子的。椰子树很难爬，整棵树没有落脚的地方，长得又高，奶奶给了诺恩索一根长杆子，告诉他怎样用杆子轻轻把一个个椰果顶下来。她不肯让你去露一手，因为她说摘椰子从来不是女孩干的活儿。奶奶拿石块小心翼翼地砸开椰果，要把牛奶似的汁水留在下面半个椰壳里，那半个椰壳就像一个边口呈锯齿状的杯子。每人都喝了一口凉爽的椰奶，连街上那些小孩（他们来这里玩）都喝到了，奶奶亲自主持这个喝椰奶的仪式是为了保证诺恩索第一个喝到。

就在那个夏天里，你问奶奶，为什么要让诺恩索第一个喝，而不是多齐亚，他比诺恩索还大一岁呢，奶奶说诺恩索是她儿子唯一的男孩，是继承恩纳比西这个姓氏的人，而多齐亚只是外姓人，是她女儿的儿子。就在那个夏天，你在草坪上发现一条蛇蜕下的皮，完整而没有断裂之处，就像一双透明丝袜，奶奶告诉你这条蛇名叫echi eteka——“过不了明天”。她说，若是被它咬一口，十分钟之内就会死掉。

你并不是在那个夏天爱上表哥多齐亚的，因为那件事情发生在两三年前，当时他十岁，而你七岁，你们两个在奶奶的车库里，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扭作一团，他试图把你俩称作“香蕉”的玩意儿塞进你俩称作“西红柿”的器官，可你俩都搞不清哪个孔是正确的。而就在那个夏天，你长了虱子，你和你表哥一起拨开你浓密的头发寻找那些黑色的小虫子，用指甲捏死它们，然后对着虱子们噼噼啪啪沾血的身子大笑，那个夏天，你讨厌你哥哥诺恩索长得那么高大，你对他只是从鼻孔里发出冷笑，而你对表哥多齐亚的爱却像汽球那样膨胀起来，裹住了你的整个身心。

那年夏天，在一声响雷过后，你看见一棵芒果树被劈成了几乎完美的两半，那道闪电划过了整个天空。

就在那年夏天，诺恩索死了。

奶奶不把夏天叫做夏天。尼日利亚没人这么说。夏天都称作八月，介于雨季和干燥的热风季之间。通常整日下着倾盆大雨，游廊上挂着银色的雨幕，你和诺恩索、多齐亚在那儿拍打着蚊子吃着烤玉米。这个季节也可能会有炫目的阳光直晒下来，这时你往往在奶奶挖了一半的蓄水池里凫水，把它当作可以玩耍的池塘。诺恩索去世的那天不冷也不热，早上太阳还非常耀眼，下午的太阳就不那么猛烈了，诺恩索是晚上死的。奶奶对着他厉声号啕——对着他瘫软的身体——说I laputago m，意思是他背叛了她，问他现在还有谁能把恩纳比西这个姓氏传承下去，谁来维系家族的血统呢。

邻居们听到她的哭声都过来了。有个住在街对面的女人——她的狗经常在早上搜寻奶奶的垃圾桶——她机灵地从你木讷的口中套出了你母亲在美国的电话号码，给她打了电话。另一个邻居掰开你和多齐亚攥在一起的手，让你坐下，给你喝水。这个邻居还把你紧紧搂在怀里，不让你听见奶奶在电话里和母亲说的话，但你从那个女人怀里挣脱出来，跑到电话机旁。奶奶和母亲关注的要点是诺恩索的遗体而不是他的死亡。你母亲坚持要把诺恩索的遗体马上空运到美国，而奶奶重复了你母亲的话之后，摇着头，她的眼神有些疯狂的迹象。

你知道奶奶从来都不喜欢你母亲。（曾经也在夏天，你听奶奶对她的朋友说起过——那美国黑女人勾上了我的儿子，把他塞进自己的口袋里。）但看着奶奶在打电话的样子，你明白她和你母亲是一回事。你肯定你母亲的眼神里也有疯狂的迹象。

当你和母亲说话时，她的声音在电话线路里不断发出回声，你和诺恩索住在奶奶这儿的这些年里，从未有过这种情况。你们都好吗？她总是这样问候你们。你都好吗？她的声音里透着惧意，除了诺恩索的死亡，她似乎还怀疑你是不是真的没事。你摆弄着电话线几乎没说什么。她说她会托人带信给你父亲，这会儿他正在哪儿的森林里参加一个黑人艺术节，那儿没有电话也没有无线电通讯。她告诉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会安排把诺恩索的尸体空运回美国。最后，她发出刺耳的抽泣声，就像是狗在吠叫，让人听上去像是在发出“嗬—嗬—嗬”的笑声，从她胸腔深处迸发出来，一点都不柔和，这跟她苗条的身子很不相称。当她走进诺恩索房间道晚安时，总是发出可笑的笑声。大部分时候，你都会用双手捂在耳朵以挡住那声音，你的手掌一直捂在耳朵上，以至于当她走进你的房间说亲爱的晚安，你都已经睡着了。她离开你的房间时从未有过那样的笑声。

打完了电话，奶奶仰面躺在地板上，眼睛一眨不眨，眼珠子从这边转到那边，像是在玩一个无聊的游戏。她说把诺恩索的尸体空运回美国是不对的，他的灵魂一直都会徘徊在这里。他属于这片坚实的土地，这片土地却不能承受他倒下的震扰。他属于这里的树木，其中的一棵树却把他甩了出去。你坐在那儿看着她，一开始，你希望她能起来把你搂进怀里，接着，你又希望她别这么做。

十八年了，奶奶家院子里的树木一点都没变，还是枝桠横生，互相缠结在一起，还是在院子里落下一片树影。可是别的一切似乎都变小了，房子变小了，还有后面的花园，荒废的蓄水池一片赤褐色。甚至后院里奶奶的坟墓都显得很小，在你的想象中，她的尸体缩在一个小棺材里。坟墓上抹了一层薄薄的水泥，周围的泥土是新挖的，你站在坟墓边上，想象着十年间的情景，那些无人顾及的疯长的野草覆盖在水泥面上，裹住了整个坟墓。

多齐亚看着你。在机场，他拘谨地拥抱了你，表示欢迎，对你的回来感到很意外，在人来人往的休息室里，你长时间地凝视着他的脸，一直看到他把目光转了开去，他生着一双褐色而忧伤的眼睛，就像你朋友的那只鬈毛狗。尽管你不需要那样看就知道诺恩索之死与多齐亚无关，多齐亚一直都是无辜的。多齐亚开车送你去奶奶家时，他问起你的母亲，你告诉他母亲现在住在加利福尼亚，你没有提起她居住的社区，那儿的人们剃光头，乳房打孔，也没提起当她来电话时，你总是还没等她说完就挂断电话。

你走向鳄梨树。多齐亚仍然在看着你，你看着他，试图回忆起十岁时那个夏天，充满你整个身心的爱，那天下午，诺恩索死后，你紧紧拽着多齐亚的手，多齐亚的母亲，也就是你的姨妈玛格贝奇贝莉杰，过来把他带走了。他前额上显出一道浅浅的皱纹，他垂手而立的样子有一种忧郁。你突然很想知道，他是不是也曾跟你一样，也有过那种渴望。你从来都不知道他平静的微笑背后是什么，他长时间一动不动的坐姿（以致果蝇都叮上了他的胳膊）意味着什么，他给你的那些画是什么意思，他把鸟儿关在纸板糊的笼子里直到它们死去，又是为什么。你很想知道，他对自己不是恩纳比西家的长孙有过什么想法，他不是那个能够继承这个姓氏的人。

