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 书名：荒野侦探

- 作者：〔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 译者：杨向荣

- 出版：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ISBN：9787208111691

- 版次：2013年3月第2版

好评如潮

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最令人钦佩的小说家。

——苏珊·桑塔格

波拉尼奥的每本书都那么野心勃勃，这让我们今后多年里得甘心忍受他那巨大的成就。

——科尔姆·托宾

波拉尼奥高高地翱翔于很多拉美年轻作家之上……就像加西亚· 马尔克斯曾经翱翔于他那个时代的人和追随者之上。

──《纽约时报》

波拉尼奥是现今西班牙语世界中最大胆的作家。

──《明镜周刊》

波拉尼奥是第一个真正突破拉美文学大爆炸的作家。许多跟他同一辈的作家，还有更年轻的作家，都试过，也还在试着找到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但没有人可以真正摆脱马尔克斯、略萨和在1960 年代让全世界惊艳的拉丁美洲文学所投下的长长影子。波拉尼奥却似乎是毫不费力地就与之切割开来。大爆炸的那批作家让拉美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占有一席之地。而波拉尼奥透过无根、不舍、不妥协的文学态度，则创造了一个心智的拉丁美洲，一个后国家主义的拉丁美洲。

──娜塔莎·温默，《荒野侦探》与《2666》英文版译者

称波拉尼奥为天才绝非过誉。光是一本《荒野侦探》就足以让他永世不朽。

──《华盛顿邮报》

对于书中所描绘的这群人来说，文学是面包和水，性和死亡。有一个信息是波拉尼奥的小说在不断传递的，也或许是得自他自身的生命，那就是：书至关重要。

─——GQ

我最喜爱的作家……《荒野侦探》是一艘方舟，载着诗歌与青春所有的奇特救赎，不受过往与未来的浩劫破坏。

——妮可·克劳斯，《爱的历史》作者

他天生是个讲故事的人。但最重要的，他有能力为做爱与做诗这两种行为赋予极大的魅力。

——爱德蒙·怀特

读了波拉尼奥之后，会让你觉得自己变了。他会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

——《卫报》

那种博尔赫斯会想写的小说。一本极有原创性、极为美妙的书：有趣、感人、重要。

——《国家报》

詹姆斯· 伍德、约翰· 班维尔、苏珊· 桑塔格都推崇波拉尼奥为他那一辈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他的小说力道立见。激动人心。

——《展望杂志》

他那一辈最受推崇、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古怪有趣，同时又隐隐令人害怕。

——《国家》杂志

趣味狂野……波拉尼奥巧妙融会了他的喜感与感伤。

——《纽约时报》

《荒野侦探》给了我们第一个真正的征兆，那一条自负好斗的南美作家的行列终于走完了：它标志着那些拉美文学大爆炸的大作家已开始终结……这本书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位惊人的作家，他提醒了我们，在阅读的热情之中有多少深刻的乐趣，而他却是在无人察觉到的深渊边缘度日。他在那里做什么？在俯视一片虚空的岩壁上，他写作。于今回顾，《荒野侦探》以及在他死后出版的巨作《2666》必须被视为波拉尼奥非凡、传奇作品的两条主干。

——《文学杂志》

《荒野侦探》是对过去三十年粗暴又抒情的纪录。

——《世界书刊》

一位罕见而多产的才子。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波拉尼奥是当今拉丁美洲世界中最闪亮的文学巨星。

——《国家报》

这部小说……可能是你今年能读到的最有创意的小说。

——《泰晤士报》

能读到一本礼赞生命与文学的书，令人雀跃无比。

——《每日电讯报》

书中不乏极为美丽而诡异的片段。

——《金融时报》

一部庞大、线索四处的公路电影式小说……熠熠生辉。

——《前锋报》

有些书很快就从眼前掠过。我们希望这种书能更厚一点，于是算着页数，并不是因为书太无聊，而是因为想到要跟书中角色道别，就感到焦虑。《荒野侦探》就是这么一本书……《荒野侦探》成功地捕捉到过往的狂热，还有追回过往的可怕又不可能的渴念。

——《法国摇滚怪客》

强烈又毫无章法。……波拉尼奥的作品都是幽默四溢，生猛却精致。

——《金融时报》

崇高与邪恶交替并陈，《荒野侦探》是一个时代——同时也是任何一个热情体验文学和人生的时代──的壮阔肖像。

——《先锋报》

波拉尼奥的作品时而美丽非凡，（至少对我来说）也是全新的经验……阅读波拉尼奥就像是在听秘密故事，个别事件的脉络展现眼前，得见艺术和人生的轨迹在地平线共一色，在彼处如梦一般萦绕，当我们醒来之后一定会更仔细端详这个世界。

——《纽约时报书评》

拉丁美洲文学经典里极为重要的一部作品，但其中并无艰涩高深之处。《荒野侦探》是一部邋遢的史诗，部分是公路电影，部分是逸趣横生又充满乡愁的告白。……一部浑然天成的文学巨作。波拉尼奥让自己成为小说的核心，重新创造了凯鲁亚克，却少了自我膨胀……小说中的几位主角最后并没有好下场，但是对于读者来说，结局却是壮丽精彩。

——《每日电讯报》

波拉尼奥营造出一个已成追忆的迷人世界，充满青春和乌托邦的理想，既独特而生动，又悲伤而无法遏抑。

——《出版商周刊》

献给卡罗琳娜·洛佩茨以及劳塔罗·波拉尼奥
他们长得那么相像，真是幸甚

“你希望墨西哥获得拯救吗？你希望基督做我们的国王吗？”

“不。”

——迈尔坎·劳瑞（Malcolm Lowry）

第一部 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 1975

11月2日

他们盛情邀我加入本能现实主义派。我欣然接受了。没有举行任何入会仪式。这样反倒更好。

11月3日

我其实还拿不准什么是本能现实主义。我今年十七岁，名叫胡安·加西亚·马德罗，是法学院一年级的新生。我本想专修文学，可叔叔坚持要我学法律，最后我只好顺从他了。我是个孤儿，有朝一日我要当一名律师，我把这个壮志告诉叔叔和婶婶后独自关在屋里哭了一个通宵，总之肯定哭了很长时间。接着，在貌似熄灭了那份激情之后，我开始去法学院那些庄严的厅堂上课了。可是，一个月之后，我又在文学系选修了胡里奥·塞萨尔·阿拉莫开的诗歌研讨班。我在这个班上邂逅了那伙本能现实主义者，或曰本能的现实主义者甚至肺腑现实主义者，他们有时喜欢这样来自称。那时我已经去诗歌班上了四堂课，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然我只是这么说说而已，因为必然会有点事的：我们朗读自己写的诗歌，阿拉莫不是大加赞赏就是撕得粉碎，全由他的兴致说了算。某人读完一首诗，阿拉莫评论一番，另外一个人再读一首，阿拉莫又评论一番。有时阿拉莫不耐烦了就请我们（还没有读过诗的人）来评论，于是我们就评论一番，他来读。

这倒不失为一种避免拉帮结派的理想手段，否则大伙的情谊就会走样，埋下怨恨的种子。

我不能说阿拉莫是个称职的评论家，尽管他口口声声谈的全是文学评论。其实，我想他纯粹是为谈论而谈论。他可能懂什么叫迂回法。虽然谈不上精通，但毕竟懂点吧。不过五音步诗（人人皆知这是古诗格律中有五个韵脚的诗体）他可就不懂了，他同样不懂什么是nicharchean（类似一种包含十一音节的诗句phalaecean）、什么是tetrastich四行诗。我怎么知道他不懂的呢？因为在第一堂课上我提问时就犯了傻。我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在墨西哥只有一个诗人对这种东西烂熟于心，他就是奥克塔维奥·帕斯（我们伟大的对手），其他人全都不甚了了，至少当我加入本能现实主义派，他们把我当自己人拥抱后，没过几分钟乌里塞斯·利马就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很快就明白了，向阿拉莫提这些问题透露出我有何等鲁莽。最初我以为他在欣赏地微笑。后来才琢磨出那压根就是蔑视。墨西哥诗人（我想诗人普遍如此吧）都痛恨暴露自己的无知。可我不依不饶，第二次讨论课上撕了几首诗后，我问阿拉莫知不知道rispetto[1]阿拉莫以为我是在祈求对自己诗歌的尊重，开始滔滔不绝地大谈客观批评（算是换个话题），说这是每个年轻诗人必须逾越的雷区，可我打断他，申明在我短暂的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要求别人尊重自己那些还很粗陋的作品，然后再次把刚才提的问题抛向他，希望这回尽可能阐述得更清楚一点。

“不要向我提这种垃圾问题。”阿拉莫说。

“教授，rispetto是一种抒情诗，既要显得浪漫又必须精确，有点像诗乐曲，共有六行或者八行含十一个音节的诗句，前四行采用serventesio[2]的形式，后几行由押韵的联句构成。例如……”我打算给他举一两个例子，阿拉莫跳起来打断我的话。后来发生的事情有些模糊（虽然我记忆力不错）：我记得阿拉莫和班上另外四五个学员放声大笑，我想他们大概是在嘲笑我吧。

换了其他任何人肯定会从此别过不再来上课了，虽然记忆如此令人不快（或是心情不好不愿记住此事，这至少跟把发生过的事悉数记住同样悲惨），过了一星期，我照常准时现身诗歌班的课堂。

我认为是命运把我带回去的。这是我上的阿拉莫的第五堂课（不过极有可能是第八或第九堂课，因为近来我发觉时间可以随意伸缩），某种紧张感，那种悲剧的交流电，在空气中伸手可触，可是谁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从一开始，我们全体学员，最初选修这门课的七个学徒诗人就都来上课。这种情况在其他任何讨论课上都不曾有过。我们都感到有点紧张不安。连阿拉莫也不像往常那样气定神闲。那一刻，我想到也许大学出什么大事了，也许发生了一场我暂时还没有听到的校园枪击案，也许发生了一场意外的罢课运动，也许系主任被暗杀了，也许他们绑架了某位哲学教授。当然，这些都属于不实的测猜，压根就没有紧张的缘由。没有任何客观上的理由。不过诗歌（真正的诗歌）恰恰就像这样：你能感觉到它，你能感觉到它就在空气中，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某些高度敏感的动物（如蛇、蠕虫、耗子和个别鸟儿）能觉察出地震的兆头。后来发生的事情一团模糊，不过我打算冒陈词滥调的风险，想说那有点妙不可言。两个本能现实主义诗人走进教室，阿拉莫心有不甘地作了番介绍，其实他跟其中一位只是泛泛之交，对另外一位仅仅知道点名气，或者仅仅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或者只是听别人说起过，可他仍然向我们作了介绍。

我不清楚他们怎么会上这儿来。这次拜会显然满怀敌意，但又带点宣传和劝诱改宗的意思。起初这两位本能现实主义者还很矜持，阿拉莫试图装得彬彬有礼同时又略带讽刺意味，要等着瞧下面的戏。两位陌生人的羞怯倒是怂恿他开始松弛下来，半小时后课堂氛围恢复常态，就在这时战斗打响了。本能现实主义者对阿拉莫的批评体系发出质疑，他回应称两位本能现实主义者是半吊子的超现实主义者和伪马克思主义者。班里居然有五个学员支持他，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支持他，除了我和一个瘦骨嶙峋的孩子，这个孩子总是怀揣一本刘易斯·卡罗尔[3]的书，从不发言。说真的我颇感惊讶，因为那几个毅然支持阿拉莫的学生被他批评得最为严厉，现在却纷纷现身成了最大的支持者。这时我决定给批评声浪加点力道，指责阿拉莫连rispetto都不懂，两位本能现实主义者极其大度地坦承他们也不懂，不过我的意见让他们觉得非常切中要害。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其中一个问我多大了，我说十七岁，然后又试图全面介绍什么是rispetto。阿拉莫恼羞成怒，同学都说我太书生气了（其中一个还管我叫书呆子）；两位本能现实主义者给我帮腔，我忽然冲动地质问阿拉莫和全班同学，谁起码还记得什么是nicharchean和tetrastich四行诗。没一个人回答我。

出乎我的意料，这场争执并没有招致全面围剿。我得承认，我很欣赏这点。虽然有学员扬言有朝一日要揍乌里塞斯·利马，最后也不了了之，我是说，没有挑起什么暴力事端，不过，我回应威胁（我要再次重申，这个威胁并非冲我而来）放话说谁要逞能，出去随便挑个日子在校园随时、随地跟我决一雌雄。

那堂课结束得有点令人不可思议。阿拉莫向乌里塞斯·利马发出挑战，要求他读一首自己写的诗。利马正巴不得呢。他从夹克口袋取出几张脏兮兮、皱巴巴的纸来。噢，别这样，我心想，这傻瓜正大步踏入他们设好的陷阱。我想，为了不直面这伤心至极的尴尬，我应该闭上双眼才是。这里时而吟诗赋词，时而硬拳相加。以我之见，这回应该是后者了。不过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闭上了双眼，这时听到利马清了清嗓子，然后又听到片刻令人不安的沉默（真的能否听到这种东西，我表示怀疑）降落在他四周，我终于听到他的声音了，开始朗读我平生听到的最好的诗歌。后来，阿图罗·贝拉诺站起来说他们正在寻找志愿为本能现实主义者办的杂志做点事的诗人。本来在座的个个都巴不得想干这份志愿差使，经历了这场冲突后这帮人感觉都像绵羊似的，谁都只字不提了。上完课后（比平常结束得晚点），我跟利马和贝拉诺去了公共汽车站。时间已经太晚。街上车辆寥寥无几，我们决定叫一辆小包车去雷福马大街，到了那儿后我们又走进位于布卡雷利大街上的一家酒吧，在那里畅谈诗歌，坐到很晚才分手。

我还是没有真正闹明白。这个圈子的名称说来简直像在开玩笑。可是，它又显得极为真诚。我想，多年以前，墨西哥有个先锋派组织也叫本能现实主义者，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作家、画家、新闻记者还是革命家。他们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或者30年代，我对此不是很清楚。我肯定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圈子，主要是我的文学知识实在太贫乏了（这个世界上出版的每一本书都有待我去阅读）。据阿图罗·贝拉诺说，那拨本能现实主义者后来在索诺拉大沙漠里销声匿迹。贝拉诺和利马还提到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或者蒂纳哈的诗人，我记不清了（我想那时我正冲服务员喊给我们上些啤酒来），还谈到洛特雷阿蒙[4]的《诗集》，以及书里提到的某些东西跟那个叫蒂纳赫罗的女人有关。后来，利马提出一个颇为费解的主张。他说，当代本能现实主义者是在往回退。你所谓的回退是什么意思呢？我问。

“回退就是盯住远方的某个点，同时逐渐远离这个点，径直朝不可知的方向走去。”

我说这种行走方式听上去似乎挺不错。其实我压根就没有闹明白他在说什么。你要是仔细想想，这完全是无路可走。

随后又来了几个诗人。有些是本能现实主义者，有些不是。这里完全变成了诗人们的喧嚣之地。我开始还担心贝拉诺和利马跟每个凑到我们这张桌的怪胎说话，忙忙碌碌得全然忘了我的存在，可是天快亮的时候，他们邀请我入伙。他们没有说什么“圈子”或者“运动”，而是声称“伙”。我喜欢这点。我说，那好吧。一切就这么简单。贝拉诺握着我的手说，从现在起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了，然后我们又唱了一首老情歌。整个过程就是这样。这首歌的内容跟北方那些消失的小镇和一个女人的眼睛有关。出去呕吐之前，我问他们，歌里说的眼睛是不是塞萨雷亚的眼睛。贝拉诺和利马盯着我说看来我已经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者了，我们几个联合起来必将改变拉丁美洲的诗歌现状。早晨六点钟时我又叫了一辆小包车，这次是我一人坐了，我回到林达韦斯塔区的住处。今天我没有去上课。我一整天都待在自己屋里写诗。

1　Rispetto既指一种意大利托斯卡纳民间诗歌格式，同时又有“尊重”的意思。——编者注，下同

2　类似八行诗体前四句的格式，押韵方式为ABAB。

3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英国作家、数学家、逻辑学家、摄影家，以儿童文学作品《爱丽丝漫游奇境》闻名于世。

4　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本名Isidore Lucien Ducasse，1846－1870），出生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在法国南方的塔布和波城完成中学学业，然后开始文学创作，生前默默无名，年仅二十四岁即去世。他留下的文字除了长篇散文诗《马尔多罗之歌》外，就只有两册题为《诗一》和《诗二》的片段以及几封短信，但他却被公认为现代诗乃至现代文学的最主要先驱之一。

11月4日

我又去了一趟布卡雷利大街上的那家酒吧，可是本能现实主义者们始终没有露面。我用阅读和写东西来消磨等待他们的时间。那几位常客，一群沉默无语、凶神恶煞般的醉鬼，一刻都没有把目光从我身上拿掉。

等待四个钟头换取的最终成果如下：四杯啤酒、四杯龙舌兰、一盘没有吃完的玉米饼沙拉（有一半废了），从头到尾读了一遍阿拉莫的最新诗集（买这本书纯粹是为了跟新认识的朋友嘲笑他），外加用乌里塞斯·利马的风格或者毋宁说用我读过或者其实是听说过的某首诗的风格写成的七首诗。第一首写了玉米饼沙拉，我说这东西闻上去散发出阵阵坟墓的味道。第二首写的是大学：我看见它屹立在废墟中。第三首还是写大学（我在一群僵尸中赤身裸体地奔跑）。第四首写了墨西哥城上空的月亮。第五首写一名已经过世的歌手。第六首写到一个生活在查普特派克下水道的秘密群落。第七首写一本丢失的书和友谊。这就是全部的成果，外加肉体和心灵的孤独感。

有两个醉鬼试图骚扰我，也许是年轻的缘故，我尚能把持住自己。有个女招待（我认出她胸卡上的名字是布里吉达，她说记得前天晚上我跟贝拉诺和利马在一起）总是喜欢抚摸我的头发。她去另一桌招呼客人时会不经意地抚摸一下我的头发。

后来她跟我一起坐了会儿，旁敲侧击说我的头发太长了。她人倒是挺不错，但我决定最好还是别搭理。凌晨三点钟时我决定回家。仍然没有本能现实主义者们的踪影。我还有望再见到他们吗？

11月5日

没有朋友们的任何消息。我已经连续两天没去听课。我打算不去阿拉莫的诗歌班了。今天下午我又来到英克鲁西亚达（布卡雷利街上的那家酒吧），但还是不见本能现实主义者们的踪迹。有意思的是，这种地方下午跟晚上甚至和上午的样子相比差距非常大。你会以为它是完全不同的酒吧。今天下午这里似乎比本来的样子还要肮脏些。那伙夜间出没的恐怖人物还没有出场，其余的顾客——我不知道如何来描述——更加鬼鬼祟祟，倒没有那么神秘兮兮，要安静得多。有三个办公室低级职员，没准是公务员呢，已经喝得酩酊大醉。还有一个街头小贩，卖掉海龟蛋后身靠空篮在那儿站着。还有两个高中生，一个灰头发的男子坐在桌边吃着熟鸡块。几位女招待也变了样儿换了人。我并不认识今天当班的三个招待，可其中一位径直走到我跟前说：你一定是那位诗人了。我立刻羞红了脸。不过我得承认，我还是觉得非常受用。

“没错，我是诗人，可你怎么知道的？”

“布里吉达跟我说起过你。”

布里吉达，那个女招待！

“她跟您说什么了？”我问，现在还不适合用显得过于随便的“你”来称呼她。

“说你写了不少很棒的诗。”

“她不可能知道。她可没读过我的任何作品。”我说，脸色略微涨红，但对话锋的转变却越来越满意。我想布里吉达没准读过我几首诗——肯定是从我身后偷偷看的！我不怎么喜欢这种行径。

那位女招待（名叫罗萨里奥）求我帮她一个忙。我本应说“那得看是什么忙”，这是叔叔教我的（真是煞费苦心），可我不是那种人。可以，我说，什么忙？

“我希望你能给我写一首诗。”她说。“没问题，我最近几天就给你写出来。”我说，首次用“你”来称呼她，最后咬牙又要了杯龙舌兰。

“我来请你吧，”她说，“不过我要你现在就写。”

我试图解释诗可不能这样当场一挥而就。

“你急什么呀？”

她解释得含糊不清，好像是给瓜达卢佩圣母许了个什么愿，事关某人健康，这个亲人非常可爱、很让人疼念，失踪后又回来了。不过一首诗跟这种事情有什么瓜葛呢？我想起自己喝了那么多酒，几个小时过去了仍然颗粒未进。我琢磨酒精和饥饿是不是果真让我从现实中游离出来了。我又心想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但我从不把自己的生活押在这上头）的话，真是太巧了：本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一项基本教条就是顷刻间从某种现实游离出来。这时，酒吧已空空荡荡，另外两个女招待慢慢汇拢到我的桌边，我就这样被她们围住了，那处境貌似（其实也如此）天真无邪，但不知情的旁观者——如警察——也许却不这么看：一个学生坐在几位环立身边的女人中间，其中一个女人用臀部的右侧蹭着他的左臂，另外两个女人的大腿挨在桌边（绝对会在腿上留下印迹），几个人在举行一场烂漫的文学对话活动，然而你若从门口那个角度观察，好像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那场面酷似一个皮条客在讨价还价，又如一个欲火中烧的学生在极力推挡着诱奸。

我决定趁着还能办到的时候离开酒吧，我抖擞起全身的劲头站起来。我付完账，又代问了布里吉达好，然后就走了。步出酒吧来到外面时，阳光已经令人目眩神迷。

11月6日

今天又逃课了。我起了个大早，搭了辆国立自治大学的校车，不过我提前一站就下了，早晨余下的时间我都在城里到处晃悠。我先走进索塔诺书店，买了一本皮埃尔·娄斯[1]的书，然后又穿过华雷斯街买了份汉堡，最后在阿拉米达饭店的一张条椅上边读边吃。读娄斯小说的时候又盯着插图，我那东西硬得不可开交。我想站起来换个地方，可是里面那家伙都成那种态势了，休想不招人眼目还能满大街地招摇过市，从身边经过的目击者和普通路人都会觉得你太恶心。我只好又坐下来，把书合上，擦掉落在夹克和裤子上的面包屑。我观察了很长时间那个我认为是只松鼠的东西，这家伙鬼鬼祟祟地从一棵树的枝丫上越爬过去。十分钟（大约）后，我才意识到那压根就不是什么松鼠——原来是只老鼠，而且是只硕鼠！这一发现让我心里难过得要命。我坐在那里，还是不能动，大约十二码以远，有一只饥肠辘辘、扫荡食物的老鼠，紧紧贴在树枝上搜寻鸟蛋或者被风刮起扬到树梢（不太可能）的面包屑或者不管什么东西，我痛苦得简直要窒息了，同时又觉得特恶心。趁着还没有呕吐出来，我起身拔腿就跑。蹦蹦跳跳欢快地跑了五分钟，勃起来的那股劲总算下去了。

我在科拉逊街上（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一个街区之遥）观看了一场足球比赛，打发掉那个黄昏。踢足球的那伙人都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不过“朋友”一词用在这儿太重了点。他们多半还在读高中，但也有人已离开学校跟着父母打工了，还有的压根就在浑浑噩噩地消磨时光。我上大学后，我们之间的那道鸿沟骤然加深，现在我们仿佛是来自完全不同的星球。我问他们我能不能加进来一起玩会儿。科拉逊街上的路灯光线不佳，你几乎看不清球跑到哪儿了。而且，每隔片刻就会有一辆小轿车经过，我们只好又停下来。我被踢倒两次，脸上还被球砸过一次。歇了吧。我还是再读会儿皮埃尔·娄斯的小说，然后熄灯睡觉。

1　皮埃尔·娄斯（Pierre Louys，1870－1925），法国诗人、小说家。著有《比利提斯之歌》（Les chansons de Bilitis）。

11月7日

墨西哥城住着一千四百万人。我怕永远见不到本能现实主义者们了。我也不想再回大学和阿拉莫的诗歌班上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叔婶讲这件事。我读完了娄斯的那本《阿弗洛狄忒》，现在又开始读已故墨西哥诗人的作品，他们都是我未来的同事。

11月8日

我发现了一首很棒的诗。可是，在我们所有的文学课堂上，都没有人提到过这位叫埃弗伦·雷沃列多[1]的作者。我不妨把他的诗抄录如下：

《吸血鬼》

你那幽黑阴郁的毛发旋卷着像激流般从雪白的身上漫过在那道幽暗和卷曲的洪流上我撒播着炽烈的玫瑰之吻。

当我解开那紧绷的扣眼感觉一丝冰冷的哆嗦从你的手上掠过一阵剧烈的战栗流遍我的全身扎进我的骨髓深处。

听到我撕心裂肺般的叹息你那双迷离和傲慢的眼睛像星星般闪烁着。

如饥似渴的你跟我一样痛苦不堪披着无可慰藉的黑色吸血鬼的形式吸吮着我燃烧的鲜血。

我第一次读这首诗时（几个小时前），情不自禁地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手淫，同时一遍、两遍、三遍乃至十遍、十五遍地吟诵着这首诗，幻想女招待罗萨里奥全身趴在我上面，请我给她那位失踪了很久的亲爱的家人写一首诗，或者恳求我用那像心脏般跳动的家伙在床上狠狠地操她。

现在我办完了这件事，这才腾出工夫来琢磨这首诗。

我想，“幽黑阴郁的毛发”意义毋庸置疑。第二节的第一句同样并非实指：“当我解开那紧绷的扣眼”，它可能指“幽黑阴郁的毛发”，而且是指把它们揪起来，或者一条一条地捋开，然而“解开”这个动词可能还暗藏着别的含义。

“紧绷的扣眼”的含义也非常晦涩。它难道是指卷曲的阴毛，吸血鬼卷曲的长发，或者人体的洞眼吗——而且是复数？莫非这个人想鸡奸她？我觉得皮埃尔的小说大概还在神出鬼没地蛊惑着我。

1　埃弗伦·雷沃列多（Efrén Rebolledo，1877－1929），墨西哥诗人。

11月9日

我决定再赴英克鲁西亚达酒吧看看，我并不是想去找本能现实主义者们，而是想看看罗萨里奥。我已经给她写了几行诗。我描写了她的眼睛和墨西哥无尽的地平线，写了废弃的教堂和通向边界的公路上方的海市蜃楼。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罗萨里奥是韦拉克鲁斯或者塔瓦斯科人，甚至可能是尤卡坦人。没准她提起过，但也可能是我胡思乱想虚构出来的。或许酒吧的名字把我搞糊涂了，罗萨里奥根本就不是韦拉克鲁斯或者尤卡坦人。说不定她就是墨西哥城人呢。我觉得营造一些让人联想到她故乡斜对面（权且假设她是韦拉克鲁斯人，而这似乎越来越不可能）那片大地的诗意会显得更加生气勃勃，至少我希望如此。接下来就比较好发挥了。

今天早晨，我在城里四处游荡，同时思索着自己的人生。未来不见得绝对光明，尤其是我若继续逃课的话。但真正让我忧心忡忡的还是性启蒙。我不可能一辈子都靠手淫度日吧。（同样让我忧心的还有诗歌教育，但一次只能解决一件事情。）罗萨里奥有男朋友了吗？如果真有了男朋友，他要是嫉妒和发起狂来怎么办？她还很年轻，不可能结婚，但也说不准。我觉得她喜欢我，这点是相当清楚的。

11月10日

我终于又看到本能现实主义者了。罗萨里奥就是韦拉克鲁斯人。他们全都给我留了通讯地址，我也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了所有的人。他们经常在布卡雷利街的基多咖啡店聚会，就是英克鲁西亚达酒吧稍微过去点的那家，有时也在康德萨区玛丽亚·芬特家或者科约阿坎区的画家卡塔丽娜·奥哈拉家聚会。（玛丽亚·芬特、卡塔丽娜·奥哈拉，这些名字太有刺激性了——可是会令人联想到什么呢？）

此后一切都来得美妙极了，不过差点以悲剧告终。

经过是这样的：八点钟我就到了英克鲁西亚达酒吧。酒吧里拥挤不堪，那群人十分古怪、可怕。在一个角落还真有盲人拉着手风琴唱歌呢。我不停地用胳膊肘开路挤进在酒吧里看到的第一片空地。罗萨里奥没有在那里。我问吧台后面那个姑娘罗萨里奥在哪儿，她那样子似乎在说我问得有点轻浮又自以为是。可她仍然面带微笑，仿佛并不觉得有多糟糕。说真的，我不知道她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后来我又问罗萨里奥是哪儿人，她说是韦拉克鲁斯人。我又问她本人是哪儿的。这儿的，就是墨西哥城人，她说。你呢？我是索诺拉的牛仔，我说。我也纳闷为什么此话竟脱口而出。在真实生活中我可从来没有去过索诺拉。她大笑起来，我们本来可以聊好一阵的，可她得去桌边招待客人了。不过，布里吉达就在那里。我喝第二杯龙舌兰时她走过来，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布里吉达是个看上去眉头紧蹙、表情忧郁、心烦意乱的女人。她跟我记忆中的样子有些许不同，但上次我是喝醉了，这次没有。布里吉达，我说，怎么样啊，好久不见了。我试图展现得貌似友善，甚至兴高采烈。尽管我自己都说不上内心是否真的有那种感觉。布里吉达抓住我的手贴到胸口，这个举动吓了我一跳，我的第一反应是赶紧离开酒吧，甚至飞快地逃离，但我还是强忍住了。

“感觉到了吗？”她说。

“什么？”

“我的心啊，傻瓜，你感觉不出它在跳动吗？”

我用指尖恣意探索着那片私属领地：布里吉达的亚麻布上衣和她的乳房，胸罩好像太小了兜不住乳房。可是心跳的声音却杳无踪迹。

“我什么也没感觉到啊。”我面带一丝微笑说。

“我的心，笨蛋，你难道听不见它在跳动，难道感觉不出它在慢慢地碎掉吗？”

“对不起，我什么都没听着。”

“你还指望用手听到什么啊，傻瓜，我只是问你摸到什么没有。你不是在用手指摸索吗？”

“说真的……没有。”

“你的手冷冰冰的，”布里吉达说，“多漂亮的手指啊。我敢说你绝对用不着干活。”

我感觉有人在观察、审视，目光像钻子般扎进来。吧台旁边那些可怕的醉鬼对布里吉达最后那句话听得饶有兴致。我不想正面冒犯他们，大声说她错了，我肯定需要打工给自己挣学费。这时布里吉达抓住我的手，好像要给我看手相。我的兴趣立刻上来，忘了潜在的旁观者。

“别那么谨小慎微的，”她说，“你没有必要跟我撒谎，我什么都知道。你家里很富有，而且娇生惯养。不过你很有野心。而且运气不错。你会随心所欲走得很远。不过，我看出了你要迷几次路，可那完全是你自己的过错，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无论顺利还是背运的时候，你都需要一个女孩的支持。我说错了么？”

“不，太妙了，继续说，继续。”

“不能在这儿说，”布里吉达说，“没有理由让这些吵吵嚷嚷的杂种听到你的运程，这儿行吗？”

我第一次大胆地环顾了一下周围。那四五个可怕的醉鬼还在捕捉着布里吉达的片言只语，其中一个甚至带着别扭的紧张感盯着我的手，好像那手是他自己的。我朝所有的人微笑着，不想招惹他们，只想设法让他们知道这跟我毫无关系。布里吉达掐了一下我的手背。她的眼睛里燃着熊熊烈火，好像马上就要打一架或者泪水夺眶而出。

“我们不能在这儿聊，跟我来吧。”

我看见她冲一个女招待轻轻嘘了一声，然后朝我点点头。酒吧里人已经满满当当，烟雾和那个盲人的手风琴乐声从常客们的头顶升起。我看了一下钟表。差不多快十二点了。时间在飞逝，我心想。

我跟着她往前走去。

我们走进一个狭长的储藏室，里面堆满了装瓶子的纸箱和清洁用品（除臭剂、笤帚、漂白粉、一把橡皮扫帚、一堆橡皮手套）。房间深处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布里吉达拉着我向其中一把椅子走去。我坐了下来。那是一张圆桌，桌面上布满了沟沟槽槽和各种名字，大部分已模糊难辨。女招待还站着，离我还不到一寸，像个女神或者捕食鸟般警惕地观察着四周。也许她在等我请她就座。在她的羞怯的感动下，我开口了。让我惊讶的是，她直接坐到我的膝盖上。这情景让人有些不舒服，但片刻后我就恐怖地意识到，我的本能，让我的理智和灵魂出窍的本能，乃至我最无耻的欲望，已经让我的那家伙硬得难以掩藏了。布里吉达肯定注意到我的窘态了，因为她站起来，居高临下地打量了我一番后要给我做口活儿。

“什么……”我说。

“用嘴做，想让我帮你吗？”

我茫然地盯着她，但是，真相就像一个孤独亢奋的泳者，在我无知的黑暗海洋中缓缓地迎头前进。她反盯着我。她的眼神既坚决又柔和。她身上有种东西让我觉得她与我此前认识的所有的人完全不同：她永远（无论你人在何处，身在何境，无论正在发生什么）都在拿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你。此刻，我想，谁也抵挡不了布里吉达的凝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说。

“宝贝，我是说想吸吮你的那家伙。”

我没有工夫回答，那也许是最佳的选择了。布里吉达的目光盯着我，接着她跪下，解开我的裤子……与此同时，她还用右手在我的下腹、肚子和胸脯上游走，以很有规律的间歇性节奏抽打着我，折腾得我遍体伤痕。这种痛苦或许有助于我体验到更微妙的快感，同时又抑制住高潮的到来。布里吉达频频把目光从正在干的活上升起来，不肯放下我的那家伙，然后探索着我的眼睛。后来我索性闭上双眼，随意默诵着《吸血鬼》里的句子。当我回忆这次意外插曲时，发现自己背诵的压根就不是《吸血鬼》里的句子，而是一种毫不神圣的混合品，包括出处各异的诗歌、叔叔的教诲、童年时的记忆、青春期所挚爱的女演员们的脸蛋（例如安格丽卡·玛丽亚脸庞的黑白影像），那完全是一场由连续画面形成的龙卷风。起初，我还想躲避她的抽打，意识到自己的努力纯属徒劳后，我把手伸向她的头发（染成一种明亮的栗色，据我观察并不洁净）和耳朵，那两只耳朵有些小，肉乎乎的，但却僵硬得有点不自然，好像根本就不是血与肉做的，完全是软骨和塑料合成，甚至连这种材料都不是：差不多像锻过的金属，用于制作耳朵上挂着的那两枚巨大假银环的材料。

接近尾声时，为了抑制住不要叫喊出来，我抬起拳头朝沿着储藏室墙壁悄悄爬行的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挥舞着，这时门忽然开了（静悄悄地），有个女招待露了下脑袋，唇间发出一声简短的警告：

“当心！”

布里吉达立刻打住嘴里的活。她站起来，眼神极其痛苦地盯着我，然后抓住夹克拽着我向我一直没注意到的一扇门走去。

“再见了，宝贝。”她把我推出那道门时说，喉音比平常浓重了许多。

我恍惚中发现自己来到酒吧的卫生间，那是一个阴暗的长方形空间。我踉跄了几步，对这场突如其来的事件还一头雾水。闻到一股消过毒的味道，地板湿漉漉的，个别地方还被冲洗过。灯光暗淡到几乎没有。在两个破裂的池槽之间，我看到一面镜子，我左顾右盼地瞧了瞧自己。水银镜里出现了一条人影，顿时吓得我毛骨悚然。我小心避开地上的一摊水，不敢出声，这时才注意到那水是从一个格子间里流出来的，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再次回过头望着镜子。镜子照出一个黑红色的细长人脸，胡子上沾满汗水。我往后一趔趄，差点摔倒在地。还有人在格子间里。我听到他的咕哝声，好像在咒骂。我想可能是个熟客。这时有人喊了我的名字：

“诗人加西亚·马德罗。”

我看见便池旁有两个人影。他们笼罩在一团烟雾中。两个同性恋，我想。两个同性恋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

“诗人加西亚·马德罗，靠过来点，伙计。”

尽管逻辑和谨慎催促我快点找到门口，然后毫不迟疑地离开酒吧，我还是朝烟雾的方向走了两步。两双明晃晃的眼睛正盯着我，像狂风中豺狼的眼睛（承蒙诗歌的惠允：我还从未见过狼，但见过狂风，而且风其实不会随着罩住两个陌生人的烟雾移动）。我听到他们发出大笑。哈哈哈哈。有股杜松子酒的味道。我这才放松了。

“诗人加西亚·马德罗，你的家伙还亮在外面呢。”

“什么？”

“哈哈哈。”

“你的家伙……它还亮在外面。”

我摸了摸裤子拉链。还果真如此。我一下子羞愧难当，还真给忘了塞回去。我脸色涨得通红，心想骂他们操自个玩儿去，但最后还是忍住了，收拾好裤子，朝他们迈近一步。他们的模样看着挺熟悉，我试图穿透表面的黑暗破译出那两张脸上的密码，但没成功。

接着，先是一只手，然后又是一条胳膊，从缭绕在他们周围的烟雾团中露出来。那只手递给我一根大麻烟把儿。

“我不吸烟。”我说。

“这是大麻，诗人加西亚·马德罗。阿卡普尔科极品。”

我摇摇脑袋。

“不喜欢。”我说。

隔壁房间传来的一阵吵嚷声让我吃了一惊。有人抬高嗓门。男人的声音。这时又听到尖叫。女人的声音。布里吉达。我敢肯定是酒吧老板在揍她。我想过去保护她，可事实上我对布里吉达还没那么一往情深（其实我压根就不在乎她）。正当我回头朝门口走去时，那两个陌生人的手一把抓住我。这时我才看清他们的脸从烟雾中露出来。居然是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

我释然地出了口气，几乎要爆发出欢呼。我说我已经找了他们好几天。我又想过去帮帮那个喊叫的女人，可他们拦住我。

“别自找麻烦，那两个人经常这样干。”贝拉诺说。

“谁啊？”

“女招待和她的老板。”

“可老板在揍那女人啊。”我说。这会儿抽打声来得更响亮了。“我们可不能让他揍人呀。”

“噢，加西亚·马德罗，不愧是个诗人。”乌里塞斯·利马说。

“你说的没错，我们‘不能’让他揍人，”贝拉诺说，“可事情并不总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相信我。”

他们显然对酒吧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我还想问几件事，可不想显得过于轻率。

我从卫生间走出来，酒吧里的灯光猛然间刺疼了我的眼睛。每个人说话时都声嘶力竭。有人在和着那个盲人的乐曲跳舞，那是波莱罗风格的歌曲，或者在我听来像是波莱罗曲子的东西，那首歌曲在咏叹一场绝望的爱情，一场时间永远不能治愈的爱情，仿佛在诉说，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感觉更加屈辱、更加伤心、更加可怕。利马和贝拉诺各带了三本书，他们的模样看上去跟我一样是学生。我们离开酒吧前并肩走到吧台附近，要了三杯龙舌兰一饮而尽，然后走到大街上，放声大笑。要离开酒吧时，我最后回头望了一眼，徒劳地希望看到布里吉达出现在通往储藏室的路上，但没有看到她的身影。

乌里塞斯·利马带的书是：米歇尔·布尔特奥、马修·梅萨吉尔、让·雅克·法索特、让·雅克·尼古恩·赞特、格耶尔·伯特－拉姆－索特热诺以及电子运动派诗人——我们的法国同行（我认为）等合著的《裙边电子宣言》[1]，还有米歇尔·布尔特奥的《丝缎般的血》[2]、马修·梅萨吉尔的《夏日北方的朦胧诞生》[3]。阿图罗·贝拉诺带的书是阿兰·儒弗瓦[4]的《完美的犯罪》[5]、苏菲·波多尔斯基的《一切都可被允许的国家》[6]、雷蒙·格诺[7]的《百万亿首诗》[8]。（雷蒙·格诺的书是复印本，被折得皱皱巴巴，翻得破旧不堪，看上去简直像朵吓人的纸花，花瓣向四面八方散开。）

后来我们又碰见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他也带了三本书。我求他让我记一下书名，这几本书是布赖恩·帕特[9]的《小约翰尼的忏悔》[10]、安德烈·亨利的《今夜正午》[11]、斯派克·霍金斯[12]的《失踪的消防队》[13]。

1　Manifeste électrique aux paupières de jupes，1971年在巴黎出版，由上述诗人、导演、作曲家等合著，是当时前卫诗歌运动的标志性作品。

2　Sang de satin，1973年出版。

3　Nord d'été naître opaque，1972年出版。

4　阿兰·儒弗瓦（Alain Jouffroy，1928－　），法国诗人、作家与艺术批评家。与布勒东（André Breton）同属于超现实主义艺术群体。

5　Le Parfait criminel，1971年出版。

6　苏菲·波多尔斯基（Sophie Podolski，1953－1974），比利时女诗人、艺术家。《一切都可被允许的国家》（Le pays où tout est permis，1979年出版。）是她惟一被出版的作品，全书用艺术字体手写而成。

7　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1903－1976），法国诗人、小说家和出版家，后现代主义先驱。他是法国实验型文学团体“OULIPO”的发起人之一，他将数学的组合形式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发明了一种组合算法，借助于可能性，可以从句子的有限集合中创作出百万首诗歌。

8　Cent mille milliards de poèmes，1961年出版。

9　布赖恩·帕特（Brian Patten，1946－　），英国诗人，出生于利物浦。十五岁就辍学，后为一份地区报写流行音乐专栏。他与利物浦诗人罗杰·麦高夫（Roger McGough）以及艾德里安·亨利（Adrian Henri）组成了利物浦三人组，1967年他们共同出版的诗集《默西之声》（The Mersey Sound）在当时非常畅销。

10　Little Johnny's Confession，1968年出版。

11　Tonight at Noon，1968年出版，《今夜正午》是安德烈·亨利最著名的诗作，以日夜颠倒的时段，让不可能发生的事都发生，反讽残酷的现实。

12　斯派克·霍金斯（Spike Hawkins，1943－　），英国诗人，属于利物浦诗人群体。

13　The Lost Fire Brigade，1968年出版。

11月11日

乌里塞斯·利马住在起义者大道附近的埃纳华克街一幢楼的顶屋，那里空间促狭，只有十英尺长、八英尺宽，四处堆满了书籍。透过那扇小得像舷窗般的独窗，可以望见邻居的屋顶，照乌里塞斯·利马的说法，那里还在举行着人类的牺牲仪式，这是借用蒙西瓦伊斯的说法。房间地板上只有一张薄床垫，白天或有客来访时就卷起来当沙发用。还有一张小桌，整个桌面被一台打字机占据，另外还有一把单人椅。显然，客人只能席地而坐，甚至站着。今天我们共有五个人：利马、贝拉诺、拉斐尔·巴里奥斯和哈辛托·雷克纳。贝拉诺占了那把椅子，巴里奥斯和雷克纳占了那张床垫。利马始终站着（有时在房间走动），我坐在地板上。

我们不停地谈论诗歌。谁也没有读过我的诗，但大家依然把我当自己人看。同志情谊显得那么亲密和不可思议！

大约九点钟，费里佩·穆勒来了，他今年十九岁，我来之前他是这个圈子里最年轻的。后来我们倾巢出动上一家中国餐馆去吃饭，饭后边走边聊文学，聊到凌晨三点钟。我们有个共识，那就是墨西哥诗歌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地步了。我们不能长此（以我之见）以往，困陷在帕斯和聂鲁达的统治之间，换句话说夹在一块岩石和硬地之间。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问他们上哪儿可以买到那几本书，答案没有丝毫意外：全是从索娜罗莎街上的弗朗西萨书店，以及波兰科区奥拉西奥大街旁那条马尔蒂内斯大街上的波德莱尔书店偷来的。我又请教作者的生平（某个本能现实主义者读的书会很快在这个圈子的其他成员中传阅），他们逐一向我介绍了电子运动派、雷蒙·格诺、苏菲·波多尔斯基和阿兰·儒弗瓦的生平和作品。

费里佩·穆勒问我懂不懂法文。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微不耐烦。我告诉他借助辞典完全可以对付。后来我又问了他，你能说法语吗，伙计？他说不会。

11月12日

在基多咖啡店碰到哈辛托·雷克纳、拉斐尔·巴里奥斯和潘乔·罗德里格斯。大约九点时我看到他们进来了，就打手势叫他们到我这张桌子来。我已经在那里看书、写东西，打发掉了三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他们介绍我认识潘乔·罗德里格斯。他的个头跟巴里奥斯一样矮，长着一张十二岁孩子的脸蛋，尽管实际上已经二十二岁了。我们彼此欣赏几乎是必然的了。潘乔总是说个不停。因为他的介绍我得知，贝拉诺和穆勒没有来之前（他们是皮诺切特政变[1]后才到墨西哥城的，所以不是这个圈子的创始成员），乌里塞斯·利马出版过一份杂志，发过玛丽亚·芬特、安格丽卡·芬特、劳拉·达米安、巴里奥斯、桑·埃皮法尼奥、一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叫马塞罗·罗伯斯的家伙、罗德里格斯兄弟潘乔和莫克特苏马的诗。据潘乔说，他本人是两个最好的墨西哥青年诗人之一，另一个就是乌里塞斯·利马，潘乔说利马是他最好的朋友。那份杂志（总共出了两期，都是1974年发行的）名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2]，钱全是利马出的。雷克纳（他当时还不属于这个圈子）和巴里奥斯都说，本能现实主义者就是这样起家的。潘乔认为恰恰相反。照他的说法，杂志继续办下去就好了。正要起飞时却收起了翅膀，他说，那时人们刚刚要开始认识我们了。什么样的人们？当然是别的诗人、搞文学的学生、每周参加墨西哥城像鲜花般盛开的数百个作家班的写诗的女孩了。巴里奥斯和雷克纳在杂志问题上产生分歧，不过在回忆时都带着伤感的怀念之情。

“有那么多的女诗人吗？”

“只有傻子才管她们叫女诗人呢。”潘乔说。

“这是你给她们封的诗人头衔。”巴里奥斯说。

“可是有那么多人吗？”

“在墨西哥历史上可谓空前了，”潘乔说，“扔一块石头都能砸中一个在写自己那点小生活的女孩。”

“利马怎么可能一个人出资办那份杂志呢？”我问。

我想这会儿别在诗人问题上过于固执是明智的。

“噢，诗人加西亚·马德罗，乌里塞斯·利马可是那种为诗歌献出一切的人。”巴里奥斯带着梦幻般的神色说。

后来我们又谈起杂志的名称，我觉得取得非常精彩。

“不知道我理解对了没有。照利马说，诗人们都应该像李·哈维·奥斯瓦尔德那样。是这个意思吗？”

“差不多吧，”潘乔说，“我建议他应该叫《混蛋胡安娜修女》，听上去墨西哥味要更足些，可我们的这位朋友，只要跟外国佬沾点边就会让他神魂颠倒。”

“乌里塞斯以为有一家出版社跟它同名，其实他搞错了，等明白过来后决定还是用这个名字。”巴里奥斯说。

“哪家出版社啊？”

“巴黎的P. J. 奥斯瓦尔德，这个社出过一本马修·梅萨吉尔的书。”

“傻瓜乌里塞斯以为那家法国出版社是根据那个刺客取的名字。可那是P. J. 奥斯瓦尔德，不是L. H. 奥斯瓦尔德，有一天，他醒悟过来了，还是决定用原来的名字。”

“那个法国佬的名字肯定是皮埃尔－雅克。”雷克纳说。

“没准是保罗－让·奥斯瓦尔德呢。”

“他家里很有钱吗？”我问。

“没有，乌里塞斯家里没有钱，”雷克纳说，“其实，他惟一的家就是母亲，是吧？至少我没有听说过还有别的人。”

“我认识他全家，”潘乔说，“我认识乌里塞斯·利马比你们谁都早，比贝拉诺还要早，他母亲就是他惟一的家。他一贫如洗，我向你们打包票。”

“他怎么出资来办那份杂志呢？”

“卖大麻啊。”潘乔说。另外两个人默不作声，但也没有否认。

“我不信。”我说。

“真的，钱就是这么换来的。”

“混蛋。”

“他亲自去阿卡普尔科弄来，然后再送给墨西哥城的客户。”

“闭嘴，潘乔。”巴里奥斯说。

“我干吗要闭嘴？那家伙难道不是他妈的本能现实主义者吗？我干吗要闭嘴啊？”

1　The Pinochet coup，指智利军事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José Ramón Pinochet Ugarte，1915－2006）于1973年时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流血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阿连德建立军政府。任期内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但是同时残酷打击异己。

2　Lee Harvey Oswald，原是被认为是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遇刺案主凶的名字。

11月13日

今天一整天我都跟着利马和贝拉诺。我们先是徒步行走，然后又乘地铁、公交、出租车，接着继续步行，我们自始至终不停地说啊说。有时他俩走进某幢大楼，我就在外面候着。我问他们去干吗了，他们说在作一项调查。可我觉得他们在送大麻。我一路上给他们朗读自己刚写的诗，那是其中的十一二首。我想他们会喜欢。

11月14日

今天我和潘乔·罗德里格斯上芬特姐妹家了。

潘乔出现并邀请我跟他一块儿去芬特家时，我已经在基多咖啡店里待了四个小时，喝掉三杯咖啡，对读书和写东西已了无兴趣。听到邀请后我简直要跳起来。

芬特家住在康德萨区科里马大街上一幢漂亮的二层楼房里，楼前屋后都带着小院。前院乏善可陈，只有几棵小矮树和稀稀拉拉的青草。不过，后院可就截然不同了，树木高大粗壮，巨树的叶子葱绿乌亮，还有一个贴着瓷砖的水塘，但绝对称不上是喷泉（里面没有活鱼，却有一艘电池制动的潜艇，那是小弟弟胡吉托·芬特的私产），还有一幢小房子，与大房子完全分离开来。这幢小房子一度可能用做马车库或马厩，现在是芬特姐妹住的地方。还没到那儿时，潘乔就先介绍开了：

“安格丽卡的父亲有些疯狂。如果你看见有什么离谱之处的话，千万别担惊受怕，我怎么应付你学着就是了，装作什么事儿也没有。如果他要挑事儿，你也别担心。我们会拿下他。”

“拿下他？”我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我们俩？在人自个儿家？”

“他老婆会感激不尽的。这家伙可不好对付着呢。前两年还在精神病院待过。不过千万别把这些又说给芬特姐妹听。你非要说，别说是从我这儿听来的。”

“看来他是疯子了。”我说。

“不仅疯子还穷光蛋呢。最近他们才有了两部小车，雇了三个用人，他们家经常举办大型派对。可是，不知怎么，他揍了一个难缠的穷鬼，而且输了。现在他又落魄潦倒了。”

“不过要维持这么一幢楼肯定是很花钱的。”

“这是他们自己的房子。他们全部的家当就剩这个了。”

“芬特先生疯之前是干吗的？”我说。

“建筑师，可并不怎么出色。两期《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就是他设计的。”

“不赖嘛。”

我们按过门铃后一个留着小胡子、神色癫狂的秃顶男子出来开门。

“这就是安格丽卡的父亲。”潘乔轻声向我咕哝说。

“猜得出。”我说。

他大步走到门口，带着极其厌恶的表情死死盯着我们。我庆幸人在栅栏的外侧。他犹豫了片刻，好像不知道如何是好，这才打开门，然后冲了过来。我往后一跳，但巴勃罗张开双臂热烈地向我们打招呼。接着又站住，伸出一只颤颤悠悠的手，然后放我们过去。潘乔欢快地绕过大房子走到后院，我跟在他后面。芬特先生回到屋里自言自语。我们踏入前后花园之间那条满是鲜花的露天通道时，潘乔说可怜的芬特先生焦躁不安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女儿安格丽卡：

“玛丽亚已经不是处女了，”潘乔说，“但安格丽卡还没有失贞，她倒是挺想的，老头子清楚得很，这简直快要把他给逼疯了。”

“他怎么知道的？”

“我猜是父性的神秘本能吧。总之，他整天都在苦思冥想将会是哪个婊子养的摧残掉他女儿这朵花，这对一个男人来说简直太煎熬了。说句心里话，我能理解他，假如换了我，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可是他脑子里已经有人选或者说他怀疑谁都有可能吗？”

“他当然谁都怀疑了，不过有那么两三个人是不参加这场角逐的：同性恋和她姐姐。老头子可不是傻瓜。”

这毫无意义。

“去年安格丽卡获了个劳拉·达米安诗歌奖，你知道，当时她年仅十六岁。”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奖。据潘乔后来告诉我，劳拉·达米安是个女诗人，死于1972年，还不到二十岁，父母为了纪念她就设了这个奖。潘乔还说，这个奖在“真正的精英”中声誉极高。我瞥了他一眼，好像质问他是哪路白痴，但潘乔没有觉察出来。他好像在等什么人。后来他抬眼朝上望去，我感觉二楼某扇窗户的窗帘动了动。也许那不过是微风在轻拂，可我觉得仿佛有人看着我穿过芬特姐妹小房子的门槛。

家里只有玛丽亚一个人。

玛丽亚显得高挑、黝黑，留着一头直直的黑发，鼻子高挺（绝对高挺），双唇细薄。她看上去人挺不错，不过不难看出一旦她发起脾气来就会没完没了。我们看到她站在屋子中间，时而练习舞步，时而读胡安娜修女的作品，同时又听着比莉·郝乐黛的唱片，心不在焉地描着水彩画，画上两个女人紧握着手站在火山脚边，周围泥石流弥漫。玛丽亚起先对我们颇为冷淡，好像潘乔的出现让她非常不悦，她只是看在妹妹的分上迁就着潘乔，说句公道话，后院这幢小房子也不是她一个人的，属于她们姐妹俩。她甚至都不拿正眼瞧我。

好像还嫌事情不够糟糕，我还装模作样对胡安娜的诗发表了一番陈词滥调的评论，这进一步加剧了她对我排斥的偏见（拙劣地提到几行著名的诗句：“误入歧途的男人会惩罚/一个原本毫无瑕疵的女人/显然你是在抨击自己的过错”），当我试图再次吟诵如下诗句时把事情搞得更糟了：“请停一停，这稍纵即逝的美好幻影/我赞美这令人销魂的幻景/我情愿为之幸福地死去的幻象/我情愿为之痛苦地活着的憧憬。”

瞬间我们三个人陷入提心吊胆或者沉闷的默然之中，玛丽亚·芬特甚至都不看看我和潘乔，但我偶尔看一眼她和水彩画（或者说得准确些是偷着瞧一眼她和水彩画）。潘乔·罗德里格斯好像对玛丽亚或她父亲的敌意完全无动于衷，专心地浏览着屋里的书籍，嘴里还哼着歌，据我听来这首歌与比莉·郝乐黛正在唱的那首歌毫无关联，安格丽卡出现后僵局才算打破，这时我才明白了潘乔的心思（他也是想摘掉安格丽卡这朵鲜花的男人之一），我对芬特先生的苦衷若有所悟，不过说实话，对我来说贞操这东西没什么大不了。（毕竟我自己还是个处子，如果把布里吉达的口交也算做一种采花行径的话，那我可就不“处”了。可是，那能算是跟女人做爱了吗？如果我同时也舔了她的阴部，能说我们事实上做了爱吗？为了不再守身如玉，如果一个男人把他那玩意儿插进一个女人的阴道而不是她的嘴巴、屁股或者腋窝，才算真正做了爱吗？要说真正做了爱，非得射了精才算数吗？所有这些东西理论起来真是太复杂了。）

但是，我刚才说了，安格丽卡来了，从她对待潘乔的态度判断，显然（至少在我看来）他跟这位折桂诗人有罗曼蒂克的迹象。他把我介绍完毕后就再次把我冷落在那里了。

潘乔和安格丽卡竖起一道屏风把房间划成两半，然后两个人就坐床上了，我听到他们开始窃窃私语。

我走到玛丽亚跟前，恭维水彩画如何之好。她连头都没有抬。我又试了另一个策略：我谈起本能现实主义和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我还把眼前那幅水彩画当做一幅本能现实主义的作品分析了一番（屏风那边的窃窃私语让我越来越紧张，到了心惊肉跳的地步）。玛丽亚·芬特终于看着我笑了：

“我才不屑于那些本能现实主义者呢。”

“可我想你大概也属于这伙的成员吧。我是说这个流派。”

“你在开玩笑吧？如果他们别取这么个恶心的名字我没准会加入这个团体……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跟内脏之类的本能之物沾边的一切都让我觉得恶心。”

“那你愿意管它叫什么呢？”

“哦，我不知道。也许会叫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吧。”

“我想库埃纳瓦卡已经有一个叫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的团体了。我们正努力在全拉丁美洲范围发起一场运动。”

“在拉丁美洲范围？拜托！”

“嗯，这是我们的长图远谋，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你是谁呢？”

“我是利马和贝拉诺的朋友。”

“我怎么从没见过你啊？”

“我是不久前才认识他们的……”

“你是阿拉莫诗歌班上的那孩子吗？”

我的脸色红起来，可我搞不清楚究竟为什么要脸红。我承认是在诗歌班上认识的。

“这么说来库埃纳瓦卡已经有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了，”玛丽亚若有所思地说，“也许我应该去库埃纳瓦卡生活。”

“我在《至上报》看过报道。那是些搞绘画的老人们的组织。我想是群旅行家吧。”

“莉奥诺拉·卡林顿就住在库埃纳瓦卡，”玛丽亚说，“你不想谈谈她吗？”

“嗯，不想。”我说。我还不知道莉奥诺拉·卡林顿是谁呢。

这时我们听到了呻吟声。我立刻断定那不是愉悦的而是痛苦的呻吟。这时我忽然想起过了好一阵子才听到屏风背后传来响动。

“没事儿吧，安格丽卡？”玛丽亚说。

“我挺好的。去散会儿步吧，带上那个家伙跟你一起去吧。”安格丽卡·芬特用闷声闷气的声音回答说。

玛丽亚懊恼和不耐烦地把画笔朝地板上一掷。我从地板砖上的墨迹判断妹妹恳求拥有点小小隐私的要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跟我来。”

我跟着她来到后院一个隐蔽的角落，一面藤蔓覆盖的高墙旁边摆着一张桌子和五把金属椅子。

“你觉得他们会……”我说完立刻就对自己的好奇感到后悔了，我本来还指望她也有这份心思呢。幸运的是，玛丽亚气愤得没有太留心我的话。

我们谁也不吭声地坐了会儿。玛丽亚轻轻地敲击着桌子，我好几次把腿跷起又放下，很投入地忙着研究院子里的花花草草。

“行了，你还在等什么啊？给我读几首你的诗。”她说。

我读啊读，最后读得一条腿都麻了。读完后我怯生生地问她喜不喜欢。后来玛丽亚请我上大屋子里去喝咖啡。

我们看到她父母正在厨房做饭。他们似乎还挺开心。玛丽亚介绍了我。她父亲的表情没刚才那么癫狂了。他其实对我挺好的，问我学什么专业，要如何在法律和诗歌之间求得平衡，阿拉莫有多么老气横秋（他们好像彼此挺熟悉，没准孩提时代就是朋友呢）。她母亲说的那些没影儿的事我几乎都想不起来了：我想她提到科约阿坎举办的一场降神法会，她最近刚去过那里，还提到1940年代一个唱老情歌的歌手灵魂一直无法安息。我都搞不清她是不是在开玩笑。

我们看到胡吉托·芬特守在电视机前。玛丽亚既不跟他说话也不介绍我们认识。他只有十二岁，留着长发，穿着像个流浪汉。他管谁都叫做纳科或者纳卡。他对妈妈说，没门，纳卡，办不到。对父亲说，纳科，听我慢慢说嘛。对姐姐说，没错，我的纳科或者纳卡，你简直太棒了。对我说，嗨，纳科，怎么样啊？

据我所知，纳科主要指住在城里的印第安人。胡吉托用这个词肯定别有含义。

11月15日

今天又去芬特家了。

整个过程跟昨天完全一样，仅有些微不同。

我跟潘乔在格劳利塔起义者大道附近一家叫“基塔纳罗的洛托”的中国餐馆碰头，我们喝了几杯咖啡，吃了点主食（我自己掏的钱），然后就去康德萨小区。

我们按了门铃后又是芬特先生来开门，状态跟昨天一模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距离踏上疯狂之路又近了几步。当他握住潘乔伸出的兴高采烈的手时，两只眼睛快从眼窝里鼓出来，显得冷漠无情，看不出丝毫认出我的迹象。

玛丽亚一个人待在后院的小房子里，她还在画昨天的那幅画，左手拿着同一本书，不过这次录音机里放的是奥尔加·桂洛特[1]而不是比莉·郝乐黛的声音。

她的态度依然冷冰冰的。

潘乔依旧重复昨天的老路数，找了把小藤椅坐下等安格丽卡来。

这次我小心翼翼地别对胡安娜进行任何价值评判，我先是全神贯注地欣赏藏书，然后又去欣赏那幅水彩画，站得离玛丽亚很近，但仍然保持着某种谨慎的距离。那幅水彩画已经发生了重大改观。我记得泥石流旁边的两个女人本来是摆出一种严峻或者至少是很严肃的姿态，现在已经挽着彼此的胳膊，其中一位在大笑或者假装大笑，另一位在哭泣或者假装哭泣。泥石流（显然是泥浆，因为还泛着红色或者朱红色）上漂着洗涤剂瓶、光秃秃的洋娃娃和满是耗子的柳条篮。那两个女人的衣服褴褛不堪或者打满了补丁。天空上（或者至少在水彩画的上半部分）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在画面的下半部分，玛丽亚已经绘制出今天早晨墨西哥城的天气预报图。

这幅画有点杀气腾腾。

后来安格丽卡容光焕发地走进来，又跟潘乔竖起那道屏风。玛丽亚作画的时候我沉思默想了片刻：我脑子里丝毫不再怀疑潘乔拉我上芬特家是为了在他和安格丽卡办事儿时，让我扰乱玛丽亚的注意力。这样干似乎非常不公。之前，在那家中国餐馆里，我曾问过他是不是自视为本能现实主义者。他的回答含含糊糊、啰里啰唆。他谈了一通工人阶级、毒品、弗洛雷斯·马贡、墨西哥革命中的几位关键人物。他说自己的诗肯定将在贝拉诺和利马很快就要创办出来的那份杂志上发表。如果他们不发我的诗，那他们就去操蛋吧，他说。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潘乔一门心思惦记着的事儿就是跟安格丽卡睡觉。

“你没事吧，安格丽卡？”玛丽亚说，跟昨天如出一辙的痛苦的呻吟声又开始了。

“没事，没事，我挺好的。你能去散会儿步吗？”

“可以啊。”玛丽亚说。

我们再次在那片爬满青藤的墙下那张铁桌旁边无可奈何地坐下来。我的心都碎了，没有任何拿得出来的理由。玛丽亚开始给我讲起她们童年的故事，这些故事乏味至极，她讲这些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打发时间，而我装出兴味盎然的样子。什么小学、她们参加的第一次派对、高中、对诗歌的共同挚爱、旅行、周游列国的梦想、《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杂志，她俩都在这份杂志上发表过作品，还谈到安格丽卡获了劳拉·达米安奖……她讲到这儿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停顿了片刻），我问劳拉·达米安是干什么的。这样问纯属本能。玛丽亚说：

“一个诗人，年纪轻轻就死了。”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她死时才二十岁。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怎么没有读过她写的任何东西呢？”

“你读过洛特雷阿蒙的东西吗，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说。

“没有。”

“哦，你没有听说过劳拉·达米安那就不奇怪了。”

“实在不好意思。我知道自己挺无知的。”

“我没有说你这个的意思。我只想说你还很年轻。劳拉只出过一本叫《缪斯的源起》的诗集，还是自费印的呢。那是本遗作，父母资助印的，父母太疼爱她了，从来都是她的第一读者。”

“他们一定很有钱吧。”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

“如果他们有能力独立出资设一个年度诗歌奖的话，他们肯定是很有钱了。”

“嗯，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给安格丽卡发的奖金并不多。这项奖的意义更多是在权威性上而不在钱的多少。甚至连权威性都谈不上。毕竟，他们只颁给年龄不到二十岁的诗人。

“那是劳拉·达米安去世时的年龄。太恐怖了。”

“不是恐怖，而是伤心。”

“颁奖的时候你在场吗？劳拉的父母亲自来颁发吗？”

“是啊。”

“在哪儿呢？在他们家里吗？”

“不，在大学。”

“哪个系？”

“文学系。劳拉曾经在那个系里读书。”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我觉得好像没有丝毫可恐怖的。让我说，你才恐怖呢，加西亚·马德罗。”

“你知道吗，你叫我加西亚·马德罗时简直能把我气死，那感觉就像我管你叫芬特。”

“人人都这么叫你，我干吗非要叫得跟别人不同呢？”

“好吧，不说这个了。再给我讲讲劳拉·达米安的故事吧。你没有去角逐这个奖吗？”

“角逐了，但安格丽卡得奖了。”

“安格丽卡之前有谁得过？”

“一个来自阿瓜斯卡连特斯的女孩，在国立自治大学学医。”

“再之前呢？”

“再之前没有人得过，因为那个奖还不存在呢。我明年可能会参加，但也说不准。”

“你要得了奖，会拿奖金干吗？”

“也许去欧洲旅行吧。”

我们沉默了片刻。玛丽亚·芬特在考虑还不曾探索过的异国他乡，而我却在想着那些日夜跟她做爱的外国男人。这个念头连我都觉得吃惊。难道我爱上玛丽亚了吗？

“劳拉·达米安是怎么死的？”

“她在特拉尔潘被车撞了。她还是个孩子啊，她的父母彻底崩溃了。我想她母亲甚至都想自杀。这么年轻就死了，一定伤心极了。”

“一定伤心极了。”我说，同时想像着玛丽亚·芬特在一个七英尺高的英国男子的怀抱中，他白皙得简直像个白化病患者，那条长长的粉红色的舌头伸进玛丽亚薄薄的嘴唇里。

“你知道该向谁了解劳拉·达米安吗？”

“不知道，问谁？”

“乌里塞斯·利马。他们是朋友。”

“乌里塞斯·利马？”

“是啊，他们好得难分难舍，他们一起上学，一起看电影，互相借书看。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不知道。”我说。

我们听到小房子里传来一阵噪声，我们坐着听了会儿动静。

“劳拉·达米安死的时候乌里塞斯·利马有多大？”

玛丽亚没有回答。

“乌里塞斯·利马原来并不叫乌里塞斯·利马。”她声音沙哑地说。

“你说那是他的笔名吗？”

玛丽亚点头称是，她凝视的目光迷失在复杂的藤蔓踪迹中。

“那他的真名叫什么？”

“阿尔弗雷多·马尔蒂内斯，好像是这个吧。我想不起来了。不过我见着他的时候并不叫乌里塞斯·利马。这个名字是劳拉·达米安给他取的。”

“噢，真是太好了。”

“大家都说他爱着劳拉。可我觉得他们从来没有一起睡过觉。我想劳拉死的时候还是个处女。”

“二十岁吗？”

“当然啊，谁说不是呢。”

“当然，你说的不会有错。”

“很让人伤心吧？”

“是让人伤心。那当时乌里塞斯或者阿尔弗雷多·马尔蒂内斯多大呢？”

“比劳拉年轻一岁，十九岁，没准十八岁。”

“我想他一定痛苦极了。”

“他大病了一场。听说差点死了。医生不知道他究竟哪儿出问题了，看着他越来越憔悴。我去医院看过他。我去的时候正是情况最坏的时候。但是，终于有一天，他好起来了，那病就如同不知为何得上一样神秘地结束了。后来，乌里塞斯就辍学了，开始办杂志。你看到过那份杂志吧？”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的，看过。”我撒了谎。马上又纳闷，去乌里塞斯·利马的顶楼房间时为什么就没人送我一期，哪怕迅速翻阅一下都成啊。

“一份诗刊的名字起成这样也太恐怖了。”

“我倒很喜欢。我觉得好像没那么糟糕。”

“感觉挺可怕。”

“换了你会取什么名字？”

“不知道。没准就叫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

“有意思。”

“你知道整个杂志是我父亲设计的吗？”

“听潘乔说过。”

“装帧可是这份杂志最出色的组成部分。现在人人都讨厌我父亲。”

“人人？所有的本能现实主义者？干吗讨厌呢？这毫无道理啊。”

“不，不是本能现实主义者。他工作室别的建筑师。我猜那些人嫉妒我父亲居然跟年轻人处得这么融洽。总之不容他。他们要让他付出代价。全是因为那份杂志。”

“因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当然啊。因为我父亲在工作室给杂志做的装帧设计，现在他们要让他对可能发生的一切负全部责任。”

“可是会有什么事呢？”

“形形色色的事。显然你还不了解乌里塞斯·利马。”

“还真不了解，”我说，“可我在逐渐了解。”

“他可是一枚定时炸弹。”玛丽亚说。

这时，我才忽然发觉天已漆黑，我们只能听见却看不见对方了。

“听着，我得向你老实坦白了。我刚才撒了个谎。我压根就没碰过那份杂志，我想看一眼杂志都快想死了。你能借我一本吗？”

“当然可以。我会送你一本的。我有多余的。”

“你还能借我一本洛特雷阿蒙的书吗？拜托了。”

“可以，但你绝对要还我。他是我最喜爱的诗人之一。”

“我保证。”我说。

玛丽亚走进大房子。我一个人留在院里，刹那间，我简直不相信外面居然就是墨西哥城。后来我又听了听芬特姐妹那幢小房子里的声音，一盏灯亮了。我想那应该是安格丽卡和潘乔屋里的灯。我想潘乔很快就会出来到后院找我，可事情并没有如愿以偿。玛丽亚拿着两本杂志和《马尔多罗之歌》回来时，她也注意到小房子里的灯亮了，她凝神等了片刻。忽然，在我最想不到的时候，她问我是不是还是处男。

“不是，当然不是了。”我撒谎说，这是我那天晚上二度撒谎。

“失去纯真那么难吗？”

“有点儿。”我说，稍加思索了一下答案。

我注意到她的声音又变得沙哑起来。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当然没有了。”我说。

“那你是跟谁做的？妓女？”

“不是，我去年遇到的从索诺拉来的一个女孩，”我说，“我们就相处了三天。”

“再没有跟别的任何人做过吗？”

我忍不住诱惑想告诉她跟布里吉达的那场历险，最后我想还是别说为好。

“没有，再没别人了。”我说，这时我感觉痛苦得还不如死了的好。

1　奥尔加·桂洛特（Olga Guillot，1922－　），古巴知名女歌手，被誉为“波莱罗舞曲之后”。

11月16日

我给玛丽亚·芬特打了个电话。我说想见她。我恳求她能够出来。她说可以在基多咖啡店见我。她到店里时大约七点，几双眼睛从门口一直追随到我等待她的那张桌上。

她显得特别漂亮。她穿了件瓦哈卡[1]风格的上装，一条很紧的牛仔裤，一双皮鞋。她肩上背了个深褐色的背包，边上印着若干奶油色的小马，里面放满了书和稿纸。

我请她读首诗。

“别那么无聊了，加西亚·马德罗。”她说。

不知为什么，她那样说让我很伤心。我想自己有一种听到从她的唇间读出一首诗的生理需求。不过可能地点不对劲。咖啡店里说话声、喊叫声、尖笑声动静太大了。我把洛特雷阿蒙的书还给她。

“已经读完了？”玛丽亚说。

“是啊，”我说，“我整宿未睡，读完了。我还读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简直太棒了，不得已停刊，太遗憾了。我喜欢你写的东西。”

“这么说来你还没上床睡觉呢？”

“还没，可我感觉很好。我很清醒。”

玛丽亚凝视着我的眼睛微笑了。一个女招待过来问她喝点什么。什么也不要，玛丽亚说，我们马上就走了。到了外面，我问她是不是想去别的地方，她说不想，只觉得在基多咖啡店里有些不对路。我们沿着布卡雷利大街向雷福马方向走去，然后又穿过雷福马街朝格雷罗街走去。

“这儿是妓女们活动的地方。”玛丽亚说。

“我不知道。”我说。

“挽着我的胳膊，免得别人有非分之想。”

其实，我本来看不出这条街跟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几条街有任何不同之处。这里同样车水马龙，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跟沿着布卡雷利大街上涌动的人流没什么两样。可是后来（也许是因为玛丽亚暗示了的缘故）我开始留心起区别。先是灯光。布卡雷利的街灯呈苍白色，而格雷罗街灯的基调多些琥珀色。又注意到车子：布卡雷利大街上很少有车停泊在路上，格雷罗街边的车却随处可见。布卡雷利大街上的酒吧和咖啡店都门厅大开，灯火通明，格雷罗街上虽然酒吧不少，好像都在孤芳自赏，显得很隐秘或者低调，鲜见可以向外张望的大窗户。最后，不同的还有音乐。布卡雷利大街上压根就听不到。所有的响动声都来自行人或者车辆。在格雷罗街上，你越往里走，特别是走到紫罗兰和木兰花街角，音乐简直把整条街都笼罩住了，从酒吧、从停泊的车辆、从便携收音机里传来各种乐声，甚至从黑洞洞的大楼亮着灯的窗户里都会飘出音乐。

“我喜欢这条街，”玛丽亚说，“总有一天我要住在这里。”

一群雏妓站在人行道上一辆显旧的凯迪拉克轿车周围。玛丽亚站住跟其中一位打了声招呼：

“嘿，你在这儿啊，鲁佩。见到你真好。”

鲁佩显得非常瘦削，头发留得很短。我觉得她的漂亮跟玛丽亚不相上下。

“哇，玛丽亚！老大，好久没见了。”她说，然后拥抱了玛丽亚。

跟鲁佩一伙的几个女孩斜靠在凯迪拉克车头上，目光齐刷刷地落在玛丽亚身上，镇定自若地仔细打量着她。她们几乎不瞧我。

“我以为你死了呢。”玛丽亚忽然来了这么一句。如此冰冷的一句话把我震晕了。玛丽亚话语的老道令人瞠目结舌。

“我还活得好好的。不过差点死了。是吧，卡梅西塔？”

“没错。”那个叫卡梅西塔的姑娘说，她还在研究着玛丽亚。

“是格洛丽亚传染的。你见过她吧，老大，他妈的简直是个人渣，可是没有人受得了她。”

“我没见过她。”玛丽亚说，唇间带着一丝微笑。

“只有警察才拷得住她。”卡梅西塔说。

“就没治了？”玛丽亚说。

“根本不可能，”卡梅西塔说，“怎么着？那婊子什么都知道，连她自己都难以置信，谁都拿她没办法。”

“唉，真可怜。”玛丽亚说。

“说说，上学怎么样？”

“很一般。”玛丽亚说。

“你还弄得那个心急火燎的傻瓜拼命追你吗？”

玛丽亚大声笑起来，迅速瞥了我一眼。

“我这个朋友是学芭蕾的，”鲁佩对另外一个女孩介绍说，“我们是在现代舞蹈学校认识的，就是堂塞莱斯街上的那所学校。”

“没错，我知道。”卡梅西塔说。

“其实，鲁佩在那所舞蹈学校外面站街。”玛丽亚说。

“可她怎么上这种地方来了呢？”始终没吭声的一个女孩问，她是这群姑娘中个子最矮的，差不多是个侏儒了。

玛丽亚看着她耸了下肩膀。

“你愿意跟我们去喝杯咖啡吗？”她说。

鲁佩看了下右手腕上的表然后望着朋友们。

“问题是，我还要工作。”

“一会儿工夫，马上回来嘛。”玛丽亚说。

“那好吧。工作还可以等等，”鲁佩说，“我待会儿再来找你们，姑娘们。”她这就跟玛丽亚走了。我跟在她们后面。

我们到了木兰花街后又左转，拐到耶稣加西亚大街上。接着，我们又向南边的革命英雄广场走去，到那儿后走进一家咖啡店。

“你最近在跟这小子玩儿吗？”我听到鲁佩对玛丽亚说。

玛丽亚又放声笑了。

“只是个普通朋友，”她说，然后又面对我补充了一句，“如果替鲁佩拉皮条的老板找上来了，你可要同时保护我们俩啊，加西亚·马德罗。”

我想她是在开玩笑。后来我又想她没准是当真的，而且，坦率地说，那情景似乎显得诱人起来。那时我无法想像在玛丽亚面前还有什么更佳的示好方式。我觉得很开心。我们有一整夜的工夫可以拿来消磨。

“我男人很严肃，”鲁佩说，“他不喜欢我跟陌生人瞎跑。”这是她讲话时第一次直视我。

“可我不是陌生人啊。”玛丽亚说。

“老大，不是指你。”

“你知道我跟鲁佩是怎么认识的吗？”玛丽亚说。

“不知道。”我说。

“在舞蹈学校。鲁佩是帕科·杜阿尔特的女朋友。帕科是西班牙来的舞蹈家，是那所学校的头儿。”

“我每周去见他一次。”鲁佩说。

“我不知道你还上过舞蹈课。”我说。

“不是上课。我去那儿只是为了做爱。”鲁佩说。

“我是说玛丽亚，不是你。”

“我从十四岁就开始学舞蹈了，”玛丽亚说，“太晚了，成不了出色的芭蕾舞演员。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吧。”

“你说什么啊？你是个了不起的舞蹈家！就是太怪了，事实上换了谁在那种状态都会半疯不癫的。你看过她跳舞吗？”我说没有。“你会佩服得五体投地。”

玛丽亚摇摇头表示否认。女招待过来了，我们点了三杯咖啡，鲁佩又要了份奶酪三明治，不带豆子的。

“豆子不好消化。”她解释说。

“你的胃怎么样了？”玛丽亚说。

“还好。有时疼得挺厉害，有时我又忘了它还在那儿。主要问题是神经。如果太紧张了，我就吸根大麻烟，然后就好了。你怎么样啊，再没去舞蹈学校吗？”

“不经常去了。”玛丽亚说。

“这傻瓜有一次跟我走进帕科·杜阿尔特的办公室。”鲁佩说。

“我差点笑死了，”玛丽亚说，“其实，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笑起来了。我大概爱上帕科了吧，完全是歇斯底里。”

“拜托，老大，你知道他跟你不合适。”

“你跟这个帕科·杜阿尔特有什么过节吗？”我说。

“还真什么都没有。我只在街上碰到过他一次，他不能来找我，我也不能上他家去，因为他娶了个外国女人，我只能在舞蹈学校见他。不过，我想他喜欢这种方式，那个人渣。在他办公室操我。”

“你的皮条客允许你远离自己的活动范围吗？”我说。

“我的活动范围？你对我的范围了解多少？谁说我有皮条客？”

“抱歉，我不是故意冒犯你。只是刚才玛丽亚说你的皮条客是很暴力的那种，她没说吗？”

“我没有皮条客。你认为我跟你说话了，你就有权羞辱我吗？”

“冷静，鲁佩。没人羞辱你。”玛丽亚说。

“这龟儿子侮辱了我男人，”鲁佩说，“他要听到了，非找你算账不可。小流氓。他不出一秒钟的工夫就能揍扁你。我敢说你会恨不得舔我男人的那家伙求饶。”

“嗨，我可不是同性恋。”

“玛丽亚所有的朋友都是男同性恋，人人都知道。”

“鲁佩，饶了我朋友们吧。鲁佩病了后，”玛丽亚面对我说，“是埃内斯托和我带她上的医院。太不可思议了，有人居然这么快就忘了别人的好。”

“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我问道。

“是啊。”玛丽亚说。

“他也上舞蹈课？”

“以前常去。”玛丽亚说。

“噢，埃内斯托，我对他的印象太好了。我记得他一把抱起我放进一辆出租车。埃内斯托就是同性恋，”鲁佩给我介绍说，“可他特别强。”

“不是埃内斯托把你弄进出租车的，傻瓜，那是我。”玛丽亚说。

“那天晚上，我满以为自己会死掉。”鲁佩说，“我糟糕透了，忽然就觉得病了，我开始吐血。好几桶血啊。说句真心话，如果我真的死了，我倒不在乎。我只是心里放不下我的儿子、我未竟的诺言，还有瓜达卢佩圣母。我一个劲儿地喝酒，最后默默地月亮都升上来了，我的感觉太糟糕了，你们刚才看见的那位矮个儿女孩就给了我一些兴奋剂。我犯了个大大的错误。可能是那东西变质了，或许是我本来就不舒服，反正不管怎么样吧，我倒在圣·弗尔南多广场的那把条椅上奄奄一息，就在这时我的朋友和她的伙伴，那个同性恋天使赶来了。”

“鲁佩，你有儿子了？”

“他死了。”鲁佩说，眼睛盯着我。

“你当时才多大啊？”

鲁佩冲我微笑着。她的微笑显得既开朗又好看。“你觉得我会多大？”

我最怕猜什么了，我没说话。玛丽亚搂住鲁佩的肩膀。两个人对视着微笑或者挤眼，我不明白究竟在干吗。

“比玛丽亚小一岁，十八。”

“我们都是狮子座。”玛丽亚说。

“你是什么星座？”鲁佩说。

“我不知道。我对那种东西从不上心，说实话。”

“哦，看来你是墨西哥惟一不知道自己星座的人了。”鲁佩说。

“你是哪个月份出生的，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问。

“1月，1月6日。”

“摩羯座，跟乌里塞斯·利马一个座。”

“乌里塞斯·利马？”鲁佩说。

我问她是不是认识利马，怕他们又说乌里塞斯·利马也上过那所舞蹈学校。倏忽间，我看到自己踮着脚尖在一个空旷的体育馆跳着舞。鲁佩说她只听过这个名字，说玛丽亚和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经常谈到他。

后来鲁佩又说起死去的儿子。那孩子死时才四个月大。他生下来就带着病，鲁佩曾给圣母许愿说如果儿子病好了她就不干这活儿了。她坚守诺言，据说孩子似乎有了点好转，她守了三个月的诺言，可到了四个月，她又开始干活儿了，然后孩子就死了。她说是圣母把儿子带走了，因为她没有信守承诺。鲁佩那时住在圣·卡塔里纳广场附近的巴拉圭街上的一幢楼里，她把孩子交给一个老太太，让她晚上照看。一天早晨，她回到家里，他们说儿子死了。事情就是这样。

“不能怪你，”玛丽亚说，“别迷信。”

“怎么能说不是我的过错呢？谁不守诺言了？谁说她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最后却没有办到呢？”

“圣母没有害死我的儿子，”鲁佩说，“她不过是带走了孩子，那完全是两码事。她把我一个人撇下来惩罚我，带走孩子去过更好的日子了。”

“噢，好吧，既然你这么看，那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

“是啊，那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我说，“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有孩子之前还是之后？”

“之后，”玛丽亚说，“当时这姑娘正在野跑。鲁佩，我以为你准要死了。”

“如果不是阿尔韦托，我就真的完了。”鲁佩叹息一声。

“阿尔韦托是你的……男朋友吧，我猜，”我说，“你认识他？”我问玛丽亚，她点了下头表示没错。

“是她的皮条客。”玛丽亚说。

“不过他的鸡巴比你小朋友的大多了。”鲁佩说。

“你是指我吗？”我问道。

玛丽亚大笑。“她当然是指你了，傻子。”

我脸色涨红，然后笑了。玛丽亚和鲁佩也笑起来。

“阿尔韦托的家伙究竟有多大啊？”玛丽亚说。

“有他的刀那么大。”

“他的刀有多大啊？”玛丽亚问。

“这么大。”

“太夸张了吧。”我说，我应该换个话题才是。我想打住这个打不住的话题，就说：“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刀。”我感觉糟糕透顶。

“哎，老大，你怎么敢肯定对刀这么了解呢？”玛丽亚说。

“他从十五岁起就带着那把刀，是拉波多约来的一个妓女送的，后来那女孩死了。”

“你拿刀量过他那东西呢还是你猜的？”

“那么大一把刀会很碍事的……”我紧追不舍。

“他自己量的。我用不着量它，我操心这个干吗？他自己量的，他没事就量，每天至少一次，要确保一点都没变小。他说。”

“他担心自己的鸡鸡会缩了？”

“阿尔韦托可什么都不怕。我告诉你，他坏着呢。”

“那干吗还带刀？说真的，我不懂，”玛丽亚说，“再说了，他从来没有伤过自己吗？”

“有那么几次，不过都是故意的。他那把刀玩得熟着呢。”

“你不是说你的皮条客为了好玩在自己那家伙上割过几刀吗？”玛丽亚说。

“没错啊。”

“我不信。”

“真的。偶尔来那么一下，又不是每天都这样。他只是在发神经或者什么事儿都一团糟的时候才会那样干。不过，测量的活儿他可没歇过。他说这样对自己的男子气概有好处。他说这是在屋里养成的一个习惯。”

“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很操蛋的精神变态分子。”玛丽亚说。

“你的标准太高了，老大。你不会懂的。话说回来，这有什么不妥吗？所有那些傻瓜男人都一个劲儿地量自己那东西。我说的是真的。而且是拿刀来量的。再说，那把刀是他初恋女友给的，那女孩待他简直就像他妈似的。”

“他的家伙果真有那么大吗？”

玛丽亚和鲁佩都笑了。在我脑子里，她们说得越多，阿尔韦托就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我得阻止他出现，否则就会为了这两个女孩丢了性命。

“有一回，在阿兹加波扎尔科的一家夜总会搞了场大赛，这个妓女总能赢。谁也做不到像她那样拿嘴把那家伙全吞进去。后来一直坐在桌边的阿尔韦托站起来，说大家稍等，我去办点事。我们这桌的人都说好样的，阿尔韦托，看得出大家都认识他。我在思忖那个可怜的女孩这下恐怕要完蛋了。她的耐性还真强，使出最拿手的好戏。眼看那女孩就要赢了，接着呛起来开始窒息……”

“天哪，你的阿尔韦托简直是个大魔兽。”我说。

“继续说，后来呢？”玛丽亚说。

“其实也没什么，那女孩开始捶打阿尔韦托，想抽开身子。阿尔韦托狂笑着说，哇，姑娘，哇，像骑着一匹跳跃不已的野马，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就好像参加牛仔的竞技表演。”我说。

“我特别讨厌，我大声说放了她，阿尔韦托，你会弄伤她的。可我知道他甚至都听不见我的声音。这时，那女孩的脸色变得通红，眼睛睁得老大，她推着阿尔韦托的大腿，像在扯着他的衣兜和皮带。当然，这根本不管用，每次这女孩试图推开阿尔韦托时，他就揪住女孩的耳朵猛地往回拉。看得出，他胜券在握。”

“她干吗不咬阿尔韦托那东西呢？”玛丽亚说。

“因为参加派对的全是他的朋友。如果咬了，阿尔韦托会要了她的命。”

“鲁佩，你真是疯了。”玛丽亚说。

“你也差不多。我们所有的人不都是疯子吗？”

玛丽亚和鲁佩大笑起来。我还想听听这个故事的尾声。

“也没什么，”鲁佩说，“那女孩实在受不了，马上就要吐了。”

“阿尔韦托呢？”

“他应该是提前抽出来了吧？他知道马上会怎么样，不想把裤子弄脏了。他像只老虎般一跳，不过是朝后一跳，身上一丁点东西都不沾着。全场的人像疯了般地鼓掌。”

“你却深爱着这个疯子？”玛丽亚说。

“爱着，真的那么爱吗？我不知道。我对他真是如痴如狂啊，这是绝对的。换了你，同样会爱他的。”

“他是个真正的男人。”鲁佩说，眼睛望着窗外。她凝视的目光迷失在远方。“这是千真万确的。他比任何人都懂我。”

“你大概是说他比任何人都善于勒索你吧。”玛丽亚说，然后把身子往后一靠，拿手拍着桌子，拍得杯子都跳起来。

“行了，老大，别这样嘛。”

“鲁佩说的没错，”我说，“别那样。人家就是那样生活的。她愿意干吗就干吧。”

“少来，加西亚·马德罗。你完全是在旁观。你压根就糊里糊涂地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你也是旁观！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你不是妓女——对不起，鲁佩，不是故意冒犯。”

“没关系，”鲁佩说，“你就是想冒犯也办不到。”

“闭嘴，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说。

我听了她的话。我们三个沉默了片刻。后来玛丽亚开始谈起女权主义运动，提到格特鲁德·斯泰因、雷梅迪奥斯·巴罗、莉奥诺拉·卡林顿、艾丽丝·B. 托克拉斯（托克拉梅拉，鲁佩说，但玛丽亚没有理她）、尤尼卡·苏尔、乔伊斯·曼索尔、玛丽莲·摩尔，还有一串我记不住的名字。我想，这些都是20世纪的女权主义者。她还提到胡安娜修女。

“她是个墨西哥诗人。”我说。

“也是个修女。我很了解。”鲁佩说。

1　Oaxaca，瓦哈卡是墨西哥东南部一州，南临太平洋，居民以印第安人为主。

11月17日

今天我去芬特家了，潘乔没有随行。（我已经不可能整天跟着潘乔转了。）可是，走到大门口时我却紧张起来，担心玛丽亚的父亲会把我赶出去，担心不知道如何对付他，担心他会揍我。我没那个胆量按门铃，于是就在小区随便走了会儿，心里想着玛丽亚、安格丽卡、鲁佩和诗歌。同时，我却无意中想起了叔叔和婶婶，然后想了想自己的一生。我昔日的生活看上去似乎既开心又空虚，我知道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这个决心下得我心情痛快极了。接着我迅速掉头向芬特家走去，按响门铃。芬特先生出来开门，打了个手势好像在说稍等片刻，我这就来了。后来又看不见他了，大门留了一道缝。过了会儿，他又出现了，从前院穿过来边走边卷袖子，脸上带着痛苦的笑意。其实，他的状态好多了。他一把打开大门，说你是加西亚·马德罗吧？然后就握我的手。我说你怎么样啊，先生，他说就叫我基姆吧，别叫先生了，在家里我们别来这种繁文缛节。我一时没明白过来他要我叫什么，我说叫吉姆？（我刚读了鲁迪亚德·吉普林的作品）他说不是，叫基姆，是加泰罗尼亚语对华金这个名字的简称。

“那好吧，基姆，”我露出轻松甚至开心的笑容说，“我叫胡安。”

“不，我还是继续叫你加西亚·马德罗吧，”他说，“大伙都这样叫你的。”

我跟他从院里穿过去（挽着我的胳膊）。他松开胳膊之前说玛丽亚把昨天的事儿都告诉他了。

“我很欣赏这点，加西亚·马德罗，”他说，“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整个国家都在沉沦，我不知道我们如何是好。”

“我不过是做了谁都会做的事。”我试探性地说。

“甚至连年轻人，理论上是我们变革希望的年轻人，都正在沦为吸毒者和妓女。这些问题根本没办法解决，革命是惟一出路。”

“我完全赞同，基姆。”我说。

“我女儿说你表现得像个绅士。”

我耸了下肩膀。

“她有一些朋友——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结交，你会见到他们的，”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我倒不为这个烦恼。你需要结识三教九流的人。有时你得亲自体验一下现实的险峻，不是吗？我想这话是阿方索·雷耶斯[1]说的。可能不是他说的。但有时玛丽亚做得太过了，不是吗？我没有批评她这样做的意思，不是批评她亲身在现实中去历练，应该历练自己，而不是暴露自己嘛，你觉得呢？因为历练过头就有成为牺牲品的危险。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我的观点。”

“同意。”我说。

“尤其是如果你交往的朋友，他们——怎么说好呢——都有‘吸引力’的话，就可能沦为现实的牺牲品，你说对吗？天真无邪的人很容易招来麻烦或者引来恶棍。你同意这样说吗，加西亚·马德罗？”

“完全同意。”

“比如那个鲁佩，你们俩昨天见到的那个姑娘。我也认识她，相信我，她来过这里，上过我家，在这儿吃过饭，还跟我们住过一两个晚上。我不是夸张，就一两个晚上，可那姑娘有不少毛病，是吧？她引来很多麻烦。我说的‘吸引力’就是指这个意思。”

“我明白，”我说，“像块吸铁石。”

“正是这个意思。如果这样的话，吸铁石吸引来的可能是坏东西，很坏，可是玛丽亚太年轻了，意识不到这点，看不出危险，她还需要帮助。要帮助有需要的人。她从不考虑可能会卷入危险。一言以蔽之，我女儿需要自己的朋友或者熟人让她放弃目前的这种生活。”

“我知道你在说谁了，先生，噢，基姆。”

“你知道我在说谁了？我在说谁呢？”

“你在说鲁佩的皮条客。”

“太好了，加西亚·马德罗。你可说到点子上了：他是鲁佩的皮条客。鲁佩对他意味着什么呢？是他的谋生手段，他的职业，他的办公室，一句话，他的工作。一个人丢了工作会怎么样呢？告诉我会怎么样。”

“会发火吗？”

“他肯定会发火。他冲谁发火呢？冲让他丢了工作的人发火吗？当然了。这毫无疑问。他不会冲邻居发火，尽管在那种情况下也有这种可能，可是他要找的第一个发火对象自然是让他丢了工作的人。谁会在楼底下远远地看看他就会让他丢了工作呢？当然了，我女儿就是这种人。他拿谁来出气呢？我女儿。这时他还会冲她家人发火呢，你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仇恨感是相当可怕的，而且不分青红皂白。我发誓，有那么几个晚上我做过几次噩梦。”他出声地笑了笑，望着草坪，仿佛在回忆梦境，“那梦会让最坚强的人都毛骨悚然。有时我梦见自己在一个城市，既像又不像墨西哥城，我是说，那是个陌生城市，但我从另一个梦里又认出它——我没有烦着你吧？”

“一点儿都没有！”

“我说了，这是个隐隐约约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我在走不到尽头的街上游荡着，想找家旅馆或者能收留我寄宿的地方。可是我什么也没找到。我只看到一个假装又聋又瞎的人。最糟糕的是，天越来越晚，我知道，如果夜晚降临，我的命将一文不值，是吧？像他们说的那样，我得全凭造化的仁慈了，这个梦真是可怕极了。”他若有所思地补充了一句。

“嗯，基姆，我想看看女孩子们在不在家。”

“那好吧。”他说，可还不松开我的胳膊。

“我过会儿再来跟你告别。”我说，这纯粹是没话找话。

“我很欣赏你昨晚的表现，加西亚·马德罗。我很高兴你那么关照玛丽亚，也没有在妓女面前蠢蠢欲动。”

“天哪，基姆，那可是鲁佩……只要是玛丽亚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说，脸色马上红到耳根了。

“嗯，去找姑娘们吧，我想她们那儿可能还有别的客人呢。那屋子比……还忙碌呢。”他发觉找不到恰当的词，然后哈哈笑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匆匆离开他。

我快走进后院时，回过头发现基姆·芬特还站在那儿，盯着几束兰花暗自微笑呢。

1　阿方索·雷耶斯（Alfonso Reyes，1889－1959），墨西哥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1914年后多次出任墨西哥驻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使节。

11月18日

今天我又去了芬特家。基姆来开门让我进去，还拥抱了我一下。在小房子里，我见到了玛丽亚、安格丽卡和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他们三个都坐在安格丽卡的床上。我一进去，他们就本能地靠得更近了，好像不让我看见他们正在分享的东西。我想他们以为来人是潘乔，发现是我后脸色才松弛下来。

“你应该养成锁门的习惯，”安格丽卡说，“他差点把我吓出心脏病了。”

安格丽卡跟玛丽亚不同的是脸色洁白如雪，但肤色的基调仍然是橄榄色或粉红色，我不知道确切地说应该是哪一色，我想是橄榄色吧。她的颧骨高挺，额头宽大，嘴唇比姐姐的略微厚些。我看见她时，或者毋宁说我看见她在看着我时（别的时候来这儿她可从不看我），感觉好像一只指头修长细嫩却很硬的手在揉捏着我的心脏。我知道，利马和贝拉诺不会喜欢我用这个比喻，可这个说法像手套般跟我此时的感觉很熨帖。

“我又不是最后一个进来的。”玛丽亚说。

“就是你。”安格丽卡的语气非常决然，几乎是霸道了，刹那间，我都觉得好像她是姐姐而不是妹妹。“把门锁上，找个地方坐下。”她命令我。

我照她说的办了。小房子的窗帘拉了下来，透进来的光绿绿的，射进来时还带着黄颜色。我在书柜旁的那把木椅里坐下，然后问他们在看什么。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抬起脑袋仔细打量了我片刻。

“你不是记下我书名的那个人吗？”

“是。布莱恩·帕特、安德烈·亨利，还有个书名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失踪的消防队》，斯派克·霍金斯写的。”

“没错。”

“你还没买啊？”他的语气中略带揶揄。

“还没呢，不过打算要买了。”

“你得去一家专营英语文学的书店。普通书店里找不到。”

“我知道。乌里塞斯给我说起过一家你们都去的书店。”

“噢，乌里塞斯·利马。”桑·埃皮法尼奥说，特别加重了“塞斯”的发音，“他会打发你去波德莱尔书店，那里法语诗集挺多的，可英语诗集不多……‘你们都’到底是指谁啊？”

“‘你们都’？”我不解地问。芬特姐妹盯着我看不见的东西来回传阅。她们不时发出大笑。安格丽卡的笑声像一道汩汩小溪。

“常去书店的人啊。”

“噢，当然是指本能现实主义者了。”

“本能现实主义者？拜托。只有乌里塞斯和他那位智利小朋友读书。别人全是一群跑腿的文盲。我全告诉你吧，他们去书店只干一件事：偷书。”

“可他们偷回去不也要读吗？”我说，略微有些气恼。

“不，你错了。到时他们把书交给乌里塞斯和贝拉诺，这两位读了后再把内容讲给他们听，这样他们就可以四处吹嘘说读了比如格诺的东西，事实上他们干的只是偷了格诺的书，没有读过。”

“贝拉诺是智利人吗？”我问道，想把谈话内容扭转到别的方向上去，不过我也的确不知道。

“你看不出来啊？”玛丽亚说，连眼睛都没有从正在盯着的东西上抬一下。

“嗯，我倒是注意到他的口音稍微有点异样，不过觉得他可能是塔毛利帕斯或者尤卡坦人，我不知道……”

“你认为他是尤卡坦人啊？噢，加西亚·马德罗，你这个可怜的天真儿。他以为贝拉诺是尤卡坦人。”桑·埃皮法尼奥对芬特姐妹说，三个人同时大笑起来。

我也跟着笑起来。

“看着不像尤卡坦人，”我说，“可也没准。反正我又不是研究尤卡坦人的专家。”

“噢，他不是尤卡坦人。他是智利人。”

“那他在墨西哥生活多长时间了？”我想找点话说。

“皮诺切特政变后就来了。”玛丽亚说，仍然不抬一下脑袋。

“早在政变之前就住在这里了，”桑·埃皮法尼奥说，“我1971年就认识他了。后来他又回智利去了，政变发生后又返回墨西哥。”

“可是我们不知道当时你们两个都回来了。”安格丽卡说。

“那段时间，我和贝诺拉关系非常密切，”桑·埃皮法尼奥说，“我们都才十八岁，是布卡雷利大街上最年轻的诗人。”

“能告诉我你们在看什么吗？”我说。

“我的照片。你可能不会喜欢的，如果你愿意的话，看看也没什么。”

“你是摄影师吗？”我说着起身朝床边走去。

“不，我只是个诗人，”桑·埃皮法尼奥说，然后给我让出点空地，“对我来说，有诗歌就足够了，不过，我迟早会干起写小说这种低俗事来的。”

“给你，”安格丽卡把看完的一小叠照片给了我，“你最好按照时间顺序看。”

足有五十或六十张照片。所有的照片都是抓拍的。背景在同一房间，可能在宾馆，两张例外，是在夜晚一条光线暗淡的街上拍的，还可以看到一辆红色野马，里面坐着几个人，脸影模模糊糊。其他照片的主角是一个留金色短发的男孩，十六七岁的样子，也可能只有十五岁，还有一个人是可能比他大两三岁的女孩，然后还有桑·埃皮法尼奥。肯定还有拍照的第四个人，但此人始终没有露面。第一批照片拍的全是那个金发男孩，他穿得衣冠楚楚，越往下看身上的衣服越少。到大约第十五张照片时，桑·埃皮法尼奥和那个女孩出现了。桑·埃皮法尼奥穿一件紫色运动衫。女孩穿一件迷人的晚礼服。

“这是谁？”我说。

“别说话，仔细看完照片再问。”安格丽卡说。

“他是我挚爱的人。”桑·埃皮法尼奥说。

“噢，这女孩又是谁？”

“他姐姐。”

快看到第二十张照片时，那个金发男孩开始穿上他姐姐的衣服。那个有些黝黑、微胖的女孩摆出放荡的姿势，望着给他们拍照的那个不知名的人。此时桑·埃皮法尼奥还能自我控制，至少在第一批照片里是这样，他面带笑容却很严肃，不是坐在扶手皮椅里就是坐在床边。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一种幻觉，到了第三十张或者三十五张照片时，桑·埃皮法尼奥脱掉衣服（他腿臂修长，身体似乎特别瘦削而且瘦骨嶙峋，比真实生活中要瘦很多）。后面的一批照片上，在男孩姐姐始终警觉的注视下，桑·埃皮法尼奥开始吻金发少年的脖颈、嘴唇、眼睛、后背和勃起的那东西（对外表如此柔嫩的男孩来说，那东西也够抢眼的了），姐姐时而露出全身时而露出半身（只有一条半胳膊、一只手、几根指头、脸的一侧），时而只是在墙上照出个影子。当然了，没有任何人预警过我说桑·埃皮法尼奥是同性恋。（只有鲁佩提到过，但她说我也是个同性恋。）所以，我尽量别流露出自己的感觉（毫不夸张地说，这感觉可是一派混乱）然后继续往下看。我最担心的事出现了，接下来的几张照片上这位布莱恩·帕特的读者开始跟那个金发少年做爱。我感觉自己的脸都红了，想到看完这些照片后该如何面对芬特姐妹和桑·埃皮法尼奥。男孩的脸扭曲得看上去怪怪的，我想那就是所谓的痛苦和喜悦交织的表情。（或者说是虚情假意，不过我是后来才想到这点的。）桑·埃皮法尼奥的脸好像显得非常严峻，就像薄薄的剃刀或者小刀。那位正在欣赏的姐姐的表情五花八门，从暴力的快感到深深的忧伤什么都有。最后几组照片拍的是三个人在床上的镜头，看上去假装要睡觉或者对着摄影师微笑。

“可怜的孩子，看那表情好像是有人逼他去那儿的。”我故意这样说来激怒埃皮法尼奥。

“逼迫他去那儿吗？那是他的主意呢。他是个变态小子。”

“可你全心全意爱着他。”安格丽卡说。

“我是全心全意地爱着他，我们之间也有很多其他交易。”

“比如？”安格丽卡说。

“比如钱。我是个穷光蛋，他是个宠坏了的富家子弟，生活奢华，到处旅行，要什么有什么。”

“可从照片上看他不富有，也没有被宠坏啊。有些照片够残忍的。”我忽然一本正经地说。

“他家里很有钱。”桑·埃皮法尼奥说。

“所以你们去了一家还不错的旅馆。那灯光看着像在桑托的电影里。”

“他是某国大使的儿子。”桑·埃皮法尼奥说，然后向我投来阴沉的一瞥。“千万别告诉任何人。”他又补充了一句，后悔向我坦白了这个秘密。

我把那叠照片还给他，桑·埃皮法尼奥放回衣兜。安格丽卡赤裸的胳膊跟我的左臂仅有一寸之遥。我鼓起勇气朝她的脸上望去。她也看着我，我猜自己的脸又有些红了吧。我的心情好极了。可是很快我又毁了这份开心。

“潘乔今天没来吗？”我像个白痴似的问道。

“还没有，”安格丽卡说，“你觉得这些照片怎么样？”

“赤裸裸的性照。”我说。

“赤裸裸的性照，就这些了？”桑·埃皮法尼奥站起来，然后坐进我刚坐过的那把木椅。他用刀刃般微笑的目光望着我。

“嗯，有那么点诗意。不过，要是我说是因为诗意而打动了我的话，我肯定是在撒谎。这些照片挺奇怪的。我只能管它们叫色情照片。不过没有否定的意思，但肯定是色情照片。”

“人们就是喜欢给自己不理解的东西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桑·埃皮法尼奥说，“这些照片让你兴奋了吗？”

“没有，”我强调说，其实我也说不准，“没让我兴奋，也没让我反感。”

“那么它就不是色情照片了。至少对你来说不是了。”

“不过我喜欢这些照片。”我承认说。

“那么只能这样说了：你喜欢，却不知道为什么喜欢，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好吧。”

“谁拍的啊？”玛丽亚问。

桑·埃皮法尼奥盯着安格丽卡大笑。

“这还真是个秘密。那人让我发誓不要告诉任何人。”

“如果是比利的意思，谁会在乎拍摄者呢？”安格丽卡说。

看来那位大使儿子的名字叫比利了。很贴切，我想。

不用问为什么，我已经猜出照片是乌里塞斯·利马拍的。我又马上开始琢磨起那个有趣的（对我来说）信息：贝拉诺是智利人。后来我又观察起安格丽卡来。但没有那么明目张胆，多半是趁她埋头读尤金·萨维茨卡亚[1]的诗集《痛苦的地方》而没有看着我的时候，她偶尔抬头望一望，然后加入玛丽亚和桑·埃皮法尼奥关于情色艺术的谈话。我又开始琢磨照片会不会是乌里塞斯·利马拍的，同时又想起在基多咖啡店听到的故事，说利马是毒品贩子，我想，假如他是毒品贩子，几乎可以肯定他也染指别的事情。我就想到这么多，然后巴里奥斯挽着一个极其漂亮的美国女孩（她永远都面带微笑）的胳膊出现了，她名叫芭芭拉·帕特森，还来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女诗人，叫塞尔维亚·莫雷诺，后来我们所有的人就开始吸大麻了。

我的记忆有些模糊（不过跟大麻无关，那东西其实对我没有作用），可是后来又有人引出贝诺拉的国籍问题——也许是我提起这个话题的，我搞不清楚了——然后大家都开始谈起他来。确切地说除了我和玛丽亚，人人都开始贬低起他来，他们有时从肉体和精神上多少跟我们游离开来，但是，即便保持某种距离（也许是大麻所致），我依然能听到他们在说什么。他们有时谈论利马，谈到他去格雷罗州和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搞毒品，然后卖给墨西哥城的作家、画家们。可是利马怎么可能一直跑到这片大陆的另一端去买毒品呢？人们大笑着。我想我也笑了。我想我笑得很厉害。我闭上眼睛。他们说：阿图罗让乌里塞斯干得很辛苦，现在风险更大了，他们的话刻印在我的大脑里。可怜的贝拉诺，我想。后来玛丽亚抓起我的手，我们离开了小房子，就像潘乔和安格丽卡把我们赶出去时那样，只不过这次潘乔没有在这里，没有人赶我们出去。

后来我想我就睡着了。

醒来时已经是早晨三点，我发现自己直挺挺地躺在胡吉托·芬特身边。

我一跃而起。有人脱掉我的袜子、裤子和衬衣。我四处摸索着寻找衣服，尽量小心翼翼地不要扰醒胡吉托。我先是在床脚下的地板上找到了背包，书本和诗稿都在里面。我又在更远的地方找到裤子、衬衫和搭在椅子上的夹克。我在哪儿都找不到鞋子。我爬到床底下去找，可看到的却是胡吉托的几双旅游鞋。我穿戴整齐，想着打开灯呢还是就这样光着脚走出去。我决定不了，于是走到窗前。我撩开窗帘，发现自己在二楼。我向外望着漆黑的后院和芬特姐妹的小房子，它掩映在几棵树木后面，在月光下隐隐闪亮。很快，我意识到照亮那幢房子的不是月光而是就在我窗户下面亮着的一盏灯，稍微靠左一点，就挂在厨房外面。灯光极暗。我试图辨认出芬特家的窗户但是什么也看不见，只看到些树枝和影子。我花了几分钟的时间权衡是否可以回到床上继续睡到黎明再说，可我又想出几条不能这样干的理由。首先，我从来没有不跟叔婶打招呼就在外面过夜；其次，我知道回到床上我也睡不着；第三，我得去看看安格丽卡。为什么？我忘了理由，不过这时我有一种想看看她的迫切需要，看看她睡觉的样子，像条狗或者孩子那样蜷卧在她的床脚下（这情景很恐怖，但却很真实）。于是我悄悄向门口溜去，心里默默地感谢着胡吉托给了我一块睡觉的地方。再见，小内弟[2]！脑子里思索着这个词（它源于拉丁语cognatus，congati，即内弟的意思），然后在这个词的坚强支撑下，我像猫一般溜出房间，来到犹如最漆黑的夜晚般黑暗的过道里，像置身于一家充满了凝视的眼睛、所有事物一触即发的电影院，我沿着墙壁摸索前进，最后，历经漫长的煎熬，细述起来让人神经紧张的痛苦之后（再加上我又讨厌细节），终于找到了从二楼通往一楼的那条坚固的楼梯。我像尊雕像般站在那里（极度苍白，双手停在半空，蠢蠢欲动又犹豫不决），两种选择轮流向我袭来。我要么找到起居室和电话，立刻给叔婶打个电话，因为这时他们恐怕已经把不止一个疲惫的警察从床上拽了起来；要么找到厨房，我记得厨房在左侧，紧挨着类似家庭餐室的房间。我把每个计划都思来想去，最后倾向于采用不太扰民的方案，这需要尽快溜出芬特家的大房子。我的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个突如其来的意象或者幻觉的支持，我仿佛看到基姆·芬特在黑暗中坐在一把高背椅里，全身笼罩在硫黄燃烧时散发出的那种鲜红的烟雾中。我使出浑身解数，设法让自己冷静下来。房里所有的人都睡着了，可是我听不到任何人像在家里那样的打鼾声。过了几秒钟的工夫，我确信自己头顶没有危险盘桓，或者至少没有近在眼前的危险，于是展开行动。在房子的这一侧，后院的亮光隐隐约约照亮我的去路，我很快来到厨房。进去后，我松弛下有些过分的警戒心，关上房门，打开灯，然后跌坐在一把椅子里，疲惫得好像跑着爬了一英里的山路。我打开冰箱，倒了一大杯牛奶，用牡蛎沙司和第戎芥末做了份汉堡和奶酪三明治。吃完后仍然很饿，然后又做了份三明治，这次是用奶酪、青笋和两三种红辣椒腌制的泡菜。第二份三明治还没有填饱肚子，我决定再去搜些主食来。我在冰箱底层塑料盛器里找到一块吃剩的鸡肉，在另一个盘里又发现了若干米饭。我猜这可能是晚饭吃剩的——接着再找些除了三明治面包以外的地道面包，动手给自己做晚饭。我挑了瓶草莓露露喝了，那味道其实更像芙蓉花。我坐在厨房一声不响地吃着，同时思索着未来。我仿佛看到了龙卷风、飓风、潮汐和大火。接着我把炸锅、盘子和银器都洗了，清除掉碎屑，然后打开通向后院的门。离开前我还把灯熄了。

姑娘们的屋子房门紧锁。我敲了一下，轻轻地唤着安格丽卡的名字。没人应声。我朝后望去，院里的暗影和像愤怒野兽般蹿跃而起的喷泉水阻挠着我不能再回胡吉托·芬特的房间。我又敲了一下门，这次稍微加重了。等了几秒钟后，我决定改换策略。我向左侧走了几步，用指尖在冰凉的窗户玻璃上叩了几下。玛丽亚？我说，安格丽卡？玛丽亚，让我进去吧，是我啊。我又沉默了片刻，看看会有什么动静，可是小房子里面没有任何响动。我怒气冲冲地或者准确地说是怒气冲冲又无可奈何地拖着身子回到门口，然后靠着门慢慢滑坐到地上，眼里一片茫然。我感觉我最终会进去，像条狗一般（一条在这个冷酷之夜里的湿狗！）睡在芬特姐妹的脚下，像我几个小时前愚蠢又恐惧地憧憬的那样。我可能哭了起来。为了清除眼前地平线上的阴霾，我开始琢磨所有应该读的书，所有应该写的诗。后来我忽然想到，假如我睡着了，芬特家的用人会发现我在这里，然后弄醒我，把我从被芬特夫人或者她的某个女儿或者基姆·芬特本人发现的尴尬中解救出来。然而，如果是后者发现了我，我乐观地推论，他可能会以为我为了忠实地守护女儿们，牺牲了一夜甜美的睡眠。如果他们唤醒我，请我进去喝杯咖啡，我分析道，那将毫发无损；如果他们踢醒我，不由分说把我扔出去，那么我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另外，我怎么向叔叔解释说我是光着脚丫子穿过整个城市回来的呢？我想这样的推理可能让我兴奋起来，或者绝望让我无意识中用后脑勺撞击了房门，不管怎么样，我忽然听到小房子里传来脚步声。过了片刻，门打开了，一个昏睡的咕哝声问我在这里干什么。

是玛丽亚。

“我的鞋子掉了。如果能找到，我马上就回家。”我说。

“进来吧，”玛丽亚说，“千万别弄出声音。”

我像个盲人似的伸出胳膊跟着她走进去。立刻就撞上了什么东西。那是玛丽亚的床。我听到她命令我上去，然后看到她顺着原路走回去（姑娘们的房子其实很宽敞），关上还留着一道缝的门。我没听到她折回来。现在这里漆黑一片，但是过了会儿——我坐在床沿上，没有按照她指示的那样躺下——我终于借助巨大的亚麻窗帘辨清窗户的轮廓。接着我感觉有人溜到床上躺下了，然后，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那人又稍稍坐起，也许是用一只手肘撑起身子，把我拉过去。从呼吸的气息我感觉自己离玛丽亚的脸庞只有一寸之隔。她的手指开始在我脸上游走，从我的下颏走到眼睛，合上我的眼睛，仿佛是邀请我睡觉。她的一只手，一只瘦骨嶙峋的手，解开我的裤子，抚摸着我的那家伙。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太紧张了，我说睡不着。我知道，玛丽亚说，我也睡不着。接下来的一切逐渐演变成一系列具体的动作、相关的名词、动词，或者犹如花瓣般散乱掉落的解剖手册里的书页，全都凌乱地联系在一起。我在克制的沉默状态下开始探索玛丽亚赤裸的身体，玛丽亚美轮美奂的裸体，我已经喊出声了，舒服地享受着每个角落，我所到之处的每个光滑、无尽的空间，都是那么令人畅快。玛丽亚不怎么克制。她很快就呻吟起来，她的操纵动作，起先还很胆怯或者克制，当她引导着我的手把它放在无论是因为无知还是疏忽还不曾到达的地方时，她变得更加放肆（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词能准确描述此刻的情景）。我不到十分钟就明白了女人的甜心在哪里，明白了如何揉按或者抚弄和扣压，当然，必须保持在温柔的限度内，话说回来，玛丽亚总在不断地超越这个限度，因为我的那家伙，在最初的蹂躏中被温柔款待的它，很快就在玛丽亚双手的折磨中痛苦起来。她那双在黑暗和凌乱的被子中的手，有时让我感觉就像一只猎鹰的毒牙或者小鹰，使劲地在我身上拽着，我担心会把我拉断，有时又像侏儒（她的手指就是可恶的侏儒！）在其间探索着、丈量着，后来（但我先把裤子脱到膝盖上），我爬到了她身上。

玛丽亚的大腿时而勾住我的脊背，时而又放开（我真希望一直那样，让我开心得死了也值得），我却趁机朝床的两边打量。从这个距离，我能瞥见安格丽卡床铺的影子和她臀部的曲线，两瓣屁股的形状就像从一个小岛眺望另一个小岛那样。忽然，我感觉玛丽亚的嘴唇吸着我的左乳，那感觉几乎就像在咬我的心脏。我跳了起来，猛地一用劲，想把她钉在床上（床铺的弹簧开始凶恶地轧轧作响，我只好暂时罢手），同时我以百般的细腻吻着她的头发和前额，还忙中偷闲琢磨着我们弄出如此巨大的声响居然没有吵醒安格丽卡。我甚至连自己到了高潮都疏忽了。

我们俩都忙着喘了会儿气。我问她有了高潮吗，她的回答让我匪夷所思：

“我来了两次，加西亚·马德罗，你没感觉到吗？”她一本正经地问。

我老老实实地告诉她没有，什么都没有感觉到。

“你还硬着。”玛丽亚说。

“我想是吧，”我说，“我们再做一次好吗？”

“好吧。”她说。

我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又达到高潮了。这次我不禁喊出声来。

“现在该我了。”玛丽亚说。

“你还没有到高潮吗？”

“没有，这回没有，可是感觉很舒服。”她抓住我的手，挑出我的食指，引导着它在阴部揉着。“亲亲我的乳头。你还可以咬咬它们，不过开始要轻点，”她说，“然后可以再咬重点。然后搂着我的脖子。抚摸我的脸庞。把你的手指放进我的嘴里。”

“你难道不更想让我……舔你吗？”我说，徒劳地想找到一种优雅的方式表达这个意思。

“不，现在别这样，用你的手指就够了。不过可以亲我的奶子。”

“你的乳房好大啊。”我说不出“奶子”这个词。

我在被子里面把衣服脱了（我忽然开始出汗了），然后迅速开始执行玛丽亚的指令。先是她的喘气接着又是她的呻吟声马上又让我硬起来。她也注意到了，开始用手抚弄我的那家伙，直到手都软了。

“怎么了，玛丽亚？”我对着她的耳朵细声轻语，好像担心会伤了她的喉咙（揉啊，她不停地轻声说，揉啊），又担心把她的一只乳头咬得太重了。

“别停啊，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说，依然在黑暗中微笑着，然后开始吻我。

当一切结束后，她告诉我她来了至少五次以上。说实话，我死活不肯相信居然会有这么夸张的事情，可是她既然这样说了，我只好相信。

“你在想什么呢？”玛丽亚说。

“想你。”我撒了个谎。其实，我在想叔叔和法学院以及贝拉诺和利马很快就要发行的杂志。“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那些照片。”她说。

“什么照片？”

“埃内斯托的照片。”

“那些黄色照片？”

“嗯。”

我们两个不约而同地战栗起来。我们的脸紧紧贴在一起还能够聊天和发出声音，这得归功于两人的鼻子创造出的空间，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感觉到她的嘴唇在贴着我的嘴唇活动。

“还想再做一次吗？”

“想。”玛丽亚说。

“好吧，”我说，心里略微不情愿，“如果你在最后一刻改变想法了，请告诉我。”

“改变什么想法？”

玛丽亚轻轻地哼叫起来，我开始在逐渐炽烈的激情中加速运动。

“小心声音别太大了，我不想让安格丽卡听到。”

“你自己小心别弄出声音来，”我说，然后又补充了一句，“你给安格丽卡服了什么药，让她睡成这个样子？”

我们两个都轻声笑了，我贴着她的脖颈，她把脸埋在枕头里。完事儿后我甚至都没有气力问她舒服了没有，我一心只想着一件事儿，那就是把玛丽亚搂在怀里慢慢地飘进美梦中。可是她却起来让我穿好衣服，跟她去大房子的卫生间。我们出来走到后院时才发现太阳已经升起。那是自从昨晚以来我第一次把亲爱的人看得这么清楚。玛丽亚身穿白色睡袍，袖子上绣着红色图案。她用一个丝带或者发筋把头发朝后扎起来。

我们晾干身子，这时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可玛丽亚说叔叔和婶婶肯定还在睡觉，让我过会儿再打。

“那现在干吗呢？”我说。

“现在我们再睡会儿。”玛丽亚说，然后搂住我的腰。

然而，夜晚或者白天还替我保留着最后一份惊喜。在小房子的一个角落，我看到巴里奥斯和他的美国朋友紧紧地搂在一起。两个人还打着鼾。我很想把他们给吻醒了。

1　尤金·萨维茨卡亚（Eugène Savitzkaya，1955－　），比利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

2　原文为cuñado。

11月19日

大家一起共进早餐：基姆·芬特、芬特夫人、玛丽亚和安格丽卡、胡吉托·芬特、巴里奥斯、芭芭拉·帕特森和我。早餐有煎鸡蛋、炸火腿片、面包、芒果酱、草莓酱、黄油、鲑鱼头和咖啡。胡吉托喝了一杯牛奶。芬特夫人（她看到我后在我的脸颊上吻了一下！）做了她称为薄煎饼的东西，但丝毫不像薄煎饼。早餐的其他部分都是用人准备的（我不知道或者想不起她的名字来，实在不可饶恕）。最后我和巴里奥斯负责洗碗。

后来，基姆去上班了，芬特夫人开始安排她的日程（她告诉我她是一家创办不久的墨西哥家庭杂志的撰稿人），我最后决定给家里打个电话。只有婶婶玛蒂塔一个人在家里，她听到我的声音时像个疯婆子般尖叫起来，然后开始大哭。她一个劲地连声感谢圣母，说些关于责任的道理，又零零碎碎地说昨天晚上我“让叔叔伤透了心”，用一种与其说是训斥不如说是共谋的口气警告说叔叔大清早就在认真考虑要惩罚我了，说完这些后，我好不容易才插进一句话，向她保证我一切都很好，我晚上跟几个朋友一块儿玩得“太晚了”就不想回家，因为打算直接回大学。婶婶答应说会在上班时给叔叔打电话，她让我发誓只要我还活着，如果决定在外面过夜的话，就一定要给家里打个电话。有一瞬间我考虑是否自己给叔叔打个电话会更好，最后想想还是没有这个必要。

我跌坐到一把带扶手的椅子里，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好。早晨余下的时光和整个白天都可以由我来随心所欲地处置，也就是说，我很清楚时间在我的掌握中，在那个意义上，我深感时光好像跟别的早晨以及别的白天（那时我就像一个孤魂，在大学里晃悠或者握着自己的处男贞操不放）不同，可是，此刻，面对变化的最初征兆，我却不知所措。我有着太多的可能性可以选择。

酒足饭饱后——芬特太太和芭芭拉·帕特森谈论博物馆和墨西哥家庭时我却像匹狼一般大吃——我略感昏沉，同时再次唤醒了我想跟玛丽亚做爱的欲望（吃早点时我尽量回避正视她，把自己的心思转移到兄弟之爱或者无私的同志情谊这些概念上，我觉得她父亲是很留恋这些概念的，他看到我这么早出现在桌边似乎毫不吃惊），可是玛丽亚已经准备要外出，安格丽卡也打算出去了，胡吉托·芬特已经走了，芭芭拉·帕特森在冲澡，只有巴里奥斯和那个女佣在大房子的宽敞书房里四处转悠，好像一场灾难性沉船事故中的幸存者，我想离他们远点而且急需让内心平复下来，就以极快的速度穿过后院，到芬特姐妹的小房子里舒服地待着，床铺还没有收拾（这清楚地表明床铺是由那位女佣或仆人或清洁女工——或胡吉托口中的钢铁纳卡——收拾的，这个细节强化了而不是减弱了玛丽亚对我的吸引力，我乐于增添她的轻佻和冷漠感），我回味着走向辉煌之门时依然湿漉漉的景象，我本应该哭泣或者祈祷，可我却躺在其中一张未曾整理的床上（后来我发现那是安格丽卡而非玛丽亚的床）睡着了。

潘乔·罗德里格斯捣醒了我（我想他没准还踢了我呢，但我不敢肯定）。我没有朝他的下巴狠狠地给上一拳来招呼他，完全是因为我的风度使然。寒暄过早上好后我来到后院的喷泉下洗了把脸（证明我还处于昏沉状态），潘乔在我后面含含糊糊地嘟囔着。

“家里没有一个人，”他说，“我只好跳墙进来。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告诉他在这里过夜了（我尽量说得低调，因为我讨厌潘乔鼻孔抖动的样子，然后又加了一句说巴里奥斯和芭芭拉·帕特森也在这里过夜了），后来我们试图从后门、厨房门、前门进入大房子，但所有的门都紧锁着。

“如果邻居看见了，说不定会报警，”我说，“我们怎么解释说这不是抢劫呢？”

“我才不在乎呢。有时我挺喜欢搜索女朋友们的屋子。”潘乔说。

“不过，”我没有理会潘乔的话，“我好像看到隔壁家的窗帘在动。万一警察来了……”

“你跟安格丽卡做爱了吗，恶心鬼？”潘乔忽然问，把目光从芬特家的前窗上掉转过来。

“当然没有了。”我向他保证。

我不知道他相信了没有。不过我们只好又翻过墙，离开康德萨区。

我们走过（默默地穿过西班牙公园，来到帕拉斯街，又穿过圣马丁公园，然后走到特奥蒂瓦坎大街，白天这个时候在那地方活动的主要是家庭主妇、女佣和流浪汉），我想着玛丽亚说的关于爱情的话，她还说爱情让潘乔内心痛苦不堪。我们走到起义者大道时，潘乔的情绪才好了一些，开始谈起文学，向我推荐了几位作家，设法淡忘安格丽卡。后来我们又走到曼萨尼约街，再掉头来到阿瓜斯卡连特斯街，又向南拐进曼特宁街，最后来到泰派吉大街。我们在一幢五层高的大楼前站住，潘乔邀请我上他们家吃午饭。

我们乘电梯上到顶层。

到了那儿，我们没有像我以为的那样直接走进某间公寓，而是爬上一条通向屋顶的楼梯。在花盆以及蔓延进过道和洗衣间的蓬勃茂盛的花草中，一片如同遭到核武器袭击般灰蒙却明亮的天空映现在我们眼前。

潘乔家住在楼顶的两间屋子里。

“暂时的，”潘乔解释说，“等我们攒够了钱就搬进附近的楼房去。”

他很正式地把我介绍给母亲朵娜·潘奇塔、他的哥哥莫克特苏马，十九岁，卡图卢斯风格派[1]诗人和该派别联盟的组织者，还有十五岁的弟弟、高中生诺伯托。

其中一间屋子白天用做餐室和看电视的地方，晚上就用做潘乔、莫克特苏马和诺伯托的卧室。另一间有点像个巨大的壁橱或者衣柜，放着冰箱、厨房器具（白天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可以移动的炉子搬出来放在过道里，晚上又放回去）和朵娜·潘奇塔睡觉用的床垫。

我们就要吃饭时又来了个叫卢西欧斯·思肯的家伙，他二十三岁，是他们的屋顶邻居，介绍说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诗人。我告辞前（几个小时过去，时间快得恍若一瞬）又请教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卢西欧斯·思肯，讲得自然又自信（要比我说胡安·加西亚·马德罗自然和自信得多），我一时还真以为在我们墨西哥共和国的穷街陋巷中果真有人家姓思肯。

吃完午饭后，朵娜坐下来看她喜欢的肥皂剧，诺伯托开始学习，几本书摊在桌子上。潘乔和莫克特苏马在一个池子里洗碗，从那儿可以看到大片美洲公园的风景，后面是医疗中心、儿童医院、总医院抛出的危险废弃物——看着好像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掉下来的，当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星球。

“住在这里的好处之一，如果你不介意这些近邻的话，”潘乔说，“就是上哪儿都很近，它就在墨西哥城的心脏位置。”

卢西欧斯·思肯（当然，潘乔和他的哥哥都叫他思肯，连朵娜都这样称呼他！）邀请我们去他的房间，他说家里还有点上次举办大型聚会时剩下的大麻烟。

“机不可失啊。”莫克特苏马说。

跟潘乔家占的两间屋子不同，思肯的家简直就是简朴的典范。我看不见放衣服的地方，看不见任何家具，看不见任何书（潘乔和莫克特苏马都很穷，可是在最想像不到的地方，我居然看到埃弗拉因·韦尔托[2]、奥古斯托·蒙特罗索[3]、胡利奥·多里[4]、阿方索·雷耶斯的书，还有前面提到的由埃内斯托·卡尔德纳尔[5]、海梅·萨维内斯[6]、马克斯·奥布[7]、安德烈·埃内斯特罗萨[8]翻译的卡图卢斯作品），只有一张薄薄的垫子和一把椅子——没有桌子——一只漂亮的装衣服的皮箱。

卢西欧斯·思肯一个人生活，不过，我从他和罗德里格斯兄弟的片言只语中推测出，不久前一个特别困难的女人（和她的儿子）曾在这里住过，他们离开时搬走了大部分家具。

我们抽了会儿烟，望着那片风景（我说过，这片风景基本上由医院以及绵延不绝的这种顶楼，和一片布满迅速向南移动的乌云的天空构成），后来潘乔开始讲起早上在芬特家的历险故事以及跟我相遇的经过。

他们老质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次是三个人同时发问，可他们并不想从我这里掏出我还没有告诉潘乔的故事。有一阵子他们谈起玛丽亚。从我收集的信息看，好像卢西欧斯·思肯和玛丽亚曾是情人关系，而且禁止思肯上芬特家。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他们说，有一天晚上他俩在小房子里做爱时，芬特夫人走了进来。大房子里正举办一场派对欢迎一位刚到墨西哥的西班牙作家，聚会进行到中途，芬特太太想介绍她的大女儿——当然是玛丽亚——给这位作家——却找不着人。于是她挽着这位作家去寻找玛丽亚。他们走到小房子时那里漆黑一片，他们听到里面传来拍打声：很响亮、很有节奏感。芬特夫人绝对不会想到（如果她先动动脑筋，莫克特苏马说，就该带上这位西班牙佬回去，再独自返回来看看女儿房间究竟出什么事了），可情况却是，她不假思索直接把灯打开，然后吃惊地发现玛丽亚就在那里，在小房子的另一头，只穿了件衬衣，卢西欧斯·思肯正抽打着玛丽亚的屁股。

“抽打得可真凶啊，”卢西欧斯·思肯说，“他们打开灯时我看见玛丽亚的屁股一片通红。我其实挺害怕。”

“可你为什么抽她啊？”我生气地问，担心自己会脸红。

“他可真天真。因为她要那样。”潘乔说。

“难以置信。”我说。

“离奇事儿多了。”思肯说。

“全怪那个法国女孩西蒙娜·达里欧，”莫克特苏马说，“我知道其实玛丽亚和安格丽卡邀请她去参加一个女权主义者的会议，后来她们就谈起性来了。”

“谁是西蒙？”我问。

“阿图罗·贝拉诺的一个朋友。”

“我走到她们跟前。我说了句，怎么样啊，姑娘们，这两个小婊子正在谈论萨德侯爵。”莫克特苏马说。

这个故事接下来的部分不难想像。玛丽亚的母亲想说点什么，可什么也没说出来。那个西班牙佬，据卢西欧斯·思肯说，看到玛丽亚抬起和突出的腰臀时脸色明显变得煞白，以仿佛精神病发作般的焦急劲抓起芬特夫人的胳膊，拽她回去。在小房子骤然而至的沉默中，卢西欧斯·思肯听到他们在后院里说着什么，在匆匆地窃窃私语，那个下流的西班牙杂种在向可怜的芬特夫人支什么坏招，她就斜坐在喷泉边。后来思肯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向大房子的方向逐渐远去，玛丽亚说咱们继续玩吧。

“实在难以置信。”我说。

“我以我母亲的名义发誓。”思肯说。

“你们被打断后，玛丽亚还想继续做爱吗？”

“她就是这样说的。”莫克特苏马说。

“可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说，被这第二句话弄得更加忧虑。

“我也操过她，”莫克特苏马说，“她是墨西哥城最放荡的女孩，但我从来没有抽过她，绝对没有；我不喜欢那种变态的把戏。可我绝对知道她好这样。”

“我也没抽过她，伙计，事实上玛丽亚太迷恋萨德了，她想尝试一下抽打屁股的感觉。”思肯说。

“玛丽亚可真了不得，”潘乔说，“她读书又特别认真。”

“你们接着又做爱了吗？”我问，我记不得当时是压低了声音还是吼了出来，但我肯定记得自己长长地吸了几口大麻烟，他们好几次请我传递一下，说那不是我一个人专享的。

“没错，我们继续做了，我继续抽打她，不过越来越轻了，不知怎么我不再那么上瘾了。我担心她妈妈过来逮住我，虽然她从此再没有出现过，我也不怎么想操了，好像兴致已经萧索了，我就想出去，想看看派对进行得怎么样，我想可能来了些著名诗人，包括那位西班牙作家、安娜·玛丽亚·迪亚斯、迪亚斯先生、劳拉·达米安的父母，诗人阿拉莫、拉瓦卡尔、贝罗卡尔、阿特米奥·桑切斯，电视演员阿梅丽卡·拉戈斯，当然我还有点担心玛丽亚的母亲会再次出现，然后这次是带着个混账建筑师，这样我就真的玩完了。”

“劳拉·达米安的父母也来了？”我问道。

“那个圣洁女神的父母亲自来了，”思肯说，“还有些别的名流。相信我，我看到了那些东西。之前我曾在窗户外头看过他们，还跟诗人贝罗卡尔打过招呼。我上过几次他开的研讨班的课，但我说不准他还记着我没有。我想自己大概饿得太厉害了，想想他们在另一个房子里大吃大喝，就已让我垂涎。当然我不在乎跟玛丽亚在那里露面，然后狼吞虎咽地大吃一通。我感到精疲力竭，大概是做爱的缘故吧。但说真的我并没有一个劲地想这事儿，你知道吗？我没有想玛丽亚的嘴唇，也没有想她的口水……”

“饶了我们吧。”潘乔说。

“少啰唆。”他的哥哥说。

“别这么慢条斯理了。”我这样说的目的是不想被忽视，事实上我感觉已经被彻底耗干了。

“哦，我就这样跟她说了。我说：玛丽亚，我们下回再做或者改天晚上再来吧。我们一般都是在这里搞，在我住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掌握时间，但她从不过夜，经常在凌晨四五点钟离去，简直痛苦死了，因为我老得送她回家。那个时辰，我不可能让她一个人回家。她回答说继续，别停下来，太好了。我想，她是说我应该继续抽她的屁股。你们知道她这是什么意思吗？（潘乔说差不多吧。）于是我又开始抽她，用一只手抽她，另一只手抚弄她。说真的，我们完事得越早越好。我随时准备着完事。可是，当然，她要不到高潮，我也不会的。这荡妇的要求没完没了，我简直要疯掉，所以我抽得越来越重。抽她的屁股、她的大腿。你们干过这种事儿吗，伙计们？我向诸位推荐。首先是那声音，那抽打的声音，虽然有点不对劲，但会让你神魂颠倒。那感觉就像一盘炖熟的菜里有那么点新鲜的生菜。但是，这时抽打声好像跟你正在做的咬合在一起，那姑娘的呻吟声，玛丽亚的呻吟声，跟抽打声咬合在一起，你打她一下，她就呻吟一声，那呻吟声变得更加响亮，高潮来临的瞬间，你能感觉到她的屁股都燃烧起来，你的手掌也燃烧起来，你那家伙开始像心脏般跳起来，扑通、扑通、扑通……”

“你这牛可吹大了，哥们儿。”莫克特苏马说。

“我发誓说的全是真的。她的身子也跳个不停，她的屁股在跳，她的大腿也颤跳着。我知道，因为每次我抽过她，我都会抚弄她，都会抚摸那里，我注意到了，我实在感觉太刺激了，我得尽量别达到高潮了。她不停地呻吟着，我抽她时，她的呻吟声就更猛烈了。我不抽她的时候，她也一个劲儿地呻吟（我看不见她的脸），可是我抽她的时候，呻吟就更激烈了，我是说那呻吟声，好像她的心都碎了，我成心想折腾她，可是不能这样干，她会疯了的。跟玛丽亚在一起就有这个问题。跟玛丽亚做可能非常刺激，可你得照她的路子来。”

“然后呢？”我说。

“她高潮了，我也高潮了，就这样。”

“就这样了？”莫克特苏马说。

“就这样了，我发誓，我们开始清理——当然了，我是自个清理的，梳了梳头发什么的，她穿上裤子，我们就去看派对进行得怎么样了。后来我们就分开了。跟她分开是我的错误。我开始跟贝罗卡尔交谈起来，他正好一个人在某个角落里。后来诗人阿特米奥·桑切斯跟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走过来，据说那女的是《埃尔瓜约罗特》杂志的副主编，我当场问她杂志要不要诗歌、短篇小说和哲学短文。我告诉她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发表过，我跟她说起我兄弟莫克特苏马的翻译作品，我说话的时候一边还用眼睛的余光搜索着食品供应台，因为我忽然间饿得要死，这时我看见玛丽亚的妈妈又出现了，她爸爸紧跟其后，紧随几步就是那位著名的西班牙诗人，一切就这样结束了：他们把我赶了出去，警告我，永远不要再踏进他们家。”

“玛丽亚就没有任何动作吗？”

“没有。她什么反应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起先还佯装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你知道，好像跟我毫无关系，可是，老大，后来就再也装不下去了。形势已经很明朗，他们就是要像条他妈的狗一般轰我出去。让我难为情的是他们当着贝罗卡尔的面这样对待我。说老实话吧，当我被推到门口时，这杂种可能在偷偷地笑呢。我不相信有一阵子我还真有点钦佩他。”

“你钦佩贝罗卡尔？你真是个傻蛋。”潘乔说。

“其实，开始他对我挺好。你不知道那种感觉，你们是墨西哥城人，你们生长在这里，可我到这儿时一个人都不认识，没有一个他妈的比索。那是三年前，我二十一岁。当时一个困难接一个。贝罗卡尔帮了我很多，让我进他的作家班，把我介绍给可能会给份工作提携我的人。我就是在这个作家班上认识玛丽亚的。我的生活就像一首波莱罗舞曲。”卢西欧斯·思肯说，忽然换上一种如梦如幻的声音。

“接着讲：贝罗卡尔看着你笑呢。”我说。

“不，他没有笑，是我觉得他心里偷偷地笑。阿特米奥·桑切斯也看着我，但他完全晕了，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位副主编，我想她一定吓坏了，何况她完全可能被吓坏，因为玛丽亚妈妈的表情足以让你不寒而栗。我发誓，我觉得她恨不得手里抄把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慢慢后退着往外走，因为我还指望玛丽亚出现，指望玛丽亚从客人中间挤出来，走到她父母中间，抓住我的胳膊，然后搂着我的肩膀——玛丽亚是我认识的惟一喜欢搂男人肩膀而不是腰的女人——然后颇有风度地帮我解围，我是说然后跟我一起扬长而去。”

“她过来了吗？”

“过来？没有，至少没有在你所谓的意义上过来。我倒是看见她了。她的头在一群狗屁人物的脑袋和肩膀上方露了一秒钟。”

“她究竟有所表示没有？”

“什么破表示都没有。”

“也许她确实没有看见啊。”莫克特苏马说。

“她当然看见我了。她看到了我的眼睛里，但她就是这样。你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她盯着你，却好像没有看你，有时她能看穿你。后来她就没影儿了。于是我心里对自己说，你失去了这个人，朋友。还是悄悄离开，别再招人眼目了。这次我是真的想走了，我就要走出去时，玛丽亚的那婊子妈妈向我冲来，我以为这女人会踢我的卵蛋，或者至少会抽我。当时我想，很好，撤退得挺有序的，我最好还是跑吧，可就在这时，那婊子凑近我好像要吻我或者咬我，猜猜她对我说什么了……”

罗德里格斯兄弟一言不发。毫无疑问他们早已知道。

“她侮辱你了？”我犹豫不决地问。

“她说：真替你害臊，真替你害臊。就这么句话，她说了至少十遍，距离我只有一寸之远。”

“真是难以置信，那巫婆居然生出玛丽亚和安格丽卡。”莫克特苏马说。

“离奇的事儿多着呢。”潘乔说。

“你现在跟她还是情人吗？”我说。

卢西欧斯·思肯听到我的话了，却没有回答。

“你们多久做一次爱？”我问。

“我都记不得了。”思肯说。

“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吗？”潘乔说。

“我不知道，只是好奇。”我说。

那天我很晚才离开罗德里格斯兄弟家（我跟他们一起吃了午饭、晚餐，甚至还能在那里过夜，他们实在太慷慨了）。我在走到起义者大道公共汽车站时，忽然觉得对家里等待我的那场漫长、复杂的讨论而言，自己的感情还没有坚韧到足以应付的程度，再说我也没有那个兴致。

我应该搭乘的公交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去，最后我索性从自己坐着想事、看车（或者说观察着打在我脸上的车灯）的路边站起来直奔芬特家。

我到那里之前先打了个电话。胡吉托接的电话。我告诉他找姐姐。片刻后玛丽亚过来接电话。我说想见她。她问我在哪儿。我告诉她在附近的波波卡特佩特尔广场。

“再等几个钟头，”她说，“然后再来。不要按门铃。从墙上翻过来，尽量悄无声息地过来。我会等着你。”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差点告诉她我爱她（但还是没有说出来），然后就挂了电话。因为我没有钱上咖啡店，就在广场待着，坐在一个条椅上写日记，还读了潘乔借给我的一本塔布拉达[9]的诗集。两个小时刚过，我就立刻起身向科里马大街走去。

我跳墙前先打量了一番道路两边，然后撑到墙头，跳了下去，尽量不要踩碎了芬特夫人（或者用人）在花园这一侧栽植的花花草草。我在黑暗中向小房子走去。

玛丽亚在一棵树下等着我。我还来不及说话，她就吻住我的嘴，把舌头伸进我的喉咙。她的嘴里散发着香烟和贵重佳肴的味道。我的嘴里是香烟和廉价食物的味道。不过两种食物的味道都挺好。我的恐惧感和悲伤顷刻间化解。我们没有去小房子，就在那里做起爱来，就站在那棵树下。这样不会有人听到我们发出的声音。玛丽亚咬着我的脖子。小房子里安格丽卡睡得很沉，或者假装睡得很沉，我们又做了一次。后来我从床上起来，感到浑身疼痛，我知道，如果说出我爱她，疼痛就会立刻消失，但我什么也没说，我找遍每个角落，想看看是不是有巴里奥斯和那个叫帕特森的女孩睡着，然而除了芬特姐妹和我没有别的任何人。

后来我们又说了会儿话，安格丽卡醒来了。我们把灯打开，三个人一直聊到很晚。我们聊了诗歌、已故诗人劳拉·达米安、用她的名字命名的诗歌奖、利马和贝拉诺计划出版的杂志，聊到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的生活，还聊到胡兰坎·拉米雷斯[10]在摔角竞技场外摘掉面具后的样子，聊到安格丽卡的一位住在代比多的画家朋友以及玛丽亚在舞蹈学校的朋友们。说了很多话、抽了很多烟后，安格丽卡和玛丽亚睡着了，我熄了灯，钻到床上，又开始在想像中跟玛丽亚做爱。

1　指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Gaius Valerius Catullus，约公元前84－前54）的诗作风格，他以抒情诗著称。继承了萨弗的抒情诗传统，特点是高度的个人化、个性化。

2　埃弗拉因·韦尔托（Efraín Huerta，1914－1982），墨西哥诗人。

3　奥古斯托·蒙特罗索（Augusto Monterroso，1921－2003），危地马拉作家，2000年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得主。他写过一篇世界上最短的短篇小说《恐龙》（El Dinosaurio），全文为：“当他醒来时，恐龙依然在那儿。”卡尔维诺曾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提及。

4　胡利奥·多里（Julio Torri，1889－1970），墨西哥作家。擅长小品文、短篇小说、散文诗。

5　埃内斯托·卡尔德纳尔（Ernesto Cardenal，1925－　），尼加拉瓜诗人。生于格拉纳达。青年时期从事政治活动，曾流亡墨西哥，后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文学。曾编有《尼加拉瓜新诗选集》，选入20世纪40年代开始写作的诗人作品。

6　海梅·萨维内斯（Jaime Sabines，1926－1999），墨西哥最受欢迎的民族诗人，他的诗作，无论政治诗或情诗，都是墨西哥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诗作。

7　马克斯·奥布（Max Aub，1903－1972），西班牙作家，因西班牙内战避难墨西哥，生命中最后三十年都居住在墨西哥。西班牙文学史上重要作家之一。创作多部小说与戏剧作品。

8　安德烈·埃内斯特罗萨（Andrés Henestrosa，1906－2008），墨西哥作家、政治家。

9　塔布拉达（José Juan Tablada，1871－1945），墨西哥诗人，1900年曾到日本访问，后来第一个将日本俳句引进西班牙诗坛。

10　胡兰坎·拉米雷斯（Huracán Ramírez），1952年一部墨西哥摔角电影主角的名字。

11月20日

政治脉络：莫克特苏马是托洛茨基分子。哈辛托·雷克纳和阿图罗·贝拉诺曾经是托派分子。

玛丽亚·芬特、安格丽卡·芬特、劳拉·郝雷吉（贝诺拉的前女友）曾参加过一个叫做“墨西哥妇女战争之路”的激进女权主义运动。据说她们就是在这个组织里认识西蒙娜·达里欧的，她是贝拉诺的朋友以及虐恋的推动者。

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发起墨西哥第一个墨西哥同性恋无产阶级公社。

乌里塞斯·利马和劳拉·达米安曾计划成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成立宣言的文稿至今还在呢。此前，乌里塞斯·利马十五岁的时候就想加入卢西奥·卡瓦拉斯[1]游击队组织的余部。

基姆·芬特的父亲，亦名基姆·芬特，生于巴塞罗纳，在埃布罗河战役[2]中阵亡。

拉斐尔·巴里奥斯的父亲是非法的铁路工人工会的积极活动分子，死于肝硬化。

卢西欧斯·思肯的父母生于瓦哈卡州，根据思肯的说法，他们是饿死的。

1　卢西奥·卡瓦拉斯（Lucio Cabañas，1938－1974），原为墨西哥一名教师，后组织游击队参加革命运动。

2　Batalla del Ebro，1936－1939年西班牙人民在共和国政府领导下反对国内法西斯武装叛乱，抗击德、意、葡等法西斯国家武装干涉，被称为西班牙内战。1938年的埃布罗河战役是共和军为扭转军事政治形势，使战争进程对共和国有利而作的一次重要尝试。

11月21日

在卡塔丽娜·奥哈拉家聚会。

今天早晨我在电话里跟叔叔聊了会儿。他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回来。随时，我说。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他也许没有明白我回答的意思但又不想承认），他问我都跟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人瞎混。没有，我说。我希望今天晚上能看到你回自己家，他说，否则请便。我听到玛蒂塔婶婶在他身后哭泣。一定，我说。婶婶说，问问他是不是在吸毒，叔叔说他能听得见你说话，然后问我有没有钱。我说还有坐公交车的钱，然后再没说什么。

其实，我连坐公交车的钱都没有。可是后来事情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到卡塔丽娜·奥哈拉家的有乌里塞斯·利马、贝拉诺、穆勒、桑·埃皮法尼奥、巴里奥斯、芭芭拉·帕特森、雷克纳和他的女朋友郝奇特尔、罗德里格斯兄弟、卢西欧斯·思肯、跟卡塔丽娜共用一个工作室的两个画家，还有其他几个我不认识也没有听说过的人，他们像条黑水河般涌进来。

我和玛丽亚、安格丽卡到来时门是开着的。我们进去时只看见罗德里格斯兄弟坐在二楼的梯子上分享一根大麻烟。我们打了声招呼然后在他们身边坐下。我想他们正等着我们。随后，潘乔和安格丽卡上楼去，把我们留在那里。楼上传来幽灵般的音乐，充满了鸟儿、鸭子、青蛙、微风、大海甚至人踩在地面或者干草上的脚步声，据说有安抚情绪的作用，然而整体效果却十分可怕，好像是给一部恐怖片配的音效。后来卢西欧斯·思肯来了，吻了吻玛丽亚的脸颊（我看着另一边，望着一堵贴满了女人的照片或者女人之梦的墙壁），然后开始跟我们聊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害羞吧，他们开始聊起来后（卢西欧斯·思肯经常去舞蹈学校，他跟玛丽亚很有共同语言），我渐渐淡出，渐渐沉默，开始出神地回想今天早上在芬特家的离奇经历。

起初什么都很顺利。我坐下来跟全家人共进早餐。芬特夫人愉快地说了声早上好跟我打了个招呼。胡吉托都不瞧我一眼（他还处于半睡眠状态）。女佣到来时客气地向我招了招手。至此，一切都那么美好，这一瞬间我甚至想后半辈子都可以住在玛丽亚的小房子里度过了。这时基姆出现了。只消瞥他一眼就足以让我激灵一下。他那模样看起来好像通宵未眠，像是刚从一间审讯室或者死囚牢里出来，头发乱得一团糟，眼睛血红，胡须也没刮（甚至没冲个澡）。他的手背上涂满了类似碘酒的东西，手指上沾满墨水。当然了，他没有跟我打招呼，尽管我热情地向他说了早上好。妻子和女儿都不理他。几分钟后，我也开始不理他了。他的早点比我们俭朴多了：喝了两杯咖啡，然后吸了一支从衣兜而不是烟盒里取出的皱皱巴巴的香烟，然后表情奇怪地望着我们，像在蔑视我们，又像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吃完早点后，他站起来邀请我一起走走，说有话想跟我说。

我看看玛丽亚，看看安格丽卡，因为她们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不让去的暗示，我就跟着出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基姆的书房，这间屋子的规模让我吃了一惊，它比家里任何一间屋子都要小。墙上钉着些照片和计划表，还有些胡乱散落在地板上。一张书桌和凳子算是惟一的家具了，这两样东西占了一半多空间。书房里散发着类似烟草和汗水的味道。

“我工作了整整一夜，”基姆说，“睡不着，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噢，真的？”我说，心里在想现在该牵扯到我了，心想基姆一定听到我昨天晚上就来了，一定透过书房的一间小窗户看见玛丽亚和我了，现在我马上就要得到证实了。

“是的，看看我的手。”他说。

他把双手放在胸口高度。两只手在剧烈地颤抖。

“在搞项目吗？”我关切地问，望着摊在桌上的稿纸。

“没有，”基姆说，“在设计一份杂志。这份杂志马上就要发行了。”

不知为什么，我一下子就想到（或者知道，好像他以前曾告诉过我似的）他是指本能现实主义者办的那份杂志。

“我要拿去给他们看，到时候每个反对过我的人都会说，不错，先生。”他说。

我走到桌边研究了一番图样和构图，慢慢翻着那厚厚的一叠纸。杂志封面是一堆凌乱的几何图形，随意地涂着人名或者字母。显然，可怜的芬特先生已处于神经崩溃的边缘。

“你觉得怎么样？”

“非常有趣。”我说。

“那些傻瓜这下会明白现在的先锋派是什么样子了，对吧？甚至不必读诗歌也能明白个一二。你们写的所有诗歌都将在这里发表。”

他给我看的地方到处都是线条，模仿手写字体的线条，但也有些小图案，好像漫画里的人物在咒骂时吐出的图案：有蛇、炸弹、刀、头骨、交叉腿骨、小蘑菇云。其余的每一页都是基姆·芬特关于平面设计的激进理念的笔记。

“瞧，这是杂志的标志。”

一条面带饥饿、表情痛苦、咬着自个儿尾巴的蛇（看上去仿佛在微笑，但比较可能像是因为痛苦发作而扭曲），目光凝练，犹如投向想像中的读者的一把匕首。

“但现在还没人知道这杂志该叫什么名。”我说。

“这没关系。蛇代表墨西哥，同时象征循环。你读过尼采的著作吗，加西亚·马德罗？”他忽然问。

我歉疚地承认没有读过。后来我又仔细看过杂志的每一页（总共不超过六十页），正当我准备要走时，基姆问我和他女儿之间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我告诉他一切都很顺利，说玛丽亚和我处得一天比一天好，然后就决定封口不说了。

“对为人父母者而言，生活是很艰难的，”他说，“特别是在墨西哥城。你有几天没有回家睡了？”

“三个晚上。”我说。

“你妈妈不担心吗？”

“我在电话里跟他们说过了。他们知道我挺好的。”

基姆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你的模样可不够精神啊，我的孩子。”

我耸耸肩。我们两个在那儿仿佛沉思般站了片刻，一声不吭，他用手指轻轻敲击着桌子，我看着钉在墙上的那些过时的计划表，包括基姆可能永远见不着它们落成的梦想住所。

“跟我来。”他说。

我跟着他走进二楼自己的房间，那间屋子足有书房的五倍大。

他打开壁橱取出一件绿色运动衬衫。

“试一下，看合适不。”

我有些犹豫，但基姆态度决然，好像浪费不起时间了。我脱掉自己的衬衫放在床脚下，那张床非常大，基姆和妻子以及三个孩子都曾睡过。我穿上那件绿衬衫。非常合身。

“这是送给你的，”基姆说，然后在衣兜里摸索了一阵子给了我几张钱，“这样你就可以请玛丽亚去喝杯苏打水了。”

他的手抖个不停，伸出的那条胳膊抖个不停，垂在一侧的另一条胳膊也抖个不停。他的脸扭曲出各种可怕的表情，迫使我宁肯朝别处任何地方看，只要别看到他的脸就可以。我谢了他，我说无法接受这样一件礼物。

“奇怪，”基姆说，“谁都从这儿拿钱：我女儿、我儿子、我妻子、我的雇工们。”他用了个复数，但我非常清楚他现在一个雇工也没有，除了那个女佣，而他显然不是指那个女佣。“连我的老板都喜欢我的钱，所以他们都有钱。”

“非常感谢。”我说。

“拿着，放进口袋，讨厌！”

我接住钱收起来。数目不少，但我已经没有勇气去数它了。

“我会尽快还你的。”我说。

基姆任性地往后一仰躺在床上。他的整个身体发出钝闷的声音，接着开始颤抖起来。我一时闹不清那是不是一张水床。

“别担心，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互相帮助。你用我的女儿帮助我，我用些零钱帮助你。管它叫零花钱，可以吗？”

他的声音听上去已经很疲倦，好像精疲力竭和昏沉得就要崩溃了，但他仍然睁着眼睛，紧张地盯着天花板。

“我很喜欢这个杂志的风格，我要让那些杂种好好地谈论它。”他说，但这时他的声音却像在呢喃。

“太好了。”我说。

“嗯，当然了，我是个建筑师，不会白干的。”他说。过了会儿又说，“我们同时也是艺术家，但我们不用这个身份也能设计得很好，不是吗？”

“那是肯定的。”我说。

他好像开始打起鼾来了。我望着他的脸庞：眼睛还睁着。基姆？我说。没有应答。我慢慢走近他摸了摸垫子。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对我的触摸作出了反应，浮起一个苹果般大的泡泡。我转身离开房间。

后来的时光我在跟玛丽亚追逐欢闹中打发掉了。

下了几次雨。第一次雨刚停就出现了一道彩虹。第二次什么也没有出现，黑云密布，犹如在深夜的峡谷中。

卡塔丽娜·奥哈拉满头红发，二十五岁，有个儿子，离婚了，非常漂亮。

我还见到了劳拉·郝雷吉，阿图罗·贝拉诺的前女友。她跟乌里塞斯·利马失恋的情人索菲娅·加尔韦斯一起来参加聚会。

她们俩都挺漂亮。

不，劳拉要更漂亮。

我喝了很多酒。本能现实主义者们四处扎堆，但有多半不过是在校大学生伪装的。

安格丽卡和潘乔老早就走了。

在晚上的某个时候，玛丽亚对我说：灾难即将来临。

11月22日

我在卡塔丽娜·奥哈拉家里醒过来。时晨尚早，陪卡塔丽娜和她上幼儿园的儿子戴维吃早点时（玛丽亚不在，其他人还睡着），我想起昨晚走得还剩几个人后，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说，所有的文学都可以分为异性恋、同性恋和双性恋三类。长篇小说总体上属于异性恋，而诗完全是同性恋。我猜短篇小说应该属于双性恋了，虽然他没有这样说。

他从浩瀚的诗歌海洋里区别出各种不同的潮流：男同性恋型、女同性恋型、娘娘腔型、怪诞型、假小子型、妖精型、美人鱼型和博爱型。不过，两个最主要的潮流是男同性恋型和女同性恋型。比如沃尔特·惠特曼属于男同性恋型诗人。帕勃罗·聂鲁达属于女同性恋型。威廉·布莱克肯定属于男同性恋型。奥克塔维奥·帕斯属于女同性恋型。博尔赫斯属于博爱型，或者换句话说他可能一会儿属于男同性恋型，一会儿又成无性别型。鲁文·达里奥[1]属于怪诞型，事实上是皇后级的怪诞，怪诞型的祖先。

“当然，这种划分限于我们的语言体系，”他澄清道，“在更广阔的世界范围，怪诞型的霸主依然是魏尔伦那个公子哥儿。”

照桑·埃皮法尼奥说，怪诞型更接近疯人院的喧嚣和赤裸的幻觉，而男同性恋型和女同性恋型则步履蹒跚地从伦理学走向美学然后又折回来。塞尔努达[2]，亲爱的塞尔努达属美人鱼型，在最痛苦的时刻又变成男同性恋型，至于纪廉[3]、阿莱克桑德雷[4]和阿尔维蒂[5]可以分别看做娘娘腔型、假小子型和女同性恋型。总的原则是，卡洛斯·佩利塞[6]这样的诗人属于假小子型，塔布拉达、诺沃[7]、雷纳托·勒狄克[8]这样的诗人又属于娘娘腔型。其实，在墨西哥诗歌中男同性恋型诗人的资源是相当匮乏的，当然个别乐观主义者会举出洛佩斯·贝拉尔德[9]或者埃弗拉因·韦尔托。另一方面，女同性恋型诗人又特别富裕。从拳击家（虽然我一时听成了匪徒）迪亚兹·米龙[10]到杰出的奥梅罗·阿里达吉斯[11]。我们必须要回到阿马多·内尔沃（嘘声）找出一位真正的诗人，一个男同性恋型诗人，而不是像那位曾经很叛逆、眼下很著名的波托西人曼努埃尔·何塞·奥顿[12]，那可是个空前绝后的乏味家伙。说到乏味的家伙，曼努埃尔·阿库尼亚[13]属于妖精型，何塞·华金·佩萨多[14]属于希腊森林中的仙女，二者均属某种墨西哥抒情诗里典型的男妓。

“埃弗伦·雷沃列多呢？”我问。

“微不足道的女同性恋型。他惟一可陈之处是，他是第一个，如果不是惟一一个的话，在东京出版过作品的墨西哥诗人，1909年出版的《日本诗集》。当然了，他是个外交官。”

总之，诗坛基本上是一个（地下的）战场，男同性恋型诗人和女同性恋型诗人之间战斗的结果就是要掌握词语的控制权。桑·埃皮法尼奥说，娘娘腔型诗人都是天生的男同性恋型诗人，他们由于柔弱或者出于安逸的考虑，大多数时候都生活在而且接受女同性恋型诗人的美学和个人特点。在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女同性恋型诗人为数众多，他说，一个浅尝辄止的读者可能永远看不出。其实，莱奥帕尔迪[15]这样的男同性恋型诗人有时会改头换面成为像已故的意大利三杰翁加雷蒂[16]、蒙塔莱[17]和夸西莫多[18]这样的女同性恋型诗人。

“帕索里尼以同样的方式重新绘制了当代意大利的女同性恋型诗人王国。我们不妨以可怜的桑基内第（我不想从帕韦泽[19]说起，他是个可怜的怪诞型诗人，独此一家，也不想举出迪诺·坎帕纳[20]，他从来都是单桌独餐，这张餐桌是绝望的怪诞型诗人专用的）为例。更不要说法国了，这个饕餮之国，至少有一百个男同性恋型诗人，从维庸[21]到我们喜爱的苏菲·波多尔斯基，用他们的乳汁养育过、依然在养育着而且还将继续养育成千上万的女同性恋型诗人以及他们的伙伴：博爱型、仙女型、假小子型和娘娘腔型诗人以及高傲的文学杂志编辑、伟大的翻译家、小气的官僚、文坛的伟大外交家（如果你能忍受，可以看看《原样》[22]杂志上诗人们发表的那些无耻、邪恶的反思文章）。俄国革命时期越是不怎么被提及的男同性恋型诗歌写得越出色。”

“谁啊？”大伙问，“马雅可夫斯基[23]吗？”

“不是。”

“叶赛宁[24]？”

“不。”

“帕斯捷尔纳克？勃洛克[25]？曼德里施塔姆[26]？阿赫玛托娃？”

“不可能。”

“快说，埃内斯托，告诉我们，这样吊着会要了大伙命的。”

“只有一个，”桑·埃皮法尼奥说，“现在我来告诉你们他是谁，他可是个货真价实的人物，一个西伯利亚暴雪般的男同性恋型诗人，一个彻头彻尾的男同性恋型诗人：赫列勃尼科夫[27]。”

人可真是各有所好啊。

“在拉丁美洲，我们能找到多少真正的男同性恋型诗人呢？只有巴列霍[28]和马丁·阿丹[29]。没了。另外，马塞多尼奥·弗尔南德斯[30]，算得上吗？其余，女同性恋型有维多夫罗[31]，仙女型有阿尔弗索·科尔特斯[32]（虽然他的个别诗堪称正宗的男同性恋型），假小子型有莱昂·德·格利弗[33]，假小子加仙女型有巴勃罗·德·洛克哈[34]（他的怪诞想法突然发作时能把拉康[35]逼疯），娘娘腔型有莱萨马·利马[36]，贡戈拉[37]诗歌的误读者，还有，包括莱萨马在内的所有古巴革命时期的诗人（如迭戈、比铁尔、可怕的雷塔马尔、可悲的纪廉、令人沮丧的费纳·加西亚），罗赫略·诺格拉斯[38]，他是个小可爱，有着玩世不恭的男同性恋型精神的仙女型诗人。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尼加拉瓜的大部分诗人都是像科洛内尔·乌特乔[39]这样的仙女型诗人或者怪诞型诗人，他们希望自己属于像埃内斯托·卡尔德纳尔这样的博爱型诗人。墨西哥当代诗人都是女同性恋型……”

“不！”贝拉诺大声说，“吉尔韦托·欧文就不是！”

“其实，”桑·埃皮法尼奥继续不为所动地说，“戈罗斯蒂萨[40]的《无尽的死亡》，包括帕斯的诗，就是高度神经质又沉静的墨西哥女同性恋型诗人的《马赛曲》。还可以列举更多的名字：赫尔曼，仙女型；贝内德蒂，女同性恋型；尼卡诺尔·帕拉，仙女型兼有男同性恋型色彩；韦斯特法伦，怪诞型；恩里克·李恩，娘娘腔型；希龙多，仙女型；鲁文·博尼法斯·努尼奥，仙女兼假小子型；萨维内斯，纯假小子型；我们喜爱却可望而不可即的何塞米里奥·P.，怪诞型。我们再回到西班牙看看，回到最初”——嘘声——“贡戈拉和克韦多，女同性恋型；圣·胡安·德拉·克鲁斯和弗莱·路易斯·德·莱昂，男同性恋型。列举结束。现在我们来看看女同性恋型和男同性恋型的区别。前者梦中都渴望着一根十二英寸长的家伙在他们身上耕耘、施肥，可是在关键时刻，为了把他们和自己喜欢的男人弄上床，还得移去种种大山般的障碍。另一方面，对男同性恋型诗人而言，生活仿佛危如累卵，永远搅得他们心神不安，他们在揽镜自赏时（某种既热衷又从内心深处讨厌的举动），从塌陷的双眼中看到的是死神的男人。对男同性恋型诗人和女同性恋型诗人来说，男人是一个可以毫发无损地穿越虚无（或者沉默和差异性）王国的词语。不过，那时，没有什么能阻止女同性恋型和男同性恋型诗人成为好朋友，如果他们真的想要的话，同样什么也阻止不了彼此潇洒地分手，批评或者赞美对方，在这个疯狂又病态的文坛宣传或者埋藏对方。”

“塞萨雷亚·蒂纳赫罗呢？她属于男同性恋型还是女同性恋型诗人呢？”有人问。我听不出是谁的声音。

“噢，塞萨雷亚本身就令人恐惧。”桑·埃皮法尼奥说。

1　鲁文·达里奥（Ruben Darío，1867－1916），尼加拉瓜诗人，南美洲现代主义诗歌的奠基人。

2　塞尔努达（Luis Cernuda，1902－1963），西班牙诗人。属于西班牙文学史上被称为“二七年代”诗人的一员。著有诗集《被禁止的快乐》、《遗忘的地方》、《云》、《奥克诺斯》等。

3　纪廉（Jorge Guillén，1893－1984），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西班牙诗人。1976年获得有“西语文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塞万提斯奖，也是该奖项成立后第一位获奖者。

4　阿莱克桑德雷（Vicente Aleixandre，1898－1984），西班牙诗人，197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二七年代”诗人重要成员。主要作品有散文诗集《大地之恋》、诗集《如唇之剑》、《毁灭或爱情》、《天堂的影子》、《独处的世界》等。

5　阿尔维蒂（Rafael Alberti，1902－1999），西班牙诗人，风格深受现代主义流派影响。1967曾访问过中国。著有诗集《陆地上的海员》、《紫罗兰的黎明》、《中国在微笑》等。1983年获得塞万提斯奖。

6　卡洛斯·佩利塞尔（Carlos Pellicer，1897－1977），墨西哥诗人。早期的诗歌以爱情为主，中后期则转为谴责独裁专制、歌颂民族英雄。著有诗集《大海的颜色》等。

7　诺沃（Salvador Novo López，1904－1974），墨西哥诗人、作家。

8　雷纳托·勒狄克（Renato Leduc，1897－1986），墨西哥诗人。

9　洛佩斯·贝拉尔德（Ramón López Velarde，1888－1921），墨西哥诗人、散文家。

10　迪亚兹·米龙（Salvador Díaz Mirón，1853－1928），墨西哥诗人。

11　奥梅罗·阿里达吉斯（Homero Aridjis，1940－　），当今墨西哥在世的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曾在美国多所大学讲授文学及写作课程，并曾担任过墨西哥驻荷兰和瑞士的大使，1997年当选为墨西哥国际笔会主席。

12　曼努埃尔·何塞·奥顿（Manuel José Othón，1858－1906），墨西哥诗人。

13　曼努埃尔·阿库尼亚（Manuel Acuña，1849－1873），19世纪墨西哥作家。成名很早，24岁即自杀身亡。

14　何塞·华金·佩萨多（José Joaquín Pesado，1801－1861），墨西哥作家、记者、政治家。

15　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1798－1837），意大利19世纪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开意大利现代自由体抒情诗的先河。

16　翁加雷蒂（Giuseppe Ungaretti，1880－1970），意大利隐逸派诗歌重要代表。和另外两位诗人蒙塔莱、夸西莫多一样，也是优秀的翻译家。他译的莎士比亚、拉辛、马拉美等人的作品，得到高度评价。

17　蒙塔莱（Eugenio Montale，1896－1981），意大利诗人、散文家、翻译家，197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8　夸西莫多（Salvatore Quasimodo，1901－1968），意大利诗人，195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　帕韦泽（Cesare Pavese，1908－1950），意大利作家、诗人。曾在出版社当过文学编辑，并从事美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包括惠特曼、斯坦贝克、福克纳等人的作品，对他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　迪诺·坎帕纳（Dino Campana，1885－1932），20世纪初意大利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代表作为诗集《俄耳甫斯之歌》。

21　维庸（Francois Villon，1431－1463），法国中世纪抒情诗人。继承了13世纪市民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是市民抒情诗的主要代表。

22　Tel Quel，1960年由菲利浦·索莱尔（Philippe Sollers）与让－埃登（Jean-Edern Hallier）共同创办的前卫文学刊物，是一本季刊，自1960年至1982年在巴黎定期发行，总共有九十四期。许多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等都在此发表文章，包括罗兰·巴特、德里达、艾柯等，被认为是领导20世纪60和70年代思想界的杂志。

23　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1893－1930），俄国著名诗人、剧作家，重要作品有长诗《穿裤子的云》，戏剧作品《符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与《宗教滑稽剧》。

24　叶赛宁（Sergei Esenin，1895－1925），俄国诗人，“白银时代”农村诗人和意向派诗人的代表。著名的作品包括诗集《亡灵节》、《酒馆莫斯科》、《苏维埃俄罗斯》，长诗《安娜·斯涅金娜》、《黑影人》等。

25　勃洛克（Aleksandr Aleksandrovich Blok，1880－1921），俄国诗人，代表作为长诗《十二个》。

26　曼德里施塔姆（Osip Emilievich Mandelstam，1891－1938），俄罗斯“白银时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代表作也是最为人所熟知的有《石头集》与《沃罗涅日诗抄》。

27　赫列勃尼科夫（Velimir Khlebnikov，1885－1922），俄国诗人、俄国未来主义流派创始人。作品，包括长诗《И和Э》、《铁匠》等。

28　巴列霍（César Abraham Vallejo，1893－1938），秘鲁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黑色使者》、《特里尔塞》和《人类的诗篇》等。

29　马丁·阿丹（Martín Adán，1908－1985），秘鲁诗人。艾伦·金斯堡对他的作品非常感兴趣，曾亲赴秘鲁访问他。

30　马塞多尼奥·弗尔南德斯（Macedonio Fernández，1874－1952），阿根廷作家、哲学家。与博尔赫斯及其他阿根廷前卫文学家往来密切，他与博尔赫斯的书信集于2000年出版。

31　维多夫罗（Vicente García-Huidobro，1893－1948），智利现代诗人。年轻时受西方先锋派影响，后摒弃西方影响，反对一切传统，自称“创造主义”。重要诗集有《水的镜子》、《北极的诗》、《最后的诗》等。

32　阿尔弗索·科尔特斯（Alfonso Cortés，1893－1969），尼加拉瓜诗人。

33　莱昂·德·格利弗（León de Greiff，1895－1976），哥伦比亚诗人。

34　巴勃罗·德·洛克哈（Pablo de Rokha，1894－1968），原名Carlos Diaz Loyola，智利诗人。

35　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法国精神医生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具独立见解与最富有争议性的欧洲精神分析学家，被称为“法国的弗洛伊德”。

36　莱萨马·利马（José Lezama Lima，1910－1976），古巴诗人、作家。被称为古巴诗坛的导师，许多优秀诗人都是从他创办的《源》诗刊（Orígenes，1944－1956）开始崭露头角。另著有小说《天堂乐园》（Paradiso）。

37　贡戈拉（Luis de Góngora，1561－1627），西班牙诗人，被称为“西班牙的荷马”。主要作品有长诗《孤独》、《比拉莫和蒂斯贝的寓言》。

38　罗赫略·诺格拉斯（Luis Rogelio Nogueras，1944－1985），古巴诗人。

39　科洛内尔·乌特乔（José Coronel Urtecho，1906－1994），尼加拉瓜诗人，1950年代尼加拉瓜先锋文学运动的主要人物。

40　戈罗斯蒂萨（José Gorostiza，1901－1973），墨西哥诗人。长期担任政府官员，诗集《无尽的死亡》（Muerte Sin Fin）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与上面提到的欧文同为墨西哥文学杂志《同时代人》（Los Contemporáneos）的成员。

11月23日

我告诉玛丽亚她父亲给我钱了。

“你认为我是个妓女吗？”她说。

“当然不是了。”

“那就别拿老顽固的钱！”她说。

今天下午我们去听奥克塔维奥·帕斯的演讲了。在地铁里，玛丽亚对我一句话都不说。安格丽卡跟我们一起去了，我们在演讲场地阿尔弗西纳图书馆遇到了埃内斯托。演讲结束后我们又去了帕尔曼大街上的一家饭店，那儿所有的服务员都是老人。饭店叫做“生命的棕榈树”。我忽然有种落入陷阱的感觉。服务员看起来像是随时都会死去；玛丽亚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好像已经受够我了；埃皮法尼奥面带意味深长、冷嘲热讽的微笑；连安格丽卡也这样，她总是这样——这一切看起来好像完全是场陷阱，好像是对我自身存在的一个幽默注脚。

最要命的是，他们说我根本就没有听懂帕斯的演讲，也许他们说得对。我看到的只是这位诗人的双手，他读诗的时候双手打着节拍来衬托词语的韵律，这也许是他从青少年时代就养成的一种痉挛性反应。

“这孩子整个一个无知，”玛丽亚说，“典型的法学院产物。”

我不想反驳。（尽管我已经想好了几种反驳的话。）我当时究竟在想什么呢？想我那件被弄脏了的衬衫，想基姆·芬特给的钱，想劳拉·达米安，如此年纪轻轻就死了。想帕斯的右手，他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拇指和小指，那根小指在图书馆的空气中划舞着，好像我们的生活全仰仗它。我还想到了家和床。

过了会儿进来两个留长发穿皮裤的家伙。他们的装扮像是搞音乐的，其实是舞蹈学校的学生。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好像不存在了似的。

“你干吗讨厌我呢，玛丽亚？我怎么你了？”我在她耳边轻轻地说。

她盯着我，好像从另外一个星球上来的人在跟她说话。别这么荒唐了，她说。

埃皮法尼奥听到她的回答后讨厌地冲着我微笑。其实，谁都听到她的话了，人人都冲我微笑，好像我疯了似的！我想我闭上了眼睛。我试图插进去说几句话。我想聊聊本能现实主义。那两个伪音乐家笑了。有一刻玛丽亚吻了其中一位，埃皮法尼奥拍拍我的肩膀。我记得我在空中抓住他的手或者手肘，然后盯着他的眼睛说别烦人了，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我想起玛丽亚和安格丽卡决定跟那两个跳舞的离开。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候我大叫了一声：

“我赚了你父亲的钱！”

可我想不起玛丽亚是否在旁边听着，搞不清那里是否只有我一人。

11月24日

我回家了。我又回到大学了（但并不去上课）。我想跟玛丽亚睡觉。我想跟卡塔丽娜·奥哈拉睡觉。我想跟劳拉·郝雷吉睡觉。有时我想跟安格丽卡睡觉，可是她眼睛下面的黑眼圈儿变得越来越深，她每天都更憔悴些，瘦一些，小一些。

11月25日

今天我在基多咖啡店只看到巴里奥斯和哈辛托·雷克纳，我们的聊天十分沉闷，好像马上就要发生无可救药的灾难了。同时，我们又笑个不停。他们告诉我，有人请阿图罗·贝拉诺在“湖畔小屋”做演讲，可是，该到演讲的时候，他却什么都忘了。我想这次演讲的主题本来应是关于智利诗歌的，贝拉诺临时改成聊恐怖电影了。还有一次，乌里塞斯·利马举办一个讲座，没有一个人来捧场。我们一直聊到有人来赶。

11月26日

基多咖啡店里空无一人，我不想在白天枯燥乏味的喧闹声中坐在桌边读书。我沿着布卡雷利大街散了会儿步。我给玛丽亚打了个电话，她不在家，后来从英克鲁西亚达酒吧经过两次，第三次时走进去，罗萨里奥就在吧台后面。

我想她可能已经认不出我了。有时我甚至连自己都认不出！但罗萨里奥盯着我微笑，过了会儿，她等侍候熟客时便走了过来。

“我的诗写好了吗？”她问，在我身边坐下。我想说罗萨里奥眼睛幽深，屁股宽大。

“差不多了。”我说，带着得意洋洋不在话下的感觉。

“好吧，那读给我听。”

“我的诗是用来阅读的，不适合朗读。”我说。我想何塞·埃米利奥·帕切科[1]最近提出过类似的主张。

“正好，那就读给我听。”罗萨里奥说。

“我的意思是，最好是你自己读。”

“不，还是你来读，如果我自己读，我怕理解不了。”

我随便选了最新的一首读给她听。

“我不懂，”罗萨里奥说，“不过还是很感谢你。”

有那么片刻我期待她邀我重返储藏室。可罗萨里奥不是布里吉达，很显然的。这时我又开始思索把诗人和读者分开的那道深渊，我知道我会深深地为之感到沮丧。罗萨里奥侍候好别的桌上的客人后又回到我这儿。

“你给布里吉达也写了几首诗吗？”她问，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大腿蹭着桌边。

“没有，只给你写了。”我说。

“他们告诉我那天发生的事儿了。”

“那天发生什么事儿了？”我问，试图显得事不关己。显得有兴致地听着，但不关我的事。

“可怜的布里吉达一直为你哭泣。”罗萨里奥说。

“为什么呢？你看见她哭了吗？”

“我们都看到了。她为你神魂颠倒，诗人先生。你一定对女人有特别的魅力。”

我想自己的脸肯定红了，可同时又觉得很舒服。

“没什么……特别的，”我喃喃地说，“她告诉你什么了吗？”

“她给我讲了很多事情，你想知道她都说什么了吗？”

“好吧。”我说，其实我也拿不准想不想听布里吉达的自白。几乎在顷刻间，我非常蔑视自己。人真是太容易忘恩负义了，我心里说，自私而且健忘。

“但不能在这里说，”罗萨里奥说，“过会儿我就可以暂时休息一个小时。你知道那个外国佬的比萨店在哪儿吗？在那里等我好了。”

我说好吧，然后离开了英克鲁西亚达酒吧。外面已经乌云密布，一般强劲的风迫使行人走得比平常更快，有的人在店铺门口找个地方躲起来。我经过基多咖啡店时朝里面瞥了一眼，不见一个熟人。我忽然想再给玛丽亚打个电话，最后还是作罢。

比萨店里很拥挤，大家都站着吃那个外国佬亲自用一把厨师大刀切开的比萨饼。我盯着他观察了片刻。我想这生意的收入一定不错，我很开心，因为这个外国佬人似乎还不错。他什么都亲自干：和面、洒番茄酱和意大利干酪，最后把比萨饼递到围在柜台周围的顾客手中，然后再去做下一份比萨，把刚才那道程序再重复一遍。除了收钱、找钱，其他一切都是他亲自动手。收钱的活儿由一个黑人孩子负责，他大约十五岁，头发非常短，不断低声询问厨师该怎么收好，好像对价格还不是很了解，或者算术不怎么好。没多会儿我就注意到另一个怪异的细节。厨师从不放下那把大刀。

“我来了。”罗萨里奥说，扯了一下我的袖子。

她在街上的样子跟在咖啡店里很不一样。到了外面，她的脸好像不那么紧绷了，样子显得更加清澈、轻盈，似乎到了街上会有看不见她的危险。

“我们走一段吧，然后你请我吃点东西，行吗？”

我们开始向雷福马大街走去。穿马路时罗萨里奥第一次抓住我的胳膊，然后就再也没有松开过。

“我要像你妈妈一样，”她说，“不过别理解错了，我可不是布里吉达那种荡妇，我想帮你，对你好，我想跟你在一起，直到你出了名，亲爱的。”

这个女人一定是疯了，我想，但我默不作声，只是笑了笑。

1　何塞·埃米利奥·帕切科（José Emilio Pacheco，1939－　），墨西哥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2005年获颁西班牙格林纳达国际诗歌奖。

11月27日

一切变得复杂起来。可怕之事正在光临。晚上我常常在尖叫声中醒来。我梦见一个女人长着一头奶牛的脑袋。它的眼睛盯着我。那目光还带着让人同情的忧伤。重要的是，我跟叔叔进行了一场小小的“男人之间”的谈话。他让我发誓绝不沾染毒品。不，我说，我绝不吸毒，我发誓。绝不？他说。什么意思？我说。你要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他咆哮起来。我说得很清楚了，你什么意思？请你能说得更精确点，我说，像只蜗牛般缩起来。晚上，我给玛丽亚打了个电话。她不在家，但我跟安格丽卡聊了会儿。你怎么样？她说。不是太好，真的，我说，其实，非常糟糕。你生病了吗？安格丽卡说。没有，别紧张。我也不是很好，安格丽卡说，我怎么都睡不着。我想再问她些事儿，以一个前处男对另一个前处女的身份，最后还是没有问出口。

11月28日

可怕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梦、噩梦，我放纵的冲动完全失控。我好像又回到了十五岁的时候，老想手淫。有时一天三次，有时一天五次，没有够的时候！罗萨里奥想跟我结婚。我告诉她我不相信婚姻。好吧，她大笑着说，无论结不结婚，我只是想我“需要”跟你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我说，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吗？是啊，住在同一间屋子里，或者同一个房间，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可以租房子。最不济可以住在山洞里，她说，我不挑剔。她容光焕发，我不确定那是因为汗水还是绝对的自信所致。我们第一次做爱是在她住的地方，那是一幢破败的出租房，在麦瑟德巴尔布厄纳区，距离维加路不远。屋里到处都是她工作的那个酒吧的明信片和钉在墙上的电影明星照。

“这是你的第一次吗，爷们儿？”罗萨里奥问我。

我说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口出此言。

11月29日

我像一片水藻般漂来漂去。今天我擅自去了卡塔丽娜家。还挺凑巧，她正好在家。她刚回来，眼睛红红的，那是一个不会有错的标志，说明她刚哭过。她一下子没有认出我。我问她为什么哭。男人的问题，她说。我硬是咬住舌头没有说出如果她需要什么人的话，有我在这里，随时准备好应招。我们喝了点威士忌——我需要它，卡塔丽娜说——然后我们又到幼儿园去接她儿子。卡塔丽娜把车开得像个疯子，我都感到恶心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她儿子在后座上玩的时候，她问我想不想看看她的画。我说好吧。最后我们喝掉了半瓶威士忌，卡塔丽娜把儿子搁到床上后又开始哭泣。别招惹她，我心里警告自己说，她已是人母。后来我又想到坟墓，想像在一个坟墓上做爱，想像睡在坟墓里。挺幸运，没过几分钟，跟她住同一个楼共用画室的那个画家来了，我们三个开始一起做晚饭。卡塔丽娜的这位朋友也离婚了，但显然她应对得更高明些。我们吃饭时她讲了几个笑话。画家的笑话。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女人能讲这么好的笑话（不幸的是我一个都记不得了）。后来，不知为什么，她们开始说起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卡塔丽娜的朋友说，有个诗人有六英尺半高，体重超过二百磅，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一个负责人的侄儿，一直想着要揍他们。知道他想找麻烦后，他们就消失了。卡塔丽娜不以为然，她说，我们的朋友去找塞萨雷亚·蒂纳赫罗丢失的文稿了，躲在档案馆里，经常逛墨西哥城的旧书店。我在午夜时分离开，出来后忽然不知道该上哪儿去。我给玛丽亚打了个电话，准备把罗萨里奥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她（既然要说，就干脆把储藏室里跟布里吉达的失败经历也说出来算了），请她原谅，可是电话一个劲地响就是没人接。芬特全家都不在。于是我又向南走去，向乌里塞斯·利马住的楼顶小屋方向走去。到那后发现一个人都没有，我只好又进城，向布卡雷利大街走去。我一到那条街上，还没有走进英克鲁西亚达酒吧，就先望了望阿马利罗咖啡店（基多咖啡店已经打烊了）的窗户。我看到潘乔坐在一张桌边。只有他一个人，面前放着一只喝了一半的咖啡杯。他把一本书搁在桌上，另一只手压住书页让书翻开，他的脸因为极度痛苦的表情而被扭曲了。他时不时皱着眉头，透过窗户看进去挺恐怖的。要么那本正在读的书对他产生了极其痛苦的效果，要么他的牙在疼。刹那间，他抬起脑袋，环顾一下四周，好像感觉到有人正在看他。我赶紧躲开。再次朝窗户里面张望时，潘乔还在读书，脸上痛苦的表情已经消失。那天晚上，罗萨里奥和布里吉达在酒吧值班。先是布里吉达凑到我跟前。我从她的脸上感觉到了苦楚和悔恨，同时有种被拒绝了的痛苦。说真的，我对她深感歉疚！人人都很痛苦！我给她买了杯龙舌兰，然后毫不顾忌地听着她给我讲的一切。后来罗萨里奥又过来了，说不喜欢看着我站在吧台边写东西，像个孤儿似的。没有空桌了，我说，然后继续写我的东西。我那首诗的名字叫《人人都很痛苦》。我才不在乎是否有人盯着呢。

11月30日

昨晚发生了真正可怕的事情。我在英克鲁西亚达酒吧斜靠着吧台，一会儿写诗一会儿写日记（我能自如地在两种形式之间转换），这时罗萨里奥和布里吉达在吧台后面大声吵起来。很快那几个凶神恶煞般的醉鬼开始选边站了，起劲地怂恿她们吵下去，我根本静不下心来写东西，决定悄悄溜掉。

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肯定很晚了，外面新鲜的空气触摸着我的脸庞。我走在路上时又有想写东西的欲望了，如果不是灵感闪现（真有灵感这种东西吗？）那就是对写作的喜爱又回来了。我拐过雷洛奇诺街角，开始朝城堡方向走去，想找个咖啡店继续写。我穿过莫雷洛斯花园，里面空旷又阴森，但我还是瞥了几眼角落里的秘密生活、肉体和戏弄孤单行人（当时好像就冲我而来）的笑声（咯咯）。我又穿过青年英雄街和帕切科广场（那是为纪念何塞·埃米里奥的祖父而建，现在空无一人，人影和笑声都消失了），正当我走到雷维亚希赫多街朝阿拉米达饭店的方向走去时，基姆·芬特忽然出现或是从一个角落变了出来。突如其来的震惊差点要了我的命。他身穿西服，系着领带（可是那西服和领带有点不对劲，弄在一起看着像完全搭配错了），他身后拽着一个女孩，胳膊肘被他牢牢抓着。他们跟我要走的是同一条路，不过对街而已，我花了几秒钟的时间才反应过来。基姆身后的那个女孩不是安格丽卡，我第一眼看见时自然而然地假设是她，可她的身高和体形又让我犯起糊涂。

显然女孩不是特别情愿跟着基姆走，但也谈不上坚决不从。在雷维亚希赫多街往阿拉米达饭店的方向，我走到相当于跟他们并排的位置，禁不住停下望着他们，好像要确认这个夜行人是基姆而不是鬼魂，这时他也看见我了。他立刻认出我。

“加西亚·马德罗！”他大声喊道，“过来，伙计！”

我非常小心地横穿街道，或假装小心（因为这条街上并没有车辆通过），也许是想故意拖延几秒钟跟玛丽亚父亲见面的时间。走到对面街上后，那女孩抬起脑袋盯着我，是鲁佩，我在格雷罗区碰着的那姑娘。她没有流露出丝毫认出我的样子。当然，我的第一反应是基姆和鲁佩正在找旅馆。

我向鲁佩打了声招呼。

“怎么样啊？”她面带那种让我心跳凝固的笑容说。

“我想给这位年轻女士找个安全的地方让她住下，”基姆说，“可这一带找不到一个体面的旅馆。”

“噢，附近有的是旅馆啊，”鲁佩说，“其实你就是不愿花钱。”

“钱不是问题。如果你想要，就会有，不想要，就没有。”

这时我才发现基姆神色特别紧张。一直抓住鲁佩的那只手痉挛地颤抖着，好像鲁佩的胳膊通了电似的。他剧烈地眨巴着眼睛，咬着嘴唇。

“出什么事了？”我问道。

基姆和鲁佩凝视了我片刻后（两个人似乎都要炸了）同时大笑起来。

“我们碰到麻烦了。”鲁佩说。

“你知道什么地方可以让这位年轻女士躲一躲吗？”基姆说。

以他刚才的紧张，现在可开心得过了头。

“我不知道。”我说，完全是应付的口气。

“我可以借用你住的地方吗？”

“这不可能。”

“干吗你就不让我自个来处理自己的事？”鲁佩说。

“因为谁也休想逃出我的保护，”基姆说，同时朝我挤眉弄眼，“而且，因为我知道你处理不好。”

“我们去喝点咖啡吧，”我说，“然后可以再想办法。”

“我对你期望很高，加西亚·马德罗，”基姆说，“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可是我碰见你纯属巧合啊！”我说。

“噢，巧合，”基姆说，然后像雷维亚希赫多街上的巨人般把空气吸进肺里，“没有巧合这种事。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注定了的。可恶的希腊人管它叫命运。”

鲁佩瞧着他微笑，那样子就像在冲一个疯子微笑。她穿一件超短的裙子和黑色毛衣。我想这毛衣肯定是玛丽亚的，或者至少味道闻着像玛丽亚的。

我们开始继续往前走，直接从维多利亚街向多洛蕾丝街走去，到了那儿后走进一家中国咖啡店。我们在一个面若死人的男子旁边坐下，他正在读报。基姆侦查了一番这个地方，然后在男卫生间里关了会儿。鲁佩的目光追随着他，刹那间盯着基姆的目光像一个陷入情网的女人。我忽然明白了，他们已经睡在一起了，或者计划很快就要睡在一起了。

基姆回来时洗了下手和脸，在头发上洒了些水。卫生间没有毛巾，他没法擦干，水从太阳穴上直往下流。

“这种地方让我回想起一生最倒霉的时期。”他说。

后来他就不说话了。我和鲁佩也沉默了片刻。

“我年轻时认识一个聋子。其实，他又聋又哑，”基姆沉思片刻后继续说，“那个聋哑人总是出现在我和几个建筑系的朋友常去的学生咖啡店。我们这帮人当中就有画家佩雷斯·卡马戈。我敢肯定你们听说过这个人或者知道他的作品。在那家学生咖啡店，我们总能看到这个聋哑人在卖铅笔盒、玩具、印着手语字母的卡片。基本上都是些小玩意儿，挣点零花钱。他人挺不错，有时会挨着我们桌边坐下。我觉得有些人都傻到把他看做我们的福神呢，有几个人甚至学会了简单的手语，但纯粹是为了好玩。这个聋哑人可能教过我们，我已记不得了。但是，有一天晚上，我走进一家像这样的中国咖啡店，不过是在纳瓦特区，我又撞上这个聋哑人。上帝知道我去那里干吗。我很少到这个区来消磨时间。我可能刚从某个女朋友家里出来准备回家，不妨说我大概有点烦恼吧，正为某事而沮丧着。夜已很深。咖啡店里空空荡荡。我坐在吧台旁或者靠近门口的一张桌子边。我起先以为这里只有我一个客人。可是当我起来上卫生间时（去办那事或者安静地哭一场！）发现那个聋哑人居然在咖啡店后头像是额外隔出来的房间里。他也是一个人待着，正在看报，没有注意到我。生活中怪事多了。我从他身边经过时他仍然视而不见，我也没有跟他打招呼。我想是自己不想破坏了他的惬意。我从卫生间里出来时一切都变了。我决定走到他跟前去。他还在那儿读报，我跟他打了声招呼，晃了晃桌子让他留意我过来了。这时那个聋哑人抬起头。他一脸快睡着的样子，盯着我却没有认出我，然后开口打了声招呼。”

“天哪。”我说，我脑后毛发悚然。

“你该明白，加西亚·马德罗，”基姆说，可怜地望着我，“我吓坏了。我就想快快逃离那个鬼地方。”

“我都不明白你怕个什么。”鲁佩说。

基姆没有理睬她。

“我能做的就是别在逃离时惊声尖叫，”他说，“我没有逃掉的惟一理由是我知道这个聋哑人还没有认出我，我还需要付账。可是，我已经无法喝完咖啡了，到了街上后我不顾一切地撒腿就跑。”

“能想像得出。”我说。

“那感觉就像撞到魔鬼了。”基姆说。

“那小子肯定能说会道。”我说。

“太对了！他抬起头对我说了声你好。声音甚至非常悦耳，天哪。”

“那不是魔鬼，”鲁佩说，“就算是你也不会知道。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他不是魔鬼。”

“拜托，你知道我不相信魔鬼，鲁佩，”基姆说，“只是那样说说而已。”

“那你认为是什么呢？”我问。

“缉毒警，线人。”鲁佩说，笑得嘴都咧到耳朵上了。

“说得太对了。”我说。

“可他干吗要对我们那么好，却又假装成哑巴呢？”基姆说。

“聋哑。”我说。

“因为你们是学生。”鲁佩说。

基姆盯着鲁佩，好像快要吻着她了。

“你可真聪明，鲁皮塔。”

“别取笑我。”她说。

“我是当真的。”

凌晨一点，我们离开那家中国咖啡店，继续寻找旅馆。大约两点钟左右，我们在里奥德拉洛萨街上找到了一家。他们一路上向我解释鲁佩出了什么事儿。皮条客想杀了她。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鲁佩不想下午工作，她想上学。

“祝贺啊，鲁佩，”我说，“你打算学什么呢？”

“现代舞蹈。”她说。

“上玛丽亚去的那所舞蹈学校吗？”

“没错，跟帕科·杜阿尔特学。”

“可是你不用参加考试就能上吗？”

基姆望着我，好像我是从另一个空间来的。

“鲁佩有不少有影响力的朋友，加西亚·马德罗，我们都打算要帮她。她用不着通过他妈的任何考试。”

那家旅馆叫梅迪亚鲁纳，跟我所料恰恰相反，基姆看了一眼房间，跟夜班经理私下说了几句话，然后对鲁佩说晚安，告诫她绝对不可擅自离开。鲁佩在她的房间门口跟我们说了再见。别出来送了，基姆说。我们向雷福马大街走去时，他解释说得给那个当班的一些小费，让他好好照顾鲁佩别问三问四的，说到底就是特别关照他别向外人透露什么信息。

“我担心，”他告诉我，“今晚鲁佩的老板会搜遍墨西哥城的每一家旅馆。”

我提醒他说不定会有警察来管或者至少发个禁令什么的。

“别傻了，加西亚·马德罗。阿尔韦托局子里的朋友多着呢。你以为他经营这些狐朋狗友干吗用？墨西哥城所有的妓女都由警察局控制着。”

“行了。这太离谱了，”我说，“个别警官走歪门邪道受贿还有可能，要说他们全部……”

“警方控制着墨西哥城乃至整个墨西哥的卖淫业，永远记住这点。”基姆说。过了会儿，他又补充一句，“我们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到青年英雄街后，基姆打了辆出租车。上车前，他叮嘱我明天一起来就上他家。

12月1日

我没有去芬特家。跟罗萨里奥做爱终日。

12月2日

在布卡雷利大街与散步的哈辛托·雷克纳不期而遇。

我们上那家外国佬的店里要了两块比萨饼。吃饼时他告诉我阿图罗下令要对本能现实主义进行第一次清洗。

我万分震惊。我问他有多少人被踢出去了。五个，雷克纳说。我想自己大概不在其中，我说。没有，你不在里面，雷克纳说。这个消息让我有种巨大的轻松感。被清洗的人有潘乔·罗德里格斯、卢西欧斯·思肯，还有三个我不认识的诗人。

跟罗萨里奥躺在床上时忽然想到墨西哥的先锋派诗歌正在经历第一次裂变。

终日郁郁寡欢，不过，写作和阅读又像一台蒸汽发动机给我输送着动力。

12月3日

我得承认在床上罗萨里奥比玛丽亚好玩多了。

12月4日

可我究竟爱谁呢？通宵夜雨绵绵。楼外门梯的景观如同尼亚加拉大瀑布。做爱时我不忘记数。罗萨里奥真是让人惊讶，不过为了确保实验不受干扰，我没有告诉她。她高潮了十五次。最初几次，她还不得不捂住嘴巴，害怕吵醒邻居。最后几次，我却担心她会犯心脏病。有时她在我怀里好像马上就要昏厥过去，有时又躬起身子，好像鬼搔脊梁。我高潮了三次。后来我们索性来到外面，在天井洒下的雨水中淋浴了一番。有点奇怪，我的汗水是热乎乎的，而罗萨里奥的却冰凉，而且让人颇感不舒服，带点苦甜兼而有之的味道（我的汗味肯定是咸的）。我们翻云覆雨达四个小时。后来，罗萨里奥替我擦干身子，然后又擦干自己的身子，顷刻间又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个女人的勤劳和踏实真不可思议），接着又睡了，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我坐在桌边写一首名曰“15/3”的诗。读威廉·巴勒斯[1]作品到天亮。

1　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1914－1997），美国当代小说家、社会评论家、画家。与凯鲁亚克及金斯堡均为美国“垮掉的一代”的核心成员。重要作品有《裸体午餐》（Naked Lunch）。

12月5日

从午夜开始跟罗萨里奥做爱，结束时已凌晨四点半，我又替她记了数。她高潮了十次，我来了两次。这次做爱时间比昨天更长。写诗间隙（罗萨里奥睡着的时候），我做了点运算。如果四个小时高潮十五次，那么在四个半小时里应该高潮十八次而不是十次。这个比率同样适用于我。我们已经开始按部就班了吗？

想玛丽亚了。我每天都会想她。很想去看看她，跟她睡觉，跟她聊天，可是真要去的时候，我又不能朝她家方向挪动哪怕一步。我把自己跟她和罗萨里奥之间的性事进行了一番冷静评估之后，承认跟罗萨里奥在一起更开心。不说别的，我能从罗萨里奥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12月6日

今天下午从三点到五点我都在跟罗萨里奥做爱。她高潮了两次，没准三次，我不知道，我宁肯让确切数字秘而不宣。我来了两次。上班前我给她讲了鲁佩的事儿。我没想到，她对鲁佩、基姆或我均显得非常冷淡。我又提到鲁佩的老板阿尔韦托，让我惊讶的是她居然表示可以理解，只是对他干拉皮条的活儿责备了几句，但也并不那么严厉。我告诉她这个阿尔韦托可能是个相当危险的人物，如果找到了鲁佩，还真会伤人的，她说一个女人抛弃了自己的男人遭受这些折磨是活该。

“不过你用不着担心，亲爱的，”她说，“你不会碰上这样的麻烦。陪伴你的是真心爱人，谢天谢地。”

罗萨里奥的这番表白让我难过极了。我忽然想起那个还不认识的阿尔韦托的样子，他的大家伙，他的大刀，还有那凶狠的面部表情。我想，如果罗萨里奥在街上遇到他，没准会迷上他。想到他不知怎么走在我和玛丽亚中间。想到阿尔韦托用那把厨刀量他的家伙，想到一首歌曲里的隐喻，既刺激又充满了暗示意味，但我却无法描述那感觉，它混合在夜晚的空气中，从窗户（一个邪恶的窗户！）飘进来，所有这一切搅在一起让我心里难过极了。

“别这么垂头丧气，亲爱的。”罗萨里奥说。

我想到玛丽亚跟阿尔韦托做爱的情景。阿尔韦托抽打着玛丽亚的屁股。想到安格丽卡和潘乔（感谢上帝，他已成了“前”本能现实主义者）做爱。想到玛丽亚跟卢西欧斯·思肯做爱。想到阿尔韦托同时跟安格丽卡和玛丽亚做爱。想到阿尔韦托跟卡塔丽娜做爱。想到阿尔韦托和基姆·芬特做爱。在最后这个情景中，正如那位诗人所说，我想像阿尔韦托从一张洒满精液（充满了富有欺骗性的浓度和色彩，因为很像血液和粪便）的肉体之毯爬过，朝我站立的山头爬来，我犹如一尊雕塑，可是我只想逃跑，冲到山的另一边，把自己消融在沙漠中。

12月7日

今天我去了叔叔的办公室，什么都对他说了。

“叔叔，”我说，“我跟一个女人住一起了。我不能再回家睡觉了。不过你别担心，我还会去上课，我打算把学位读完。另外，我挺好。早餐吃得不错。一日两餐呢。”

叔叔望着我，坐在办公桌边没动。

“你打算拿什么生活？找到工作了呢还是让她养活你？”

我说还不知道呢，其实目前是罗萨里奥养着我，不过开销颇低。

他想知道这个跟我住在一起的女人是谁，我告诉了他。他需要了解这个人是做什么的。我告诉了他，可能还对吧女工作的粗陋略作美化。他还想知道这个女孩多大年纪了。从那一刻开始，我虽然想坚决克制，可仍然无谎不撒。我说罗萨里奥十八岁，其实绝对不止二十二了，没准已经二十五了呢，不过这纯属猜测，我从没问过。打探这种事情似乎挺尴尬，除非人家情愿告诉你。

“看来你不想干傻事。”叔叔说，然后给我写了一张5000比索的支票。

我要离开时他让我晚上给婶婶打个电话。

我去银行把支票兑换成现金，然后又去城里逛了几家书店。顺便探访了一下基多咖啡店。第一次发现里面没有客人。我在酒吧吃了饭后回到罗萨里奥的屋子，在那儿读书写东西到很晚。天黑后我又回到酒吧，发现哈辛托·雷克纳在那里无聊得要死。他说，除了他，咖啡店里看不到一张本能现实主义者的面孔。谁都害怕碰上阿图罗·贝拉诺，但他们的恐惧毫无道理，因为这个智利人已经好几天没有来这里了。雷克纳说（他绝对是铁杆本能现实主义者），贝拉诺开始要把更多的诗人踢出这个圈子。乌里塞斯·利马态度比较谨慎，但他显然支持贝拉诺的决定。我问这次又有谁被清洗了。他点了两个我不认识的诗人的名字以及安格丽卡、劳拉·郝雷吉和索菲娅·加尔韦斯。

“他驱逐了三个女人啊！”我惊叫起来，简直不能相信。

莫克特苏马·罗德里格斯、卡塔丽娜和哈辛托本人悬而未决。你，哈辛托？贝拉诺绝不浪费时间，雷克纳说，有点听天由命的味道。我呢？没有，还没人对你有意见，雷克纳说，从语气听不是很有把握。我问他以什么理由开除。他说不知道。他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想法：阿图罗·贝拉诺患上了暂时性癫狂病。他又解释说（虽然我已经知道）布勒东也曾无意中沉溺于类似的游戏。贝拉诺以为自己是布勒东，雷克纳说。其实，所有墨西哥诗歌团体的领军人物都认为自己是布勒东，他长叹一口气。被开除的那些人，他们能说什么呢？他们干吗不自己新成立个组织呢？雷克纳大笑起来。他说，大多数被开除的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被开除了。知道了的人又都不怎么在乎本能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说阿图罗帮了他们一个忙。

“潘乔也不怎么在乎？卢西欧斯·思肯也不怎么在乎？”

“这两个人也许在乎。别的人就像扔掉一个包袱呢。现在他们可以随便加入农民诗社或者去巴结帕斯了。”

“我觉得贝拉诺的做法好像太不民主。”我说。

“对极了。肯定不能说是民主。”

“我们应该去找他，跟他说说。”我说。

“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他和乌里塞斯都失踪了。”

我们透过窗户看了会儿墨西哥城的夜景。

外面人流如梭，比肩接踵，他们看来不像是在等待暴风雨来临，而是暴风雨已经到来了。但是，好像谁也不害怕。

雷克纳又谈起郝奇特尔，他们打算要个孩子。我问准备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

“弗兰兹。”雷克纳说。

12月8日

因为完全无所事事，我决定去墨西哥城的书店找找贝拉诺和利马。我去过维努斯蒂亚诺街上一家叫费里尼奥埃尔霍温的旧书店。去过堂塞勒斯街上的利萨尔迪书店。去过麦索尼斯和皮诺苏阿雷斯街上的丽贝卡·诺迪尔旧书店。费里尼奥埃尔霍温书店的店员就一个小老头，他阿谀奉承地接待完一位“从墨西哥学院来的学者”后，迅速在书堆旁的一把椅子里睡着了，对我是一副傲慢不搭理的态度。我偷了一本阿方索·雷耶斯作序的马科·曼尼里奥[1]诗集《天文学》，又抄走了一本“二战”期间日本作家写的《一个无名作家的日记》。在利萨尔迪书店，我想我看到蒙西瓦伊斯了。我想蹭到他身边看看他在读什么书，可是刚一靠近，他就转过身盯着我，我感觉他脸上带着一丝笑意，他紧紧抓住手里那本书，遮住书名，过去跟店员说什么。我一气之下藏起一本叫奥马尔·伊比·奥尔法雷德的阿拉伯诗人的小书，大学出版社版，又拿了一本城市之光书店出版的美国青年诗人诗选，我离开时蒙西瓦伊斯已经走了。丽贝卡·诺迪尔书店就由丽贝卡本人看管，老太太已经年届八十，双目失明，穿件破破烂烂的白衣服，跟那一嘴假牙倒挺般配，手拄一根拐杖，吱呀作响的木地板就是她的门铃，她会突然出现，向到店里来的每个人自我介绍：我是丽贝卡·诺迪尔，说些诸如此类的话，最后一一询问她“很高兴认识”的文学爱好者的名字，调查他或者她想找什么类型的文学书。我告诉她对诗歌感兴趣，让我惊奇的是，诺迪尔太太说，所有的诗人都是无赖，但在床上的表现却不赖。尤其是他们手头没有钱的时候，她接着说。她又问我多大了，我说十七。噢，还是个无用的小东西呢，她大声说。接着又来一句：你不会琢磨着偷我的书吧？我向她保证死也不会。我们随便聊了会儿，我就走了。

1　马科·曼尼里奥（Marco Manilio，公元前29－公元14），拉丁诗人。著有五卷本诗集《天文学》（Astronómica）献给当时的罗马皇帝提比略。

12月9日

墨西哥文学的犯罪团伙绝对不敌书店团伙。我又拜访了几家书店：华雷斯街地下室的索塔诺书店，店员们（很多，穿清一色制服）始终严密监视着我，在此条件下我设法掠走了罗克·达尔顿[1]、莱萨马·利马、安立奎·李恩[2]等人的几本书。在阿兰达大街靠近圣胡安广场的墨西哥人书店，我从三名日本武士般的店员眼底顺走了一本奥顿和一本阿马多·内尔沃（棒极了！）的书，外加一本埃弗拉因·韦尔托的小诗集。玻利维亚和独立纪念日大街上的太平洋书店，我在那里偷了一本阿尔韦托·吉里[3]翻译的美国诗选和一本埃内斯托·卡尔德纳尔的书。黄昏时分，经过阅读、写作和片刻男欢女爱之后，来到科雷奥马约尔街上的别霍·奥拉西奥书店，该店由一对双胞胎经营，离开那里时牵走甘博亚[4]的长篇小说《圣女桑塔》准备送给罗萨里奥；一本肯尼思·费尔林[5]的诗选，由一个叫比拉博士的人翻译并作序，文中比拉博士用一种含糊其辞、疑点处处的方式谈到1950年代费尔林的墨西哥之行，他写道，那是“一次不祥的成果丰硕之行”；还有一本泰莱维萨的探险家阿尔韦托·莫特斯写的论佛教的书，除了莫特斯的书，我更喜欢前羽量级世界冠军阿尔达韦托·雷东多的自传。但是偷书的一个不便之处——特别是对我这样一个新手来说——就是有时你只能拿到什么算什么。

1　罗克·达尔顿（Roque Dalton，1935－1975），萨尔瓦多诗人。

2　安立奎·李恩（Enrique Lihn，1929－1988），智利诗人、小说家。他的诗作在当地流行一时，并获得多项文学奖项。曾获得联合国文教基金会以及古根海姆奖学金。

3　阿尔韦托·吉里（Alberto Girri，1919－　），阿根廷诗人。

4　甘博亚（Federico Gamboa，1864－1939），墨西哥作家，墨西哥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圣女桑塔》是其代表作，被称为“拉丁美洲的《娜娜》”。

5　肯尼思·费尔林（Kenneth Fearing，1902－1961），美国诗人、小说家。早年以写诗著名，后来晋身小说家行列。1946年出版的《大钟》（The Big Clock）是其代表作。1987年被改编为电影《走投无路》（No Way Out）。

12月10日

奥罗斯科书店位于牛津街和普拉戈街之间的雷福马大街上，我从该店牵走一本西班牙语诗选《当代九人》、罗贝尔·德斯诺的《肉体与商品》以及博尔赫斯的《布罗迪报告》。在弥尔顿和达尔文街上的弥尔顿书店牵走弗拉基米尔·霍兰[1]的《跟哈姆雷特的一夜及其他诗歌》，一本马克斯·雅各布[2]选集，一本贡纳尔·埃克洛夫[3]选集。从雷奥纳萨斯街的埃尔蒙多书店带走拜伦、雪莱、济慈的诗选，司汤达的《红与黑》（我已读过）以及阿方索·雷耶斯翻译的利希滕贝格《格言集》[4]，雷耶斯可是我小小的庇护所。单是读他写的或者他喜爱的作家的书就会让人开心不已，但是这么读书又太过轻松了。

1　弗拉基米尔·霍兰（Vladimir Holan，1905－1980），捷克诗人。1940年后即过着隐居生活，专事写作，1964年出版的《跟哈姆雷特的一夜》（A Night with Hamlet，捷克语原文为Noc s Hamletem）是他最知名的长诗。

2　马克斯·雅各布（Max Jacob，1876－1944），法国诗人、作家、画家、评论家。他曾与毕加索为室友，并因此结识了当时许多重要作家和艺术家如阿波里奈尔、让·科克托、莫迪里亚尼等。

3　贡纳尔·埃克洛夫（Gunnar Ekelof，1907－1968），瑞典诗人，早期诗作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带有浪漫主义的梦想和伤感，后期朝向超现实主义，具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

4　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1742－1799），德国启蒙学者、思想家、讽刺作家、政论家。《格言集》（Aphorisms）是他最著名的作品。

12月11日

以前，我没有时间干任何事，现在却有时间干所有的事了。以前，我把生命全耗在公共汽车和地铁上，一天得从北到南至少穿越两次城市。现在，我到哪儿去都是步行，读了很多东西，写了很多东西。我每天都做爱。在我们那间出租屋里，一个小型书房在窃书和造访书店的活动中逐渐丰富起来。最近的一次收获是：埃布罗河战役书店，店主是个矮个西班牙老头，名叫克里斯平·萨马拉。我想我们都已经成了朋友。当然，该书店几乎永远无人光顾，克里斯平先生喜欢读书，但又不介意花几个小时跟人聊聊昔日的一切。有时我也需要聊聊。我坦白说自己正在绕遍全墨西哥城的书店寻找两位失踪的朋友，我还说偷书是因为身无分文（克里斯平先生立刻送我一套加里拜神父翻译的波鲁厄版的欧里庇得斯作品），并告诉他我欣赏阿方索·雷耶斯是因为他不仅懂希腊文、拉丁文，还懂法语、英语、德语，然后说我已经不去大学了。我说什么都惹得他大笑一通，说到不去上课时他却不笑了，因为拿个学位还是挺重要的。他不相信诗歌。我说我是诗人时，他说“不相信”这个词不完全恰当，他也认识几个诗人。他要读读我的诗。当我拿出来给出他看时发现他有点犯糊涂了，可是读完后又什么也没说。他只是问我为什么用了这么多听着丑陋不堪的词语。什么意思啊，克里斯平先生？我问道。出现了不少渎神、发誓、诅咒、辱人的词语。噢，这样啊，嗯，我的风格大概本来就是这样吧。那天下午离开时，克里斯平先生又送了我一本塞尔努达的《奥克诺斯》[1]，鼓励我认真研究，因为塞尔努达也是个很难对付的诗人。

1　Ocnos，塞尔努达1942年出版的散文诗集。

12月12日

我步行送罗萨里奥到英克鲁西亚达酒吧门口后（所有的女招待，包括布里吉达在内都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好像我成了这个夜总会或者大家庭的一员，她们全都深信总有一天我会成为墨西哥文坛上的一个要角），双脚不由自主地带着我朝里奥德拉洛萨和梅迪亚鲁纳旅馆走去，鲁佩还住在那里。

这个只有鞋盒大小的大堂比我记忆中的还要邪恶，墙纸是花朵和淌着血的麋鹿图案，一个腰肥背宽、脑袋硕大的矮胖男人说没有什么鲁佩住在这儿。我提出要看登记册。店员说不可能，登记册是绝对保密的。我争辩说那人是我姐姐，跟我姐夫分手了，我来是想给她带点钱结算旅馆费用。店员也许有个处境类似的姐姐吧，立刻表现出特别理解的样子。

“你姐姐是个黑瘦女孩，用鲁佩的名字登记的吗？”

“没错。”

“稍等。我去敲敲她的门。”

趁这人去找鲁佩的工夫我翻看了下登记册。11月30日晚上曾有个名叫瓜达卢佩·马尔蒂内斯的人住过。同一天，还有叫苏珊娜·亚里汉德拉·托雷斯、胡安·阿帕里西奥、玛丽亚·德·马尔·西门尼斯的女人曾经入住。以我的直觉判断，那个叫苏珊娜·亚里汉德拉·托雷斯而不是瓜达卢佩·马尔蒂内斯的肯定是我要找的鲁佩。我决定不等前台接待员下来，直接上二楼苏珊娜住的201房间去找。

我只敲了一下门就听到里面有脚步声，关闭窗户声，然后是轻嘘声，接着又传来更多脚步声，最后门终于打开了，我跟鲁佩撞了个正着。

我第一次看到她脸上的妆那么浓。她的嘴唇涂成深红色，眼线用铅笔描过，脸颊上涂得油光闪亮。她立刻认出了我。

“你是玛丽亚的朋友。”她惊叫道，带着毫不掩饰的愉快。

“让我进去。”我说，鲁佩回头看了看，然后站在一边。屋里完全是女人服装混乱的集散地，在最不可思议的地方都塞满了衣服。

我立刻发觉这里还有别人。鲁佩穿一件绿色浴衣，疯狂地吸着烟。我听到浴室里有声音。鲁佩看着我，然后把目光投向浴室，我相信那一定是个嫖客。可我发现地板上扔着一张图纸，那是马上要发行的本能现实主义杂志的设计图样，这一发现让我警觉起来。我有些不合情理地推想，也许是玛丽亚或者安格丽卡在浴室里，我不知道如何向她们辩解自己出现在梅迪亚鲁纳旅馆。

鲁佩始终盯着我，注意到我的发现后大笑起来。

“你现在可以出来了，”她大声喊道，“是你女儿的朋友。”

浴室门打开了，基姆身上裹着一条浴巾走出来。他双目迷离，脸上还带有口红的印迹。他热情地跟我打了个招呼。手里还握着放有杂志设计蓝图的文件夹。

“你瞧，加西亚·马德罗，”他说，“我的工作总是这么辛苦，总是需要聚精会神。”

他问我去过他家没有。

“今天没有。”我说，又想起玛丽亚了，似乎一切都变得龌龊和伤心得令人不堪承受。

我们三个人待在床上，基姆和我坐在床边，鲁佩溜进被窝。

其实，此情此景就很不可思议！

基姆笑了，鲁佩笑了，我也笑了，我们谁也没有先开口。陌生人还会以为我们在这里打算做爱呢。这个念头很怪诞。只是这么一想都让我的肚子痉挛起来。鲁佩和基姆还在笑着。为了讲点话，我打头聊起阿图罗·贝拉诺在本能现实主义组织中发起的清洗运动。

“是时候了，”基姆说，“应该把所有吃闲饭和无能的人都拉出去，这场运动只要内心纯洁的人，像你这样，加西亚·马德罗。”

“没错，”我说，“不过要我说人越多越好。”

“不对，人数不过是个幻觉，加西亚·马德罗。从我们的目标而言，五个人跟五十个人差不多。我就是这样告诉阿图罗的。下马威。把圆圈收缩成一个微型圆点。”

我知道他马上又要跑题发挥了，我一言不发。

“你告诉我，上哪儿可以找到像潘乔这样的白痴？”

“我不知道。”

“你真认为他是个不错的诗人吗？他像个能让你佩服不已的墨西哥先锋派模范成员吗？”

鲁佩一句话都不说。她只是望着我们微笑。我问基姆有没有阿尔韦托的消息。

“我们的人本来就不多，很快会更少。”基姆不知所云地说。我不知道他是指阿尔韦托还是本能现实主义者。

“他们把安格丽卡也开除了。”我说。

“我女儿安格丽卡？老天，这算是个新闻，伙计。我还不知道呢。什么时候的事？”

“我不知道，”我说，“哈辛托·雷克纳告诉我的。”

“一个得到过劳拉·达米安奖的诗人！好大的胆子，过分！我这样说并非因为她是我女儿！”

“我们出去散会儿步好吗？”鲁佩说。

“别说话，鲁皮塔，我烦着呢。”

“别为这种破事痛苦了，华金，你不能让我不说话，我不是你女儿，记住了吗？”

基姆轻声笑了。这是一种兔子般的笑，几乎不会扰动他脸上的肌肉。

“你当然不是我女儿。你做不到准确无误地写出三个单词。”

“什么？你当我是文盲吗？你这个恶心鬼，我当然可以。”

基姆费劲思索了半天后说：“不，你办不到。”他的脸上浮现出愁眉苦脸的表情，让我想起潘乔在阿马利罗咖啡店时的模样。

“拜托，可以考我啊。”

“他们不应该这样对待安格丽卡。那些杂种戏弄人们感情的方式让我感到恶心。我们该吃点东西了。我感觉胃里挺不舒服的。”基姆说。

“别吹牛了，考我。”鲁佩说。

“也许雷克纳是在夸大其词，也许安格丽卡是被请求自愿离开。因为他们开除了潘乔……”

“潘乔，潘乔，潘乔。那个婊子养的一文不值。他就是个小人物。安格丽卡才不在乎他们是不是开除他、杀了他或者颁个奖给他呢。他跟那个阿尔韦托差不多。”他又低调地补充了一句，向鲁佩微微颔首。

“别这么气急败坏嘛，基姆，我这样说只是因为他们在一起，不是吗？”

“你怎么说，基姆？”鲁佩说。

“没什么，这事跟你无关。”

“那就考考我，伙计。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根。”基姆说。

“这太简单了，给我纸和笔。”

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连同我的笔递给她。

“我流了这么多泪水。”基姆等鲁佩从床上坐起后说。她抬起膝盖，把纸垫在上面。“流这么多泪水是为了什么？”

“一切都会好起来。”我说。

“你读过劳拉·达米安的诗吗？”他心不在焉地问我。

“没有，从没读过。”

“写好了，看你怎么想。”鲁佩说着把纸递给他看。基姆皱了下眉头说：挺好。“再来一个词，这次要真正很难的。”

“苦闷。”基姆说。

“苦闷？这太简单了。”

“我要跟女儿们谈谈，”基姆说，“我得跟老婆、同事、朋友们谈谈。我得做点什么，加西亚·马德罗。”

“别紧张，基姆，会有机会的。”

“听着，千万不要向玛丽亚透露这件事，好吗？”

“只有我们两人知道，基姆。”

“这个怎么样？”鲁佩说。

“太好了，加西亚·马德罗，我最想听的就是这句话。过几天我就给你送本劳拉·达米安的书。”

“这个怎样啊？”鲁佩把纸递过来让我看。她的“苦闷”一词拼写得完全正确。

“太好了。”我说。

“衣衫褴褛。”基姆说。

“什么？”

“拼写‘衣衫褴褛’这个词。”基姆说。

“呀，这可真难。”鲁佩说，她立刻开干了。

“这事儿不要向我女儿透露一个字。对她们俩都别说。我会很感激你的，加西亚·马德罗。”

“没问题。”我说。

“你该走了。我还想花点时间给这个笨蛋上上西班牙语课，然后我也就走了。”

“好的，基姆，再见。”

我站起来时床垫往上一弹，鲁佩咕哝了一句连眼睛都没有抬一下，继续在纸上奋笔疾书。我看见上面胡乱涂着几个单词。她写得很辛苦。

“如果见到阿图罗或者乌里塞斯了，跟他说说这样干不对。”

“如果见到的话我会说的。”说完我耸了耸肩。

“这样交朋友可不好。或是笼络朋友。”

我发出类似笑声的声音。

“你需要钱吗，加西亚·马德罗？”

“不需要，基姆，一点都不需要，谢谢你。”

“你知道，我可以随时帮你，我也年轻和鲁莽过。去吧。我们马上穿好衣服然后出去找点吃的。”

“我的笔。”我说。

“什么？”基姆说。

“我要走了。我喜欢那支笔。”

“让她写完。”基姆说，回头望了一眼鲁佩。

“给你看，怎么样？”鲁佩说。

“拼错了，”基姆说，“我应该打你屁股。”

我想了想“衣衫褴褛”这个词。我没有把握一下子就把它拼对了。基姆站起身向浴室走去。他出来时拿了根黑色和金色相间的自动铅笔。他朝我挤着眼。

“把笔还给他，拿这支写。”他说。

鲁佩把笔还给我。再见，我说。她没有应声。

12月13日

我给玛丽亚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女佣。玛丽亚小姐不在家。她什么时候回来呢？不知道，请问你是谁？我不想告诉她名字就挂了。我在基多咖啡店里坐了一阵子，等着看其他人会不会来，但绝望了。我又给玛丽亚打了个电话。没有人接。我想去莫特斯街，哈辛托住在那里。家里没人。我在街上吃了份三明治，写完昨天刚开了个头的两首诗。又给芬特家去了个电话。这次是一个不好断定声音的人接的电话。我问是不是芬特夫人。

“不，不是。”这人用一种令人头皮发痒的声音说。

显然不是玛丽亚的声音。也不是我刚才通过话的女佣的声音。只有安格丽卡或者陌生人了，可能是芬特姐妹的某个朋友吧。

“请问你是谁？”

“你想找谁？”

“玛丽亚或者安格丽卡。”我说，感觉自己又傻又慌张。

“我是安格丽卡，”这声音说，“你是谁啊？”

“胡安。”我说。

“你好，胡安。怎么样啊？”

那不可能是安格丽卡，我想，绝不可能。接着我想住在那屋里的每个人都是疯子，所以，这也不无可能。

“我挺好，”我说，浑身开始发抖，“玛丽亚在吗？”

“不在。”这声音说。

“好吧，我待会儿再打来。”我说。

“你想给她留言吗？”

“不了！”我说完就挂上电话。

我摸了下额头，心想可能感冒了。此刻，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跟叔叔、婶婶在一起，学习或者看电视，但我知道不可能回头了，我只有罗萨里奥和她的那间出租屋。

不知不觉间，我可能哭了。我漫无目的地走了一阵子，当我试图确定自己的方位时，已经置身埃纳华克区的一个荒凉地段，周围全是死气沉沉的树木和斑驳的墙壁。我来到泰克萨克科街的一个地方要了杯咖啡。咖啡送来时已经有些温凉。我忘记自己在那里待了多久。

我离开那儿时已经深夜了。

我又用付费电话给芬特家打过去。接电话的又是刚才那个女人的声音。

“你好，安格丽卡，我是胡安·加西亚·马德罗。”我说。

“你好。”这个声音说。

我觉得有点难受。几个小孩在街上踢足球。

“我见到你父亲了，”我说，“他跟鲁佩在一起。”

“什么？”

“在我们安排鲁佩住的旅馆里。你父亲在那里。”

“他在那里干什么？”这个声音无动于衷，感觉像是跟一堵砖墙说话。

“他在跟鲁佩相好呢。”我说。

“鲁佩还好吗？”

“鲁佩很好，”我说，“你父亲似乎不怎么好。我觉得他哭过，不过我到那儿时他挺好的。”

“嗯，”这个声音说，“他为什么哭呢？”

“不知道，”我说，“也许后悔了吧。也许觉得惭愧。他让我不要告诉你。”

“不要告诉我什么？”

“不要说我看见他在那里。”

“嗯。”这声音说。

“玛丽亚什么时候回家？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在舞蹈学校，”这个声音说，“我马上就要出去了。”

“上哪儿去？”

“去大学。”

“好吧，那再见。”

“再见。”这声音说。

我步行回到苏利文街。当我穿过雷福马街靠近库奥特莫克雕像的地方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举起手来，诗人加西亚·马德罗。”

我回过身，发现是阿图罗·贝拉诺和乌里塞斯·利马，我立刻晕了过去。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在罗萨里奥的屋里，躺在床上，乌里塞斯和阿图罗在两边让我喝刚泡的花茶，但没有喝进去。我问发生什么事儿了，他们说我昏过去了，还说我摔倒在地然后一直胡言乱语。我告诉他们给芬特家打电话的事。我说是这个电话让我生病的。他们起初不相信，后来仔细听我讲述了一番最近发生的连串经历，还送上他们的忠告。

他们说，问题是我说话的那人压根就不是安格丽卡。

“你是知道这个的，加西亚·马德罗，这就是你生病的原因，”阿图罗说，“是那个他妈的意外吓的。”

“我知道什么？”

“知道接电话的是别人，不是安格丽卡。”乌里塞斯说。

“不，我不知道。”我说。

“你下意识里知道。”阿图罗说。

“可那是谁呢？”

阿图罗和乌里塞斯笑了。

“答案其实很简单，也很好玩。”

“别折磨我了，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说。

“想一想，”阿图罗说，“来吧，动动脑子。是安格丽卡吗？显然不是。是玛丽亚吗？可能性更小。还有谁呢？女佣，你打电话的那个时间她不在家里，而且你经常跟她说话，应该听得出她的声音，对吧？”

“对，”我说，“肯定不是女佣。”

“还剩谁呢？”乌里塞斯说。

“玛丽亚的母亲和胡吉托。”

“我认为不会是胡吉托，是他吗？”

“不会，不可能是胡吉托。”我承认。

“你看玛丽亚·克丽斯蒂娜会装成那个样子吗？”

“玛丽亚的母亲叫玛丽亚·克丽斯蒂娜吗？”

“这是她的名字没错。”乌里塞斯说。

“不，不会，可又是谁呢？没有别人了。”

“有人疯狂到模仿安格丽卡的声音，”阿图罗说，然后望着我，“那家只有一个人喜欢制造那种变态的吓人把戏。”

我逐一检视了一番，答案在脑子里慢慢清晰起来。

“想想，再想想……”乌里塞斯说。

“基姆。”我说。

“不会有别人了。”阿图罗说。

“那个杂种！”

后来我想起基姆讲的那个聋哑人的故事，想起那些儿童虐待狂，他们本人在童年时就被虐待过。虽然我现在把它写了出来，那个聋哑人和基姆性格之间因果关系的转换似乎还不是那么清楚。后来我冲到街上，消耗了一枚又一枚硬币，徒劳地往玛丽亚家打电话。我跟她妈妈、女佣、胡吉托都说了话，而且很晚后又跟安格丽卡（这回才是真正的安格丽卡）通上话，可是玛丽亚一直不在家，基姆也不再来接电话。

贝拉诺和乌里塞斯陪了我一会儿。我出去打第一拨电话时拿出自己写的诗给他们看。他们说这几首诗写得不赖。本能现实主义清洗活动完全是个玩笑，乌里塞斯说。那些被清洗的人知道是个玩笑吗？当然不知道，如果他们相信了，那可就不好玩了，阿图罗说。这么说谁也没有被开除？没有，乌里塞斯说。

“有个傻蛋想揍我们。”后来他们承认说。

“可你们是两个，他只有一个人。”

“可我们并不来暴力的，加西亚·马德罗，”乌里塞斯说，“至少，我不会，阿图罗也不再用暴力了。”

给芬特家打电话的间隙，我跟哈辛托·雷克纳和拉斐尔·巴里奥斯在基多咖啡店里消磨晚上的时间。我把贝拉诺和乌里塞斯跟我说的又告诉了他们。这两个人一定发现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线索了，他们说。

12月14日

没有任何人给本能现实主义者们提供任何东西。没有奖学金，没有杂志版面，没有人邀请他们参加书友会或读书会。

贝拉诺和利马就像两个孤魂。

如果在俚语中“西蒙”是肯定的意思，“奈尔”是否定的意思，那“西蒙奈尔”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感觉不佳。

12月15日

克里斯平先生不愿聊西班牙内战。我问他为什么给自己的书店取了这么一个军事意味很浓的名字。他坦承说名字不是自己取的。以前的店主是共和国的一个上校，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那场有争议的战役中的辉煌事迹。我从克里斯平先生的话语中听出讽刺的弦外之音。应他之请，我聊了些本能现实主义的情况。他发表了些评论，诸如“现实主义永远不是本能的”，“本能属于梦幻世界”，我听了感到很沮丧，他总结说，我们这些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青年除了先锋文学别无选择。我问他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从未被剥夺过基本权利。至少按照墨西哥城的标准没有被剥夺过。不过后来我又想起我跟罗萨里奥共用的那间出租房，我拿不准他说错了没有。文学上的问题，跟生活上的问题一样，克里斯平先生说，在于人民最后都变成了杂种。现在，我觉得克里斯平先生完全是为谈论而谈论。我在椅子里坐着的这段时间，他一直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搬运书籍或是成捆落满灰尘的杂志。可是，在某个时刻，他转过身来，询问跟我睡一觉需要多少钱。我注意到你缺钱花，这是我冒昧提出这种事的惟一原因。我简直震惊得要晕过去。

“你搞错了，克里斯平先生。”我说。

“别想歪了，孩子。我知道，我老了，所以想来个交易。也可以称之为犒劳。”

“你是同性恋吗，克里斯平先生？”

我勉强说出这句话，然后立刻意识到自己显得挺傻，脸立刻红了。我不想等他回答。你认为我是同性恋吗？你不是吗？克里斯平先生问道。

“呃，呃，呃，我还真有所涉足。请原谅我，孩子，看在上帝的分上。”克里斯平先生说，然后开始大笑起来。

我抑制住从埃布罗河战役书店奔出去的冲动，这曾是我的第一反应。克里斯平让我别离开，因为他笑得那么厉害我都担心他会得心脏病。平静下来后他拼命道歉，求我谅解他是个怯懦的同性恋（别介意我的年龄，胡安托！）还说自己搭讪的技巧已经生疏了，就算这种事早已不再难以理解也很不好说出口。你一定认为我是个恶心鬼，还真是这样，他说。后来他又坦承这样随便跟人睡觉已经有五年的历史了。我离开书店时，他执意要送一套波鲁厄版的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全集以弥补对我的惊扰。我告诉他一点都没有被惊扰到，可是如果不接受他的礼物又显得唐突。生活简直就是狗屎。

12月16日

我真的病了。罗萨里奥让我在床上躺着。她上班前从邻居那儿借来一只暖水瓶，给我留下半公升咖啡。四片阿司匹林。我发着高烧。写了两首诗。

12月17日

今天有个医生来看过我了。他看了看房间，看了看我的书，然后量了下血压，又在我身体的不同部位摸了会儿。后来他在角落跟罗萨里奥说了几句话，声音很轻，用明显的肩膀动作来强调自己的话。他走了后我问罗萨里奥怎么可以不事先问我就请医生来。花了多少钱？我说。没关系，爷们儿，只有你最重要了。

12月18日

今天下午叔叔婶婶开门进来时我正烧得发抖，罗萨里奥紧跟在后面。我想我都出现幻觉了。婶婶扑到床上，四处吻我。叔叔站在旁边纹丝不动等着婶婶镇定下来，后来他在我肩膀上拍了拍。很快威胁、呵斥和忠告接踵而至。他们的基本意思是要我直接回家，否则就上医院，他们想让我彻底检查一番。我拒绝了。最后，威胁又上来了，他们要走时，我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罗萨里奥则在一旁啜泣。

12月19日

今天一大早，雷克纳、郝奇特尔、拉斐尔·巴里奥斯、芭芭拉·帕特森来看我。我问他们是谁透露的地址。他们说是乌里塞斯和阿图罗。看来他们露面了，我说。他们露面了但又消失了，郝奇特尔说。巴里奥斯说他们编了本墨西哥青年诗人诗选。雷克纳大笑。他说没有这事。太糟糕了，顷刻间我以为他们会选我的几首诗。他们现在就想一起赚些钱去欧洲，雷克纳说。怎么一起赚啊？卖大麻吧，还能怎样，雷克纳说。那天我在雷福马大街看到他们，带着满满一背包阿卡普尔科产的大麻。我不信，我说（但我想起上次看到他们确实带着一个背包）。他们给了我一点儿，雷克纳说着取出些大麻。郝奇特尔说我现在这样吸这东西不好。我告诉她不用担心，我已经感觉好多了。你可不能吸，雷克纳说，除非想让我们的孩子变成个弱智儿。郝奇特尔说没有理由认为大麻烟会伤害胎儿。不能吸，郝奇特尔，雷克纳说。真正对胎儿有害的是劣质环境、劣质食品、酒精、母亲滥用药物，而不是大麻烟，郝奇特尔说。总之别吸，雷克纳说，以防万一。如果她想，不妨让她吸吧。芭芭拉·帕特森说。操你这个外国佬，少管，巴里奥斯说。等生完孩子，你想干吗都可以，但现在你最好还是别碰，雷克纳说。我们吸烟的时候，郝奇特尔在房间的一个角落待着，旁边有些罗萨里奥用来放没有穿过的衣服的纸箱。阿图罗和乌里塞斯并没有攒钱，她说（就算他们保留了一些，有何不可呢），他们是在完成催化人们思想的最后几件工作。我们都看着她，等着她继续往下说。可是郝奇特尔忽然沉默了。

12月20日

今晚跟罗萨里奥做爱三次。现在身体好多了。不过我还在吃她买来的药，主要是为了讨她开心，不为别的。

12月21日

没有什么可记的。生活似乎在原地踏步。每天我都跟罗萨里奥做爱。她上班的时候我就写作和读书。今天晚上，我在布卡雷利大街上的酒吧转了一圈。有时我在英克鲁西亚达酒吧待会儿，女服务生们都优先伺候我。凌晨四点时，罗萨里奥回家（她上晚班），我们在屋里吃些简单的东西，一般是她从酒吧带来的食物。然后，我们开始做爱直到她睡着，接着我又动手写东西。

12月22日

今天老早就出去散步。一直打算要去埃布罗河战役书店，跟克里斯平先生消磨到吃午饭的时候，可是我到那儿时书店还关着。我又开始漫无目的地晃悠，享受着早晨的阳光，几乎不知不觉间来到麦索尼斯街，丽贝卡·诺迪尔书店就在那条街上。虽然我初次拜访时就把这家书店从目标名单中排除掉了，我还是决定进去看一看。店里没有一个人。书籍和书架间迷漫着一股令人不舒服的甜丝丝的沉闷气息。我听到有声音从里屋传来，我判断一定是那个瞎老太太在忙着结账。我决定等等，然后开始浏览旧书。看到《残酷的伊菲姬尼》、《倾斜的平面》以及《真实与想像的画面》，此外还看到五卷本的《情感与差异》，都是阿方索·雷耶斯的著作，还有胡利奥·多里的《散落的诗篇》，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叫爱德华多·科林的人写的短篇小说集《女人们》，还有一本塔布拉达的《李白及其他诗选》，雷纳托·勒狄克的《十四首官僚主义诗以及保守派活动》，胡安·德·拉·卡巴达[1]的《无理性世界中的美妙事件》，何塞·雷韦埃尔塔斯[2]的《上帝在人间》和《尘世的时光》。很快我就厌倦了，在一把小藤椅里坐下。刚落座就听到一声喊叫。我第一个反应以为有人袭击了丽贝卡·诺迪尔，然后不假思索地冲进里屋。等待我的却是令人惊讶的意外。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在桌边全神贯注地研读一本旧书目。我冲进房间后他们抬起头，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真正的惊讶表情。丽贝卡在旁边仰望天花板，好像在思索或沉思默想。她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的确是她在喊叫了，但那是惊讶的喊叫，而不是恐惧。

1　胡安·德·拉·卡巴达（Juan de la Cabada，1901－1986），墨西哥作家、剧作家。

2　何塞·雷韦埃尔塔斯（José Revueltas，1914－1976），墨西哥作家，“新墨西哥小说”创始人之一，受高尔基影响，作品多描写贫民生活与社会黑暗。著有多部小说及电影剧本等。

12月23日

今日无事。就算有什么事我也不想谈论，因为我理解不了。

12月24日

过了一个凄凉的圣诞节。我给玛丽亚打了个电话。我终于跟她说上话了！我跟她说了鲁佩的事，她说什么都知道了。你知道了什么？我说。

“哦，她从老板那儿逃走后最终决定上舞蹈学校学习。”她说。

“你知道她住哪儿吗？”

“在一家旅馆。”玛丽亚说。

“你知道是哪家旅馆吗？”

“当然知道了。梅迪亚鲁纳。我每天下午都去看她。她非常孤独，可怜的家伙。”

“不，她绝不孤独，有你父亲替她解闷呢。”我说。

“我父亲是一个圣人，他为了你这种卑鄙的家伙牺牲了自己。”她说。

我想知道她所谓的牺牲自己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

“告诉我你他妈的想跟我说什么！”

“别叫。”她说。

“我要知道我该坚持什么！我要知道我在跟谁说话！”

“别叫。”她又说了一遍。

她说还有好多事要做，然后就挂了。

12月25日

我决定永远不跟玛丽亚睡觉了，但是圣诞节的假日气氛、城里街上行人释放出的紧张感、可怜的罗萨里奥的计划（她固执地要在一家夜店度过元旦前夕——当然是跟我一起，在那里跳舞），所有这一切让我又想见到玛丽亚，想脱光她的衣服，再一次感受她的大腿圈在我背上的感觉，去抽（如果她要求的话）她那曲线完美、紧凑的屁股。

12月26日

“今天我要给你一个惊喜，宝贝。”罗萨里奥一进屋就大声宣告。

她开始吻我，一遍又一遍地说爱我，还承诺每两个星期读一本书，以便“跟我保持同样的水平”，这只能让我觉得难堪，最后她还坦言说从来没有人让她如此快乐过。

我一定是老了，因为她夸张的语言让我大起鸡皮疙瘩。

半个小时后，我们步行去“阿芝台克抄写员”，那是洛伦索波图里尼大街上的一家公共浴室。

真是意外惊喜。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罗萨里奥说，朝我眨着眼。

我真想就在这里抽她一顿，然后转身而去，永不见她。（我的神经病又发作了。）

然而，当我们穿过雾气凝结的浴室玻璃门，前台上方的拱形壁画或者墙画上某种神秘的力量吸引住我的注意力。

这位佚名艺术家画的是一种印第安人写在纸上或者羊皮纸上的线条文字，让人觉得不知所云。显然，这个艺术家就是阿马努恩塞·阿斯特卡。文字后面排列着很多温泉，印第安人和西班牙征服者三人一组成排地在池中沐浴，里面还有殖民时代的墨西哥人，如埃尔·库拉·伊达尔戈、莫雷洛斯、马克西米利亚皇帝和卡尔洛塔皇后、贝尼托·华雷斯身边簇拥着朋友和敌人们，马德罗总统、卡兰萨、萨帕塔、奥夫雷贡，穿着各种制服或者脱了制服的士兵、农民、墨西哥城的工人，还有电影演员如坎廷弗拉斯、多洛蕾丝·德尔·里奥、佩德罗·阿曼达里斯、佩德罗·英方特、豪尔斯·内格雷特、哈维尔·索里斯、阿塞维斯·梅希亚、玛丽亚·弗里克斯、丁坦、雷索特斯、卡拉夫雷斯、伊尔玛·塞拉诺，还有些人我认不出是谁，因为他们在最远的浴池里，而且画得实在太小了。

“很棒吧？”

我双手叉腰站在那里。看得入神。

罗萨里奥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

在我们拿着小毛巾和肥皂走进过道前，我发现壁画的每个底边都画着一堵石墙围着温泉。隔着石墙的另一边，在类似平原或者凝固的海洋上，我看到有影子般的动物，也许是动物的鬼魂（或者植物的鬼魂），躺在那里等待着，在沸腾但却静默的包围中不断繁衍。

12月27日

我们又去了趟“阿芝台克抄写员”浴室。很带劲。私人包间都铺有地毯，放着桌子、衣架、沙发和带有淋浴器和蒸汽喷头的水泥隔间。蒸汽喷头齐房顶高，像纳粹电影里那样。大屋和隔间之间的门十分厚实，还装了个令人毛骨悚然、永远蒙着雾气、跟视线平齐的窥视孔（但我还得弯一下身子才能看，因为我比普通人要高，这是给普通人设计的）。这里完全是饭店式服务。我们待在里头，要了些古巴龙酒。先是淋浴，接着蒸浴，然后在沙发上歇着晾干身子，然后又淋了一次。我们在小隔间里，在淹没身体的蒸汽雾云中做爱。我们做爱、淋浴，让蒸汽抚摸着我们。只能看得见彼此的手臂和膝盖，有时能看见颈背或者乳尖。

12月28日

我总共写了多少首诗呢？

从开始到现在：55首。

总页数：76。

总行数：2453。

加起来可以汇编成一本书了。这是我的全部作品。

12月29日

今天晚上，我在英克鲁西亚达酒吧等待罗萨里奥时，布里吉达走过来，感叹了一番时间过得好快。

“给我再倒一杯龙舌兰，”我说，“告诉我什么意思。”

我从她的表情中捕捉到的是只能称之为得意的东西，但同时又很伤感，那是一种听天由命的得意，更像死亡的微小兆头而不是生命的信号。

“我的意思是时间在流逝，”布里吉达说着满上我的杯子，“你曾经像个陌路客，现在好像都是个家庭的一员了。”

“我可不在乎这个家庭。”我说，同时又纳闷混账罗萨里奥上哪儿去了。

“我没有故意侮辱你的意思，”布里吉达说，“我不想挑事儿斗嘴。最近我跟谁都不想吵架。”

我站在那里望了望她，不知该说什么好。我真想说你这个白痴，布里吉达，可我同样没心思跟任何人吵架。

“我的意思是，”布里吉达说，望着身后，好像要确认罗萨里奥没有过来，“我也想跟你谈恋爱，相信我，我想跟你一起生活，给你零花钱，给你做饭，你生病的时候关心你，可事不遂人愿。我们得接受这个现实，不是吗？不过这样也挺好。”

“我没法跟别人生活在一起。”我说。

“你还是你，你的鸡巴跟黄金一样贵重。”布里吉达说。

“谢谢你。”我说。

“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布里吉达说。

“你还知道什么？”

“关于你吗？”布里吉达笑着说，这次我猜她是洋洋得意。

“当然是我了。”我说完把最后一口龙舌兰一饮而尽。

“你年纪轻轻就会死掉，胡安，你会让罗萨里奥伤心的。”

12月30日

今天我去了芬特家。今天让罗萨里奥伤心了。

大约七点钟，我老早就起来了，然后去城里的大街上漫游。临走前听到罗萨里奥的声音在说：等等，我给你做早点。我没有理睬。悄悄关上门就离开了房间。

走了很长时间，仿佛来到另一个国家，感觉心里又堵又恶心。走到索卡罗时所有的毛孔终于全都打开。我开始大汗淋漓，恶心感顿时一扫而光。

我忽然感到很饿，然后走进我看到的第一家开着门的咖啡馆。这是马德罗街上的一家小店，名叫新西巴里斯，我要了份咖啡和火腿汉堡。

让我万分惊讶的是，潘乔·罗德里格斯居然在那儿，就坐在吧台旁。他的头发梳得油亮（还湿着），双眼发红。他看到我时毫不惊讶。我问他在这里干吗，离家这么远，又是这么早。

“我找了一夜的妓女，”他说，“想看看我是否已经可以他妈的走出跟某人分手的阴影。”

我想他指的是安格丽卡，我尝到第一口咖啡时想起了安格丽卡、玛丽亚以及第一次去芬特家的情景。我感到很开心。我感觉很饿。可是，潘乔却显得无精打采。为了转移他的情绪，我说已经离开了叔叔和婶婶，跟一个女人住在一间像从1940年代的电影里直接搬出来的出租房里，但潘乔根本就无心听我或者任何人说话。

他抽了几支烟后说想活动下腿脚。

“想上哪儿去？”我问，不过，说句心里话我早已知道答案，如果他不说我想听到的话，我打算动用一切必要手段让他说出来。

“去安格丽卡家。”潘乔说。

“好样的。”我说，然后匆匆吃完早点。

潘乔在前面付了我的账（这可是第一次），我们便走了。腿脚有种飘飘然的感觉。潘乔好像不再那么沮丧，我也不再对未来的生活感到茫然无助。相反的，早晨的阳光又让我们回归自我，精神再次振作起来。潘乔又变得兴高采烈和敏捷起来，妙语连珠，马德罗街上一家鞋店的窗户反射出我内心对自己的期许：高大、表情阳光、既不笨拙又不病态地羞怯，阔步前进，身后跟着一个正在追求真爱或者不管什么的小胖子！

当然，此时此刻我还不知道这一天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呢。

路上的前半段，潘乔显得热情、友好、开朗，可是后半段，快接近康德萨区时他情绪陡变，好像跟安格丽卡奇特的（或者说装腔作势和暧昧的）关系中原本让他忧虑的东西又苏醒了。他又闷闷不乐起来，说所有的问题都与他和安格丽卡两个家庭之间的社会界限有关，他属于低层工人阶级家庭，安格丽卡家是深深地根植于墨西哥城的小资产阶级。为了让他打起精神，我说虽然这确实可能会在最初建立关系时出现难度，然而关系一旦上路，阶级冲突的裂痕会大大缩小。潘乔却反问我关系一旦上路是什么意思，我不屑回答这个愚蠢的问题。我提出另一个问题算是回答：他和安格丽卡真的是两个标准的、典型的、不折不扣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代表吗？

当我们坐在从雷福马和华雷斯街口打到的出租车上，正以惊心动魄的速度向科里马大街奔去时，潘乔不开心地说：“不是，我想不是吧。”

我告诉他，我正想对他说这个意思，因为他和安格丽卡都是诗人，如果各属不同社会阶层，那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很大，我告诉你。”潘乔说。

“别这么死板了，伙计。”我说，心里又无端地高兴起来。

没想到出租车司机支持我的观点：“如果你已经追求到了，就不存在界限的障碍了。只要有爱，其他都不重要。”

“明白了吗？”我说。

“不明白，”潘乔说，“还真不明白。”

“去追你的姑娘，忘了工人阶级的那些废话吧。”出租车司机说。

“工人阶级废话是什么意思？”潘乔说。

“你知道，就是那些社会阶级的说法。”

“照你说社会阶级是不存在的了。”潘乔说。

司机说话时在反光镜里望着我们，这时还回过头，右手搭在乘客座的后背，左手紧握方向盘。我们会撞车的，我想。

“事实上不存在。只要真心相爱，所有墨西哥人都是平等的。”

“简直是胡说八道！”潘乔说。

“你要这样说我也没办法。”司机说。

潘乔和司机开始从这个话题又引出宗教、政治议题，我盯着窗外，望着外面的风景（华雷斯和北罗马大街上的店面）单调地掠过去。我也开始想玛丽亚以及让我和她分手的东西，那不是阶级原因而是经验问题，想到罗萨里奥和我们的出租房，以及我在那里跟她度过的美好夜晚，可是，为了能跟玛丽亚相处哪怕几秒钟，为了能听到她的哪怕一句话，看到她的一个微笑，我随时准备放弃那些美好的夜晚。我还想到了叔叔和婶婶，甚至恍惚中看见了他们，手挽手走在我们经过的街上，虽然出租车危险地呈之字形拐到其他街上，他们仍然绝不回头望一眼，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孤独中，像潘乔、出租司机和我沉浸在各自的孤独中一样。接着我又觉得最近这些天好像做错了什么，在处理墨西哥新秀诗人或者生活中新结识的女人们的关系上出了差错，但是任凭我怎么琢磨都理不清哪儿出了问题，如果我回过头，那道深渊就在我身后敞开着。可是，我却丝毫不觉得恐惧。这是一道没有恶魔巨兽的深渊，不过是笼罩着黑暗、沉默和空虚这三种让我痛苦的极端事物而已，其实也并不那么痛苦，而是一种胃里的悸动，但这种痛苦有时感觉像恐惧。后来，我把脸紧贴着窗户，车子转入了科里马大街。潘乔和司机不聊了，也许只是潘乔打住不聊了，他好像不肯占什么上风，我的沉默和潘乔的沉默紧紧地箍着我的心。

我们在超过芬特家几英尺远的地方下了车。

“这儿气氛有些不对劲。”潘乔说，出租车司机开心地驶走了，嘴里骂骂咧咧。

乍一看，街上显得一切正常，但我却注意到某些异样，我对这里的记忆曾是那么鲜活。我看见街对面两个家伙坐在一辆黄色雪佛兰中。他们在盯着我们。

潘乔按了下门铃。过了好一会儿还是听不到屋里有任何动静。

雪佛兰轿车中坐在乘客座的那位下了车，把手肘撑在车顶上。潘乔观察了他一会儿，然后压低声音又说了一遍，这儿气氛有些异样。雪佛兰边上的那个家伙模样很可怕。我想起前几次去芬特家，站在门口盯着花园，感觉呈现在我眼前的花园里充满了秘密。这是不久前的事，可是感觉却像过了若干年。

胡吉托出来让我们进去。

他走到大门口时给我们打了个很令人费解的手势，他望着停放雪佛兰的地方。我们打招呼时他也不回应，穿过大门后他就关上门又锁上。花园看上去已经荒芜。房子似乎也不一样了。胡吉托领着我们直接向正门走去。我记得潘乔满脸疑惑地看着我，我们往前走去时他还回过头扫视外面的大街。

“走啊，伙计。”胡吉托对他说。

基姆·芬特和妻子正在屋里等着我们。

“你来得正是时候啊，加西亚·马德罗。”基姆说，热烈地拥抱了我一下。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这么热情的款待。芬特夫人穿着一件深绿色的长袍和拖鞋，好像刚起床似的，但很快我就得知她头天晚上几乎彻夜未眠。

“这儿出什么事儿了？”潘乔望着我问。

“没有出你想出的事儿。”芬特夫人说，一边抚弄着胡吉特的头发。

基姆拥抱过我后走到窗口，警惕地向外张望了一番。

“没有新情况，爸爸。”胡吉托说。

我立刻想到黄色雪佛兰车里的两个人，隐隐约约明白了芬特家出什么事了。

“我们正在吃早餐，孩子们，你们想喝点咖啡吗？”基姆问。

我们跟着他走进厨房。里面桌边坐着安格丽卡、玛丽亚和鲁佩！潘乔看见她时甚至都不眨一下眼，可我惊得灵魂都快出窍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很难回忆起来了，特别是因为玛丽亚的态度好像我们压根没吵过架，好像我们又重归于好了。我只记得我很客气地跟安格丽卡和鲁佩打了招呼，记得玛丽亚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接着我们开始喝咖啡，潘乔又问发生什么事儿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解释，气氛十分热烈，其间，芬特夫人和基姆开始争吵起来。芬特夫人说这是她过的最糟糕的新年假期了。想想穷人，克丽斯蒂娜，基姆说。芬特夫人开始哭起来，离开厨房。安格丽卡跑出去追上她，这迫使潘乔也要有所动作，但最后却不了了之：他从椅子里站起来，看着安格丽卡走到门口，然后又坐下。其间，基姆和玛丽亚，只有他们两人在场时，给我描述了事情的最新进展。鲁佩的老板在梅迪亚鲁纳旅馆找到了她。经过一番混战，细节我就不知道了，她和基姆设法从旅馆逃了出来，又来到科里马大街。这是几天前发生的事。芬特夫人发觉出了什么事儿后马上报警，很快几个警察就乘着巡逻车过来了。他们说如果芬特家想正式报案的话，他们就得回警察局。基姆告诉他们阿尔韦托和另外几个家伙在房子前，警察过去跟这个皮条客交谈了几句。胡吉托在门口听到他们好像根本就是老朋友。据鲁佩说，跟阿尔韦托在一起的那家伙要么也是警察，要么警方得到巨大好处，足以让他们故意不管。于是从那时起芬特家就开始被正式包围起来了。警官们走了。芬特夫人再次给警察局打电话。又来了几个别的警察，结果还是一样。一个朋友在电话里告诉基姆，建议他们尽最大努力坚持到假期结束后包围自会解除。只有胡吉托敢侦察那几个歹徒，他通报说又来了一辆小车，一辆通用汽车停在雪佛兰的后面，阿尔韦托和他的哥们儿，跟刚到不久的包抄者说了几句话后就吵吵闹闹地开车走了，甚至威胁性地让车轮在路面上蹭出尖锐的噪音，使劲按着喇叭。六个小时后，他们又回来了，接替的那辆小车又走了。毫无疑问，这样来来回回就是想折磨屋里的人。芬特夫人怕得不敢出去，她担心被绑架。面对这一新变化，基姆也不敢出门。他说这是为了对家庭负责，可我想他其实是害怕挨一顿揍。只有安格丽卡和玛丽亚曾跨出过门槛，就一次而且是分别出去的，下场十分难堪。安格丽卡被盘问了一番，玛丽亚大胆地从雪佛兰轿车旁走过，结果被摸了一把还被粗鲁对待。我们到那儿时，惟一敢出来开门的人只有胡吉托了。

她们一告诉我们这个情况后，潘乔立刻作出反应。

他扬言要出去狠狠揍阿尔韦托一顿。

基姆和我试图劝他，但根本不管用。潘乔跟安格丽卡私语了足有一刻钟，然后向外走去。

“跟我一起去，加西亚·马德罗。”他说，我像个傻瓜似的跟在他后面。

我们往外走时，潘乔决心一战的激情有所冷却。我们用胡吉托给的钥匙打开大门。我往回看了一眼大房子，我想我看见基姆在起居室的窗户里看着我们，芬特夫人在二楼的窗户里看着我们。潘乔说，恐怕会很棘手。我不知如何回答他好。谁让他自告奋勇的？

“我完全是为了安格丽卡。”潘乔说，一把又一把地试着钥匙，没有一把能打开。

雪佛兰轿车里坐着三个人，不像之前看到的那样只有两个。潘乔大踏步向他们走去，质问他们究竟想干吗。我在他身后几英尺远的地方磨蹭着，皮条客的身体被潘乔挡住了。我看不见他，他也看不见我。但我听到他的声音了，洪亮得像唱老情歌的歌手，很霸气却不会让人不舒服，完全不似我想像中那样斩钉截铁。相形之下潘乔的声音听上去倒是很冷酷。到后来潘乔开始结结巴巴又讲得飞快，很快就转向辱骂和攻击了。

此刻，从那天早晨听说这件事到现在，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些人非常危险，我想告诉潘乔我们还是掉头回去。但潘乔已经向阿尔韦托发出挑战。

“从车里滚出来，伙计。”他说。

阿尔韦托一阵放声大笑。他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见。副驾驶座那边的门打开了，下车的是另一个家伙。他中等个头，肤色黝黑，腰粗肚圆。

“滚开，小孩子。”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他在跟我说话。

这时我看见潘乔往后退了一步，阿尔韦托从车里出来。接下来事情发生得太快了。阿尔韦托朝潘乔一靠过来（那样子好像要给他一个吻），潘乔就倒在地上了。

“别管他，孩子。”那个黑脸膛的家伙在小车那边说，身子靠着车头。我没有理他。我把潘乔扶起来，我们向大房子走去。快到门口时，我回头望了一眼。那两个人又回到黄色雪佛兰里，看样子好像在狂笑。

“你真是好样的。”胡吉托从树丛里跳出来说。

“那杂种带着枪，”潘乔说，“如果我反击的话，他会杀了我。”

“我想也是。”胡吉托说。

我没有看到任何枪，但我没说什么。

胡吉托和我一起扶着潘乔向大房子走去。我们走到通向长廊的石板路时，潘乔说别去那儿，他想去玛丽亚和安格丽卡住的小房子，我们又穿过花园绕过去。后来发生的一切只能用悲惨来形容。

潘乔和安格丽卡关在小房子里不出来。女佣很晚才到，开始打扫房间，把一切都归整好。胡吉托想看看朋友们，父母不让他出去。玛丽亚、鲁佩和我在花园的角落里玩扑克，那是最初我和玛丽亚聊天的地方。我一下子觉得我们又在重复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当时潘乔和安格丽卡也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命令我们出去，只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

吃午饭的时候，芬特夫人在厨房桌边说想离婚。基姆笑了，耸了下肩，好像在说老婆简直疯了。潘乔开始哭起来。

后来胡吉托打开电视，他和安格丽卡坐下来看一部有关蜘蛛的纪录片。芬特夫人给我们还在厨房的人端来咖啡。女佣离开前说明天不来了。基姆跟她在后院里交谈了会儿，给了她一个信封。玛丽亚问这信是不是让她去寻找外援。得了，宝贝，基姆说，电话线还没切呢。那是她的年终奖金。

我不知道潘乔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也忘记什么时候决定今晚在这里过夜。我只记得晚饭后基姆把我拉到一旁，对我的态度表示很感谢。

“我对你还是期望很高的，加西亚·马德罗。”他说。

“我愿为你效劳。”我傻乎乎地回答说。

“那我们就彻底原谅咱们之间那桩蠢事，全力以赴保卫这座城堡吧。”他说。

我不明白他指的那桩蠢事是什么。我只知道他说的这座城堡指什么。我决定闭口不言，一个劲点头称是。

“那女孩如果想在这里过夜就最好不过了，”基姆说，“这是出于安全考虑，你知道的。在生死存亡时刻，有必要把兵力集中起来。”

我们两个在所有事上意见都完全一致，那天晚上，安格丽卡睡在客房里，鲁佩睡在起居室，玛丽亚睡在胡吉托屋里。我决定睡在后院的小房子，也许是期望玛丽亚来拜访，我们说过晚安，各回各屋后，我躺在玛丽亚的床上，徒劳地等待着，周围洋溢着玛丽亚的气息，我手捧一本胡安娜修女的诗选，却读不进去，最后实在受不了，索性出去在花园里散了会儿步。从瓜达拉亚拉或者索诺拉大街上的人家传来举办派对的沉闷声音。我走到围墙跟前朝外望去：黄色雪佛兰还停在那里，但看不见里面有人。我又折回大房子。起居室的窗户里还亮着灯，我在门口听到里面传来轻柔的声音，但无法确定是谁的。我不敢去敲门。我绕过去从厨房门走进去。玛丽亚和鲁佩在起居室里，她们坐在沙发上。有股大麻烟的味道。玛丽亚穿一件红色睡袍，我一下子搞错了还以为是件正装，胸口上用绒线绣着一道泥石流、一条岩浆河，还有一个即将毁灭的村子。鲁佩没有穿睡衣，如果她有睡衣的话，我表示怀疑，她穿一条超短裙和黑衬衫，头发凌乱不堪，这让她的表情平添几分神秘和动人的色彩。她们看见我后沉默不语。我很想问问她们在聊什么，但却坐在旁边说阿尔韦托的车子还在外面。她们早就知道了。

“这是我过的最离奇的一个新年了。”我说。

玛丽亚问我们要不要喝咖啡，然后起身走进厨房。我跟着她走进去。在等待水沸的时候我从后面搂住她说想跟她睡觉。她没有回答。这肯定是同意了，我想，我吻了下她的脖子和颈窝。玛丽亚的气息，一种令我再次觉得陌生的气息刺激得我开始恍惚。我立刻放开她。我扶住厨房的墙壁，担心失去平衡或者就此完蛋，我使了很大的劲才恢复正常。

“你的心真好，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端着放了三杯热水的托盘走出厨房时说，盘里还放着雀巢咖啡和白糖。我像个梦游者般跟在她后面。我很想知道她说我的心好是什么意思，可她对我说了这句话后就不理我了。

我迅速意识到自己在这里不受欢迎。玛丽亚和鲁佩之间还有很多话要说，这些话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她们马上可能就会谈论天气，然后很快又将谈论阿尔韦托，那个恶魔皮条客。

回到小房子后我觉得累极了，连灯都没有打开。

我摸索着来到玛丽亚的床上，全凭从大房子里或者后院、月亮照进来的微弱光线指路，我也搞不清究竟是哪种光在起作用，我衣服也没脱就趴着倒在床上，然后很快就睡着了。

我不知道现在是几点了，我那样睡了多久。我只知道感觉很好，醒来时天还很黑，一个女人正在抚摸我。我花了很大工夫才搞清那不是玛丽亚。接着我又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或者跟罗萨里奥绝望地消失在出租房里。我把这个不管是什么的人拉到跟前，在黑暗中仔细打量了一番她的脸庞。是鲁佩，她像只蜘蛛般微笑着。

12月31日

我们举办了一场所谓的家庭新年聚会。在长达一天的时间里，老朋友们来来去去。参加聚会的人不多。一个诗人，两个画家，一个建筑师，芬特夫人的妹妹，以及已故的劳拉·达米安的父亲。

后者的来访由于举止怪异而神秘让人印象深刻。那时基姆穿着睡衣，胡须也没有刮，正坐在起居室里看电视。我打开门，达米安先生进来了，先奉上一大捧红玫瑰，表情羞涩、笨拙地递给我。我把鲜花拿到厨房里，找了个花瓶什么的插进去，这时我听到他在跟基姆抱怨日常生活的艰难。后来他们又聊到社交派对。这些都不如从前了，基姆说。肯定不像从前了，劳拉·达米安的父亲说。你说得对。过去一切都挺好，基姆说。我们都老了，劳拉·达米安的父亲说。基姆的话让人挺吃惊：我不知道，他说，你是怎么过活的。我要是你的话，早就死了。

出现了一阵持续很久的沉默，最后从远处传来芬特夫人和女儿们的声音时才被打断，她们正在后院准备皮纳塔游戏[1]，这时劳拉·达米安的父亲忽然痛哭失声。我很好奇，从厨房走出来，尽量不弄出一点声响，其实这样的谨慎毫无必要，因为这两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心事中，基姆看着好像刚起床，头发也没梳，浑浊的眼睛下带着黑眼圈，睡衣皱皱巴巴，拖鞋随意穿着。他的双脚小巧玲珑，以我看，跟我叔叔的非常不同——而达米安先生满脸泪水淋漓，最后分成两道从脸颊上流下来，两道深深的泪痕仿佛要把他的整张脸都吞没。他双手绞在一起，坐在扶手椅里面对着基姆。我想见见安格丽卡，他说。先擦掉你的鼻涕，基姆说。达米安从夹克兜里取出一块手帕，擦了擦眼睛和面颊，然后擦掉鼻涕。生活是很艰辛的，基姆，他说，然后忽然站起，梦游一般向卫生间走去。他走过来时甚至都没有瞥我一眼。

我记得后来我去后院帮芬特夫人准备晚上的聚餐，干了会儿活儿，她打算主持晚上的聚餐，1975年最后一个晚上的聚餐。每次新年前夜我都要设宴招待朋友们，她说，现在已经成惯例了，但今年我只想快点过去，一点聚会的兴致都没有，你也知道情况，但我们还得强打精神。我告诉她劳拉·达米安的父亲来了，阿尔瓦里多每年都来，芬特夫人说，他说我是他所知道的最好的厨师。今晚我们吃什么呢？我问。

“我还不知道呢，宝贝。我想做点巧克力辣沙司鸡肉，然后早早上床睡觉算了。今年不适合庆祝，是吧？”

芬特夫人望着我笑起来，我觉得这女人脑子有点毛病。这时门铃固执地响个不停，芬特夫人站着等了片刻，让我去看看是谁。我经过起居室时看到基姆和劳拉·达米安的父亲在里面，手里各握一只杯子，一起坐在沙发上看另外一个节目。门口站着的客人是个农民诗人。我想他大概喝醉了。他问我芬特夫人在哪里，然后就要直接去后院，她就站在后院的花环和纸制的墨西哥小国旗中，回避着不想看到基姆和劳拉·达米安的父亲制造的凄凉景象。我走到胡吉托的房间，在那儿看到农民诗人用手掌击打着脑袋。

不过，电话还是特别多。先是一个叫洛伦娜的女人，前本能现实主义者，打电话邀请玛丽亚和安格丽卡参加新年前夜派对。后来帕斯阵营的一个诗人又打来电话。接着一个名叫鲁道夫的舞蹈演员打电话要跟玛丽亚说话。但玛丽亚不肯接，还要求我告诉这人她不在家，我机械地照办了，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装作自己完全不嫉妒（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因为嫉妒对人没有丝毫好处）。再后来基姆工作室的主任打来电话。奇怪的是，他跟基姆说完后又要跟安格丽卡讲话。基姆让我叫安格丽卡来接电话，眼中噙着泪水。安格丽卡讲话或者听话时，基姆告诉我写诗是任何一个人在这个被上帝遗弃的世界上能做到的最美好的事情。这完全是他的说法。我不想逆着他，表示了赞同。（我想我是这样说的：“太对了，基姆。”这种回答很傻，你怎么看都行。）后来我在姑娘们的小房子里玩了会儿，跟玛丽亚和鲁佩说了会儿话，或者更确切地说听她们说了会儿话，一边想着那皮条客什么时候以及如何结束包围。

昨晚跟鲁佩做爱，整个事件还笼罩在谜团中，但我得老实承认，那已经成为永恒记忆了，因为太让我开心了。下午一点钟的午餐随便对付了下：先是胡吉托、玛丽亚、鲁佩和我一起吃饭，然后一点半的时候芬特夫人、基姆、劳拉·达米安的父亲、那个农民诗人和安格丽卡过来用餐。我洗碗碟的时候听到那个农民诗人威胁要出去跟阿尔韦托干一仗，最后被芬特夫人劝住了，她说：胡里奥，别干傻事。后来我们又齐聚起居室吃小点心。

下午我冲了个澡。

我身上伤痕累累，但不知道是谁弄出来的，不是罗萨里奥就是鲁佩。无论如何不会是玛丽亚，离奇的是这疼痛就像我第一次遇到她时那样，但还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在我的胸脯上，就在左乳下面，有一块李子大小的伤痕。肩骨上有几道细细的彗星尾巴般的搔痕。我在肩膀上也发现了一些印迹。

我洗完澡出来时大家都在厨房里喝咖啡，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玛丽亚让鲁佩讲那杂种阿尔韦托的故事。不时有人打断鲁佩的讲述喊着天哪或者畜生，一个女性的声音（芬特夫人或者安格丽卡）甚至问说这是真的吗，这时基姆正对劳拉·达米安的父亲说：你看到我们必须对付的那种人了吧。

四点钟时，那个农民诗人走了，很快芬特夫人的妹妹又来了。晚饭的准备工作进入高速运作阶段。

五点到六点之间，有一堆电话打来，说他们不能来赴晚宴了，六点半时芬特夫人说她实在受够了，然后开始哭起来，回到楼上自己的卧室关上门。

七点钟，玛丽亚和鲁佩帮着芬特夫人的妹妹摆好桌子并进行晚饭的最后准备工作。但是有几样调料缺了，芬特夫人的妹妹决定亲自去买。她要出去时被基姆叫进书房逗留了片刻。她出来时手里拿了个信封，我猜里面放着钱。我听到芬特先生在书房里告诉她把信封放在包里，否则会有被雪佛兰车里的人偷走的危险，起初芬特夫人的妹妹似乎不把这个建议放在心上，可是当她打开正门要走时，她又听从了忠告。为了强化安全措施，我和胡吉托送她到大门口。雪佛兰车还停在那里，可是，当芬特夫人的妹妹经过那辆车向库尔纳瓦卡大街走去时，里面的人却连动都没有动一下。

九点钟时，我们坐下来共进晚餐。大多数客人都借故没有来，来的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我想可能是基姆的一个堂姐吧，还有一个瘦高男人，介绍说是个建筑师，或者如本人迫不及待指出的是原建筑师，还有两个不知道从哪来的画家。芬特夫人在妹妹陪同下穿着正装从房间出来，妹妹回家后又利用最后的工夫帮姐姐打扮了一番，好像负责晚饭还不够似的。随着新年逐渐来临，鲁佩变得越来越焦虑，说她没有资格跟我们共进晚餐，想去厨房吃，玛丽亚坚决不同意。最终（经一番说实话我觉得莫名其妙的劝说后）她还是跟大家同坐一桌了。

晚餐的开始有些非同寻常。

基姆站起来说他想祝一杯酒。我猜那应该是感谢和祝福妻子吧，在这种情况下她表现出不可思议的镇定，但这杯酒却是祝福我的！他提到了我的年轻，我的诗歌，回顾了我与他女儿们的友情（他说这话时盯着劳拉·达米安的父亲，后者不停地点头）以及与他的友谊，说到我们的谈话，我们在墨西哥城大街上的不期而遇，演讲即将结束时——其实很短但对我来说好像会永远讲下去——他请我，现在是直接对我演讲了，长大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成熟公民后，对他的评价不要太苛刻。演讲结束时，我难堪得满脸通红。玛丽亚、安格丽卡和鲁佩都鼓了掌。那两个茫然的画家也跟着鼓起掌。胡吉托趴在桌子底下，谁也没有注意到。我迅速瞥了一眼芬特夫人，她的表情跟我一样难看得要死。

开场白虽然生动有趣，年夜饭仍然有些伤感而沉默。芬特夫人和妹妹忙着上菜，玛丽亚几乎没有动一口。安格丽卡沉默不语，闷闷不乐到了无精打采的程度。基姆和劳拉·达米安的父亲总体上也不怎么说话。他们有时留心一下建筑师，他整个晚上都在温和地指责基姆。两个画家互相聊着，偶尔跟劳拉·达米安的父亲（好像他也收藏艺术品）说说话。晚餐开始时玛丽亚和鲁佩似乎很想显得开心些，不时地起来帮着上菜，最后却消失在厨房了。基姆在桌子另一头对我说，世间富贵，瞬息即逝。

这时有人按门铃了，我们所有的人都跳了起来。玛丽亚和鲁佩从厨房望过来。

“有人叫门。”基姆说，可是没有人挪动一下。

最后还是我站起来了。

花园里一片漆黑，我透过大门只看到两个人影。我想一定是阿尔韦托和他的警察朋友。我忽然产生了一种毫无理性的想打一架的冲动，于是坚定地向他们走去。但是，当我稍微靠近些时，发现来人是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他们也不解释为什么来这里。看见我时也不吃惊。我只记得自己闪过一个念头：我们有救了！

饭菜不够，乌里塞斯和阿图罗被安排在桌边坐下，芬特夫人给他们上了菜，这时我们别的人不是吃点心就是聊天。吃完饭后，基姆把他们带进书房。劳拉·达米安的父亲立刻跟了进去。

过了会儿，基姆从半开的门口向外望，叫鲁佩进去。我们这些待在起居室的人表情好像在出席一场葬礼。玛丽亚让我跟她去后院。她跟我聊了貌似很长时间，但其实不过五分钟。这是一场陷阱，她说。后来我们两个又走进她父亲的书房。

让人意外的是，主事的已经是阿尔瓦里多·达米安了。他坐在基姆的椅子里（基姆在一角站着）签支票。贝拉诺和利马微笑着。鲁佩似乎很忧虑但也无可奈何。玛丽亚问劳拉·达米安的父亲是怎么回事。劳拉的父亲从支票上抬起头说鲁佩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我要去北方了，伙计。”鲁佩说。

“什么？”玛丽亚说。

“跟这些家伙一起，开你爸爸的车。”

我很快就明白了基姆和劳拉的父亲已经说服我的朋友们带上鲁佩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这样这个家的包围就可以解除了。

最让我意外的是基姆居然允许他们带走那辆雪佛兰英帕拉。这可大出我的意料。

我们离开那个房间时，鲁佩和玛丽亚去收拾行李。我跟着她们去了。鲁佩的箱子几乎是空的，因为从旅馆逃出时她把大部分衣服都扔在那里了。

电视上的时钟倒计时至零点时，我们全都拥抱在一起：玛丽亚、安格丽卡、胡吉托、基姆、芬特夫人、她的妹妹、劳拉的父亲、建筑师、画家、基姆的堂姐、阿图罗·贝拉诺、乌里塞斯·利马、鲁佩和我。

这一刹那我们谁都不知道还会跟谁拥抱，是否能再有机会拥抱同样的人。

十点钟的时候才透过大门看见阿尔韦托和他的打手们的模样。十一点钟时他们已经不在那里了，这时胡吉托才敢出去到花园里，从墙上望过去，扫视一遍整个大街。他们全都不在了。十二点十五分，我们倾巢出动偷偷上路向车库走去，开始互相告别。我拥抱了下贝拉诺和利马，我问本能现实主义将来怎么办。他们没有回答我。我拥抱了鲁佩，让她多保重。作为回报，她在我脸上吻了一下。基姆的小车是辆最新款的白色英帕拉，基姆和妻子很想知道谁来开，好像担心他们临到最后一刻时会变卦。

“我来。”乌里塞斯·利马说。

基姆开始向乌里塞斯介绍这辆车的优点，胡吉托说我们最好抓紧点，因为鲁佩的老板已经回来了。这时每个人都开始用正常的声音说话了，芬特夫人说：真是太丢人了，被逼到这分上。后来我匆忙离开车库向芬特家的小房子走去，去拿我的书，然后又回来。小车的发动机已经启动，大家的表情都僵住了。

我看见阿图罗和乌里塞斯坐在前面，鲁佩坐在后座。

“谁去开一下大门。”基姆说。

我说我去吧。

我走到人行道上，看见那辆雪佛兰和英帕拉的灯都亮了。此情此景还有点像科幻电影。一辆小车离开楼房时，另一辆又靠过来，好像彼此被吸在一起，或者像希腊人说的那样被命运牵在一起。

我听到了人语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基姆的车从我身边开过。我看到阿尔韦托的身影从雪佛兰里出来，跟车里我的朋友们并排站在一起。他的朋友还坐在雪佛兰里冲他尖叫，让他砸碎英帕拉的窗户。乌里塞斯干吗不踩油门呢？我想。鲁佩的老板开始猛踢车门。我看见玛丽亚穿过花园朝我走来。我看见了雪佛兰车里几个流氓的脸。其中一个叼着雪茄。我看见了乌里塞斯的脸和手，这双手正在基姆的小车的变速箱上活动着。我看见贝拉诺的脸无动于衷地盯着皮条客，好像这事与他毫无关系。我看见鲁佩在后座上捂住脸。我想那窗户玻璃经不起再踢一下，我向阿尔韦托靠过去。这时我看见阿尔韦托摇摇晃晃。他浑身散发着酒味。当然，他们也庆祝了新年。我看见我的右拳（这是我惟一能腾得出的一只拳头，因为另外一只手里还拿着书）打中他的身体，这回我看到他倒下了。我朝这家伙的身体踢了几脚。我看见英帕拉终于发动起来。我看见两个流氓从雪佛兰里出来，他们朝我走来。我看见鲁佩在车里望着我，他们打开车门。我想我不是总想着要远走高飞吗，这下机会来了。我钻进车去，刚关上门乌里塞斯就踩下油门。我听到一声枪响，或者类似枪的声音。他们朝我们开枪呢，这些杂种，鲁佩说。我转过身，透过后窗看见街中间有一条影子。这个世界所有的悲伤全汇集在那个影子上了，小车严正的四边形窗户将它定格。那是鞭炮声，我听贝拉诺说，这时我们的小车向前猛跑，把芬特家的房子、流氓们的雪佛兰小车、科里马大街抛在了后面，顷刻间我们已经来到瓦哈卡大道，驶出市区向北方奔去。

1　Piñata，是墨西哥传统派对庆典中的应景游戏。以铁丝或细布条做骨架，用纸糊成的不同动物或人物造型里面装满糖果，在派对上将其吊在半空中，让小朋友蒙着眼睛拿棍棒轮流敲打直到最后应声破裂糖果撒满地，大家再哄抢地上的糖果。

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

1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亲爱的小伙子们，我说，见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进来吧，别有什么拘束，他们鱼贯而行来到厅堂，或者说更像摸索着进来，因为厅堂里很黑，灯泡烧坏了，我没有换（到现在都还没换呢），我走在前面，欢快地跨进厨房，取出两瓶苏西达斯牌的梅斯卡尔龙舌兰酒[1]，这个牌子的酒只有奇瓦瓦州生产，当然是限量流通，每年我都通过邮递收到两瓶，直到1967年才中断。我回去时两个小伙子正在大屋里看画、翻书，我忍不住又说了一遍他们来看我，我心里不知有多高兴。谁给的地址，小伙子们？吉尔曼、曼努埃尔，还是阿克莱斯？他们听了不解地望着我，其中一个小伙子说是李斯特·阿苏比德。坐呀，我说，找个地方坐下，哈，我的朋友吉尔曼·李斯特·阿苏比德，他这个人是不会忘了我的，那老家伙还那么大块头、魅力无比吗？小伙子们耸耸肩说没错——他的块头肯定没有缩，对吧？可他们齐声说，缩了——我说我们来尝尝这瓶梅斯卡尔龙舌兰酒，我递给他们两只杯子，他们坐在那儿瞧着酒瓶，好像怕从里面蹦出一条龙来，我笑了，可我不是嘲笑他们，纯粹是因为开心而笑，只要有他们坐在这儿我就开心极了，后来一个小伙子问，不知他们听对了没有，这酒是不是真的梅斯卡尔，我把瓶子递给他们，仍然大笑着，我知道这个名字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我往后退了一步，想好好瞧瞧他们，上帝保佑，他们可真年轻，长发披肩，手里拿着很多本书——这些书能让人回忆起多少往事啊！——这时一个小伙子说你肯定这东西不会要了我们的命吧，萨尔瓦铁拉先生？我说你所谓的要命是什么意思，这可是健康的精华，生命之水，别怕，喝了吧，为了示范，我给自己的杯子斟满酒，又倒出一半递给他们喝，起初两个淘气鬼仅仅润润嘴唇，后来酒性慢慢发作了，他们这才像男子汉般痛饮起来。嗨，小伙子们，怎么样啊？我说，其中一位，那个智利人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叫苏西达斯的梅斯卡尔酒，我听了觉得这话说得有点放肆，墨西哥至少有二百多种梅斯卡尔酒的牌子，想全知道它们可太难了，你要不是这儿人的话就更不可能，当然了，这孩子没想到这点，另一个说挺好，然后也说我没听说过这牌子，我只好告诉他们，据我所知，这个牌子的酒已经没人做了，工厂已经倒闭，或者烧毁了，或者变卖成了替雷弗雷斯科斯·帕思库尔供应酒瓶的基地，或者新老板觉得这个名字销路不好。有半晌我们谁也不说话，两个小伙子站在那里，我坐着，小口啜饮着苏西达斯，心里在想谁知道什么原因不做了。后来，其中一个小伙子说，萨尔瓦铁拉先生，我想跟您谈谈塞萨雷亚·蒂纳赫罗。另一个说，还想聊聊那份叫《卡沃尔卡》的杂志。这些孩子啊。他们的脑袋和舌头好像是互通的。谁要起个话头，中途打住后另一个又会捡起话茬或者想法继续说下去，好像是他自己开的话头。说到塞萨雷亚的名字时我抬眼望着他们，感觉目光透过一张纱布帘子，准确地说是外科手术用的那种纱布，看着他们，我说别叫我先生，孩子们，叫我阿马德奥好了，朋友们都这么叫我。他们说，好的，阿马德奥。他们又提起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名字来。

佩尔拉·阿维莱斯，列奥纳多·达·芬奇街，米克斯科阿克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我想谈谈1970年。我是1970年认识他的，在波尔维尼尔，那是塔里斯曼的一所高中。我们两个曾在那儿同学过一阵子。他是1968年进校的，刚到墨西哥不久，我是1969年进校的，可我们直到1970年才认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都辍学了一段时间。他是经济上的原因，我想，我呢，是因为内心的骚乱。不过，后来我又复学了，他也回去了，或许是父母打发他回去的，于是我们就认识了。那是1970年，我在班里年龄比谁都大，我已经十八岁，按理说我该上大学，而不是还在高中晃悠，可我却还在波尔维尼尔待着，一天早晨，新学年刚刚开始，他出现了，我立刻就注意到了，他不是新生，有一些朋友，比我小一岁，尽管还留了一级。那时他住在林达韦斯塔区，但几个月后就跟父母搬到那不勒斯区了。我跟他成了朋友。最初，我要鼓起勇气才敢跟他说话，我经常看他在院子里踢足球。他喜欢玩儿。我常常在楼梯上观察他，心想他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男孩。高中禁止留长头发，可他却留着。他踢足球时就脱掉衬衫，光着胸膛玩儿。我觉得他很像刊登希腊神话故事的杂志上某位希腊神的样子，别的时候（在课堂上，好像要昏昏欲睡时）又像个天主教的圣徒。我能经常看着他，我觉得这就够了。他的朋友并不多。当然，他认识很多人，他跟每个人都嘻嘻哈哈地周旋（他总是笑声朗朗）、开玩笑，但他的朋友寥寥无几，说不定一个都没有。他在学校表现不佳。化学、物理的成绩很惨。我很吃惊，因为哪门课都不太难啊。只消稍微用点心，略微下点工夫就可以考过去，不过，他几乎从不用功，没准压根就不学，在课堂上，他的思绪信马由缰。有一天，他向我走来，我正在楼梯上读洛特雷阿蒙的书，他问我知道不知道波尔维尼尔的老板是谁。我惊讶极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我张大了嘴巴却什么话也没说出，我的脸都扭曲了，没准浑身战栗不已呢。他依然光着胸膛，一手拿着衬衫，另一只手提着背包，那个沾满灰尘的背包里塞满了笔记本，他唇间带着一丝笑意望着我，我盯着他在风中或者午后的空气中（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迅速吹干的胸膛上的汗水，这时大多数课都上完了，我不知道自己还在学校干吗，也许在等待什么人，某个朋友，尽管这不大可能，因为我也没有多少朋友，也许我就是想待下来看他踢足球。我记得天空很明亮，带点湿漉漉的灰色，空气有些冰凉，或许是我自己感觉很冷。我还记得当时惟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远处的脚步声、无言的笑声，学校空空荡荡。起先他可能以为我没听清他的话，又问了一遍。我不知道这所学校属于谁，我说，我不知道有没有老板。当然有老板了，他说，是主业会[2]。他一定认为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因为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主业会是什么。一个与魔鬼结盟的天主教组织，他笑着说。这时我明白了，我告诉他我不是很关心宗教，我知道波尔维尼尔是所教会学校。不，他说，关键是由教会的哪个门派控制：是主业会。什么人会加入主业会？我问。这时他在我旁边坐下，我们聊了很长时间，让我尴尬的是他始终不穿上衬衣，天越来越冷，越来越冷。我记得他第一次谈话时说到了自己的父母：他说他们很天真，他也很天真，他可能还说他们（他和他父母）都很傻，而且为现在才发觉这所学校归主业会而内疚。你父母知道这里由谁管吗？他问我。我母亲去世了，我说，父亲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个。我也不在乎，我补充了一句，我一心想上高中，然后再上大学。你将来上大学想学什么呢？他问。我说，文学。这时他告诉我他也写东西。真巧，我说，我也写。总之我们就谈了这些。这种聊天没多大意义。当然，我觉得他是在开玩笑。我们就这样成了朋友。我已经十八岁，他刚满十七岁。他从十五岁开始就生活在墨西哥了。有一次，我邀请他一起去骑马。父亲在泰拉克斯卡拉有点儿地，还买了一匹马。他自称是个不错的骑手，我说这个星期天我要跟父亲去泰拉克斯卡拉，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我一同去。那一带农村太荒凉了。父亲盖了一间泥草屋，那儿全部的东西就这个了，剩下的无非是灌木和泥土。我们到那儿后他带着一丝微笑环顾了周围，仿佛在说，我知道这儿不会是一个迷人的牧场或者开阔的草原，可是这已经够大了。可我还是对父亲的这块地有些难为情。另外，这里没有鞍子，邻居们替我们养着马。父亲出去牵马时我们在平地上随便走了一阵。我想谈谈我读的书，我知道这些书他肯定没读过，可他几乎不听我说。他边走边抽烟，四周的景致差不多。最后，我们听到父亲的小车鸣喇叭的声音，接着那个替我们养马的人来了，他没有骑着而是牵着缰绳过来。我们回到小屋时父亲已经跟那人乘小车去办事儿了，那匹马系在那儿等着我们。你先骑，我说。不，他说（显然，他的脑子在想着别的事情），你先来吧。我不想再争，骑上马，起步就直接小跑了。我回来时他正坐在地上，靠着小屋的墙吸烟。你骑得不错，他说。接着他起身向马走去，说不习惯骑没有上鞍子的马背，可他一跃而起上了马背，我给他指了指路，告诉他沿着那个方向过去有一条河，或者说那只是一道干涸的河床，然而下雨的时候会溢满河水，而且非常漂亮，接着他便飞驰而去。他骑得极好。我本来就是个不错的骑手，可他跟我不相上下，说不定比我更出色，我不知道。我觉得此刻他骑得比我好。奔跑时不起一丝尘土是很难的，他紧紧贴着马背飞奔，最后淡出视野。我等待的时候数了数他扔到小屋外的烟蒂，弄得我也想学抽烟了。几个小时后，我们乘着父亲的小车回家，他坐在前面，我坐在后面，他说没准我们这块地下埋藏着金字塔呢。我记得父亲把正在凝视路面的目光掉转过来盯着他。金字塔？没错，他说，这里地下深层肯定埋藏着大量金字塔。父亲什么也没说。我问他为什么会起这样的念头。他没回答。我们又聊了些别的事，但我始终琢磨着他为什么要提到金字塔。我一个劲儿地想着金字塔。我一直在想着父亲的那片石头地，很多年后，我跟他失去了联系，每次回到那片贫瘠的土地，我都会想起埋藏在地下的金字塔，想起我曾经看着他在金字塔的尖顶上策马飞奔而过，想像他独自一人待在小屋坐在那儿吸烟的样子。

劳拉·郝雷吉，特拉尔潘，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遇到他之前，我在跟塞萨尔谈恋爱，塞萨尔·阿里亚加，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托雷·德·雷克托里亚的诗歌研讨班上，有人介绍我认识了塞萨尔。我在这个班上又认识了玛丽亚·芬特和拉斐尔·巴里奥斯。我还在这里认识了乌里塞斯·利马。当时他不叫乌里塞斯·利马，或许我不知道，可能当时已经叫这个名字了，但我们仍然叫他真名阿尔弗雷多或者别的什么，我也认识了塞萨尔，我们一见钟情，或者我们自以为一见钟情，我们两个都给乌里塞斯·利马的杂志写诗。这是1973年底，我说不上精确时间。那段时间雨水特别多，我记得，因为我们经常淋得湿湿的去约会。后来我们利用玛丽亚父亲工作的建筑事务所出了杂志《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这个名字太棒了。那些午后的时光真是太美妙了，我们经常一起喝酒，我们中总有人会带三明治来，不是索菲娅、玛丽亚就是我。男孩从不带什么来，就算真带了，刚开始还真有人带，带东西的男孩们，比较有礼貌的男孩，后来都退出了杂志，或者至少不再参加聚会。后来潘乔·罗德里格斯来了，然后把一切都搞砸了，至少我是这么看的，但我一直还为杂志工作，总之我还在那群人中晃悠着，主要是因为塞萨尔是他们的一员，同时还因为我喜欢玛丽亚和索菲娅（我跟安格丽卡一直未能成为朋友，不是真正的朋友），并非因为我想发表自己的诗，第一期上我一首诗都没有发，本来有一首叫《莉莉丝》的诗可以在第二期上发，可不知道怎么回事最终还是没有发出来。塞萨尔在《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上发了首叫《劳拉和塞萨尔》的诗，写得很甜腻，但乌里塞斯把诗名改了（或者说服塞萨尔改的），最后叫《劳拉&塞萨尔》。乌里塞斯·利马就喜欢干这种事。

总之，我先认识塞萨尔的，劳拉“&”塞萨尔就开始约会或者什么的了。可怜的塞萨尔。他长着一头闪亮的栗色头发，个子很高。他跟奶奶一起生活（父母在米却肯州），我的第一次成人意义上的性经验就是跟他发生的。或许那其实是我青春期的最后一次性经验。现在想来，也许是倒数第二次。我们经常去看电影，也看过几场戏。那时我又选修了舞蹈学院的课，有时塞萨尔跟我一起去上课。别的时间我们都用来长谈，谈论我们读的书，在一起什么也不干。这样过了几个月，三四个月，甚至九个月，然后，有一天我就跟他掰了。我记得很清楚，是我告诉他结束的，但我忘了到底是为什么。我还记得塞萨尔的表现还不错，他说我是对的，他当时就读医学院二年级，我刚上大学，专业是文学。那天下午我没有去上课，我去了玛丽亚家，我得找个朋友聊聊，我是说需要面对面去聊，不是在电话里，我到科里马区后向玛丽亚家走去，大门敞开着，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她家大门平时总关着，玛丽亚的母亲在这点上有些偏执，我走进去，按了门铃，门打开了，一个从没见过的家伙问我找谁。此人就是阿图罗·贝拉诺。当时他二十一岁，人很瘦，头发挺长，戴着眼镜，那副眼镜挺吓人，但他的眼睛并没有那么差，只不过稍微有些近视，但那副眼镜还是很吓人的。我们只是简单寒暄了几句。他跟玛丽亚和一个叫阿尼瓦尔的诗人在一起，此人当时对玛丽亚迷恋得快疯了，我到的时候他们正准备出门。

当天我又见了他一次。我跟玛丽亚说了一个下午的话，我想，后来我们又进城买了条围巾，然后继续聊（起先还聊塞萨尔“&”劳拉，后来就无所不谈了），接着我们又上基多咖啡店喝卡布奇诺，玛丽亚约好在那里跟阿尼瓦尔见面。九点左右，阿图罗来了。这次他带来一个十七岁的智利人，名叫费里佩·穆勒，说是他最好的朋友，一个金发高个男孩，几乎从不说话，无论去哪儿都跟着阿图罗。当然，他们跟我们坐一桌。陆续又来了些其他诗人，年纪都比阿图罗稍大些，没有一个本能现实主义者，因为这时本能现实主义还没有诞生出来，像阿尼瓦尔这样的几位诗人早在阿图罗回智利之前就跟他是朋友了，算来从他十七岁时就已经认识他。他们多半为记者和政府官员，属于那种从来没有出过城区或者城里某些社区的可悲之人，活动范围南到查普特派克街，向北最远到雷福马大街，还有《国家报》的职员、《至上报》的校读员、内政部的普通工作人员，他们下班后会来到布卡雷利大街，伸出他们的触须或者小小的绿色名片。尽管我说他们挺可悲，可那天晚上我们笑得开心极了。我们的笑声简直就没有停过。后来我们又步行到公共汽车站，有玛丽亚、阿尼瓦尔、费里佩·穆勒、贡萨洛·穆勒（费里佩的哥哥，很快就要离开墨西哥了）、阿图罗和我。不知为什么，我们开心得要命，我全然忘记了塞萨尔，玛丽亚仰望着星星，它们像三维投影般奇妙地出现在墨西哥城的天空，连我们正在行走的道路都显得那么优美，我们的行进出奇地慢，好像既前进着又后退着，推迟着必然抵达汽车站的那一刻的到来，我们所有的人一边走一边仰望天空（玛丽亚在数星星）。很久之后，阿图罗才对我说，他没有凝望星星，而是看着韦萨尔莱斯、卢瑟纳或者伦德雷斯街上狭窄的顶楼房里透出的灯火，还说刹那间，觉得没什么比跟我待在这样一间屋里更幸福的了，吃着三明治，喝着从布卡雷利大街某个小摊上买来的酸奶。不过他当时没有告诉我（那样的话我会认为他疯了）这些。他只是说喜欢读我的几首诗，还说两个半球的星星，北方的和南方的，他都很喜欢，然后向我要了电话号码。

我给了他电话号码，第二天他就打给我了。我们见了一面，但不是在城里，我告诉他我离不开现在住的特拉尔潘，我还得学习，他说没问题，我来找你，那样我也可以看看特拉尔潘，我说这儿没什么可看的。你要先搭地铁，然后再乘巴士，然后再换一辆巴士，不知为什么当时我觉得他肯定会迷路，我就说你在地铁站等我好了，我去接他时发现他坐在装水果的柳条箱上，靠着一棵树，其实这是那儿能找得到的最佳位置。你真幸运，我说。是啊，他说，我向来都挺幸运。那天下午他跟我讲了很多有关智利的事情，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想说还是我问他了，他说的大部分都凌乱无序，他还提到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他游历过整个拉丁美洲，或者至少去过每个太平洋沿岸国家。那是我们第一次接吻，后来我们相处了几个月，然后就住在一起，接下来就发生了该发生的，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分手了，我回去跟母亲住在一起，开始学生物学（我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出色的生物学家，特别是生物遗传学方面），后来阿图罗遇上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恰在这时本能现实主义诞生了。刚开始大家都觉得这简直是开玩笑，后来发现不是。觉得不是玩笑时，我们当中有些人追随他成了本能现实主义者，我想那主要是出于惰性，或者因为这个主张太疯狂，反而显得貌似有几分道理；或者出于情谊，为了不至于失去这个完整的朋友圈，但说句心里话，没有人把它太当回事。内心深处并不特别在乎。

这时我在大学陆续结识了些新朋友，我看到阿图罗和他的朋友们的机会越来越少。我想，惟一打电话联系或者偶尔一起出去的就是玛丽亚了，但是跟玛丽亚的友情也开始冷却。不过，我总是或多或少掌握着阿图罗的动向，我想：这是他能想得出的最愚蠢的事儿，他怎么居然会相信这种垃圾呢。一天晚上，我老睡不着，忽然想到他发起的这场运动纯粹是向我传达某种信息。他用这种方式说别离开我，瞧我多有本事，跟我在一起吧。后来，我意识到他是个骨子里很阴险的家伙。欺骗自己是一回事，骗别人就另当别论了。说穿了，本能现实主义这件事完全就是一封情书，像一只笨鸟在月光下疯狂的跳跃，本质上既廉价又毫无意义。

但我不是有意要这样说。

法比奥·埃内斯托·洛西亚科默，《火花》杂志编辑部，独立与路易斯莫亚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3月。

我是1975年11月来到墨西哥的。这时我已经漫游过其他几个拉美国家，只能勉强糊口。那年我二十四岁，开始时来运转。在拉美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我只能这样来解释了。我在巴拿马颓废混日时发现自己居然获得美洲之屋[3]诗歌奖了。我欣喜若狂。我身无分文，这笔奖金送了我一张去墨西哥的机票，让我有饭可吃。不过，有趣的是，那年我并没有参加美洲之屋诗歌奖竞赛。我对天发誓这是真的。前一年我给他们寄去一本书而他们当时对这本书根本不屑一提。今年，总算走出低潮，我听到自己获奖了，而且还有奖金。我乍听到这个消息心想是不是幻觉。说真的，我一直都食不果腹，经常挨饿的人会有这种反应。我又想可能是另一个洛西亚科默，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巧合也太大了：另一个阿根廷的洛西亚科默，另一个二十四岁的洛西亚科默，另一个洛西亚科默写出一本跟我的书同名的诗集。在拉丁美洲，发生了这样的事，完全没有必要自寻烦恼去撰造一个合乎逻辑的答案，特别是如果这样的答案不存在的话。幸运的是我真的获了这个奖，这就够了。后来美洲之屋的人告诉我去年那本书放错地方了，事情就是这样。

这样我才能到墨西哥，在墨西哥城安顿下来，过了阵子，我接到这孩子的一个电话，说想采访我什么的，我想他说的是采访。我当然说同意。说真的，我感到特别孤独和落寞。在墨西哥，我一个年轻诗人都不认识，采访或者不管什么吧，这个主意简直让人欣喜若狂。我们当天就见了面，我到达约定地方时发现来了不止一个诗人，有四个诗人在等着我，他们想搞的不是一场采访，而是一场讨论，一场三方对话，内容打算发表在墨西哥一家顶级刊物上。参加者包括一个墨西哥人（他们中的一位）、一个智利人（也是他们中的一位），一个阿根廷人，就是我。另外两个随行而来的只是在那里听着。主题是拉丁美洲新诗现状。这个话题倒是很精彩。我说太好了，随时奉陪，我们找到一家还算安静些的咖啡店开始聊起来。

他们带来的一台录音机已经处于工作状态，可是在最紧要关头，机子忽然发生故障，然后又从头重来。这次持续了半个钟头，我喝了两杯咖啡，都是他们付的钱。显然，这种事他们还不娴熟：我是说录音机，我是说当着录音机谈论诗歌，我是说组织他们的思想然后清楚地表达出来。总之，我们试了好几次，还是不行。我们决定，索性不如每个人把自己想到的不管什么写下来，然后把写下的东西汇总在一起。最后，变成了我和那个智利人的讨论。我不知道那个墨西哥人怎么了。

我们把下午的时间全都用来散步了。我觉得这些孩子很有意思，可能是他们给我买的咖啡的缘故，我觉得他们有点怪，好像既在那里，同时又不在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他们是我遇到的第一批墨西哥年轻诗人，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似乎显得怪怪的，可是前几个月，我见到过一些秘鲁年轻诗人、古巴年轻诗人，以及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年轻诗人，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很熟悉年轻诗人，确实有所不同，某些东西很让人怀念，比如同志般的情谊，强烈的共同理想，在任何拉美诗人聚会场合永远弥漫着的那种坦率。那天下午的某个时候，我记得简直像莫名其妙地喝醉了酒，我开始说起自己的那本书和我自己的诗，我不知道为什么说起那首叫《丹尼尔·科恩–本迪特》的诗，那首诗跟我这次获奖诗集中的其他诗作相比不好也不坏，但最终还是没有收进书里，我们可能还谈了诗的长度、页数，因为那两位（那个智利人和墨西哥人）写的诗都特别长，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我还没有读过呢，我想他们甚至都有一套长诗理论，称之为诗长篇，我想这大概是法国诗人想出来的东西，但记得不太确切了，反正我就跟他们说起了那首《丹尼尔·科恩–本迪特》，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说起这个来，其中一个问我为什么不收进书里，我说其实是美洲之屋的人决定把它拿掉，那个墨西哥人说，可是他们要征得你的同意啊，是吗，我告诉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征得我的同意。那个墨西哥人说他们拿掉了一首诗居然没有让你知道？我说是啊，实情我无法了解。智利人问他们为什么要拿掉？我说美洲之屋的人告诉我，那个科恩–本迪特正好发表过一些反对古巴革命的言论。那个智利人说这是惟一的理由吗？我像个混球似的告诉他，我想是吧，但那首诗并不是很好（那些小子们给我喝了什么让我这样说？）篇幅特别长，但并不怎么好，那个墨西哥人说这些杂种，但他却讲得很温柔，他真的说得很温柔，一点都不尖刻刺耳，好像他深知这伙人肢解我的书之前古巴人经历的一切，好像他内心深处已经不在乎那些蔑视我或者我们在哈瓦那的同志们。

文学并不天真烂漫。我从十五岁的时候就懂得这个道理了。我记得当时就想过这个，但我忘了是否把这个想法讲出来，如果讲过，当时的情景也忘了。后来这次散步（但我需要在此澄清，已经不是我们五个而是三个了，那个墨西哥人、智利人和我，另外两个墨西哥人走到炼狱的大门口时消失了）变成了在地狱边缘的徜徉。

我们三个人都不说话，好像被打成了哑巴，但身体仍在战斗，仿佛某种力量推着我们穿过那片陌生的土地，让我们手舞足蹈，那是一种默默无语、心领神会的散步，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接着我出现了幻觉，那天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穿过的那个停车场面向一片湖泊，这片湖又面向一片瀑布，瀑布又变成一条河流，穿过一个公墓，所有这一切，包括湖泊、瀑布、河流、公墓都呈深绿色，而且悄无声息。这时我想起两种可能性必居其一：要么我可能疯了，这种可能性极大，因为我的头脑向来是很清楚的，要么这些家伙让我吸了毒。后来，我说别走了，歇会儿吧，我感觉不舒服，需要休息，他们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楚，我只看见他们靠过来，我慢慢有了知觉，感觉自己在四处张望，想找个什么人，目击者什么的，可是看不到一个人，我们来到一片森林中，我记得我说这是什么森林啊，他们说查普特派克森林，然后带我走到一把条椅那儿，我们坐了片刻，其中一个问我哪儿疼（疼，这个词太对了，太贴切了），我本想告诉他们我全身到处都疼，整个人都在疼，可我却说也许问题出在我还不习惯这个高度，高度跟我过不去，让我看见了某些东西。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罗萨多，拉马·多拉达咖啡店，科约阿坎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4月。

蒙西瓦伊斯最早说过：马里内蒂和特萨拉的门徒们写的那些喧嚣、愤怒、做作的诗不过是在简单的印刷排列世界作战，永远不会超过儿童娱乐的水准。蒙西说的是尖锐派诗人，这个评价用在本能现实主义者身上同样合适。没有人理睬他们，他们动辄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别人。1975年12月圣诞节前夕，我非常不幸在拉马·多拉达咖啡店撞上几个他们的人。店老板内斯托尔·佩思克里亚坚决支持我：这太令人扫兴了。负责的那个叫乌里塞斯·利马，另外一个家伙高大黑胖，叫莫克特苏马或者库奥特莫克，还有一个叫卢西欧斯·思肯。我正好也坐在这个位置，等阿尔韦托·莫尔和他的姐姐，这三个疯子忽然围住我，每边坐了一个，他们说，路易斯，咱们谈谈诗歌吧，分析一下墨西哥诗歌的前景，嘴里全是诸如此类的话。我这个人不喜欢粗暴，当然马上紧张起来。我开始琢磨：他们到底想干吗？他们怎么找到我的？他们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不得不说，这个国家本身就毫无风度，墨西哥文学同样没有风度，这点也不得不承认。不过，我们还是谈了二十分钟（我从来没有为阿尔韦托和他那势利姐姐的迟到如此恼火过），最后，我们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归根结底，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我们在憎恨着同样的事情。当然，我向来支持帕斯在文学界的地位。当然，他们欣赏的似乎全是自己目前正在做的一切。谢天谢地。我是说，这还算小恶，如果他们宣称是农民诗人的弟子，或者可怜的罗萨里奥·卡斯特拉诺斯的追随者，或者海梅·萨维内斯的门徒（在我看来，有一个海梅就够了），情况会更糟糕。阿尔韦托终于来了，我还活着，之前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有些话很不中听，这样的举止在拉马·多拉达这种地方显得很不得体，内斯托尔先生会给我撑腰，但顶多如此。阿尔韦托来时我想我已经控制了局面。可是，后来朱丽亚·莫尔又忽然到了，问他们是什么人，晚上有何安排。那个叫卢西欧斯·思肯的马上说没事可干，还说，如果她有什么想法的话不妨说说，干什么他都愿意奉陪。朱丽亚全然不顾弟弟和我给她使眼色，说我们可以上普雷亚波去跳舞，那是一个粗俗不堪的地方，在玛亚10号小区或者泰皮托，我只去过那么一次，可一直都在使劲忘掉它，我和阿尔韦托都不能逆着朱丽亚，只好出去上了阿尔韦托的车，乌里塞斯·利马、阿尔韦托和我坐在前面，朱丽亚、卢西欧斯·思肯和那个叫库奥特莫克或者莫克特苏马的坐在后面。说实话，我最怕这个了，这些人很不可靠，有人告诉过我，他们在卡萨波尔达的圣波恩让蒙西难堪过，但是因为蒙西答应跟他们喝咖啡，你可以说那是给他们捧个场，他也有一定的错误，人人都知道，本能现实主义者就像尖锐主义者，人人都知道蒙西对尖锐主义者的态度，其实他对后来发生的事不该抱怨叫屈，不过，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虽然我有时忍不住想问他，但是从来没有问过，不想打探或者揭旧伤，再说，他跟本能现实主义者们会面时的确碰到事儿了，人人都知道，所有偷偷地爱着和恨着蒙西的人都知道，出现了各种假设和说法，总之，阿尔韦托的车像光一般飞奔或者像蟑螂般爬行着（取决于路况）朝普雷亚波开去的时候，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朱丽亚·莫尔跟两个本能现实主义流浪汉在后面聊个不停。我不想给你描述那家俱乐部。我向上帝发誓，我们恐怕不会活着从那儿出来了。我只想透露一点，这里室内装饰和点缀其中的人种几乎就是从李萨尔迪的《脏鸟》以及马里亚诺·阿苏拉的《落水狗》、德尔·帕索的《何塞·特里戈》这些“浪潮文学”中最坏的小说以及20世纪50年代最糟的色情电影（不止一个女人长得像托戈莱勒，我以为她在50年代没有拍过电影，其实应该拍过）中直接抄袭来的。我们就这样进了普雷亚波夜总会，在靠近舞池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我完全不熟悉流行音乐，朱丽亚跳恰恰或者波莱罗或者丹颂舞时，我和阿尔韦托开始聊起什么（我发誓忘记内容了），一个服务员给我们上了一瓶龙舌兰或者老鼠药，我们一声不响要了，可见我们烦闷的程度。在比说出“差异”这个词所需要的更短时间里，我们忽然间就醉了，乌里塞斯·利马开始背诵起一首法语诗，我不知道为什么背诵，但他的确是在背诵，我都没有发觉他在讲法语，也许是英语，我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理查德·布劳蒂甘的译文，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诗人，或许是约翰·吉奥诺的译文，管他是谁，没准是利马本人的替身呢，可是怎么会是法语？我有点意外。不错的语调，流畅的发音，这首诗，不知怎么听着有些耳熟，很熟悉，但可能是因为我醉得越来越厉害，或者是无情的波莱罗音乐的缘故，我无法确定这是谁的作品。我想到了克劳德，可是我们谁也无法想像利马会背诵克洛岱尔的诗，能吗？我又想到波德莱尔，想到了卡图尔·芒戴斯（我曾给一所大学的刊物译过他的诗歌片段），想到了奈瓦尔。我得惭愧地承认，这些名字都曾涌进我的头脑。为了捍卫，我应该借着酒精的迷糊马上说出来，我自问奈瓦尔与芒戴斯会有什么共同之处，后来我又想到了马拉美。阿尔韦托也许在玩着同样的游戏，他说，这是波德莱尔的诗。当然不是波德莱尔的诗。我把这首诗写出来。看看你能不能猜出这是谁的作品：

我悲伤的心在船尾满怀怨恨， 烟丝填塞着我的心：它们往这颗心上喷射着浓汁，我悲伤的心在船尾满怀怨恨：这些士兵们嘲弄着引发一阵哄笑，我悲伤的心在船尾满怀怨恨，烟丝填塞着我的心！

阳亢雕塑般的年轻士兵们他们的辱骂已使他们堕落！ 晚祷时分，他们在墙上涂鸦阳亢雕塑般的年轻士兵们。喔，不可思议的大海，捉住我的心，让它得以赎罪！阳亢雕塑般的年轻士兵们他们的辱骂已使他们堕落

当他们用尽他们的嚼烟，该怎么办，喔失窃的心？这将是纵酒狂欢的军号声当他们用尽他们的嚼烟：我的胃将鼓起， 如果我悲伤的心堕落了： 当他们用尽他们的嚼烟该怎么办，喔失窃的心？

这是兰波的诗。很令人意外。这个意外只是相对而言。真正让人意外的是利马居然用法语朗诵了它。而且，我为自己没有猜出是谁写的略感恼火，因为我对兰波的作品相当熟悉，不过，我也不想因此让自己心烦意乱。又一个共同点。也许我们能活着走出那个地狱般的洞穴。背诵完兰波的诗后，乌里塞斯·利马讲了一个兰波和什么战争的故事，我不知道那场战争，战争这种话题我不感兴趣，但是其中有某种东西，某个共同的主题，把兰波与那首诗、那场战争联系起来，我敢肯定那是一个很污秽的故事，然而，这时先是我的耳朵，然后是我的眼睛又见证了其他一些污秽的小故事（我发誓如果朱丽亚·莫尔再拖我去类似普雷亚波这种喧嚣的地方，我非杀了她不可）、支离破碎的场面，那些垂头丧气的浪荡子与绝望的纯洁女孩或者同样绝望的年轻妓女们在光影反差强烈的急速旋转中起舞，我得承认，这加剧了我的迷醉程度，如果真醉了的话。这时什么地方吵起架来。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有叫骂声。阴影中两个流氓拽着一个满脸是血的家伙。我记得我对阿尔韦托说我们该离开了，否则情况可能会越来越糟，但阿尔韦托还在听着利马的故事不搭理我。我记得我望着朱丽亚跟利马的一个朋友跳舞，我记得自己又跟思肯跳了一曲波莱罗，仿佛是一场梦幻，然而，那也许是整个晚上我第一次感觉好极了，事实上就是整个晚上第一次感觉那么好。后来，仿佛如梦初醒，我记得我对着舞伴的耳朵轻声说，我们的举动也许会冒犯别的舞者和观众。忘了后来发生什么了。有人对我讲了粗话。我不知道，我准备要爬到一张桌子下面或者蜷曲在思肯的胸膛上睡了。可是，有人对我说了粗话，思肯做了一个动作，好像要推开我然后把脸转向说话的那个人（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好像是女气小伙或者男同性恋什么的，我还不习惯这种语言，尽管我知道应该习惯），可我醉得一塌糊涂，浑身的肌肉都软了，他不能放开我——他要放开了，我会瘫在地上——他只好在舞池中间回骂了一句。我闭上眼睛，试图不要让自己看到这个局面。思肯的肩膀发出汗水的味道，一股奇怪的酸味，好像刚从某个化工厂的爆炸中好端端地逃了出来，后来我听见他在说什么，不是针对一个人而是好几个人，至少两个以上，那几个人的声音越来越大，后来我睁开眼睛，天哪，我看见那些人不是围住我们两个而是围住我一个，我的胳膊搭在思肯的肩膀上，左臂搂着他的腰，脸颊贴着他的肩膀，我看见了或者我想像自己看见了那些邪恶的表情，那些天生的杀手的凝视，后来，我在完全压倒醉意的极度恐怖中站了起来，我多想就此消失掉。噢，大地，吞噬掉我吧！我祈求让雷电击死我，一句话，我希望自己压根就没有生出来。简直是奇耻大辱。我羞愧得满脸通红，我想呕吐，我挣脱思肯，几乎站不住，我知道自己已经成了无情嘲讽的对象，同时又成了攻击的目标。我欣慰的是嘲讽者同时也遭到了攻击。那感觉基本上就像在战斗（乌里塞斯·利马在说什么战斗、什么战争来着？）中遭到了背叛，我恳求正义天使或者世界末日的天使现身送来一场洪水，一场伟大神奇的洪水，快快把我们两派人都一扫而光，把我们所有的人一扫而光，结束这场荒谬和不公正。可是，后来，我透过双眼冰冷的湖波（这是个错误的比喻，因为普雷亚波里面酷热难耐，可我想不出更好的说法来描述我想哭的感觉，在“即将”哭出的关键时刻我的想法变了，我使劲克制着，只能说一层变形的液体薄膜还在我的瞳孔中闪亮着），我看见了朱丽亚·莫尔的幻影，好像跟库奥特莫克，或者莫克特苏马或者内特萨瓦尔科尤特尔或者不管叫什么名字的人缠绕在一起，这个人跟思肯反击闹事的人，朱丽亚的胳膊搂着我的腰，问我这些婊子养的是不是向我动手了，然后把我从舞池中拉出来，离开那个令人厌恶的低级夜总会。我们一走出去，朱丽亚就领着我向小车走去，我在大街中间哭起来了，朱丽亚扶我到后座上，我请求——不，是恳求——她跟我坐在一起。我希望我们三个人一块回去，不要管那几个人了，让他们与自己的恶魔同类在一起好了。求求你了，朱丽亚，我说。她说，天哪，路易斯，你把我的这个晚上全毁了，别动。我记得后来我说道或者怒吼道：他们对我干出的事儿比对蒙西恶劣多了。朱丽亚问，他妈的他们对蒙西怎么了（她还问我蒙西是什么意思，她说成蒙茨或者蒙奇，我想不起了），我说：蒙西瓦伊斯，朱丽亚，蒙西瓦伊斯，那个散文家，她噢了一声，似乎毫不吃惊，我的天，这个女人真坚强，我想，然后我想我可能吐了，然后又大笑起来，或者哭起来，接着又吐了——就吐在阿尔韦托的车里！——朱丽亚开始放声大笑，这时另外几个人都从夜总会里走出来，我看见他们照在街灯光线里的影子，我想我都干了些什么啊？我干了些什么？我羞愧得无地自容，瘫倒在座位上，缩成一个球，假装睡着了。但我还能听到他们在说什么。朱丽亚说着，本能现实主义者们应答着。他们的声音显得挺开心，毫无敌意。接着阿尔韦托进了车子，说他妈的怎么回事，怎么这么臭，我睁开眼睛看着他照在反光镜里的双眼，我说对不起，阿尔韦托，不是故意的，我实在太恶心了。这时朱丽亚坐到乘客座上说，天哪，阿尔韦托，打开窗户，臭死了。我说别介意，朱丽亚，没必要那么夸张。朱丽亚说：路易斯，这味道简直就像你死了一个星期似的，我笑了，声音不太大，但我已经感觉好起来。到了大街尽头，在普雷亚波的灯箱招牌下，几个人影在游荡，但不是冲我们的车而来，这时朱丽亚摇下车窗吻了思肯或者莫克特苏马或者库奥特莫克，但却没有吻乌里塞斯·利马，他跟车保持着一段距离，仰望着天空，接着，思肯把脑袋栽进窗户说，怎么样啊，路易斯，我甚至都不愿回答，只是做了个动作仿佛在说很好，我很好，接着阿尔韦托发动起那辆道奇车，车窗全都放下，我们离开泰皮托，返回各自住的小区。

阿尔韦托·莫尔，皮塔戈拉斯大街，纳瓦特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4月。

在某种意义上，路易斯说的没错。我姐姐完全是个疯子，没错，可是她很有魅力，才二十二岁，比我大一岁，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她马上就要从医学院毕业了，她想做个儿科专家。她可不是什么天真无邪的女孩。我们从一开始就有必要清楚这点。

其次，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我开车的速度并没有像闪电一般。那天我开的那辆蓝色道奇是我妈妈的，只要开上那辆车，我总是小心翼翼。呕吐的事完全可以谅解。

第三，普雷亚波在泰皮托，后者相当于一个战区，一个三不管地带或者铁幕的背面。最后，舞池里几乎打起来，可我什么也没看见，因为我坐在桌边跟乌里塞斯·利马聊天。据我所知，玛亚10号小区没有夜总会，我姐姐可以作证。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我没有提到波德莱尔。我想，是路易斯说到波德莱尔、卡图尔·芒戴斯甚至雨果的。我什么也没说。我觉得听着像兰波的诗，但我什么也没说。相信你听明白了。

另外，本能现实主义者的行为没有我们担忧的那么可怕。我以前没见过他们，只是听说而已。大家都知道，墨西哥城是个只有一百四十万人的小镇。他们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正面的。那个叫卢西欧斯·思肯的老想调戏我姐姐，可怜的傻瓜。另外那个家伙，莫克特苏马·罗德里格斯（不是库奥特莫克）也使出浑身解数。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候，他们甚至以为夺得了些许地盘。此景堪哀，但也不无甜蜜之处。

至于乌里塞斯·利马，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很高傲，他的法语也讲得不错。他还讲了个很精彩的故事，跟兰波的那首诗有关。他说《失窃的心》是一首自白诗，描写了兰波从查尔维尔到巴黎的一次旅行经历。兰波旅行（徒步！）途中路遇一群醉醺醺的士兵，他们先是嘲笑诗人，然后就要过来对他动粗。坦率地说，这是一个非常粗俗的故事。

不过还不止于此。据利马说，那几个士兵或者至少他们的头目，那句“我的心被一位下士覆盖”里的“下士”，是法国侵略墨西哥的老兵。当然，我和路易斯都没有追问他这么说证据何在。但我对这个故事颇感兴趣（跟路易斯不同，他更感兴趣的是我们身边发生或者没有发生什么），想多了解一些。后来，利马告诉我，在1865年，李布雷奇上校手下的一支纵队，本来驻扎在索诺拉的圣特雷萨，没有再发回战报失去了联系，因此为在墨西哥东北部执行任务的部队提供后勤保障的物资集散中心指挥官埃伊多克思上校，向圣特雷萨派出一支三十人的小分队。

这支小分队由劳伦特上尉、罗瓦切中尉和冈萨雷斯指挥，后者是墨西哥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据利马说，次日行军途中，这支小分队来到圣特雷萨附近一个叫维拉维西奥萨的小镇，但始终没有与李布雷奇的纵队取得联系。除了罗瓦切中尉和在这次行动中死掉的三个士兵，剩下的所有的人在镇上惟一的小客栈吃饭时悉数被捕，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后来的“下士”，当时还是一个二十二岁的新兵。那几个囚犯被麻绳捆着带到维拉维西奥萨镇的军队指挥官和镇里的一群头面人物前。这个指挥官是个混血儿，同时对英诺森西奥和埃尔洛克负责。这些头面人物都是些上了年纪的农民，大多数都光着脚丫子，他们盯着这些法国人审视了会儿，然后就躲到一个角落商量该怎么办。半个小时后，明显对立的两派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他们把这几个法国人带到一个带顶的畜棚里，除掉衣服和鞋子，很快，抓捕者们就来强奸和折磨他们。

午夜时分，他们割了劳伦特上尉的喉咙。冈萨雷斯中尉和两个中士、七个士兵被带到大街上，几个骑着这些士兵带来的马匹的模糊人影借助火把刺死了他们。

黎明时分，那个未来的“下士”和另外两个士兵设法挣脱镣铐，在墨西哥境内四处逃窜。没有人在后面追他们，但最终只有那个未来的“下士”活了下来把这段故事说了出来。他在沙漠游历了两个星期后来到埃尔塔约。他乔装打扮，在墨西哥一直待到1867年，然后随巴萨伊内（或者当时指挥这帮法国兵的什么人）的部队回到法国，他们从墨西哥撤回，扔下那位皇帝自生自灭。

卡洛斯·蒙西瓦伊斯，沿着圣波恩附近的马德罗大街行走，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5月。

不存在什么伏击，没有什么暴力事件，没有这种东西。两个年轻人可能还不到二十三岁，都留着极长的头发，比其他任何诗人的头发都长（我可以以每个人头发的长度为证），他们决不承认帕斯有任何优点，洋溢着充满孩子气的固执，不喜欢就是因为不喜欢，全心全意地想否定别人一望而知的特点。有时一念之差（我想是精神上的），他们让我联想到何塞·奥古斯丁[4]，想到古斯塔沃·萨因斯[5]，但绝没有那两位杰出小说家的横溢才华，事实上他们什么都没有，没有钱付我们喝的咖啡（还得我来付），言之无物，没有原创的思想。不过是两个迷茫的灵魂，两只空空荡荡的容器而已。至于我自己，我想不仅仅是慷慨（咖啡不论）了。有时我甚至建议乌里塞斯（我想不起另外那个的名字了，我想是阿根廷或者智利人）应该写一篇我们一直讨论的帕斯作品的书评。如果真写得不错，我对他说，特别强调了不错这个词，我会发表的。他说好吧，他会写的，他会把文章带到我家里。我说你别带到家里了，我母亲见了你说不定会给吓着的。我不过是开个玩笑。可是他们却满脸严肃地（不带一点微笑）接受了，说会通过邮件寄来。我一直还在等着呢。

1　梅斯卡尔（Mezcal）是龙舌兰酒的一种，较少在墨西哥以外的国家贩售，在瓶底置有食龙舌兰植物根部的小虫，因此又被称为“带虫龙舌兰”。

2　主业会（Opus Dei，或称为“天主事工会”），全名为圣十字架及主业社团，天主教社团之一，于1928年10月2日由圣若瑟玛利亚·施礼华在西班牙马德里创立。

3　Casa de las Américas，古巴著名艺术机构与同名杂志。时常举办各种研讨会及文学奖带动文学创作风气，成为当时拉美文化的重镇及主要传媒，最积极投入的核心人物包括阿根廷的柯塔萨尔、墨西哥的富恩特斯、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及秘鲁的略萨。

4　何塞·奥古斯丁（José Agustín，1944－　），墨西哥小说家。最著名的作品为《档案视野》（De Perfil），以快速详细的方式描述一个人三天的生活，被认为与乔伊斯的《年轻艺术家的肖像》风格类似。

5　古斯塔沃·萨因斯（Gustavo Sainz，1940－　），墨西哥小说家。著名作品有：《错误》（Gazapo）、《令人着迷的循环时光》（Obsesivos días circulares）、《铁制宫殿里的公主》（La princesa del Palacio de Hierro）。

2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噢，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我说，你们在哪儿听说她的，小伙子们？其中一个说他们想写一篇关于尖锐主义者的文章，他们走访过吉尔曼、阿克莱斯和马普莱斯·阿尔塞，读遍那个时期所有的杂志和书籍，他们在所有那些名字中，那些赫赫英名，那些不再有任何价值，甚至连不快的记忆都算不上的空名中，发现了塞萨雷亚的名字。真的吗？我问。他们望着我笑了，两个人同时笑了，这两个淘气家伙，好像有一种内在的心灵感应，如果这样说有意义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名字很古怪，他们说，她好像是个独一无二的女人，很多文献都提到她，全都说她是个优秀的诗人。一个优秀的女诗人？我说，你们在哪儿读过她的作品？我们没有读过她写的任何东西，他们说，任何书刊都不曾发表过，这反而激起了我们的兴趣。怎么让你们感兴趣的，小伙子们？来说一下你们的感想。大家都在称赞她或是诋毁她，可是却没有任何人出版过她的作品。那个智利人说，我们读过冈萨雷斯·佩德雷诺的杂志《人类的运作》、马普莱斯·阿尔塞的先锋派作品目录还有萨尔瓦多·萨拉萨尔的杂志，除了马普莱斯的目录，她的名字不曾在任何书刊上出现过。此外，胡安·格拉迪、埃内斯托·鲁维奥和阿达尔韦托·埃斯科瓦尔都在各自的访谈中提到过她，而且用的是由衷的溢美之词。起初我们以为她是个尖锐主义者，一个追随者，那个墨西哥人说，可是马普莱斯·阿尔塞告诉我们，塞萨雷亚从来不曾参加过他发起的那个运动，不过马普莱斯的记忆或许有误，那个智利人补充了一句。我们不相信这种说法，那个墨西哥人说。马普莱斯记得塞萨雷亚不是尖锐主义者，记得她是个诗人，智利人说。夸夸其谈的小伙子。夸夸其谈的年轻人。两个人还挺心有灵犀的。一阵寒战袭遍我的全身。可是在他丰富的藏书里找不出一首塞萨雷亚写的诗支持他的说法，那个墨西哥人说。一言以蔽之，萨尔瓦铁拉先生，阿马德奥，我们四处打听，我们访谈过李斯特·阿苏比德、阿克莱斯·贝拉、埃尔南德斯·米罗，结果都差不多，谁都对她有点印象，那个智利人说，可谁也没有她写的任何东西可供我们拿来研究。小伙子们，你们的研究具体是什么？接着，我举起手，趁他们回答之前又给灌了些梅斯卡尔龙舌兰酒，然后在手扶椅边坐下，我敢说自己的臀部就像挨在一把剃刀的锋刃上。

佩尔拉·阿维莱斯，列奥纳多·达·芬奇街，米克斯科阿克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5月。