你伸手去触摸鳄梨树的树干。这当儿多齐亚开口说话了，冷不丁把你吓了一跳，你以为他会说起诺恩索之死，但他只是说起他根本没想到你会回来向奶奶道别，因为他知道你有多么恨她。“恨”这个词悬浮在空气中，萦绕在你俩之间，就像某种谴责。你想说那次他打电话到纽约来，那是你十八年来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他告诉你，奶奶过世了——我想也许你愿意听到这个消息，当时他是这么说的——当时你斜倚在办公桌上，两条腿就像融化了似的，一辈子的沉默消解了，你想到的不是奶奶，而是诺恩索，是他，多齐亚，是那棵鳄梨树，是你童年时代浑浑噩噩的天地里那个燠热的夏天，是所有那些你以前不愿让自己去想的事情，是你躺在薄薄的床单下蜷缩着身子的样子。

但你什么都没说，只是长时间地用手掌抚着粗糙的树干。那种痛楚让你平静下来。你想起吃鳄梨的情形，你喜欢加盐而诺恩索不喜欢加盐，所以奶奶总是说你不知好歹，说不加盐的鳄梨会让你感到恶心。

诺恩索的葬礼在弗吉尼亚一处清寂的墓园举行，那块尖耸的墓碑有一种不祥的意味，你母亲从头到脚裹在颓伤的黑色之中，甚至面纱也是黑色的，这一身黑色使她肉桂色的皮肤显得更有光彩。你父亲站得离你们远远的，穿着平常的达西奇套衫 [82] ，奶白色的贝壳领窝在脖子周围。他那样儿好像不是家族成员，好像只是那些出声地抽搐着鼻子的来宾中的一个，过后他们会悄声地问你母亲，诺恩索是怎么死的，他从小就会爬树，怎么会从树上掉下来。

面对所有来询问的那些人，你母亲什么都没说。关于诺恩索的事情，她对你也是缄口不言，甚至她清理了他的房间，收拾好他所有的东西之后，也没说什么。她没有问你是否需要留下些什么东西，对此你却感到松了一口气。你不想留有他写过的簿册，尽管你母亲说那上面的字迹比打字机打出来的还匀整。你不想要他在公园拍摄的鸽子照片，尽管你父亲说那些照片对一个孩子来说意味着许多希望。你不想要他画的画，那些画只不过是你父亲若干画作中各种颜色的拷贝。不要他的衣服，也不要他的集邮。

你母亲把诺恩索带回来举办葬礼后，过了三个月，她跟你说了离婚的事情。她说离婚不是因为诺恩索，她和你父亲实际上已经分开很长时间了。（你父亲当时在桑给巴尔，诺恩索的葬礼结束后他就走了。）这时候，你母亲终于问了：诺恩索是怎么死的？

你依然不知道怎么才能把那些话从自己嘴里掏出来。你依然不承认自己就是那个对整件事情知根知底的孩子。也许是由于她说离婚的事儿跟诺恩索无关的那种说话方式——好像只是诺恩索才能成为某种理由，好像你不必把你考虑在内。抑或，只是因为你感到有一种炽烈的念头（有时你依然会有这种感觉），需要消除某些障碍，铲平你眼里的那些沟沟坎坎。你用一种得体的口气不情愿地告诉母亲，奶奶让诺恩索爬上那棵最高的鳄梨树，以向她显示他多么具有男子气。然后她又吓唬他——只是开玩笑，你对母亲说——她说那上面有条蛇，就是称之为echi eteka的蛇，就在贴着他的树枝上。她让他别动。当然他不会不动，于是就从树上摔下来了，他坠落时，那声音就像许多果子同时落地。一记沉闷的、绝望的扑通声。奶奶站在那儿看着他，然后开始朝他大声叫唤，说他是唯一的孙子，他这一死就是背叛了家族血脉，会惹怒祖宗的。他还在喘气，你跟母亲说。他落地时还有呼吸，可奶奶只是站在那儿对着他摔坏的躯体大声叫唤，一直喊到他死。

你母亲开始尖叫起来。在疯狂的状态下，在不肯面对真相时，你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这么尖叫。她很清楚，诺恩索是摔破脑袋当场死亡的——她看过他的尸体，看见他破裂的头部。但她还是愿意相信诺恩索坠地时还活着的说法。她哭着，号啕着，咒骂自己那天居然出席了你父亲的画展揭幕式。然后她又给他打了电话，你听见她对着话筒吼叫：是你妈害死的！她吓唬他，让他摔下来的！她本来可以救他的，可她却站在那儿，整一个呆头呆脑的不开化的非洲女人，她就这样让他死了！

你父亲事后对你说，他能理解你当时处境的艰难，但你自己说话需要谨慎，以免引起更多的伤害。过后你想起他的话——你自己说话需要谨慎——如果他知道你在撒谎，不知道会怎么样。

那个夏天远在十八年前，那时你第一次有了自我实现的意识。那个夏天你知道诺恩索要出事儿，而你却能安然无恙。即便你还只有十岁，你就明白某些人会占有更多的生存空间，那无非是出身所决定的，某些人，就因为他们的存在，足以让别人喘不过气来。用一种蛇去吓唬诺恩索，只是你自己的主意。可你把这想法告诉了多齐亚，因为你们两个都想让诺恩索吃点苦头——也许让他受点伤害才好，也许得让他折了双腿。你想弄残他完美而柔韧的躯体，把他弄得不那么讨人喜欢，至少不能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至少不能侵占你的地盘。多齐亚什么都没说，却拿出你的一张照片，你的眼睛就像星星那样。

奶奶在屋里做饭，多齐亚默不作声地跟你站在一起，当你怂恿诺恩索往鳄梨树顶上攀爬的时候，你俩的肩膀挨到了一起。让他这么做很容易，你只消提醒他一下，你是比他更好的爬树能手就行了，你能够在几秒钟内攀上一棵树，任何一棵树——你本来就比他擅长此道，无需别人来教，这件事情奶奶可无法教他。你让他先上，看他是否能够爬上那棵鳄梨树的顶梢，而你随后跟上。那棵树的树枝很柔嫩，而诺恩索的身子比你要重。他身子重是因为奶奶给他那么多吃的。再多吃点儿，她总是这么说。你该想想我是为谁做饭呀？她这么说好像你不存在似的。有时候她会拍拍你的后背，用伊博语说，你学得不错，这样你以后就能伺候你丈夫了。

诺恩索爬上树。越爬越高。你一直等到他快要接近树梢的地方，直到他两腿迟疑着不知是否应该继续往上攀爬。你等到他伸腿换手那短促的一瞬间。一个凌虚蹈空的瞬间，在那一瞬间，你看见一切都成了一片蓝色，乃至生命本身——那是你父亲一幅画中完美的蔚蓝色，机会来了，清晨的阵雨已将天空洗刷一新。这时候你尖叫起来。“一条蛇！一条蛇！”你现在不能确定当时是否说了那条蛇就在贴近他的枝桠上，或是滑行到树干上。但这已无关紧要，因为就在那几秒钟内，诺恩索朝下看你，一失手，脚下一滑，手臂松脱了。要不，只能说是那棵树把诺恩索抖落下来的。

你记不得当时站在那儿盯着诺恩索看了多久，然后你跑进去喊奶奶，多齐亚一直沉默地站在你身边。

多齐亚那个说法——“恨”——此刻一直在你脑海里回旋。恨。恨。恨。这个说法让你感到呼吸困难。诺恩索死后的数月间，在那些等待的日子里，你的呼吸同样很困难，你期盼着母亲注意到你说话如流水般顺畅，注意到你两腿像轻盈的飘带，你期盼着母亲不再到你房间道晚安后发出“嗬嗬嗬”的笑声。她道晚安时倒是不再发出那种笑声了，而是小心翼翼地把你抱在怀里，说话总是悄声细语，而你则佯作咳嗽和擤鼻涕以避免跟她接吻。年复一年，她带着你从一个州迁居到另一个州，卧室里点着红色蜡烛，她避免谈起尼日利亚或是奶奶的任何事儿，拒绝让你去看你父亲，她再也不发出那种笑声了。

这会儿多齐亚开口说话了，他告诉你几年前他开始梦见诺恩索，梦中的诺恩索比他年纪大，比他个子高，你听见果子从树上掉下来，落在近旁，你没有转过身来就开口问他，你要什么，在那个夏天，你想要什么？