那时我没有多少朋友，可我认识他时连一个朋友都没有。我想谈谈1970年代，那时我们俩都在波尔维尼尔上学。其实就是不久之前的事情，这说明记忆都是相对的，就像某种语言，我们以为对它很熟悉，其实未必，记忆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事物拉长或者缩短。我经常告诉他这个道理，可他从不听。有一次我跟他上家里去，那时他还住在学校附近，我碰见了他妹妹。家里没有别人，只有他妹妹，我们聊了很长时间。很快他们就搬到那不勒斯区，后来他就永远辍学了。我常对他讲：你不是想上大学吗？你难道想自动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吗？他大笑着对我说，在大学里学到的跟在高中学到的肯定一样，那就是什么都学不到。可是你这辈子总有个打算吧？我问，你想干什么工作？他说不知道，也不关心。一天下午，我去家里看他，问他是不是在吸毒。没有，他说。从来没有？我问。他说，吸过大麻烟，但那是很久以前了。没吸别的？没有，他说，接着又笑起来。他是在嘲笑我，但我并不在乎。其实我喜欢看他笑。那时他碰到一个著名的电影和戏剧导演。他的智利同胞。有时他跟我聊起此人，说如何在剧院门口接近他，当时剧院正上映这个导演的一部戏，这部戏写的是赫拉克利特或其他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家，是用这位哲学家的作品大致改编而来，此剧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当时墨西哥还很封闭，轩然大波跟戏的内容无关，而是因为演到中途时几乎所有演员全裸出场。我当时还在波尔维尼尔上学，身处主业会恶臭的包围中，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和阅读上了（我老觉得自己读书不多），我惟一的娱乐，我觉得有着莫大快感的事就是去他家。我经常在固定时间去见他，但并不常去，我不想惹人讨厌或者显得碍手碍脚。我往往都是下午去，或者等天黑了再去，聊上两三个小时，谈论的基本上都是文学，他也给我讲些跟那位导演交往的传奇故事，语气显然很钦佩，我不知道他是否喜欢戏剧，但他酷爱电影，其实，现在想来，当时他读的东西并不多，谈论书的主要是我，我真还读了不少东西，文学、哲学、政论文都看，可他未必读那么多书，他经常去看电影，差不多每天或者每隔三天看一次，非常频繁，真的，还经常去导演家。有一次，我告诉他应该多读点书，他说已经把一切自己觉得重要的著作都读过了。太狂妄了！他有时就喜欢这样说，有时他就像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但我一切都原谅他，无论他做了什么，我似乎都觉得很好。有一天，他告诉我跟导演吵了一架。我问为什么，他不想说。或许他说了，跟文学观点的分歧有关，就这么回事。我设法从他那里套出，导演说聂鲁达是狗屎，还说尼卡诺尔·帕拉[1]是西班牙语世界最伟大的诗人。诸如此类的东西吧。当然我不相信两个人会为这种无关紧要的事儿吵架。我们国家，他说，人们经常为这种事情吵架。噢，我说，墨西哥人经常无缘无故地互相残杀，但受过教育的人显然不会这么干。当时我对文化教养的认识多么理想化啊。过了段时间，我去拜访那个导演，胳膊下夹本恩佩多克莱斯的小书。他妻子带我进去，导演本人很快就来到客厅，我们聊起来。他上来就问我从哪儿得到地址的。我说朋友给的。噢，是他，导演说，马上就打听起他怎么样，在干什么，为什么再没有上家里来了。我把闪进脑子的第一个答案告诉了他，然后开始谈起别的事。从那之后，我就有两个人可以拜访了，导演和我的朋友，忽然，我发现自己的眼界不知不觉开阔起来，我的生活逐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那些日子很开心。可是，一天下午，导演再次问过我朋友的情况之后，说出了他们之间争吵的真相。他的描述跟我朋友说的完全不同。那场争吵跟聂鲁达和帕拉，以及他们可敬的诗歌观点的正确性有关，但这种说法又出现了新的信息，导演说（我知道他说的是真情）：他跟我的朋友吵起来，我朋友在绝望地捍卫聂鲁达时说不出话来，竟然哭了。就在这里，在导演的客厅里，像个十岁的孩子般毫不掩饰，可他已经十七岁了。导演说，只有他们两个人时的那场眼泪让我的朋友疏远了导演，因为他大概为自己对这种无聊又不重要的分歧作出如此反应而感到羞愧吧（据导演说）。告诉他来看我，那天下午，要走的时候导演对我这样说。后来，我花了两天琢磨导演说过的话，琢磨我朋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干吗不把整个过程都说给我听。我去看他，发现他躺在床上。他感冒了，在读一本关于圣殿骑士的书，哥特教堂之谜那一类的东西，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读这种垃圾，但说实话，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为他读这种书感到惊讶了，有时是惊悚作品，有时又是垃圾科幻，所幸他自己读这些书却从不试图劝服我也去读，所以，只要我读了一本好书，都会马上转交给他，有时我得等上整整几个星期，让他读完那本书，这样我们才能讨论。他躺在床上读着那本书，我一踏进他的房间就开始哆嗦起来。我们聊了会儿，聊了什么我已经忘了。也许我们默默地待了会儿，我坐在他的床脚，他捧着那本书，两个人不时地偷偷看一眼对方，听着电梯发出的声音，那感觉好像待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或者在夜晚的乡村迷了路，就那样听着马鸣的声音。我真想就那样坐上半天，后半辈子都那样坐着。但我还是说话了。我告诉他最近去导演家了，我转告了导演的话，说他应该去看看导演，导演一直都在等着，他说：那就让他坐那儿等着吧，我再也不会回去了。后来他又捧起那本书来读。我争辩说单凭聂鲁达的诗好说明不了帕拉的诗就不好。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他说，我才不在乎聂鲁达或者帕拉的诗好不好呢。那为什么发生那么严重的争执，为什么争吵呢？我还设法探问，但他不肯回答。接着我犯了一个错误。我靠过去一点，坐在他身边，我从自己口袋里取出一本书，那是一本诗集，我给他读了几行。他默默地听着。这首诗写的是水仙花和一片无边无际、住着雌雄同体人的森林。我读完了，他什么也不说。你觉得怎么样？我问。不知道，他说，你觉得怎么样呢？我告诉他，我认为诗人都是雌雄同体，他们只有彼此理解。诗人们，我说。我本来想说：我们诗人们。可是他盯着我，好像我脸上的肉都被剥掉了，只剩下个骷髅头，他笑眯眯地望着我说：别傻了，佩尔拉。来了这么一句。我立刻脸色惨白，浑身开始颤抖，只想设法挪开点，我试图站起来，可是却没能办到，他自始至终坐在那里没有动一下，看着我微笑，好像皮肤、肌肉、脂肪和血液全从我的脸上溜掉了，只剩下黄黄的或白白的骨头。我一下子都不会说话了。后来说了或者咕哝了一句，太晚了，我得走了。我站起来，说了声再见，然后就走了。他甚至都没有把头从书本上抬起来。我穿过空荡荡的客厅和过道时，我想我再也不会见他了。不久，我上了大学，我的生活发生了九十度的转折。多年以后，纯属偶然，我碰见了他妹妹，正在文学系散发托洛茨基分子的宣传资料。我从她那儿买了本小册子，后来我们去喝咖啡。我已经不再去见导演了，那时我即将要拿到学位，并且持续写着基本上没人读的诗。我自然问了他的情况。妹妹把他最近的经历详细给我讲了一番，他遍游拉美，回到自己的祖国，经历了一场政变的考验。我自己所能说的只有一句话：太倒霉了。是啊，他妹妹说，他打算在那里定居生活，没去几个星期，军方就发动了一场政变，真是倒霉透了。我们一时不知还聊些什么好。我想像他在一个洁白的空间迷失了方向，在一个变得越来越肮脏和污秽的处女地迷失了方向，尽管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连我记忆中的那张脸也扭曲了，我们说话的时候他的形象似乎跟妹妹所描述的内容融合在了一起，那荒谬的体力测试，令人恐惧、毫无意义的成人礼，以及我曾经对他的期许显得如此遥远，甚至连他妹妹谈论拉美革命及其带来的失败、胜利、死亡时的声音听着都有些陌生，我连一秒钟都坐不下去了，我说我要去上课，改日再见。我记得有那么两三个晚上，我梦见他了。在我的梦中，他显得很瘦削，简直是皮包骨头，他坐在一棵树下，头发很长，衣服皱皱巴巴的，鞋子也烂了，都站不起来走路了。

卢西欧斯·思肯，泰派吉大街某顶楼房间，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5月。

阿图罗·贝拉诺从来就不喜欢我。乌里塞斯·利马倒是喜欢我。一个人能感觉得出这种东西来。玛丽亚·芬特喜欢我。安格丽卡·芬特不喜欢。这无所谓。罗德里格斯兄弟喜欢我：潘乔和莫克特苏马，还有小诺伯托。有时他们也会批评我，有时潘乔说他不理解我（特别是我跟男人睡觉时），但我知道，他们仍然关心着我。阿图罗·贝拉诺则不然。他不喜欢我。哦，我总觉得是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的问题。二十岁之前，在阿图罗去智利说是参加革命之前，他跟阿图罗是朋友，我跟埃内斯托曾是情人，或者照他们说是情人，后来我蹬了他。其实我跟埃内斯托只睡过那么几次，所以，如果别人无缘无故地生气，怎么能说过错在我呢？我也跟玛丽亚·芬特睡过觉，阿图罗·贝拉诺对此有意见。那天晚上要在普雷亚波夜总会跟路易斯·罗萨多睡了，贝拉诺准会把我从这个社团踢出去。

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哪儿做错了。贝拉诺听说普雷亚波夜总会发生的事儿后说，我们不是恶棍和皮条客，而我不过是表达了自己的情感而已。我辩解时只好结结巴巴地（断断续续，甚至都不敢看他的眼睛）说我是个天生的怪物。可是贝拉诺听不懂这个玩笑。在他看来，我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错的。不过当天根本不是我请路易斯·罗萨多跳的舞。那是路易斯无所事事主动找上我的。应该说我喜欢路易斯·罗萨多，但谁也没法跟这位第三世界的安德烈·布勒东解释。

阿图罗·贝拉诺全怪我不好。这挺好玩，因为只要我在他身边，我总想把事情做好了。可是从来就没干妥当过。我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家。能搜到什么我就吃什么。有一回我从湖畔小屋偷了一尊雕塑。那个导演，那个叫雨果·古铁雷斯·维加的恶心鬼说一定是本能现实主义的人干的。不可能，贝拉诺说。他可能脸都红了，他觉得太尴尬了。可他还是支持我。不可能，他说，可是他并不知道就是我干的。（如果他知道了会怎么样呢？）几天后乌里塞斯告诉他；是卢西欧斯·思肯偷的雕塑。他这么说了，但并非真以为是我偷的，就像在开玩笑。乌里塞斯就是这样。他对这些事儿从不当真，在他看来都挺好玩的。可是贝拉诺却气炸了，说怎么会这样，说湖畔小屋的人给我们安排过几场朗读会，他觉得要对失窃事件负责。好像他是所有本能现实主义者们的母亲似的。不过，他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假装不知道，就这样过去了。

有时我很想把他揍个稀烂。所幸我是个热爱和平的人。而且，大家都说贝拉诺很坚韧，可是我知道不是这样。他很热情，有自己的勇敢方式，但算不上坚韧。潘乔很坚韧。我的朋友莫克特苏马很坚韧。我很坚韧。贝拉诺只是貌似坚韧，可我知道他并不坚韧。可我为什么不在某个晚上揍他一顿让他坚韧一把呢？大概是因为我尊重他。虽然他比我年轻，蔑视我，视我如粪土，从内心深处我还是尊重他，听他的，一直在等着被他认可的信号，我从来没有举手反对过这杂种。

劳拉·郝雷吉，特拉尔潘，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5月。

你看过跳求偶舞的鸟儿在灌木丛中做花园、尖塔和空地的纪录片吗？你知道，只有那些能做出最好的花园、最好的尖塔、最好的空地、会跳最复杂舞蹈的鸟儿才能找到配偶吗？你没有见过那些为了吸引雌性练习跳舞到死的荒唐鸟儿吗？

阿图罗·贝拉诺就是这种东西，完全是一个愚蠢自负的孔雀。本能现实主义是他为我而跳的声嘶力竭的求爱舞蹈。问题是，我再也不爱他了。你可以用一首诗向一个女孩求爱，可是却无法用一首诗来留住她。甚至一场诗歌运动也无济于事。

为什么我还要跟他的那些旧友来往一段时间呢？他们曾经也是我的朋友，现在仍然是我的朋友，可是不久我就厌倦了他们。我来告诉你。大学是很真实的，生物系是很真实的，我的教授们是很真实的，我的同学们都是很真实的。我是说很具体，目标清楚，计划清楚。那帮人却并不真实。伟大诗人阿里·丘马西罗[2]（我想此人不该因为取了这个名字而受责备）是很真实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留下的东西是真实的。另一方面，他留下的东西又并不真实。那些被乌里塞斯催眠、然后被阿图罗领到屠宰场的可怜的小老鼠们啊。我还是尽量表述得准确点：最要命的是，他们几乎全都至少二十岁了，可举止行为却好像只有十五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罗萨多，莫尔家的灯光草坪聚会，二十多人，拉斯洛马思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7月。

不知道是违反逻辑还是幸运，我又见到卢西欧斯·思肯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拿到我的电话号码的。他说，他打电话给《退场线》编辑部，他们把电话号码给了他。尽管常识告诫我要防范（那完全是胡扯，我们诗人谁会遵循这个？）我还是同意当天晚上在起义者广场一家我常去的咖啡店里同他见面。我当然也有过爽约的念头，而且如果看到别人跟他一起来就准备随时转身离开，可是到那儿（晚了半个小时）后，看到卢斯西欧·思肯一个人在那里，几乎是趴在桌上写东西，一股巨大的暖流忽然涌过我的胸口，那一刻之前我的心还是冰凉麻木的。

我要了杯咖啡，告诉他也该要点什么。他直视着我的眼睛，难为情地笑着。他说他是个穷光蛋，没关系，我说，随便点，我请客。他说很饿，想来点香辣鸡肉玉米饼。这儿不做这个，我说，不过可以给你来份三明治。他似乎想了一下，然后说好吧，来份香肠三明治。他总共吃了三份三明治。我本来要给人打个电话或者去看看他们，最后给谁也没打。或许还是打了，我在咖啡店里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要晚点回家，我瞎编了几个去处。

我们都谈了些什么？很多。他的家庭，他的家乡，他早年在墨西哥城的经历，他的梦想。他想成为一个诗人，一个舞蹈家，一个歌手，他想养五个孩子（就像手上的五根指头那样，他说，然后举起手掌，那手指差点蹭到我的脸），他想在楚鲁巴斯科制片厂[3]碰碰运气，还说欧瑟兰斯基曾安排面试让他演部戏，他想学绘画（他极其详细地给我讲述了打算创作的绘画的构思）。可是，我们谈话途中，我不禁想告诉他，我对自己到底想干什么一点主张都没有，但我还是决定别说的好。

后来他请我跟他一起回家。我一个人住，他说。我开始发抖，问他住在哪里。在南罗马，在伸手可摘星辰的楼顶的某个房间。我说现在已经十二点多了，实在太晚，我该回去睡觉了，第二天法国小说家J. M. C. 阿西莫鲍尔迪要来墨西哥，我和几个朋友要在我们这个混乱不堪的首都安排一场观光活动。阿西莫鲍尔迪是谁？卢西欧斯·思肯问。本能现实主义者们实在孤陋寡闻。法国一个知名小说家，我说，不过几乎没有作品翻译过来，我是说翻译成西班牙语，仅有一两部小说在我们阿根廷出版过。这个名字听着不怎么熟悉，他说，他又坚持要我跟他去家里。为什么要我跟你回去啊？我说，直视着他的眼睛。我平常没有这么大胆。我有事要告诉你，他说，你会感兴趣的事。会让我多感兴趣？我说。他盯着我，好像不理解，接着又忽然语带双关地说：什么多啊？多少钱吗？不，我急忙澄清，你要说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会让我感兴趣。我只好停下亲自解释清楚了，告诉他别这么傻了。这事跟本能现实主义者有关，他说。噢，我对这个毫无兴趣，我说。我很抱歉这样说，别误会了，我也不是毫不关心本能现实主义（天哪，这叫什么名字啊）。我告诉你的东西你一定会感兴趣，我知道肯定会的，他说。他们的作品总是惊天动地的。你完全搞不清。

我承认，刹那间，我的脑子闪过“恐怖行动”这个念头。我仿佛看见本能现实主义者准备要绑架帕斯，我看见他们撞进帕斯家（可怜的玛丽亚·何塞[4]还有被砸碎的瓷器），我看见他们簇拥着帕斯出来，把他高高地举过肩头或者像块地毯般抬出来，我看见他们乘着一辆破破烂烂的黑色凯迪拉克消失在内特萨瓦尔科尤特尔的贫民窟里，帕斯在后备箱里颠着滚着，但我迅速恢复了正常。肯定是我太紧张了，或者从起义者广场上（我们就坐在人行道上聊天）刮来的阵风挖掘着行人和司机内心最疯狂的念头。我再次拒绝了他的邀请，他仍然坚持不懈。我想告诉你的东西，他说，将动摇墨西哥诗歌的基础。他甚至都说到了拉美诗歌的基础。但还没有说世界诗歌的基础。你可以说他狂妄的吹嘘仅限于西班牙语世界。他告诉我的事情会颠覆西班牙语诗歌。好啊，我说，找到胡安娜修女的未刊手稿了？或者发现胡安娜修女写的墨西哥命运预言书了？不是，当然不是，那是本能现实主义者们曾经找过但永远不会看到的17世纪的失踪藏书。那是什么？我问。到我住的地方才会告诉你，卢西欧斯·思肯说着把手搭在我肩上，好像要把我拉近些，好像又要请我在普雷亚波恐怖的舞池里跳舞。

我开始战栗起来，他注意到了。为什么最倒霉的事儿都让我碰上了呢？我想，为什么我就会吸引那种最阴郁、最缺乏教养、最绝望的人呢？我每年这样扪心自问两次。至今还没有找到答案。我告诉他，我有一个朋友画室的钥匙。我们可以上那儿去，很近，步行可到，他可以在路上告诉我想说的事情，我以为他不肯答应，但他却答应了。忽然，夜色显得很柔美，风不刮了，我们步行过去时只有微风相伴。他开始讲了，但坦率地说，他说的事儿我几乎全忘了。我头脑中只有一个念头，一个希望：那晚埃米里奥别在他的画室（埃米里奥托·拉古纳，他如今在波士顿学建筑，父母受够了他在墨西哥的小资生活，打发他走了：要么去波士顿拿个建筑学位，要么找份工作干），我还希望那里不要有他的任何朋友，后半夜不要有人——天哪——出现在画室附近。我的祈祷应验了。不仅画室里没有人，而且还很干净，好像拉古纳家的用人收拾好后刚刚离去。思肯说这个画室太棒了，这种地方让你不由得想画画，我不知道如何是好（面对此情此景，我很难过，但又很难为情——比难为情还要糟糕），我开始给他看埃米里奥的画，我想不起还有什么更好的事儿可干，我把这些画布贴着墙竖起来，听着他在我身后喃喃赞赏或者评论（他对油画一无所知），画不断被摆出来，我想最近埃米里奥还真画了不少，谁都会这么想，除非是他的朋友们画的，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我只扫了一眼就发现风格不止一种，特别是几张红色的非常帕伦丽亚·何塞[5]风格的画，样式比较固定。可是谁在乎呢？事实上，我对这些画根本不以为然，但我没有这种原创的才华，四壁全摆满埃米里奥的画后，我转过身，汗水淋漓，问思肯觉得怎么样，他面带邪恶的微笑说，我完全没必要费这个劲。说的没错，我想，我这是蒙自己，干完了这个，我全身灰尘，臭汗淋漓。接着，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说你流了这么多汗，问我画室有没有卫生间，他去冲个澡。你也需要洗一下，他说。我说，可能声音特别细小，是啊，这儿有淋浴器，但我觉得可能没热水。他说挺好，冷水更好，我经常洗冷水澡，楼顶上是不供热水的。我不情愿地走进卫生间，脱掉衣服，打开龙头，冷水的激流差点把我击晕了，我的肌肉缩了起来，最后竟然感觉全身都是骨头。我闭上眼睛，我也许都喊叫了，后来他也来洗了，用胳膊搂住了我。

下面的细节我不想透露，我至今仍然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几个小时后，我们在黑暗中躺下，我问谁给他取的卢西欧斯·思肯这个名字，如此富于暗示性，如此贴切。这就是我的名字，他说。嗯，我说，挺好，是你的名字，但谁取的？我想了解你的一切。做完那事后你再说这种话就显得有些蛮横和愚蠢。他说：玛丽亚·芬特，接着又不言语了，好像忽然被记忆击溃。在黑暗中，我觉得他的侧影显得很忧伤，心事重重而忧伤。我问，也许语气中带有一丝讽刺意味（也许嫉妒心左右了我，但我也觉得很忧伤），不知玛丽亚·芬特是不是获劳拉·达米安奖的那位。不是，他说，获奖的是安格丽卡，玛丽亚是她的姐姐。他说了更多安格丽卡的事，我现在想不起来具体内容了。这个问题好像自然从我嘴里迸出：你跟玛丽亚睡过觉吗？他的答复（我的天，思肯的侧影多么忧伤漂亮）令人崩溃。他说：我跟墨西哥的每个诗人都睡过觉。当时我本应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抱住他，但我什么也没有做，而是不断地问他问题，而且问题一个比一个糟糕，每一个问题都无凭无据。早上五点钟，我们各奔东西。我在起义者大街打了一辆出租，他步行向北走去。

安格丽卡·芬特，科里马大街，康德萨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7月。

这个时代可真奇怪。我成了潘乔·罗德里格斯的女朋友。阿图罗·贝拉诺的智利朋友费里佩·穆勒也爱着我。可我最喜欢潘乔。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最喜欢潘乔。不久前，我获了劳拉·达米安青年诗人奖。我不认识劳拉·达米安。但我认识她的父母，以及许多认识她的人，甚至她过去的朋友。在一次长达两天的派对结束后我跟潘乔睡了。最后那天晚上，我跟他睡了。姐姐说要我当心。可她凭什么给我这个忠告？她现在就跟卢西欧斯·思肯、莫克特苏马·罗德里格斯，潘乔的弟弟睡觉呢。她还跟一个叫吉普的诗人睡呢，一个三十多岁的酗酒者，不过她至少还算文雅，没有带那人上家里来。我实在忍受不了她的那帮情人。你干吗不到他们的猪窝里去操呢？我有一次这样问她。她没有回答，后来就哭了，她是我的姐姐，我爱她，可她缺乏自控能力。一天下午，潘乔谈论起她来。说了那么多，以至于我觉得她跟潘乔也睡过了，当然没有，我熟悉她的所有情人。晚上我常常听到他们在距离我的床不足十五英尺的地方呻吟，光凭他们发出的声音，凭他们的高潮反应，有的很安静，有的很闹，凭他们对我姐姐说的那些话，我就能分出是谁。

潘乔绝对没有跟她睡过。潘乔跟我睡了。不知为什么，反正我选了他，甚至有那么几天我在爱的陶醉中都有点迷失了方向，尽管我从来都没有真正地爱过他。第一次非常痛苦。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疼，但这种疼并不是无法忍受。我们是在格雷罗区的宾馆里做的，一家妓女可能经常光顾的宾馆。高潮过后，潘乔说想跟我结婚。他说他爱我。他说要让我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我望着他的脸，刹那间我想他一定是疯了。后来我意识到他其实怕我，害怕我，这让我很难过。我从来没有觉得他显得如此渺小，这也让我很难过。

我们又做了几次。再也不疼了，但也不见得感觉有多好。潘乔看着我们的关系像——像什么呢？——眨眼般迅速熄灭，好像一天结束时工厂里的灯全灭了。不，更像一幢办公楼的电灯，渴望融进无名的夜晚。这是一个人为设计出的意象，但却是潘乔自己的选择。这个造作的意象上还附着三言两语脏话。一天晚上，诗歌朗诵会结束后，我想潘乔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那天晚上，我说我们分手吧。他的反应并不激烈。我想，有一周时间，他试图把我弄上床，但都没有得逞。后来他又试图跟我姐姐睡。我不知道他得逞了没有。一天晚上我梦里醒来，发现玛丽亚在跟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做爱。行了，我说，我想安安稳稳地睡个好觉。平时读着胡安娜修女的作品，可是行为却像个浪荡女。我打开灯，发现跟她在一起的是卢西欧斯·思肯。我让他立刻走人，否则就要叫警察了。玛丽亚的表现非常古怪，并没有抱怨。卢西欧斯·思肯穿上裤子时还说请原谅吵醒了我。我姐姐可不是妓女，我说。我知道自己的举止有些乖戾。不仅我的举止，我的语言也如此。总之一切都很乖戾。卢西欧斯·思肯走后我到姐姐的床上去睡，我搂住她哭起来。后来，我去了一家大学剧团打工。我有一部书稿，父亲想把它寄给几家出版社，但我没同意。我不再参加本能现实主义者的活动。我不想再跟他们有任何关系。后来，玛丽亚告诉我潘乔已经不再是这个群体的人了。我不知道他是被开除了（是不是阿图罗·贝拉诺开除了他）或者他自己离开的，或许他只是对一切都心灰意冷了。可怜的潘乔。他的弟弟莫克特苏马还在这个团伙中。我印象中在一本选集里看到过他的一首诗。但是，他们再也不上我们家了。我听说阿图罗·贝拉诺和乌里塞斯·利马在北方失踪了，父母曾经谈到过这事。母亲大笑。我记得她说：有朝一日他们还会露面。父亲似乎很忧虑。玛丽亚也很忧虑。我不。那时我的朋友中只有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脱离那个团体了。

1　尼卡诺尔·帕拉（Nicanor Parra，1914－　），智利诗人。1954年出版诗集《诗歌与反诗歌》，提出“反诗歌”主张，反对以往拉丁美洲诗歌中的陈旧观念，摒弃超现实主义的装腔作势，提倡格律和使用接近口语与民间诗歌的语言，被认为是当代西班牙语诗歌史上的重大事件。

2　阿里·丘马西罗（Alí Chumacero，1918－　），墨西哥著名诗人。1964年入选墨西哥语言学会院士，诗作风格严谨，著有诗集《梦想的沙漠》、《文字是次要的》。

3　Estudios Churubusco，南美洲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具规模的电影制片厂之一，位于墨西哥市近郊的楚鲁巴斯科。

4　诗人帕斯的妻子。

5　帕伦（Wolfgang Paalen，1905－1959），奥地利抽象画家，1939年应芙烈达·卡萝邀请，到墨西哥定居作画。

3

曼努埃尔·马普莱斯·阿尔塞，走在塞罗路上，查普特派克公园，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8月。

这个年轻人，阿图罗·贝拉诺，来采访过我。我只见过他一次。他跟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来的，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几乎不说一句话。女孩是美国人。

我告诉他们，我讨厌录音机，原因跟我的朋友博尔赫斯讨厌镜子一样。你跟博尔赫斯是朋友？阿图罗语带惊讶地问，我觉得有点受辱。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说，遥远的青年时代，可以说是很亲密的朋友了。那个美国人想知道为什么博尔赫斯讨厌录音机。因为他是个瞎子，我想，我用英语告诉了她。眼瞎跟录音机有什么关系？她问。那会让他联想到听觉的危险，我回答。听着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脚步声，敌人的脚步声。那个美国人望着我的眼睛，点点头。我认为她并不了解博尔赫斯。我认为她对我的作品就完全不知道了，尽管约翰·多斯·帕索斯翻译过我的作品。我想她也不怎么熟悉约翰·多斯·帕索斯。

可是我的思路有点混乱了。我这是在哪里？我告诉阿图罗·贝拉诺最好还是别用录音机，能给我一份采访提纲更好。他同意了。他抽出一页纸，趁我带着他的同伙们看房间的工夫写要问的题目。他写完提纲，我拿了些酒出来，我们交谈了会儿。他们已经采访过阿克莱斯·贝拉、吉尔曼·李斯特·阿苏比德。你认为如今还有谁会对尖锐主义感兴趣？我问阿图罗·贝拉诺。当然有了，大师，他说，或者类似那样的称呼。我认为尖锐主义现在已成历史，只有文学史家才会感兴趣，我说。我就感兴趣，我不是历史学家，他说。那好吧。

晚上睡觉前我读了那个提纲。完全是那种无知、热情的年轻人可能会提的问题。当天晚上我就写出答案。第二天我又重抄了一遍。三天后，他如约拿走提纲。女佣让他进来，但按照我的指示，告诉他我不在家。她把我准备好的包裹交给他：有我回答的提纲、两本我的书，我没有给他签名（我想如今的年轻人对这种多情的举动都嗤之以鼻）。那两本书是《内在的断头台》和《大城市》。其实我就在隔壁听着。女佣说：马普莱斯先生让我把这个给你。然后是一片沉默。阿图罗·贝拉诺肯定接住包裹望着。他肯定还翻了翻书。两本书都是很久前出版的。书页（纸张极佳）还没有裁开。又是一阵沉默。他一定在浏览我对问题的回答。我听到他谢了谢女佣就走了。我想，如果他再回来看我，我的大师称呼就名正言顺了，如果某一天他不事先打电话，出现在这里来跟我聊天，来听我谈昔日的故事，递上他写的诗听听我的意见，我就名正言顺了。所有的诗人，哪怕最先锋的诗人，都需要一位前辈。可是这些诗人宁愿做孤儿。他再没有来过。

芭芭拉·帕特森，洛杉·克拉维莱斯宾馆，尼诺·佩尔迪多和胡安德迪奥斯佩萨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9月。

操他妈的那老杂种，一开始就我从他那苍白、疲倦、驴子般的小眼睛里看出了不信任，我心里对自己说，这个恶心鬼会不遗余力地贬低我，操他妈的婊子养的。可是我却很傻，我从来都很傻、很天真，我放松了警惕。这种情况屡屡发生。什么博尔赫斯、约翰·多斯·帕索斯。毫无顾忌的呕吐弄湿了芭芭拉·帕特森的头发。这傻逼居高临下地瞧着我，好像觉得挺歉意，好像在说这些孩子带来这个淡色眼睛的外国佬，就是为了让我啐她，拉斐尔也看着我，这个傻逼矮子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好像已经习惯了我被随便哪个老屎蛋，随便哪个墨西哥文坛患便秘症、个性冲动的大佬侮辱。后来这老杂种索性说他不喜欢录音机，根本不体谅我搞到台录音机有多难，那伙舔屁股蛋的说好吧，没问题，我们这就马上在纸上把问题写出来，史前时代的伟大诗人先生，没问题，先生，他们应该拉掉这家伙的裤子把录音机推到他的屁股上。老东西趾高气扬地列举着朋友的名字（他们全都死了或者形同死了），他一个劲儿地管我叫小姐，似乎这样可以弥补刚才的呕吐，那脏东西弄得我的衬衫和牛仔裤上都是，我能说什么呢，他开始用英语跟我交谈时，我连应答他的气力都没有，一个劲地说着是的、不是，或者我不知道，以我不知道为主，我们离开他那幢别墅房子时，我说，钱从哪儿来，你这个杂种，你从哪儿弄来钱买这幢房子的？我对拉斐尔说我们得谈一谈，可是拉斐尔说他想跟阿图罗·贝拉诺再待会儿，我说你这个杂种，我要跟你谈谈，他说以后吧，芭芭拉，以后吧，好像我是那种他夜夜玩弄于股掌的女孩子而不是比他高出三英寸，至少比他重三十磅的女人（我需要减肥了，可是谁能拿他妈的墨西哥饮食减得了肥呢），我说我现在就要跟你谈谈，这骚球装得像个吮鸡巴的似的，转过身来盯着我说，嗨，宝贝，怎么了？出什么意外了吗？所幸贝拉诺和雷克纳已经走出很远，没听见他说的话。尤其幸运的是他们没看到我，因为我猜我那张烈士般的脸大概已经崩溃了，我其实都已经感觉到它在变化着。总之，我感觉自己的眼睛在致命的仇恨之火中燃烧起来，我说去操你妈，恶心鬼，我不想再说比这还损的话，扭头就走了。整个下午我都泪水涟涟。我来墨西哥是修一门胡安·鲁尔弗的研究生课程，可是在湖畔小屋的一场诗歌朗诵会上认识了拉斐尔。我们一见钟情。或者至少对我来说如此。拉斐尔的感觉我没有把握。当天晚上我就拉他去洛杉·克拉维莱斯宾馆，我还住在那儿，我们在那儿做爱，都快虚脱了。其实，拉斐尔的精力并不旺盛，而我却充沛无比，我放手让他操，直到阳光洒在尼诺·佩尔迪多大街，那感觉就像狂喜或者被闪电击打，在这个操蛋城市，黎明的到来是如此古怪。第二天我没有去上课，我把全部时间都用来跟这些本能现实主义者们进行无穷无尽的谈话上了。我喜欢他们。他们让我想起垮掉派那帮人。我喜欢乌里塞斯·利马、贝拉诺和玛丽亚·芬特。我不是很喜欢那个狂妄自负的杂种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无论如何我喜欢他们。我想要过得开心，有他们在身边，一切都显得那么朝气蓬勃。我结识了很多人，他们逐渐脱离这个群体。我碰到过一个美国人，堪萨斯（我是加利福尼亚的）来的画家卡塔丽娜·奥哈拉，可我们从不投缘。一个固执己见的婊子，她以为自己发明了轮子呢，装得像个革命家的样子，就因为政变期间她在智利待着。不过，她跟丈夫分手后我开始对她有所了解，所有的诗人都拼了命想操她。连贝拉诺和乌里塞斯·利马也不例外，这二位明显有点性冷淡，但暗地里很兴奋（你知道的，我吮你一下，你吮我一下，就那么一分钟我们就打住），他们好像也被那个混账母牛女孩弄得神魂颠倒。拉斐尔也是。不过我曾经抓住拉斐尔说：如果我发现你跟那个婊子睡了觉，我会割了你的鸡巴。拉斐尔大笑着说，可是，宝贝，你干吗要割了我的鸡巴啊？我只爱你一个人。可是连他的眼睛（那是拉斐尔身上最好看的东西，阿拉伯人式的眼睛，犹如暗室和绿洲）却透露着完全相反的意思。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你给我钱付账。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你有钱。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我现在没有更好的人在一起或者做爱。我说，拉斐尔你这杂种、你这傻球，你这婊子养的，你的朋友们一个个都消失了，我还跟你在一起，我知道这点，当你被人撇下孤苦无助的时候，是我在你身边，是我帮助你。不是什么还活在记忆和文学引述中的老杂种。绝不是你那帮二流导师们（阿图罗和乌里塞斯？他问，他们可不是我的导师，你这个傻老外，他们是我的朋友），照我看没准哪天他们也消失了。他们为什么会消失？他说。我不知道，我说，因为他妈的难为情？羞耻？屈辱？不安全？优柔寡断？神出鬼没？没有骨气？我不得不打住，因为我的西班牙语还不够利落。他嘲笑我说你这个巫婆，芭芭拉，继续搞你的鲁尔弗去吧，我要走了，但很快回来。我根本不听他的，倒在床上哭起来。他们迟早会扔下你不管的，拉斐尔，我从洛杉·克拉维莱斯宾馆自己房间的窗户里大喊大叫着，这时拉斐尔已经消失在人群中，除了我，你这个恶心鬼，除了我。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那么，曼努埃尔、吉尔曼、阿克莱斯都说什么了？我问他们。什么他们说什么了？一个小伙子问。当然是关于塞萨雷亚了，我说。很少。马普莱斯·阿尔塞几乎想不起她了。阿克莱斯·贝拉也是。李斯特声称只听说过她。塞萨雷亚在墨西哥的时候，他住在普埃布拉。马普莱斯说她当时还是个很年轻的女孩，很安静。他们就跟你们说了这些？就这些。阿克莱斯呢？差不多吧，也没说出什么来。你们怎么找到我的？通过李斯特，他们说，他告诉我们，你，阿马德奥，肯定有更多关于她的信息。吉尔曼是怎么说我的？说你真的认识她，说你加入尖锐主义之前是塞萨雷亚团伙中的人，即本能现实主义者。他还向我们提到一份杂志，塞萨雷亚当时办的一份杂志，他说杂志名叫《卡沃尔卡》。这个吉尔曼，我说着又自己倒了一杯苏西达斯酒。照这个速度，用不着等到天黑我们就会喝光这瓶酒的。干杯，孩子们，干了，别担心，这瓶喝光了我们下楼再去买一瓶。当然，那会跟我们现在喝的这瓶不一样。但是有总比没有好。噢，他们再也不生产苏西达斯牌酒了，太遗憾了，时间过得真快，真让人不胜伤感，你们不觉得吗？多么遗憾啊，我们都要衰老、死去，一切美妙的事物都将大踏步地离我们远去。

华金·芬特，科里马大街，康德萨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0月。

既然时光在流逝，如此无情，时光这么无情地流逝，我只能无怨无悔地说，贝拉诺是个浪漫主义者，总是自命不凡，在朋友们眼中他是个不错的朋友，我希望而且相信如此，尽管没人真正懂得他在想什么，恐怕连贝拉诺自己都不知道。另一方面，乌里塞斯·利马更讲情分，更加偏激。他有时就像瓦切的弟弟。有时又像个外星人。他的味道很奇特。我之所以知道，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两次令人难忘的经历，他在我家里洗过澡。说得更准确些：他的味道不赖，有股奇异的味道，好像从沼泽地里浮出来，同时又像从沙漠里走出来。非常潮湿又非常干燥，既像原味浓汤又像干瘠的平原。这两种东西兼而有之，先生们！那是一种真正毫不紧张的味道！这让我很苦恼，缘由不屑在此一提。我是指他的味道。从性格取向而言，贝拉诺属于外向，乌里塞斯属于内向，换句话说，我与贝拉诺有更多共同之处。贝拉诺知道如何与鲨鱼共泳，比利马更在行，这点毫无疑问。比我在行。他更直率，他懂得如何拿捏很多事情，他更加自律，他会假装得让人心服口服。老好人乌里塞斯是枚定时炸弹，更糟的是，从社交的角度讲，每个人都知道或者能感觉得到他是一枚滴滴响的炸弹。谁也不愿靠他太近，由于显而易见和可以理解的原因。噢，乌里塞斯·利马……他不停地写东西，我对他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写在偷来的书页边上，写在他不断丢掉的废纸片上，他不停地写。他写诗从不一气呵成，而是零星地写上几行，随后再组合成怪异的长诗，如果运气不错的话——而贝拉诺呢，却写在笔记本上……他们两个都欠着我的钱……

哈辛托·雷克纳，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1月。

他们偶尔会消失，但永远不会超过两三天。你问他们去哪儿了，他们就说在做某项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顶多如此。至于什么研究，他们从不透露。当然，我们中有些人，我们中跟他们最亲近的人，知道他们不在的时候在干吗。有些人并不在乎。有些人觉得这样做不对，说那是流氓无产者的行为。流氓无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童年综合征。还有人觉得其实这是件好事，主要是因为利马和贝拉诺花起不法收入来颇为大方。我就是持这种想法的人之一。我的日子过得不好。我的伴侣郝奇特尔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我没有工作。我们住在莫特斯街革命纪念碑附近的一家宾馆，她父亲替我们付房钱。我们有一个带卫生间和一个小厨房的屋子，我们至少还能在那里做饭，要比每天去外面吃便宜许多。郝奇特尔的父亲已经租下这间屋子，其实它更像一个套间，早在她怀孕之前，她父亲就把它转给了我们。他大概用那间房子带女人来玩吧。他让我们用，但前提是要我们承诺结婚。我说马上可以办，我想我甚至发誓我们会结婚的。郝奇特尔没说什么，只是望着父亲的眼睛。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那么老气，常被人当成郝奇特尔的祖父，可是第一次见到他时，他那副表情却让你不寒而栗。我绝对不寒而栗了。他体态庞大，宽阔魁梧，挺有趣，因为郝奇特尔矮小瘦弱。可他父亲却长得高大黝黑（在这点上，郝奇特尔没有随他），皮肤皱得一塌糊涂，我每次见到他，他都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有时穿一件海蓝色的，有时穿一件棕褐色的。两套西服都挺漂亮，可是并不怎么新。有时，特别是夜里，他又在衣服上套一件军用防水短大衣。郝奇特尔把我介绍给他时，正是我们想有求于他的时候，老人仔细瞧了瞧我后说，跟我来，我想单独跟你谈谈。我想，现在我们正在落难之际，我能怎么样呢？我跟在他后面，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张开你的嘴，他说。我张开嘴，老人瞧着我问怎么掉了三颗牙。在学校打架弄掉的，我说。我女儿认识你时就这样吗？他问。是啊，我说，她遇见我时我已经成这样了。该死的，他说，她肯定是真心爱你了。（我妻子六岁时老人就不在家里住了，她跟姐妹们每月看望爸爸一次。）他接着说：如果你抛弃了她，我会要了你的命。他说这话时目光直视着我，那耗子般的小眼睛——连瞳孔都在脸上发皱了——死死盯着我，然而却并不抬高声音，就像欧罗电影中他妈的黑帮老大，说不定他可能还真是的。我当然发誓说永远不会离开她，特别是她都快要成我孩子的妈妈了。那场私人谈话就此结束。我们又回到郝奇特尔身边，老人把他地盘的钥匙给了我们，还许诺说我们用不着为房租担心，他会解决好的，还给了我们一大叠现金让我们先用着。

他走了后我们顿感释然，释然的原因是我们知道头顶有了遮挡。可是，我们很快发现老人给的那笔钱仅够维持生活。我的意思是，郝奇特尔和我还有若干额外花销，父亲的补贴满足不了额外之需。对我们来说，老穿那么几件同样的旧衣服没有什么难受的，所以我们不在这上头花钱，我们把钱主要花在电影、戏剧、巴士和地铁（尽管住在城里可以步行去任何地方）上了，搭地铁主要是去湖畔小屋或者大学听诗歌讲座。其实我们没有待在学校，那种正式意义上的在校，可是几乎每个讲座都付了钱，一次不落。我们对各种研讨班有点走火入魔。做几块三明治就赶过去了，觉得很开心。我们听诗歌，听评论，有时还发表自己的评论，郝奇特尔说话的机会比我要多。我们听完课然后离开，那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向巴士或者地铁走去或者步行回家，嘴里吃着三明治，享受着墨西哥城的夜晚，我向来觉得墨西哥城的夜景实在美轮美奂，大多数时候夜晚凉爽、清明，但并不寒冷，这样的夜晚就是为散步和做爱准备的，为谈话而准备的，我和郝奇特尔热衷的就是这种事儿，我们谈论即将出生的孩子、我们听说过的诗人、我们正在阅读的书籍。

其实，我们就是在一个诗歌班上认识乌里塞斯·利马、拉斐尔·巴里奥斯和卢西欧斯·思肯的。那是我们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去那个班上课，乌里塞斯是第一次来，讲座结束后我们就成了朋友，一起出去，一起乘巴士，在我听着乌里塞斯·利马说话，他也听我说话的工夫，卢西欧斯·思肯一劲儿地调戏郝奇特尔，拉斐尔不断地对我和乌里塞斯的话点头称是，说真的，我好像找到了一个灵魂的伴侣，一个货真价实的诗人，他能够把我隐隐约约感觉到的、憧憬的和梦想的东西解释得清清楚楚，那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夜晚之一，我们回家后都彻夜难眠，我和郝奇特尔，我们一直聊到早上四点钟。后来我又认识了阿图罗·贝拉诺、费里佩·穆勒、玛丽亚·芬特、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所有那伙人，但没有一个人给我的印象好得超过乌里塞斯。当然，想弄郝奇特尔上床的不止卢西欧斯一个人。潘乔和莫克特苏马也在使最大的劲儿努力呢，甚至连拉斐尔也不免俗。有时我会对郝奇特尔说，你干吗不告诉他们你已经怀孕了？说不定他们就会放手让你安生些。可是她却笑着说她才不在乎求爱呢。那好吧，我说，随你。我不是那种动辄嫉妒的人。可是，一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阿图罗·贝拉诺企图勾引郝奇特尔，我难过极了。我知道她不会跟任何人睡觉的，可他们那种态度让我烦透了。因为我这种对待事物的方式，他们基本上好像对我视若无睹。似乎大家个个都这么想：这女孩不可能喜欢这个豁牙潦倒鬼的。好像牙齿跟爱有天大关系似的。可是阿图罗·贝拉诺却不同。郝奇特尔觉得有人追求很开心，然而这次却不同，对她来说不仅仅是解闷了。我们以前没见过阿图罗·贝拉诺。这是第一次见面。以前常听人说起他，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一直无缘引荐相识。那天晚上他也来了，凌晨时分，这帮人全上了一辆空空荡荡的巴士（满载本能现实主义者），向某个聚会地或者剧院、某人的朗诵会现场开去，我忘了具体去什么场合。在巴士上，贝拉诺就坐在郝奇特尔旁边，整个行进途中他们一直在交谈，我跟乌里塞斯·利马和布斯特曼那小子坐在后排不远处的座位上，我心里焦躁不安，能感觉得出郝奇特尔的脸庞变得有些异样，感觉她这次真的很开心，怎么说呢，她开心的是贝拉诺挨她坐着，全神贯注地关注着她，而其他所有的人，不过，特别是其他所有尝试勾引她上床的人，拿眼睛的余光观察着事情的进展，像我一样，同时又谈天说地，注视着已经有些荒凉的大街和焚化炉般紧紧关闭的车门，我的意思是说大家该干吗还干吗，然而所有的感觉器官都警惕着郝奇特尔和阿图罗座位上的动静。有那么一瞬间，气氛变得如此令人难受，如坐针毡，我心想，这些恶心鬼们一定知道什么我不知情的事儿，这里在发生着离奇的事儿，这混账巴士像个鬼魂似的绕着城市兜圈子很不正常，没有一个人上车也很不正常，我无缘无故地开始出现幻觉也很不正常。可是我像平常一样强忍着克制住，最后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后来，拉斐尔鼓起勇气对我说，贝拉诺不知道郝奇特尔是我的伙伴。我说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就算发生了，那也是郝奇特尔的事，郝奇特尔虽然跟我生活在一起，可她不是我的奴隶，我说。不过现在看来最离奇的是：那天晚上过后，在那个孤独的夜间之旅后贝拉诺完全征服了郝奇特尔（他惟一没有做的事情就是吻郝奇特尔的嘴），从此就再也没有人来骚扰她了。绝对没有人。好像那些杂种在他们那混账领袖那儿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喜欢亲眼目睹的这一幕。不过我还需要补充一句：贝拉诺的调戏之举，持续时间仅限于那次没完没了的巴士之旅，换言之行为还算纯洁，所以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后排不远处坐的那个豁牙家伙就是他想上的这个女孩的伙伴，可是郝奇特尔是知道的啊，她认可那个智利人献媚的样子跟容忍卢西欧斯·思肯或者潘乔·罗德里格斯这伙人的献媚完全不同。我是说你看得出跟他们是在自娱自乐和寻开心，而且大笑不已，可是跟贝拉诺在一起时，她的脸蛋，那天晚上我能看得见的她的脸蛋的角度，透露出完全不同的感情。那天晚上，在宾馆，我觉得郝奇特尔好像显得心事重重，比平常更加冷淡。可我什么也没说。我自以为心里明白为什么。于是我开始聊起别的事儿来了：基本上是我们的孩子，她和我要写的诗以及未来的生活。我也不提阿图罗·贝拉诺或者对我们来说真正悬而未决的难题，比如我去找工作或者我们俩挣足了钱，找个地方养活自己和孩子。这些都没有沾到，我谈的主要还是诗歌，跟我每天晚上聊的没什么两样，谈的仍然是创作活动和本能现实主义，这场与我内心的本质和对现实的感觉完全吻合的文学运动。

那个有点灾难性的夜晚过后，我们几乎天天去见他们。他们上哪儿我们就去哪儿。我想，几乎刚过一个星期，他们就邀我们参加这个团体的一场诗歌朗诵会。我们不错过任何一次聚会。贝拉诺和郝奇特尔的关系也在彬彬有礼的礼节中逐渐转冷，不是失去了某种神秘性（然而这是一种不会在我妻子稳步变大的肚子上投上阴影的神秘性），而是没有进一步发展。事实上，阿图罗就没有真正在意过郝奇特尔。那天晚上在载着我们沿墨西哥城空落、凄凉的大街行走的巴士上究竟发生什么了呢？我不知道。或许一个还看不出怀了孕的女孩跟一个梦游者陷入了几个钟头的情网。看来只能是这样了。

后来的故事非常平淡。有时乌里塞斯和贝拉诺在墨西哥城消失些时日。有些人不喜欢这样。有些人不关心。我认为这是桩好事。有时乌里塞斯会借点钱给我。他们有成堆的钱，多得不是一般，而我总是缺钱花。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搞来这么多钱，我也不关心。贝拉诺从不借钱给我。他们去索诺拉时我有个感觉，预感这个团伙快要分崩离析了。这有点像一个玩笑不再逗人乐了。我好像觉得这也不是件挺恐怖的事儿。我儿子就要出生，我最终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天晚上，拉斐尔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回来了，但马上又要走了。很好，我说，钱是他们的，就让他们随心所欲花好了。这回他们打算去欧洲，拉斐尔说。很好，我说，大家都该去。可这场运动怎么办呢？拉斐尔说。什么运动？我问，望着沉睡的郝奇特尔。房间里很黑，宾馆的标志透过窗户在闪烁，像黑帮电影里的情景。就是在这样的阴影下，我儿子的祖父在干着腌臜的勾当。你说“什么运动”是什么意思啊？本能现实主义啊，拉斐尔说。那本能现实主义怎么办呢？我说。我要问的就是这个啊，拉斐尔说，本能现实主义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出版的杂志怎么办呢，我们所有的设想怎么办呢？他的声音听上去特别可怜，要是郝奇特尔没睡的话我会放声大笑。我们自己出杂志，我说，有没有他们，我们都可以开展活动。有一阵子，拉斐尔什么也不说了。我们可不能脱轨，他咕哝着。又沉默了会儿。在思索呢，我猜。我也没说什么。但我没有思索。我很清楚自己的立场和应该干吗。就像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从那时起计划要干什么，我也知道拉斐尔最终也会找到自己的道路。压根就没什么可忧虑的，我告诉他，这时我站在黑暗中耳朵扣着电话，已经很累了。我不忧虑，拉斐尔说。我想我们也应该出去。我不想离开墨西哥，我说。

玛丽亚·芬特，科里马大街，康德萨小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2月。

我们得把父亲送进精神病院（母亲纠正我说是心理诊所，然而有些词你是粉饰不了的：精神病院就是精神病院），那是乌里塞斯和阿图罗从索诺拉回来不久前。我不知道告诉过你了没有，他们扔了我父亲的车。妈妈说，正是这一行为，她称之为卑鄙甚至犯罪的行为，触发了父亲的崩溃。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说得保守点，父亲与他的财产、他的房子、他的车子、他的艺术书、他的银行存折之间的关系从来都非常淡漠和模棱两可。父亲似乎总想让自己释下重负，无论心甘情愿还是勉为其难，总想摆脱掉各种事物，可是由于运气太不济（或者太迟钝），他渴望的赤条条的境界始终未能如愿以偿。你也许能想像得出，就是这一点最终逼他走上疯狂之路。跟那辆小车没有关系。乌里塞斯和阿图罗回来后，我又看见他们了，那是在基多咖啡店，而且纯属偶然——尽管我似乎处于一个讨厌的情况下，一副刻意在等他们的样子——我说过了，我又见到他们时几乎认不出他们了。他们跟一个我不认识的家伙在一起，这人全身上下都穿着白衣服，柴棍似的脑袋上扣一顶草帽，刚开始我还以为他们看见我了只是假装没看见。他们坐在靠墙的一个角落里，从那里能够望到布卡雷利大街，挨着那面镜子和写着“烤山羊”的招牌，但他们什么也没吃。他们面前摆着两大杯咖啡，时不时无力地嘬一口，看上去好像生病了或者精疲力竭，不过白衣男子在吃着东西，但不是吃烤山羊（我每重复一次烤山羊这几个字就觉得恶心）而是香辣鸡肉玉米饼，基多咖啡店最著名的便宜菜，他面前还放着一瓶啤酒。我想他们装作没有看见我，他们不可能看不见我，他们变了许多，可我一点儿都没变。他们不愿跟我说话。这时我开始想起父亲的英帕拉车来，想起母亲说过的话，说他们偷走父亲那辆车简直无耻至极，实在不可思议，还说最好去报案把车要回来，我又想到了父亲，每当什么人说起那辆车的事儿来，他就断断续续地语焉不详。看在上帝的分上，基姆，母亲会说，别吚吚呀呀的了，我已经厌倦了来回坐巴士或者出租车了，因为到头来在路上花的费用可大了。妈妈这样说的时候，可怜的父亲就笑着说小心点，否则最后落得个腿瘸了。母亲听不出其中的幽默，可我听得出。我这样说出来可能一点都不好玩，而父亲脱口而出，而且说得比平时更加自信，或者至少语气上显得更加自信，其实是很聪明和机智的。无论如何，我母亲就想报案说英帕拉失窃了，这样我们就能要回那辆车，我的意思是别报警了，因为它会自动回来的（挺有意思的，是吧？）我们只需等待，给阿图罗和乌里塞斯充足的时间让他们回来，把车还了就可以。现在他们就在这儿，在跟那个白衣男子交谈，回到墨西哥城了，他们没有看见我或者故意躲避，所以我有的是时间观察他们，考虑怎么去跟他们打招呼，说父亲在一家精神病院，说他们应该把车还了，尽管时间过去很久了，我却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坐了多长时间，我桌子附近的人都走空了然后又填满了，那个白衣男子始终不摘掉帽子，那盘香辣鸡肉玉米饼好像永远都吃不完，各种事儿开始在我脑子里纠缠起来，我想说出来的那些词语好像植物，忽然间开始蔫了，凋谢了，死了。看来琢磨父亲关在精神病院里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像要自杀般压抑沮丧，也不愿想像母亲挥舞着威胁或者让警察拘留的横幅，像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拉拉队员一般（她上大学时还真干过这个，可怜的妈妈），因为，忽然间我也蔫了，开始分崩离析，开始觉得（或者毋宁说像个手鼓般不断对自己重复着什么）一切都没有意义，觉得我可以在基多咖啡店的那张桌边一直坐到世界末日的到来（我还上高中时一个老师宣称非常清楚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会怎么办：那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也许这只是个玩笑，我不知道，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当整个文明世界消失后，墨西哥还将继续存在，当这个星球蒸发掉或者分崩离析时，墨西哥也会依然如故），或者一直坐到乌里塞斯、阿图罗和那个穿白衣服的陌生人站起来走了。可是上述任何一种情况都没有发生。阿图罗看见我了，他站起来走到我桌边，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他问我想不想过去跟他们坐在一起，或者要不在这儿等着他们。我说还是等着吧。好，他说，然后又回到那个穿白衣服的人的桌边。我尽量不去看他们，我坚持了一会儿，但最终还是望过去。乌里塞斯垂着脑袋，头发盖住半张脸，好像马上就要睡着了。阿图罗盯着那个陌生人，每隔一会儿就看我一眼，两眼同时并用，一眼看着白衣男子，一眼又看着我这桌，两只眼睛都显得心不在焉或者冷漠，好像他早就离开了基多酒吧，只是魂还留在这里，在焦躁不安地游动着。后来（多久以后呢？）他们起身过来走到我这儿。那个白衣人走了。咖啡店里空空荡荡。我没有打听父亲的那辆车。阿图罗告诉我，他们马上就要走了。回索诺拉吗？我问。阿图罗笑了。他的笑声就像在喷唾沫。好像在朝自己的裤子上喷。不，他说，更远。这周，乌里塞斯打算去巴黎。真好，我说，他可以见到米歇尔·布尔特奥了。可以看到那条全世界著名的河了，乌里塞斯说。很好，我说。是啊，不赖，乌里塞斯说。你呢？我问阿图罗。我打算过些时候走，去西班牙。你们还打算回来吗？我问。他们耸了下肩膀。谁知道呢，玛丽亚，他们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显得如此漂亮。我知道这样说听着很傻，但他们确实没有这么漂亮过，这么诱人过。显然他们不是刻意如此。事实上，他们很脏，谁知道他们是多久前洗的澡，多久前睡的觉，他们的眼睛下面都有了黑眼圈，需要刮刮胡子了（乌里塞斯不用，因为他永远不需要刮），但我还是想把他们两个都吻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同时跟他俩上床，操他们，直到大家都奄奄一息，然后看着他们睡觉，然后起来再操。我想：如果我们找个宾馆，如果我们走进一间黑屋子，如果我们拥有这世上所有的时间，如果我把他们脱光了，他们也把我脱光了，一切都将好起来，包括我父亲的疯癫，那辆失去的车，我的忧伤和劲头，那时这些东西几乎要让我窒息了。可我一言不语。

4

奥克西里奥·莱科图雷，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学系，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2月。

我是墨西哥诗歌之母。我认识所有的诗人，所有的诗人都认识我。我认识阿图罗·贝拉诺的时候他才十六岁，还是个不会喝酒的羞怯男孩。我是乌拉圭蒙得维的亚人，可是有一天我却来到了墨西哥，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为了谁，怎么来，什么时候来的。1967年，也许是1965年或者1962年，我到了墨西哥城联邦区。我记不清具体日期或者行程了，只知道我到了墨西哥，然后就再没有离开过。我到墨西哥时，莱昂·费里佩（完全是个巨人，完全是一个性情中人）还活着，他是1968年死的。我到墨西哥时，佩德罗·加菲亚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那么忧郁）还活着，1967年佩德罗先生去世，这意味着我肯定是1967年以前到墨西哥的。所以，不妨说我是1965年到墨西哥的。我想应该是1965年到的，但我也有可能弄错了，我每天都去见那些博学多才的西班牙人。我跟他们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以一个女诗人、英语陪同和永不疲倦地照料兄长的小妹妹的身份作着激情奉献。他们带着那种古怪的西班牙语口音跟我说话，这种口音老是绕着Z和C打转，把S撇下，让它显得更加孤苦伶仃和放荡不羁：奥克西里奥，别在屋里瞎忙了，奥克西里奥，别管那些稿纸了，女人。尘土与文学从来都是携手而逝的。我告诉他们：佩德罗先生，莱昂（有意思吧！我称呼年纪更大些的、身体更虚弱的那位“你”，而那个年轻些的有点让我畏怯，我不敢漏掉“您”这个字！）这个我来干好了，你做自己的事，只顾写好了，放松，就当我是个隐形女人。他们会大笑。或许只是莱昂·费里佩在笑，不过说实话，你永远搞不清他是在大笑还是清嗓子或者诅咒呢，佩德罗先生不会笑（佩德里托·加菲亚斯，这是一个多么忧伤的人啊）他不会笑，只是用日落时分的湖水般的眼睛望着我，那种藏在山间、无人光临的湖水，那种忧伤平静的湖水，静谧得仿佛超凡脱俗，他喜欢说别麻烦你了，奥克西里奥，或者谢谢你，奥克西里奥。顶多如此。多么可爱的一个人啊。所以，我说了，我经常去看他们，真心诚意，从不爽约，从不带着自己的诗去打扰他们或者有所企求，不过我也有其他事情做。我工作。我尝试着工作。因为在墨西哥城生活很容易，如人人都知道或者以为自己知道或者想像的那样，可是只有当你有钱或者奖学金或者工作时生活才会容易，而我一无所有。通往最明净的地区的旅程耗掉我的许多东西，包括从事什么古老工作的精力。所以我只好还在大学里兜圈子，特别是文学系，干些或许可以称之为自愿服务的工作：某一天我可能帮加西亚·里斯卡诺教授录入手稿，另一天我又可能在法文系翻译些法语文章，再过一天我又像个纠缠者般粘在一伙拍戏的人中。我会花八个小时观看彩排，绝不夸张，弄三明治吃，在镜头前试试手。有时我会拿到一份有偿的活儿干干：某个教授可能会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钱付给我，让我担任比如助手什么的工作，有时文学系的头儿们会亲自安排或者让系里的教师雇我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干些散活儿，大多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有时秘书们（多么好的女孩子啊）会让她们的老板给我些小活儿，这样我就可以挣几个比索。这是白天的工作。到了晚上，我就跟朋友们过起放荡不羁的文化人生活，这种生活非常容易得手而且实际上也很方便，因为那时我没有几个钱，有时甚至都拿不出足够的钱租间带家具的屋子。不过通常我总能租得到。我不想往坏里夸张。我有钱可以生活下去。我很开心。白天我就生活在系里，像一只小蚂蚁，或者更像一只蝉，从这间小屋窜到另一间，听到的全是流言蜚语，全是骗人的和离婚的话，全是什么计划和项目，到了晚上，我就展开翅膀，变成一只蝙蝠，我离开文学系，像个小鬼似的在联邦区漫游（我更愿意说像个仙女，可这并不真实）、喝酒、聊天、参加各种文学聚会（我熟悉各种团体）、忠告跟我走得近的年轻诗人，尽管后来他们不怎么频频找我了，而且，长话短说，我生活在自己的时间中，我生活在自己选择的时间中，它围着我，颤抖着，流动着，荡漾着，让我开心。后来我就撞上了1968年。或者1968年撞上了我。现在我可以说当时就感觉到了它的来临，在酒吧，在1968年2月或者3月，我已经嗅到了它的气味，可是1968年以前其实已经变成了1968年。噢，想起这个来我就想笑。让我想哭！我哭了吗？我看到了一切，同时又什么也没看到。这样讲有什么意义？军方破坏了大学的自治，窜进校园随便逮捕、杀人时我就在系里。没有。大学没有死多少人。特莱特洛尔科死的人最多。这个名字可能会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可是当军队和狂暴的警察涌进来把大家用卡车运走时我就在系里。这太不可思议了。我在卫生间里，在那幢大楼某一层的卫生间里，我想可能是四楼吧，我说不准了。我当时正坐在便桶上，高高地提起裙子，像某首诗或者歌曲所描写的那样，读着佩德罗·加菲亚斯优美的诗歌，那时他已经死了有一年，佩德罗先生，多么忧伤的一个人啊，为西班牙以及世界上别的地方而忧伤——谁能想像得到当丑恶、狂暴的警察涌进大学的那一刻我正在卫生间里读诗吗？我跑题了吗？我想生活充满了各种奇妙和神秘的事物。事实上，正是由于佩德罗·加菲亚斯，由于佩德罗·加菲亚斯的诗歌和我长期养成的在卫生间读诗的习惯，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狂暴的警察进来了，军队进来了，而且在拽走他们能找到的每个人。我听到了某种吵闹声。在我灵魂中翻腾的声音！可以说当时吵闹声越来越大，这时我才开始留心起到底发生什么了。我听到隔壁小间有人拉开锁链，我听到门砰地响了一声，听到过道里传来脚步声，听到草坪上升起喧嚣声，那片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像绿色海洋般把系楼围衬得像个小岛，这样的地方从来都是充满喃喃细语和爱意的。这时佩德罗·加菲亚斯诗歌的泡沫爆了，我合上书，站起来，拉开锁链，打开门，大声说着什么，嗨，我说，外面出什么事儿了？可是没人应答，使用卫生间的人都不见了，虽然早知道不会有人应答，我还是说嗨，有人吗？也许你能理解那种感觉。后来我洗了洗手，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看见一个高大、瘦削的金发女郎的样子，那张脸上已经有不少皱纹，太多的皱纹，像佩德罗·加菲亚斯曾对我说的那样，完全是堂吉诃德的女性版，接着我走出去来到过道，到那儿后我忽然意识到出事儿了，过道里空无一人，楼下传来喊叫声，让你震耳欲聋，在创造着历史。我当时怎么办了？我做了任何人都会做的事儿。我走到一个窗户前向下望去，我看到很多士兵，我又从另一扇窗户望下去，我看到很多坦克，然后又从另一扇窗户望下去，这样一直看到过道尽头，我看见了敞篷车，里面圈着被捕的学生和教授，那场景很像描写二战的电影和玛丽亚·弗里克斯和佩德罗·阿曼达里斯表现墨西哥革命的电影交错在一起的画面，一幅黑糊糊的布景上荧光闪闪的小小人影在活动着，就像人们常说的疯子或者处于高度恐惧状态的人眼中看到的情景。我心里对自己说：奥克西里奥，待在这儿别动。不要自投罗网被抓去了，宝贝。待在这儿别动，奥克西里奥，宝贝，别让他们把你写进他们的名单里。如果他们想要找你，就让他们来找好了。然后，我又回到卫生间，这事儿显得有点怪怪的，我不仅回到了卫生间，而且又返回刚刚待过的那个格子间，我又重新坐在马桶上，我是说又撩起裙子，拉下内裤，可是并没有什么内急之需（对此人们有更准确的说法：肠道松弛，但我不属于这种情况），然后打开佩德罗·加菲亚斯的书，不过毫无阅读的欲望，我开始慢慢地读起来，逐字逐句，逐行逐段，忽然听到走廊里传来声音，靴子的声音？上过钉的靴子的声音？可是，嗨，我心里说，这不是巧合吧？接着我听到好像有声音说一切都有条不紊，不过也可能是说别的意思，有人，也许就是刚才讲话的那个杂种，打开卫生间的门，走了进来，我像雷诺阿画中的芭蕾女般踮起脚尖，我的内裤掉在瘦骨嶙峋的脚踝上，绊在当时穿的一双鞋上，那是一双非常舒服的黄颜色的软底鞋，我等着那个士兵一个一个搜查小格子间，已经作好了准备，万一他来了，绝不开门，要把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最后的自治堡垒守卫到底——我，一个穷困潦倒的乌拉圭女诗人，跟任何人一样深爱着墨西哥——我这样等待的时候，一种奇异的寂静忽然降临，好像时间发生了断裂，顷刻间朝四面八方飞奔，那是一种纯粹的时间，不掺杂任何语言的色彩，也不带动作或者行动的成分，接着我看见了自己，看见了那个士兵在入迷地盯着镜子，我们两个在文学系四楼的女卫生间里像雕塑般凝固不动，就是这样，然后我听到他的脚步声逐渐消失在远方，我听到门关上了，我直起的双腿又恢复成原来的姿态，好像完全出于自动。我要说，我那样坐了三个多小时。我记得我从卫生间里出来时天开始黑下来。我得承认，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可我知道该怎么办。我清楚自己的职责。于是我走到卫生间惟一的窗户前向外望去。我看见远处有一名士兵。我看见一个武装好的军车的轮廓或者影子。像拉丁文学里描写的门廊，希腊文学里描写的门廊。噢，我太崇拜希腊文学了，从品达尔[1]到乔治·塞菲里斯[2]。我看见了席卷大学的那股狂风，仿佛在白天最后的光亮中开心不已。我明白自己该怎么办。我明白。我明白必须要坚持。我坐在女卫生间的砖地上，就着最后的亮光，读了三首佩德罗·加菲亚斯的诗，然后合上书，闭上眼睛对自己说：奥克西里奥·莱科图雷，拉丁美洲乌拉圭公民，诗人，旅行者，坚守下去。就这样。接着我开始回想自己的过去，就像我现在回想着过去那样。我开始回想你不感兴趣的那些事，就像我现在回想阿图罗·贝拉诺那样，年轻时的阿图罗·贝拉诺，1970年，我见到时他才十六岁或者十七岁，当时我已经是那些年轻的墨西哥诗人的母亲，他还是个不胜酒力的孩子，但却很自豪在他遥远的智利故国，萨尔瓦多·阿连德[3]赢得了大选。我熟悉阿图罗。我是在英克鲁西亚达酒吧一群吵吵嚷嚷的诗人中碰到他的，那简直就是个雪貂窝，形形色色前程美好的年轻人和不再那么年轻的人经常在那里聚会。我跟他成了朋友，我想可能因为我们两个是所有那些墨西哥人中惟一的南美人。尽管年龄悬殊，尽管有着各种可以想像出来的分歧，我们还是成了朋友！我指点他认识了T. S. 艾略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庞德。我带他来过一次家里，他病恹恹的，醉醺醺的，用胳膊搂住我的脖子，全身的重量都悬在我瘦削的肩膀上，我跟他母亲、父亲以及人很不错的妹妹都成了朋友，他们全家人都很善良。我对她妈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夫人，我没有跟你儿子睡觉。她说，当然没有，奥克西里奥，不过别叫我夫人，我们其实是同龄人！我成了这个家的朋友。一个1968年移民到墨西哥的流浪的智利人之家。我也是那一年来的。我以客人的身份在阿图罗家一待就是很长时间，有一次待了一个月，还有一次待了两星期，还有一次待了一个半月。因为我那时没有钱付带家具的房子，甚至交不起一间顶楼房的租金。白天我就待在大学里，干这干那，其他时间，晚上，我就过起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我睡在朋友家，把自己可怜的几样东西，衣服、书籍、杂志、照片，扔得到处都是。我是雷梅迪奥斯·巴罗[4]，我是莉奥诺拉·卡林顿，我是欧尼塞·奥迪奥[5]，我是丽莲·瑟尔帕斯[6]（噢，可怜的丽莲·瑟尔帕斯），如果说我没有疯狂，那是因为我始终保持着幽默感，我嘲笑自己的裙子，嘲笑自己的烟管裤，嘲笑我自己里面都脱了线的内衣，嘲笑我那巴丽安特王子式的发型，白发正在迅速盖过金发，嘲笑我那偷偷盯着墨西哥城夜色的蓝眼睛，我那听着大学生故事的粉红色耳朵，嘲笑人事的沉浮、羞辱、卑微、奉承、谄媚、假惺惺的赞美，嘲笑在墨西哥城夜空的映衬下重新组装过的破败、战栗的床铺，我如此熟悉的天空，那骚动不安、不可企及、像阿兹特克的大锅炉般的天空，在这样的天空下，我跟所有那些墨西哥诗人和阿图罗·贝拉诺在一起，在绝对的幸福中感动不已，贝拉诺才十六七岁，我看着他开始成长起来，1973年他决定回祖国参加那场革命。除了他的家人，我是惟一去巴士车站为他送行的人，因为他打算走陆路，那是一次漫长的旅程，极其漫长，充满了危险，那是所有贫穷的拉美男孩的起程之旅，要穿越这片荒谬的大陆，阿图罗·贝拉诺从巴士窗户探出身来向我们挥手告别时，不仅他母亲哭了，我也哭了，那天晚上我就在他家里睡了，主要是为了陪陪他母亲而不是别的，可是第二天早晨我就走了，尽管除了几个常去的酒吧和咖啡店我无处可去，可我还是走了。我不喜欢滥用别人的好客。1974年，阿图罗回来时完全变了一个人。阿连德下台了，他的义务已尽，或许这是他妹妹告诉我时的说法。阿图罗尽了他的责任，他的良心，一个年轻拉美男子可怕的良心，这本身无可谴责。9月11日，他以一个志愿者的身份出来活动。他在一条荒凉的街上站了荒谬的岗。他夜间出去，目睹了很多事情。几天后，他在一个边防检查站被捕。他们没有拷打折磨他，但关了好几天，期间他的表现像个男子汉。墨西哥的朋友们，墨西哥城的夜晚，诗人们的生活在等待着他。可是他回来后早已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他开始跟其他更年轻的人、鼻涕都擦不净的十六七岁的孩子们出去玩，他遇到了乌里塞斯·利马（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发觉这个影响很坏），他开始取笑所有的老朋友，瞧不起他们，看什么都像但丁似的，好像刚从地狱回来，或者不是但丁就是维吉尔本人，这个敏感的孩子，他开始吸大麻烟，那腌臜的毒品，贩卖我甚至都不屑去想的东西。不过，凭良心说，他跟过去一样善良，我知道他依然很善良。所以，我们碰到时（纯属偶然，因为我们经常聚会的已经不是同一拨人了），他会说你好吗，奥克西里奥，或者在布卡雷利大街的人行道上大喊救命，救命！救命！像只猴子般四处跳跃，手里拿一份玉米面豆卷或者一块比萨，总是跟那个叫劳拉·郝雷吉的女孩在一起，这个女孩漂亮极了，可是心肠却比一个黑寡妇还黑，跟他经常在一起的还有乌里塞斯·利马和另外一个智利小男孩费里佩·穆勒，有时我甚至也跑到他们一伙里去，但他们说的全是格里格里科[7]，就像《跳房子》里的人那样，你能看得出，他们喜欢我，能看得出他们知道我的分量，可是他们讲格里格里科，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凭这点最终还是把我拒之门外。不让人觉得他们在嘲笑我！他们听我的！可是我不会讲他们的格里格里科，而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又不放弃他们的俚语。那些被人遗弃的可怜的孩子。情况是：没有人想要他们。或者说谁也不把他们当回事。或者有时你会有这种印象：他们太高估自己了。一天有人对我说：阿图罗·贝拉诺离开墨西哥了。接着又说：但愿这次他不再回来。对此我实在很恼火，因为我一直都爱着他，我没准还斥责了说这话的人（至少在精神上），可我最关心的是打听他去哪儿了。然而谁也说不准：说去澳大利亚、欧洲、加拿大，什么地方的都有。接着我开始想起他来，开始想到他的母亲，那么宽宏大度，开始想到他的妹妹，想起我们在他家做肉馅卷饼的那些下午，想起那次我做了面条，为了晾干，我们在厨房、在餐室、在亚伯拉罕·冈萨雷斯大街上的那间小小起居室里，到处都挂上了面条。我什么事都忘不了。他们说这是我的毛病。我是所有墨西哥诗人的母亲。1968年，当狂暴的警察和军人开进大学时，我是惟一坚持到底的人。我独自一个人待在系里，关在卫生间里，长达十天、十五天不吃东西，具体几天我想不起来了。陪伴我的只有一本佩德罗·加菲亚斯的书和背包，穿着一件白衬衣和一条皱巴巴的蓝裙子，在这个世界上我有的是时间想而又想。可当时我却无法回想阿图罗·贝拉诺，因为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我心里对自己说：奥克西里奥，坚持住，你要是出去了，他们会把你投进监狱（或许驱逐你回蒙得维的亚，因为你天生永远收拾不好自己的证件，你这个傻瓜）他们会唾你，会揍你。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坚持下去。抵抗饥饿和孤独。我先是坐在马桶上睡了几个小时，就是这一切开始时我正坐在上面的那个马桶，虽然人已极度虚弱，我还是相信它会给我带来好运，可是睡在马桶上太不舒服了，最后我索性蜷缩在地板砖上睡。我一个劲地做梦。不是噩梦。而是音乐般的梦，透明的质疑之梦，还梦见光亮安全的飞机在寒冷、明媚、湛蓝的天空上横穿拉美大陆。我醒来时人已经冻僵，而且饥肠辘辘。我向窗外望出去，卫生间的那扇小窗户外面，在拼图般的校园残片中，我看到了新一天的清晨。那天早晨我在哭泣和感谢天国的上帝声中度过，在这样的天国，谁也不会断水。千万别生病，奥克西里奥，我对自己说，喝你能弄到的所有的水，但千万别生病。我脊背靠着墙滑到地板上，我又打开佩德罗·加菲亚斯的书。我闭上眼睛。我大概睡着了。后来我听到了脚步声，我又藏进格子间（那个格子间就像我永远不曾拥有过的小卧室，那个格子间就是我的战壕和我的杜伊诺宫，我在墨西哥的主显节）。接着我又开始读佩德罗·加菲亚斯的诗。然后我又睡着了。我又从小窗向外眺望，我看见了高高在上的乌云，我想起了奥特尔博士[8]的画和《最明净的地区》[9]。接着我又开始想些开心的事。有多少诗我烂熟于胸呢？我开始背诵起来。轻吟着我记得的那些诗，我真想把它们写下来，但我却只有一支钢笔没有纸。后来我又想：你这个傻瓜，在这儿你能找到世界上最好的纸啊。于是我拿了点卫生纸开始写起来。后来我又睡着了，做起梦来，噢，太荒诞不经了，梦见了胡安娜·德·伊瓦沃罗[10]，梦见她的那本1930年出版的诗集《风之玫瑰》，梦见她的处女作《钻石的语言》，多么漂亮、多么美丽的书名啊，仿佛一本先锋派诗集的书名，一本去年刚出版的法国书，事实上那是1919年出版的作品，换句话说那年她才二十七岁。那时她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女人，整个世界就在她脚边，所有的绅士们准备好了优雅地按照她的吩咐去做（那些绅士已经不复存在，但胡安娜还活着），所有的现代派诗人准备为诗歌而献身，所有那些顾盼的眼神，所有那些漂亮的言词，所有的爱。然后我又睡着了。然后我又醒来，一连几个小时，或许好几天，我为流逝的年华，为我在蒙得维的亚度过的童年，为那些至今还困惑着（甚至比过去还让我困惑）、我宁肯不想谈论的面孔而哭泣。我已经忘了自己在那里囚禁了多少天。我从窗户里看着鸟儿、树木，从看不见的地方伸出的树枝、灌木、草丛、乌云、墙壁，我看不见有人，也听不到任何声响，我不知道自己在里面待了多久。后来我开始吃卫生纸（部分原因可能是想起了夏洛特），不过，只是一小片，我没有那个胃口吃得更多。后来我发现自己完全没有了食欲。后来我捡起写过东西的卫生纸，把它们扔进马桶，然后拉了下链子。冲水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想我犯糊涂了。我想：尽管我很聪明，并且付出了很多牺牲，我还是犯糊涂了。我想：毁掉自己写的东西是多么诗意的举动啊。我想：我要是吞了它们就好了，因为我现在糊涂了。我想：写作是徒劳的，毁灭是徒劳的。我想：因为我写作，我才挺住了。我想：因为我毁了自己写的，他们会找到我，抽打我，强奸我，杀了我。我想：这两个行为是互有关联的，写作和毁灭，躲藏和被发现。后来我坐在马桶上闭上眼睛。后来我又睡着了。后来又苏醒了。我的身体禁锢成一团钢筋。我绕着卫生间慢慢地活动，照了照镜子，梳了梳头发，洗了把脸。噢，我的脸太难看了。现在的样子会让你联想到什么。后来我听到了人声。我想，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了。那感觉就像鲁宾逊在沙地上发现了脚印。不过我的脚印是人声和门砰的关闭声，好像大理石墙忽然像雪崩般倒塌在大厅里。接着弗姆沃纳教授的秘书鲁佩打开门，我们俩站在那儿面面相觑，俩人都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我想，这一震惊让我晕过去了。我再次睁开眼睛时人已在里乌斯教授的办公室（里乌斯是一个非常勇敢、英俊的男人！）周围是朋友们和熟悉的面孔，是大学里的人而不是士兵，更奇妙的是我开始哭起来，根本无法连贯地描述究竟发生了什么，虽然里乌斯不断地鼓励着我，他对我的经历似乎一下子很感动又很震惊。这就是我的经历，年轻的朋友们。这个传奇乘着墨西哥城和1968年的风撒播开来，中间又穿插进死者和生还者的事迹，现在人人都知道了有个女人在那个美丽悲惨之年，在自由惨遭涂炭之际还待在大学里。我已经有很多很多次听别人讲这个故事，在他们的讲述版本中，这个女人关在卫生间里十五天没有吃东西，是个学医的学生或是托雷·德·雷克托里亚的一个秘书，不是没有证件没有工作，甚至没有地方搁一下脑袋的乌拉圭人。有些版本中的主人公甚至不是女人而是个男人，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学生或者一个患肠胃病的教授。我聆听这些故事，这些有关我的故事的不同版本时，总是一言不发（特别是没有喝醉的时候）。如果喝醉了，我就尽量低调处之。根本没有这回事，我说，这是大学里的传说，是城市传奇，这时他们就盯住我说：奥克西里奥，你是墨西哥诗歌之母。我说（如果喝醉了就会吼叫）：不，我谁的母亲都不是，不过我认识他们所有的人，所有墨西哥城的年轻诗人，那些出生在这里和外省来的年轻人，还有那些乘着风潮从拉美其他地方刮到这里的人，我爱他们所有的人。

1　品达尔（Pindar，约公元前522－前443），希腊著名抒情诗人。

2　乔治·塞菲里斯（George Seferis，1900－1971），希腊诗人，著有长诗《“画眉鸟”号》、《三首神秘的诗》等。196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3　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1908－1973），智利前总统，智利社会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著名社会活动家。

4　雷梅迪奥斯·巴罗（Remedios Varo，1908－1963），西班牙裔墨西哥超现实主义画家。

5　欧尼塞·奥迪奥（Eunice Odio，1919－1974），哥斯达黎加诗人。

6　丽莲·瑟尔帕斯（Lilian Serpas，1905－1985），萨尔瓦多诗人。

7　Glíglico是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在其小说《跳房子》中发明的语言，用来表达一种与外界隔离的感觉。

8　奥特尔博士（Dr. Atl，1875－1964），本名Gerald Murillo。墨西哥画家，画作主要表现他个人对墨西哥火山的着迷。

9　La region más transparente，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的小说代表作。

10　胡安娜·德·伊瓦沃罗（Juana de Ibarbourou，1892－1979），乌拉圭诗人。

5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接着我对他们说：好吧，小伙子们，如果这瓶梅斯卡尔酒喝光了我们该怎么办？他们说：我们下楼再去买一瓶，萨尔瓦铁拉先生，阿马德奥，别担心。因为心里踏实了，或者至少受到了鼓舞，我美美地喝了一口，把杯子一倾而空。过去他们酿的梅斯卡尔酒醇美之至，在我们国家也算得上最好的了，没错，先生，我站起来，走到自己的藏书前，落满灰尘的藏书——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擦过书架了！——不是我不再爱护那些书，肯定不是，而是因为生活把我们弄得如此脆弱，同时还不断地麻痹我们（几乎让我们难以察觉，先生们），有些人，尽管我没有碰到这种事，甚至被搞得恍恍惚惚，有的最后落得个只剩个从中分裂的左半边大脑，这是描述记忆问题的一种说法，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两个小伙子也从座位上站起来，我能感觉得出他们在我脖颈背后呼吸的气息，当然这只是形容而已，我没有转过身，问吉尔曼或者阿克莱斯、曼努埃尔说我提到过干什么工作了没有，我靠什么生活。他们说没有，阿马德奥，谁也没有对我们说过任何这方面的事儿。接着我很排场地说，我写作，我想我一定笑了，或者咳嗽长达好几秒，我靠写作为生，小伙子们，我说，我和帕斯是这个可恶的国家仅有的两个靠写作谋生的人。他们呢，当然，依然令人激动地沉默不语，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的话。就像人们说吉尔韦托·欧文那样沉默着。接着，我依然背对他们，盯着我的藏书的书脊说：我就在附近上班，在圣托·多明戈广场里，我主要写诉状、祷词和书信，我又笑了，笑声的力量激起书里的尘土，这时书名、作者以及我放着昔日没有发表的文稿的夹子能看得更清楚了。他们也笑了，一阵短促的大笑从我的脖颈背后扫过去，这两个小伙子挺克制，直到我终于设法找到了要寻找的那个夹子。给你们，我说，我的生平，顺便说一下也是塞萨雷亚平生留下的一切都在这儿了。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先生们：他们并没有贪婪地扑向文件夹，然后迅速翻阅这些资料，而是站在那里问我写不写情书。我什么样的书信都写，孩子们，我告诉他们，然后把夹子放在地板上，又在杯子里斟满苏西达斯牌酒，母亲给孩子的信，孩子给父亲的信，女人给狱中丈夫的信，当然还有情人的信，情书写来最妙，一来天真烂漫，二来又那么情欲缠绵，简直就像杂货店老板的货架，各种东西无所不包，有时捉刀人还会添加些自己的创意。多美妙的工作啊，两个小伙子说。在圣托·多明戈的拱门下度过三十年后，一切都今非昔比了，我说着打开夹子，开始浏览那些资料，寻找我拥有的惟一的一份《卡沃尔卡》，那份塞萨雷亚怀着极其隐秘和兴奋的心情编辑的杂志。

华金·芬特，埃尔·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莱昂纳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联邦区郊外，1977年1月。

有些书你无聊的时候可以看。这样的书多不胜数。有些书你平心静气的时候可以看。在我看来，这种书最好。有些书你忧伤的时候可以看。有些书你开心的时候可以看。有些书你渴求知识的时候可以看。有些书你绝望的时候可以看。乌里塞斯·利马和贝拉诺他们想写的就是这种书。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不妨以一个普通读者为例，这个人头脑冷静、成熟、受过教育，过着多少还算健康的生活。经常买书和文学杂志。你可以拿他为范例。这种人会读你平心静气的时候写的东西，但读其他任何种类的书时都会带着一副批评挑剔的眼光，公正冷静，不会有荒唐或者令人惋惜的共犯之嫌。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希望自己没有冒犯到任何人。我们再来说说绝望型读者，这种人大概是为绝望文学而生的观众。我们会发现什么呢？首先：这样的读者往往是青少年或者还不成熟的成年人，缺乏安全感，神经质。属于那种操蛋白痴（请原谅我这样说），读了《少年维特的烦恼》后就想自杀。其次：这种读者有局限性。为什么说有局限呢？很简单：因为他只读绝望型作品或者给绝望者写的书，这是一回事，这种人或者变态分子是不可能通读比如《追忆逝水年华》或者《魔山》（以我的愚见，这是镇定、冷静、纯粹文学的典范之作）这种作品的，也不会去读诸如《悲惨世界》或者《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作品的。我的意思说清楚了吗？好的。于是，我劝告他们，说服他们，警告他们，提醒他们面临的危险。我这样形同跟墙说话。还有甚者：绝望悲观的读者就像加利福尼亚的金矿。他们迟早会耗光的！为什么？太显然了！一个人不可能在绝望中过一辈子。最后，身体会背叛的，这种痛苦会变得忍无可忍，最后，透明物体就会从巨大的冷泉中涌出。绝望型读者（特别是绝望型诗歌读者，这种人令人无法忍受，相信我说的）最终的结局就是离书而去。他最终必然会成为一个平庸的绝望者。他也许会恢复正常！然后，作为恢复再生过程的一部分，他开始逐渐回归——感觉就像裹在襁褓里，就像在溶化了的镇静剂的疾雨之下——回归到我所谓的为冷静、平和的读者创作的文学作品上来，坚定地把头脑扛在自己肩上。这就是所谓（被我称为，如果没有别人这样说的话）从青春期到成人的过渡。我不是说一个人如果成了头脑冷静的读者就不再阅读为绝望者写的书了。他肯定还会读的！尤其是如果这种东西写得不错、文雅，或者朋友推荐给他的话。但是，最终，这种东西会让他厌倦的！归根结底，那种悔恨文学、充满了利器和遭到凌迟的救世主的作品，不会刺伤他的心脏，就像平心静气的作品，精心构思的作品，技术完美的作品不会刺伤他的心脏一样。我总是对他们这样说。我总是告诫他们。我给他们看技术完美的作品。我警告他们注意那些危险。不要把自己的心血耗尽了！谦卑些！亲自去探索，亲自在陌生的土地上迷失！但是要有一根指南线，哪怕这线用面包屑或白色石子构成！然而我疯了，我被他们逼疯了，被我的女儿们，被劳拉·达米安逼疯了，所以他们不听我的。

华金·巴塞乌斯·阿马拉尔，正行走在美国中西部一所大学校园里，1977年2月。

不，不，不，当然不是。那个叫贝拉诺的男孩人非常好，特别懂礼貌，绝非满怀敌意。1975年我到墨西哥来发布——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翻译的庞德《诗章》，这本书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顺便说一下，那一版非常漂亮，由华金·默蒂斯出版），贝拉诺和朋友们来参加这个活动，随后，这点很重要，他们留下来跟我交谈，陪同我（如果你初来乍到某种意义上是个外国的城市，你对这种事儿会很感动的），我们来到一家酒吧，我忘了具体是哪家了，肯定是在城区，在贝拉斯美术馆附近，我们谈论庞德一直谈到很晚。换句话说，我在发布会上没有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没有看到墨西哥诗歌界著名人物的面孔（如果有人来的话，我也认不出来，我很抱歉这样说），我只看到那些孩子们，那些充满了渴望、理想主义的孩子们，你明白吗？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很欣赏这点。

我们都聊了些什么？当然是聊这位大师了，聊了他在伊丽莎白精神病院的时候，聊到那个叫费诺罗萨[1]的怪人，聊了汉朝、隋朝的诗歌，聊了刘向、董仲舒、王丕、陶潜（陶渊明，365－427）的诗歌，聊了唐朝、韩愈（768－824）、孟浩然（689－740）、王维（699－759）、李白（701－762）、杜甫（712－770）、白居易（772－846），聊了明朝、清朝、毛泽东——换句话说，聊了些我们谁也不知道的关于庞德的事儿，甚至连那位大师也不知道的事儿，因为他最熟悉的还是欧洲文学，不过，庞德能够深入到那种谜一般的语言中，这足以表明他的力量何其巨大、好奇心何其广泛，我说得对吗？他对人性是何等坚信不疑，你说对吗？我们还谈了普罗旺斯的诗人们，那些普普通通的诗人，你知道，如安诺杰·丹尼尔、伯特兰·德·博恩、吉劳特·德·波尼尔、赫弗雷·鲁德尔、吉列姆·德·伯克达、马卡布鲁、伯纳特·德·本塔多恩、瑞玛特·德·瓦凯拉斯、库西的城堡主人、杰出的克雷蒂安·德·特罗亚，我们谈了清新诗体流行时代的意大利、但丁的挚友们，如大家经常提到的西诺·达皮斯托亚、基多·卡瓦尔坎蒂、基多·基尼泽尔利、西科·安吉奥列里、加尼·阿尔法尼、迪诺·弗雷斯科鲍尔迪，但是我们主要谈论的还是那位大师，在英国时期的庞德，在巴黎时期的庞德，在拉帕罗时期的庞德，在伊丽莎白精神病院时期的庞德，从意大利回来后的庞德，在死亡边缘的庞德……

后来怎么了？老一套。我们要求结账。他们坚持说我一分钱都不用掏，不过我毅然拒绝了。我也曾年轻过，我知道在那个年龄维持生活有多么艰难，尤其是，如果你还是个诗人的话，所以，我把钱放在桌上，那些钱足够付我们所有的消费了（我们总共有十个人：包括年轻的贝拉诺和他的八个朋友，其中有两个漂亮女孩，很不幸我忘了她们的名字，然后还包括我），可是，既然我想到了此事就不妨说一说，这是那天晚上发生的惟一离奇的事儿，他们拿起钱又还给我，我把钱放回桌上，他们又还给我，后来我说，孩子们，我跟学生们出去喝酒或者可乐（哈哈），我从不让他们付账，我动情地（我爱我的学生，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会回馈这份感情的）发表了一番小小演说，可他们却说：想都不要想，先生，就这样：想都不要想，先生，那一刹那，我破译（如果我能够的话）这个含义丰富的句子时，观察着他们的脸，七个男孩和两个漂亮女孩，我想：不，他们永远不会成为我的学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想，其实当时他们那么彬彬有礼，那么善良，可我还是这么想。

我把钱收回钱夹，他们中的一个人付完账，然后我们就出去了。夜色很美，完全没有了白日车辆和人群的挤撞，我们朝我住的宾馆方向走了会儿，像是沿着大街漂流，很轻松就走了很远，我们前行（可是去哪里呢？）途中，有些孩子开始道别，握握我的手就走了（他们跟朋友道别的方式不同，或许只是在我看来如此），这伙人一点一点地稀少起来，期间我们还一个劲地聊着，我们聊啊聊，或许现在想来，可能没有聊那么多，我应该说我们想啊想，可我不信，晚上那个时候不会有人使劲思考什么的，身体已经在乞求休息了。忽然只剩我们五个人毫无目的的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漫步了，也许是在深深的沉默中，在一种庞德式的沉默中漫步，虽然这位大师是最不肯沉默的家伙，难道不是吗？他的语言就像某个部落的语言，不懈地探索着事物的本质，不断探究着，讲述着一切故事。然而它们又是被沉默限制住的语言，被沉默一点点地消融掉，不是吗？后来，我觉得该睡觉休息了，我叫了一辆出租，然后跟大家道别。

利桑德罗·莫拉莱斯，科默西奥大街，莫雷洛斯花园前，阿斯坎顿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7年3月。

是厄瓜多尔的小说家巴尔加斯·帕尔多介绍我认识阿图罗·贝拉诺的。这是一个随心所欲之人，我出版社的一个审稿编辑。一年前，这个巴尔加斯·帕尔多劝我说出版社值得资助发行一本杂志，这本杂志可以发挥墨西哥和拉美最好作家论坛的作用。我听了他的劝诱，马上动手实施。他们给了我一个荣誉主任的头衔，巴尔加斯·帕尔多和他的若干羽翼自任为编委会成员。

这本杂志的计划，至少他们向我兜售的计划是推介出版社的书籍。这是最主要的目标。第二个目标才是办一本高质量的文学杂志，要能够很好地反映出版社的水平，内容和撰稿人都要代表出版社的水平。他们跟我提到胡里奥·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巴尔加斯·略萨，这些都是拉美文学的闪耀明星。我从来都很谨慎，虽然还不能说是多疑，我告诉他们，能拉到伊巴奎恩依迪亚、莫特罗索，何塞·埃米里奥·帕切科、蒙西瓦伊斯、埃莱尼塔·波尼亚托斯卡我将很高兴。他们说当然可以啊，用不了多久，大家都会求着想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作品。好吧，让他们求吧，我说，那我们就好好干，但别忘了主要目标：宣传出版社的产品。他们说，那肯定没问题。这个理念将会在每一页或者每隔几页中体现出来，用不了多久这份杂志也会赢利的。我说：先生们，我就把它的命运交给你们了。在第一期杂志上，谁都可以亲眼看到，根本没有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甚至何塞·埃米里奥·帕切科的影子，但我们发了篇蒙西瓦伊斯的散文，在某种意义上算是救了这一期，另外，还有一篇巴尔加斯·帕尔多自己写的文章，还有一篇他的朋友、阿根廷流亡作家的散文，两篇从即将出版的长篇中选摘出来的片段，一篇巴尔加斯无人问津的同乡写的短篇小说。当然还有诗歌，而且诗歌的量很大。评论部分，至少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反对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我们的新书评介上，总体上很不错。记得看完这期杂志后，我跟巴尔加斯·帕尔多聊天时说：我觉得诗歌太多了，诗不好卖啊。我记得他回答说：你说的不好卖是什么意思呢，利桑德罗先生，他说，瞧瞧帕斯和他办的杂志。行了，巴尔加斯，我说，帕斯是帕斯，这有点奢侈，我们别人负担不起。我没有说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读过帕斯的杂志了，我也不想纠正使用了“奢侈”这个词，我无意用它来描述诗歌事业，而是指帕斯那无聊的刊物。说到底，我认为发表诗歌不是个奢侈的问题，而是彻头彻尾的愚蠢。不过，这事儿也就到此为止，巴尔加斯·帕尔多又出了第二、三期，然后又出了第四、五期。有时我听人说我们的杂志越来越具有攻击色彩。我想这全是巴尔加斯·帕尔多的错，他把杂志拿来当做攻击他初到墨西哥时对自己势利的人的武器，拿来当做解决旧账（有些作家如此虚荣和敏感！）的完美工具，说真的，我对此毫无意见。对一份杂志来说挑起争端是件好事，意味着会卖得不错，令我震惊称奇的是一份发表了这么多诗歌的杂志会卖得不错。有时我扪心自问这个杂种巴尔加斯·帕尔多对诗歌的兴趣为何如此浓厚。我知道，他自己并不是诗人而是个小说家。那么，他对诗歌的兴趣到底从何而来呢？

我承认，有一度，我作过各种猜测。我怀疑他是同性恋。没准就是。他已经结婚了（顺便说一下，是跟一个墨西哥人），可是你都不知道这事儿。他会是什么类型的同性恋呢？会不会是个在纯文学层面自得其乐、热情而不切实际的同性恋呢？是不是在杂志上发表诗歌的诗人中有“理想伴侣”的绰号呢？我不知道。这得问他本人。我对同性恋没有任何偏见。每天都会有更多的同性恋出现。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墨西哥文学界同性恋的数量达到全盛的最高峰，我认为这可能已经达到极致了。可是，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我猜问题出在教育制度上，墨西哥人拿自己出洋相的趋势日益流行的缘故，电影、音乐，谁知道都是什么玩意儿。连萨尔瓦多·诺沃有一次都亲口对我说，有些前来拜访他的年轻人的言谈举止让他惊愕不已。萨尔瓦多·诺沃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我就这样认识了阿图罗·贝拉诺。一天下午，巴尔加斯·帕尔多对我说起他，说他如何攒了本怪异（他用这个词了吗？）的书：拉美青年诗人的权威选集，正在寻找出版社。贝拉诺是谁？我问。他给我们的杂志写过书评，巴尔加斯·帕尔多说。这些诗人，我说，偷偷地观察着他的反应，就像皮条客般拼命地替妓院老板搜罗新的女人，可巴尔加斯·帕尔多压根就不理睬我的话，继续对我说，那本书好极了，属于那种我们（多么有意思啊，用了复数）出版社不出的话，别的出版社就会拿走的书。接着，我又暗暗地打量着他说：带他过来，安排我跟他见个面，我们看看能做点什么。

两天后阿图罗·贝拉诺现身出版社。他穿了件条绒夹克和牛仔裤。夹克袖子和腰的左侧有好几处裂了缝，没有打补丁，好像有人开玩笑拿箭射过或者用矛尖戳过他。裤子呢，如果他脱了的话，那裤子都会自己站直了。那双网球鞋只消瞥一眼就会让人不寒而栗。他长发披肩，也许人本来就瘦骨嶙峋，现在越加显瘦了。那样子好像几天没睡觉了。好个上帝啊，我想，他简直像个失魂落魄的废人。至少看上去那天早晨还冲了个澡。我说：我来看看你攒的这本选集，贝拉诺先生。他说：我交给巴尔加斯·帕尔多了。开场不妙，我心想。

我抓起电话告诉秘书让巴尔加斯·帕尔多上我办公室来。有那么几秒钟的工夫我们谁也不说一句话。真见鬼，如果巴尔加斯·帕尔多再迟来会儿，这位年轻诗人就要当着我的面睡着了。他至少看着不像同性恋。为了消磨时间，我告诉他，我们出过十多本诗集了，他也许知道，但一直卖不动。是啊，他说，是出过十几本。我的天哪，他简直就像个僵尸。有那么一刹那，我怀疑他是不是在吸毒，可谁能看得出来呢？我说，攒一本你这样的拉美诗选很不容易吧？容易，他说，全都是朋友的诗。这个自负的家伙。那么，我说，作者的版权应该没问题了，你拿到了许可。他笑了。或者，我来说明一下，他拧了一下嘴巴或者翻了一下嘴唇，露出几颗黄牙发出某种声音。我敢说他的笑声令人毛骨悚然。怎么描述好呢？不是凡间的笑声？你在一家医院荒凉的过道里行走时听到的笑声？大致差不多吧。过了会儿，笑声结束后，我们似乎又要陷入沉默，陷入两个刚认识不久的人或者一个出版商和一个僵尸（在这种场合正好是同一件东西）之间会出现的那种令人尴尬的沉默，但我不能再次陷入那种沉默，所以就不断地找话说，谈他的故国智利，谈他发表过书评的我的杂志，谈到处理诗集的存货多不容易。哪儿都找不到巴尔加斯·帕尔多（他可能在电话里跟另一个诗人瞎聊上了！）后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好像忽然明白过来了，或者恍然大悟。我想最好还是别出那本选集。我想最好别出这位诗人写的任何东西。让巴尔加斯和他那些精彩的想法都见鬼去吧。如果别的出版社有兴趣，那就让他们跟他接触吧，我不干。在忽然想清楚的瞬间，我意识到出版这孩子的书会给我带来厄运，让这个孩子在办公室跟我面对面坐着，让那双快要睡着的空洞的双眼盯着我，会给我带来厄运，而且这个厄运可能已经像只秃鹰或者墨西哥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般在我出版社大楼的屋顶上盘桓，命中注定会撞毁我的办公室。

巴尔加斯·帕尔多忽然现身，挥舞着拉美诗人们的手稿，我从胡思乱想中醒过来，但醒得很缓慢，起先我甚至都没有听清巴尔加斯在说什么。我只听到他的笑声以及讨厌的嗡嗡声，兴奋得不得了，好像为我工作是他平生多么得意的好差事，简直就是一次来墨西哥城的带薪休假，我记得自己犯糊涂，居然站起来向巴尔加斯伸出手，天哪，我伸出那只混账手好像他是老板或者总经理，我是个打杂的，我还记得我盯着阿图罗·贝拉诺，我记得这个厄瓜多尔人进来时他都没有欠一下身，不仅没有欠身，甚至都不理我们，都不看着我们，你相信吗？看着他毛糙糙的颈背，我刹那间觉得看到的都不是个人，不是个活人，不是像你我一样血管里流着血液、会呼吸的人类，而是一个稻草人，在一个稻草或者塑料做的躯体上穿了堆皱巴巴的衣服，类似这样的东西。这时我听到巴尔加斯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利桑德罗，玛蒂塔马上会把合同拿过来。什么合同？我很吃惊。当然是出版贝拉诺的书的合同了，巴尔加斯说。

我坐了回去说，且慢，且慢，这份合同里写着什么？问题是，贝拉诺只给我们明天一天时间的余地，巴尔加斯说，我们得速战速决。他上哪儿去，要离开我们了？我问。欧洲，去弄个斯堪的纳维亚女人（对巴尔加斯·帕尔多来说，粗俗与坦率甚至诚实是同义词）。他要去瑞典吗？我问。差不多吧，巴尔加斯·帕尔多说，瑞典，丹麦，比较冷的那些地方。我们不能把合同寄给他吗？我说。不行，你知道，利桑德罗，他去欧洲行踪不定，而且他想这次就把事情解决了。那个杂种巴尔加斯·帕尔多向我挤着眼，把脸凑近我（我以为他要吻我了，这个隐蔽的同性恋！）我无法再往后躲，也不知道如何往后躲，可是巴尔加斯·帕尔多只想在我耳边说点什么，几乎是几句咕哝。他说我们用不着预付稿酬，说我应该签字，立刻签了，这样贝拉诺就无法收回这笔买卖，让竞争对手拿走这本书了。我本来想的就是：我才不管竞争对手拿不拿走呢，我倒希望他们来拿走，让他们赶在我们前面破产得了，可是我没有这样说，却鼓足劲用细小的嗓音问道：这孩子吸毒或者什么的吗？巴尔加斯·帕尔多忽然放声大笑。接着又小声咕哝说：有那么点，利桑德罗，有那么点，但不知道究竟有没有，可最重要的是这本书，书就在这儿，我们还是签了合同，免得晚了。可是这样……明智吗？我尽量咕哝着回应。这时巴尔加斯把他那张大脸从我脸边移开，用正常的声音回答了我，那是一种瓮声瓮气的亚马逊人的声音，他本人就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自我陶醉的炫耀口吻这样自称。当然，当然明智了，他说。这时巴尔加斯又走到这位诗人身边，在他背上轻轻拍了拍。怎么样啊，贝拉诺，巴尔加斯说，这个年轻的智利人望望他又瞧瞧我，一丝白痴般的笑容从他脸上绽开，这是那种精神受到伤害的人，那种被切了前额脑叶似的人才会有的笑容，天哪，这时我的秘书玛蒂塔走进来，把两份合同放在我的桌上，巴尔加斯·帕尔多要去找支钢笔让贝拉诺签字，行了，别去了，在这儿吧，可我没有钢笔啊，贝拉诺说，那就给诗人找支钢笔，巴尔加斯·帕尔多说。好像商量好似的，所有的钢笔都从我的办公室里消失了。当然，我的夹克兜里有两支，可我不想提供给他们。别签字了，别弄合同了，我想。可是玛蒂塔从我桌上的文件里四处搜索，终于找到了一支钢笔。贝拉诺签了字。我也签了。我握了握这个智利人的手。我端详了一番他的脸。他还在微笑。他好像马上就要精疲力竭得崩溃了，可还在微笑着。我在哪儿看到过这样的微笑呢？我看着巴尔加斯·帕尔多好像在问他，我在哪儿看到过这种可恶的微笑。那是一种毫不设防的微笑，那种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拖下水的微笑。可是巴尔加斯却已经在跟这个智利人道别。他忠告这位诗人在欧洲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个同性恋还在回忆着他在商船中度过的青春时代！连玛蒂塔听了他的故事都笑了！我看已经无法挽回。这书最终得出了。

我这个向来雷厉风行的出版家，得意的下颌上挨了一记重拳。

劳拉·郝雷吉，特拉尔潘，墨西哥城联邦区，1977年3月。

他走之前来过我家。大概是晚上七点，我一个人在家里，母亲外出。阿图罗告诉我他就要走了，不打算再回来。我祝他好运，可我都没有问他上哪儿去。我记得他问了我的学习情况，我在大学、在生物学方面干得怎么样。我说挺好。他说：我去过墨西哥北部，去过索诺拉，也去过亚利桑那。我想他说到这个，可也拿不准，然后他就笑了。短促、干涩的笑声，孩子似的笑声。不错，他好像很亢奋，而我清楚他其实从不吸毒。乌里塞斯·利马是吸毒的。他想什么都试试，有趣的是你看不出他什么时候处于亢奋状态，什么时候不是。阿图罗就不同了。他从不亢奋。如果说什么人了解这点，这个人就是我。后来他又说要走了。他后面的话还没说出来，我就告诉他这个主意好极了，没有什么比旅游、看世界更美妙的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天空，他说到处的天空都一样，城市会变化而天空不变，我说他错了，我不相信，还说他自己的一首诗里就写到阿特尔博士描绘的天空，在艺术意义上或者地球上天空各不相同。意思大致如此。其实我不想争辩。起初我装作对他的计划、他的谈话、他要向我说的一切不感兴趣，但是后来我意识到是真正的不感兴趣，跟他有关的一切都让我乏味得流泪，我真正希望的是他快点走开让我安静地学习，那天下午我有很多功课要做。后来他说要去旅行，去看世界，不能跟我一起去他心里很难过，还说一直在想我会跟他周游天下，他提到什么利比亚、埃塞俄比亚、扎伊尔之类的国家，巴塞罗那、佛罗伦萨、阿维尼翁之类的城市，然后我禁不住问他这些国家跟这些城市有什么关系，他说：关系太大了，相互太有关系了，我告诉他，等我成了生物学家后，我会有时间去看这些城市、这些国家的，也会有钱的，因为我不打算搭便车或者随便睡哪儿去周游世界。他说：我不打算看它们，我打算住在这些地方，就像我在墨西哥这样。我说：这样对你挺好的，我希望你开心，如果你愿意的话，生活在那里然后死在那里，我会等有了钱再去旅游。可那时你就没时间了，他说。会有时间的，我说，你错了，我会成为自己时间的主人，我会用我的时间做我喜欢的很多事情。他说：你那时就不年轻了。他说这话时眼泪都快流出来了，看着他这副样子，如此痛苦不堪，我恼火极了，大声冲他喊道：我拿自己的生命或者青春干什么，我去哪里旅游，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时他看着我跌坐在一把椅子里，好像忽然明白过来，他已经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讨厌鬼。他还喃喃地说什么爱我，永远不会忘了我。接着他站起来（顶多在他说完话二十秒钟后）朝我脸上抽了一巴掌。那声音在整个楼里回荡。我们住在一楼，可我却听到巴掌声（这时他的手掌已经离开我的脸颊）从楼道升上去，进入二楼的每个房间，然后透过攀缘的藤蔓落下来，像玻璃珠般在院子里滚动着。我反应过来后把右手握成拳朝他脸上打过去。他几乎纹丝不动。可是他抡起胳膊又飞快地揍了我一下。你这杂种，我说，娘娘腔，胆小鬼，我发起一场笨拙的攻击，又是拳打，又是搔抓，又是脚踢。他甚至都不想躲避我的进攻。操你妈的受虐狂！我冲他尖叫，不停地打他、哭喊，哭得越来越厉害，最后透过眼泪只能看清灯光和影子，却看不清我正在击打的这个身躯的清晰面貌。后来，我坐在地板上一个劲儿地哭。我仰望着旁边的阿图罗。他的鼻子里流着血，我记得一股血从他的上唇流下来，然后又流到嘴角，流到下颌。你打伤我了，他说，这么疼。我看着他，眨了好几下眼。这么疼，他说，叹着气。你干吗不想想怎么对待我的？我说。这时他站起来想摸一下我的脸，我往后一躲。别碰我，我说。抱歉，他说。我恨不得你死了，我说。我也恨不得我死了，他说，然后又来了一句：我知道我快要死了。他这不是对我说。我又开始哭起来，哭得越厉害越想哭，我一个劲地要他离开我家，快滚，永远不要再踏进这儿。我听到他叹息了一声，我闭上双眼。我的脸越来越灼热，但感觉主要不是疼痛而是羞辱。那两拳似乎伤了我作为一个女人的自信、自尊。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原谅他。阿图罗站起来（他一直跪在我旁边），我听到他走进卫生间。他出来时拿一片卫生纸擦着鼻血。我让他快点走，我说永远不想再见到他了。他问我情绪稳定下来了没有。有你在身边我永远稳定不下来，我说。后来他转身扔掉那块带血的卫生纸——像一个吸毒上瘾的妓女用的卫生棉球——走了。我还那样一个劲儿地哭了好几分钟。我试着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的每个细节。我感觉好受些后站起来，走进卫生间，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我的左脸还红着），给自己弄了点咖啡，放上音乐，然后去院子查看大门锁好了没有。后来，我拿了好几本书在起居室坐下。可我根本无法学习，于是又给生物系的一个朋友打了个电话。所幸她在家里。我们随便聊了些各种琐事，我现在想不起来都聊了些什么，我想应该聊到她的男朋友，她说话的时候，我忽然又看见阿图罗擦鼻血用过的卫生纸。我看见它还在地板上，皱皱巴巴，红一道白一道，简直像个活物，我顿时感到很恶心，我编了个借口挂掉电话，告诉朋友说我一个人在家，有人敲门。别去开，她说，可能是小偷或者强奸犯，说不定二者兼备呢！我不会去开门的，我说，我只是想去看看到底是谁。你们家有围墙吗？朋友问。我说围墙很高。我挂了电话穿过起居室向厨房走去。到厨房后我却不知道该干吗。我走到楼下的卫生间。我拿了几张卫生纸回到起居室。那团带血的卫生纸还在那儿，但是，如果发现它这会儿在一把椅子或者餐室桌子底下，我也不会惊讶。我用卫生纸包住阿图罗的血纸，用两根手指捻着，扔进马桶，然后放水冲掉。

1　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美国东方学家、美学家，深入研究东西方文明、语言和诗，庞德受到他的理论影响，曾在《诗章》中使用汉字。

6

拉斐尔·巴里奥斯，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77年5月。

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走了后，我们的本能现实主义活动主要有：自动书写[1]、精致尸体游戏[2]、没有观众的独白剧、强制写作[3]、两只手写作、三只手写作、手淫式写作（我们用右手写东西，用左手手淫，如果是左撇子的话可以换手来做）、抒情短诗、诗长篇、总是用同一个单词结尾的十四行诗、在墙上写三个词的留言（如“这就是它”、“劳拉我的爱”等等）、愤怒日记、邮件诗、反射韵文、对话诗、反诗、巴西人的具体诗（用直接抄袭词典的葡萄牙语写作）、硬派散文（侦探小说，以极其俭省的语汇讲述，最后一句韵文揭示结局或压根没有结局）诗、寓言、神话、荒诞戏、波普艺术、俳句、格言（其实是对卡图卢斯的模仿或者变体，几乎是莫克特苏马·罗德里格斯的专利）、暴徒诗（西部民谣）、乔治体诗、经验诗、垮掉派诗、由bp尼克尔、约翰·吉奥诺、约翰·凯奇（《从星期一开始的一年》）、泰德·贝里戈、安东尼努斯兄弟、阿曼德·舒韦尔纳（《药片》）等人创作的伪诗、文字主义诗、书法诗、电子诗（布尔特奥、马萨吉尔）、血腥诗（至少写三次死亡）、色情诗（异性恋、同性恋或双性恋，与诗人的个人偏好无关），哥伦比亚的纳代斯塔、秘鲁的贺拉泽尔亚诺、乌干达的卡塔莱普蒂克、厄瓜多尔的坦萨特西科、巴西的食人族们写的伪诗、无产阶级的能乐……我们甚至出了一份杂志……我们不停地行动……我们不停地行动……我们尽力而为……可是到头来不曾做对一件事。

华金·芬特，埃尔·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莱昂纳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联邦区郊外，1977年3月。

有时我会想起劳拉·达米安。不是经常想起。一天想起四五次。如果失眠了，可能会想起八次或十六次，这是讲得通的，因为在一天二十四小时里有的是空间容纳众多的回忆内容。但通常我想到她的次数只有四次或五次，每次回忆，每个记忆胶囊，大致有两分钟长，但我也说不准，因为不久前有人偷走了我的手表，由个人自己来掌握时间是很冒险的。

我年轻时认识一个朋友叫多洛蕾丝。多洛蕾丝·帕切科。她还真有办法来计时呢。那时我老想跟她上床。我想让你叫我眼冒金星，多洛蕾丝，有一天我对她说。你认为金星会冒多长时间？她问。什么意思啊？我问。你的一次高潮能持续多久？她问。挺长，我说。究竟多长？不知道，我说。很长一段时间吧。你问的这些问题挺好玩，多洛蕾丝。很长一段时间是多长？她坚持追问。这时我向她坦白从来没有量过一次高潮究竟持续多久，她说现在就可以模拟经历一场高潮，基姆，闭上眼睛，想像你达到高潮了。跟你吗？我说，瞧瞧我行不行。你愿意跟谁都可以，她说，只是想像它好了，行吗？我们来试试，我说。很好，她说，开始时举一下手。我闭上眼，想像开始操多洛蕾丝，随之举起手。这时我听到她的声音说：一个密西西比，两个密西西比，三个密西西比，四个密西西比，我实在抑制不住想笑，睁开眼睛问她在干吗。我在给你计时啊，她说。高潮来了吗？我说不知道，一般时间会更长。别对我撒谎，基姆，她说，绝大多数高潮在数到四个密西西比时就结束了。再来试一次，你就知道了。我又闭上眼睛，起先我还能想像在操多洛蕾丝，接着不管操谁都想像不出来了。相反，我却想像自己坐在一条小船上，在一个洁白干净的房间里，很像我现在住的这个屋子，多洛蕾丝计数的声音从墙壁、从一个隐蔽的扩音器里往下滴：一个密西西比，两个密西西比，好像有人从海滩上给我发送信号，我却不能答复，尽管内心深处很想答复，很想说：你了解我吗？我很好，我还活着，我想醒过来。我睁开眼睛时多洛蕾丝说：你可以用这种方法计算高潮的时间，一个密西西比算一秒，任何高潮持续时间不会超过六秒。多洛蕾丝和我，我们到头来还是无缘做爱，不过成了好朋友，她结婚时（毕业后）我还参加了她的婚礼，我向她道贺时说：愿你的密西西比充满欢乐。新郎跟我们一样都是学建筑的，只是高一届，或者说比我们早一点毕业，他无意中听到我的话，心想我大概是指他们的蜜月，当然他们的蜜月是在美国度过的。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我已很久没有想起过多洛蕾丝。她教我怎样计时。

现在我开始记录回想劳拉·达米安用的时间。我坐在地板上干起来：一个密西西比，两个密西西比，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劳拉·达米安的脸庞，劳拉·达米安的长发，在我空白的头脑中停留了五十个密西西比或者一百个密西西比的时间长度，最后实在坚持不下去时我张开了嘴——啊——让自己一下子把所有的气息都呼出去，或者朝墙上唾去。我又成了孤独一人，我变得空空荡荡。密西西比这个词的回音在我的头盖的拱顶里回荡着，被那辆杀人小车毁灭的劳拉的身体形象再次渐渐远去，劳拉在墨西哥城的天空中，不，在罗马小区，在康德萨小区，在华雷斯小区，在库奥特莫克区的天空中，睁开眼睛，劳拉的眼睛照亮了绿色和棕褐色，照亮了科约阿坎所有的砖块和石头的影子。后来我就不计数了，深深地吁了一口或者两口气，好像遭到一场袭击，咕哝着说去吧，劳拉·达米安。去吧，达米安。这时她的脸终于变得黯淡，我的房间已经不再有劳拉·达米安的脸庞，成了一间现代精神病院，有着各种现代化的便利设施，那双凝望着我的眼睛又变成了护士的眼睛而不是劳拉·达米安的眼睛（她后脑勺长着眼睛！），如果说手表的圆脸不再在我的手腕上闪烁，不是因为劳拉拿走了它，不是因为劳拉让我吞了它，而是让那几个疯子偷走了，你能看见他们在这里跑来跑去，我们的这些可怜的墨西哥疯子，这些莽撞地折腾着或者哭喊着却什么也不懂的无知无识的人们。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我找到自己的那本《卡沃尔卡》时把它紧紧抱在胳膊里，我凝视着它然后闭上双眼，先生们，因为谁都不是石头做的。我又睁开眼睛不断地翻寻那些资料，无意中发现了曼努埃尔的印在单面大开纸上的《真实1号》，1921年他在普埃布拉的各种墙上张贴过这东西，他在这篇文章中谈到“墨西哥真实主义先锋派”，听上去有点可怕，是吗？但同时精彩绝伦。他还说“我的疯狂无法用任何预算来计算”，啊，那悠闲的生活，“我的疯狂无法用任何预算来计算”。不过，里面也有很不错的东西，比如他说：“我要号召所有墨西哥年轻的诗人、画家、雕塑家，他们已经被政府闲职位的金饭碗污染，已经被官方曲意奉承的评论、被粗鲁和淫荡的大众喝彩所玷污，他们还在安里克·冈萨雷斯·马尔蒂内斯[4]的欢宴上舔着盘子，我要号召他们所有的人用智性精神不变的涓流创造艺术。所有那些怀有美好信仰，所有那些在散发着龙舌兰酒吧臭气以及油炸食品死气沉沉余热的民族主义媒体可怜、恶臭的喧嚣中还没有被粉碎的人们，全都以即将到来、在辉煌队列中与我们并肩作战的墨西哥真实主义先锋派的名义号召起来……”那个曼努埃尔长着一条银子般的舌头。银舌！现在看来，有些话的意思我已经看不懂了。比如“号召”这个词。他大概想表达召唤、呼唤、聚集甚至指挥的意思，让我瞧瞧，我来查查字典。没错，“号召”还有别的含义。可是你搞不清也有可能是印刷工误排，而且在用“号召”的地方应该用“劝告”，这才更像曼努埃尔的意思，至少像我当时认识的那个曼努埃尔。这也可能是个拉丁词或者新生词，谁知道呢。也可能是一个被误用的术语。我对那两个小伙子这样讲。我说：孩子们，曼努埃尔的散文就是这样子，总是在冲刺，总是在煽动，充满了让我们沸腾和意乱的语言，现在，这样的散文在你们看来也许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在那个时代却鼓舞了革命大众，鼓舞了那些视死如归的硬汉，他们一读到或者听到曼努埃尔的话就会在路上站住，冷冻般凝固住，好像要说这是什么啊，这样的散文让诗歌像大海一般，墨西哥天空下的大海。可我这是在哪里啊？我胳膊下面夹着那份惟一的《卡沃尔卡》，左手拿着《真实1号》，右手端着苏西达斯牌酒，一边喝着一边给他们读着来自遥远的1921年的文字，同时，在朋友们（年轻人永远都是我的朋友）的簇拥中，讨论着文章和梅斯卡尔酒，这种边读边饮的方式何其惬意，如此从容不迫，瓶中酒还剩不多时，我添了最后一轮，心里对我的那瓶陈年丹液说着再见，我读着《真实1号》的最后部分《先锋派目录》，那个时代（显然包括后来，以及从此之后），这份目录让内行、外行、作家、学者们都大吃一惊。目录以拉斐尔·坎西诺斯—阿森斯和拉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的名字开始。这挺奇怪吧？坎西诺斯—阿森斯和拉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好像博尔赫斯和曼努埃尔，有着心灵感应式的交流，你们会这样认为吗？（你知道，那个阿根廷人评论过曼努埃尔1922年写的一本叫《绞刑台的本质》的书），接下来的人是：拉斐尔·拉索·德·拉·维加、吉列莫·德·托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克莱奥蒂尔德·路易西（这是何人呢？），温森特·鲁伊斯·维多夫罗。这是你的同胞，我对其中一个小伙子说。赫拉尔多·迭戈、欧亨尼奥·蒙特斯、佩德罗·加菲亚斯、露西娅·桑切斯·绍尼尔·J. 里瓦斯·帕内达斯、埃内斯托·洛佩兹·帕拉、胡安·拉雷亚、华金·德·拉·埃斯科苏拉、何塞·德·西里亚—埃斯卡兰特、塞萨尔·A、科梅特、伊萨克·德尔·班多·比尔拉。你们也看到了，只有一个a字。也许又是印刷错误，阿德里亚诺·巴列、胡安·拉斯。这叫什么名字啊。毛里西奥·巴卡里塞、罗格里奥·布恩迪亚、维森特·里斯科、佩德罗·雷达、安东尼奥·埃斯皮纳、阿道弗·萨拉萨尔、米格尔·罗梅罗·马丁内斯、希里克埃·凯塔罗。又一个毫无价值的东西。安东尼奥·M. 库博罗。华金·爱德华兹。他可能又是我的同胞，其中一个小伙子说。佩德罗·伊莱西亚斯、华金·德·阿罗卡、莱昂·费里佩。埃利奥多罗·普切、普列托·罗梅罗。瞧，我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全是新人的名字了。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弗兰西斯科·比吉、雨果·马约、巴托尔梅·加林德斯、胡安·拉蒙·希蒙斯、拉蒙·德尔·巴列—英克兰、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堂·何塞出现在这个名单上究竟想干吗啊！阿尔弗索·雷耶斯、何塞·胡安·塔夫拉达、迭戈·里韦拉、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马里奥·德·萨亚斯、何塞·D. 弗里亚斯、费尔明·雷韦尔塔斯、西尔韦斯特雷·雷韦尔塔斯、P. 埃查瓦里亚、奥特尔，我想可能是那个了不起的奥特尔博士。J. 托雷斯－加西亚、拉斐尔·P. 巴拉达斯、J. 萨尔巴特·帕帕塞特、何塞·玛丽亚·耶诺伊、让·埃普斯泰、让·理查德·布劳克、皮埃尔·布鲁内，你知道他是谁吗？玛丽亚·布兰查德、科尔内奥、法雷，我觉得曼努埃尔在这儿完全像变戏法似的从帽子里取出名字。弗尼尔、里欧，其实，我可以拿自己的生命打这个赌。Mme、吉伊·洛阿曼，他妈的，抱歉。玛丽亚·劳伦辛，现在情况开始好转。杜诺瑟尔·德·塞冈萨克。又糟糕了。哪个法国杂种在拽曼努埃尔的腿？或许他是在杂志上发现这个名字的？洪内格尔、格奥尔格斯·奥里克、奥森凡特、阿尔伯托·格莱塞斯、皮埃尔·雷维迪，终于走出沼泽地了。胡安·格里斯、尼古拉斯·博德恩、威廉·斯派思、让·鲍尔汉、吉列劳梅·阿波里奈尔、西皮恩、马科斯·雅各布、豪尔赫·布拉克、苏巴格、克里斯、特里斯坦·特萨拉、弗兰西斯科·皮卡比亚、豪尔赫·里贝莫特－德塞格内、热尼·杜兰、阿契彭科、索泡尔特、布莱顿、保罗·埃娄瓦德、马塞尔·杜查姆。当着两个小伙子的面，说得客气点，我同意这样说很武断：管弗兰西斯·皮卡比亚叫弗兰西斯科，管格奥尔格·布拉克叫豪尔赫·布拉克，不把马塞尔·德尔·卡波叫马塞洛或者保罗·埃洛瓦德·巴布罗，埃洛瓦德里缺个“娄”字，法语诗歌爱好者没有人不知道。更不要说布莱顿要带个重音。这份先锋派目录继续列举着主人公们的名字，错误也如影随形：弗兰克尔、塞尔内、埃里克·萨蒂尔、埃里尔·弗雷、巴布罗·毕加索、沃尔特·博拉德·阿伦斯伯格、塞利内·阿诺尔德、沃尔特·帕克、布鲁斯，拜托！摩根·罗塞尔、马尔克·查戈尔、赫尔·巴德尔、马科斯·恩斯特、克里斯蒂娜·沙德、利皮奇特斯、奥尔蒂斯·德·萨拉特、科尔雷亚·德·阿劳霍、哈克布森、希科尔德、亚当·费舍尔、费舍尔夫人、佩尔·克龙、阿尔弗·罗尔弗森、耶奥内尔特、皮埃特·蒙德里安、托尔斯泰森、阿里卡夫人、奥斯特罗姆、格利内、萨尔托、韦博、乌斯特、科克迪卡、康定斯基、斯特雷伯格（com. de B. A. de 莫斯克）括号里的注释当然是曼努埃尔加的。好像大家都很清楚别人的背景，一个小伙子说。比如，赫尔·巴德尔、科里斯，还有那个科克迪卡，听着像是科克希卡，还有里欧、亚当和费舍尔夫人。为什么要写成莫斯克而不写成莫斯科呢？我大声发出质疑。我们继续往下看着。在这位莫斯卡瓦的专员过后就没有俄罗斯人了。卢那察尔斯基夫人、艾林伯格、塔利内、冈察洛斯基、马察科夫、埃卡斯特尔夫人、韦勒·蒙纳特、马尔维纳、拉里昂诺、贡蒂亚诺娃、贝诺娃、索蒂内，这个名字显然藏在字母n后面。戴布莱特、道斯伯格、雷奈尔、察恩、德里安、沃尔特洛瓦·苏尔=穆克伦。毫无疑问，他是这一批中最好的。或者是她，因为需要知道（至少在墨西哥）沃尔特洛瓦·苏尔=穆克伦是男性还是女性。让·科蒂埃、皮埃尔·阿尔伯特·比罗特、迈特辛格、让·夏洛特、莫里斯·雷奈尔、皮尤克斯、F. T. 马里内特、G. P. 卢西尼、保罗·布西、A. 帕拉柴斯基、安里克·卡瓦茨基欧里、利贝罗·奥尔托马雷，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记忆出现了问题，小伙子们，这个名字我听着像阿尔韦托·萨维尼诺。卢西亚诺·弗格尔，多好听的名字，你们不觉得吗？在元首的军队里有个伞兵师就叫弗格尔。一群同性恋，让澳大利亚人踢他们的屁股。E. 卡尔迪勒、G. 卡里尔利、F. 曼塞尔拉·芬蒂尼、奥罗·德·阿尔巴、马里奥·贝图达、阿曼多·马萨、M. 博西奥尼、C. D. 卡尔拉、G. 塞威利尼、巴利尔拉·普拉特拉、康朱诺、科尔拉、马利亚诺、博西奥尼，这不是我自己在重复，是曼努埃尔或者那可怕的印刷工干的。费西、塞蒂麦尔利、卡尔利、奥齐塞、利纳蒂、蒂亚·罗萨、圣·波恩特、迪沃尔雷、马蒂尼、莫雷蒂、皮拉德洛、托齐、埃沃拉、阿德高、萨西尼诺、托沃拉托、道布勒、道斯伯格、布洛格里奥、尤特里罗、法夫里、瓦特里格纳特、列戈、诺拉·博尔赫斯、萨沃里、吉米、凡·高、格吕内瓦尔德、德雷恩、科康内特、波辛高特尔、马尔凯、吉尔内斯、弗宾、德劳奈、库尔克、舒韦特尔斯，应该是库特·舒韦特尔斯，其中一个小伙子，那个墨西哥人说，好像刚从莱诺铸排机的地狱里发现了自己失踪的双胞胎兄弟，海尼切、克莱姆，可能是克里。泽内尔、吉诺。简直是中邪了，没有比这更加晦涩的了。高尔利、博泰、西奥卡托、乔治·贝娄思、吉奥尔吉奥·德·齐里克、莫迪格里亚尼、坎塔雷利、索菲思、卡雷纳，目录到这里就结束了，在卡雷纳后面用了不祥的“等等”一词。我读完那份冗长的名单后，两个小伙子跪下或者专注地肃立，我实在想不起是哪个动作，但这并不重要，像士兵般肃立或者像个虔诚的信徒般跪在那里，喝完最后一口酒以示对所有那些熟悉或陌生、被他们的孙子辈们记住甚至被忘记的名字表示致敬，我看着这两个一分钟前还貌似认真的小伙子，专注地肃立在我面前，向那面旗帜或者已经倒下的同伴致敬，我也举起杯子一饮而尽，对我们所有的死者以示敬意。

费里佩·穆勒，森特里科酒吧，塔尔勒斯大街，巴塞罗那，1977年5月。

阿图罗·贝拉诺到巴塞罗那后跟母亲住在一起。母亲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几年，有病在身。她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瘦得特别厉害，看上去就像一具行走的骷髅。

那时我住在胡塔·德·科默西奥大街哥哥的家里，这条街上到处都有智利人。阿图罗的母亲就住在这里的塔尔勒斯，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同样没有淋浴设施，过道也没有厕所。我到巴塞罗那时给她带来一本阿图罗在墨西哥出的诗集。她瞧了瞧书，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什么。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总之是听不懂。她的情况非常不好。因为甲状腺机能亢进的缘故，她总是狂躁不安地走来走去，而且经常哭泣。她的眼睛好像都要从眼窝里暴出来了。她的手颤动不已。有时她还会发生哮喘，可是却能每天抽一包烟。她抽的是那种黑色烟草，像阿图罗的妹妹卡门一样，卡门跟母亲住一起，但白天大多数时候都在外面。卡门在西班牙电信公司做保洁，在跟一个安达卢希亚人谈恋爱，该人是共产党。我在墨西哥见到卡门时她是个托洛茨基分子，现在还是，可她却在跟那个安达卢西亚人谈恋爱——那个安达卢西亚人，如果不是个忠心耿耿的斯大林主义者，也很有可能是个忠心耿耿的布雷思内韦派，这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基本上是一回事。无论如何，他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死敌，他们之间的故事一定很生动。

我在给阿图罗的信里把这一切都说了。我告诉他母亲身体很不好。我还说他母亲日渐衰弱，没有钱花，这个城市正在要她的命。我有时这样纠缠他是因为不知道还能怎么样，只能告诉他得帮帮母亲，要么寄钱过来，要么把她接回墨西哥。有时阿图罗的答复让你搞不清该不该当真。有一次他回信说：“告诉他们坚持下去。我很快就会过来打点好一切的。可是眼下他们一定要挺住。”太厚颜无耻了。我回信说她（单数）挺不下去了。据我所知，他的妹妹状态极佳，但每天跟母亲吵架，他必须得尽快为母亲做点什么了，否则就会失去这个把他带到人世间来的女人。那段时间我把自己所有的余钱都借给阿图罗的母亲，总共大约两百美元，这是我1975年在墨西哥获得的一项诗歌奖奖金的余额，我用那笔奖金先买了一张去巴塞罗那的飞机票。当然我没有把这个告诉他。不过，我想他母亲可能已经说了。她每隔三天就给阿图罗写一封信：我猜是甲状腺机能亢奋的缘故吧。不过，两百美元足够她付房租了，但房租也很昂贵。一天我收到一封哈辛托·雷克纳的信，其中提到阿图罗从不读母亲的信。这个傻子怪人雷克纳是故意开玩笑的，可那是最后的稻草，我给阿图罗写了封信，只字不提文学，主要内容谈的都是钱的事，还有健康以及家庭问题。我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你由着性子议论阿图罗，可他每信必回）说已经给母亲寄钱过来了，还打算采取更好的措施，给母亲找份工作，因为母亲的问题是，她一直都有工作，觉得自己很无用后会心烦意乱。我想告诉他巴塞罗那的失业率很高，另外，他母亲的形象没法去工作，如果她出去找工作，可能会吓坏老板，因为她太瘦了，瘦得简直可怕，简直就像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决定还是让他省点心，也让自己省点心，还是跟他聊聊诗歌：莱奥波尔多·玛丽亚·帕内罗、费里克思·德·阿苏亚、吉姆菲尔、马丁内斯·萨里翁，这些是我和他都喜欢的诗人，还有卡洛斯·埃德蒙多·德·奥里，“后主义”的创始人，我最近在跟此人通信。

一天下午，阿图罗的母亲上我哥哥家来找我。她说儿子寄来一封非常令人费解的信。她把信交给我看。信封里装着阿图罗的信和一封厄瓜多尔小说家巴尔加斯·帕尔多写给加泰罗尼亚小说家胡安·马尔塞的介绍信。阿图罗在信中说需要母亲去找胡安·马尔塞，他就住在萨格拉达法米列附近，然后把巴尔加斯的介绍信交给他。这封介绍信挺短的。上来先问候了马尔塞几句，提到（令人费解）在加里鲍尔迪广场附近一条街上的一次愉快邂逅。接着极其仓促地介绍了下阿图罗，然后，很快涉及到真正最重要的部分：这位诗人母亲处境窘迫，请马尔塞无论如何倾力相助帮她找份工作。我们这就去找胡安·马尔塞！阿图罗的母亲说。看得出她非常开心，为儿子的举动感到很自豪。我有些犹疑。她希望我跟她一起去拜访马尔塞。她说，如果我一个人去，会很紧张的，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可你是个作家，有什么不对的你可以帮我解围。

我对这个提议无动于衷，但答应陪她去。一天下午我们去了。阿图罗的母亲把自己收拾得比平日更精神些，但还是形销骨立。我们在加泰罗尼亚广场乘上地铁，在萨格拉达法米列下了车。我们快到目的地时她感觉哮喘马上就要发作了，只好用上呼吸器。胡安·马尔塞亲自来到门口。我们跟他打了个招呼，阿图罗的母亲解释了来意。她讲得一团糟，不停地在说什么“需要”、“危险关头”、“参与社会的诗歌”、“智利”、“疾病”、“令人遗憾的境况”。我想她可能脑子犯糊涂了。胡安·马尔塞望着她递出的信封让我们进去。你们想喝点什么？他说。不用了，您真好。阿图罗的母亲说。不用了，谢谢您，我说。马尔塞开始读巴尔加斯的信，还问我们是否认识他。他是我儿子的朋友，阿图罗的母亲说。我想他到我们家来过一次，但没有见到他。我说我也不认识他。挺出色的一个人，巴尔加斯·帕尔多，马尔塞咕哝着说。您离开智利已经很长时间了吗？他问阿图罗的母亲。很多、很多年了，多得我都回想不起来了。阿图罗的母亲开始说起智利和墨西哥，马尔塞开始谈起墨西哥，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忽然彼此以“你”相称，大笑不已。我也笑了。马尔塞可能讲了个什么笑话。他说，正好，我认识一个人，他有点事也许你会感兴趣。不是工作而是一份奖学金，一份研究特殊教育的奖学金。特殊教育？阿图罗的母亲说。嗯，马尔塞说，我想应该这样叫吧。跟智力有缺陷者或者智力低下的孩子的教学有关。噢，我很喜欢这样的工作，阿图罗的母亲说。过了会儿我们就走了。明天给我打电话，马尔塞在门口说。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笑个不停。阿图罗的母亲觉得胡安·马尔塞很秀气，眼睛很漂亮，是个挺有魅力的男人，而且人很好，也挺直率。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她这么开心了。第二天她就给马尔塞打了电话，马尔塞给了她负责奖学金的那个女人的电话号码。一星期后，阿图罗的母亲开始在巴塞罗那的一所学校研究智力缺陷、智力低下的孩子，以及患有唐氏综合征的人的教育课题，学习期间的工作身份是实习教师。奖学金提供为期三年，每年的延续取决于她的成绩。不久她又去医院治疗甲状腺。起先，我们以为她可能得动个手术，但最终没有动。所以，当阿图罗到巴塞罗那时，母亲的情况已经好多了。奖学金虽不丰厚，但够她生活了，她甚至有钱去买各种巧克力，因为她知道阿图罗喜欢巧克力，谁都知道，欧洲的巧克力绝对要比墨西哥的好多了。

1　Automatic writing，一种招魂术用语，指受术者的注意力从表面上看来集中于他物而不由自主地书写，这种现象可能发生在受术者的清醒状态。这是一种书写上的超现实主义。另一种说法是由达达超现实大师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发明的非书写策略，被当成是释放创作潜力的手段，用来发掘潜意识内容，而不是用它来产生某种事先计划好的文本或图画。

2　Exquisite corpses，20世纪巴黎超现实主义作家间流行的游戏，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游戏开始时，第一位成员在一张白纸上写下第一句话，然后传递给第二位成员，而第二位成员不可以看到第一位所写的全部字句，只可以看最后一个词，后者根据这个词写下新的一句话，依此类推。游戏目的是要打破推理性的思维，展现客观、偶然因素对于写作的影响。

3　Constraintes，一种写作训练法。

4　安里克·冈萨雷斯·马尔蒂内斯（Enrique González Martínez，1871－1952），墨西哥诗人，曾任驻阿根廷、智利和西班牙外交官。

7

西蒙娜·达里欧，小马厩街，巴黎，1977年7月。

乌里塞斯·利马到巴黎时，他惟一的熟人就是一个曾流亡墨西哥生活的秘鲁诗人和我。我只见过这个人一次，是在基多咖啡店，那天晚上我跟阿图罗·贝拉诺有约会。我们三个人聊了会儿，只有一起喝杯咖啡的工夫，后来我和阿图罗就走了。

我很熟悉阿图罗，但自那以后就再没见过他，我以为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在墨西哥干什么？研究人类学，这是在理论上。事实上呢，我到处旅游，在这个国家观光。我还参加了很多派对。墨西哥人有那么多的休闲时间，真不可思议。当然，就我的目标而言（我靠拿奖学金生活）那点钱远远不够花，所以我在一个叫吉米·塞蒂纳的摄影师那里找了份工作，我想，我是在伦德雷斯大街一家叫巴斯科·德·基罗加饭店的派对上认识他的。我的财力大为改善。吉米拍些艺术裸体摄影，如他所称，但其实是些软性色情作品，全裸，要摆刺激性姿势，或者脱衣挑逗性系列图片，这一切都在他住的布卡雷利大街一幢楼的顶层工作室里进行。

我现在想不起是怎么跟阿图罗结识的，也许是在吉米住的那幢楼里上完一个摄影课之后，也许是在一家酒吧，也许是在一次聚会上。还有可能是在大伙都叫杰里·刘易斯的美国人开的比萨店里。在墨西哥，人们往往在那些匪夷所思的地方会面。总之，我们相遇了，而且一见钟情，但睡到一块儿差不多是在过了一年之后。

只要是法国的东西，他都兴趣盎然。说到这点，他还真有些天真。比如，他以为，我在研究人类学，必然知道马克斯·雅各布（这个名字很熟悉，但也顶多熟悉而已）的作品，我告诉他不知道，告诉他法国女孩读别的东西（就我而言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时，他就是不肯信。他认为我在开玩笑。可是他喜欢琢磨，我是说，他总是从文学的角度思考问题，但并不异想天开，你不读雅克斯·里高特[1]的作品，他也绝不会小看你，甚至他自己都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有时我们花好几个小时谈论她的某个长篇，重温那些谜局（我的记忆力特别差劲，但他的记忆力非常出色），重构那些不可思议的凶杀案。

我不知道他身上什么东西吸引着我。有一天，我带他到我住的公寓，我跟另外三个学人类学的学生住一起，一个来自科罗拉多的美国人，两个法国女孩，终于，在那天凌晨四点钟的时候，我们总算上了床。我早就警告过他，我有一个怪癖。我是半严肃半开玩笑地（我们在现代美术馆的花园里大笑着，那儿有很多雕塑，很可怕）告诉他：阿图罗，永远不要跟我睡觉，因为我是个受虐狂。什么意思？他说。意思是我喜欢做爱的时候挨揍，就是这样。这时阿图罗不笑了。当真？他说。绝对当真，我说。你怎么喜欢挨揍呢？他说。我喜欢别人抽我，我说，抽我的脸，打我的屁股之类的。要很重吗？他问，不，不很重，我说。你在墨西哥一定没有做过多少爱，他思索了一会儿说。我说为什么这样讲。伤痕啊，马普尔小姐，他说，我没有看见你身上有任何伤痕的印迹。我当然做爱了，我回答说，我是一个受虐狂，不是一个动物。阿图罗笑了。我想他以为我在开玩笑。所以，那天晚上，或者其实是早晨，我们终于上床后，他对我特别温柔，我都不忍心拦他，如果他想全身上下舔我，轻柔地吻我，我也让他遂心，但我很快就发现他硬不起来，我把他的那家伙握在手里，抚弄了会儿，可是什么动静也没有，后来我问他，轻声地在他耳边细语，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他说没有，挺好，我们又相拥抚摸了更长一会儿，但显然还是兴奋不起来，我说这样不好，别试了，够了，如果你没有兴致，就不会有兴致，他点上一支烟（他抽一种叫巴利的烟，这个名字很好玩），然后说起他刚看过的一部电影，后来他起床在屋子里裸着身子走了几圈，一边吸烟，一边看着我的东西，然后又在床铺旁边的地板上坐下，开始浏览起我的照片，还有些吉米的艺术特写，我不知道为什么保存下来了，也许我太傻了，我问他这些照片是不是让他来劲了，他说没有，但这些照片挺好，我看上去也挺好，你很漂亮，西蒙娜，他说，就在这时，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让他来上床，趴在我上面，抽几下我的脸颊或者屁股，他望着我说，我不会干那种事，西蒙娜，然后又纠正自己的话：这是又一件我不会干的事儿，西蒙娜，可是我说，来吧，勇敢些，上床来，他上了床，我翻过身子，躬起屁股说：慢慢地，像玩游戏那样，他抽了我第一掌，我把脸埋在枕头里，我没有读过里高特，我说，也没有读过马克斯·雅各布，更没有读过乏味的班维尔[2]、波德莱尔、卡图尔·芒戴斯、阔比埃[3]，这些必读作家的作品，可我读过萨德侯爵的作品。噢，真的？他说。是，我说，一边抚弄着他那家伙。他开始抽我的屁股，好像是有意的。你读过萨德写的什么？《闺房里的哲学》，我说。《贾斯廷》呢？当然读过了，我说。《朱丽叶特》呢？当然读过。这时我已经湿了，开始呻吟，阿图罗的那家伙已经硬得像根棍子，我翻过身，让他进去，但是别太急，等我发话了再动，感觉着滋味美极了。抽我，我说，抽我的脸，我的脸颊。把你的手指放进我的嘴里。他抽打着我。重些！我说。他抽得更重了。现在可以动了，我说，有那么几秒钟，房间里只听到我的呻吟声和抽打声。接着他也开始呻吟起来。

我们一直做到天亮才休息，完事后他点上一支巴利牌香烟，问我读过萨德的戏剧没有。我说没有，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萨德还写过戏剧。他不仅写戏剧，阿图罗说，还给剧院老板写过很多信鼓励他们演他写的东西。当然，谁也不敢上演他写的任何东西，因为到头来这些人都得下狱（我们都笑了），可是，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位侯爵固执地坚持，在信里做了各种预算，细到服装花多少钱都考虑到了，最令人伤心的是，他把这些数字加起来，非常划算！这些戏会挣钱的。挺色情的吗？我问，不，阿图罗说，充满了哲理，只是带那么点性。

我们做了一阵子情人。准确地说有三个月，是我离开墨西哥回巴黎前的这段时间。我们并没有夜夜做爱。也不是隔晚见一次面。不过我们尽可能多见面。他捆起我，揍我，虐待我。他从不留下伤痕的印迹，只是把屁股打得红彤彤的，也就是说他特温柔。没过多久，我最后适应了他。换句话说，我需要他，最后他也可能会习惯我的方式，但我们都没有给对方时间。我们只是朋友。我们聊萨德、阿加莎·克丽斯蒂，聊人生。我遇见他时他跟任何墨西哥人毫无二致，可是到了最后，感觉他越来越像个外国人。我有一回说：你们墨西哥人像这像那，他说我不是墨西哥人，西蒙娜，我是智利人，说得有点哀伤，这是真的，但他好像很刻意。

所以，当乌里塞斯·利马到我住的地方来说我是阿图罗·贝拉诺的一个朋友时，我简直喜出望外，但是，随后，当我得知阿图罗也在欧洲，甚至没有礼貌性地寄我一张明信片，我心里又很烦躁。那时我在巴黎诺德大学人类学系有一份基本上很乏味、官僚气十足的工作，有乌里塞斯在这里，我至少可以练练西班牙语，现在已经有些微荒疏了。

乌里塞斯·利马住在伊奥克斯街上。一次，只有那一次，我上那儿找过他。我没有见过还有比这更惨的“用人房”，屋里只有一扇小小的窗户，而且打不开，望出去是一个又黑又脏的通风管道。几乎连放一张床和会晃动的儿童桌的空间都没有。没有衣橱或者壁柜，他的衣服都还放在箱子里，或者胡乱扔在房间，我进去时都感觉要呕吐了。我问他房租是多少。他告诉我后，我才意识到他被某人骗了。不管给你找这个房子的人是谁，他都在骗你，我告诉他，这是一个垃圾房，这个城市好房子多得是。我相信，他说，可是他接着又争辩说不打算在巴黎长住，不想在找好房子上浪费时间。

我们并不经常见面，要见面时多半由他提出。有时他会打个电话，有时他来我住的楼里，问我想不想散步，或者喝杯咖啡，看场电影什么的。我总是说很忙，在学习或者处理系里的工作，但有时我也会同意，一起出去散会儿步。我们一般在拉鲁纳街的一家酒吧前停住，进去吃点意大利面食，喝点酒，谈谈墨西哥。总是他付钱，现在想来这有些奇怪，因为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工作。他读了很多书。他胳膊下面总是夹着几本书，全是法语的，但说真的他还远谈不上精通法语（我说过，我们谈话用西班牙语）。一天晚上，他对我说起自己的计划。他打算在巴黎住段时间，然后去以色列。他告诉我时我惊讶地笑了，不肯相信。为什么去以色列？因为有个朋友在那里。他就是这样说的。这是惟一的原因吗？我怀疑地问道。惟一原因。

其实，他无论做什么事儿好像都没有个计划。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懒散、镇定、有些清高，但并不冷漠。其实，他可能很热情，不像阿图罗，特别强硬，有时好像对谁都很讨厌。乌里塞斯不是这样。他很正派。有时会冷嘲热讽，但很正派。他很能宽容人，似乎从不想侵入你的私密领域，以我的经验论，拉美人可不是这样。

伊波利托·加尔塞斯，马塞尔·普鲁斯特大街，巴黎，1977年8月。

我的哥们儿乌里塞斯·利马到巴黎时我惊喜不已，我向上帝坦白。我是在伊奥克斯街上一间还不错的小屋里找到他的，离我住的地方挺近。从马塞尔·普鲁斯特大街到他住的地方几乎没有距离。朝左转，向热内·博伊莱斯维大街走去，然后拐到查尔斯·狄更斯街，就到伊奥克斯街了。所以，其实像人们说的那样我们算是住在隔壁。我的房间有一个轻便电炉，我每天都自己做饭，乌里塞斯经常上我这儿来吃饭。可我说：你得弄点什么让我来做，那么，他说，波利托，我会给你钱的，别担心，这也显得公平，因为你买来吃的，然后又做好了。你想要多少钱？我则说，就给我一百美元吧，乌里塞斯，这事儿就这样结了。他说他一个美元都没有了，全是法郎，他就给了我法郎。他有现金，是个信得过的家伙。

可是，有一天，他说：波利托，我每天吃得这么差劲，一盘破米饭怎么值这么多钱？我向他解释法国大米很贵，不像在墨西哥或者秘鲁，这儿一斤米贵多了，伙计，乌里塞斯，我告诉他。他看了我一眼，墨西哥人表示狐疑时就经常那样，他说，好吧，但至少买瓶番茄酱吧，我实在受不了吃白米饭。好的，我说，我还会买酒的，我忘了这事儿，实在是太忙了，但你得再给我加点钱。他又给了我一些钱，第二天我煮米饭时加了番茄酱，给他倒了杯红酒，可第二天葡萄酒就没了（我喝了，我承认），两天后番茄酱也用光了，他又依旧吃起平淡的米饭。后来我开始做通心面。瞧，我试图回忆起来。后来我又做了小扁豆，里面含丰富的铁元素，很有营养。小扁豆用完了，我又做了鹰嘴豆。之后我又开始做白米饭了。一天，乌里塞斯站起来半开玩笑地让我吃，波利托，他说，我感觉你在瞎扯。你做着巴黎最平淡又最昂贵的菜。没有，我告诉他，没有，伙计，你根本不清楚东西卖得有多贵，但第二天他就不来吃了。三天过去了，不见他的任何踪影。后来我又找到他的住处，他不在那儿。但我必须要见到他，于是我就坐在过道里等他回家。

早晨三点左右他现身了。他看见我在过道里，在那个狭长幽黑、散发着臭味的走廊里，他站住不动了，在距离我二十英尺左右的地方，双腿撑在那里，好像觉得我要袭击他。有趣的是他也不吭声，一言不语。混蛋，我想，老乌里塞斯，他给吓得尿都流出来了，仿佛想在走廊里跟我干一仗。我想完了，然后待在原地不动。地板上这个影子算什么威胁？我叫了声他的名字，乌里塞斯，哥们儿，是我，波利托。他说，波利托！你他妈的晚上这个时候了还在这儿干吗，波利托？这时我才意识到刚才他没有认出我是谁，我琢磨，这傻逼在想什么呢？他把我想成谁了？我发死誓这时我比前一会儿更害怕，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天太晚了，或者走廊太阴暗了，或者我那诗人的想像力随之失控了，事实上我都开始发抖了。我觉得我发现走廊里乌里塞斯·利马的影子后面还有一个影子。说实话，那时我很害怕下到八楼，从那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出去。可是我又一心想逃离这儿。刹那间，我害怕一个人待着的感觉更加强烈。我站起来时一条腿都已经麻了，我问乌里塞斯我能不能进屋去。这时他好像才清醒过来，说当然可以，波利托，然后打开门。我们进去后把灯打开，这时我感觉血液又开始在血管里循环起来，然后，我像个无情的杂种一般，给他看了我带的几本书。乌里塞斯一本接一本地看着，说都挺好的，但我知道他死都想要这些书。我带过来是想卖给你，我说。你想要多少钱？他说。我说了个大胆疯狂的总数，看他有何反应。乌里塞斯看着我说没问题，然后就从衣袋里取出钱付给我，站在那里望着我不发一语。好吧，伙计，我说，那我这就走了。明天还要我做一顿美餐等你来吗？不用了，他说，别等我。不过你哪天还会去我那儿吧？记住了，如果不吃饭，你会饿死的，我说。我不会再去了，波利托，他说。我不知道自己哪儿出问题了。在内心，我实在怕得屁滚尿流（想到要走出去、走进过道然后下楼梯，简直要了我的命），可是一到外面我又开始说话了。操，我忽然开始说话了，听着自己的话语，那声音好像不是我的，而且这个杂种已经自动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说你没有权力，乌里塞斯，我已经花钱买了很多东西，你要是看到我买的这么多好东西就好了，现在我该拿它们怎么办呢？让它们腐烂了？难道让我把这些全吃了，乌里塞斯？你就想让我这样吗？如果我消化不了或者胃痉挛了怎么办？回答我，乌里塞斯，别装作听不见。说的全是诸如此类的话。无论内心说什么，我都对自己说闭嘴，波利托，你太过分了，这是很丑陋的，别这样说，傻帽——在外面，在那种昏沉状态，我的脸和嘴唇都麻木了，我的舌头也松软了，那些话（我绝对不想讲出来的话！）不断脱口而出，我听到自己在说：你算是什么样的朋友，乌里塞斯？我娇惯你的时候，好像你不仅仅是我的小哥们儿，好像就是我的亲兄弟，我的小弟弟，真讨厌，乌里塞斯，现在你却对我这样冷淡。为什么要这样？我只能说我不断地说啊说，而乌里塞斯呢，在屋里面对我站着，屋子显得特别小，简直就像一口棺材，他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我，定定地，绝不做我以为他会做的事儿，我担心会做的事儿，就那样站着好像要让我自己挖个洞钻进去，好像在心里说，波利托还剩两分钟，一分半钟，一分钟，波利托，还剩五十秒了，可怜的家伙，还剩十秒了。我发誓我好像在看着自己身上的每一根毛发，好像我的双眼睁着的时候，另外一双眼睛，那双闭着的眼睛在扫描我的每一寸肌肤，计算着每一根头发，那只闭着的眼睛看到的东西比睁着的眼睛看到的还要多，我知道这他妈的没有任何意义，后来我坚持不下去了，像个荡妇般倒在床上，我说，乌里塞斯，我感觉糟糕极了，乌里塞斯，伙计，我的生活就像一场灾难。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想把一切都做对了，可到头来一切都错了，我应该回秘鲁去，这个城市他妈的在屠害我，我已经跟过去的那个我完全不同了，我不断地说啊说，想让内心折磨着我的一切都排出去，我把脸埋在毯子里，埋在乌里塞斯的毯子里，我不知道这些毯子是从哪儿搞来的，味道难闻极了，不是典型的“用人屋”里没有洗过的味道，也不像乌里塞斯自己的味道，却像别的味道，像死亡的味道，一种忽然蠕动着钻进我脑子的邪恶味道，让我一下子坐了起来，糟糕，乌里塞斯，你从哪儿弄来这些地毯，哥们儿，从停尸间里顺来的吗？乌里塞斯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听我说着话，我想这时是个离开的机会，我站起来伸出手，碰了下他的肩膀。那感觉就像在摸一尊雕像。

罗贝托·罗萨斯，帕西街，巴黎，1977年9月。

我们的阁楼公寓总共有十二间屋子。八间由拉美人占着：一个叫理查迪托·巴里恩托斯的智利人；一对阿根廷夫妇，索菲娅·佩列格里尼和米格尔里托·萨波廷斯基；别的几个全是秘鲁人，都是诗人，彼此处于战争状态。

我们喜欢把这幢阁楼叫帕西公社或者帕西陋室城。

我们总是不停地争论，我们最喜欢的话题，或者说我们惟一的话题，就是政治和文学。理查迪托的房间以前是租给伊波利托·加尔塞斯的，他是秘鲁人，也是个诗人，可是有一天，经过紧急磋商后，我们决定向他发出最后通牒：他妈的本周内离开这里，否则我们就把你踢下楼去，在你床上放一泡屎，在你的酒里掺耗子药，或者想出更坏的招儿来。幸运的是波利托乖乖地听了我们的话。如果不听的话，我都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可是，有一天他走过来，像平常一样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一间又一间屋子借钱（从不还），让人在这儿给他点咖啡喝，在那儿给口马黛茶（索菲娅·佩列格里尼像瘟疫般讨厌他），然后借几本书，说那个星期他读了布赖斯·埃切尼克，或者胡里奥·拉蒙·里贝罗的作品，或者跟西诺斯特罗萨喝茶了。第一次你可能还会相信他说的，第二次可能会大笑，可是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同样的谎言时，你就会觉得厌恶、同情和警惕，因为显然波利托的脑子不对劲儿了。当你寻根问底时不禁会质疑，这是个什么人呢？而且，我们别人谁也没有波利托那样疯狂。

可是，有一天，他过来了，那天晚上大伙差不多正好都在那里（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听到他在敲别人的门，我听出那是他的声音，那个绝对错不了的“怎么样，哥们儿”），过了会儿，他的影子落在我的门槛上，他好像担心不请自来，后来我说——也许我说得太唐突了——你想要什么，他妈的？他笑了，这蠢驴笑了，说啊，罗贝蒂托，好久不见了，哥们儿，很高兴看到你没什么变化，瞧，我这儿有个诗人，想让你见见，一个从墨西哥来的兄弟。

这时我才发现他旁边还有个人。一个黝黑、壮实得像印第安人的家伙。一个有着既清澈又模糊眼睛的家伙，带着医生般的微笑，在帕西公社难得一见的那种微笑，在这里我们的微笑都像民间音乐家或者律师。

那人就是乌里塞斯·利马。我就是这么认识他的。我们成了朋友。巴黎的朋友。当然他完全不同于波利托。如果他像波利托的话，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

我不知道他在巴黎住了多长时间。我记得我们经常见面，虽然我们的个性很悬殊。可是一天，他告诉我他要走了。怎么回事，伙计？我问，因为据我所知，他热爱这个城市。我感觉自己的状态很不好，他说，面带着微笑。可是有这么严重吗？没有，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只是有点麻烦。好吧，我说，那就是不错了，我们喝一杯祝贺一下。为了回墨西哥去！我说着举起杯子。我不想回墨西哥，他说，我想去巴塞罗那。什么意思，伙计？我说。我有个朋友在那里，我打算在他那里待一段时间。他就说了这些。我没有再深问下去。后来我们出去喝了些葡萄酒，在比尔阿凯姆门附近坐下喝着，我对他讲了自己最近的浪漫经历。可是他有些心不在焉，我们换了个话题，开始谈起诗歌来，这是我那些日子越来越不怎么喜欢的话题。

我记得乌里塞斯喜欢法国年轻诗人。我可以证明这点。我们帕西陋室城的人，觉得他们让人倒胃口。都是些娇惯放纵的小子或者吸毒者。你要知道，乌里塞斯，我对他说，我们是革命者，我们见识过拉美监狱里的真相。所以，我们怎么可能关心诗歌这种东西呢？这杂种什么也不说，只是大笑。有一次他带我去见米歇尔·布尔特奥。乌里塞斯讲一口漂亮的法语，所以我也不得不主要说法语。后来我又见了马修·梅萨吉尔、让·雅克斯·弗索特，以及布尔特奥的朋友阿德琳。

这些人中没有一个让我一见倾心的。我问弗索特能不能在他工作的那个杂志上发一篇我的文章，这份小波普破杂志，他说得先看看文章。几天后我把那篇文章带给他，他不喜欢。我向梅萨吉尔打听一个法国诗人，“一个伟大的法国文化老人”的地址，在20世纪40年代，据说他有一次去利马旅行见过马丁·阿丹，可是梅萨吉尔不肯给我。他试图告诉我这个诗人对来访的人很警惕。我不是要从他那儿借钱，我说，我只是想采访他，可是这样说根本不管用。最后，我告诉布尔特奥，我想翻译他的作品。他饶有兴致，没有表示反对。当然，我是开玩笑。那时我觉得这个主意可能不赖。事实上，过了几天后某个晚上我还真动手干起来。我选择翻译的那首诗是《丝缎般的血》。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译诗，虽然我也是个诗人，据说只有诗人才能翻译出别的诗人的东西。可是没人翻译过我的诗，我干吗要翻译别人的诗呢？总之，就这样动手干开了。这个点子似乎不赖。这可能跟乌里塞斯有点关系，他的影响致使我又开始质疑那些陈旧的假设。也许只是想找时间干点以前从不曾干过的事儿。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告诉布尔特奥我打算翻译他的诗，打算发表（发表一词很关键）我的译文，在一家压根就不存在的秘鲁杂志上（我编了个名字），这份杂志的投稿人里就有维斯法兰，我这样对他说，他高兴地答应了。但我想他肯定不知道这个维斯法兰是何许人，我也许还说这份杂志发表过瓦曼·波马或者萨拉萨尔·邦迪的东西。总之，我开始动手翻译了。

我不记得那时乌里塞斯已经走了还是仍在那里。我从一上手翻译这首烂诗就出现了麻烦。题目怎么译呢？译成“缎子般的血”呢，还是“缎子之血”呢？我考虑了一个多星期。就在这时，我忽然被巴黎的可怕击溃了，被法语的可怕、诗歌圈、我们这种无所事事的游客的状态以及南美人迷失在欧洲、迷失在世界的那种悲伤、无望状态击溃了，后来我意识到我翻译不出“缎子般的血”或者“缎子之血”，我知道，如果我翻译了，最后无异于在德黑兰街的书房里谋杀了布尔特奥，然后像个不法之徒般逃离巴黎。所以，最后，我决定放过它，乌里塞斯·利马离开之时（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也是我跟法语诗人交道结束之际。

西蒙娜·达里欧，小马厩街，巴黎，1977年9月。

他从来没有找过任何哪怕有些微类似工作的活。说实话，我不知道他靠什么生活。他到这儿的时候就有钱，我知道这是真的。我们最初几次见面，总是他付钱买咖啡、苹果白兰地酒、葡萄酒，但很快他就把钱花光了，据我所知，他没有收入来源。

有一次他告诉我在街上捡到一张五千法郎的钞票，他说，从那以后他走路时眼睛老喜欢盯着地面。

没过多久，他又捡到一张钱。

几个秘鲁朋友偶尔给他点活干，那是一群秘鲁诗人，也许只是空有诗人的名头，因为谁都知道，巴黎的生活会把你磨下去的，把你的情趣销蚀掉，如果你那情趣不是铁甲做成的话。这样的生活会让你变得粗糙，会把你逼得湮没无闻。至少我认识的许多拉美人难逃此劫。我不想说乌里塞斯同样如此，但对那些秘鲁人来说绝对千真万确。他们有个做保洁的集体组织。他们给办公室地板打蜡、清洗窗户，干些这种活，这伙人中谁生病了或者离开这个城市时，乌里塞斯就会帮他们干点活。大多数时候，是某人生病时他才来代劳，因为这些秘鲁人并不怎么出去旅行，不过夏季的时候有些人会去胡西雍收葡萄，三五成群地离开，有时仅一人孤单前往，走之前声称去科斯塔布拉瓦休假。我看见过他们三次。他们都是些苦命人。这伙人中不止一个想弄我上床。

有一次我问乌里塞斯，你有什么办法让自己几乎从不饿肚子。你怎么想去以色列呢？有段时间了，他说，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谈到钱。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很难说我们都谈了什么。跟阿图罗谈了些什么从来都清清楚楚（我们基本上以谈论文学和性为主），跟乌里塞斯的谈话界限却很模糊。也许因为我们彼此见面不多（但以他自己的方式忠实着我们的友谊，忠实着我们的电话号码）。也许因为他貌似或者本来就是一个要求不高的人。