你不知道多齐亚什么时候挪开了身子，他站在你背后时，跟你靠得那么近，你都能闻到他身上的柑橘味了，也许他之前剥过一个橘子而没有洗手。他把你的身子扳过去，看着你，你也看着他，他前额上有好多皱纹，他眼睛里新添了苦涩的神色。他告诉你，他没有想过要什么，因为重要的是你想要什么。你注视着黑蚂蚁列队爬上树干，每只蚂蚁都扛着一根白色绒毛，排列出黑白相间的图案。彼此间一阵长长的沉默。他问你是否梦到过他死的样子，你说没有，你的目光避开他的眼睛，随后他转身离开了你。你想跟他说说你心里的痛，你耳边的寂寞，说说他来电话后扰动不安的气氛——房门猛然被撞开，风平浪静的水面又卷起了浪花，可是他走了。你哭泣着，独自站在鳄梨树底下。

固执的历史学家

丈夫过世多年之后，恩瓦姆戈巴有时仍会闭上眼睛，想象着他夜晚来到自己小屋的情形，想象着翌日清晨，她漫步在一串哼哼唧唧的歌声中，回想他身上的烟味，想着他身体压上来的分量，想着她只与自己分享的那些秘密，感觉自己就像是裹在一片霞光之中。有关奥比埃里卡的其他一些记忆也都清晰而现——他晚上吹奏长笛时，拳曲粗短的手指轮流地摆动着；她端出一碗碗饭菜送到他面前时，他那种兴高采烈的样子；他提着满筐的新鲜黏土回家来，整个背脊热汗涔涔，那些黏土是她制作陶器用的。在一次摔跤赛会上，她跟他初次相遇的那一刻，两人在对方注视的目光下彼此看了又看，他俩都太年轻，她胯间都尚未系上月经带，那时她已暗自有了一种固执的信念：他们命中注定会有婚姻之遇，他们的气场终将汇于一处。所以，几年后他来见她父亲——他和他的亲戚带着几罐棕榈酒上门来了，那时她就对母亲说，这就是她要嫁的男人。她母亲吓坏了。难道恩瓦姆戈巴不知道这个奥比埃里卡是个独生子，他过世的父亲也是独生子，莫非他们家的妻子们都丧失了生育能力，或是把自己的孩子给扔了？没准他们家族有人违反了深得人心的禁忌，不肯送一个女孩去做奴隶，所以土地神阿尼将厄运降临到他们头上了。恩瓦姆戈巴没有理会母亲的话。她走进父亲的书房对他说，如果不能嫁给奥比埃里卡，她就不会跟任何一个男人好好过日子。她父亲知道她是真敢豁出去的，这利嘴利舌、倔强任性的女儿曾将她的兄弟都摔倒在地。（那事儿发生后，她父亲警告家里所有的人不许外传，一个姑娘居然摔倒一个男孩。）他也注意到奥比埃里卡家族人丁不旺，不过那倒是一份好人家：奥比埃里卡过世的父亲曾是奥佐村的总管。奥比埃里卡已将山药种子派发给入股的佃农们了。恩瓦姆戈巴嫁了他也许不会太糟。再说，让她与自己选择的男人一起生活只会更好，万一日后她和婆家的人闹了矛盾跑回娘家，他就不用为此受到责备。所以他准了她这门亲事，她笑着感谢他，赞美他。

奥比埃里卡和两个表兄弟一起过来送新娘彩礼，那两人名叫奥卡福和奥柯耶，对他来说他俩就像是亲兄弟。恩瓦姆戈巴第一眼看到他们就不喜欢。那天下午，他们在她父亲的书店里喝棕榈酒，当时她就看出了他们眼里的嫉妒，此后的几年里，接替了父亲职位的奥比埃里克拓展了自己的业务，他的山药卖给了来自远方的新客户，她看出他们嫉妒得脸都黑了。但她容忍了他们，因为对奥比埃里卡来说他们非常重要，因为他假装没注意到他们并没有干活却来向他索取山药和肉鸡，因为他需要想象自己是有兄弟的人。正是他们，在她第三次流产之后，怂恿他再另娶一个妻子。奥比埃里卡告诉他们，自己也许会考虑的，可是夜里当他和恩瓦姆戈巴两人单独呆在小屋里，他跟她说这间屋子里肯定会挤满了孩子，他到老也不会再娶别的女人，到时候不愁没人来照顾他们。她觉得他很奇怪，一个富裕的男人，却只有一个妻子，而她对他们家族子嗣的担忧超过了他，有那么一首歌人们都在唱，调子挺好听的，歌词却有些出格，那歌里唱道：她出卖了她的子宫，她吃了他的鸡鸡。他吹奏他的长笛，双手将自己的财富奉上。

有一次，在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广场上挤满了女人，她们在讲故事，学新的舞蹈，一群姑娘看见恩瓦姆戈巴便唱起歌来，还挑衅地朝她挺起了胸脯。她停下脚步，问她们是否能唱得再响一些，好让她能听清歌词，随后向她们证明谁胸前的两爿龟甲更大。她们的歌声停了。她喜欢看她们害怕的样子，喜欢看她们害怕地躲开去，但也就在这时候，她下决心要为奥比埃里卡物色另一个妻子。

恩瓦姆戈巴喜欢去奥伊溪，解开腰上缠绕的裹身巾，顺着岸坡走进从岩石上迸出银色水花的溪流中。奥伊溪的水流比别的溪流（比如奥加拉纳亚溪）显得更加清冽，也许因为这条溪流是在奥伊女神的庇护下，藏在隐秘的一隅。她在孩提时代就知道，奥伊是女人的保护神，据说能使女人不被卖作奴隶。她最好的朋友阿亚玉已经在溪边了，恩瓦姆戈巴帮她拎起水桶往她头上浇水，她向阿亚玉打听哪个女人适合做奥比埃里卡的第二个妻子。

她和阿亚玉是一起长大的，又嫁了同一家族的男人。不过，阿亚玉是奴隶的后代，她的父亲是在战后沦为奴隶的。阿亚玉并不把心思花在自己丈夫奥肯瓦身上，她说那人的气味和长相就跟一只老鼠似的，只是当时她的婚嫁对象没有多少选择余地，没有一个出身自由民家庭的人会娶她。阿亚玉身肢修长，动作敏捷，已经有过多次去外地做买卖的经历了，她甚至到过比奥尼查 [83] 还远的地方。是她第一个跟她们说起伊加拉人 [84] 和埃多州的生意人，说起那些异乡习俗的逸闻；是她第一个告诉她们，那些白种人往奥尼查运了镜子和纺织品，还有当地人从未见过的大量枪支。这种见多识广使得她颇受人尊重，她是唯一敢在妇女会社里大声讲话和回答任何问题的奴隶后代。

所以，她很快就提出奥比埃里卡第二个妻子的人选建议，就是奥孔克沃家的小女儿，那姑娘长得很美，臀部很宽，名声很好，一点都不像如今的年轻姑娘那样脑子里全是一些不着边际的念头。她俩从溪边走回家的路上，阿亚玉说，处于她这种情况，恩瓦姆戈巴也许应该像别的女人通常那样——找一个情人，只是为了让奥比埃里卡家的血脉能延续下去。恩瓦姆戈巴的反应非常激烈，因为她不喜欢阿亚玉说话的口气，似乎是在暗示奥比埃里克性无能。好像是对阿亚玉这种说法产生了回应，这当儿她觉得背上出现一阵阵剧痛，她知道这是再度怀孕的征象，但她什么都没说，因为她也知道，自己很可能会又一次失去孩子。

几个星期之后，她出现了流产前兆，两腿间流出了许多血块。奥比埃里卡安慰她，提议去一个叫基萨的地方，那是著名的神谕之地，只有半天的路程，以她的身体状况支撑到那儿没有问题。问卜神灵之后，恩瓦姆戈巴却为一整只母牛的花费感到心疼。奥比埃里卡家族无疑有过贪心的祖先。不过他们会用祭祀的方式净化心灵，舍得为神灵献祭，尽管她建议他去看看奥孔克沃家的女儿，他还是一拖再拖，直到她背上又出现了剧痛。几个月之后，在自己屋后，她躺在一叠清洗过的新鲜香蕉叶上，拼命地运力，直到娩出一个婴儿。

他们给他取名阿尼克文瓦：土地神阿尼最后还是许给了他们一个孩子。他的肤色很深，长得结实健壮，有着奥比埃里卡那种愉快的好奇心。奥比埃里卡带他去采草药，采集恩瓦姆戈巴制作陶器的黏土，还到种植场去翻整山药藤。奥比埃里克的表兄弟奥卡福和奥柯耶还常来他们家。看到阿尼克文瓦长笛吹得那么好，还学习诗歌，向父亲学摔跤，都学得这么快，他们无不啧啧称奇，可是恩瓦姆戈巴看出他们笑脸背后难以掩饰的恶意。她为自己的孩子和丈夫感到担忧，当奥比埃里卡去世时——一个健康无恙的男人，刚刚还谈笑风生地喝着棕榈酒，竟猝然瘫倒了——她知道是他们用什么药物毒死了他。她紧紧依偎着他的尸体不肯离开，直到一个邻居使劲地拍着她，把她拽开，她在冰冷的灰烬中躺了好几天，她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奥比埃里卡的死给她留下了无尽的绝望。她经常在想，一个女人，连续夭折了十个孩子后，就会去自家后院，吊死在一棵可乐果树上。但她不能这样，因为还有阿尼克文瓦。

事后她想起，当初自己坚持要他那两个表兄弟在神灵面前饮下奥比埃里卡的咒誓水 [85] 就好了。她曾亲眼见过，有一次，一个富人死了，其家人坚持要他的仇家喝下他的咒誓水。恩瓦姆戈巴端视着那个未婚女子，手里用树叶兜住一捧水，她将这捧水碰了一下死者的身体，这过程中她按照仪式规定嘴里一直念念有词，随后把兜水的树叶递给那个受谴的人。他喝下去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确认他真的喝到肚子里去了，这时，空气中就像墓穴般寂静，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有罪，他就会死去。几天后，他死了，而他的家人也因此羞愧地低下了头。这前前后后的过程让恩瓦姆戈巴感到震惊。她本该坚持让奥比埃里卡这两个表兄弟饮下咒誓水，可是她因过度悲哀而忘了这事儿，奥比埃里卡被埋葬了，所以一切都太晚了。

在他的葬礼上，他的表兄弟夺过她丈夫的象牙物件，宣称这些象征领主的饰物应该传给兄弟而不是儿子。他们掏空了他仓库里的山药，把围栏里长成的山羊都带走了，这时候她冲到他们面前大声叫喊，他们把她赶到了一边，等到夜幕降临，她绕着整个部落边走边唱，嘴里哼哼着诅咒他们的词儿，诅咒他们由于欺压一个寡妇，必将在自己地盘上堆起灾难和不幸，直到一些老人出来规劝那对表兄弟别再去惹她。她告到了妇女会社，于是二十个女人夜间冲进奥卡福和奥柯耶家里，挥舞杵棒，警告他们不许再去欺负恩瓦姆戈巴。会社里那些女人与奥比埃里卡年纪相仿，她们警告表兄弟们不准再去恩瓦姆戈巴那儿找茬。但恩瓦姆戈巴知道这两个贪婪的表兄弟不会善罢甘休。她做梦都想灭了他们。她完全有理由可以这样做——这两个虚弱无力的家伙，不把精力用于经营劳作，却来谋害奥比埃里卡——可是她要是出手，肯定会受到惩罚，这样一来就没人抚养儿子了。于是她带着阿尼克文瓦走了长长的一段路，告诉他，从棕榈树到大蕉树这一大片土地全是他们的，是他祖父传给他父亲的。她一遍又一遍地把这些事告诉儿子，以至于他听得都有些厌倦了，而且颇感困惑，她不让他在有月光的夜晚出去玩耍，除非在她眼皮子底下。

阿亚玉又到外地去做了一次买卖，这回她带来了另一个故事：奥尼查的女人对白人的抱怨。白人一向欢迎他们到贸易站去做生意，可是现在白人要告诉他们怎么做生意，奥尼查的阿库克部落的长老们不肯在文件上摁下自己的手印，于是那些白人晚上带着武器把那个村庄夷为平地，搞得鸡犬不留。恩瓦姆戈巴不太明白，那些白人用的是什么武器？阿亚玉大笑起来，说他们的枪都是一些生锈的家伙，就像她丈夫用的那路玩意儿。现在，白人来到了各个部落，他们要求父母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去读书，她决定要把阿祖卡送去，就是种植场里最懒惰的那个孩子，因为尽管她受人尊敬，也很有钱，但她仍是奴隶的后代，她的儿子们还是不能接掌领主职位。她要阿祖卡去学习外国人的方法，因为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好，而是因为他们有更好的武器，说到底，如果她的父亲像恩瓦姆戈巴的父亲那样有着更好的武器，她也不会被卖作奴隶了。恩瓦姆戈巴在听朋友说话时，心里在想着，要用白人的武器去杀死奥比埃里卡的表兄弟。

那天，一些白人来到她的部落，恩瓦姆戈巴把饭锅扔在炉子上，急忙带上阿尼克文瓦和家里的小女仆去了广场上。起初，那两个白人普通的外表让她感到失望，因为他们看上去不怎么威风，长着一身白化病似的皮肤，显得纤弱瘦小。他们的同伙也都是一些普通人，但他们身上有一种奇特的精神气儿，他们之中只有一个人能说一些发音怪怪的伊博语。他说，他们是从埃莱莱 [86] 过来的，其他几个模样平常的家伙是从塞拉利昂来的，这些白人来自法国，他们的国家在海洋对岸，他们一八八五年来到这里，建立了学校和教堂。恩瓦姆戈巴第一个向他们提问，他们是否任何时候都带着枪，也就是用来夷平阿库克村庄的那种枪，能让她看看吗？那人不高兴地说，那是隶属于英国政府的皇家尼日尔公司的士兵和商人干的，是那些人毁灭了那个村庄。至于他们，却为这里带来了福音。他说起他们的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又死了，他有一个儿子却没有妻子，他有三个身位却同为一体。恩瓦姆戈巴周围许多人都发出响亮的笑声。有些人走了开去，因为他们能够想象这些白人充满了智慧。另外一些人留在那儿给白人送来了凉水桶。

几个星期后，阿亚玉又带来了一个消息：那些白人在奥尼查建立了一个法庭，在那儿裁决冲突和纠纷。他们真的要在这里待下去。恩瓦姆戈巴第一次怀疑起自己的朋友了。不用说，奥尼查人肯定有他们自己的法庭。说起来，恩瓦姆戈巴邻近的一个部落，只是每年收获新山药时才开庭审理案子，以至于人们在等待伸张正义时恨意越来越深。这是一种愚蠢的制度，恩瓦姆戈巴心想，显然人人都需要公正的审判。阿亚玉笑起来，她再次告诉恩瓦姆戈巴，一些人统治另外一些人，靠的是他们有更好的武器。她儿子已经学了一些外国知识，也许阿尼克文瓦也该去学学。恩瓦姆戈巴拒绝了。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唯一的眼睛，居然要把他送到白人那儿去，想都别想，哪怕他们的武器再好。