索菲娅·佩列格里尼，坐在特洛卡德罗花园，巴黎，1977年9月。

他们管他叫伊奥克斯街上的基督，所有的人都拿他取笑，连罗伯托·罗萨斯也不例外，后者声称是利马在巴黎最好的朋友。大伙嘲笑他，是因为他基本上是个傻子，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只说他是个十足的低能儿，居然让波利托·加尔塞斯骗了三回，但却忘了波利托也骗过他们。伊奥克斯大街上的这位基督。没有，我从来没有去过他的住处。我知道大家都说那里太恐怖了，说那里是个腌臜的洞穴，说那里堆积着巴黎最烂的垃圾：废品、杂志、报纸，他从书店偷来的书，那些东西很快就开始散发出他住处的味道，开始腐烂、风化，变成各种令人发疯的颜色。他们说他可以整整好几天不吃东西，好几个月不去公共澡堂，但我表示怀疑，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显得特别脏的时候。总之，我不是很了解他，我不是他的朋友，但有一天他上我们住的帕西街的阁楼来了，家里没有人，只有我，我的状态很差，我很沮丧，我一直跟男朋友吵架，我的日子过得不好，他来的时候我正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哭，别人都去电影协会或者参加某个政治会议了（他们全是活动分子和政治活跃者），乌里塞斯·利马走进过道，没有敲任何一家的门，好像他早就知道一个人都没有，他直接向我的房间走来，我正坐在床边，盯着墙壁，他走进来（他身上很干净，味道挺好闻），站在我身边，不说一句话，他只说了句你好，索菲娅，就一直那样站着等到我不哭了。所以我记忆中的他很温柔。

西蒙娜·达里欧，小马厩街，巴黎，1977年9月。

乌里塞斯·利马经常上我家来洗澡。我一点都不觉得兴奋。我不喜欢用别人用过的毛巾，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我们在肉体上甚至情感上并不亲密的话，但我还是让他用了我的淋浴器，用完后我就把毛巾都收起来放进洗衣机。这样能让他尽量在我的房间保持干净。他也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去做，这是值得肯定的。我冲完澡后要好好擦洗一番浴盆，把排水道里的毛发都捡出来。这样的毛发也许微不足道，可是却能把我逼疯。我讨厌看到发团堵住水道，尤其是如果这头发不是我的。然后我收起自己用过的毛巾，叠好，放在坐浴盆上等有时间再放进洗衣机里。最初几次他甚至自带肥皂，但我告诉他不必这样，可以随便用我的肥皂和洗发水，但千万别想碰我的海绵。

他总是一本正经。他总是提前一天打电话问过来是否合适，想证实一下我没有客人或者活动安排，然后我们再确定好时间，第二天他会直接过来，我们聊一会儿，他就走进卫生间。然后不知再过多少天我才会又听到他的声音，有时是一个星期，有时两个甚至三个星期。这期间他肯定去公共澡堂洗澡了。

有一回，在拉鲁纳街的那家酒吧里，他告诉我喜欢上外国人常去的公共澡堂，从讲法语的非洲国家和北非马格里布地区来的黑人。我说穷学生也经常上那儿去。他说，没错，不过主要还是外国人。我记得，有一次，他问我是否去过墨西哥的公共澡堂。我当然没去过了。那可是好货色啊，他说。有桑拿、土耳其浴、蒸浴。我告诉他，个别东西这儿也有，可是太贵了。他说，在墨西哥可不贵，在墨西哥这些服务挺便宜的。说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墨西哥的公共澡堂。别说你经常去这些地方洗澡，我说。没有，其实并不常去，他说。只去过一两次。

他是个怪人。他经常在书页边上写东西。我很不乐意给他借任何书。为什么？我不喜欢别人在我的书上涂画。你可能不相信，他常常拿着一本书去冲澡。我发誓。他常常在淋浴的时候读书。我怎么知道的？很简单。他的书几乎全都是湿的。起先我以为被雨淋过。乌里塞斯是个步行家。他几乎从不乘地铁。在整个巴黎徒步穿来穿去，天下雨后会淋得湿透，因为他从不停下来等天晴了再走。所以，他的那些书，至少他经常看的那些书，总是有些翅卷，有些僵硬，我想就是因为淋了雨的缘故。可是，有一天，我注意到他带着一本干燥的书走进卫生间，等出来时那本书已经湿了。那天，我的好奇心开始作祟。我走到他跟前，把书抽过来。不仅封面湿了，有几页内容也湿了，包括页边上写的批注，有些甚至都是在喷头下面写的，水把墨汁弄得四处乱流，这时我就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真难以置信，你居然在洗澡的时候读书！你疯了吗？他说就是抑制不住，但至少他只读诗（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说只读诗，当时不了解，但是现在知道了：他说他只读两三页，不是整本书），然后我开始笑起来，顺势倒在沙发上，笑得直打滚，他也笑了，我们都不知道笑了多长时间。

米歇尔·布尔特奥，德黑兰街，巴黎，1978年1月。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到我的电话号码的，有一天晚上，大概已经过了半夜，他给我家里打来电话。他要找米歇尔·布尔特奥。我说我就是米歇尔·布尔特奥。他说我是乌里塞斯·利马。沉默了片刻。我说：是吗？他说：很高兴在家里找到你，希望你还没有休息。我说：没有，没有，还没有睡。沉默。他说：我很想见见你。我说：现在可以吗？他说：可以，就现在，我可以去你那里，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说：你在哪里？可是他却误会我的意思了，说：我是墨西哥人。这时我才隐隐约约想起来，我收到过一份墨西哥寄来的杂志。但是，乌里塞斯·利马这个名字还是不熟悉。我说：你听说过“问号”吗？他说：没有，从没听说过。我说：我想他们都是墨西哥人吧。他说：“问号”？谁是“问号”？我说：当然是一伙搞摇滚的了。他说：他们表演的时候戴面具吗？起先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面具？他们当然不戴面具了。为什么会戴面具呢？墨西哥的摇滚乐队有戴面具表演的吗？他说：有时会有。我说：听着有些荒谬，不过还是挺有意思的。你在哪儿跟我打电话？你住的宾馆吗？他说：不是，在街上。我说：你知道去米罗梅斯尼尔地铁站怎么走吗？他说：当然知道，没问题。我说：二十分钟后见。他说：我这就出发，然后就挂了。我穿夹克时心想：我都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墨西哥诗人都是什么样子呢？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只见过一幅帕斯的照片！可是，我感觉这个诗人肯定不像帕斯。后来，我想起“问号”，想起艾略特·默菲尔，想起他在纽约时跟我讲过的一些事儿，想起那个“墨西哥死神之头”，一个大伙叫“墨西哥死神之头”的家伙，我只是在弗兰克林大街和百老汇的一家酒吧里远远地看见过他。“墨西哥死神之头”是个音乐家，可我只看到一个影子，我问艾略特这家伙想给我们表演什么，艾略特说：他就像条蠕虫。长着蠕虫般的眼睛，说话也像条虫子。虫子怎么能说话啊？骗人的嘛，艾略特说。好吧。很显然。为什么管他叫“墨西哥死神之头”？我问。可是艾略特已经不理我或者跟别人聊上了，我只好暂且假设这家伙一定是墨西哥人，或者在生活中某段时期在墨西哥待过很长时间，另外，他瘦得像根木杆。可是我没看清他的脸庞，只看到他的影子从酒吧里穿过来。一个形而上的空影，无法给人任何感觉，一个让人别无希冀的纯粹的影子。我穿上黑夹克，梳了梳头发，出去时还想着给我打电话的这个陌生人和我在纽约见过的“墨西哥死神之头”。从德黑兰街到米罗梅斯尼尔地铁站只需几分钟，我走得特别快，可是得穿过奥斯曼大街，然后走进普尔西尔大街，又走了一段博埃蒂街，晚上那个时候这些街道基本上已杳无人迹，好像从十点开始他们全都用X射线给轰走了，这时我想，在蒙索地铁站跟一个陌生人会面可能会好一点，于是我又朝反方向走去，从德黑兰大街向蒙索街走去，来到罗伊斯达尔大街，然后又到了菲尔多西，这条街横穿蒙索公园，因为晚上这个时候到处都是从另一个世界跳出来的吸毒者、生意人和闷闷不乐的警察。通向多米尼加共和宫的那个公园弥漫着令人疲倦的阴郁之气，这里是跟“墨西哥死神之头”见面的不错的地方。可是我自己选了一条路顺着它走到米罗梅斯尼尔地铁站的台阶上，那儿人流稀少，而且非常干净。我承认，从来没有地铁台阶显得如此令人想入非非，与此同时又如此神秘莫测。其实，它们看上去跟平常毫无二致。我立刻意识到这是自己同意在这样一个恼人的时刻会见一个陌生人而虚构出来的预兆性氛围，平常我是绝不干这种事的。可是我又不习惯漠视命运的召唤。我来了这就比什么都重要。可是除了一个办事的在那里读书而且肯定是在等什么人外，楼梯口没有任何人。我开始往下走。我决心只等五分钟，然后离开，从此再不理这事儿。我拐过第一个弯后迎面碰到一个老女人，裹在破布和纸板里，在睡觉或者假装要睡了。我继续往前走了几步，看着那个像条蛇般的老女人，这时看见一个人，留着长长的黑发，长着你会称之为墨西哥人的五官，其实我并不知道墨西哥人五官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停下来仔细看了看他。他比我矮，穿一件破皮夹克，胳膊下夹着四五本书。他好像忽然醒悟过来，目光死死地盯着我。是他，不用怀疑了。他走过来向我伸出手。他握起手来很特别。我们握手的时候，他好像在发出共济会成员的暗号和墨西哥地下帮会的信号。无论如何，这是一种令人发痒和姿态特别的握法，好像握着我的这只手没有皮肤或者纯粹是个套子，一个纹过皮的套子。不过千万别在意他的手。我说今晚夜色真美，我们可以到外面走走。感觉好像现在还是夏天，我说。他默默地跟我走着。我一下子担心我和他老不说一句话，我看了看他带的书。其中一本是我的《乙醚嘴》，另一本是克洛德·佩里尤写的，剩下的可能是我没有听说过的墨西哥作家的东西。我问他来巴黎多久了。很长时间了，他说。他的法语很差。我提议说英语，他同意。我们沿米罗梅斯尼尔街向法布街走去。我们大步快步朝前走着，好像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迟到了似的。我是那种不喜欢步行的人。可是那天晚上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走个不停，沿着法布街向波西街走去，来到香榭丽舍大道，从那里又向左拐去，继续沿着丘吉尔大街走去，然后又左转，大宫殿模模糊糊的影子已经抛在身后，我们直接向亚历山大三世桥走去，我们的步子始终没有懈怠，这个墨西哥人偶尔用费解的英语讲个我听不懂的故事，一个谁也没有听说过的失踪诗人和失踪杂志以及作品的故事，也许发生在加利福尼亚或者亚利桑那或者与那两个州交界的墨西哥地区，那是一个真实或者想像出来的地方，被太阳晒得漂白了，湮没在过去，早已被遗忘，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在这里，在巴黎，显得微不足道。我说，这是一个来自文明边缘的故事。他说是的，是的，我想也是。我又说：难道你从未听说过“问号”吗？他说没有，从未听说过。我建议他哪天还是听听，他们的表演很不错，其实我这样说仅仅是因为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

1　雅克斯·里高特（Jacques Rigaut，1898－1929），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

2　班维尔（John Banville，1945－　），爱尔兰小说家。小说《大海》（The Sea）获得2005年布克奖。

3　阔比埃（Tristan Corbière，1845－1875），法国诗人，善于以现实主义笔法描写航海生活。

8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我说，小伙子们，梅斯卡尔酒喝光了，这已经成为一个无可否认、不可逆转的事实，你们谁能下去给我买一瓶索查龙舌兰呢？其中一位，那个墨西哥人说：我去吧，阿马德奥，我拦住他说，稍等，这时他已经朝门口走去，你忘带钱了，朋友，他看着我说，你别管这个，阿马德奥，我们自有办法。真是不错的小伙子。他走之前我交待了几句指点性的话：我告诉他上委内瑞拉大街到巴西街，然后右转，再到洪都拉斯街，再到圣塔卡塔里纳广场，然后再左转，一直走到智利街，再右转，继续往前，仿佛是要去拉古尼亚斯市场，到了那儿，在街的左侧，就会看到古尔热瑞瑟酒吧，挨着布恩·托诺五金店，你肯定会找得到，到了古尔热瑞瑟酒吧，你就说是我，作家阿马德奥打发来的，马上去吧。后来，等我看完几页资料后，另外那个小伙子从座位上站起来，开始浏览我的藏书。其实，我没有看见他，只是听到他在活动，他走上前抽出一本书，又放回去，我听到他的手指在书脊上划过时发出的声音！可是我看不见他。我又坐下来，把钱放回皮夹，双手颤抖着（你一旦到了某个年龄，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喝酒了），我浏览着发黄的旧稿。我低垂着脑袋，视线模糊，那个智利男孩在我的书房里悄无声息地活动着，我只听到他的食指或者小指的声音，那个男孩多么渴望触摸一切，他的手指闪电般沿着我的大部头巨著的书脊掠过，就像肉体和皮革，皮肤和纸板发出的嗡嗡声，那是一种非常悦耳和诱人入睡的声音，我可能真的睡着了，因为忽然我闭上了眼睛（或许已经闭了会儿），我仿佛看见了圣·多明戈广场的拱形走廊，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洛雷托大街上的埃斯特雷拉斯酒店、胡斯托·西尔拉街上的塞维拉纳咖啡店、皮诺苏阿雷斯街附近米西奥内罗街上的“我的办公室”小酒店，那儿男人们都要穿着制服，不允许狗和女人入内，只有一个女人例外，惟一去过那里的女人，我看见那个女人又走在街上，走在洛雷托街上，走在索莱达街上，走到科雷奥马约尔街上，走到蒙内达街上，我看见她匆匆穿过索卡罗，快得好像担心跟情人会面晚了，或者要去城里的某个店铺做小工，这是一个衣着朴素但却漂亮的女人，头发乌黑，脊背笔直，她的腿并不很长，但像所有年轻女人的腿一样绝对优美，无论瘦削、肥胖还是外观——那双可爱、坚定有力的细腿，还有裹在鞋子里的双脚，那鞋子看不到脚踝或者脚踝露到最低，价廉但却漂亮，而且最关键的是穿着很舒适，好像就是特为快步行走而制，为会见什么人或者去上班而制，但我知道她不是去见任何人，也不是冲着什么工作去的。那么她打算上哪儿去呢？或者她压根什么地方也不去，就这样走着？这时那个女人已经穿过索卡罗，沿着蒙特皮耶达大街向塔库巴街走去，那儿人群稠密，她不能再那么快步走了，她走到塔库巴街，开始放慢速度，一下子人群遮住了她，但很快又浮现出来，她还在那儿，向阿拉米达走去，也许她在附近什么地方停下了，也许朝邮局走去，因为我现在清楚地看到了她手中的文件，可能是书信，但她并没有走进邮局，而是穿过那条街走到阿拉米达街后就停住了，好像要喘口气，接着又继续往前走，步速没有改变，穿过花园，走到树下，就像有些女人能看到未来，我能看见过去，墨西哥的过去，我看见了这个从我的梦中走出来的女人的背影，我对她说：你这是去哪里啊，塞萨雷亚？你去哪里啊，塞萨雷亚·蒂纳赫罗？

费里佩·穆勒，森特里科酒吧，塔尔勒斯大街，巴塞罗那，1978年1月。

对我来说，1977年是我和女朋友同居的一年。我们都刚满二十岁。我们在塔尔莱斯大街上找到一套房子，然后就搬进去住了。我给一家出版社做校对，她在阿图罗·贝拉诺母亲拿奖学金学习的那所学校作访问研究。其实就是阿图罗的母亲给我们介绍的。1977年也是我们去巴黎旅游的那一年。我们住在乌里塞斯的“用人房”里。我得说，乌里塞斯的情况并不好。那间屋子就像个垃圾场。只有我们，我和女朋友在的时候，我们会略加收拾，但无论如何打扫和清洗，总有东西弄不掉。晚上（女朋友睡在床上，我和乌里塞斯睡在地板上），天花板上方有些发亮，一道光从惟一的那扇窗户（蒙着厚厚的污垢）里照进来，在墙壁上弥漫开，天花板就像一片海草的潮汐。我们回到巴塞罗那时发现两个人都长了疥疮。真倒霉。惟一可能传染给我们的人就是乌里塞斯。他为什么不提醒我们呢？我女朋友抱怨说。我说，也许他也不知道。可是后来回想在巴黎的那些日子，我看到乌里塞斯不停地搔着自己，一边嘴对着瓶子喝酒，一边挠着身子，这个情景说服我承认女朋友的判断没错。他自己知道，可一直在保密。有一阵子，因为疥疮的缘故我挺恨他的，但后来又觉得没什么了，甚至拿这事来开玩笑。我们的遭遇是罪有应得。我们的房间没有淋浴设施，我们至少每天得用硫黄香皂洗一次身体，然后搽上点特用的润肤油萨纳丁。1977年，除了过得挺美好，我们还不断地拜访家里可以洗澡的朋友，每隔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去一次。阿图罗·贝拉诺就是这样的朋友之一。他没有淋浴器，却有一个巨大的猫脚浴盆，刚好可以舒舒服服地容纳三个人洗浴。问题是，阿图罗不是单独住，他跟另外七八个人一起住在一个类似城市公社的地方，而且有些人不喜欢我和我的女朋友在他们的屋里洗澡。其实，到头来我们在那里没有洗过几回。1977年，阿图罗·贝拉诺在一家营地找到夜间看门人的工作。我还找过他一次。大伙管他叫长官，逗得他开心大笑。我想就在那年夏天，我们两个与本能现实主义决裂了。我们打算在巴塞罗那出一份杂志，一份几乎没有任何资金支持，也几乎没有发行渠道的杂志，我们写了一封信宣告退出本能现实主义。我们没有沽名约誉，我们没有败坏墨西哥的任何朋友，我们只说不再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了。主要是我们工作太忙，还要设法过活。

玛丽·瓦特逊，萨瑟兰园，伦敦，1978年5月。

1977年夏天，我跟朋友休·马克斯去法国旅行。那时我在牛津读文学，靠一笔微薄的奖学金生活。休则靠失业救济金为生，我们不是恋人，只是朋友。其实，那年夏天我们一起离开伦敦是因为各自都结束了一场糟糕的恋爱关系，那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毫无准备。休被一个可怕的苏格兰女孩蹬了。我被大学里的一个男生抛弃了，这个男生身边总是围着很多女孩，而我觉得自己还爱着他。

我们在巴黎花光了钱，但并不准备就此回家，于是出了城搭便车去了南方。快到奥尔良时，我们搭上了一辆露营车。司机是个德国人，名叫汉斯。他也跟妻子，一个名叫莫妮可的女人，以及他们的小儿子去南方。汉斯的头发很长，胡须乱蓬蓬的。他的样子很像金发的拉斯普金[1]，他曾周游过世界。

没过多久，我们又载上来自莱斯特的史蒂夫，他在一家护士学校工作，往前走了几英里后又拉上伦敦人约翰，他跟休一样失业了。那是一辆很宽敞的休旅车，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我们所有的人。另外——我很快就注意到了——汉斯喜欢成群结伙，喜欢结识他谈得来而且也喜欢给他讲故事的人。这么多陌生人在身边，莫妮可似乎不太自在，但她对汉斯言听计从，忙着照顾那个男孩。

我们快到卡尔卡索纳时，汉斯告诉我们他在胡西雍的一个小镇还有点生意，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他可以为我们所有的人找份好工作。我和休觉得这简直太妙了，毫不保留地表示愿意。史蒂夫和约翰问是什么样的工作。汉斯说在莫妮可叔叔家的一片地里收葡萄。收完她叔叔的葡萄后，我们就可以带着大笔钱上路了，因为打工期间食宿全免费。汉斯说完，我们全都赞同说听上去是个不错的买卖，我们拐出主干道，越过一个又一个村庄，村庄四周全是葡萄园，越往前道路越崎岖，这里就像一片迷宫，我对休说，我害怕和排斥一个陌生环境的地方（原话不是这样）。比如，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而不是跟休或者史蒂夫和约翰在一起那就糟了。所幸我不是孤身一人。我有朋友们陪伴。休就像一位大哥哥。史蒂夫和我也是一拍即合。约翰和汉斯就不同了。约翰有点像僵尸，我不是很喜欢他，汉斯完全是残酷力量的象征，一个狂妄自大的家伙，然而你可以指望他，至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我们到莫妮可叔叔家时发现那个月还没任何活儿可干。汉斯把大伙集中在休旅车里说明这个情况时恐怕已经午夜了。他说，情况不好，但他提出一个应急的解决办法。我们不要分开，他说，我们去西班牙收橘子去。如果这次再成泡影，我们可以等待，不过西班牙什么都要更便宜些。我们说手里已经没钱了，几乎也没吃的了。我们没办法支撑一个月。我们顶多再能撑三天。汉斯告诉我们别为钱发愁。他说大家所有的开支都由他来解决，直到我们都开始工作了为止。以什么为交换呢？约翰说，汉斯没有回答。有时他假装不会讲英语。对我们别的人来说，这真有点像天赐的好事。我们说非常赞同这个主意。这是8月初，我们谁也不想现在就回英国。

那天晚上，我们睡在莫妮可叔叔家一幢空空荡荡的房子里（镇上顶多有三十幢房子，据汉斯说，有一半是莫妮可叔叔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向南行驶。还没到佩皮格南，又上来一个搭车人，一个巴黎来的微胖的金发女孩，叫艾瑞卡，经过几分钟的讨论，她决定加入我们一伙。那就是说，同去巴伦西亚摘一个月的橘子，然后回到偏僻的胡西雍跟我们一块收葡萄。她跟我们一样没有多少钱，所以这个德国人也只好付她钱。艾瑞卡合伙后，车里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了，汉斯说他再也不会为任何搭便车的人停车了。

我们向南行驶了整整一天。我们一伙人兴高采烈，在路上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奔波之后，我们最想干的大事就是洗个澡，吃顿热饭，睡上九十个钟头。只有汉斯一个人精力还很充沛，他一刻不停地说话、讲故事，讲述发生在他身上或者熟人身上的故事。车里最惨的位置莫过于前排的副手座，意味着要挨着汉斯，我们每个人轮流上那里去坐，轮到我的时候我们聊起了柏林，十九岁时我在那里住过一年。其实，我是惟一能讲点德语的乘客，汉斯乘机说起母语来。但我们没有谈什么德国文学，这是我觉得最来劲的话题，我们主要谈的是政治，这种话题到头来让我无精打采。

我们穿过边境时史蒂夫跟我换了下位置，我坐在后排的一个座位上，小乌多正在那儿睡觉，我在那儿继续听着汉斯滔滔不绝的谈话，他那些改造世界的计划。我想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陌生人对我如此慷慨，但我又如此不喜欢。

汉斯变得越来越疯狂，而且还是个十分差劲的司机。我们迷了好几次路，翻一座什么山花了好几个小时，又不知道该如何回到把我们带向巴塞罗那的大道。我们终于上了大道时，汉斯坚持说我们去看看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已经很晚了，我们都很饿，根本没有心思看什么教堂，即便很漂亮，但汉斯说了算，开车围着这个城市绕了无数圈后，我们终于到了那里。大家都觉得挺漂亮的（除了约翰，他对任何艺术都不怎么欣赏），而我们显然更想找个不错的宾馆住下来吃点东西。但汉斯说西班牙最安全的吃的东西是水果，他把我们扔在那里，坐在广场的一把长椅上望着圣家族大教堂，然后跟莫妮可和他们的小儿子去搜寻水果摊去了。半个小时过后他还没有回来，我们望着巴塞罗那粉红色的夕阳，休说，没准他迷路了。艾瑞卡说，也可能是他扔下我们不管了。扔在一家教堂前，她又说，就像几个孤儿。不怎么爱说话、一旦说话却总是发布愚蠢言论的约翰说，极有可能此时此刻汉斯和莫妮可正在一家上好的饭店吃着热腾腾的佳肴呢。我和史蒂夫不发一言，但在琢磨着各种可能性，我想约翰的理论最令我们震撼，它最接近真相。

大约九点的时候，我们开始绝望了，这才看到休旅车出现了。汉斯和莫妮可给我们每人分了一只苹果、一根香蕉、一只橘子，然后告诉大家，他不停地跟当地土著讨价还价，他建议我们最好推迟计划中去巴伦西亚的行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说，巴塞罗那城外有些价廉物美的露营地。大家用最便宜的日常花销就可以休息几天，游泳、晒日光浴。不用说，我们一致同意，并且恳求直接去那里。我记得莫妮可从不说一句话。

我们花了三个小时研究如何出城。期间，汉斯告诉我们，他在部队服役时，在吕内堡附近的一个基地，由于开一辆坦克失控了，上司差点把他送上军事法庭。他说，驾驶坦克要比驾驶休旅车复杂多了，我告诉你们吧，小子们。

我们终于出了城，行驶到四车道的高速公路上。露营地集中在一个地区，汉斯说，你们看到的时候告诉我一声。路面黑黑的，我们只能看清路两边的工厂和荒芜的土地，再往里一点，几幢高耸、幽黑的大楼似乎随意地搁在那里，看上去好像都是塌成了半成品的废墟。不过，没多久，我们便进入树林，终于看到了第一批营地。

但一切跟汉斯的描述相差甚远，因为由他掏钱，我们就继续穿过林地，最后看见一个标志，上面有一颗孤单的蓝色星星从松树枝中伸出来。我不记得当时是什么时候了。我只知道天色已经很晚，汉斯在一根挡在路上的横杆前刹住车时，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小乌多都醒来了。这时我们看见有个人或者人影提起横杆，汉斯下了车走进营地办公室，那个放我们进去的男子跟在后面。片刻后他又出来靠在司机座的窗边。他带来消息说营地已经没有帐篷出租了。我们迅速算计了一下。艾瑞卡、史蒂夫和约翰没有帐篷。不过休和我都有。我们商量好艾瑞卡和我可以睡一顶帐篷，史蒂夫、约翰、休可以睡另一顶。汉斯、莫妮可和男孩睡在休旅车里。后来汉斯又回到办公室，签了几份协议什么的，然后坐到方向盘后面。那个让我们进去的男子骑着一辆小小的自行车，把我们带到幽灵般的街上，街的两侧全是旧的休旅车，最后来到营地一角。大伙都累得要命，很快就全部睡着了，连澡都没有冲一下。

第二天我们在沙滩上玩了一整天，晚上吃过饭后又上营地酒吧的露台去喝酒。我到那里时，休和史蒂夫正跟我们头天晚上见到的那个看门的聊天呢。我挨着莫妮可和艾瑞卡坐下，打量着四周。酒吧可谓营地的忠实写照，里面空空荡荡。三根巨大的松树从水泥中长出来，有些地方树根把地板都提起来，好像是块地毯。有一刹那我纳闷自己究竟在那里干吗呢。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晚上某个时候，史蒂夫和那个巡夜的开始朗读起诗来。史蒂夫在哪儿找到这些诗的？后来，又有些德国人加入我们一伙（他们给我们买了一轮饮料），其中一个模仿唐老鸭惟妙惟肖。到了那天晚上快结束的时候，我记得看见汉斯与那个巡夜的争论起来。他用西班牙语说着，似乎越说越生气。我看了他们一会儿。有那么一刻我想他都快要哭了。那个巡夜的似乎很镇定，或者至少没有挥舞着胳膊做出疯狂的动作。

第二天我游泳的时候还没有从昨晚的宿醉中恢复过来，我见到他了。沙滩上只有他一个人，他坐在沙子上，穿得严严实实，在读报纸。我从水里出来后向他招了招手。他望着我回应性地招了下手。他样子很苍白，头发乱得一团糟，似乎刚刚睡醒。那天晚上，我们无事可做，就又一块上酒吧了。约翰想在点唱机里选一首歌。艾瑞卡和史蒂夫独自坐在桌子的不远处。昨晚在一块玩的那几个德国人已经走了，我们成了露台上惟一的几个人了。过了会儿，那个巡夜的来了。早晨四点时只剩下休、巡夜人和我。后来休也走了，我和那个巡夜人出去做爱。

他过夜的那个小屋窄得连个孩子或者侏儒都无法躺直了。我们试着坐在膝上做爱，可是特别不舒服。后来我们又试着坐在一把椅子上做。最后连我们都笑了，没有搞成。太阳出来时他陪我走到帐篷前，然后就走了。我问他住哪儿。巴塞罗那，他说。我们可以一起去巴塞罗那，我说。

第二天那个巡夜的早早就来到营地，距他值班的时候还远得很呢，我们一起在海滩上玩了会儿，然后步行去卡斯特戴菲尔斯。那天晚上我们所有的人又齐聚露台，但酒吧很早就打烊了，可能还不到十点。我们看着像是避难者。汉斯开着休旅车去买面包，然后莫妮可给大家做了份意大利香肠三明治。趁着酒吧没关门我们买了啤酒。汉斯把我们召在他的桌子周围说，过几天我们继续往巴伦西亚赶。我在尽力为大伙做事，他说。这个营地快完了，他又说，盯着巡夜人。那天晚上点唱机没有开，汉斯和莫妮可拿出一部卡式录音机，我们听了会儿他们喜欢的音乐。后来汉斯和那个巡夜人又开始争执起来。他们讲的是西班牙语，但汉斯又频频地把他说的翻译成德语给我听，还不时点评那个巡夜人看事物的方式。我觉得这种聊天乏味得令人吃惊，我索性不理他们了。但是，我跟休跳舞的时候，又不时地回头看着他们，汉斯跟昨晚似的好像马上又要哭出来了。

你猜他们在谈论什么呢？休问。可能是些愚不可及的事儿吧，我说。这两个人互相挺讨厌对方，休说。他们几乎不认识，我说，可是后来我又想了想他的话，觉得他说的没错。

第二天早上九点前，那个巡夜的到帐篷里来找我，我们在卡斯特戴菲尔斯乘火车去了西特格斯。我们在那个镇上玩了一天。我们在沙滩上吃奶酪三明治时，我告诉他，去年我给格雷厄姆·格林写过一封信。他似乎很吃惊。为什么给格林写信呢？他问。我说，我喜欢格林。他说，我没有这么想过，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你不喜欢格林吗？我问。我读的他的东西不多，他说。你在信里都对他说了什么？我跟他说了我的生活和牛津的情况，我说。我读的长篇不多，他说，但读了很多诗。他又问格林回我信了没有。回了啊，我说，他的回信很短但挺客气。西特格斯住着一个我们国家的小说家，我拜访过一次，他说。哪位小说家？我问，不过我可能应该省点麻烦，因为我几乎没有读过拉美小说家的东西。那个巡夜的说了一个名字，我忘了，又说这个小说家像格林一样对他挺好。那你干吗去看他呢？我问。我不知道，他说，我跟他没有什么可说的，其实我几乎一次都没有张过嘴。你在那里自始至终一句话都不说？我不是一人去的，他说，我跟一个朋友一块去的，主要是他说。难道你没有向你很喜欢的小说家说一句话吗？你没有向他提任何问题？没有，巡夜人说，他似乎很压抑，而且有点小病，我不想打扰他。我不信你没有向他问一句话，我说。他问了我些什么，巡夜人说，然后好奇地打量我。问了什么？我说。他问我是否看过一部根据他的长篇小说拍的墨西哥电影。你看过吗？其实，我看过，他说，我碰巧看过这部电影，也很喜欢。问题是我没有读过这部小说，所以我不知道影片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原作。你对他说什么了？我问。我没有告诉他没有读过小说，他说。可是你告诉他看过电影，我说。你认为呢？他说。这时我想像他坐在那位长着格林面孔的小说家对面，我想他什么也没有说。你没有告诉他，我说。我告诉他了，他说。

两天后我们收拾行李去巴伦西亚。我跟巡夜人告别时心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他了。我们驱车出发，该我坐在汉斯旁边，跟他聊天时，我问他们争论什么了？你不喜欢他，我说。为什么？汉斯沉默片刻，这对他来说是很罕见的，琢磨着如何回答我。后来他只说了一句不知道。

我们在巴伦西亚待了一个星期，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来回流浪，睡在休旅车里，在橘园寻找工作，但什么也没找到。小乌多生病了，我们带他去医院。他只是感冒了，有些轻微发烧，由于生活条件的缘故加重了。结果，莫妮可的脾气变得坏起来，我第一次看到她跟汉斯生气。一天晚上，我们谈到离开休旅车，让汉斯和全家继续安静地旅行，但汉斯不许我们擅自离车，我们想他说得对。钱依然是个问题。

我们回到卡斯特戴菲尔斯时，天下着瓢泼大雨，营地发了洪水。那时正当午夜。那个巡夜人认出休旅车后出来迎接我们。我坐在后座的某个位置，看见他朝里面观望，想找到我，然后又向汉斯询问我在哪儿。他说如果让我们撑起帐篷会被洪水冲走，所以把我们领到营地另一头一幢类似砖木结构的小屋里，这个屋子盖得危险极了，至少有八个房间，我们晚上就在那里过了一夜。为了省钱，汉斯和莫妮可开车去了海滩。小屋里没有电，巡夜人去一间储藏清洁用品的屋里找蜡烛。他一支都没有找到，我们只好拿打火机来照明。第二天早晨，他来到小屋前，带着一个五十岁左右、满头卷曲白发的人，这个人打了声招呼，然后跟巡夜人交谈起来。后来这人告诉我们他是营地老板，他可以让我们在这儿住上一个星期。

那天下午，休旅车来了。莫妮可开着车，乌多坐在后排。我们告诉她大家都挺好的，他们应该过来跟我们住在一起，这儿是免费的，有很多房间够每个人用，但她说汉斯已经跟在法国南部的她叔叔电话里谈了，给大家带来的最好的消息就是我们可以立即起程去他那里了。我们问汉斯上哪儿去了，她说汉斯在巴塞罗那有生意要处理。

我们在营地又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汉斯来了，告诉我们一切都解决妥了，我们可以住在莫妮可一个叔叔的房子里，一直等到开始收葡萄的时候，这段等待的时间什么也不用做，就是把皮肤晒黑得了。这时他把休、史蒂夫和我拉到一边，说不想让约翰加入我们一伙。他是个变态狂，他说。让我惊讶的是，休和史蒂夫居然同意了。我说我不太关心约翰是不是跟我们在一起。可是由谁来告诉他呢？我们一起去说，这样比较妥当，汉斯说。据我所知，这是约翰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决定不参与。他们离开前我说，我要跟那个巡夜人在巴塞罗那待几天。我想一个星期后在那个小镇和他们会合。

汉斯没有反对，但走之前告诉我留心点。他有不祥之兆，他说。那个巡夜人？在什么意义上不祥？在一切意义上，他说。第二天早晨我就去了巴塞罗那。那个巡夜人跟母亲和母亲的朋友住在格兰维亚街上一间很大的公寓里，那位朋友比她年轻二十岁。他们只用公寓两头的房间。他母亲和情人住在后屋一个可以俯视小院的房间，他住在前屋，带一个临街的阳台。中间至少有六间空房，能感觉到在尘土和蛛网中间还有以前住户存在过的痕迹，约翰在其中一间屋子里住了两个晚上。巡夜人问我为什么约翰没有跟其他人一起走，我告诉他约翰总是显得挺有思想的，第二天早晨他就把约翰带到家里了。

后来约翰乘火车回了英国，巡夜人开始只在周末去工作，这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度过。那几天真开心。我们很晚起床，在当地一家酒吧吃早餐，我来一杯茶，他来一杯咖啡或者加点白兰地的咖啡，然后我们又在城里四处闲逛，直到两个人都很累了才不得不回家。当然，棘手的事儿也不少，最主要的是我不喜欢他给我花钱。一天下午，我们走进一家书店，我问他想要什么然后就给他买了。那是我送他的惟一的一件礼物。他选了本西班牙诗人德·奥里的诗集，我居然还记住了那个名字。

十天后，我离开巴塞罗那。他到车站来给我送行。我给他留了在伦敦的地址和我们就要去打工的胡西雍那个小镇的地址，以备他来拜访。可是，我们道别时我差不多有把握说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了。

起初旅途中很长时间只有我一个人，我觉得坐火车旅行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待着很舒坦。我有时间可以去思考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计划，我想做的和不想做的。我几乎刹那间意识到一人待着再也不会让我烦恼了。我在佩皮格南搭上一辆巴士，它在一个十字路口把我放下，我从那儿又步行到普拉内萨斯，我的游伴们说好在那里等着。我在夕阳西落前到了那里，大片连绵不断的葡萄园呈现在眼前，那是一片浓郁的绿褐色，这景致让我心里感觉更加平静，如果可能的话。可是，我到普拉内萨斯时，人们脸上的表情却不再那么好了。那天晚上，休把我不在期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讲了，由于不可知的原因，汉斯和艾瑞卡吵了一架，现在两个人都不说话了。好几天，史蒂夫和艾瑞卡商量是不是离开，但后来史蒂夫又跟艾瑞卡吵了一架，他们的逃跑计划搁置。好像还嫌事情不够糟糕，小乌多又生病了，莫妮可和汉斯几乎要为了他打起来。据休说，莫妮可想带他去佩皮格南的一家医院，汉斯反对，声称医院与其说能治愈病人，还不如说会加重病情。第二天早晨，莫妮可的眼睛都哭肿了，不过也可能是汉斯揍的。无论如何，小乌多自动康复了，或者是被父亲给喝的草药治好了。说到休自己，他说他大多数时间都在喝酒，因为这儿有大量葡萄酒，全免费。那天晚饭期间，我没有发现有丝毫紧张之兆，第二天，好像每个人都专等着我，开始收葡萄了。我们绝大多数人干的工作主要是剪葡萄。汉斯和休干搬运的活儿。莫妮可开着装葡萄的小车送到附近村子里的合作加工点。除了汉斯的这伙人，还有三个西班牙人和两个法国女孩，我很快就跟他们成了朋友。

工作让人精疲力竭，也许惟一的好处是干完活儿之后，没人想吵架了。还有很多产生摩擦的根源。一天下午，休、史蒂夫和我对汉斯说我们至少还需要两个工人。他表示同意，却说不能再找了。我们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跟莫妮可的叔叔签了合同，只能用十一个人完成收葡萄的任务，不能再增加一个人了。

晚上，大家干完活儿后一般都去河边洗个澡。水很凉，但河流很深，完全可以进去游泳，我们可以通过游泳来活络身体。我们会打上肥皂，洗洗头发，接着再回屋里吃晚饭。那三个西班牙人住在另一幢屋子里，除了我们邀请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平常他们独自待着。两个法国女孩住在邻村（合作社就在那儿），每天晚些时候，她们都骑摩托回家。一个叫玛丽·约瑟特，另一个叫玛丽·弗兰丝。

一天晚上，我们全都喝了很多酒，汉斯告诉大家他曾在一个丹麦公社生活过，那是世界上最大最有组织的公社。我不知道他聊了多久。有时他兴奋了就开始敲桌子或者索性站起来，我们坐在那里看着他体积开始变大，拉长到很夸张的高度，像个食人怪物一般，由于他的慷慨和我们的拮据，我们被这个怪物牢牢地捆住了手脚。又过了一个晚上，大家都睡着了的时候，我听到汉斯在跟莫妮可说话。他们住在我上方的屋子里，那天晚上可能忘关窗户了。无论什么原因，我听到他们的谈话了。他们在用法语交谈，汉斯说他也无可奈何，就是这么回事，他无可奈何，莫妮可说，是吗，他可以的，他得试试，接下来的内容我没听到。

一天下午，我们就要完工时，那个巡夜的来了。看到他我高兴极了，乃至说了我爱他的话，还说他应该多保重。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样说了，可是看着他走到大街上，我有种感觉，好像某种危险隐隐约约悬在我们头顶。

令人意外的是，他说也爱我，想跟我一起生活。他好像挺高兴。尽管很累——他搭便车差不多走遍整个省，最后终于找到了——却很高兴。那天下午，我记得，除了汉斯和莫妮可，每个人都出去游泳了，我们脱了衣服跳进河里，那个巡夜的待在岸上，全身裹得严严的，事实上是穿得太多了，好像无论天多热他都感觉挺冷的。这时发生了一件貌似无足轻重的事儿，但我却感觉到了某种东西的手：命运或上帝之手。我们在水里时，三个流动工人出现在桥上，站在那里长时间地看着我们，看着艾瑞卡和我。他们是两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和一个少年，也许是祖父、父亲、儿子关系，穿着破破烂烂的工作服，后来其中一个用西班牙语说了句什么，那个巡夜的回答了他们。我看到他们的脸朝下看着，巡夜的脸朝上看着（天空很蓝），先寒暄了几句后开始交谈起来。三个流动工人和那个巡夜人都很健谈。起先，好像是一问一答，接着像是闲聊起来，三个人坐在桥上，一个流浪汉站在桥下，进行着简单的对话，我们几个，史蒂夫、艾瑞卡、休和我像天鹅和鸭子一般洗着澡，游来游去，期间谈话继续进行着，我们这样理论上是避开这场西班牙语的谈话，但那只是目标的一部分，主要是艾瑞卡和我成了他们视觉享受和憧憬的源泉。可是那几个人很快就走了（不等我们从水里出来），他们说了声再见，当然这句西班牙语我能听得懂，巡夜人也向他们说了再见，此事到此为止。

那天晚上吃晚饭时，大家喝得酩酊大醉。我也喝醉了，但还没有醉到像别人那种地步。我记得休大声地喊着暴君、暴君，我记得艾瑞卡挨着我坐在长桌边，抓住我的下巴在我嘴上吻起来。

我敢肯定就要发生不祥的事情了。

我对巡夜人说我们该上床睡觉了，他没理我。他说个不停，糟糕的英语中混杂着法语，谈论着一个在胡西雍失踪的朋友。你正好可以找找朋友，休说，跟陌生人喝喝酒。你们不是陌生人，巡夜人说。后来他们全都唱起歌来，休、艾瑞卡、史蒂夫和那巡夜人，我想他们唱的是一首摇滚歌曲。过了会儿，那两个跟我们一块儿干活的西班牙人来了。我不知道是谁把他们叫来的。这回我一个劲儿地想：不祥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可我不知道会是什么事儿，也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阻止它，除了拉着那个巡夜人去我的房间跟他做爱、说服他睡觉。

这时汉斯从自己屋里走出来，晚饭后不久他和莫妮可老早就上床了，他让我们别这么闹了。我记得他这样出来警告了好几次。汉斯打开门，逐一盯着我们，说太晚了，这么闹他老睡不着，我们明天还要工作。我记得没有任何人理睬他哪怕一丁点儿。他出来时大家说好的，好的，汉斯，我们这就不闹了，可是等到门一关，立刻又喊叫大笑起来。然后汉斯又打开门，裸露的身上只穿着一条白色贴身内裤，金色长发乱糟糟的，他说聚会结束了，大家该马上各回各的房间。巡夜的站起来说：听着，汉斯，别那么白痴了，别这样。我记得休和史蒂夫大笑，或者笑汉斯脸上的神情，或者笑他的英语句子说得很别扭。汉斯站了片刻，满脸茫然，接着开始咆哮起来：你够放肆啊？说了这句后就向巡夜的冲来。他们之间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完全有条件详细地观察他，一个半裸巨人以几乎奔跑的速度穿过房间直接向我可怜的朋友冲来。

可是，随后发生的情景谁都没有料到。巡夜人坐在那里动都没有动，当那团肉横过屋子冲撞而来时，他仍然镇定自若，当汉斯距离他仅有几寸之遥时，一把刀出现在他的右手（在他柔软的右手里，那只手跟一个剪葡萄的工人的手完全不同），这把刀举起来放到汉斯的胡须下面，事实上几乎要挨着胡须的外围了，汉斯冷静了下来，他说，这是什么？这是开什么玩笑？他是用德语说的，艾瑞卡尖叫着，莫妮可和小乌多藏身的那扇门打开一道缝，莫妮可的脑袋匆匆一闪，她自己可能也赤身裸体。这时巡夜人朝前走去，朝汉斯冲过来的方向走去，那把刀，我看得很清楚，因为我就在数尺之远，滑进汉斯的胡须，汉斯开始后退，但在我看来他们好像穿过整个房间朝莫尼可藏身的那扇门退去，其实他们只走了三步，也许两步，然后停下，巡夜人把刀放低了，盯着汉斯的眼睛，转过身背对着他。

休后来说，那一瞬间汉斯应该能扭住他，将他制伏，可事实上他站住没动，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史蒂夫走到身边给了他一杯葡萄酒，他简直像吞空气般喝了酒。

这时巡夜人转过身开始辱骂他。他管汉斯叫纳粹，说你想对我干吗，纳粹？汉斯盯着巡夜人的嘴里喃喃自语，握起了拳头，我们都以为他会冲向巡夜人，这次没有什么会拦他，可是他忍住了，莫妮可说了句什么，他转过身应答了一声妻子，休走到巡夜人跟前把他拉到一把椅子里，可能又给他灌了很多酒。

我记得接下来所有的人都离开那幢房子到普拉内萨斯街上去赏月。我们仰望着天空：月亮藏在巨大的乌云后面，可是风又向东吹拂着乌云，月亮露了出来（我们都大声尖叫起来），可是又消失了。在某个时刻我觉得我们个个都像鬼魂。我对巡夜人说：我们回家吧，我想睡了，我累了，可是他根本不理我。

他一个劲儿地说着一个失踪了的人，同时还不停地大笑着，开着谁也听不明白的玩笑。当最后几幢房子抛在我们身后时，我想该回去了，如果现在不回去，明天就起不来了，我走到巡夜人跟前吻了他一下。一个道晚安的吻。

我回到住处时所有灯都熄灭了，而且万籁俱寂。我走过去打开一扇窗户。没有一丝声音。我又回到自己房间，脱了衣服上床。

我醒来时发现那个巡夜的睡在我旁边，我说了声再见就去跟别人一起干活去了。他没有反应，躺在那里跟死人似的。一股呕吐的味道弥漫在房间。我们中午回去时他已经走了。我看到床上留了张纸条，对自己昨晚的行为表示道歉，还说我可以随时去巴塞罗那，只要我愿意，他会在那里等候我。

那天早晨休对我讲了昨晚发生的事，他说，我走了后那个巡夜人简直疯了，他们来到河边，一个劲儿地说有人在呼唤他，那声音就在河的对岸。不管休告诉他多少遍，说那边什么人也没有，只有水的声音，甚至连水的声音都很轻微，可他坚持说有人在下边，在河的对岸，在等着他。我想他是在开玩笑，休说，可是趁我没留心，他在沥青般的漆黑中沿着下坡跑掉了，朝他想像中的那条河跑去，跌跌撞撞地穿过灌木丛和荆棘。休说，这时只有他和我们邀请参加聚会的那两个西班牙人脱了群，巡夜人沿着下坡路往下奔去时，三个人都在后面追着，但速度慢多了，因为天太黑，坡度太陡，绊一跤没准会把骨头跌折了，所以他很快就在视野中消失了。

休认为他可能想跳进河里去。不过最有可能的是，休说，他一头撞到一块石头上，那儿石头多着呢，或者绊倒在一根掉在地面的树枝上，或者一头栽进荆棘丛里。他们来到尽头时，发现巡夜人正在草地上等着他们。这时最离奇的事情发生了，休说，当我走到他身后时，他来了个急转，刹那间我就摔倒在地，他骑在我身上，双手捏住我的喉咙。休说，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他都没有工夫害怕，事实上巡夜人在往死里掐他，那两个西班牙人不知消失在哪儿了，既看不见他的影子，又听不见他的声音，巡夜人的手勒着他的脖颈（这种双手跟我们当时已经伤痕累累的手是那么不同），休发不出任何声音，更不用说喊救命了，已经被惊傻了。

他可能会要我的命，休说，可是巡夜人忽然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然后就放了他，嘴里还说对不起。休看清了他的脸（月亮又出现了），用他的话说，这张脸泪流满面。休的叙述中最匪夷所思的是：当巡夜人放了他还说抱歉时，休也开始哭起来，因为忽然想起离他而去的女朋友，那个苏格兰女孩，他忽然想到没有人（除了父母）在英国等着他，他忽然明白了一直向我解释不清或者只能解释得挺拙劣的那种感觉。

后来那两个西班牙人来了，吸着大麻烟，他们问休和那个巡夜人为什么哭，他们开始笑了，休说，两个体面、正常的西班牙人，什么也不用说就全明白了，把那根大麻烟让大伙传着抽，后来他们四个人一起往回走。

现在感觉怎么样呢？我问休。挺好，他说，准备收完葡萄就回家。你觉得那个巡夜的怎么样？我问。我不知道，那是你的问题，你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干完收葡萄的活儿，也就是一个星期后，我跟休回到英国。我本来打算还去南方旅游，去巴塞罗那，可是收割结束后我实在太累了，太虚弱了，我决定最好还是回到伦敦的父母身边，如果可能的话再看看医生。

我在家里跟父母一起待了两个星期，无所事事的两个星期，没有见任何朋友。医生说我“生机消耗殆尽”，开了些维生素，又让我去眼科大夫那里看看。大夫说我需要配副眼镜。过了没多久，我搬到牛津科利路25号，我给那个巡夜人写了几封信。我告诉了他一切：我如何离开法国，医生怎么说的，我现在戴着眼镜，如何想尽快挣点钱计划去巴塞罗那看他，还说我爱他。我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给他写了大概有六七封信。后来新学期开始了，我又碰到了别人，于是也就不再想他了。

阿兰·莱伯特，切斯·拉欧尔酒吧，旺德尔港，法国，1978年12月。

那时我好像生活在反抗组织中。我有一间自己的窑洞，常常去拉欧尔酒吧读《解放报》。我并不孤单。还有别人跟我一样，我们从来没有百无聊赖的时候。晚上，我们讨论政治，玩撞球。有时聊聊刚刚结束的旅游旺季。每个人都会聊起别人干过的傻事，以及给自己挖的陷阱，我们在拉欧尔酒吧的露台上聊得大笑不止，看着航船或者星星，这些亮闪闪的星星在宣布严峻的月份，那些需要辛苦工作和寒冷的月份的光临。然后，在酩酊大醉中，我们独自或者成群结伙地离去。我呢，回到城外的窑洞里，离波莱多岩石山不远的一个地方。我不明白这座山为什么会叫那个名字，我从来没有费神打听过。最近，我注意到自己出现了一个让人讨厌的倾向，那就是随遇而安。总之，我说过了，每天晚上我都一个人回到自己的窑洞里，睡思昏沉地步行过去，到那儿后就点亮蜡烛，方便在里头走动。波莱多岩石山有十个窑洞，有一半住着人，可我从未进错过。我会爬进自己的那只加拿大猛人探险者牌睡袋开始思考人生，思考发生在眼前的一切，那些你时而理解时而不理解（大多数时候）的事情，然后浮想联翩，最后在不知不觉中昏然入睡，在梦中飞翔或者爬行，不一而足。

到了早晨，波莱多就像一个通勤者居住的小镇。特别是夏天。每个窑洞里都住着人，有时达四个或者更多，大约十点的时候，每个人都开始外出，说着早上好，朱丽特，早上好，皮埃罗特。如果你待在窑洞里，躲在睡袋里，就会听到有人在谈论着大海以及今天它有多么明媚，接着会听到锅盘撞击的声音，有人用野炊炉煮水的声音，甚至都能听到打火机的咔嚓声，高卢牌香烟从皱巴巴的烟盒里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的声音，你能听到哈哈声、呵呵声，当然总有白痴在谈论着天气。可是，在那里你真正能听到的全部声音还是大海的声音，波浪扑打到波莱多岩石的涛声。接着，夏季结束，窑洞开始空了，只剩下我们五个人，然后四个，最后只剩三个人，皮莱特、马莫德和我。这时皮莱特和我已经在伊索贝尔号上找到了工作，船长告诉我们可以带上装备，搬进船员宿舍。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但我们不想立刻跟他住在一起，因为我们在窑洞里有隐私，有自己的空间，而船舱里简直就像睡在棺材里一样，皮莱特和我已经习惯了在露天的空气中睡觉的舒服劲儿。

九月中旬，我们开始去狮子湾出海，有时挺顺利的，有时彻底失败，一般是以赚钱多寡来衡量，如果运气不错，赚的钱足以付我们的饭钱，倒霉的日子，拉欧尔酒吧连牙签也要给我们赊账了。这种萧条期会令人焦躁不安，乃至一天晚上在海上时船长说也许皮莱特是个灾星，一切都是他的错。他走出来这样说，就像人们在谈论下雨了或者饿了一样。接着，另外几个打鱼的说如果真是如此，干吗不把皮莱特就地扔进海里去呢？回港口后就说他喝得醉醺醺的自己跌进海里了。我们聊了会儿这事，半开玩笑半当真。所幸皮莱特喝得太厉害了，搞不清我们别的几个人在说什么。凑巧，那段时间，几个警察杂种到窑洞里来找我。我偷过一家超市的东西要在奥尔比附近的一个小镇受审。这是两年前的事儿了，我只拿了一块面包、一些干酪、一听金枪鱼罐头。可是你仍然逃不掉法律的长臂。每天晚上，我都跟朋友们在拉欧尔酒吧喝得烂醉，诅咒警察（即便我认出邻桌上有警察在喝着茴香酒）、社会以及经常跟你过不去的司法体制，我大声朗读着《艰难时世》杂志里的文章。坐我那一桌的人都是些打鱼的，有职业的也有业余的，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年轻小伙子、城里来的小孩，暑期打工的，来旺德尔港洗盘子，直到被盯上后才不干了。一天晚上，一个叫玛格丽特、我一直想跟她睡觉的女孩，读起罗贝尔·德斯诺的一首诗来。我不知道罗贝尔·德斯诺是他妈的何人，可我那一桌上其他人都知道，那首诗挺精彩，听了很有感触。我们坐在外面一张桌子旁边，镇上人家的窗户里灯光闪耀，可街上连只猫也没有，我们能听到的全部声音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以及在去车站的路上行驶的一辆遥远的小车的声音，只有我们在那里，或者我们自以为如此，但是却没有看见（或者说至少我没有看见）那个坐在最远的桌子边的家伙。玛格丽特给我们朗读完德斯诺的诗之后——是在你听完某种真的很美的东西后开始沉默的瞬间，那样的瞬间会持续一两秒钟或者一辈子，因为在这个残酷的世界，有些东西对每个人都是有意义的——那个家伙在酒吧对面站起走过来请玛格丽特再读一首诗。他问能否加入我们一伙，我们说没问题，怎么不行呢，他就从自己桌上端过咖啡，从黑暗中（因为拉欧尔总是节电）走出来跟我们一块儿坐下，开始像我们一样喝起葡萄酒来，还请了我们几圈，可是他那样子不像有钱人，不过我们都是穷光蛋，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就让他请了。

大约凌晨四点钟时，我们互道晚安。皮莱特和我回波莱多。在去旺德尔港的途中，我们一路走得很快，边走边唱着歌。这条路逐渐走下去后由大路变成小径，蜿蜒穿过岩石通向窑洞，到这儿时我们放慢了速度，即便喝得醉成这样子了，但还是清楚在这样的黑暗中一步踩错命将玩完，下面便是汹涌的海浪。晚上，平常那条小路沿途闹声不断，可是今天晚上有些特殊，显得特别宁静，有一阵我们只听到脚步声和拍在岩石上轻轻的浪花声。可是后来我却听到一种异样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有人跟在我们后面。我站住转过身望着黑暗深处，什么也没有看见。在我前面几尺远，皮莱特也站住了，站在那里听动静。我们俩都不说话，甚至都不动一下，就那样等待着。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车子的轻鸣声和发闷的笑声，好像驾驶人在犯傻。我们又听不到刚才的声音了，好像是脚步声。说不定是鬼呢，我听到皮莱特说，我们又开始起步走了。这时，窑洞里只有我和他，因为马莫德的堂兄或者叔叔来找他，他去蒙比利埃附近的什么村子帮着收庄稼了。睡觉前我们先抽了一支烟，看着外面的大海。后来我们道过晚安各回自己的窑洞。我想了会儿自己的事儿，不得不去的奥尔比之行、伊索贝尔号的萧条期、玛格丽特和德斯诺的诗、早晨在《解放报》上读的一篇关于巴德尔—迈因霍夫恐怖组织的文章。我快要闭上眼睛时又听到那声音了，脚步声越来越近，然后又停住，发出脚步的影子望着窑洞黑乎乎的入口。不是皮莱特的脚步声，他的声音我很熟悉，我熟悉皮莱特走路的声音，不是他。可是我太累了，又不想从睡袋里爬出，或许我已经睡着了却还听着脚步声，总之，无论如何，我想不管是谁发出的声音，对我都不构成危险，对皮莱特也没有危险，如果什么人想挑衅，我们会发现的，可是想挑事得先进入我们的窑洞，我知道，陌生人是不会进来的。我知道这个人是在找一间自己能睡觉、没人住的窑洞。

第二天早晨，我发现了他。他坐在一块像把椅子的平平的岩石上望着大海，抽着香烟。他就是我在拉欧尔酒吧见到的那个陌生人，他看我从窑洞里出来后站起来伸出手。我不喜欢陌生人碰我，在没有洗脸之前。所以我站在那里盯着他，想弄明白他的意图，可我只听懂了零星的几个词：“安慰”、“噩梦”、“女孩”。后来我走到弗兰西内特夫人果园，那儿有口井，他待在原地未动，吸着烟。我回来时他还在吸着烟（他嗜烟成瘾），他看见我时又站起来说，阿兰，我请你吃顿早饭吧。我记得没有告诉过他我的名字。我们离开波莱多时我问他怎么找到窑洞的，谁告诉你这里有窑洞可以睡。他说是玛格丽特，他管玛格丽特叫德斯诺的读者。他说，皮莱特和我走了后他跟玛格丽特和弗朗索瓦又待了会儿，问过他们有没有地方可以过夜。玛格丽特告诉他，镇子外皮莱特和我住的地方有几间窑洞。接下来就很简单了。他马上跑了，跟上我们，然后就选了个窑洞铺开自己的睡袋，就是这样。我问他是怎么穿过这些岩石的，这里道路糟糕得都不能称之为道路了，他说没有那么艰难，有我们在他前面，他只要跟着我们的脚步走就可以了。

那天早晨我们在拉欧尔酒吧喝了咖啡，吃了羊角面包，权当是早点了，这个陌生人说他名叫阿图罗·贝拉诺，在找一个朋友。我问他的朋友是谁，为什么又到旺德尔港来找，他从衣兜里掏出最后几个法郎，要了两份法国白兰地酒，开始聊起来。他说他的朋友跟另一个朋友住一起，他的朋友在等什么，可能是份工作之类的，我记不得了，他的朋友的朋友把朋友赶了出去，贝拉诺听说这个情况后就出来找他。你的朋友住哪里？我问。他没有家，他说。你住哪里啊？我问。在一间窑洞里，他说，但却微笑着说，好像在开玩笑。最后发现，原来他跟科里欧雷的佩皮格南大学的一个教授住在一起，就在附近。从波莱多可以看得见科里欧雷。后来，我又问他怎么知道朋友被赶出去了。他说：我朋友的朋友告诉我的。我又问：是把他赶走的那个人吗？他说没错。我说，换句话说，先是他把人家赶走了，接着他又告诉了你吗？他说：说实话，他害怕得要命。我问：这个所谓的朋友怕什么呢？他说：我朋友可能会自杀。我说：那你的意思是虽然他认为你的朋友可能会自杀，你的这个朋友的朋友还是把他赶走了？他说，没错，我自己没有弄清这层关系。这时我和他都笑了，都已喝得半醉，他走的时候，肩上扛着一个小包，他走了，打算搭便车在附近的那些小镇漫游，这时我们已经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吃过午饭（稍后皮莱特也加入进来），我告诉他，我在奥尔比如何受到法官的不公正对待，我们在哪里工作，天黑下来时他就走了，一个星期后我又见到他。他还没有找到朋友，但我觉得那时他差不多已经放弃寻找了。我们买了瓶葡萄酒，在港口一带漫游，他告诉我一年前干过卸船的活儿。这次他打算只在这里待几个小时。他比上次穿戴得好了一些。他问我在奥尔比的案子进展如何。他又问起我和皮莱特的窑洞。他想知道我们是不是还住在那里。我告诉他不住了，我们已经搬到船上，太冷不大上那儿住了，其实也并非全然因为寒冷已悄然而至，也有经济上的考虑。我们身上没有一个法郎，在船上我们至少还能吃上热饭。过了会儿，他就走了，据皮莱特说，那家伙喜欢我。你疯了，我说。那为什么他还来旺德尔港？他来这里想干吗？

10月中旬时他又来了。我听到外面有人说我的名字时正挺着身子躺在铺位上做白日梦呢。我走到甲板上时看见他坐在一堆东西中。好久不见了，莱伯特，他说。我走过去说你好，然后两人都点上烟。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有点轻淡的雾气，附近没人。我想，大家都上拉欧尔酒吧了吧，能听到远方一只船装货时绞盘发出的声音。我们去吃点早餐吧，他说。好的，去吃点早餐，我说。但我们谁也不动。我们看见一个人从防波堤那儿向我们走来。贝拉诺微笑起来。操，他说，是乌里塞斯·利马。我们一声不响等着他，直到这人走到我们这儿。乌里塞斯·利马比贝拉诺矮一些，但更结实。他像贝拉诺一样肩上扛一个小包。他们一看见对方就开始用西班牙语聊起来，他们打招呼、彼此问候的样子显得很随意，很平常。我告诉他们我要去拉欧尔酒吧了。贝拉诺说好的，我们稍后就来，我撇下他们在那里聊着。

伊索贝尔号船上的员工全都在酒吧里。他们看上去表情阴郁，完全有理由如此，但照我说当诸事不顺的时候如此沮丧反而是雪上加霜。于是我走进去，打量了一番都谁在，大声开了个玩笑，或者逗他们一乐，然后要了杯咖啡和一个羊角面包、一杯白兰地，开始读起前一天的《解放报》，弗朗索瓦经常读这份报，读完后就扔在酒吧了。我在读一篇写扎伊尔共和国的余余这个地方的文章时，贝拉诺和他的朋友走进来了，向我坐的桌子走来。他们要了四份羊角面包，那位失踪的乌里塞斯·利马把四个全吃了。他们又要了三份火腿和干酪三明治，给了我一份。我记得利马的声音有些奇怪。他的法语讲得比朋友好。我忘记我们都谈了什么，也许谈了扎伊尔的余余，我只知道在谈话途中贝拉诺问我能不能帮利马找份工作。我想笑。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都在找工作，我说。不，贝拉诺说，我说的是船上的活儿。伊索贝尔号？可我说的就是伊索贝尔上的员工在找工作啊！我说。这样啊，贝拉诺说。这得有空地啊。其实，有两个伊索贝尔号上的渔工在佩皮格南找了份建筑的活儿，这份工作至少让他们忙碌一个星期。我们得跟船长谈谈，我说。莱伯特，贝拉诺说，我相信你能帮我朋友找份工作。在船上没多少钱，我说。但至少能提供一张床铺，贝拉诺说。问题是，我怀疑你的朋友懂不懂打鱼和船上的事儿，我说。他当然懂了，贝拉诺说，不是吗，乌里塞斯？懂得很多，乌里塞斯说。我坐在那儿望着他们，因为显然不是实话，只要看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了，可是后来我又自问，我是谁居然对别人的事儿如此肯定。我从来没有去过美国。我怎么知道那边渔民们的情况呢？

当天早晨，我就去跟船长说了，我说带来一个新船员给他，船长说：好啊，莱伯特，给他住阿米多的铺，但只能住一星期。我回到拉欧尔酒吧时贝拉诺和利马的桌上放了一瓶葡萄酒，这时拉欧尔端出三盘鱼汤。这是非常普通的汤，但贝拉诺和利马还说法国菜做得多好。我不知道他们是跟拉欧尔或者自己开玩笑呢，还是当真的。我想他们是当真的。接着我们开始吃炸鱼沙拉，然后又来老一套了，恭维厨师，沙拉多棒，普罗旺斯沙拉多经典，显然这样说让这胡西雍人脸上挂不住。可拉欧尔挺高兴，而且毕竟他们付的是现金，他还要怎么样呢？后来弗朗索瓦和玛格丽特进来了，我们请他们坐一起，贝拉诺给每个人要了份点心，又要了瓶香槟，但酒吧没有香槟，他只好又要了瓶葡萄酒，在酒吧的几个伊索贝尔号上的渔民凑到我们这桌来，我把利马介绍给他们。我说：这家伙就要跟我们一块工作了，他是墨西哥来的水手，是的，先生，贝拉诺说，帕茨库阿罗湖的漂泊的荷兰人[2]，那几个渔民向利马打了个招呼，握握手，他们会觉得利马的手有些怪，显然不是渔民的手，你立刻就能觉察出来，但他们的想法大概跟我差不多，谁知道一个遥远国度的渔民的手是什么样呢。查普特派克湖畔小屋的灵魂垂钓者，贝拉诺说，就这样聊到下午六点，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后来，贝拉诺付了账，跟每个人道别后就去科里欧雷了。

那天晚上利马跟我们一起在船上睡了。第二天天气很糟糕。天亮时乌云密布，我们花了一早上和半个下午的时间整理设备。利马被安排去清理货舱。底下的味道实在难闻极了，我们都避着这活儿，死鱼臭气刺鼻，能把人给熏倒了，但那个墨西哥人硬是坚持下来。我想船长是在考验他吧。他让这个墨西哥人去清理货舱。我对这个墨西哥人说：假装在干着，然后两分钟内回到甲板上。可利马下去后在那儿一待就是一个多小时。吃午饭时，皮莱特做了鱼排，利马不想吃。吃吧，吃吧，皮莱特说，可利马说他不饿。他坐下歇了会儿，离我们远远的，好像担心如果观察我们吃饭会呕吐，后来他又回到货舱了。第二天，早晨三点的时候，我们起航出海了。几个小时后我们才发现利马压根就没有船上生活经验。只希望他别掉进海里，船长说。大家都望着利马，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同时又看着已经喝醉的皮莱特，我们只好耸耸肩，并不抱怨，但我相信那时他们都挺嫉妒两个在佩皮格南设法找到建筑活儿的工友。我记得那天天色阴沉，夹带着雨的云从东南方翻滚过来，但接着风变了，乌云升起来。十二点时，我们开始收网，其实里面什么也没有。午饭时我们所有的人苦恼极了。我记得利马问我这样的情况有多久了，我告诉他至少有一个月了。皮莱特开了个玩笑建议我们放火烧了船，船长说如果他再听到这样的话，就把他揍得两眼发黑。后来我们又把船向东北方向开去，下午时我们又在一个地方撒下网，以前从来没有在那里打过鱼。我记得，除了皮莱特我们谁也没有太把它当回事，他那时已经彻底醉了，在控制室里胡言乱语着，谈着他扔在什么地方的一支枪，或者长时间地望着一把菜刀的锋刃，然后又环顾四周寻找船长，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大致这个意思吧。

天开始黑下来时，我们发现网开始满了。我们把网拉起来，船里的鱼比前几天的全部收成加起来还多。忽然，我们开始疯了般地工作起来。我们继续向东北方向开去，不断地撒下网去，等再收起来时里面满是鱼。连皮莱特都战果累累。我们接连干了一整夜一整早晨，一直没有睡，追随着向海湾东北尽头移动的鱼群。第二天下午六点，舱里的鱼满满的，以前可从未见过这样丰硕的成果，可是，船长说十年前他见过一次几乎同样丰硕的捕捞。我们返回旺德尔港时，没有几个人相信发生的一切。我们卸了船，睡了会儿，然后又出海了。这次我们没有发现大鱼群，但收获也不少。那两个星期可以说我们绝大多数时候都生活在海上而不是港口。后来，一切又都回到常态，但我们知道发财了，因为工资是按捕捞比例拿的。后来，那个墨西哥人说，他不干了，他现在有了足够的钱去做需要做的事情，然后就走了。皮莱特和我问他需要做什么。旅游，他说。我挣的钱够买一张去以色列的飞机票了。我敢打赌那儿肯定有个女孩在等着你，皮莱特说。差不多吧，这个墨西哥人说。后来我和他去跟船长说。船长手里还没有钱。鱼加工厂需要一段时间才会付款，特别是捕获量这么大，利马只好又等了几天。可他再也不想到船上睡了。他消失了几天。我们再次见到他时，他告诉我去了趟巴黎。他搭便车去了又回来了。那天晚上，皮莱特和我带他到拉欧尔酒吧吃晚饭，接着他又来船上睡了，虽然他知道我们早上四点钟就要离港去狮子湾再去试着找找那个令人不可思议的鱼群。我们在海上待了四天，捕获平平。

此后，利马决定还是多待些时间，直到给他付了工资，这期间他就睡在波莱多的一个窑洞里。一天下午我和皮莱特去找他，指给他哪个窑洞最好，那口井在哪里，晚上应该走哪条路才不至于掉到悬崖下面：基本上是些如何舒服地过户外生活的秘诀。我们不出海的时候，就看见他在拉欧尔酒吧待着。利马跟玛格丽特、弗朗索瓦以及一个四十多岁的德国人鲁道夫混成了朋友，鲁道夫在港口一带干些零工，自称十岁时就在维尔马奇特当过兵，得过铁十字勋章。当大家都说不相信时，他拿出勋章给想看的人展示：那是一枚发黑、生锈了的铁十字。接着他在勋章上吐了口唾沫，用德语和法语发誓。他把勋章拿到离脸十寸远的地方对着它说起话来，好像那是个小侏儒，对着它做鬼脸，然后又把它放下，对着十字极度狂躁或者厌恶地吐起唾沫来。一天晚上，我对他说：如果你这么讨厌他妈的这枚勋章，干吗不他妈的把它扔到他妈的海里去呢？这时鲁道夫安静下来，似乎很羞愧，把铁十字勋章收进衣袋。

一天早晨，我们终于拿到工资了，当天早上贝拉诺又出现了，我们为那个去以色列的墨西哥人饯行。午夜时分，我和皮莱特陪他们一起去车站。利马打算搭十二点的火车去巴黎，从巴黎再乘第一个航班去特拉维夫。我发誓火车站没有一个人影。我们在长椅上坐下，一会儿皮莱特就睡着了。唉，贝拉诺说，我感觉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们沉默了很长时间，他的声音惊了我一下。我以为他是在对我说话，等利马用西班牙语回答时，我才意识到不是。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后来火车到了，火车是从泽贝雷过来的，利马站起来向我道别。谢谢你教我如何在船上干活，莱伯特，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不想弄醒皮莱特。贝拉诺跟他一起向火车走去。我看着他们握了握手，然后火车就离去了。那天晚上贝拉诺住在波莱多的窑洞过夜，我和皮莱特去了伊索贝尔号船。第二天贝拉诺就离开旺德尔港了。

1　拉斯普金（Grigori Yefimovich Rasputin，1869－1916），被称为俄罗斯的“妖魔僧侣”。原是一名修士，学习过占卜和咒术，因偶然治好尼古拉二世皇子的病而受皇室重用，获得政治上的影响力。后因行为放荡招致其他贵族不满被处死。

2　贝拉诺引用了欧洲传说中一艘永远无法返乡的幽灵船“漂泊的荷兰人”（The Flying Dutchman）的典故，它受到诅咒永远必须在海上航行，无法靠岸。

9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后来我听到了说话声。他们在对我说：萨尔瓦铁拉先生，阿马德奥，你好吗？我睁开眼睛，是那两个小伙子，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瓶酒。我说：没什么，小伙子们，我只是出了会儿神。到了我这个年纪，睡意会出其不意地找上来，但是该睡着的时候永远睡不着，我是说午夜时分，等你上了床后却睡意顿消或者不配合，让老人们彻夜失眠。不过我对失眠毫不在意，因为那时我正好可以花几个小时来读书，甚至有时间翻阅那些资料。问题是到头来我会随地犯困，甚至工作的时候，这对我的名誉影响非常不好。别担心，阿马德奥，小伙子们说，如果你想打会儿盹，没关系，那就打吧，我们改天再来。不，小伙子们，我现在好了，我说，我来看看，龙舌兰在哪儿呢？这时其中一个小伙子打开酒瓶，把神灵的甘露倒进我们各自的杯子里，还是我们刚才喝过酒的杯子，有人会觉得这是偷懒的信号，又有人觉得是优雅的极致，因为，我们应该说，杯子被梅斯卡尔酒装饰得熠熠生辉，龙舌兰更令人心怡，就像一个穿着皮大衣的裸体女人。干杯，那就！我说。干杯！他们说。我取出那份还夹在胳膊下面的杂志，当着他们的面挥了挥。两个小伙子同时去争夺，但动作太慢了。这是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卡沃尔卡》，我告诉他们。塞萨雷亚的杂志，如他们所说是本能现实主义的正式出版物。自然了，大多数投稿者并不是这个团体的成员。有曼努埃尔、有吉尔曼，但不见阿克莱斯的东西，还有萨尔瓦多·加尔拉多，瞧：还有萨尔瓦多·诺沃，有帕布里托·莱斯卡诺，有恩卡纳西翁·古斯曼·阿雷顿多，还真有你的。接下来是几个外国人：特里斯坦·特萨拉、安德烈·布勒东、菲利普·苏波[1]，是吗？了不起的三人组。后来我让他们从手中拿走杂志，看着两个人把头埋在陈旧的八开本的纸页，塞萨雷亚的杂志中，我有一种巨大的满足感，虽然他们那么见多识广，先翻到的还是译文，特萨拉、布勒东、苏波的诗，分别由帕布里托·莱斯卡诺、塞萨雷亚·蒂纳赫罗还有在下我翻译。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那几首诗叫《白色沼泽》、《白夜》、《黎明和城市》，塞萨雷亚想把后者翻译成《白色城市》，但我否定了她的译法。我为什么否定？嗯，因为错了，先生们，黎明和城市是一回事，而白色城市又是别的意思了，所以我要插手干涉，无论当时我多么欣赏塞萨雷亚。其实我不该那么欣赏，我向你们坦白，可我始终真心地欣赏她。我的法语显然差强人意，也许帕布里托还可以。信不信由你，现在我彻底丢了法语，但我们还是翻译了，塞萨雷亚翻得很潦草，如果你们不介意我这样说，她重新改造了那首诗而她认为是合适的，我则像奴仆般地同时拘泥于不可言说的精神以及原文的字母。自然，我们也犯了不少错误，那些诗像皮纳塔般被打得伤痕累累，总的来说，相信我，我们加入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见。比如，苏波和我的诗。简单地说：就我所知，苏波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法国诗人，一个走得最远的诗人，你知道，我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听到有人说起他了，但据我所知，他还活着。这期间，我对艾吕雅的情况一无所知，看他走得多远，除了诺贝尔奖，什么奖都拿了，是吧？阿拉贡获诺贝尔奖了？不，我想不会。他们颁给了夏尔[2]，我想，可他当时也许并不写诗。圣琼·佩斯[3]呢？我对他不予置评。他们不会把这个奖给特里斯坦·特萨拉的。生活经常出现奇异的转折！接着小伙子们读起曼努埃尔、李斯特、萨尔瓦多·诺沃（他们喜爱他！）我（别，别读我的诗，我说，那些诗太悲观了，浪费时间）、恩卡纳西翁、帕布里托的诗来。这个恩卡纳西翁·古斯曼是什么人？他们问道。帕布里托·莱斯卡诺是谁？他翻译特萨拉的诗，文风像马里内蒂，法语大概说得像个法语联盟的访问学者。我好像又恢复了生命活力，好像黑夜停住自己的运行，透过窗帘偷看着说：萨尔瓦铁拉先生，你得到了我的许可，离开这儿，去放声演讲，直到喉咙嘶哑——我的意思是，我想说的是，我没有丝毫睡意了，好像刚喝下去的龙舌兰在肚子里、在黑亮的肝脏中与苏西达斯牌酒不期而遇，而且正在向它降服，这也理应如此，因为某些阶级界限依然存在。我们又倒了一巡酒，我开始给他们讲述帕布里托·莱斯卡诺和恩卡纳西翁·古斯曼的故事。他们不喜欢恩卡纳西翁的两首诗，他们跟我很坦率，那两首诗讲不通，天哪，这恰好与我的想法和信念很接近，我觉得可怜的恩卡纳西翁的东西收进《卡沃尔卡》绝不是因为她有多好，而是因为塞萨雷亚对她的袒护，这是一个女诗人对另外一个女诗人的袒护，可谁知道塞萨雷亚从恩卡纳西翁身上看到了什么，或者她出于为恩卡纳西翁或自己考虑作出了什么样的妥协。发表朋友的作品是墨西哥文学活动中习以为常之举。也许恩卡纳西翁不见得是个优秀诗人（正如我本人也不是），甚至压根就算不上诗人，无论好还是坏（就像我也不是），可她是塞萨雷亚的好朋友。塞萨雷亚愿意从自己嘴里分出点面包或者龙舌兰来哺给自己的朋友们！所以我给他们讲了讲恩卡纳西翁·古斯曼的故事。我说她1903年生于墨西哥城，根据我的推算，大概如此，还说她在一家电影院外跟塞萨雷亚相识，别笑，这是真的，我忘了她们看的是什么电影，但情节肯定很悲伤，里面可能还有卓别林，总之，两人出来时都哭了，互相看着对方又开始笑了，也许塞萨雷亚嗓子有些沙哑，她有自己独特的幽默感，会忽然爆发出来，像一个火花或者迅速一瞥和砰的一声！她会忽然大笑倒在地上打滚，而恩卡纳西翁可能笑得更克制些。那时塞萨雷亚住在克鲁塞斯大街的一幢出租房里，而恩卡纳西翁和姑妈（这个可怜的人既无父亲也无母亲）住在德里西亚斯大街，我想。两个人都工作了很长日子，塞萨雷亚在“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的办公室工作，这位将军对尖锐主义者很关照，但他对文学可谓一窍不通，这是事实，而恩卡纳西翁是尼诺·佩尔迪多街上一家服装店的售货员。谁知道她们是怎么成为朋友的，从对方身上看到了什么。塞萨雷亚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可是看到她的人都说她是一个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的女人。恩卡纳西翁则完全相反，她绝对漂亮，总是穿得漂漂亮亮（塞萨雷亚有什么就穿什么，有时甚至披一件农民的大围巾），可是像酒吧混战中的陶瓷小雕像般不安全和脆弱。她的声音，怎么描述呢？很尖细，很轻微，没有丝毫急迫的味道，但为了让别人听得见总要大声说，这个可怜的家伙从孩提时就怀疑自己的讲话能力，基本上是一种很尖细的声音，而且令人极不舒服，多年以后我只听到过一次类似的声音，正好也是在一家影院里看一部动画短片，里面有一只猫或者一条狗或者一只小老鼠，你知道，那些外国佬在做动画片方面何其聪明啊，这只动物说话的声音很像恩卡纳西翁。如果她是个哑巴，我想我们中会有不止一个人爱上她，可是有了那种声音，就不可能了。另外，她毫无才华可言。一天，塞萨雷亚把她带到我们的一次聚会上，当时我们全都是尖锐主义者或其支持者。开始大家都很喜欢她。我是说只要她不说话。吉尔曼可能还逗过她，我也可能逗过。但她始终很生分和羞怯，而且老黏着塞萨雷亚。但是，她及时地变得更自信起来，一天晚上，她开始表达自己的意见了，又是批评，又是提建议。曼努埃尔别无选择，只好告诉她安分点。恩卡纳西翁，他说，你连诗歌的常识都不懂，干吗不安分些呢？这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恩卡纳西翁讲话时在场面上藏而不露、仿佛不在现场的塞萨雷亚从座位上站起，对曼努埃尔说不能这样对一个女人讲话。可是你没有听到她说的那些蠢话吗？曼努埃尔说。我听到了，塞萨雷亚说，她表面上似乎漠不关心，其实没有错过这位朋友和被保护人做的或说的任何东西，但我还是认为你该向她道个歉。好吧，我道歉，曼努埃尔说，但从现在开始她最好闭上嘴。阿克莱斯和吉尔曼同意他的提议。他们提出，如果她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就别说了。这样对人不尊重，塞萨雷亚说，剥夺了她的说话权。恩卡纳西翁再没有参加以后的聚会，塞萨雷亚也不参加了。那些聚会并不正式，也没有人怀念她们，至少表面上如此。那次聚会结束后，帕布里托·莱斯卡诺和我走在这个城市中心的大街上，背诵着保守派诗人塔布拉达的诗歌，我才意识到她不在了，同时觉得到自己对塞萨雷亚的了解是多么有限。

华金·芬特，埃尔·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莱昂纳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联邦区郊外，1979年3月。

一天，一个陌生人来看我。我记得那是1978年。来看我的客人不是很多，只有我女儿和一个女人以及另一个说也是我女儿的女孩，她漂亮极了。这个男子以前从来没有看过我。我在向北的院子里接待了他，虽然所有的疯子们都面朝南或者朝西，我却一直朝北，我就这样接待了他。那个陌生人说，早上好，基姆，今天怎么样呢？我回答说跟昨天一样，也跟前天一样，我问他是不是我以前上班的建筑工作室打发来的，因为他那眼神和说话的方式我隐隐约约有些熟悉。这个陌生人大笑着说你怎么会不记得我了呢，伙计，你是当真吗？我也笑了，为了让他轻松些，我说当然，我的质问是绝对真诚的。这时陌生人说我是达米安，你的朋友奥尔巴罗·达米安。他说：我们认识都好几年了。这怎么可能呢？为了让他放松些，或者别让他太伤心了，我说，嗯，现在想起来了。他笑了（但他的眼神并不开心），他说那就好，基姆，他好像换上了我的医生和护士们的声调和关切态度。他走了以后我想我就忘了他，因为一个月后他又来了，说以前来过这里，我记得这个精神病院，便池还在那儿，这个院子向北。过了一个月，他对我说：我来这里看你已经两年多了，伙计，你就不能试着下点儿工夫记住我？于是我努力了一番，下次他来时我就说怎么样啊，奥尔巴罗·达米安先生，他微笑着但眼神还是那么忧伤，好像看待一切都出自某种深深的悲哀的徒劳角度。

哈辛托·雷克纳，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79年3月。

实在离奇。我知道这纯属巧合，可有时这些东西促使你去琢磨。我跟拉斐尔讲了，他说那纯属我脑子里的幻觉。我说：你发觉了吗，乌里塞斯和阿图罗都不在墨西哥生活了，好像诗人更多了？你说的诗人更多是什么意思啊？拉斐尔说。我们这个年龄的诗人，1954、1955、1956年出生的诗人。你怎么知道的？拉斐尔问。嗯，我说，我四处逛，我读杂志，我参加诗歌朗读会，我读书评，有时还听收音机里的书评。你都有孩子了，怎么还能抽出时间干这么多事呢？拉斐尔说。弗兰兹喜欢听收音机，我说。我一打开收音机，他就睡着了。收音机上朗读诗吗？拉斐尔问。他很吃惊。是啊，我说。收音机和杂志里都有诗。简直就像一场爆炸。每天都会有一家新的出版社爆出，发表新诗人的作品。这一切恰好都是乌里塞斯走了后发生的。不奇怪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拉斐尔说。忽然遍地开花，几百个学校像鲜花般盛开，这是不需要多大理由的，我说。这正好都是乌里塞斯走了后发生的。你不觉得这是个巨大的巧合吗？他们大多是些很差劲的诗人，拉斐尔说，这些人都奉承帕斯、埃弗拉因、何塞米里奥，还有那些农民诗人，完全是垃圾。我不想说他们不是，我说，也不想说他们就是。我感到不解的是他们的数量，出来那么多人，而且如此之突然。有个家伙甚至想攒一本墨西哥所有诗人的作品选集。是啊，拉斐尔说，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知道他知道）。他不会收入我的哪怕一首诗，拉斐尔说。你怎么知道的呢？我问。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拉斐尔说，那家伙不想跟本能现实主义者们有丝毫关系。我说他讲的根本就不对，因为即便那个攒选集的恶心鬼排除掉乌里塞斯·利马，他也排除不了玛丽亚和安格丽卡·芬特或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或者我。他还的确要过我们的诗，我说。拉斐尔没有回答。我们沿着米斯特里奥斯大街走着，拉斐尔盯着地平线方向，他好像并没有真的在看它，虽然那儿有房屋、烟雾、墨西哥城午后的尘埃。这么说你们都会上那个选集了？拉斐尔沉默了很久后说。我不知道玛丽亚和安格丽卡的情况，我说，已经很久没见过她们了。埃内斯托几乎铁定要上了。我铁定上不了。那你为什么不……拉斐尔说，可我没有让他问完就回答了。因为我是本能现实主义者，我说，如果那恶心鬼不想收乌里塞斯的诗，他也就不会收我的。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罗萨多，一间黑暗的办公室，科约阿坎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9年3月。

没错，这确实是个挺怪的现象，不过原因跟哈辛托·雷克纳所说的那些有点天真的理由不同。墨西哥确实出现了一次诗人的人口爆炸。开始时间是很清楚的，如1977年1月或者1976年1月。不过很难确定出一个精确的日子。在各种决定性要素中，最显然的要素有：国家经济增长相对稳定（从1960年到现在），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还有一所学科结构日趋合理的大学，特别是人文学科得到不错的发展。

我们不妨来审视一番这个新兴诗人群体，我也属于其中一员，至少从年龄的标准而言。最大的主体是学生。大部分人在大学或者教育部主办的杂志上发表的处女作，第一本书也由跟大学有联系的出版社出版。很多人除了掌握西班牙语外同时精通（只是这么说说）一门第二外语——通常是英语，有小部分人通法语——同时翻译用这些语言创作的诗人的作品，也不乏初出茅庐的译者从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或者德语翻译。有些人把业余编辑的工作与诗歌事业联合起来，这反过来又带动了各种很有价值的出版项目的繁荣。现在墨西哥的年轻诗人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这是不是意味着如今像三十岁以下的诗人比20世纪60年代这一年龄段的诗人更出色呢？我们能想像在狂飙般涌现出来的当代诗人中找到与贝西拉、何塞·埃米里奥·帕切科或者奥梅罗·阿里达吉斯望其项背的吗？目前还看不到。

不过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的计划让我觉得特别好。是时候了，该出一本墨西哥年轻诗人的选集，堪与蒙西瓦伊斯的《20世纪墨西哥诗选》媲美的高标准的诗选，那本书在很多方面都令人难忘！或是像《运动中的诗歌》也可以，这本由帕斯、阿里·丘马西罗、何塞·埃米利奥·帕切科和奥梅罗·阿里达吉斯担纲的经典选本。我必须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当伊斯梅尔·萨尔科给我家里打来电话说，路易斯·塞瓦斯蒂安，我想听听你的指教，这时我感到受宠若惊。当然，指教倒在其次，我已经确知自己被纳入这个选集了，这自不必言，你可能会像我的朋友们那样说（我惟一不知道的是自己的诗被选了多少首），所以我去拜访萨尔科最初只是扮演一个顾问的角色，以防萨尔科疏忽某些细节，具体说来就是不要疏忽了某份杂志、外省出版物、一两个人的名字，那些萨尔科式的一腔热情不允许它们被奢侈地疏忽掉的东西。

可是在接到伊斯梅尔的电话和我去拜访之间那短短的三天里，我无意中获悉了选集计划要收录的诗人数目，无论怎么来看，这个数目都是相当庞大的，倒是很民主，但几乎没有可操作性，有着令人瞩目的实验性，但又像诗歌大杂烩般平庸。这个魔鬼诱惑了我，在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打来电话和我们见面的这几天里，它把各种想法塞进我的头脑，等待过程（那是什么样的等待啊，我的天？）简直就是一场惩罚，我的拜访就像一个人睁开眼睛时刹那间看到了救星那样。那三天我备受各种怀疑的折磨。或者是疑惑。然而，这点我看得很清楚，那是一场既带来满足又带来痛苦和怀疑（或者疑惑）的折磨，好像那一道道激情的火焰是痛苦与欢乐的共同源泉。

我的想法，或者我的诱惑是：建议萨尔科把卢西欧斯·思肯也纳入这本选集。我只支持这个数量，但其他一切都予以抵触。这个计划显得如此鲁莽，我承认，乍一看简直是疯了。我这完全是吓唬自己。后来又变得十足可怜了。后来，当我最终保持一段小小的距离，更冷静地审视（当然，这不过是说说而已）时，这个计划既让人觉得崇高又令人伤心，我非常担心自己精神上的安宁。至少，我耍了个手腕或者技巧，没有对主要的利益相关人，换言之就是卢西欧斯·思肯，透露我的计划，我一个月要见他三次或者两次，有时只见一次或者一次也不见，因为他总是长时间不露面，而且露面也是不期而至。从我们在埃米里奥托·拉古纳画室第二次模糊的会面开始，双方关系的发展进程就很不规则，偶尔呈上升态势（特别是据我所知），偶尔又杳无影迹。

我们经常在那不勒斯区我家一间空房里会面，但我们会面的方式要复杂得多。卢西欧斯·思肯会把电话打到父母家里找我，我几乎从不在家，他就留言给我，自称埃斯特法尼奥。我发誓这个名字不是我建议用的。据他说，这是向斯特凡·马拉美致敬，他只听说过（顺便说一下，他几乎对一切都这样）这个作家，但就认为是我的守护神之一，通过他来了解我与之有着什么样的奇怪的精神联系。其实，留言时用的这个名字有点像他想像中我非常珍视的礼物的名字。换句话说，这个假名掩藏起对我或者我的吸引力、欲望、真正需要（我不敢说它是爱），经过几个月的见证以及无穷无尽的沉思，我满怀喜悦地领悟到了这一点。

他留过言后我们就在起义者街一家有机食品商店的入口处见面。随后我们便在这个城市消失，淹没在北边拉维拉附近的咖啡店、酒吧里，那儿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卢西欧斯·思肯也不用惶恐不安地把我介绍给他的男女朋友们，他们往往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出现，他们的表情传达出来的更多像是一个正受到感化教养般的墨西哥而非其他，尽管，正如我试图向他解释的那样，这个其他可以有很多种形式。（卢西欧斯·思肯说，比如圣灵，那个高贵的野蛮人。）夜晚来临时，我们就像两个朝圣者在廉价或者最便宜的旅馆找个隐蔽之所，虽然这些居所也散发出某种华丽（冒着虚假的浪漫主义的危险，我甚至想说散发出某种希望），它们往往在波多耶托或者塔里斯曼的边缘。我们的关系神出鬼没。我不想谈论爱什么的，我也不太愿意谈论欲望什么的。我们只有不多的一些共同之处，如几部电影、若干民间雕塑，他所喜欢的讲述绝望故事的方式，以及我喜欢听这些故事的方式。

有时，他难免会给我一册本能现实主义者出版的杂志。我从未看到上面有他发表的诗。其实，我忽然想到跟萨尔科谈他的诗时，我只有两首卢西欧斯·思肯写的诗，都没有发表过。其中一首是对金斯堡一首拙劣的诗的拙劣模仿。另一首是多里都不会欣赏的散文诗，这是一首奇怪的诗，他隐隐约约谈到旅馆、吵架。我觉得那灵感是从我这儿来的。

去见萨尔科的前一天晚上我几乎失眠了。我就像墨西哥的朱丽叶，陷入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大家族之间肮脏的争斗中。我跟卢西欧斯·思肯之间的关系还处于秘密状态，至少在我认为情况还处于可控范围这个意义上。我不是说朋友圈中没人知道我的同性恋倾向，对此我保持沉默而不是藏着掖着。他们只是不知道我跟一个本能现实主义者纠缠在一起（虽然卢西欧斯·思肯不是别人所认为的那种典型的本能现实主义者）。阿尔韦托·莫尔是怎么得知我在推荐思肯上这本选集的呢？佩平·莫拉多会怎么说？阿多尔费托·奥尔莫会不会认为我疯了呢？如此冷静，如此尖酸，如此洞察一切的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本人，他看不出我的建议泄露了什么吗？

所以，当我去找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把两首我像珍稀宝贝般藏着的诗交给他过目时，我心里已经准备好了接受各种诘难。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萨尔科不是傻瓜，他立刻意识到我推荐的人来自他们所谓的错误阵营。所幸（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不是傻瓜，但也不是上帝），他没有把思肯与本能现实主义者联系起来。

我为思肯的散文诗苦苦争取机会。我提出，从收入的已发表作品诗人的数量而言，这本选集说不上有选择性，对他来说是否收进我朋友写的东西，没有什么区别。这位选家不肯就范。他打算收入二百多名年轻诗人，绝大多数人仅以一首诗来代表，可就是不选思肯。

我们讨论过程中，他问了我被推荐者的名字，我不知道他叫什么，我说，这时我已精疲力竭而且羞愧难当。

我再次见到思肯时，在某个没有底气的时刻，我说想把他的一首诗收进萨尔科编的即将出版的一本选集的努力失败了。他那样看着我，我看到了某种类似感动的东西。他问我潘乔和莫克特苏马·罗德里格斯收进萨尔科的选集了没有。我说没有，我想没有吧。哈辛托·雷克纳和拉斐尔·巴里奥斯呢？他们也没有，我说。玛丽亚和安格丽卡·芬特呢？没有。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呢？我摇摇头，事实上我并不知道，这个名字听着不怎么熟悉。乌里塞斯·利马呢？我定定地望着他深黑的眼睛说，没有。如果我也没有收进去那更好，他说。

安格丽卡·芬特，科里马大街，康德萨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9年4月。

1977年底，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住进医院，为了做一个脑动脉瘤手术，需要在头盖骨上钻个孔。一个星期后，他们又重新做了一遍，显然把什么东西落在大脑里了。医生们对第二次手术不抱太大希望。如果他们不做这个手术，他就会死掉，如果做了，他还是会死掉，但成功的几率会稍好些。我是这样理解的，我是惟一自始至终陪着他的人。主要是我和他母亲，但他母亲已经无关紧要，每天上医院已经把她变成个隐形女人了：无论什么时候来，她都那么安静，即便她真的走进房间，坐在床边，好像从来不曾跨过门槛，或者从来没有完成过对门槛的跨越，那个被固定在过道白色入口的微小轮廓。

我姐姐玛丽亚也来过几次。还有胡安尼托·达费拉，又名约翰尼，埃内斯托最后的爱人。其他来看望的都是些兄弟姐妹，姑姑姨妈，我不认识的人，他们跟我朋友的联系只是些最微弱的家族纽带。

没有任何作家或者诗人以及前恋人来过。

第二次手术持续了五个多小时。我在等候室里睡着了，梦见劳拉·达米安。劳拉来看埃内斯托，后来我们俩又去桉树林散步。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种东西，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桉树林，可是我梦中的这片森林却可怕极了。叶子银光闪闪，擦到我的胳膊时便留下黑糊糊、黏糊糊的印迹。大地很柔软，像松林中铺着针叶的地面，尽管我梦中出现的是一片桉树林。所有的树干毫无例外都腐朽了，而且臭不可闻。

我在等候室里醒来时周围空无一人，我开始哭起来。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怎么就这样孤独地在墨西哥城的一家医院里孤独地死去呢？怎么会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等着某人来通知我他在一场可怕的手术中已经死去或者幸存下来呢？哭完后我想自己又睡着了。醒来时埃内斯托的母亲在我旁边喃喃地说着我不明白的什么话。过了会儿我才反应过来她在祈祷。后来一个护士进来说一切进展顺利。她说手术很成功。

几天后埃内斯托就出院回家了。我从未去过他家，我们都是在我家里或者其他朋友家里见面。但从那时起我开始上他家里去看他。

最初几天他甚至都不说话。他望着周围，只是眨眼睛，却不说话。他好像什么也不想听。但医生建议我们跟他讲讲话，对他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第一天，我在他的书柜里找了本我很有把握地认为他会喜欢的书，大声朗读给他听。这本书是瓦雷里的《海边墓园》，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认出了这本书。我读的时候他就盯着天花板、墙壁或者我的脸，他真正的神儿并不在这上头。我给他读萨尔瓦多·诺沃的诗集时，他的反应也是这样。他母亲走进房间抚摸着我的肩膀。别太辛苦了，姑娘，她说。

不过，他慢慢地开始能辨认声音和人形了。—天他认出了我。安格丽卡，他说，然后微笑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恐怖、凄惨、古怪的笑容。我哭了。可他好像没有注意到我在哭，还一个劲儿地保持着微笑。他像一具尸体。头发还遮掩不住手术后的伤口，头发长出来的速度慢得让人发疯。

不久他又能说话了。他的声音调门很高却很尖细，像笛子的声音。这声音逐渐硬朗了一些，但还是很尖细。无论如何，这不是埃内斯托的声音，他的声音我很熟悉。这声音就像一个弱智少年的声音，一个垂死的无知少年的声音。他的词汇很有限。对他来说，想出什么词语来表达什么东西已经很吃力。

一天下午，我上他家去，他母亲让我进了屋，带我到她房间，氛围如此激动，我起先还以为朋友的情况恶化了。事实上这是母性开心的激动。他好了，她告诉我。我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我想她是说埃内斯托的声音或者说他的头脑变得清醒起来。他是怎么好的？我说，试图让她放开我的胳膊。她解释了半天，但最后却直截了当说了。埃内斯托再也不是同性恋了，姑娘，她说。埃内斯托不是什么了？我问。这时他父亲走进来，问我们在这儿干什么，然后说儿子的同性恋终于治愈了。他不是用这几个词说的，我不想回答，同时什么也不想问，这样我就可以尽快走出那间可怕的屋子。但是，在我走进埃内斯托的房间之前，还听到他母亲说：每朵云都有一道银色的边带。

当然，埃内斯托依然是同性恋，虽然有时候他弄不太清这是什么意思。对他来说性已经显得十分生疏了，他知道这东西让人舒服，令人激动，但已经很生疏了。一天，胡安尼托·达费拉打电话给我说他就要去北方工作了，让我替他跟埃内斯托道个别，因为他不忍心。从此埃内斯托的生活中就再也没有情人了。他的声音有些改变，但不是很大：他不能说话，只会哭泣或者呻吟，他哭叫的时候，除了母亲和我，所有的人——包括他父亲和无数前来礼节性探访的邻居们——都会躲掉，这是一种最终的解脱，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过，埃内斯托故意号叫，想彻底驱除那种可怕的彬彬有礼。

过了几个月，我探访他的节奏拉得稍微长些了。刚出院的那段时间，我天天去看他，等他开始能说话和在客厅里走动时就去得少了。但我还是每天晚上给他打电话，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疯狂地聊过几次。有时就我一个劲儿地说着，讲着故事，那些真实的故事，但都是浮光掠影，都是我当时所知道的墨西哥城的老套的生活故事，（这也是忘却我们生活在墨西哥的一种办法），比如聚会、我睡过的男人，有时全由他来讲，给我读些他当天从报上剪下的报道（这是他最近培养的一项爱好，也许是治疗专家建议的，谁知道呢），告诉我他吃了什么，谁又来探访了，母亲讲了什么，这个他一般留在谈话的最后说。一天下午，我告诉他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选了一首他的诗收进刚出版的选集了，哪首诗？他用小鸟般的声音问，那声音像吉列刀片般割着我的心脏。那本书就在我手边。我告诉他。我写过那首诗吗？他说。我一怔，以为他在开玩笑，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想，也许是因为他的声音听上去比平常更深沉。他的玩笑还是跟从前一样，天真无邪，几乎跟他说的别的话没有区别。可他不是在开玩笑。那个星期我挤时间去看他。一个朋友，一位新认识的朋友开车送我去他家，但自己并不进去。在这儿等我，我说，这个小区挺危险的，要不等我们回来时恐怕就找不到车了。他觉得有点奇怪，但也没说什么。那时，我已经在自己打进的圈子里树立起古怪的良好声名。恰巧，我还说对了：最近埃内斯托住的这个小区在走下坡路。好像他手术的副作用在街上显现出来了，在没有工作的人群中显现出来了，机灵的小偷们晚上七点出来坐在太阳下，像僵尸般（或者像没有带信或者带着一封无法破译的信的使者般）自觉地准备好消磨掉又一个墨西哥城的黄昏。

当然，埃内斯托对那本书几乎毫不在意。他找到自己那首诗后只发出一声：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忽然认出了或者给弄糊涂了，然后开始给我说起电话里聊过的事儿来。

我出来时朋友站在车边吸着烟。我问他我进去的这段时间有什么情况发生。没有，他说，这里死一般寂静。然而不可能那么寂静的，因为他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双手抖个不停。

我再也没去看过埃内斯托。

一天晚上他给我打来电话，背诵起理查德·贝尔弗的一首诗。一天晚上我在洛杉矶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跟那个戏剧导演弗朗索瓦·塞古拉或者拉·别哈·塞古拉睡在一起了，他至少比我大二十岁。多刺激啊，埃内斯托说。拉·别哈一定是个很知性的人了。他很有才华，但并不知性，我说。这有什么区别？他说。我坐在那儿琢磨着如何回答。他在等着我说话，有那么几秒钟我们谁都不说话。我多么希望跟你在一起啊，我说再见之前来了这么一句。我也是，那个仿佛从异度空间传来的小鸟般的声音说。几天后他母亲打电话给我说他死了。死得很安详，她说，他在家里坐在椅子里晒太阳的时候就走了。他像个小天使般地睡着了。什么时候死的？我问。大约五点钟，吃过午饭后。

我是他的老朋友中惟一参加了葬礼的人，那是在城北一个鱼目混杂的公墓里。我没有见到任何诗人、以前的情人或者文学杂志的编辑来，来了很多亲戚和家人的朋友，可能邻居们全到了。我离开墓园前，两个青少年走到我跟前想领我去个地方。我想他们打算强奸我。此刻我才对埃内斯托的死感到愤怒和痛苦。我从包里取出一把刀说，我会杀了你们，你们这些小泼皮。他们跑了，我在那几条阴郁的公墓街上追了他们一会儿。我终于停下时，另一个葬礼又开始了。我把刀放进包里看着他们把棺材抬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进预订的位置。我想死者可能是个孩子。但也说不准。后来，我离开墓园跟朋友在城里的一家酒吧去喝酒了。

1　菲利普·苏波（Philippe Soupault，1897－1990），法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发起人之一。

2　夏尔（René Char，1907－1988），20世纪法国最重要的诗人、超现实主义诗歌代表人物之一。1930年与艾吕雅及布勒东共同出版诗集《施工缓行》（Ralentir Travaux）。

3　圣琼·佩斯（Saint John Perse，1887－1975），法国诗人，196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0

诺尔曼·博尔斯曼，坐在伊迪丝·沃尔夫逊公园的一把长椅上，特拉维夫，1979年10月。

我对别人的痛苦向来敏感，总是设身处地体验别人的痛苦。我是犹太人，一个墨西哥犹太人，我熟悉这两个民族的历史。我想，这样说就足够了。我并不想为自己辩护。我只想讲个故事，也许我还想弄明白隐藏其中的机制，那些机制当时我并不懂，现在仍然压在我心头。但是，我的故事并不如本人指望的那样统一连贯。我在其中的角色就像光明与黑暗、泪水与欢笑之间的一粒尘埃般闪烁着，完全像一出墨西哥肥皂剧或者意第绪语的道德剧。

一切都是从去年2月开始的。那天下午天色灰暗得简直像一块裹尸布，那种颜色让特拉维夫的天空不寒而栗。有人在按我们位于哈什默街上的公寓的门铃。我打开门时发现来的是诗人乌里塞斯·利马，一个自命的本能现实主义者的头儿，他就站在我面前。我谈不上认识他，其实就见过他一次，但克劳迪娅经常给我讲他的事儿，丹尼尔给我念过一首他的诗。文学不是我的专长。他的作品质量也许我永远欣赏不了。无论如何，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不怎么像诗人，倒更像一个流浪汉。

我承认，我们见面的开局并不好。克劳迪娅和丹尼尔在大学，我还要学习，所以我让他进来，给他倒了一杯茶，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一分钟后一切恢复正常。我沉浸在马堡学派[1]哲学家（纳托普、科恩、卡西尔、朗格）中，同时还看看所罗门·麦蒙的评论，后者间接地拆解着马堡学派的哲学家们。可是过了会儿，大概二十分钟或者两个小时后，我的脑子开始茫然起来，在那种空白状态，乌里塞斯·利马的脸，刚来的这个人的脸开始浮现出来，虽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但是我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让他的五官特征准确浮现出来，我说不上具体用了多久，似乎乌里塞斯的脸在灯光下变得更黑了而不是更白。

我出去时发现他摊在一把扶手椅里睡着了。我站着看了他一会儿。我又回到自己房间想专心学习。我办不到了。我本来要外出，但撇下他一个人似乎不合适。我考虑叫醒他。我想也许该学他的样子也去睡一觉，但我又很担心或者难为情，我说不上是哪种情形。最后，我从书架上拿起一本纳托普的《人文局限的宗教》，坐在沙发上面面对他读起来。

大约十点时克劳迪娅和丹尼尔回来了，我两腿发麻全身疼痛。更糟糕的是，我刚才读过的东西不知所云，不过看见他俩进门时我试图把手指举到嘴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也许是因为不想在克劳迪娅和丹尼尔开口说话之前扰醒乌里塞斯，也许我已经习惯了听他沉睡时节奏稳定的呼吸声。可是犹豫了几秒后，克劳迪娅看见乌里塞斯在扶椅里时，一切都徒劳了。她上来就骂声他妈的或者哇噻之类的话，因为虽然克劳迪娅生于阿根廷，但十六岁时又来到墨西哥，内心深处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墨西哥人，或者她声称如此，谁知道呢。乌里塞斯慢慢醒过来，他第一眼就看到克劳迪娅在离自己不足一尺的地方微笑着，接着又看见了丹尼尔，丹尼尔也在微笑。真是喜出望外。

那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庆贺他的光临。起初我说实在不能去，我得读完马堡学派的东西，但克劳迪娅不许我缺席。想都别想，诺尔曼，不要另搞一套。晚饭吃得很开心，虽然我很害怕。乌里塞斯给我们讲了他的冒险经历，我们全都笑个不停，他或许主要是对克劳迪娅讲，但无论给我们讲的故事实际上有多悲伤，用如此充满魅力的方式讲出来，逗得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在那个时候你只能大笑。后来我们沿着阿洛左罗夫大街步行回家，深深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我和丹尼尔走在前面，拉开很长一段距离，克劳迪娅和乌里塞斯在后面聊天，仿佛又到了墨西哥城，在这个世界上他有的是时间。丹尼尔让我别走得这么快，问我干吗这么匆忙，我马上改变话题，问他最近在干吗，然后告诉了他对那个疯狂的老所罗门·麦蒙的第一感觉，想尽一切办法延缓接下来发生的事，我害怕那个时刻。要是能躲掉那个晚上我该多开心啊。我多想这样。

回到房间后我们还有时间喝杯茶。后来丹尼尔看着我们三个说他要去睡觉了。听到他关上门后我也说要去睡觉了，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我熄了灯躺在床上，听到克劳迪娅跟乌里塞斯聊了会儿。接着门开了，克劳迪娅打开灯，问我明天有没有课，然后开始脱衣服。我问她乌里塞斯·利马睡哪儿。沙发上，她说。我问她都跟利马说了什么。她回答什么也没说。我也脱了衣服上床，紧紧闭上双眼。

两个星期里，一种新的秩序开始盘踞我们的屋子。至少我感觉是这样，也许以前太为琐事伤脑筋了，没有注意到。

克劳迪娅先是试图对新情况不理不睬，最终也与现实妥协了，说开始感觉很压抑。第二天早上，乌里塞斯跟我们在一起，趁克劳迪娅刷牙的时候说爱她。克劳迪娅说已经知道了。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你，乌里塞斯说，我来是因为爱你。克劳迪娅回答说他可以写信。乌里塞斯备受鼓舞，写了一首诗，吃午饭时读给克劳迪娅听。我冲动地从桌边站起，不想听，克劳迪娅让我待着别动，丹尼尔也恳求了一次。那首诗基本上是关于一个地中海城市的片段的集子，我猜这个城市就是指特拉维夫，诗里还写到一个流浪汉或者乞讨诗人。我觉得挺美，也如实向他这样说了。丹尼尔表示赞同。克劳迪娅好一阵不说话，表情若有所思，后来她说我们讲得对，自己要能写出这么漂亮的诗就好了。顷刻间我想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大家可以和平共处，我主动提出买一瓶葡萄酒。但克劳迪娅说明天一起来就得去大学，十分钟后她关起门来躲进我们的房间。我和乌里塞斯、丹尼尔聊了会儿，又喝了杯茶，然后各自回屋。大约三点时我起来上卫生间，我踮着脚穿过起居室时听到乌里塞斯在哭泣，我不知道他是否注意到我在这里。我猜他脸朝下趴着。从我站着的那个角度看，他在沙发上好像只是一段身子，一截盖着条毛毯和旧大衣的身段，一个堆积物，一个肉块，一个影子，好像扔在那里，好不凄惨。

我没有告诉克劳迪娅。其实，那时，我已经有很多事情不让她知道了，不让她知道这个故事的片段，向她撒谎。就我们作为学生的日常生活而言，对她来说一切都没有改变，或者就算改变了，她也会极力不让它们显露出来。乌里塞斯刚到特拉维夫时，丹尼尔是他形影不离的同伙，但是，两三个星期后丹尼尔又认真学习起来，否则就会影响到考试成绩。我慢慢地成了乌里塞斯惟一可利用的人。可是我忙着对付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所罗门·麦蒙，而且脑子里一团糟，因为每天晚上，我起来解手时老看见乌里塞斯在黑暗中哭泣，这还算不上是最坏的，最糟的是，有时晚上我总想，今天我又会看到他哭泣——我是说看到他的脸，因为直到那时我还只是听到哭声，但谁能肯定我听到的就是哭声，而不是比如某人在达到高潮时发出的喘气声呢？我一想到要看见他的脸，就想像它在黑暗中浮现出来，一张泪流满面的脸，一张被从起居室窗户透进来的月光触摸过的脸。那张脸显得如此荒凉，从我在黑暗中起床的刹那间听到旁边克劳迪娅急促的呼吸，它就沉重得像块岩石般压在我心上，我也想哭了。有时我长时间地坐在床上，抑制住冲动不要去卫生间，抑制住冲动不要哭泣，完全是因为害怕那天晚上他会在黑暗中抬起脸，我会看到它。

不要提性了，我的性生活，从他撞进我们公寓门的那一天就没有了。我就是做不了。或者我能做，但不想做。第三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尝试做，克劳迪娅问我怎么了。没有什么，我说，你干吗问这个？因为你安静得像个死人，她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不是像个死人而是像个死人世界里的一个不情愿的客人。我只好不吱声。不呻吟，不尖叫，不喘息，在极度压抑中达到高潮。甚至连克劳迪娅的呻吟，过去那么撩拨我欲望的呻吟也变得难以忍受。那呻吟声让我神魂颠倒（但我总是小心翼翼地不让她知道），在我耳边发出吱吱嘎嘎的摩擦声，我想用手或者双唇捂住她的嘴，闷住那声音。一句话，做爱成了折磨，到第三四次时成了我想方设法回避或者推迟的事儿。我总是磨蹭到最后上床。我跟乌里塞斯（他好像从来不知疲倦）在一起，我们无所不谈。我让他给我读当天写的东西，也不在乎这是一首写给克劳迪娅的情诗，把情感表达得何其痛苦不堪。总之，我喜欢这些诗。当然，我更喜欢别的诗，那些谈论自己每天看到的新鲜事物的诗，谈论他独自一人出去漫游特拉维夫、吉瓦特罗卡奇、哈尔沙罗、老港口城贾法的小巷、大学校园、亚昆公园的诗，或者回忆遥远的墨西哥与墨西哥城的诗，以及那些进行形式实验或在我看来是形式实验的诗。所有这些诗我都很喜欢，除了几首写克劳迪娅的。但这并非因为我，并非因为可能会伤害我或者她，而是因为我不想看到他的痛苦，他那骡子般的固执，他那彻头彻尾的愚蠢。一天晚上，我跟他谈了。我说：乌里塞斯，你干吗这样对待自己？他假装没有听见，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这让我回想起，就像至少一百个其他念头从我的脑子里闪烁而过，小时候在波兰科小区养的一条狗的表情，每当我父母快要睡着时它会忽然咬人），接着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好像我没有一句话可说。

那天晚上，我上床后趁克劳迪娅睡着的时候跟她做起爱来，当我终于进入完全的情欲状态，这可不容易，我呻吟了，叫喊了。

接下来钱又成了问题。克劳迪娅、丹尼尔和我都在上学，我们每月从父母那里拿助学津贴。丹尼尔的钱只够勉强过活。克劳迪娅宽裕些。我的状况介于二者之间。如果我们把钱集中起来用，可以付公寓租金、选课费和饭钱，还够看电影或者看戏，或者去萨蒙霍夫街上的塞万提斯书店买西班牙语的书。可是乌里塞斯到这儿后一切都让人发愁起来，因为一个星期后，他的钱差不多全花光了，忽然间像社会学家说的那样，我们又多了一张嘴要吃饭。不过，照我说，这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困难。我打算放弃些奢侈的消费。丹尼尔也不在乎，尽管他继续过着跟以前没什么两样的日子。主要问题在克劳迪娅身上。她会怎么想？她对这个新情况恼火至极。开始她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既冷静又现实。一天晚上，她告诉乌里塞斯需要去找份工作，要不就让人从墨西哥寄点钱过来。我记得乌里塞斯坐在那里，面带一种很不对称的微笑望着她说，会去找的。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克劳迪娅问他找到工作了没有。还没有，乌里塞斯说。可是你出去找了吗？克劳迪娅问。乌里塞斯正在洗碗碟，身子也没回就说找了，找了但运气不佳。我坐在桌子头上，能看见他的脸部侧影，我觉得那张脸好像在微笑。操，我想，他在微笑，完全是幸福的微笑。那样子好像克劳迪娅是他老婆，一个唠唠叨叨的老婆，一个对丈夫找工作忧心忡忡的老婆，他喜欢这种感觉。那天晚上我告诉克劳迪娅别管了，她不理解找工作的处境，他已经很难过了。你指望他在特拉维夫找到什么样的活儿？我说，建筑工？市场搬运工？洗碗工？你懂什么啊，克劳迪娅对我说。

当然，第二天晚上这一幕又重演了一遍，然后下次同样如此，每回克劳迪娅都更专制，劝告他，刺激他，把他往死角逼，乌里塞斯总是用老一套来应付，很镇静，摆出听天由命的样子，当然，他依然很开心。只要我们一去大学，他就出去找工作，四处打听，但一无所获，不过第二天他还会去碰运气。最后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吃过晚饭，克劳迪娅就在桌上铺开纸，查找工作信息，然后把它们写在纸上，告诉乌里塞斯得上哪儿去找，坐哪路公交车，怎么步行距离最近，乌里塞斯总是说没有钱乘公交车，克劳迪娅说没必要给他钱，因为他喜欢步行，每当丹尼尔或者我说可他怎么步行去，比如哈阿戈西或者约雷街、佩塔蒂卡瓦、罗希哈因这些地方，那儿需要建筑工，她就说（当着他的面，这时他微笑地望着克劳迪娅，虽说像个受鞭笞的丈夫，但毕竟还是丈夫）利马曾经在墨西哥城四处漫游：怎样从墨西哥自治大学步行到卫星市，而且晚上也会如此，那距离差不多像从以色列的这端走到另一头了。情况持续恶化。乌里塞斯现在一点钱都没了，工作还没着落，一天晚上，克劳迪娅气冲冲地回家，说她的朋友伊莎贝尔·高尔基看见乌里塞斯在北特拉维夫火车站睡大觉，有时还在哈迈拉奇·乔治街或者沿着甘梅尔街乞讨，她说这是不能接受的，还特别强调了“不可接受”这个词，好像允许在墨西哥城乞讨，在特拉维夫不行，最糟糕的是，她是冲我和丹尼尔说这话的，可乌里塞斯就在现场，在桌边自己的位置上坐着，他听着，好像是个隐形人，后来克劳迪娅又说乌里塞斯向我们撒谎，他压根就没有找工作，我们得决定到底该如何处理此事。

那天晚上，丹尼尔早早就把自己关进屋里，几分钟后我也学他的样子，但不是走进自己的房间（我跟克劳迪娅共用的屋子）而是去外面了，我可以四处晃悠、自由呼吸，远离我热爱的鹰身女妖。我回去时大约十二点，一开门就听到屋里传来音乐声，是克劳迪娅特别喜欢的凯特·斯蒂文斯的一首歌，然后是说话声。这声音让我安静下来决定不要立刻走进起居室。先是听到克劳迪娅的声音，接着又是乌里塞斯的，但不是正常的日常说话的那种声音，至少克劳迪娅不是那种日常的声音，没多久我便发觉他们是在读诗。他们一边听着凯特的歌一边读着短诗，冷漠又忧伤，明澈又晦涩，缓慢又迅捷如闪电，这几首诗描写一只靠着波德莱尔的腿蹭着自己身子的猫，也许跟靠着一个精神病人的腿蹭的是同一只猫！（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乌里塞斯翻译的理查德·布劳蒂甘的诗。）我走进起居室时，乌里塞斯抬起头望着我微笑。我什么也没说挨着他们坐下，取出一支烟，请他们继续朗读。我上床后问克劳迪娅怎么回事。有时乌里塞斯简直让我发疯，就是这样，她说。

过了一星期，乌里塞斯离开特拉维夫。克劳迪娅向他道别时流了几滴泪，然后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待了很长时间。一天晚上，甚至还不到三天，乌里塞斯就从沃尔特·舒尔曼集体农场打来电话。丹尼尔的一个堂弟，跟我们一样是墨西哥人，住在那里，集体农场的成员们收留了乌里塞斯。他说在一家橄榄油加工厂打工。你喜欢吗？克劳迪娅问，不是太喜欢，乌里塞斯说，工作实在很乏味。不久，丹尼尔的堂弟来电话说乌里塞斯被开除了。为什么？因为他不干活。我们差点因为他被开除了，丹尼尔的堂弟说。他现在在哪儿？丹尼尔问，其实堂弟也不知道，所以才打电话来，想看看乌里塞斯在哪里，好让他支付在集体农场的商店欠下的一百美元账单。有好几个晚上我们等着乌里塞斯现身，但他还是没有回来。倒是来了一封从耶路撒冷发出的信。我以自己的名誉或者无论什么发誓，那封信完全不知所云。它向我们传递的惟一信息是，证明以色列邮政服务系统何等的出色，它简直无可挑剔。信是寄给克劳迪娅的，但房间号写错了，街道名里有三处拼写遗漏了，寄来的东西像份资料。那是邮件外面的情况。里面更糟。我说了，信难以卒读，而且不是用西班牙语写的，至少这是我和丹尼尔得出的结论。不过很可能是用亚拉姆语写的。关于这点，关于亚拉姆语，我有些奇怪的感觉。那天晚上，我和丹尼尔试图破译信的内容时，克劳迪娅极其冷淡地瞥了一眼信，说这是乌里塞斯很久以前给她讲的一个故事，那时他们还在墨西哥城。克劳迪娅说，据乌里塞斯的说法，那个著名的关于耶稣的寓言，关于那个富人、那只骆驼、那个针眼的故事[2]，也许是失误所致。克劳迪娅说，乌里塞斯说过，在希腊语（可乌里塞斯什么时候懂希腊语的呢？）中有一个词叫káundos，骆驼，在这个词中，字母n读起来很像“i”，而káuidos有电缆、线圈、粗绳的意思，其中字母“i”读作i。他开始对此感到不解，因为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是在马可福音的基础上写出的，无论任何源自马可福音或者稍晚于马可福音抄本著作的错误或者印刷失误都应更正过来了。让这个说法站不住脚的惟一理由是，克劳迪娅重复乌里塞斯的观点说，熟悉希腊语的路加会纠正这个错误，但是路加懂希腊却不懂犹太世界，他也许以为骆驼通过或者没有通过针眼是希伯来或者亚拉姆语源中的谚语。有趣的是，据乌里塞斯说，这个错误还有其他来路，据伟大的教授品彻思·莱皮德（克劳迪娅说什么名字啊），法兰克福大学的希伯来和亚拉姆语学者说，在加利利人的亚拉姆语中有些谚语，用名词gamta指船的缆绳，如果某个辅音字母书写潦草，这在希伯来和亚拉姆语手稿中很常见，很容易被当成Gamal或者Camel[3]，特别是考虑到在亚拉姆语和古希伯来语中元音字母是不用写出来的，只好通过推理来确定。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克劳迪娅说，乌里塞斯说过，没有多少诗意却更为真实的寓言。船缆或者粗绳穿过针眼要比一个富人进入天堂容易得多。他究竟更喜欢哪个寓言呢？丹尼尔问。我们两个都知道答案，但就等着克劳迪娅说出来。当然是有错误的那个了。

一个星期后，我们收到利马从希伯仑寄来的明信片。后来又收到从死海边的某个地方寄来的一张。第三张明信片发自埃拉特，告诉我们他在一家旅馆找到了当服务员的工作。此后很长时间，我们就什么消息也听不到了。说实话，我知道服务员的工作他也不会干太久，我知道漫无目的地在以色列转悠而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可能相当危险，但我对别人什么也不说，不过我认为丹尼尔和克劳迪娅都很清楚这点。有时我们在吃晚饭的时候会聊到他。你觉得他在埃拉特干吗呢？克劳迪娅问。他在埃拉特可走运了！丹尼尔说。我们下周去看看他吧，我说。很快我们就巧妙地转换了话题。当时我正在读维特根斯担的《逻辑哲学论》，我看到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突显了自己的虚弱感。我记得自己病了，在床上待了好几天，从来都很敏感的克劳迪娅把《逻辑哲学论》拿走，藏在丹尼尔的屋里，给我换上一本她喜欢读的小说，法国人J. M. G. 阿钦博迪写的《无尽的玫瑰》。

一天晚上，我们正吃饭的时候，我开始想起乌里塞斯来，而且几乎没有觉察到几滴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怎么了？克劳迪娅问。我说，如果乌里塞斯生病了，没有任何人照顾他，就像她和丹尼尔照顾我那样。然后我又感谢了他们，情绪低落极了。乌里塞斯壮实得像……疣猪，克劳迪娅说，丹尼尔笑了。克劳迪娅的话，以及她的微笑，很伤我，我问她是不是变得对一切都麻木不仁了。克劳迪娅没有回答，开始给我做柠檬茶。我们都诅咒乌里塞斯该死！我大声说。丹尼尔叫我别夸张了，这时我听到了克劳迪娅手指拿着的勺子的声音，它在杯子里碰撞着搅拌着，在调匀液体和蜂蜜，后来我实在无法忍受了，请她，求她在我说话时望着我，因为我是在跟她而不是丹尼尔说话，因为我要她而不是丹尼尔给个解释或者安慰我一下。这时克劳迪娅转过身，把茶放在我面前，坐在她常坐的那把椅子里说，你要我说什么？我觉得你这样说话太疯了，那些哲学在影响着你的大脑。丹尼尔好像说了声我的天，是啊，最近两个星期来你埋头在维特根斯坦、柏格森、凯泽林（坦率地说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忍受得了此人）、皮科·德拉·米兰多拉，那个叫路易斯·克劳德的家伙（他是说路易斯·克劳德·德·圣一马丁，《充满激情的人》的作者），还有疯狂的种族主义者奥托·魏宁格，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你甚至都不碰一下我给你看的小说，克劳迪娅补充了一句。这时我犯了一个错误，问她为什么如此麻木。克劳迪娅盯着我时我才意识到把事情弄砸了，但为时已晚。克劳迪娅开始发话时整个房间都动摇起来。她说我永远不许再这样说。她说我再这样说我们的关系就断了。她说不太担忧乌里塞斯·利马的异常行为并不表明麻木。她说她哥哥死在阿根廷，可能遭到警察和军人的拷打折磨，而且非常严重。她说，哥哥加入人民革命军部队，相信整个美洲大陆需要来一场革命，那是很严肃的。她说，如果她或者家人在那场危机中都在阿根廷的话，现在可能全都死了。她说完这一切后开始哭起来。所以，我们两个才能在一起，我说。我们没有像我喜欢的那样拥抱在一起，而是在桌子下面握着手，这时丹尼尔提议出去走走，但克劳迪娅叫他别犯傻了，我还生着病呢，我们最好再喝点茶然后上床睡觉。

一个月后，乌里塞斯出现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大块头的家伙，差不多有六英尺半高，衣衫褴褛，是乌里塞斯在比尔舍巴认识的奥地利人。我们安排两个人在起居室里住了三天。这个奥地利人睡地板，乌里塞斯睡沙发。这家伙名叫海米托。我们不知道他姓什么，他几乎一句话都不说。他跟乌里塞斯说英语，但水平也是勉强过得去。我们从来没见过取这种名字的人，但克劳迪娅说有个作家叫海米托·凡·多德尔，也是奥地利人，不过她也拿不准。乍看上去，乌里塞斯的这位海米托似乎有些弱智，或者处在弱智的边缘。但他们却相处甚欢。

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去机场送行。直到此刻，乌里塞斯似乎还很镇定，对自己控制得不错，表情显得很漠然。现在他忽然伤感起来，但伤感这个词不太贴切。也许更像忧郁。他走的前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我说很高兴认识他。我也是，乌里塞斯说。走的那天，乌里塞斯和海米托通过安检区拐到看不见的地方后，克劳迪娅开始哭起来，有那么片刻，我想克劳迪娅是爱他的——当然是以自己的方式——但我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1　Marburg School，19世纪70年代由新康德主义发展出来的学派。

2　指《新约·马太福音》中的比喻“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见《新约·马太福音》第19章23节。

3　Gamal是希伯来语、camel是英语的“骆驼”之意。

11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从那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们在任何聚会上都看不到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此事听着有些蹊跷，得承认有些蹊跷，但我们都很想念她。每次马普莱斯·阿尔塞来看迭戈·卡瓦哈尔将军时，都会问塞萨雷亚，什么时候她才觉得不生气了。但这时塞萨雷亚开始装聋作哑。有一次我跟曼努埃尔一起去，我跟她聊了一会儿。我们没有聊文学，聊的是政治和舞蹈，这是塞萨雷亚喜欢的话题。那时，小伙子们，我对他们说，墨西哥城到处都是舞厅。最大的在中心区，但周边邻近地区塔库巴亚、观星楼区、科约阿坎区，南到特拉尔潘，北到林达韦斯塔区，也有大量的舞厅，塞萨雷亚成了为跳一场舞，从城市这头穿到另一头的狂热者中的一员，但据我所知，她最喜欢中心地区的舞厅。她总是一个人去。那是在她遇见恩卡纳西翁·古斯曼之前。现在人们对这种事不会有任何想法，但那时却会引发各种误会。有一次，我想不起是什么原因了，也许是她邀请我了，我带她去参加一场舞会。那场舞会是在拉古尼亚市场附近的空地上搭建的一个帐篷里举行的，进去之前我就说：你虽然约了我，塞萨雷亚，但别让我跳舞，我不会跳，也不想学。塞萨雷亚笑了，什么也没说。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小伙子们，多么冲动啊。我记得那些小圆桌是用某种轻金属比如铝做的，尽管可能不是铝。舞池呈不规则的正方形，是一个撑起来的木台子，乐队是五重奏或者六重奏，跟波尔卡或者丹颂舞曲一样可以迅速转换成老情歌的旋律。我要了两杯苏打水，我回到我们那一桌时塞萨雷亚已经不在了。她上哪儿去了？我在纳闷。后来我又看见她了。你猜她在哪儿？没错，在舞池里，独自一人跳着，我相信在今天这个时代这再正常不过了，没有一点反常的，时代变了，可在当时，那跟公开挑衅几乎没区别。这样，我需要面对一个严重的棘手难题，小伙子们，我对他们说。他们问：那你是怎么处理的呢，阿马德奥？我说，噢，小伙子们，你们要是处在我这个位置上会怎么办呢？我走进舞池也跳起来。你现学现跳吗，阿马德奥？他们问。嗯，我还真学了，那音乐好像等了我一辈子，等了二十六年，就像珀涅罗珀等着尤利西斯那样，对吧？所有的障碍和顾虑顷刻间烟消云散，我移动着脚步，微笑地望着塞萨雷亚，多漂亮的一个女人啊，她的舞姿多美啊！你能感觉得出，她无时无刻不在跳舞，如果你在舞池里闭上眼睛，可以想像得到她会在家里，在下班的路上，在给自己煮咖啡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都会跳舞，可是我不能闭上眼睛，小伙子们，我眼睛睁得大大地望着塞萨雷亚，我冲她微笑着，她也看着我微笑着，两个人要多开心有多开心，开心得刹那间我很想吻她一下，但最终还是没敢这样，因为毕竟我们之间原本的那种感觉就挺好。我从来没有过一门心思的时候。这还只是第一步，像大家说的那样，这就是我来跳舞的原因，小伙子们，这还只是第一步，后来我就欲罢不能了。有一段时间，但那已经是很多年之后，塞萨雷亚失踪之后，青春的狂热已经消退，我生活的全部激情都集中在两周一次去舞厅上。我想说说三十多岁的时候，小伙子们，然后再说说四十多岁，甚至好好说说五十岁的片段。起初我跟妻子一起去。她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喜欢跳舞，可她还是跟我去了。我们玩得很开心。后来，她死了，我就一个人去。那时我仍然很开心，虽然那些地方的滋味或者余味完全不同了，音乐完全不同了。我去那里绝不是喝酒或者找陪伴，可我的儿子们却这么认为，弗朗索瓦·萨尔瓦铁拉和卡洛斯·曼努埃尔·萨尔瓦铁拉，一个是教授，一个是律师，两个好孩子我都很疼爱，但并不常见他们，他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想也有了一大堆麻烦，但无论如何，我已经为他们做了我能做的一切，给他们提供了不错的教育，比我父母提供给我的要好多了，现在他们要全靠自己。我这是在说什么啊？是说我儿子们以为我上舞厅是找朋友吧？最终，他们恐怕还是说对了。但是就我的想法而言，我每周六晚出门可不是为了这个。我是去跳舞，在某种意义上是出去找塞萨雷亚，或者毋宁说是找塞萨雷亚的幽灵，她的幽灵还萦绕在那些看上去好像要濒临崩溃的地方，翩翩起舞。你们喜欢跳舞吗，小伙子们？我问。他们说，看情况了，阿马德奥，看跟谁去跳了，不会单独去，这是肯定的。噢，那两个小伙子。我又问他们墨西哥现在还有没有舞厅，他们说还有，但不多了，或者至少他们知道的没有那么多，但还存在。他们说，有些舞厅叫做“肮地儿”，挺古怪的名字，让他们激动的音乐也是流行乐。你们是说外国音乐吧，我问，他们说：不，阿马德奥，是墨西哥音乐家、墨西哥乐队创作的流行乐，小伙子们开始说起他们的名字来，一个比一个古怪。没错，我记住了其中的一些。“克里斯特罗的内在”，这个名字我有充足的理由记住。“火星上的凯法内斯”、“刺客安格丽卡·玛丽亚”、“无产阶级的回旋”，这些奇怪的名字逗得我们大笑起来，议论起来。干吗叫“刺客安格丽卡·玛丽亚”呢，尤其是安格丽卡·玛丽亚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个漂亮女孩？我问。他们说：安格丽卡·玛丽亚是极其漂亮的。阿马德奥，那肯定是一种赞美，不是威胁，我说：“凯法内斯”不是安内尔主演的一部电影吗？他们说：安内尔和玛丽亚·弗里克斯的儿子，阿马德奥，你还挺时尚。我说：我可能老了，但并不傻。恩里克托·阿尔瓦雷斯·弗里克斯，是的，先生，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年轻人。他们说：你的记忆力真他妈的好极了，阿马德奥，我们来为此干一杯。我说：“无产阶级的回旋”呢？他们在家时叫什么名字？他们说：他们是费德尔·维拉斯克斯的混账后代，阿马德奥，他们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在向前工业社会时代致敬。我说：我才不管什么费德尔·维拉斯克斯呢，小伙子们，经常鼓舞我们的是弗罗雷斯·马贡。他们说：干杯，阿马德奥。我说：干杯。他们说弗罗雷斯·马贡万岁，阿马德奥。我说：万岁。想起昔日时光，夜已经很深时，感觉胃里有种刺痛感，那时夜晚已开始潜入黑夜，但从不来得那么突然，那个还亮着余光的墨西哥城之夜，不停地宣告她的到来：我来了，我来了，可是总要等很长时间才来，好像她，这个魔鬼也停下来观看夕阳，观看那无与伦比的墨西哥的夕阳，孔雀般的夕阳，像塞萨雷亚住在这里、我们还是朋友的时候所描述的那样，这时我好像能看见塞萨雷亚在迭戈·卡瓦哈尔将军的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边，眼前放着那台闪亮的打字机，对将军的警卫交代着什么，警卫们不值班的时候总是在这里打发时间，当将军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抬高声音时，他们就坐在扶椅里或者在过道里斜靠着，塞萨雷亚故意让他们忙起来，或者真的需要他们帮忙，打发他们去办事或者在胡里奥·诺迪尔先生的书店里找一本书，因为她要给将军写讲话槁，需要参考一两个说法或者引文，据曼努埃尔说将军的讲话稿通常都由她来捉刀。那些讲话精彩极了，小伙子们，我说，传遍整个墨西哥，印在全国的报纸上，包括莫特雷伊、瓜达拉亚拉、韦拉克鲁斯和坦皮科的报纸。有时我们在咖啡店的聚会上大声朗读。这些讲话稿都是塞萨雷亚用最特别的方式在将军的办公室里写出来的：一边抽着烟，跟警卫聊着天，或者跟曼努埃尔或我聊着天，边说边在打字机前写，一气呵成。那个女人的才华真了不得，小伙子们。你们这样试过吗？我可试过，但办不到，只有极少数天生的作家或记者才能做得到，比如一边谈着政治，同时写着有关园艺或者扬扬格的六步格诗（我可以告诉你们，小伙子，这种才华是很罕见的）的小文章。她这样在将军的办公室里待了些日子，干完工作，有时夜已很深，她就向所有的人打招呼告别，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然后一个人走了，虽然经常有人提出陪她，有时是将军本人，迭戈·卡瓦哈尔，那个大人物，那个身兼数职的大人物，可塞萨雷亚根本不让：肯定不成，给你检查总长办公室来的文件，将军（她管他叫将军，不像我们别人那样称作“我的将军”），还有韦拉克鲁斯政府的文件，还有哈拉帕的书信，还有明天的讲话稿，然后她就走了，直到第二天才见到她。我跟你们说过“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吗，小伙子们？在我那个时候，他是艺术的赞助家。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你们真该见见他。个儿不高，挺瘦，当时差不多已经快五十岁了，但我不止一次看到他只身应对国会议员马尔蒂内斯·萨莫拉的枪手们，看到他如何眼睛直视着，绝不从胳膊底下的枪套里去抓那支柯尔特式手枪，其实他的外衣就敞开着，我看着那些枪手在他的盯视下无可奈何，看着他们往后退去，嘴里小声说着原谅我，我的将军，一定是议员搞错了，我的将军。如果有什么人忠于上帝的话，这个人就是迭戈·卡瓦哈尔将军了，这个文学艺术的爱好者，虽然他自称十八岁时才学会读书。他过的什么生活啊，小伙子们！我说。如果要我跟你们讲他的故事，可以说上整整一夜，我们得喝掉更多的龙舌兰酒，我得需要一整箱苏西达斯牌梅斯卡尔酒，才能给你们讲清楚墨西哥天堂的那个黑洞是怎么回事。那个闪耀的黑洞！简直是漆黑，他们说。是漆黑，没错，小伙子们，我说，漆黑。这时一个小伙子说，我这就去再买一瓶龙舌兰。我说别去了，我大概从昔日的回忆中获得了充沛的精力，一跃而起（如闪电般，或者思想的闪电般）沿着我房间黑暗的过道走进厨房，打开所有的橱柜搜寻一瓶不大可能存在的苏西达斯酒，我非常清楚一点儿都不剩了，我嘴里咕咕哝哝地咒骂着，在儿子带给我的汤罐头中间，在没有价值的垃圾中间，翻寻着，最后只好接受了这个痛苦的事实，我大概是鬼迷心窍了。我挑了些零食来充饥：几包花生、一听辣炖豆子罐头、一盒爆米花，我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驱逐舰速度把东西带回去，这艘舰在某条河流或三角洲的迷雾中失踪了，我不知道具体在哪里，总之是失踪了，因为我的脚步其实并没有踏向起居室，而是走向了卧室。看在老天的分上，阿马德奥，我心里对自己说，你一定喝醉了，自己还轻估了，在雾中迷了路，只有一盏小小的纸灯笼挂在我面前的枪炮口上，可我并没有惊慌失措，我一步步找到了出路，摇着我的小铃铛，那艘河上的航船，在历史的河口上迷失方向的战舰，其实那时我走路的样子好像在跳着某种街舞的舞步，别人现在还是否这样跳，我不知道，我希望没有，左脚后跟触着右脚尖，接着右脚后跟又碰到左脚尖，这是一种荒谬绝伦的步子，但那个时代的人都熟悉，别问我什么时候，也许是米格尔·阿莱曼当总统的时候，我在某个时刻走起这样的舞步，我们尽做傻事，接着我听到门被摔上的声音，然后是人声，我对自己说阿马德奥别傻了，向说话的方向走去，用你锈迹斑斑的舰首分开这条河的迷雾，然后回到朋友那儿，我还真这样做了，向正屋走去，我的胳膊里搂满了东西，两个小伙子就在正屋里，坐在那儿等着我，其中一个已经买来两瓶龙舌兰。噢，走进灯光中，即便是暗淡、半亮的灯光中是多么舒服啊，来到明媚的地方多么舒服啊。

利桑德罗·莫拉莱斯，萨埃塔墨西哥人理发店，拉维拉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80年1月。

阿图罗·贝拉诺的书终于出版时，贝拉诺已经成为幽灵作家，我也快成幽灵出版家了。我知道终会有这么一天。有些作家就是灾星，运气太差，你最好把他们弄清楚了，不管你是否相信厄运。即便你是个实证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你也得像躲瘟疫般远离这些人。我想说句发自肺腑的话：要相信自己的直觉。我知道出版那孩子的书无异于在玩火。我被火烧着了，我并不怨天尤人，但略微反思一下错在哪儿绝对没什么不好，因为别人的经验往往也能拿来为他人所用。我现在经常酗酒，经常在酒吧里消磨一天，把车停在远离自己住的地方，回家时总要朝四周打量一番，免得被讨债公司的人吓一跳。

晚上我老睡不着觉，然后就喝得更多。我有些根深蒂固的迷信，总觉得一个雇佣杀手在跟踪我。没准两个呢。我在这场灾难发生之前就已经是个鳏夫了，感谢上帝，所以，我至少因为让可怜的妻子免受这场磨难而稍感安慰，这场需要穿越在尽头等待着所有编辑们的阴影的旅程。尽管，有时晚上我不禁自问为什么这事会让我碰上，所有的人只有我碰上了，但是从内心深处，我坦然地听天由命。独处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尼采（我1969年出版过他的格言选的平装本，当时可怕的特莱特洛尔科惨案还处于酝酿阶段，顺便说一句，它取得了巨大成功）或者弗罗雷斯·马贡说过这话。我们还出过一本他的篇幅不长的军事传记，是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写的，卖得也不坏。

独处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这是冰冷的慰藉，因为就算我想要人陪伴，也没有人想接近我了。那个杂种巴尔加斯·帕尔多不会，他现在在另一家出版社工作，但职位比替我工作那会儿低微，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文人们，昔日在我光彩荣耀时取暖的文人，没有一个人来找我。没有人想跟一个活标靶并肩而行。没有人愿意跟一个已经散发着腐肉臭气的人并肩而行。至少现在我明白了以前只是隐隐约约直觉到的东西：每个出版商后面都有一个雇佣杀手跟着。这个杀手可能很高贵，可能是个文盲，但却受最黑暗的利益的驱使。有时——噢，这简直是喜剧性的讽刺——那些利益，显得如此虚荣和愚蠢，就是我们自己。

我对巴尔加斯毫无怨恨。有时我想起他时还充满了某种爱怜。说心里话，我不相信有人说我的公司败落在那本我洋洋得意地抓在手中的杂志上。我知道自己的厄运源于别处。当然，巴尔加斯以其罪恶的天真在我的破落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最终这不是他的过错。他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事情，我也不责备他。有时，喝了很多酒时我发现自己在诅咒他，诅咒他和那些忘了我的文人们，诅咒那些在黑暗中等待我的杀手们，甚至排字工人们，在荣耀或者默默无闻中消失，但接着我又释然，不禁放声大笑。你还得活下去，这才是全部。那天我从马拉·森达酒吧出来，在路上碰到一个醉汉这样告诉我。文学不过是垃圾。

华金·芬特，埃尔·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莱昂纳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联邦区郊外，1980年4月。

两个月前，奥尔巴罗·达米安来看过我，说有事要告诉我。那就告诉我吧，我说，请坐，我听听。那个奖完了，他说。什么奖？我说。劳拉·达米安青年诗人奖，他说。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跟他相处得不错。为什么会这样，奥尔巴罗，我问，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没钱了，他说，我什么都没有了。

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我很想这样说（我向来是一个坚定的反资本主义者），可我没有说出来，因为这个可怜的人看上去疲惫不堪，容颜忧伤。

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我想我们聊了会儿天气以及从精神病院望出去显得还不错的风景。他说：今天好像挺热的。我说：是啊。然后我们默默地坐在那里，有时我一个人唱着歌，他沉默不语，最后他会忽然说（例如）：瞧，蝴蝶。我就说：是啊，这儿有很多蝴蝶。我们这样打发一会儿时间，聊天或者一起读报（但在那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没有读报），奥尔巴罗·达米安说：我得告诉你。我说：你得告诉我什么，奥尔巴罗？他说：劳拉·达米安奖完蛋了。我很想问他为什么，为什么要特意告诉我，但接着我又想，很多人，特别是在这里，有很多事情要告诉我，尽管我实在无法理解急于分享的那种冲动，但我还是欣然接受了，因为聆听没有什么坏处。

后来奥尔巴罗·达米安走了，二十天后我女儿来看我，她说，爸爸，我本来不想跟你说这个，但我想最好还是让你知道吧。我说：说吧，说吧，我洗耳恭听。她说：奥尔巴罗·达米安朝自己头上开了一枪自杀了。我说：奥尔巴罗怎么会干这种可怕的事啊？女儿说：他的生意坏透了，他崩溃了，他其实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说：可是他可以到精神病院来跟我一起过啊。女儿笑了，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她离开时我开始想奥尔巴罗·达米安和劳拉·达迷安奖，这个奖已经完了，我还想到埃尔·雷普索的那些疯子们，这里谁也没有安身之地，又想到四月，灾难的残忍莫甚于此，这段时间我坚信不疑，一切将会变本加厉地恶化下去。

12

海米托·昆斯特，自家阁楼房间的床上，斯图克街，维也纳，1980年5月。

我跟朋友乌里塞斯关在比尔舍巴的监狱里，那儿是犹太人造原子弹的地方。我什么都知道，但又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在观察，我还能怎么样呢？我从岩石堆里观察着，皮肤晒成黑红色，最后又饿又渴，都支撑不住了，后来我使劲拖着身子走进那间沙漠咖啡店，要了一杯可乐和碎牛肉做的汉堡，但只用牛肉做的汉堡并不好吃，我知道，而且这个世界上别的人都知道这点。

一天，我喝了五杯可乐，忽然感到恶心起来，好像太阳透进我的可乐里，我浑然不觉地喝了。我发烧了。我撑不住了，但还得撑着。我躲在一块黄色石头后面等着太阳下去，后来蜷缩成一个球睡着了。我做了一夜的梦。我想有人拿指头戳着我。但做梦不会出现指头，只有拳头，看来一定是蝎子干的了。灼伤的地方还在发疼。醒来时太阳还没有升起。我趁蝎子躲到石头底下前找了半天。一个都没有捉到。更有理由保持清醒和害怕。我就在这么做。可后来我又不得不走开，因为我需要吃饭喝水。于是我又起来，我得双膝跪地才行，然后去了那家沙漠咖啡店，但服务生什么也不给我拿。

为什么不给我拿我点的东西？我问他。我不像别人那样有钱吗？他假装没听见我的话，也许听不见我说的，我这么想。也许因为在沙漠岩石和蝎子中长时间警惕观望的缘故，我嗓子失声了，现在我还真不能说话了，尽管我自己认为还能说话。可是我听到的不是我的声音，又是谁的声音呢？我想。我怎么会被震聋了还能听见自己说话呢？我想。后来他们让我走开。有人朝我脚下吐唾沫。他们试图激怒我。我可不是轻易就能被激怒的。我有经验。我不理他们说的那一套。如果你不卖给我饭菜，阿拉伯人会卖的，我说，然后从容不迫地离开咖啡店。

我找到阿拉伯人开的店，花了好几个小时。好像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了。最后，我不知不觉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那块黄石头旁边。现在已经是晚上，天很冷，谢天谢地，可我睡不着，我很饿，水壶里已经没有一口水了。该怎么办呢？我问自己。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敬爱的圣母？远处传来犹太人造原子弹的机器发出的嗡嗡声。我醒来时饿得无法忍受。比尔舍巴的犹太人还在他们的秘密设施中工作，可我不能一口面包都不吃老这样监视着他们。我全身都疼起来。我的脖颈、手臂全晒黑了。我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天没有大便了。可我居然还能走！我还能跳，还能像风车般活动胳膊！我起来时，我的影子也跟着起来（两个我在跪着祷告），我又去了那家沙漠咖啡店。我想我开始唱起歌来。我就是这样。我步行。我唱歌。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在监牢里。什么人带上我的背包，把它扔在我的睡袋旁边。我的一只眼睛发疼，我的下巴发疼，我灼伤的地方发疼。有人踢过我的肚子，我想，但肚子却不疼。

水，我说。监牢里很黑。我听着犹太人的机器发出的声音，可什么也听不到。水，我说，我渴。什么东西在黑暗中移动。蝎子？我想。一只大蝎子？我想。一只手抓住我的颈背。这只手用力拽着。我感觉杯子边沿到了嘴唇上，然后是水。后来我就睡着了，梦见了维也纳的河岸大道和阿斯本桥。我睁开眼睛时看到乌里塞斯在另一张床上。他醒着，盯着天花板沉思。我用英语跟他打了个招呼。早上好，我说。早上好，他回答。监狱里给过你吃的了吗？我问。他们给了你吃的，他说。我起来去找鞋子。我本来是穿着鞋的，我决定在牢里走一圈。我决定探查一番。天花板黑糊糊的，被弄黑了。有股潮湿或者发霉的味道。或许二者兼有吧。墙壁是白色的。上面有很多题字，我看见了。我左边的墙上有很多图画，右边的墙壁上写着许多文字。是古兰经？留言？地下工厂的消息？后边的墙上有一扇窗户。窗户的另一面有一个小院。院子的另一边是沙漠。第四面墙上有一道门。这道门是用木栅条做的，穿过栅条是一道走廊。走廊里没有一个人。我掉过头向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走去。我叫海米托，我说，我是维也纳人。他说他叫乌里塞斯·利马，墨西哥城人。

过了会儿，他们给我们送来早餐。我们这是在哪儿啊？我问看守。在工厂里吗？可是看守放下饭菜后就走了。我把自己的那份狼吞虎咽地吃了。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把他的饭匀了一半给我，我也吃光了。我好像吃一个早晨都不够。后来我又打量起牢房来。我仔细研究了一番墙上的题字。还有图画。令人绝望。破译不了。我从背包里取出一支钢笔，跪在右手的墙边。我画了一个长着巨大阴茎的侏儒，又画了一只乳房，写了几个字：海米托·K。后来我累了，回到自己的床上。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已经睡着了，我尽量别弄出声音免得吵醒他。我上了床后开始胡思乱想。我想到那些犹太人造原子弹的地下工厂。我想到一场足球比赛。我想到一座大山。那里又冷又下着雪。我想到那些蝎子。我想到满满的一盘香肠。我想到杰克街附近阿尔卑斯花园里的那家教堂。后来我就睡着了。然后又醒来。然后又睡着。我一直睡到听见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的声音。后来我又醒了。一个看守把我们推搡到走廊里。我们来到院子。我想太阳一下子认出了我。我的骨头开始疼起来。但不是晒伤的地方在疼，我一边散步，一边做些锻炼。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安静地靠墙坐着，一动不动，我又是甩胳膊又是抬腿。我听到了笑声。几个阿拉伯人，坐在地角大笑。我没有理睬他们，一二、一二、一二。我活动着僵硬的关节，我又瞥了一眼那个阴暗的角落，发现那几个阿拉伯人已经走了。我蹲到地上。我跪下来。顷刻间我就想这样待着。在地上跪着。后来我却趴到地上做了五个俯卧撑。我做了十个俯卧撑。我做了十五个俯卧撑。全身疼痛。起来时发现几个阿拉伯人挨着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坐在地上。我向他们走去。慢慢地。脑子里琢磨着。也许他们并不是想伤害他。也许他们是在比尔舍巴迷了路的墨西哥人。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看到我时说：安静会儿。我心领神会。

我挨着他在地上坐下，背靠墙壁，我的蓝眼睛一下子碰上了阿拉伯人的黑眼睛。我开始惊慌起来。我越来越惊慌，居然闭上了双眼！我听到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着英语，但不明白在说什么。阿拉伯人也在讲英语，我同样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笑了。阿拉伯人也笑了。我明白他们笑的含义了，我不再紧张。后来我就睡着了。我醒来时那里只有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和我。一个看守把我们领到牢房。他们给我们送来吃的。顺便给我带来两片药。你发烧了，他们说。我不想吃药。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让我把药扔到洞里去。可是哪儿有洞啊？那就扔到水沟里去，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我怎么知道水沟在哪儿啊？扔到库房里怎么样呢？如果我们扔在那张湿漉漉的桌子上的所有东西，无论多微小，都要登记，那该怎么办？我用手指把药片捻碎，把粉末抛出窗户。我们想睡觉了。我醒来时看到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在读书。我问他看什么书。《庞德诗选》。给我读点什么吧，我说。一句都不理解。我不再求了。他们来审问我。他们看了看我的护照。他们问了一些问题。他们笑了。我回牢房后又在地上做起俯卧撑。三、九、十二。后来我坐到地板上，在我右边的墙上画了一个长着巨大阴茎的侏儒。我画完一个后又画了一个。接着我又在一个阴茎上画点东西流出来。我不想再画了，开始研究别人的题字。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我不懂阿拉伯语。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也不懂。可是，我还是读着。我看到几个单词。我使劲琢磨。脖子上的晒伤开始疼起来。词语。词语。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给我递上水。我感觉他的手在我胳膊下面，拉我，拽我。后来我又睡着了。

我醒来后看守带我们去洗澡。他给我们每人发了块肥皂，让我们去洗澡。这个看守好像是乌里塞斯的朋友。他们一起时不说英语。他们讲西班牙语。我小心翼翼地观察着。那些犹太人老想愚弄你。我为这样的监视感到内疚，可这是我的职责。当什么东西成为你的职责时，你就无可奈何了。我洗脸的时候假装闭上眼睛。我假装要跌倒。我假装锻炼。其实我只做着一件事儿，那就是看一眼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的阴茎。他没有做包皮切除。我很抱歉犯了一个错误，抱歉怀疑他。但我这样做完全是不由自主。那天晚上他们给我们送来汤。炖蔬菜。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把自己的饭菜分了一半给我。你干吗不吃呢？我问。这饭挺好的。你应该自己吃。你还要锻炼身体。我不饿，他说，你吃吧。熄灯后，月亮溜进我们的牢房。我向窗外望出去，小院那边蜥蜴在沙漠里歌唱。那一小群黑黑的、焦躁不安的家伙。比黑夜还漆黑。它们也笑着。我感觉脚上的鸡眼发痒了。别跟我捣乱，我心里想。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他们就释放了我们。说西班牙语的那个看守送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到车站搭乘去耶路撒冷的巴士。他们一路聊着。看守在讲故事，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听着，后来乌里塞斯又讲了一个，看守买了份柠檬冰淇淋给乌里塞斯，给自己买了份橘子冰淇淋。后来他看着我，问我要不要来份冰淇淋。你想来份冰淇淋吗？穷杂种？他问。来份巧克力的，我说。我拿到冰淇淋后在口袋里摸索硬币。我用左手在左口袋里摸索着，然后又用右手在右口袋里摸索。我递给他几枚硬币。这个犹太人盯着硬币。太阳融化着他的橘子冰淇淋的尖顶。我回到自己来的那条路。我步行离开巴士车站。我步行离开这条路和那个沙漠咖啡店。离我的石头还有些远。快点。快点。到那儿后，我靠在我的石头上深深地呼了口气。我找了一番地图和画，什么也没找到。只有热气和蝎子在洞里制造出的噪音。嘶嘶响。我蹲下跪在地上。天空没有一丝云。也没有一只鸟儿。除了观察我还能干吗呢？我藏在石头中间，听着比尔舍巴的各种声音，但我只听到空气的声音，一丝灼烧我的面颊的热尘的声音。后来我听到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喊我的声音，海米托，海米托，你在哪儿，海米托？我知道我藏不住了。我本来就不想藏。我从岩石中走出来，一只手提着背包，跟在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的后面，他呼唤我踏上命运已经为我安排好了的那条小道。我们走过很多村庄，很多空空如也的地方。最后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我给维也纳发了封电报要钱。我要求拿到我的钱，我继承应得的钱。我们四处乞讨。在旅馆前。在游人去的地方。我们露宿街头。有时睡在教堂门口的路上。我们喝亚美尼亚兄弟们给的汤，吃巴勒斯坦兄弟送的面包。

我给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讲了我见到的那一幕。讲了犹太人的邪恶计划。他说：睡觉，海米托。后来我的钱到了。我们买了两张飞机票，然后又一点钱都没了。这是我所有应得的钱。撒谎。我写了张明信片从特拉维夫寄出去，要求把属于我的钱全部给我。我们乘飞机走了。我从高空看着大海。大海的表面就像魔术，我想。这是惟一真正的幻景。海市蜃楼，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到维也纳时正赶上天下雨。但我们可不是方糖！我们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兰德斯格里切特路和里切坦费尔街。到了后，我朝出租车司机的颈背上擂了一拳，然后迅速离去。我们先是沿着何塞夫斯塔德尔路迅速走了一段，然后又走斯特罗西、泽尔特、皮亚里斯特、勒切费尔德、纽鲍、西本斯特等街道，来到斯图克街，我住在那里。后来我们又爬了五层楼。速度很快。可我没带钥匙，我把钥匙丢在内格夫的屋子里了。别急，海米托，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看看口袋里有没有。我们搜寻了一番。一个接一个口袋。没有。背包里找。没有。背包的衣服里找。没有。我的钥匙丢在内格夫了。这时我想起还有把备用钥匙。还有把备用钥匙，我说，你知道在哪儿吗？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问。他吃力地喘着气。他瘫在地板上，背靠我的房门，我跪下。后来我站起来想着那把备用钥匙，向过道尽头的窗户走去。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片内部水泥院子和柯尔成街上的屋顶。我打开窗户，雨打湿了我的脸。外面有个小洞，钥匙就在那儿。我把手抽回来时手指上落了几缕蜘蛛网。

我们在维也纳住下来。每天都下点小雨。最初两天我们足不出户。后来我开始出门。但不是很频繁。只是买些面包和咖啡。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睡在睡袋里，不是读书就是向窗外张望。我们主要吃面包。我们只吃面包。我饿得饥肠辘辘。第三天晚上，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起来去洗脸，梳了梳头发，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去了。在费加洛之屋前面，我凑到一个人跟前，朝他脸上揍了一拳。我抓住这个人，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搜了他的口袋。接着我们又沿格拉本购物区向前走去，消失在忙碌的小街上。在贡萨加街的一个酒吧里，我的朋友乌里塞斯要了一杯啤酒，我要了一杯芬达，在酒吧旁的亭子里打了个电话，索要属于我的那笔钱，法律上应该归我拥有的那笔钱。后来我们又想看看阿斯本桥的朋友们，可那儿一个人都没有，我们又步行回家。

第二天，我们买了些香肠、火腿、馅饼和面包。我们每天都出去。我们总是乘地铁。在罗索尔·兰德站，我们碰到了乌多·莫尔勒。他喝着一瓶啤酒，他盯着我，好像我是一只蝎子。这是谁啊，他说，指着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他是一个朋友，我说。你在哪儿遇到他的？乌多说。在比尔舍巴，我说。我们乘车去海里根城，然后又经舒内尔巴恩到赫奈尔斯。他是犹太人吗？乌多问。不是，他没有割包皮，我说。我们在雨中走着。我们向一个叫鲁迪的家伙的车库走去。乌多用德语跟我说着，但目光从不离开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在步入一个陷阱，我停下来。这时我才看清他们想杀了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我站住。我说我忽然想起我们还有事要做。什么事？乌多说。要紧事，我说。买东西。我们快到了，乌多说。不去了。我说。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只要一分钟就到了，乌多说。不去了！我说。雨水从我的额头上流下来，钻到眼睛里。我用舌尖舐着雨说，不去了。接着我转身告诉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跟我来，乌多开始跟上我们。走吧，马上就到了，跟我来，海米托，只要一分钟。不！

那星期我们把电视和我母亲的闹钟给典当了。我们在纽鲍路走进地铁，沿着斯特凡思普拉茨广场步行了一段，最后在沃加坦或者多瑙河岛站出来。我们经常花好几个小时望着那条河。河流的表面。有时我们看到河上漂着纸盒。我的记忆回到可怕的过去。有时我们在普拉特斯坦下车，在车站附近溜达会儿。我们跟着人流行走。我不会下手。这样太危险了，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不值得冒这个险。我们总是饥肠辘辘。有时我们一连几天不出门。我开始做俯卧撑：十、二十、三十。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望着，在睡袋里动也不动，手握一本书。但大多数时候我都在观望窗外的风景，灰色的天空。有时我很想念以色列。一天晚上，我在笔记本上画画时，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问我：你在以色列都干吗了，海米托？我告诉了他。研究，研究。“研究”这个词跟我画的屋子和大象并列在一起。你都干什么呢，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什么也没干，他说。

雨停后我们又开始外出活动。我们在市立公园站盯上一个人，开始跟踪他。到了约翰尼斯街，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抓住他的胳膊，这人正要看是谁抓住他时，我朝他脖子后面砸了一拳。有时我们走进离家很近的纽鲍邮局，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去寄信。回家的路上，经过伦勃朗戏院，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会花上五分钟时间凝视一番。有时我把他撇在剧院前的一家酒吧，去打个电话。答复照旧！他们还是不给我应得的那笔钱！回去时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还在那里望着剧院。我长舒一口气，然后我们回家吃饭。有一次我们碰到我的三个朋友。我们沿着河岸大道向朱利斯·拉布广场方向走去。忽然，他们就出现在那儿了。他们好像一直隐藏着，直到那一刻才现身。追踪者，打手。他们向我打招呼。他们叫着我的名字。其中一个走到我面前。那是冈瑟尔，最壮实的那个。另一个走到我的左边。还有一个走在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的右边。我们没法走路了，我们可以转身就跑，但却无法向前移动。好久不见了，海米托，冈瑟尔说。好久不见了，海米托，他们齐声说。不！我们来不及了。可我们无处可逃。

我们漫步。我们行走。我们要去见朱利斯警官。他们问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懂不懂德语。他知不知道那个秘密。不懂德语，我说，他不知道任何秘密。可是他很聪明，他们说。他不聪明，我说，他人挺好，他只知道睡觉、读书，他从不锻炼身体。我们想离开。没什么可说的！我们很忙！我说。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望着他们点点头。现在我像尊雕像般站在那里。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打量着朱利斯的房间，走来走去四处打量着一切。他就是不想一动不动待着。屋里有很多画。冈瑟尔变得越来越紧张。我们很忙，我们要走了！我说。这时冈瑟尔抓住乌里塞斯的肩膀，说你怎么像只螃蟹般急匆匆地走来走去。别这样！朱利斯说：老鼠紧张了。我的好朋友走开了，冈瑟尔取出他的铜链子。别碰他，我说，我在一周内就会拿到我继承的钱。冈瑟尔把他的铜链子收回口袋，把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推到一个角落。后来我们谈起宣传来。他们给我看了一些文件和照片。我也在其中的一张照片里，站在后排。这是我，我说，这是张老照片了。他们又给我看了几幅新照片，新的文件。那是一幅森林的照片，林中有幢小屋，一道平缓的斜坡。我知道这个地方，我说。当然，你知道，海米托，朱利斯说。然后我们又聊了很多，看了更多的文件、更多的照片。都是些老东西！沉默，狡猾。我什么也不说。后来我们就走了，步行回家。冈瑟尔和彼得跟我们同行了一会儿。但我和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始终沉默不语。狡猾。我们走啊走。冈瑟尔和彼得去乘地铁，我和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继续走啊走。不说一句话。回家前我们走进一家教堂。柏格街上的那座乌尔里奇克尔教堂。我走进一家教堂，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跟在我后面，一直监视着我！

我想做个祷告。我试着不想那些照片。那天晚上我们吃了面包，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问到我的父亲，我的朋友，我的旅行。第二天，我们没有出去。但是第三天我们又出去了，因为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得去邮局，我们一出去就决定不回家了，而是去散步。你紧张了吗，海米托？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不，不紧张，我说。那你干吗老回头看呢？你为什么左顾右盼呢？保持警惕永远没有坏处，我说。我们又身无分文。我们在艾斯特哈兹公园盯上一个老人。他正在喂鸽子，但鸽子不理睬他的面包屑。我走到这人的身后朝他脑袋给了一拳。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搜了他的衣袋，没有找到一毛钱，只有几枚硬币、面包屑和一个钱夹。钱夹里有一张照片。这个老人像是我父亲，我说。我们把钱夹扔进一个邮筒里。后来，我们两天没有出门，最后家里只剩面包屑了。于是我们决定去拜访朱利斯警官。我们约他出来。我们走进法沃里坦街上的一家酒吧，听他说话。我望着桌子、桌面和洒在上面的可乐。乌里塞斯跟朱利斯警官讲着英语，告诉他墨西哥的金字塔比埃及的多，比埃及的大。我从桌上抬起眼睛时，看到冈瑟尔和彼得在门口附近。我挤挤眼，他们就走了。可是半个小时后他们又来到这我们这一桌坐下。