此后的几年内，有三件事让恩瓦姆戈巴改变了主意。第一件事，奥比埃里卡的表兄弟们夺走了她家大片的土地，还跟部落长老们说，他们是替她耕作，替这个失去丈夫的女人耕作，因为死者是他们的兄弟，因为她拒绝再嫁，尽管一直有求婚者上门来，尽管她的乳房仍然显得浑圆。于是长老们就站到了表兄弟们一边。第二件事，阿亚玉告诉她，有一桩两人争夺土地的案子起诉到白人法庭上，第一个人完全是撒谎，可他会说白人的话，第二个人是土地真正的主人，可他不会说白人的话，于是第二个人输掉了官司，还被暴打一顿关押起来，最后还得交出土地。第三件事，那是一个名叫伊罗戈布纳姆的男孩的事儿，那男孩失踪多年后突然回来了，已长成一个成年人，面对这种事情，他守寡的母亲震惊之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原来是一个邻居（那人的父亲在长者聚会上常常大喊大嚷）干的，那人趁男孩母亲去市场时把他诱拐到阿洛的奴隶贩子那儿，奴隶贩子检查了这男孩的身体，还抱怨说他腿上有疤痕卖不出好价钱。后来这男孩就被拴到一条长长的人链中，他和别人的手都拴在一起，不时有棍棒砸到身上，叫他走快一些。那队人里面只有一个女人。她用沙哑的嗓子大声叫喊，大骂诱拐者没有心肝，她的魂儿都会追着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她知道自己会被卖给白人，他们难道不知道做了白人的奴隶就是另一回事了，就像一群羊被赶到大船上，经历漂洋过海的漫长旅途，最后终于被吞噬掉？伊罗戈布纳姆走着走着，两脚走得鲜血淋漓，身体都变得麻木了，一路上只是间或能得到少量饮水，事后回想那水里全是尘土的味道。最后，他们在海边一处部落领地停下来，那儿有个人操着很难让人听懂的伊博语，但伊罗戈布纳姆终于把这事给弄明白了，原来是另外一个家伙要把这些被诱拐来的人卖给船上的白人，可是这人在跟那些白人讨价还价时，他自己也被劫持了。这时候发生了争吵和扭打。那些被绑来的人就使劲地拽扯绳子，接着伊罗戈布纳姆就晕过去了。他醒来时，发现一个白人在用油脂给他搽脚，一开始他很害怕，以为是要把他收拾干净了给白人吃。但这个白人相当不同，他是一个传教士，他买来奴隶只是为了让他们自由，他让伊罗戈布纳姆和自己一起生活，把他训练成一个基督教传教士。

恩瓦姆戈巴一直在想着伊罗戈布纳姆的事情，因为，她敢肯定这就是奥比埃里卡的表兄弟想要除掉她儿子的办法。毕竟杀了他风险太大，他们承受不起神灵的诅咒，但是他们可以卖了他，只要他们的猛药能维持足够的时间，就能保证不出纰漏。伊罗戈布纳姆的故事让她也大受刺激，那男孩现在时不时地甩出白人的语言。那声调听上去鼻音很重，让人讨厌。恩瓦姆戈巴自己根本不想去学这种东西，可她突然决定要让阿尼克文瓦学会这种语言，这样就能在白人法庭上打败表兄弟们，完全掌握胜机。于是，在伊罗戈布纳姆回来后不久，她就跟阿亚玉说，她要把儿子送到学校去。

他们先是去了英国国教徒的教会学校。那班上女孩比男孩多——有几个好奇的男孩拿着弹弓往那儿溜达进去，很快又溜达出来了。学生们跪坐在石块上，教师站在他们面前，手里捏着一根大藤条，给他们讲一个人将一碗水变成酒的故事。恩瓦姆戈巴对那个老师的眼镜印象很深刻，她想故事里那人准是赖以某种效能奇特的药物，才能把水变成酒。不过，后来女孩和男孩分开了，一个女教师来教女孩怎么缝纫，恩瓦姆戈巴觉得这可太蠢了，在她的部落里，女孩都学习做陶器，而男人去做衣服。而最终让她放弃在这个学校学习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教学使用的语言是伊博语。恩瓦姆戈巴问一开始见过的那个老师，为什么要用伊博语讲课。他说学校当然会教英语的——他拿出一本英语启蒙书——但孩子们用自己的语言会学得更好，在白人的国家里也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教孩子。恩瓦姆戈巴转身就走了。那教师拦住她，说天主教传教士很严厉，而且他们打心眼里对当地人不感兴趣。恩瓦姆戈巴被这些外国人逗乐了，他们不懂得，面对陌生人你得假装跟自己的同伙是一起的。可她是奔着英语而来，所以她从他身边走过去，走进了天主教传教士的学校。

夏纳罕神父告诉她，阿尼克文瓦需要取一个英文名字，因为不能用一个异教徒的名字给他施洗。她马上就答应了。阿尼克文瓦这个名字只有她才在意，倘若他们要在他学会英语之前给他一个她无法发音的名字，她也一点不在乎。重要的是他要学好这种语言，去跟他父亲的表兄弟争斗。夏纳罕神父看着阿尼克文瓦，这是个深肤色的孩子，肌肉很强健，他猜他应该有十二岁，尽管他觉得要估测这些人的年龄相当困难。有时候，一个男孩看上去就像个大人，一点都不像东非人（他曾在东非呆过），那儿的人一般比较纤瘦，肌肉没有这么发达。他把圣水洒到男孩头上，他说：“米歇尔，我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为你施洗。”

他给了男孩一件汗衫一条短裤，因为与圣灵同在之人不能光着身子走来走去，他试图向男孩的母亲传道，可她只是瞟瞟他，好像他是一个不知好歹的孩子。她脸上有着某种挺麻烦的自信，这种自信，他在当地许多女人的脸上都见过，如果她们的野性能够被驯服，那将是非常听话而好使的。这个恩瓦姆戈巴可能会成为女性中一个出色的传道者。他看着她离去。她挺直的背部显出一种优雅姿态，她也不像别的女人那样说话要绕许多圈子。那些女人说话常常不着边际，说起来就没完没了，还有那些绕来绕去的谚语常常弄得他火大，但他决心克服这些困难。这种决心就是他加入“圣灵会”的原因，这个组织的特别使命就是对黑人异教徒的救赎。

恩瓦姆戈巴对传教士不分轻重地鞭笞学生大为吃惊——由于迟到，由于懒惰，由于动作慢，由于无所事事。有一次，阿尼克文瓦告诉她，路兹神父给一个女孩戴上了金属手铐，因为她在课堂上撒谎，还因为她一直都说伊博语——而路兹神父只会说一些支离破碎的伊博语——本地的父母对孩子过于宠溺，而传福音也意味着要培训得体的门徒。阿尼克文瓦第一个周末回家时，恩瓦姆戈巴在他背上看见很厉害的鞭痕。她往腰里系紧裹身布就去了学校。她对老师说，如果他们再敢这样打他，她就把每个人的眼珠子都抠出来。她知道阿尼克文瓦不想再去学校了，她告诉他只要待上一两年就行，只要把英语学好。尽管学校老师让她不要常来学校，她还是坚持每个周末亲自来接儿子回家。阿尼克文瓦总要把身上的衣服扒了（甚至他们还没有离开校区他就脱了）。他不喜欢穿着捂得大汗淋漓的汗衫和衬衫，那纤维还蹭得他腋窝发痒，他也不喜欢和老年人在一个班上，不愿意错过摔跤赛会。

也许是因为开始注意到别人朝他带回部落的衣衫投来羡慕的目光，阿尼克文瓦对学校的态度慢慢转变了。恩瓦姆戈巴第一次留意到这件事情，是村里别的男孩抱怨他不再跟他们一起玩了（以前他常和他们一起在村里的广场上玩耍），因为他要上学，而且阿尼克文瓦有时会冒出英语来，那急速的语调，弄得他们根本搭不上腔，这让恩瓦姆戈巴心里充满了骄傲。可是她注意到他眼睛里那种好奇的神情越来越少了，这时她的骄傲变成了一种莫名的担忧。他身上多了一股沉思的味道，好像他突然发现自己承担着一个过于沉重的世界。他经常对着什么东西凝视良久。他不再吃她做的饭菜，因为，他说，那是供奉神灵的祭品。他要她将裹身布系在胸上，而不是系在腰间，因为她这样裸露身子是有罪的。她看着他，被他一本正经的样子逗乐了，可是她仍然不无担忧，问他为什么只是关注她身上裸露的部分。

到了他举行“伊玛姆奥”仪式的年岁时，他说他不想参加这种仪式，因为这种男孩初涉神灵世界的仪式是一种异教徒的习俗，夏纳罕神父说过他们应该停止这种仪式。恩瓦姆戈巴粗鲁地朝他耳边嚷道，那外国白鬼子无权对他们的习俗说三道四，只有部落才能决定这种仪式是不是应该停止，他必须去参加，否则让他自己说说，他到底是她的儿子还是那个白鬼子的儿子。阿尼克文瓦不肯回答，可是当他和一群男孩被带去参加仪式时，她注意到他不像别人那样兴奋。他的沮丧也让她感到沮丧。她感到儿子被人从自己身边给拽走了，但她又为儿子学会了许多东西而感到骄傲，他会成为一名法庭传译员或是去给人代写书信，在路兹神父的帮助下，他往家里带回了一些文件，足以证明那片土地是属于他和他母亲的。她最骄傲的那一刻，是他走到他父亲的表兄弟奥卡福和奥柯耶那儿，向他们索回父亲的象牙饰物。他们只好把那玩意儿交还给他。

恩瓦姆戈巴知道，她儿子现在所属的那个精神世界对她来说极其陌生。他告诉她，他要去拉各斯学习怎样做一个教师，任凭她尖声喊叫，你怎么能离开我？我死的时候谁来埋葬我？——她明白，他一定会离家而去。许多年她都没有看见儿子，那些年里他父亲的表兄弟奥卡福和奥柯耶都死了。她经常去请神灵赐谕，阿尼克文瓦是不是还活着，而神灵警告她，让她走开，因为他肯定是活着的。阿尼克文瓦终于回来了，就在那一年部落里开始禁止养狗，因为有一条狗咬死了姆门戈拉会的成员，阿尼克文瓦不是说过这种事儿太邪门了吗，他和那个被咬死的人正是同龄人。

阿尼克文瓦宣称他已被指派为教义问答指导教师，履行新的传教任务，这时恩瓦姆戈巴什么都没说。她正在磨着手掌里的小剪子，那是用来给小女孩的头发剪花样的，阿尼克文瓦在讲述怎样教化他们这个部落的灵魂，她仍是埋头磨着剪子，嚓嚓，嚓嚓，嚓嚓。她端给他的一盘面包果籽丝毫未动——他不再吃她做的任何食物——这时候，她看着他，这个男人穿着长裤，颈上绕着一圈玫瑰念珠，她深感困惑的是自己是否干涉了他的命运。他的人生就像是一个忙忙碌碌的古怪的哑剧演员，难道他命中注定就该如此？

那天，他告诉她，他要和一个女人结婚了，她一点也没觉得惊讶。他事先没透露任何口风，直到事情定下来，也没找人了解新娘的家庭，只是简单地说起有人在传教团里见过一个从伊菲特乌克波 [87] 来的挺不错的年轻女子，那年轻女子要被送到奥尼查的神圣天主教姐妹会去学习做一个基督徒的好妻子。恩瓦姆戈巴那天害疟疾，躺在泥床上摩挲着发痛的关节，她向阿尼克文瓦问起那年轻女子的名字，阿尼克文瓦说她叫阿格尼丝。恩瓦姆戈巴要知道那年轻女子的真实名字。阿尼克文瓦清清嗓子说，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她的名字叫玛格贝克，恩瓦姆戈巴接着说，阿尼克文瓦即便不想遵循部落的其他婚典细节，玛格贝克至少要履行一个告解仪式。他愤怒地摇摇头——像这样的婚前仪式，一个即将结婚的女子在一堆女性亲戚的簇拥下，发誓说自从她丈夫宣告要娶她之后，没有别的男人碰过她——这本身就是荒唐的，因为基督徒的妻子绝对是坚贞的。

在教堂举行的结婚仪式可笑得要命，但恩瓦姆戈巴一直保持着沉默，她告诉自己，她很快就要死去，与奥比埃里卡走到一起，跟这个越来越扯淡的世界毫无干系了。她本来不打算喜欢她这个儿媳，但玛格贝克却很难让人不喜欢，她腰身很细，人很文静，殷切地讨好她所嫁的男人，殷切地讨好所有的人，动不动就哭鼻子，对自己做不好的事儿马上就会认错赔罪。所以，弄得恩瓦姆戈巴怜惜起她来了。她经常来恩瓦姆戈巴这儿哭鼻子，说阿尼克文瓦不肯吃饭，因为他说和她在一起不自在，又禁止她去参加英国国教徒朋友的婚礼，说英国国教传讲的不是真理。在玛格贝克哭诉的时候，恩瓦姆戈巴默默地雕刻着陶器，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样一个动不动就掉眼泪的女人。

所有的人都用英语叫法称呼玛格贝克“太太”，包括不是基督徒的人，所有的人都尊重传道人的妻子，可是有一天，她到奥伊溪边打水，由于是基督徒的缘故，她不肯脱去自己的衣服，这下惹恼了部落里的那些女人，她们觉得她这是对女神大不敬，便揍了她，把她扔到了小树林里。这事儿很快传开了，弄得“太太”颜面尽失。阿尼克文瓦威胁说，如果他的妻子再受到如此对待，他就要把所有的老人都关起来。然而，奥唐尼尔神父从奥尼查巡回传道来到这里时听说了件这事，他去拜访了那些部落老人，为玛格贝克的行为向他们道歉，又征询他们，是否能够允许基督徒女人穿着衣服打水。那些老人不答应，说如果你想享用奥伊女神的水，你就得遵守她的规矩，但他们对奥唐尼尔神父相当尊重，他认真倾听他们的话，不像他们自己的部落之子阿尼克文瓦。

恩瓦姆戈巴为自己的儿子感到羞愧，对他的妻子非常生气，对他们那种一尘不染的生活方式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打量那些非基督徒的样子就像人家出了天花似的，她把希望寄托在孙儿身上，她为玛格贝克生一个男孩而祈祷和献祭，因为这将是奥比埃里卡的回归，会给她的世界带来某种幻觉。她对玛格贝克的前两次流产一无所知，直到第三次，玛格贝克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告诉了她。恩瓦姆戈巴说，这是家庭的不幸，应该去求告一下神灵。玛格贝克马上睁大眼睛，害怕地说米歇尔如果知道求神的事儿一定会非常生气。恩瓦姆戈巴仍然很难把米歇尔和阿尼克文瓦联系到一起。她自己去求告神灵，事后想想可笑的是，神灵们也变了，不再要求献上棕榈酒，而是要杜松子酒。难道他们也变了？

几个月后，玛格贝克笑容满面地来了，她带来的一个有盖的碗里盛着调制食品，恩瓦姆戈觉得她不适合吃那些东西，恩瓦姆戈巴知道她呆滞的气脉全都被激活了，看来，这儿媳妇一定是怀孕了。阿尼克文瓦曾说过，玛格贝克在奥尼查传道期间不能有孩子，可是神灵却有他们的计划，在一个雨天的下午，玛格贝克有了生产的初兆，一个浑身湿透的人跑进恩瓦姆戈巴的棚屋向她报告了这事儿。生了个男孩。奥唐尼尔神父为孩子施洗，取名叫彼得，可恩瓦姆戈巴却叫他恩纳姆迪，因为她相信这孩子就是奥比埃里卡的再世。她对他唱着歌，他哭号时，她把自己干瘪的奶头塞进他嘴里，但不管她怎么试，就是不能从这孩子身上觉出她那了不起的丈夫奥比埃里卡的精神气儿。玛格贝克有过三次流产，恩瓦姆戈巴到神灵那儿去过许多次，于是她不再流产了，又生了第二个孩子，这回是在奥尼查传道时生的。是个女儿，恩瓦姆戈巴刚一抱起她，她就欢快地睁开眼睛盯着她看，她知道奥比埃里卡的精神气儿回来了，但奇怪的是，怎么是个女孩，不过，谁能说得准祖宗的行事之道呢？奥唐尼尔神父给她施洗的名字是格瑞斯，恩瓦姆戈巴却叫她阿法梅芙娜，“不会丢失属于我的名字。”让人兴奋的是，这孩子对她的歌谣和她讲述的故事竟有一本正经的兴趣，她十几岁时总是睁大眼睛看着恩瓦姆戈巴用颤抖的双手费劲地制作陶器。但恩瓦姆戈巴并没有因为阿法梅芙娜要离开她去上中学而感到高兴（彼得已经住在奥尼查的牧师那儿了），因为她很怕寄宿学校的生活会消磨她孙女的活力和锐气，将来可能变成像阿尼克文瓦那种感情漠然的刻板之人，或是像玛格贝克那样软弱无助。