那天晚上我跟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聊了很久，告诉他我知道乡下有一幢房子，那幢小木屋在一个到处是松树的小山脚下。我告诉他我再也不想见到我的朋友们了。后来，我们又聊起以色列，聊起比尔舍巴的监狱、那片沙漠、那些黄色的岩石、只在夜间出没的蝎子，那时人类的眼睛就看不见它们了。也许我们该回去看看，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犹太人绝对会杀了我的，我说。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犹太人会杀了我的，我说。后来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把一条脏毛巾搭在头上，可是好像还望着窗外。我坐在那里看了他一会儿，琢磨着他怎么知道犹太人不会对我怎么样。我跪在地上双臂交叉。十、十五、二十。我练烦了后又开始画画。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法沃里坦路上的那家酒吧。朱利斯警官和他的六个朋友在那里。我们在陶布斯图蒙街站乘上地铁，在普拉特斯坦出来。我听到有人在吼叫。我们开始跑起来。大汗淋漓。第二天我的一个朋友一直观察着我住的房子。我对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讲了。可他什么也没看见。那天晚上我们梳了梳头发，洗了洗脸，然后就出去了。在法沃里坦路上的那家酒吧，朱利斯警官跟我们聊起尊严、进化论、伟大的达尔文以及伟大的尼采。他的话我都翻译出来，这样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就能听得懂在说什么，尽管我一点都不懂。死人的祷词，朱利斯说。对健康的渴望。危险的好处。遗忘的顽固性。精彩，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精彩，其他所有的人都说。记忆的局限。树木的智慧。寄生物的眼睛。大地的灵性。士兵的仁慈。巨人的聪明。意志的洞穴。了不起啊，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用德语说。很独特。我们喝着酒。我不想喝啤酒，但他们把一大杯啤酒放我面前说，喝，海米托，不会伤着你的。我们又喝又唱。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用西班牙语唱了几句，朋友们狼一般望着他，大笑起来。他们并不懂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在唱什么！我也听不懂！我们又喝又唱。朱利斯警官一个劲儿地说着什么尊严、荣誉、记忆。他们倒上一杯又一杯啤酒放在我面前。我用一只眼睛望着在杯子里颤抖的啤酒，另一只眼睛观察着我的朋友们。他们都没怎么喝。他们喝一杯的工夫，我要喝四杯。喝，海米托，伤不着你的，他们说。他们还买了酒请乌里塞斯喝。喝，小墨西哥人，他们说，伤不着你的。我们不停地喝着。歌唱着乡下的那幢屋子，那幢在小山脚下的屋子。朱利斯警官说：家啊，淳朴的大地，故乡。酒吧老板过来跟我们一起喝。我看见他朝冈瑟尔挤眼。我看见冈瑟尔向他挤眼。我发现他尽量不看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坐的那个角落。喝，海米托，他们对我说，伤不着你的。朱利斯警官笑着，被恭维着，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当然，当然，这没什么，真的。独特性。无情。后来他又说什么：高雅、责任、背叛、惩罚。他们又开始恭维。这次只有不多的几个人在微笑。

后来大家一起出去。像一堆虾。像一只钢爪的手指。像风中的一个烛台。可是一到外面，我们就开始各奔东西。团伙变得越来越小。彼此离得越来越远。最后大家都相互看不见了。我们这一伙里有乌多和另外四个朋友。我们朝贝尔维德雷走去。沿着卡罗里内街走了一段，然后又到了贝尔维德雷。有人说话，有人沉默，宁肯看着脚下的地面。手插在口袋里。衣领翻起。我对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干吗吗？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他慢慢明白了。我们穿过尤金亲王路，我问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明白什么了。他说，跟你知道的差不说，海米托，差不多。其他人都听不懂英语，即便有人懂也假装不懂。我们走进公园后我开始祈祷。你在喃喃自语些什么啊，海米托？乌多说，他就在我身边。没有，没有，没有，我说，这时我们拨开的树枝擦着我的脸和头发。我抬起头，看不见一颗星星。我们走进一片空地：这里一切都呈深绿色，连乌多和我朋友们的影子都是。我们安静地站在那里，我的腿矗立在那里，灯光在树木后面摇曳，显得遥远而超然。我的朋友们从口袋里取出铜链来。我们站在那里，没有人说一句话！或许谁说了，我也没有听见。但我认为没有人说。我们在一个隐秘的地方站住，没有必要再说什么！我觉得我们甚至都不互相看着对方了！我觉得都快要叫喊出来了！这时我看见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从夹克里掏出什么东西朝乌多冲去。我也跟过去。我抓住一个朋友的脖子，一拳砸向他的前额。有人从后面打我。一下，两下，一下，两下。还有一个人在前面揍我。我的嘴唇都尝到了他的铜链的金属味儿。我设法搂住一个朋友的肩膀，然后以冲刺的速度甩开我背上的一个人。我想我可能把什么人的肋骨打断了。我感到一股热浪冲来。我听到乌多在喊，大叫救命。我打断了谁的鼻子。我们走，海米托，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我四处找他，但看不见。你在哪儿？我问。这儿，海米托，这儿，别急。我停手了。空地草坪上有两个人倒在那里。另一个人不在了。我浑身是汗，不知如何是好。歇会儿，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我跪下挥舞着胳膊。我看着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走近地上的两个人。有那么瞬间我以为他要割了他们的喉咙。他手里还握着那把刀，我想让上帝决定吧。但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并没有举起手中的武器打击倒下的人。他搜索了一遍他们的衣兜，摸了摸他们的脖子，把嘴贴近他们的耳朵说：我们可没有犯下命案，海米托，我们可以走了。我用一个朋友的衬衫擦净脸上的鲜血。我整理了下头发。我站起来。我浑身是汗，像一头猪。我的腿沉得像头大象的腿！可我还是跑啊跑，过了会儿才开始步行起来，终于从公园里出来时，我甚至都欢呼起来。我们沿着杰克街朝雷韦格方向走去。然后又沿着马罗卡内尔街走到音乐厅。然后又沿着李斯特街走到洛斯雷格路。我们在家里独自待了几天。但最后我们还是出去了。一天下午我们看见了冈瑟尔。他远远地看着我们，然后就走了。我们没有理睬他。一天早上，我们又看见了两个朋友。他们在一个角落里，一见到我们就走了。一天下午，在卡特纳尔路上，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从后面盯上了一个女人，然后向她凑过去。我也看见她了，但没有跟上她。我跟她保持着三十英尺的距离，然后三十五英尺、五十英尺、七十五英尺的距离。我看见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喊了一声，把手搭在那女人的肩膀上，她转过身，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了声对不起，那女人继续走她的路。

我们每天都要去邮局。我们散步走到艾斯特哈兹广场或者斯蒂弗茨卡瑟内为止。有时我的朋友们会跟在我们后面。但总是保持一定距离！一天晚上，我们在舒德克街盯上一个男子，然后跟上他。他走进公园。这是一个老人，穿得衣冠楚楚。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走到他旁边。我朝他脖颈后砸了一拳。我们搜了他的衣兜。那天晚上我们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酒吧里吃了饭。后来我出去打了个电话。我的遗产，我的钱，我说，电话那头有人说，没有，没有，没有。这时一个警察过来，把我们带到班德街站。他们去掉我们的手铐开始审讯。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我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们带我去牢房，乌里塞斯不在那儿。第二天我的律师来了。我说，律师先生，你就像一尊遗弃在森林里的塑像，他笑了。他停住笑后说：从现在开始不能再开玩笑了，海米托。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在哪儿？我说。你的同犯被捕了，海米托，我的律师说。他一个人吗？我问。当然，律师说，这时我不再颤抖了。如果我的朋友乌里塞斯是一个人的话，他就不会有事。

那天晚上我梦见一块黄颜色的石头和一块黑颜色的石头。第二天我在院子里看见了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我们散了会儿步。他问我怎么样。我说挺好，经常锻炼，做俯卧撑、起蹲。我在预演如何对付敌人。别预演了。你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他说，他们对我还不错，吃得也好，我说。后来他们又审我了。问题一个又一个。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说。海米托，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他们说。我就讲了犹太人在比尔舍巴制造原子弹的事，讲了只在夜间才出来活动的蝎子。他们说要给我看些照片，我看了照片后说：他们都死了。这全是死人的照片！我再也不能跟他们说话了。那天晚上我在走廊看到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我的律师说：你不会有坏事的，海米托，不可能有坏事的，这是法律，你会到乡下去生活。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呢？我问。他可能要在这里多待段时间。直到他的问题解决了为止。那天晚上我又梦见一块白石头和比尔舍巴的天空，迷离得像水晶球。第二天我在院子里看见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院子覆盖着一层绿色薄膜，但我们都没有在意。我们都穿着新衣服。我们可能是兄弟。他说：一切都搞清楚了，海米托，你父亲就要起诉你。你呢？我说。我要回法国，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那个奥地利警察会给我买一张到边境的票。你什么时候还回来？我问。那得等到1984年以后了。他说。老大哥之年[1]。可是我们都没有兄弟，我说。看来不一定了，他说。那魔鬼的唾沫是绿色的吗？我忽然问。可能吧，海米托，他说，但我猜可能是无色的。后来他坐在地上，我开始锻炼身体。我又是跑步又是做俯卧撑，做起蹲。我做完练习后，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已经站起来跟另一个犯人交谈了。刹那间我觉得我们像是在比尔舍巴，阴沉的天空完全像犹太工程师制造的魔术。可是接着我开始抽起自己的脸来，自言自语说不对，我们这是在维也纳，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明天就要走了，他可能很长时间不回来，也许我很快就会见到父亲。我回到乌里塞斯身边时另外那个犯人已经走了。我们聊了会儿。他们过来要提他走，他说，多保重，保持好体型，海米托。再见，我说。此后我再没见过他。

玛丽亚·芬特，莫特斯大街，革命纪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81年2月。

乌里塞斯回到墨西哥城时，我正好刚搬到这里。我喜欢上一个在高中教数学的家伙。最初我们之间的关系可是困难极了，因为他是结了婚的人，我想他绝对不会抛下妻子，可是有一天，他给我家打来电话，让我找个地方同居，他实在对妻子不堪忍受，他们快要分居了。他有家室，有两个孩子，他说妻子经常拿孩子来要挟。这次谈话并不让人特别踏实——实际上恰恰相反——但次日早晨我还真开始寻地方了，我们两个能住的地方，哪怕只是临时。

当然，钱是个问题。他有工资，但得交孩子们住的那幢房子的租金，而且每个月要付抚养、教育等各种费用。我也没有工作，所能指望的那点钱是一个姨妈提供的学习舞蹈和绘画的津贴，我还得厉行节约，还得向母亲借，什么都不能买太贵了。三天后，郝奇特尔告诉我，她和雷克纳住的那家旅馆有间空房。我立刻就搬进去了。

房子挺大的，带一个卫生间和厨房，就在郝奇特尔和雷克纳住的房间的正上方。

当天晚上数学老师就来看我了，我们做爱到天亮。可是，第二天，他就再没有现身，我甚至试着给学校打了几次电话，也找不到他。两天后我又看到他了，我接受了他所给的一切解释。我在莫特斯大街最初一两周的新生活大致就是这样。数学老师每隔四天左右来一趟，我们一起待到天亮，然后开始新一天的工作。之后他就又没影儿了。

当然，我们在一起不纯粹是做爱。也聊天。他给我讲孩子们的事儿。有一次，说到小女儿时他都哭了，后来，他说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什么？我问。他望着我，好像我的话挺傻，好像我还很年轻，理解不了他的意思，就没回答。此外，我的生活多少还是一如既往。我还要去上课，在一家出版社找了份（薪水悲惨）校对员的工作，还经常会朋友，绕着这个城市长距离步行。郝奇特尔和我更亲近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现在成了邻居。晚上，数学老师不来的时候，我就下楼到她房间聊天或者逗那个小男孩儿。雷克纳几乎从不在家（但至少他每晚还是回家的），我经常跟郝奇特尔聊在我们看来挺重要的一些事儿。女人的事儿，有男人在场放不开说的话。第一次聊天的主题自然是那个数学老师，以及他对我们新关系如何发展的奇谈怪论。郝奇特尔说，这家伙归根结底是个没有胆魄的变态狂，怕跟妻子分开。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与他过于敏感有关，他不愿毫无必要地伤害任何人，并不是真的害怕什么。私下，我很惊讶郝奇特尔坚决地站在我这一方而不是数学老师的妻子一方。

有时我们跟小弗兰兹一起去公园。一天晚上，数学老师来了，我请他们吃晚饭。数学老师想单独待一待，可郝奇特尔早就要我介绍认识一下他了，我想这是个绝好的机会。这是我第一次在目前视为自己新家的地方吃晚饭，不过饭菜很简单，备了大盘沙拉，外加干酪和葡萄酒，雷克纳和郝奇特尔准时来出席，郝奇特尔穿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数学老师想尽量表现得不错，我对此很满意，但不知道是因为饭菜（那时我在节食）太简陋还是葡萄酒太丰盛，这次晚餐非常失败。朋友们走了后，数学老师说他们是寄生虫，说他们是那种让这个社会瘫痪麻木、阻碍国家进步发展的东西。我说我跟他们完全一样，他说不对，我在学习、工作，没有无所事事。他们是诗人，我争辩说。数学老师直视着我，嘴里把“诗人”这个词重复了好几遍。他们就是懒惰的笨蛋，他说，而且作为父母也不称职。哪个父母出去吃饭时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不管？那天晚上，我们做爱的时候，我想到小弗兰兹睡在楼下的房间，父母却在我屋里喝着酒吃着奶酪，感到有些空落和不负责任。没过多久，也许一两天后吧，雷克纳告诉我乌里塞斯·利马回墨西哥了。

一天下午，我正看书，听到郝奇特尔叫我，用扫帚敲击着天花板。我把头钻出窗户。乌里塞斯来了，郝奇特尔说，你要下来吗？我下了楼。果然是乌里塞斯。见到他后我并不特别激动。他和贝拉诺对我的意义现在已经很遥远了。他聊了聊自己的旅行经历。我想他的描述中带着太多的文学色彩。他讲述的时候我一边逗着小弗兰兹玩。后来乌里塞斯说他得走了，还要去看罗德里格斯兄弟，又问我们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我和郝奇特尔望了望对方。如果你想去的话，我可以照管孩子，我说。我走之前，乌里塞斯问了问安格丽卡的情况。她在家里，我说，你可以给她打电话。说不上为什么，我的态度总体上很排斥，他们走的时候，郝奇特尔朝我挤挤眼。那天晚上数学老师没有来。我在自己屋里给小弗兰兹喂了吃的，然后带他到楼下，给他穿上睡衣，弄他上床，他很快就睡着了。我从书架上挑了本书开始在窗户旁边读起来，望着从莫特斯大街上通过的小车的头灯。我边读边沉思。

午夜时分，雷克纳回家了。他问我在这儿干什么，郝奇特尔上哪儿了。我说去罗德里格斯兄弟家参加一个本能现实主义者的聚会了。他看了看儿子，问我吃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我忘吃了。不过我让孩子吃过饭了，我说。

雷克纳打开冰箱，取出一只小罐。放在炉子上。是米汤。他问我想不想来点。我实在不想回自己那孤单的屋子，我说来点儿吧。我们说话时放低声音，尽量别吵醒小弗兰兹。你的舞蹈学得怎么样了？他问。你的绘画学得怎么样了？雷克纳只来过我的房间一次，就是一起聚餐的那天晚上，他挺喜欢我的画。都还好吧，我说。你写的诗呢？我很长时间没写过了，我说。我也没有了，他说。米汤的味道好极了。我问郝奇特尔是不是经常这样炖汤，经常吧，他说，这大概是家里的传统了。

我们默默地凝视了对方一会儿，又同时望着窗外，然后又望了望弗兰兹的床和粉刷得很不均匀的墙壁。雷克纳开始说起乌里塞斯和他回到墨西哥的事儿。我的嘴和胃开始发烧，接着感觉脸也烧起来。我以为他会永远待在欧洲，我听雷克纳说。不知道为什么，这时我想起郝奇特尔的父亲，我只见过他一次，当时他正要离开这个房间。我看见他时往后退了一步，因为我觉得这个男人的面目实在太狰狞了。这是我父亲，郝奇特尔说，她看见我脸上露出警觉的表情。他向我点点头，然后就走了。本能现实主义已经死了，雷克纳说，我们应该忘了它，弄点新的东西。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我嘴里咕哝着说。我想喝点什么，我说。我看见雷克纳起来打开冰箱，那道黄光顺着地板铺洒过来一直落到小弗兰兹的床脚。我看见了一只球和几双小小的拖鞋，但鞋子又大得不像孩子穿的，我又想到郝奇特尔的脚，比我的小多了。注意到乌里塞斯有什么新变化了吗？雷克纳说。我喝了口冷水。没觉得，我说。雷克纳起来打开窗户把香烟的雾气放出去。他举止很疯狂，雷克纳说，好像脑子有些失神。我听到小弗兰兹的床上传来响动声。他睡着的时候还说话啊？我问。不，那是外面的声音。灯熄了，我感觉雷克纳的手搂住了我的腰，我没有动。他也没有动。过了会儿，他脱掉我的裤子，感觉他把阴茎放在我的屁股之间。我们始终无语。完事后，我们在桌边坐下点上烟。你会告诉郝奇特尔吗？雷克纳问。你想让我告诉她吗？我说。当然希望你别讲出去，他说。

我早上两点钟才离去，这时郝奇特尔还没有回家。第二天，我上完绘画课回来，郝奇特尔到房间来找我。我跟她一起去了趟超市。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她告诉我乌里塞斯·利马和潘乔·罗德里格斯吵了一架。本能现实主义已经死掉了，郝奇特尔说，要是你在那里就……我告诉她，我再也不写诗了，我也不想跟诗人们有任何关系。我们回去后，郝奇特尔请我进屋去。她还没有收拾床铺。昨晚我和雷克纳用过的碗碟也没有洗，堆在洗涤槽里与郝奇特尔和弗兰兹中午用过的碗碟混在一起。

那天晚上，数学老师也没有来。我拿公用电话给妹妹打了个电话。其实，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需要跟什么人倾诉一番。我也不想再去郝奇特尔家了。妹妹正要外出，被我逮住了。她正要去剧院。你需要什么吗？她问。需要钱吗？我们聊了会儿，趁着她还没挂断电话，我问她是不是知道乌里塞斯回墨西哥了。没有听说。她也不关心。我们说了再见就挂了。接着我又给数学老师家里打了个电话。他妻子接的电话。喂？她说。我没有说话。回答啊？你这臭婊子，她说。我轻轻地挂了电话回家。两天后，郝奇特尔告诉我卡塔丽娜·奥哈拉要办一个晚会，到时可能所有的本能现实主义者会欢聚一堂，看看有没有可能再发起一个新的组织，办一份杂志，策划点新的活动。她问我想不想去参加。我说不想，可是，如果她去的话，我就得照顾弗兰兹。那天晚上我和雷克纳又做爱了，很长时间，从那男孩睡着的时刻开始直到凌晨大约三点才结束，有那么片刻，我都觉得他才是我真正爱的人，而不是那个傻瓜数学老师。

第二天，郝奇特尔给我讲了聚会的情况。简直就像一场僵尸电影。照她说，本能现实主义已经完蛋了，这太糟糕了，因为她现在写的诗，她说，才是真正的本能现实主义的诗。我听着她不发一言。后来我向她问起乌里塞斯。他现在成了老板，郝奇特尔说，不过是自封的。从那以后，就再没有过本能现实主义者的聚会，郝奇特尔再也不用让我晚上看管儿子了。我跟数学老师的关系也结束了，但偶尔还会同眠共枕，我还经常给他家里打电话，主要是出于自虐吧，我想，或者更糟，是因为太无聊了。可是，有一天，谈完我们之间正在发生或者不再发生的所有的事儿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他离开时好像很释然。我想从莫特斯大街那间屋子搬走，回家跟母亲住一起。最后我决定还是别搬了，在这里长久住下去好了。

1　这里乌里塞斯引用了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中创造的一个词。

13

拉斐尔·巴里奥斯，坐在自家起居室，杰克逊大街，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1981年3月。

你看过《逍遥骑士》吗？没错，就是邓尼斯·霍珀、彼得·方达和杰克·尼克逊主演的那部片子。当时大家基本上都很喜欢它。但是，在出国去欧洲之前，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尤其喜欢。他们喜欢邓尼斯和他的化身：两个黑人，跑得很快，浑身是劲。不是因为我排斥彼得·方达，而是利马和贝拉诺两个人都不喜欢他。穆勒长得挺像彼得·方达。另一方面，利马和贝拉诺很像邓尼斯，既讨厌又很诱人，我是说对我们这些熟悉他们、是他们的朋友的人而言讨厌和诱人。这算不得对彼得·方达的评价。我喜欢彼得·方达。只要他跟法兰克·辛纳屈的女儿和布鲁斯·迪恩拍的电影在电视上播出，我都会看，哪怕得待到凌晨四点。可这两个人谁也不像他。利马和贝拉诺真正像的是邓尼斯。好像他们在刻意模仿他。两个邓尼斯走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一个邓尼斯先生从东头旋绕到西头，像一片浓黑的云，最后（必然）在城市的另一头消失得无踪无影，消失在无路可走的那一头。有时我看着他们，即便我很喜欢他们，我也会想，这是什么行为啊？这是什么样的诡计或集体自杀啊？一天晚上，临近1976年元旦，在他们去索诺拉沙漠之前，我恍悟这是他们玩政治的方式，是那种不对我的路子而且也不理解的方式。他们的手段可能不错，可能糟糕，也许对了，也许错了，但那就是他们玩政治或者用政治来影响现实的方式，如果我没说明白，很抱歉。最近我觉得自己有些犯糊涂。

芭芭拉·帕特森，自家厨房，杰克逊大街，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1981年3月。

邓尼斯·霍珀？政治？那个婊子养的！那个狗屁东西！那傻逼懂什么政治啊？我就这样说：搞政治吧，拉斐尔，搞点崇高的事业，该死的，你这个变态分子，那杂种简直视我如粪土，如垃圾。他好像从一个虚构的高度俯视着我，老说：冷静点，芭芭拉，事情没那么简单，然后就去睡觉了，我还得出去打工上学，那时我基本上整天都很忙，现在也很忙，往返大学去打工（我在雷斯顿街上一家饼店当服务员），我回家后拉斐尔已经睡了，碗碟还放在洗涤槽里，地板脏兮兮的，厨房里到处是面包屑之类的东西（但却不给我做饭，这个懒蛋！）整个家像口地窖，像是装狒狒的袋子破了，最后只好由我来收拾干净，打扫、做饭，然后出去买东西存进冰箱，拉斐尔醒来后我问他：写什么了吗，拉斐尔？开始写那部表现奇卡诺人[1]在圣地亚哥生活的长篇小说了吗？拉斐尔望着我好像在我脸上看电视似的说：我写了一首诗，芭芭拉。我也就不较劲了，我说，好吧，恶心鬼，给我读读，拉斐尔打开两瓶啤酒，给我一瓶（这杂种知道我不会喝啤酒），然后给我读那首破诗。可能是因为我还爱着他，那首诗居然惹得我哭了，我都几乎没有觉察到（要真这样就好了），拉斐尔读完后我的脸已经湿了，泪光闪闪，他向我靠过来些，我都能闻到他身上的气味，散发着正宗的墨西哥人的味道，这个杂种，我们温柔地相拥了一会儿，然后，不过也许是半个钟头后，我们开始做爱，拉斐尔对我说：我们吃点什么呢，宝贝？我站起来，衣服也没穿就走进厨房给他做鸡蛋、火腿和咸肉，我做饭时还想着文学和政治，回想起我和拉斐尔在墨西哥生活的时候，我们想去见一个古巴诗人，去看看他吧，拉斐尔，我说，你也算众人之中的精英，那个同性恋男人不管是否情愿，都得承认你的才华，拉斐尔说：可我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者啊，芭芭拉，我说，别傻帽了，你这该死的傻蛋是本能现实主义，你他妈的一辈子哪怕直面一次现实行吗，亲爱的？我和拉斐尔就去见革命时期的那个伟大的抒情诗人，拉斐尔最痛恨的（也就是贝拉诺和利马最痛恨的）墨西哥诗人大多数都来了，这挺有趣的，我们两个人能通过气味判断出这个来，那个古巴人住的旅馆房间散发出农民诗人的气味，《无产阶级海豚》杂志上的诗人们的气味，韦尔托妻子的气味，墨西哥的斯大林主义者的气味，每隔两周兑一张政府支票的恶劣的革命者气味，但是，这只是我心里对自己说，对拉斐尔我尽量说：别搞糟了，别搞砸了，那个哈瓦那家伙对我们挺好的，虽然有些疲倦，有些忧郁，但基本上还是挺好的，拉斐尔谈到墨西哥年轻诗人，但却不提本能现实主义者（进去前我告诉他如果提及的话我会要了他的命），我甚至当场策划了出版杂志的计划，我说，圣地亚哥大学会出钱资助，这个古巴人对此兴趣盎然，对拉斐尔的诗也兴趣盎然，对我那个他妈的还不存在的杂志也兴趣盎然，忽然，在我们的拜访即将结束之际，这个已经睡思恹恹的古巴人忽然问起本能现实主义。我不知道如何解释。那个混账旅馆的房间。那具沉默又不友善的电梯。那早先来的客人留下的气味。那个古巴人的眼睛，因为发困或者厌倦或者酒精的缘故已经闭上了。他出其不意的言语，好像一个处于催眠状态的人，一个被施了魔法的人发出的。我不禁发出一声细微的尖叫，虽然很细微，但却像打了一枪。可能是太紧张了，我告诉他们。我们三个又沉默了片刻，那个古巴人一定在纳闷这个歇斯底里的外国佬究竟是什么人，拉斐尔则在琢磨到底聊不聊这个团体，我心里则一遍又一遍地说你这个傻逼婊子，总有一天你得缝住那张混账嘴。这时，当我想像自己坐在家里的某个角落，嘴上生了个大疮，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烈火平原》[2]，我听到拉斐尔在谈论本能现实主义者，我听到这个混账古巴人一个又一个地提问题，我听到拉斐尔在说着是的说着也许，谈着共产主义阵痛的来临，我听到这个古巴人在发布宣言、告示、改革宣告，更大范围的意识形态的肃清，这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张开嘴巴说那个时代已经结束，这时拉斐尔还在自言自语，好像他是个多好的诗人，接着拉斐尔说安静点，芭芭拉，我说别对我说什么安静些，你这个流氓，那个古巴人说，噢，女人们都这样，然后就想用他腐朽的、令人厌恶的大男子主义的胡言乱语插手帮腔。我一个劲儿地说狗屁，狗屁，狗屁，我们想凭自己的本事在美洲之屋出版作品，这时那个古巴人极其严肃地望着我说，当然，美洲之屋从来都出版有独特价值的作家的东西。但要对他们的胃口，我说。拉斐尔说，天哪，芭芭拉，这位大师会误解的，我说这位混账大师随他怎么乱想都成，可过去的毕竟过去了，拉斐尔，你的未来才是你的未来，对吗？这时这个古巴人甚至更加严肃地望着我，眼睛似乎在说：宝贝儿，如果我们在莫斯科，你会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但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这点）他仿佛在想，这有什么关系，疯狂就是疯狂，悲伤也是如此，这天结束时，我们三个都成了美国人，成了凯列班[3]的孩子，迷失在美国的大荒野中，我觉得这很让人感动：从那个权势人物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理解的火花，一丝宽容的火花，他好像在说别往心里去，芭芭拉，这些事情我全明白，接着，我像个白痴似的笑了，拉斐尔取出他的诗，五十张活页纸，说这是我的诗，朋友，这个古巴人拿过他的诗还谢了他，然后马上跟拉斐尔站起来，慢慢地移动着，犹如一道闪电或者两道密不可分的闪电，或者一道闪电和它的影子，刹那间，我心想：一切都很顺利，我希望一切都很顺利，我看见自己在哈瓦那的海边游泳，看见拉斐尔在我身旁不远处，对几个美国记者说着什么，几个从纽约、旧金山来的人，谈论着文学，谈论着政治，在天堂的门口。

何塞·“佐皮洛秃鹰”·科林纳，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81年3月。

这是那些游手好闲之徒离政治最近的一次。1975年左右，我在《国家报》工作的时候，有一次，阿图罗·贝拉诺、乌里塞斯·利马和费里佩·穆勒在那里等着胡安·雷亚诺先生召见。忽然，这个长得还不错的金发女郎（我是鉴赏专家）走过来，她径直从那群邋里邋遢、像苍蝇般挤成一堆、坐在胡安·雷亚诺先生工作的那间小屋里的诗人面前走过去。当然，没有一个人抱怨（他们可能没钱，但却很绅士，这些笨蛋，再者，他妈的他们能说什么呢？），这个金发女郎走到胡安先生的办公桌前，把一沓纸给了他，是译文的稿子，我记得听见她说了什么（我的听觉极佳），胡安，上帝保佑他，像他这样的男人真是太少了，冲她露出灿烂的微笑说你好吗，维罗妮卡（这个油腔滑调的西班牙杂种，他对待我们其他人的态度简直视若粪土），你带来什么好东西了？这位维罗妮卡把译文给了他，他们聊了会儿，事实上是维罗妮卡在对这个老头说话，胡安不断地点着头，像被催眠了，后来这个金发女郎拿上她的支票放进包里，启动她的脚跟，消失在肮脏发霉的过道里，接着，别人在唧唧喳喳议论时，乔瓦尼先生又在那里坐了会儿，显得有点迷糊和心不在焉，他对阿图罗·贝拉诺一直很信赖，坐得离他最近，贝拉诺说，这是怎么了，胡安，怎么回事？雷亚诺仿佛如梦初醒或者从他妈的噩梦中惊醒，直视着贝拉诺说：你知道那女孩是谁吗？他讲着正宗的西班牙语，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因为雷亚诺的脾气很坏，他一般讲墨西哥口音的西班牙语，个中原因谁也不知道，可怜的老家伙，归根结底是个挺倒霉的人，可是他却问，你知道那女孩是谁吗，阿图罗？贝拉诺说，不知道，先生，但她看上去不错。她是什么人？托洛茨基的重孙女！雷亚诺先生说，不是别人，是列夫·戴维多维奇的重孙维罗妮卡·沃尔科夫（会是孙女吗，不，是重孙女，我想），后来，对不起，我总是忘了说到哪儿了，贝拉诺发火了，然后紧跟维罗妮卡快步走了，利马紧跟在贝拉诺后面，穆勒那小子待了会儿领走他们的支票，然后像子弹般离去，雷亚诺瞧着他们消失在菲尔斯厅，然后仿佛哑然失笑，仿佛在说恶心的小王八蛋，我想他一定想到了西班牙内战，他那些死去的朋友，他漫长的流放岁月，也许他还想起自己是个共产战士的年代，虽然那与托洛茨基重孙女格格不入，但那就是雷亚诺先生，一个本质上多愁善感的家伙，一个好人，接着他又回到人间，回到《国家报》文化副刊肮脏的编辑部，每个涌进这间沉闷的屋子的人，在黑糊糊的过道里无精打采的人，把他抓回现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拿到了支票。

后来，我跟乔瓦尼先生聊了会儿一个画家哥们儿的作品后就跟两个在报社工作的家伙出去了，大家都准备要早早喝个痛快，我透过一家咖啡店的玻璃看到了他们，咖啡店名字似乎是埃斯特雷拉·厄兰特，但我记不得了。维罗妮卡·沃尔科夫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追上她请她出去喝一杯。我站在人行道上观察了他们一会儿，这时跟我们一伙的别的几个家伙在商量去哪儿。他们似乎很开心，贝拉诺、利马、穆勒、托洛茨基的重孙女。透过窗户，我看见他们大笑着，看见他们对那里欣赏备至，大笑着。他们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那个叫沃尔科夫的女孩显然是一种社会象征，而那些家伙都是等着进入莱库姆贝里或者恶魔岛监狱的，这全写在他们身上。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出什么问题了，我发誓。我的心肠挺软，科林纳家的人从来没有这么心软的。那几个杂种在跟维罗妮卡·沃尔科夫笑着，但他们也在与列夫·托洛茨基笑着。那可能是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们接触距离最近的一次。那可能是他们平生接触到的最近的人。我想到了伊凡·雷亚诺维奇先生，我觉得自己满怀伤感，但也满怀幸福，真该死。这是《国家报》发薪日发生的最匪夷所思的事。

维罗妮卡·沃尔科夫，跟一个女性朋友和两个男性朋友在一起，国际线出境口，墨西哥城联邦区机场，1981年4月。

何塞·科林纳先生说我永远不会再见到那两个智利人阿图罗·贝拉诺和费里佩·穆勒以及他们的朋友、我的墨西哥同胞乌里塞斯·利马，他错了。如果他所描述的事情，事实有待考证，发生在1975年，那么大约一年后我又见到那几个问题青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1976年5月或者6月，在一个清爽空旷的夜晚，甚至可以说是明媚的夜晚，是在那种年复一年让墨西哥人和喜爱这个地方的外国游客流连忘返的夜晚，我本人觉得很兴奋但确实又觉得很伤感的夜晚。

没有多少可说的。那是在雷福马大街一家电影院外面，那天有一部影片举办首映式，美国或欧洲的电影，我记不清了。

可能还是个墨西哥导演拍的。

我跟几个朋友在一起，忽然，不知怎么就看见他们了。他们坐在楼梯上聊天。他们也看见了我，但没有过来打招呼。其实他们就像几个流浪汉，显得非常扎眼，在电影院门口，在一群衣冠楚楚、脸刮得干干净净的人中间，这些人上楼梯时，尽量靠边走，好像担心谁会伸手偷他们的东西。至少我觉得其中一个好像吸了毒。我想那个人就是贝拉诺。我想，另一个是乌里塞斯·利马，他正在看书，在书边上写着什么，独自嘴里轻哼着歌。第三个人（不，肯定不是穆勒，他个儿很高，而且是金发，眼前的这个又矮又黑）在盯着我微笑，好像他认识我。我没有选择只好点头以示回应，我趁朋友们心不在焉时走过去跟他们打了声招呼。乌里塞斯·利马回了句你好，不过他并没有从楼梯上站起。贝拉诺站了起来，像个机器人似的，可他看我的样子好像已经不认识我了。第三个人说你是维罗妮卡·沃尔科夫吧，他提到我最近在一个杂志上发表的几首诗。只有他一个人想跟我说话。拜托，我的天，我想，可别让他又跟我谈托洛茨基了，不过他没有谈托洛茨基，而是谈起了诗歌，说跟一个共享的朋友（一个共享的朋友？太可怕了！）在一个杂志上发了诗，然后又聊了些别的，我不懂的东西。

我正要走开时——我是那里惟一跟他们待了片刻的人——贝拉诺仔细地看了看我，认出我是谁来。噢，维罗妮卡·沃尔科夫，他说，脸上露出我觉得像是谜一般的微笑。最近诗写得怎么样？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种愚蠢问题，就耸了下肩膀。我听到一个朋友在叫我，我说我得走了。贝拉诺伸出手，我握了一下。另外那个人在脸颊上吻了我一下。我忽然想到他完全可以离开坐在楼梯上的朋友们加入我这一伙。再见，维罗妮卡，他说。乌里塞斯·利马还是没有站起。我就要进入影院时最后望了他们一眼。这时来了第四个人，跟他们聊起来，我想那是画家佩雷斯·卡马戈，但也说不准，总之，他衣着光鲜，油头粉面，好像有什么事儿挺紧张的。后来，我走出电影院时，看见佩雷斯·卡马戈或者像他的那个人，但却没有看见另外那三个诗人，我推断他们在楼梯上是等这个第四者，他们匆匆地见完面后就走了。

阿方索·佩雷斯·卡马戈，托雷多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81年6月。

贝拉诺和利马并不是革命者。他们也不是作家。有时写点诗，但我并不认为他们是诗人。他们经常卖毒品。主要是大麻，不过他们还存了几个玻璃罐，那种小小的婴儿食品罐，里面藏着一批货，可是乍看上去显得挺恶心的，像一小块粪便在玻璃容器中羊水般的溶液里漂着，最后我们对那些令人恶心的黄色粉末也习以为常了，这是我们经常购买的东西，从瓦哈卡、塔毛里帕斯、韦拉克鲁斯的拉华斯特卡或者波托西产的黄色粉末，总之不管哪儿产的吧。我们在聚会或者在“小组会议”上让这些毒品派上用场。我们是些什么人？像我这样的画家，像可怜的基姆·芬特（其实是他把利马他们介绍给我的，千万不要怀疑我们短时间内建立起的关系，或者至少我愿意这么认为）这样的建筑师。事实上那些孩子全都是精明的商人。我认识他们时（在可怜的基姆家），谈的全是诗歌和绘画。我是指墨西哥诗歌和绘画（还有别的吗？）可是，很快，我们就聊起毒品来。又从毒品聊到生意。几分钟后，他们把我带到公园里，我来到一棵普通的树下，挑拣他们带的大麻。上等货吗？绝对。完全不像我品了很长时间的那种。我就这样成了他们的客户。其间，我免费把他们介绍给各种画家和搞建筑的朋友，他们慢慢都成了利马和贝拉诺的客户。从某种角度讲，这是一种进步，甚至让人觉得轻松。他们至少挺“清白”的，我想。跟他们做买卖时你可以谈艺术。我们相信他们不会敲诈或者告发我们。你知道，那些不入流的商人什么狗屁都拿不出来。他们比较谨慎（或许这是我的看法）而且也挺准时，关系很多，你可以给他们打电话说我明天需要五十克阿卡普尔科极品，我要搞个惊喜派对，他们只问你在哪儿、什么时候，甚至都不提钱的事儿，当然，在这方面他们从不抱怨，他们提出要多少我们就给多少，我们也不还价，你不觉得这样的客户挺好吗？一切都来得很顺利。当然，有时，我们也难免产生分歧。主要问题在我们。我们太轻信了，谁都知道这点，有些人最好敬而远之。最后，我们的民主精神占了上风，比如每当有个聚会或者极其乏味的会议时，我们就邀请他们参加。给他们灌酒喝，请他们告诉我们更多信息，告诉我们就要吞服或者吸食的东西具体从哪儿来，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些问题都很坦率，绝对没有刻意冒犯的意思，他们喝着我的酒，吃着我们的菜，但是——怎么说好呢？——显得漫不经心或者冷淡，好像既在场又不在场，好像我们是些昆虫或者他们每晚榨取乳汁的母牛，让我们觉得应该继续保持让人舒服的距离，不需要半点亲近、温暖或者感情，即使我们经常喝醉或者喝高了，有时烦了他们，强迫他们听我们的话，或者我们的意见，以及我们对他们的真实想法，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当然，我们从不把他们当真正的诗人看。更不屑说是革命者了。他们是推销员，就是这样。比如，我们尊重奥克塔维奥·帕斯，他们却极端，刻意不理睬。这是无法接受的，你觉得呢？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说了些塔马约的话，有点负面的东西，这成了一根导火线，我记不得当时的背景了，其实，我甚至都忘了在哪儿，也许在我家里，也许不在，这并不重要，只记得有人在谈论塔马约和何塞·路易斯·奎瓦斯，我们中一个赞美说何塞·路易斯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散发着坚韧、力量和勇气。还说我们能成为他的同胞和同时代的人该有多么幸运，这时利马或者贝拉诺（他们两个坐在一个角落里，我记得是这样，在一个角落里等着要钱）说奎瓦斯的勇气或者坚韧，或者力量，我忘了是指哪个了，全是骗人的，这个宣言令我们所有的人顿时一激灵，在我们中间激起一股冷冷的愤慨，但愿你能懂我的意思。我们真想把他们给活活地吃了。我是说，有时听他们说话挺有意思。这两个人简直像从外星来的。不过，他们让人觉得舒服些时，当你逐渐了解他们或者更认真地听他们讲话时，他们的那种姿态更像伤感而非别的什么，挺让人烦。他们当然不是诗人，也不是革命者。我甚至都认为他们没有性欲。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只想说他们好像对性没有什么兴趣（他们惟一感兴趣的是从我们手里榨出钱来），对诗歌或者政治也没有兴趣，而且他们师法的似乎是年轻“左派”诗人的陈腐范式。性确实激不起他们的兴趣，这点我可以肯定。我怎么知道的？从一个朋友那里听到的，一个想跟他们中一位发生性关系的搞建筑的朋友，也许是跟贝拉诺吧。关键时刻，什么也没发生。这两个软蛋。

1　Chicano，指墨西哥裔美国人或在美国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人后裔。

2　El llano en llamas，墨西哥著名小说家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1918－1986）的小说。

3　Caliban，莎士比亚名剧《暴风雨》中的半人半兽怪物。

14

雨果·蒙特罗，在马拉·森达酒吧喝啤酒，彭萨多尔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82年5月。

有这么一个免费的机会，我心想，干吗不把咱的哥们儿乌里塞斯·利马放进尼加拉瓜访问团里呢？出访活动将在1月份成行，以这样的方式开始新的一年也还不赖。另外，我听说利马状态不佳，我想，去这个革命国度来一次小小的户外旅行会让人的精神振作起来。所以我没有咨询任何人就把有关证件办妥了，把乌里塞斯送上去马那瓜的飞机。当然，我不知道我这是在自找死路。如果我早知道的话，绝不会让乌里塞斯·利马离开墨西哥城，可有时我就喜欢那样，很冲动，最终该来的东西还是会来，我们是命运手中的木偶，不是吗？

总之，我就这样把乌里塞斯·利马弄上了飞机，在起飞前，我心里甚至掠过一丝念头，预感到这次小小旅行前方的什么东西在等待着我。我的老板，诗人阿拉莫，是墨西哥作家代表团的团长，他看到乌里塞斯后脸色顿时很难看，把我叫到一边。那个白痴干吗在这里呢，蒙特罗？他问。他跟我们一起去马那瓜啊，我回答。我还是别复述阿拉莫后面说的话了，因为我实在不是个坏人。可我又想：你要是不愿带他出来，你这个懒惰的杂种，干吗不亲自过目一下邀请书呢？你干吗不辛苦点给每个应该来的人打打电话呢？阿拉莫本人还邀请了自己最好的哥们儿呢，所谓的农民诗人帮。后来，他私自邀请了他喜欢的那些马屁精们，还有那些重量级人物，或者说文学界的名人，全是他们各自墨西哥文学流派地方上的拥护者，但是，历来如此，这个国家谁也没有精英感，两三个恶心鬼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行程，我就是拿来垫补缺额的人之一，或者像聂鲁达说的那样“把缺席的补上”。这时我就想起了利马。我从一个消息灵通人士那儿听说他回墨西哥了，而且日子不太好过，我恰好属于那种只要有可能就会全力帮助别人的人，墨西哥造就了我的这种性格，就是这样。

现在，当然，我已经丢了工作，有时在情绪还不错，在未消的残酒中醒来，在某个预示着灾难的墨西哥城的早晨，我想自己确实办了件错事，我要是请了别人就好了，一句话，我把事情搞砸了，但大多数时候我并不觉得歉疚。我说了，我们一上飞机，阿拉莫就觉得乌里塞斯非毁了我们这次的旅程不可，我说：别着急，先生，不会有事的，相信我，这时阿拉莫严厉地瞪了我一眼，那是充满责备的眼神，如果这样说听上去不太荒谬的话，说：行吧，蒙特罗，出了事你负责，我们倒要看看你怎么处理。我说：我们墨西哥人会安然无恙的，老板！请稍安勿躁。什么也别担心。那时我们已经在去马那瓜的途中了，穿过夜空中最黑暗的部分，代表团的作家们都在喝酒，好像他们知道、猜到，或者被告诫过飞机会掉下去，我在过道来来回回上下活动，跟所有成员打着招呼，发放印有墨西哥作家宣言的纸张，那是阿拉莫和农民诗人们为了声援他们的姐妹国家尼加拉瓜起草的宣言，我打印的（我不介意想说，我还改正了若干错误），以便不熟悉这个宣言的人，这样的人占大多数，能读一读，以便让那些还没有签名同意的人，签过名的人寥寥无几，在“我们同意”栏下签上他们的大名，或者换句话说在阿拉莫和几个农民诗人，那天启五骑士签名的正下方签上自己的大名。后来，我收集欠缺的签名时想到了乌里塞斯·利马。我看见他蜷缩在座位上，耷拉着脑袋，我想他一定是病了或者睡着了，但无论什么情况，他双目紧闭，表情怪异，像正在做噩梦似的，我想。我觉得这个时候这家伙这个样子是没法签名的，刹那间，飞机开始左右突蹿，大家最坏的担心似乎就要验证了，这时我权衡了一下是不是别请他签名了，是否可以将他完全忽略不计，毕竟，我是出于好意拉他来的，他向来表现不佳，或许别人这样说，这不表示他就得保证效忠某一伙人，但我马上就想到阿拉莫和那些农民诗人会带着一副巨大的眼镜检查“我们同意”栏的，如果把他的名字漏了，我是要负责任的。正如奥东所说，怀疑本身就盘踞在我头脑中。我走到乌里塞斯身旁碰了碰他的胳膊，他立刻睁开眼睛，像个肉体中隐蔽机制被激活了的该死的机器人，他盯着我，装出不认识但却认出了我的样子，如果我这样说讲得通的话（我想讲不通），我挨着他坐下说，瞧，乌里塞斯，还有个事儿需要办一下，所有来的诗人都在这个声称显示他们与尼加拉瓜作家和人民关系有多铁的傻冒文件上签了字，我就缺你的签名了，如果你不想签的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想我们会处理好的，接着他用一种能碎了我心脏的声音说：我来看看，起先我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等明白了后便把宣言文本递给他，我看着他，那句话怎么说，埋头阅读。差不多吧，我说：我马上回来拿，乌里塞斯，我要在飞机上转悠会儿，不知道机长什么时候可能需要我帮忙，这期间，你就坐这儿读着，有的是时间，别有压力，想签就签，不想就算了，说完我就起来回到飞机的前头，是叫机首吧？总之，就是前头部分，我还得花点工夫分发那份混账宣言，跟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文学精英（同行的还有几个流亡墨西哥的外国作家：三个阿根廷人，一个智利人，一个危地马拉人，两个乌拉圭人）喋喋不休地聊个没完，这时他们已经开始流露出喝高了的陶醉迹象，我回到乌里塞斯的座位，在空座上找到那份签过名的宣言，叠得整整齐齐，乌里塞斯直挺挺地坐在那儿，不过又闭上了眼睛，好像非常痛苦，同时又以极大的尊严忍受着痛苦。这是我到马那瓜之前见他的最后一面。

我不知道最初那几天他干吗来着。我只知道他没有参加任何一场朗诵会、聚会或者圆桌讨论会，我不时地想起他，他妈的，想到他缺席了很多场合。如大伙所说，历史的创造过程就像一场没有尽头的聚会。埃内斯托·卡尔德纳尔在文化部接见我们的那天，我记得去酒店房间找利马，可他不在屋里，前台的人告诉我，他已经好几个晚上没有回来了。你能怎么样呢，我心里对自己说，他一定是去外面纵情畅饮了，或者跟尼加拉瓜的什么朋友在一起，谁知道呢，我很忙，得管理整个墨西哥代表团，不能整天去找乌里塞斯·利马，让他参加这次活动，我已经仁至义尽了。我索性不管他了，日子就这样过去，如巴列霍所说，我记得，一天下午，阿拉莫找到我说，蒙特罗，你那朋友他妈的上哪儿去了？我很久没见到他了。这时我心想：该死，真是的，不是吗？乌里塞斯失踪了。坦率地说，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各种可怕和不那么可怕的可能性的组合，发出沉闷的砰的一声忽然在我面前排列出来。我想：他一定在什么地方，尽管不能说我一秒钟后就彻底忘了他，你可能会觉得我在搪塞这个问题。可阿拉莫却绝不搪塞，那天晚上，在尼加拉瓜与墨西哥诗人同行举办的一次晚餐会上，他又问我那该死的乌里塞斯·利马上哪儿去了。好像还嫌事情不够糟，卡尔德纳尔的一个他妈的同事曾在墨西哥学习过，认识乌里塞斯，他听说乌里塞斯也在代表团里，坚持要见他，想跟这位本能现实主义之父寒暄一番，他说。他又矮又黑，是一秃顶的尼加拉瓜小矮个儿，我看着他挺面熟，也许几年前我在贝拉斯美术馆组织过他的一场朗诵会，我忘了，我感觉他有点半开玩笑的意思，主要是他提到本能现实主义之父的那种口吻，好像在调侃乌里塞斯，当着这些墨西哥诗人的面笑得很开心，我得说，诗人们都大笑起来，好像听了一个笑话，连阿拉莫都笑了，半是好玩，半是想附和他人，与尼加拉瓜的人不同，他主要是因为其他人都在笑而笑，或者觉得有必要笑。各种可能性都有，特别是在这种场合。

我终于摆脱所有那些烦人的杂种时已经过了午夜，第二天我得把所有的人圈起来送回墨西哥城，说实话我忽然感觉很累，有些恶心，几乎快要吐了，但还不至于，我决定在饭店的酒吧来点夜饮，在那里喝酒的人要文雅得多，不像马那瓜其他地方，上的东西简直就是毒药，我不知道桑地诺解放阵线[1]的人还在等什么不去处理这些事情。在饭店酒吧，我碰到了潘克拉希奥·蒙特苏尔先生，他是随同墨西哥代表一起来的，不过是危地马拉人，另外，没有危地马拉代表团，再说他已经在墨西哥生活了至少三十年。潘克拉希奥看见我在酗酒，起先一言不发，后来靠过来说，蒙特罗，我的孩子，你今晚看上去有些愁眉苦脸，跟哪个女孩出什么麻烦了吗？他问。我说，要是那样就好了，潘克拉希奥先生，我就是太累了，无论怎么说这个回答都很蹩脚，因为劳累要比因为女孩子的事而憔悴好得多，但我就是这么说的，潘克拉希奥大概注意到出什么事儿了，因为我说话比平常语无伦次，他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我被他如此敏捷惊呆了——穿过我们之间的空地，来了个优雅的跳跃，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那究竟出什么事儿了？他问。我把代表团一个成员弄丢了，我说。潘克拉希奥望着我，好像我的话很不好理解，然后又要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酒。我们两个默默地在那里坐了会儿，喝着酒，望着窗外黑洞洞的天地，那是马那瓜城，说实话，这是最容易让人迷失的城市，我是说，这个城市恐怕只有邮差可能不会迷路，其实墨西哥代表团已经迷过好多回路了，我发誓。我想，这么长时间来我第一次感觉舒服起来。几分钟后，出现了一个小孩，一个实在瘦骨嶙峋的孩子，他径直走向潘克拉希奥索要签名。他手里有本默蒂斯出版的潘克拉希奥的书，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我听到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就走了。潘克拉希奥用一种阴森恐怖的声音提到他的大批崇拜者。然后又说到一批剽窃他作品的人。最后，又说到成群的批评家们。他还提到加科莫·莫雷诺—里斯奥，那个墨西哥的威尼斯人，他显然不是我们团的成员，但潘克拉希奥说出他的名字时，我感觉自己简直太傻了，莫雷诺就在这里，他刚走进酒吧，这完全不可能，因为尽管我们代表团有各种不足，却是清一色的左派，而谁都知道莫雷诺是帕斯的追随者。潘克拉希奥提到或者暗示，莫雷诺在煞费苦心地偷偷模仿他，潘克拉希奥。可是，莫雷诺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既高尚又暴力的声音，属于那种典型的困在美洲的欧洲人，为了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生存下去，被迫做些逞强的虚假姿态。因此，潘克拉希奥的散文，我的散文，潘克拉希奥说，是雷耶斯法定传人的散文，如果他这么说自己，就是顺理成章的与莫雷诺这个冰冷的仿冒品为敌。潘克拉希奥又说：那么，你把哪位作家弄丢了？他的声音吓了我一跳。一个叫乌里塞斯·利马的，我说，感觉自己的皮肤开始起鸡皮疙瘩。噢，潘克拉希奥说。丢了多久了？不知道，我说，也许从第一天起就没了，潘克拉希奥又不说话了。他向值班经理打了个手势，又要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毕竟，教育部买单。不，不会是第一天，潘克拉希奥说，他是那种很安静的人，但又是个敏锐的观察家。在这儿住下后第一天我在饭店见过他，第二天也看见过，说明那时他还没有离开饭店，不过说真的，我想不起还在别的什么地方见过他。他是诗人吗？当然，他肯定是了，他不等我回答就自己说了。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第二天吗？我问。第二天晚上，潘克拉希奥说。没错，是最后一次。现在我该怎么办啊？我说。不必粉饰，潘克拉希奥说，所有的诗人都会在某个时候失踪的。向警察报告说他失踪了。桑地诺解放阵线的警察，他指点得很具体。可我没那个胆量报警。不管桑地诺还是索摩查，警察毕竟是警察，而且不管因为酒精还是窗外的夜晚，我都没有勇气让乌里塞斯那样颜面扫地后离开。

这是我后来挺后悔的一个决定，因为，第二天早晨，我们出发去机场之前，阿拉莫忽然想到把代表团全体成员在旅馆大堂集合起来，想来个我们在马那瓜停留的最后总结，但事实上是想在白天最后喝一顿。当我们所有的人毫无疑问与尼加拉瓜人民结下牢不可破的友谊，就要上路去房间拿行李时，阿拉莫和另一个农民诗人过来问乌里塞斯来了没有。我别无选择，只好告诉他没有，除非在这个关键时刻乌里塞斯正在房间睡觉。现在就解决，阿拉莫说，他走进电梯，我和那几个农民诗人跟在后面。我们看到诗人奥雷里奥·普莱德拉，一个优美的文体家，在乌里塞斯·利马的房间，他说的那些我都已经知道了，刚到的前两天乌里塞斯还在，后来就没影了。你为什么不告诉雨果呢？阿拉莫大声吼叫着。这个诗人的解释含含糊糊。阿拉莫恼火极了。奥雷里奥·普莱德拉说不明白干吗怪他，当时他还得忍受乌里塞斯彻夜的梦话，他觉得倒霉透了。那个农民诗人在应该是混乱之源利马睡觉的床上坐下，开始浏览起一本文学杂志来。过了会儿，我意识到另一个农民诗人的出现让我们松了口气，潘克拉希奥，405房间上演的这场戏剧的默默观察者，站在他背后的门口。当然，我立刻意识到，我已经从墨西哥代表团管理人的角色脱身了。值此关键时刻，这个角色落到胡里奥·拉巴卡的头上了，这位农民诗人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开始以我从自己身上绝对体会不到的充沛干劲接管了整个局面。

拉巴卡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报警，接着又在代表团里召开了一个他所谓的“思想型作家们”，换句话说，就是经常写社论、散文或者政治书的作家们（“创造型作家”则指诗人或者小说家，如潘克拉希奥，还有一类叫“头脑发热型作家”，如奥雷里奥·普莱德拉这样的新手和初学者，也许还包括乌里塞斯·利马本人在内，另有“创造兼思想型作家”，属于人中之龙，这一类型中仅有两个农民诗人入选，拉巴卡绝对算得上）参加的紧急会议，对因这次突发事件导致或者形成的新局面以及事件本身进行了一番敏锐、坦率的评估之后，他们得出结论说，对代表团最有利的是坚持原计划不变，换句话说万勿拖延，即日回国，把利马事件交由当局有关机构处理。

一个墨西哥诗人在尼加拉瓜失踪可能会引发非同寻常的政治震荡，但是，要记住，知道乌里塞斯·利马的人寥寥无几，而且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多半没有跟他说过话，这样紧张程度可以有所下降。有人甚至提出他的失踪可以忽略不计。

过了会儿，警察来了，我和阿拉莫、拉巴卡与其中一位自称是探长而拉巴卡很快就称之为“同志”的人聊了一阵子，拉巴卡“同志”这个“同志”那个地叫了半天，不过，像他这么一个警察，其实太善良、太有同情心了，尽管他什么也没有对我们讲，这是我们自己想到的。探长问到这位作家“同志”的习惯。当然，我们告诉他，我们不熟悉乌里塞斯的习惯。他想了解乌里塞斯有什么“特点”或者“弱点”。阿拉莫说谁也不知道，这个行当跟人性本身一样纷繁复杂，我们都很清楚，人性就是弱点的大杂烩。拉巴卡又复述了（以自己的方式）一遍阿拉莫的意思，说乌里塞斯可能是个堕落分子，也可能不是。什么意义上的堕落啊？那个探长想知道。这我还说不准，拉巴卡说。说真的，我对他并不熟悉。在飞机上我甚至都没有看见过他。他不是跟我们乘同一班飞机吗？当然了，胡里奥，阿拉莫说。接着阿拉莫又把球扔给了我：你认识他，蒙特罗（话语中带着强忍的愤怒），给我们讲讲，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马上把这件事撇得干干净净的。我又把整个经过复述了一番，从头到尾，直到阿拉莫和拉巴卡听得明显乏味之极，而探长却表现得饶有兴致。我讲完了，他说，噢，你们作家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啊！他又想知道为什么有些作家不想来马那瓜观光。都属于个人原因，拉巴卡说。不是因为他们敌视我们的革命吧？你怎么会这样想呢，肯定不是，拉巴卡说。哪些作家不肯来呢？探长问。阿拉莫和拉巴卡对视了一眼，然后又瞧着我。我张开大嘴跟他说了几个名字。噢，你知道，拉巴卡说，马科·安东尼奥也被邀请了吗？是啊，阿拉莫说，我想这个主意不错。为什么不问问我的意见呢？拉巴卡说。我跟埃米利奥说了，他说挺好，阿拉莫说，他很烦拉巴卡当着我的面质疑他的权威。那么，这个马科·安东尼奥是什么人呢？探长问。一个诗人，阿拉莫有气无力地说，什么样的诗人呢？探长想知道。一个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拉莫说。一个超现实主义者，一个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人，拉巴卡说得很具体。一个抒情诗人，我说。探长点了好几下头，仿佛在说我明白了，但我们都很清楚，他屁都不明白。这位抒情诗人不想表达他对桑地诺革命的支持吗？嗯，拉巴卡说，还不好这样说。他只是来不了，我想，阿拉莫说。但你认识马科·安东尼奥，拉巴卡说，他第一次笑了起来。阿拉莫拿出他的德里卡多斯牌烟给大家发了一圈。拉巴卡和我都拿到一支，但探长却没有要，而是点上一支古巴雪茄。这烟比较冲，他说，话中带明显的讽刺意味。他似乎想说：我们革命者抽更冲的烟，真正的男人抽的都是烈性烟，我们这些在客观现实中下赌注的都抽最纯正的烟草。比德里卡多斯牌烟还冲吗？拉巴卡问。这是黑色烟草，同志们，货真价实的烟草。阿拉莫笑了，气喘吁吁地说：很难相信我们走失了一位诗人，其实他想说：你对烟草懂个什么？你们这些愚蠢的杂种！你可以用你的古巴烟草亲吻我的屁股，拉巴卡说，几乎连一只眼睛都没有眨。你说什么，同志？探长问。我是说我才不把古巴烟草当回事呢。只要德里卡多斯烟点着了，其他烟都可以熄灭。阿拉莫又笑了，探长似乎在愤怒得脸色煞白和表情茫然之间犹豫不定。我以为，同志，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他说。那就对了，我知道，你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人会瞧不起德里卡多斯的，拉巴卡说。噢，胡里奥真是个坏小子，阿拉莫嘴里喃喃地说，看着我想掩饰对探长几乎压抑不住的笑。你有什么根据这样说？探长问，他一头的雾水。我发现事情的调子正在出现新的变化。拉巴卡抬起一只手，在离探长的鼻子几寸远的地方来回扇着，好像要抽他似的。别把烟朝我脸上吹，伙计，他说，行吗？这回探长真的脸色惨白了，好像自己抽的烟草的冲味让他感到恶心。他妈的，稍微尊重点，同志，你快要碰着我的鼻子了。如果你叫它是鼻子的话，拉巴卡对阿拉莫说，简直连眼都不眨。你要是分不出一支德里卡多斯的味道跟一捆粗俗的古巴烟草之间的区别，那你的鼻子就对不起你了，同志，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退一步说，对一个抽烟的人或者警察就非同小可了。你瞧，胡里奥，德里卡多斯就像烟草中的金发碧眼，阿拉莫说，他已经笑得撑不住了。连卷烟纸的味道都挺美，拉巴卡说，这种烟纸只能在中国的某些地方找到。加上墨西哥，胡里奥，阿拉莫说。墨西哥当然有了，拉巴卡说。探长极其愤恨地望了他们一眼，迅速把烟掐灭，声音变了调说，他得去整理一个失踪人员的报告，这项工作只能在警察局里处理。他好像准备要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给抓起来。我们还等什么呢，拉巴卡说，我们去警察局，同志。蒙特罗，他在出去的路上对我说，替我给文化部长打个电话。好的，胡里奥，我说。探长似乎犹豫了片刻。拉巴卡和阿拉莫来到大堂。探长盯着我，好像在询问对策。我用手腕比画了下戴上手铐的样子，可他不明白。他临走之前说了一句：他们会在十分钟内回来。我耸耸肩走了。过了会儿，潘克拉希奥来了，穿着一件纯白的哈瓦那衫，带了只查普特派克区吉甘特超市的塑料袋，里面装满了书。问题解决了吗，蒙特罗，我的孩子？我亲爱的朋友潘克拉希奥先生，我说，跟昨晚、前晚一个样。我们还是没有找到可怜的乌里塞斯·利马，无论如何，把他拉到这儿来是我的过错。

潘克拉希奥跟平时一样，没有作出丝毫的努力安慰我一下，我们两个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他喝着倒数第二杯威士忌，我双手抱头，用一根草秆吸着台克利鸡尾酒，徒劳地想像乌里塞斯·利马没有钱没有朋友，一个人待在那个备受重创的国家，这时我们听到在附近房间像流浪狗或者受伤的鹦鹉似的流来窜去的代表团成员的喊叫声。你知道对文学来说最坏的事情是什么吗？潘克拉希奥问。我知道，但假装不知道。什么？我问。跟作家成为朋友。这样的友谊虽然弥足珍贵，却也会破坏你的批评感觉。有一回，潘克拉希奥说，蒙特福特·托雷多把这个哑谜扔给我猜：一个诗人在一个即将毁灭的城市失踪了，没有钱，没有朋友，也没有任何人可投靠。当然，他既不想也没有打算投靠任何人。他在这个城市和国家流浪了好几天，什么也不吃，或者吃得很少。他甚至都不写东西了。或许在头脑中继续写着：换句话说，他都出现幻觉了。所有迹象表明死亡向他冉冉而至。他的灾难性失踪已经预示了这一点。然而，最后这个诗人并没有死。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呢？听上去好像是说博尔赫斯，但我并没有告诉他。作家同行已经把潘克拉希奥折磨得够呛了，说他用巧妙的手法从博尔赫斯这里剽窃一点，然后又用拙劣的手法从别处剽窃一点，像洛佩兹·贝拉尔德说的那样。我就那么听着潘克拉希奥说，然后学他的样子。换句话说，我一直闭口不言。这时一个家伙过来告诉我，带我们去机场的那部厢型车已经停在酒店前了，我说好的，我们走吧，但我得先问问潘克拉希奥的答案，他已经从座椅上下来，面带笑容看着我，好像我已经找到了那个哑谜的答案，但我显然没有找到或者想出、猜出，总之我徒劳无功，我说：你朋友问你的这个哑谜答案是什么，潘克拉希奥先生？这时他看着我说：什么朋友？我说，你的朋友，不管是谁，米格尔·安格尔·阿斯图里亚斯，说的关于诗人失而复活的哑谜。噢，那个啊，他说，好像如梦初醒，其实我也不记得了，不过没事，这个诗人没有死，他失去了一切，但人没有死。

“你所爱的都保留[42]”，站在附近偷听我们说话的一个人说，这是个浅色皮肤的家伙，身穿双排扣西服，系着红领带，他是圣·路易斯·波托西的官方诗人，他在那里，这句话就像手枪即将发射，或者已经发射出来似的，立刻引爆了巨大的骚乱，墨西哥和尼加拉瓜作家开始互相在书上签名，厢型车里就更混乱了，所有出发和送行的人都上了车，空间更显窄小，我们只好又叫了三辆出租车提供额外支援。不用说我是最后离开宾馆的。走之前，我打了几个电话，给乌里塞斯留了封信，以备他回来，当然这种可能性非常小。我在信里建议他直接去墨西哥大使馆，那儿会关照他返回墨西哥。我又给警察局打了个电话，跟阿拉莫和拉巴卡说了话，他们向我保证在机场见面。然后我带上皮箱，叫了辆出租车离去。

1　Sandinistas，尼加拉瓜民族解放组织，1961年成立，主要在推翻索摩查独裁政权，后成立桑地诺人民党并多次成为执政党。

2　引自庞德《比萨诗章》（Pisan Cantos）第81章。

15

哈辛托·雷克纳，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1982年7月。

乌里塞斯·利马去马那瓜时我去机场送行，一来我还是无法相信他被邀请了，二来那天早晨我没有别的任何事儿可干，他回来时我也去接了，没有别的意思，就想看到他，然后我们可以痛快地大笑，可是只见出访归来的作家们整整齐齐地排成两列走出，却不见他的影子（这是不会有错的），虽然我看了又看。

阿拉莫和拉巴卡、帕迪尔拉和拜伦·赫尔南德斯、贝拉帕拉塔和我们的老熟人洛西亚科默、萨拉和女诗人卡门·普列托、危险的佩雷斯·赫尔南德斯和高尚的蒙特苏尔都出来了，可就是没有乌里塞斯。

我的第一反应是他可能在飞机上睡着了，他很快就会在两个空乘的协助下走出飞机，古老地层般厚实的宿醉。至少我愿意这么去想，因为要我恐慌起来过程是很慢的，但说实话，看见这群知识分子们筋疲力尽又心满意足地回国的瞬间，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雨果·蒙特罗给队列押后，带着好几件沉重行李。我记得我向他挥了挥手，但他没有看见我，或者没有认出我，或许假装不想认出我。所有的作家都走了后，我看见了洛西亚科默，他似乎迟迟不想离开机场，我走过去跟他打了个招呼，尽量不要流露出我多么担忧。他跟另外一个阿根廷人在一起，一个高大、肥实，留了撮小小的山羊胡子的家伙，我不认识。他们在谈钱的事。或者说至少我听到了几次“美元”这个词，后面带着多个颤抖的惊叹号。我打了声招呼后，洛西亚科默的策略是先假装不记得我了，但接着又不得不接受这个无可逃避的现实。我向他问了乌里塞斯的情况。他惊骇地看着我。他的凝视中含着反感，好像我裤扣大开或者脸上长着一个脓疮在机场大摇大摆地晃悠。

这时另外那个阿根廷人说话了。他说：那个恶心鬼当我们是群白痴似的耍。他是你的朋友吗？我看看他，又看看洛西亚科默，他正在等候区找什么人，我不知道该笑呢还是该严肃。那个阿根廷人说：人要有点责任感（他在跟洛西亚科默说，甚至都不看着我）。我要见了他，我非得把他的卵蛋钉到墙上不可。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啊？我带着最美的微笑（那是我最糟的微笑）嘴里咕哝着。乌里塞斯上哪儿了？那个阿根廷人说了句什么文学流氓无产者。你说什么？我问。这时洛西亚科默说话了，要把我们镇下去，我想。乌里塞斯失踪了，他说。你说他失踪是什么意思？蒙特罗问，我们刚刚发现这事。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搞清乌里塞斯不是在回国途中失踪的（我想像中看见他从座位上起来走进卫生间，把门锁上，然后消失了）而是在马那瓜，在墨西哥代表团出访期间失踪的。整个经过就是这样。第二天，我到贝拉斯美术馆去看蒙特罗，他告诉我因为乌里塞斯的原因，他很快就要丢了工作。

郝奇特尔·加西亚，莫特斯大街，革命纪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82年7月。

有人要给乌里塞斯的母亲打电话，要我说这是我们最起码可以做的事儿，但哈辛托横不下心告诉她儿子在尼加拉瓜失踪了，不过，我说也许没有那么严重，你是了解乌里塞斯的，你是他的朋友，你了解他的为人，可哈辛托说他失踪了，事情就这样结束，就像安布罗斯·比尔斯[1]和那些死于西班牙内战的诗人以及普希金一样，只不过就普希金的情况而言，他的妻子，我是说普希金的妻子是客观的存在，那个杀死普希金的法国人则相反，圣·彼得堡的雪就像乌里塞斯·利马身后留下的空白，我是说他的了无生气，他的懒惰或者常识感的缺乏，这场决斗的副手是墨西哥的诗歌或者拉丁美洲的诗歌，以代表团的形式，默默地见证了我们时代最优秀的一个诗人的死亡。

哈辛托这样说，但他还是不想给乌里塞斯的妈妈打电话，我说，我们不妨看看，我们来研究情况，这个女人才不关心自己的儿子是不是普希金或者安布罗斯·比尔斯呢。我可以替她设身处境地想一想，我也是个母亲，如果某一天哪个杂种杀了弗兰兹（上帝不许的），我不会觉得墨西哥（或者拉丁美洲）一个伟大的诗人死了，我会痛不欲生，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什么文学，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点，因为我也是个母亲，我知道有了自己的孩子后随之而来的那些无眠之夜、恐惧和担忧。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我发誓，就是打电话给她，或者去卫星市看看她，给她讲讲我们所了解的她儿子的情况。哈辛托说：她可能已经知道了，蒙特罗或许已经告诉她了。我说：你怎么就这样肯定呢？这时哈辛托不说话了，我说：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呢，还没有人说什么，好像乌里塞斯压根就没去过中美洲。哈辛托说：那倒是。我说：咱俩做不了什么，因为没人在乎，但我敢肯定他们会听他妈的，他们会告诉她是迷了路，哈辛托说，在她目前境况好些的时候，我们只会让她更加忧心忡忡，更加思来想去，你不知道的事情就不会伤着你，他说，然后开始为弗兰兹准备吃的，在屋里走来走去。无知者无害，生活在无知中差不多就像生活在幸福中了。

我说：你说这种话的时候，还怎么自称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哈辛托，你还怎么自称是个诗人？你打算是要跟陈词滥调来场革命是吧？哈辛托回答说，坦率地讲他再也不可能发起一场革命了，但如果某天晚上他正好有兴致，跟陈词滥调作战，也不是什么坏主意，他还说，好像在尼加拉瓜失踪的是我，我如此忧心烦恼，他说，谁说乌里塞斯在尼加拉瓜失踪了，他可能压根就没失踪，他可能决定随心所欲地待在那里，因为，毕竟尼加拉瓜就像我们在1975年梦中向往的那样，我们所有的人都想去那个国家生活。我又想起1975年来，那时弗兰兹还没有出生，我试着回想乌里塞斯和阿图罗·贝拉诺那时的样子，可是我记得最清楚的还是哈辛托的脸，他的豁牙天使般的微笑，这让我对他充满了缠绵的感觉，让我马上就想拥抱他，就在这里，拥抱他和弗兰兹，告诉他俩，我很爱他们，可是马上我又想起了乌里塞斯的母亲，我想谁也无权不告诉她儿子在哪儿，她已经很痛苦了，这个可怜的女人，我又坚持让哈辛托给她打个电话，给她打个电话吧，哈辛托，把你知道的所有情况全告诉她，可哈辛托却说，他没有这个义务，他不是那种凭借不实传闻妄加推测的人，我说：你跟弗兰兹待会儿，我出去会儿马上回来，他没有吭声，默默地地望着我，我拿起包打开门，他说，至少尽量别大惊小怪。我说：我只想告诉她，她儿子不在墨西哥了。

拉斐尔·巴里奥斯，家中卫生间，杰克逊大街，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1982年9月。

我和哈辛托偶尔还有书信往来。他告诉我乌里塞斯失踪了。不过是在一封信里说的。他又从朋友埃弗伦·赫尔南德斯家里给我打来电话，这意味着此事挺严重，或者至少他认为很严重。埃弗伦是个年轻诗人，想师从本能现实主义者从事诗歌创作。我不认识他。他是我搬到加利福尼亚后出现的，但据哈辛托说，他的确是个不赖的作家。我说，寄几首他写的诗过来，但哈辛托只寄来几封信，所以我不知道他写得好还是坏，他写的是不是本能现实主义的风格，当然，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本能现实主义应该是什么风格。也许就是乌里塞斯写的那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墨西哥已经没有人听说过我们了，而且听说过我们的也嘲笑我们（我们成为他们不想走的道路的典范），也许他们不完全是错的。所以，偶尔撞上一个年轻诗人写或者想写本能现实主义风格的诗总是件好事。这位诗人的名字叫埃弗伦·赫尔南德斯，哈辛托·雷克纳用自己的电话，或者他父母家的电话，告诉我乌里塞斯·利马失踪了。我听完故事后说：他没有失踪，他只是决定待在尼加拉瓜，这完全是两码事。哈辛托说：如果他决定待在尼加拉瓜，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啊，我去机场送过他，他没有不回来的意思。我说，冷静点，哥们儿，你好像还不了解乌里塞斯。哈辛托说：他失踪了，拉斐尔，相信我，他甚至都没有告诉母亲，你不知道她母亲到贝拉斯美术馆闹成什么样了。我说：天哪，哈辛托说：她认为那些农民诗人杀了自己的儿子。我说：太牛了。哈辛托说：你说得对。只要有人碰了一个母亲的孩子，她会变成个狮子。至少郝奇特尔是这样说的。

芭芭拉·帕特森，自家厨房，杰克逊大街，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1982年10月。

我们的生活本来就很凄惨，可是当拉斐尔听到乌里塞斯出访尼加拉瓜未归时变得加倍凄惨。

一天，我说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拉斐尔什么也不想干。他不工作，不写作，不帮我收拾屋子，不买东西，他就会冲澡（没有别的原因，拉斐尔是很干净的，跟所有那些混账墨西哥人没什么两样），看电视到天亮，或者出去喝啤酒，跟社区那帮混账奇卡诺人踢足球。我回到家里时，往往发现他早已在门口，坐在台阶上或者地上，穿一件汗水浸透了的美国牌T恤衫，喝着他的泰卡特酒，跟朋友们，这帮脑瘫青少年吹牛，他们管他叫诗人哥们儿（他似乎也不介意），跟拉斐尔待到我做他妈的晚饭才走。拉斐尔跟他们说再见，他们必然会说，诗人哥们儿，再见，诗人哥们儿，我们明天回来看你，诗人哥们儿，这时他才会进家门。

我气得要爆炸了，我真的很生气，绝对很愤怒，我真想给他那可恶的煎鸡蛋里下毒，可我还是克制住了。我要再看看。我心里经常对自己说，他马上就要走出低潮期了。问题是，我知道，这个低潮期持续得太久了，准确地说，已经有四年了，尽管有很多瞬间还是挺美妙的，可糟糕的时候更多，我的耐心几乎快要到极限了。但我还在努力，我有时问他，你的日子过得如何（这个问题真蠢），他会说（他还能说什么？）挺好，不错，还行。我就问：你都跟这些孩子聊些什么？他就说：给他们讲故事，给他们传授人生的经验教训。这时，电视开着，我们谁也不说话，专心吃着我们的煎鸡蛋、我们的笋片、我们的西红柿片，我想你能谈什么人生的教训，你这个可怜的杂种，你这个可怜的变态狂，你何曾懂得过人生的教训，你这个可悲的吸血鬼，你这个可悲的失败者，你这个混账恶心鬼，如果不是我，你可能还在一座桥下面睡觉呢。但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望着他，就这样。但是似乎连我瞥他几眼都会让他不高兴。他说：你看什么啊，白人姑娘，你想干吗？这时我就强挤出一丝傻乎乎的微笑，不作回答，开始刷盘子。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罗萨多，一间幽暗的办公室，克拉维奥托大街，科约阿坎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83年3月。

有一天下午，他打电话给我。你怎么会有我的号码？我问他。当时我刚搬出爸妈家，而且已经很长时间都没跟他来往了。之前我觉得我们两个的这种关系让我太受伤了，于是决定跟他断个干净。我不再见他，也不再出没在我们通常会碰头的场所，就这样没过多久他便消失无踪了。他断了念想，再去寻找新的目标，但我内心（如我自己所料地）还是渴望他会打电话来，来找我，对我念念不忘。然而卢西欧斯·思肯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来找我，大概有一年左右，我们完全断了联系。所以他这时候打电话来我有点喜出望外。你向谁问到我号码的？我问道。我打给你爸妈，他们就给了我，他说。你这个号码我拨了一整天，你都不在家。我叹了口气。我倒希望他找我的过程中多遇到些磨难。但卢西欧斯·思肯的口气好像我们上星期才见过面，我也只好认了。我们聊了好一会儿。他问我之前过得怎么样，还提到他在《墨西哥明镜》上看到一首我的诗，还在一本刚出版不久的墨西哥青年作家选集上看到我的一个短篇。我问他喜不喜欢那篇故事，我尝试写小说走上这条路还没多久，觉得太不易了，怯生生的脚步还没半点踏实感。他告诉我说还没读过。我在书上看到你的名字，也就看了一眼，还没读呢，我又没钱买，他说。然后他没再说什么，我也没搭腔，有好一会儿我们都默默无语。只听着墨西哥城公用电话压低音量的嗡嗡声和噪音。我记得当时我不言不语，嘴角带着笑意，脑海中描绘着卢西欧斯·思肯的面容，他也面带微笑，想像他站在索娜罗莎街或者雷福马大街的人行道上，肩上挎着那个黑色的小背包，垂到他破破烂烂的紧身牛仔裤包裹的屁股上。一抹饱满的微笑，像手术刀般精确地刻画在瘦骨嶙峋、没有半点赘肉的脸上，看起来简直就像个年轻的玛雅巫师，到了这时候我再也忍不住了（觉得眼泪都快涌出来了），不等他问就把我的地址告诉了他（不过这他应该也早就有了）要他马上过来，他笑了，挺开心，他说从他现在待的地方到我这儿得两个多钟头，我说没关系，趁这段时间我做点晚餐，说我会等他。照理说，这时应该就挂上电话开心得手舞足蹈一番，可是卢西欧斯·思肯的习惯是要等到硬币用完，所以还不肯挂电话。路易斯·塞瓦斯蒂安，他说，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告诉你。等你来了就可以告诉我，我说。这件事我很久以前就想告诉你，他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孤苦凄凉得很不寻常。那一刻我开始怀疑还有什么其他缘故，卢西欧斯·思肯打电话给我不只是因为想见我，或者是缺钱。到底是什么呢？我说，出了什么事？我听到最后一枚硬币落进公共电话的钱筒里，像是满地落叶的声音，风狂鞭着满地落叶，像是电缆时而接通时而掉线，接着完全跌入一片空虚。听着很凄惨。你记不记得当时我想告诉你一件事结果却没说？他说。这时声音听起来又完全正常了。什么时候？我听到自己傻傻地问了句。前一阵子，卢西欧斯·思肯说。我说我不记得了，接着我又补了一句说没关系，等你来了再告诉我。我现在出去买点东西，我们待会儿见，我说。但是卢西欧斯·思肯还是不挂电话。他不肯挂我怎么挂？所以我只好等着、听着，甚至还鼓励他继续说。这时他提起乌里塞斯·利马，说利马在马那瓜附近失踪了（我不觉得奇怪，全世界大概有一半人都去了马那瓜），但其实他没有失踪，他只是躲起来，换句话说，只是大家（大家都是些什么人？我很想问，他的朋友、他的读者，还有那些苦苦追着他的新作品头论足的书评家们？）都以为他失踪了，但他很清楚他没有失踪，其实只是躲起来了。为什么乌里塞斯·利马要躲起来？我问道。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了，卢西欧斯·思肯说。我那时不是跟你说了吗？记不记得？没有啊，我小声说。什么时候？几年前，我们第一次睡在一起的时候，他说。我听了浑身颤抖，心头一揪，睪丸紧缩。半晌说不出话。我哪还记得？我轻声说。这么一来我更急着想见他了。我建议他搭出租车来。他说没钱。我答应帮他付，会到外面去等他。电话挂掉前卢西欧斯·思肯好像正想说另外一件事。我本来想去冲个澡，不过还是决定等他来了再说。花了点时间把看得见的东西都摆好，然后换了衬衫到外面去等他。结果等了半个多钟头，我一边等一边试图回想我们第一次做爱的情景。

他从出租车上下来的时候，看起来比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样子瘦多了，比记忆中的要消瘦得多而且气色也不好，但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卢西欧斯·思肯，见到他还是很高兴。我伸出手但他没有握住，反而扑过来把我抱住了。接下来发生的情况跟我预想的差不多，跟我希望的差不多。一点也没让我失望。

凌晨三点钟我们起床，我做了第二顿晚餐，这回吃的是冷食，我还倒了些威士忌。我们两个都又饿又渴。这时，一面吃着，卢西欧斯·思肯开始跟我讲乌里塞斯·利马是怎么失踪的。他对这件事情的推测经不起半点深究。照他的说法，乌里塞斯·利马当时从某个想杀掉他的组织里脱逃（至少一开始听起来是这样），所以他逃到马那瓜之后就决定不再回去了。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个故事听起来都不太对劲。每件事都源于，根据卢西欧斯·思肯的说法，利马与他的朋友贝拉诺在1976年初的北方之行。那之后他们两人都逃亡了好一阵子。先是一起逃到墨西哥城，然后各自逃往欧洲。我问他这两位本能现实主义的创始人跑到索诺拉去干吗？卢西欧斯·思肯说他们去寻找塞萨雷亚·蒂纳赫罗。利马在欧洲待了几年后回到墨西哥。也许他觉得已经事过境迁，但是利马试图召集本能现实主义者再度聚会之后有一天晚上杀手又找上门，于是他只好再次逃亡。我问卢西欧斯·思肯为什么有人要杀利马，他说他也不知道。你当时没跟他去旅行吧？卢西欧斯·思肯说没有。那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谁告诉你的？利马吗？卢西欧斯·思肯说不是，是玛丽亚·芬特跟他说的（他跟我解释了一下玛丽亚是什么人），而她是听父亲说的。然后他又告诉我玛丽亚的父亲住在精神病院。正常情况下，我听到这里应该要大笑才对。但是当卢西欧斯·思肯说这一切都是从一个疯子那里听来的，那一瞬间一个冷战快速穿过我的背脊。同时内心的怜惜之情油然而生，我知道我坠入了爱河。

那晚我们一直聊到天亮。早上八点我得去趟大学。我把家里的备份钥匙留给卢西欧斯·思肯，让他在家里等我回来。在大学给阿尔韦托·莫尔打了个电话，问他记不记得利马。他的回答含含糊糊。记得同时又不太记得。这个利马是什么人？分手的爱人？我跟他说再见把电话挂了。接着我又给萨尔科打了个电话问他同样的问题。这回的答复就具体多了：是个神经病，伊斯梅尔·温贝托结论道。他是个诗人，我说。差不多，萨尔科说。他当时跟随一个墨西哥作家代表团去马那瓜，结果就失踪了，我说。应该是农民诗人代表团吧，萨尔科说。结果他没跟他们回来，他就消失了，我说。他们这种人老出这种事，萨尔科说。就这样？我说。当然，萨尔科说。没有别的什么了吧。我那天回到家，卢西欧斯·思肯已经睡了。我最新的诗集打开放在旁边。那天晚上，吃晚饭时，我建议他留下来多住几天。我正打算这样干呢，卢西欧斯·思肯说，但我希望你开口留我。没多久他扛来一只皮箱，里面装着他的全部家当。他没有多少东西：两件衬衫，一条从一位乐师那儿偷来的墨西哥大披肩，几双袜子，一台手提式收音机，一本用来写些类似日记的笔记本，其他就没什么了。所以我就给了他一条旧裤子，他穿起来也许有点紧，不过似乎挺满意的，再加上三件我妈刚买给我的新衬衫，后来，有天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在鞋店帮他买了双靴子。

我们在一起没生活多长时间但却很开心。我们一起住了三十五天，每天晚上做爱然后聊到深夜，一起吃他做的饭。这些食物都很用心思，有时也挺简单，但都很可口。有天晚上，他告诉我他第一次有性经验的时候才十岁。对他这方面的其他细节我不太敢听。记得那回我转过头，看着挂在墙上的一幅佩雷斯·卡马戈的版画，暗暗祈祷他第一次的对象也只有十几岁，也只是个孩子，希望他当时不是被人强暴。另一个晚上，或者也许是同一个晚上，他告诉我他十八岁的时候来到墨西哥城，当时没有钱，没有穿的，没有朋友可以投靠，有一段时间很辛苦，直到一个跟他有染的记者朋友让他睡在《国家报》的仓库里。从那时候起，他说，我觉得我命中注定要当个记者，于是那阵子他就努力写些没人愿意登的文章。后来他还跟一个女人同居生了个孩子，做过一长串形形色色的工作，每个工作都做不长。他甚至还在阿兹加波扎尔科附近的街上摆过地摊，但结果他跟供货上家发生冲突举刀相向，辞掉不干了。有个晚上，他还在我体内，我问他有没有杀过人。其实我不是真的想问这个问题，也不是真的想听他的回答，无论真的还是瞎扯，所以话出口后我就咬着自己的嘴唇。他说杀过，同时戳刺得更猛，我达到高潮时哭了起来。

那段时间没有什么人来看我，我也没去找别人。我跟一些人说是身体不适，跟另一些人又说正在写个需要极端孤独且全力以赴的作品。事实上，跟卢西欧斯·思肯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我只写了五六首短诗。这些诗不算太差。我也许永远不会把这些诗拿来发表，不过世事难料。他跟我讲的故事里总是出现那些本能现实主义者，刚开始听到的时候还让我有点不解，但渐渐习惯了，如果他刚好都没提到那些人，我还会问他：你在卡门内斯路上那间房屋的时候罗德里格斯兄弟在哪里？你住在尼诺·佩尔迪多旅馆那会儿拉斐尔·巴里奥斯又住在哪儿？于是他就会把自己的故事细节重新洗一次牌，跟我多说点这些原来不太清楚的人物，那些不时出现、并肩作战的弟兄，他放浪漫游的过去曾经扮演过角色的模糊身影，他硕大无朋的荒凉。

有一晚他又跟我说到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我对他说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有可能是利马和贝拉诺编出来为自己的索诺拉之行自圆其说而已。我记得那时我们两个裸体躺在床上，窗外可以看到科约阿坎一带的天空，卢西欧斯·思肯侧过身去把我拉向他，我勃起的家伙寻找着他的睪丸、阴囊和仍然松垂的阴茎，就在此时卢西欧斯·思肯叫我伙伴（他之前没有用过这种露骨的方式称呼过我），他叫我伙伴的同时抓着我的肩膀，然后说不是这样的，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真有其人，说不定现在都还活着，这时他就不说话了，只是看着我，我勃起的家伙轻轻拍着他的睪丸的同时，他的眼睛在黑暗中睁着。然后我问他贝拉诺和利马是怎么听说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本来只是随便问问，他说那是在做一个访谈的过程中，那时贝拉诺和利马没什么钱所以就开始帮杂志做访谈，那份杂志已经因为农民诗人帮横加干预而堕落，或者即将遭遇农民诗人帮横加干预所造成的堕落，过去如此现在也是一样，卢西欧斯·思肯说，任何事物都难逃落入这两大阵营其中之一的命运，你在说什么阵营呢？我轻声说，我的那家伙顶起他的阴囊，龟头触到他那玩意儿的底部，这时他的那东西开始膨胀起来，农民诗人帮的阵营或者是奥克塔维奥·帕斯的阵营，他说，就在他说着奥克塔维奥·帕斯阵营的同时，他的手离开我的肩膀移到我脖子后面，毫无疑问我是属于奥克塔维奥·帕斯阵营的，虽说这一场景显示的细微差别远不止于此，但无论如何，本能现实主义者不属于任何阵营，既不属于那些新教士阶层，也不属于那些差异性的捍卫者，更不是新斯大林派或者美学家，不拿政府薪水也不靠大学养活，不搞销售也不负责采购，既不坚守传统也不以自大包装无知，不站在白人那边也不站在黑人那边，不主张拉丁美洲统一也不以世界公民自居。重要的是他们做了那些访谈（是帮《多数》杂志做的访谈吗？在他们把帕斯逼走之后？），同时虽然我问他这两人既然卖毒为生为什么还会缺钱，关键是，根据卢西欧斯·思肯的说法，他们需要钱所以就去访谈一些没有人还会记得的老人，都是些尖锐派诗人，诸如：曼努埃尔·马普莱斯·阿尔塞，生于1900年卒于1981年，阿克莱斯·贝拉，生于1899年卒于1977年，还有吉尔曼·李斯特·阿苏比德，生于1898年，应该是前几年刚过世，也可能不对，我搞不清楚，对我来说反正没什么差别，既然从文学的观点来看，尖锐派诗人是一个可鄙的团体，极力维持体面反而显得可笑。

其中一位尖锐派诗人，在访谈中提及塞萨雷亚·蒂纳赫罗，于是我告诉卢西欧斯·思肯说有一天我会搞清塞萨雷亚·蒂纳赫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接着我们开始做爱，不过那感觉好像房间还有什么别人，似有若无，仿佛飘然远去，那种道别的姿态令人茫然不解。

其后不久，卢西欧斯·思肯就离开我了。此前我跟几个朋友谈过，这些朋友精通墨西哥文学史，但没有人能告诉我20年代是不是真有一位叫这个名字的诗人。有天晚上卢西欧斯·思肯向我坦承也许贝拉诺和利马真的是在胡说。现在他们两个都不见了，他说，也没办法去质问。我还试图安慰他：他们还会再出现，我说，离开墨西哥的人有一天都会再回来。他好像不太相信，之后有一天早上，我正上班的时候，他不告而别，连留张纸条跟我道别都省了。他还拿走我一点钱，不多，我放在一个抽屉里的钱，平常我不在家的时候便于他买点东西用的，还有一条裤子、几件衬衫，和一本费尔南多·德尔·帕索的小说。

那之后好几天，我什么事也做不了光想着他，等待那永远都不会响起的电话铃声。他住我那儿的时候我自己的圈子里只跟阿尔韦托·莫尔还会偶尔见个面。有天晚上，卢西欧斯·思肯跟我去看电影，路上碰到阿尔韦托·莫尔。虽然只是偶遇也没多说什么话，阿尔韦托·莫尔却立刻对我宅在家里编造理由谁都不见的真正原因起了疑心。等我确定卢西欧斯·思肯不会再回来之后，我给他打了通电话对他全说了。他最感兴趣的似乎是利马消失在马那瓜的部分。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的结论是世上每个人都慢慢地但同时也确定无疑越来越疯狂。阿尔韦托对桑地诺那套说词完全不同意，但这也说明不了他就是个索莫查的支持者。

1　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1842－约1914），美国短篇小说家，报纸专栏作家，于1913年前往墨西哥后失踪。有人认为他在1914年及1916年间的墨西哥革命中被杀死。

16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真好，这两个小伙子不着急回去。我在一张小桌上摆好快餐，我们打开红辣椒罐头，我给大家分了牙签，我们倒上龙舌兰酒，然后几个人的目光相遇了。我们说到哪儿了，小伙子们？我问道，他们说：讲到圣迭戈·卡瓦哈尔将军的全身像，这位艺术赞助者和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老板，外面，大街上警报开始呼啸起来，先是警车的尖叫声，接着又传来救护车的警报声。我想到了死者和伤者，心里想那可能是“我的将军”，突然死了，受伤了，跟塞萨雷亚成了一片空白一样，我成了一个醉醺醺、容易激动的老人。后来我对两个小伙子讲，老板这个词只是说说而已，你们要熟悉塞萨雷亚的话，就会知道她一辈子从来没有过什么老板，也不曾从事过什么所谓的稳定工作。我说过，塞萨雷亚是一个速记员。她就干这个，她是个不错的秘书，可是，她的个性，也许还可以称之为她的怪癖，盖过了她的技能，如果不是因为曼努埃尔替她在“我的将军”那里找了份活儿，可怜的塞萨雷亚将在墨西哥城邪恶的底层随波逐流。后来我又问他们，是不是真的（真正地而且诚实地）没有听说过迭戈·卡瓦哈尔将军。他们说没有，阿马德奥，从来没有说过，他是干吗的？奥夫雷贡派还是卡萨兰派？是普鲁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将军的人还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我用世界上最忧伤的声音说，但同时又是奥夫雷贡的人。世上没有那么纯粹的事儿，孩子们，别自欺了，生活就是狗屎，“我的将军”忽然间成了一个伤员、死人，但他很勇敢。我开始聊起曼努埃尔给我们描述前卫城市也就是“尖锐城”的规划的那天晚上的事儿来，我们听了曼努埃尔的话后大笑，认为这简直是开玩笑，其实这不是开玩笑，不是，“尖锐城”是（至少在想像力的曲折小径上是可行的）曼努埃尔打算在一个将军的帮助下，在日本建造一座城市，完全可行，迭戈将军将协助我们建造，他说，后来我们有人问他妈的这人是谁（像这两个小伙子那天晚上在这里问我的那样），曼努埃尔就给我们讲了将军的故事，小伙子们，我对他们说，这是一个在我们的革命中奋战并为自己挣得英名的故事，这些人赤裸裸地走进历史的旋风，穿着闪光和可怕的破衣走出来，就像“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那样，他进去时还是文盲，出来时已经坚信毕加索和马里内蒂是预言家，他说不清楚的那些事物的预言家，那些永远说不清的事物，小伙子们，不过我们对自己的任何事情从来都说不太清楚。一天下午，我们去办公室拜访将军。这是塞萨雷亚加入尖锐主义组织前不久。起先将军待我们有些冷淡，始终保持着某种距离。他也不起来欢迎我们，曼努埃尔介绍我们大家时，他几乎一言不发。但他把我们每个人逐个凝视了一遍，仿佛想看透我们的思想和灵魂。我想：曼努埃尔怎么会跟这样一个人成为朋友的？因为只消瞧上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将军跟在墨西哥城的革命洪流中经受过洗礼的其他战士完全不同，他表情强势、严肃、多疑、凶悍，就是说你不会把他与诗歌联系起来，当然，我很清楚，有强势、严肃、多疑甚至凶悍的诗人，比如迪亚兹·米龙，不过别让我又开始说起他们来，有时我情不自禁地觉得那些诗人和政治家，特别是墨西哥的，都大同小异，或者至少我想说他们都喝着同一个槽里的水。但那时我还年轻，很年轻，而且很理想主义，也就是说我还很纯，那种东西让我一往情深，所以我不能说立刻就喜欢上了迭戈·卡瓦哈尔将军。后来发生了一件很不起眼的小事，然后一切都变了。当将军用凝视的目光把我们刺了一遍，坐在那里耐心地听完曼努埃尔的开场白后，显得既疲倦又警觉，他传来一个警卫，一个他叫埃基塔提沃的雅基印第安人，命令他上些龙舌兰、面包和干酪。全部的东西就这些了，将军就是挥舞着这把魔杖赢得了我们的心。我这样说听上去有些傻，连我自己都觉得挺傻，可当时，只消把桌上的文件清理掉，叫我们别不好意思，然后把椅子拉过来，将军便彻底解除了我们可能存有的任何保留或偏见，你不难想像，我们所有的人围着那张桌子开始喝酒，吃起面包和奶酪来，后者，据“我的将军”说，是法国习惯，这时曼努埃尔又在这里（随处）附和将军了，当然，这是一种法国习惯，这种习惯在坦普尔大道外带壁炉的人家，以及圣德尼斯街一带很常见，曼努埃尔和“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开始聊起巴黎，以及巴黎人吃的面包和干酪，巴黎人喝的龙舌兰，你几乎难以置信他们喝的东西有多好，那些跳蚤市场附近的巴黎人喝的东西有多好，好像就跟在巴黎一样，或许我这么认为，他们说的一切都发生在某些街道或者地方附近，但从来没有发生在某条特定的街道或者一个特定的地方，这是因为，我后来才发现，曼努埃尔压根就没有去过这个阳光之城，“我的将军”也没有去过，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都对那个遥远和想像中令人陶醉、物品琳琅满目的大都市表现得那么迷恋或者充满激情。既然我们说到这点了，那我就不妨交个底：我和曼努埃尔的友谊渐行渐远之后，一天早晨，我在报上看到他要去欧洲了。文章说诗人曼努埃尔将离开韦拉克鲁斯去阿弗尔。报上没有说这位尖锐主义之父就要去欧洲，或者这位墨西哥先锋派的重要诗人要去旧世界了，而只说到诗人曼努埃尔。也许都没有说是诗人，可能只是说曼努埃尔先生、学者，要去一个法国港口，在那里将继续他的意大利本土之行，搭乘其他交通工具（火车、马车！），担任墨西哥驻罗马大使馆领事或者副领事或者文化专员的职务。嗯。我的记忆力已无法同昔日同比。有些事情我已经忘了，我得承认。但是，那天早晨，我读了几句后才明白曼努埃尔终于就要见到巴黎了，我很高兴，我感觉自己胸中洋溢着某种快乐，虽然曼努埃尔再也不把我当朋友看了，虽然尖锐主义已经死亡，虽然生活极大地改变了我们，我们在街上已经不容易认得出对方。我想了想曼努埃尔，想了想巴黎，我从未去过巴黎，但梦中去过一两次，我仿佛觉得他的旅行是在向我们辩白，而且，以某种隐晦的方式还我们以公道。当然，“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从未离开过墨西哥。他于1930年被杀害，在一次至今还笼罩在神秘中的伏击中不幸身亡，那是在一家叫“红与黑”的妓院后院，当时这个妓院位于哥斯达黎加大街，离这儿只有几个街区，它的后台是内务部一个大佬，或许只是据说如此。死于这场火并的有“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他的一个警卫、三个来自杜兰戈州的枪手、罗萨里奥·康特雷拉斯，据说后者是个来自西班牙、名噪一时的妓女。我参加了将军的葬礼，在从公墓出来的路上碰到李斯特·阿苏比德。据李斯特（当时也去欧洲旅行过）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们给“我的将军”设了一个陷阱，这与报纸上的说法完全相反，新闻报道倾向于认为，妓院发生了一场小型战斗或者上演了一场与罗萨里奥·康特雷拉斯的激情犯罪。据李斯特说，他本人与这家妓院很熟，“我的将军”喜欢去那间最偏僻的房间搞女人，那间屋子不是很大，好处是在这幢楼的后面，远离喧闹，在院子的喷泉附近。办完事后，“我的将军”喜欢走出去到小院里吸支烟，想着性交后的悲哀，折磨人的肉体烦恼，想着自己还没有读过的书。李斯特说，杀手们守在通向各主要房间的过道里，他们控制了院子的每个角落。这意味着他们非常熟悉“我的将军”的习惯。他们等啊等，等着“我的将军”操罗萨里奥·康特雷拉斯，这是业余爱好型妓女，或许这是我的理解，因为她有很多引退的机会，她完全可以选择自由。离奇的事情发生了。据说，那次风流快活漫长而细致，好像小天使和丘比特们想让罗萨里奥和“我的将军”充分地享受一番最后的男欢女爱，或者至少让他们代表墨西哥人最后在地球上待一待。几个小时过去了，萨罗里奥和“我的将军”干着如今的年轻人或者并不那么年轻的人称为打蛋、骑马、扑腾、戳刺、操蛋，或者犁田、草中翻滚或者绕跑道数周的情趣游戏，然而这次长跑却永远地将他们送进了天堂。其间，杀手们一直等待着，都已经等得厌烦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将军”，这位习惯的动物，手枪插在皮带上或者搁在口袋里，或者就别在裤子和肚子之间走进院子。当“我的将军”终于走出来吸烟，这时射杀开始了。据李斯特说，“我的将军”的警卫已经在毫无招架之力的情况下被宰了，所以当这场舞蹈开始时，力量对比是三比一，杀手的优势是乘其不备。但“我的将军”是个纯粹的男人，他的反应仍然极佳，事情办得并没有那么顺利。最初几枪让他吃了一惊，但他还是胆气十足拔枪还击。据李斯特说，“我的将军”本来完全可以把他们逼向绝路，因为，如果说杀手们占据了一个难以攻克的位置，我的将军藏匿的喷泉背后这个位置同样有利，双方都不敢率先动手。然而，这时罗萨里奥·康特雷拉斯却从房间走出，她被外面的响声惊了出来，一颗子弹随即要了她的命。后来的局势就不清楚了：“我的将军”也许跑过去帮她，把她转移到安全之地，或者意识到她已经死了，愤怒盖过了良好的判断力，他站起来提着燃烧的枪向杀手扑过去。这是昔日墨西哥将军们赴死的经典方式，小伙子们，我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呢？他们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阿马德奥，这听着像是一场电影。我又想起“尖锐城”，想到它的博物馆、酒吧、露天剧院和报纸，它的学校、收留漫游诗人的宿舍，博尔赫斯、特里斯坦·特萨拉、维多夫罗和安德烈·布勒东睡觉的地方。我仿佛又看见“我的将军”在跟我们聊天。我看见他在制订方案，看见他站在窗户旁边喝酒，看见他在接待拿着曼努埃尔写的一封推荐信走进来的塞萨雷亚，看见他在读塔布拉达的一本小书，也许那本书里就有塔布拉达的诗句：“在可怕的天空下/为了守望那颗孤单的星星/夜莺在歌唱。”我说，小伙子们，这句诗好像在说，我看见了我们的挣扎和梦想在同样的失败中纠缠在一起，那个失败被称为欢乐。

华金·芬特，弗塔莱萨精神病院，特拉尔内潘特拉，墨西哥城，1983年3月。

我处在那些一贫如洗的疯子们的包围之中，所以几乎没有人来看我了。但我的心理分析医生说，我在一天天地好起来。我的医生名叫何塞·曼努埃尔。我觉得这个名字不错。我说不错后他笑了。这个名字很浪漫，我说，是个会让任何女孩都爱上你的名字。真遗憾，每次我女儿过来他几乎总不在这儿，因为探访日是星期六和星期天，这两天我的医生不值班，除非每月有个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值班。我告诉他，你要是看到我女儿，一定会爱上她的。噢，华金先生，他说。可我仍然坚持不放：你要是看见她，会像只受伤的鸟儿般跌倒在她脚边，何塞·曼努埃尔，而且你会对很多不明白的事儿恍然大悟。比如什么事儿呢？他问，尽量装出貌似漫不经心的样子，好像彬彬有礼而又无动于衷，可我心里清楚得很，他非常感兴趣。比如什么？接着我不说了。有时沉默的效果反而最佳。那情景好像再次落入墨西哥城的地下墓穴默默地祈祷。这所监舍的各种院子非常适合沉默。有正方形的，有六边形的，好像是伟大的加拉比托设计的，所有的院子以一个空间有三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大院为中心，周边圈着一条不知名的街道，有当地的巴士通过，到处是工人和游手好闲之徒，只会睁大眼睛盯着穿着医院制服或者半裸着身子或者穿着褴褛的外出服的疯子们在院子里晃悠，后者是刚到不久的，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制服，更不要说合适的制服了，因为这儿很少有人能穿上那么合适的衣服。这个大院是天然的沉默之地，尽管我第一次看到它时心想这些疯子的吵嚷和喧嚣可能让人不堪忍受，我犹豫再三才鼓起勇气踏上那片大草原，但很快我就意识到如果在弗塔莱萨有任何地方能让声音像受惊的兔子一样迅速弹开，那就是这处被无名街高高的篱笆保护起来的大院子，外面的人们都乘车经过，安全地坐在车里，真正步行的人很少见，但偶尔有些疯子的糊涂家属或者不肯走正门的人在篱笆外待那么片刻，然后继续赶路。在那个院子遥远的尽头，在大楼附近，摆着几张桌子，疯子们一般在那儿跟前来探视的家人待上几分钟，家人带来香蕉、苹果或者橘子。无论如何，他们不会待很长时间，因为太阳出来后这里会燥热得不堪忍受，刮风的时候，没有家属探视的疯子们会躲在屋檐下。我女儿来探视时我就告诉她，我们在会客室见面，或者来到一个六边形的院子里，尽管我知道她觉得那个会客室和小院让人焦虑而且很邪恶。然而，我不想让女儿看到（我的心理医生说，这是一个信号，表明我毫无疑问在康复当中）大院子里发生的那些事情，以及我现在宁肯秘而不宣的事情。总之，我得小心翼翼，绝不能放松警惕。有一天（一个月前），女儿告诉我乌里塞斯·利马失踪了。我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啊？她说。噢，亲爱的，我在报纸上看到的，我说。可是报纸上根本就没登过这个消息！她说。那么，可能是我梦到的吧，我说。我没有说是两个星期前大院子里一个疯子告诉我的。一个疯子，我都不知道他的真名。大家都叫他曲卓或者曲奇托（他的名字也许叫耶稣，但我宁肯回避所有的宗教暗示，这只是题外话，而且会破坏那个大院子里的寂静），这个曲卓或曲奇托照例向我走来，因为在院子里，我们都向对方走过去然后又退回来，我们那些还浑浑噩噩以及恢复得不错的人，他从我身边经过时嘟嘟囔囔地说：乌里塞斯失踪了。第二天我又见到他（也许我有意要找到他），我向他走去，我放慢脚步，非常耐心，慢得让街上巴士里的人看到时还以为我们凝固不动，其实我们在移动着，我绝不怀疑我们在移动，他看见我时嘴唇开始哆嗦，好像是在看着我发送紧急信息，他从我身边经过时，我听到了同样的话：乌里塞斯失踪了。直到此刻我才意识到他是在说乌里塞斯·利马，我们年轻的本能现实主义诗人，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时是1976年刚刚开始没几分钟，他坐在我那部闪亮的英帕拉轿车的方向盘后面，我意识到黑云再次盖住了天空，在墨西哥的白云之上，团团乌云漂泊着，沉重得不可思议，严峻得令人害怕，我得小心点，用伪装和沉默把自己掩护起来。

郝奇特尔·加西亚，莫特斯大街，革命纪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84年1月。

我和哈辛托分手时，父亲告诉我，如果哈辛托找我麻烦就告诉他，他会来摆平一切。有时父亲会望着弗兰兹说：他居然是个金发小子，纳闷（我相信他在纳闷，虽然从来没有说出口）这孩子的头发最后怎么会是这种颜色，我们家所有的人头发都是黑色的，哈辛托的也是黑色的。父亲很溺爱弗兰兹。我的金发小子哎，他常说，我的金发小子上哪儿去了？弗兰兹也很爱他。父亲经常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过来，带上弗兰兹出去散步。他们回来后我就给他做杯黑咖啡，他安静地坐在桌边，不是望着弗兰兹就是读报，然后就走了。

我想他觉得弗兰兹不是哈辛托的儿子，有时这让我稍感恼火，有时我又觉得挺好笑。恰巧，我跟哈辛托分手一点阻碍也没有，所以没有什么可对父亲说的了。即便有什么我可能什么也不会告诉他。哈辛托每隔两周来看看弗兰兹。有时他接走孩子又送回来，然后就走了，我们几乎不说话，有时送孩子回来时又待那么一会儿，他会问问我的生活情况，我也会问问他，我们也许会聊到凌晨两三点钟，谈谈遇到的事，读过的书。我觉得哈辛托害怕父亲，所以不经常回来，怕撞上他。哈辛托不知道，那时我父亲已经病得很厉害，而且凄惨得不可能伤害任何人了。但父亲声名极佳，虽然没人确切地知道他在哪儿工作，他的表情不会有错，仿佛说我在干秘密警察的活儿，所以当心点，我是一个墨西哥警察，当心点。如果说他形容枯槁，那是因为生病了，或者说如果他行动更迟缓了，而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只能让他显得更具威胁性。一天晚上，他留下来吃晚饭。我的情绪非常好，我很想跟父亲一起吃饭，看着他，看着弗兰兹，我想看着他们在一起，说话。我现在想不起来做了什么，我敢肯定，是很简单的一顿饭。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当了警察。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很严肃，只是忽然觉得从来没有问起过他，我如果再等一段时间问的话，可能一切都晚了。他说不知道。你没想过干别的吗？我说。当个农民，他说，我笑了，但他走了后我又不禁琢磨起这事儿来，我的好兴致慢慢地没了。

那些日子，跟我走得最近的朋友是玛丽亚。她还住在楼上，但不断地换男朋友（有时晚上我都能听到她的声音，天花板好像是纸糊的），自从跟数学老师断了后，她一直独居，这种状态（当然是指独居了）给她带来不小的变化。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十八岁起我就一个人住着。但是，回想起来，其实我从来没有独居过，因为我先是跟哈辛托，现在又跟弗兰兹一起住。也许我说的是独立生活，没有家庭的那种。总之，玛丽亚和我变成了更亲近的朋友。或者说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因为在此之前，我们还算不上真正的朋友，我想，我们的友谊建立在另一个人而非我们自己的基础之上。我和哈辛托分开后，我开始沉浸在诗歌中。我开始读诗、写诗，好像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儿。以前，我写过几首小诗，我总以为自己读了不少东西，但当哈辛托走了后，我又开始真正地阅读和写作了。我的时间并不太多，我总是抽时间。

那段时间我在一家吉甘特超市连锁店做收银员的工作，这得感谢父亲，他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在圣拉斐尔小区的吉甘特店里当经理，父亲让自己的这个朋友说的情。玛丽亚在国立贝拉斯美术学院的某个办公室做秘书。白天，弗兰兹去上学，一个赚点零花钱的十五岁的女孩会替我接走他，带他上公园或者在家里照看他，直到我下班回来。晚上，吃过饭后，玛丽亚就下楼到我房间来，或者我上楼去给她读读我当天写的诗，在吉甘特店里或者给弗兰兹热饭的时候写的诗，或者头一天晚上我看着弗兰兹睡觉的时候写的诗。我跟哈辛托一起生活的时候养成了看电视的坏习惯。现在有重大新闻的时候我只是开着它，我只想了解事件进展如何，有时连这个都不想知道。我说过了，我在桌边坐下，那张桌子已经搬到窗边，开始读书写诗，直到困倦地闭上眼睛。我经常十遍甚至十五遍地修改自己的诗。跟哈辛托见面后，他会读读那些诗，给我提些意见，但我真正的读者是玛丽亚。最后，我把这些诗全打印出来，放进一个文件夹，它一天天地厚起来，我觉得满意和开心，因为它就像一个具体的证据，表明我的努力不是徒劳的。

哈辛托走了很长时间之后，我才跟另外一个男人睡了，除了弗兰兹，我惟一的激情就是诗歌。我跟玛丽亚完全相反，她已经不写东西，每周都带个新的情人过来。我见到过其中的三个或四个。有时我会说：你看中那家伙什么了，他不适合你，如果事儿不顺遂，他会揍你的，可玛丽亚说她知道如何应付，其实也是如此，但我不止一次被那叫骂声吓得跑上楼到她房间，告诉她的情人最好立刻走人，否则我给父亲打电话，他可是个秘密警察，接着这人会表现出真的很抱歉的样子。操他妈的警察婊子，我记得有一个人在街道中间冲我们大喊，我和玛丽亚在玻璃这边同时哈哈大笑。不过大多数时候，她不会碰到什么严重的麻烦。诗歌上的麻烦是另一回事，你为什么不写了呢？我有一次问她，听到的回答是不想写了，就这样，她就是没感觉了。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罗萨多，一间黑糊糊的书房里，克拉维奥托大街，科约阿坎小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84年2月。

一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阿尔韦托·莫尔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度过了这辈子最糟糕的一个晚上。起先，我以为他在说某一场狂野派对，接着他开始结结巴巴、犹犹豫豫起来，我从他的话语中听出弦外之音。到底怎么了？我问。我过了一个可怕之夜，阿尔韦托说，你真是无法想像。顷刻间，我以为他快要哭了，可是，还没等他再说什么，我忽然觉得哭的应该是我，哭泣的注定将是我。到底怎么了？我问。你的朋友，阿尔韦托说，给朱丽亚带来麻烦了。卢西欧斯·思肯？我问。没错，阿尔韦托，我不知道。到底怎么了？我问。我一晚上没睡觉，朱丽亚也一晚上没睡觉，十点钟的时候，昨晚十点钟，她给我打来电话，说警察上她住处了，她不想让我父母知道，阿尔韦托说。然后呢？我问。这个国家他妈的简直乱得一团糟，阿尔韦托说。警察根本不干自己分内的事儿，医院、停尸房、殡仪馆都不干自己该干的。那个家伙身上有朱丽亚的地址，警察发神经居然审了她三个多小时。后来呢？我说，最糟糕的是，阿尔韦托说，后来朱丽亚要去看他，她简直疯了，那些该死的警察起先想逮捕她，说可以亲自带她一程去停尸间，他们也许盘算着找个黑巷子强奸她，可朱丽亚简直疯了，谁的劝都不听，我过去时她正要自己去呢，我带着律师（你认识的塞尔吉奥·加西亚·富恩特斯）去了，我说你不能单独去任何地方。警察们恼火极了，又开始审问她。他们想知道的基本上是死者的名字。这时我想到了你，我想你也许知道他的真名，但是，当然了，我什么也没说。朱丽亚也同时想到了这点，但那姑娘是个野东西，她想说什么就说出来了。我想警察不会来找你。接下来呢？我问。警察走了后朱丽亚睡不着，我们三个人都在那儿，朱丽亚、加西亚·富恩特斯和我，走遍了警察局和停尸房，以便确认你朋友的尸体。最后，多亏加西亚·富恩特斯的一个朋友，我们在卡门内斯警察局找到他。朱丽亚立刻认出他，尽管他的脸有一半被打掉了。然后呢？我问。别着急，阿尔韦托说。加西亚·富思特斯的朋友告诉我们，警察在特拉尔内潘特拉的一次枪战中打死了他。警察跟着几个缉毒刑警，在去特拉尔内潘特拉的路上掌握到一个出租房的地址，他们到那儿时房子里的人正在火拼，警察就把他们所有的人都杀了，你的朋友也在里面。最可怕的是，他们确认卢西欧斯·思肯的身份时，只从他身上找到了朱丽亚的地址。他没有任何档案记录，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惟一的线索是我姐姐的地址。好像别的罪犯都有名有姓。后来呢？我问。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朱丽亚也忘了，她开始哭起来，她找到了尸体，说这个人叫卢西欧斯·思肯，她当场就在停尸房里尖叫起来让谁都听得见，加西亚·富恩特斯扶着她的肩膀，揽着她，你知道加西亚·富恩特斯一直挺喜欢朱丽亚，后来我也去认尸了，感觉实在不舒服，我可以告诉你，他绝对不是卢西欧斯的样子了，因为，虽然没有死去多久，可皮肤已经发灰，全身到处是伤痕，好像被暴打过，从脖颈到裆部有一片很大的伤疤，但他面容表情很平静，当然死者的平静并不是真正的平静，其实什么也说明不了，只不过是一具没有记忆的死肉而已。后来呢？我问。我们离开警察局时已经是早上七点了。他们问我们是不是想自己处理尸体。我说不想，他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毕竟只不过是我姐姐时断时续的一个情人，后来加西亚·富恩特斯给一个警察塞了点什么让他们保证不要再来骚扰朱丽亚。后来，吃早饭时，我问朱丽亚多久见一次这家伙，她说思肯跟我生活了一段后又来找她了。可是他怎么找到你的呢？我问她。好像是从你的通讯录中找到电话号码的。朱丽亚并不知道思肯在贩毒。她还以为思肯靠空气活着呢，靠从像你或者她那样的人接济的钱活着呢。你跟这样的人搅和在一起，最后难免会弄脏手的，我说，朱丽亚开始哭起来，加西亚·富恩特斯叫我别再添乱了，现在事情全都过去了。后来呢？我问。什么事儿也没有了。都过去了，阿尔韦托说，可我没有睡一会儿觉，白天也休息不了，因为我们在办公室忙得应接不暇。

17

哈辛托·雷克纳，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85年9月。

在马那瓜失踪了两年后，乌里塞斯·利马回到了墨西哥。从那以后没有多少人看到过他，如果有人看到了，那几乎纯属偶然，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个人和诗人，他已经死了。

我看见过他几次，第一次是在马德罗大街上碰到了，第二次是去他的住处看他。他住在格雷罗小区的一个出租房里。他只是去那里睡觉。他靠卖大麻为生。他没有多少钱，不多的一点钱也给了跟他同居的那个女人。她叫洛拉，带着一个儿子。这个洛拉厉害极了：她是南方人，来自恰帕斯，或者危地马拉，喜欢跳舞，穿得像个朋客，她的情绪总是很糟。但那个孩子挺不错，乌里塞斯好像挺喜欢讨好他。

一天，我问他这两年一直在哪儿。他说沿着一条连接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河流漫游。据我所知，压根就不存在这么一条河。可他告诉我，他沿着这条河漫游，可以说对它的枝枝杈杈了如指掌。这条河两岸全是树木或者沙地，或者一段树木一段沙地。这是一条失业者的永恒之流，穷苦的人、挨饿的人、吸毒的人、痛苦的人的永恒之流。一条他漂荡了十二个月的乌云之河，他在那里发现了不计其数的岛屿和边区村落，但并不是所有的岛上都有人家居住，有时他很想待下来在某个岛上永远住下去，或者老死在那里。

他探访过的所有这些岛屿中，有两个最有特点。昔日之岛，他说，那里只有过去的时间，居民们都无精打采或者不怎么开心，但是，在那里，幻觉的分量沉重得让整个岛屿每天都一点一点地向河里下沉。另外一个就是未来之岛。那里的时间只有未来，居民们都是计划家和奋斗者，到头来他们很可能会吃掉彼此，乌里塞斯说。

此后，过了很长时间，我又见到了他。我一直想打进不同的圈子，我有了别的兴趣，我得去找工作，我得给郝奇特尔一点钱，我也有了别的朋友。

华金·芬特，弗塔莱萨精神病院，特拉尔内潘特拉，墨西哥城联邦区，1985年9月。

地震的那天我又看见了劳拉·达米安。我已经很久没有产生过这种幻觉了。我能看到事物，看到思想，最主要的是，我能看到痛苦，但我却看不到劳拉·达米安，她的模糊身影，她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见的嘴唇，总是说一切都好，但事实恰恰相反。我猜她是指在墨西哥挺好，或者在墨西哥的家里挺好，在墨西哥人的头脑中一切都挺好。产生这个幻觉的责任可能在镇静剂，但在弗塔莱萨医院，为了省钱，他们只给每个病号一片或两片，而且那时只给最重的神经错乱者。所以原因可能不是镇静剂。问题是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过她了，当大地开始摇晃时，我看见了她。灾难结束后我知道一切都很好。或者说也许灾难到来的瞬间，为了幸免于死，一切忽然间自动变好了。几天后，女儿来看我。你听说地震了吗？她问。当然听说了，我说。死了很多人吗？没有，没有那么多，我女儿说，但也挺多的。我们的很多朋友都死了吗？没有，据我所知，女儿说。我们现有的朋友中没有几个需要墨西哥大地震的协助好走向死亡之路，我说。有时，我觉得你真的疯了，女儿说。我没有疯，我说，只是有些糊涂。可是你糊涂的时间也太长了，女儿说。时间只是一种幻觉，我说，我想起那些很长时间没有见过的人，甚至从未见过的人。我会把你从这里弄出去，如果我能够的话，女儿说。不用着急，我说，我又想到了过去以来朝着我们直扑而来的墨西哥地震，踩着乞丐的脚，把人们直接送往来世或者墨西哥的虚无。如果我说了算，我今天就把你从这儿接走，女儿说。别担心，我说，也许你自己的问题还不少呢。女儿直勾勾地盯着我，什么也不说。地震期间，医院的患者都从床上跌了下来，那些被捆住的病人，我说，病房里没有一个人照管，护士都跑到大路上了，有些还回市里去看家里出事儿了没有。那几个小时，疯子们随心所欲地干了些自己想干的事儿。他们都干吗呢？女儿问。也没怎么。有些开始祈祷，有些走到院子里，大多数继续在床上或者地板上睡觉。真幸运，我女儿说。你在干什么呢？我礼貌性地问了一句。没干什么，我来到楼下一个朋友家，我们三个人待在一起。都有谁？我问。我的朋友，她的儿子和我。我们的朋友中没有人死掉吧？没有，我的女儿说。你肯定吗？绝对肯定。我们就完全不同了，我说。为什么？我女儿说。因为没有离开弗塔莱萨医院，我知道，不止一个朋友可能在地震中撞死了。没有死人，我女儿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说。我们沉默了片刻，望着医院的疯子们，他们像小鸟、六翼天使、小天使那样漫步着，他们的头发上都粘着屎干掉后的硬壳。太令人绝望了，我女儿说，或许我自以为听到她这样说。我记得她开始哭起来，但我尽量不去理睬，我设法不要管。你还记得劳拉·达米安吗？我问。我几乎不认识她，女儿说，你也差不多不认识她。我跟她父亲是很要好的朋友，我说。一个疯子跪下来在一扇金属门边呕吐起来。你是在劳拉死了后才跟她父亲成为朋友的，我女儿说。不，我说，在那场悲剧发生之前我就跟奥尔巴罗·达米安是朋友。噢，我女儿说，咱们别争论这个了。后来她又跟我聊了会儿城里还在进行的救援工作，那些她即将参加，或者参加过或者想参加（或者从某个距离旁观）的工作，她还告诉我她母亲在考虑永远离开墨西哥城。我一下子来了兴趣。去哪儿？我说。去普埃布拉，我女儿说。我本来想问问她们打算怎么处理我，但是琢磨起普埃布拉让我忘了问。后来我女儿就走了，我又独自跟劳拉·达米安在一起了，跟劳拉和医院的这些疯子们在一起，她的声音，她看不见的嘴唇告诉我别担心，还说如果我的妻子去了普埃布拉，她会待在我身边，而且不会有人把我弄出精神病院，如果有一天谁这样干了，她会跟我一起出去。噢，劳拉，我叹了口气。这时劳拉问我，假装不知道的样子，墨西哥年轻诗人们的境况，还问我女儿带来他们漫长、血腥征程的消息了没有。我告诉她，大家都挺好的。我撒谎说：他们都挺好，几乎每个人都发表了作品，这场地震将给他们奉上好几年的写作素材。别跟我说地震，劳拉·达米安说，跟我谈诗歌好了，你女儿还说什么了？这时我感觉已经累了，累到心里了，我说一切都挺好，劳拉，所有的人都挺好。人们还在读我的诗吗？她问。还在读，我说。别向我撒谎，基姆，劳拉说。我没有撒谎，我说，然后闭上双眼。

我睁开眼睛时，在弗塔莱萨的院子里溜达的疯子们形成的包围圈已经锁住了我。每个人都惊恐万状地喊叫着，发出哀号般的祈祷声，撕开自己的衣服，像发疯了似的美式足球运动员般跑起来，试图让我在像系不住的星球般旋转的无数双眼睛凝视下逐渐萎靡。但我没有这样做。这些疯子拉成圈把我围住，我像罗丹的思想者般默默地看着他们，后来我望着地面，看见了红蚂蚁、黑蚂蚁，在混战中被锁在一起，我什么话也没说，什么反应也没有。天空很蓝。大地呈淡褐色，地面上有些小石头和树丛。云朵洁白，向西飘去。后来，望着这些四处蹒跚而行、被更加疯狂的命运当做人质的疯子，我又一次闭上了眼睛。

郝奇特尔·加西亚，莫特斯大街，革命纪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86年1月。

我居然想发表作品了，真有趣。长久以来，我又是苦写，又是修改、重改，还扔掉了很多诗稿，可是，这一天终于来了，我已经准备好发表作品，开始给杂志社和报纸的文化副刊投稿。玛丽亚经常告诫我。他们不会答复的，她说，他们甚至都不会读你的东西。你应该亲自去面对面地征求人家的意见。我照她说的办了。有些地方人家都不情愿见我。但也有愿意见的，我就跟副主编或者书评部的头儿谈。他们问我些生活上的事儿，我读什么书，迄今为止都发表过什么东西，上过什么写作班，在大学选修过什么课。我很天真：居然给他们讲了与本能现实主义者们的交往。跟我谈话的人大多都不知道本能现实主义者是些什么人，不过提到这个组织时会刺激起他们的兴趣。本能现实主义者？他们是什么人？我就简单解释一番本能现实主义的简史，他们笑而不语。有几个还写下个把名字或者记点什么。有几个要我作进一步解释，然后感谢我一番，还说会给我打电话，让我过两周再来，他们会通知我。还有不多的一些人会想起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但记忆已经很模糊。比如他们不知道乌里塞斯还活着，贝拉诺已经不住在墨西哥城了，但还算知道他俩，还记得乌里塞斯和贝拉诺以前创造的那个圈子，在朗读会上与诗人们激战的情景，还记得他们否定一切，还记得他们与埃弗拉因·韦尔托的关系不错，他们说，那么你自己是本能现实主义者吗？这时他们就说很抱歉，不会发表我的哪怕一首诗。玛丽亚说，当我失望日甚转而求助她这是很正常的。墨西哥文学界，也许包括任何拉美文学界，都是这样，这是一种严密的派系组织。体谅是求不来的。但我不想因为任何原因被人体谅，我说。我知道，她说，可是，如果你想发表作品，最好永远别再提本能现实主义者。

但是，我依然没有放弃。我开始厌倦吉甘特超市的工作了，我想我的诗歌至少还值得略加关注，如果不是受到尊重的话。过了段时间，我又找到了其他一些杂志，不是我想发表东西的那种杂志，而是有些不同，属于那种在一个一百六十万人口的城市中必然会源源不断冒出来的那类杂志。那些出版商和编辑都是些可怕至极的男男女女，都像是从阴沟里爬出来，你只要看看就明白了，属于被开除的官员和痛改前非的杀手的混合品。不过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本能现实主义，对陈述它的故事毫无兴趣。他们的文学概念止于（也没准是开始呢）巴斯孔塞洛斯，尽管不难想到他们对马里亚诺·阿苏拉、亚内斯、马丁·路易斯·古斯曼满怀钦佩，也许他们只知这些作家的声名。其中有一家杂志叫《塔马尔》，主编是一个叫费尔南多·洛佩兹·塔皮亚的男人。我在这份杂志总共两页的文艺栏里发表了自己的诗歌处女作，洛佩兹·塔皮亚亲自把我挣的钱开了支票给我。那天晚上，把支票兑成现金后，我和玛丽亚、弗兰兹去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又在城里一家饭店吃了一通，算是庆祝。我已经厌倦了廉价的饭菜，我要好好招待自个一番。此后，我就不再写诗了，至少写得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我开始写有关墨西哥城的散文、轶事，写些有关鲜有人知但还存在的花园的小品文，有关殖民时代建筑的小文章，有关特定地铁线的报道，而且，我写的一切或者说差不多一切全发表了。费尔南多·洛佩兹·塔皮亚尽其所能安排我的文章上杂志，而且，每到星期六，我不再跟弗兰兹去查普特派克公园了，而是带他到杂志办公室，趁他在打字机上梆梆乱敲的工夫，我就帮杂志的工作人员规整下一期的内容，这从来都是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杂志经常很难准时发行。

我学着做些排版和编辑工作，有时甚至需要选挑照片。另外，大家都很喜欢弗兰兹。当然，我的钱还没有赚得多到放弃吉甘特超市工作的地步，就算如此，我也感觉挺好，因为在超市上班时，特别是工作很烦的时候（如星期五下午，或者星期一上午），我就构思下一篇文章，我要写的有关科约阿坎小贩或者拉维拉表演吞火杂技的人或者不管什么的故事，而且时间会过得飞快。一天，费尔南多·洛佩兹·塔皮亚让我写些低级政客的特写，我猜要写的对象是他的朋友们或者朋友的朋友，我拒绝了。我只能写自己感觉有关系的东西，我说。他说：你为什么对殖民时代的那些屋子这么感兴趣？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但仍然态度强硬。一天晚上费尔南多邀请我出去吃饭。我请玛丽亚照顾弗兰兹，我们去了南罗马街上的一家饭店。说真的，我期待有好事发生，更加高级的好事，可我吃饭时却开了很多玩笑，我几乎什么也没吃。那天晚上我跟《塔马尔》杂志的老板睡了。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跟任何人有过性关系了，那次完全称不上愉悦的经历。一个星期后，我们又做了一次。过了一个星期又做了。有时，说实话，通宵不眠，第二天一大早又去上班，花几个小时像个梦游者般讨论作品，那会相当辛苦。但我想过自己的生活。说心里话，我知道我必须过自己的生活。

一天晚上，费尔南多出现在莫特斯大街上。他说想看看我住在哪里。我把他介绍给玛丽亚，起先她的态度十分冷淡，好像自己是个公主，可怜的费尔南多是个不识字的农民似的。好在我觉得他没有注意到玛丽亚的态度有多不客气。他从来都是个完美的绅士。我喜欢这点。一会儿后，玛丽亚就回自己房间去了，只剩下我、弗兰兹和费尔南多。这时费尔南多告诉我，他来是想看看我，又说想一直看着我。这挺傻的，可我喜欢他这样说。后来我上去找玛丽亚，我们四个一起出去吃晚饭。晚上我们笑笑闹闹很开心。一个星期后我拿了几首玛丽亚的诗给《塔马尔》杂志，他们也发了。如果你的朋友写什么东西，费尔南多说，告诉她，我们杂志的版面随她用。问题是，我很快就发现，尽管玛丽亚在大学学了不少东西，却不知道怎么写散文：我是指恰当地断句、把语法弄正确了，同时没有诗歌的那种矫揉造作。所以，她花了好几天时间试着写一篇舞蹈方面的文章，可是无论如何辛苦努力，我认真帮助，还是写不出来。最后，她写出来的还是一首很不错的好诗，标题是《舞蹈在墨西哥》。她交给我读完后，又跟其他几首诗收起来了，然后就彻底忘了。玛丽亚是个很厉害的诗人，肯定比我出色，但却不知道怎么写散文。真是太糟了，这也就终结了她为《塔马尔》定期撰稿的机会。不管怎么样，我认为，这对她没有丝毫影响，因为她对这个杂志向来嗤之以鼻，好像在她之下。但这就是玛丽亚，我就喜欢她这种派头。

我跟费尔南多的关系持续了更长一段时间。他是个有家室的人，我从一开始就想到了，有两个孩子，大的那个已经二十岁，他不打算跟妻子离婚（我也不想让他离）。我现在不时地跟他一起吃工作晚餐。他介绍我时总说我是他最多产的作者。我其实也尽量这样努力，有一段时间，一手是吉甘特超市，一手是杂志，我一个晚上差不多平均只睡三个小时。但我不在乎，因为我的状态逐渐好起来，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方向，纵然我不想再在《塔马尔》上发表诗，其实我都接管艺术栏了，在发表哈辛托和没有机会发表作品的其他朋友们的诗歌。我学到不少东西。我在这儿学到的最大的技艺就是如何在墨西哥编辑一份杂志。我学会了安排版面，与广告商谈判，跟画家打交道，跟那些理论上重要的人交谈。当然了，没有人知道我在吉甘特上班。大家都以为我靠费尔南多给的工资生活，以为我是个大学生，而我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甚至高中都没念完。这自有其迷人之处。这有点像生活在灰姑娘的故事中，甚至当我不得已回到吉甘特超市又变成一个售货女郎或者收银员时，我也毫不在乎，而且我发现自己有能力把两份工作都干得很漂亮，杂志的这份是因为我喜欢，我能学到很多，吉甘特这份是因为我必须照顾弗兰兹，我得给他买衣服、学校用品，得付我们在莫特斯大街上那幢房子的租金，因为我父亲，那个可怜的人，现在的日子难过起来了，无法再给我提供租金，而哈辛托连自己用的钱都不够。底线是，我必须工作而且完全由自己来抚养弗兰兹。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我不仅写作还在学习。

一天，费尔南多说他有事要跟我谈谈。我进去找他，他说希望我们能一起生活。我想他这是在开玩笑，因为他偶尔会有这样的兴致，想跟世界上每个人一起生活，我满以为也许是指晚上去某家旅馆做爱，帮我租间公寓之类的。可这次他却是当真的。当然，他并不想扔下妻子。至少不会突然离去，而是如他所说逐渐采取一系列行动，我们用了好几天时间探讨这种可能性。毋宁说是费尔南多跟我讲，摆出各种可能性，我听着，认真地思考着。我告诉他不想后，他似乎一下子垮了，好几天对我怒气冲冲。这时我开始给其他杂志投稿了。大多数遭拒，但还是有杂志要发。跟费尔南多的关系变得糟糕起来，我不敢说是为什么。他动辄挑剔、批评我的活儿，我们一起睡觉时甚至对我动粗。有时他又显得特温柔，给我送各种礼物，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不怎么嚷嚷，最后分手的那天晚上，他喝得烂醉如泥。

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别的杂志上，我觉得这是件挺大的事儿。这让我有种安全感，我开始自动与费尔南多和《塔马尔》疏远了。刚开始还很不容易，但我已经习惯了世事的艰难，他们也不纠缠我。后来我在一家报社找到一份编辑的工作，辞了吉甘特超市的活儿。最后一天，我邀上哈辛托、玛丽亚、弗兰兹一起共进晚餐以示庆贺。那天晚上，席间，费尔南多过来看我，我没有让他进屋。他在街上叫骂了会儿后就走了。弗兰兹和哈辛托在窗口看着他大笑。他们俩是如此之相像。玛丽亚和我不想观望，我们假装（也许我们装得不那么深沉）气得歇斯底里。其实，我们凝视着对方的眼睛，无言地诉说着想要表达的一切。

我记得我们熄了灯，费尔南多的叫骂声被屏蔽在外逐渐远去，那是绝望的叫喊，最后什么也听不到了，他走了，弗兰兹说，他们把他弄走了，这时玛丽亚和我凝望着对方，不再假装了，而是显得特别严肃，虽然已很疲惫，但还想继续这样凝视着，几秒钟后，我站起来把灯打开。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后来一个小伙子问我：塞萨雷亚的诗在哪儿？我从“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死亡的泥淖中或者从对他的记忆的滚开的热汤中回过神来，那是一锅不能吃的神秘的热汤，悬浮在我们的命运之上，我似乎觉得如此，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或者龙舌兰的广告。我说：在最后一页，小伙子们。我望着他们新鲜、专注的脸，看着他们的手翻着陈旧的书页，然后又偷偷打量着他们的脸，他们也望着我，还说：我们没有浪费你的时间吧，阿马德奥？你感觉好吗，阿马德奥？要我们给你做点咖啡吗，阿马德奥？我想，噢，太可怕了，我一定是醉得比自己想像的要严重，我站起来，摇摇摆摆地走到前屋的镜子前，看着自己的脸庞。我还是我自己。但那个自我已经不是我习惯了的自我，无论是好是坏，但人还是我自己。我说，小伙子们，我需要的不是咖啡，而是来点龙舌兰，他们把我的杯子端过来，满上，我喝了，我还能把自己与镜子里那个倾靠过去、茫然失神、水银般不可捉摸的人物区分开来，或者我想说，我还能把自己的手从那面老镜子（同时，注意到我的指印像十张同时开口说话的小脸似的快速游移着，速度快得我都弄不清它们在说什么）上拿掉。我坐回自己的椅子后又问他们有什么想法，因为这时他们已经面对面地看到了真正的塞萨雷亚本人的诗，他们不提诗，也不说别的任何东西，只是那么瞧着我，然后把杂志放在他们之间，再次扎进1920年代的那片烂泥潭，那只充满了灰尘的紧闭的眼睛，他们说嗨，阿马德奥，你手上只有这一件她的东西吗？这是她惟一发表过的诗吗？我说，或者轻声嘟囔着：是啊，小伙子们，全都在这里了。我又补了一句，好像要掂量他们的真实想法：失望了吗？可我觉得他们甚至都没有听见我的话，他们把脑袋凑在一起盯着那首诗，其中一位，那个智利人，似乎若有所思，而他的朋友，那个墨西哥人，面上露出微笑。我想没有让两个小伙子的期望受挫，后来我就不再看他们，也不再说什么，我摊开身子，四肢发出咔嚓咔嚓的裂解声，其中一个抬眼听着这声音，望着我，似乎要确证我没有裂成碎片，然后目光又回到塞萨雷亚身上了，我打了个哈欠或者叹了口气，刹那间，那些遥远的影像浮现在我眼前，塞萨雷亚和她的朋友们走在墨西哥城北边的一条大街上，我看到自己也在她的朋友中间，真有意思，我又打个哈欠，这时其中一个小伙子打破沉默，用一种清晰又愉快的声音说，很有意思，另外那个立刻附合同意。不仅仅是有意思，他说，他小时候就看到过这东西。怎么可能呢？我说。在梦中，这个小伙子说，那时我可能还不满七岁，在发高烧。塞萨雷亚的诗？他七岁的时候就看到过？他看得懂吗？他明白什么意思吗？因为那总得有点意思吧？两个小伙子看着我说不，阿马德奥，一首诗不见得非要有意味，除非那是一首诗，不过这一首，塞萨雷亚的这一首，恐怕连诗都算不上。我说，我来看看，我像乞求什么似的伸出手，他们把在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那期《卡沃尔卡》递到我痉挛在一起的手指中间。我看着那首读过很多遍的诗。

《锡安》

我问两个小伙子，我说，孩子们，你们从这首诗里领会到什么了？我说，孩子们，我已经看了它四十多年，我从来没有搞明白过这个该死的东西。真的。我跟你们说实话。他们说：这是个玩笑，阿马德奥，这首诗是在开一个玩笑，后面藏着更严肃的东西。可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说。我们来想一想吧，阿马德奥，他们说。当然可以，请吧。我说。其中一个小伙子起身走进卫生间，另一个起身走进厨房，他们像佩德罗·巴拉莫[1]般在我这座房屋地狱，或者我的房子变成的记忆地狱漫游时，我则打起盹来，我让他们不要有任何拘束，而我开始打盹，因为这时已经很晚了，我又喝了那么多酒，但我还是总能听到他们走来走去，好像在活动双腿，不时听到他们的说话声，互相询问和回答着各自知道的东西，我想可能是些严肃的东西，因为在问答的间隔经常出现长时间的沉默，也可能在说些不那么严肃的事情，因为他们又不时地笑笑，唉，这两个小伙子，我想，噢，多么有意思的夜晚，我已经很久没有喝过这么多酒，说过这么多话，回忆过这么多往事，度过这么多开心时光了。我又一次睁开眼睛，两个小伙子打开灯，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端到我面前。喝了吧，他们说。遵命，我说。我记得喝咖啡时两个小伙子又在我对面坐下，议论着《卡沃尔卡》里的其他作品。好了，我说，谜底是什么呢？这时两个小伙子望着我说，没有什么可神秘的，阿马德奥。

1　墨西哥小说家胡安·鲁尔福同名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中的主人公名字。

18

华金·芬特，科里马大街，康德萨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87年8月。

自由就像一枚质数。我回到家时一切都变了。妻子已经不住在这里，女儿安格丽卡跟她的情人、一个比我还大几岁的戏剧导演睡在我的卧室里，其间，儿子接管了花园里的小房子，跟一个有着印第安相貌特征的女孩享用。他和安格丽卡都有工作，但挣的钱不多。女儿玛丽亚住在革命纪念碑附近的一家旅馆里，几乎从不来看看妹妹和弟弟。我的妻子似乎又再婚了。那个戏剧导演还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有个朋友在拉·别哈·塞古拉，这人或许是他的弟子，我说不准，他没有多少钱，运气不佳，但却盼着写出一部戏来，有朝一日给自己挣得大名和财富。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时，他喜欢这样说。儿子的女友几乎不说一句话。我喜欢她。

第一天晚上我睡在起居室。我在沙发上铺了条毛毯躺下，然后闭上眼睛。吵闹声依旧。不对，我搞错了。不知什么东西使这吵闹声显得有点异样，害得我睡不着觉，我这样打发了好几个晚上，开着电视机，坐在沙发上，半闭着眼睛。后来我搬进儿子过去住的房间，我的情绪骤然提起来。我想这是因为房间里还保留着一种幸福的氛围，无拘无束的青春的氛围。我不知道。无论如何，三天后这房子的味道已经像是我的了，换句话说，像老年人和疯子的味道，一切又回到从前的样子，我开始沮丧起来，不知如何是好。我无声无息地在这幢空房子里等着好几个钟头过去，直到我的某个孩子下班回来，我们才交谈几句话。有时会有人打来电话，我就接一下。喂？谁啊？没人认识我，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回家一个星期后我开始在小区周围散步。起初是短距离步行：绕着这个街区转一周，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慢慢地，我变得越来越大胆，起先还是探试性的外游活动把我领向越来越远的天地。这个小区已经变了。我遭到过两次抢劫。第一次是那些带着厨房菜刀的孩子们干的，第二次是稍大的家伙们，他们没有从我口袋里找到钱后就揍了我一顿。可是我已经没有疼痛感了，而且毫不在乎。这是我在弗塔莱萨医院学到的一种本事。那天晚上，我儿子的女朋友洛拉在我的伤口和刮破的地方擦了些碘酒，警告我有些地方是不能去的。我告诉她我不在乎经常挨揍。你喜欢这样吗？她问。我可不喜欢，我说。如果每天挨揍，我肯定不乐意。

一天晚上那个戏剧导演说国立贝拉斯美术学院要给他一个项目做。我们庆贺了一下。我儿子和他女朋友出去买了瓶龙舌兰，我女儿和导演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其实，两个人谁也不会做饭。我忘记他们做了什么菜。反正是食物。我什么都吃。可这顿饭不是很好吃。做饭最拿手的是我妻子，但她现在生活在别处，已经对这种即兴晚餐毫无兴致了。我坐在桌边开始颤抖。我记得女儿看着我，问我是不是生病了。只是有些发冷，我说，这是真话。这些年来我成了那种动辄发冷的人。来一小杯龙舌兰会缓解，但我不能喝龙舌兰或者任何酒类的饮料了。我就那样颤抖着，吃着东西，听他们说话。他们谈论着美好的未来。谈论着傻里傻气的事情，但他们真正谈论的还是美好未来，只不过这未来没有把我儿子、他女朋友或者我纳进去，我们也微笑着，谈论着、制订着我们的计划。

一个礼拜后，本来要提供资助的那个部门因为削减开支关闭了，那个戏剧导演最后什么也没捞着。

我觉得该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还真采取了行动。我给几个老朋友打了电话。起先没有一个人想得起我。你去哪儿了？他们总是这样问。你从哪儿来？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我告诉他们刚从海外归来。我一直在地中海一带旅游来着，住在意大利和伊斯坦布尔。我在观赏开罗的建筑，在建筑方面太有启发性了。启发性？是的，非常有启发性。比如像特拉特洛高塔，可惜绿地太少。比如像卫星城，可惜没有流水穿过。比如像内萨瓦尔科约特尔。我们所有的建筑师们都该毙了。我还去过突尼斯和马拉喀什。去过马赛。去过威尼斯。去过佛罗伦萨。去过那不勒斯。你真幸福，基姆，可是你干吗又回来了？墨西哥城都快变成地狱了。你大概知道这些新闻。没错，我没有停止过关注，我告诉他们。没有少报道。我女儿经常把墨西哥的报纸寄到我住的旅馆。可墨西哥是我的祖国，我想念它啊。这样的地方天底下没有。别跟我胡说八道了，基姆，你太不当真了。我绝对当真。绝对当真？我发誓，绝对当真。有时，早晨，吃过早点，望着地中海人和欧洲人喜欢划的小船，我就会想念墨西哥城，眼里噙满泪水，还会想念墨西哥城的早餐，我知道我迟早是要回去的。我的某个朋友会说：可是，且慢，你不是待在精神病院吗？我就说没错，那是多年以前。其实，我离开精神病院后就出国了。那是遵医嘱。我的朋友们会嘲笑这个那个的托辞，因为我每次讲的这个故事版本都不同，他们会说，噢，基姆，然后我就趁机问他们知道有什么工作可以让我做，某家建筑公司有没有小活儿，什么都行，业余小活儿什么的，这促使我习惯这样一个想法：我得找个全职的工作，这时他们就回答说就业形势非常可怕，一家又一家公司在倒闭，安德烈·德尔·图罗离开家乡去迈阿密了，雷福吉奥·奥蒂斯·德·莫特西诺斯已经去休斯顿开店了，他们说只想让我对情况有所了解，我也明白，但还是继续打电话，滥用他们的耐心，继续讲述着我在这个世界上那些更加快乐的地区的冒险经历。

这份执着终于让某个建筑师工作室绘图员的工作落到我手上了。这个建筑师还是个刚刚出道的孩子，他发现我是个建筑师而不是绘图员时满心欢喜。晚上，我们关了小小办公室的门，来到卡布雷拉大街附近波波卡特佩特里的一家酒吧。这家酒吧名叫“命运”，我们坐在那里谈论建筑、政治（这孩子是个托洛茨基派）、旅游和女人。他叫胡安·阿雷纳斯。他还有一个合伙人，我几乎从未见过，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家伙，也是个建筑师，但瞧着更像个秘密警察，几乎从不在工作室露面。所以，工作室基本上就是胡安·阿雷纳斯和我两个人在维持局面，因为几乎无事可做，我们喜欢聊天，于是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聊天上了。晚上，他就开车送我回家，当我们像在一场逐渐淡然的噩梦中穿过整个墨西哥城时，我有时会觉得胡安·阿雷纳斯就像我本人更开心的化身。

一天，我邀请他上家里来吃午饭。那是星期日。家里没人，我给他做了热汤和煎蛋卷，然后就在厨房吃了。在这儿吃饭比较惬意，听着花园里来啄食的鸟儿的鸣声，看着胡安·阿雷纳斯，一个简单天真、毫不装腔作势的孩子，吃起东西来全心全意。他一个人生活。他家不在墨西哥城，是马德罗城人，有时他觉得待在首都挺失落的。随后我女儿和她的伙伴回家，看到我们在看电视、玩扑克。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胡安喜欢我女儿，从那以后他就经常过来。有时，我会梦见我们一块住在科里马大街这幢房子里，有我的两个女儿、我的儿子、戏剧导演、洛拉和胡安。没有我的妻子。我没有梦到她跟我们住在一起。可是事情绝对不像梦里发生的那样，一天，胡安和他的合伙人关了工作室，从此消失，他们没有说起去哪里。

我又一次得给老朋友们打电话求助了。经验告诉我，最好找个绘图员而不是建筑师的工作，所以我很快又开始勤奋工作了。这次是在科约阿坎的一家公司。一天晚上，老板邀请我去参加聚会。另一个选择是走向最近的地铁站，然后回到必将是空空荡荡的一幢房子里，所以我接受邀请去了。派对在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楼里举行。刹那间，我觉得这里似曾相识，感觉以前来过，后来我想应该没有来过，只是因为某个时期某个小区所有房子都设计得大同小异，我这才放松了，然后径直走进厨房去找吃的，早饭后我到现在还没进一口食呢。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忽然感觉很饿，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很饿、很想喊叫又很开心。

我冲进厨房，里面有两男一女私密地谈论着一个死人。我拿了块火腿三明治吃起来，又喝了两口可乐冲下去。面包有点干硬。三明治味道却很可口，我又拿了一块，这次是干酪三明治，我一点一点地吃着，没有一口吞下去，而是细嚼慢咽，像很多年前那样微笑着。聊天的三个人，两男一女，看着我，看到我微笑，他们也微笑地看着我，我于是向他们靠近一些，我听到他们在说什么：谈论一具尸体和一场葬礼，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建筑师，他死了，这一刹那似乎不适合说我也认识他。就这样。他们在谈论一个我也认识的死人，后来他们又聊起别的事儿来，我猜想，我不能老待在那儿，于是出去来到花园，这里长满了玫瑰和杉树，我走向铁皮大门，观望着外面的车辆。这时我看见自己那辆1974年产的老英帕拉开过来，因为磨损的缘故，看上去外观很糟糕，漆也剥落了，挡板和门上坑坑洼洼的，它极其缓慢地移动着，好像在爬坡，好像在沿着墨西哥城夜间大街寻找我，我心中顿时因为它而翻江倒海了，我不由自主地开始颤抖，用手抓住大门免得跌倒，还好，没有跌倒，可是我的眼镜掉了，从鼻头滑出去，落进灌木丛或者树木、玫瑰花丛，我说不上具体落哪儿了，只听到了声音，我知道没有摔碎，我想如果弯腰去捡，我接近英帕拉的机会就将错过，可是我要看不见是谁开着那辆幽灵般的小车，那辆我在1975年最后几个小时和1976年最初几个小时里失去的小车。如果我看不清谁开着那辆车，看见它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了更离奇的念头。我想：我的眼镜早就跌掉了。我想：片刻前，我还不知道自己戴着眼镜。我想：现在我的感觉发生了变化。意识到现在需要眼镜看东西时，我开始担心起来，我弯下腰去找眼镜（戴与不戴有什么区别啊！）站起来时英帕拉还在那儿，我觉得自己的动作一定快得只有疯子才能办得到，我看见那辆英帕拉了，我戴上眼镜，这副直到那一刻我还不知道自己拥有的眼镜，朝黑暗中望去，搜寻着司机的脸，既渴望又惧怕，因为我想可能会看见塞萨雷亚，那个失踪的诗人，在我那辆失踪的英帕拉的方向盘边，我想塞萨雷亚正在从过去冒出来，把我带回到我年轻时最喜爱的那辆小车上，那辆对我意义非同寻常，而我却很少有时间享用它的小车。可开车的不是塞萨雷亚。事实上，压根就没有人驾驶我的那辆幽灵车！或许我认为没人驾驶。接着我意识到小车不会自动行驶，好像是个可怜、矮小、沮丧至极的小男人在驾驶着那辆破烂的英帕拉，我朝大伙聚会的房间往回走去，垂头丧气的样子犹如负载着千斤重压。

可是，走到一半时我忽生一念，我又回过头，但英帕拉已经不在街上了，无论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现在你想看到它，可是又看不见了。大街变成各种遗失的碎片的暗影的拼板，最离奇的是，我也成了其中一块遗失的碎片。我的小车不见了。在某种意义上我还不太明白，我也消失了。我的小车再次回到我的头脑中。我也再次回到我的头脑中。

后来，在无奈和迷茫中，在一声纯粹的墨西哥式的吼叫声中，我明白了，我们都受命运的摆布，我们都会淹死在暴风雨中，我知道，只有那个最聪明的人，我自己显然不在此列，才会在暴风雨中漂泊更长的时间。

安德烈斯·拉米雷斯，金色号角酒吧，阿文尼尔大街，巴塞罗那，1988年12月。

我注定是一个失败者，贝拉诺，请记住我说的话。我是早在1975年的某一天离开智利的，准确地说是3月5日晚上八点，躲在那不勒斯号货船的底舱里。换言之，我是一个普通偷渡者，不知道自己最终的目的地在哪儿。我不想细数这次横渡中经历的各种不愉快的细节。这么说吧：那时我比现在年轻十三岁，在我们圣地亚哥（也就是拉希斯特纳）社区，朋友们都管我叫“太空飞鼠[1]”，这个绰号是照那个滑稽可爱、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小动物取的，童年时代，那家伙给我们的午后时光增色不少。简单地说，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已准备要放弃这段艰辛的旅程。至少，照他们的说法，从生理意义而言是这样。饥饿、恐惧、晕船、前方的不确定性，交替不断的昏暗或者恐怖，这一切就不用说了。总有慈悲心肠的人冒险下到舱底给我带来一块面包、一瓶葡萄酒、一小碗意大利番茄牛肉面。另外，在这个世界上我有的是时间用来思索，在我以前的生活中这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在现代都市，无所事事是奢侈不起的。于是我这才有可能检视自己的童年（当你困在一艘船的底舱时最适合有条不紊地干这种事），没多久我们就到了巴拿马运河。从那时起，或者换句话说，当那艘船载着我们穿越大西洋时（啊，离我可爱的祖国乃至我的那片大陆已经那么遥远，并非因为过去我总能够看到那片大陆，而是内心深处一直深深眷恋着它们），我已经开始解析早已成为自己青春一部分的内容。我认为，一切都必须改变，尽管我那时完全不清楚如何来实现这种改变，或者走什么样的道路来改变。其实，我不过是在消磨时间，在保存力量和精神，因为，经这么多天在潮湿、闷声闷气的黑暗中的生活，我已经快要熬出头了，这样的经历我希望我最坏的敌人都不要碰到。后来，一天早晨我们在里斯本的码头靠岸，我的想法有了新的转变。我的第一反应自然是马上就在那里上岸，可是一个偶尔给我点吃的东西的意大利士兵说，像我这种情况的人在葡萄牙边境无论走陆路还是水路都会碰上麻烦。所以我还得老老实实待着，那两天简直就像两星期，我只能听着底舱里的声音，底舱像海鲸的大下巴似的张着。在箍桶似的货舱里，每隔一会儿，我就觉得愈加不舒服和烦躁，阵阵毫无规律地袭来的冷气让我颤抖不已。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们终于起航了，把那个忙碌辛苦的葡萄牙首都抛在了身后，我发烧时在梦中把它想像成一个黑色城市，那里人们全部身穿黑衣，房屋全用红褐色或者黑色大理石和普通石头建成，也许因为我一直蜷缩在那里，已经奄奄一息处于半睡眠状态，我想到了尤西比奥，在1966年英国举行的那场世界杯比赛中英勇拼搏的那支球队的黑豹，在这场比赛中，我们智利人遭到非常不公正的对待。

回到辽阔的大海上后，我们开始绕着伊比利亚半岛航行，我的病还没有痊愈，病得那么厉害，一天晚上两个意大利人把我带到甲板上，让我吸点空气，我看到远方的灯火，我问那是什么，那灯火属于世界的哪个地方（这个世界似乎非常不友好），意大利人告诉我说是非洲——就像大伙平时说“鸟嘴”或者“苹果”那样——这时我真的开始颤抖起来，发烧的感觉像癫痫发作了，其实不过是发高烧而已，后来意大利人撇下我一个人坐在甲板上，他们走到甲板的另一边，那样子就像离开病室去吸支烟，我听到一个意大利人对另一个意大利人说：如果他死在我们手上，我们最好把他扔进海里，另外那个意大利人说：好的，好的，可他不会死的。虽然我不会讲意大利语，但我听得明明白白，因为，学者们说了，我们的语言同属罗马语系。我知道你也遇到过类似的情景，贝拉诺，所以我不想多说。恐惧或者求生的欲望，活下去的本能，给了我连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力量，我对意大利人说我挺好，我不会死的，下个港口是哪儿？后来我强撑着回到底舱，蜷缩在自己的角落里睡了。

抵达巴塞罗那时我的身体好多了，到港口的第二天晚上，我跳下船，像倒夜班的普通工人般步行走出港湾。我背着自己的衣服，揣着从圣地亚哥带的藏在袜子里的十美元。生活中有很多奇妙的瞬间，它们会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和尺寸出现，但我永远忘不了巴塞罗那的大街小巷，那天晚上，它们就像一个你从未谋面但很清楚将是自己一生挚爱的女孩般向我张开了怀抱。我发誓，不出三个小时，我就找到了活儿干。如果一个智利人有双结实的胳膊，而且不懒惰，他随处都可以谋生，我去道别时父亲这样告诫。我真想朝这老杂种的脸砸一拳，不过这又是另一码事了，干吗要再提它呢？关键是，在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长途横渡的那种颠簸感消除后，我已经开始洗上盘子了。这个饭馆叫华金娜阿姨，在埃斯库迪勒尔斯大街上。大约凌晨五点时，在疲惫却快乐的心情中，我离开那家酒吧，向孔奇膳宿公寓（什么名字啊！）走去，这是饭馆一个服务员推荐的，那孩子打穆尔西亚来，也住在那个垃圾场般的地方。

在孔奇膳宿公寓待了两天，我很快就被赶走了，因为拿不出有关证件，可能会上警察的名单，我在华金娜阿姨饭馆里待了一星期，直到那个真正的洗碗工严重的流感好了。后来的几天里，我又看了别的出租公寓，看过医院大街、品托·富图尼大街、波克里亚大街等地的房子，最后在胡塔·德·科默西奥大街上找到艾梅丽亚出租公寓，多好听的名字啊，这儿没人管我要证件之类的东西，我跟另外两个人共用一间屋子，警察一来，我就躲进一个没有背板的衣柜里，从不抱怨。

不难想像，在欧洲的第一个星期，我基本上是在找工作和工作中打发掉，因为我每周必须要付住宿费。另外，因为回到踏实的大地上了，我的食欲，横渡期间一直冬眠的食欲，又苏醒了，而且变得比我记忆中的还贪婪。可是，从一个地方步行到另一个地方，比如从出租房出发去上班或者从饭店回出租房的路上，我开始碰到一些从前不曾遇到的事儿。没多久我便意识到这点了。除了谦卑，我向来都很警觉，如果不是别的，我开始留心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儿。这事儿挺简单，不过，得承认刚开始还是挺让我担心。换了你也会担心的。向你透露一点吧：比如，我沿大街走着，尽量显得挺开心，琢磨着一个正常人该琢磨的事儿，忽然，我头脑中会蹦出几个数字来。比如先是1，然后是0，然后是1，然后又是1，然后是0，然后又是0，然后又回到1上。这样循环反复个不停。起先，我以为是困在那不勒斯号的肚子里时留下的残疾。可事实上我感觉挺好，吃喝拉撒都挺好，挺正常，像个婴儿般能睡上六七个小时，我的头一点都不疼了，所以不可能是疾病。后来我又琢磨会不会是因为生活场景变了，也就是说换了国家、大陆、半球、习俗等，一切都变了的缘故。当然，后来我又开始怪怨自己的神经出了毛病。我们家族有过几起神经病的先例，就是说出过几个神经错乱的人，没人是十全十美的。可这些解释没一个有说服力，渐渐地我也适应了。我习惯了这些数字。我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纠缠多久，因为答案的到来并非遥遥无期，而且忽然就来了。一天下午，厨房的另一个伙计给了我一张他买的多余的足球彩票。不知道为什么，我并不想在上班的时候填写，我把它带到出租房。那天晚上，当我沿着人流已经稀疏的大街小巷往家里赶时，那些数字又开始出现了，我立即把这些数字与这张彩票联系起来。我走进圣塔莫尼卡大道上的一家酒吧，要了杯咖啡和一支铅笔。这时数字又不闪现了。我的头脑一片空白！等我出去时，数字又开始出现了。我看到一家还开张的报摊，0，我看到一棵树，1，我看见两个醉汉，2，数字不断地闪现，直到十四个比分都能填全。可我却没有带笔在街上把它们写下来，于是我不再继续向出租房走去，而是走到街道尽头，然后又返回来，我好像刚起床，还有整整一夜的时间在前方等着我用呢。圣何塞市场附近的一个摊主卖给我一支笔。我停下来买笔的时候，那些数字又不出来了，我感觉就像来到一个悬崖边，摇摇晃晃的。后来我又回到那条街，头脑里却一片空白。我告诉你，这种时刻太痛苦了。忽然，那些数字又出现了，我拿出票开始写下来。0是X，你不必是天才也能琢磨得出，1是1，而2这个数字在我的头脑中不论是艰难的浮现或者闪现出的，就是2。很简单，是吧？走到加泰罗尼亚广场地铁站时，我已经把票填好了。这时魔鬼开始诱惑我，我又慢慢地返回圣塔莫尼卡大街，像个梦游者或疯子一般，把那张票放在离我的脸只有一寸之远的位置，检查一直在我头脑中闪现的那些数字跟我写在这张小小的幸运纸上的数字投上了没有。丝毫不差！我像张望夜空那样，看到了数字0，1，2，但顺序变了，这些数字来得更快了，我经过里塞奥时，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数字又闪现在眼前了。我决定不在这上头绞尽脑汁，我回去睡觉了。那天晚上，在黑暗的屋子里脱衣服时，听着我视为室友的两个杂种的鼾声，我忽然觉得自己快要疯狂了，我觉得这太可笑了，我只好坐在床上，捂住嘴别放声大笑出来。