阿法梅芙娜离家去奥尼查上中学那一年，恩瓦姆戈巴感觉像是在一个无月的夜晚吹灭了油灯。这是一个古怪的年头，这一年，黑暗会在午后突然降临到这片土地上，当恩瓦姆戈巴觉得自己的坐骨关节痛得要命时，她知道自己已去日无多。她躺在床上急促地喘着气，阿尼克文瓦请求她受施浸礼，这样他可以为她举行一个基督徒葬礼，因为他不可能参与一个异教徒的仪式。恩瓦姆戈巴告诉他，如果他胆敢让什么人进来把那污秽的油料涂在她身上，她会用最后的力气给那人一记耳光。她念念不忘的是，在回到祖宗那儿之前，看一眼阿法梅芙娜，但阿尼克文瓦说格瑞斯正在学校参加考试，不能回家来。可她来了。恩瓦姆戈巴听到了房门吱呀一声推开，是阿法梅芙娜，她的孙女儿从奥尼查回来了，因为她好几天都不能入睡，内心的不安召唤她回到家里。格瑞斯放下书包，那里面是她的课本，其中有一章叫做“尼日利亚南部原始部落的平定”，这一章是大英帝国伍斯特郡行政长官写的，他曾在这里待过七年。

格瑞斯，读着那些由于古怪且毫无意义的习俗而导致的野蛮、凶残行径，无法把那些人跟她自己联系到一起，她的老师，慕琳修女告诉她，不能把她祖母教给她的那些东西简单地等同于诗歌，因为原始部落没有诗歌。格瑞斯，不由大声笑了起来，慕琳修女把她拽去关了禁闭，接着又叫来她父亲，父亲当着众人扇了她一个耳光，以表明他对子女约束甚严。格瑞斯，为此许多年都不原谅父亲，放假时她在奥尼查做女仆，以逃避父母和兄弟的那种道貌岸然的伪道学，还有那些令人抑郁的一定之规。格瑞斯，中学毕业后要去阿奎克的小学教书，在那里，人们被告知他们的村庄早在拿枪的白人到来好多年之前就毁灭了，她不相信这样的说法，因为人们也在谈论尼日尔河出现美人鱼的传说，据说那些美人鱼还拿着成卷的钞票。格瑞斯，一九五年，作为伊巴丹大学里少数几名女大学生之一，在一个朋友家喝茶时听说了戈保耶加先生的事情后，把自己的专业从化学转到历史。那位有着巧克力肤色的尼日利亚人是在伦敦受的教育，作为大英帝国的著名历史学者，因为反感“西部非洲调查委员会”要将非洲历史增补到教学课程里，便愤而辞职，由此他料想非洲历史可能会成为大英帝国历史的一个科目，这让他大为惊骇。格瑞斯感到非常悲哀，她沉思良久，要从那些事物之间梳理出某种清楚的关系：知识与尊严，书本与心灵，可见的东西与潜移默化的东西。格瑞斯，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学校生活——在帝国纪念日她如何引吭高歌，“上帝保佑吾王。赐他胜利、幸福和荣光。治国家，王运长……”面对着课本中“壁纸”和“蒲公英”这类单词，她大伤脑筋，无法想象出那些东西的具体形象。她跟四则混合运算题较劲，因为她不知道什么是咖啡，什么是菊苣，为什么要把不同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格瑞斯，开始重新审视她父亲的学校生活，这时候匆匆回家看望他（他双眼因年迈而泪汪汪的），跟他说，由于自己的疏忽没有悉数收到他的来信，他祷告时她念阿门，将自己的嘴唇压在他的前额上。格瑞斯，驱车返程途中路过阿奎克，对于那个被毁的村庄她将无法释怀，她要去伦敦，去巴黎，去奥尼查，翻遍档案馆里的所有资料，重新想象她祖母那个世界的生活和气息，为了她要写的那本书，那本书名叫《枪口下的绥靖：尼日利亚南部的历史重述》。格瑞斯，在跟自己的未婚夫乔治·奇卡迪比亚聊到那些早年的手稿时，就知道他俩的婚姻难以维持长久——乔治毕业于拉各斯国王学院，是未来的工程师，身穿三件套西服，擅长交谊舞，总是说文法学校不教拉丁语就像一杯茶里没有放糖——因为乔治对她说，她不去搞些诸如“美苏紧张局势下的非洲联盟”这类有价值的课题，却去写什么原始部落的书，完全是走错了方向。他们将于一九七二年离婚，并非由于格瑞斯的四次流产，而是因为有一天晚上她醒来时浑身是汗，突然意识到，如果再听到他说起自己在剑桥时那个没完没了的话题，她就会把他掐死。格瑞斯，当她获得学院卓越奖时，当她出席关于尼日利亚南部的伊贾人、伊比比奥人、伊博人和埃菲克人的学术会议，面对那些一脸严肃的人发言时，当她为国际组织撰写有关非洲事物的通识报告而获得丰厚报酬时，她总会想象祖母就在一旁观看，想象着祖母开心而咯咯大笑的样子。格瑞斯，在她生命的后期，虽说荣耀有加，虽说朋友很多，虽说她的花园里有着无与伦比的玫瑰，却感到一种奇怪的无根状态，她将去拉各斯法院，正式将自己的名字格瑞斯更改为阿法梅芙娜。

可是在这一天，当她在暮色中坐在祖母的床边时，格瑞斯并没有思忖自己的未来，她只是握着祖母的手，那手掌因经年累月制作陶器而结满厚厚的茧子。

[1] 《紫雨》是美国歌手普林斯（Prince）的传记影片，一九八四年上映；《颤栗》是迈克尔·杰克逊的MTV专辑，一九八二年发行。

[2] 姆贝斯，尼日利亚东南部城市。

[3] 埃努古，尼日利亚南部城市，埃努古州首府；豪萨，尼日利亚人口最多的民族。

[4] 伊妮德·布莱顿（1897—1968），英国儿童文学作家，一生写过七百多个儿童故事。

[5] 乔洛夫炒饭，西非流行的一种主食。

[6] 奈拉，尼日利亚货币单位。

[7] “绿巨人”，原文Incredible Hulk，即路易斯·莱特利尔导演的好莱坞漫画电影《绿巨人Ⅱ：无敌浩克》中的主人公，此片二八年上映。此前李安导演的《绿巨人》曾于二〇〇三年上映。

[8] 原文为伊博语，指一种由木薯块茎粉做成的食物。

[9] 阿布贾，尼日利亚首都。

[10] 贝宁，这里指西非历史上埃多人建立的贝宁王国，其领土包括今贝宁共和国和尼日利亚西南部的部分地区。尼日利亚本代尔州首府贝宁市曾为贝宁王国的主要城市，本篇提到的贝宁面具即产于此地。这种面具通常是木雕或牙雕工艺品，也有用其他材料制作的。

[11] 三角州，尼日利亚西南部的一个州。

[12] 英国人占领并洗劫贝宁城是在一八九七年。

[13] 诺克，尼日利亚中部乔斯高原及其周围地区的石器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的文化，其繁盛时期约在公元前500至公元200年，因在乔斯城西南的诺克村首先发现而得名。赤陶俑是诺克文化的代表遗存之一。