第二天，我把票交上去，三天后，十四个比分全答对的人共有九个，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此事非得亲自经历后才会尝到个中滋味——他们不会给我那笔钱的，因为我在西班牙是非法居留。当天，我就去找了个律师，把一切都跟他说了，那个讼棍——他叫马尔蒂内斯先生，是罗拉德里奥人——说恭喜我好运气，然后就一个劲儿地安抚我。他说，在西班牙，一个从美洲来的孩子绝对不是外国人，尽管事实上我是以不正常的方式进入这个国家的，而这需要想办法解决。他又打电话给《先锋报》的一个记者，这个人过来问了我几个问题，照了几张相片。第二天我已经出名了。我至少上了两三家报纸。偷渡者赢了彩票，他们拿这样的标题说事。我把报道剪下来然后寄到圣地亚哥。我还接受了几次电台采访。不出一星期，我们就摆平了困局，不到三个月，我已经由一个没有档案的外来户变成了一个没有工作许可证的合法居民，马尔蒂内斯还给我讨到更大的好处呢。奖金总数达九十五万比塞塔，在当时，这可是扎扎实实的一笔钱，虽然律师还从我身上揩去二十万，说实话，那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富人了：有钱了，出名了，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刚开始几天，我反复琢磨着想收拾行李回智利去。以我手里的这笔钱，可以在圣地亚哥办个公司，可是，最后，我决定把十万比塞塔兑换成美元，把这笔钱寄给母亲，然后我继续待在巴塞罗那，现在这个城市简直像朵花般向我绽放着，请谅解我这样说。那是1975年，而智利的很多事情还显得丑陋无比，我仔细斟酌了一番自己的疑虑，决定继续待下去。在领事馆，经历了需要我拿出一定手腕和金钱的阻力之后，他们同意发我一本护照。我没有换出租楼，但要了一个更大更亮、属于自己的房间（他们立刻给了我，我还能说什么呢？命运让我成了艾梅丽亚的宠儿），我也不再洗盘子了，开始到处寻找兴趣相投的工作。我的生活过得优哉游哉。我经常睡到十二点或者一点，然后再去费尔南多大街上一家饭店或华金·科斯塔大街上另一个地方就餐，那里有一对漂亮的双胞胎伺候我。饭后我就在巴塞罗那四处晃悠，从加泰罗尼亚广场走到帕塞奥·科隆，又从帕拉莱洛来到贝亚·拉耶塔纳，在路边的咖啡店里喝杯咖啡或者葡萄酒，在酒吧来一盘鱿鱼，读着报纸上的体育版消息，琢磨着自己的下一步行动，其实，我内心深处已经明白了要干吗，纵然我在智利学校所受的教育（我其实没有上过几堂课）让我把这个思路理清颇为不易。我告诉你，我琢磨这事时甚至想到了那个杂种笛卡尔。我向你透露点。笛卡尔、安德烈斯·贝尔洛、阿图罗·普拉特，那些在我们那片狭长的大地上留下印迹的人们。可你不能无视事实，一天下午，我不再瞎晃悠了，心里承认，我真正想着的是再赢一次足球彩票而不是找工作，要不择手段地再赢一次，但最好是用我最熟悉的手段。别这样看着我，好像我是疯子似的，我当然知道自己的希望、梦想，如卢曲·加蒂卡所说，是非理性的，甚至是高度非理性的——瞧，是什么机制或者特有的综合征让那些数字如此清晰地闪现在我头脑中呢？是谁向我口授这些数字的呢？我相信幻觉？我是个没有什么知识的人，一个从第三世界最遥远的地方来到地中海地区一隅的迷信之徒吗？我眼前正在经历的以及曾经经历过的事儿不过是命运的幸运组合和被一个连上帝都害怕、没有哪家旅行社敢提供的横渡远行逼得快要发疯的人发出的胡言乱语吗？

那是往灵魂深处探索的几天！而且，同时，我得承认，我对什么都看得很淡（这是自相矛盾，可事实就是如此），那几天过去后，我不再读书，也不再理会《先锋报》慷慨提供的工作，尽管自从得了奖（我想是由于这场震撼的原因）后那些数字已经不翼而飞，我还是思索着怎么办，一天下午，我在城堡公园喂鸽子时，我自以为找到了办法。如果那些数字不肯来拜访我，我就追到它们的窝里去，用钩子或者钩形物把它们给拽出来。

我试了好几种方法，出于职业原因我不想告诉你。你说不可能？那好吧，我不向你保留了。我从大街上的门牌号入手。比如，我沿着欧莱古尔大街和卡德纳大街行走的时候就记下我经过的门牌号。我右边的是1，左边的是2，我经过时迎面望着我的脸的人是X。不管用。我又在普林塞萨大街的一家酒吧里自个儿玩起骰子来，在一个目前已不存在、叫作“跨越南方”的地方，那时这家酒吧由一个阿根廷的朋友经营。同样不管用。有时我又躲在床上，头脑一片空白，在绝望中命令这些数字赶快回来，可我无法想像，呼唤不出数字1来，我在疯狂中把它与现金和庇护所等同起来。九十天后，我花了五万五千比塞塔，下了庞大、徒劳的赌注后，终于赢了这次彩票。我得换别的区住。原因很简单。旧城的那些数字全用光了，至少对我来说如此，而且也到该动一动的时候了。我开始在伊桑切一带闲逛，那是一个陌生的小区，直到那时，我还不过是从加泰罗尼亚广场瞥下它而已，从不敢穿过朗达大学的边界，或者至少不会有意越过，因而把自己的感官暴露给这个小区的魔力，毫无戒备地走过去，在所有眼睛的凝视下，毫无防备地，一句话，走过那个专门捕捉各种信息的家伙。

最初几天，我顶多走到帕塞奥·德·加西亚，再走到巴尔梅斯，可是连续几天后，我开始大胆地踏上那些支道，如迪普坦西奥、康塞约·西恩托、阿拉贡、巴伦西亚、马尔洛卡、普罗文萨、罗塞伦、科西嘉等。那些街道的秘密在于看上去令人迷惑，同时顷刻间又让人觉得熟悉和舒适。到达我步行的终点对角线街后，有时我会走一条直线，有时又走无穷无尽的之字形路线。你能想像得出，我看上去不光茫然若失。我的样子简直就像个疯子。幸运的是，那时巴塞罗那对自己的宽容精神引以为豪，现在依然如此。我当然给自己买了新的行头。我当然疯狂，但还没有疯狂到认为自己可以身穿散发着第五区一家出租楼臭气的衣服而被人轻易放过。我外出散步时经常穿一件休闲的白色衬衣，打一条带哈佛标志的领带，穿一件天蓝色V形领汗衫，一条带褶的黑裤子。只有那双软拖鞋是旧东西，因为散步的时候我对舒适的看重甚于优雅。

最初三天，什么也没有出现。像人们常说的，那些数字明显不在场。但我心有不甘拒绝放弃我随机挑选的这个区域。第四天，当我步行到巴尔梅斯时，我抬眼向天空望去，在一座教堂的尖塔上看到这么一段铭文：“祈祷和工作。”我不能很肯定地告诉你是什么把我吸引到那个铭文上的，但我确实感觉到有点异样。我心里有种预感。我知道自己在接近那个诱惑我同时又折磨我的源头，那个我怀着几乎是病态的激情渴望的东西。我步行过去时，看到尖塔的另一面写着：“人生苦短。”铭文旁边的几幅图画吸引住我的眼睛，让我联想到数学和几何。那好像在看着一个天使的脸庞。从那时起，这个教堂就成了我漫游和胡思乱想的核心，但我严禁自己进入其中。

一天早晨，如我所愿，那些数字又回来了。起先序列看似毫无意义，但没多久我就发现了其中的逻辑。那个秘密就要自动闪现了。那个星期我玩了三次足球彩票（用了四组数字），还买了两张乐透彩票，你能想像得出，我对自己的策略没把握。我赢了一次足彩，猜中十三个比分。乐透彩票则彻底失败。第二个星期我又试了一次，这次我只限于玩足彩。这次十四个比分全中，带回家一千五百万。生活迅速发生了改变！顷刻间，我拥有了自己做梦都想不到的金钱。我在卡门大街上买了一个酒吧，然后把我母亲和姐姐接来。我没有亲自去接，因为我忽然间害怕起来。如果飞机失事了怎么办？如果智利的士兵杀了我怎么办？其实，我甚至连离开艾梅丽亚的勇气都没有了，有一个星期我都没出去。我就坐在那里，徒手徒脚地等待着，锁上电话，很少讲话，因为我怕会干出什么傻事，把我打进某家精神病院。最后，我被自己唤起的某种力量弄得神神叨叨的。母亲的到来帮我放松了一些。当你感觉沮丧的时候，没有人能像母亲那样安抚你！另外，母亲很快就跟出租房老板情投意合了，等你知道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在吃烤馅饼和玉米派了，这是母亲做的娇惯我的东西。她太擅长这个了，把所有躲藏在那儿的流浪者们都给惯坏了。他们都是老好人，大部分吧，除了极个别坏种，都是些沉默寡言的家伙，工作挺卖力，总是拿一只充满嫉妒的眼睛盯着我。但我是那种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后来我开始做起生意。在卡门街上开了酒吧后，又在马尔洛卡街上开了家饭店，那是个很雅致的地方，本地办公室职员经常来吃早点和午饭。过了阵子，我又开始转而追求更大的利润。家里人在这儿了，我不能继续在出租房里住了，我给自己在塞普尔维达和维拉多马特买了套公寓，而且还搞了个大型暖屋派对。我离开时出租房的女人们都哭了，我发表了一番演讲，欢迎她们上我新家时她们又哭了。母亲简直不敢相信。眨眼的工夫好运连连！我姐姐就不同了。既然钱这么多，于是她的风度也跟从前不同了。也许这些风度她早就有了，我没注意到罢了。我安排她在马尔洛卡街上的那家饭店当收银员，但几个月后我面临窘境，需要在当个毫无希望的势利小人还是留住其他所有员工之间作出选择，更糟糕的是，需要在我的大笔客户份额之间作出选择。我只好把她从那儿弄走，把她安排到鲁纳大街的一家美容院里，离我们这儿很近，就在朗达·圣·安东尼奥的对面。当然，我一直没有松懈搜索那些数字，可是好像我一富有后它们就全没了，我有钱，有事业，最重要的是我还有很多工作，所以我几乎不觉得这有什么损失，至少最初几个月是这样。后来，各种事儿开始尘埃落定，兴奋感逐渐淡化之后，我回到第五区的大街上，那里人们在忙碌着真正的生死大业，我又开始想起那些数字来，我想出最疯狂、最荒谬的假设，试图解释我呼唤到自己身上来的奇迹。可是我的思虑太重了，那样很不好。有那么几个晚上的深夜，我承认，我开始自己吓唬起自己来，所以无论你想出什么都不会离真实很远。

我有这些想法时，我还害怕可能失去，挥霍然后失去自己赢得和通过辛苦工作得来的一切。但我发誓，我更害怕的是追究自己幸运的本质。跟一个善良的智利人一样，出人头地的欲望折磨着我，可是，跟昔日那个“太空飞鼠”一样——说实话，我现在依然还是那个“太空飞鼠”——谨小慎微帮了我。一个细声细气的声音总在对我说：不要诱惑命运之神，你这个幸运的杂种，开心地安于现状吧。一天晚上，我梦见了巴尔梅斯大街上的教堂，我看见那个小小的启示，这次我想我明白了：“人生苦短，祈祷和工作。”我们在这个世界待的时间不会很长。我们得祈祷和工作，不要用足球彩票求取好运。就这样吧。我醒来时很有把握自己已经悟到了教诲。后来弗朗哥死了，经历了一段过渡期，然后开始实行民主。这个国家开始以有目共睹的速度发生改变了，速度之快你都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一切。生活在民主中是如此奇妙的一件事。我开始申请成为西班牙公民，也被接受了，我开始去巴黎、伦敦、罗马旅行。主要是乘火车。你去过伦敦吗？所谓的穿越海底隧道简直是个玩笑。那根本不叫海峡，如果从远处看的话。我想，有点近似佩纳斯海峡。一天早晨，我在雅典醒来，看到帕台农神庙后眼里泪水都涌出了。没有什么比旅游更能开阔视野的了。同时还能培养你的品位。我看到了以色列、埃及、突尼斯、摩洛哥。我旅行完回来后从此对一个道理确信不疑：我们什么都不是。一天，一个新来的厨子到我马尔洛卡街上的饭店工作。她干这份工作有点太年轻了，而且不怎么在行，但我立刻就雇佣她了。她名叫罗萨，接下来，我知道，我会跟她结婚。我想给我第一个儿子取名叫考波里坎，但最后却叫成乔迪了。第二个孩子是姑娘，我们管她叫莫茨尔拉特。我想到自己的孩子就幸福得想哭。女人们都很有意思：母亲对我的婚事一直很担心，最后却和罗萨好得像母女似的。现在，我的生活像他们说的那样完美地步上轨道。那波里号和我到达巴塞罗那的最初几天似乎已经十分遥远——更别说我在拉希斯特纳虚掷的青年时代了。我有了家，有了两个我钟爱的孩子，有一个非常适合我的妻子（我抓住第一机会把她从饭店厨房撤下，因为一件好事你可以让它好上加好），有健康、有金钱。仔细想想，我简直无所不有，可是，有时，晚上，我一个人待在饭店里做账，除了某个我信赖的服务员或者洗盘工，身边没有任何人，我看不见却能听到他在厨房卖力地干活儿，开始洗最后一批脏盘子，这时会有一些奇怪的念头袭上心来，那是些很典型的智利人的念头，如果这样说你听得懂的话，这时，我总感觉好像想念着某种东西，我开始琢磨到底是什么，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在头脑中反复打转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总是：我想念着那些数字，我想念那些数字在我眼帘后面闪烁的感觉，那感觉就像我在想念一个目标或者那个目标。或者说总而言之是一件事，至少从我的角度而言：我想弄明白开启了我的财富源泉的原因，那些很久没有在我头脑中闪光的数字，然后像接受一个人般接受那个现实。

就在这时，我做了一个梦，然后开始贪婪地读起书来，不假思索不加鉴别，像个半疯不狂的家伙，形形色色的什么书都读，从自己喜欢的历史传记到神秘玄学或者聂鲁达的诗歌什么书都读。这个梦非常简单。其实，它更像几个单词而不是一场梦，我从梦中听到的单词，那几个单词不是用我自己的声音读出的。那几个单词是这样的：她孵着几千只蛋。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还梦到蚂蚁或者蜜蜂。但我知道那不是蚂蚁或者蜜蜂。那么谁在孵着几千个蛋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一个人在孵蛋，孵蛋的地方——如果我这样说听着有些学究气的话我表示道歉——像在柏拉图的洞穴里，一种地狱或天堂般的地方，那里只有阴影（最近我在读希腊哲学）。她孵着几千只蛋，那个声音说，我知道这听着像是在说她孵着几百万个蛋。这时我明白了我的运气全在这里，隐匿在某只被遗弃——不过是被充满希望地遗弃了，我是说，怀着希望——在柏拉图洞穴里的蛋里。这时我又觉得我可能永远理解不了自己幸运的真正本质，那些像雨一般从天上洒落到我身上的钱是怎么回事。但是，跟一个善良的智利人一样，我拒绝接受这点：认为其中定有我无法理解的东西，我开始读书又读书，有时通宵不睡也毫不在意。我早早起来去开张酒吧，工作一整天，完全沉浸在真正的勤勉之中，一个人在巴塞罗那朝夕相处的那种勤勉之中（有时这有点令人着迷），我关了酒吧，然后开始清理账目，做完账后就开始读书，很多次我都在椅子里睡着了（就像智利人经常发生的那样），然后清晨早早醒来，这时巴塞罗那的天空几乎一派紫蓝，几乎是紫罗兰色，这样的天空让你想歌唱、想喊叫，仰望会儿天空后，我就继续读书，丝毫不许自己休息，好像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但不肯在没有弄清自己周围、头顶以及脚下发生的事情之前就这样死去。

简单说吧，我这样累死累活地干，但说实话，我却一无所获。见到你不久，贝拉诺，我就给了你一份工作，那个洗碗工生病了，我得雇个替手。我忘记是谁打发你到我这儿来的，也许是别的智利人。正好这段时间，我在饭店要待到很晚，假装整理账目，其实是坐在椅子里想入非非。一天晚上，我过来跟你打招呼，还记得吗？你的彬彬有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显然，你读过很多书，去过很多地方，你也经历过艰难时日。我们一拍即合，真不可思议，我向你敞开心扉时，我们见面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在某种意义上，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向任何人敞开过心扉。我向你讲了我的足球彩票（这是常识），但我还告诉了你那些敲进我脑子里的数字，我的最隐秘的秘密。我邀请你上我们家，我在酒吧给了你一份稳定的工作。你接受了邀请（我母亲做了烤馅饼），可是为我工作你却听都不想听。你说你已经很久没有在酒吧工作了，因为跟大众打交道可是个不讨好的活儿，而且玉石俱焚的指数很高。总之，虽然老板和雇员之间总存在摩擦，我认为我们还是成了好朋友。尽管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点，这个时刻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从来没有与那些数字那么亲近过，或者说至少没有这么有意识地亲近过，从自己身上寻找它们而不是让它们来找我。你在金色号角酒吧的厨房里洗盘子，贝拉诺，我就坐在门口附近的某张桌子旁边，摊开账本和小说，然后闭上眼睛。知道你在这里，我就不会那么恐惧，我想。也许这太傻了。你听说过复活岛的理论吗？根据这个理论，智利就是真正的复活岛。你知道：我们东临安第斯山脉，北接阿塔卡马沙漠，南濒南极大陆，西临太平洋。我们出生在复活岛上，我们的莫埃巨人石雕像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智利人，在迷茫地望着这个罗盘上的四个点。一天晚上，你正在洗盘子，贝拉诺，我想像我还在那波里号货轮上。你一定还记得那天晚上。我感到自己快要死在那艘船的底舱里了，所有的人都忘了我，在最后的癫狂昏乱中，我梦见我来到巴塞罗那，我乘着那些闪光的数字大踏步而来，我梦见我赚了钱，多得足以把我全家人都接过来，我可以稍微放纵点，梦中还出现了我的妻子罗萨，我的孩子和我的酒吧，后来我想，既然梦得这么鲜活生动，一定是因为我快要死了，快要死在那波里号的底舱中，那个密不透风、发臭的底舱，我又开始自言自语说，睁开你的眼睛，安德烈斯，太空飞鼠，睁开你的眼睛！可我说这话是用了一种陌生的声音，说实话，这声音让我害怕，我就是睁不开眼睛，可是，我那太空飞鼠的耳朵听到了你的声音，贝拉诺，你在我的酒吧厨房里洗着碗，我对自己说，看在随便什么的分上，安德烈斯，你不能就此打住，如果你要做梦，继续做好了，你这杂种，如果不想再这么梦下去，就睁开眼睛，别怕。这时我睁开眼睛，回到金色号角酒吧，那些数字像放射物般在墙上咔咔作响，那是一长串没有尽头的数字群，好像一颗原子弹终于落在巴塞罗那。如果我知道它们在那里，我真该再闭会儿眼睛，可我却睁开了眼睛，贝拉诺，我从椅子上起来，走进你干活儿的厨房，我看见你时很想把整个故事讲给你听，记得吗？我摇摇晃晃，汗流浃背，像一头猪，没有人会相信我的大脑运作空前地出色，比现在还好，也许这就是我什么也不说的原因。我给了你一份不错的工作，我给你调好朗姆酒和可乐，把它带给你，向你讨教对一些书的看法，可是我没有告诉你过去发生的一切。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就知道，也许我又会赢彩票，有点小运气，可我没有再玩。她孵着几千个蛋，那个声音在我梦中说，其中一只鸡蛋掉到了我身上。我赢的彩票已经够多了。生意也挺好。现在你就要走了，如果你走的时候对我留下好印象，我会很高兴。也许会是个伤感的印象，但毕竟还是个好印象。我要给你付最后一笔薪水了，我给你加了一个月的钱，或者两次带薪休假的钱。什么也别说，已经办好了。你曾声称自己没有多大的耐心，可我认为你说错了。

阿贝尔·罗梅洛，奥尔萨蒂咖啡店，沃吉哈赫街，卢森堡公园附近，巴黎，1989年9月。

那是在圣索沃尔街的维多咖啡店，1983年9月11日。一群粗野的智利人聚会纪念那个阴郁的日子。我们来了二三十人，在咖啡店里四散开来，外面的桌边还坐着一些人。后来，有人，我不记得是谁了，开始谈起邪恶来，谈论起在我们头顶上空展开黑色巨翅的犯罪。拜托！那巨大的黑色翅膀！我们智利人显然对此完全不知情。这时，你能想像得来，爆发了一场争论，甚至面包片开始在桌子之间横飞。在这喧嚣声中一个彼此都认识的朋友把我们介绍给大家。也可能是我们自我介绍的，他好像认出了我。你是作家吗？他问。不是，我说，我曾在古阿顿·荷马萨巴尔手下当过警察，目前在一家公司工作，清扫办公室，擦洗窗户。这工作一定挺危险，他说。对恐高症的人来说是很危险，我说，对别人来说主要是太枯燥。后来我们就跟大伙一起聊了起来。大家都在谈论着邪恶、腐败，我说过，朋友贝拉诺发表了两三个相当中肯的评论。我一言不发。那天晚上，每个人都喝了很多葡萄酒，我们离开酒吧后，不知不觉，我跟他一起步行走了好几个街区。后来我说出在头脑中萦绕了很久的一些想法。贝拉诺，我说，问题的重点是要清楚邪恶（或者原罪、犯罪或者不管你叫它什么）是随机的还是有目的的。如果是有目的，我们就要与之斗争，打败它会很难，但我们仍然有机会取胜，这有点像两个等量级的拳击手之间的对抗。然而，如果是随机的，我们就会有麻烦，我们只好寄希望于上帝，如果他存在的话，让他保佑我们。说到底这才是本质。

1　Mighty Mouse，美国1940－1960年的一部动画卡通名称。

19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你们说没有什么可神秘的是什么意思？我问。就是没有神秘之处啊，阿马德奥，他们说。接着又问：你觉得这首诗有什么意义吗？没有，我说，没有任何意义。那你干吗还说它是诗呢？噢，因为我记得塞萨雷亚说它是诗。这是惟一的理由，就是因为我听塞萨雷亚说它是诗。如果那女人对我说，她裹在一只购物袋里的一块屎是诗，我也会当真的，我说。多时髦啊，那个智利人说，然后又谈起一个名叫曼佐尼的人来。阿莱桑德罗·曼佐尼[1]？我问，一边回想着雷米吉奥·洛佩兹·瓦尔勒翻译的《约婚夫妇》，那是个很正直的绅士，译文于1930年左右在墨西哥发表，具体时间我说不准了，阿莱桑德罗·曼佐尼？可是他们说：皮埃罗·曼佐尼[2]！那个“贫穷派”艺术家，曾把自己的屎装在罐子里。噢，你知道的可真多。艺术已经走向疯狂，小伙子们，我说，他们说：艺术从来就是疯狂的。这时我好像在前屋的墙上看到了类似蟋蟀影子的东西，就在两个小伙子的身后，两边都有，那影子从天花板上滑落下来，似乎滑翔着越过墙纸溜进厨房，但最终却扎到地板上，我抹了下眼睛说，好吧，看看你们如何把这首诗给我彻底阐释明白了，因为它已经让我魂牵梦萦了五十多年，这个数字的误差不超过一两年。两个小伙子兴高采烈地搓着手，这两个小天使，然后走到我的椅子旁边。我们先从标题开始说起，其中一个说。你觉得它是什么意思？锡安，耶路撒冷的锡安山，我立刻说，也可能指瑞士的西昂城，德语称之为西腾，位于瓦莱斯郡。很好，阿马德奥，他们说，显然，你还是有过思考的。你选择哪个意思呢？锡安山，是吗？我想是吧，我说。很显然，他们说。我们现在来看诗的第一部分。我们看到什么呢？一条直线，上面有个四边形，我说。没错，那个智利人说，这个四边形可以忽略不计，就当它不存在。咱们只看这条直线。你看到了什么呢？

一条直线，我说。还能看出别的什么吗，小伙子们？直线让你联想到什么呢，阿马德奥？地平线，我说。桌子的边沿，我说。平静，其中一个说。没错，平静、镇定。好了，那就是一条地平线和镇定。我们再来看诗的第二部分：

你看到了什么，阿马德奥？我想是一条波浪线吧，还可能看出是别的什么？好，阿马德奥，他们说，你现在看到的是一条波浪线。刚才你看到的是一条直线，让你联想到镇定，现在你看到了一条波浪线。它还让你联想到镇定吗？我想不会，我说，忽然明白了他们的所指，他们想要我看到的东西。这条波浪线让你联想到什么？地平线上的小丘？大海、波浪？有可能，有可能。预示着平静将被打破？运动、变化？我说，地平线上的小丘。也许是指波浪。再来看诗歌的第三部分：

我们看到的是一条锯齿线，阿马德奥，它可能像很多东西。像鲨鱼的牙齿吗，小伙子们？地平线上的山峰？西部的马德雷山脉？还真让人想到很多东西。这时其中一个小伙子说：我小的时候，可能还不到六岁吧，经常梦见这三种线，直线、波浪线、锯齿线。不知为什么，当时我睡在楼下，或者说至少是在楼梯旁边天花板很低的房间里。可能不在我自己家，也许我们只是在那里待很短一段时间，也许是在祖父家里。每天晚上，我睡着以后，就会梦见直线。那么遥远那么漂亮。那种梦甚至很开心。可是渐渐地，画面开始发生变化了，直线变成波浪线。后来我开始生病，高烧越来越厉害，最后竟然对外物没有知觉了，没有了稳定感，我使劲想重新梦回直线。可是，十有八九，波浪线过后出来的是锯齿线，对当时那种感觉最贴切的描述就是：我好像被撕裂开来，不是从外面而是从内部，那种撕裂从肚子开始，但很快头脑里面、喉咙上都会有这种感觉，我逃脱疼痛的惟一办法就是醒过来，可是醒过来并不容易。这不奇怪吗？我说。没错，他们说，是挺奇怪。真的很奇怪，我说。有时我还尿床呢，其中一个说。天哪，天哪，我说。你现在明白了吗？他们问。嗯，说实话，不明白，小伙子们，我说。这首诗是开个玩笑，他们说，这很容易看出来，阿马德奥，你瞧：再给每个四边形上加一只帆船，就成这样了：

现在我们看到什么了呢？一只船？我说。完全正确，阿马德奥，一只船。标题“锡安”这个词背后藏着航海这个词。就是这样，阿马德奥，就这么简单，没有别的含义，两个小伙子说，我想说他们揭掉了我思想的重负，我就想说这个意思，或者“锡安”可能是“西蒙[3]”的前身，这个词在过去的街头俚语中指“对极了”，可我只是说啊啊，然后够着龙舌兰的瓶子给自己满上一杯，然后又满上一杯。这就是塞萨雷亚留下的全部东西，我想，一只在平静的大海上航行的小船，一只在汹涌的大海上航行的小船，一只在暴风雨中航行的小船。我告诉你吧，我的头脑立刻像一片暴风雨中的大海，我都听不到两个小伙子在说什么了，只能捕捉到片言只语，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词句，那些东西也不难猜，我想可能是：魁札尔科亚特尔[4]的船，某个男孩或女孩夜间发烧了，阿布船长[5]或者白鲸的大脑摄影图，大海表面，鲨鱼的地狱般的大嘴，没有帆的一艘船，也可能是口棺材，四边形的悖论，意识的矩形，爱因斯坦的不存在的矩形理论（在这个宇宙中矩形是不可思考的），阿方索·雷耶斯作品的一页，诗歌的衰落。后来，我又喝了杯龙舌兰，再次满上自己的杯子，也满上他们的杯子，我说我们应该为塞萨雷亚喝一杯，我看着他们的眼睛，那两个该死的小伙子如此开心，当我们的小船被狂风刮得七零八落时，我们三个举起酒杯。

伊迪丝·奥斯特，坐在阿拉米达的一把条椅上，墨西哥城联邦区，1990年5月。

在墨西哥，在墨西哥城，我只见过他一次，那是在玛丽亚·莫里洛画廊的外面，在索娜罗莎，上午十一点。我出来到人行道上吸烟，他经过我时停下来打了声招呼。他穿过街说，我是阿图罗·贝拉诺，克劳迪娅向我说起过你。现在我知道你是谁了，我说。我当时才十七岁，我喜欢读诗，但没有读过他写的诗。他看上去气色不好，好像熬了一个通宵，但很英俊。我是说，当时在我看来他似乎很英俊，但对我没有吸引力。我喜欢的不是他这种类型。他干吗要跟我说话呢？我好生奇怪。为什么他穿过街道时要在画廊前停住呢？我觉得纳闷。画廊里没人，我请他进去，但他说外面就挺好。我们两个站在那儿，我手里拿着一支烟，他距离我只有几尺之远，在尘雾中望着我。我忘了当时都谈什么了。我记得他请我去隔壁饭店喝咖啡，我说我不能离开画廊。他问我喜不喜欢自己的工作。这是临时的，我说，下周就要辞职了。另外，给的钱特少。你卖出不少画了吧？他问。还没有呢，我回答，接着我们就告别了，他走了。我觉得他对我没有吸引力，尽管后来他告诉我，他第一眼看到我的刹那就喜欢上我了。那时我挺胖，或者我认为自己挺胖，我是个极其神经质的家伙。我经常夜里哭喊，有一副钢铁般的意志。我还过着双重生活，或者一种看上去像双重生活的生活。一方面，我在哲学系读书，打些像玛丽亚画廊那样的零工。另一方面，我又是个托洛茨基党的斗士，过着一种混乱的秘密生活，我很清楚这是自己的兴趣使然，尽管我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一天下午，我们向停在路上的小车散发宣传册，我忽然发现自己出现在妈妈开的克莱斯勒车前。可怜的家伙，这一震惊差点要了她的命。我紧张极了，把油印材料递给她说读读这个，然后转身就走，我走远时听到妈妈说，我们回家谈一谈。我们经常在家里谈话。无穷无尽的讨论最后以忠告结束，有医学的、电影的、书籍的、金钱的，政治的，涉及方方面面。

几年后我又见过阿图罗·贝拉诺若干次。第一次是在1976年，第二次是在1979年还是1980年？我记日期不行。那是在巴塞罗那。地点我不会忘记。我在那里跟画家亚伯拉罕·曼苏尔住一起，他是我的伙伴、男朋友、朋友、资助人。此前，我曾在意大利、伦敦、特拉维夫生活过。一天，亚伯拉罕在墨西哥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爱我，打算搬到巴塞罗那来，要我跟他一起住，当时我在罗马，情况不是很好。我告诉他可以。我们本来安排在巴黎机场来个浪漫的会面，然后搭火车去巴塞罗那。亚伯拉罕有一笔资助，或者类似的东西吧，也许父母认为让他在欧洲待一段时间有好处，于是就给了他一笔钱。这个我完全说不准。对我来说亚伯拉罕的脸庞如同迷失在一片愈来愈大的云雾中。亚伯拉罕的情况不错。其实，他从来都比较走运。他跟我完全是同龄（我们同年同月生），我来来回回折腾着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他对自己非常有把握，他的工作能力非常强大，精力跟毕加索似的，他说，不过，有时也会闷闷不乐，或者生病，有什么疼痛，他可以连续工作五个小时、八个小时，包括星期六和星期日。他是我第一个做爱的人。当时我们都十六岁。后来我们就断断续续地在一起，我们一直存在分歧，他从不支持我的政治战斗姿态，我不是说他是右翼，只是说他对战斗姿态不感兴趣，他也许没有时间接触这个，我还有别的情人，他开始跟一个叫诺拉·卡斯特罗·比伦费尔德的女孩约会，好像快要搬到一起住时分手了，我住过几次医院，我的身体有了点变化。于是我搭火车去了巴黎，在飞机场等亚伯拉罕。十个小时后，我发觉他没有来，我哭着离开机场，但只是后来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哭了。那天晚上我住在蒙帕那斯一家廉价旅馆，花了好几个小时深深地思索了一番自己的生活，身体实在不堪忍受时才停止思索，在床上躺下，盯着天花板，后来我闭上眼睛试图睡觉，但怎么也办不到，好几天我都是那个样子，睡不着，躲在旅馆里，只在早上出去，几乎什么也不吃，也不洗脸梳头，得了便秘，头痛得要命，几乎想要寻死了。

好不容易能睡着觉了。后来我又梦见去巴塞罗那旅游，这次旅程神秘而生死攸关，好像从零开始启动了我的人生。我醒来后付了账单，搭上第一趟火车去了西班牙。最初几天，我住在卡普奇诺斯街上的一个出租房里。我心情不错。我买了一只金丝雀，两盆天竺葵，几本书。但我需要钱，只好给妈妈打电话。跟她聊天时才发现亚伯拉罕像疯了似的在整个巴黎找我，家里人以为我失踪了。妈妈问我是不是气坏了。我说在机场等了很长时间，被亚伯拉罕耍了。没有人耍你，亲爱的，妈妈说，是你记错日期了。妈妈这样说似乎有点奇怪。听上去像亚伯拉罕这个故事的官方版。告诉我你在哪儿，亚伯拉罕马上来找你，妈妈说。我告诉了地址，又说给我寄点钱，就挂了。

两天后亚伯拉罕出现在我的出租房。我们见面时氛围相当冰冷。我以为他刚从巴黎来，可事实上他在巴塞罗那待的时间跟我一样长了。我们在巴里·戈提克的一家饭店吃了饭，然后他带我去住处，只有几个街区之遥，在圣豪梅广场附近，是著名的加泰罗尼亚—墨西哥艺术商人索菲娅·特罗帕杜尔的公寓，亚伯拉罕可以在那里愿待多久就待多久，因为此人几乎从不来巴塞罗那。第二天我们就去拿我放在出租房的东西，我搬进公寓。但我们之间仍然有一股冷淡感。我忍受不了亚伯拉罕对巴黎失约的抱怨，也许错误在我，可我开始感觉跟他疏远了，好像我答应做他的妻子，跟他同床共枕，看展览、上博物馆，跟巴塞罗那的朋友们一起共进晚餐，此外就没别的了。这样过了几个月。一天，丹尼尔·格罗斯曼上巴塞罗那来了。他知道阿图罗·贝拉诺住哪儿，几乎天天去找他。一天下午，我跟他一起去了。我们聊了聊。他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二天我就又去他的住处了，不过这次是我一个人。他带我在一家便宜的饭店吃了饭，我们聊了好几个小时。我想我把自己全部的人生故事都给他讲了。他也说了不少，告诉我很多事儿，我现在都忘了，不过，主要还是我说。

从那以后我们每星期至少见两次。有一次我请他上家里来，如果可以把特罗帕杜尔在巴塞罗那的房子称为我的家的话，正要走时，亚伯拉罕回来了。我看得出亚伯拉罕很是嫉妒。他跟我们打了声招呼，在我额上吻了一下，然后就关在画室里了，好像那样就可以教训阿图罗一顿。阿图罗走了后我走进他的画室，问他怎么了。他没有回答，但那天晚上我们做爱时比平常激烈多了。我想从此以后情况也许就不同了。但是最后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我忽然意识到我跟亚伯拉罕的关系完了。我决定返回墨西哥学电影，重新上大学。我对妈妈说了，第二天她就给我寄了一张到墨西哥城的机票。我告诉阿图罗我要走了时看到他眼睛里有种伤感。我想：他是惟一在乎我要走了的人。有一次（但这是发生在我决定离开亚伯拉罕之前），我告诉他我是个舞者。他以为我是在夜总会或者脱衣舞厅里跳舞的。我觉得有趣极了。不是，我说，我倒希望自己是呢，不过我跳的是现代舞。其实，我从未想像过自己在夜总会里跳舞，忍受某个烦人的小会员，在那种让人很不舒服的地方跟那些阴暗的人生活在一起，可是阿图罗有了那个错误想法，并且说出来后，我平生第一次想了想这种职业，这种职业舞者的生活图景（想像的）似乎对我很有诱惑力，甚至有着致命的诱惑力，不过后来我就没再想，因为我的生活已够复杂的了。我在巴塞罗那还有两个星期。我每天都跟他见面。我们经常深谈，谈的几乎全跟我有关。我谈到自己的父母和他们婚姻的破裂，又谈到我的祖父，那个墨西哥内衣大王，谈到我母亲，她继承了祖父的基业，谈到父亲，他是学医的，我很钦佩他。我跟贝拉诺说了青春期时自己的体重问题（他难以置信，因为那时我其实相当消瘦），我在托洛茨基党的战斗姿态，我结交的情人，我的精神分析。

一天早晨，我们去卡斯特戴菲尔斯的一个骑术学校，老板是阿图罗的一个朋友，他给我们分了两匹马，玩了一整天没向我们收取丁点钱。我在墨西哥城的一家俱乐部学过骑马，贝拉诺小时候在智利南部自己学过。我们先同步骑了若干米，后来我说咱们还是比一比吧。道路又直又窄，很快就开始爬坡了，两边全是松树，接着又来到一个干涸的河床上。过了河是一条隧道，出了隧道就是大海。我们骑得飞快。刚开始他让自己的马跟我的马齐头并进，后来，不知忽发什么奇想，我跟自己的马融为一体，开始全力疾驰，把阿图罗抛在后面。那一瞬间，我就是死了也不在乎。我知道，我老惦着一个事实：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告诉他，可能需要告诉他或者应当告诉他，我想如果我骑马的时候死了，或者马把我摔下来，或者松林里的一根枝丫把我打到地上，阿图罗将会知道我没有告诉他的一切，无需从我的嘴里听到也将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是当我跨过那道高坡把松树林抛在后面时，我的死亡欲望却化为快乐，为自己正在骑马、正在飞奔而快乐，为风打到脸上的感觉而快乐。过了会儿，我甚至都害怕跌下来，因为坡度比我想像的陡多了，后来我再也不想死了，这不是游戏，我不想死，至少那个时刻我不想死，我开始放慢速度。这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我看见阿图罗箭一般从我身边越过，甚至都没有稍顿片刻，我看见他冲我微笑，那样子就像露齿嬉笑的猫，尽管掉了几颗牙齿，这些牙齿曾经跟他一起过着疯狂的生活，不过这没有关系，他和马像子弹般朝干枯的河床冲去时，他的微笑还挂在那儿，他的速度快得让我想到马和骑手都会撞到满是尘土的石头上，想到等我向下走去，从摔倒后激起的尘雾里穿过时，将会看到那匹摔断腿的马和旁边满头是血的阿图罗，他死了，眼睛还睁着，后来我很害怕，继续抽着马往前奔驰，朝那条河骑去，但起先我从尘土中什么也看不见，等尘埃落定时，发现河床上既没有马也没有骑手，什么也没有，只听到远处高速路上有小车经过的声音，隐蔽在一片树林后面，阳光暴晒着河床上干燥的石头，一切都像一场魔术，我跟阿图罗一起只待了片刻，接着又剩我一个了，后来我真的恐惧起来，怕得不敢从马上下来，不敢说一句话，只是打量着四周，看不见他的任何踪影，好像大地或空气已将他吞噬，我差点要哭出来时又看见他了，在隧道口，在阴影中，像个邪恶的精灵般默默地望着我，我抽着马向他奔去，我说你他妈的吓死我了，阿图罗，你这个大变态，他忧伤地看着我，但接着又大笑起来，把那种忧伤掩藏起来，此刻，只是在此刻，我才知道他爱上我了。

离开巴塞罗那的前夜我去看他。我们聊到这次远行。他问我是否很能肯定自己的决定没有错。我说我也说不准。他问谁送我去机场。我说是亚伯拉罕和一个朋友。他说我不应该走。没有人像他这样请求我不要走。我说，如果他想跟我做爱（我说：你要想操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做。这话听着非常陈词滥调。如果你真想操，那我们现在就操好了。现在？他说。就现在，不等他说可不可以，我就脱了内衣，脱得赤条条的。我们没有做爱（也许不做爱就是我们的做爱方式），因为他硬不起来，但我们彼此相拥着，他的手在我的大腿上和大腿之间抚摸着，他的手抚摸着我的小腹、我的乳房，我问他有什么问题时，他说没什么，伊迪丝，我想他可能不喜欢我，那是我的过错，他说不是，不是你的过错，是我有问题，我兴奋不起来，也许他说硬不起来什么的。后来他又说：别担心。我说：你不担心，我就不担心。我告诉他，我已经快一年没有来月经了，我身体有问题，我遭到过两次强暴，我很愤怒，又很害怕，我想去拍电影，我有很多计划，他听我说话的时候不断地抚摸着我的身体，望着我，我忽然觉得告诉他这一切显得挺傻，我想睡了，跟他一起睡，在那个小屋地板的席子上，我很快就睡着了，我睡了很长时间，睡得很深沉很平静，我醒来时晨光已经照进房间惟一的窗户，远处传来收音机的声音，那是一个准备去上班的工人的收音机，阿图罗还在我旁边睡着，微蜷着身子，毯子拉到肋部，我躺着看了他一会儿，想了想如果跟他生活在一起会怎么样，但很快我就想明白了，我必须现实点，不要让各种胡思乱想左右，我小心地从床上起来，然后就走了。

我回到墨西哥后的生活很悲惨。最初我跟妈妈住在一起，后来我在科约阿坎街上租了一间小屋，开始去大学上课。一天，我想到了阿图罗，决定给他打电话。我拨电话号码时感觉都不能呼吸了，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一个声音告诉我阿图罗上班去了，要等到晚上九点才回来，西班牙时间。我挂上电话后第一个冲动是上床睡觉。可是几乎与此同时我意识到我可能睡不着，于是我又开始读书、打扫房间、清理厨房，还写了一封信，想了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这样消磨到午夜，我又打了一次电话。这次阿图罗接了。我们聊了差不多十五分钟，从那以后，我们开始每星期互相打一次电话。有时我在他上班的时候打过去，有时他打到我家里来。一天，我请他到墨西哥来跟我一起生活。他说不允许他进入这个国家，墨西哥不会给他护照。我说飞到危地马拉去，我们在那里见面，在那里结婚，那时他就可以进入墨西哥了，没问题。我们花了好几天时间讨论这种可能性。他去过危地马拉，我没去过。有几个晚上，我都梦到了危地马拉。一天下午，妈妈来看我，我犯了个错误把这个告诉她了。我对她讲了我的危地马拉梦想，我跟阿图罗的电话交谈。一切都毫无必要地变得复杂起来。妈妈提醒我注意自己的健康问题，也许她都开始哭了，但我觉得她没有哭，或者至少我记得没有看到她脸上有泪水。又一天下午，爸妈同时过来求我去一个著名专家那里作个检查。我没有选择余地就听从了，因为他们给我出钱。幸运的是，医生说没事儿。伊迪丝完全康复了，他告诉爸妈。但是，后来几天，我又去看了另外两个著名专家，他们的诊断不是很肯定。朋友们都问我到底怎么了。我只告诉过其中一位说我恋爱了，我爱人在欧洲，不能回墨西哥跟我一起生活。我说到危地马拉。朋友说我回巴塞罗那去要更容易些。这个我还真没想到过，想到这点时觉得自己太傻了。为什么不回巴塞罗那呢？我请父母帮忙。我弄到机票钱。我跟阿图罗说了，告诉他我要过来。我到那里后，他上机场来接。不知为什么，其实我不希望任何人来接。或许我希望来接的人更多些，不是阿图罗一个，也许他可以带些朋友来。我在巴塞罗那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一天下午，我正在睡觉，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我立刻明白那是阿图罗一个老情人的声音。我管叫她圣特雷萨。她比我大，也许至少有二十八岁了，人们说起过很多关于她的蛮横故事。我又听到阿图罗的声音，轻声说我在睡觉。他们两个继续窃窃私语了几分钟。后来阿图罗问了她什么，他的老情人说可以。过了好大会儿，我才意识到阿图罗在问她是不是想趁我睡觉的时候看看我。圣特雷萨说可以。我假装睡着了。那道把惟一的卧室跟起居室隔开的帘子被掀起，阿图罗和圣特雷萨走进黑暗中。我不想睁开眼睛。后来，我问阿图罗谁来房间了。他说了圣特雷萨的名字，还给我看了她给我买的鲜花。我想，如果你们彼此那么相爱，就应该生活在一起。说实话，我知道阿图罗和圣特雷萨再也不可能生活在一起了。有很多事情我不知道，但对这点却很有把握。我绝对确信他爱着我。我们刚生活在一起的那几天并不顺当。他不习惯跟任何人共用那间小屋，我也不习惯过得这么动荡。好在我们经常聊天，这帮我们顺利地度过白天。我们经常聊到精疲力竭，从起来的刹那到上床的刹那。我们也做爱。最初几天做得既糟糕又拙劣，后来就一天胜似一天。另外，我不喜欢他辛辛苦苦地弄我达到高潮的样子。我说，我只想让你自己好好地享受，如果你想高潮了就高潮，别等我。后来他索性不高潮了（我想这可能怨我），我们可以彻夜做爱，他说喜欢那种不来的感觉，但过了几天，他睾丸疼得很厉害，即便我不高潮，他也只好结束了。

另一个麻烦是我的味道，我阴部的味道，我们做爱时散发出来的味道。对此我总是惭愧难当。当时，那股味道很冲，会弥漫到我们做爱的房间的各个角落。阿图罗的屋子特别狭小，我们做爱又很频繁，我的味道不是待在卧室里，而是渗透进和卧室只有一帘之隔的起居室，然后再渗透进厨房，这个小房间连扇门都没有。最糟糕的是这所公寓在巴塞罗那的中心位置，在老城区，每天阿图罗的朋友不事先打个电话就来看我们，大多数是智利人，但也有个别墨西哥人，丹尼尔就在其中，我搞不清是那些几乎不认识我的智利人来时这味道让我更尴尬，还是墨西哥人来时更尴尬，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我俩共同的朋友。无论属于哪种情况，我都讨厌自己的这股味道。一天晚上，我问阿图罗跟散发那种味道的女人睡过觉没有。他说没有。我开始哭起来。阿图罗又补充了一句，跟他睡觉的女人中从来不曾有自己如此深爱的。我不相信。我说他肯定跟圣特雷萨玩得很开心。他说没错，在性方面是很开心，但他更爱我。他又说他也爱圣特雷萨，但方式不同。她其实很爱你的，他说。所有那种爱让我有种呕吐的感觉。我让他答应，如果朋友过来，这股味道还没消散的话，不许开门。他说就是不再见任何人都无所谓，除了我。当然，我认为他是在开玩笑。后来我就不知道怎么了。

我的情绪开始糟糕起来。我们全靠他的工作收入过活，因为我绝不许妈妈寄钱。我不想要那钱。我开始在巴塞罗那找工作，最后教起了私人希伯来语课。我的学生们都是些很奇怪的加泰罗尼亚人，他们都在学卡巴拉或者律法，常常从中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简直能把我吓坏。他们一下课就在酒吧喝着咖啡或者在家里喝着茶，给我讲述那些结论。晚上我经常跟阿图罗聊我的学生。有一回，阿图罗告诉我，乌里塞斯·利马对耶稣的一则寓言有自己的见解，但要么他没有讲好，要么我忘了，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讲的时候我没有太留心。那时，我想阿图罗和乌里塞斯的关系可能完蛋了。我在墨西哥见过三次乌里塞斯，最后一次，我告诉他我要回巴塞罗那与阿图罗一起生活了，他说我不该去，如果我去了，他真的会想念我。起先，我没明白他想说什么，接着明白过来他爱上了我什么的，我当着他的面大笑起来。可阿图罗是你的朋友啊！我说，然后开始哭了，等抬起头看见乌里塞斯时，发现他也哭了。或许不是哭，我发觉他是努力想哭，强逼着自己流泪，而且一部分泪水已经涌上眼睛。一直这么孤独，我该怎么办啊？他说。当时那个场面显得有些假。我跟阿图罗讲起这事时，他笑了，说不相信，后来开始管自己的朋友叫婊子养的了。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谈到这件事，但第二次待在巴塞罗那的那段时间，我偶尔会想起乌里塞斯和他的眼泪，想到他说的自己在墨西哥会多么孤独。

一天晚上，我做了红辣酱炖鸡肉，我和阿图罗开着窗户吃饭，因为天太热了，大概是盛夏季节，外面忽然传来巨大的吵闹声，好像整座城市在一场游行中给掀翻了天，其实人们没有抗议什么，而是在庆贺一场足球赛的胜利。我收拾好桌子，辣酱弄得人非常不舒服，但外面的吵闹声大得我们都听不清自己的说话声，我们只好关了窗户。天很热，辣酱的味道又很辛辣。阿图罗汗水淋漓，我也汗水淋漓，忽然一切又崩溃了，我开始哭起来。奇怪的是阿图罗试图搂住我时我怒从心起，开始冲他尖叫。我真想揍他，可是，忽然，我却吃惊地发现我竟然捶打起自己来。我一个劲儿地说：我，我，我，用大拇指在胸膛上击打着自己，直到阿图罗抓住我的手。后来，他说他担心我会弄断指头或者伤着胸膛，或者二者兼有。我终于镇定下来了，我们又去外面散步。我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可是，那天晚上街上足有几百万人。大街小巷人潮泛滥。我们看到有些角落扔着大批废弃的锡罐，挡在路上，有些角落里小孩们拼命地拍打着小车。我们看到了很多旗子。人们放声大笑，惊奇地看着我，因为我走路时满脸严肃的表情，推挤着从人群中穿过去，想找到点我渴望的新鲜空气，但空气早已消失，好像整个巴塞罗那变成一个巨大的篝火，一堆充满了影子、喊叫声和足球赞歌的黑色篝火。这时我听到了警报的呜呜声。喊叫声更大了。还有摔瓶子的声音。我们开始跑起来。我想就在这一刻我和阿图罗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晚上，我们常常写东西。他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写日记、诗歌和电影剧本。我们写东西的时候喜欢面对面坐着，不断地喝茶。我们写作并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我，或者只是想看看我们能走多远。不写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没完没了地谈论各自的生活，特别是我的生活，但有时阿图罗会给我讲些在拉美游击战争中死去的朋友的故事。我知道他们中有些人的名字，因为我跟托洛茨基分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踏上过墨西哥，但大部分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还继续做爱，但每天晚上我都要疏远一点，完全是出于无意识，没有刻意，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干吗。跟亚伯拉罕在一起时或多或少已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只不过现在情况更糟糕了，因为我一无所有。

一天晚上，我们做爱时我对他讲了。我说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这个病症已经伴随我很久了。我说了很长时间。他的反应让我吃惊（这是他最后一次让我吃惊）。他说如果我疯了，他也会疯的，他不在乎跟我一起疯掉。你想以身试法吗？我问。我没有以身试法，他说。我在黑暗中搜寻着他的眼睛，问他是不是当真。当然是当真的了，他说，他把身体压得离我更近些。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安稳。第二天早晨，我想我得离开他了，越快越好，中午时我在电话局给妈妈打了个电话。那时，阿图罗和他的朋友们打国际长途从不付钱。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办到的。我只知道他们的办法不止一种，他们已经骗了电话局数千万比塞塔了。他们找个电话，接上几条线就可以了，他们有连接器。那些阿根廷人最精通这个了，把窍门传了下来，其次是智利人。我还没碰到过一个墨西哥人知道如何骗打电话，也许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个现代世界，也许因为那时生活在巴塞罗那的墨西哥人不多而且都有钱，所以没必要违法。那些骗打的电话很容易通过附近拉的线识破，尤其是夜间。最好和最坏的拉美人都挤在那些线上，包括年长的革命者和强奸犯，前政治犯和叫卖廉价珠宝的小贩。我看完电影在回来的路上看到这些电线时，比如，在拉马尔莱拉斯广场的电话亭附近，我会不寒而栗，开始颤抖，一种金属的冰冷感像警棍般从我的脖颈后面窜到脚踝。那些半熟少年、带着还在哺乳的孩子的少妇、老人和女人们：午夜或者凌晨一点，等着某个陌生人结束通话，虽然听不见但却能猜到别人在说什么，因为打电话的那个人要么指手画脚，要么哭泣，要么站在那里长时间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或者摇头，这时他们会想些什么呢？那些排队的人在等什么呢？他们只希望快点轮到自己吗，希望警察别出现吗？就想这些吗？无论如何，我自己可不想干这种事。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向她要了些钱。

一天下午，我告诉阿图罗，我准备走了，我们不要在一起了。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实在无法忍受。我对你怎么了？他问。没什么，我这人经常对自己干些可怕的事儿，我说。我需要一个人待着。最后我们互相冲对方大声吵起来。我搬到丹尼尔那里。有时阿图罗会过来看看，我们聊一聊，可我看着他一天比一天痛苦。妈妈把钱寄到后我就永远离开那里飞往罗马了。现在我也许应该说说我的小猫。我们住在一起之前，阿图罗的一个朋友或者前情人出乎意料地被迫搬走了，她给阿图罗留下六只小猫，是老猫刚生下来的。她带走了老猫，把小猫留给阿图罗。阿图罗养了一阵子，那时它们还很幼小。后来，他发觉朋友或前情人再也不回来了后，开始给这些小猫找主人。大多数猫都被朋友带走了，剩下一只小灰猫谁也不愿意要，我就要了，亚伯拉罕对这点特别烦，因为他怕猫会抓搔画布。我管小猫叫齐亚，是为了纪念一天下午我在罗马看到的另外一只小猫。我离开那里去墨西哥时，齐亚也跟我一起回国。我再次回到巴塞罗那阿图罗的公寓时，齐亚也跟着我。我觉得她很喜欢坐飞机。我跟丹尼尔·格罗斯曼一起住的时候，当然也带着齐亚。我搭飞机去罗马时，把猫搁在草编袋里放在我的膝盖上。小猫终于就要见到罗马了，她就是从这个城市来的，至少从名字上看是如此。

我在罗马的生活简直是一场灾难。一切都糟糕透顶，更要命的是，或者至少后来别人这样告诉我，我还拒绝求助。我只有一个齐亚，我惟一关心的就是如何照顾齐亚，给她喂食。我还真读了很多东西，可我试着回想读过什么书时，一堵火热、颤抖的墙挡住了思路。也许读过但丁的意大利文著作，也许读过加达的著作。我忘了。我已经读过这两位作家作品的西语版。只有丹尼尔一个人了解我的行踪。我收到过他的几封信。他在一封信里告诉我，因为我的离去阿图罗差点崩溃了，每次见到丹尼尔都要问起我。别告诉他我的地址，我说，因为他会追我到罗马的。我不会给他的，丹尼尔会在下一封信中这样说。我还听他说我父母很着急，不断地往巴塞罗那打电话。我说，别告诉他们我的地址，丹尼尔也答应不告诉。他的信篇幅都很长。我的信则很短，差不多总是发明信片。我在罗马的生活很短暂也很简单。我在一家鞋店上班，住在特拉斯特维雷的鲁西街的一个出租房里。晚上，我回家后就带上齐亚出去散步。我们经常去圣埃吉迪奥教堂后面的一个公园，猫在树林中漫游时，我就打开一本书读起来。我读的可能是但丁，或者吉多·卡瓦尔坎蒂或者切科·安杰奥列里，或者奇诺·达·皮斯托亚，可是我只记得自己读的是一个火热的帘子或者一个在罗马黄昏的微风中飘扬的温暖的帘子，读的只是花草、树木以及脚步声。一天晚上，我撞着魔鬼了。我就记得这些。我撞着魔鬼了，我知道我快要死了。鞋店老板看到我上班时脖子上全是青色的伤痕，他伺候了我一个星期。后来，他想跟我睡觉，我拒绝了。一天，齐亚在公园里走失了，不是圣埃吉迪奥教堂后面的那个公园，而是另一个公园，加里鲍尔迪街上的那个公园，里面没有树也没有灯。齐亚漫游到很远的地方，黑暗吞没了她。

我一直找到早晨七点还没有找到齐亚。找到太阳升起人们开始陆续去上班。那天我没去鞋店。我上了床，把被子拉到下巴倒头就睡。醒来后我又去找。没找到。一天晚上我梦见阿图罗。我们两个都待在一家写字楼的顶层，那种用玻璃和钢筋建造的大楼，我们打开一扇窗户向下望着。那是夜间。我没打算跳楼，可阿图罗却看着我说，你要跳下去，我也会跳下去的。我想骂他白痴，但没有那个勇气羞辱他。

一天，我的房门开了，我看见妈妈和弟弟走进来，弟弟那时已经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一名士兵，长驻以色列。他们立刻把我送进罗马的一家医院，两天后我又飞回墨西哥。后来我才得知，妈妈先是飞到巴塞罗那，设法从丹尼尔那里弄到我在罗马的地址，起先丹尼尔还不给他们呢。

到了墨西哥，我住进库埃纳瓦卡街上的一家私人医院，医生对我妈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我自己不好好配合，他们将束手无策。那时我的体重是九十磅，几乎不能走路。后来我又搭飞机去了洛杉矶，住进那里的一家医院。在那儿我遇到了柯勃医生，慢慢成为朋友。我的体重成了七十五磅，下午我经常看电视，大概就这样。妈妈住进洛杉矶城内第六大街的一家旅馆，她每天都来看我。一个月后我的体重又反弹了，回到九十磅。妈妈很高兴，决定回墨西哥城照看生意。妈妈走了后，柯勃医生和我成了朋友。我们聊美食、镇静剂和别的毒品。我们不怎么谈论书，因为柯勃医生只读畅销书。我们也谈电影。他看过的电影比我多多了，他从1950年代就喜欢电影了。下午我就打开电视找些电影来看，这样过会儿就可以跟他讨论电影了，可是服的药让我看到中途就昏昏欲睡了。我跟柯勃医生聊天时，他经常给我讲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我不曾见过的事情，但那时我往往连自己看到过的世事都忘光了。我对那些电影的记忆很奇怪，影像和画面通过我的医生淳朴的激情的透镜给过滤掉了。妈妈经常周末过来。她一般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天晚上再返回墨西哥城。有一次她告诉我，她考虑永久地搬到洛杉矶来住。不是住在这个城市里面，而是到周边某个漂亮的地方，比如科罗纳海滩或者拉古纳海滩。那工厂怎么办？我说。祖父不会让你卖掉它的。墨西哥快要成地狱了，妈妈说，迟早得卖掉。有时她会带上一些我的朋友过来，是她邀请一起来的，因为医生们包括柯勃医生都说，见见我的“老伙计”对我的健康会有好处。又一个星期六，她带着一个我都不认识的家伙来了。一天晚上我对妈妈说，你也应该带些朋友来，学着怎么过得更开心。有时，我说出这种话的时候妈妈就笑了，好像不相信自己听到的，有时会哭起来。你没有跟任何人约会过吗？没有男朋友吗？我问妈妈。她承认在墨西哥城见过一个人，一个像她一样离了婚的男人或者鳏夫。我不想太费劲讲得过于明白。我想我其实并不在乎。四个月后我的体重回到一百零五磅，妈妈开始准备把我转到一家墨西哥人开的诊所。那天，我走之前柯勃医生来道别。我把电话号码给了他，让他在适当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要他的电话号码时，他说要搬家，所以不能给我。我不相信，但也不能说他在骗人。

我们又回到墨西哥城。这次我住进布宜诺斯艾利斯区里的一家医院。我占了一个很大的房间，室内光线充足，从一扇窗户望出去一个公园的全貌尽收眼底，还配了台有一百多个频道的电视机。早晨，我经常去那个公园读小说。下午，我就关在房间睡觉。一天，从巴塞罗那回来不久的丹尼尔来看我。他已经很长时间没回墨西哥了，他得知我在医院后就来看我了。我问他我看上去怎么样。他说挺好，但有些瘦。我们俩都大笑起来。这时大笑已经心无芥蒂了，这是个好兆头。他临走前我问起阿图罗的情况，丹尼尔说他已经不住在巴塞罗那了，至少他认为不在那里了，不过，他们相互已经有段时间没见面了。一个月后，我的体重达到一百一十磅，我出院了。

然而，我生活上的变化并不大。我跟妈妈住在一起，从不外出，不是因为不能而是不想。妈妈把她的那辆旧车送给了我，一辆奔驰轿车，但我只开过一次，那次还差点出了车祸。任何一点小事都会让我哭泣。一幢远处看到的房子、交通堵塞、困在小车里的人、每日新闻，都会让我伤心。一天晚上，亚伯拉罕从巴黎给我打来电话，他正在筹办一个墨西哥青年画家群体的展览。他想聊聊我的健康，我没配合。他只好聊起自己的绘画，他取得的进步、成功。我们说再见时，我发现自己在克制着尽量不要流出一滴泪。不久，大约在我妈妈决定搬到洛杉矶的同时，我的体重又开始掉了。工厂还没有卖掉，一天，我们乘飞机去了洛杉矶。落户在拉古纳海滩。最初的两个星期我仍然在洛杉矶以前住过的那家医院里度过，进行全面检查，后来我又跟妈妈住进拉古纳海滩林肯街上的一幢小房子里。妈妈以前来过这里，但是观光旅游是一回事，日常生活又完全是另一回事。有一阵子，我们经常很早出门去找别的可能会喜欢的地方。我们去过达纳角、圣克莱蒙特、圣奥诺弗雷，最后选中了一个叫锡尔弗拉多的小镇，如同在电影中，在克利夫兰国家森林公园的边上，我们租了一个两层的楼房，带个院子，还买了一条警犬，妈妈管它叫雨果，是照她墨西哥一个朋友的名字取的。

我们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其间，妈妈卖了祖父的工厂，我需要定期而且越来越频繁地跟医生们见面。妈妈每月去一趟墨西哥城。她回来后就带些小说给我，她以为我会喜欢读的墨西哥作家写的小说，包括昔日钟爱的作品或者何塞·奥古斯丁、古斯塔沃·萨因斯，甚至更年轻的作家的东西。可是有一天，我发觉自己再也读不下去了，渐渐地，这些用西班牙语写的小说就被扔在一边了。很快，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妈妈开始带着一个朋友出现了，那是一个工程师，名叫卡布雷拉，在瓜达拉亚拉一家建筑公司工作。这个工程师的妻子去世了，有两个比我还大点的孩子，住在美国东海岸。他和妈妈处得挺顺利，看上去他们好像已经住在一起了。一天晚上，妈妈和我谈起性。我告诉她，我的性生活已经完了，跟妈妈讨论了很长时间后，她哭了，拥抱着我说，我是她的小姑娘，永远不会扔下我。另外，我们几乎从不争吵。我们的生活内容主要是读书、看电视（我们从不看电影），每周去一趟洛杉矶，在那里看画廊展览、听音乐。在锡尔弗拉多，除了一对八十多岁的犹太夫妇，我们没有朋友，他们是妈妈在超市认识的，反正她这样告诉我，我每隔三四天就去看望他们一次，一般都上他们家去，妈妈说，看望他们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因为老人可能随时会遇到意外，如果其中一个突然死去，另一个可能会束手无策，我挺怀疑这个，因为老人在“二战”期间曾被关进德国一个集中营，对死亡早已司空见惯。不过，帮助他们让妈妈感到很开心，这对夫妇叫舒瓦茨先生和夫人，他们管我们叫墨西哥女士。

周末的一天，当时妈妈在墨西哥城，我去看望两位老人。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去他们家，令我惊讶的是我居然在他们家待了很长时间，我很喜欢跟他们聊天。我准备了柠檬片，舒瓦茨先生和夫人给自个倒上威士忌，他们说，以他们这个年龄，这是最好的药品。我们聊到欧洲，对那里他们了如指掌，又聊到墨西哥，他们也去过几次。但是，他们对墨西哥的概念不是错误就是浮光掠影。我记得，长谈结束后，两个老人看着我说，你显然是墨西哥人。我当然是墨西哥人，我说。而且，他俩人都挺好，我开始更频繁地去看望他们。有时，他们感觉不舒服就会给我打电话，让我在超市买些东西或者把他们的衣服带到洗衣工那儿，或者到报摊给他们买份报纸来。有时他们要《洛杉矶时报》，有时要一份本地的《锡尔弗拉多报》，有四页的篇幅，里面没有任何有趣的东西。他们喜欢勃拉姆斯，认为他既是一个梦想家，又是个理性主义者，老两口很少看电视，我却完全相反，我几乎从不听音乐，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开着电视。

我们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多后，舒尔茨先生就死了，妈妈和我跟舒瓦茨夫人去参加在洛杉矶犹太人公墓里举行的葬礼。我们坚持让舒瓦茨夫人坐我们的小车去，但她拒绝了，那天早晨她跟在灵车后面，独自坐一辆租来的轿车，至少妈妈和我认为那是租来的。到公墓后，有个四十岁左右的家伙，穿着一身黑衣，头脸刮得干干净净，走下车，扶着舒瓦茨夫人出来，像她的情人似的。离去时，同样的一幕又重演了：舒瓦茨夫人钻进小车，那个秃顶男子也钻进去，然后就走了，妈妈的那辆白色日产车紧跟后面。到了锡尔弗拉多，那辆轿车在舒瓦茨家门口停住，秃顶男子帮着舒瓦茨夫人下了车，然后又回到车里，很快车就开走了。舒瓦茨夫人一个人站在荒凉的人行道上。好在我们跟在她后面，妈妈说。我们停住车，向她走去。舒尔茨夫人似乎有些茫然若失，望着那辆轿车走过的街道。我们扶她回到屋里，妈妈给我们做了茶。直到此刻，舒尔茨夫人才回过神来，可是嘬了一口茶后她就推开杯子，想喝威士忌。妈妈瞧着我。她的眼睛里闪着一丝得意的光芒。我问威士忌放在哪里，然后给她倒了一杯。加不加水呢？要纯的，亲爱的，舒瓦茨夫人说。放不放冰呢？我听到厨房里传来妈妈的声音。要纯的！舒瓦茨夫人又重复了一遍。从那以后，我们更亲近了。妈妈回墨西哥时我就整天待在舒瓦茨夫人家里，有时我甚至还会在那里过夜。尽管舒瓦茨夫人从不吃晚餐，她也会准备好一份沙拉和烤牛排给我吃。她坐在我旁边，威士忌放在手边，给我讲她年轻时在欧洲的故事，她说，那时食品是必需品又是奢侈品。我们也经常听听唱片，议论会儿本地的新闻。

在舒瓦茨夫人孀居的漫长而平静的一年里，我认识了一个锡尔弗拉多的男子，是个管道工，我跟他睡了。这经历并不愉快。管道工名叫约翰，他又想来看我。我告诉他不要来了，一次就够了。我的拒绝他还不死心，开始每天给我打电话。有一次，妈妈接的电话，他们互相责备了一阵。一星期后，妈妈和我决定去墨西哥休假。我们去了海滩，然后又回到墨西哥城。我不知道妈妈脑子里怎么想的，觉得我应该见见亚伯拉罕。一天晚上，他给我打来电话，我们约好第二天见面。这时，亚伯拉罕已经永远离开欧洲住在墨西哥城，他有间画室。他的事业似乎很顺利。画室在科约阿坎，在他住的公寓附近，吃过晚饭后，他要我去看看他最近的画作。我说不上是否喜欢。也许我对这些东西已经很冷淡。这些画布的尺寸都很大，非常像亚伯拉罕崇拜的一位加泰罗尼亚画家的作品，或者他在巴塞罗那时钦佩的一位画家，但说句公道话，这些作品中透着他自己的情感：以前是土黄色和土地色调的地方，现在变成了黄色、红色和蓝色。他还给我看了一组系列画，我更喜欢那批东西。我们又谈到钱，或者他谈到了钱，谈到比索的不稳定，谈到去加利福尼亚生活的可能性，谈到我们再也没见过的一些朋友。

忽然，亚伯拉罕向我问起阿图罗·贝拉诺。我颇感意外，因为他从来不问这么直接的问题。我说不知道怎么样了。我知道，他说，想要我告诉你吗？起先我想说不，但后来我告诉他说说看，我也想知道。亚伯拉罕说，一天晚上，我在巴里奥奇诺看见他了，他先是没认出我。他跟一个金发女人在一起。看上去很开心。我向他打了声招呼，因为我们在一家吵吵闹闹的小酒吧里，事实上我们就在同一张桌上（说到这儿亚伯拉罕笑了），要假装没看见他会显得很傻。他愣了下才认出我。后来他靠过来一点，快把脸贴到我脸上了，我觉得他彻底醉了（我可能也醉了），他还问起你来着。你说什么了？我说你在美国，你挺好。他说什么了？我猜，他说了如释重负之类的话，还说有时候还以为你死了。就这些了。他又掉过头转向那个金发女郎，过了会儿我就和朋友们走了。

十五天后，我们回到锡尔弗拉多。一天下午，我在街上碰到约翰，我告诉他，如果他还一个劲儿地给我打电话骚扰，我会杀了他，约翰道歉说他爱过我，但现在已经不爱了，也不会再给我打电话。那段时间，我的体重维持在一百磅，既不减也不增，妈妈很高兴。她跟那个工程师的关系挺稳定，甚至开始谈论结婚的事，尽管妈妈总是显得并不着急。她在拉古纳海滩开了一家墨西哥手工艺品商店，生意上赚的钱不多，但也不怎么赔，她真正想要的是那种社交生活的氛围。舒瓦茨先生死后一年，舒尔茨夫人又病了，必须住进洛杉矶的一家医院。第二天我就去看她了，当时她正睡着。医院位于城中心的威尔什尔林荫大道，离麦克阿瑟公园不远。妈妈有事得走了，我想待到舒瓦茨夫人醒来。可是车不好办，如果妈妈走了我还留在这儿，谁带我回锡尔弗拉多呢？在走廊里商量了很长时间后，妈妈说她可以在晚上九、十点之间来接我，如果由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原因耽误了，她会打医院的电话找我。她走之前让我答应不要走动。我不知在舒瓦茨夫人的病房里待了多长时间，我在医院食堂吃过饭，跟一个护士聊了半天。那个护士名叫罗萨里奥·阿尔瓦雷斯，她出生在墨西哥城。我问她在洛杉矶生活得怎么样，她说每天都不一样，有时可能挺好，有时又很糟，不过要是不踏实工作，你怎么出人头地。我问她，离开墨西哥多久了？很长时间了，她说，我没有钱去缅怀故乡。后来我买了份报纸，又回到舒瓦茨夫人的房间。我坐在窗户旁边，在报上寻找博物馆和电影。奥尔瓦莱多街的影院有一场电影，我忽然很想去看看。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电影了，奥尔瓦莱多街离医院不远。可是，我走到售票窗口时又不想看了，然后继续往前走去。人人都说洛杉矶不是个适合散步的城市。我沿着皮科大道向巴伦西亚大街方向走去，然后又左转，沿巴伦西亚大街折回威尔什尔林荫大道，总共步行了两个小时，从从容容，有时在某些乏味的建筑物前停留片刻，有时又仔细观察会儿往来的车流。十点钟时，妈妈从拉古纳海滩回来，我们就走了。第二次去看舒尔茨夫人时，她已经认不出我。我问护士有人来看过她没有。护士说早上有个老妇人看过，我来时她刚走。这次我是开那辆日产车来的，因为妈妈和那个刚到的工程师带着他的车去拉古纳海滩了。据我聊过的那个护士说，舒瓦茨夫人衰弱得很快。我在医院吃了饭，在病房里坐了会儿，沉思默想，直到六点钟。后来我开上日产车绕着洛杉矶兜了一圈风。前座置物盒里有一张地图，在转动打火器的钥匙之前，我仔细地研究了一番。我发动车子离开医院。我知道我走过市政中心、音乐中心、桃乐丝音乐厅。后来我又向回声公园开去，在日落大道上汇到车流里。我不知道这样行驶了多久。我只记得从来没有离开过车，到比华利山后下101高速路，然后沿辅路蜿蜒而行，最后来到圣塔莫尼卡。到了那儿，我又开到10号州际公路或者圣塔莫尼卡高速路，然后驶回城里，然后上11号高速路，驶过威尔什尔林荫大道，但我再往前走了一段，到第三大街才停下。我回到医院后已是晚上十点，舒瓦茨夫人已经去世了。我想问问她去世时是不是一个人，但决定还是什么也别问的好。她人已经不在房间，我在窗户边坐了会儿，喘着气，平抚着圣塔莫尼卡之行带来的紧张。一个护士过来问我是不是舒瓦茨夫人的亲属，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是她的一个朋友，我只想平静一下，就这样。她问我平静了没有，我说好了。后来我就起身走了。我回到锡尔弗拉多时已经是凌晨三点。

一个月后，妈妈跟工程师结了婚，在拉古纳海滩举行婚礼，工程师的孩子们都到了，我的一个兄弟、妈妈在加利福尼亚认识的一些朋友也来了。他们在锡尔弗拉多住了段时间，后来妈妈卖了拉古纳海滩的手工艺品店，去瓜达拉亚拉住了。有一度我不想离开锡尔弗拉多。妈妈不在，家似乎比以前宽敞多了，安静多了，也冰凉多了。舒瓦茨夫人家空了一段时间。每天下午，我就开着日产车去镇上的一家酒吧，喝杯咖啡或威士忌，重读已忘了情节的小说。在酒吧碰到一个在森林服务处工作的家伙，我们很快就睡在一起了，他叫佩里，认识些西班牙语单词。一天晚上，佩里说我的阴部味道异常。我没有理他，他以为冒犯了我。我冒犯你了吗？他问，如果冒犯了，实在对不起。我想的是别的事儿，别的脸庞（如果脸庞可以想的话），他并没有冒犯到我。但是，大多数时候，我都一个人待着。我每个月去银行兑换一次妈妈寄来的支票。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清洁房屋，扫地、擦地，上超市买东西做饭，洗碗，修整小院。我不给任何人打电话，我接到的惟一的电话也是妈妈打来的，另外每周一次接到父亲或者某个兄弟打来的电话。情绪不错的时候，我会在下午去一家酒吧，不好的时候就待在家里，坐在窗边读书。只要抬起眼睛，从我坐的地方就能看到舒瓦茨家那幢空空荡荡的房子。一天下午，一辆小车停在那幢房子前，一个穿着夹克打着领带的男子从车里出来。他有钥匙。他走进屋去，十分钟后又出来。他不像是舒瓦茨家的亲戚。几天后，又有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回来看房。他们走了后，其中一个女人打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此房出售。后来，隔很多天才有人来看房，但是，一天中午，我在院子里忙的时候，听到有孩子们在喊叫，我看见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在一个曾来过那里的女人的带领下走进那幢房子。我马上明白了，他们可能要买下那幢房子，我站在院子里，还戴着手套，像个盐柱似的站着，我想我离开这里的时刻也到了。那天晚上，听着德彪西的音乐，想着墨西哥，后来，不知为什么，我就想起了我的小猫齐亚，最后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让她在墨西哥城给我找份工作，什么都行。我告诉她我可能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一周后，妈妈和她的新任丈夫来到锡尔弗拉多，两天后，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飞回墨西哥城。我先在索娜罗莎的一家画廊上班。挣的钱不多，但工作不那么辛苦。后来我又去了一家叫经济文化基础出版社的英国哲学部工作，我的职业生涯终于安定下来。

费里佩·穆勒，坐在马托雷尔广场的一把条椅上，巴塞罗那，1991年10月。

我几乎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个故事是阿图罗·贝拉诺讲给我的，因为他是我们当中惟一喜欢读科幻小说的人。这篇小说的作者是西奥多·斯特金[6]，或者阿图罗声称是此人，但也可能是别人，甚至是阿图罗本人。西奥多·斯特金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这个故事，这个爱情故事，讲述了一个非常富有、非常聪明的女孩的经历，一天，她爱上了自己的园丁或者园丁的儿子或者一个年轻流浪汉，这个人恰好住在她拥有的一幢房子里，然后成了她的园丁。这个女孩不仅富有、聪明，而且固执任性，有点感情用事，一举把这个男子引诱上床，根本不清楚为什么，然后就疯狂地喜欢上了他。这个流浪汉绝对不及女孩聪明，连高中水平都没有，但以其天使般的纯洁弥补了这个不足，他也喜欢上这个女孩了，但自然不带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在这场罗曼史的第一阶段，他们住在女孩宫殿般的大厦里，在那里看艺术书，吃精美的佳肴，看老电影，白天大部分时候都用来做爱。后来他们又在园丁的农舍里住了段时间，然后又住到船上（也许是那种在法国的河流上巡航的小船，就像让·维果的电影里出现的那种），再后来他们骑着两部哈雷摩托车在辽阔的美国大地漫游，那是这个流浪汉珍藏了很久的梦想。

这个女孩享受着爱情的同时，事业继续繁荣昌盛，因为以钱生钱，她一天比一天富有。这个没有什么大本事的流浪汉非常正派，经常说服女孩献出自己的部分财富给优秀文艺创作者或者慈善事业（其实女孩经常通过律师和各种基金网络来做这件事，但她没有告诉流浪汉，只是为了让他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听了他的劝告），说完他就彻底忘了此事，因为归根结底，流浪汉对于和他挚爱的人如影随形的巨额钱财的概念有些浑浑沌沌。总之，有一段时间，几个月，或许一两年，这个身价百万的女孩和她的情人幸福得不知怎么说才好。但是，有一天（或者一天晚上），流浪汉病倒了，虽然请来世界上最高明的医生作诊断，但还是无可奈何。他的健康被童年时的不快毁掉了，那是一种顽固的青春期瘟疫，他跟这个女孩度过的短暂时光仅仅让那段焦虑的生活有所缓解或者甜美了一些。虽然科学全力以赴了，但他还是得癌症死了。

有那么几天，这个女孩似乎失魂落魄。她到世界各地旅行，结交各种情人，在阴暗的追求中不可自拔。但最后她还是回家了，而且，显然，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魂不守舍，这时她很快决定实施一个计划，某种程度上，这个计划在流浪汉死之前已经在她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一队科学家搬进那座大厦。在很短的时间里，这幢屋子做了双重改造，把内部改造成一个高级实验室，外面的草坪和园丁的小屋改造成一个伊甸园的复制品。为了挡住一切陌生人的窥视，园地四周建了高墙。然后科研工作开始了。不久这些科学家在一个妓女的子宫里克隆出那个流浪汉，这个妓女得到一笔慷慨的补偿。九个月后这个妓女生出一个男孩，把他转交给那个女孩后就消失了。

这个男孩由那个女孩和一个专家小组抚养。后来科学家们又在这个女孩的子宫里克隆了一个女孩。九个月后女孩生下一个孩子。大厦里的实验室解散了，科学家们消失了，代之以老师、辅导专家，当这两个孩子按照女孩制订的计划抚养时，他们将保持一定距离进行持续观察，这一切安排妥当运作起来后，那个女孩就失踪了。她四处旅游，参加各种社交聚会，一头扎进各种历险活动，四处寻猎情人：她的名字灿若星辰。但每隔一段时间，她就秘密地回到大厦，观察两个孩子的成长，但不让他们发现。克隆流浪汉完全是她热恋过的那个人的复制品，他的纯洁和天真丝毫未损。不同的是现在他的所有需要都能得到满足，童年时代完全在一个又一个平静的游戏中度过，老师们把需要知道的全教给他。那个克隆女孩完全是这个女孩的复制品，她的老师重复着同样的成功、失败和过去的行为。

当然，这个女孩从来没有让两个孩子看见过自己，不过，那个克隆流浪汉，那个永不疲倦地玩耍的大胆孩子，透过大厦顶楼的花边窗帘看到过她，而且还跑着跟踪过她，但结果总是徒劳。

几年过去，两个孩子长大了，越来越分不开。一天，那个女富豪生病了，不管什么病吧，总之是一种致命的病毒，癌症，经过一番纯属徒劳的象征性的挣扎之后，她屈服了，准备撒手人寰。她还很年轻，只有四十二岁。她惟一的继承人就是那两个克隆人，她给他们准备好了一切，他们一结婚就可以继承她的部分财产。后来她死了，律师和科学家们为她哭得伤心极了。

她的员工读完遗嘱后开了个会，这个故事就结束了。有些非常天真而且与女富翁的内部圈子离得很远的人问了些问题，作者猜测读者也会问这些问题。两个克隆人不结婚怎么办？男孩女孩相爱，这点似乎无可置疑，但他们的爱永远不逾越严格的兄妹关系怎么办？他们的生活会遭到破坏吗？他们像两个被判了刑的囚犯那样生活在一起时会遭谴责吗？

争执和辩论爆发了。道德和伦理问题出现了。但是，那位最年长的律师和科学家很快就亲自出来澄清了一切疑虑。即便男孩女孩不同意结婚，即便他们不相爱，仍然会拿到应得的那笔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作出选择。无论他们的关系如何发展，在一年之内，科学家将会在一个替代身体中再克隆出一个流浪汉，五年后又会复制出一个女富翁的克隆体。当这两个新的克隆人到二十三岁和十八岁时，无论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换句话说，无论他们是像兄妹还是情人般彼此爱着——科学家或者后继的科学家们还会再克隆出两个人来，这样不断地克隆下去，直到时间的尽头，或者直到女富翁的巨大财富消耗殆尽。

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女富翁和流浪汉脸庞的侧影映衬在夕阳、星辰以及无垠的太空中。有点怪异吧？在某种意义上还很崇高，但还是很怪异。像所有疯狂的爱情一样，你觉得呢？如果在无限之上添加无限，最后的结果还是无限。如果把崇高与怪异混合在一起，最终的结果仍然是怪异。对吗？

1　阿莱桑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1785－1873），意大利诗人、戏剧家、作家。早期作品主要是诗歌和戏剧，之后转向长篇小说。

2　皮埃罗·曼佐尼（Piero Manzoni，1933－1963），意大利行为艺术家。以1961年的作品《艺术家的粪便》（Merda d'Artista）著称，他将自己的粪便放入九十个小盒子里，并加以密封，每个盒子上都有独一无二的编号及签名。在各大美术馆展出，现收藏在纽约现代美术馆。

3　原文Simón，拉丁美洲俚语中“对极了”的意思。

4　Quetzalcoatl，墨西哥阿兹特克人崇拜的羽蛇神。

5　Captain Ahab，美国小说家梅尔维尔著名小说《白鲸记》（Moby Dick）中的主角。

6　西奥多·斯特金（Theodore Sturgeon，1919－1985），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著有《梦见的宝石》（The Dreaming Jewels）、《超人类》（More Than Human）等。曾获得包括雨果奖、星云奖等主要科幻小说奖项。

20

赫塞·伦多伊罗，特雷安诺浴场，罗马，1992年10月。

我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律师。“把羊交给狼[1]”或者“一支桨划着水，另一支则刮着沙子”：这两种说法对我比较公正。可我更倾向于追随卡图卢斯[2]说的：“不要妄想和两个人战斗。”总有一天我的众多优点会得到承认的。

那些日子我云游四方，什么都想尝试。律师业务或者法学专家的工作让我有了不菲的收入，因而我才可以投入大量时间经营高雅的诗歌艺术。“没人会调查别人的财产来源，但财产是必不可少之物。”如果你想献身某项极其隐秘的事业，这是一个基本真理：诗人经常被财富的景观扰得眼花缭乱。

不过，我们还是言归我所谓的各种尝试吧。最初，这些尝试的内容不过是旅行和四处看看，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潜意识里最渴望到西班牙一游。这才是我渴望获得的东西，正如不朽的贺拉斯所说。很自然，我办了一份杂志。我是出资人又是编辑，是出版商又是著名诗人，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石头和草木都有诸多价值呢，但语言的价值更大。”

我的刊物也是免税的，就是说负担较轻。干吗要自寻烦恼呢？细节在诗歌中是无足轻重的。我的原则，从来就是如维吉尔所说“让我们咏唱更伟大的事物吧。”你得深入到骨髓，到精华，到本质。我办了份杂志，我还负责一家律师事务所，有很多专办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律师和行家里手，这是一家名副其实的事务所。每到夏季我经常四处旅行。生活很美好。然而，有一天我心里对自己说，赫塞，你去过世界各地：“新的生命从这里开始”。该到踏上西班牙的阡陌小径的时候了，尽管你不想成为但丁，该到踏上我们这个国家道路上的时候了，它们如此破败不堪，饱受了如此漫长的痛苦，却仍然鲜为人知。

我是一个行动家。说到做到：我买了个旅行车就出发了。你好！再见！我横穿整个安达鲁西亚。格拉纳达太美了，塞维利亚太可爱了，科多巴太崎岖了。但我需要走得更深入，我想溯本求源。找不到对头的路径，我这个法学博士兼犯罪律师的心是不会安定下来的：所谓的“法律乃良善允正之术”，“自由就是做法律所允许的事”，这是我心中幻影的根本。一切都始于那个夏天。我心里不断重复着甜美的贺拉斯的话：“说出去的话就像放出去的箭”，一言既出，就收不回了。从法律的角度看，这种说法存在漏洞。但对诗人而言却并非如此。我第一次外出旅行回来时兴奋不已，同时又有些怅惘。

不久，我跟妻子离婚了。没有争吵，谁也没有受到伤害，因为，幸运的是我们的女儿已经长大，有足够的判断力理解我，特别是大的那个。留着托萨的公寓和房子吧，我说，就此结束了吧。我的妻子接受了，很让人意外。我们把剩下的事情交给几个她信得过的律师去处理。“在公共领域无重于法律者，在个人方面则以遗嘱最可靠。”尽管为什么这样说我也不知道。意志跟离婚有什么关系？我的噩梦正在将我击败。无论如何，“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这意味着为了求得我们最渴望的宝贵的自由，在法律面前我们都要做奴隶。

忽然，我的精力充沛至极。感觉青春焕发：不再抽烟，每天早上跑步，殷勤地参加了三个法律会议，其中两个是在古老的欧洲大都市举行的。我的杂志也没有萧条，恰恰相反，那些从我的慷慨馈赠中获得活路的诗人，都获得了明显的关注。如同西塞罗说的：“真正的友情才能永久”，我想。后来，仿效一个显然是自信得过了头的先例，我决定出版一本自己的诗集。印制费很昂贵，共有四篇文章评论了这本书，除了一篇，其他几篇的评价均属负面。我把一切都归罪于西班牙和我的乐观主义以及永远不变的嫉妒法则。“掀起仇恨犹如点燃烈焰一般。”

夏天到来时我又上了旅行车，前往我先辈的大地漫游，或者换句话说前往翠绿原始的加利西亚。我的心绪极佳，凌晨四点钟，嘴里还喃喃念着那位不朽和晦涩的葛维铎的诗。一到加利西亚，我就开始漫游它的酒庄，品尝葡萄酒，跟当地的水手聊天，因为“从最微小的事物可以窥见自然的伟大”。后来我又进入山区，前往那片神奇的大地，我的意志更加坚强，我的感觉更加灵敏。我一般住在营地，因为一个宪警军官告诫我沿偏僻公路或者乡间道路露宿非常危险，特别是夏天，因为经常会遇到地痞流氓、巡回演出的歌手和参加聚会的人，沿着夜间雾蒙蒙的道路，从这个俱乐部游历到另一个俱乐部。“爱冒险者将毁于此”，而且营地也不赖，在看地图的时候，我很快就估算出在这种地方我可能会发现、观察到甚至可以分类的情感和热情的价值。

正是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漫游期间，发生了我如今视为我的故事的核心的部分。或者说至少只是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我全部忧伤、失败的故事中快乐和神秘的部分。“世人中无人是幸福的”，普林尼说。而且：“幸福对于一个人而言是最好的，对人类的审判者则否。”不过言归正传。我说了，我来到卢戈省卡斯特罗维德附近一个营地，那是在遍地荆棘和灌木的山区。我随时读书、做笔记、积累着知识。“闲暇而无著述便是死亡和死者的入葬。”尽管这听上去可能很夸张。简言之（而且说实话）：我已经无聊得要死。

一天下午，我走进一片无疑会让研究旧石器时代的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地方，我就要描绘的不幸发生了。我看到一群野营者正在往山下走。从他们脸上惊愕的表情看，无须多聪明也能断定出什么不祥的事儿了。我向他们招了招手，示意停一停，告诉我怎么回事。原来他们中一个人的孩子跌到山里的峡谷、深坑或者裂缝里了。作为一个办犯罪案件的律师，经验告诉我，我们得尽快采取行动，“实事求是，勿讲空话”。于是，其中一半人继续往营地赶时，我跟另一拨人攀着陡峭的山峰向他们宣称不幸发生的地方走去。

那道裂缝深不见底。一个营员说这儿叫魔鬼嘴。另一个人说当地人声称这儿其实是魔鬼或者它在地球上的化身的栖息之所，我问那个失踪孩子叫什么名字，一个营员说：埃里法斯。事情已经够离奇了，可是，他的回答让此事变得尤其不祥，因为裂缝并不是每天都吞掉一个名字这么奇异的男孩。真叫埃里法斯吗？我喃喃地问。是叫这个名字，刚才讲过话的一个人说。别的人，多半是些没有太多文化的办公室工人和来自卢高省的政府职员，他们看着我一言不发。我喜欢沉思默想，但也是个行动家。“不进则退”，我记得。我爬到裂缝的边缘大声喊着男孩的名字。听到的却是可怕的回音：一声喊叫，我的喊叫声，从大地深处折了回来，发出令人血液寒栗的回响。一阵冰凉的激灵穿过我的脊梁，但为了掩饰它，我想我笑了，并且告诉伙伴们这个洞穴非常之深，建议不妨把我们所有人的皮带系在一起，连成一条吊绳，让我们中的某人，当然是分量最轻的那位了，往深坑里吊进去几尺。我们开始合议起来。大家吸着烟。倒是没人否决我的建议。过了会儿，那帮刚才继续朝营地走去的人带着第一批帮手和必要的吊沉工具回来了。“热情而勤奋者全力以赴做所有的事”，我想。

我们把一个从卡斯特罗维德来的结实的年轻人用绳子最大限度地吊下去，让五个壮实的年轻人拉住绳子的另一头，他随身带着一个手电筒开始往下降。他很快就从视线里消失了。我们在上面大声喊叫：看见什么了？从深渊传来细弱至极的回应：什么也没有！“坚韧战胜一切”，我建议道。我们不断地喊话。什么也看不见了，甚至连手电的光也看不见了，但距离地面最近的深渊内壁有零星的短暂的灯光在闪烁，好像那个小伙子把手电举过头顶向上照射，想搞清他下去了有多深。正当我们对灯光议论纷纷时，听到一声超人般的吼叫，我们全跑到洞穴边缘。怎么回事？我们大喊。这时又传来一声吼叫。怎么了？你看到什么了？找到孩子了吗？不见回答。几个女人开始祈祷。我不知道自己对此该惊骇不已呢还是镇定自若的好。“一切皆充满愚蠢”，如西塞罗所指出的。这位探险者的一个亲戚求我们把他拽上来。那五个拉着绳子的人无能为力，我们只好去帮他们。底下又传来几声喊叫。最后，经过一番卓绝努力，我们设法把他弄到地面上。

那个年轻人还活着，只是牛仔裤有些破烂，胳膊上有几处擦伤，他好像还挺好的。好像为了证实一下，有几个女人还摸了摸他的双腿。骨头没有一点损伤。你都看见什么了？他的亲戚问道。他没有回答而是用手捂住了脸。这时本应由我来主导场面，但处在旁观者的位置，怎么说呢，这种侦探游戏和无意义的举动让我很感兴趣。别的人还在不停问着那个问题，只是问法略有不同。我或许已经在大声地背诵：“事故不会削弱一个人，只会展示其本色。”这个年轻小伙子显然个性羸弱。有人给了他一口干邑白兰地酒，他没有拒绝，仿佛身家性命全赖于这口酒了。你看见什么了？大伙又问。这时他才开始说话，但只有他的亲戚听得清在说什么。这个亲戚又问了一遍同样的问题，似乎不敢相信他说的。年轻人说：我看见魔鬼了。

从那一刻开始，援救小组开始迷茫和慌乱起来。“有多少人头就有多少主张”，有人说他们应该给营地的宪警打个电话，最好还是等人来救援。有人询问那男孩的情况，这个年轻小伙子是否瞥到过他哪怕一眼，或者下去后听到他的声音了没有，回答一概是没有。大多数人问的主要还是那个魔鬼长什么样子，小伙子看到魔鬼的全身了还是只看到脸，看上去像什么，什么肤色等等。“提防流言”，我心里对自己说，瞭望着乡村周边的风景。后来那个营地门卫和一群女人跟着营地又一拨人过来了，这群人中就有失踪男孩的母亲，她还不知道出什么事了，因为她刚才一直在看电视播出的知识竞赛，她逢人就这么说。谁下去洞里过了？那个门卫问。沉默中有人指了指那个年轻人，他还在草地上躺着。那个无助的母亲走到洞穴口大声叫着儿子的名字。没有任何反应。她又叫了一遍。后来洞穴里传来吼叫声，好像那算是回应。

有人脸色开始变得惨白。大多数人从洞口往回退却，担心里面会忽然伸出一只模模糊糊的手把他们拽进深渊。不止一个人说里面肯定有狼。没准是条野狗呢。这时，天色开始暗下来，煤气灯和手电跳着恐怖的舞蹈和山麓那道张开的口子争着成为目光焦点。人们大笑着或者说着加利西亚语，这种语言就像我已切断了与先人的联系般早就从我身上连根拔掉，我已忘了它。大家不停地用颤抖的手指着洞穴口。宪警还没有赶到。现在迫切需要作出一个决定，但这里一切都乱糟糟的。后来我发现那个营地门卫腰上系了条绳子，我想他正准备吊下去。坦白地说，他的行为令我钦佩，我过去向他祝贺。赫塞·伦多伊罗，律师，诗人，我热情地握住他的手时这样自我介绍。他望着我笑着，好像我们早就认识。后来在大家的期待中，他开始沉入那个可怕的深穴。

说实话，我和很多聚集在那儿的人都担心最坏的情况发生。那个门卫沉降到绳子能够达到的极限。这时，我们都以为他会又爬上来，有那么片刻，我想，他在下面使劲拽着绳索，我们在上面拉着，搜索工作在一连串不光彩的误会和叫骂声中搁置下来。我尽量保持平心静气，“加一谷盐”。如果我以前没有法庭工作的经验的话，那些愤怒的人早把我头朝下扔进洞穴了。但是，最后，我还是控制住了。我们费了不小的劲设法跟那个门卫沟通，破译分析他在喊叫什么。他让我们把绳子放下去。我们照他说的做了。看到剩余的绳子吞进了深穴，就像一条老鼠尾巴落进蛇的嘴里，很多人感觉心都快停止跳动了。我们相告说门卫应该很清楚自己这样做的后果。

忽然，夜色变得更暗，深穴变得更黑，如果有可能更黑的话，几分钟前还在洞口边缘迅速张望的人已经失去耐心，撤离不看了，因为跌倒然后被裂缝吞没的可能性跟偶尔犯个小罪一样大。里面传来的吼声越来越微弱，好像那个魔鬼带着两个新鲜的捕获品撤退到大地的深处。不用说这个疯狂的假设让我们地面上的人有了放弃的借口。“生命是短暂的，艺术是永恒的，机遇是会飞逝的，试验是危险的，揭露是困难的。”有人不断地看手表，好像时间在这番历险中起着多么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人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还有人关照着失踪男孩几位越来越微弱地歇斯底里着的女性亲属。还有人诅咒宪警太拖沓了。忽然，正当我仰望星星的时候，忽然想到所有这一切跟我在萨拉曼卡大学还是个学法律的学生时读过的皮奥·巴罗亚的一篇小说极其相似。那篇小说的标题就叫《深穴》，写一个放羊小男孩在深山失踪的故事。一个年轻人腰上系了根绳子下去搜寻那个放羊男孩，但恶魔的吼叫声把他吓坏了，他没找到小男孩又上来了，尽管看不到小男孩，但他痛苦的呻吟声从外面听得清清楚楚。这篇小说以极其无奈的结局告终，恐惧战胜了爱、责任，甚至血缘的纽带。听完第一个救援的人结结巴巴地讲述了一番洞里的情景后，救援小组中没人（需要交代的是这个小组由鲁莽迷信的巴斯克牧羊人构成）敢下去了，他说看见了恶魔，或者感觉到了，听到了恶魔，我忘了。“狂怒总是充斥自身。”最后，牧人们都回家了，包括那个男孩吓坏了的祖父，整个漫漫长夜（我想是个狂风大作之夜吧），大家就那样听着小男孩从洞穴里发出的哭喊声。那是皮奥的小说。这是一次青春的努力，我想，在这里，他的精彩叙述并没有展翅而飞。但这个故事还是很不错。当我身后人类的激情在沸腾，我的眼睛在数着星星的时候，我心里在想着这些：我身边这个活生生的故事很像巴罗亚的小说，西班牙还是巴罗亚笔下的那个西班牙，换句话说不计其数的裂缝、洞穴仍然没有被堵住，孩子们依然一不小心会掉进去，人们仍然吸着烟，麻木不仁得有点过分，宪警在需要的时候就是不肯露面。

后来，我们听到一声吼叫，这声吼叫不是含含糊糊的那种，而是说着话语，好像在说，嗨，上边的人，杂种们。几个异想天开的人却说，那肯定是恶魔的声音，胃口还没满足，想再带走什么人，我们别的人围聚在深穴边缘，看到了门卫的手电光，好像消失在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头脑的黑暗中的萤火虫微光一般，我们冲着那光问情况是不是还好，但灯光后面传来的声音只说我挺好，我想把绳子给你们扔上去，我们几乎听不到有声音顺着深穴内壁传上来，努力了几番失败后，这声音说要不再扔一条绳子下来，片刻后我们把失踪男孩拽了上来，他的腰上和腋下都系着绳子。他的意外出现让大家高兴得报之以眼泪和笑声的祝贺，我们把男孩身上的绳索解开，然后又把绳索扔下去，那个门卫也爬上来了，之后，现在想来我还挺满意的，晚上举办了一个漫长的派对，“多少黑暗因我们的智慧而走向伟大的幸福”，一场山中的加利西亚人派对，因为露营的人都是加利西亚的公务员或者办公室职员，我也得到了这些地方人们的欢呼礼遇，大伙都管那个门卫叫智利人，因为他就来自这个国家，他也是辛劳苦楚的加利西亚人的后代，他的姓贝拉诺就表明了这点。

我在那里又多待了两天，和那个门卫长谈了几次，主要是我可以跟他交流文学上的疑虑和探索心得。后来我回到巴塞罗那，那是我最后一次跟他交谈，直到两年后他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才又见到他。每次见他的情况都差不多，那次他来依然没有钱，没有工作，我凝视他良久，心里琢磨着应该赶他走呢，“永别”，还是给他一文半分的，最后决定选择后者，我告诉他，眼下只能让他在法学院院刊上写几篇书评，我负责编辑这个刊物的文学版，写好后再来见面。我给了他一本我的最新诗集，告诉他只许评论诗歌，因为小说评论由我的同事豪梅·约塞普代劳了，他是离婚问题专家，资深的同性恋，在远离大街的那些低级夜总会的凡夫走卒中被称作小烈士，大概是考虑到他个头矮小，相对他的厉害职业又显得过于柔弱了。

我想这样说大概不会离谱：我从他的脸上觉察出某种失望，也许因为他希望在我的法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当时这个我还给他提供不起，因为入选作者的标准非常苛刻。人脉都是靠时间积累的。巴塞罗那文学界的精英，诗歌界的大腕，都想在我的刊物上露面，我不可能因为暑期的两天友谊和基本上是泛泛的思想交流，一夜之间面皮软下来。“他认为献祭是荣誉之举。”

不妨可以说，那是我跟阿图罗·贝拉诺第二阶段友谊的开始。我每月见他一次，在我的办公室，在那里，我既要践行文学上的道义，又要与形形色色的官司打交道，在那里（不同时间）西班牙，甚至拉美最有涵养并且著名的作家、诗人前来拜访，后者往往是游览这个城市时顺便来这里致敬的。有那么几次，我记得贝拉诺碰到几个杂志的撰稿人和我的若干客人，那几次不期而遇令我颇为不满。然而，我彻底沉浸在工作和愉悦中，懒得跟他计较，我也没注意到这几次邂逅制造出的背景音，那声音有点像一队小车，一群摩托，宾馆停车场上车辆的噪音，这声音仿佛在说当心点，赫塞，好好过你的日子，照顾好你的身体，生命苦短，韶华易逝。以我的无知，我没有破译出其中的含义或者认为这噪音是冲着他来的与我无关，那种逐渐逼近的厄运的噪音，消失在巴塞罗那无边空旷中的噪音。这些言语跟我无关，实际上，这些言语写出来表达给我听的时候，我想，有关的是他而不是我。“机遇乃人生诸事之主宰。”

说来，贝拉诺与这些作者们的邂逅也不乏妙趣。有一次，我的一个小伙计（他后来放弃写作，现在已成功地踏入政界）想揍他。当然，这个伙计并不是当真，但也吃不准，关键是贝拉诺假装没注意到：我记得他问了些我的作者是否会空手道（他是黑带级别）诸如此类的事儿，还声称自己有偏头痛，拒绝打斗。碰到这样的场合，我就寻开心。我说：拜托，贝拉诺，捍卫你的观点啊，争辩啊，支持这个文学大腕啊，“不是靠着欺骗”，他就说他头疼了，然后大笑着让我付他每月在法学期刊上发的文章的稿费，然后就夹着尾巴走了。

我本该怀疑他的那条尾巴。我本该想想：他夹在大腿间的那条尾巴意味着什么，“不以情绪，不以私利”。我本该问问自己什么动物才会有尾巴。我本该查查有关的书籍和指南，我本该正确地辨认出那条毛茸茸的尾巴，卡斯特罗维德营地前门卫大腿间夹起的那条尾巴。

我却没有这样做，我还继续过着自己的日子。“犯错乃人之常情，惟邪恶者蓄意为之。”一天，我上大女儿家，我听到了某种噪音。当然，我有一把家里的钥匙：那其实就是离婚前我们四个人，妻子、两个女儿和我住过的公寓。离婚后我在萨雷亚买了幢房子，妻子在莫林纳广场买了幢阁楼，她跟我的小女儿住一起，我决定把我们以前住的公寓送给大女儿，她本人跟我以及我的杂志的那位主要撰稿人一样都是写诗的。我说了，我有一把钥匙，但并不经常去公寓，要去的话多半也是拿本书什么的，或者在那儿开杂志编辑部会。我一进屋就听到了那种噪音。为了显得与一个父亲和现代男人的身份相符，我朝起居室偷偷打量过去时尽量显得小心谨慎。没看见任何人。那些噪音是从过道里传来的。“想避免被激怒吗？那就不要好奇。”我心里对自己重复了好几遍。我在自己昔日的公寓里蹑手蹑脚地走来走去。我走过女儿的房间，朝里望了一眼：什么人也没有。我踮着脚走来走去。虽然已近中午，公寓里光线仍然很暗淡。我没有开灯。这时我才意识到那些噪声是从我住过的那个房间里传来的，那间屋子正好还保留着我和妻子离去时的原貌。我把门打开一半，看见大女儿在贝拉诺的怀里。只消瞥一眼，他对我女儿干出的行径简直让我惊愕得无法描述。贝拉诺在我的那张大床的广阔空间来来回回地拽着她，骑在她身上，把她翻来滚去，两个人都在凶神恶煞般地呻吟号叫，叽叽咕咕个不停，那猥亵的浪叫让我直起鸡皮疙瘩。“爱神的千种模式”，我想起了奥维德，可是这声音也太冲了。我没有跨过门槛，站在那里呆住了，一言不语，好像被咒语镇住，好像忽然间回到卡斯特罗维德营地，这个新来的加利西亚门卫再次深入到那个洞穴，我和那些办公室职员再次来到那个地狱的嘴边。“重点在于知晓何时说话，何时沉默。”我什么也没说。我一言不发地顺着原路走回去。但我不能走得离公寓太远，我女儿的公寓，我的脚步带着我走进附近一家咖啡店，有人，几乎可以肯定是它的新店主干的，已经把这个店改造成一个非常时髦的地方，里面摆着亮闪闪的塑料桌椅。我在那儿要了杯咖啡，坐下来思索刚才发生的事情。我女儿的幻影像一条摇摇晃晃不断朝我走来的狗，每摇晃一下我就汗流浃背，好像发烧了，于是，我喝完咖啡后又要了杯干邑白兰地酒，想看看有什么更厉害的东西能把我镇住。最后，喝到第三杯白兰地时，我自己控制住了。“酒后的话就像雨后的草。”

然而，我内心酝酿的不是话语或者诗歌，甚至也不是一行整齐的句子，而是一种巨大的复仇欲望，那种报复的决心，那种让那个三流的于连·索雷尔[3]为自己的傲慢和恶毒付出代价的坚定决心。“第一杯解渴，第二杯令心愉悦，第三杯是享受，第四杯就是疯狂。”第四杯会引来疯狂，阿普列乌斯说，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那一刻我豁然开朗，这种豁然感现在似乎正向我逼近。那个女服务员，一个跟我女儿年龄差不多的女孩，从吧台里面观察着我。她对面有个女人在喝苏打水，大概是个挨家串户的民意调查员。她们两个在兴高采烈地聊着天，女服务员一次又一次把目光向我这边投来。我抬了下手又要了第四杯酒。我想说，这个女服务员面带同情一点都不夸张。

我决定像只蟑螂般踩死阿图罗·贝拉诺。连续两个星期，我在匪夷所思的时刻摇摇晃晃地出现在自己的旧公寓，我女儿的家里。我碰到他们在一起总共有四次。两次在我卧室，一次在女儿房间，一次在主人卫生间。最后这次我没看见他们，却听到了声音，不过，另外三次我都亲眼目睹了他们可怕的猥亵行径，放荡至极，无耻之尤。“爱和咳嗽都无法避免”，难道这就是他们相爱的感觉吗？我不止一次地这样问自己，特别是仿佛在某种神秘力量的驱使下，我有义务见证的那些说不出口的行径结束之后，狂热地从自己的公寓里跑出来，我总是这样问自己。那就是贝拉诺对我女儿的爱吗？那就是我女儿对那个于连·索雷尔的廉价仿冒品的爱吗？“爱是嫉妒的交织”，我说或者喃喃自语着，这时我豁然明白，觉得自己的举动更像个满怀嫉妒的情人而非严厉的父亲。可我不是一个充满妒意的情人。那我到底是什么感觉呢？“爱情使人疯癫。”情人，疯子，柏拉图式的爱人。

为了未雨绸缪，我决定先以自己的方式来个试探，给他们最后一个机会。我害怕的事情终于来了，女儿爱上了这个智利人。你能肯定吗？我问她。当然肯定了，她说。你们两个打算怎么办？什么也不干，爸爸，我女儿说，在这种事情上，她一点儿都不像我，事实上几乎完全相反。归根结底她像妈妈那样是个实用主义者。不久，我又跟贝拉诺谈了。他像每个月那样如期来到我办公室，给法学院院刊送来一篇诗评，顺便拿他的稿酬。所以，贝拉诺，我让他来到面前时说，我让他坐在一把低椅子里，他已经被我的各种证书的法律重压以及装饰着我那张五十平方英尺的结实的橡木桌子的伟大诗人的银边相框闪亮的重量彻底击溃了。我说，我想你也该来一次飞跃了。他不解地望着我。质的飞跃，我说。我们两个都沉默了片刻，后来我解释了自己的意思。我要他（这是我的希望，我说）由法学院院刊书评人转为我的杂志的定期撰稿作者。我记得他留下的惟一的评论只有一个非常微弱的“哇”字。你最终会明白，我说，这是我肩上的一个重大职责。杂志的声誉日盛一日。撰稿人包括众多著名西班牙和拉美诗人。我想你已经读过了，所以，你应该注意到我们发表过佩佩·德·迪奥、厄内斯蒂纳·布斯卡尔劳和马诺洛·卡西迭戈·希亚雷等人的东西，更不要提我们固定撰稿人团队中的新锐了，如加布里埃尔·卡塔鲁纳，他绝对有希望成为我们都期待的伟大的双语诗人，还有拉斐尔·洛格罗诺，一个非常年轻但很有力量感的诗人，还有伊斯梅尔·塞维利亚，精致而优美，还有埃塞基耶尔·巴伦西亚，既燃烧着炽烈的热情又具有冷静的知性，能写出最狂热的现代十四行诗的当代西班牙诗人，当然，最后需要特别一提的还有我们诗歌评论的两位斗士，几乎从来都那么冷酷无情的本尼·奥尔格西拉斯，以及奥托诺马大学的教授、1950年代诗歌的研究专家托尼·梅利拉。他们全都是人物，我最后总结说，我以他们为荣，他们的名字注定要在我国（你们称之为祖国）文学功勋之列闪光，这个国家向你张开了双臂，你将跟他们一道工作。

后来我就不说话了，我们凝视了对方一会儿，或者毋宁说主要是我凝视着他，从他脸上搜索着能透露出思想活动的蛛丝马迹，贝拉诺看着我的那些照片，我的艺术品，我的证书，我的绘画，我收藏的手铐和脚镣，这些镣铐大多数是1940年以前的东西（这一藏品经常激起客户的兴趣和轻微的恐惧感，我的法律界同仁则拿它们开些无聊的玩笑或者说三道四，前来拜访我的诗人们则欣赏备至），打量着几本放在办公室、精心挑选的著作的书脊，大多是19世纪西班牙爱情小说的初版。我说过，他的目光从我的藏品上溜过去，像只高度紧张的小耗子。你觉得怎么样？我大声问。这时他看着我，我忽然觉得我的问话像落在休耕多年的土壤上了。贝拉诺问我打算给他多少钱。我看着他没有回答。这个一心想发迹的人已经在计算他的进项了。他望着我，等着我回答。我看着他，面上毫无表情。他结结巴巴地问报酬是不是跟法学院的院刊一样。我叹了口气。“应对那些确定能够为你服务的人有所要求。”他凝视的目光完全像一只惊恐的耗子。我不付稿酬，我说。只有那些最伟大的人，声名显赫的人，具有影响力的人才会有稿酬。目前，只能给你布置些书评来写写。这时他摇了摇头，好像在背诵似的说：“公民们，首先要获得金钱，其次是道德。”完了，他说他会考虑的，然后就走了。他关上门后，我用双手捂住脸，保持这个动作待了会儿，想了想。说句心里话，我不想伤害他。

仿佛在沉睡，仿佛在做梦，仿佛重新发现了真正的自我：我成了一个巨人。醒来后我步行到女儿家，准备来场父女间的长谈。我跟她可能已经有些时日没有交谈过了，没有倾听过她的害怕、她的关心、她的疑虑。“父亲的小惩对大错误是足够的。”那天晚上我们在普罗文萨大街一家不错的饭店共进晚餐，但我们只谈文学，我心中的那个巨人开始完全遵照我的期望代我行事了：它气质优雅，舒泰开心，善解人意，满怀憧憬，热爱生活。第二天我去看小女儿，带她上拉弗洛雷斯塔大街一个朋友家里。这个巨人开车时小心翼翼，不时妙语连珠。分别时女儿在我脸颊上吻了吻。

这还只是刚刚开始，但是在内心，在我头脑燃烧的救生筏上，我已经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新态度取得疗效了。“人往往死于自己缺乏生存意志上。”我爱女儿们，但我知道我濒临失去她们的边缘。我想，也许她们孤独的时间太久了，跟妈妈一起度过的时间太久了，那个沉溺于肉体放纵的水性杨花的女人，现在这个巨人需要现形，说明他还活着，在惦念着她们，就是这样。我恼火（也许只是遗憾）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居然没有早点来做。这段时间，这个巨人的出现不仅仅是帮我改善了跟女儿们的和睦关系。我开始注意到自己日常在公司跟客户打交道时也有了显著变化：这个巨人不再害怕任何东西，他大胆无畏，顷刻间就能冒出意想不到的策略，他可以闭着眼毫不畏惧地在棘手的法律难题中驰骋，没有丝毫犹豫。更不要说跟文人们打交道了。这一切全仰仗那个巨人，我意识到这点时感到由衷地喜悦，它崇高、庄严、声若洪钟，肯定和否定永远都那么明确，它是生命之泉。

我不再窥探女儿和她那个倒霉的情人了。“能恨，则恨，否则，爱之。”而且我的权威全部分量在贝拉诺那儿颓然卸却。我又平心静气了。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期。

现在我又开始琢磨那些自己本该写出来却没有去写的诗歌，这让我立刻既想笑又想哭。不过，当时我并没有一个劲儿地琢磨自己能写出来的那些诗歌：我就那么写着，或者我认为我就那么写着。那段时间我还出了一本书：我找到一家那年头很有头脸的出版社出了我的书。当然，费用全由我自己掏了。出版社只负责印刷和发行。“一个人有多忠心，主要看他有多少钱。”那个巨人并不担心钱。相反，他赚钱飞快，又大肆挥霍，他无畏无惧又毫不羞耻地操纵着金钱，摆出巨人应有的派头。

说到钱，我自然有许多难以磨灭的记忆。那些记忆像雨中的醉汉或者雨中的病人般刻骨铭心。有一度我的钱成为别人开玩笑和嘲弄的对象，我知道。“银子没有金子贵重，金子没有道德贵重。”我知道，有一段时间，在杂志运营之初，我那些年轻的合作者都嘲笑我的钱的来历。据说，你用从奸商、贪污公款者、毒品贩子、杀害妇女儿童的刽子手、洗钱者、腐败的政客那里得来的钱给诗人付稿酬。我从不屈尊理睬这些诽谤。“过多的谣言是因为人们无法否认它。”总得有人要为杀人犯、诈骗犯、想离婚但不想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妻子的人辩护，总得有人出来为他们辩护啊。我的公司就是为这些人提供辩护的，这个巨人为他们免除罪责，给他们一个公道的价格。这就叫民主，你们这些傻瓜，我告诉他们，你们该到明白的时候了。无论为好还是为坏。我没有用赚来的钱去买游艇，而是办了份杂志。可我知道这笔钱让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某些年轻诗人感到良心不安，我要有闲暇工夫，我会悄无声息地走到他们后面，用指尖轻轻戳一下他们的脊背，我的手指甲修得完美无比（现在不行了，因为我的指甲已经参差不齐），在他们的耳边轻声说：“没有臭味。”这笔钱的味道不难闻。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便池里挣的子儿味道不难闻。在扎拉戈扎的厕所里挣的钱不难闻。在比尔堡的阴沟里挣的钱不难闻。就算有味道，那也是钱的味道。它们散发的是巨人拿自己的钱经营自己梦寐以求的事业的味道。到时候那些年轻诗人终将懂得这个道理并点头称许的，纵然不完全赞同我的话，纵然不理解我刻意要咚咚咚地敲进他们小小的榆木脑袋里的精彩、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训诫的每个细节和标题。如果谁不明白，我对此表示怀疑，等他们看到自己的作品发表了的时候，等他们闻到刚刚印出的纸页散发出新鲜的味道的时候，等他们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封面上或者目录里的时候，他们自会明白。那时他们才会略微品尝到一点金钱的真正滋味：就像权力，就像一个巨人优雅的风度。那时玩笑就会减少，他们都成熟长大了，就会追随我。

除了阿图罗·贝拉诺，所有的人都会追随我，他不追随我是出于那个自己莫可名状的简单原因。“神强烈报复那些追赶骄傲的人。”那些曾经追随我的人都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事业，或者巩固已经开始但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事业，阿图罗·贝拉诺是例外，他把自己埋藏在一个万物都已发臭的世界，一个万物都散发着屎尿、腐烂、贫穷和疾病的臭味的世界，一个臭得令人窒息和麻木的世界，在那里惟一不发臭的就是我女儿的肉体。我都不想动根指头去结束他们那有悖自然的关系，但我会等待时机。有一天我发现（不要问怎么发现的，我忘了），连我的女儿，我美丽的大女儿，身上都开始散发出那个倒霉的卡斯特罗维德营地前门卫的味道。她的嘴巴开始有味儿了。那股味道已经渗透进那个可怜的营地前门卫住的公寓的墙壁。我的女儿，我不许任何人质疑她的健康状况，开始频频刷牙：起床后刷，上午刷，午饭后刷，下午四点钟刷，七点钟刷，晚饭后刷，上床前刷，但还是摆脱不掉那股味道，无法清除或者掩藏那个门卫散发出的味道，或者嗅着像个被逼到绝境的动物发出的味道，我女儿还在刷牙的间隙用李施德林漱口水来洗牙，但那股味道仍然顽固不去。那股味道消失片刻后又会其不意地出现：凌晨四点钟，在那个门卫的破烂大床上，当他在睡梦中转向我女儿操她的时候。这是一股令人无法忍受的味道，在他的耐心和老练手法之下碎散出来，那是金钱的味道，那是诗歌的味道，甚至可能是爱情的味道。

我可怜的女儿。那是我的智齿在作怪，她说。我可怜的女儿。那是我长出的最后一颗智齿。这才是我嘴里有股味道的原因，面对那个营地门卫日益强烈的冷漠，她常常这样来给自己开脱。她的智齿！“他从不说那是自然的情况，而说是另一种智慧。”一天，我请她吃晚饭。只请你一个，我说，尽管那时她跟贝拉诺几乎不见面了，但我还是讲得很开：只请你一个，宝贝。我们一直散步到凌晨三点。我聊到巨人正在照亮的那条道路，那条通向真正的文学的道路。她说到自己的智齿，说到那颗正在长出的智齿在舌尖上积淀出的崭新的语言。不久，在一次文学聚会上，貌似无意而且好像是顺便，我女儿说她跟贝拉诺彻底决裂了，而且经过深思熟虑，她不能忍受看到把贝拉诺纳入杂志杰出评论家团队后带给他的诱人前景。“真相的获得并不是依靠时间累积的智慧。”

宝贝太天真了！那一刻我多想告诉她，贝拉诺从来就没有进入过这个团队，只要翻翻最新的十期杂志就一目了然。但我什么也没说。那个巨人拥抱了她，原谅了她。生活还要继续。“时间飞逝，日日夜夜。”于连·索雷尔已经死了。

大约在那段时间，阿图罗·贝拉诺永远走出我们的生活几个月之后，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又一次听到卡斯特罗维德营地的那个深穴的嘴里传出的吼叫声。“愤怒总是被自身左右”，如塞内加所说。我醒来时浑身瑟瑟发抖。我记得那是凌晨四点，我没有继续睡，而是从书房找来皮奥·巴罗亚那篇叫《深穴》的小说，完全不知为什么要读这篇小说。太阳出来之前我已经读了两遍，第一遍读得很慢，还笼罩在睡眠的迷雾中，第二遍读得极快，又重温了某些让我茅塞顿开和不太理解的片段。我眼里满含泪水，试着读第三遍，但极度的疲惫向巨人袭来，我坐在书房的椅子里睡着了。

我醒来时已是早上九点，全身的骨头疼痛不已，我至少缩了十英寸。我冲了个澡，抓起皮奥的书，就去了办公室。这里，“未经过艰苦之努力便未能成就人生之伟大。”处理了几件急事后，我传令不许任何人打扰我，然后再次沉浸到《深穴》的孤独之中。我读完后闭上眼，想到了人的恐惧。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爬下去救那个男孩呢？我问自己。为什么连他的祖父都害怕呢？我质疑。如果他们认为孩子已经死了，为什么没有人下去寻找孩子的尸体呢？我问。真是该死！后来我合上书，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狮子般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最后实在无法忍受了，倒在沙发上紧紧地蜷成一团，让自己的律师之泪、诗人之泪、巨人之泪一下子倾泻而出，混着炽烈的浊流倾泻而出，我没有因此而镇定下来，反而把自己推向那个深穴之嘴，那个大张着的裂缝的边缘，那条裂缝我看得越来越清楚，虽然我已泪水涟涟（好像给办公室里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了一层纱布），我把这道裂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与我的心绪并不相投——与一张没有牙的嘴，一张满是牙的嘴，一种凝固的微笑，一个少女张开的阴门，一只从大地深处探望着我的眼睛，联系起来。那只眼睛，从某种黑暗的意义上而言，显得天真无邪，因为我知道，它觉得没人看得见自己，只要它也看不见任何人——这当然很荒谬，因为不可避免：它那样不停地注视时，巨人们或者像我这样的前巨人们也在看着它。我不知道那样躺了有多久。后来我起身走进卫生间洗了把脸，通知我的秘书取消当天的所有会客安排。

此后的几个星期，我仿佛生活在一场梦中，我一如既往，无论做什么都完美到位，但我已经不再沉溺于自我了，相反开始喜欢从旁观的立场审视自己，“考量自己”，怜悯自己，用最严厉的语言批评自己，嘲笑自己荒谬的循规蹈矩、做派和空洞的言辞，我知道这些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实际的意义。

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从前的那些雄心壮志何其徒劳，那些雄心壮志曾经推着法律的金色迷宫以及我所建立的一切，沿着文学的悬崖边缘旋舞。“有时，眼泪拥有语言的重量。”我觉得阿图罗·贝拉诺在见到我的刹那间就看出了：我是一个可怕的诗人。

至少爱情方面还很正常，我是说还能提起兴致，但差不多已经品尝不到性的滋味了：我不想看着自己做爱，我不想看着自己在当时结识的哪个女人无助的肉体上操动（可怜无辜的人啊！）。我很快就摆脱了她。我慢慢开始更喜欢在酒吧或者通宵夜总会里捡来、让我心旌摇荡的陌生人和女孩，最初至少想借此无耻地炫耀我那个年迈巨人的权力。有时，对不起这样说，心想如果这样的人是我女儿多好啊。我不止一次在虚拟的情景中让这一愿望变成现实，我为此痛苦至极，有时真想跑出去号叫、跳跃，尽管出于对邻居的尊重，我从来没有这样干过。无论如何，“爱不喜无用之物”，我跟许多女人睡过觉，让她们开心（我曾经把这种礼物献给年轻的诗人们，现在开始送给那些轻浮放荡的女孩了），而她们的开心又会延缓我不开心的到来，每当要睡觉和做梦，或者梦见自己在做梦，梦见从加利西亚的某个地方的某个洞穴的肚子里传出的哭喊声，我就开始不开心了，而梦中的加利西亚本身就像一头野兽的肚子，这头野兽在燃烧的天空下痛苦地张着一个巨大的绿嘴，而天空是遍地焦土的世界的天空，世界是被永远不会或者在我的有生之年不会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烧焦了的世界，有时还会梦到那匹狼在加利西亚被杀了，有时它的殉难背景又在巴斯克的乡下，在阿斯图里亚斯、阿拉贡、甚至安达鲁西亚！我记得，梦中我来到巴塞罗那避难，那是一个文明的城市，可是即便在巴塞罗那，那匹狼仍然哀号不已，疯狂折腾，天空已被撕裂，一切都难以恢复正常。

谁在折磨着我？

我不休地问自己。

当我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或者陌生的扶椅里时，谁让那匹狼日夜号叫？

“我们遭遇到的不可预料之事总是多于希望之事。”我自言自语地说。

我想是那个巨人。

有一度，我尝试就寝时不必睡着。只闭上一只眼睛。偷偷地溜进梦眠的后街。可是任凭如何努力，我还是被带到那个洞穴的唇边，“没有人想要自甘堕落”，然后站在那儿听着：在焦躁不安的睡眠中发出的鼾声，顺着微风从街上飘进来的遥远的噪声，来自过去的沉闷的响声，那些吓坏了的营员们毫无意义的说辞，那些围着洞穴转圈不知如何是好的人们的脚步声，那些宣告营地来了援救力量的声音，一个母亲的哭泣声（有时它竟变成我母亲的哭声），我女儿含混不清的言语，那个门卫下去搜寻男孩时像断头台的刀刃般落下的岩石的声音。

一天，我决定去寻找贝拉诺。我是为了自己才去找他的，为了自己的健康。1980年代，他的祖国大陆经历的灾难性的十年，仿佛不留一丝痕迹地把他吞没了。那个正确时代或者民族的诗人们，那些也许知道自己生活在哪里或者该干什么的诗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到我杂志的办公室来，但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名字已经淹没无闻。“时间可以淹没一切。”那时已经我宽恕了他和我女儿的事，我在安普尔丹打听一个地址，别人责备地看了我一眼。那是一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住过的房子。在某个绝望到极点的夜晚，我甚至给卡斯特罗维德营地打了电话。这家营地已经关闭。

过了些时日，我想我已经学会跟那个疯狂巨人以及夜复一夜从洞穴里传来的嚎叫声和平相处。在我的社交生活中（我参与了些许，得感谢那些放荡女孩），在杂志的发展过程中，在因为我是一个加利西亚移民而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总是给予我某种官方荣誉时，我力求平心静气，如果不是平心静气，那就是心不在焉。“你不喜欢的国家，你便不会把自己交给他。”在跟诗人们打交道并且得到同行认可的过程中，我力求平心静气。可我最终没有找到这种境界。相反，我找到的是孤独和敌意。我找到的是那些脆弱焦躁的女人，她们想得到天鹅绒手套般的待遇（而且都已经五十开外了！），我找到的是来自卡斯特罗维德营地的职员，他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盯着我，面对那桩无法挽救的事件时恐惧万分的加利西亚人，他们只会让我更想哭，我找到的是加入这场冲突的新杂志，它们的存在让我的杂志处于永久的危险之中。我在寻找心灵的宁静，可是却没找到。

那时，我想，皮奥的小说我已烂熟于胸，“对书本亦应有所节制”，可我还是一无所悟。表面上看我的生活好像一如既往还在平庸的现实世界里打发着，但我知道我已步入毁灭之地。

我终于染上一种致命的疾病，并且停止了工作。在为了重新赢得已经丧失的身份进行最后的搏击时，我想确保让他们把巴塞罗那城市奖颁发给我。“多关注名誉，少关注品性。”了解我健康状况的人以为我这是想趁自己还活着的时候获得死后才会得到的承认，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艰难的使命。我只想本色地而不想听着深穴边的动静死去，加泰罗尼亚人只懂得对他们路子的东西。

我立了份遗嘱。我把自己的世俗财产分给了家里的女人和两个我深爱的放荡女孩，这笔财产没有我想像的那么巨大。我不愿想像女儿们发现自己必须与两个街头女郎分享我的金钱时脸上露出的那副表情。“一如吸食毒品。”然后，我坐在黑洞洞的办公室里，看着柔弱的肉体和坚强的思想从我面前经过，仿佛出现在一幅立体画中，仿佛彼此厌恶着对方的丈夫和妻子，我又看见坚强的肉体和柔弱的思想手拉手经过，这是另外一对夫妇，我看见他们在一个很像城堡公园（尽管有时它更像丘塞佩·加里鲍尔迪广场附近的加尼科洛公园）的园子里漫步，很疲惫但仍然坚持不懈，迈着癌症病人或者前列腺患者的步子，衣冠楚楚，身上笼罩着可怕的尊严的光环，坚强肉体和柔弱思想从右走向左，柔弱肉体和坚强思想从左走向右，每次交叉而过时他们会互相打招呼，但并不停下来，打招呼是出于礼貌或者别的时候散步时认识了的缘故，那种相识可能很浅淡，可是我想：天哪，聊吧，聊吧，彼此说话吧，对话是打开任何大门的钥匙，“话如泉涌一般”，可是柔弱思想和坚强思想只是点点头，也许他们的配偶只是用眼皮鞠个躬（眼皮是不会鞠躬的，托尼·梅利拉有一天告诉我，但他完全错了，眼皮当然会鞠躬，眼皮还会下跪呢），骄傲得像母狗，柔弱肉体和强壮肉体，一起沉入命运的严峻考验，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这样讲完全不知所云，但是温柔得像在山腰失踪的母狗。

后来我住进巴塞罗那的一家医院，再后来又转到纽约的一家诊所，一天晚上，我内心深处加利西亚人的劣根性油然而起，我拔掉各种管子，穿好衣服，踏上罗马去旅行，在那里住进我朋友克劳迪奥·帕勒默·里兹医生工作（他利用自己有限的业余时间写诗）的英伦医院，经过数不清的化验和侮辱（跟在巴塞罗那和纽约的遭遇一样），诊断结果是我只有几天日子可活了。“谁挖洞，谁便栽进去。”

于是我就到这儿了，再没有力量返回巴塞罗那，也没有勇气永远地离开医院，尽管每天晚上我都穿戴整齐出去，在罗马的月光下散步，很久以前我第一次见识时很欣赏的月光，那已经是遥远的过去，那时我天真地以为这月光很开心、永远不会迷茫，而今天我只能用阵阵歇斯底里的怀疑回忆了。我的脚步引领着我，坚定有力，沿着克劳迪娅街走到罗马竞技场，然后沿着黄金宫大街走到梅塞纳特街，然后向左转，经过博塔街，沿着特雷安诺浴场继续走去，就在这里我步入了地狱。“走向了毁灭。”这时我听到好像从那个深穴的嘴里放出的类似阵阵狂风的嚎叫声，上帝保佑，我努力理解其中蕴藏的语言含义，但一无所获，任凭我如何努力。有一天，我跟克劳迪奥谈起这事儿。医生，我说，每天晚上我出去散步，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幻觉。你看见什么了？这位诗人医生问。倒没看见什么，全是幻听。那你听见什么了？这位肃穆的西西里后裔问，看上去心情明显释然。嚎叫声，我说。嗯，考虑到你的健康状况和敏感，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可以说属于正常。稍安勿躁。

无论如何，我没有把自己经历过和想到的一切全告诉这个无动于衷的克劳迪奥。“无知令人盲信，多识引发恐惧。”比如，我没有告诉他家里人还不知道我的健康状况。比如：我没有告诉他我严禁家人来看望我。比如：我没有告诉他绝对有把握自己不会死在他的医院里，会在某天晚上死在特雷安诺公园里，掩藏在灌木丛中。我能拖着身子，我能凭着自己的力量来到我最后栖身、满是树叶的隐蔽之地吗？别人，如罗马的恶棍，罗马的妓女，罗马的精神变态狂，会在燃烧的灌木中掩藏掉我的尸体，湮没他们的犯罪证据吗？无论如何，我知道我不是死在浴室就是公园。我知道这个巨人或者巨人的影子将随着从黄金宫释放出来并在整个罗马弥漫开来的嚎叫声收缩掉，那犹如一团不祥的黑云的嚎叫声，我知道这个巨人会说或者喃喃地嘟囔：救救这个孩子，我知道不会有人听到他的恳求。

诗歌就到此为止吧，这个陪伴我多年的靠不住的恶毒皇后耶洗别[4]。“闻起来有股燃烧灯油的味道[5]。”现在还是讲一两个笑话的好，但此时此刻我只能想到一个，只能想到一个。而且，还是一个加利西亚人的笑话。也许你已经听说过。一个人行走在森林中。比如我，走进一片像特雷安诺公园或者特雷安诺浴场这种地方，但面积比它们大一百倍，而且不曾遭到过破坏。这个人走进森林去散步，我也走进去散步，从这片森林穿越过去，途中我碰到五万个加利西亚人，他们边走边哭。我站住（一个和蔼的巨人，一个最后一次显得有趣的巨人）问他们为什么要哭。一个加利西亚人停下说：因为我们太孤独了，我们迷失了方向。

1　原文为拉丁文，本篇引号中的引用均为拉丁名言、谚语以及同时代名人的言论，为方便读者阅读现译成中文。（拉丁文中译者：马晓玲）

2　卡图卢斯（Catullus，公元前约87－公元前54），古罗马诗人。他传下一百一十六首诗，包括神话诗、爱情诗等。对后世诗人奥维德、莎士比亚等都有所影响。

3　Julien Sorel，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主人公。

4　Jezebel，腓尼基的公主和以色列国王亚哈之妻，行为残忍而放荡。

5　原文是Olet lucernam，指叙述起来冗长乏味。

21

丹尼尔·格罗斯曼，坐在阿拉米达的一把条椅上，墨西哥城联邦区，1993年2月。

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了，我回到墨西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他的情况，打听诺尔曼·博尔斯曼的消息，想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他父母告诉我，他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书，他大量的时间都待在安格尔港附近租的一个地方，那里没有电话，他窝在里面写作、思考。后来我又给其他朋友打了电话。我询问了许多事儿。我常出去吃晚饭。所以我知道他跟克劳迪娅的关系已经结束了。现在诺尔曼一个人生活。一天，我在一个画家那里见到克劳迪娅，我们三个人，克劳迪娅、诺尔曼和我，少年时代就认识这个画家。我推算，那时这个画家顶多只有十六岁。那时我们都说他将来会很了不起。晚餐非常可口，正宗的墨西哥菜，我想这是为了给我接风，为了欢迎我长久别离后又回到墨西哥，后来，我和克劳迪娅走到露台上，我们抱怨着主人，打趣着他。克劳迪娅还是那么迷人。还记得这个傻瓜怎么经常发誓说他比帕伦还出色吗？结果比奎瓦斯还差劲！我不知道克劳迪娅此话是否当真，她从来都不喜欢奎瓦斯，但她经常见这位画家，亚伯拉罕·曼苏尔，亚伯拉罕在墨西哥艺术界已经颇有名气，他的画远售美国，但肯定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前途无量的孩子，那个我和克劳迪娅、诺尔曼在70年代的墨西哥城就认识的孩子，想起他来我们都感觉有些微屈尊，因为那时他比我们还小两三岁，那个年代，作为艺术家的化身或者艺术家的领头人，差几年时间是有区别的。总之，克劳迪娅已经不再那样看他了。我也如此。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不指望他有什么大出息了。看他那圆圆胖胖的样子，不就一个墨西哥犹太小矮个嘛，有很多朋友，很多钱罢了。其实，他跟我这个高高瘦瘦的失业犹太人没什么两样，跟美艳夺目的阿根廷后裔、墨西哥犹太人、在墨西哥城一家最大的画廊做公关的克劳迪娅没什么两样。大家都大睁着眼睛，困锁在一个黑暗的过道口，动也不动，就那么等着而已。当然这样说也许稍嫌夸张了。

那天晚上，至少我没有求全责备或者批评、取笑这位画家，他好心好意邀请我吃晚饭，尽管请我过去纯粹是为了炫耀，席间谈论的全是他在达拉斯或者圣地亚哥举办的画展，听人说这些城市现在差不多已经属于墨西哥了。后来我和克劳迪娅以及她的情人走了，那人是个律师，可能比她大十岁甚至十五岁，离过婚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是一家德国公司驻墨西哥分部的头儿，对一切都显得忧心忡忡的。我忘记克劳迪娅对他的昵称了，不久，他们又分手了。克劳迪娅过去就是这样，现在仍然如故，她的男朋友没一个能维持一年以上的。我们其实很少交流。我们从不说严肃的事儿，从不过问彼此本该过问的事儿。那天晚上我印象最深的是饭菜，吃得津津有味，这位画家和他的朋友们的部分作品散放在巨穴似的起居室里，我还记得克劳迪娅的笑脸、墨西哥城黑暗的街道，以及回父母家的路程，距离没有我想的那么近，我在父母家一直住到诸事都办妥了。

没过多长时间，我就去了趟安格尔港。我是乘巴士去的，从墨西哥城坐到瓦哈卡，然后又换另一条巴士路线到安格尔港，终于到那儿时我已很疲惫，浑身疼痛，只想倒在床上好好睡一觉。诺尔曼住在城镇的边缘，在一个叫拉洛马的小区里。那是一幢两层的楼房，基底是水泥块，上面是木结构，屋顶铺着瓦，带一个长满枝繁叶茂的九重葛的小院。当然，诺尔曼没想到我会来，但是我们相见时，我感觉他是惟一对我归来觉得很开心的人。自从踏进墨西哥城机场后一直想挥去的那种疏离感，随着巴士不断深入瓦哈卡，在不知不觉间淡化了，我释然地确信自己又回到了墨西哥，而且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可是，我还不清楚如果这些变化真的出现了，是好还是坏，但几乎所有的改变都是如此，在墨西哥更是如此。诺尔曼的款待是那么慷慨，我们在海边泡了五天，在后廊挂在钉子上的吊床的阴凉中看书阅读，吊床一点一点滑落下来，最后我们的脊背都触着地板了，我们喝了很多啤酒，绕着拉洛马一个悬崖林立的地带漫步了很长时间，有时还关进海滨森林边的渔民小屋，盗贼随便一脚踢开道墙就能闯进那种小屋。我们敢说这一脚能踏出一个洞或者让整座小屋轰然倒塌。

那些小屋何其脆弱不堪，尽管我只是此刻才忽然想到这点，它让我老觉得很好笑，倒不是因为不安全或者简陋，而是因为某种隐隐约约的关心和预感，我也许没说太清楚。诺尔曼管这儿叫“度假胜地”，可在我逗留期间，没见一个人影上这儿的海边来游泳。那里的水很硬。白天其他时间我们都用来聊天了，特别是聊政治和国事，我们的角度虽然与众不同，但在我们看来现实似乎同样古怪，聊完后诺尔曼又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写一篇论尼采的文章，打算在《墨西哥学派》杂志上发表。现在想来，我觉得其实我们没有怎么交谈。就是说我们很少谈论自己。某天晚上我可能谈到过自己的情况。我可能给他讲了自己的经历，在以色列和欧洲的生活，但我们从来没有互相交流着那样聊天。

我在那里待到第六天后，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们出发去墨西哥城。星期一诺尔曼得在大学上课，我得找工作。我们开着诺尔曼的白色雷诺牌小车离开安格尔港，这辆小车只有当他去瓦哈卡时才会使用，因为在墨西哥城，他更喜欢乘公交车四处漫游。我们谈起尼采的《道德谱系》，诺尔曼每次重读都会发现（令他感到沮丧）这位哲学家和很快掌握德国政权的纳粹之间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点。我们谈论天气，谈论季节，我们谈论我已经疏远但还想用明信片一次又一次保持联系的人，我说会想念他们，而诺尔曼安慰我说我很快就会忘掉。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聊起了克劳迪娅。我只知道我之所以意识到这点，是因为后来我什么也不说开始听他讲了。他说他们之间的关系自从他开始在大学工作后很快就结束了，这个我已经知道了，分手的痛苦也没有大家预想的那么严重。你也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他说，我说是，我知道。他又说从那时起他跟女人的关系就比较冷淡了。说完他笑了。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大笑的样子。路上看不到一辆车，只有树木、山丘和天空，以及雷诺车从空气中切穿过去的声音。他说他还跟女人睡觉，或者说他还喜欢跟女人睡觉，但在某种意义上，他很清楚自己在那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多了。都有什么问题啊？我问。多了，很多问题，诺尔曼说。难道兴奋不起来吗？我问。诺尔曼笑了。是吗，硬不起来吗？我说。这只是一种症状，他说，还算不上问题。这等于回答了我的问题，你兴奋不起来。诺尔曼又笑了。他把车窗降下来，风扑吹着他的头发。他的肤色晒得黝黑。他好像还挺开心。我们两个都笑了。有时我确实硬不起来，他说，不过“硬起”这算什么话啊？不，是偶尔硬不起来，但那只是一种症状，有时连症状都不是。有时这不过是个玩笑，他说。我问他这段时间是不是没有找过任何人，这似乎是个自问自答的问题，诺尔曼说找过，在某种意义上找过，但他和这个女人都想再等等，克制着关系不要发展得太快了，这是一种建立在冰上的关系。这女人是个离了婚的哲学教授，带着两个孩子，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想像她长得很丑，或者至少没有克劳迪娅漂亮。

后来他又谈起孩子来，一般意义上的孩子，特别是安格尔港的孩子，问我觉得安格尔港的孩子怎么样，其实我丝毫不曾想过我们正抛在身后的这个镇子的孩子，我的意思是说，我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这时诺尔曼盯着我说：每当想到他们，我就放不下。就是这种感觉。这种感觉老萦绕着我。我想：他最好盯着高速公路而不要看着我，我又想：会出事的。但我什么也没说。我没有说：当心点开，我没有说：诺尔曼，然后呢？而是看着风景：树木、云朵、群山、连绵的山丘、回归线，诺尔曼已经在说别的事儿了，克劳迪娅做过一个梦，什么时候？不久前，一天克劳迪娅大清早来电话给他讲这个梦。这说明他们还是挺亲密的朋友。你知道梦见什么了吗？他问。伙计，你为什么要我替你解析这个梦呢？这个梦跟色彩有关，背景是一场战役，一场逐渐平息的战役，怎么解释都可以。但诺尔曼却说：她梦见了我们不曾有过的孩子。去死吧，我说。这就是这个梦的意思。那么照你说，这场逐渐平息的战役就是你们还没有生下来的孩子了？差不多吧，诺尔曼说，那是一场影子战斗。那颜色是怎么回事呢？那是残留物，诺尔曼说，一种劣质的残留物的结晶。

后来我又想起那个画家和他的抽象画，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告诉诺尔曼（我肯定在安格尔港跟他讨论过这个）那个恶心鬼亚伯拉罕·曼苏尔在各种小团体中玩得很开，我也许是想换个话题，也许因为当时只能说这个，刹那间，我觉得说什么都没有意义，因为掌握话语主导权的是诺尔曼，我再说什么都无法改变这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小车速度已经超过八十英里，上了沙漠路。你看到过他的画吗？诺尔曼问。看过一点儿，我说。你觉得怎么样？诺尔曼问，好像我们在安格尔港说过的一切都已忘记。还不错，我说。克劳迪娅觉得怎么样呢？她没有跟我说起过自己的想法，我说。我们这样聊了会儿。诺尔曼开始谈起墨西哥绘画、公路状况、大学政治、梦的解析、安格尔港的孩子们、尼采，我隔很长时间才插句单音节词的评论，问一句，想把基本概念弄清楚，我只想尽快赶回墨西哥，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踏上瓦哈卡了。

这时诺尔曼说：乌里塞斯·利马。你还记得乌里塞斯·利马吗？我当然记得，怎么会忘了他呢？诺尔曼说：最近我老想到他，听上去好像乌里塞斯·利马是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而我很清楚利马不过是个短暂的插曲，而且当时还是一个恼人的插曲呢。诺尔曼瞥了我一眼，好像在期待着挤一下眼或者会心地看一看他，我却只说了句，看着路面，小心点，因为小车正向左边偏过去，我们已经上了马路牙子，但诺尔曼似乎毫不介意，他猛一打方向盘，又把我们弄到公路中央，继续向前奔驰，我又盯着他说：那时觉得怎么样呢，乌里塞斯·利马跟我们在特拉维夫度过的那些日子？诺尔曼说：你没注意到有什么异常吗？有什么非同寻常之处？这个极端正常的诺尔曼。我说：一切都很正常！因为乌里塞斯就是这样的人，而且我们私下都希望他那样呢。诺尔曼不这样想，他跟乌里塞斯不是朋友，只知道他的声名，而我和克劳迪娅，当时我们想将来会成为作家，而且为了属于那个本质上很可怜的团体，本能现实主义者，愿意献出一切。青春就是一场骗局。

这时诺尔曼说：这跟本能现实主义毫无关系，傻蛋，你什么都不明白。我说，好吧，那跟什么有关系？我松了口气，诺尔曼不再盯着我看了，把注意力在公路上集中了片刻，接着又说：跟生活有关系，跟我们不知不觉失去的一切有关系，跟我们可以重新获得的一切有关系。我们能重新获得什么呢？我问。我们失去的啊，诺尔曼说，我们可以原封不动地重新获得它。要理论起来很容易，但却我打开窗户，让暖风吹拂着头发。树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从路边闪过。我们能重新获得什么呢？我想，我忽然意识到我们的行驶速度越来越快，而直线路段并不多，可我并不担心，也许因为诺尔曼开车向来很小心，他还能讲话，还能看着我，还能在置物盒里找香烟点上，甚至不时地向后面瞥一眼，从不把脚从加速器上拿开。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我们那场游戏，只要我们愿意，我听到他说。你还记得乌里塞斯跟我们在特拉维夫待过的那些日子吗？当然记得，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来特拉维夫吗？该死的乌里塞斯，我当然知道：因为他爱着克劳迪娅，我说。他疯狂地爱着克劳迪娅，诺尔曼纠正我说，疯狂得他都不知道究竟中了什么魔。他什么混账事儿都不知道，我说，其实我都不知道他干吗没去自杀。你错了，诺尔曼说（其实他已经在喊叫了），你错了，你错了，他就是想死也死不了。那么，他是冲克劳迪娅而来，他来找克劳迪娅，我说，这简直太错了。没错，他是为克劳迪娅而来，诺尔曼大笑着说。该死的克劳迪娅，你还记得她有多漂亮吗？当然记得，我说。你还记得乌里塞斯在我们宿舍睡哪儿吗？沙发上，我说。睡在那个混账沙发上！诺尔曼说。那个浪漫爱情的本质所在。门口那块地方。诺尔曼的地盘。这时诺尔曼开始喃喃自语起来，轻微得在公路上呼啸而过的小车制造出的噪声和掠过我的胳膊攀到左脸的风发出的声音的间歇，我得费很大的劲才能弄明白他的话意：有几个晚上，他说，他老想哭。什么？我问。有几个晚上，我起来上卫生间，总是听到他在抽泣。乌里塞斯？是啊，你没有听到过吗？没有，我说，我脑袋一挨枕头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多好，诺尔曼说，话虽这么说，可他的口气似乎在暗示我那样挺糟糕，伙计。他为什么哭呢？我问，不知道，诺尔曼说，我从没问过，我正好去卫生间，经过起居室时听到了他的声音，就这样，甚至都不一定在哭，没准只是抽搐，我听到的可能是快感的声音呢，明白我的意思吗？嗯，多少明白点吧，我说。可是接着他好像又不抽搐了，或者不哭泣了，诺尔曼说。那干吗呢？可能睡着了吧，诺尔曼说，也许那是乌里塞斯梦里发出的声音。他在梦里哭泣？你没有在梦里哭过吗？诺尔曼问。说实话，没有。我说。最初几个晚上，我真有点怕，诺尔曼说，害怕站在起居室，站在黑暗中，听着他的声音。可是，一天晚上，我彻夜未眠，忽然间我什么都明白了。明白什么了？我问。一切，最关键的东西，诺尔曼说，然后大笑起来。明白乌里塞斯正在梦见的东西吗？不，不，诺尔曼说，小车向前冲去。

真是好蹊跷，这一冲让我想起一个月后跟乌里塞斯一块儿来的那个奥地利巨人，我问诺尔曼：你还记得跟乌里塞斯一块儿来的朋友，那个奥地利孩子吗？诺尔曼笑了，说当然记得，但不是那么回事了，乌里塞斯回到特拉维夫时已经变了，或者说还是同一个人，但晚上不再抽泣了，他不哭了，我一直在观察他，我注意到这点了，或许那个杂种乌里塞斯不再自我放纵了，谁知道。诺尔曼又说：刚开始就那样了，当时他一个人睡在扶椅里。当时那样，后来就不了。当然，肯定是这样，我说。当时他还没有跟那个奥地利人来呢。他什么也没说起过？说什么呢？诺尔曼问。看在他妈的无论什么的分上，什么都可以，我说。这时诺尔曼又笑了，说：乌里塞斯哭泣是因为什么都没个结果，他知道还得重返以色列。遥遥无期的返回？操他妈的遥遥无期的返回！立刻！可是克劳迪娅已经不在以色列生活了，我说。不管克劳迪娅在哪儿生活，在以色列，诺尔曼说，还是在无论哪个混账地方，不管你叫它什么的地方，墨西哥、以色列、法国还是美国、地球，他都不在乎。不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没有，我说，乌里塞斯知道你和克劳迪娅的关系会结束吗？然后他还会再试一试吗？你什么都没明白。我跟这个毫无关系，克劳迪娅也跟这毫无关系。有时连那个杂种乌里塞斯也与这个没关系。那些眼泪就足够了。我想你说得对，我不懂你的意思，我说。

这时诺尔曼看着我，我敢说他脸上的表情就跟十五六岁时一样，我们在高中认识时的那副表情，那时他还很瘦削，长着鸟儿般的脸蛋，留着长头发，眼睛非常亮，那微笑能让你顷刻间就喜欢上他，那是一种今天还在明天就会没有的微笑。就在这时那辆卡车莽撞地向我们冲来，诺尔曼突然转变方向试图躲过它，这时我们就飞起来了。诺尔曼飞起来了，我飞起来了，玻璃飞起来了。最后我们在该完蛋的地方全完蛋了。

我醒来时已经躺在普埃布拉的医院了，父母或者他们的影子在病房对面的墙上移动着。后来克劳迪娅来了，吻了吻我的额头，在床边陪着坐了几个小时，或许别人这样告诉我她坐了几个小时。几天后他们告诉我诺尔曼死了。又过了一个半月我出院了，跟父母住一起。常有我不认识的亲戚和已经忘记的朋友来看望。我不觉得烦扰，但还是决定搬出去自己一个人住。我在安苏雷斯区租了幢小房子，带卫生间和厨房，还有一个大屋，我渐渐开始绕墨西哥城长途散步。我一瘸一拐，有时还迷路，但步行对我有好处。一天早上，我开始找工作了。本来没这个必要，父母说他们可以养着我，直到我的身体更结实。我回大学找到诺尔曼的两个朋友谈了谈。他们见到我后好像挺惊讶，说诺尔曼是他们认识的最出色的人之一。这两个人都是哲学教授，库奥特莫克·卡德拉斯的支持者。我问他们诺尔曼怎么看卡德拉斯。支持他，他们说，尽管是以自己的方式，跟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但还是支持他的。说实话，当时我觉得自己寻找的并不是诺尔曼的政治脉络而是别的什么，究竟是别的什么连我自己都理不清楚。我还跟克劳迪娅吃了几次晚饭。我想谈谈诺尔曼，想告诉她我和诺尔曼从安格尔港回来的路上说了些什么，但克劳迪娅说，谈这些东西让她很伤心。不过，她接着说，你住院的时候，不断地复述着和诺尔曼的最后的谈话。我都说什么了？无非是神志不清的人都会讲的那种话，克劳迪娅说，有时你一遍又一遍地说着现场情景，有时又迅速转变话题，让人不知所云。

任凭我如何努力，还是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一天晚上，我正睡觉时，诺尔曼出现在我眼前，让我不要紧张，还说他很好。后来，但我拿不准是在梦里还是在尖叫中醒来后，我觉得诺尔曼好像上了墨西哥的天堂，而不是犹太人的天堂，更不是哲学或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天堂。可那该死的墨西哥天堂究竟是什么呢？幸福的伪装？背后到底有何深意呢？不过是虚妄的姿态？背后到底隐藏着（出于生存的原因）什么呢？不久，我开始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了。一天晚上喝醉后，我想给在巴塞罗那的阿图罗·贝拉诺打个电话。我试打的那个号码的电话里有人告诉我这里没有住着这个名字的人。我跟阿图罗的朋友穆勒说起这事，他说阿图罗在意大利了。他在意大利干吗？我问。不知道，穆勒说，工作吧，我想。打完这个电话后我开始在墨西哥城找乌里塞斯·利马。我知道我得找到他，问他诺尔曼在最后的谈话中到底想说什么。可是在墨西哥城找人说起来简单，真找起来可不容易。

我来回奔波了好几个月，又是乘地铁，又是挤公交，又是给我不认识也不想认识的人打电话。我被抢劫了三次。起先，没有人听说过也不想听有关乌里塞斯的任何事儿。我聊过的人中有的说他已经沦为酒鬼和吸毒者了。他已经沦为连最亲密的朋友都感到震惊的恶棍。有的人说，他已经结婚了，整天待在家里。有的说他妻子是日本裔或者一个中国家庭的惟一继承人，在墨西哥城拥有众多连锁咖啡店。这些信息全都模糊不清，令人沮丧。

一天，在一次聚会上，有人介绍我认识曾跟乌里塞斯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女人。不是那个中国女人，而是更早的一个。

她很瘦，眼睛十分犀利。我们站在一个角落聊了会儿，她的朋友们都在吸可卡因，她说她有个儿子，但是跟另一个男人生的。乌里塞斯一直待他如父。

待你的儿子像父亲一样？大概是吧，她说。对我的儿子像父亲一样，对我也像父亲一样。我仔细看着她。我怀疑她是在跟我开玩笑。除了她的眼睛，她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无助感。

后来她开始聊起毒品，也许她觉得这是惟一有讨论价值的话题，我问她乌里塞斯是不是吸毒上瘾。刚开始没有，她说，只是贩些毒品，但跟我在一起后就开始吸了。我问她乌里塞斯写不写东西。她没有理我，也许不想回答。我又问她是否知道怎么才能找到乌里塞斯，她说不清楚。他大概已经死了吧，她说。

在这一刻，我才发觉这个女人有病，可能病得相当厉害，我不知道还能跟她说什么，我就想快点离开这儿把她忘了。可我居然跟她待到（或者待在她附近，因为只要有她在那里，无论多久都让人无法忍受）天亮聚会结束了。后来我俩甚至一块儿离开，步行了几个街区，走到最近的地铁站。我们在塔库巴亚上了车。晚间那个时候乘地铁的人个个都好像得了病。她去了一个方向，我去了另一个方向。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我们默默地坐了会儿。两个小伙子似乎累了，我也累了。恩卡纳西翁·古斯曼后来怎么了？一个小伙子忽然问了这么一句。这是我最不想听到的问题，但又是惟一能让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的问题。我回答得慢慢腾腾。或许我先用心灵感应的方式作答了，就像一个喝醉了的老人经常干的那样，接着我悍然张开自己的大嘴说：没什么，小伙子们。她没怎么样，跟帕布里托·莱斯卡诺或者我甚至曼努埃尔一样，没怎么样。生活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遗弃在我们想停留或者它方便丢弃的地方，然后就忘掉了我们，这本来也很正常。恩卡纳西翁结婚了。她太漂亮了，很难以一个老处女终了一生。一天下午，她出现在我们邂逅的咖啡店，邀请我们去参加婚礼时，我们都吃了一惊。也许这种邀请只是开个玩笑，她过来其实只是为了炫耀。当然，我们都祝贺了，说太棒了，恩卡纳西翁，太让人惊喜和意外了，后来我们没有去参加她的婚礼，不过也许我们中有一两个去了。恩卡纳西翁的婚礼对塞萨雷亚有什么影响？我想是消极的吧，虽然你永远搞不清对塞萨雷亚来说事情究竟有多糟，但她不高兴，肯定跟这个有关。我们没有发觉，可当时一切都不可挽回地滑向悬崖的边缘。也许这样说太过了。那时我们都开始走下坡路了。没人想再攀回去，也许除了曼努埃尔，他以自己的方式继续攀登，但此外没有第二人了。该死的生活是很苦涩的，不是吗，小伙子们？我问。他们说：我想是吧，阿马德奥。后来我又想起帕布里托·莱斯卡诺，不久他也结婚了，我参加了他的婚礼（那是一种市民仪式），我想起了新娘的父亲举办的那场盛宴，在一家会所举办的豪华宴请，这个会所已经不存在了，就在贝伦拱门附近，在德里西亚斯大街上，我想，盛宴前后都有婚礼乐手的表演和致辞，我看见帕布里托的前额被汗水浸得闪闪发亮，他朗诵了一首献给新娘和新娘全家的赞美诗，从那时起这个家就像自己的家，他开始朗读前先看了看我和我旁边的塞萨雷亚，朝我们眨眨眼，好像在说别担心，朋友们，你们永远是我的秘密之家，或许是我这样想，尽管我可能想错了。帕布里托的婚礼举办后没几天，塞萨雷亚就永远离开墨西哥城了。一天下午我们走出一家电影院时在路上不期而遇，其实这纯属巧合，不是吗？我出来时一个人，塞萨雷亚也是一个人，我们步行了一段路，聊了会儿电影。什么电影？我忘了，小伙子们，要是卓别林的东西的话也许会记得更清楚些，但确实记不得了。只记得我们都喜欢这部影片，能告诉你们的就这些了，还记得电影院在阿拉米达的对过，塞萨雷亚和我先是步行穿过阿拉米达，然后向城中心走去，我记得不知什么时候我问起她的生活来，她说就要离开墨西哥城了。后来我们又谈到帕布里托的婚礼，谈话中又引出恩卡纳西翁。塞萨雷亚参加过她的婚礼，我问她怎么样，说说吧，她说非常精彩，非常感人，就说了这些。而且，跟所有的婚礼一样也很伤感吧，我又补充了一句。不，塞萨雷亚说，我这样告诉两个小伙子，婚礼并不让人觉得伤感，阿马德奥，她说，婚礼都是很幸福的。可说实话我就对谈论塞萨雷亚的情况感兴趣，恩卡纳西翁就免了吧。杂志怎么样了？我问。本能现实主义怎么样了？我问到这个时她笑了。我还记得她的笑声，小伙子们，我说，当时夜幕已经降临墨西哥城，塞萨雷亚笑得像个鬼魂，就像她后来变成的失踪者，那笑声让我的心脏都惊悸了，这笑声让我就想快点逃离她，同时又让我明白了，丝毫不必怀疑，我无处可逃。后来我又想起问她打算上哪儿去。我以为她可能不愿意讲，塞萨雷亚就是这样一个人，她不愿意让我知道。可她居然告诉我了：去索诺拉，她本来就来自那片大地，她说了出来，就像别人告诉你几点了或者说早上好那样自然。可是，为什么去那里呢，塞萨雷亚？我问，你没想过，如果你现在走了，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文学事业吗？你想过索诺拉是一片不毛之地吗？你去那里干什么啊？我问了些诸如此类的话。小伙子们，一个人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时就会问这种问题。我们一边走着，塞萨雷亚一边望着我，说她在这里一无所有。你疯了吗？我说。你糊涂了吗，塞萨雷亚？你在这里有工作，有朋友，曼努埃尔特别欣赏你，我也很欣赏你，吉尔曼和阿克莱斯也很欣赏你，没有了你，将军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是一个尖锐主义者，肉体和灵魂都是。你可以帮助我们建造尖锐城，塞萨雷亚，我说。这时她笑了，好像我在讲一个精彩但她已经听说过的笑话，她说一个星期前就辞了工作，无论如何她从来都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者，不是尖锐主义者。我也是，我说或者大叫着，我们所有的墨西哥人都更像本能现实主义者而不是尖锐主义者，可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尖锐主义和本能现实主义不过是把我们领向我们真正想去的地方的两副面具。领向哪里？她问。领向现代化，塞萨雷亚，我说，领向该死的现代化。这时，就在这时，我问她辞去“我的将军”的工作是否属实。她说当然是真的了。他怎么说的？我问。他几乎疯了，塞萨雷亚大笑着说。然后呢？就这些了，他不相信我是当真的，但如果他认为我还会回来，他最好是坐着恭候，因为要不然他会很累的。可怜的人，我说。塞萨雷亚笑了。你在索诺拉有亲戚吗？我问，没有，我想没有吧，她说。那你怎么办？我说。找份工作，找地方住下，塞萨雷亚说。就是这样了？我问。这就是命运给你准备好的一切吗？塞萨雷亚，我亲爱的？我说，不过我也许没有说亲爱的，我可能只是这样想了。塞萨雷亚看了我一眼，漫不经心地迅速一瞥，她说找个地方住下，找个地方工作，这是我们人类的共同命运。说实话，你挺保守的，阿马德奥，她说（但说得很怜惜）。我们继续那样聊了会儿。我们好像在争辩，但并没有争什么。我们好像在互相责备，但没有责备什么。忽然，就在我们走到从此要永远分开的那条街上时，我试着想了想塞萨雷亚在索诺拉的情景，但想像不出来。我看见了那片沙漠，或者看见了当时我想像中的沙漠，因为我从来没去过那里，小伙子们，我说，我只是在电影或者电视里看见过沙漠，但从未去过那里，感谢上帝，我看见沙漠中一个点在沿着一条没有尽头的缎带移动，这个点就是塞萨雷亚，这条缎带就是一条通向一个无名城市或者镇子的公路，接着，我像一只忧伤的秃鹰般猛扑下去，把自己病态的想像力落在一块岩石上，我看见塞萨雷亚继续行走着，但已经跟我熟悉的塞萨雷亚不是一个人了，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一个在索诺拉沙漠的阳光下穿着黑衣的肥胖的印第安女人，我说了或者试图说再见，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本能现实主义者之母，可是出口的却是一句可怜的咕哝声，衷心祝福你好，亲爱的塞萨雷亚，我试图说，代表帕布里托和曼努埃尔，代表阿克莱斯和无动于衷的李斯特，代表恩卡纳西翁和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但出口的却是一阵咯咯声，好像我突然得了心脏病，当然苍天不容如此，或者得了哮喘病，后来我又看到了塞萨雷亚，走在我旁边，依然那么踏实自信、毅然决然、勇敢无畏，我说：塞萨雷亚，好好想想，别犯傻，留心你的脚下，她笑着说：阿马德奥，我知道自己在干吗，然后我们又聊起政治，塞萨雷亚对这个话题的兴趣已经越来越淡，好像政治和她都已疯狂，她在这个话题上常有逗人之见，比如会说，墨西哥革命将在第22世纪再次出现，这是对任何人都没有安抚作用的胡说八道，是吧？我们还谈了文学、诗歌，墨西哥城最近的新闻，文学沙龙里的流言蜚语，谈到萨尔瓦多·诺沃正在写的东西，谈到斗牛士和政客、合唱团女孩的报道，我们在这些话题上机智地保持着意见上的一致，谁也不想细究，或者不想费劲细究。后来塞萨雷亚站住了，好像忽然记起把什么重要的事儿忘了，她一言不发，望着地面或者那时的过路行人，但却视而不见，眉宇紧蹙，小伙子们，我说，这时她盯着我，起先也视而不见，后来才把神儿回到我身上，她笑着说再见了，阿马德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活生生的人。也许很洒脱。于是一切都结束了。

22

苏珊娜·普伊赫，约塞普·塔拉德尔拉斯大街，卡莱尔拉海滨，加泰罗尼亚，1994年6月。

他给我打来电话。我已经好久没跟他说过话了。他说你可以去什么什么海滩，在什么什么日子，在什么什么时间。你到底在说什么啊？我问。你必须要去那儿，你必须得去，他说。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喝醉了？我说。拜托，我真希望你能去那儿，他说，又重复了一遍那个海滩的名字、日期和时间。你就不能上我家里来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这儿谈谈。我不想谈，他说，我再也不想谈了，一切都结束了，再谈已经没有丝毫意义，他说。我很想把电话挂了，但还是没挂。我刚吃过晚饭，正在看电视上放的一部电影，是法国片，记不清片名了，忘了导演或者演员是谁，只记得是讲一个歌手的故事，一个有点歇斯底里的女孩，我想，她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倒霉的家伙。我像往常那样调低音量，跟他说话时目光依然盯着电视：房间、窗户、电影里出现的人脸，这些事物的出现完全没有道理。桌子已经清理干净，沙发上放了本书，那是晚上等我厌倦了电影上床后打算开始读的一本小说。你要过来吗？他问。为什么过来啊？我说，其实我心里在想着别的事儿，想着那个歌手何其顽固，想着她的眼泪，抑制不住涌出的眼泪、愤恨的眼泪，尽管我不知道这是否讲得通。因为一个人心怀愤恨是很难哭出来的，很难厌恶让你哭泣的那个人的。这样你就可以见到我啊，他说。最后时刻，最后一次，他还继续坚持着。你在听吗？我问。有那么片刻我以为他挂了电话。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相信他使的是公用电话，完全能想像得出，是用他住的镇子的帕塞奥·马利蒂默街上的一部电话打的，从我这里去那儿坐火车只需二十分钟，坐小车只需十五分钟，不知怎么那天晚上我想起距离问题来了，但他应该没有挂掉，因为我能听到小车的声音，除非我没有把家里全部窗户都关严，听到的是自己住的那条街上的噪声。你在吗？我说。在听着，他说，你过来吗？这简直太痛苦了！如果我们不想谈什么，你要我过去干吗啊？如果我们彼此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你让我过去干吗啊？我还真不知道，他说，我可能疯了吧。我也想到这个了只是没说出口。你看到儿子了吗？看到了，他说。他怎么样啊？挺好，他说，长得很英俊，一天比一天大了。你的前妻呢？也很好，他说。你为什么不搬回去一起住呢？别问这样白痴的问题，他说。我的意思是就算当做朋友嘛，她也可以稍微照顾点你。这话好像逗得他感觉挺好玩，我听到他笑出声了，他说妻子（没有说前妻，而是说妻子）现在过得不错，他不想坏了人家的事儿。你还挺体贴人的，我说。她这个人伤透了我的心，他说。太多愁善感了！太敏感了！当然这个故事我已了然于心。

第三天晚上他就给我讲了这个故事，他求我直接往他动脉里打一针安乃近，他原话就是这么说的，“往动脉里打一针”，不是静脉注射，这本质上是一回事，但有所不同，当然，我给他打了，立刻就打，打完后就睡觉，但我们还是有很多时间可以聊天，说话的时间一晚比一晚长，就这样他把整个故事都告诉了我。当时我觉得那故事挺伤感的，并不是因为故事本身，而是他讲故事的那种方式。我忘记他在医院住了多久，也许十天或者十二天，没错，我记得我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有时我们会痴情地盯着对方，超越了一般病人和护士应有的规矩，但也顶多如此。我那时刚好跟一个实习医师结束了某种关系（其实我觉得那连约会都谈不上），可以说情绪正对头，然而还是什么也没发生。那是他出院十五天后，有一次该我值班，我走进一个房间，发现他又在那里了。我想我可经了世面！我悄无声息地向床铺走去，居高临下仔细看了看。没错，是他。我查了下病历：他得的是胰腺炎，但医护人员却没有给他插胃管。我又回到那个房间（旁边床上那人肝硬化快不行了，需要持续护理）时，他睁开眼睛打了声招呼。你好，苏珊娜，他说。他伸出手。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没握他的手，而是俯身在他脸颊上吻了吻。第二天早晨，另外那个人死了，我又回去了，这时他已经一个人用那间病房。那天晚上我们做爱了。他仍然有点虚弱，还在输液，而且胰腺还疼着，我们还是做了，可是，后来，我开始觉得我太粗心大意了，几乎是犯罪的大意。说实话，我在医院从来没感到如此开心过，至少自从我干这份工作以来，而且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开心，什么也无法跟我们做爱时的那种开心相比。当然，我早知道他结婚了，而且有个儿子（他第一次住院时就亲口告诉过我了），尽管我从未听说他妻子来医院探访过，但是另外那个故事他大体上已经告诉过我了，那个“伤透了他的心”的故事，那个乏味俗气的故事，可他已经忘了。

别的任何人（更有经验，更现实）都知道我们不会长久，顶多维持到他出院前这段时间，可我的期望很高，根本不考虑那些障碍。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我跟一个大我很多（十六岁）的男人上了床，其实，我毫不介意，我还喜欢这样呢，他在床上表现得很温柔，很文雅，有时却狂野得像彻底疯掉了似的，我不介意说出来。但随着时光流逝，那个医院在他的记忆中逐渐淡漠，他好像更加心神不安，回来看我的间隔越来越长。我说过，他跟我一样住在一个海滨小镇，坐火车只需二十分钟，坐小车只需十五分钟，有时他晚上到我住处来，待到第二天早晨才走，因为他不喜欢来我这里，有时我开着车径直从自己家门前过去，直接开到他住的小镇，那更像一次探访狮穴之旅。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但我知道。他住在镇子中心的一幢楼里，后墙紧挨着一家电影院，所以，如果上映一部恐怖片或者电影的声音很响时，你都能听得见喊叫声和厨房里传来的很大的回音，特别是如果这部电影你已经看过，你多少知道点情节，他们是不是抓到了凶手，好不容易才会盼到结束。

最后一场放映结束后屋里便沉入深深的寂静中，好像整幢楼忽然陷到一口矿井里，只不过这口井是液体的，一个地下水世界，因为很快我就开始联想到鱼，那些扁扁的、瞎了眼的深海鱼。再者，他的房间完全是一场灾难：地板肮脏不堪，起居室被一张巨大的铺着纸张的桌子给占满了，连放椅子的空间都没有，就是这样。卫生间更恐怖（所有单身男人的卫生间都这样子吗？我希望不是），没有洗衣机，床单质地粗劣，毛巾也一样，厨房的抹布，他的衣服，基本上没有一件不令人恐怖的，想想那时我们都开始约会了，如果我们真的有在约会的话，我告诉他把脏衣服带到我家来，我扔进洗衣机洗好了，我有一台很不错的洗衣机，他也不听，说自己用手洗，有一次我们爬上屋顶，他住在二楼，这幢楼惟一的另一家住户就是一楼的房东，三楼没人住，可是，有那么几个晚上，我们做爱（或者操逼，其实这样说更像）时我听到了响动声，好像三楼有人在移动椅子或者床铺，或者从门口走到窗口，这个人从不打开窗户，一定是风，谁都知道老房子里经常会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在冬夜里吱吱作响，总之我们爬上房顶，他让我看了看洗涤槽，一个伤痕累累的水泥洗涤槽，好像什么人，以前的房客在某个下午的绝望中朝它砸了一锤，他说他就是在这儿洗衣服的，当然是用手了，他不需要洗衣机，后来我们站在那里望了会儿镇上人家的屋顶，这个古老小镇的屋顶总给人一种既危险但又好看的感觉，海水、海鸥、教堂的钟塔，一切都呈淡淡的褐色或者黄色，像明亮的大地或者闪耀的沙地。后来，自不必说，我恢复了理智，意识到自己完全错了。你不能去爱一个不爱你的人，你不能完全为了性才跟一个人好。我告诉他我们之间到此为止了，他也没反对。好像他早知道会这样结束。但我们还是朋友，有时，晚上我感到孤独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开上车去找他。我们共进晚餐，然后做爱，但我不会在他住处过夜的。后来我又认识了别人，也没太认真，后来也结束了。

我们争执过一回。为什么？忘了。跟嫉妒没关系，我记得很清楚。他根本就不嫉妒。他好几天没给我打电话，我也不去找他。我给他写过一封信。我告诉他，该到长大的时候了，应该好自为之，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好（患有胆管硬化，肝脏指数非常高，溃疡性结肠炎，刚得了甲状腺功能亢进，牙齿还不时地疼痛！）他应该规规矩矩过日子，因为他还年轻，应该忘了那个“伤透他的心”的女人，应该买一台洗衣机。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工夫写了那封信，后来又撕了，然后开始哭起来。没多会儿我就接到了他最后那个电话。

你想见到我但不想跟我谈谈是吗？我问。没错，他说，没错，我们不用谈，我只想知道你在附近，但我们也可以不见面。你疯了吗？没有，没有，没有，他说。很简单。但也不是很简单。长话短说，他就想让我看到他。你不想看到我吗？我问，不，我没法看到你，我都精心策划好了，你可以把车停在加油站的弯道那里，停在马路牙子上面，你从那里就可以看到我，你不用从车里出来。你打算自杀吗，阿图罗？我问。我听到他笑了。不会自杀，至少现在不会，他说。你都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我买好了一张去非洲的机票。再过几天我就要走了。非洲，非洲的哪儿啊？我问。坦桑尼亚，他说，我已经打过所有疫苗了。你要去那里吗？他问，这简直不知所云，我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很明白啊！他说。可我不懂，傻蛋，我说。你只要把车停在过了加油站后的第一个拐弯处等着就可以了。要等多久？我不知道，五分钟吧，他说。你到了，我自会告诉你，只用五分钟。然后呢？我说。然后再等十分钟，然后就可以走了。就这样。那非洲是怎么回事？我说。非洲是以后的事儿，他说（声音听上去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尖细，带点冷嘲热讽的意味，但毫无发神经的迹象），那是将来的事儿。将来？美好的将来。你打算去那里干吗？我问。他的回答依然含含糊糊。事情、任务、惯例，我想他说了这些吧，或者类似的话。我挂上电话后不知道什么最让我困惑不解，是他的邀请呢还是宣称即将离开西班牙。

约定见面的那天我按他的指示照办了。上了那条公路，把车停到马路边上，在那儿整个海湾的风景差不多可以尽收眼底，海滩并不太大，每年夏天当地的裸体主义者便齐聚这里。我左侧是一片连绵的小山丘和峭壁，不时会看到有房子拔地而起，我右边是铁路，还有点灌木，然后，走过地上一道陡坡就到海滩了。那天天色灰蒙，我到那儿时看不见一个人。海湾的一头是卡拉马雷斯·费里塞斯酒吧，那是一幢涂成蓝色的小木屋，里面一个人影都没有。另一头，岩石遮住若干更小的海湾，公众的目光更难看到，夏天大多数裸体主义者聚集在那里。我比指定到达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我不想从车里出来。但是等了十分钟，抽了两支烟后，觉得在里面快要窒息了，这样说绝不夸张。我打开车门出来，一辆小车停在那家酒吧前面。我仔细观察着那辆小车：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此人留着长长的直发，应该比较年轻，他打量了一下四周（但没有朝我这个方向看），走到酒吧后面便消失了。不知为什么我特别紧张。我又回到车里然后关上门。我严肃地考虑要离开时，又一辆小车在酒吧门口停住。一男一女下了车。看到第一辆小车后，那个男子把手放到嘴边大喊或者吹着口哨，我不知道是哪种，因为正在这时，一辆卡车驶过去，我就什么也听不见了。那一男一女等了会儿后向海滩上一条小土路走去。过了片刻先到的那个男子从我看不见的酒吧后面出来，朝那两个男女走去。他们可能互相认识，因为握了握手，那个女的吻了下先到的那个男子。后来，第二个到的男子用手指着海滩的某个地方，那个动作给我的感觉是来得极其缓慢。又有两个男子从岩石中冒出向酒吧走去，他们沿着海浪吞没线走来。虽然离得很远，我还是认出其中一个是阿图罗，不知为什么，我以最快的迅速从车里出来，也许还想着亲自走到海滩上，但马上发现抵达那儿得穿过一个地下人行通道，绕一个大圈子才行，而且等我到那儿后他们可能早走了。于是我就待在车边观察着。阿图罗和他的朋友走到海滩中间后站住。从车里出来的两个男子向他们走去，阿图罗的朋友把一个包裹撂在地上然后打开。他站起来往后一退。第一个来的男子走近包裹，从里面取出什么，又往后一退。接着阿图罗走近包裹，照前一个人的样子取出自己的家伙。这时阿图罗和先来的那个男子手里各自握拿着一把很长的东西。第二个来的男子向第一个来的男子走过去说了句什么。第一个男子点点头，第二个男子让开一点，但有些生气了，因为他向海水方向走去，一波海浪淹过他的鞋子，他跳了一下，好像被食人鱼咬到了般，接着迅速朝相反方向后退。第一个男子甚至都没有看他一眼：好像很客气地跟阿图罗说着什么，阿图罗活动着左脚，仿佛在听着，似乎要确认什么，一张脸或者几个数字，让他觉得有意思，他把鞋尖扎在湿湿的沙地里。阿图罗的朋友向岩石方向后退了几尺。那个女的站起来向第二个来的男子走去，他正坐在沙地上清理靴子。沙滩中间只剩下阿图罗和第一个来的男子。后来他们举起手里拿的东西击打对方。第一眼瞥去我以为那是拐杖，后来我忍不住笑了，原来阿图罗就让我来看这个：这场恶作剧，古怪的恶作剧，但肯定是在恶作剧。可我又疑窦丛生。如果手里拿的家伙不是拐杖呢？如果是剑会怎么样呢？

吉列姆·皮纳，加斯帕尔·普赫尔大街，安德拉特克斯，马洛卡岛，1994年6月。

我们是1977年认识的。现在已过去很长时间了。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那时我经常每天早上买两份报纸和几本杂志。我无所不读。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我全知道。我们经常见面，一般都是在我的地盘。我想我只去过一次他住的地方。我们经常一起出去吃饭。由我付钱。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巴塞罗那有了许多改变。建筑没有改观，但巴塞罗那变了许多。那时我每天都要画画，不像如今，但那时有着太多的派对，太多的聚会，太多的朋友。生活让人兴奋不已。那时，人人在办杂志，我喜欢这点。我在巴黎、纽约、维也纳、伦敦，举办过几次展览。阿图罗有时会消失好长一段时间。他喜欢我的杂志。我送过他一些过期的，我也送过他一幅画。我送他的那幅画是加过框装裱了的，我知道他没钱去装裱。什么画儿？我始终没有完成的一幅油画的草稿：《另一个阿维尼翁少女》。我经常遇到对我作品感兴趣的商人。那段时间我临摹了三幅皮卡比亚的东西。非常漂亮。我卖了两幅，给自己留了一幅。从临摹伪作中我看到了依稀光明，但它毕竟是一线之光，这是最重要的。有了这笔钱后我买了幅康定斯基的画，还有几件贫穷派艺术的作品，也许同样是外国人的。有时我会搭飞机飞到马洛卡岛。我常去安德拉特克斯看望父母，长时间地在乡下散步。有时我只是看看父亲，他也画画，他带上画布和画夹出去时，我的脑子里会涌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念头，比如大海深处的死鱼或者濒临死亡边缘的鱼。接着我又会想些别的事儿。那时，我在帕尔曼有个画室。我把画搬来搬去。我常常把它们从父母家带到那个画室，然后又从画室带到父母家。后来我厌倦了，就飞回巴塞罗那。阿图罗经常来我家里洗澡。他住的地方显然不能洗澡，他经常用我在卡多纳广场附近莫里奈尔街上那幢屋子里的淋浴室。

我们经常交谈，但从不争论。我给他看我的画，他就说太奇妙了，我很喜欢，诸如此类的话。这样说我总觉得有压力。我知道他是真心的，但还是觉得有压力。后来，他就不说话了，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我就做些茶水、咖啡，或者拿出一瓶威士忌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常常想，我也许做对了，也许意识到了什么。视觉艺术最终是不可理解的。或者说太难以理解了，乃至没有任何人，首先是我本人，会接受显而易见的解读。那时，阿图罗有时也跟我的一个女朋友睡觉。他不知道我们的关系。就是说，他知道我们是朋友，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我介绍过她们，但不知道这人是我的一个女友。他们过段时间就睡一次，比如一个月一次。我觉得这挺好玩。在某种意义上，他也很天真。我的朋友住在德尼亚大街，离我住处不远，我有一把她房间的钥匙，有时我早上八点去那里，找些上课要用而忘了带的东西，我会发现阿图罗躺在床上或者做早餐。他看着我，那样子像在问自己这女孩是他的朋友还是女朋友？我觉得这挺有意思。早上好，阿图罗，我说，有时我强忍着不要笑出来。我也在跟别的朋友睡，但我跟她睡的时间要比阿图罗跟她睡的久。麻烦。生活中充满了各种麻烦，但那时巴塞罗那的生活很美妙，而麻烦也是惊奇的代名词。

后来就开始觉醒了。我在大学教书，在那儿过得很不如意。我不想用理论术语阐释自己的作品。我在教课，我的同事们好像分成两个截然分明的派系：骗子（平庸者和恶棍）以及那些不仅教学而且经常在工作以外的艺术方面也取得不少成就的人，且不论其好坏。忽然我发现自己两个派系都不属于，我就辞职了。我开始在一所高中教书。那简直是一种巨大的解脱。就像从上尉降到中尉？也许吧。说不定降到了下士呢。但我没什么上尉、中尉、下士的感觉，反而觉得就是一个掏阴沟的、铲垃圾的、一个从自己的集体走失或者分开了的倒班工人。现在回想起来，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还真有点严峻、残忍的味道，来得突然又无法挽救，当然了，这一切都是慢慢发生的。我碰到一个百万富翁，买下了我的作品以及我那本因为遭到冷落和自身的无趣而死亡的杂志，我又办了其他杂志，还举办过不少展览。但没有一个存活下来：语言比现实更真实。其实，某一天，这一切终于都结束了，我只剩下皮卡比亚的假画，那是我惟一的指南，惟一握在手中的东西。有些没工作的人会指责我不懂得珍惜幸福，虽然我什么都有过。我可以指责一个杀人犯杀了人，一个杀人犯可以指责自杀者的绝望或者行为令人匪夷所思。事实上，某一天，这一切全结束了，我好好打量了一番自己。我不再买那么多杂志和报纸了。我不再举办展览。我开始在高中教美术，怀着谦卑和严肃的态度，甚至（我不想把它说得多么了不起）怀着某种幽默感。阿图罗很久以前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我不知道阿图罗消失的原因。一天他对我朋友气急败坏地发了一通脾气，因为发现她是别人的女朋友，或者因为他跟我的其他朋友睡了，她说了些诸如你这个白痴，你看不出吉列姆的朋友就是他的女朋友吗之类的话，介于神秘和透明之间的床头话。我不知道，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知道他走了，我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他了。这显然不是我的初衷。我试图拢住自己的朋友们。我尽量对人和气友好，尽量不要从喜剧陡然走向悲剧。生活自会有很多妙招。但是，有一天，阿图罗还是消失了。好几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直到有一天我的朋友说：猜猜今天晚上谁给我打电话了。我要这样说就好了：阿图罗·贝拉诺。如果我马上猜对的话可能会很好玩，可我却说了别人的名字，然后就放弃不猜了。她说出阿图罗时我仍然很开心。我们有多少年没有见面了啊？很多年了，多得最好别算了，不要回忆了，但我还是记住了，一下子就说出口。于是一天阿图罗就上我朋友家了，她给我打来电话，我过去看了他。我匆匆忙忙就去了，我几乎是跑着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跑起来了，反正就跑起来了。当时差不多是晚上十一点了，天气很冷，到那儿后我看到了一个跟我一样现在已经四十多岁的家伙，我向他走去时感觉就像《走下楼梯的裸女》，然而我没有任何楼梯可下，不是我想像的那样。

后来我们又见过几次面。一天，他来到我的画室。我坐在那儿盯着一幅摆在至少有七十平方英尺的画布旁边的小油画。阿图罗看着这幅小画和大画问我画的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我问。尸骨罐。他说。其实是尸骨罐。那时，我几乎不画画了，从未展示过自己的作品。那些跟我在一起时还是上尉的人现在都成了中校或者上校，还有一个，我亲爱的米格尔里托，甚至都到了将军或者元帅的头衔。另外一些人或者因艾滋病，或者因毒品，或者因肝硬化死了，或者只是因为迷茫而放弃了。我还是个掏阴沟的。我知道这本身可以有好多种解释，大多数都很荒谬。可我的情况一点都不荒谬。我有理由感到开心，我一直都很忙碌，我不断地观察着万事万物，我观察自己在观察着万物，我读书，我过着平静的生活。我的产量不大。也许这很重要。另一方面，阿图罗的产量却很大。有一次我走出洗衣房时碰到他。他正要上我家来。你在干吗？他问。你这不看见了吗，我说，我放了几件衣服要洗。你家里没有洗衣机吗？他问。五年前就坏了，我说。那天下午阿图罗走进我们的院子看了半天我的洗衣机。我做好茶水（这时的我几乎戒酒了）然后看着他检查洗衣机。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以为他会修好。好像还不见得，但这已经让我很开心了。最后，我的洗衣机还是依旧坏着。我又给他讲了我遭遇的一起事故。考虑告诉他是因为我看见他眼睛老瞄着我的伤疤。那次事故出在马洛卡岛。是场车祸。我差点失去了双臂和下巴。我身体其他部位都只擦破了点皮。这起事故挺离奇，你不觉得吗？很离奇，阿图罗说。他告诉我，他也住过院，两年里住过六次。在哪个国家？我问他。就在这儿，他说，在希伯伦谷，再以前是在格罗纳的约塞普·特鲁埃塔。那你干吗不告诉我们呢？我们可以来看你啊。噢，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一次，他问我是否沮丧过。没有，我说，有时我感觉像《走下楼梯的裸女》，跟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感觉挺好，但沿着比如帕塞奥·德·格拉西亚大街散步时感觉却没那么好，但大多数时候我还是觉得很开心。

有一天，在他最后一次消失前不久，他上我家来说：有人打算写一篇有关我的书的坏评论。我给他倒了杯菊花茶，什么也没说，我想，别人有故事要讲的时候，无论伤感的还是快乐的，最恰当的反应莫过于沉默了。可是他也不说话，我们那样默默地坐了会儿，他盯着茶或者浮在茶上的柠檬片，我在抽着杜卡多斯牌香烟。我想我是为数不多还在抽这个牌子香烟的人，我是说我们这一代人中为数不多的人之一。连阿图罗现在都抽上棕褐色的烟草了。过了会儿，完全是为了想讲点什么，我说：你今晚打算住在巴塞罗那吗？他摇摇头。他在巴塞罗那过夜时就住在我朋友家（分房睡，虽然这么说很俗气），不会住我这儿。但是，我们还会一起共进晚餐，有时三个人开着我朋友的车去兜风。总之，我问他是否在巴塞罗那过夜时，他说不了，得回到自己住的海边小镇去，去那里坐火车不到一个小时。接着我们又不说话了，我开始想是什么不好的评论，怎么琢磨都搞不清他的心思，我索性也不去想了。我就那么等着，像《走下楼梯的裸女》那样，跟人们想的恰恰相反，而这正是激发某种特别的批评反响的原因。

有一阵子，我只听到阿图罗喝茶时发出的声音，从街上传来的闷钝的声音，电梯上来下去了几次的声音。忽然，当我什么也不去想，什么也听不见时，我听到他又重复了一遍说一个评论家要糟践他。这实在没什么关系，我说。这是一场危险的交易。有关系，他说。以前这种事儿对你来说这绝对没什么关系，我说。现在对我有关系了，他说，我大概越来越中产阶级化了吧。他说自己上一本书跟这本新书有相似之处，都可归入不可破译的游戏范畴。我读过他的那本书，挺喜欢，我不知道他的新书是讲什么的，所以我无话可说。我只好问：有什么相似之处啊？游戏，吉列姆，他说。游戏。那个混账《走下楼梯的裸女》，你的那些皮卡比亚的混账伪作，全是游戏而已。到底出什么事情了？我问。事情就是，他说，那个评论家，一个叫伊内基·埃切瓦内的家伙是个大骗子。他是个很差劲的评论家吗？我说，不，他是个不错的评论家，他说，至少不是一个差劲评论家，可他是个操蛋骗子。你怎么知道他要评论你那本还没上市的新作呢？因为，前天，他说，我去出版社了，他跟公关部的头儿打电话索要我的最新小说。就因为这个吗？我说。我正好坐在那儿，公关部头儿的对面，她说，你好，伊内基，真巧，阿图罗·贝拉诺正好就在我对面坐着，那个杂种伊内基什么也不说了。他应该说什么？至少打个招呼，阿图罗说，因为他什么也不说，你就认定他打算整你？我问。再说了，他就是整你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这没关系！你瞧，阿图罗说，伊内基最近在跟奥雷里奥·巴卡，那个西班牙文人里的加图在打笔战，你知道加图吗？我没有读过他的东西，但知道这个人，我说。就是因为伊内基写了篇巴卡一个朋友的著作的评论。我不知道评论是否公正。我没读过那本书。我只是确确切切地知道这个小说家让巴卡出面捍卫他。巴卡对那个评论家的攻击简直会让人痛哭流涕。可我没有任何自以为是的强人来捍卫，一个都没有，所以伊内基可以对我为所欲为。连巴卡也不会捍卫我，因为我在自己的书里嘲笑了他，不是马上就出来的那本而是上一本书，不过我怀疑他读过这本书没有。你嘲笑了巴卡？我只是轻微地嘲笑了他一下，阿图罗说，但我怀疑他或者其他任何人是否注意到了这点。我不屑认巴卡为大师，我承认，我觉得连我都忽视了让朋友忧心忡忡的那段话。没错，阿图罗说。行啊，就让伊内基攻击你好了，我说。谁会在乎？这种事儿没什么要紧的。你认识的人都会知道的。我们都是快死之人了，想想来世吧。可伊内基一定是想从别人身上获得快感。阿图罗说。他真有那么邪恶吗？我问。不，不，他很好，阿图罗说。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跟这没关系，跟肌肉锻炼有关，阿图罗说。大脑肌肉？我问。某种肌肉吧，我就要成为他跟巴卡进行第二或者第八回合格斗时训练用的沙袋了，阿图罗说。我明白了，这是一场由来已久的战斗啊，我说。那你怎么办呢？没什么，我就当沙袋好了，阿图罗说。我们默默地坐了会儿，想着各自的心事，这时电梯又开始上来下去，发出的声音挺像我们没有见面这些年的声音。我打算举行一场决斗向他挑战，阿图罗终于说。你想做我的陪同吗？这才是他要说的意思。我感觉好像什么人朝我胳膊上打了一针。先是针刺，然后液体没有进入动脉而是进入肌肉了，一股冰凉的液体让我不寒而栗。这个建议简直是疯了，而且毫无道理。你不能因为一件别人还没有做的事儿就向人家挑战啊，我想。但接着我又想生活（或者生活的幽灵）从来都冲着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向我们挑战，有时甚至冲着我们想都没有想过要做的事儿向我们挑战。我的回答是可以，但很快我却想到也许来世《走下楼梯的裸女》或者《大玻璃》真的存在或者将会存在。后来我又想：如果这篇评论不错该怎么办呢？如果伊内基喜欢阿图罗的小说该怎么办呢？组织一场决斗向他挑战，那岂不太不公平而且没有必要了吗？

各种问题逐渐纷至沓来涌向头脑，但我认为这个时候不能感情用事。凡事都不能操之过急。我们先讨论了武器的选择。我建议用充了红色颜料的气球。或者来一场夸张的墨西哥大草帽之战。阿图罗坚持要用匕首。流了第一滴血就停战怎么样？我提议。阿图罗非常不情愿地接受了我的建议，但内心深处可能大大地松了口气。后来我们开始去找匕首。

我本来打算到一家旅游商店去买，这家店从托雷多产的小刀到日本武士刀什么都卖，但我们必须要说明刀剑的用途，我朋友说她故去的父亲留下两把剑，于是我们又去看了那剑，是一对真家伙。擦得锃亮之后，我们决定就用它们了。后来我们又开始找理想的地方。我建议放在城堡公园，在半夜时分举行，但阿图罗更倾向于去裸体主义者聚集的海滩，位于巴塞罗那和他住的小镇的途中。后来我们搞到伊内基的电话号码，给他打了电话。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让他相信这不是开玩笑。阿图罗跟他讲了足有三遍。最后伊内基同意了，让我们告诉他日期和时间。决斗的那天下午，我们在圣波尔海滨的一家快餐店吃了饭。炸乌贼和虾。我的朋友（她就陪我们到这分上不打算出席决斗）、阿图罗和我。我得说，这顿饭吃得略微有些沉闷，席间阿图罗掏出一张飞机票给我们看。我以为是去智利或者墨西哥的，在某种意义上阿图罗要告别加泰罗尼亚和欧洲了。但这张票却是去达累斯萨拉姆的，中途在罗马和开罗停留。后来我觉得我的朋友已经彻底疯了，如果评论家伊内基朝他脑袋上给一剑还杀不死他的话，他也会被非洲的黑蚁和红蚁给吃了。

豪梅·普拉内利斯，萨拉姆博酒吧，托尔里豪斯大街，巴塞罗那，1994年6月。

一天早上，我的朋友兼同事伊内基·埃切瓦内打电话来，说他需要有个人陪同参加一场决斗。我还有点宿醉未醒，起先没弄明白伊内基在说什么，而且他几乎从不给我打电话，特别是白天的这个点儿上。他解释完后我以为在开玩笑，我经常跟他在一起，人们总是拿我开玩笑，但我从不介意，伊内基有些怪怪的，虽然有点怪但却很有魅力，是那种女人们真的觉得相貌英俊而男士觉得为人不错的男人，不过稍微有些强势，大家都暗暗地很钦佩他。前不久，他跟马德里伟大的小说家奥雷里奥·巴卡结上了仇怨，虽然巴卡雷霆万钧、呼风唤雨，肆无忌惮地辱骂他，伊内基还是从这种充满敌意的交锋中毫发未损地脱颖而出了，甚至可以说他被巴卡带出了名。

好玩的是伊内基并没有批评过巴卡，而是批评了巴卡的一个朋友，所以你可以想像如果他追随这位大人物会是什么情景。据我所知，巴卡是一个师法乌纳穆诺的作家，当代绝无仅有，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发表演讲，充满了廉价的道德化的东西，属于典型的说教色彩浓郁、怒气冲冲的西班牙式演讲，而伊内基也是那种典型的挑衅型、鲁莽的不顾一切的评论家，喜欢树敌，习惯跳着脚叫骂。他们的冲突是个时间问题。或者说至少巴卡不得不与伊内基冲突，打电话约他，朝他腕子上来一掌什么的。私底下，他们都栖息在我们称之为左派的那个日益式微的幽灵出没之地。

所以，当伊内基向我说到决斗时，我以为他真在开玩笑。即便巴卡的激情彻底脱缰而出也未必如此汪洋恣肆，居然作家亲自出马以如此闹剧的方式来伸张正义。可伊内基说这事与此无关。他的声音听上去有些迷惑不解，但他说这次情况不同，他必须接受这场挑战（他会提到《走下楼梯的裸女》吗？毕加索遇到这种事儿时会怎么办呢？）我应该跟他说定了，到底陪不陪他去，他没有时间可浪费了，因为决斗就在那天下午举行。

除了答应我还能说什么，我当然会去，告诉我时间地点吧，可是，伊内基挂了电话后我开始想，这样干也许是把自己搅进这堆严肃的狗屎堆里了，我想，我生活多么美好幸福，我像任何正常人那样喜欢不时地开个不错的玩笑，只要不太过分，如此一来也许自寻烦恼踏上了永远难以圆满收场的混乱之旅。关键是，我开始思来想去（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永远不该也不会这样做），得出的结论是，这事儿从一开始就太离奇了，伊内基居然打电话让我做他决斗的陪同，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我们只是在同一家报社工作，偶尔在贾迪内托或者萨拉姆博或者莱伊尔街上的那家酒吧碰个面，我们实在算不上大家所谓的那种朋友。

离决斗还有几个小时了，我给伊内基打电话看能否跟他同去，可是却没人接，显然，他跟我打完电话就直接出门了，去撰写最后那篇文章还是上最近的那家教堂了，我不知道，确认联系不上他后，我给吉玛·莫尼斯特罗尔打了个电话，那感觉就像我头脑中的一盏灯熄灭了，如果有个女人陪着我，事情不至于变得太丑陋，当然我没有把实情告诉吉玛。我说，吉玛，宝贝，我需要你帮个忙，伊内基·埃切瓦内和我要去见个人，我们需要你陪我们一起去，吉玛说什么时候，我说就现在，宝贝，吉玛说好吧，到科尔特·英格莱斯接我，差不多是这样说的。我挂了电话后想跟两三个朋友联系一下，因为我忽然发现自己有些过度紧张，但谁也不接电话。

五点三十分时我看见吉玛抽着烟站在乌基诺纳和鲍奥·克拉里斯广场的一个角落等着，我开着车来了一个漂亮大胆的掉头动作，把这位大胆的记者接到副手座上。几百个司机冲我们按喇叭时我都能从反光镜里看见一个警察威胁性的身影，我踩了下油门，我们开始向A-19方向开去，朝马雷斯梅方向开去。当然，吉玛问了，我把伊内基藏在哪儿了（此人对女人有一种奇妙的感染力，必须得承认），我只好告诉她，伊内基在卡拉马雷斯·费里塞斯酒吧等着我们，在圣波尔海滨之外，在一个小海湾附近，春夏季节那里就成了裸体泳场。余下的那段路程花了不到二十分钟（我的标致牌小车像闪电般飞驰着），我一路上焦躁不安，听着吉玛讲的各种故事，找不出恰当的时机告诉她我们去马雷斯梅的真正原因。

好像还嫌不够背运，我们又在圣波尔迷了路。据当地人说，我们得走通往卡莱尔拉的那条路，但行驶四分之一英里后在加油站左转，仿佛在朝山区开去，然后再右转，穿过一条隧道——什么隧道呢？——再出来回到一条海滨路上，那儿矗立着一个叫卡拉马雷斯·费里塞斯的酒吧，显得孤单而荒凉。我和吉玛讨论争吵了半个小时。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个该死的酒吧。我们到那儿时已经晚了，我闪念想到伊内基不会来了，可我第一眼就看到了他的那辆红色萨博汽车，事实上我看到的全部东西就是他的那辆红色萨博，停在一片沙地和灌木上，接着又看到了那幢荒凉的屋子、酒吧肮脏的窗户。我把车停在伊内基的车旁，按了几声喇叭。我和吉玛一声不吭，决定待在标致里。很快我们就看见伊内基从酒吧的另一面绕了过来。他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责备我来晚了，他看见吉玛时好像也没有生气。我问他的对手在哪里，伊内基笑着耸耸肩。后来我们三个向海滩走去。吉玛听了我们来这儿的原因（伊内基向她作了解释，讲得清楚又很客观，三言两语，处理了我始终没做成的一件事儿），她好像比刚才还要兴奋，刹那间我确信最终一切都会很顺利。我们三个人大笑了好一阵。沙滩上没有一个人影。他还没来，我听吉玛说，我觉得她的口气听上去有一丝小小的失望。

有两个人从海滩北头的岩石中冒出。我的心开始怦怦地跳起来。我最近的一次打架斗殴是在十一二岁。从那时起我就尽量避免暴力行为。他们来了，吉玛说。伊内基看看我又看看大海，直到此时我才觉得此情此景有一种令人绝望的荒谬感，而且其荒谬性与我在现场不无关系。那两个从岩石冒出来的人沿着海水边缘向我们走来，他们终于在大约三百英尺远的地方停住，近得我们完全能看清其中一位带着一只包裹，两把剑的尖头向外扎了出来。吉玛最好待在这儿，伊内基说。等我们的这位伙伴抗议完后，我们两个慢慢向那两个疯子走去。你真的要把这场荒唐事进行到底吗？我记得我们在沙地上走过去时我这样问伊内基，那么这场决斗真的要发生而不是做做样子？你选中我当这场疯狂举动的见证者吗？就在此刻我才感觉到或者恍然大悟伊内基挑中我是因为他真正的朋友们（如果他有的话，也许赫尔迪·洛维特这样的知识分子算一个）会拒绝无谓地参与这种荒唐事，他很清楚这点，谁都很清楚，除了我这个傻乎乎的家伙，我还想：天哪，这全是巴卡那杂种惹的祸，如果他不攻击伊内基，就不会有这桩事发生，后来我就什么也不想了，因为我们已经走到另外那两个人跟前了，他们中的一位问：你们谁是伊内基·埃切瓦内？这时我望着伊内基的脸，忽然担心他会说是我（处在我这样的神经质状态，我想像伊内基可能什么都干得出），但伊内基微笑着，好像很开心，说他就是，这时另外那个人看着我，自我介绍说：你好，我是吉列姆·皮纳，陪同，我听见自己在说：你好，我是豪梅·普拉内利斯，也是陪同，坦率地说我现在想起来简直要吐了或者笑掉屁股，但当时只觉得肚子里有种刺痛感，浑身发冷，因为天忽然间冷了起来，只有那么几丝夕阳照在海滩上，春天时人们来裸泳的海滩，照在小海湾、岩石水湾，那些隐蔽的海湾只有沿着海岸经过的火车里的旅客才会看到，旅客对这片景色往往都无动于衷，你会觉得充满了民主和平民精神，在加利西亚，同样是这群旅客，会让火车停下来，爬下去把那些裸体主义者的卵蛋给割了，总之，这是我打招呼说你好我是陪同豪梅·普拉内利斯时心里想到的一切。

后来这位吉列姆·皮纳打开带来的包裹，两把剑都带着尖儿，我想锋刃似乎还在微微地闪闪发光呢，钢的？青铜的？铁的？我对剑一窍不通，但还不至于无知到认为那是塑料做的，后来我伸出手用指尖触摸了下锋刃，当然是金属的，我再次看到寒光时把手抽了回去，那缕微弱的寒光，好像活了起来，至少伊内基的朋友们会这样来描述，如果他有那个胆或者正气请他们一块儿来，而且如果他们来的话，我想他们不大可能来。我觉得这纯属巧合，或者无论如何太像巧合了：太阳下到山的那一边，剑光闪闪，最后，直到此刻，我才问（谁？我忘了，皮纳，也许伊内基本人）他们是否当真，是不是非常渴望这场决斗，我还大声警告他们，虽然这声音不是很沉着，说我可不怕麻烦叫警察。后来的情景就模糊了。皮纳用马洛卡语说了句什么。后来他让伊内基挑一把剑。伊内基从容不迫，将每一把都拿在手里掂了掂，先看了一把，然后又看了另外一把，而且同时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他这辈子除了玩火枪手的游戏外完全无所事事。那两把剑不再寒光闪闪。另外那个家伙，那个表情忧伤的作家（可是这种忧伤冲谁而来，为什么呢？如果那篇该死的冒犯别人的评论都还没有发表的话？）在等着伊内基挑选。天空一片白茫，一团浓雾正从山丘和田野漂向大海。我的记忆有些凌乱。我记得听到吉玛在大叫：上吧，伊内基，说着类似的话。接着，我和皮纳同步往后退去，跟他们拉开一定距离。一波小浪打湿了我的裤腿。我记得我朝下望着自己的软皮鞋，嘴里骂骂咧咧的。我还记得当时有种下流、病态的感觉，因为鞋垫湿了，我走动时发出那种吱吱呀呀的声音。皮纳向岩石方向退去。吉玛站起来向决斗者走过去靠近些。他们的剑开始碰撞起来了。我记得我坐在一个土堆上，脱掉鞋子，用手绢小心地擦掉湿沙，然后又扔掉手绢，望着越来越暗淡的地平线，最后吉玛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另一个手递给我一个活生生的、湿漉漉的糙硬的东西，我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搞清楚自己的手绢又回来了，像个诅咒般回到我身边。

我记得我把手绢放到运动衫的一个口袋里。后来，吉玛说伊内基玩起剑来像个行家，这场格斗从一开始他就占了上风。但我不这样认为。开始时他们势均力敌。伊内基的挥舞显得有些怯怕。他只是在跟对手碰撞剑，而且不断地往后退却，是因为害怕或者在测试对手。相反，他的对手的出击却越来越自信。他还瞅准机会朝伊内基刺了一剑，这是开始决斗以来的第一次，他紧紧握着剑，右脚和右臂往前冲，剑尖几乎挨着伊内基的裤缝了。这时伊内基好像才从这场愚蠢的迷梦中清醒过来，接着又掉入另一场危险千真万确的梦中。从那一刻起，他的脚步才开始变得更加灵动，动作更加迅捷，不断地往后退却，不是呈直线而是绕着圈儿往后退着，这样我时而看到他的正面，时而看到他的侧身，时而又看到他的后部。别的观众在干吗来着？吉玛坐在我身后的沙地上，不时地为伊内基加油鼓劲。其间，皮纳一直站着，远离剑手们的活动圈，那表情看着仿佛对这种事儿习以为常，同时又好像睡思恹恹。

在理智清醒的刹那间，我坚信大家全疯了。但很快清醒的刹那又被超越清醒的超级刹那所取代（如果我可以这么表述的话），我又想，这一场景不过是我们荒谬生活必然的逻辑结果。它不是惩罚而是新的噱头。它让大家瞥了一眼我们共同人性中的自我。这不是我们毫无价值的负罪感的证据，而是我们奇妙而没有意义的天真的标志。然而肯定不是如此。不是这样。我们是静止的，他们在动着，海滩上的沙子也在动着，不是因为风的缘故，而是他们和我们的举动造成的，我们的举动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过是在观看而已，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噱头，超级清醒的时刻。然后就什么也不是。我的记忆向来平庸，不能胜任记者工作的需要。伊内基攻击一下另外那个家伙，那个家伙又攻击一下伊内基，我想没准他们会这样斗上几个钟头，直到手里的剑沉得拿不起才会打住，我取出一支烟，没带火，我找遍所有的衣兜，然后起身向吉玛走去，但又想到她很久以前便戒烟了，戒了有一年或者一万年了。我闪过一念考虑向皮纳借个火，不过那样做似乎有些过分。我坐在吉玛身边看着决斗士们。他们还在做绕圈运动，但速度开始慢下来，我好像觉得他们开始互相搭话了，但海浪的声音把他们说话的声音给淹没了。我对吉玛说，我觉得这完全是场闹剧。你彻底错了，她回答。她说她觉得这样挺浪漫的。那个吉玛，真是个奇怪的女人。我比刚才更想抽烟了。远处，皮纳跟我们一样在沙地上坐着，一绺深蓝色的细烟从他的嘴中吐出。我实在熬不住了。我站起来向他走去。绕了很长一段路，尽量走在决斗者的活动范围之外。一个女人在一座小山丘那儿观察着我们。她斜靠在一辆小车的车头上，双手遮在眼睛上方。我以为她在凝望大海，但接着我发觉她肯定在望着我们。

皮纳一言不发把打火机递给我。我望着他的脸：他正哭着。我本来还想跟他说点什么，可看见他后忽然不想了。我又回到吉玛身边，又看着山顶上那个形单影只的女人，又看着伊内基和他的对手，他们已经不拿剑交手了，只是移动着脚步，目光盯着对方。我在吉玛旁边蹲下时，身体发出沙袋般的响声，我看见伊内基有欠谨慎地或者不顾火枪手电影的告诫那样把剑举得更高一些，我看到对手的剑向他刺来，剑尖距离伊内基的心脏几乎仅有一寸之差，我记得，尽管这不可能，我好像看见伊内基脸色霎时变得苍白，我听到吉玛说了句我的天哪之类的话，我看见皮纳把烟头朝小山方向弹出很远。我看到山头上什么人也没有了，那个女人或者那辆小车也不在了，这时另外那个家伙忽然收回剑尖，伊内基向前跨去，用平平的肩胛骨撞到他身上，我想这是用来报复刚才对手造成的惊怕，吉玛叹了口气，我也叹了口气，向这个邪恶海滩脏乎乎的空气中吐了几个烟圈，这些烟圈还没有来得及飘浮起来，立刻就被风扫掉了，伊内基和他的对手像两个傻孩子般继续斗着。

23

伊内基·埃切瓦内，加迪内托酒吧，格拉纳达·德尔·佩内德斯大街，巴塞罗那，1994年7月。

文学批评与作品一度并驾齐驱，后来批评没落，读者跟了上来。这段旅程或长或短。后来，读者一个一个地死去，作品继续孤独地前行，尽管新的批评和新的读者又沿着作品走过的路慢慢赶来。后来批评也再度，读者也再度死去，作品浑然不觉地走在遍地白骨的羊肠小道上继续它的旅程，走向孤独。靠近作品，尾随其后，是某种死亡的征兆，但新批评和新读者又不知疲倦地无情地谴责作品，而它们又被时间和速度吞没。最终，作品在大千世界的旅程注定要无可挽回地孤独下去。总有一天作品也会死亡，就像万物都必然要死亡和走向终结一样：太阳、地球、太阳系、银河系以及人类记忆所能抵达的最遥远的地方都不能例外。一切以喜剧开始者将以悲剧结束。

奥雷里奥·巴卡，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不仅在面对我自己，或者面对镜子，面对死亡来临之时，当然我希望它能慢点到来，而且面对我的孩子和妻子，面对我正在构建的平静生活时，我也会承认：一、在斯大林统治下，我不会在古拉格集中营浪费青春，也不会在脑后挨一枪子儿了却一生；二、在麦卡锡时代我不会丢掉工作也不会在加油站帮人加油；三、但是，在希特勒时代，我可能会选择流亡路线，在佛朗哥统治下，我不曾像许多铁杆民主分子那样，向国家元首或者圣女献制过十四行诗，这一切都是事实。当然，我的勇敢是有限的，然而我愿意忍受的也是有限的。一切以喜剧开始者将以悲喜剧结束。

佩雷·奥多内斯，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过去那些年，西班牙（包括拉美）的作家们经常组织群众抗议，来颠覆这个国家、改造它、放火焚烧它、掀起革命。那时西班牙（包括拉美）的作家一般出自殷实人家或者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家庭。他们一旦拿起笔，就排斥或者嘲讽那种地位：写作是为了否定、为了放弃，有时是为了自杀。这意味着要跟自己的家庭对抗。如今，令人空前忧虑的是，西班牙（包括拉美）的作家们主要来自底层家庭，来自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者家庭，他们倾向于把写作当成一种向更高的社会阶层爬升的工具，作为一种为自己开拓空间但又小心地不踏逾界限的途径。我不是说他们受的教育不够。他们受的教育跟前辈作家一样良好。或许不相上下。我也无意说他们工作不够勤奋。他们比前辈作家还要勤奋！但他们仍然很粗鄙。他们的做派跟商人或者黑帮几乎毫无二致。他们绝不谴责任何事物，或者只谴责容易谴责的事物，他们小心翼翼地不去树敌，或者从毫无还手之力的人当中选择敌人。他们会因愤怒和疯狂的逼迫而自杀，但绝不会为了理想而自杀。各种大门一点一点无情地向他们敞开了。于是文学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一切以喜剧开始者注定要以喜剧结束。

胡里奥·马尔蒂内斯·莫拉莱斯，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我想对你讲讲我参加图书博览会时诗人们得到的礼遇。我是一个诗人。我是一个作家。我还为自己赚得了一个评论家的美名。粗略估计，这里有7×3=22个摊位，事实上比这个要多很多。我们能得到的关注有限。但我还是设法在这次博览会的太阳下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抛在后面的都是破车，写作的局限，3×3=9。这已经不容易。落在后面的是A和E，它们从一个我偶尔在梦萦中回去的阳台上吊下来流血过度而亡。我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知道监狱是很微妙的。当然诗歌和监狱从来都是比邻而居。忧郁症是我魅力的源泉。我是在做第七个梦呢，还是真的听到公鸡在博览会的另一头啼叫？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公鸡都是黎明才叫，而我的手表显示现在是正午时分。我漫步穿过博览会，跟同行们打着招呼，他们跟我一样在梦游。梦游×梦游=文学天堂中的一座监狱。游啊。游啊。诗人的礼遇：我们把这首圣歌听成一种苍白的审判。我看到很多年轻的面孔盯着展出的书籍在衣兜深处摸索着硬币，希望如同黑夜般渺茫。7×1=8，当我从眼角瞥见那些年轻的读者时心里对自己说，我还看到一个无形的影像犹如一座缓慢的冰山般叠加到他们悠远微笑的小脸上。我们从那个挂着字母A和E的阳台下走过去，它们的血从我们的头顶冲灌而下，彻底污染了我们。然而这个阳台跟我们一样苍白无力，苍白者永远不会攻击苍白者。与此同时，用我自己的话来说，那个阳台开始跟我们一道漫步了。别的地方管这叫吗啡。我看见一个办公室，我看见一台运转的计算机，我看见一条孤独的过道。苍白者×冰山=一条孤独的走廊，这条走廊因我们的恐惧而有了些人气，因为在走廊的博览会市场漫步的人而有了人气，他们不是找什么书而是寻找某种确定性来填补我们确定性的缺失。因此我们在绝望的谷底时刻来阐释生命。兽群。绞刑吏。手术刀在切割肉体。A和E×图书博览会=其他肉体，轻盈若空气，灿烂耀眼，好像昨晚遭到了我的出版商的侮辱。死亡似乎是一种令人满意的回应，布朗修会说。有31×31=962个充足的理由。昨天我们在本城的祭坛上献出一个年轻的南美作家。当他的血滴到我们的野心的浮雕上时，我想的是自己的书和湮没，最终，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一个作家，我们一旦功成名就，不应该始终拿着作家的派头。应该看上去像一个银行家，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无人照管长大的富人的孩子，一个数学教授，一个狱卒。像一棵树。因此，自相矛盾的是，我们还在漫步。我们的树木形状×阳台的苍白=我们的胜利走廊。年轻人，又名读者们，怎么可能想不到我们是撒谎者呢？只要看看我们就知道了！欺诈在我们的脸上闪闪发光！可他们就是想不到，我们可以这样背诵而不受任何惩罚：8、5、9、8、4、15、7。我们可以四处徜徉彼此招呼（我，至少跟每个人都打招呼，他们中有司法人员、绞刑吏、慈善家和学生），我们赞美娘娘腔放纵异性恋，赞美阳痿男人的阳刚，赞美绿帽男子的无瑕荣誉。不会有人呻吟着说：一点都不痛苦。只有当我们四肢匍匐着爬向有人在某个神秘时刻以不可理喻的决然给我们点亮的火光时，这里只有我们的夜晚般的寂静。我们都受命运的支配，不受偶然性的丝毫干扰。作家必须像审查员那样，我们的前辈说，要把那些奇思妙想追溯到源头上去。作家必须像报纸的专栏作者那样。作家必须像侏儒那样而且必须生存下去。如果我们也不必读书，我们的作品就会像悬在虚无中的一个点，一个意义省减到最小的曼陀罗，我们的沉默，我们用在死亡的遥远一端晃荡的一只脚站立的确定性。缤纷的幻觉。缤纷的幻觉。在已经遗失的过去的羊栏中，我们想充当狮子，其实只是去了势的猫。去了势的猫嫁给割了喉的猫。一切以喜剧开始者终将以一道密码写成的题目结束。

巴勃罗·德尔·巴尔莱，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我想跟你讲讲诗人们的礼遇。有一度，我既没有钱，也不像现在这样有名：我没有工作，名叫佩德罗·加西亚·费尔南德斯。但我有才华而且人挺和气。我认识了一个女人。我认识很多女人，但我最熟悉的只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最好且不提名了，爱上了我。她在邮局工作。每当我的朋友们问起我的女朋友干什么时，我就说她是邮局职员。其实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这样我就不用说她是个女邮递员了。我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我的这位女朋友老早就要出去上班，到下午五点才回家。每当听到门轻轻掩上（她以为我还睡着）发出的细微声音时我就起床，开始写东西。我写的全是阳春白雪的事物。花园、遗失的城堡诸如此类的东西。接着，疲惫了后我又开始读书。读皮奥·巴罗亚、乌纳穆诺、安东尼奥、曼努埃尔·马查多、阿索林这些人的作品。午饭时就出去上一家大伙都认识我的店里就餐。下午，我又修改自己写的东西。她下班回来后，我们就聊一会儿，可是一个文人和一个女邮递员之间能说些什么呢？我会谈谈我写的东西，我计划要写的东西，一篇曼努埃尔·马查多作品的评论，一首表现神圣精神的诗，一篇从乌纳穆诺的作品中提取出来作为第一句话的随笔：西班牙也伤害了我。她会聊些自己走过的街上发生的事情以及要送的信件。她会谈邮票，有些品种还挺稀罕，谈些在漫长的早晨送信过程中碰到的面孔。然后，等我实在受不了时，我就说再见，然后出去逛马德里的酒吧。有时我会参加一些书会，主要是冲着免费饮料和开胃食品而去，不为别的。我会去美洲之屋，听那些洋洋得意的拉美作家们谈天说地。我会去雅典耀听那些心满意足的西班牙作家聊天。然后我就去见些朋友，聊聊我们的作品或者去拜访某位大师。可是在这样的文学闲聊的时候，我却老能听到女朋友悄悄地四处送信时敏感的鞋子发出的声音，她背着黄袋子或者拖着黄色手推车，这取决于那天她得送多少邮件，听到这声音后我就开始心猿意马了，我的舌头，几秒钟前还那么犀利和灵巧，这时却变得笨拙不堪，我开始陷入沉闷、无助的少言寡语状态，好在其他人，包括那位大师把这当做我喜欢沉思默想、具有哲学气质的证据。有时，在我深夜回家的路上，我会在她上班的附近地区顺便看看，重温一遍她走过的路线，我会模仿她，学她的样子，迅捷地来个士兵和幽灵般的正步走。最后我都觉得自己快要吐了，满脸泪水，靠住一棵树，自问怎么会跟这样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我从来不曾想出过任何答案，至少没有想出过我心目中的真正答案。可事实上我没有抛弃她。我们一起住了很长时间。有时，在我写作放松的间歇，我就安慰自己说幸亏她不是个屠夫。她要是个女警察的话我会更高兴，主要因为那会显得更时髦。女警察要比女邮递员略胜一筹。接着我继续写作，不停地写啊写，进入一种愤怒或几近崩溃的状态，慢慢地我开始掌握了这个行当最基本的东西。就这样好多年过去了，期间我全是跟这个女朋友一起度过的。终于，我获得了马德里议会颁发的新声奖，我发现自己一夜之间拥有了三百万比塞塔并且有了去首都最知名的一家报纸工作的机会。埃尔南多·加西亚·莱昂为我的书写了一篇极尽溢美之词的评论。第一版和第二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销售一空。我上了两次电视节目，不过我觉得其中一家让我上节目是打算出我的洋相。我开始着手写第二部长篇了。我抛弃了女朋友。我告诉她我们两个不合适，我不想伤害她，我希望她好，若有任何需要她随时可以来找我。然后我把自己的书全收进纸箱，把衣服放进一只皮箱就走了。我忘了是哪位伟大作家说过，爱情只会青睐赢家。很快我就跟另外一个女人住在一起了，在拉巴皮尔斯租了一套公寓，一套我自己付钱的公寓，在这里我不仅快乐而且还多产。我现任女朋友是学英国文学的，也写诗。我们大量的时间都在谈论书。她偶尔会冒出一些奇妙的想法。我想我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人们看到我们时都点头称是。我们用某种方式把乐观主义和前程具体化了，这是一种既现实又深思熟虑的方式。但是，有时晚上我在办公室里对自己的专栏文章做最后的润色工作或者修改几页小说时，会听到街上传来脚步声，我想几乎可以发誓说，那绝对是女邮递员在错误的时间出来送邮件了。我走到阳台上观望，可不见一个人影，也许会看到回家的醉鬼消失在某个街角。不会有错。街上就是没一个人。可是当我回到办公桌前，又会听到脚步声，我又想到那是个女邮递员出来干活了，想到就算我不会看见，她也不至于选这么一个可怕的时间出来活动。这时我就停下专栏文章或某个章节的写作，试着写一首诗或者在晚上余下的时间里来写日记，但却办不到。那双敏感的鞋子的声音始终在我的头脑中回荡。你几乎听不到，我知道怎么赶走它：我站起来走进卧室，脱了衣服上了床，在床上寻找女朋友散发着甜美味道的肉体。我来跟她做爱，时而温柔备至时而狂暴激烈，接着我很快就会入睡，梦见自己被推荐进了研究院。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只是这样说说而已。其实，有时倒梦见自己被推荐进了地狱。有时什么也梦不着。有时梦见自己去了势，梦见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两个小小的睾丸像没有颜色的橄榄般在两腿间长了出来，我既爱怜又害怕地抚弄着，对人秘而不宣。昼日会驱走那些鬼魂。当然这点我对谁都不说。跟女邮递员的关系让我付出了做噩梦和幻听的代价，我不那么敏感就好了，相信不会屡屡想起她。其实有时我迫不及待地想给她打电话，沿着她行走的路线跟踪她，居然产生了想看看她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念头。有时我很想在她住的小区的某个酒吧跟她见个面，那个小区再也不属于我了，然后问问她的生活近况：是不是有了新的情人，是不是送过从马来西亚或者坦桑尼亚寄来的信，是不是还跟从前一样收到圣诞节奖金。但我没有这样做。我满足于聆听她越来越微弱的脚步声。我满足于思索宇宙的宏大。一切以喜剧开始者终将以一部恐怖片结束。

马科·安东尼奥·帕拉西奥斯，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我也讲讲诗人的荣誉。我十七岁时有一股想当作家的炽烈欲望。我悄悄地作着准备。可是我在悄悄准备的时候并没有坐着无所事事地等待，因为我很清楚，我永远不会无所事事就能出人头地。克制和某种迷人的魅力这是让你如愿以偿的关键。克制：每天至少写作六个小时。每天早上创作，下午修改，晚上像瘾君子般贪婪地阅读。魅力或者迷人：登门拜访作家，或者去书会直接找他们，说他们最想听的话。他们绝对想听的话。同时要有耐心，因为这样做不见得屡试不爽。有些恶心鬼会拍拍你的脊背装出跟你素不相识的样子。那里也不乏冷酷、死硬、恶毒的杂种。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如此。你得有足够的耐心，眼观六路。表现甚佳的是那些同性恋们，但是要当心：要懂得适可而止、清楚自己想要得到什么，否则到头来从某个放荡的老左派男同性恋那里什么都没捞着还惹来一身骚。女人的情况跟这个差不多：可能会帮你一把的西班牙女作家大多又老又丑。有时完全不值当。最好的是年过五十的同性恋或者渐入老境的男作家，无论抓住什么人，你一定要把关系跟他们弄近了。一定要在这班人吝惜和怨恨的阴影中培植出一个花园来。你得把他们所有的作品都研究透了。这个效力是不言而喻的。每次谈话的时候必须引上三两句。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引用！想听什么忠告吗？永远不要批评你导师的朋友们。你导师的朋友神圣无比，一句有欠考虑的评论会把所有的前程都断送在中途。想听什么忠告吗？要满怀激情地痛恨外国作家。用你全部的能量去恨他们，特别是美国、法国，或者英国作家。西班牙作家都痛恨用其他语言写作的当代同行。对他们的一番负面评论绝对会让你交到很多朋友。同时要闭紧嘴巴睁大眼睛。给自己制订一个明确的计划。早上写、下午改、晚上读，把别的时间都花在训练交际手腕、秘密活动和提升魅力上。十七岁时我想成为一个作家。二十岁时我已出版了两本书。现在我已二十四岁，有时回顾过去让我感到眼花缭乱。我走得太远了。我已经出版了四本书，我过上了舒适的生活（但是说老实话，我的需求从来就不多，只要一张桌子、一台电脑、几本书就可以了）。我给马德里一家右翼报纸写每周专栏文章。我现在忙着吹捧、咒骂和痛斥形形色色的政客（当然都限制在一定的度里）。有志写作事业的年轻人视我为追随的楷模。有人说我是进步版的奥雷里奥·巴卡。我不知道。（西班牙同时伤害了我们，但此时我认为它对巴卡的伤害要更严重。）那些年轻人也许是很真诚的，但也可能想让我放松警戒，让我失去把持。如果是这样，我不会让他们的愿望得逞的：我仍然一如既往地顽强工作，产量仍然很高，还在继续培植朋友。我甚至还不到三十岁，未来正在像玫瑰般绽放，而且还是一朵完美的玫瑰，既芳香又少见。以喜剧开始者将以凯旋的征程结束，你不觉得吗？

埃尔南多·加西亚·莱昂，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如同一切非常之事，这个故事也从一场梦开始。不到一年前，我经常步行去我们那里最有名望的一家文学咖啡馆，在那里跟各种作家交流我们挚爱的西班牙所面临的种种困局。在司空见惯的喧闹声中，我交谈过的每个人都宣称（不要指望这里会众口同声）尽管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不及其他几本卖得好，但却最有可读性。也许是这样吧。我自己并不关心市场。不过，在赞美的纱窗后面，我却瞥到一线阴影。我经常得到同行的赞美，最年轻的那位甚至视我为伟人——同时他们也以此自勉——可是在吹捧背后我却感觉到了某种莫可名状的东西的气息和日益迫近的危险，到底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一个月后，当时我在机场的登机厅，打算暂别我们可恨的西班牙若干时日，这时三个年轻人向我走来，高大、瘦削、明媚，讳莫如深地告诉我，我的新作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说来这有点离奇，但他们绝对不是第一个对我说这种话的人。我开始了漫游的旅程。中途在罗马稍事逗留。在免税商店，一个看着饶有兴致的人老盯着我。他叫赫尔曼·昆斯特，是个出公差的奥地利人（我没有问他是干什么的），自称对我最近发表的那本书迷恋不已。他读的是西班牙文版，因为据我所知目前该书还没有被翻译成德语。他要我签个名。他的一番美言让我无话可说。到尼泊尔后，一个还不满十五岁的侍童问我是不是埃尔南多·加西亚·莱昂。我说是的，然后正要给他小费，这时小伙子声称是我作品的热烈崇拜者，几乎还没有回过神来，我就已经在那本破损不堪的《公牛与天使之间》上签了名，那是西班牙语第八版。准确地说，出版于1986年。不幸发生了一桩憾事，此事无足轻重却未能让我及时询问那位年轻读者借助什么样的命运辗转，让我的这本书到达他的手上。那天晚上，我梦见了施洗者圣约翰。这个无头人影走到宾馆床铺前对我说：去尼泊尔吧，埃尔南多，一本辉煌的杰作将向你打开。可我已经在尼泊尔了啊，我用梦里那种迷迷糊糊的语调回答说。可是圣约翰又重复了一遍：去尼泊尔吧，埃尔南多，他一遍又一遍地这样说，好像是我的文学代理人。第二天早晨我就把这个梦给忘得一干二净。在去加德满都山区的路上，我跟一群来自我们备受攻击的西班牙的游客不期而遇。他们认出了我（当然，我是独自一人，在一块石头后面沉思默想），我随即成了问答会的主角，那样子好像我们在电视里做节目似的。我的故国同胞的求知欲极其旺盛、迫切，而且不可遏制。我签了两本书。那天晚上，回到宾馆后，我又梦见施洗者圣约翰。不过这回情景有了显著不同，一个影子陪着他，一个穿着寿衣的人，无头人说话时它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圣约翰说的基本上还是昨晚的那句训言。他催促我赶紧访问尼泊尔，并许诺会有一本伟大著作的美好奖赏，比最美好的作品更有价值。我在东方漫游期间，这些梦一夜又一夜地反复出现。回到马德里，很不情愿地参加了几次无法推辞的访谈后，我搬到一个叫欧雷胡埃拉·德·阿甘达的小山村里去住了，怀揣创作一部作品的坚定志向。我又梦见了施洗者圣约翰。埃尔南多，兄弟，太让人受不了了，我在梦中这样自言自语，只有在严酷的逆境中磨砺过神经的人才会鼓起这样的精神勇气，我设法让自己迅速醒来。房间沉浸在卡斯蒂利亚夜晚浓郁的寂静中。我打开窗户，呼吸着山里纯净的空气，已经毫不怀恋每天抽两包烟的遥远的过去，不过，刹那间我想我再也不想烟了。我好像再也没有时间可失去了般把所有清醒的时间全用在整理资料、写信、准备文章和演讲稿上了，这是一个成功作家必须付出的乏味劳动，那种嫉妒心很强，抱怨不已，一本书卖不掉一千册的作家是永远理解不了这些东西的。接着我跟往常一样上了床，迅速入睡。施洗者圣约翰从一片漆黑中再次现身，如同苏巴朗笔下的绘画，他目光定定地看着我。他点点头说：我就要走了，埃尔南多，但你不能一个人留在这里。我看着背景一点点亮起来，好像一阵微风或者天使的呼吸在融开那片迷雾和晦暗，不过应该说，还保留着一丝黎明的丧服色。在这片背景上，在距离我的床有十多尺的一片坚硬的岩层旁边，那个蒙面影子耐心地等待着。你是谁？我问。我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想我几乎要哭了起来，在沉睡中，在如此阴郁的早晨，我忽然激动不已。但是，我仍然强自镇定，设法把那个问题又重复了一遍：你是谁？这时那个影子颤抖起来，或者说身体非常吝啬地动了动，摇落清晨的露水，或许那只是我凝视的双眼感觉到那是在颤抖，其实情况不是这样，颤抖结束后，这个影子开始向我的床边走来，双脚似乎并没有着地，但我能听到石头的声音，石头欢快地体会着脚底踩在它们的脊梁上时发出的鸣唱声，这声音忽然又变成一阵沙沙声和叮当声，随之又是一阵喃喃声和轻语声，仿佛那石头是田野里的草，双脚是空气或者水，接着，我使出莫大的劲头从床上坐起，用一只手肘撑着身子问，你是谁，影子，你想要我干什么，你的披肩后面藏着什么？影子继续在铺着石头和灰烬色鹅卵石的田野上行走过来，直抵我的床边，这时它停住脚步，石头们不再歌唱或叹息或咕咕作响，一阵无边的沉默降临我的房间、山谷和山麓，我闭上眼睛对自己说，勇敢点，埃尔南多，你做过的噩梦不少了，然后我又睁开眼睛。这时那个影子摘掉披肩，或许那只是条围巾，圣母玛丽亚站在我面前了，她的光不再让人目眩神迷，正如我的朋友帕特里西亚·费尔南德斯－加西亚·埃拉苏里斯说的那样，他也有过各种类似的经验，那是一种赏心悦目的光，一种与晨光交融和谐的光。我趁着还没有被惊呆说：您想让您卑贱的仆人做什么呢，夫人？她说：埃尔南多，我的孩子，我想让你写一本书。我们接下来的谈话内容不能泄露。但我都写出来了。我开始投入地干起来，打算不惜流血流汗，三个月后我就写出三百五十页的手稿，放在我的编辑的桌上。书名是《新时代与伊比利亚人的梯子》。他们告诉我，今天，这本书卖了一千多本。当然我没有在所有的书上都签名，因为我不是超人。一切以喜剧开始者注定要以神秘结束。

佩拉约·巴伦多埃，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还是从头说起吧：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吸过毒，抗抑郁病的药都从耳朵里释放出去了，在这个据说不错的图书展会上漫步，埃尔南多·加西亚·莱昂在这里拥有各种各样的读者，还有巴卡，加西亚·莱昂的直接对头，但同样令人敬畏，他也有各种读者，连我的老朋友佩雷·奥多内斯也有一些读者，甚至连我，为什么要绕圈子呢，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连我都占据了若干读者份额，我的读者是那些精疲力竭的人，那些挨鞭打的人，那些头脑中带着小小的锂制炸弹的人，那百忧解药的河流，那埃帕迷尼诺的湖泊，那罗弗诺尔的死海，被德拉基马辛堵塞的深井，我的兄弟姐妹们，那些以吸食我的疯狂来滋养自己疯狂的人们。现在我跟我的护士在一起，但也可能不是护士，而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一个特殊教育教师，甚至是个律师。总之我跟一个貌似我的护士的女人在一起，或者至少从她给我服那些奇妙的药片、那些在我的头脑中炸开阻止我再干任何疯狂之事的炸弹的敏捷程度，可以得出她是一个护士的结论。她走在我身边，我要转弯时她优雅的身影扫刷着我伸展开来的沉重影子。我的影子似乎羞于在她的影子旁边流动，可是你再瞧的时候它又极其开心。我的影子就像第三个千禧年的瑜伽熊，她的影子就像希帕蒂娅的弟子。在那一刻，我挺高兴能来这儿，高兴极了，因为我的护士喜欢看到这么多书汇聚在一起，而且喜欢跟所谓西班牙诗歌或者西班牙文学界这个最著名的疯子并肩散步。这时我发现自己喜欢莫名其妙地大笑，或者轻轻地哼唱。她问我为什么要笑，为什么会唱，我就告诉她，我笑是因为整个这件事对我来说太可笑了，因为埃尔南多·加西亚·莱昂声称是施洗者圣约翰或者圣罗耀拉或者圣埃斯克里瓦太荒谬了，是因为所有这些作家为了得到承认和读者，盘坐在他们各自的隔间里，这些辛苦的搏斗太可笑了。她又望着我问为什么哼唱，我告诉她那是我写的诗，我唱的是我正在构思或者想回忆起来的诗。这时我的护士微笑着点点头对我的答复很满意，就在这样的时候，人群熙熙攘攘之际，碰碰撞撞开始隐隐约约危险起来（我们就在奥雷里奥·巴卡的摊位附近，她告诉我），她的手开始寻找，然后轻易地找到我的手，我们手拉着手慢慢穿过耀眼的阳光和冰一般的阴凉地带，她的影子拖着我的影子，但最关键的是她的身体拖着我的身体。虽然我没有对她说实话（我微笑是为了不要号叫，我歌唱是因为不想祈祷或诅咒），我的解释对我的护士来说简直好极了，不仅赞美了她作为心理医生的高超技巧，更主要的是赞美了她的生活激情，她享受丽池公园灿烂阳光的渴望，她想快乐的顽强欲望。这时我开始从貌似诗意的角度思索起一些事情来，如失业（我的护士刚刚从失业中获救，得感谢我的疯狂），还有消逝的光阴像只红气球般在我眼前升起，飘得越来越高最后让我想哭想喊，这有点像代达罗斯哀伤伊卡洛斯的命运，而代达罗斯自己也在劫难逃，接着我又回到地球上，回到图书博览会上，试图对护士似笑非笑一下，只对她，可是她却不看我，看见我的是我的读者们，那些遭鞭打的人，那些被残杀的人，那些以我的疯狂为食粮的人，那些最终会弄死我或者熄却我的无限耐心的人，还有那些我的评论家们，他们想跟我合影但无法忍受连续八个多小时跟我在一起，还有那些作家兼电视主持人，那些热爱着巴塞罗那、极度疯狂同时又严肃地摇着脑袋的人。她不会明白，她永远不会明白，这个傻瓜，这个白痴，这个天真的人，这个迟来的女人，她对文学感兴趣、对潜伏在肮脏或者纯洁的书页后面的地狱浑然不觉，她喜欢鲜花但却没有发现瓶底藏着一个恶魔，她在图书博览会上徜徉着，在前面拉着我，摄影者把相机对准我时她冲着他们微笑，她拉着我的影子，也拉着她的影子，这个无知的人，这个无依无靠的人，这个被剥夺了特权的人，她会活得比我长，这是我惟一的安慰。一切以喜剧开始者最后均以怅惘的挽歌结束。

费里佩·穆勒，森特里科酒吧，塔尔勒斯大街，巴塞罗那，1995年9月。

这是个机场故事。阿图罗在巴塞罗那机场讲给我听的。说的是两个作家的故事。结局有些模糊。机场讲的故事很容易忘掉，除非是爱情故事，但这个不是爱情故事。我想我应该见过这两位作家。至少阿图罗见过。在巴塞罗那、巴黎还是墨西哥见过？我不知道。一个是秘鲁人，另一个是古巴人，但我不敢绝对肯定他们是这两个国家的人。阿图罗给我讲这个故事时不仅说了他们是哪儿人，还告诉了他们的名字。但我没太在意。我想，至少，我猜，他们跟我是同时代的人，也就是说出生于1950年代。据阿图罗说，他们的命运，这点我倒记得很清楚，很有教育意义。那个秘鲁人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至少他的阅读脉络是：熟悉葛兰西、卢卡斯、胡塞尔。但也读黑格尔、康德，以及希腊人的某些著作。这个古巴人是个很快乐的讲故事的高手。这几个字应该大写才对：一个快乐的讲故事的高手。他不怎么读理论，主要读长篇小说、诗歌、短篇。这两个人，秘鲁人和古巴人，都出身于穷人家庭，一个是工人阶级，另一个是农民。两个人都在幸福、快乐中长大，有一种快乐的天赋。都有想要快乐的本能。阿图罗说这两个人孩提时代可能都很漂亮。我想所有的孩子都很漂亮吧。当然，他们很早就发现了自己的文学天赋：那个秘鲁人喜欢写诗，那个古巴人喜欢写小说。两个人都信奉革命和自由，像很多出生于1950年代的拉美作家一样。后来，他们长大了，开始尝到成功的激动：他们的书出版了，评论家们异口同声地赞赏，被尊为这片大陆上顶尖的青年作家，一个在诗坛，另一个在小说界，虽然没人说出口，但大家还在等待他们的代表作的问世。可是，后来最优秀的拉美作家或者生于1950年代的优秀作家的履历他们也经历了一遍：青春、爱情和死亡的三位一体呈现在他们面前，仿佛过了一次主显节。这种幻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呢？最初，微妙得几乎难以察觉：就像一块玻璃压在另一块玻璃上轻轻移动那样。只有不多的几个朋友注意到了。接着，他们几乎无法逃遁地走向了灾难或者深渊。那个秘鲁人拿到一笔资助离开首都利马。他在拉丁美洲漫游了一段时间，很快又去了巴塞罗那，然后又去了巴黎。我想，阿图罗在墨西哥见过他，但是在巴塞罗那他们才亲密起来。那个时代好像一切都青睐流星般的事物，只有很少例外，西班牙的编辑和作家对他们的作品毫无兴趣。谁能说得上是为什么呢？后来他们又去了巴黎，在那里跟秘鲁来的学生圈过从甚密。据阿图罗说，这个秘鲁人一直都是共产主义者，不过是一个游戏和不负责的共产主义者，一个沙龙共产主义者，但是他在巴黎设法自我暗示自己是马里亚特吉的化身，不是锤头就是铁钻，我忘了是哪个，鞭笞浪迹拉美的纸老虎们。为什么贝拉诺认为对他的秘鲁朋友来说这纯属游戏呢？他的理由很充分：这个秘鲁人今天可能写几页极富煽动性的宣传文章，第二天又写一篇字迹潦草难辨的论帕斯的随笔，里面充满了对这位墨西哥诗人的奉承和溢美之词。对于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这显然有失严肃性。自相矛盾。其实，这个秘鲁人从来都无望成为一个散文家，如果他想扮演那些精神颓废或者溢美帕斯诗歌的代言人，这没什么关系。但他仍然是一个不错的诗人，偶尔还很好。诗风大胆新颖。一天，这个秘鲁人决定回到秘鲁。也许他觉得全新的马里亚特吉该到回归故土的时刻了，或许他只是想利用手中剩余的资助金去某个更廉价的地方生活，不受干扰地实施自己的新计划。可他并不走运。几乎刚踏上利马机场“闪光道路”就兴起了，好像一直在等着他。忽然，出现了一股需要承认的力量，这股力量在整个秘鲁危险地蔓延开来。显然，这个秘鲁人不可能回到自己的山乡小镇写东西了。从那时起一切都开始乱套了。秘鲁作家们的光明希望成了泡影，代之以日益忧心、日益失衡的人，代之以无法从用巴黎和巴塞罗那代替利马中恢复过来的人，那里只有不蔑视他的诗歌的人才讨厌他是个修正主义者或者不忠的走狗，那里，在警察眼中，他是千年游击队运动中的理论家（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属实）。换句话说，这个秘鲁人忽然发现自己被搁浅在一个会被警察和“光辉道路组织[1]”都轻易暗杀掉的国家。两派这样做都有充分的理由，两派都觉得遭到了他的文章的侮辱。从那一刻开始，他只有竭尽全力把自己从无可挽回地逼近毁灭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还是长话短说：他无牵无挂地回来了。这位过去欣赏“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人被改造成布莱瓦茨基夫人理论的信奉者。他又重返天主教堂。他成了约翰·保罗二世的狂热追随者和政教分离神学理论令人头疼的敌人。不过警方并不相信他的这种改变，他仍然位列潜在的危险分子的名单。另一方面，他的诗人朋友们，那些对他有所期待的人，仍然相信他，但已经不跟他说话了。不久，妻子也离他而去。但这个秘鲁人坚决不改疯狂，坚持不变立场，牢牢抓住不放。当然他也没有赚到任何钱。他跟父亲住在一起，靠父亲养活。父亲去世后又靠母亲养活。当然，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写作，不断有大部头的晦涩著作问世，其中偶尔穿插些精彩的逗人发笑的幽默片段。若干年后，他有时吹嘘自己从1985年以来就不再有性事活动了。另外，他几乎丧失了任何羞耻感，冷静或者谨慎的品质。他赞美别人时经常太过火（明显地过火，因为我们一直谈论的拉美作家都是如此），自我吹捧时绝无荒谬感。不过他仍然不时有漂亮的诗歌出手。阿图罗说：这个秘鲁人相信美洲最伟大的诗人只有两个，就是他和惠特曼。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案例。那个古巴人的故事则完全不同。他是个同性恋，革命领袖们还没有准备好要宽容同性恋，因此，他完成了两部优秀长篇小说（也比较短）的短暂的辉煌期过后，不久便被拖进被说成一场革命的欺骗和疯狂之中。他们逐渐夺去他原本就不多的资源。他丢了工作，没有人愿意发表和出版他的作品。他被迫成了警察的告密者，他被人跟踪，他的邮件被截留，最后他们把他投进监狱。这些革命家似乎设定了两个目标：治愈这个古巴人的同性恋，一旦治愈，又劝服他为国工作。两个目标都是开玩笑。这个古巴人声称。跟所有优秀的（或糟糕的）拉美作家一样，他并不害怕警察、贫困和禁止发表作品。他在这个岛上历经无数风险。最终他活了下来，仍然才情未减。一天，他逃了，逃到了美国。他的书又开始出版了。他开始更加勤奋地写作，只要有可能，可他与迈阿密颇不投缘。他又去了纽约。他得了艾滋病。在古巴，人们都这样说了：你瞧，如果他待在这儿，就不会死了。他又在西班牙待了段时间。他最后那段日子颇为不易。他想把正在写的作品完成了，但已经几乎不能打字。但他最终还是写完了。有时他坐在纽约家里的窗边，思索自己能够做什么，最后又做了什么。他最后的日子充满了孤独、痛苦，对永远失去的一切满腔愤怒。他不想死在医院里。这就是我们等着把那个古巴人从西班牙永远带回来的飞机时阿图罗告诉我的一切。革命的梦想最终不过是一场狂热的噩梦。你和我都是智利人，我告诉他，这不是我们的错。他看着我，没有说话。后来他大笑起来。他在我的脸颊每边都吻了下后就走了。一切以喜剧开始者最后均以一段喜剧的独白结束，但我们已经笑不起来了。

1　Shining Path，秘鲁游击队组织。

24

克拉拉·卡贝萨，洪帝多公园，墨西哥城联邦区，1995年10月。

我是奥克塔维奥·帕斯的秘书。你无法想像我的工作量有多大。需要写各种书信、寻找不知道放在哪儿的手稿、给杂志撰稿人打电话、查找除了一两所北美大学还有收藏外其他地方已经绝迹的书籍。为奥克塔维奥先生工作了两年后我患上了周期性头疼症，经常从上午十一点开始疼到晚上六点才慢慢缓解，服多少片阿斯匹林都不管用。总体上，我还是更喜欢干那些像家务活的工作，如准备早点或者帮助女佣做午饭。我很享受这样的工作，同时对我那备受折磨的头脑来说也算是一种休息。我通常早上七点左右到他家，那时交通还不太拥堵，或者至少没有上班高峰时那么可怕，我会准备好咖啡、茶水、橙汁、两块吐司、一顿简单的早餐，然后把盘子端进奥克塔维奥先生的卧室说，奥克塔维奥先生，醒醒吧，新的一天到了。但玛丽亚·何塞夫人会第一个睁开眼睛，她醒来后总是那么快活，她的声音从黑暗中传出来说：把早餐放在床头桌上吧，克拉拉，我就说早上好，夫人，又是新的一天了。然后我回厨房做自己的早餐，跟夫人一家的早点差不多：咖啡、橙汁、两块吐司，或者两片火腿，完了我就走进书房开始工作了。

你不知道奥克塔维奥先生收到的信简直成捆成堆，而且特别不好分类整理。你可以想像得出，给他写信的人来自世界各个角落，形形色色，有来自其他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英国、意大利、法国的年轻诗人。我不是说奥克塔维奥先生每封信都需要回复，他可能只回复这些信件的百分之十五或二十，但其他信件也需要归类，别问我为什么，我更愿意把它们都给扔掉。好在归档办法很简单：我们按照国别挑出来，假如某个写信人的国别不清楚（这种情况常发生在用西班牙、英文或者法文写的信上），我们就按语种分类。有时我在翻检邮件时会想到那些流行歌手或者摇滚歌星的助理的日常工作，我想他们是不是跟我一样需要处理这么多的信件呢。也许吧，但我相信他们不会收到这么多语种的信。有时奥克塔维奥先生还会收到中文写的信，通篇都用中文写成。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我只好把这些信另外放在一个分开的小堆里，我们管它叫“边缘地带”，奥克塔维奥先生每周会翻检一次。他会说：克拉丽塔，带上车，我们去找找老朋友纳戈希罗。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好的，奥克塔维奥先生，我说，但拜访活动可没他说的那么简单。首先，我会花一个早上的工夫打电话联系这个纳戈希罗，等终于联系上他后我就说，纳戈希罗先生，我们有点东西想让你翻译，然后我们说好在本周的某一天约见。有时我会把这些信件通过邮局或者邮递员寄给他，但如果某件东西挺重要的话，对此我可以从奥克塔维奥先生脸上的表情判断出来，我会亲自送去，守在纳戈希罗的旁边等他给我一个文件或信件内容的梗概，我会把这个梗概速记在我的小小的笔记本上，随后再打印出来放在奥克塔维奥先生的办公桌上，放在桌子的左侧，这样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看一眼，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还有些奥克塔维奥先生的信需要寄出去。这是件真的能把人气死的工作，因为他每星期要写大量的书信，比如十六封左右，寄到世界上许多匪夷所思的地方，此事实在令人惊愕，因为你不禁要想问这个人怎么会在这么多不同的地方有这么多朋友，甚至有很多地方的名字张冠李戴，的里雅斯特和悉尼，科尔多瓦和赫尔辛基，那不勒斯和博卡斯德尔托罗（巴拿马），利摩日和新德里、格拉斯哥和蒙特雷。而且他对每个人都要勉励几句，或者写个他经常咕哝的某个想法，以及我认为会让收信人琢磨或者沉思的句子。不宜在此透露他在信里写的内容，所以我只能说他在信中谈的东西多少跟他在自己的散文和诗歌里写的东西差不多：美好的东西、阴暗的事物，以及差异性，后者也是我经常思考的东西，我想就跟许多墨西哥知识分子一样，但却永远理不出个所以然来。我要做的另一件事儿，也是我乐意为之的，就是充当看护，因为我正好学过些应急处理课程。那时，奥克塔维奥先生也已经不能说是健康无虞了，他每天都得服药，因为他脑子里总有许多别的事情，该到吃药的时候就忘了，但是他在服药方面可谓一团糟，这片应该中午服，那片不能在早上八点服，无论如何，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结束了这种混乱，因为我甚至可以确保自己不在的时候仍然让他服应该服的药，像钟表般精确。为此，我在自己的住处或随便我碰巧去的地方给他打电话，并且询问女佣：奥克塔维奥先生吃了应该在八点钟服的药了吗？女佣会去看一看，如果我在一个塑料瓶里放好的药还在，我就告诉她：把药给奥克塔维奥先生拿去，让他吃了。有时我会直接给夫人讲而不通过女佣，但还是原话：奥克塔维奥先生吃药了吗？玛丽亚·何塞夫人会大笑着说，噢，克拉丽萨，她有时叫我克拉丽萨，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天你会让我嫉妒的，玛丽亚·何塞夫人这样说的时候我会有些脸色羞红，我都担心她会看见这种羞红，你能想像得出吗？好像我们在电话里说话时她什么都能看得见！但我还是继续打电话坚持让他准时吃药，否则这些药怎么会对他有益呢？

另外，我还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让奥克塔维奥先生记住日程安排，这里充满了各种社交约会，从派对、会议，到招待、艺术活动开幕式，再到生日聚会、荣誉博士学位的授予，什么都有。其实如果他事必躬亲的话，这个可怜的人将写不出一行诗了，更不用说散文。所以我安排他的日程时，他和玛丽亚·何塞夫人都会精挑细剔，反复推敲，取消很多活动，有时我会从自己恭候的一隅观察他们，心想，这就对了，奥克塔维奥先生，用你的冷漠来惩罚他们。

接着，洪帝多公园时期来了，那个地方真是乏味至极，如果你想听我说实话的话。也许那里曾经不错过，但如今已成了小偷、强奸犯、醉鬼和妓女们聚集的丛林。

整个经过是这样的。一天早晨，我刚到奥克塔维奥先生家，甚至还不到八点钟，我就发现他已经起床了，在厨房里等着我。他一看见我就说：我想等你来带我去兜兜风，克拉丽塔，坐着你的车。你觉得怎么样呢？好像我曾经拒绝过他的什么请求似的。我就说：告诉我，你想去哪儿，奥克塔维奥先生。可是他什么话也没说就向我走来，我们来到外面。他上了车在我旁边坐好，顺便说一下这是辆普通的大众牌轿车，并不是很舒适。我看见他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心里略感歉疚，觉得没有给他提供更好的交通工具，但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忽然想到如果我致歉的话他会当成一种责备，因为毕竟是他给我付薪水，如果我没有足够的钱买一辆好车，有人会说这是他的过错，而我做梦都不会想到这种事儿的。所以我什么也没说，尽量把自己的想法成功地隐藏起来，然后发动起车。我们先是随便上了几条大街行驶。后来我们绕过科约阿坎，最后拐入起义者大街。到了洪帝多公园时，他让我把车停在我能停靠的地方。我们下了车，奥克塔维奥先生环顾了一番四周后走进公园，那时公园丝毫不拥挤，但也并不空旷。也许公园让他回忆起什么了，我想。我们越往深里走，公园显得越孤寂。我注意到，由于漠然或懒惰或没有资金或可耻的不负责任，公园完全处于令人震惊的荒芜状态。我们走进公园深处在一把条椅上坐下时，奥克塔维奥先生仰望着树顶或者天空，嘴里喃喃地说着我听不明白的话。出来前我顺手带了药和一小瓶水，因为该到他吃药的时候了，我们坐下后，我就把药给了他，奥克塔维奥先生望着我，好像我疯了似的，但还是痛快地吞下药片。后来他说：你待在这儿别动，克拉丽塔，然后起身沿着一条落满松叶针的小土路走去，我照他说的没动。坐在这里真好，我得承认。有时，在别的路上，我会看到抄近路的女佣以及早上不打算去上课的学生。空气清新宜人，那天的污染不太严重，我记得听到一只鸟儿反复地鸣叫着。其间，奥克塔维奥先生一直在散步。他散步的圈子范围越来越大，有时会离开小径踏入草坪，那些草被反复踩踏之后显得病恹恹的，园丁们大概都不再照管它们了。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那个人。他也在绕圈散步，他也是沿着那条小路，不过朝相反方向，这样他必然会从奥克塔维奥先生身边经过。我的胸中仿佛突然涌起某种警觉。我站起来，绷紧全身的肌肉以防必要时出面干预，因为我正好跟武志健博士练过空手道和柔道。他的真实名字叫耶稣·加西亚·佩德拉萨，是联邦警察局的一名员工。不过毫无必要如此：这人经过奥克塔维奥先生时甚至连头都不抬一下。我又坐回原位，我看到：奥克塔维奥先生经过那人时会站住，站在那儿若有所思，接着又继续散步，但这回他不再像刚才那样毫无目标或者无动于衷地运动，而是好像精心算计过跟那个陌生人的两条轨道再次相交的时刻。那个陌生人再次从他身边经过时，奥克塔维奥先生转过身站在那里带着由衷的好奇心盯着他。这个陌生人也盯着奥克塔维奥先生，我都觉得他认出了奥克塔维奥，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每个人，我说是每个人时我是确指每个人，都知道奥克塔维奥是谁。回家的路上，奥克塔维奥先生的情绪明显有了变化。他的眼睛格外明亮，兴致更加高昂，好像漫长的清晨散步给他补充了新的力量。我记得在路上不知什么时候他背诵起几句优美的英语诗来，我问他是谁写的，他说出一个人的名字，大概是个英国诗人的名字，我忘了，接着，好像为了换个话题，他问我刚才为什么那么紧张，我记得我先没有回答，也许我只是喊了声噢，奥克塔维奥先生，后来我又说洪帝多公园非安宁之地，在这里散步和思考还得担心被地痞流氓打劫。这时奥克塔里奥先生望着我，用仿佛直接从一匹狼的内心发出的声音说：不会有人袭击我的，甚至共和国总统也不会。他说得如此斩钉截铁，我都相信他了，琢磨着最好什么也别说。

第二天，我到家时奥克塔维奥先生已经在等着我了。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就出去了，我开着车，我有些犯糊涂，朝科约阿坎方向开去，但是奥克塔维奥先生注意到后告诉我朝洪帝多公园开，不要再耽误了。情况依旧。奥克塔维奥先生让我坐在一把条椅上别动，自己开始在昨天来过的同一地方绕圈散步。之前，我把药给了他，他痛快地吃了。过了会儿，另外那个人也出现了，奥克塔维奥先生看见那人后情不自禁地从远处望着我，好像在说：你瞧，克拉丽塔，我做任何事都是有理由的。那个陌生人看看我又看看奥克塔维奥先生，有那么瞬间我似乎觉得他在打招呼，他步履蹒跚，行动更加犹豫。但他没有像我开始担心的那样转过身来，他和奥克塔维奥先生又分开了，擦身而过，每次经过时两人都会把目光从地面上抬起来望望对方的脸，我发觉，第二次相遇时两个人彼此都很警惕，但第三次相遇时都沉浸在各自的思考中，甚至交错而过时都不互相看一眼。我想就在此刻，我忽然觉得两个人都不是在说话，我是说，谁也没有咕哝着词语，而是念叨着数字，就是说两个人都在记什么数，也许不是脚步数，而这是我能想到的惟一合情合理的事儿，他们唠叨的更像随机数字，也许在作着加减或者乘除运算。我们离开后，奥克塔维奥先生显得很疲惫。他目光闪烁，那双漂亮的眼睛，可是他就像刚刚参加完长跑比赛下来。我得承认，我立刻担心起来，他真有个三长两短责任可全在我。我想像奥克塔维奥生生突发心脏病，想像他死了，又想像所有挚爱他的墨西哥作家（特别是诗人）在奥克塔维奥先生就诊的医院的会客室里围住我，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盯着我问，究竟对墨西哥惟一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干了什么，奥克塔维奥先生怎么会死在洪帝多公园，这种毫无诗意的地方，与我的老板在这个城市经常出没的地方如此遥远。我想像中不知如何解释，只好说明了真相，与此同时我又知道真相是没法让他们信服的，所以干吗劳神费舌呢，最好什么也不要说，当我开着车沿着愈加令人不堪忍受的墨西哥城大街行驶时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个，我在想像中把自己置身于各种充满了责备和自责的情景，这时我听到奥克塔维奥先生说我去一趟大学，克拉丽塔，我需要向一个朋友问点事儿。这时奥克塔维奥先生气色恢复如常，跟平时一样镇定自若，我仍然摆脱不掉那种恼人的担忧，那种阴暗预兆的压抑。特别是那天下午五点，奥克塔维奥先生叫我去他的书房，让我列一个1950年以来出生的墨西哥诗人的名单，说实话，这个要求不比许多其他要求更奇怪，可是，考虑到要投入的工作量之大，还是觉得相当烦人。我想奥克塔维奥先生觉察到了我有多么紧张，觉察到这个并不特别困难，因为我的双手都在颤抖了。我像一只陷入暴风雨中的小鸟。半个小时后他又叫我，我过去后他望着我，问我是否信任他。这叫什么话啊，奥克塔维奥先生，我说，您怎么会这么想。他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话，好像没有听见我说的。当然信任了，我说，再没有比我信任你的人了。他说：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在这里告诉你或者你看到的以及明天会看到的任何事情。能答应吗？我以母亲的名义发誓，愿她安息，我说。这时他做了个手势，像在驱赶苍蝇似的，他说，我认识那家伙，真的吗？我说。他说：多年以前，克拉丽塔，一帮激进的左派疯子想绑架我。我真不敢相信，奥克塔维奥先生，我说，又开始全身颤抖起来。嗯，他们还真打算下手，他说，这是一个公众人物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克拉丽塔，别发抖了，喝杯威士忌或者你喜欢的什么饮料，但要镇定。那个人就是那帮恐怖分子中的一员吗？我问。我想是吧，他说。他们究竟为什么要绑架你，奥克塔维奥先生？我问。我也百思不解，他说，也许他们觉得受辱了，因为我完全不把他们当回事。这倒有可能，我说，很多人由于各种愚蠢的原因受不了那份怨气。但可能不是因为这个，也许只是开个玩笑。一个善意的玩笑。我说。无论如何，他们并没有真正地试图绑架我，他说，但他们大肆宣扬，所以我有所耳闻。你知道后采取什么措施了吗？我问。什么也没有，克拉丽塔，我一阵大笑，然后就把他们永远忘了，他说。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去了洪帝多公园。昨晚非常难受，无论如何睡不着，这种神经上的灾难，即便读阿马多·内尔沃的作品也难以平抚（顺便说一句，我没有告诉过奥克塔维奥先生，我一直在读阿马多·内尔沃的作品，当然，我只说在读卡洛斯·佩利塞尔或者何塞·戈罗斯蒂萨的作品，可是请告诉我，你试图放松或者如果幸运的话想要入睡之时，读佩利塞尔或者戈罗斯蒂萨的东西有什么用，其实这时最好什么也不要读，甚至阿马多·内尔沃也不要读，最好是看电视，节目越傻越好），我的眼睛下面有两个很大的黑圈，化妆都难以掩盖，连我的声音都略微有些嘶哑，好像头天晚上抽了一包烟，或者喝了很多酒。但奥克塔维奥浑然不觉，他坐进小车，然后我们就出发去公园了，谁也不说一句话，好像我们对这件事早习以为常了，这种事儿简直让我疯狂，那种人类对任何事物都能快速适应的本事简直让我疯狂。换句话说：如果我停下来平心静气地想一想，理应如此，然后对自己说，我们只去过洪帝多公园两次，这是第三次，可我几乎不能相信，因为我们好像已经来过很多次了，如果我承认我们只到这个公园来过两次，那会难以忍受，因为这让我想尖叫，甚至开着小车去撞墙，所以我必须自己控制好，专心致志地握好方向盘，不能再想洪帝多公园或者那个我们去了他也来的陌生人。一句话，那天早晨我不仅形容憔悴，眼睛下面有两道黑圈，而且还无缘无故地焦躁不安。然而那天早晨发生的事儿却大出我的意料。

到了洪帝多公园。很多东西终于弄明白了。我们走进公园，坐在那把常坐的条椅上，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可我觉得这棵树跟墨西哥所有的树一样病恹恹的。奥克塔维奥先生没有照例把我一人撇在那把条椅上，而是问我是否完成了他昨天交办的任务，我说完成了，奥克塔维奥先生，我列了一个人数庞大的名单，他微笑着问我是不是还记得名字，我盯着他好像在问是不是当真，然后从包里取出那份名单给他看，他说：克拉丽塔，找找那孩子是谁。他只说了这么一句。我像个傻子似的站起来要等候那个陌生人，为了消磨时间，我开始散起步来，最后我竟然走上奥克塔维奥先生前两天走过的那条路，后来我站住不动了，我不敢看他，我的目光盯住那个我想确定身份的陌生人会出现的地方。那个陌生人来了，几乎与他前两次出现的时间一样，他开始散步。这时，我毫不迟疑地走过去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是乌里塞斯·利马，本能现实主义诗人，墨西哥绝无仅有的本能现实主义诗人，说实话，我想说，他的名字并没有让我觉得似曾相识，但前天晚上，应奥克塔维奥先生之命，我查遍了近年但不是很晚近出版的十多部诗选，其中著名的萨尔科选集列了五百多个年轻诗人。但他的名字还是听着不怎么耳熟。我说：你认识坐在那儿的那位先生吗？他说：认识。我说：你想跟他一起坐会儿吗？他耸耸肩或者做了一个类似的动作，我理解成同意，我们两个同时向那把条椅走去，奥克塔维奥先生饶有兴致地目光追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走到他跟前时心想不妨作个正式介绍，我说：奥克塔维奥·帕斯，这是本能现实主义诗人乌里塞斯·利马。奥克塔维奥先生一边给利马让座一边说：本能现实主义者，本能现实主义者（好像很熟悉这个名称），不是那个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组织吗？利马在奥克塔维奥旁边坐下叹了口气或者嘴里发出一个奇怪的声音说，没错，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组织也叫这个名字。他们望着对方，沉默了一分钟左右。说实话，这是非常痛苦的一分钟。远处，越过几丛灌木，我看到有两个流浪汉在那儿。我觉得自己有些紧张，这导致我愚蠢地问奥克塔维奥这是个什么组织，他是否认识那些人。我可能还评论了一番天气。这时奥克塔维奥先生用那双漂亮的眼睛盯着我说，克拉丽塔，本能现实主义者们活动的那个时候，我可能还不到十岁，大概是1924年左右，是吗？他面朝利马说。利马说是的，差不多吧，1920年代，但他的口气如此伤心，如此……激动或者动情，我都觉得这是我听过的最伤心的声音。我都觉得自己要生病了。奥克塔维奥先生的眼睛和那个陌生人的声音、这个早晨和洪帝多公园，这是一个多么破败的地方啊，不是吗？如此荒凉，所有这一切让我内心深处感到刺痛，不知怎么，我都无以言表。我决定让他们平静地聊一聊，我离开他们有几尺之远，向最近的那把条椅走去，借口说我得看看明天的安排，我带上从最近几代诗人中整理出的名单，从头到尾又浏览了一遍，我敢说乌里塞斯·利马不在名单里。他们交谈了多长时间？不太长。从我坐的地方看得很清楚，他们谈得很轻松、很镇定、很文雅。后来诗人乌里塞斯·利马起身握了下奥克塔维奥先生的手就走了。我看着他向公园的一个出口走去。我刚才看到的灌木丛中的流浪汉现在变成了三个，向我们走来。我们走吧，克拉丽塔，我听到奥克塔维奥先生说。

第二天，不出我所料，我们没有再去公园。奥克塔维奥先生十点钟起来，着手写一篇打算在他的下期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时我很想问问他我们这三天来的小小历险是怎么回事，但内心（也许是我的常识）的某种东西让我放弃了那个念头。事情该怎么就怎么，如果我，这惟一的见证者，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最好还是不知道的好。大约一周后，奥克塔维奥先生和夫人一起去美国的一所大学举办系列讲座，当然，我没有陪他们去。一天早晨，那时他们还没有回来，我怀着希望和看到乌里塞斯·利马再次出现的心情去了一趟洪帝多公园。这次惟一的不同是我没有在大家视野可及的地方坐下，而是藏在几丛灌木之后，但却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奥克塔维奥先生和那个陌生人第一次相遇的地方。等待的最初几分钟，我的心跳个不停。我冷得快要僵住了，但摸了摸脸颊后感觉自己的脸都快要爆炸了。后来的结果很令人失望，但十点钟左右离开公园时，我甚至可以说感觉很幸福。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不能告诉你。

玛丽亚·特蕾萨·索尔索纳·利伯特，赫尔迪健身中心，何塞普·塔拉德尔拉斯大街，马尔格拉特，加泰罗尼亚，1995年12月。

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故事，但我想起它时却不禁笑起来。我需要在自己的公寓里出租一间房，他是第一个找上门的人，可我对南美人不完全信任，他看上去好像人还不错，我说可以租给他。他给我预付了两个月的租金，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那时我参加加泰罗尼亚举办的每一场锦标赛和示范表演，还在塞壬酒吧当招待，酒吧在马尔格拉特的旅游区，在大海边。我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个作家，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在一家报社工作，那时我对记者特别感兴趣。我决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他住到我那里的头一个晚上，我就走到他房间门口，敲了敲门，邀请他跟我和佩佩一起去吃晚饭。佩佩在一家巴基斯坦人开的酒吧工作。当然，我和佩佩从不去酒吧用餐，偶尔会吃点沙拉，但我们跟店主约翰先生是朋友，这会让我们觉得备受礼遇。

那天晚上我发现他不是在报社工作，而是在写长篇小说。佩佩听了很兴奋，因为他是个侦探小说迷，他们有很多东西可聊。其间，我吃着自己的沙拉观察着他，当他说话或者听佩佩讲时我就揣摩他。他胃口不错，开始时彬彬有礼。后来，你观察得越久，就会发现越不对劲，事情的另一面逐渐显露，就像水变浅时靠近海滩的鱼逐渐滑落出来，你会发现污浊的东西（比水还污浊）迅速从你腿边掠过。

第二天佩佩回巴塞罗那参加加泰罗尼亚奥林匹亚健美先生大赛，没有回来。当天早晨，很早，那个作家和我在起居室里相遇，我正锻炼呢。我每天都锻炼。这是比赛旺季早晨做的第一项功课，因为当时我的时间很紧张，得充分利用白天的时间。所以我就在起居室里锻炼了，在地板上做俯卧撑，他走进来说早上好，特雷萨，然后就走进卫生间，我想我甚至都没有应答他，或许含含糊糊地说了句什么，我不习惯锻炼的时候被打断，后来我又听到他的脚步声，卫生间或者厨房门关上了，过了会儿我听到他问我要不要来杯茶。我说要，然后我们彼此凝视了片刻。我想他从未遇到过我这样一个女人。你想锻炼会儿吗？我问。当然，我这样说纯粹是为了想说点什么。他看上去气色不佳，他已经在吸烟了。如我所料，他说不想。人们是非得住进医院了才会关心自己的健康。他把一杯茶放在桌上然后就关进自己的房间了。过了会儿，我听到他的打字机的声音。这是那天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六点钟时又出现在起居室，而且说要给我做早餐。我在白天早上的这个时候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但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说不要会不好，所以让他又给我冲了杯茶，我告诉他冲茶的时候可以找找橱柜里的一瓶高效氨基酸纤体素，我昨晚应该用过的，但却忘了。什么，我说，你没见过像我这样的女子吗？没有，他说，从来没有。他很诚实，但是那种诚实让你不知道是被冒犯了呢还是受宠若惊。

那天下午，我轮班结束后去找他，说我们可以出去玩玩。他说更想待在屋里写东西。我会请你喝一杯的，我说。他谢了谢说不去了。第二天上午，我们一起吃早餐。我正在锻炼，心里纳闷他上哪儿了，因为已经七点四十五分了，他还没出来。我开始锻炼时，往往都让自己想入非非。一开始我会想些具体的事，比如工作、比赛之类，接着我的大脑就开始自行其是，会想到一年后我将在哪儿，有时会不知不觉地想起童年来。那天早晨，我又想起马诺利·萨拉伯特，她去任何地方无论干吗都会赢，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这点的，这时我忽然听到他的门打开了，一会儿我听见他的声音在问我想不想喝茶。当然想了，我说。他把茶端过来时，我站起来，跟他一起在桌边坐下。那次我们可能聊了有两个小时，一直聊到九点半，完了我只好急匆匆地去酒吧上班，因为值班经理，也是我的一个朋友，要我去处理清洁女工的事儿。我们无所不谈。我问他在写什么。他说一本书。我问他是不是爱情小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我又问了一遍，他说不知道。伙计，我说，如果你不知道，谁他妈的会知道？也许这话是我到晚上才说的，当时我们两个已经放松了许多。总之，爱情是我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我们一直谈到我不得不走了。我说我会告诉他一两个爱情故事。还说我跟那个叫纳尼的家伙纠缠不清，那个格罗纳的顶级健身教练，还说有了那次经验后我都觉得有资格开一门课了。他问我们分手多久了。大约四个月吧，我说。他离开你的吗？他问。是的，我承认，他抛弃了我。可是现在你又在跟佩佩约会，他说。我说佩佩是个好人，是个温柔的可人儿，他连只苍蝇都不会伤害。可这不是一回事，我说。阿图罗有个习惯，我说不上好还是坏。他喜欢倾听，但不选边站。人们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我喜欢这样，即便我不同意这些意见。一天下午，我邀请他上塞壬酒吧。他说不喝酒，在酒吧里会显得傻乎乎地无所事事。我会给你做花茶的，我说。他不去，我也不再邀请。我这人很外向也很随和，但不想招人烦。

可是，后来他又上那家酒吧了，我亲自给他做了菊花茶。从那天后他天天来酒吧。另外一个女服务员罗茜塔以为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了。她说出来时惹得我直发笑。我想了想这事儿，然后笑得更厉害了。我和阿图罗之间怎么会有事儿！但是后来，我无缘无故地又想了一回，发现自己挺想成为他的女朋友。那时我只跟两个南美人有过往来，这两个人基本上都是傻蛋，我没有丝毫的欲望再染指此事了。我不认识任何小说家。眼前这个家伙是南美人又是个作家，忽然我想做他的女朋友了。而且，最好跟男朋友而不是陌生人共用一套房子。但这还不能说是我想成为他女朋友的真正理由。我就是有这个感觉，我不会问自己这是为什么。他也需要一个女朋友，我立刻就看出这点了。一天早晨我要他谈谈自己。从来都是我在那里说。那次他什么也没告诉我，不过他说我可以随便问他我想问的一切。我得知他一直住在马尔格拉特，最近又放弃不住了。他没有说为什么。我得知他离婚了，还有个儿子。他的儿子住在阿雷恩斯海滨。他每周六去看一次儿子。有时我们一起搭那次火车。我去巴塞罗那看佩佩或者健身中心的朋友们，他去阿雷恩斯看儿子。一天晚上，他在塞壬酒吧喝菊花茶的时候，我问他多大了。四十多，他说，但看上去不像。我猜顶多三十五岁，我也这样说了。后来，虽然他没有问，我还是告诉他我多大了。三十五岁。然后他冲我微笑。我一点都不喜欢那种微笑。他看着我微笑的样子好像带着某种复杂心情或者满不在乎的神气。总之，我不喜欢那种微笑。我本质上是个斗士。我总是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事情不见得必然会那么糟糕或者无可作为。那天晚上，看到那种微笑之后，不知为什么，我说我没有孩子，但很想要几个孩子，我也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多少钱，这个一目了然，可我认为生活是个漂亮的东西，一件美丽的事物，而且人应该生活得幸福。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讲那种陈腐的套话。我立刻后悔了。自然，他一个劲儿地说当然当然，好像在跟一个笨蛋说话。我们还是经常交谈。而且谈得越来越多。早晨吃饭的时候，晚上他完成了当天的任务去塞壬酒吧的时候，我们都在聊天。或许那只是出来休息一下，因为我想作家总在不停地写着：我记得早晨四点钟我在睡梦中还能听到他的打字机的声音。我们无所不谈。有一次他看着我在举重，问我为什么要健身。因为喜欢，我回答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问。十五岁，我说。是不是看上去很怪呢？不，他说，不过像你这样的女孩还真不多。我告诉你，有时他简直能把我逼疯。我应该告诉他我是一个女人，不是一个女孩，但我却说越来越多的女人在像我这样做。后来，不知为什么，我告诉他两年前的夏天，佩佩建议我们在格拉马内特一家俱乐部表演。他们给我们取了艺名。他们管我叫参孙小姐。我得在跳艳舞用的那种舞台上摆各种动作，还要举重。就这样。可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我不是参孙小姐，我是特雷萨·索尔索纳·利伯特，就这样。但这是一次机会，给的报酬不菲，佩佩说给某些特殊爱好杂志寻找模特的家伙晚上可能随时出现。最后谁也没出现，或者出现了也没人告诉我。不过，这也算是份工作，我干了。这份工作有什么你不喜欢的吗？他问我。噢，我说，然后想了想，我不喜欢他们给我取的艺名，我想如果有人想取个别的名字，她总有选择的权利吧。我永远不会管自己叫参孙小姐的。我也不把自己当成参孙小姐。这是一个廉价、劣质的名字。总之，我不会选它的。你愿意是什么样子的名字呢？金，我说。学金·贝辛格的名字吧？他问。我知道他会这么说。不，我说模仿金·奇泽夫斯基。金·奇泽夫斯基是谁？这个行当的一个冠军，我说。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我给他看了一本我收藏的影集，里面有金·奇泽夫斯基和完至极的伦达·默瑞的照片，还有苏·普莱斯、劳拉·克雷瓦尔勒、黛比·马吉丽、蜜雪儿·拉拉贝特、娜塔丽亚·莫尼科韦内等人，后来我们又出去到马尔格拉特一带去散步。没有车真是太不方便了。我们要有车的话就会去别的地方，比如去洛雷特的什么俱乐部，我认识那个俱乐部的很多人。噢，每个地方我都认识很多人。我说过：我喜欢交际，我是个喜欢快乐的人，不在人群中你上哪儿寻找快乐去？于是我们就成了朋友。用朋友一词来描述我们的关系是挺准确的。我们相互尊重，我们各有自己的生活，但每天却花大量的时间促膝交谈。我的意思是聊天成了我们的习惯。通常都是我起的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他是一个作家吧。后来，更加民主了，他也会学我先开口。我对他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妻子离开了，他非常疼爱儿子，从前朋友很多，现在几乎一个都没了。一天晚上，他告诉我跟安达卢西亚的一个女孩有了关系。我耐心地听他讲完后告诉他，人生很漫长，这个世界上有的是女子。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观点上出现重大分歧。他说，不，对他来说没有那么多，然后他引用了一首诗，我请他把诗写在我的记事本上，这样我就可以记在心里。这首诗是一个法国人写的。好像说肉体是可悲的，还说他，写这首诗的诗人，声称读过所有的书。我不知作何感想，我告诉他，我没有读过多少东西，但好像还是觉得不管谁，无论读了多少东西，不可能把这个世界上每一本书都读完。书一定是很多了，我不是指每一本书，好的坏的，我是专指好书。应该是成堆了！多得够你每天花二十四个钟头读了！更不要提那些坏书，因为坏书一定比好书还多，至少，像任何事物一样，好的、有阅读价值的书总是少数。后来我们开始聊这个“可悲的肉体。”他这是指什么呢？难道说他已经把全世界的女人都操过了？就像他把世界上每一本书都读了，他也跟每个女人睡过觉了？抱歉，阿图罗，这首诗完全是狗屎。这两种事都不可能发生。他大笑起来，你看得出他觉得跟我说话挺好玩，他说这是有可能的。不，不可能，我说，写诗的这个人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也许什么人都没有睡过，我可以千真万确地告诉你。我相信他不可能读过所有的书，像他吹牛说的那样。我还有话想说，可是要完成这样的谈话可真不容易，因为我总要从吧台后面出来招待客人。我出去时阿图罗就坐在一个凳子上，我会看到他的背影或者脖颈，可怜的家伙，我也会在放着瓶子的架子后面的镜子里寻找他的脸。后来我的班结束了。那天晚上，我凌晨三点才走，我们步行回家。我建议上海滨大道的休闲俱乐部玩玩去，可他说太累了，我们就回家，在路上我问他，好像我已接受了他的说法，如果一个人读完所有的书，睡了所有的人，当然是按这个法国诗人的说法，那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说旅行，去远方，我说，噢，说到旅行，你甚至顶多能走到皮内达，他没有回嘴。

真是怪极了，那天晚上后，我总忘不了那首诗。我不是说老想着它，而是想了很多。我仍然觉得它是狗屎垃圾，可还是难以从头脑中清除。一天晚上，乘阿图罗没有上塞壬酒吧来，我去了巴塞罗那。有时我就会这样：情不自禁。第二天早上十点我又回来了，状态差得令人恐怖。我回家时他在自己屋里，门紧闭着。我上了床听着他的打字机的声音睡着了。中午时他来敲我的门，我没有应声他就进来了，问我是不是挺好的。你今天不上班吗？他问。去他妈的工作。我来给你做杯茶吧，他说。他还没把茶端过来我就起床穿好衣服，戴上太阳镜，走进起居室坐下。我以为我快要呕吐了，但却没有。我脸上有块青伤，没法掩饰，我等着他问怎么回事。但他什么也没问。那回我没有被酒吧除名还真是个奇迹。那天晚上我想出去跟朋友们喝点，阿图罗也去了。我们来到帕塞奥·马利蒂默街上一家酒吧，后来还遇上其他一些朋友，我们还在布拉内斯和洛雷特聚了。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候，我对阿图罗说别再吊儿郎当了，要专心致志地投身于自己热爱的事情，也就是他的儿子和小说。如果你最在乎这个的话，就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我说。他既喜欢又不喜欢谈到自己的儿子。他让我看了这个孩子的照片，大概有五岁左右，看着挺像他爸爸的。你这杂种真是太幸运了，我说。没错，我是挺幸运，他说。那干吗要分开呢，傻家伙？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健康冒险呢，你明知那样不好？你干吗不安安心心地待下来、工作，跟儿子开心地生活，找个真正爱你的女人呢？真好玩：他没有喝醉，可是却装成喝醉了的样子，他说是别人的醉态对他的心理产生了影响。没准我也醉得很凶了，分辨不出醉了和不醉的区别。

你以前经常喝醉酒吗？一天早上我问他。当然了，他说，跟别人没什么两样，但我通常更喜欢清醒着。我猜也是，我说。

一天晚上，我跟一个家伙吵了起来，是他先惹我的。在塞壬酒吧。那家伙特别粗鲁，我说他想不想出去，有没胆再说一遍刚才的话。我没注意到他那边人不少。这家伙跟着我出来，我来了个锁臂把他摔在地上。他的朋友们跟上来，但我的经理和阿图罗让他们别管闲事。这时我什么也没看见，但看到阿图罗和我的经理时，不知该怎么样想了，只觉得解脱了，这是最重要的，我也有种被爱着、被拥抱和保护的感觉，我觉得别人在乎我，这让我很开心。当天夜里晚些时候，正好佩佩又回来了，早上五点我们做爱了，那感觉真是太好了。幸福极了。我们在床上时，我闭上眼睛想着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包括所有的暴力事件、美好的事物以及美好事物如何战胜暴力，从而没有引发更大的暴力，我是说那些美好的事物，我一直想着它们，还在佩佩的耳边窃窃私语了些别的事儿，忽然砰地一下，我又开始想起阿图罗来，我听到了他打字机的声音，但看不到现场的情景，没有在心里对自己说：“阿图罗也挺好的，”没有说：“我们大家都挺好的，这个世界还在运转”，我说了，我没有这样去想，我开始想我这位室友和他的精神状态，我决定帮助他。第二天早晨，我和佩佩做力量练习时，阿图罗在一旁看着我们，坐在他常坐的老地方，我继续抨击他。我忘记对他说了些什么。也许说他应该休息一天，因为他的事儿自己说了算，去跟儿子玩上一天。如果我这样说了，我一定很坚持，最后让阿图罗自己都觉得有道理，佩佩说阿图罗可以跟他一块儿去，他捎上阿图罗去阿雷恩斯。

那天晚上，阿图罗没有上塞壬酒吧来。

我凌晨三点回家时在路上碰到他在帕塞奥·马利蒂默街上一家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我远远就看见了他。一群醉醺醺的游人在他旁边的电话亭附近晃悠，那个电话亭好像坏了。一辆小车停在路边，门开着，音乐一直放着，我靠过去时（我跟克丽斯蒂娜在一起），他的模样看得更清了。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清他的脸（他站在那儿后背对着我，挤在电话亭里），我就感觉他在哭或者快要哭了。他是不是喝醉了？他吸毒了吗？我走在克丽斯蒂娜的前面急匆匆地向他走去时心里这样想着。我走到他站的地方时那些游客们古怪地望着我，刹那间我都以为那人可能压根不是阿图罗。他穿一件夏威夷式衬衣，以前从未见他穿过。我拍了下他的肩膀。阿图罗，我说，我还以为你今天晚住在阿雷恩斯呢。他转过身打了个招呼。接着他挂了电话跟我和克丽斯蒂娜聊起来，她现在已经赶上我了。我发现他忘了拿从投币口里出来的零钱。有一千五百比塞塔。那天晚上，我们单独在一起时我问他，阿雷恩斯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他说挺好。他妻子跟一个巴斯克人住在一起，似乎挺幸福，儿子也挺好。别的呢？我问。就这些了，他说。那你在跟谁打电话？阿图罗盯着我笑了。那个混账安达鲁西亚女孩吗？我说。那个迷住你的婊子？没错，他说。你在跟她说话吗？只说了一会儿，他说，那些英国佬喋喋不休，挺烦人的。如果你不再跟她说话了，你究竟在那里干吗，滞留在电话亭里？我问，他耸了下肩膀。他想了想，然后说打算再给她打一个。可以在这儿打啊，我说。不，他说，我的电话都是长途，那样的话你的电话费支出可要大了。你付你的，我付我的，我温柔地告诉他。不，他说，等电话费的单子出来时我已经在非洲了。天哪，你真是个白痴，我说，继续打吧，我去洗个澡，打完后告诉我一声。

我记得我冲了个澡，然后全身涂上润肤油，还抽空对着卫生间雾气蒙蒙的镜子做了几个练习。我出来时阿图罗坐在桌边，上面放着一杯菊花茶，一杯给我的牛奶，上面扣着盘子免得凉了。你给她打电话了吗？打了，他说。怎么样？她挂了我的电话，他说。这可是她的损失啊，我说。他鼻子里哼了声。为了换个话题我问他自己的书进展如何。挺顺利，他说。我能看看吗？我能去你屋里看看吗？他望着我说可以。他的房间不干净，但也不是很脏。床铺没有收拾，衣服扔在地板上，几本书胡乱撇着。跟我的房间差不多。他把打字机放在窗户旁边的一张小桌上。我坐下来开始翻他的手稿。当然他写的东西我一点都看不懂，不过我也不指望看懂。我知道人生的秘密不在书本里。但我也知道读书有好处，会有启迪教益，或者可以休闲放松：我们都同意这点。他爱读书，我爱读杂志，比如《健身》、《健与美》、《健美》等。后来他开始谈起他的大情人来。我这样称呼她的，为了逗他，你的大情人，一个他认识了很久的女孩，当时她才十八岁，不久前又见过她一次。他每次回加泰罗尼亚都不顺利。第一次，他说，列车差点脱了轨。第二次回来时病了，高烧达一百零四度，在车厢里蜷缩成一团，大汗淋漓，裹了好几条毛毯还盖着外衣。那女孩让你上火车时知道你病了吗？我看他的东西时一边问，他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她不爱你，阿图罗，我想。忘了她吧，我说。我得走了，他说，我得去看儿子。我想去见见他，我说。我给你看过他的照片了，他说。我就是不明白，我说。你不明白什么？他问。我绝不会让一个生了病的朋友带着高烧上火车的，哪怕我没有爱过他，哪怕我已不爱他了，我说。首先，我会照顾他，保证他好了，至少好一点了，然后才会让他走的。有时我觉得特别内疚，我想，可是最奇怪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才会有这种感觉。你是个好人，他说。那你喜欢坏人吗？我说。第一次，她害怕过来跟我一起生活，他说，她才十八岁。打住别讲了，我说，否则你非把我气死不可。那个女孩是个胆小鬼，我想，他也是个傻瓜。这里我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他说。你干吗说得这样夸张？我爱她，他说。别讲了！我说，我不想再听到这种谬论。那天晚上我们谈的主要还是那个混账安达鲁西亚女孩和阿图罗的儿子。你需要钱吗？我问。你离开这儿是因为没钱吗？因为你挣的钱不多吗？我可以借你钱。别付我这个月或者下个月的房租了。等你有钱了再付吧。你还有钱治病吗？你要去看医生吗？你有钱给儿子买玩具吗？我可以借你一笔。我有个朋友在一家玩具店上班。我有个朋友是一家门诊的助理。一切都有办法解决。

第二天早上，他给我把那个安达鲁西亚女孩的故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看上去他似乎彻夜未眠。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人在一起了，他说。为什么会是最后一次？我说。你要死了吗，还是怎么了？阿图罗，有时你可真能把我逼疯。

安达鲁西亚女孩的故事很简单。他们是在那女孩十八岁时相识的。这些我已经知道了。后来她跟阿图罗分手了，不过是在一封信里说出来的，他觉得挺好玩，好像他们的关系没有真正结束。过段时间她常打电话过来。这样过了好几年。他们都有了自己的生活，都努力好好生活。后来阿图罗又认识了另一个女人，坠入情网，结了婚，有了一个孩子，然后又离婚了。后来他就病了。他差点死了：他的胰腺有问题，他的肝也坏了，还有结肠溃疡。一天他给那个女孩打了个电话。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话，那天他可能情绪很糟糕，或者感觉挺伤心，他就打了个电话。很多年过去了，这个女孩的电话号码已经变了，他只好四处查询。没费多大工夫阿图罗就找到了这个女孩的新电话号码，他又跟这个女孩联系上了。这个婊子差不多还是他喜欢的老样子，如果没说错的话。他们又开始联络了。好像时间并没有流逝。阿图罗去了南方。他的病情还在恢复当中，但他决定去看看那女孩。这个女孩的情况基本上没变化。她的身体好好的，但阿图罗到那儿时她正躺在床上，因为她头脑里乱得一团糟。女孩说她快要疯了：她经常看到很多老鼠，还听到老鼠在挠房间的墙壁，她经常做噩梦，无法入睡，她不喜欢出门。她也离婚了。她的婚姻也是一场灾难，她的情人们也如此。他们设法相处了一个星期。就是那次，在阿图罗回加泰罗尼亚的路上，那趟泰尔戈列车差点脱轨了。阿图罗说，司机把车停在途中的某个地方，买了票的人都从火车上下来，沿着轨道步行，最后发现了一块掉落的金属板，是从火车底部掉下来的零件。我实在不明白他们怎么没有提前注意到这个故障。不是阿图罗没有说明白，就是火车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喝醉了。阿图罗说，只有阿图罗自己下了那趟火车后继续沿着铁轨步行。也许检票员正在找从火车底部掉落的金属板或者金属片，也许阿图罗开始发神经了想着逃走。后来灾难到了：在加泰罗尼亚待了五天后，阿图罗开始想着要回去了，或者觉得除了回去别无选择。那次他跟那个安达鲁西亚女孩至少每天要交谈一次，有时多达七次。他们总是争执不休。有时又声称如何想念对方。他在打电话上花的钱太多了。最后，甚至还不到一个星期，他又搭上另一趟火车回去了。无论阿图罗如何粉饰，最后这一趟跟第一趟同样悲惨，如果不是更严重的话。他惟一确定的就是爱着这个操蛋的安达鲁西亚女孩。后来他就病了，回到加泰罗尼亚，或许那个安达鲁西亚女孩蹬了他，或许他实在忍受不了决定回来，反正就是这样吧，但关键是，他病了，那女孩让他带着一百零四度的高烧上了火车，这种事我就是对自己最可恨的敌人也干不出来，阿图罗，我说，虽然我没有任何敌人。他说：我们只好分开了，我们在渐渐地吞噬对方。别给我讲这一套，我说。那女孩压根就不喜欢你。那个女孩脑子有毛病，你也差不多，可是她从来就没有真心爱过你。过了一天，我又在塞壬酒吧看到他了，我对他说：你儿子和你的身体怎么样了，关心关心你的儿子和自己的健康，别再整天弄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这么聪明的一个家伙却这么傻。

后来我参加了一场健美比赛，在拉毕斯巴尔举行的一场小型比赛，我得了亚军，我高兴得要命，而且我跟胡安马·帕切科那小子勾搭上了，他是塞维利亚人，是举办这场比赛的俱乐部的保镖，过去也搞健美。我回到马尔格兰特时，阿图罗已经不在那里。我看到门上一张字条说他出去三天。没说去哪儿，但我猜他去看儿子了。后来再琢磨这件事时，我才意识到看儿子用不了三天。四天后他回来时显得很开心，像我过去看见他的那个样子。我不想问他去哪儿了，他也没告诉我。一天他终于上塞壬酒吧来了，我们像早晨刚见面那样聊起来。他在酒吧一直待到打烊的时候，然后我们步行回家。我很想说说话，我提出在一个朋友开的酒吧再喝上几杯，但他更想回家。不过，我们依然走得从容不迫。晚上的那个时候，大街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外面很舒服，微风从海上吹来，几处还营业的地方飘来音乐。我很想聊聊，我跟他讲了胡安马·帕切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完后问。这个名字不错，他说。他的真名叫胡安·曼努埃尔，我说。我猜也是，他说。我想我爱上他了，我说。他点上一支烟，坐在街边的一把条椅上。我在他旁边坐下说个不停。这一瞬间我甚至理解了，或者自以为理解了，阿图罗所有的错乱之举，他干的以及将要干的那些疯狂的事儿。那天晚上，我们看着大海和远方的灯火以及小小的拖捞船时，我也想跟他一起去非洲了，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特别是去那么远的地方。来一场暴风就好了，我说，别这样说，他说，随时会下雨的。我笑了。最近几天你干吗去了？我问他。没什么，他说，思索，看电影。看了什么电影？《闪灵》，他说。多可怕的片子啊，我说，我几年前看过，后来都睡不着觉。我也是几年前看过，阿图罗说，我也一夜未眠。这是部了不起的影片，我说。很好，他说。我们又沉默了片刻。没有月亮，渔船上的灯火已经熄灭。你还记得托伦斯正在写的那部小说吗？阿图罗忽然问。哪个托伦斯？我说。就是电影里的那个坏人，《闪灵》里的，杰克·尼克尔森扮演的那个人。没错，那婊子养的是在写一部小说，我说，但事实上我几乎想不起来了。长达五百多页，阿图罗说，他都冲海滩吐了。我没见他吐过。对不起，我的胃有些不舒服了，他说。别担心，我说。他写了有五百多页，他只干一件事儿，就是无穷无尽地反反复复只写一个句子，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大写、小写、加双线、下划线，永远只写那一个句子，别的什么也不写。这句子是什么来着？你不记得了吗？不记得了，我的记忆力实在太差劲了，我就记得那把斧头，还有影片结束时那个男孩和妈妈得救了。只工作不会玩，聪明的孩子也会变傻，阿图罗说。他疯了，我说，这时我不再看着大海了，转过来面对着身边的阿图罗，他似乎要崩溃了。那可能是一部挺好的小说，他说。别吓唬我了，我说，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一个句子怎么可能会是一部好小说呢？这明显是对读者不尊重嘛。就算不劳神去买那本通篇就写着“只工作不会玩……”的书，生活照样很烂。就像我只喝茶而不喝威士忌一样，这个忠告很虚伪，但也挺粗鄙，你不觉得吗？你的常识感真让我觉得惊奇，特雷萨，他说。你看过我写的东西了吗？他问。没有你的邀请我是不会去你房间的，我撒谎说。后来他又给我讲了一个梦，或许是第二天早上讲的，看着我做每天的锻炼时讲的，他坐在桌边，桌上放着他的菊花茶，脸上那表情好像一个星期没睡过觉似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寓意吉祥的梦，所以还记得。在这个梦里阿图罗变成一个阿拉伯男孩，跟他的小弟弟手拉手去印度尼西亚的边村埋设越洋通讯电缆。两个印尼士兵在焦急地等待他。阿图罗穿着阿拉伯人的服装。梦里的他可能只有十二岁，弟弟大约有六七岁的样子。妈妈远远地看着他们，但后来她就慢慢消失了。只剩下阿图罗和弟弟在那里，不过两个人的皮带上都插着那种宽宽的、短短的弯刀。他们一起拖着电缆，看着像是手工艺品或者自制品。他们还扛着一桶稠密的绿褐色的液体，那是要付给印尼士兵的钱。他们等待的时候，阿图罗的弟弟问他电缆有多少尺长。不论尺，阿图罗说，好几里呢！士兵的小房子是用木头盖的，就在海边。他们等待的时候，另一个阿拉伯人，那个年长些的家伙拦住他们的去路，阿图罗的第一反应是想羞辱他或者至少骂他太粗鲁，先检查了下那把弯刀还在不在原位，那个年长些的阿拉伯人开始对印尼士兵以及其他所有想听的人讲一个故事时，阿图罗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念头。这个故事讲的是在西西里的一场聚会。阿图罗告诉我，他和弟弟听了后很高兴，也觉得很可怕，好像另外那个人在背诵一首诗。西西里有一座沙子冰山。一群乌合之众在一个安全距离外看着它，有两个人是例外，第一个人爬上一个山顶，这块冰山就是靠这个小山来平衡的，另一个人站在山脚下等着。后来山顶上的那个人开始在地上走动或舞蹈或踩踏起来，这时冰山的表层开始松软，巨大的沙块滑落下来，朝底下的那人落去。他动都没有动一下。眼看快要葬身沙土的刹那间，在最后紧要关头，他朝旁边一跳，人得救了。这就是那个梦的内容。印尼的天空几乎是绿色的，西西里的天空几乎是白色的。阿图罗已经很久没有讲过这样吉祥的梦了。也许他梦到的印尼和西西里在另一个星球上。我说，照我看，那个梦预示着你的运气要发生变化了。从现在开始，你会事事称心如意。你知道梦里的那个小弟弟是谁吗？让我猜猜，他说。那是你儿子！我说出来时阿图罗笑了。可是，几天后，他又扯出那个安达鲁西亚女孩了。我感觉又不好了，我说滚你的去。现在想来真不应该，即便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想我跟他聊了人生的责任，为了生存下去我相信和坚持的东西。我也许表面上对他挺恼火的，其实并没有。他也没有冲我发火。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里来睡。我记得这事儿，因为那天晚上胡安马·帕切科第一次来看我。他每隔十五天就休息一回，他来马尔格兰特想好好地利用一下假期。我们走进我的房间试图做爱。可我做不了。我试了好几次，还是不行。也许是因为胡安马的肌肉的缘故，他离开健身中心这么长时间，肌肉已经松软。无论是什么原因，恐怕主要还是我的毛病。我频频起来去厨房喝水。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我走进阿图罗的房间。桌上放着他的打字机和一堆纸。我飞快地翻看那叠稿纸时想起了《闪灵》，这让我一激灵。阿图罗没有疯狂，我知道。后来我又在房间转悠起来，打开窗户，在床上坐下，听着过道里的脚步声。胡安马·帕切科的脸出现在门口。他问我怎么了。没什么，挺好，我说，我在想心事，后来我看见了那几只打包好的箱子，我知道他就要走了。

他给了我四本书，我至今还没有读过。一星期后我们就告别了，我送他去了车站。

25

雅各布·乌伦达，切尔克－米迪街，巴黎，1996年6月。

这是一个说来挺沉重的故事。它貌似轻松，可是稍微深入点表皮，你就会觉得这个故事绝不轻松。所有关于那个地方的故事都很沉重。我每年至少去三次非洲，通常都去那种炎热的地方，每当我回到巴黎，好像还沉睡在梦中，我都醒不过来了，尽管你也许觉得恐惧对拉美人的影响，相对其他任何地方的人而言要小很多，至少理论上是如此。

我就是在那里碰到阿图罗·贝拉诺的，在罗安达的邮局，在一个炎热的午后，当时我没什么好干的，除了花巨资往巴黎打电话。他在发传真的窗口，他跟那个派头像经理的家伙讨价还价，后者想多收他钱，我向他伸出了援手。纯属巧合，后来发现我们都是南美人，他是智利人，我是阿根廷人，我们决定一起度过剩余的时光。也许是我提议的，我从来都是那种喜欢交际的人，喜欢聊天，想了解别人，我还算是个称职的倾听者，不过，有时我貌似在听其实却在想着自己的事儿。

我们很快就发现两人之间有着比想像中还要多的共同点。至少我意识到了这点，我猜阿图罗也意识到了吧，我们没有就此交换过意见，或者拍拍对方的肩膀。我们的出生时间差不多，在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别离了自己可敬的国家，我们都喜欢科塔萨尔，我们都喜欢博尔赫斯，我们都没有多少钱，我们都会讲很烂的葡萄牙语。基本上，我们都是那种正处于深渊或者崩溃边缘的状态，你愿意怎么描述它都可以，而且在某个非洲国家待得很自在的四十出头的拉美人。惟一的不同是我完成任务（我是供职于拉鲁纳公司的摄影师）后就返回巴黎，而可怜的贝拉诺完成工作后还想在这里继续逗留。

为什么要留下来呢，伙计？那天晚上我找了个机会问他，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回欧洲呢？我都打算借钱给他买机票了，如果他没钱的话，当然这种话也就是喝得烂醉时才会说，那里的夜晚不仅有异国他乡的味道而且还很辉煌，非常辉煌，辉煌得稍不留心它会把你吞没，吞没你以及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但那种感觉你们不会明白的，你们这些从来没有去过非洲的人是不会明白的。我太明白了。贝拉诺也很明白。我们两个都是自由职业者。我在拉鲁纳工作，我说过了，贝拉诺是马德里一家报纸的特约记者，他们给他的稿酬低得近乎没有。尽管当时他没有对我说为什么不愿意离开，我们还是一起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最后被夜晚或者被困乏（这么说，是因为真正的罗安达的困乏能让你跌到帆布床下）带到那个叫霍奥·阿尔维斯、足有两百五十磅重的非洲人开的私人俱乐部里去。在那里我们碰到了几个熟人，有记者、摄影师、警察和皮条客，我们一个劲儿地说着话。也许并没有说。也许我们在那里就分开了，也许我在烟雾中看不见他了，就像为了工作要出来见那么多人，跟那么多人交谈，然后大家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巴黎就不同了。人们逐渐散去，越来越少，你完全有时间互相道个别，哪怕你不想道别。在非洲就不是这样了。这里人们一个劲儿地说话，向你倾诉他们的麻烦，完了就消失在烟雾中，就像那天晚上贝拉诺的消失，一点预兆都没有。你甚至永远不会考虑在机场再次碰到X或者Y。这种可能是有的，我不是说它不存在，但你别指望。就这样，那天晚上，贝拉诺消失后，我就不再想他了，不再想借钱给他，我继续喝酒、跳舞，后来就在一把椅子上睡着了，我惊醒时（主要是害怕而非余醉未醒的难受，因为我担心会被抢，而不是不习惯待在类似霍奥·阿尔维斯的这种地方）已经是清晨了，我走出去活动腿脚时发现他也在院子里，吸着烟等我。

没错，这是有点造作。

从那以后，我们每天都见面。有时我会请他吃晚饭，有时他又请我吃晚饭。饭菜都挺便宜，他不是那种饕餮之徒。每天早晨他都稍微喝点菊花茶，如果没有菊花了就要些亚麻或者薄荷什么的来泡花草茶，他从不沾咖啡或者黑茶，也不吃任何油炸食品。贝拉诺，有一天我对他说，你简直像个移动药店啊，他发出苦涩的大笑，好像在说别烦我了，乌伦达，我情绪不好。至于女人，据我所知，他身边没有一个。一天晚上，那个美国记者乔伊·拉德马切尔邀请我们在邻近的帕拉参加个舞会庆贺他在安哥拉出差结束。舞会是在一家私宅后面一个拥挤的土院里举行的，最妙的是来了很多女孩。跟那些时髦的人一样，我们带了大量避孕套，除了贝拉诺，他是最后时刻才决定跟我们一起来玩的，很大程度上是我坚持要他来的。我不想说他不跳舞，因为事实上他是跳的，可是我问他带避孕套了没有，或者是不是需要几只我带的，他断然打断我：乌伦达，我不需要这种东西，或者说了具有类似效果的话，这让我觉得他会仅限于跳舞。

我回巴黎后，他还留在罗安达，打算还往腹地深处再走走，那里还满是持枪荷弹、无法无天的匪帮。我临走之前两个人最后聊了一次。他的故事其实很难凑成一个整体。一方面，我觉得生活对他已经没有意义，感觉他领受这份工作是为了死得绚丽多彩，死得非同凡响，与这那庸常之辈和狗屎们有所不同。我这一代人全都深受马克思和兰波的影响。（我不是以此为借口，至少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在这里不想评判任何人的阅读习惯。）另一方面，这点我也迷惑不解，他对自己又呵护有加。他每天像举行宗教仪式般服那些小药片。有一次我跟他去罗安达一家药店找跟优思弗相当的什么药，那是一种熊脱氧胆酸药物，多少有利于硬化的胆管功能，我是这样理解的。干这种事儿时，贝拉诺的举止好像健康对自己来说重要极了。我看着他走进药店，说着糟糕极了的葡萄牙语，目光扫视着货架，先是以字母为序，接着就随意无序了，没有找到可恶的熊脱氧胆酸，我们要离开时，我对他说，贝拉诺，别担心（因为他的表情忧伤极了），我一到巴黎就给你寄些过来，他说：没有处方你是拿不到药的，我开始笑起来了，我想这人还是想活嘛，他不可能谋划着去寻死。

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需要药品这是不争的事实。不光要优思弗，而且还要氨基水杨酸和奥美拉唑，前两种必须每天服用，四片氨基水杨酸治结肠病，六片优思弗治硬化症。没有奥美拉唑关系不大，我吃不准他服这种药是不是治十二指肠溃疡或者胃溃疡或者胃酸过多什么的，但用不着每天都吃这种药。有趣的是，如果这样能说得通的话，他又担心得到药品，担心吃了什么会引起胰腺病的发作（已经发作过三次了，当然是在欧洲不是安哥拉，如果在安哥拉发作的话，可能必死无疑），我是说他其实很担心自己的健康，而且我们交谈的时候，男人之间交谈的时候，我猜你会这么说，这的确听上去有些恐怖，可你能把那样一场阴郁的谈话叫什么好呢？他暗示他去那里是为了把自己给弄死，我想这跟他到那里是杀死自己或者去自杀不是一回事，因为你不会辛辛苦苦地亲自来做这件事儿，到头来这样做照样很麻烦。

我回巴黎后跟西蒙娜——那是我妻子的名字，她是法国人——讲了，她问我贝拉诺长什么样，让我描述一下他的外形，要绝对详细，然后她说完全能够理解。你怎么理解他了？我都不理解。那是我回家后的第二个晚上，我们躺在床上，关了灯，正是我会把一切都讲给她听的那种时候。那药呢，你买了吗？西蒙娜问。没有，还没买呢。哦，明天一起来我就去买，然后立刻给他寄过去。我会买的，我说，但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在非洲，你经常会碰到各种离奇的事情。你觉得有谁可能旅行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找死吗？我问妻子。这完全有可能，她说。一个四十岁的男子也有可能吗？我问。如果他还具有冒险精神，那完全有可能。我妻子说。跟大多数比较实际和吝啬的巴黎女人不同，我妻子还有股浪漫气质。于是我给贝拉诺买了药寄到罗安达，不久，我便收到一张表示感谢的明信片。我估算，寄的药可以让他用上二十天。这之后怎么办呢？我想他要么返回欧洲，要么死在安哥拉。此事我只能想到这一层。

几个月后我在基加利的大酒店与他不期而遇，我就住在那儿，他隔段时间就来用一下酒店的传真机。我们非常热情地问候了对方。我问他是不是还在马德里那家报社工作，他说还在，又增加了几家南美洲的杂志，这样挣的钱会略微多点。他又不想去死了，同时又穷得回不了加泰罗尼亚。那天晚上我们在他住的屋里（贝拉诺从来不像别的外国记者那样住在酒店，而是在允许他能便宜住下的私人家里租间屋子或者一张床、一个角落）一起吃了晚饭。我们聊起安哥拉。他告诉我他去过万博，漫游过宽扎河，去过奎托夸纳瓦累和威热，他写的文章里已经好好地回顾过了，他是经过罗安达陆路去的，然后继续走到基桑加尼，有时沿刚果河而上，有时沿险峻的森林山路，最后到达基加利，全程不歇地行走用了三十多天。这片大地本身就会令此行几乎不可能实现，更不要说还有政局的影响了。他讲完后，我都说不上该不该相信。从表面上看，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另外，他又是半带微笑说的，更让你不禁想怀疑。

我问起他的健康状况。他说在安哥拉得腹泻病倒了，但现在已经痊愈。我说我的照片卖得越来越好。如果他想要，我说，我想这次是当真的，我可以给他借点钱，但他听都不听。后来，我还是情不自禁地问起他那场伟大的死亡探寻，他告诉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说我会看到真正的死亡，那件至关重要的东西，明天就会逼近。怎么说呢，他变了。有段时间他一连几天不吃药。好像平心静气多了。我看见他时也很开心。因为他刚从巴塞罗那收到药。谁寄给你的？我问他，一个女人？不是，他说，一个朋友。他叫伊内基·埃切瓦内，我们决斗过一回。打过架？我说。不，是决斗。谁赢了？我不知道我们谁杀死了对方，贝拉诺说。真是太离谱了，我说。没错，他说。

其间，他显然已经对自己周围的一切掌控裕如了，或者开始裕如了，这点我是永远办不到的。没有人能办得到，其实，除了大型媒体的记者，他们有雄厚的实力，鲜有自由职业者不结交的大量朋友，而只是靠着接近它就能在非洲这种环境里做到操纵自如。

从外形上看，他比在安哥拉时瘦了许多，其实已经皮包骨头了，但看样子却显得挺健康，没有丝毫病态。或许那只是我的观感，可能正在逐渐向死亡边缘走去也没准呢。他的头发更长了，可能是自己剪的。他还穿着安哥拉时穿的衣服，但更脏了，而且快要破掉了。他操着方言，我立刻听了出来，属于那种视性命如草芥的国家的语言，而交谈——连同金钱——最终成为解决一切的关键。

第二天我去了难民营，回来时他已经走了。到宾馆后发现他给我留了张字条，祝我走运，并请我，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回巴黎后给他寄些药来。他的地址写在字条里。我去找他，他人已经不在了。

我把情况告诉妻子后她一点都不吃惊。可是西蒙，我说，我再次见到他的机会可能是百万分之一了。这是有可能的，她就说了这么一句。第二天她问我打算给他寄还是不寄药。我已经寄走了。

那次我在巴黎没有待多久。我又回到非洲，我坚信自己会碰到贝拉诺，但我们的路径已经不再相交，但我还是向那些老资格的记者们打听了他的情况，但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几个认识他的人又不知道他可能去哪儿了。下一程还是如此，再下一程次依然如此。你见到他了吗？我回去后妻子总是这样问我。没见到，我回答说。也许他已经回巴塞罗那或者到家了。也许在别的地方呢，妻子说。可能吧，我说。我们谁也不会知道。

最后在利比里亚我总算见到他了。你知道利比里亚在哪儿吗？没错，在非洲西海岸，大致在塞拉利昂和象牙海岸之间。没错。可你知道谁在统治这个国家吗？左派还是右派？我敢打赌你不知道。

4月的时候，我乘一艘船从塞拉里昂的自由城来到蒙罗维亚镇。那艘船是一个人权组织包租的，具体什么机构我现在忘了，使命是去解救几百名欧洲人，他们全在美国大使馆等待着——那里是蒙罗维亚镇原则上惟一安全的地方，据任何到过那里或者掌握那里事态的第一手消息的人说。这些知情人士原来都是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北非人以及那个古怪的英国黑人。其他欧洲人，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早就撤离了，只留下他们的秘书。对一个拉美人来说，把美国大使馆与安全联系起来本身就有点古怪，这好像是自相矛盾的说辞，但时代已经变了，为什么大使馆就不该安全呢？我想我自己可能最终也要到那里的。然而，这些信息让我觉得是一个不祥之兆，可能是一切要走向错乱的确凿信号。

一群利比里亚士兵，没一个超过二十岁的，护送我们来到新非洲路一幢三层楼里，那是老里兹酒店或者老克里伦酒店的利比里亚翻版，现在由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国际记者组织经营。这家酒店被称作媒体记者中心，是首府为数不多还在营业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这得归功于五名美国海军人员的存在。他们现在正在站岗，但大部分时间却在后廊里打发，跟美国电视台的记者们喝酒，为记者和他们雇的一帮去蒙罗维亚激战区，或者很少但心血来潮去首府以外的地区，那些无名的村落（虽然这些地方全都有名字，而且曾经有过大人、孩子和工作）时充当向导和保镖的年轻的曼丁哥士兵牵线搭桥，那些地方据道听途说或者我们每晚从CNN上的报道看，几乎是世界末日、人类的疯狂、潜伏在每个心脏里的恶魔的忠实写照。

那个新闻中心还发挥着宾馆的功能，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到那儿的第一天需要登记。轮到我登记时，我已经喝了威士忌跟两个法国朋友聊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开始翻起登记簿找一个名字。我毫不意外地发现了阿图罗的名字。

他到那里已经有两个星期了。是跟一群德国人同时到的，他们是两男一女，都是法兰克福一家报社的人员。我想马上跟他取得联系，但却找不到他。一个墨西哥记者告诉我他已经有七天没有出现在中心了。如果我想了解他的情况，应该上美国大使馆询问。我想起我们在安哥拉那场遥远的谈话，谈到他对死的渴望，我忽然想到他可能去了却那个愿望了。有人告诉我，那几个德国人已经走了。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我心里清楚别无选择，只好到大使馆去找他了。没有一个人向我提供任何信息，我只拍出几张照片。蒙罗维亚的街道、大使馆的庭院、几张面孔。我回中心的路上遇到一个奥地利人，他认识一个离开前曾见过贝拉诺的德国人。但是，这个德国人整天外出，在最大限度地利用着白天的时光，没办法，只有等了。我记得开始跟几个法国同事玩扑克时已经七点左右了，还记得我们都备好蜡烛以防日落时经常出现的断电，或许别人告诉我们会断电。然而灯并没有熄灭，玩家们很快陷入倦怠状态了。我记得大伙一起喝着酒一边议论着卢旺达和扎伊尔以及我们在巴黎刚看过的电影。那个德国人午夜才回来，那时我独自一人在鬼影幢幢的里兹酒店的大厅里待着，担任门卫和值班经理的年轻的雇佣兵（可是在谁出钱的军队里呢？）吉米告诉我，海尔·林克，那个摄影师正往自己房间走去。

我在楼梯追上他。

林克只能讲点最简单的英语，一句法语都听不懂，他的形象正派端庄。我设法让他明白我在探听朋友阿图罗·贝拉诺的消息时，他礼貌地请（尽管他做出的各种表情已经多少有些让人理解了要传达的信息）我在大厅或者酒吧等他，让我知道他需要冲个澡，很快就会下来。他去了大约二十多分钟，再次回来时满身的润肤油和消毒剂的味道。我们聊了很长时间，全凭兴之所至。林克不喝酒，他说因此才注意到阿图罗·贝拉诺，因为那时新闻中心聚集了很多记者，比现在多多了，他们每天晚上在房间里喝得酩酊大醉，包括一些著名的谈话主持人，这些人应该检点行为，做出表率，林克说，最后却索性在阳台上吐了。阿图罗·贝拉诺不喝酒，他们这才有机会交谈过一次。林克回忆说他在中心只待了三天，每天早上出去，正午或者黄昏回来。有一次，不过这次是跟两个美国人结伴，他出去了一夜，打算采访乔治·金赛，罗斯福·约翰逊最年轻也是最血腥的将军，克莱恩族人，但陪同他们的向导却是一个曼丁哥人，这人毫无道理地恐惧不已，在蒙罗维亚东部地区抛下他们不管了，他们花了整整一夜工夫才返回宾馆。林克说，第二天，阿图罗·贝拉诺睡到很晚才起来，两天后他又跟那两个美国人离开蒙罗维亚准备去采访金赛。本来他们打算向北方去。贝拉诺临走之前，林克给过他一小包柏林一家自然产品公司造的止咳液——至少我觉得他想表达这个意思。从那以后林克就再没见过他。

我问他那两个美国人叫什么名字。他只知道一个叫雷·帕斯特尔。我以为他在开玩笑，请他再说一遍，我可能都笑了，但这个德国人很严肃。再说，他已经很累，早就开不起玩笑了。他回去睡觉前从牛仔裤后兜里取出一小片纸，在上面给我写下几个字：雷·帕斯特尔。我想他应该是纽约人，他说。第二天，林克就搬到了美国大使馆，打算离开利比里亚，我也跟他一起去了，想看看有没有雷·帕斯特尔的消息，可是这里一派混乱，再坚持下去似乎毫无意义。我离开时，林克正在大使馆的花园里拍照。我给他拍了一张，他也给我拍了一张。我拍的照片里，林克手拿相机站着，望着地面，好像草地上什么发光的东西忽然吸引住他的注意力，把他的眼睛从镜头里移开。他表情平静，忧伤而平静。在他给我拍的照片里，我的尼康相机挂在脖子上，我正盯着相机（我想）。我可能笑了，还做出表示胜利的V字手势。

三天后，我该动身离开了，可我已经走不出去。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告诉我，表面上，形势在趋于好转，但是交通混乱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却成反比关系。我离开了大使馆，根本就不相信这一套。我在四处活动的几百名滞留者中寻找林克但没有发现他。我碰到一群新来的记者，他们刚到自由城，有几个人，天知道是怎么回事，乘直升机从象牙海岸的某个地方来到蒙罗维亚。大多数人跟我一样已经正在考虑回去，每天都去大使馆看看有没有塞拉利昂的船位。

这时正好无事可做，把能想到的所有东西都写了也拍了，有人提出我们几个人去内陆走一走。当然，大多数人都拒绝了这个建议。《巴黎赛事》杂志的一个法国人同意去。我和一位路透社的意大利人也同意去。这次行程由在新闻中心厨房工作的一个家伙组织，他除了想赚笔钱，还想去看看自己的家乡，他已经有六个月没有回去了，虽然离蒙罗维亚只有十五或者二十英里。旅行期间（我们坐上一辆破败的雪佛兰，由厨师的朋友驾驶，备有一把突击步枪和两颗手榴弹），厨师告诉我他是马诺族人，妻子是奇欧族人，都是曼丁哥人的朋友（司机就是曼丁哥人），是克莱恩族的敌人，他诅咒克莱恩族是食人族，他不知道家人是死是活。混蛋，这个法国人说，我们应该回去，可行程已经过半，我和那个意大利人都很开心，想把最后剩余的胶卷都给消耗完了。

就这样，没有经过任何检查站，我们通过了萨默斯小镇、托马斯河小村，圣保罗河不时地出现在我们左边，有时又从视野里消失了。路况很差。道路时而从森林中穿过，那可能是古老的橡胶种植园，时而又沿着平原展开。在这样的平原上不用看也能猜到会有坡度平缓的山丘从南边升起。我们只穿越过一次河流，那是圣保罗河的一条支脉，从一座非常好的木桥上通过，朝照相机的眼睛自动呈现出的惟一的东西就是大自然，除了翠绿甚或奇异外说不上该怎么形容，不知为什么这让我联想起孩提时代的科连特斯省之行，但我同时也没有少说话，我对路易说：这里挺像阿根廷，我是用法语说的，这是我们三个人的通用语言，《巴黎赛事》的那家伙看着我说，但愿只是看着像阿根廷，这实在让我沮丧，因为我都不是冲他说的，我说了吗？他是什么意思呢？是说阿根廷比利比里亚还要野蛮和更加危险吗？是说如果利比里亚人如果是阿根廷人的话，我们现在早就没命了吗？我不知道。无论如何，他的这句话彻底扫了我的兴，我真想跟他理论个水落石出，但经验告诉我，这种争论你最终会一无所获，再说这个法国人对我们多数人决定不回去已经搞得很恼火了，他也需要找个机会出口气，不会只满足于不停地抱怨只想赚几个美元又能看家人的可怜的黑人。所以我假装没听见，但心里却诅咒他这个猴子操的家伙，我不停地跟路易说话，说来道去，我忘了说到什么时候才打住，总之是解释了比如树的名称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它们跟科连特斯的树一样古老，而且名字也一样，当然肯定跟科连特斯的树不是一回事。从路易的笑声和我们的伙伴们偶尔发出的笑声判断，我猜我如此热情洋溢突现出自己多么有才华，或者至少显得比真实的我更有才华，甚至更风趣，有种轻松自在的同志式的氛围，当然不包括那个法国人让－皮埃尔，他越来越闷闷不乐，我们把跟科连特斯的树如出一辙的树木抛在了后面，开始进入一片没有大树的光秃地带，只看到些零星的灌木丛，这些灌木也病恹恹的，沉默一次又一次被一只孤独的鸟儿打破，这只鸟叫啊叫，却得不到任何回音，后来我们开始紧张起来，路易和我，可是这会儿我们离目标已经那么近了，不可能再返回了，我们只有继续前进。

那个村子映入眼帘后，枪声很快响起来。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枪手，射击持续了不到一分钟，但是等我们从弯道拐过去及时地来到黑溪镇时，我的朋友路易已经死了。新闻中心厨房工作的那个家伙的胳膊开始流血，他轻轻呻吟着，蜷缩在旅客座下。

我们也不由自主地趴到雪佛兰的车板上。

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做了什么：我试图救活路易，给他做了嘴对嘴的急救，然后又做了常规的救命抢救，最后那个法国人拍了下我的肩膀，用一根颤抖的脏乎乎的手指指着意大利人的左太阳穴，那里有一个橄榄大小的洞。这时我才意识到路易死了，后来再没有听到枪声，寂静只有被雪佛兰行驶时冲开的空气以及轮胎碾过通向小镇的路上的石头和沙子发出的声音打断。

我们在貌似黑溪镇主广场的地方停下。向导转过身说要去看看家人。他受伤的胳膊上缠绕着一条用自己的衬衣做成的绷带。我想那可能是他本人或者司机给包扎的，可我几乎想像不出来是什么时候包扎的，除非他们的时间感忽然与我们的断裂了。向导走后不久，那儿出现了四个老人，他们显然是被雪佛兰的声音吸引过来的。几个老人一声不吭地站在那儿盯着我们，躲在废墟中一所房子的屋檐下。他们显得很瘦，走动时带着病人特有的谨慎，其中一个赤裸着身子，就像金赛和罗斯福·约翰逊的克莱恩族游击人员，不过这个老头儿显然不是游击队的人。他们跟我们一样仿佛如梦初醒。司机看见了他们，但坐在方向盘后面没动，他大汗淋漓，抽着烟，偶尔瞥一眼手表。过了会儿，他打开车门，向老人们打了个手势，他们在屋檐的保护下毫无反应，动都没动，接着司机走出小车，开始检查发动机。他回到车上后作了很多让人不明白的解释，好像这车是我们的。他说的基本意思是前部有很多网眼似的洞。法国人耸了耸肩，把路易挪了挪坐在他旁边。我想他的哮喘病快要发作了，但他故作镇定。我从内心很感谢他这样做，我最讨厌歇斯底里的法国人了。后来一个青春少女出现了，她张望着我们，没有停就走了过去。我们看着她消失在通向广场的一条狭窄的街道。她走了后四周陷入绝对的寂静之中，必须使劲听才会听到类似阳光打在小车顶上的声音。没有一丝微风。

我们被骗了，那个法国人说，他说得很客气，于是我就说，射击已经停了很长时间，也许只是几个人伏击我们，也许是几个土匪跟我们一样被吓着了。真是混蛋，法国人说，这个村子都是空的。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广场上没有别人，觉得这很不正常，这个法国人也许说对了。我心里涌起的不是害怕而是愤怒。

我下了车冲着最近的一堵墙撒了很长一泡尿。我又走到雪佛兰前，看了眼发动机，看不出任何有碍我们离开这里原路返回的毛病。我给可怜的路易拍了几张照片。法国人和司机无言地瞧着我。后来，让－皮埃尔好像经过深思熟虑，请求我也给他拍一张。我痛快地拍了。我给他和司机拍了张，然后又让司机给我和让－皮埃尔拍了张，后来我又请让－皮埃尔给我和路易拍了张，但他却拒绝了，说觉得这样太病态了，我们之间正要萌芽的友谊再次破碎。我想我可能冲着他叫骂起来。我想他也冲我叫骂了。我们两个回到雪佛兰里，让－皮埃尔坐在司机旁边，我坐在路易旁边。我们在那里大概停留了一个多小时。这期间，让－皮埃尔和我说了好几次别管那个厨子了，得马上逃离那儿，可司机不听。

在等待过程中，我想我很不舒服地小睡了会儿，但毕竟还是睡了会儿，我可能梦见了路易而且得了可怕的牙疼。这疼痛比这个意大利人确凿无疑死了更令人感到痛苦。我醒来时浑身是汗，我看见让－皮埃尔头靠在司机肩膀上睡着了，司机已经在抽另一支烟了，直视着前方荒凉的广场上阴郁的黄色，步枪横放在膝盖上。

我们的向导终于来了。

他旁边走着一个干瘦的女人，我们乍一看差点当成了他母亲，最后发现是他老婆，还有一个八岁左右的男孩，穿着红衬衫蓝短裤。我们得把路易扔下才能走，让－皮埃尔说，大家都上来，座位就不够了。我们争执了几分钟。向导和司机站在让－皮埃尔一方，最后我也屈从了。我把路易的相机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把他的衣服口袋都腾空了。我和司机把他从车里抬出来放在像是一个茅草棚的东西下面。向导的老婆用自己的土语说了句什么。这是她第一次开口，让－皮埃尔转过身来望着她，请厨子翻译。厨子起先不太愿意，后来他说老婆说最好把尸体放在广场上的某个人家里。为什么？让－皮埃尔和我同时问道。这个女人显得那么沉默和恬静，虽然遭此蹂躏，仍然保持着一种雍容大度的气质，也许只是那一刻我们感觉如此吧。因为狗会吃了他，这个女人说，手指着停放尸体的地方。让－皮埃尔和我面面相觑然后笑了，是啊，法国人说，我们怎么没想到呢，这很有可能。我们又把路易的尸体抬起来，等司机踢开看上去已经脆弱不堪的屋门后，我们把尸体搬进一间地上塞满东西的房间。屋里堆满了席子和空纸箱，味道简直没法闻，我们放下那个意大利人后就立刻跑了出来。

司机发动好小车后我们全都颠了起来，除了那几个老人，他们还在屋檐下望着我们。我们上哪儿去呢？让－皮埃尔问。司机做了个动作好像是说别打扰他，或者在说他也不知道。我们要走另外一条路，向导说。这时我才注意到那个男孩：他胳膊搂着爸爸的腿睡着了。我们去他们说的地方吧，我对让－皮埃尔说。

小车在那个小镇荒凉的街上行驶了会儿。我们离开广场后走上一条笔直的街道，接着向左拐去，雪佛兰慢慢向前移动着，几乎要刮着房子的墙壁、茅草屋顶的前檐了，最后，我们进入一片开阔地，那儿有个巨大的只有一层的锌皮货棚，大得像间仓库。货棚侧面写着几个字“泽－雷－帕有限公司”，用巨大的红颜色的字母写成，下面是：“玩具工厂，黑溪和布朗斯威尔”。这个破败的小镇叫布朗斯威尔，不是黑溪，我听让－皮埃尔说。司机、向导和我一直盯着货棚纠正了他。这个小镇就叫黑溪，布朗斯威尔也许在更东一点，让－皮埃尔也没有更好的理由坚持说我们就是在布朗斯威尔而不是黑溪，这是个问题。雪佛兰穿过开阔地进入一条穿过密林的公路。现在我们才真正到非洲了，我对让－皮埃尔说，徒劳地想振作起他的精神，但他只是语无伦次地评论了句我们刚刚经过的玩具厂，算是回答。

整个行程持续了只有十五分钟。雪佛兰停顿了三次，司机说，凭这发动机，这算很幸运了，本来我们连布朗斯威尔都走不出去，如果有幸能走出去的话。后来我们很快发现，布朗斯威尔在一块空地上，不足三十户人家。翻越了四座光秃秃的小山后就到了布朗斯威尔。跟黑溪一样，这个小镇也是一片荒芜。雪佛兰的挡风板上写着“新闻”字样，引起仅剩的若干居民的注意，他们从长长的犹如厂房、算是镇上最大的一幢木房子的门口向我们招着手。两个武装人员出现在门槛上冲我们喊话。小车在几百尺远的地方停住，司机和向导下车去交涉。他们朝那幢房子走去时我想起让－皮埃尔对我说过，如果我们想救自己就应该跑进树林里去。我问厨子的女人那是什么人。她说是曼丁哥人。男孩头枕着妈妈的腿睡着，一线细细的涎水从嘴唇间流出来。我告诉让－皮埃尔，我们碰上朋友了，至少在理论上如此。这个法国人讽刺地回应了一句。但是从外表上，我看到那种镇定（一股暖流般的镇定）把他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舒展开来了。我记得这个情景，这让我感觉很不好，但这时我也挺高兴。向导和司机跟那几个陌生人笑着。当向导和司机在刚才那两个人的陪同下向小车走过来时，又有三个人从长房子里出来，也是武装到牙齿，站在那里盯着我们。远处传来几声枪响，让－皮埃尔和我马上低下脑袋。后来我们抬起头，走出小车去迎接他们，其中一个黑人跟我打了声招呼，另外一个人几乎不看我，忙着揭开雪佛兰的车盖检查已经修不好的坏死了的发动机，这时我才觉得他们不是要杀了我们，我向长房子望去，看到六七个武装人员，有两个白人向我们走来。其中一个留着小胡子，拿着两部用像枪套般的袋子装着的照相机，也是个摄影师同行，这是很显然的，但那一瞬间，由于他还在远处，我没有认出这个大家无所不知的名人，我是说像这个行当里所有的人一样，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和作品，却从未见过他本人，甚至在照片上也没见过。另外一个人是阿图罗·贝拉诺。

我是雅各布·乌伦达，我说，声音有些发颤，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

他还记得我。他怎么会不记得呢？可事隔很久了，我拿不准他还记得什么事儿，更不要说我了。我的意思绝不是说他变了。其实他一点都没变。他还是我在罗安达和基加利认识的那个人。也许倒是我变了，我不知道，可问题是我觉得一切都跟从前不同了，包括贝拉诺和他的记忆力。刹那间我的神经差点出卖了我。我想贝拉诺注意到了，他在我背上拍了一把叫出我的名字。我们握了握手。我惊恐地发现自己手上沾满了血。我同样怀着几乎是恐惧的感觉注意到，贝拉诺的手却完美无瑕。