[14] 亮视点，美国眼镜行业最大的零售商。

[15] 奥乔塔，拉各斯市郊的一个地区。

[16] 伊克贾是拉各斯的一个岛，是该市比较繁华的地区。

[17] 沃尔格林（Walgreens），美国第二大药房连锁店。

[18] 一种西非菜肴，用各种蔬菜及山药或土豆做成。

[19] 《小淘气》，美国派拉蒙公司拍摄的系列动画片。

[20] “本大叔”，美国市场上出售的一种脱水速食米饭。

[21] 普拉提，一种使用特殊器械以增强体力和灵活性，改进体态的健身训练方法。

[22] 伊费，尼日利亚西南部城市，公元十一世纪时由约鲁巴人所建。

[23] “博柏利”（Burberry），又译“巴宝莉”，英国的一个奢侈品品牌。

[24] 阿巴查（1943—1998），尼日利亚军方首领，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八年任尼日利亚国家元首。

[25] 卡诺，尼日利亚北部的历史古城，现为工商业重镇和北部文化中心。

[26] 埃努古，尼日利亚中南部城市，埃努古州首府。

[27] 恩苏卡，尼日利亚中南部的一座大学城，距埃努古几十公里。一九六年创建的恩苏卡大学是该国的第一所国立大学。

[28] 比亚夫拉事业，指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年间伊博人为主的比亚夫拉地区的独立建国，为此比亚拉夫军队与尼日利亚中央政府军发生了激烈内战。一九七年一月，由于饥荒而难以支撑的比亚拉夫共和国宣布投降，重新加入尼日利亚。

[29] 奥尔卢，尼日利亚南部城市。

[30] 伊巴丹，尼日利亚西南部城市。

[31] 总统，指恩纳姆迪·阿齐克韦（1904—1996），昵称“齐克”（Zik），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六年任尼日利亚总统。比亚夫拉战争中，他先是支持他的伊博族人，一九六九年转而支持联邦政府。

[32] 齐克主义（Zikist），一个伊博人为主的政治团体，成立于一九四六并不年，参与者多为阿齐克韦的追随者，年轻激进的民族主义者。

[33] 埃凯特，尼日利亚东南部城市。

[34] 戈翁（1934—），尼日利亚军人，一九六六年出任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一九七五年被政变推翻后隐居英国，后成为牧师。

[35] 乌利，尼日利亚中南部城市，属比亚夫拉地区。

[36] 乌普萨拉，瑞典中部城市，在斯德哥尔摩以北七十公里。

[37] 特拉法加广场，伦敦市中心的一个著名广场。

[38] 克里斯·奥基布（1932—1967），尼日利亚英语诗人，死于比亚夫拉内战。

[39] 阿古莱里，尼日利亚东南部城市。

[40] 哈麦丹风，非洲干旱季节从撒哈拉沙漠吹向非洲西海岸的干燥而带有沙尘的风。

[41] 科托努，尼日利亚邻国贝宁的港口城市，濒临几内亚湾。

[42] 赞尼·布莱尼，美国著名玩具商，这里指这个商标的一种助学玩具。

[43] 阿德莫尔，费城郊外的一个住宅区。

[44] 酥牙（Suya），尼日利亚北部的一种食物。

[45] 小脚轻拍，谑语，指孩子即将出生。

[46] 达姆布德佐·马里契拉（1952—1987），津巴布韦小说家、诗人。

[47] 阿兰·帕顿（1903—1988），南非作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

[48] 伊萨克·迪内森（1885—1962），丹麦女作家。早年曾在肯尼亚经营农场，三十年代返回丹麦后开始写作，其代表作《走出非洲》一书影响很大。

[49] 基库尤人，居住在肯尼亚中南部高原地区的种族，操班图语。

[50] 契努阿·阿契贝（1930—），尼日利亚小说家、诗人，代表作有《瓦解》等。

[51] 伊柯伊，尼日利亚拉各斯市的一处高尚社区。

[52] 巴巴拉我（Babalawo），约鲁巴语，意即神奇术士。

[53] 阿巴，尼日利亚东南部城市，伊莫州首府。

[54] 哈拉雷，津巴布韦首都。

[55] 阿鲁沙，坦桑尼亚东北部城市。

[56] 美国签证抽奖（American visa lottery），正式名称为“多样性移民签证抽奖计划”，通常也称“移民抽奖”或“绿卡抽奖”，根据美国国会一九九年制定的一项移民法案而创立。每年将特定的签证名额（目前每年为五万五千个）通过随机抽签的方式分配给来自某些国家的合格申请人，抽中者获得美国合法永久居留权。中国（大陆）未被列入此计划。

[57] 拉各斯，尼日利亚最大的港口城市。在该国西南端，濒临几内亚湾。

[58] 约鲁巴人、伊博人、富拉尼人，都是西部非洲的土著族群。

[59] 奥考特·庇代克（1931—1982），乌干达著名诗人。

[60] 阿摩司·图图奥拉（1920—1997），尼日利亚著名作家。

[61] “哈库那，玛塔塔”，《狮子王》里老狮子教给小狮子的一句斯瓦希里语，意即：什么都不要怕。

[62] “风险”（Jeopardy），美国一个知识竞赛类的电视节目，一九六四年开播，至今仍在播出。

[63] 哈特福德黄页，美国一个提供商业信息的网站。

[64] 非洲苦叶汤，用非洲苦叶、鱼、红洋葱等做成的汤。

[65] “自以为有道德”，《圣经》中对法利赛人的说法，是对伪善的指责。

[66] 纳瓦尔·埃尔·萨达维（1931—），埃及女作家、社会学家。

[67] 米斯蒂克，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城镇。

[68] 曼彻斯特，这里指位于康涅狄格州中部的一个城镇。

[69] 埃莱克·克瑞森特，位于尼日利亚拉各斯的维多利亚岛，是各国使领馆和国际机构聚集之地。

[70] 比格斯，尼日利亚最大的快餐连锁店，创办于一九七三年。

[71] 梅杰克·范谢克，尼日利亚著名说唱歌手。

[72] 卡杜纳，尼日利亚中北部城市，卡杜纳州首府。

[73] 扎里亚，尼日利亚北部城市，属卡杜纳州。位于该市的艾哈迈德·贝洛大学是尼日利亚规模最大的学府。

[74] 哈里（1942—），尼日利亚军人、政客，一九八三年政变上台任国家元首，一九八五年被易卜拉欣·巴班吉达发动的政变推翻。

[75] 奥巴桑乔（1935—），尼日利亚前总统，军人出身的政治家。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九年出任军人政府的国家元首，一九九九年至二七年连续两届被选为总统。

[76] 阿南布拉州，位于尼日利亚中南部，首府阿沃卡。

[77] 尼莫，尼日利亚中南部城市，属阿南布拉州。

[78] NPR（National Public Radio），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79] 卡拉巴尔，尼日利亚东南部港口城市，克罗斯河州首府；卡杜纳，尼日利亚中北部城市，卡杜纳州首府。

[80] 超级鹰，这里指尼日利亚足球国奥队，他们在一九九六年获得亚特兰大奥运会冠军。

[81] 埃弗罗发式（Afro），一种呈圆形的蓬松鬈发，来自非洲黑人的自然法式。

[82] 达西奇套衫，一种黑人穿的颜色花哨的短袖套衫。

[83] 奥尼查，尼日利亚南部城市，属阿南布拉州。

[84] 伊加拉人，尼日利亚的一个种族。

[85] 原文为伊博语。

[86] 埃莱莱，尼日利亚南部城市，属河流州。

[87] 伊菲特乌克波，尼日利亚中南部城市，属阿南布拉州。

Table of Contents

银头

我们飞

去见那个男人

黑暗中的绽放

山区光棍

拳头

屋顶上的一架飞机

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

美好的事物无法久存

出轨

不中用的狗

奇山飘香

夏屋，以后

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

绕颈之物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恺撒之梦

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

环保女士

是普鲁斯特的过错

八月的那个夜晚

一个真实的故事

新罗马的海豚

美洲豹之家

策略

彗星

蜘蛛侠

剽窃——以噩梦形式写的故事

一身灰色的姑娘

秘密故事

言语和爱情

译者

字母表的第十三个字母

高明的骗子

机器人作家

过敏

两个耳光

猴子标本

苦涩的友情

那两个裸露狂

谈谈大海

布鲁图斯右手的日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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