我向他介绍了让－皮埃尔，他又把我介绍给那位摄影师。这是埃米利奥·洛佩兹·洛博，马德里的大牌摄影师，摄影界现存的传奇人物。我不知道让－皮埃尔是否听说过他（让－皮埃尔·博伊林，《巴黎赛事》的，让－皮埃尔说，连根头发都没动，这可能说明他还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分量，或者表示在这种氛围里他才不在乎遇见一个大人物呢），但我听说过他，我是个摄影师，对我们来说，他就像唐·德里罗之于作家，是一个奇才，一个封面特写的追猎者，一个冒险家，一个获得过各种欧洲奖、用相机拍摄下人类的各种愚蠢和鲁莽行为的人。轮到我握他的手时，我说：雅各布·乌伦达，拉鲁纳公司的。洛佩兹·洛博笑了。他很瘦，大约四十岁的样子，跟我们几个年龄相仿，他好像喝醉了，或者精疲力竭，或者快要散架了，或者三者同时兼备。

士兵和平民都集中在那个长房子里。乍看上去，很难区别出他们谁是士兵谁是平民。屋里弥漫的气味既苦又甜，还发潮，那是一种充满期待和疲惫的味道。我的第一反应是出去到外面吸一口新鲜空气，但贝拉诺告诫我最好不要频频暴露自己，因为这儿有些克莱恩狙击手驻扎在山头上，会打掉你的脑袋的。我们还算幸运，他们不再整天监视而且枪法也不是很好，不过这点是我后来才得知的。

那幢房子里有两个长长的房间，只摆着三排风格迥异的架子，有铁的，也有木的，全都空空荡荡。地板上满是尘土。贝拉诺向我们介绍了下我们目前的处境。据士兵们说，克莱恩族正在包围布朗斯威尔，在黑溪袭击我们的人是金赛将军的先头部队，金赛正在布置他的人袭击卡卡塔族和哈贝尔族，然后向还控制在罗斯福·约翰逊手中的蒙罗维亚的邻近地区进军，这些士兵正计划明天早晨离开这里去托马斯河，据他们说，那儿由泰勒手下一个叫蒂姆·厄里的将军驻守。我和贝拉诺都一致认为，士兵们的这个计划纯属绝望之举，毫无意义。如果金赛真的要在这一地区重新集结他的人马，曼丁哥的士兵就绝无生还机会。那些平民似乎受一个女人的领导，这在非洲是罕见的，他们已经制定出一个更好的方案。有些人打算留在布朗斯威尔等待观察事态的发展。别的大队人马打算在这个曼丁哥女人的带领下向东北方向前进，穿过圣保罗河，进入布雷尔威尔公路。这个方案，也就是平民方案，不是很冒险，然而我在蒙罗维亚常听到在布雷尔威尔和波普鲁之间的路段上常有酣战杀戮。但是死亡地带在最东面，更靠近波普鲁而不是布雷尔威尔。听完他们的介绍，贝拉诺、让－皮埃尔和我决定随他们走。贝拉诺说，如果我们能到布雷尔威尔的话就可以得救，穿过十里地的古老的橡胶种植园，前方等待我们的是热带雨林，那就用不着过河了，但当我们走完这段雨林上了公路后，到布雷尔威尔就只有五里地了，然后，沿一条肯定还在泰勒的士兵手中的公路去蒙罗维亚就只有十五里远了。明天早上，等曼丁哥的士兵朝相反的方向开拔，去面对确凿无疑的死亡之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

我先跟贝拉诺聊了会儿，后来又跟我们的向导谈了阵子，最后又找贝拉诺和洛佩兹聊了。这时大约已经是十到十一点之间，已经很难在屋里四处转悠了，整个屋子陷入绝对的漆黑之中，只有吸着烟驱散恐惧和昏睡的人的烟头发出的亮光偶尔会打破一下这种漆黑。门口过道上有两个士兵蹲在那里警戒的影子，我走到跟前时他们连头都没有转一下。我还看了看星星和山头的轮廓线，一下子想起自己的童年来。大概是因为我把这个国家与自己的童年联系起来了。后来我又回到屋里，沿着架子摸索着往前走去，可我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这时大约已经十二点，我点上一支香烟，准备睡觉。我知道自己心里很高兴（或者我知道我觉得自己很高兴），因为第二天我们就可以回蒙罗维亚了。我知道自己很高兴是因为正在经历一场冒险而且觉得自己还活着。我开始思念妻子和家，开始想起贝拉诺，他的气色太好了，他的状态好像也极佳，比在安哥拉时好多了，那时他还想寻死呢，比在基加利的时候也好多了，那时他已经不想寻死了，但还不愿离开这片上帝遗弃的大陆，我抽完那支烟后又取出一支，其实这已经是最后一支，为了给自己提点精神，我甚至开始轻轻地对着自己或者在头脑中哼起歌来，那是阿塔华尔帕·尤潘克写的歌，我的天哪，阿塔华尔帕·尤潘克，直到此刻，我才发觉自己紧张极了，意识到如果我要想睡着了，得需要跟人聊聊，这时我起身瞎走了几步，先是死一般的寂静（刹那间我想到我们所有的人都必死无疑，支撑我们的仅仅是一种幻觉，我有强烈的冲动想从这个散发着恶臭的房子的大门里冲出去），后来我听到了鼾声，还有那些醒着的人在用奇欧或者马诺语、曼丁哥或克莱恩语、英语和西班牙语说着话，发出细微的咕哝声。

这时在我听来所有的语言都显得那么令人讨厌。

我知道，现在这样说挺傻的。所有那些语言，所有那些呢喃声，都不过是将我们的身份保留到某个不确定时间长度的替代形式而已。最终，事实却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切在我听来好像那么令人生厌，也许是因为我以某种荒谬的方式迷失在那两间长房子的某个地方，迷失在我不熟悉的地带，迷失在一个我不熟悉的国家，一片我不熟悉的大陆，在一个陌生、被拉长了的星球上，或许是我因为知道我应该睡会儿但却办不到。后来我摸索着墙壁，在地板上坐下来，睁大眼睛一个劲儿地想看清什么，接着我蜷缩在地板上双眼紧闭，向上帝祈祷（我并不相信它的存在），祈愿我不要生病，因为明天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后来我就睡着了。

我醒来时可能快到凌晨四点了。

离我几尺远的地方，贝拉诺和洛佩兹·洛博还在说话。我看着他们香烟上闪烁的火光，我的第一个冲动就是起来走到他们那儿去。我想借此舒缓第二天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我想跟这两个我从香烟后面瞥见的影子待在一起，哪怕爬过去或者用双膝蹭过去都可以。可我没有这样做。他们说话的那种语气，他们的影子的角度传达出的某种信息，拦住了我，那两个影子时而挤在一起、然后蹲下，如同在打架，时而又裂成碎片、散了开来，好像投射出影子的身体已经消失。

我克制住自己，假装睡着了，其实在聆听着他们的谈话。

洛佩兹和贝拉诺一直聊到天快要亮了。转述他们的谈话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丢掉我听他们谈话时感觉到的东西。

他们先是谈论着这样那样的人物，说着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那声音听着就像两个密谋者或者角斗士发出的。说话的声音很轻，几乎在所有的事情上意见都完全一致，但贝拉诺的话语处于强势地位，他的说法（我只听到若干片段，仿佛他们说的话有一半被长房子里的某种声流卷走了，或者被一些随意设置的屏障拦掉了）很有挑战意味，而且挺生硬，说什么被人叫洛佩兹·洛博是不可原谅的，被人叫贝拉诺是不可原谅的，但我可能记错了，意思可能压根不是这样。后来他们又谈起别的事儿来：提到城市的名字、女人的名字、书的名字。贝拉诺说：我们都害怕失败。然后他就不说话了，这时我意识到洛佩兹·洛博几乎什么也没说，而贝拉诺说得太多了。我刹那间以为他们就要睡着了，我也装出睡了的样子。这时我全身的骨头都开始疼起来。白昼汹涌而至。这时我又听到了他们的说话声。

刚开始我什么也听不明白，也许是因为换了个姿势或者他们的声音太轻了。我翻了下身子。他们中一个人在抽烟。我又听出了贝拉诺的声音。他说他到非洲后也想寻死。他讲了安哥拉和卢旺达的故事，那些我已经知道了，那些故事这儿的人多少都知道。后来洛佩兹·洛博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他问（我听得清清楚楚）当时为什么想死。我没有听清贝拉诺的回答，但能猜得出，没有多少新意，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已经知道了。他有些迷茫，他想死，就这样。后来我又听到贝拉诺笑了，我想像他在笑自己的迷茫，自己的巨大失败，在笑自己和别的什么，嘲笑那些我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的事情。洛佩兹·洛博没有笑。我想他说了：噢，看在上帝的分上之类的话。接着两个人都默不作声了。

后来，我说不上过了多久，我听到洛佩兹·洛博的声音，可能是在问时间。现在几点了？我旁边有人动起来。有人在睡梦中焦躁不安地动弹着，洛佩兹·洛博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什么话，好像又在问时间，但这次我敢肯定他在问别的事。

贝拉诺说现在是早晨四点。这时我无奈地认了，自己是睡不着了。后来洛佩兹·洛博开始说话了，他的演说一直持续到天亮，偶尔被我听不清的贝拉诺的问询所打断。

他说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妻子，跟贝拉诺一样，跟所有的人一样，有一幢房子和一些书。后来他又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也许是在谈论幸福。他提到街道、地铁站、电话号码。好像他一直在找什么人。后来又是沉默。有人咳嗽。洛佩兹·洛博又重复了一遍说他有一个妻子两个孩子。过着一种总体上还算满意的生活。诸如此类的话。1970年代反抗佛朗哥的行动主义和青春，那个年代不缺性，不缺友谊。他成为摄影师纯属偶然。他不把自己的声名或者特权或者别的任何东西看得多么重要。他结了婚后才开始恋爱。他的生活是那种通常被描述成幸福的生活。一天，他和妻子无意中发现大儿子生病了。他是个很聪明的男孩，洛佩兹·洛博说。他病得很重，是一种热病，当然，洛佩兹·洛博觉得孩子可能是从他身上感染的。而且，做过有关的化验后，医生没有从洛佩兹·洛博的血液中查出这种病的丝毫踪迹。有一度，洛佩兹·洛博在孩子有限的交往圈中寻找这种病的携带者，同样一无所获。最后，他开始举止失常。

他和妻子变卖了马德里的房子去美国生活，带着生病的孩子和健康的孩子。那个男孩的住院费相当昂贵，治疗过程很漫长，洛佩兹·洛博只好又回去工作，妻子陪着孩子，他干些自由职业的活儿。他去过很多地方，他说，但最后总要回到纽约。有时孩子的情况好一些，好像快要战胜疾病了，有时又毫无起色甚至继续恶化。有时洛佩兹·洛博坐在生病孩子房间的一把椅子里，梦到两个儿子，看到他们的脸挨在一起微笑着，显得那么无助，后来，不知为什么，他觉得，他，洛佩兹·洛博，再也不能活下去了。妻子在西81大街租了套公寓，那个健康孩子上了附近一所学校。一天，他在巴黎等去某个阿拉伯国家的签证时接到电话说那个生病孩子的情况恶化了。他放下手头的事情，立刻搭上第一班去纽约的飞机。到医院后一切似乎淹没在某种邪恶的正常中，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三天后孩子死了。他亲自处理了火化后事，因为妻子彻底崩溃了。直到此刻，洛佩兹·洛博的描述还是不太清楚。后来只听到单个的句子和一个又一个场景。我试图把它们串起来。

男孩死的当天或者过了一天，洛佩兹·洛博妻子的父母就到纽约了。一天下午，他们争论起来。他们坐在百老汇一家旅馆的酒吧里，在81大街附近，大家齐聚一堂，有岳父母，小儿子，妻子，洛佩兹·洛博开始哭着说他很爱两个孩子，大儿子的死是他的过错。不过他可能什么也没说，也没争论，所有这一切只是发生在洛佩兹·洛博的头脑中。后来洛佩兹·洛博喝得大醉，把孩子的骨灰放在纽约城的地铁车里，然后就回巴黎了，没有向任何人打声招呼。一个月后，他妻子回到马德里提出离婚。洛佩兹·洛博在文件上签了字，心想这一切犹如一场梦。

过了很久，我听贝拉诺的声音在问“那场悲剧”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觉得那声音像是一个智利农民发出的。两个月以前，洛佩兹·洛博说。后来贝拉诺又问起他另一个孩子，健康的那个，后来怎么了。跟他妈妈一起生活，洛佩兹·洛博说。

这时我已经分辨得出他们靠墙坐着的轮廓了。两个人都吸着烟，都显得极为疲惫，不过产生这个印象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也很疲惫了。洛佩兹·洛博什么也不说了。只有贝拉诺还在讲，跟刚开始那样，令人意外的是他讲起自己的故事来，一个不知所云的故事，讲过一遍又一遍了，每次讲的都有所不同，都要少一点内容，最后他只说了一句：我想死，但发现不死更好些。直到此刻我才完全明白，洛佩兹·洛博打算明天跟着士兵而不是平民们同行，贝拉诺不想让他一个人去死。

我想我可能终于睡着了。

至少，我觉得睡了片刻。醒来后新一天的光线开始透进屋子。我听着鼾声、叹息声和呓语声。后来我看见士兵们已经准备出发。洛佩兹·洛博和贝拉诺跟他们在一起。我起了床，告诉贝拉诺别去了。贝拉诺耸耸肩。洛佩兹·洛博的表情一点都不消极。他知道自己这是去死，现在他很镇定，我想。这时贝拉诺的脸看着像个疯子的脸：几秒钟间，可怕的恐惧和强烈的幸福感在脸上同时掠过。我抓住他的胳膊，不假思索就拉他到外面去散步。

这是一个灿烂的早晨，那种弥漫着飘渺蓝色的早晨，蓝得让你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洛佩兹·洛博和士兵们看着我们走过去一言不发。贝拉诺面带微笑。我记得我们向那辆没用了的雪佛兰走去，我说了好几遍，说他计划要干的事儿完全是疯狂之举。我听到你们昨晚的谈话了，我承认，所有这一切都让我觉得你的朋友疯了。贝拉诺没有打断我：他望着前方的森林和布朗斯威尔周围的山，频频点头。我们走到雪佛兰跟前时，我想起了狙击手，觉得有种恐慌的激动感。这似乎挺荒谬。我打开车门，我们钻进车里。贝拉诺注意到了浸透进布料的路易的血，但什么也没说，我觉得这时作解释很不合适。我们默默地坐了会儿。我双手捂住脸。后来贝拉诺问我注意到了没有，这些士兵多么年轻啊。他们都是些混账孩子，我说，他们像玩儿似的互相残杀。毕竟，这也有好处，贝拉诺说，望着窗外沉浸在雾气和阳光中的森林。我问他为什么要跟洛佩兹·洛博一起去。这样他就不孤独了，他回答说。这些我都已经知道了，我希望有一个不同的答案，某种结论性的回答，但我也没再问。我感到很伤心。我还想说点别的什么，但却不知道说什么好。后来我们又从车里出来向长房子走去。贝拉诺取出自己的东西，然后就跟士兵和那个西班牙摄影师走了。我陪他走到门口。让－皮埃尔在我旁边，迷惑不解地看着贝拉诺。士兵们开始准备出发，我们就在那里向他道了别。让－皮埃尔握了握他的手，我拥抱了他。洛佩兹径直朝前走去，让－皮埃尔和我感觉他不想跟我们说再见。这时贝拉诺开始跑起来，好像在最后关头觉得部队会撇下他。他追上洛佩兹·洛博，我感觉他们好像开始说话了，好像在笑，好像要去远游，后来他们穿过这片空地，消失在灌木丛中。

我们返回蒙罗维亚的旅程中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很漫长很艰辛，但没有碰到双方任何阵营的士兵。我们在黄昏时到达布雷尔威尔。我们在那里跟同行的大部分人告过别，第二天一辆某人道组织派出的大篷车把我们接回蒙罗维亚。让－皮埃尔不到一天的工夫就离开了利比里亚。我在那里待了两个多星期。那个厨师和他的妻子、儿子搬进了新闻中心，我跟那孩子后来关系处得挺好。那女人干些收拾床铺和扫地的活儿，有时我从自己房间的窗户望出去，看到那男孩在跟其他孩子或者守卫宾馆的士兵们一起玩儿。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个司机，不过他到蒙罗维亚时还活着，这多少令人欣慰。不用说，我在那里接下来试图寻找贝拉诺，想搞清在布朗斯威尔——黑溪——托马斯河地区都发生了什么，但始终没有得到过明明白白的答案。有人说那片地区现在由金赛的武装排控制，又有人说一个十九岁的将军，我想他的名字叫莱博将军，领导的部队设法重新确定泰勒对卡卡塔和蒙罗维亚之间所有地区的控制，包括布朗斯威尔和黑溪。但我始终未能搞清这是真是假。一天，我去听在美国大使馆附近一个地方举办的演讲。演讲者是一个叫威尔曼将军的人，他试图以自己的观点解释国家当前面临的形势。最后，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提问。大家都离去或者懒得提那些我们也知道毫无意义的问题时，我问了他有关金赛将军、莱博将军、布朗斯威尔、黑溪镇、西班牙摄影师埃米利奥·洛佩兹·洛博以及智利记者阿图罗·贝拉诺的有关情况。威尔曼将军在回答之前望了我好一阵子（不过，他对谁都这样看好一阵子，也许他是近视，不知道在哪儿能弄副眼镜）。他尽量想三言两语讲完，说根据他获得的情报，金赛将军已经死了一周。莱博的部队打死了他。反过来，莱博将军也死了，他死于蒙罗维亚东部地区一群公路劫匪之手。至于黑溪，他说：“和平统治着黑溪。”讲得清清楚楚。他还没有听到布朗斯威尔的结局，但他假装不是那么回事。

两天后，我离开了利比里亚，从此再没有回去过。

26

埃内斯托·加西亚·格拉哈莱斯，帕楚卡大学，帕楚卡，墨西哥，1996年12月。

先生，我可以万分谦卑地说，我是墨西哥研究本能现实主义者的惟一的专家，如果再夸张点，在世界范围也属独一无二。老天惠顾，我打算出一本有关他们的著作。雷耶斯·阿雷瓦洛教授告诉我，大学出版社可能会出这本著作。当然，雷耶斯·阿雷瓦洛教授从未听说过这些本能现实主义者们。说心里话，他更喜欢出一本关于墨西哥现代主义者的专著或者帕楚卡杰出诗人曼努埃尔·佩雷斯·加拉维托作品的注释本。可是经过坚定不移的努力，我设法说服他，研究我们现代诗歌中某些最极端的流派没什么错。其间，我将把帕楚卡带到21世纪的门口。没错，你可以说我是最早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绝对的权威，但还不能完全这么讲。我可能是惟一关注这个领域的人。几乎没有人还想得起本能现实主义者们了。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死了。有些人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命运，但有些人还活着。比如哈辛托·雷克纳，现在是电影评论家，负责帕楚卡电影协会。他是这个群体中第一个引起我兴趣的人。玛丽亚·芬特目前生活在墨西哥城。她一直未婚。她还经常写，但从不发表。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死了。郝琪特·加西亚在墨西哥城的某些报章杂志和星期日副刊工作。我想她已经不写诗了。拉斐尔·巴里奥斯已在美国失踪。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在那里。安格丽卡·芬特最近出版了她的第二本诗集，只有三十页，这本书不错，版型优美。卢西欧斯·思肯已经死了。潘乔·罗德里格斯已死。艾玛·门德斯自杀了。莫克特苏马·罗德里格斯搞政治去了。我听说费里佩·穆勒还在巴塞罗那，结了婚，有一个孩子。他好像过得挺幸福。这里的兄弟们经常发表他写的诗。乌里塞斯·利马还住在墨西哥城。上次休假我还去看过他。他可是一个真正的奇迹。说实话，起初我甚至有些害怕。我跟他在一起的所有时间里，他都喊我教授。可是，伙计，我对他说，我比你还年轻啊，你干吗不直呼我的名字呢？不管你说什么，他回答时都言必称教授。真特别。阿图罗·贝拉诺的情况我一无所知。没有，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贝拉诺。没错，见到过几个。我从未见过穆勒、潘乔·罗德里格斯、卢西欧斯·思肯。也没见过拉斐尔·巴里奥斯。胡安·加西亚·马德罗？没有，这个名字一点都不熟悉。他从来就不属于这个团伙。我当然确信。伙计，如果我是以这个课题的权威专家的身份这样对你讲，那是因为本来就应该这样讲。他们全都那么年轻。我有他们出的杂志，他们的小册子，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资料。有个十七岁的孩子，但他不叫加西亚·马德罗。让我看看……他的名字叫布斯塔曼特。他只在一本墨西哥城发行的小杂志上发表过一首诗，那份杂志的第一期印了不到二十份，也就只出了这一期。而且他也不是墨西哥人，是智利人，跟贝拉诺和穆勒一样，是移民的儿子。没有，据我所知，这位布斯塔曼特再没有写过诗。但他属于这一伙。墨西哥城的本能现实主义者。没错，因为1920年代还出现过另外一个本能现实主义组织。北方的本能现实主义者。你不知道这个？噢，他们存在过。不过说来已经没有资料可研究了。不，这不是巧合。更像是一种致敬。一种姿态。一种回应。谁知道。总之，这里迷宫重重，我希望自己不要迷失其中了。我限定自己只研究手里现有的素材，让读者和学者自己去下结论。我想我的这本小书会表现不俗。最不济，我将把帕楚卡领进摩登时代。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小伙子们，除了我，大家都忘了她，我说。现在，我们都老了，成了明日的黄花，也许现在还有人想起她，可那时大家都忘了她，后来他们也开始忘了自己，当你忘了朋友的时候，也就开始忘了自己。我是例外。也许这只是我现在的感觉。我还收藏着她的杂志，她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也许我的生活适合如此。跟许多墨西哥人一样，我也放弃了诗歌。跟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一样，当那一时刻来临时，我也不再写作、不再读诗。从那时起，我的生活就沿着你能想像得出的最枯燥乏味的道路行进。我什么都干过，我干过我能干的一切。一天，我发现自己在圣托·多明戈广场的拱廊下开始干起写信、草拟不可理喻的文书的工作来了。这是一份跟其他活儿没什么两样的工作，至少不比我干过的其他工作差，可是不久我便发觉自己可能会永远在那儿干下去，离不开打字机、钢笔、白纸。这是一份不赖的工作。有时我甚至会发笑。我什么都写，从情书到申请、诉讼书、财产申明、绝望者寄给国家监狱的申请什么都有。这让我有时间与同事们交流，那些跟我一样顽强的书写员（我们是一种濒危物种），同时也有工夫阅读我们文坛的最新奇作。墨西哥诗歌已毫无希望：有一天我看到我们最有文化修养的一位诗人认为“pensil florido”是一种彩色铅笔，不是花园，或者布满各种鲜花的场所，甚至是一片绿洲。“Pensil”还有垂挂、悬挂、垂吊的意思。你们明白了吗，小伙子们，我说，你们明白了吗，或者我说到点子上了吗？两个小伙子面面相觑说，是的。但他们可能不是说“明白了”。后来我再没听到过塞萨雷亚的消息。一天，在一家酒吧，我跟一个来自索诺拉的老人成了朋友。这个老人很熟悉埃莫西约、卡纳内、诺加莱斯，我问他是否听说过塞萨雷亚·蒂纳赫罗。他说没有。我忘了对他说了什么，但他感觉我在谈论我的妻子、妹妹或者女儿。他这样说时，我觉得我其实并不了解塞萨雷亚。现在，小伙子们，你们对我讲了马普莱斯·阿尔塞说她的那些话。或许是李斯特或者阿克莱斯说的，这都无关紧要。是谁给了你们我的地址？我问。李斯特或者阿克莱斯或许曼努埃尔，这都无关紧要。两个小伙子望着我，他们可能并没有看着我。天马上就要亮了，大街上传来的喧嚣开始进入公寓，这时我看见一个小伙子坐在沙发上睡着了，但还直着脊背，好像仍然醒着，另一个已经在翻阅塞萨雷亚的杂志，不过那样子也好像快要睡着了。这时我说，小伙子们，好像新的一天来了，好像太阳升起了。睡着的那位张着大嘴说是啊，阿马德奥。醒着的那位没有理我，还在翻着杂志，嘴角半带微笑，好像在憧憬着一个刚刚离去的女孩，眼睛还扫描着墨西哥现存的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惟一的那首诗。因为疲惫和酒精的缘故，我的脑子有点眩晕，我忽然想到是醒着的那位在说话。我说：你会表演口技吗，小伙子？正睡觉的那个说不会，阿马德奥，或许他说的是“错了”，阿马德奥，或者说了“不”，或者“才怪”、“不啊！”，或许他说“不会先生”，或者不大可能，或者没有机会，或许他就说不是。醒着的那个看着我，手里抓着杂志，好像担心什么人会把它从自己手上拿走，他不看我了，继续读杂志，这时，我想塞萨雷亚·蒂纳赫罗那本破烂杂志里好像真有什么可读的。我放低目光点点头。别不好意思了，阿马德奥，其中一个说。我不想看着他们。可我却看了。我看着这两个小伙子，一个醒着，另一个睡着，睡着的那个说别担心，阿马德奥，我们会替你找着塞萨雷亚的，哪怕要翻开北方的每一块石头。我使劲睁大眼睛盯着他们说：我不担心，小伙子们，别因为我而去这样做。睡着的那个说：这不麻烦，阿马德奥，这是一种快乐。我坚持说：别因为我而去这样做。睡觉的那个笑了或者喉咙里发出某种可能是笑声的声音，一种咕哝声，一个扑哧声，或许他快要被窒息了，他说：我们不是为你而做，阿马德奥，我们是为墨西哥、为拉丁美洲、为第三世界、为我们的女朋友而做，因为我们想做。他们在开玩笑吧？不是开玩笑？这时睡觉的那位开始奇怪地呼吸起来，好像在用自己的骨头呼吸，他说，我们马上就去找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我们马上就去找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作品。这时我感觉打了个冷战，我看着醒着的那位，他还在研究塞萨雷亚·蒂纳赫罗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惟一的一首诗，我对他说：我想你的朋友可能有什么不对劲了。正在读杂志的这位抬起眼睛看着我，好像我在一扇窗户后面，或者他在一扇窗户的另一边，他说：别紧张，没事。该死的神经质的小伙子们！好像谁在睡梦中呓语没什么了不起！好像谁在睡梦中发誓也没关系！这时我又望着前屋的墙壁、我的书、我的照片、天花板上的污迹，然后又望着他们，我好像是透过一扇窗户看他们的，其中一个睁着眼，另外一个闭着眼，但两人都看着什么，在看着外面？在看着里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好像到了北极，我把这话对他们讲了，睡着的那个很响地喘息着说：更像北极降到了墨西哥城，阿马德奥，他这样说，我问：小伙子们，你们觉得冷吗？这是一个象征性的问题，或者实在的问题，因为如果回答是，我就立马去给他们煮咖啡，但归根结底这本质上是一个象征性的问题，如果他们冷了，就会躲开窗户，我又说：小伙子们，这样做值得吗？这样做值得吗？这样做值得吗？睡觉的那个说“西蒙奈尔”。我站起来（我全身的骨头都咔嗒咔嗒地响动着）走到餐室桌子旁边的窗户前，打开它，接着，我又走到该去的地方，准确地说，走到前屋的窗户那儿，打开它，然后又慢吞吞地走到开关前，把灯熄了。

第三部 索诺拉沙漠 1976

1月1日

今天我才意识到我写的昨天的事情其实都是今天记的：所有发生在12月31日的事儿都是1月1日，也就是今天记的；30日的事儿都是31日也就是昨天记的。其实我写的今天的事儿明天才会记，对我来说明天将是今天和昨天，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明天还是看不见的日子。不过这也没关系。

1月2日

我们已经在出墨西哥城的路上了。为了逗朋友们开心，我出了几个游戏题让他们来答，这些题既是难题，又是谜题（特别是在当今墨西哥文学世界），甚至是哑谜。我先说了个容易的：什么是自由诗？我说。我的声音在车里发出回声，好像在对着麦克风讲呢。

“某种没有固定音节数量限制的体裁。”贝拉诺说。

“还有呢？”

“没有韵律。”利马说。

“还有呢？”

“没有特定强调重点。”利马说。

“很好。现在听个难点的。什么是四行体？”

“什么？”鲁佩在我旁边问。

“一种四行诗的韵律体格式。”贝拉诺说。

“字中音省略呢？”

“噢，天哪。”利马说。

“不知道，”贝拉诺说，“被省略的什么东西吧？”

“不对，不对。你们放弃吗？”

利马的眼睛紧盯着反光镜。贝拉诺看了我一眼，目光从我身上掠过。鲁佩也从身后看着我们。我谁也不想看。

“字中音省略，”我说，“就是一个词语内一个或者若干音素的省略。例如：水手长这个词用bosun而不用boatswain表示，用o’er表示over。好了，继续。这次来个容易的。什么是六节诗？”

“六行六节诗。”利马说。

“还有呢？”我说。

利马和贝拉诺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楚。他们的声音好像在车里飘浮。还有其他含义，我说。我说给他们听了。我又问他们知不知道格莱坎诗体（一种用古典韵律写的诗，可定义为含混合韵律、韵脚不完整的四音步音节诗句）、半史诗（在希腊语格律中长短格六步格诗的第一个韵脚）以及音义学（研究一个单词或一首诗的声音要素所蕴含的独立的情感意义）。贝拉诺和利马都不知道答案，更不用说鲁佩了。我又问他们知不知道什么是换语，我说指含有重复刚才说过的话、用来限定或者修正甚至否定它的逻辑描述，我又问是否知道什么是皮托抑扬格（不知道）、拟仿抑扬格（不知道）、同韵脚（不知道）、语尾加音（知道，他们认为所有墨西哥或大多数拉美诗人都习惯语尾加音），我又问知不知道罕用语或只用过一次的字句，他们说不知道，我就给他们解释了。这是词典编纂或文本批评作品中的专门术语，用来表示在一种语言、全部作品或者文本中只出现一次的说法。这让我们考虑了一会儿。

“问个容易些的吧。”贝拉诺说。

“好。什么是骚结（zéjel）？”

“操，不知道。一点儿都不懂。”贝拉诺说。

“你呢，乌里塞斯？”

“听着像阿拉伯语中的玩意儿。”

“你知道吗，鲁佩？”

鲁佩望着我不说一句话。我不禁大笑起来，也许因为我太紧张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解释了什么叫骚结。我打住笑声后告诉鲁佩我不是嘲笑她或者她的无知（或者没文化），而是笑我们大家。

“好了，什么是拉丁体诗？”

“不知道。”贝拉诺说。

“拉丁体？”鲁佩问。

“什么是交错法？”我问。

“什么？”鲁佩说。

我睁着眼睛，同时打量着每个人，车子沿着公路箭一般地飞奔，在驶离墨西哥城。感觉我们好像飘浮在空气中。

“什么是拉丁体？”利马问。

“很简单。一种古代拉丁文诗体，其诗律原理还不清楚。有人认为是强调数量限定的，有人认为是强调语音的。如果认为可以接受第一种假设，那么这种拉丁诗可以分为短长格的二步韵脚的不完整音步结尾诗和猥亵诗两种，不过也有其他变体。如果认为语音强调说成立，那么就意味着这种诗由两个半句构成，第一个有三个重音，第二个有两个重音。”

“哪些诗人用这种拉丁体创作呢？”贝拉诺说。

“李维乌斯·安得罗尼库斯[1]和尼维乌斯[2]。这是宗教和纪念性诗体。”

“你懂的还挺多。”鲁佩说。

“真是。”贝拉诺说。

我又忍不住大笑了，笑声立刻从车里弥漫开来。这是孤儿的特征，我想。

“这纯属记忆活儿。我把定义记住了，如此而已。”

“你还没告诉我们交错法的意思呢。”利马说。

“交错法、交错法、交错法，嗯，交错法是两个倒着排列的序列句元素的组合。”

这是夜里。1月1日的夜晚。1月1日凌晨时分。我回头从车里望出去，好像没人尾随我们。

“好了，再来个，”我说，“什么叫四短音步？”

“这是你瞎编的，加西亚·马德罗。”贝拉诺说。

“没有。它是指古典格律中由四个短音节构成的韵脚。没有固定韵律，也许因此被视为一种简单的韵律现象。知道什么是三长音步吗？”

“这个绝对是你瞎编的。”贝拉诺说。

“不是，我发誓。它是指在古典格律中由三个长音节构成的韵脚，通篇有六个节拍。强音可以落在第一个和第三个音节上，或者只落在第二个音节上。必须与其他韵脚一起构成格律。”

“什么叫强音？”贝拉诺问。

利马张开又合上了嘴巴。

“强音，”我说，“是指强拍，某种暂时性的强调。我来说说什么是强音部吧，这是拉丁语韵脚的语音要素，意思是指强音落的那个音节，我们还是接着提问好了。给你们说个简单的，人人都会的。什么是双音节句？”

“一个只有两个音节的句子。”贝拉诺说。

“很好。也跟时间有关，”我说，“双音节的发音时间要更长。这可能是西班牙语格律中很少见同时又是最可能短的诗句。它出现时几乎总是用来连接更长的诗句。现在来个难点的。什么叫阿斯克里皮亚底格式？”

“不知道。”贝拉诺说。

“阿斯克里皮亚底格式？”利马问。

“这个概念源于萨莫斯岛的阿斯克里皮亚底斯，他最喜欢用了，不过萨福和阿乐凯奥斯也没少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阿斯克里皮亚底格式色彩较淡的形式，由十二个音节组成，用两个伊欧利斯节奏单位（或者元素）隔开，前者由一个强强格、一个强弱格和一个长音节构成，后者由一个强弱格、一个扬抑格的不完整音步结尾的二音步诗行构成。阿斯克里皮亚底格式色彩较浓的形式则有十六个音节，由插入在两个伊欧利斯节奏单位之间的音节中一个长短格不完整音步结尾的二音步诗行构成。

我们快要走出墨西哥城了。我们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行驶。

“什么是语句间隔反复？”

“不知道。”我听到朋友们说。

轿车驶进黑暗的大道，穿过没有灯光的街区，来到只有一些妇女和孩子的大街。我们又越过还在庆祝新年的小区。贝拉诺和利马朝公路前方望着。鲁佩的脑袋靠在车窗上。她好像已经睡着了。

“什么是语句间隔反复？”没人回答。“是由在一个句子的诗行或一系列诗行中某个词语在开头和结尾各重复一次的音节形式。比如加西亚·洛尔迦[3]的诗：绿色啊我多么爱你绿色。”

我沉默了片刻，眼睛望着窗外。我感觉利马可能迷路了，好在没有人尾随我们。

“接着来，”贝拉诺说，“总会有我们知道的。”

“什么是硬拗？”我说。

“我以前是知道的，可现在忘了。”利马说。

“这是一种比喻，已经成为日常用语的一部分，不再被当做比喻了。比如：针眼、瓶颈。知道阿尔基洛科斯式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我知道，”贝拉诺说，“必然是阿尔基洛科斯用的格律了。”

“那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利马说。

“具体说是什么格律呢？”我说。

“不知道。我可以背一首阿尔基洛科斯的诗，但不知道阿尔基洛科斯式诗是什么东西。”贝拉诺说。

我告诉他们阿尔基洛科斯式诗是两行一节（dystich），可以有各种不同形式。第一种是由一个长短格的六步格诗后面紧随一个长短格的三韵脚的不完整音步结尾的诗行构成。第二种……这时我快睡着了，听着自己说话的声音或者在小车里发出的回音，说着什么短长格二韵脚或者长短格四音步句或者扬抑格二韵脚不完整音步结尾的诗。后来我听到贝拉诺在背诵：

心，我的心，被不堪承受的苦难击得稀烂，抬起头来，直面憎恨我们的人吧。亮出你的胸膛直面敌人的进攻，把他们击溃。在寒光闪闪的矛尖中岿然屹立。不要退却，如果你打败了他们，不要肆意炫耀。如果他们打败了你，也不要跑回家躺在床上哭泣。

我又使劲睁开眼睛，利马问这首诗是不是阿尔基洛科斯写的，贝拉诺说是西蒙，利马说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或者说真是个他妈的奇妙无比的诗人。再后来，贝拉诺回过头对鲁佩解释（好像她挺关心似的）帕罗斯岛的阿尔基洛科斯是何许人，说他是一个生活在公元前650年左右的希腊诗人和雇佣军人，鲁佩什么也没说，我想这就是最恰当的反应了。我坐着进入半睡眠状态，脑袋靠在窗上，听着贝拉诺和利马在说一个诗人从战场上逃出来，对这一行为带给他的耻辱和名誉上的损害毫不在乎，事实上还炫耀不已。后来我开始梦见有人穿过一个枯骨遍地的田野，这个有争议的人没有脸庞，或者至少我看不见他的脸，因为我是从远处看到他的。我来到一个山脚下，那里峡谷中几乎没有一丝空气。那个人赤身裸体，留着长发，起先我以为那就是阿尔基洛科斯，其实说他是谁都可以。我睁开眼睛时天还没有亮，我们已经离开墨西哥城了。

“我们到哪儿了？”我问。

“在去克雷塔罗的路上。”利马说。

鲁佩也醒来了，她用昆虫般的眼睛望着外面黑乎乎的乡野。

“你在看什么？”我说。

“阿尔韦托的车。”她说。

“没有人跟踪我们。”贝拉诺说。

“阿尔韦托就像一条狗。他能嗅到我的味道，会来找我的。”鲁佩说。

贝拉诺和利马都笑了。

“我们出了墨西哥城后就以每小时九十五英里的速度跑着，他怎么能找到你啊？”利马说。

“太阳出来前就会追上。”鲁佩说。

“行了，”我说，“什么叫黎明曲？”

贝拉诺和利马都没吭声。我想大家可能还在琢磨阿尔韦托，我也开始思索起来。鲁佩笑了。她虫子般的眼睛打量着我。

“行了，无所不知先生，你告诉我prix是什么意思吧？”

“意思是吸一口大麻。”贝拉诺头也不回地说。

“Muy carranza呢？”

“指某种很老的东西吧。”贝拉诺说。

“Lurias呢？”

“我来回答。”我说，因为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提给我的。

“行啊。”贝拉诺说。

“不知道。”我想了想说。

“你知道吗？”利马说。

“我想不知道吧。”贝拉诺说。

“疯狂。”利马说。

“没错，疯狂，jincho呢？”

没人知道。

“太简单了。Jincho就是指印第安人。”鲁佩大笑着说。“La grandiosa呢？”

“监狱。”利马说。

“Javier呢？”

一队五辆载重卡车从左边车道经过，向墨西哥城方向驶去。卡车看上去都像烧坏的胳膊。顷刻间只听到卡车的噪音，只闻到烧焦的肉体的气味。道路随即又陷入黑暗。

“Javier是什么意思？”贝拉诺问。

“警察，”鲁佩说，“macha chacha呢？”

“大麻烟。”贝拉诺说。

“这个由加西亚·马德罗来回答，”鲁佩说，“guacho de ore'gano是什么意思？”

贝拉诺和利马相视而笑。鲁佩的昆虫眼不再看我了，而是盯着后窗外凶兆般显露的影子。

“不知道。”我说，同时想像着阿尔韦托的脸：一个巨大的鼻子跟在我们后面。

“金表。”鲁佩说。

“Carcamán是什么意思？”我问。

“轿车。”鲁佩说。

我闭上眼：我不想看到鲁佩的眼睛，我把脑袋靠在窗上。在梦中，我看到了那辆不停行驶的黑色轿车。阿尔韦托的鼻子和几个不当班的警察坐在里面，准备把我们打个屁滚尿流。

“Rufo指什么？”鲁佩说。

我们没有回应。

“小车。”鲁佩说，然后又笑了。

“好，鲁佩，看看这个，La manicure是什么意思？”贝拉诺说。

“简单。精神病院。”鲁佩说。

我一时觉得自己怎么可能跟鲁佩这样的女孩做过爱。

“那dar cuello是什么意思呢？”鲁佩说。

“不知道，放弃。”贝拉诺说，也不看她。

“跟dar caña是同一个东西，”鲁佩说，“但稍有点不同。当你dar cuello时意思是你搞掉了某人，说你dar caña时也许是说你正在把某人搞掉，但也可能指你正在做爱。”她的声音里好像带着凶兆，仿佛在朗诵两种诗歌的韵律。

“如果说你day labiada，那是什么意思呢？”利马说。

我又想起跟性有关的东西，想到鲁佩的身体，我只抚摸过还没有看到过呢，想到玛丽亚和罗萨里奥的身体。我觉得我们的时速过了一百一十英里。

“当然，这是为了给某人一个机会。”鲁佩说，看着我，好像猜出我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呢，加西亚·马德罗？”她问。

“De empalme是什么意思？”贝拉诺问。

“某种有趣但却有害的东西，因为它是真实的。”鲁佩说，显得很大胆。

“Chavo giratorio呢？”

“瘾君子。”鲁佩说。

“Coprero呢？”

“可卡因瘾君子。”鲁佩说。

“Echar pira呢？”贝拉诺说。

鲁佩看看他又看看我。我都感觉到有昆虫正从她的眼睛里爬出来，落在我的膝盖上，每个膝头落一只。一辆跟我们开的完全一样的白色英帕拉从旁边窜过，向墨西哥城方向驶去。它从后窗消失时还鸣了几次喇叭祝我们好运。

“Echar Pira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利马说，“我不知道。”

“意思是很多男人强奸一个女人。”鲁佩说。

“轮奸，没错，你还全都知道。”贝拉诺说。

“如果说某人entrado en La rifa是什么意思？”鲁佩说。

“我当然知道了，”贝拉诺说，“是说你有麻烦了，不管你是否情愿都卷入其中了。同时可以用来指某种隐蔽的威胁。”

“但也可以没有那么隐蔽。”鲁佩说。

“你怎么看呢，”贝拉诺说，“我们有麻烦了没有？”

“麻烦没断过。”鲁佩说。

我们后面的小车的灯忽然不见了。我感觉我们几个是那个时刻全墨西哥惟一还在赶路的家伙。但是，几分钟后，我又看见远方的灯了。有两部小车，而且与我们保持的距离在缩小。我望着前方。几只虫子在窗上乱碰。利马双手握住方向盘，车子不停地颠簸着，我们好像拐进一条泥土路。

“Epicede是什么意思？”我问。

无人应声。

英帕拉在黑暗中往前飞驶时我们沉默了片刻。

“告诉我们吧，epicede是什么意思。”贝拉诺头也不回地说。

“是一种挽歌，对死者朗诵的，”我说，“不要跟哀歌混淆了。挽歌用的是合唱对话的形式。格律是长短格dactylo-epitrite，后来演变成悼诗。”

没人应声。

“操，这破路真是太好了。”过了会儿贝拉诺来了这么一句。

“再考我们几个问题吧，”利马说，“怎么给哀歌下定义呢，加西亚·马德罗？”

“跟挽歌差不多，只是不能对着死者朗读。”

“再问几个。”贝拉诺说。

“什么是阿乐凯奥斯四行诗？”我说。

我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怪怪的，好像不是我发出的。

“由四句四音步诗行节律组成的诗节，”利马说，“包括两个十一音节的句子，一个十到十一音节的句子，一个十音节的句子。希腊诗人阿乐凯奥斯经常用，这个名称就是从他的名字得来的。”

“不是两个十一音节的句子，”我说，“是两个十音节的句子，一个十到十一音节的句子，一个长短格的十音节的句子。”

“也许吧，”利马说，“管它呢。”

我看着贝拉诺用车子的点烟器点燃一支烟。

“是谁把阿乐凯奥斯式诗行引进拉丁语诗歌的？”我说。

“伙计，这个可是谁都知道，”利马说，“你知道吗，阿图罗？”

贝拉诺拿着点烟器，盯着看了会儿，而香烟已经点燃。

“当然知道了。”他说。

“谁呢？”我说。

“贺拉斯。”贝拉诺说着把点烟器放进原位，然后摇下窗户。风吹乱了我和鲁佩的头发。

1　李维乌斯·安得罗尼库斯（Livius Andronicus，约公元前284－204），罗马史诗和戏剧的创始人。原是希腊奴隶，后为李维乌斯家成员所释放。

2　尼维乌斯（Gnaeus Naevius，约公元前270－200），拉丁史诗诗人、戏剧家，他是依据罗马历史或传奇人物及事件写历史剧的创始人。

3　加西亚·洛尔迦（García Lorca，1898－1936），20世纪最重要的西班牙诗人之一，“二七年代”诗人的代表。

1月3日

我们在库利亚坎城外的一个加油站里吃了早餐，有墨西哥式煎鸡蛋、火腿肠煎鸡蛋、培根煎鸡蛋、水煮鸡蛋。我们每人喝了两杯咖啡，鲁佩喝了一大杯橙汁。我们要了四根火腿和一些奶酪三明治在路上吃。后来鲁佩去了女卫生间，贝拉诺、利马和我去了男卫生间，我们先洗了手脸和脖子，然后去方便。出来时天空一片深蓝，我从没见过这种蓝。很多车是开往北方的。哪儿都不见鲁佩的影子，我们谨慎地等了好一会儿后去女卫生间找她。看见她在刷牙。她瞧着我们，而我们又一言不发地出来。鲁佩旁边有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弯着腰对着洗涤池洗漱，长长的黑发垂到腰际。

贝拉诺提出去库利亚坎城内买些牙刷。利马耸了下肩膀说随便。我说我们浪费不起时间了，其实时间是我们惟一多得有点过度的东西。最后，贝拉诺还是去了。我们在库利亚坎郊外的一家超市买了几把牙刷和可能会用得着的个人卫生用品，然后又掉头回来，没有进城就走了。

1月4日

我们像鬼一样穿过纳沃华、奥夫雷贡城和埃莫西约等城市。我们到了索诺拉，但我感觉好像在锡那罗亚州的时候就已经到索诺拉了。有时我们会看到火龙果、仙人掌或者树形仙人掌在正午的阳光中，在路边亭亭矗立。在埃莫西约市图书馆，我和贝拉诺、利马搜索了一番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踪迹。我们什么都没有找到。我们回到车上时，鲁佩已经在后座上睡着了，有两个人站在人行道上一动不动地观察着她。贝拉诺以为可能是阿尔韦托或他的朋友，我们分开来逐渐向他们靠拢过去。鲁佩的衣服卷过屁股，那两个人手插在裤兜里手淫。阿图罗说，滚开，两人立刻走了，往后退时还回转过身望着我们。我们又到了卡沃尔卡。塞萨雷亚的杂志以此地为名，肯定有什么原因，贝拉诺说。卡沃尔卡是埃莫西约西北部的一个小镇。为了来到这里，我们取通往圣安娜的高速国道，又从圣安娜沿一条柏油路向西开去。我们穿过新普埃布罗和奥尔塔。我们快到卡沃尔卡时看到一条岔路和标着另一个小镇名字的招牌：皮提基托。我们继续行驶，抵达卡尔沃卡后在市政厅和教堂绕了一圈，跟见到的每个人都聊几句，徒劳地想找到什么人能告诉我们一些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情况，直到夜幕降临，我们只好又回到车里，因为卡沃尔卡连个我们待一待的住宿房或者小旅店都没有。（即便有我们也找不到。）于是，晚上我们就在车里过了一夜，醒来后又回到卡沃尔卡加油，接着又朝皮提基托方向开去。我总觉得不对劲，贝拉诺说。到了皮提基托，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然后去参观皮提基托的圣地亚哥教堂，不过是从外面看的，因为鲁佩说她不想进去，其实我们也不想进去。

1月5日

我们沿着一条不错的路继续北上，最远到卡纳尼亚，然后又沿一条泥土路朝南向巴卡鲁奇开去，然后到独立纪念日大街和阿里斯佩街。我没有跟着贝拉诺和利马去东打西听。我跟鲁佩待在车里喝了瓶啤酒。到了阿里斯佩，路况又好了些，我们赶到巴纳米奇和韦帕克。我们从韦帕克又折回巴纳米奇，这次没有停留，然后又返回阿里斯佩，接着又向东沿一条地狱般的土路向洛斯奥约斯开去，从洛斯奥约斯又沿一条不错的路向纳科萨里德加西亚驶去。

出了纳科萨里，路上遇到一个巡逻员拦住我们，问我们要车证。你是从纳科萨里来的吗，警官？鲁佩问他。巡逻员看了她一眼说不是，为什么她会这么以为呢，他是埃莫西约人。贝拉诺和利马笑了。他们从车里出来活动腿脚。鲁佩也下了车，她和阿图罗悄悄地说了几句话。另外一个警官也从车里出来，走过去跟他的搭档沟通，后者正忙着验基姆的证件和利马的驾照。两个警官打量着鲁佩，她溜达到离公路几码远的地方，走进一片黄色的乱石地带，那儿有若干黑色斑块，细小的植物绽放出让人恶心的棕、紫、绿等色。长时间盯着这棕色、绿色和紫色看，混成了一片月食般的效果。

你们打哪儿来？另外那个警官说。墨西哥城，我听到贝拉诺说，带着吓死人的微笑。这不太蠢了吗？我想，不过我想的是贝拉诺而不是这个警察，我也想到了利马，他正靠在车头上盯着云朵和白坚木之间的地平线上的某个点。

警察还回证件，利马和贝拉诺向他打听去圣特雷萨的最近的路。另外那个巡逻员回到车里取出一张地图。我们离开巡逻员时还向他们招手挥别。柏油路很快又变成了土路。路上不见小车，偶尔会出现一辆载着货物或者人的卡车。我们穿过分别叫阿里巴比、华奇内拉、巴塞拉克、巴维斯佩的小镇，然后才意识到迷路了。天黑前，一个小镇忽然出现在前方，那个镇子可能叫维拉维西奥萨，也许不叫这个名儿，可是费了很大的劲才在那里找到路。贝拉诺和利马第一次面色紧张起来。鲁佩根本不在乎到这个镇上来。我呢，不知道如何是好：也许觉得有点陌生，也许就想睡觉，也许想做梦，就我所知。后来我们又拐进另一条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可怕的道路。贝拉诺和利马让我考些有难度的题目。我想他们所谓的题目是指格律、修辞和风格方面的吧。我考了他们几个问题后就昏昏入睡。鲁佩也睡着了。我在昏睡中听到贝拉诺和利马在聊天。他们聊到墨西哥城，聊到劳拉·达米安和劳拉·郝雷吉，聊到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诗人，他们笑了，显然这个诗人是不错的家伙，一个好人。他们聊到杂志出版人，据我判断这些人都很淳朴或者不懂世故或者压根就很绝望。我喜欢听他们说话。贝拉诺的话比利马多，但两个人都一个劲地笑着。他们还说到了基姆的英帕拉。有时路上坑坑洼洼的东西挺多，小车就颠簸起来，贝拉诺就觉得这样子不正常。利马说这声音是发动机弄出的，没什么不正常的。在我陷入深眠状态前，我想到这四个人对车全都一无所知。我醒来时已经到了圣特雷萨。贝拉诺和利马一个劲儿地吸烟，英帕拉绕着城中心不停地兜圈子。

我们登记了一家旅馆住进去，华雷斯街上的华雷斯旅馆。鲁佩一个人住一间，我们三个住一间。我们那间仅有的一扇窗户面朝小巷。小巷一直通到华雷斯街，尽头聚集了一群模模糊糊的人影在低声说着什么，而且不断有人谩骂或者毫无道理地喊叫发火，观察了好一阵后，我看见有个影子抬起胳膊指着我正在观察的这扇窗户。小巷的另一端尽头放着一堆垃圾，那里甚至更加黑暗，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然而这些楼房中有一幢很显眼，这幢楼里还隐隐约约亮着光。那是圣埃莱纳旅馆的背后，有个很少人用的小门，不过一个厨师出来过一次，手拿一个垃圾盒，回去时在门边站住，翘首遥望着华雷斯街上的车辆。

1月6日

贝拉诺和利马整个早上都在跑市户籍办公室、人口统计办，还去了几家教堂、圣特雷萨图书馆、大学档案馆、本地仅有的一家报社《圣特雷萨守卫报》的资料库。我们在主广场上吃午饭时才会面，就在一个纪念当地人战胜法国人的古怪雕塑旁边。下午，贝拉诺和利马继续进行他们的搜索活动。他们说，拜见了本地大学文学系的头儿，一个叫奥拉西奥·格拉的怪人，他简直就是（令人惊讶！）奥克塔维奥·帕斯在这个文学系唾沫飞溅的翻版，不过是微缩版，而且，如果你稍加琢磨，连他的名字也有模仿的色彩，贝拉诺说，然后问我，加西亚·马德罗，贺拉斯不是跟恺撒·奥古斯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吗？我说不知道。让我想想，我说。但他们太忙了，又开始说别的事了，他们走了后我又单独跟鲁佩在一起，我考虑带她去看场电影，但利马和贝拉诺带着钱，我忘了向他们要点，我们去不了。我们只好安心在圣特雷萨周围和城中心店铺的橱窗前散了会儿步，然后又回到旅馆，在大堂旁边的一个屋子里看电视。我们在那里遇到两个矮个老太太，她们望了我们一会儿，问我们是不是夫妻。鲁佩说是。我没有选择了，只好顺水推舟，但我一直想着贝拉诺和利马问我的问题，贺拉斯与恺撒·奥古斯都是不是生活在同一时代，我想可能是吧，我的直觉说是，但又感觉贺拉斯绝对不是奥古斯都的支持者，鲁佩一直跟那两个老太太聊天，最后发现这两个老太太很势利，不知为什么，我一个劲地在想奥古斯都和贺拉斯，同时用左耳朵听着电视上的肥皂剧、用右耳朵听着鲁佩和两个老太太的谈话，忽然我的记忆开始膨胀，像一堵正在倒塌的墙壁，我看见贺拉斯为了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与奥古斯都或者屋大维打了起来，而卡西乌斯谋杀了恺撒，想重整共和国，乱七八糟，就是服了迷幻药也不会这么荒诞不经，我看见贺拉斯了，在腓力比，二十四岁，只比贝拉诺或者利马大一点，才比我大七岁，那个杂种贺拉斯正望着远方，忽然转过身盯着我。你好，加西亚·马德罗，他用拉丁语说，可我对拉丁语一个破字都听不懂。我是贺拉斯，公元前65年出生于维努西亚，一个自由奴隶的儿子（任何人渴望拥有的最可爱的父亲），布鲁图斯手下任命的保民官，准备开赴战场，参加腓力比战役，这场战役我们会输掉，但我注定要参战，这场腓力比之战，人类的命运在此一役。后来一个老太太碰了下我的胳膊，问是什么吸引我来圣特雷萨城的，我看见鲁佩微笑的眼睛和另一个老太太的眼睛，她观察我和鲁佩时眼睛直冒金光。我说我们在度蜜月，我们的蜜月，大妈，我说，然后起身让鲁佩跟我来，到了她的房间，我们像疯子般做起爱来，好像明天早晨大家就要死了一般，做到天黑时我们听到利马和贝拉诺的声音，他们回自己的房间后就马上聊起来，不停地聊啊聊。

1月7日

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有把握了：塞萨雷亚·蒂纳赫罗就在这里。户籍处、大学、教区档案室、图书馆里没有她的任何踪影，不知为什么，在古老的圣特雷萨医院，现在以革命英雄塞普尔维达将军命名的总医院里还存有她的资料。而且，在圣特雷萨守卫报社，他们同意让贝拉诺和利马理了一遍资料库和1928年的新闻报道，6月6日的报纸上提到一个名叫佩佩·阿韦利亚内达的斗牛士，他在圣特雷萨的斗牛场与来自何塞·弗卡特先生畜养场的两头公牛作战，取得巨大胜利（占了两栏篇幅），报上还配有一张他的侧面像，1928年6月11日的报上还有一篇他的采访录，此外，文中说，佩佩与一个原住墨西哥城、名叫塞萨雷亚·蒂纳赫（原文如此）的女子结伴旅行。这篇文章没有配照片，不过据当地记者描述，她“高挑、有魅力、保守”，但我完全不清楚记者究竟想说什么，除非是强调这个女人和陪同来的这位斗牛士之间的区别，后者被描述成一个有点粗鲁的矮个男人，不足五英尺高，很瘦，脑袋上瘪了一大块，这一描述让人想起海明威式的斗牛士贝拉诺和利马（海明威是一个我不幸还没有读过的作家），典型的勇敢却倒霉的海明威式斗牛士，悲惨至极，死一般的悲惨，但我不敢继续再往下说了，总之，塞萨雷亚·蒂纳赫是一回事，塞萨雷亚·蒂纳赫罗又是一回事，朋友们拒不承认这点，认为这绝对是印刷失误、手稿不清楚或记者误听所致，甚至出于为塞萨雷亚·蒂纳赫罗考虑，故意省略，把她的名字说错，开个玩笑，用一种不起眼的手法藏起一个不起眼的线索。

这篇文章的其他部分没有多大关注价值。佩佩·阿韦利亚内达谈论的主要是斗牛，说的全是些无法理解或者毫不相干的事情，不过讲得特别平实，听上去没有一点卖弄的意思。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该报7月10日报道这位斗牛士离开本地（不妨假设是跟他的伙伴一起）前往索诺伊塔，将在那里与耶稣·奥蒂斯·帕切科，来自莫特雷的一位斗牛士同台献艺。这样看来，塞萨雷亚和佩佩·阿韦利亚内达在圣特雷萨待了一个月左右，显然无所事事，不是观赏当地的风景就是窝在旅馆里。利马和贝拉诺说，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找到了认识塞萨雷亚的人，对她很熟悉，而且有理由认为这个人还住在索诺拉，不过是跟你永远不了解的斗牛士们住在一起。我提出阿韦利亚内达可能已经死了，他们说我们还可以找到他的家人和朋友们，于是我们又开始寻找塞萨雷亚和那位斗牛士了。他们还讲了奥拉西奥·格拉的一些令人气愤的故事。他们说格拉跟奥克塔维奥·帕斯像极了。考虑到他们跟格拉只相处了那么短时间，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会如此了解他呢，可是他们说在索诺拉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连他的助手简直都是帕斯助手的摹本。好像在这个被人遗忘的外省，被人遗忘的诗人、散文家、教授们都在模仿着他们的偶像的外界形象。

他们说，起初，格拉很想了解塞萨雷亚·蒂纳赫罗，兴趣盎然，但是贝拉诺和利马介绍了她的作品的先锋性以及这种先锋性在当时多么稀罕后，他的兴趣就逐渐淡了下去。

1月8日

我们在索诺伊塔一无所获。返回时又在卡沃尔卡停留。贝拉诺坚持说塞萨雷亚以这个地方的名字给自己的杂志命名肯定不会纯属偶然。可我们再次发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位诗人曾到过这里。

不过，在埃莫西约报纸的档案库里，第一天我们翻寻时无意中发现了佩佩的死讯。我们在陈旧发脆的报纸上读到这位斗牛士死在阿瓜普列塔的斗牛场，当他准备发动决定性一击时遭到公牛的袭击，在这方面，佩佩·阿韦利亚内达从来都表现不佳，考虑到他的身材有多矮：无论这头公牛的形体有多大，他必须跃起杀了它，但当他跳起时，短小的身体毫无防范优势，很容易遭到这头野兽哪怕最轻微的冲刺的伤害。

他没有撑多久就死了。阿韦利亚内达在下榻的阿瓜普列塔卓越宾馆房间里流血过度身亡，两天后葬于当地公墓。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市长、市政高官以及莫特雷的那位斗牛士耶稣·奥蒂斯·帕切科出席了葬礼，另有若干目睹阿韦利亚内达之死的斗牛爱好者也参加了，想致以最后的敬意。这条报道又引出两三个不好澄清的问题，促使我们去拜访阿瓜普列塔。

贝拉诺说，首先，这位记者也许是道听途说。当然，可能埃莫西约报社在阿瓜普列塔驻有通讯员，他用电报发来记录这场悲剧事件的文稿，但有一点显然是很清楚的（说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就是，这篇报道在埃莫西约被润色、加长、打磨、处理得更文学化。问题是：谁坐在那里守护阿韦利亚内达尸体的？还有个很有趣的细节：斗牛士耶稣·奥蒂斯·帕切科是何人？他的影子似乎总萦绕在阿韦利亚内达身上。他是跟阿韦利亚内达同游索诺拉还是出现在阿瓜普列塔纯属巧合？我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们在埃莫西约报社的资料库中没有找到阿韦利亚内达的其他任何消息，好像这位斗牛士一经证实死亡，很快就被彻底遗忘了，毕竟这也很正常。情报线索彻底断了。我们只好又前往位于该市老区、尚有西班牙余韵的家庭酒吧佩纳·皮罗·亚内斯，这里是埃莫西约斗牛术爱好者喜欢聚集的地方。那儿没有一个人了解那个叫佩佩的矮个斗牛士的情况，但是当我们说他活跃于1920年代，又说出他牺牲的斗牛场的名字后，有人向我们提到一个小老头儿对奥蒂斯（又是他）的情况非常熟悉，不过他喜欢的是皮罗·亚内斯，卡沃尔卡（又是它）的苏丹，我们对墨西哥斗牛界迷宫般的羊肠小道一无所知，觉得这个绰号似乎更适合给一个拳击手用。

那个老人名叫耶稣·品塔多，他回想起佩佩，管佩佩叫佩平，他说佩佩从来运气不佳，但也许比索诺拉的绝大多数斗牛士勇敢，也许比锡那罗亚或奇瓦瓦的很多斗牛士都要勇敢，不过他的声名主要是在索诺拉取得的，就是说他是后迁到索诺拉的，如果不是别处的话，然后死在他和奥蒂斯·帕切科、埃弗伦·萨拉萨尔的同场比赛中，1930年5月在阿瓜普列塔举办的盛大狂欢节中身亡。你知道他还有家人吗？品塔多老先生？贝拉诺问。老人说不知道。你知道他跟一个女人结伴旅游过吗？老人哈哈大笑，盯着鲁佩。这些人全都跟女人结伴同游，有时在路边就勾搭上，他说。那个年代，男人都很野，有些女人也一样。你真不知道？贝拉诺问。老人说不知道。奥蒂斯还活着吗？老人说还活着。你知道我们在哪儿可以找到他吗？品塔多老先生？老人说奥蒂斯在埃尔库特罗附近有一个牧场。什么，贝拉诺说，埃尔库特罗是一个小镇，一条路，还是一个饭店呢？老人望着我们，好像忽然醒悟过来我们打哪儿来，然后说那是个小镇。

1月9日

为了让旅途过得更快些，我画了几幅图，那是很久以前上学时老师教给我们的哑谜。这里没有牛仔。没有人戴牛仔帽。这里只有沙漠，以及海市蜃楼般的小镇、光秃秃的丘陵。

“这张是什么意思？”我说。

鲁佩看着图画，好像不情愿玩这个游戏，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贝拉诺和利马也看不懂。

“一首悼诗？”利马问道。

“不是，从高处俯视时看到的一个墨西哥人的模样，”我说，“这个呢？”

“一个叼着烟斗的墨西哥人。”鲁佩说。

“这个呢？”

“一个骑着三轮车的墨西哥人，”鲁佩说，“一个骑三轮车的墨西哥男孩。”

“这个呢？”

“五个墨西哥人同时朝一个便池里撒尿。”利马说。

“这个呢？”

“一个墨西哥人骑一辆自行车。”鲁佩说。

“或者一个墨西哥人在走钢丝绳。”利马说。

“这个呢？”

“一个墨西哥人站在桥上。”利马说。

“这个呢？”

“一个墨西哥人正在滑冰。”鲁佩说。

“这个呢？”

“一个墨西哥人正要掏枪。”鲁佩说。

“天哪，鲁佩，你全知道啊。”贝拉诺说。

“你一个都看不懂。”鲁佩说。

“那是因为我不是墨西哥人。”贝拉诺说。

“这个呢？”我说，先给利马看，然后又让其他人看。

“一个墨西哥人在爬梯子。”鲁佩说。

“这张呢？”

“哈，这个有点难度。”鲁佩说。

朋友们暂且止住笑声瞧着图画，我望着风景。我看到远方出现了个树一般的东西。我们的车经过时才发现那是一株草，一株巨大的死草。

“我们认输了。”鲁佩说。

“一个墨西哥人在煎鸡蛋，”我说，“这个呢？”

“两个墨西哥人骑在一辆双人自行车上。”鲁佩说。

“或者两个墨西哥人在走钢丝。”利马说。

“给个难的让你们猜。”我说。

“不难：一个戴着牛仔帽的秃鹰。”鲁佩说。

“这个呢？”

“八个墨西哥人在聊天。”利马说。

“八个墨西哥人在睡觉。”鲁佩说。

“甚至有可能是八个墨西哥人在看一场隐形的斗鸡赛，”我说，“这个呢？”

“四个墨西哥人在守灵。”贝拉诺说。

1月10日

去埃尔库特罗的行程并不顺利。我们在路上花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先是寻找埃尔库特罗，别人告诉我们这个小镇在高速国道沿线、埃莫西约以北九十英里远，我们到本杰明山镇后又沿一条土路向东左转，在那里迷路后又返回高速公路，这次在本杰明山以南六英里处，我们还以为埃尔库特罗不存在，又在本杰明山拐弯（其实，去埃尔库特罗最好在第一个路口左拐，即距离本杰明山以南六英里处）继续行驶，穿过看上去时而像月球，时而露出绿色田垄、总体上挺凄凉的风景，然后来到一个叫费里克斯的小镇，看到一个人双腿撑地、双手叉腰，矗立在车前咒骂我们，随后又有人告诉我们去埃尔库特罗得走某条路，然后拐到另一条路上，然后再到一个叫绿洲的小镇，这里跟绿洲完全不搭界，看上去似乎把这片沙漠所有的苦难都吸到它的店面里了，后来我们又从高速公路上下来，利马说索诺拉沙漠简直就是屎坑，鲁佩说如果换了她开车我们早到了，利马听了踩住刹车，从车里出来，让鲁佩来掌握方向盘。我忘了后来是怎么收场的，我们全都从英帕拉里出来活动了会儿双腿。我们能看到高速公路就在前方，有些小车在往北行驶，也许是去提华纳和美国，另一些向南开，朝埃莫西约或者瓜达拉亚拉、墨西哥城方向驶去。后来我们开始聊起了墨西哥城，晒着太阳（比较着我们晒黑的胳膊）、抽着烟、谈着墨西哥城，鲁佩说她什么人都不再想念了。她说出这句话后我也意识到，奇怪的是我也什么人都不想念了，但我懒得说出来。后来，除了我，他们全都回到车里，我一个人在那里使劲扔土块寻开心，虽然听到他们在喊我，但我就是不回头，甚至也没有往后挪动一步，最后，贝拉诺说：加西亚·马德罗，你要不上车就待在这里算了，这时我才回过头向英帕拉走去，不知不觉中已经走开很远，往回走时我心想基姆的车看上去多脏啊，试想基姆透过我的眼睛看着他的车或者玛丽亚透过我的眼睛看着她父亲的车，那情景是有些不堪。车的颜色在层层沙尘的包裹中几乎彻底消失。

后来我们回到绿洲和费里克斯小镇，终于来到埃尔库特罗，来到政府所在地特林切拉斯，我们在那里吃了午餐，又向服务员和邻桌的客人打听是否知道原斗牛士奥蒂斯·帕切科的牧场在哪里，但他们谁都不曾听说过这个人，于是我们决定在镇子周围走走，鲁佩和我沉默不语，贝拉诺和利马一个劲儿地聊着天，但并不是谈论奥蒂斯或者阿韦利亚内达、塞萨雷亚，而是聊着墨西哥城的花边新闻以及他们踏上这次曲折蜿蜒的公路行驶之前读过的拉丁美洲的书籍、杂志以及看过的电影。他们聊的东西基本让我听上去都是些无聊不堪的琐事，鲁佩大概也有同感，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不发一语，经过千辛万苦的打听后我们在市场（这个时候没有多少顾客）找到一个人，他带了三只纸箱，里面装满小鸡，告诉我们怎么去奥蒂斯的牧场。我们又回到小车重新出发了。

从埃尔库特罗到特林切拉斯的半途中我们应该向左转，来到在形状像只鹌鹑的小山上盘绕而上的斜坡路，可是我们一拐弯，所有的小丘个个从地面、甚至沙漠上突出尖来，形状像鹌鹑，犹如到处散布了很多鹌鹑，我们盘桓在这些甚至连土路都叫不上的路径中间，小车颠得快要稀烂了，我们也差不多散架了。最后小道终于结束，透过灰尘，一幢看上去像18世纪别墅的楼房忽然呈现在眼前，一个老人出来迎接我们，说这就是斗牛士奥蒂斯·帕切科的牧场“美好人生”，他本人（但他只是很近地观察了我们一会儿后才说）就是斗牛士奥蒂斯·帕切科。

那天晚上我们受到这位老斗牛士的热情款待。奥蒂斯已经七十九岁了，乡野生活让他的记忆力更加出色，照他说是乡野，在我们看来或许是沙漠。老人对佩佩（是佩平，这位我平生所见最忧伤的老人说）记得非常清楚，他还回忆了佩佩在阿瓜普列塔斗牛场遇难的那个下午。是他守的灵，灵堂就在那个旅馆的后院，几乎每个阿瓜普列塔活着的人都去吊唁了，跟他做最后的告别，形形色色的人参加了葬礼，这标志着一个史诗般的狂欢节阴郁地结束了，他说。他自然也回忆起跟阿韦利亚内达一起的那个女人。一个高挑女人，矮个男人喜欢的那种样子，好静，但不是因为羞涩或者谨慎，而是好像别无选择，她似乎有病，不能讲话。她是阿韦利亚内达的情人吗？这点肯定毫无疑问。但不是他的贤内助，因为他已经结婚，而他那分别很久的妻子住在锡那罗亚的洛斯莫奇斯，奥蒂斯说，这位斗牛士每隔一两个月都给她寄钱去（只要他有了钱）。那时，斗牛跟现在不同，现在连新手都可以致富。总之，后来阿韦利亚内达跟这个女人生活在一起。老人想不起她的名字来，但知道她是墨西哥城人，是个受过教育的女人，会打字或者刻蜡板。贝拉诺说出塞萨雷亚的名字时，奥蒂斯说没错，就是它。她是那种对公牛感兴趣的女人吗？鲁佩问。我不知道，奥蒂斯说，也许感兴趣，也许不。但是，一个人跟斗牛士在一起，相处那么长时间，最后总归会喜欢上那个行当的。无论如何，奥蒂斯只见过塞萨雷亚两次，最后一次在阿瓜普列塔，那意味着他们成为情人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她对佩平显然产生了很大影响，奥蒂斯说。

例如，他遇难的前一天晚上，这两个斗牛士在阿瓜普列塔的一家酒吧里对酌，就在他们回旅馆前，阿韦利亚内达开始说起阿斯特兰。起先，他说话的口吻好像在讲述一个秘密，似乎并不心甘情愿地想讲，但是几分钟过去后，他变得越来越兴奋。奥蒂斯甚至都不明白阿斯特兰是什么东西，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于是阿韦利亚内达又从头给他讲起，告诉他这是墨西哥人最早的圣城，传说中的城市，未被发现的城市，柏拉图心目中真正的亚特兰蒂斯。他们回到旅馆后喝得半醉，奥蒂斯想只有塞萨雷亚才会产生这种疯狂的念头。守灵期间，她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独自关在屋里，或者坐在旅馆大堂的某个角落，这里已经变得像葬礼场。没有女人去安抚她，来安慰她的全是男人，而且都秘而不宣，因为逃不过任何人的眼睛，她不过是个情妇。她在葬礼上一句话都没有说。镇上财政总管出面致了悼词，他同时也是所谓的阿瓜普列塔的官方诗人、斗牛协会的主席，不过，塞萨雷亚什么都没有说。奥蒂斯还说，没看到她掉一滴眼泪。不过，她却委托石匠在阿韦利亚内达的墓碑上刻了几句话，至于什么话，奥蒂斯已经回忆不起来了，总之是些稀奇古怪的话，跟阿斯特兰的风格差不多，他似乎又回想起一点了，而且肯定是塞萨雷亚专门为这件事想出来的。想出而不是应邀写出来的，他说。贝拉诺和利马问他究竟是什么话。奥蒂斯想了想，最后还是说忘了。

那天晚上我们就投宿牧场。贝拉诺和利马睡在大屋（里面有很多张床，全都不适合人住），鲁佩和我待在车里。太阳一上来，我就醒了，然后在院子里撒了泡尿，看着第一波悄悄从沙漠上溜过去的淡黄（同时又发蓝）的晨光。我点上一根烟，又看了会儿地平线，呼吸了会儿新鲜空气。我看见远方似乎有一团尘土，接着又意识到那不过是一团低低的云。很低而且静止不动。奇怪的是好像听不到任何动物的声音。可是，每隔一阵，如果你留心的话，就会听到一只鸟的鸣叫声。我一转身，发现鲁佩正透过小车的一扇窗户望着我。她短短的黑发乱成一团，似乎比昨晚瘦了一些，她似乎正在发生着看不见的变化，似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漂亮。

我们一起走进屋子。在大屋里，我们看见利马、贝拉诺和奥蒂斯各自坐在皮质扶手椅里。年迈的斗牛士身上裹一条墨西哥披肩，他还睡着，脸上带着讶异的表情。鲁佩做咖啡的时候，我叫醒朋友们。贝拉诺伸了下懒腰，四肢关节咔咔作响。他说一定过了很长时间，因为他睡得太香了，接着他主动叫醒房东。吃早饭的时候，奥蒂斯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老朋友阿韦利亚内达了吗？贝拉诺问。没有，根本没有梦见他，奥蒂斯说，我梦见自己回到十岁的时候，全家从莫特雷伊迁往埃莫西约。在那个年月，这肯定是一次漫长的旅程了，利马说。很长，没错，奥蒂斯说，不过很开心啊。

1月11日

我们去了阿瓜普列塔，去了当地的公墓。先是从“美好人生”到特林切拉斯，然后又从特林切拉斯到新普埃布罗、圣安娜、圣伊格纳西奥、伊穆里斯、卡纳尼亚、阿瓜普列塔。亚利桑那边界近在咫尺。

边界那边就是道格拉斯，一个美国小镇，中间是海关和边界警局。在道格拉斯的另一边，向西北约四十英里处就是墓石镇，那里曾驻扎过最精锐的美国炮兵。我们在咖啡店吃饭时听到两个故事：一个揭示了墨西哥人对万物的价值观，另一个则揭示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其中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阿瓜普列塔人，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则是墓石镇人。

讲故事的男子是个长着灰白头发的家伙，他的头部好像受过伤，他一离开咖啡店，一直听讲的一个男子就毫无缘由地大笑起来，好像需要花上几分钟的时间才能从听到的故事中品出点门道来。其实，这只是两个笑话。第一个笑话是说某监狱长和副手从狱中提出一个犯人，带着该犯人想走得远远地把他杀了。犯人心知肚明，所以多少有点听天由命。时值隆冬，天将黎明，犯人和刽子手都抱怨着这片沙漠的寒冷。但是，在某个时刻，犯人开始大笑起来，狱长说这鬼东西开心个什么，难道不知道自己马上要被处决、埋葬在谁也找不到的地方了吗？他是不是头脑糊涂了呢？犯人说——这是笑话的关键处——他大笑是因为再过几分钟就不觉得冷了，而执法者却不得不走着回去。

另一个故事说的是处死瓜达卢佩·桑切斯上校，阿瓜普列塔的天才之子，面对行刑队时，请求吸最后一支雪茄。指挥官满足了他这个愿望。他拿到自己最后一根哈瓦纳牌雪茄。瓜达卢佩·桑切斯平静地、风度悠然地点燃烟，开始吸起来，品尝着香烟，望着初升的太阳（因为跟那个墓石镇故事的情景差不多，这个故事也发生在黎明，没准是同一天上午发生的呢，那是1912年5月15日），嘴里吐着烟圈，桑切斯上校显得如此放松，如此波澜不惊，如此沉着，烟灰粘在雪茄上没有掉落，也许上校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想亲自验证一番脉搏是否加快了，要看看自己的手最后会不会颤抖，会不会茫然失措，可是，他抽完了那支雪茄，烟灰仍然没有掉落。接着桑切斯上校扔掉烟把儿说，开始吧，悉听尊便。

故事的内容就是这样。

那个听故事的人打住笑声，贝拉诺大声问了他几个问题：这个去墓石镇外就刑的犯人是本镇人吗？要么只有狱长和他的副手是墓石镇人？瓜达卢佩上校是阿瓜普列塔人吗？行刑队的指挥官是阿瓜普列塔人吗？为什么他们要像条狗一般处决墓石镇的这个犯人？他们为什么要杀了“我的上校”（原话如此）卢佩·桑切斯呢？咖啡店里每个人都望着他，但谁也不说话。利马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行了，伙计，咱们走吧。贝拉诺微笑地望着他，往柜台上放了几张钞票。后来我们又去公墓想看看佩佩的墓志铭，他可能是公牛用角抵死的，可能因为个儿太矮，剑法太笨，据说墓志铭是塞萨雷亚起草的，我们找了很久都没有发现。阿瓜普列塔的公墓是我们所见最像迷宫的东西了，修墓老人，惟一知道每个死者所葬确切位置的人，休假外出或者请病假了。

1月12日

这么说你要是跟某个斗牛士相处久了，最后你也会喜欢上这个行当吗？鲁佩问。我想可能吧，贝拉诺说，如果你跟警察在一起时间长了，你最终也会喜欢上警察行当吗？我想可能吧，贝拉诺说。可是如果你跟皮条客在一起时间长了，最后同样会喜欢上拉皮条的行当吗？贝拉诺没有吭声。奇怪，因为他总想什么问题都来回答，即便没有必要回答或者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利马呢，却越来越不怎么说话，满脸心不在焉的表情，驾驶着那辆英帕拉。我们真是太熟视无睹了，我想我们谁都没有注意到鲁佩开始变了。

1月13日

今天我们第一次给墨西哥城打了个电话。贝拉诺跟基姆·芬特通了话。基姆说鲁佩的皮条客已经知道我们在哪儿，一直在追我们。贝拉诺说这不可能。阿尔韦托曾跟踪我们到城边，我们已经设法摆脱他了。没错，基姆说，但他又回到这儿威胁说要杀了我，如果我不告诉他你们上哪儿了的话。我抓过电话说想跟玛丽亚讲几句。我听到基姆的声音。他在哭泣。喂！我说。我想跟玛丽亚说说。是你吗，加西亚·马德罗？基姆抽泣着说。我以为你回家了呢。我在这儿，我说。我想我听到了基姆吸气的声音。贝拉诺和利马小声说着什么。他们离电话远远的，表情忧虑。鲁佩在我身边待着，离电话很近，她好像感冒了，其实没有。她背对我，望着加油站我们停车的地方。马上搭一辆班车回墨西哥城，我听到基姆说。如果没带钱，我寄给你。我们的钱多着呢，我说。玛丽亚在吗？这儿没有别人，只有我一个，基姆抽泣着说。我们两个都沉默了片刻。我的小车怎么样了？这声音好像忽然从另外一个世界传来。挺好，我说，一切都挺好。我们快找到塞萨雷亚·蒂纳赫罗了，我撒谎说。谁是塞萨雷亚·蒂纳赫罗啊？基姆问。

1月14日

我们在埃莫西约买了几件衣服，又给每个人买了件浴衣。后来我们去图书馆接贝拉诺（他在这儿已经待了一上午，坚信一个诗人总会留下文字痕迹，这个信念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为凭），然后又去了海边。我们在巴希亚基诺的一个旅店里订了两个房间。大海呈深蓝色。鲁佩第一次见识大海。

1月15日

行程如下：我们的英帕拉沿加利福尼亚湾一侧那条路前往提布龙岛对面的普塔曲埃卡，然后继续前往帕托斯岛对面的道拉尔。我们躺在荒凉的沙滩上吸了几个钟头的大麻。普塔曲埃卡——提布龙、道拉尔——帕托斯，当然这都不过是些名字，可是却可怕地注进我的灵魂，阿马多·内尔沃的同时代人喜欢这样说。为什么这些名字让我如此烦恼、忧伤、要命呢，让我盯着鲁佩好像她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女人似的呢？夜幕降临前，我们继续往北开去，奔向正在兴起的戴塞姆基。黑暗弥漫进我的灵魂，我想其实我已经战栗不已。后来我们又掉头，沿着一条漆黑的公路返回巴希亚基诺。载满放声歌唱的渔民的卡车频频从我们身边经过。

1月16日

贝拉诺买了一把刀。

1月17日

回到阿瓜普列塔。我们早晨八点时离开巴希亚基诺。我们的路线是从巴希亚基诺到普塔曲埃卡、从普塔曲埃卡再到道拉尔，从道拉尔再到戴塞姆基，再到埃斯特雷拉斯，再到特林切拉斯。这条可怕的道路总共有一百五十英里。如果我们选了巴希亚基诺——埃尔特鲁夫——埃莫西约这条线，选择从埃莫西约到圣伊格纳西奥的高速公路，然后再走去卡纳尼亚和阿瓜普列塔的公路，几乎可以肯定我们的行程会更舒适，而且到达的时间会更早。但我们一致决定沿车辆不是很多或者压根就没有车辆的公路走会更好，我们也倾向于再到“美好人生”住一宿。可是，我们在埃尔库特罗、特林切拉斯和拉西纳格的三角地带迷路了，最后决定直接到特林切拉斯，改日再拜访那个老斗牛士。

我们把小车停在阿瓜普列塔公墓的大门口时，天色开始黑下来。贝拉诺和利马按了下门铃等修墓人出来。过了会儿，一个看上去脸膛被太阳晒得乌黑的男子出来开门。他戴着眼镜，左脸有一块大疤。他问我们想干吗。贝拉诺说我们找修墓人安德烈斯·冈萨雷斯·阿乌马达。这人看着我们，问我们是谁，找他干什么。贝拉诺说想找斗牛士佩佩·阿韦利亚内达的坟墓。我们说想看看。我就是安德烈斯，修墓人说，这个时候不允许参观墓园。通融下行吗？鲁佩说。如果不介意的话，请问你们为什么对他的墓这么感兴趣？修墓人说。贝拉诺走到铁栅栏前，低声跟这人沟通了一会儿。修墓人点了几下头，然后又返回小屋，带着一把常用的巨大钥匙出来，开门放我们进去。我们跟在他后面沿着墓园的主路走过去，路上排满了松柏和老橡树。我们拐到偏僻的小路上时，看到一些土生土长的仙人掌：朝亚品种、沙胡芴斯品种，还有一两株胭脂仙人掌，仿佛在提醒死者他们身在索诺拉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

这就是斗牛士佩佩的坟墓，修墓人说，指着一个非常荒凉的角落的一个小龛说。贝拉诺和利马走过去想读读墓志铭，但是那个龛位有四层高，而且夜幕已经落在墓园的小路上。除了一个墓前挂着几朵塑料康乃馨，其他所有的坟墓前面都没有摆放鲜花，大多数墓志铭都被尘土掩没了。后来贝拉诺把手指交错在一起，弄成一个小台阶或者蹬子，利马踏上去，把脸贴到阿韦利亚内达照片上方的玻璃上。他用手擦掉上面的蒙尘大声读出墓志铭：“何塞·阿韦利亚内达·蒂纳赫罗，斗牛士，1903年出生于诺加莱斯，1930年逝于阿瓜普列塔。”就这些了吗？我听贝拉诺说。就这些了，利马回答，声音比正常时沙哑。利马跳下来，像贝拉诺刚才那样用双手搭出一个台子，让贝拉诺蹬上去。把打火机给我，鲁佩，我听贝拉诺说。鲁佩走到我的两位朋友构成的凄惨影子跟前，一声不响地把一匣火柴递给他。我的打火机呢？贝拉诺说。没找到，伙计，鲁佩说，操着我还不习惯的甜美嗓音。贝拉诺擦亮一根火柴凑到小龛跟前。火柴灭了，他又点上一根，然后又点了一根。鲁佩靠在他对面的墙上，修长的双腿交叉在一起。她盯着地面，好像在沉思什么。利马也看着地面，但他的脸使劲努着撑着贝拉诺的身量。七根火柴用完了，还有几次烧着指尖，贝拉诺终于放弃跳了下来。我们一言不发地顺着原路向墓园的大门走去。到了门口，贝拉诺给了修墓人一些钱，我们就走了。

1月18日

到了圣特雷萨，我们走进一家咖啡店，吧台后面挂着一面大镜子，这时我才发现我们的变化实在太大了。贝拉诺已经好几天没刮胡子。利马用不着刮胡子，但大概从贝拉诺不刮胡子开始就不梳头发了。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我平均每晚过床笫生活三次）。只有鲁佩气色不错，甚至比我们离开墨西哥城时还要好。

1月19日

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是已故斗牛士的堂妹吗？还是一个远亲？她让别人在阿韦利亚内达的墓碑上加上自己的姓，是想借此声明这个男人是我的吗？还是在斗牛士的名字后面加上自己的姓纯属开玩笑？还是想说塞萨雷亚·蒂纳赫罗也在这里陪着他？这些都无关紧要。今天我们又给墨西哥城打了电话。基姆家里一派宁静。贝拉诺跟基姆通了话，利马跟基姆通了话。我正要说时电话断了，可是我们的硬币还多着呢。我感觉基姆不愿跟我说话，他故意挂了。后来贝拉诺又给父亲打了电话，利马给母亲打了电话，然后贝拉诺又给劳拉·赫雷吉打了个电话。前两通电话时间稍微长点，显得很正式，最后一个很短。只有鲁佩和我没有给墨西哥城的任何人打电话，好像我们压根就不愿意或者没有人可说话。

1月20日

今天早晨，我们在诺加莱斯一家咖啡店吃早餐时看到阿尔韦托在那辆雪佛兰小车的方向盘后面坐着。他穿一件跟小车同样颜色的衬衫，旁边是一个穿皮夹克的男子，看上去像个警察。鲁佩立刻认出来了：她脸色立刻变得惨白，说阿尔韦托来了。她尽量克制住不要流露出恐惧，但我知道，她很怕。利马顺着鲁佩的目光望过去说，没错，是阿尔韦托和他的一个哥们儿。贝拉诺透过咖啡店巨大的窗户看着那辆小车开过去，告诉我们这完全是幻觉。我看得清清楚楚。我们马上离开这里，我说。贝拉诺望着我们说不行。我们先去诺加莱斯图书馆，然后再返回埃莫西约继续进行我们的研究，按照原计划行动。利马表示同意。我很欣赏你这种坚定不移，伙计，他说。他俩吃完早点（我和鲁佩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了），我们就离开了咖啡店，上了英帕拉，把贝拉诺放在图书馆门口，大家千万要沉着，别胡思乱想，他离开前还说了一句。利马望了望图书馆的门，好像在琢磨怎么回答，然后发动起小车。你看见他了，乌里塞斯，鲁佩说，就是他。我想是吧，利马说。如果他发现了我，咱们该咋办？鲁佩说。利马没有回答。我们把车停在一条人流稀少的路上，那是一个中产阶级居住的小区，望过去没有酒吧，没有店铺，只有一家水果摊，鲁佩开始给我们讲她童年时的故事，我也讲起自己少年时代的经历，这纯粹是为了消磨时间，但利马一次口都没有开，拿着一本书在读，仍然坐在方向盘后面，可是你感觉得出他在听着，因为他频频抬起眼睛看看我们，笑而不语。中午时我们去接贝拉诺。利马把车停到一个广场附近，说让我去图书馆，他跟鲁佩待在车里，万一阿尔韦托发现了，他们就迅速离开这里。我走过四个楼区，快步走向图书馆，一路上我始终目视前方。我看见贝拉诺坐在一张很长的木桌旁边，对时间的流逝浑然不觉，面前摊着好几捆诺加莱斯当地报纸的合订本。图书馆里只有他一个人。我到那儿时他才抬起脑袋，给我让了个位子在他旁边坐下。

1月21日

我从诺加莱斯的报纸刊登的佩佩的讣告获得的惟一印象就是塞萨雷亚跟这位矮个斗牛士牵手在荒凉的沙漠小路上漫步，这位矮个斗牛士奋力挣扎着不要让自己的身体继续收缩，拼命地想长大，而且事实上他也在一点点地长大，比如长到了五英尺半，然后就销声匿迹了。

1月22日

到了埃尔库博。从诺加莱斯到埃尔库博，得先走高速公路到圣安娜，然后继续西行，依次经新普埃布罗、奥尔塔、卡沃尔卡、圣伊西德罗，最后取道索诺伊塔，来到亚利桑那边界，但到达前要先拐到一段土路上，再行驶约十五或二十英里。诺加莱斯的报纸提到“他的忠实伴侣，是埃尔库博的一位热情的教师”。到了小镇后我们走访了那所学校，只消瞥一眼就可断定它建于1940年后。塞萨雷亚·蒂纳赫罗不可能在这儿教过书。不过我们要是掘地三尺，或许能在这里找到那所旧学校。

我们跟那个教师聊了阵子。她教小孩西班牙语和帕帕戈语，帕帕戈人主要生活在亚利桑那和索诺拉。我们问老师本人是不是帕帕戈人。不，她说不是。我是瓜马斯人，她告诉我们，我祖父是梅奥人。我们问她为什么教帕帕戈语。为了不让这种语言消亡，她说。墨西哥只剩下二百多个帕帕戈人了。你说的对，确实不很多了，我们附和道。亚利桑那差不多只有一万六千人，墨西哥只有二百多人。埃尔库博还剩多少呢？大约二十人吧，老师说，不过这不要紧，我还会继续教下去。她说帕帕戈人不这样称呼自己。他们管自个儿叫奥·欧德哈，皮马斯人管自己叫奥欧布，塞里人管自己叫康卡阿卡。我们告诉她去过巴希亚基诺、普塔曲埃卡、道拉尔，还听到渔民们唱塞里族的歌。老师很惊讶。这里只有二百多个康卡阿卡人，她说，如果是他们，应该不会打鱼。噢，可能是这些打鱼的学会了一首塞里歌，我们说。也许吧，老师说，不过很可能他们逗你们玩呢。后来她邀请我们去家里吃晚饭。她一个人生活。我们问她是不是不喜欢在埃莫西约或者墨西哥城生活。她说不是。她喜欢这个地方。我们又去看望一个住在离埃尔库博只有半里远的地方的老帕帕戈女人。老妇人住的房子还是土坯做的。总共有三间，两间是空的，还有一间她跟牲口一起住着。不过几乎闻不着什么气味，从没有玻璃的窗户透进来的沙漠上的风把异味都吹走了。

老师用本族语告诉老妇人，我们想了解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情况。老妇人听老师讲完后望着我们说：噢。贝拉诺和利马互相瞧了对方一眼，我知道他们是在纳闷老妇人的一声“噢”在帕帕戈语中是否另有含义，是否意味着我们期待的含义。她是个好人，老妇人说。她跟一个好男人生活在一起。两个都是好人。老师看着我们笑了。这个男人是什么样子呢？贝拉诺说着用手势比划着不同的高度。中等个儿，老妇人说，很瘦，中等个儿，浅颜色的眼睛。有这么浅吗？贝拉诺说，从墙边取来一根杏仁色的枝棍。是这么浅，老妇人说。这么高的中等个儿吗？贝拉诺问，伸出食指放在一个水平线上表示了一个高度。中等个儿，没错，老妇人说。塞萨雷亚·蒂纳赫罗呢？贝拉诺又问。她一个人住，老妇人说，她撇下自己的男人，一个人回来了。她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跟这所学校一样长，是个好老师，老妇人说。有一年吗？贝拉诺问。老妇人仔细打量着贝拉诺和利马，好像看不见他们似的。她充满爱怜地望着鲁佩，用帕帕戈语问了几句。老师翻译说：这里哪个是你的男人？鲁佩笑了。她站在我后面，我看不见她，但我知道她在笑。她说：谁也不是。她也没有男人，老妇人说。有一天她跟一个男人走了，后来一个人回来了。她还教书吗？贝拉诺说。老妇人用帕帕戈语说了几句什么。她还住在学校，老师翻译说，但已经不教书了。情况好多了，老妇人说。不是很肯定，老师说。后来呢？老妇人用帕帕戈语说，连珠似的词语只有老师听得懂，老师望着我们，最后也笑了。她在这所学校住了一段时间后就走了，老师说。她好像掉了很多体重，变得非常瘦，但是我不敢肯定，老妇人有时把很多东西混为一谈，老师说。不过，考虑到她没有工作，又没有工资，她瘦了似乎很自然，老师说。她一定没有多少钱买食品。她有东西吃的，老妇人忽然说，我们都吓了一跳。我给她吃的，我母亲也给她吃的。她瘦得皮包骨头。她的眼睛都陷下去了。她的样子就像一条珊瑚蛇。珊瑚蛇？贝拉诺说。索诺拉珊瑚蛇，老师说。有毒。看来你们肯定是好朋友了，贝拉诺说。她什么时候离开的？过了一阵子，老妇人说，没有明说是多久。老师说，对帕帕戈人来说，度量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她离开时怎么样？贝拉诺说。瘦得像条珊瑚蛇，老妇人说。

过了会儿，天黑之前，老妇人跟我们一起去埃尔库博看塞萨雷亚住过的房子。那房子有点像珊瑚，陈旧得马上就要分崩离析，大门的闩木已经腐烂，紧挨着的大概是个工具房，不过现在里面是空的。房子很小，旁边有个荒凉的小院，我们进去时还能看见从惟一的前窗透出的灯光。我们要敲门吗？贝拉诺说。毫无意义，利马说。于是我们又步行回去，穿过几座小丘，回到帕帕戈老妇人家，对她感谢一番后道了晚安，独自回到埃尔库博，真正被孤独地撇下的是这位老妇人。

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老师家。吃过饭后，利马躺下读威廉·布莱克的诗集，贝拉诺跟老师在沙漠中散了会儿步，回来后去了她的房间。我和鲁佩洗好碗碟后就出去吸烟，望着星星，然后去小车里做爱。我们回到屋子后，利马手握那本书躺在地板上睡着了，从老师房间传来熟悉的呢喃声，说明她和贝拉诺在后半夜不会再现身了。我们给利马盖上毛毯，又给自己打了个地铺，把灯熄了。早晨八点时老师回房间叫醒贝拉诺。卫生间是后院一间单独的屋子。我回来时，窗户已经打开，餐桌已经摆上了墨西哥风味的咖啡。

我们在外面告别。老师不想让我们捎她去学校。回到埃莫西约后，我感觉自己不仅踏遍了他妈的这里的每一寸土地，而且好像就是这里出生的。

1月23日

我们又先后拜访了索诺拉文化学院、国立印第安学院、民间文化局（索诺拉分局）、国立教育局、教育局档案办公室（索诺拉地区），又去了一趟佩纳·皮罗·亚内斯。只有最后那个地方的人显得友善些。

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踪迹时隐时现。埃莫西约的天空像鲜血般通红。贝拉诺请求调阅乡村教师的旧档案，里面有塞萨雷亚离开埃尔库博后的去向记录，这时，对方要求贝拉诺出示证件，他的证件，贝拉诺拿不出证件。大学的一位秘书告诉他最好自行离境。去什么地方？贝拉诺喊道。回你的国家去，年轻人，秘书说。你是文盲吗？贝拉诺说，你看不出我是智利人吗？你开枪打死我好了！他们要给警察打电话，我们就跑了。我不知道贝拉诺是非法居留。

1月24日

贝拉诺每天都惶惶不可终日，利马也更加沉默寡言了。今天我们看见了阿尔韦托和他的警察朋友。贝拉诺没有看见他或者故意不想看见他。利马看见他了，但满不在乎。只有鲁佩和我担心（很担心）会与她的前老板免不了要遭遇。没什么了不起的，贝拉诺说，一下子就结束了讨论。毕竟，我们的人比他们多两倍。我紧张得都快崩溃了，开始放声大笑。我不是懦夫，但我也不想自杀。他们带着武器呢，鲁佩说。我也带着呢。贝拉诺说。下午，他们打发我去档案办。我声称在给墨西哥城的一家杂志写一篇有关1930年代索诺拉乡村学校的文章。秘书们一边涂染着指甲说，这么年轻的记者。我发现了如下线索：塞萨雷亚·蒂纳赫罗任教时期为1930到1936年。她的第一个工作地点在埃尔库博。后又在埃莫西约、皮提基托、巴巴科、圣特雷萨等地任教。此后她就不再是索诺拉州教师队伍中的一员了。

1月25日

鲁佩说，阿尔韦托已经知道我们在哪儿，住在哪家旅馆，开什么车。他只是在等待恰当的时机来个突然袭击。我们想看看塞萨雷亚在埃莫西约工作过的那所学校。我们打问了许多1930年代的老教师。他们给了我们前校长的地址。他家在原来州收容所的隔壁。那是一幢三层的石楼，附带一个塔楼，比其他哨塔要高，让人平添某种恐怖感。这个建筑作品可谓历史悠久了，校长说。

1月26日

我们驱车前往皮提基托。今天，贝拉诺说最好还是回墨西哥城。利马对于去哪儿都无所谓。他说刚开始很厌倦驾驶，但现在倒有点喜欢上开车了。甚至睡着的时候，他都梦见自己开着基姆的英帕拉在公路上奔驰。鲁佩不提回墨西哥城，只是说最好还是躲一躲。我不想跟她分开。我没有什么打算。那么就继续往前走吧，贝拉诺说。我俯身到前座向他要支烟时注意到他的手在颤抖。

1月27日

在皮提基托一无所获。我们把车停在去卡沃尔卡的路上，在里面待了会儿，有条岔道通向埃尔库博，我们决定是不是再去拜访一下那个老师。贝拉诺说了算，我们耐心等着，望着公路，望着频频从旁边经过的小车，望着从太平洋吹来的风上飘浮的白云。最后，贝拉诺说，我们还是去巴巴科，利马一言不发开始发动车子，往右一转，我们就掉头走了。

此行旅程很漫长，我们一路见识了很多没有去过的地方，可是，至少我却老觉得这一切都似曾相识。我们从皮提基托开到圣安娜，然后又上高速公路。我们来到去埃莫西约的高速公路。从埃莫西约又朝东向马萨坦开去，从马萨坦又到拉埃斯特雷拉。柏油路在那儿结束了，我们继续沿土路前往巴卡诺拉、萨瓦里帕，然后到巴巴科。到了巴巴科学校，他们又打发我们回萨瓦里帕，那里是政府所在地，我们以为在那里能找到一些档案资料。可是巴巴科学校，这所1930年代的学校，好像被一场飓风刮没了。我们像刚开始出来那样又在车里过了夜。晚上能听到各种声音：野狼、蝎子、蜈蚣、毒蜘蛛、黑寡妇、沙漠蟾蜍的声音。这些动物都有剧毒，全能置于死地。有时阿尔韦托的出现（或者应该说逼近）跟夜间的这些声音一样真实。我们没有特别理由返回巴巴科，然后又出来，睡觉之前，我们无所不谈，就是不提阿尔韦托。我们一直开着车灯。我们聊墨西哥城，聊法国诗歌。后来利马把灯关了。巴巴科也随之变得一片漆黑。

1月28日

要是在圣特雷萨碰到阿尔韦托，我们该怎么办？

1月29日

我们也有收获：一个还在任教的老师说认识塞萨雷亚。她们1936年就认识了，当时我们的这位采访对象年仅二十岁。那时她刚参加工作，塞萨雷亚在那所学校才干了几个月，她们自然而然就成了朋友。她不知道斗牛士或者其他什么男人的故事，塞萨雷亚辞职时有些不解，但最后觉得大概是自己的朋友太特立独行了吧。

塞萨雷亚又消失了一段时间：大约几个月或者一年。可是，一天早晨，这位老师在学校外看到了她，她们仍然是好朋友。那时塞萨雷亚是三十五六岁的样子，这位老师当她是个老处女，不过现在后悔这件事。塞萨雷亚先是在圣特雷萨的罐头厂找了份工作。她住在鲁文·达里奥大街上的一间屋里，当时那里算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区了，很不安全，或者至少不适合一个女子居住。她知道塞萨雷亚是个诗人吗？不知道。她们一起在学校工作时，她经常看到塞萨雷亚坐在空教室里，在一本随身带的厚厚的黑皮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她以为那是日记。塞萨雷亚在罐头厂工作期间，她们经常在圣特雷萨的城中心碰面去看电影或者买东西。她如果迟到了，总是看见塞萨雷亚在一本黑皮本上写东西，跟以前的那本差不多，不过略小一些，有点像祈祷书，朋友纤细的书法笔迹像昆虫足迹般在本子上流过。塞萨雷亚从不给她读一句。有一次她问起在写什么，塞萨雷亚说在写一个希腊女人。这个希腊女人的名字叫希帕蒂娅。后来这个老师在百科全书里查了下这个名字，知道希帕蒂娅是亚历山大的一个哲学家，公元415年被基督徒杀害。她忽然想到，也许是冲动之下，塞萨雷亚自比希帕蒂娅。她再没有向塞萨雷亚问过别的什么，或许即便问了，现在也已经忘了。

我们想了解塞萨雷亚是否经常读书，老师还能想起什么书名。事实上她读了很多书，但老师想不起一本塞萨雷亚从图书馆借的书以及随身带的书的名字。塞萨雷亚在罐头厂从早上八点工作到下午六点，所以，她好像没有多少时间看书，但这位老师想像她是偷借睡觉的时间看书的。后来罐头厂倒闭，有一度塞萨雷亚又失业了。这是1945年左右。一天晚上，看完电影，老师跟塞萨雷亚一起去她住的房间。这时老师已经结婚，不常见到塞萨雷亚。她们以前只去过一回鲁文·达里奥大街的房间。老师的丈夫虽然是个天大的好人，但不乐意她跟塞萨雷亚的关系这么密切。那时，鲁文·达里奥大街简直就像一条臭水沟，圣特雷萨所有的垃圾都在这里过水。有几个酒吧，每周至少有一场恶战以鲜血告终。出租房里住满了失业工人或者刚迁移到城市的农民，没有几个孩子上学受教育。老师了解这个情况是因为塞萨雷亚本人曾带着几个孩子报名上学。那儿还住着一些妓女和皮条客。这条街不适合一个本分优雅的女人（也许就是因为塞萨雷亚住在这里，老师的丈夫才反对与她交往）生活，老师没有意识到这点的话，那是因为她第一次去那里是在结婚之前，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时还很天真无邪。

可是第二次去拜访就不同了。鲁文·达里奥大街上的贫穷荒凉像死亡的威胁般让她震撼。塞萨雷亚的房间非常洁净，不出人们对一位曾经教过书的老师房间的预期，可是从中散发出来的某种东西却让她心里沉甸甸的。这个房间成为她和朋友之间几乎无法逾越的距离的痛苦障碍。不是房间肮脏或味道难闻（像贝拉诺猜想的那样），也不是塞萨雷亚的贫穷超过了斯文的极限，也并非鲁文·达里奥大街的肮脏蔓延进每个角落，而是某种更加微妙的东西，好像现实在那个不为人知的房间遭到了扭曲，甚或更糟，好像有人（除了塞萨雷亚还会有谁？）随着时间的流逝不知不觉地脱离了现实。而且，最糟糕的是，刻意对现实进行了扭曲。

老师到底看到什么了呢？她看见一张铁皮床，一张桌子上堆满了纸张，足有二十多本黑皮笔记本，摞成两堆。她发现横穿屋子的绳上没有挂几件衣服，有一张印第安式地毯，一个小小的煤油炉放在床头柜上，三本图书馆的书（她想不起书名了），一双平底鞋，几条从床底露出来的黑色长袜，墙角有一只皮箱，钉在门后的一根细杆上挂着一顶黑色草帽。还看到吃的东西：一块面包，一罐咖啡，一罐糖，一根吃了一半的巧克力棒，塞萨雷亚还给了她，她没接受。她还看见了那把武器：一把带羊角把的折叠刀，刀面上刻着卡沃尔卡的字样。她问塞萨雷亚干吗收留一把刀时，她说自己处于死亡威胁之下，然后就笑了，据老师回忆，这笑声从房间的墙上和楼梯回荡过去，一直传到大街上，最后消失在那里。刹那间，老师觉得好像某种精心策划的寂静忽然降落在鲁文·达里奥街上：收音机关了，生命的喧闹声骤然哑了，只剩下塞萨雷亚的声音。这时老师看到或者想像中看见了钉在墙上的罐头厂的平面图。老师听着塞萨雷亚不徐不缓地告诉她这一切时（她以为这些话早已忘却，但现在却记得很清楚，甚至理解了，当然是现在理解了），她的眼睛被工厂平面图吸引过去，塞萨雷亚非常认真地画出了每个细节，其他部分还处于阴影或者模糊状态，边上还配有注释以示完整，但有时字迹难以辨认，有时全用大写字母，甚至加了惊叹号，好像塞萨雷亚在自己手绘的图画中看到了自己，或者看到了一直被忽视的侧面。这时老师只好很不情愿地在床沿上坐下，闭上眼睛听塞萨雷亚说。虽然她感觉越来越糟糕，还是鼓起勇气问塞萨雷亚为什么要画这幅平面图。塞萨雷亚说什么来日会用到，但这位老师自然想到塞萨雷亚把时间花在这种毫无意义的图画上，纯粹是因为生活太孤独了。塞萨雷亚既然提到了将来，老师为转移话题，问她到底指什么时代，这个时代什么时候会到来。塞萨雷亚说了个日期，大约在2600年的某个时候。2600年左右。后来，老师对这个随便出口的数字忍不住笑了，差不多是尽量压住的轻笑，几乎听不到，塞萨雷亚又笑了，不过这次雷鸣般的笑声只限于自己的房间。

从那一刻起，老师回忆说，塞萨雷亚房间的紧张气氛，或者想像中的紧张气氛悄然消退，最后彻底消弭。后来她就走了，过了两周后才看到塞萨雷亚。这次，塞萨雷亚告诉她打算离开圣特雷萨。她给老师送了件离别礼物，是一本黑皮笔记本，也许是那些笔记本中最薄的一本。你还留着它吗？贝拉诺问。没有，已经不在了。她丈夫读了后就扔了。或者就是没了。她现在住的房子已经不是原来的了，搬家过程中往往会有些小东西丢失。你读过那本笔记吗？贝拉诺问。她说读过。笔记本里写的大多是有关墨西哥教育制度的札记，有些很中肯，有些非常偏激。塞萨雷亚讨厌公众教育部长巴斯孔塞洛斯，但有时那种恨更像爱。里面还有一份全民扫盲计划，老师已经想不起来计划的内容了，因为太混乱，还附了些儿童、青春期、青年时期的阅读书目，如果随便挑剔一下，这些书目立刻显得自相矛盾了。比如，在第一个儿童阅读书目中列有《拉·封丹寓言》和《伊索寓言》。在第二个书目中拉·封丹又没了。第三份书单里有几种反映美国黑帮生活的通俗作品，还有一本书可能（虽然只是可能）适合青春期的少年，但绝不适合儿童阅读，这本书又在第四份书单里消失了，被一本中世纪故事集取代。所有的书单上都有史蒂文森的《金银岛》和马尔蒂的《黄金时代》，不过这位老师认为这两本书最适合青春期少年阅读。

此后，过了很长时间老师才得到塞萨雷亚的消息。过了多久？贝拉诺问。几年吧，老师说。有一天她终于又见到塞萨雷亚了。那是在圣特雷萨的一场宗教狂欢节上，当时整个城市充满了从全州各地赶来的小商小贩。

塞萨雷亚站在一家摊位后面卖草药。老师要直接从她身边经过，但由于是跟丈夫和另外一对夫妇在一起，她耻于打招呼。或许不是出于羞耻而是因为羞涩：她只是拿不准这个卖草药的女人是不是自己的老朋友。塞萨雷亚也认不出老师了。她坐在桌子后面，其实就是一块撑在四只木箱上的方板，正跟一个女人谈打折的事儿呢。她的外形也变了：现在胖多了，而且是巨型的那种胖，老师没看出她的黑发中有一绺灰丝。她的眼圈周围出现了很多皱纹，下面有许多深深的圈道。好像她赶到圣特雷萨、赶到圣特雷萨的狂欢节花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第二天老师一个人回去了一趟，又看见塞萨雷亚了。她站在那里，显得比老师记忆中的样子还要高一些。她足有三百磅重，穿一件刚到膝盖的灰裙子，这副穿着更加突出了她的肥胖。她裸露的胳膊像根小木头。她的脖子已经完全消失在巨大的双下巴后面，但脑袋依然是塞萨雷亚式的高贵：很大，角骨峥嵘，头颅呈弧形，前额宽阔而光滑。这次老师向她走去，说了声早上好。塞萨雷亚望着她，已经认不出来，或者假装认不出。是我啊，老师说，你的朋友弗洛拉·卡斯塔涅达。听到这个名字后，塞萨雷亚皱了下眉头站起来。她绕过放草药的案板向老师靠过来，她好像有些近视。她把双手（照老师说是双爪）搭在老师的肩膀上，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老师的脸。噢，塞萨雷亚，你的记忆力太可怕了，老师说，说点什么吧。直到这时塞萨雷亚才笑了（照老师说，笑得很傻），说当然，怎么会忘了她呢。她们聊了会儿，两个人坐在桌案后面，老师坐在一把折叠木椅上，塞萨雷亚坐在一只箱子上，那样子好像两个人共同守着这个小小的草药摊。但是，老师很快就意识到彼此无话可说，她告诉塞萨雷亚自己已经有了三个孩子，还在学校工作，然后又聊了些圣特雷萨发生的无关紧要的事情。后来，她考虑问问塞萨雷亚是否结婚了，有没有孩子，最终没有问出口，因为自己亲眼可以证实塞萨雷亚既没结婚也没孩子，所以就只问了她住哪儿，塞萨雷亚说有时住维拉维西奥萨，有时住埃尔帕里托。老师知道维拉维西奥萨在哪儿，但从来没有去过，而埃尔帕里托却是第一次听说。她问这个小镇在哪里，塞萨雷亚说在亚利桑那。这时老师笑了。她说自己始终觉得塞萨雷亚最后还是会生活在美国。就说了这些。后来她们就分手了。第二天，老师没有再去市场，她琢磨了半天不知道请塞萨雷亚来吃午饭是否适合。她跟丈夫商量了一下，他们还因此吵了一架，她赢了。第三天，她早早就去市场，可是到那儿后发现塞萨雷亚的摊位已经被一个卖手帕的女人占了。老师从此再没见过她。

贝拉诺问她是不是觉得塞萨雷亚已经死了。也许吧，老师说。

就这样了。谈话结束后贝拉诺和利马沉思默想了好几个小时。我们在华雷斯宾馆开了两个房间。黄昏时，四个人齐聚利马和贝拉诺的房间，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贝拉诺说，首先应该去维拉维西奥萨，到那里后就可以决定是否返回墨西哥城还是继续去埃尔帕里托。去埃尔帕里托的问题是无法进入美国。为什么不能？鲁佩问。因为我是智利人，他说。他们也不会让我入境，鲁佩说，我不是智利人。加西亚·马德罗也进不去。我为什么不能？我问。你有护照吗？鲁佩说。除了贝拉诺，谁也没有。那天晚上鲁佩去看电影了。她回旅馆后说不想再回墨西哥城了。那你怎么办呢？贝拉诺问。要么在索诺拉生活，要么偷渡到美国去。

1月30日

昨晚他们发现了我们。我和鲁佩正在房间做爱，房门开了，乌里塞斯·利马走进来。快穿衣服，他说，阿尔韦托在大堂里跟阿图罗谈判呢。我们二话没说照他的命令办了。我们把东西收进塑料袋，然后下到一层，尽量不弄出一点儿声音。我们从后门走出去。巷子里很黑。我们快点上车，利马说。华雷斯大街上没有一个人。我们走出旅馆三个街区那么远，向英帕拉停放的地方走去。利马担心已经有人守在那里，但那儿几乎看不到人影，我们发动起车子。我们从华雷斯旅馆前开过去。从街上可以看到大堂的一部分和宾馆酒吧亮着灯的窗户。贝拉诺就在那里，阿尔韦托在他对面。我们没有看到阿尔韦托的警察朋友。贝拉诺也没有看到我们，利马心想鸣喇叭不是个好办法。我们又绕过这个街区。那哥们儿，鲁佩说，可能去我们房间了。利马摇摇脑袋。一线黄光打在贝拉诺和阿尔韦托的脑袋上。贝拉诺在说着什么，阿尔韦托也在说话。他们似乎并没有发火。我们再次开过来时，发现两个人都点上了烟。他们喝着啤酒，抽着烟。两个人像一对好朋友。贝拉诺在说话：他活动着左手，好像在描绘一个城堡或者女人的侧影。阿尔韦托始终拿眼睛盯着他，有时还笑一下。鸣喇叭，我说。我们又开着车在街区绕了一圈。又到了华雷斯宾馆，贝拉诺望着窗外，阿尔韦托把一听蒂卡蒂啤酒放到唇边。一男一女在通向宾馆的大门口外争论着什么。阿尔韦托的警察朋友望着他们，斜靠在三十英尺远的一辆车上。利马按了三下喇叭，然后放慢车速。贝拉诺已经看见我们了。他转过身，走近阿尔韦托说了句什么。阿尔韦托抓住他的衬衫。贝拉诺推了他一把后撒腿就跑。到旅馆门口时，那个警察向他走去，揪住他的夹克。利马又按了三下喇叭，把英帕拉停在离华雷斯宾馆六十英尺的地方。警察掏出枪，贝拉诺还继续奔跑。鲁佩打开车门。阿尔韦托手里拿着一把枪出现在宾馆外面。我宁肯他攥着的是一把刀。贝拉诺冲进车里时，利马很快把车开起来，我们沿着灯光暗淡的圣特雷萨大街飞驰而去。不觉间我们已经向维拉维西奥萨方向驰去，大家觉得这是个好兆头。早晨三点时，我们彻底迷路了。我们从车里出来活动了下腿脚。哪儿都看不见一丝灯光。我从来没有见过天空中有这么多星星。

我们在车里睡了一夜。第二天八点，我们醒来时都已经冻僵了。我们开着车在沙漠上跑啊跑，没有见到一个小镇，甚至连破落的牧场都没见着。有时我们迷失在光秃秃的山梁间。有时公路在峭壁和山谷间通过，然后又进入沙漠。1865年和1866年，皇家军队曾来过这里。只要提到马克西米利亚的部队就足以让我们丧胆。贝拉诺和利马在来这儿前了解点索诺拉的历史，说有个比利时的上校曾想抓捕圣特雷萨。那是比利时一个团的指挥官。我们一下子崩溃了。一支比利时和墨西哥的混编部队。当然，他们最后失踪了，虽然圣特雷萨的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他们被镇子的民兵击败了。很有趣。史称维拉维西奥萨也发生过一场小规模战役，也许是比利时殿后的部队与村民发生了冲突。利马和贝拉诺很熟悉这段故事。他们还在聊着兰波。我们只有凭直觉摸索了，他们说。真有趣。

晚上六点，我们忽然看到公路边有一幢房子。他们给了我们一些面饼和豆子，狠狠地花了我们一笔钱，还给了我们些清水，我们就着一只葫芦喝了。我们吃饭时这些农民一动不动地瞧着。维拉维西奥萨在哪儿呢？在群山的那边，他们告诉我们。

1月31日

我们找到塞萨雷亚·蒂纳赫罗了。与此同时，阿尔韦托和那个警察也发现了我们。一切都比我想像的简单，但这个结局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维拉维西奥萨是个鬼镇。这是墨西哥北方失踪杀手们聚集的小镇，最像阿斯特兰了，利马说。我不知道。我觉得更像一个疲倦或者乏味的小镇。

房子都是泥土坯盖的，但几乎所有的房子都带着前后院，有些院子还是水泥做的，样子怪怪的，跟我们在这疯狂的一个月里见到的别处的房子都不同。据我观察，这里有两家酒吧，一家杂货店，此外就什么也没了。别的全是住家。商业活动都在街上，在广场的边上，或者在镇里最大的建筑物的拱门下进行，那是镇长家的房子，里面似乎没有住一个人。

找到塞萨雷亚并不难。我们一路打听她，被人送到镇子东头的洗衣房。洗衣房是用石头做的，构造是这样：水先从高处流下来，流进一个小小的木槽里，那里足以容纳十个女人干活。我们到那儿时只有三个女人。塞萨雷亚站在中间，我们立刻认出了她。从后面看过去，她俯身对着洗衣槽，毫无诗意可言。她犹如一块岩石或者一头大象。她的屁股很大，捞起衣服拧出来时，胳膊有节奏地运动着，像两根橡树枝。她的头发很长，一直垂到腰上。她光着脚。我们喊她的名字时，她镇定地回过头正视着我们。另外两个洗衣女也转过身。塞萨雷亚和她的同伴望着我们，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右边的那位大概有三十岁左右，但也完全可以说已经有四十或五十岁了。左边的那位不会超过二十岁。塞萨雷亚的眼睛很黑，似乎把院子里所有的阳光都吸了进去。我望着利马，他已经不笑了。贝拉诺挤着眼，好像里面钻进一粒沙子。在某个时候，我说不上准确时刻，我们开始向塞萨雷亚家走去。我记得当我们走到无情的太阳下的小街上时，贝拉诺想作出某种解释或几种解释。我记得此后他就沉默不语了。后来我只知道有人把我们领进一间又黑又冷的屋子，我躺倒在一张席上立刻就睡着了。我醒来时发现鲁佩睡在身边，胳膊和双腿缠绕在我的身体上。我一时不知身在何处。我听到人声，然后爬起来。塞萨雷亚和我的朋友们在隔壁屋里聊着。我进去时谁也不瞧我一眼。我记得我在地板上坐下，点上一支烟。几捆用剑麻绳束起的草药挂在房间的墙上。贝拉诺和利马抽着烟，但我闻着却不像烟草。

塞萨雷亚坐在惟一的那扇窗户附近，频频向外张望着天空，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哭，但没有哭出来。我们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不知什么时候，鲁佩走进房间，在我旁边坐下，不声不响。后来，我们五个人都站起来向外走去，来到昏黄、几乎是白色的大街上。这时大概已接近黄昏，但热浪还是不断涌来。我们朝放车的地方走去。一路上我们只看到两个人：一个手拿晶体管收音机的老人和一个吸烟的十岁男孩。小车里面热得会让人晕眩。贝拉诺和利马坐到前面。我被夹在鲁佩和巨人塞萨雷亚·蒂纳赫罗中间。后来小车沿着维拉维西奥萨的土街吃力地爬行着，我们终于上了公路。

我们一出镇子就看到一辆小车从对面方向开来。这也许是方圆几里惟一的两部小车。我们顷刻间以为就要撞上对方，但利马往侧面一拐，把车刹住。一片灰尘在还没有经历沧桑的英帕拉四周纷纷落下。有人开始祈祷了。大概是塞萨雷亚吧。我感觉鲁佩的身体向我压来。尘土消散后，阿尔韦托和那个警察从另外那辆小车里出来，把枪对准我们。

我感到一阵恶心：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看见他们的嘴在动，我猜是命令我们出来。他们咒骂着我们，我听到贝拉诺说真是见鬼了。这两个婊子养的，利马说。

2月1日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贝拉诺打开他那一侧的门走出来。利马打开他那侧的门走出来。塞萨雷亚望着我和鲁佩说不要动。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她不是用这些词语说这句话的。但她的意思就是这样。我明白这个是因为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我说话。别动，她说，然后打开她那一侧的门下了车。

我透过窗户看着贝拉诺吸着烟走上前去，另一只手插在兜里。我看见利马就在他旁边，往后一些是像个幽灵战舰般颠簸的塞萨雷亚舰板似的后背。后来发生的事情一片模糊。我想是阿尔韦托向他们叫骂，让交出鲁佩。我猜贝拉诺让阿尔韦托自己去找，鲁佩归他了。也许这时塞萨雷亚说他们会杀了我们。警察大笑说不会，他们只想拿到这个小荡妇。贝拉诺耸了下肩膀。利马盯着地面。这时阿尔韦托阴沉邪恶的目光盯着英帕拉，搜寻着我们，但是完全无用。我想西落的太阳光遮挡着我们。贝拉诺用握烟的那只手向我们打着手势。鲁佩摇摇头，好像香烟的余火是个微型太阳。他们就在那儿，伙计，全归你了。好吧，我去看看我的女人，阿尔韦托说。鲁佩的身体紧紧地贴着我，虽然我们俩的身体都很柔软，所有的关节却都响了起来。她昔日的老板往前只走了两步。当他从贝拉诺身边经过时，贝拉诺一下子控制住他。

贝拉诺用一只手迅速抓住阿尔韦托的枪把。他的另一只手立刻从兜里取出，握着在卡沃尔卡买的那把刀。两个人滚抱在地，贝拉诺已经把刀扎进阿尔韦托的胸膛。我记得那个警察的嘴张得老大，好像沙漠里的空气顷刻间全没了，好像无法相信几个学生会来这么一场恶斗。接着我看见乌里塞斯·利马抱住了警察。我听到一声枪响后马上趴下。我从后座再次抬起头时，看见警察和利马在地上滚抱成一团，快到路边时才停住，警察骑在利马身上，拿枪对着利马的脑袋。这时我看见塞萨雷亚，庞然大物塞萨雷亚几乎无法跑却在奔跑着，滚到他们身上，我听到好几声枪响，我从车里钻出来。我费了很大劲才把塞萨雷亚的身体从警察和朋友的身上挪开。

他们三个人满身是血，但只有塞萨雷亚一个人死了。她的胸膛上有一个子弹洞。警察腹部的一处伤口不断地流着血，利马的右臂擦伤了皮。我捡起那把杀害了塞萨雷亚、伤了另外两个人的枪，别在皮带里。我拉起利马，看见鲁佩在塞萨雷亚身边哭泣。利马说他的左臂动不了了。我想可能断了，他说。我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那说明没断。阿图罗他妈的上哪儿了？利马说。鲁佩止住哭泣朝身后望去：大约三十英尺之外，皮条客一动不动的身体斜立着。我们看到贝拉诺了。你还好吗？利马大声喊叫。贝拉诺没有回应站了起来。他抖掉身上的灰尘，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他汗渍渍的头发贴在脸上，不停地用手抹着眼皮，因为汗水从额头和眉毛上不停地往下滚，落进眼睛里。他在塞萨雷亚身边跪下时，我才发现他的鼻子和嘴唇还在流血。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在想，但什么也没说。我只是走了几步松弛下僵硬的四肢的麻木感（可是为什么会僵硬呢？）我望了望阿尔韦托的尸体和通向维拉维西奥萨的那条孤独的道路。我听见警察在不断地呻吟，乞求我们带他上医院。

我回过头时看见利马和贝拉诺正在说话，靠在那辆雪佛兰上。我听到贝拉诺说我们把一切都搞成一团糟了，我们找到塞萨雷亚完全是为了把她推向死亡。后来我就什么也听不见了，直到有人拍了下肩膀，让我上车。英帕拉和雪佛兰驶出公路开进沙漠。天快黑之前，他们又停下来，我们下了车。天空上满是点点繁星，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听到贝拉诺和利马在说什么。我听到警察在呻吟，他快死了。后来我就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只知道我闭上了眼睛。后来，贝拉诺叫上我，我们两个把阿尔韦托和警察的尸体搬进雪佛兰的后备箱里，把塞萨雷亚的尸体放在后座上。搬塞萨雷亚的身体好像花了我们一辈子的时间。后来我们钻进英帕拉里吸烟或者思索，直到清晨终于来临。

后来，贝拉诺和利马说大家最好能分开走。他们把基姆的英帕拉留给了我们。他们开走雪佛兰，带走那几具尸体。贝拉诺终于放声哭了：一桩很公平的买卖，他说。你们现在想回墨西哥城吗？他问鲁佩。我不知道，鲁佩说。一切都乱套了，我很难过，贝拉诺说。我想他是说给我听的，不是对鲁佩。不过，现在我们要试着弥补，利马说。他也笑了。我问他们准备把塞萨雷亚怎么办。贝拉诺耸了下肩膀。他说，除了把她与阿尔韦托和警察埋在一起，别无选择。除非我们想要在监狱里待段时间，别，别，鲁佩说。你知道我们不想，我说。我们拥抱在一起，鲁佩和我钻进英帕拉。我看见利马想坐到雪佛兰的驾驶员那一侧去，但贝拉诺拦住他。我看他们商量了会儿。后来我看见利马坐到乘客座上，贝拉诺握住方向盘。很长时间没有动静。两部小车停在沙漠中间。你能开回公路吗，加西亚·马德罗？贝拉诺问。当然可以，我说。接着我看见雪佛兰启动了，有些犹豫，两部小车一起颠簸着穿过沙漠。后来我们就分开了。我改变方向去寻找回路，贝拉诺向西折去。

2月2日

我不知道今天是2号还是3号。也许已经4号了，甚至5号、6号了。但对我来说是几号都一样。这就是我们的哀歌。

2月3日

鲁佩对我说，我们是墨西哥仅剩的最后的本能现实主义者。我躺在地板上抽着烟，望着她。让我歇会儿，我说。

2月4日

有时我会胡思乱想，我想像贝拉诺和利马花了好几个小时在沙漠中间挖出一个坑。然后，等天黑下来后，我想像他们便离去，消失在埃莫西约，把雪佛兰随便放在某条街上。我只能想这么远了。我知道他们计划乘巴士返回墨西哥城。我知道他们还想在那里见到我们。可是我和鲁佩都不想回去。在墨西哥城见，他们说。在墨西哥见，两部小车在沙漠上分路前我这样说。他们给我们留了一半钱。后来，只剩下我们时，我又把一半钱给了鲁佩。以防万一。昨晚我们回到维拉维西奥萨，在塞萨雷亚的家里过了夜。我找到了那些笔记本。它们的样子很普通，就放在我第一次来时睡着的那个房间。屋里没有电。今天我们在酒吧吃的早餐。人们望着我们一语不发。鲁佩说，我们可以待在这里，愿意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

2月5日

昨天晚上我梦见贝拉诺和利马把阿尔韦托的那辆雪佛兰扔在巴希亚基诺的一个海滩上，然后向大海走去，横渡到加利福尼亚。我问他们为什么去那里，他们说为了逃命，然后就消失在一个巨浪后面。我把这个梦给鲁佩讲了，她说太傻了，我不应该担心，利马和贝拉诺可能都挺好的。下午，我们又去另一家酒吧吃饭。又是同样的一群人在那里。没有一个人提到我们为什么住在塞萨雷亚的屋子里。好像没有人在乎我们在小镇上出没。

2月6日

有时我觉得那场拼杀就像一场梦。我看见塞萨雷亚又回来了，好像百年沉船上再次传来汽笛声。我又一次看到她扑在警察和乌里塞斯·利马身上。我看见她胸部中了一颗子弹。最后我看见她朝警察开了枪或者最后一颗子弹打偏了。我看见她死了，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分量。后来我又浮想联翩了。我想到塞萨雷亚也许跟警察的死毫无关系。然后又想起贝拉诺和利马，一个人在为三个人挖坟墓，另一个人右胳膊上绑着绷带看着干活。我又想像是利马打伤了警察，塞萨雷亚扑过来时警察一时失措，利马看到了机会夺过枪对准警察的腹部。有时，出于好奇，我又试图想像阿尔韦托死的经过，但却勾画不出来。我希望他们把枪也一同埋葬了。不妨把他们的枪埋在沙漠的另一个坑里。无论如何处理，我都希望他们能扔了那两把枪！我记得在把阿尔韦托往后备箱里抬的时候，我检查了他的衣兜。我想找到那把他用来测量自己那家伙的刀。没有找到。有时，出于好玩，我又想想基姆和他的英帕拉，想想这部车他恐怕永远见不到了。有时我会因此哑然失笑。有时又觉得并不好笑。

2月7日

这里的食品很便宜。可是这儿没活儿干。

2月8日

我读了塞萨雷亚的笔记本。我找到这些笔记本后心想迟早要把它们寄到墨西哥城，寄给利马或贝拉诺。现在我不想寄了。这样做毫无意义。索诺拉的每个警察肯定都在追捕我的朋友们。

2月9日

回到英帕拉，回到沙漠吧。我在这个小镇上感到很开心。离开前，鲁佩说我们可以随时回到维拉维西奥萨。为什么？我问。因为这里的人已经接纳了我们。他们全是杀手，跟我们一样。我们不是杀手，我说。这儿的人们也不是杀手，不过是这么一说而已，鲁佩说。总有一天，警察会抓住贝拉诺和利马的，但他们永远不会发现我们。噢，鲁佩，我是多么爱你，可你错得太离谱了。

2月10日

库库佩，图阿佩，梅雷西奇克，奥波德佩。

2月11日

卡尔沃，绿洲，费里克思，埃尔库特罗，特林切拉斯，拉西纳格。

2月12日

巴姆里，皮提基托，卡沃尔卡，圣胡安，拉马拉维拉斯，拉斯卡伦图拉斯。

2月13日

窗外是什么？

一颗星星。

2月14日

窗外是什么？

一张纸。

2月15日

窗外是什么？

译后记

据说罗贝托·波拉尼奥是继马尔克斯、科塔萨尔、略萨这一辈大师之后的拉美大师级作家。他的作品纷纷被翻译成英文，进入英美读者的视野。一位美国作家朋友听说我在翻译波拉尼奥的长篇《荒野侦探》后立刻拉我进入她的一个阅读群，这个群的人是专门研读波拉尼奥的另外一部长篇大作《2666》的，群员包括该书的编辑、评论家、作家和相关的爱好者。他们读得很辛苦，还不断讨论。该书可谓长篇巨制，英文版差点到1000页了。据豆瓣网上一篇文章介绍，2007年3月，第四届世界西班牙语大会在哥伦比亚召开期间，该国杂志《Semana》向81位西班牙、拉美文学专家，包括编辑、作家、文学评论家和记者，发出调查问卷，评出过去25年来一百部最佳西语小说，前四名依次是马尔克斯的《霍乱时代的爱情》，略萨的《山羊的盛宴》，罗贝托·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和《2666》。

《荒野侦探》的结构非常奇特，前124页为第一部分，是十七岁的少年诗人胡安·加西亚·马德罗的日记，从1975年11月2日写到12月31日，主要记叙马德罗与全书的两位核心人物——诗人贝拉诺和利马——以及围绕在他们发起的本能现实主义诗歌运动四周活动的其他诗人的往来情况，他们少不了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这部分以两个诗人从墨西哥城出发前往墨西哥北方沙漠地带寻找上个世纪初活跃的一个先锋派女诗人结束。第二部分是全书的核心，某个我们不明身份、也许是研究利马和贝拉诺发起的诗歌运动的人采访了跟这两个诗人相识、甚至只有一面之交、甚至是仇敌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各自目击或者耳闻的两个诗人的生活片段。极其庞杂、甚至无序的叙述既丰富了同时又模糊了两个诗人的形象。在嘈杂的私语和喧哗声中，复杂的人性矛盾，波澜壮阔但又落实到个人头上的拉美社会变迁的历史逐渐展现开来。 在这部分中，每个人说话的时间和地点都标注得非常具体，时间跨越1976年到1996年，长达20年。这里几乎出现了我们能想到和想不到的各种职业和阶层的人物，而且这些人物遍布欧洲和拉美各个角落，足迹甚至到了以色列。第三部分忽然接上少年诗人马德罗的日记，从1976年1月1日开始，2月15日结束，主要情节是马德罗与两个比他年长的诗人外加一个小妓女在墨西哥北方沙漠寻找先锋派女诗人的经过，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女诗人，可惜大小诗人们却与四处寻找小妓女的皮条客遭遇，最后诗人们合力杀死了皮条客，在残忍的刀枪肉搏中，年迈的先锋派诗人却死去了。

不消说，翻译任何严肃作家的实验之作都是一件极其痛苦的工作。我所遭遇的痛苦不仅在于文字，还在于作家的率性，特别是精心而为的率性。波拉尼奥的野心是要原汁原味地复制生活中的细节，因此，他在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叙述中几乎采用了录音原稿似的文字，纯粹的口语，有些地方细节得让你崩溃，得让你觉得他根本不把所谓的剪裁取舍章法放在眼里，有些地方又戛然而止。另外，他要让自己的人物泥沙俱下地说个痛痛快快，但骨子里却并不贪恋叙述的快感。他处理性素材的手法也绝不文艺化，几乎是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你想让他多来点，他却偏不了。他是一个既铺天盖地又高度节制的作家。这个手不离烟、胡须遍脸、风格硬朗之人关心的是忠于实生活，不靠形容词吃饭。可惜几种毫无节制的不良嗜好摧毁了他的健康，在他厌倦了浪迹天下的生活，终于安定下来后，波拉尼奥在辞别这个世界之前给世人贡献出大量别具一格的作品。

翻译结束了，我当然是惶惶然（形容词），觉得难以尽传原作的风貌。惶然中我要衷心感谢李恒嘉，因为我还给她留下了自己解决不了的很多古怪的名词和说法。另外还要感谢邵艳美，她把这本书推荐给了我。

杨向荣

附录：罗贝托·波拉尼奥与他的《荒野侦探》娜塔莎·温默（《荒野侦探》《2666》英文版译者）

1976年，一个留着凌乱的头发、戴着飞行员眼镜的二十三岁的年轻人站在墨西哥城甘迪书店里，这是家很不明智地让他免费看书的书店之一。这位年轻人在读一篇宣言，宣言号召他的诗友们为文学放弃一切，让大家以兰波为榜样，开始上路。他说，真正的诗人应该走出咖啡屋，与“神枪手、孤独的牛仔们……烦人的超市顾客等等这些为数众多又各自为政的人们打成一片”，汇入这些聪明、孤独、无人关注、屡遭鄙视的人流中去。

这篇标题叫《再次抛弃一切》的宣言是一个名为“现实以下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这个年轻人叫罗贝托·波拉尼奥。在此后的二十年间，他信守自己的诺言生活，白天干着最卑贱的这样那样的活儿，晚上则坚持写作。但是在短暂一生的最后岁月，发表了长篇小说《荒野侦探》后，他才彻底打破自己在宣言中的承诺。用西班牙小说家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的话说，这部小说“标志着‘大爆炸’时期的大师及其所代表的地方色彩开始要终结了。”从1970年代以来，还没有哪本长篇小说对拉美文学产生过更大的影响。

1998年《荒野侦探》出现之时，拉美小说仍然存在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一派立场鲜明地崇拜和学习以“大爆炸”著称的60年代的著名作家们，一派则决心拒斥他们的影响。对许多北美作家来说，“大爆炸”几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同义词，事实上它是一场众多天才共同制造的大爆炸。加西亚·马尔克斯不过是那群重要作家中的一员，可以说是这群作家共同引领了战后几十年间拉美文学的繁荣。他们包括：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胡里奥·科塔萨尔、卡洛斯·富恩特斯、胡安·鲁尔弗、何塞·莱萨马·利马等。在他们之前，每个拉美国家的文学几乎完全局限于本国内部，而且每个国家的文学都喜欢强调自己的民族性。在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的记忆中，要想在阿根廷的书店里找本智利出版的书是很难的。有趣的文学新作似乎都有待翻译。

大爆炸改变了这一局面，因为受卡夫卡对官僚体制的讽刺和福克纳地方传说影响和启发的作家们，对本民族的精神可能吃得更加深透。现代小说中寓言家们的变形同时给他们指明了描述和超越自己时代和地方局限的道路：他们生活的那片大陆上，技术的突飞猛进和令人发指的赤贫、独裁政府、异想天开的传统并存不悖。他们的作品形式也千变万化：有科塔萨尔机智诙谐、表现城市困惑的短篇小说，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描写农村奇思妙想的长篇编年史，有略萨结构复杂、反映压抑和情欲冒险的故事。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作品描写的都是舶来的现代性和更加古老的幻想生活的重叠交织。

大爆炸文学模仿者的数量可以兵团计，然而在波拉尼奥和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看来，他们不过是在贩卖某种异国情调的陈词滥调：什么独裁者、妓女、族长、鬼魂之类的东西，只是为了出口而已。这种状况在拉美已经发生了改变。在很大程度上，独裁者已经成为过去。资本主义、世界银行、跨国毒品交易这些邪恶的新面孔取代了军事独裁者、敢死队和政治迫害。大爆炸年代的幽灵和恐怖已经逐渐从本土淡出。

1990年代的某些年轻作家，如墨西哥的豪尔赫·博尔比（Jorge Volpi）和伊格纳西奥·帕迪利亚（Ignacio Padilla）已经把他们的小说的背景放在欧洲或者疑似欧洲的国家。另外一些作家，如智利的阿尔韦托·富格特（Alberto Fuguet）更借重北美作家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Bret Easton Ellis）的路子，关注的是迷失在浅薄的北美大众文化中的拉美中上层阶级的生活。总而言之，他们都是实用主义的叛逆者，这点也昭然若揭。他们缺乏新生活、自由的想象力，需要创作出具有刺激性和有活力的而非保守的作品。

罗贝托·波拉尼奥于1953年出生于智利的圣地亚哥，先后在智利的很多落后小镇度过童年时代，像洛斯安赫莱斯、瓦尔帕莱索、基尔佩、比尼亚德尔马、考克内斯。父亲莱昂·波拉尼奥是一个卡车司机和业余拳击手，母亲维多利亚·阿瓦诺斯在学校教数学和统计。

后来，波拉尼奥很少谈论自己的童年时代。据母亲说，他刚刚三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学阅读，七岁时就已经写出一篇小说，讲述几只母鸡爱上了一只鸭子，令畜栏的其他动物感到愕然。他最早的文学记忆之一就是听母亲大声朗读聂鲁达的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

1968年，波拉尼奥举家迁到墨西哥城。对波拉尼奥来说，他的青春就是从那里开始的。他经常逃学，就是为了读自己喜欢的书和写东西，常有青春期的叛逆之举，假期时也不例外。他经常偷书。经常暗中跟踪自己钦佩的作家。如其后来所说，他经常像受虐狂般地写东西，在阅读中获取虐待狂般的快感。在阅读障碍、慢性失眠和“性器质问题”（problems of a sexual nature）阴影笼罩下的青春期，这些活动在他成长过程中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最让波拉尼奥兴奋不已的当然是诗歌。无论他的长篇和短篇小说后来受到多么巨大的关注，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诗歌创作，始终觉得小说的艺术性要稍逊一筹。他为了反对聂鲁达的抒情的泛滥，写了一首模仿1914年出生的“反诗人”尼卡诺尔·帕拉（Nicanor Parra）的诗：半个世纪了/诗歌从来都是一个庄严的笨蛋的天堂/直到我穿着溜冰鞋走来。如果你愿意，可以继续向上攀登/当然如果你掉了下来/嘴巴和鼻子流的都是血/我可不负责。

除了帕拉，波拉尼奥还读20世纪拉美先锋派诗人的作品。如塞萨尔·巴列霍、维森特·维多夫罗（Vicente Huidobro）、马丁·阿丹（Martín Adán）、卡洛斯·奥肯多·德·阿马特（Carlos Oquendo de Amat）、巴勃罗·德·罗克亚（Pablo de Rokha）、希尔维托·欧文（Gilberto Owen）、拉蒙·洛佩斯·贝拉尔德（Ramon López Velarde）、奥利维里奥·希龙多（Oliverio Girondo）——所有这些诗人在他看来都很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法国的象征主义诗人们。波拉尼奥常说自己至少有十种不同版本的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他对那些讲究形式的作家，对那些比任何学者都会遵守某种更加严格、更加古典的苛刻标准的波德莱尔式的局外人，怀有绝对的偏爱。这种对严苛标准的喜爱吸引着他去读墨西哥评论家和古典学者阿方索·雷耶斯，去读博尔赫斯，去读胡里奥·科塔萨尔（大爆炸文学的成员，波拉尼奥承认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去读阿根廷寓言主义作家阿道弗·比奥伊·卡萨雷斯（Adolfo Bioy Casares）。

波拉尼奥还对情色文学和哥特小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偷的第一本书是皮埃尔·娄斯的小册子，但不记得是《阿弗洛狄忒》还是《比利提斯之歌》了。

1973年，波拉尼奥二十岁的时候决定回到故国智利，取道漫长的陆路沿着太平洋南下。他计划在那里参加一个人民戏剧的活动。幸运的是，他到圣地亚哥没有几个月就爆发了皮诺切特的政变。当天晚上，他完全是出于义务找到一个平民共产主义组织，被安排在一条空荡荡的大街上站岗。那天晚上安然无事，可是，几个月之后，他乘坐的巴士在一个检查站被拦住，他的墨西哥口音引起警察的注意，他就此被捕。

波拉尼奥在监狱里关了八天后被两个老同学看守认了出来，他们安排释放了波拉尼奥。多年后他经常调侃自己的那次政治监禁（德国有些报章称他蹲了六个月的监狱），然而对自己曾参加过抵制皮诺切特政变的斗争有种可以理解的自豪感。

英语国家的人们也许很难理解，在拉丁美洲，写作和激进的政治之间的纠缠是何等之深。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当作家就意味着要在革命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作出选择。在英语世界单纯以伟大小说家知名的作家，在本国的身份却要复杂得多。西班牙内战期间，聂鲁达因朋友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遇刺政治化，成为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聂鲁达的好朋友、墨西哥诗人和散文家奥克塔维奥·帕斯被迫要说聂鲁达和别的共产主义者“开始怀着美好的信仰，但是……发现自己卷进了谎言、虚伪、欺骗和造假的陷阱，终至丧失了灵魂”。巴尔加斯·略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交恶，起因不过是他们所谓的一场私人争执，并且由于后者绝不后悔对卡斯特罗的支持而变本加厉。

很有意思的是，波拉尼奥对二者均不以为然：“加西亚·马尔克斯：此人因认识众多总统和大主教而陶醉不已；巴尔加斯·略萨：与前者行同伯仲，只是修饰得更加光鲜而已。”波拉尼奥和他的朋友们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古巴革命就已在压抑和痛苦中结束，墨西哥的革命组织革命制度党成为执政党，因为1968年在墨西哥城的特莱特洛尔科发生了针对学生的屠杀事件而蒙上永久之耻。美洲大陆上的游击队运动招致了邪恶的左派的反扑。然而，作家们继续被革命思想吸引着——也许是勉为其难吧。波拉尼奥在萨尔瓦多旅行期间认识了几个ERP组织（一个宣扬武装暴动的马列主义团体）的诗人革命家，这些人后来暗杀了熟睡中的自己的同志，诗人罗克·道尔顿。波拉尼奥在《荒野侦探》中对马那瓜湖文学野餐的描写活画出另一个中美洲国家革命后苦涩可笑的图景。他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们为党派而战，可他们胜利后，很可能也立即将我们送入劳改营；我们为之拼搏并且慷慨献身的是一个已经死去五十多年的理想。”

这种偏激感——不光是幻灭更是被耽误——是理解现实以下主义者波拉尼奥行为的关键。波拉尼奥和自己最要好的朋友马里奥·圣地亚哥，智利诗人中的布鲁诺·蒙塔内，及其十几个追随者，坚决不再阅读他们极端蔑视的诗人的作品，吼出了自己的诗。他们选择折磨的诗人往往有一个共同点：全从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政府拿钱，他们制定了一个资助（有人也许会说是收买）墨西哥顶级作家和思想家的政策。然而这种激励也可以别有解读。在波拉尼奥等人看来，拒绝以诗歌为职业其实就是严肃地把诗歌当做生活本身来对待，而反之亦然。波拉尼奥喜欢说，如果作家以这种写作精神为生，那么读者自然会感觉到那种激情的，也会以之为生的：“如果诗人自己沉浸到事物中去了，读者自会沉浸进去。”

这个理念产生的效果在波拉尼奥所有的作品中都可以感觉得到，但在《荒野侦探》中尤为明显。他在这部小说中有趣地唤醒了1976年左右的各种人物、恋爱事件、争论以及放荡不羁的墨西哥城最琐碎的细节。他甚至罗列了街道的名字，有些墙上还抹着说给他听的涂鸦。他记得，有一次偶尔看到自己的一个现实以下主义对手涂抹在墙上的话：“滚回圣地亚哥去，波拉尼奥，再带上你的圣地亚哥。”（显然，第一个圣地亚哥是指智利首都，后一个圣地亚哥是指马里奥·圣地亚哥。）1998年，波拉尼奥在西班牙的家里给马里奥写了一封信，当时距离马里奥被卡车撞后身亡前不久，他在信里这样说：

我开着窗户，外面正在下雨，这是一场夏季的暴雨，电闪雷鸣，属于那种让人兴奋或者忧郁的天气。墨西哥怎么样？墨西哥的街道、我的幽灵、我们看不见的朋友们怎么样？“天堂的东侧”还开着或者已经歇业了吗？在类似这样的某个晚上，我口袋里还有点钱的时候，我也许就上你住的地方来了。如果没有钱，那也没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一起行走过的那段街区已经成为历史，但它依然长存。我的意思是，我假设、我感觉，它依然活生生的，虽然在黑暗中，但依然活生生的，依然那么傲慢——谁会这么想呢。好了，不要扯远了。我在写一本小说，在这本小说里你叫乌里塞斯·利马。小说的名字叫《荒野侦探》。此致关怀。R。

波拉尼奥和马里奥·圣地亚哥就像《荒野侦探》里的贝拉诺和利马，他们于1977年离开墨西哥城远赴欧洲，那场诗歌运动失去了领袖。圣地亚哥还去了以色列，又在巴黎待了一段时间。波拉尼奥最后落脚在巴塞罗那。

佛朗哥将军死后已经两年了，巴塞罗那依然充满了解放的感觉，不仅仅在政治方面，性和艺术方面也同样。波拉尼奥在老城的中心地带有间公寓，白天或者晚上，拉美和西班牙的朋友经常来拜访。他干过洗碗工、服务生、码头装卸工、垃圾处理工、季节性短工、接待员等。他声称自己最喜欢的工作是巴塞罗那城外一家野营地的夜间看门人。他一贫如洗，经常生病。这么多年下来，他的大部分牙齿都掉了，像“汉舍尔和格丽特”的面包渣般掉在他徒步旅行过的那些国家了。

三十出头的时候波拉尼奥开始浪子回头。他对文学机构的排斥差不多到了激愤的地步。“我对所谓的官方文学非常之轻蔑，不过也只是比对边缘文学的轻蔑稍微重一点点而已。”后来他离开巴塞罗那去了希罗纳小城，随之又搬到更小的海边小镇布拉内斯，在巴塞罗那北边四十英里处，在那里靠做小本珠宝生意养活自己。中午的时候喜欢带着水下吸管去一个防浪堤附近游泳，当时那里依然还能看到章鱼。到了晚上，在一叠厚厚的本儿上记妥账目之后，他就开始趴在地上写东西，因为没有书桌。

1982年，他跟卡塔洛尼亚·卡罗琳娜·洛佩茨结了婚。至此，波拉尼奥才算彻底安顿下来。在某种程度上，布拉内斯对他而言是个临时的家，一个有着休闲海滩和公寓塔楼的交通中转小镇，一个平淡无奇的小镇（尽管这是布拉瓦海岸最古老的定居点之一）。也许他喜欢的就是这点。这是一个很中性的地方，到处都是游人。他自己已经不再是游客了，但也算不得本地人。多年以后，他写到布拉内斯时充满惜爱之情，甚至在1999年发表了这个小镇的年度演说，在这篇演说中他向在布拉内斯最初认识的朋友们表达了敬意，“几乎所有的瘾君子……如今他们绝大部分已经不在人世”。

1990年，波拉尼奥的儿子劳塔罗出生（后来又有了女儿亚历山德拉），从那时开始他决定干更有赚头的职业：由写诗转而写小说。1990年代早期，他开始写些短篇参加西班牙举办的地方性文学大赛，这些竞赛往往有着不菲的奖金。1993年，他获了好几个这样的奖，此后就完全靠写作来养活自己了。

1996年，他的几部重要作品陆续出版，包括《美洲纳粹文学》和《遥远的星辰》。前者是一部关于虚构作家的虚构的百科全书，后者讲述的是一个法西斯诗人和宣传家的故事。在这些作品中，他找到了对一个讽刺家来说最重要的主题：坚持政治上的极端主义以及文学本身对作家的诱惑，这个思想在波拉尼奥的小说中还发挥着类似最后的乌托邦的作用。他的法西斯作家群像代表着无数阿谀奉承，想获得权力，想与现行体制、文学机构，想与左派和右派的陈词滥调怡然共处的诗人和小说家。

这两部中篇小说给波拉尼奥赢得了西班牙最权威的出版家豪尔赫·埃拉尔德（他的安纳格拉马出版社出版了波拉尼奥的《遥远的星辰》和之后的所有作品）。到了1998年，随着《荒野侦探》的出版，波拉尼奥成为大师级的人物。他获得了埃拉尔德奖和西班牙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项罗慕洛·加列戈斯奖，从评论家那里得到了标志着版图改换的赞美，从读者那里得到了只有献给冲动地期待着的小说才会有的美誉。

那个关于两个隐隐约约探求着什么的诗人的故事是波拉尼奥作品中一目了然的个人经历。主人公阿图罗·贝拉诺当然就是波拉尼奥了，而波拉尼奥形影不离的伙伴乌里塞斯·利马，自然是马里奥·圣地亚哥。他们对诗歌的激情就是波拉尼奥对诗歌的激情，他们多年的漫游经历就是波拉尼奥多年的漫游经历。

波拉尼奥有一次说《荒野侦探》就是自己对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回应。跟这部先驱作品一样，《荒野侦探》表现的也是友谊，不仅是贝拉诺和利马之间的友谊，同时也是他们和推动着这部作品叙述发展的作家伙伴们之间的友谊。跟《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一样，它也是一部表现纯真失落的故事。小说从墨西哥城开始，一直漫游到巴黎、以色列、维也纳和巴塞罗那，最重要的是，主人公们也经历了二十年不可逆的经验和普遍的幻灭。正如波拉尼奥在接受加列戈斯奖的演说中所说的那样，“整个拉丁美洲撒遍被遗忘的青春骸骨”，他在《荒野侦探》中再次唤醒了这些青春的生命。

“侦探”一词对波拉尼奥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或者，更准确地说具有多重意义。首先是指老套的风格，指老到隐秘的目光，冷静又睿智。其次是指其形而上的意义，隐藏在这个世俗的主人公内心的意义探寻者。然而，更重要的是，波拉尼奥似乎把这位侦探偶像化成某个寻找更加可怕的迹象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老手，而且他从不放弃，从不畏缩。他是一个见证者，一个观察者，一个钻到别人肺腑中去的人，一个钻到绝对血淋淋的核心中去的人。他的诗集《3》（Tres）中有一首这样的诗：“我梦想我是一个年迈多病的侦探，去寻找那些已经迷失了很久的人们。有时我偶然看向镜中，认出了罗贝托·波拉尼奥。”

《荒野侦探》发表的时候，波拉尼奥已经患病在身，且已有些时日。1992年，他查出患有致命的肝病，这意味着他的几乎所有小说都是在死亡的威胁下写出来的。他的生活从来都是很简单的，现在变得更加简朴了：菊花茶，无尽的香烟，永不停歇地写。

波拉尼奥抱有非常严肃的文学不朽理念——即便把它变成一个玩笑时也矢志不渝。在他的小说中，无论长篇还是短篇，失败潦倒的作家频频成为主角，其中也不乏失踪的作家，他们的遗产必须要保存下来。在发表过的惟一有阿图罗·贝拉诺重现的短篇小说《摄影》中，他碰巧看到一本记录1960年代和70年代法国诗人插图版百科全书。他在观看诗人的照片，阅读现在已经恍如隔世的传记时，他在地平线上看到一线鸟儿，“一幅带电的插图在鼓动着或者展开它们的翅膀，渴望着它们的死亡，渴望着我的死亡，贝拉诺想，接着把眼睛闭了足够长的片刻，好像在闭目思索或者哭泣。”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波拉尼奥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每年出一本书，同时在写着他的《2666》，他坚信这部规模庞大的小说将成为自己的代表作。他对长篇巨著和短作的不同优势想得很清楚。“长篇小说就是遗憾的艺术。它可能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不完美的形式。你写的页数越多，暴露出的遗憾可能越多……就像盖一幢普通房子跟建造一座摩天大楼是不一样的，一幢普通房子只要舒适即可，而一座摩天大楼的要求却要高很多。”

在波拉尼奥看来，自己最完美的短作品应该是安纳格拉马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智利之夜》。他对这部作品复杂的结构非常自豪。他还觉得这部小说非常有趣（“至少我写的时候笑得要疯掉”）。无论长短，波拉尼奥所有的作品都是一个规模更大的大河小说（roman-fleuve）的一部分，或者互有关联的作品的延续。《荒野侦探》出版两年后发表的中篇小说《护身符》基本上就是前者一个长章节的扩展版；长篇小说中出现的很多人物同时也在短篇小说（目前可找到的精彩的英文选集只有《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中有镜像般的对应，波拉尼奥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各种重复的活动、相似性以及回声，这并不是象征着无数重叠的世界，而是象征一个独立的世界在穿越不同的化身。这些人物犹如在一场梦中，不断改换着形象、名字或者背景，其实这些东西完全是一回事。真实生活中的人物弥漫在整个短篇和长篇小说中，《荒野侦探》中那个贝拉诺要与之决战的评论家在真实生活中，名字稍作改变，即成为《2666》中的遗嘱执行人。在波拉尼奥的作品中，生活不仅仅是小说的素材，相反，生活和小说似乎在交叉繁殖。

波拉尼奥还写评论，而且，随着《荒野侦探》的成功，他在对自己不喜欢的作家的苛评和自己喜欢的作家的赞美中讨取着极大的快感。他喜欢制造排名：用西班牙语写作的三个最差劲的作家，五个最出色的作家，诸如此类。他反复贬低伊莎贝尔·阿连德。他管保罗·科埃略叫“以巴西肥皂剧中巫医的形式穿梭于巴比斯（Henri Barbusse）和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之间”。他眼中的80年代，对拉美文学来说是一个特别痛苦的十年，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拙劣的模仿者，如劳拉·埃斯基威尔（Laura Esquivel）或者可怕的引述着没有引述价值东西的青年作家，如阿尔韦托·富格特，还有以最罪恶的方式写着历史题材的作家”。在波拉尼奥某些非常让人过瘾的散文中，他的批评几乎行走在荒诞戏的边缘：“听着：我绝不排斥作家传记，长得简直像写这些东西的作家的那玩意儿，勃起时至少有一尺长。”

甚至——或者尤其是——波拉尼奥处于最狂躁的情绪状态之时，他的文学激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而且在更年轻的作家那里得到了某种回应。西班牙作家哈维尔·塞卡斯（Javier Cercas）在自己的长篇小说《萨拉米斯士兵》中把波拉尼奥当做主角写进去（把他刻画成一个说话轻柔、头发卷曲、不修边幅、不刮胡子的智利人，经常在写作上给塞卡斯传授一些圣贤般的忠告），还有作家豪尔赫·博尔比在《年底的疯狂》（El fin de la locura）中对他有栩栩如生的特写。当然波拉尼奥自己经常免费配发这样的特写，如果某人被纳入他的小说可算是一份殊荣。

终其一生，波拉尼奥与智利文学机构是一种充满争议的关系，还很难说它们是否承认波拉尼奥属于自己的一员。政变后，直到1998年波拉尼奥才返回智利，而且走到哪儿都不怎么受待见。他对智利和智利人有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讲的是另外一种智利移民的故事，这个智利人发誓一旦回到智利，一定要吻一下那片大地。“他忘记了恐怖、不公和麻木。”只要谈到流放问题，波拉尼奥就非常不耐烦（“我不相信流放，特别是流放一词旁边配着文学的时候”），但是他所到之处都觉得自己显然是一个外国人，这种感觉就始于智利。他常常说，他的故乡就是西班牙语。

这种地理上失去根的感觉成为把他与前辈作家隔断开来的另一个要素。虽然很多前辈作家也生活在流放状态（巴尔加斯·略萨生活在巴黎、马德里、伦敦，加西亚·马尔克斯生活在墨西哥城），纵然他们也为国际读者而写作，他们的小说仍然根植在特定的地方生活之中。他们不过在更新本民族的文学，波拉尼奥则在创造着一种全新的、国际的、后民族的文学，在创造着一个从全球漂泊者，事实上也是拉丁美洲人的角度看到的世界，而这个人也观看夜间的电视电影、阅读菲利普·迪克的东西，在这个世界“9·11”就意味着智利皮诺切特政变的那一天，也是指纽约世贸中心遭到袭击的那一天。“我从智利的“9·11”中活了下来，非常痛苦地度过了这一天，同时也——因为我那时才二十岁——感到很享受。纽约的“9·11”让时在米兰的我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震惊不已，我看到爆炸的场面后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八十年的画面。”

《2666》中弥漫着一种毛骨悚然的阴谋感，这部小说占去了波拉尼奥生命的最后岁月，终于在2004年出版，在他死后。这部长达1200页的巨著共有五部分，可以说是一项野心宏大的工程。早期小说中出现的零星恐怖在这部小说中更加浓缩，邪恶本质清晰可见。如果《荒野侦探》是向外扩张之旅，那么《2666》无异于自动崩溃。这部作品的核心——他的黑洞——就是圣特莱莎，这个城市其实就是墨西哥北部华雷斯城的简单伪装。在圣特莱莎，少女和女人们以令人惊讶的频度被强奸，在小说漫长的中间部分，波拉尼奥逐一记叙了这种凶杀细节，一次又一次无情地加以放大。

围绕这个黑暗中心的是典型的波拉尼奥式探寻，即对失踪作家的搜找。但是，这次却是作家本人亲居中心舞台，他的寻找者们不是逐渐减少就是在奚落（他们是四位闹剧般四处搜罗的欧洲学者，最后在圣特莱莎结束旅程）。其中的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是一个很有趣的角色，一个加斯·豪瑟式的桀骜不驯的小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跌跌撞撞地活过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作家，像品钦那样隐居遁世但又非常欧洲化，成为一个20世纪暴力的接收器和具体到日期为2666年的浩劫的避雷针。圣特莱莎的那个停尸房与20世纪历史和文化的腐败衰落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它已经成为一个葬人的大坑，名副其实地容纳着无穷牺牲者尸体的接收器。

波拉尼奥死后，盛传他为了完成《2666》的创作而推迟了肝脏移植计划。无论如何，他争分夺秒要完成这部著作，在那篇名为“文学加疾病等于疾病”的令人悲怆的演说中，他谈到了在明知病入膏肓的情况下的生活。他几乎从不跟朋友们谈论自己的健康，也很少诉诸文字。“描写疾病，特别是如果已经病入膏肓，那可能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如果不仅是病入膏肓而又疑神疑鬼，在这种情况下去写疾病，那可能是一种受虐狂和绝望的行为。”

在演讲中，波拉尼奥提到精神疾患与现代人的疾病变得息息相关，他引波德莱尔的长诗《远行》（Le Voyage）中的一节，作为《2666》的题辞：

旅行者们带来的讯息多么陈腐啊！这个世界是那么千篇一律和渺小，无论今天，明天，昨天，我们都把自己看作一片无聊沙漠上的恐怖绿洲！

对旅行的类似怀疑——而且延伸为对生活探询的怀疑——用那篇现实以下主义宣言中的一句话表达出来了：“这个人将行走数千公里，可是这条道路终将吞没他。”这趟旅程将是货真价实的彻底消耗。然而，正如波拉尼奥在“文学加疾病等于疾病”的演说中接着说的那样，“我们在寻找解毒剂和治病良药，那个所谓的新东西，那个我们只能在未知领域找到的东西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求助于性、书籍和旅行，即便我们深知这一切也许会把我们带向深渊，而这个深渊也是我们能找到治愈良药的惟一地方。”

无论如何，波拉尼奥说这些的时候是很严肃的。在逝世前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到什么让他感觉有希望时，他换了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了这个意思。“我对孩子们满怀希望。对孩子和武士满怀希望。对那些像孩子的孩子和像个勇敢的男人一样战斗的武士满怀希望。”2003年7月，跟编辑豪尔赫·埃拉尔德讨论完《2666》的出版计划后不久，波拉尼奥因大出血住进医院。几个星期后，他就死了。

波拉尼奥的工作习惯向来很挑剔，留下的《2666》的定稿中五个部分标得清清楚楚。埃拉尔德谈到波拉尼奥态度非常认真，无论作品篇幅多么浩繁，他都要深思熟虑。“手稿毫无瑕疵，处理得干干净净。我经常提点建议：有时他会接受，有时不会。他挺固执（或者说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有把握）。”波拉尼奥的短篇可谓控制简练的精确典范。他的两个大部头巨制都是别有所图：要写出那种把粗糙的边缘、散漫的目标、失误、缺点全都容纳进来的作品。在此，生活的心血全部流进了艺术，反之亦然，甚至最终为死亡，那个人生中最伟大的矛盾，裂开了缝隙。考虑到不朽只有在死后才可能获得，波拉尼奥为了排练它的到来可谓殚精竭虑。在某种意义上，《荒野侦探》是关于两个幽灵的故事，游荡到死后世界的男人的故事。他们在这些神话和朋友的记忆中的不朽折射出波拉尼奥本人在他读者心目中的不朽。